《日瓦戈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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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日瓦戈医生》是苏联当代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 　　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10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东尼娅一起受教育。 　　日瓦戈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东尼娅结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 　　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图书馆里遇见女友拉拉。拉拉是随同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他躲避拉拉，不同她见面。日瓦戈告诉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是旧军官出身，不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们一旦不需要党外军事专家的时候，就会把他踩死。 　　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队里呆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已逃跑。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坑害过他们两人的科马罗夫斯基律师来到瓦雷金诺，骗走了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被骗走。斯特列利尼科夫悲痛欲绝，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日瓦戈上班的第一天心脏病发作，猝然死在人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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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书籍简介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小说波及了1903年夏到4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触及了道德、政治、哲学、美学、社会、宗教等一系列问题，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广阔的历史容量、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容量的长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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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第一章

　　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歌声休止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马蹄和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画着十字。一些好奇的便加入到行列里去，打听道：“给谁送殡啊？”回答是：“日瓦戈。”“原来是他。那就清楚了。”“不是他，是他女人。”“反正一样，都是上天的安排。丧事办得真阔气。”

　　剩下不多的最后这点时间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苦苦众生。”神甫一边念诵，一边随着画十字的动作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小把土。人们唱起《义人之魂》，接着便忙碌起来，合上棺盖，把它钉牢，然后放人墓穴。四把铁锹飞快地填着墓坑，泥土像雨点似的落下去。坟上堆起了一个土丘。一个十岁的男孩踏了上去。

　　在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往往有一种迟钝和恍您的感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这个男孩似乎要在母亲的坟上说几句话。

　　这孩子扬起头，从高处先神地向萧瑟的荒野和修道院的尖顶扫了一眼。他那长着翘鼻子的脸顿时变得很难看，脖颈直伸着。如果一头狼意也这样仰起头来，谁都知道它马上就要嚎叫。孩子用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迎面飞来的一片乌云洒下阴冷的急雨，仿佛用一条条湿源源的鞭子抽打他的手和脸。一个身着黑衣、窄袖上镶了一圈皱壁的人走到坟前。这是死者的兄弟、正在哭泣的孩子的舅父，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是个自愿还俗的神甫。他走到孩子跟前，把他从墓地领走了。

　　他们过夜的地方是修道院里的一间内室，这是靠着过去的老关系才给舅舅腾出来的。正值圣母节的前夕。明天，这孩子就要和舅舅到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伏尔加河畔的一个省城去。尼古拉神甫在当地一家办过进步报纸的书局里供职。火车票已经买好，单间居室里放着捆扎停当的行李。从邻近的车站那边，随风传来远处正在调车的火车头如泣如诉的汽笛声。

　　到了晚上，天气骤然变冷了。两扇挨近地面的窗户，朝向周围种着黄刺槐的不值得观赏的一角菜园，对着大路上一个结了冰的水洼和白天埋葬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那片墓地。除了几畦冻得萎缩发青的白菜以外，园子里空空荡荡。一阵风吹来，一丛丛落了叶的刺槐便发疯似的晃来晃去，向路边俯下身去。

　　夜里，敲窗声惊醒了尤拉。幽暗的单间居室不可思议地被一道晃动的白光照得很亮。尤拉只穿一件衬衣跑到窗前，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看不见道路，也看不到墓地和菜园。风雪在院子里咆哮，空中扬起一片雪尘。可以这样想象，仿佛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的力量，于是就尽情地欣赏给这孩子造成的印象。风在呼啸、哀嚎，想尽一切办法引起尤拉的注意。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天上接连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有如一件件尸衣覆盖在大地上。这时，存在的只有一个无与匹敌的暴风雪的世界。

　　尤拉从窗台上爬下来，头一个念头就是要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干点什么。他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雪埋住，挖不出来；他害怕风雪在荒野里湮没了母亲，而她无力抗拒，只能离他更远、更深地沉睡在地下。

　　结果仍然只是流泪。舅舅醒了，给他讲基督的故事，安慰他，后来打了一个呵欠，踱到窗前，沉思起来。他们开始穿衣服。天色渐渐发白。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还不知道父亲早就遗弃了他们，一个人在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市和国外寻欢作乐，眠花宿柳，万贯家财像流水一般被他挥霍一空。尤拉常听人说，父亲有时住在彼得堡，有时出现在某个集镇，但经常是在伊尔比特集市上。

　　后来，病魔缠身的母亲又染上了肺疾。她开始到法国南方和意大利北部去治疗，尤拉曾经陪她去过两次。就这样，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在一连串哑谜似的事件中，在常常变换的陌生人的照料下，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已经习惯于这些变化，而在无止境的不安定的情况下，父亲不在身边也就不使他感到奇怪了。

　　当初那个时代，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要冠上他家的姓氏，不过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呢。

　　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大楼，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别针，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就叫日瓦戈甜饼。另外，无论在莫斯科的哪条街上，只要朝车夫喊一声：“到日瓦戈公馆！”那就等于说：“到最远的地方去！”小雪橇就会把您送到一个很远的地点。在您周围是一处幽静的园林。落在低垂的云杉枝权上的乌鸦，扑撒下树上的寒霜。它们“叭、叭”的联噪，仿佛干枝爆裂时的脆响，传送到四面八方。几条纯种猎狗从林间小径后面的几幢新房子中间跑出来，越过了大路。它们跑来的那个方向，已经亮起了灯火。夜幕降临了。

　　突然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们家破了产。

　　一九O三年的夏天，尤拉和舅舅并排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顺着田野驶向纺丝厂主、知名的艺术赞助者科洛格里沃夫的领地杜普梁卡，去拜访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

　　正赶上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大忙的时候。可能恰好是吃午饭的时间，或者也许是因为过节，田野里不见一个人影。阳光暴晒下还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就像是犯人剃了一半头发的后脑勺。小鸟在田野上空盘旋。没有～丝风，地里的小麦秆挺立着，垂下麦穗。离大路远些的地方堆起了麦垛，如果长时间地凝望过去，它们就像是些活动的人形，似乎是丈量土地的人沿着地平线边走边往本子上记什么。

　　“这一片地呢？”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书局的杂役兼门房帕维尔问道；帕维尔斜身坐在驭者的位置上，拱着腰，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这就表明他不是真正的车夫，赶车并非他分内的事。“这片地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这一片是老爷们的。”帕维尔一边答话，一边点着了烟，“那边的一片，”他用力吸了一口，烟头闪出了红火，停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才是农民的哪。驾！又睡着了？”他不时地朝马这么险喝，又不住地斜眼看看马背和马尾，仿佛火车司机不停地看气压表。

　　这两匹牲口也和天下所有拉车的马一个样，辕马天生憨厚，老实地跑着，拉边套的马不知为什么却像个十足的懒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带来了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书的校样。因为书刊审查制度越来越严，书局要求作者重新审阅一遍。

　　“乡下的老百姓造反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潘科夫斯克乡里杀了个做买卖的人，烧了地方自治局的种马场。对这类事，你怎么看？你们乡里的人怎么说？”

　　帕维尔的看法原来比一心想打消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对土地问题的热情的书刊审查官还要悲观。

　　“他们怎么说？对老百姓太放纵了，宠坏了，就是这么说的。对待我们这些人能这样吗？要是由着农民的性子，他们会自己互相卡脖子，我敢向上帝发誓。驾！又睡啦？”

　　这是舅舅和外甥第二次到社普梁卡去。尤拉还以为记得这条路。每当田野向两旁远远地延伸开去，前后～望仿佛被树林镶上一条细边的时候，他觉得马上就能认出那个地方，从那儿起大路应该朝右转，拐过弯去，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全景就会展现在眼前，还有那条在远处闪闪发亮的河以及对岸的铁路，不过这一切很快又会从视野中消失。可是，每次他都认错了。田野接连不断，四周是一片又一片的树林。不断变换的一片片田野令人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产生出幻想并思考未来的渴望。

　　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之作，那时连一本也没有写出来，不过他的想法已臻成熟。他还不知道，造就他的时势已经迫近了。

　　这个人必将跻身于当代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并将崭露头角。他思索的是他们所考虑的所有命题，但是除了那些通用的术语外，他同他们通然不同。那些人都抱残守缺地信奉某些教条，满足于咬文嚼字，不求甚解。然而尼古拉神甫担任过神职，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并且不停地继续探索。他热心追求的思想，应该是可以鼓舞人的东西，在前进中如实地指明种种木同的道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它有如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即便是黄口小儿和目不识丁的人都可闻可见。他渴求的是崭新的观念。

　　和舅父在一起，尤拉觉得非常愉快。舅舅很像妈妈，同她一样，也是个崇尚自由的人，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不抱任何成见。他像她一样，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也像她一样，对一切事一眼就能看穿，并且善于用最初想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尤拉很高兴舅舅带他到杜普梁卡去。那是个很美的地方，它的景色会让他记起酷爱大自然、常常带他一同散步的妈妈。另外使尤拉高兴的是，又可以和寄居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的一个名叫尼卡·杜多罗夫的中学生见面。尤拉觉得尼卡可能看不起他，因为比他大两岁，每次问好的时候，尼卡总是握住手用力往下拉，头垂得很低，头发披下来遮住前额，挡住了半边面孔。

　　“赤贫问题之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修改过的手稿。

　　“我认为最好改用‘实质’。”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在校样上作必要的改动。

　　他们是在一个带玻璃棚的昏暗的凉台上工作的。眼睛还可以分辨出地上乱放着的喷水壶和园艺工具。一把破椅子的靠背上搭了一件雨衣。墙角立着一双沾了干泥巴的沼泽地用的水靴，靴筒弯到地上。

　　“同时，死亡与出生的统计也表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口授着说。

　　“应该加上统计年度。”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写了下来。

　　凉台上透风。小册子的书页上压着花岗石块，免得让风掀起来。

　　修改结束以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忙着要回家。

　　“要有雷阵雨，该回去了。”

　　“没有的事，我不放你走。我们这就喝茶。”

　　“天黑以前我必须赶回城里去。”

　　“说什么也没用，我不管你这些。”

　　从房前小花园里刮进茶炊的煤烟子味，冲淡了烟草和茉莉花的味道。仆人们正把熟奶油、浆果和奶渣饼从厢房端过去。这时候又听说帕维尔已经到河里去洗澡，把马也牵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答应留下来。

　　“趁着准备茶点的工夫，咱们到悬崖上去看看，在那儿的长凳上坐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

　　因为是多年的至交，伊万·伊万诺维奇便占用了家资富有的科洛格里沃夫的管家住的两间厢房。这幢小屋子和屋前的花圃，坐落在大花园的一个阴暗、荒芜的角落里，门前是一条半圆形的旧林明路。林阴路杂草丛生，如今已经没有往来的车辆，只有垃圾车经过这里往堆放干垃圾的一条沟谷里倒立和废弃的砖石料。科洛格里沃夫是个既有进步思想又同情革命的百万富翁，目前正和妻子在国外旅行。住在庄园里的只有他的两个女儿娜佳和莉帕，还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和为数不多的仆人。

　　生机盎然的黑绣球花长成一道稠密的篱笆，把管家的小院同整个花园、池塘、草地和老爷的住宅隔开。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外面沿着这道开满鲜花的篱笆走着，每走过同样距离的一段路，前方绣球花丛里就有数量相同的一群麻雀飞出来，使这道篱笆荡起一片和谐的惆嗽声，仿佛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前面有一条流水淙淙的管道似的。

　　他们走过暖房、园丁的住房和一座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石头建筑物的废墟。

　　“有才能的人并不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不过，目前盛行各式各样的小组和社团。任何一种组织起来的形式都是庸才的栖身之地，无论他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寻求真理的只能是独自探索的人，和那些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毫不相干。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值得信仰的吗？这样的事物简直是凤毛群角。我认为应该忠于不朽，这是对生命的另一个更强有力的称呼。要保持对不朽的忠诚，必须忠于基督！啊，您又皱眉头了，可怜的人。您还是什么也没有听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支吾了一声。淡黄色的细馨发和两络翘起的胡须使他很像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地把胡子捻成一缕，用嘴唇去够它的两端）。“我当然不会表示意见。您也知道，对这类事我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了，顺便问一下，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么被免去教职的。我早就想问问。是不是胆怯了？革出教门了吗？”

　　“您不必把话扯开。就是革出教门又怎么样？别说啦，已经用不着再诅咒这些了。总之，是摊上了几件晦气的事，到现在还受影响呢。比方说，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担任公职，不允许到京城去。不过这些都无所谓。还是言归正传吧。方才我说过，要忠于基督。现在就来讲讲这个道理。您还不懂得，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必了解上帝是否存在和为什么要存在，不过却要知道，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存于历史之中。接照当前的理解，历史是从基督开始的，一部《新约》就是根据。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这个，人类才发现了数学上的无限大和电磁波，写出了交响乐。缺乏一定的热情是无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为了有所发现，需要精神准备，它的内容已经包括在福音书里。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请注意，这是迄今为止最新颖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远古是没有历史的。那时，只有被天花弄成麻脸的罗马暴君所干出的卑鄙的血腥勾当，他丝毫也意识不到每个奴役者都是何等的蠢材。那时，只有被青铜纪念碑和大理石圆柱所夸大的僵死的永恒。只是基督降生之后，时代和人类才自由地舒了一口气。只是在他以后，后代人的身上才开始有了生命，人不再死于路旁沟边，而是终老于自己的历史之中，死于为了战胜死亡而从事的火热的劳作之中，死在自己为之献身的这个主要任务之中。唉，俗话说得真不错，讲的人大汗淋漓，听的人一窍不通！”

　　“这是玄学，我的老兄。医生禁止我谈玄学，我的胃口也消受不了。”

　　“让上帝保佑您吧。算了，您不愧是个幸运儿！这儿的景色真美，简直叫人看不够！身在福中不知福，住在这儿的人反而感觉不到。”

　　往河面上看去，令人目眩。河水在阳光下起伏不停地流着，如同整块的铁板，突然间又皱起一条条波纹。一条满载着马匹、大车、农夫和农妇的渡船，从这边向对岸驶去。

　　“想不到刚过五点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您瞧，那是从塞兰兹开来的快车，总在五点零几分从这儿经过。”

　　在平原的远处，一列明显的黄蓝颜色的火车从右向左开去。因为距离很远，显得很小。突然，他们发现列车停住了。机车上方升起一团团白色的蒸气。稍后，就从它那里传来了警笛的响尸。

　　“奇怪，”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可能出事了。它没理由在那片沼泽地停车。准是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回去喝茶吧。”

　　尼卡既不在花园，也没在屋子里。尤拉猜对了，他是有意躲避他们，因为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枯燥乏味，况且尤拉也算不上是他的伙伴。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凉台上工作去了，于是尤拉有机会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房子附近走走。

　　这儿真是个迷人的地方！每时每刻都能听到黄鹤用三种音调唱出清脆的歌，中间似乎有意停顿，好让这宛如银笛吹奏的清润的声音，丝丝入扣地传遍四周的原野。薄郁的花香仿佛迷了路，滞留在空中，被褥暑一动不动地凝聚在花坛上！这使人想起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那些避暑的小村镇！尤拉一会儿向右拐，一会儿又转到左边，在悦耳的鸟啼和蜂呜当中，似乎听到了妈妈在天上的声音飘扬在草地上空。尤拉周身颤抖，不时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母亲正在回答他的呼喊，召唤他到什么地方去。

　　他走近～条沟谷，沿着土坡走下去，从上边覆盖着的稀疏、干净的林木中间下到长满谷底的赤杨树丛。

　　这里潮湿而晦暗，地面上到处是倒下的树木和吹落的果实。花很少，枝节横生的荆树权权很像他那本插图《圣经》里面的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标和拐杖。

　　尤拉越来越感到悲伤，情不自禁地想哭。他双膝跪倒在地，放声痛哭。

　　“上帝的天使，我的至圣的守护神，”尤拉作起了祷告，“请指引我的智慧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告诉妈妈，我在这儿很好，让她不要牵挂。如果死后有知，主啊，请让妈妈进入天国，让她能够见到光耀如星辰的圣徒们的圣容。妈妈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她不可能是罪人。上帝啊，对她发慈悲吧，不要让她受苦。妈妈！”在心肝欲碎的痛苦中，他向上天呼唤着，仿佛呼唤上帝身边一个新的圣徒。他突然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上。

　　他昏厥的时间木长，苏醒后听到舅舅在上边的什么地方叫他。尤拉回答了一声，便向上走去。这时他忽然想起，还不曾像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教给他的那样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

　　可是一时的昏迷过后，他觉得心情很好，不愿失掉这种轻快的感觉。他想，如果下次再替父亲祈祷，也不会有什么不好。

　　“他会耐心等着的。”尤拉这么想着。对自己的父亲，他几乎没有任何印象。

　　在火车的一间二等卧车厢里，坐着从奥伦堡来的中学二年级学生米沙·戈尔东和他的父亲戈尔东律师。这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沉思的面孔上长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是到莫斯科供职，孩子随着去莫斯科念中学。母亲和姐妹们已经先一步到达，正忙于布置新居。

　　男孩和父亲在火车上已经过了两天多。

　　被太阳照得像石灰一样白的灼热的尘雾中，俄罗斯、田野、草原、城市和村庄，飞快地掠过。大路上行驶着络绎不绝的大车，笨重地拐向铁道路口，从飞驰的列车上看去，车队仿佛是静止的，只见马匹在原地踏步。

　　每到一个大站，乘客们便忙不迭地跑向小卖部，西斜的太阳从车站花园的树林后边照到他们匆匆移动的脚步，照亮车厢下的车轮。

　　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的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人们日复一日地操心、忙碌，是被切身利害的作用所驱使。不过要不是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对这些作用进行调节的话，这作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超脱感来自人类生存的相互关联，来自深信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变换，来自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就是一切事物不仅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还可以发生在另外的某个地方，这地方有人叫作天国，有人叫作历史，也有人另给它取个名称。

　　对这条法则来说，这个男孩却是个伤心而沉痛的例外。忧郁始终左右着他，无牵无挂也不能使他轻松和振作。他自知身上有着继承下来的特性，常常以一种神经过敏的警觉在自己身上捕捉它的征兆。这使他痛心，伤害着他的自尊。

　　从记事的时候起他就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有的人体质发育得同旁人并无二致，言语、习惯也与常人无异，却不能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只能得到少数人的喜爱，却要遭到另一些人的嫌弃。他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如果生来低人一等，便永远不可能改善处境。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还需要生存？这个只会带来痛苦的无能为力的名称，能得到什么报偿或者公正的解释？

　　当他请求父亲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便说他的出发点是荒谬的，不应该这样判断事物，但也提不出让米沙认为是深刻的想法，使他在这个摆脱不掉的问题面前无言地折服。

　　因此，除了父母以外，米沙渐渐对成年人充满了蔑视，是他们自己把事情弄糟而又无法收拾的。他相信，长大以后他一定要把这一切弄个一清二楚。

　　就拿眼前发生的这件事来说，谁也不能判定他父亲向那个冲到车厢门口的精神病人紧追过去的举动不对；谁也不能说那个人用力推开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拉开车门，如同从跳板上跳水似的从快车上倒栽葱跳到路基上，他当时不应该让火车停下。

　　正因为扳了紧急制动闸的不是别人，而是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结果列车才这么不明不白地停了下来。

　　谁都不了解火车耽搁下来的缘由。有人说是突然停车损坏了气动刹车装置；也有人说是因为列车停在一个坡道上，没有一个冲力机车就启动不了。同时又传来另一个消息，说死者是个很有地位的人，他的随行律师要求从离这里最近的科洛格里沃夫卡车站找几位见证人来作调查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司机助手要爬到电话线杆上去的原因，大概检道车已经在路上了。

　　车厢里隐隐约约可以闻到有人想用盥洗水冲净厕所时发出的气味，还有一股用油腻的脏纸包着的带点臭味的煎鸡肉的味道。几位两鬓已经灰白的彼得堡的太太，被火车头的煤烟和油脂化妆品弄得一个个活像放荡的茨冈女人，可是照旧往脸上扑粉，拿手帕擦着手掌，用低沉的吱吱哇哇的声音谈天。当她们用头巾裹住肩膀，走过戈尔东的包房的时候，拥挤的过道就成了打情骂俏的地方。米沙觉得她们正在用沙哑的声音抱怨着什么，要是从她们把嘴～撇的模样来判断，仿佛是说：“哎呀，您说说看，这可是多么让人激动呀！我们可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路基旁边的草地上。一条已经发黑的凝结了的血印，很清楚地横过死者的前额和眼睛，好像在他脸上画了个一笔勾销的十字形符号。血仿佛木是从他身体里面流出来的，倒像是旁人给贴上去的一条药膏，一块干泥，或者是一片湿烨树叶。

　　好奇的和抱着同情心的人围在死者身边，去了一批，又来一批。他的朋友，也就是和他同车厢的那个身体健壮、神态傲慢的律师，仿佛裹在汗湿的衬衣里的一头种畜，麻木地紧皱着眉头站在那里望着死者。他热得难过，不停地用帽子扇风。无论问什么，他都似理不理地耸耸肩膀，连身子都不转，回答说：“一个酒鬼。这难道还不清楚？这是典型的发酒疯的下场。”

　　一个身穿毛料连衣裙、披着一条带花边的头巾的消瘦的妇人，两三次走到死者身边。这是两名火车司机的母亲、上了年纪的寡妇季韦尔辛娜。她带着两个儿媳免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女人把头巾裹得很低，一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像是修道院长身后的修女。周围的人对这三位妇女肃然起敬，给她们让开了路。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她在离死者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为的是在这儿能从人群的中间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不住地叹息，仿佛在比较两起意外事故。“人的命运都是生来注定的。”她似乎在这样说，“你瞧，天主要是让他生出个什么傻念头，就一定躲不开，放着荣华富贵不去享受，偏要到这儿来发疯。”

　　所有的乘客都到尸体这里来过，只是因为怕丢了东西，才又回到车上去了。

　　当他们跳到路基上，舒展一下筋骨，摘几朵野花，小跑几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只是因为意外停车才来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件不幸的事，这片起伏不平的沼泽草地，这条宽阔的河和对岸上那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子，好像原本在世界上就不存在似的。

　　就连那太阳也像是当地特有的，含着傍晚的羞涩照耀着路轨旁边发生的这个场景，悄悄地向它接近，有如附近牧放的牛群中的一头小牛，走到路基跟前，向人群张望。

　　米沙被这意外的事惊呆了，一开始竟因为怜悯和惊吓而哭了起来。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个现在自杀了的人曾经到他们的车厢里来过好几次，一连几个小时同米沙的父亲谈话。他说，最使人神往的是心灵的纯洁、宁静和对尘世的领悟。他还向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问了许多法律上的细节，以及有关期票、馈赠、破产和伪造等方面的诉讼问题。“啊，原来是这样！”他对戈尔东的解释表示惊讶。“您所说的都是挺宽大的法令。我的律师提供的情况可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个神经质的人安静下来以后，他的律师就从头等车厢过来拉他到有公共客厅的车厢去喝香槟酒。这就是那位身体结实、态度傲慢、脸刮得精光而且衣着考究的律师，如今正俯身站在死者身旁，显出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气。旁观者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合他的心意。

　　父亲说，死者是个出名的富翁，一个和善的、对自己的一半行为已然不能负责的鞭身泥的信徒。他当着米沙的面毫无顾忌地谈起和米沙年纪相同的自己的儿子和已故的妻子，说到了后来同样被他抛弃的第二个家。讲到这儿他又突然想起了另外的什么事，脸色由于惊恐而变得苍白，谈话也显得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流露出一种无法解释的怜爱，这可能是对另一个人的眷恋的反映。他不断地送给米沙一些东西。为了此事，一到大站他就要跑到头等车的旅客候车室去，那里有书摊，还出售各种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一边不停地喝酒，一边抱怨说已经有两个多月不能睡觉了，只要酒意一消，哪怕是一会儿工夫，就得忍受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直到结束生命前的最后～分钟，他还跑到车厢里来，抓住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的手，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能说出口，然后就跑到车门口的平台上，从车上跳了下去。

　　米沙翻看着小木箱里一套乌拉尔的矿石标本，这是死者最后送给他的。忽然，周围的一切都震动起来，在另一条轨道上驶来了一辆检道车。从那车上跳下来一个制帽上缀着帽徽的侦查员、一位医生和两名警察。传来了打着官腔谈公事的说话声，提出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笔录。几个乘务员和两名警察沿着路基往上拖尸体，脚下还不住地在沙土上打滑。不知是哪一个农妇放声哭了起来。乘客被请回车厢，拉响了汽笛。列车开动了。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尼卡恶狠狠地想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客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近，已经没有退路了。卧室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另一张是尼卡的。尼卡没怎么考虑就钻到第二张床底下。

　　他听见人们在找他，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喊他，对他不在觉得奇怪。过后，他们就到卧室来了。

　　“唉，有什么办法，”韦杰尼亚平说道，“进去吧，尤拉，也许一会儿就能找到你的同伴，那时再一块玩吧。”他们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生的骚动，让尼卡在这个荒唐而丢脸的藏身之处受困二十分钟。最后，他们终于到凉台上去了。尼卡轻轻地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走进花园。

　　今天他觉得很不舒服，前一天夜里没有睡觉。尼卡已经年满十三岁，他感到烦恼的是还被人当成小孩子看待。他整整一夜没有睡，黎明时从厢房走了出来。太阳已经升起，在花园的地面上洒下露水沾湿的斑驳的长长的树影。影子并不阴暗，而是深灰色的，像湿毛毯一样。清晨沁人心脾的芳香，似乎就从这片湿润的土地上升起，树影中间透出条条光线，仿佛女孩子纤细的手指一般。

　　突然有一条水银似的带子，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流过。它不停地流过去，也不向土里渗透。骤然间这带子猛地弯向一边，消失不见了。原来是条赤练蛇。尼卡打了一个冷战。

　　他是个很奇特的孩子，兴奋的时候就大声地自言自语。他仿效母亲，也喜欢高谈阔论，追求一些怪僻的想法。

　　“活在世界上真是美妙！”他心中在想，“不过为什么又要常常为此而痛苦呢？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现在我就给这白杨下命令。”他朝一棵从树梢到树干都在微微颤动的白杨看了一眼（这棵树德湿、发亮的叶子仿佛是用马口铁剪成的），这么想着，“我这就给它下命令。”他像发疯似的用全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声音，却用整个身心和全部血肉祝祷着，想象着：“你给我停止！”杨树立刻顺从地一动木动了。尼卡高兴得笑起来，接着就跑下河里游泳去了。

　　他的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曾被判处续刑，后来蒙沙皇特赦才改服苦役。他母亲是出身于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郡主，是个性情乖张但还很年轻貌美的女人，总是醉心于某些事情，比如同情暴动和反抗分子，主张极端的学说，吹捧著名的演员和帮助可怜的失意人，等等。

　　她宠爱尼卡，把他的名字变幻出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温存而又傻气的呢称，像什么“伊诺切克”或“诺亲卡”之类，把他带到梯弗里斯给亲戚们看。在那里，最使他惊奇的是院子里的一棵枝叶繁茂的树。那是一棵粗壮的热带巨树。它那大象耳朵一般的叶子遮住了南方的灼热的晴空。尼卡无论如何也不习惯于认为这是一棵树，是一种植物，而不是动物。

　　让孩子使用父亲的可怕的姓名是要担风险的，所以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允许尼卡改用母亲的姓氏。

　　就在他躲在床上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感到愤想不平的时候，其中也想到了这件事。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算个什么人，怎么能这样过分地干涉他的事？等着看他会怎样教训他们吧！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因为她十五岁，就可以翘鼻子，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和他讲话吗？瞧着吧，要给她点厉害看看！“我恨她，”他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了几遍，“我要杀死她！叫她去划船，把她淹死。”

　　妈妈倒是盘算得挺好。她走的时候肯定是骗了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她在高加索一天也没有停留，就在最近的一个枢纽站换车北上，到了彼得堡以后，又和大学生们一起枪击警察。可是他却该在这鬼地方活活地烂掉。不过，他～定要把所有的人都捉弄一番。把娜佳淹死，离开学校，到西伯利亚去找父亲发动起义。

　　池塘四面长满了睡莲。小船钻进稠密的睡莲丛中，发出干涩的缓牵声。只有空隙的地方才露出池水，仿佛是西瓜汁从切口当中渗了出来。

　　尼卡和娜佳开始采摘睡莲。两个人同时抓住了一枝如同橡皮筋一样绷得紧紧的结实的茎干，结果被它拖到一起，头碰到了一块儿。小船就像被钩竿搭住似的向岸边漂去。莲梗续在一起，越来越短，只见一朵朵白花绽开艳丽的花心，仿佛带血的蛋黄，一忽地沉到水里，一忽儿又淌着水珠浮出水面。

　　娜佳和尼卡继续摘花，把小船压得越来越斜，两个人几乎是并排地俯在倾斜的船舷上。

　　“我已经讨厌念书了，”尼卡说，“已经到了挣钱谋生，走上社会的时候了。”

　　“可是我正要请你讲讲联立方程式哪。我的代数不行，差一点要补考。”

　　尼卡觉得她的话里有刺。不用说，这是提醒他还是个小孩子呢。联立方程式！尼卡根本还没尝过代数是什么滋味哪。

　　他丝毫没有露出受了侮辱的样子，故意满不在乎地问了一句话，但是立刻就觉得太蠢了：

　　“长大以后，你要嫁给谁呢？”

　　“嗅，这还早着哪，不过可能谁都不嫁。我还没想过这事。”

　　“请你别以为我对这事很感兴趣。”

　　“那为什么要问呢？”

　　“你是傻瓜。”

　　他们开始争吵起来。尼卡想起了早晨他曾经十分讨厌女人的心情。他警告娜佳说，如果还继续说混话，就把她淹死。

　　“你试试看吧。”娜佳回答说。他拦腰一把将她抱住，两个人挣扎起来，结果失去重心，一齐跌到了水里。

　　两个人都会游泳，不过睡莲有些缠手缠脚，而且还够不到底。最后，他们总算踩着陷脚的淤泥，躺水走到岸边。水像小溪一样从两个人的脚下和口袋里流出来。尼卡感到很疲乏。

　　如果这事发生在不久以前，比如说今年的春天，他们一定会这样浑身湿透地叫嚷、嘲骂或是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现在他们却都一言不发，还端不过气来，由于刚才发生的荒唐事而感到压抑。激怒的娜佳默默地生着闷气。尼卡周身疼痛，手脚和两肋像是被棍子打了一顿。最后，娜佳像个大人那样轻轻地说了声：“神经病！”尼卡也像个成人似的说：“请原谅！”

　　两个人朝住宅的方向走去，仿佛是两只水桶，在身后留下一道湿滴滴的印迹。他们走的路穿过一片有蛇出没的土坡，就离尼卡早晨见到．赤练蛇的地方不远。

　　尼卡想起了夜间自己那种奇怪的精神昂奋状态，想起了黎明时刻和清晨曾经使大自然听命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力量。现在该命令她做什么呢？尼卡在想。他如今最需要的又是什么？他似乎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和娜佳再次一起滚到水里去，而且现在就情愿付出很大的代价，以弄清这个希望是否会实现。

　　同日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另外的事件突然压倒了它。革命的洪流激荡着俄罗斯，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个时候，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编、已经俄国化的法国女人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吉沙尔，带着儿子罗季翁和女儿拉里莎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她把儿子送进武备中学，女儿送到女子寄宿学校，正好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沙尔太太从丈夫手里得到一笔有价证券，先前的行情曾经上涨，目前却正往下跌。为了财产不受损失和避免坐吃山空，吉沙尔太太从女裁缝的继承人手里买了一处不大的产业，就是。坐落在凯旋门附近的列维茨卡哑缝纫作坊，取得了使用老字号的权利；照应先前的老主顾并留用了全体裁缝女工和学徒。

　　吉沙尔太太这么办，完全是听从了丈夫的朋友、自己的保护人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劝告。此人是个精通俄国事务、沉着冷静的实干家。这次举家迁移，是她和他事先通过信商定的。科马罗夫斯基亲自来车站迎接，并且穿过莫斯科全城把他们送到在军械胡同“黑山”旅店租下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把罗佳送进武备中学，是他的建议；拉拉人学的女子学校，也是经他介绍的。他以漫不经心的神气和这个男孩子开着玩笑，同时用令人脸红的目光盯着那个女孩子。

　　在搬进作访三间一套的小小住宅去之前，她们在“黑山”住了将近一个月。

　　那一带是莫斯科最可怕的地方，聚居着马车夫，有整条街道专供寻花问柳，又是许多下等妓女穷困潦倒的所在。

　　不整洁的房间、屋里的臭虫和简陋的家具，这都不会让孩子们感到奇怪。父亲死后，母亲一直生活在贫困的恐惧当中。罗佳和拉拉已经听惯了说他们全家处于死亡的边缘之类的话。他们知道自己还算不上是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可是在有钱人的面前，总像是被孤儿院收留的孩子那样忐忑不安。

　　他们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的活榜样。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年已三十五岁，体态丰满，一头黄发，每当心血来潮的时候总要做些蠢事。她胆子小得出奇，对男人怕得要命。正因为是这样，才由于惊吓而张皇失措地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她家住的房间是二十三号，二十四号从一开始就住着一位大提琴手特什克维奇。这人是个好出汗、秃顶上戴着扑粉假发的和事佬，每逢要说服别人，两手就像祈祷似的合起来放到胸前，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头向后仰着，兴奋地闪动着眼睛。他常常不在家，往往～连几天都留在大剧院或者音乐学院。这两家邻居已经彼此熟悉了，相互照应使他们接近起来。

　　有孩子们在跟前，科马罗夫斯基每次来访都让阿马利灰·卡尔洛夫娜觉得不方便，于是特什克维奇走的时候，就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她接待朋友。对他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吉沙尔很快也就习以为常，甚至有好几次为了逃避自己的保护人，她噙着眼泪敲他房门求他保护。

　　这是幢平房，离特维尔街的拐角不远。可以感觉得出布列斯特铁路干线就在附近，因为从隔壁开始就是铁路职工宿舍、机车修理场和仓库。

　　奥莉妮·杰明娜每天回家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这个聪颖的女孩子是莫斯科商场一个职员的侄女。

　　她是个很能干的学徒，是当初的商场老板物色到的，如今很快要成为一名工匠了。奥莉姬·杰明娜非常喜欢拉拉。

　　一切还都保持着列维茨卡妮在世时的老样子。在那些满面倦容的女工脚踏或手摇之下，缝纫机发狂般地转动着。有些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缝纫，不时抬起拿着针的手，针上穿着长长的线。地板上乱丢着碎布头。说话必须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压过缝纫机的塔塔声和窗拱下面笼子里的金丝雀的啼叫声。大家都管这只鸟叫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为什么取了这么个名字，先前的主人已然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太太们都像图画中的人物似的围在一张放了许多杂志的桌子旁边。她们站的、坐的或是半倚半坐的姿势，都模仿着画片上的样子，一边翻看服装样式，一边品评着。在另一张桌子后面经理的位子上，坐着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的助手、老裁剪工出身的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费秀京娃。她骨骼突出，松弛的两须长了许多疣德。

　　她用发黄的牙齿叼住一支装了香烟的象牙烟嘴，眯起一只瞳孔也是黄色的眼睛，从鼻子和嘴里向外喷着黄烟，同时往本子上记着等在那里的订货人提的尺码、发票号码、住址和要求。

　　在作坊里，阿马利娘·卡尔洛夫娜还是个缺少经验的新手。她还不能充分体会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不过大家都很老实，对费季索娃是可以信得过的。可是，正赶上这些让人操心的日子。阿马利灰·卡尔洛夫娜害怕考虑未来。绝望笼罩着她，事事都不如意。

　　科马罗夫斯基是这里的常客。每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穿过作坊往那一边走去的时候，一路吓得那些正在换衣服的漂亮的女人们躲到屏风后面，从那里戏该地和他开着放肆的玩笑；成衣工就在他背后用不大看得起和讥讽的口气悄悄地说：“又大驾光临了。”“她的宝贝儿来了。”“献媚的情人来了。”“水牛！”“色鬼！”

　　最招人恨的是他有时候用皮带牵来的那条叫杰克的叭儿狗。这畜生快步向前猛冲，扯得他歪歪斜斜地走着，两手前伸，好像是让人牵着的一个盲人。

　　春天，有一次杰克咬住了拉拉的脚，撕破了一只袜子。

　　“我一定把它弄死，这魔鬼。”杰明娜像孩子似的凑近拉拉的耳朵哑声说。

　　“不错，这狗真叫人讨厌。可是你这小傻瓜有什么办法？”

　　“小声点，别嚷，我教给你。复活节的时候不是要准备石头鸡蛋吗。就是你妈妈在五斗橱里放的……”

　　“对，有大理石的，还有玻璃的。”

　　“是呀，你低下点头，我悄悄跟你说。把它们拿来涂上猪油，弄得油糊糊的，这条跟撒旦一样坏透了的杂毛畜生这么一吞，就算大功告成！保准四脚朝天！”

　　拉拉笑了，同时带点羡慕地思量着：这个女孩子生活环境很穷困，自己要参加劳动。在乎民当中有些人成熟得很早。不过，在她身上还保留着不少没有受到损害的、带着纯真的稚气的东西。石头鸡蛋，杰克——亏她想得出来。“可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她继续想下去，“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一切，而且要为这一切感到痛心呢？”

　　“对他来说，妈妈就是……他也就是妈妈的……这个丑字眼儿我可说不出口。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用那种眼神看我呢？我可是她的女儿呀。”

　　虽然十六岁刚过，拉拉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少女了。看上去像是十八岁或者更大一些。她头脑清晰，性格明快。她出落得非常标致。

　　她和罗佳都懂得，生活中的一切要靠自己用双手去挣。和那些花天酒地的人不同，她和他都来木及过早地学会钻营之术，也不会从理论上去辨别那些实际上还接触不到的事物。只有多余的东西才是肮脏的。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

　　姐姐和弟弟都很清楚，事事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已经争取到手的要万分珍惜。为了能够出人头地，必须工于心计，善于盘算。拉拉用心学习并非出于抽象的求知欲，倒是因为免缴学费就得做个优秀生，就得有好成绩。如同努力读书一样，拉拉也毫不勉强地干着洗洗涮涮之类的家务活，在作坊里帮帮忙，照妈妈的吩咐到外边去办些事。她的动作总是无声无息而又和谐轻快，她身上的一切，包括那不易觉察的敏捷的动作、身材、嗓音、灰色的眼暗和亚麻色的头发，都相得益彰。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礼拜日。每逢假日，清晨可以在床上懒散地多呆一会儿。拉拉仰面躺着，双手向后交叉在枕头下。

　　作坊里异乎寻常地安静。朝向院子的窗户敞开着。拉拉听到远处有一辆四轮马车隆隆地从鹅卵石的大路走上铁轨马车的轨道，粗重的碰撞声变成了像是在一层油脂上滑行似的均匀的响动。“应该再睡一会儿。”拉拉这样想着。隐约的闹市声犹如催人入睡的摇篮曲。

　　透过左边的肩肿和右脚大趾头这两个接触点，拉拉能够感觉出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面的体态。不错，就是这肩膀和腿，再加上所有其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她本身、她的心灵或气质，这些加在一起匀称他形成了躯体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该睡了。”拉拉这么想，脑海里浮现出车市商场向阳的一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车库附近的地评上停放着的出售的马车、车灯的磨花玻璃、熊的标本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往下，拉拉的心里出现了另一个场面：龙骑兵正在兹纳敏斯基兵营操场上训练，绕圈走着井然有序的马队，一些骑手在跳跃障碍、慢步、速步、快跑。许多带着孩子的保姆和奶娘，站在兵营的篱墙外面看得目瞪口呆。

　　“再往下走，”拉拉继续想，“就该到彼得罗夫卡了，然后是彼得罗夫铁路线。拉拉，你这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么多想象？原先只不过是要描绘出我的房子，它应该就在附近。”

　　科马罗夫斯基的一个住在车市商场的朋友，为小女儿奥莉卡庆祝命名日。于是成年人有了开心的机会，又是跳舞，又是喝香按。这位朋友也邀请了妈妈，可是她身体不好，不能去。妈妈说：“带拉拉去吧。您不是常告诫我说：‘阿马利哑，要好好照看拉拉。’这回就让您好好地照看她吧。”他真照看了她，没得说，哈，哈，哈！

　　多么令人销魂的华尔兹！只管转啊，转啊，什么都用不着去想。只要乐声继续回荡，生活就像在小说中一样飞逝，一旦它文然而止，就会产生一种丢丑的感觉，仿佛被人浇了一盆冷水或者赤身****被人撞见。除此之外，你允许别人放肆是出于夸耀，借此表示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她始终不曾料到他居然跳得这么出色。那两只乖巧的手，多么自信地拢住你的腰肢！不过，她是决不会让任何人吻自己的。她简直不能想象，另一个人的嘴唇长时间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其中能够凝聚多少无耻！

　　不能再胡闹了，坚决不能。不要装作什么都不懂，不要卖弄风情，也不要害羞地把目光低垂。否则迟早是要出乱子的。可怕的界限近在咫尺，再跨一步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忘记吧，别再想舞会了，那里边无非都是邪恶。不要不好意思拒绝，借口总是能够找到的：还没学过跳舞，或者说，脚扭伤了。

　　秋天，在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发生了骚动。莫斯科到喀山全线罢了工。莫斯科到布列斯特这条线也应当参加进去。已经作了罢工的决定，不过在罢工委员会里还没有议定什么时候宣布罢工日期。全路的人已然知道要罢工，就是还得找个表面的借口，那样才好说明罢工是自发的。

　　十月初一个寒冷多云的早晨。全线都是在这一天发薪金。账房那边好久不见动静。后来才看到一个男徒工捧着一叠表册、薪金登记表和一堆拣出来准备处罚的工人记录簿往账房走去。开始发薪了。在车站、修配厂、机务段、货栈和管理处那几幢木头房子中间，是一长条望不到头的空地。来领工钱的列车员、扳道工、钳工和他们的助手，还有停车场的那些清扫女工，在这块空地上排了长长的一队。

　　市镇的冬天已经来临，这是可以感觉到的。空气中散发着踩烂的械树叶子的气味，还有机车煤烟的焦臭和车站食堂的地下室里刚刚烤出炉的热面包的香味。列车驶来驶去，一会地编组，一会儿拆开，有人不住地摇晃着卷起或者打开的信号旗。巡守员的喇叭、挂车员的哨音和机车粗重的汽笛声，很协调地融合在一起，白色的烟柱仿佛顺着没有尽头的梯子向天空上升。机车已经停在那里升火待发，灼热的蒸汽炙烤着寒冷的冬云。

　　沿着路基的一侧，担任段长职务的交通工程师富夫雷金和本站的养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前后踱来踱去。安季波夫对养护工作已经厌烦了，不住地抱怨给他运来换轨的材料质量不合格，比如说，钢的韧性不够，铁轨经受不住挠曲和破裂的试验。安季波夫估计，如果一受冻，就会断裂。管理处对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的质问漠然置之。这里头可能有人捞到了油水。

　　富夫雷金穿的是一件外出时穿的皮大衣，敞着扣子，里面是一套新的哗叽制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迈着脚步，一边欣赏着上衣前襟的招缝、笔挺的裤线和皮鞋的美观式样。

　　对安季波夫的话，他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富夫雷金想的是自己的事，每分钟都要掏出表来看，似乎急于要去什么地方。

　　“木错，很对，老爷子，”他不紧不慢地打断了安季波夫的话，“不过这只是在某一个地方的正线上，或者是哪一段车次多的区间。可是请你想一想，你已经到手的是什么？有备用线，有停车线，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空车编组，调用窄轨机车。怎么，还不满意！是不是发疯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铁轨，换上木头的也没关系！”

　　富夫雷金又看了一次表，合上表盖，然后就向远处张望。一辆长途轻便马车正从那个方向朝铁路这边驶来。这时，大路的转弯处又出现了一辆四轮马车，这才是富夫雷金自己家的那辆，妻子坐车来接他。车夫在路基跟前才使马停住，两手仍然扯紧经绳，一边不停地用女人似的尖嗓子险喝着，好像保姆对待淘气的孩子。拉车的马像是有点怕铁路。车厢角落里一位漂亮的太太随便地倚在靠枕上。

　　“好啦，老兄，下次再谈吧，”段长说着摆了一下手，“现在顾不上考虑你说的这些道理。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呢。”夫妇两个坐车离开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已经接近黄昏。路旁的田野里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出现了先前没见到的一双人影，不时回头张望，一边快步向远处走去。这两个人是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

　　“走快点，”季韦尔辛说，“我倒不是怕侦探跟踪。这个会开得拖拖拉拉，肯定快结束了。他们从地窖一出来就会赶上咱们。我可不愿见他们。都这么推来推去，又何必多此一举。当初成立什么委员会啦，练习射击啦，钻地洞啦，看来都是白费！你倒是真不错，还支持尼古拉耶夫街上的那个废物！”

　　“我的达里哑得了伤寒病，得把她送进医院。只要还没住上院，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听说今天发工钱，顺路去一趟账房。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敢说，今天要不是开支的日子，我就会朝你们这帮家伙牌上一口唾沫，紧接着一分钟也不多等，就结束这吵闹的局面。”

　　“那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法子？”

　　“没什么新奇的，到锅炉房把汽笛一拉，就算大功告成了。”

　　两个人分了手，各走各的路。

　　季韦尔辛走的是去城里的路。迎面不断遇到从账房领钱回来的人。人很多。季韦尔辛估计，车站区域内他几乎不欠任何人的账。

　　天色暗了下来。在空旷的广场上，账房旁边的灯光下聚了一些没上班的工人。广场的人口停着富夫雷金的马车。富夫雷金娜坐在车里，还是先前的那个姿势，似乎从早晨起就不曾下过车。她在等着到账房去取钱的丈夫。

　　骤然间下起了湿润的雨夹雪。车夫从座位上下来，支起皮车篷。他用一只脚撑住车厢的后帮，用力扯动篷架的横梁。坐在车里的富夫雷金娜却在观赏在账房的灯光辉映下闪烁飘过的、裹着无数银白色小珠子的水气。她那一眨也不眨的眼睛向聚在一起的工人头上投去一瞥，带着期望的神色，如果有必要，这目光似乎可以像透过雾气或寒霜一样，洞穿这人群。

　　季韦尔辛无意中看到了她的神色，觉得非常厌恶。他没有朝富夫雷金娜鞠躬问好就退到一旁，决定过一会儿再去领钱，免得在账房见到她丈夫。他往前走了走，来到灯光较暗的修配厂这边。从这里可以看到黑暗中通向机务段去的许多支线的弯道。

　　“季韦尔辛！库普里克！”暗处有好几个声音朝他喊道。修配厂前边站了一群人。厂房里有谁在叫喊，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哭声。“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替孩子说说情吧。”人堆里有个女人这么说。

　　老工长彼得·胡多列耶夫又照老习惯在打他那个受气包——小学徒尤苏普卡。

　　胡多列耶夫原先并不这么折磨徒弟，不是酒鬼，手也不重。从前有个时候，莫斯科市郊工场作坊区的买卖人和神甫家里的姑娘们，见到这个仪表堂堂的有手艺的工人都要偷偷看上几眼。季韦尔辛的母亲当时还刚刚从教区学校毕业，拒绝了他的求婚，后来就嫁给了他的同伴、机车修理工萨韦利·尼基季奇·季韦尔辛。

　　萨韦利·尼基季奇惨死以后（在一八八八年一次轰动一时的撞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在她守寡的第六个年头上，彼得·彼得罗维奇再次向她求婚，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又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喝上了酒，开始胡闹，固执地认为他之所以落到如此糟糕的地步，是整个世界的过错，一心要同整个世界算账。

　　尤苏普卡是季韦尔辛住的那个院子的看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在厂子里，李韦尔辛总是护着这个孩子，这也让胡多列耶夫对他不大满意。

　　“你是怎么用锉刀的，你这个笨蛋！”胡多列耶夫吼着，抓住尤苏普卡的头发往后拖，使劲打他的脖梗儿。“铸工件能这么拆吗？我问你，是不是成心糟踏我的活儿？你这个斜眼鬼！”

　　“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大爷！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啊，疼啊！”

　　“告诉他一千遍了，架子要往前推，拧紧螺栓，可是他根本不听。差一点断了大轴，这个狗娘养的。”

　　“大爷，主轴我可没动，老天爷，我真没动。”

　　“干吗要折磨一个孩子？”季韦尔辛从人堆当中挤进去问道。

　　“家狗咬架，野狗可别往前凑。”胡多列耶夫回了一句。

　　“我问你，为什么折磨孩子？”

　　“跟你说，趁早赶紧走开，少管闲事。打死他也算不了什么，下流坯，差点地把大轴给我毁了。应该让他亲亲我的手，饶他一条活命，这个斜眼鬼。我只不过揪着他耳朵、头发教训教训。”

　　“还要怎么样，照你说是不是该把脑袋揪下来，胡多列耶夫大叔？应该懂得害臊。已经是老师傅啦，活到白了头发还不通情理。”

　　“走开，走开，我说，趁着你身子骨还是整个儿的。要不我打你个魂灵出窍。敢来教训我，你这个狗屁股！你是在枕木上让人日出来的，就在你爹眼皮子底下。你妈是只烂猫，这瞒不了我，破鞋！”

　　接着发生的事不超过一分钟。两个人都顺手从放着沉重的工具和铁锭的车床上头抄起了家伙。这时候要不是人们一下子上去把他们拉住，两个人都会把对方打死。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站在原地，低着头，前额几乎碰到一起，脸色煞白，瞪着充血的眼睛。暴怒之下，谁都说不出话来。大家从后面紧紧抓住他们俩的手。几分钟的工夫缓过了气力，他们扭动身子要挣开，拖曳着吊在身后的伙伴。衣服领钩、扣子都挣脱了，上衣和衬衫从肩膀上滑了下来。乱糟糟的喊叫声在他们周围一直不停。

　　“凿子！把凿子夺下来。”“这会把脑袋凿穿的！”“平静一点吧，彼得大叔，不然把手给你扭脱臼！”“干吗还跟他们废话？把他们拉开，锁起来就完了。”

　　突然，季韦尔辛以一股超人的力气甩掉了扑在身上的人，挣脱出来，几步就冲到了门口。人们刚要冲过去揪住他，可是看到他已经没有了那股发疯的劲头；就作罢了。他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走去。秋夜的潮气和黑暗包围了他。“要想给大家办点好事，就有人往你助上插刀子。”他自己嘟饿着，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和往哪儿去。

　　在这个卑鄙、虚伪的世界上，养尊处优的太太竟然用那种眼光看着卖力气干活儿的人；可是在这个制度下受罪的人，却让酒灌得昏迷不醒，只能在方才这样的作践自己当中得到某种满足。对这样的世界，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他走得很快，似乎急促的脚步可以使他发热的头脑里渴望的世上只有理智和安宁的时代更快到来。他懂得，最近一些日子他们的各种努力，铁路上的混乱，集会上的演说以及尚未执行、但也没有取消的罢工的决定，都是今后这条漫长道路的一部分。

　　但现在他兴奋得急不可耐地想要一口气跑完全程。他大步向前走着，心里还不大清楚究竟往哪里去，然而两只脚却知道应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季韦尔辛事后很久都不曾料到，就在他和安季波夫从地窖里出来走了以后，会议决定当晚罢工。委员们立刻分了工，规定了谁该到哪儿去和把谁从什么地方撤回。好像是从季韦尔辛心坎儿里发出来的一样，机车修理场里响起了开始是暗哑的、随后逐渐变得峻亮和整齐的信号声。这时候，从车库和货运站拥出的人群已经从进站的信号机那儿向城里走去，接着就同听见李韦尔辛的哨声而放下工作的锅炉房的人群汇合到一起了。

　　好多年来季韦尔辛都以为，那天晚上是他一个人让整条铁路停止了运行。只是在最后审讯过程中，根据全部事实审判的时候，没有添加上指使罢工这条罪名，他才明白过来。

　　人们纷纷跑了出来，不住地问：“这是叫大家上哪儿去？”黑暗中有人回答说：“你又不是聋子，没听见吗，这是警报，得救火。”“什么地方着火了？”“当然是着火了，要不为什么拉汽笛。”

　　门砰砰地响，又走出来一批人。传来另一些人的说话声。“真会说，着火了！乡巴佬！别听这傻话。这就叫歇工，懂不懂？你看，这是套具，这是笼头，可咱就是不上套。回家去吧，小伙子们。”

　　人越来越多。铁路罢工开始了。

　　到第三天才回家的季韦尔辛，冻得不住打寒颤，觉没睡够，脸也没有刮。前一天夜里突然变冷，这个季节从来没有这么冷过，可是季韦尔辛穿的是一身秋衣。

　　在大门口碰见了看门人吉马泽特金。

　　“谢谢，季韦尔辛先生，”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没让尤苏普卡受屈，让他一辈子替你祷告上帝吧。”

　　“你是不是变傻了，吉马泽特金，我对你算得上什么先生？求你别这么说了。有话快讲吧，你瞧这天气够多冷。”

　　“怎么能让你挨冻呢，你会暖和的，萨韦利耶维奇。昨天我们帮你妈妈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从莫斯科商场运了整整一棚子木柴。全是一色的烨木，又干、又好的烧柴。”

　　“太谢谢啦，吉马泽特金。你好像还有话要说，请快讲吧，我都冻僵了。”

　　“我要告诉你，你别在家过夜了，萨韦利耶维奇。得躲一躲。警察来过，警察分局长也来过，打听同你来往的都是什么人。我说没见到有什么人来，只有他的徒弟、机车乘务组和铁路上的人来过。另外的什么人可向来没见过。”

　　独身的季韦尔辛和他母亲、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哥哥一起住的这幢房子，是邻近的圣三一教堂的房产。房子的一部分住了教士和两家在城里零售水果、肉类的摊贩，其余的住户大多数是莫斯科至布列斯特这条线上的铁路职工。

　　房子是石砌的，几条木结构的回廊从四面围住一个肮脏、零乱的院子。同回廊相连的几条通到楼上去的又脏、又滑的木头楼梯，总散发着一股猫尿和酸白菜气味。紧靠楼梯转角的平台是厕所和门上挂着锁的储藏室。

　　李韦尔辛的哥哥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列兵，在瓦房沟负了伤，目前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陆军医院治疗。他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到那里去探望和照料。李韦尔辛一家几代人都是铁路员工，出门行路是方便的，可以使用俄罗斯全境的免费公务车票。家里如今非常安静，显得空落落的，只住着季韦尔辛和母亲。

　　他们住在二楼，在回廊一进门的前边，门口有一只由送水夫装满了水的木桶。当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走上自己住的这一层的时候，发现木桶的盖子被挪到一边，水面的冰上冻住了一只铁菜缸。

　　“不会是别人，准是普罗夫。”李韦尔辛想着就笑了。“真是个喝不足的无底洞，一肚子的火气。”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个诵经士，一个出了名的不服老的人，和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是远亲。

　　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把茶缸从冰面上掀下来，放好桶盖，然后拉了一下门铃。一股家居的热气和香味迎面扑来。

　　“妈妈，炉子烧得真旺。咱家多暖和，真好。”

　　母亲一下子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拥抱着他哭了起来。他抚摸着她的头，过了一会儿，轻轻脱开身。

　　“勇敢就能扫除一切障碍，妈妈，”他轻声说道，“从莫斯科到华沙的铁路都瘫痪了。”

　　“知道，就是为这个我才哭呢。你可别闯了祸。库普林卡，是不是到远处躲一躲。”

　　“您那位可爱的朋友、好心肠的羊倌彼得·彼得罗夫，真叫我伤脑筋。”他想逗她高兴。不过她没理解这是开玩笑，正经地回答说：

　　“拿他开玩笑可真作孽，库普林卡。你应该可怜他。他是个没办法的不幸的人啊，整个心都给毁了。”

　　“安季波夫，就是那个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给抓走了。半夜里来的人，到处搜查，弄得乱七八糟，早晨把他带走了。他的达里哑正害伤寒病，还在医院里。帕夫卢什卡是个孩子，还在职业学校念书哪。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和聋子姑姑。还要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去。我想应该把这孩子接到咱们家来。普罗夫干什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看见水桶了，盖子没盖，还有那只茶缸子。我想准是他。普罗夫是个喝水喝不够的家伙。”

　　“你真会猜，库普林卡。说对了，就是普罗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跑来借木柴。我给了他。难道我傻了，把木柴给人！可当时我已经想不到这些，因为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消息啊！你知道吗，皇上已经签署了一份公告，一切都要照新章程办，不让任何人受屈，给种田的分地，大家都和贵族平等。签了字的命令，你想想看，就差宣布了。主教公会也写了新的呈文，要增加一次祷告，为他的健康祈祷，我可不哄你。普罗武什卡说过，可我忘了。”

　　被捕的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和住院的达里哑·菲利蒙诺夫娜的儿子帕图利亚·安季波夫搬到了季韦尔辛家里。这是个很爱整洁的孩子，生着一张五官端正的脸，一头淡褐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不时地要用小梳子拢拢头发，整理一下上衣和带着职业中学制服扣环的宽腰带。帕图利亚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孩子，而且观察力很强。他能逼真而又滑稽地摹仿看到、听到的东西。

　　十月十七日公告发布以后，很快就考虑举行一次从特维尔门到卡鲁日斯克门的示威游行。这次正像俗话所说：“一个人担水吃，两个人抬水吃，三个人没有水吃。”参与此事的好几个革命组织互相争吵不休，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宣布退出。但当得知在原先规定的那天清晨人们无论如何也要上街之后，又各自急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们参加示威游行。

　　不顾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的劝阻和反对，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还是带着快活的、好同人交往的帕图利亚参加游行去了。

　　这是十一月初干燥而又寒冷的一天，宁静的铅灰色的天空飘着几乎稀疏可数的小雪花，落地之前长时间地上下左右翻飞着，然后像一层蓬松的尘土似的填撒在路上的坑洼里。乱哄哄的人流沿街向下挤去，只见一排排的脸孔、冬天的棉大衣和羔皮帽子。这都是些老人、女子学校的学生和孩子们，也有穿制服的养路工、电车场的工人、穿着高筒皮靴和皮上衣的邮电工人，还有中学生和大学生。

　　有一阵子大家唱着《华沙工人歌》、《你们已英勇牺牲》和《马赛曲》，可是在前头倒退着走的、一只手紧抓着库班帽摇摆着指挥歌唱的那个人，忽然戴上了帽子，停止唱歌，转过身去听井然走的另外几个带队人在谈些什么。歌声散乱了，停止了。这时只听到巨大的人群走在结了冰的路面上踏出咯吱咯吱脆响的脚步尸。

　　一些好心人通知游行的发起人说，前边哥萨克已经布置了警戒线，准备对付示威游行的人。也有人从就近的药房打来电话，告诉游行的人前面有埋伏。

　　“那又怎么样，”带队的人说，“最要紧的是冷静，不要慌。应该立刻占据前边路上的一座公共建筑物，向大家说明面临的危险，然后解散队伍，化整为零。”

　　究竟往哪里去最好，几个人开始争起来。有的主张到商业经纪人协会，有的说应该去高等工科学校，也有人要去外国记者学校。

　　正在争论的时候，前边已经看到了一幢公用建筑物的屋角。这也是一所学校，比上边提到的那几处毫不逊色，很适合作避难所。

　　大家来到房子跟前的时候，领队的走上大门口半圆形的台阶，打手势让队伍的排头停住。入口的几扇大门已经打开，整队的人摩肩接路地拥进学校的前厅，走上迎面的楼梯。

　　“到礼堂去，到礼堂去！”后边异口同声地喊，但是人不停地拥进来，沿走廊和教室散开。

　　好不容易把大家招呼回来，安顿坐好以后，领队的几次要说明前边路上已经设下埋伏，但是谁也不听。停止前进并进入这所房子，被当成立刻召开一次临时集会的邀请。

　　经过长时间的边走边唱以后，人们都想静静地坐一会儿，但愿别的人替他们吃点苦，出来叫喊一番。大家现在主要是对休息感到满意，至于在主要方面看法一致的几个发言人的分歧，也就觉得无所谓了。

　　所以，一位不想哗众取宠使人厌倦的最蹩脚的演说家，反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他每讲一句都引起同情的呼喊。大家毫不吝惜地用表示赞同的喊叫压过了他的讲话。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便急忙表示同意，一面喊着“可耻”，一面通过了一份抗议电。后来终于听厌了讲演人那单调的声音，索性把他撇到一边，～个跟着一个成排地走下楼梯，奔到街上。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开会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雪，这时路面已经～片银白，雪也越下越密。

　　当龙骑兵飞快地迎而冲过来的时候，后排的人还完全没有察觉。队伍前方突然传来越来越大的响声，像是人群里喊起了“乌拉！”“救命啊！”“打死人啦！”以及另外许多叫喊声混成一片，分不清还喊了什么。几乎是同时，趁着这阵混乱的声浪，顺着急忙闪到两旁的人群形成的狭窄的通道，无声而迅速地闪过许多匹马的嘴脸、鬃毛和挥舞着马刀的骑兵。

　　半个排跑过去了，然后掉转马头，整好队形，从后边冲进了游行队伍的队尾。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以后，整条街差不多已不见一个人影。人们沿着小巷跑散了。雪已经变得稀疏，昏黑的傍晚景色很像是一幅炭笔画。已经落到屋后的太阳，忽然像用手指点着一样，从街角照出路上所有带红颜色的东西：龙骑兵的红顶皮帽，倒下的大幅红旗，洒在雪地上的～条条、一点点的血迹。

　　一个头盖骨裂开的人不住地呻吟，两手紧紧抠住地面，在大街的一侧爬着。有几名骑兵排成一队从街道下首放马缓步行来。他们是追踪到大街另一头之后又返回来的。几乎就在他们脚下，头巾掉到脑后的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用变了音的嗓子朝整条街喊着：“帕沙！帕图利亚！”

　　他起先一直和她走在一起，惟妙惟肖地学着最末一个演讲人的样子逗她开心，可是当龙骑兵冲过来的时候就突然不见了。

　　在最危险的时候，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背上也挨了一鞭子。尽管身上那件絮得厚厚实实的短棉袄减轻了她挨打的感觉，她还是一边咒骂，一边吓人地朝跑远了的骑兵挥着拳头，对他们竟敢在体面的老百姓面前往她这个老太婆身上抽鞭子气得要命。

　　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激动不安的目光扫向大街两侧，突然喜出望外地在对面人行道上看到了那孩子。在那边，在一座有廊柱的店铺和一所独家的砖房子的突出部中间的角落里，聚了一小群无意中路过的看热闹的人。

　　一个闯入人行道的龙骑兵，用马的后聘把他们赶到那个地方。人们受惊的样子使他很开心，于是他把出路挡住以后，就紧贴着大家的身子装腔作势地表演起驯马的动作来，先来几个急转弯，然后又像演马戏似的慢慢让马用后腿立起来。当他看到那些慢慢返回来的伙伴以后，才用马刺刺了马一下，三窜两跳地归了队。

　　被挤在角落里的人散开了。先前不敢作声的帕沙，立刻向老太太跑来。

　　他们往家里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住地嘟娥：“该干刀万剐的杀人犯，天杀的刽子手！老百姓原本高高兴兴，皇上给了自由，这帮家伙就受不住了。什么都给搅得一团糟，把每句话的意思都弄拧了。”

　　她气得对龙骑兵发狠，对周围的一切都发狠，这一刻连她的亲生儿子也包括在内。在暴怒的瞬间，她仿佛觉得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是被那些既不会拿主意、又自作聪明的库普林卡～伙糊涂虫惹出来的。

　　“真阴险狠毒啊！可是他们这些吵吵嚷嚷的人到底需要什么呢？一点儿也不明白！就知道骂呀，吵呀。还有那一个，特别会说话的那个，你怎么学他来着，帕申卡？再给我学一遍，亲爱的，学学看。哎哟，笑死我了，笑死了！简直一模一样。你这个讨厌鬼，大马蝇。”

　　回到家里，她不停地埋怨儿子，又说，不能活到这把年纪还让那个头发乱蓬蓬的麻脸蠢货从马上用鞭子抽屁股教训她。

　　“您可真是，妈妈！好像我就是哥萨克中尉或者宪兵队长。”

　　当奔跑的人出现在窗前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正站在窗前。他知道这是游行的人，于是聚精会神地向远处看了一阵子，看看在走散的人当中有没有尤拉或另外的什么人。但他没有发现熟人，只觉得快步走过去的那个人是杜多罗夫那个不要命的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忘了他的名字），不久前才从他左肩取出一颗子弹，今天又在他不该去的地方窜来窜去。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秋天从彼得堡来到这里的。在莫斯科他没有自己落脚的地方，但是又不喜欢住旅馆，如今是住在～房远亲斯文秀茨基家里。人家在顶楼角上给他让出了一间书房。

　　这幢两层楼的厢房对没有子女的斯文季茨基夫妇来说有点过大，这是已故的老斯文李茨基多年以前从多尔戈鲁基公爵手里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的产业一共有三个院落、一座花园和许多格局零乱、不同风格的房屋，连着三条巷子，过去被人称作磨坊小城。

　　虽然开了四扇窗，这间书房依旧稍嫌阴暗。屋子里摆满了书籍、纸张、地毯和雕塑品。书房有个半圆形的外阳台，遮住了房子的这一角。冬天通往阳台的双重玻璃门关得严严实实。

　　透过书房的两扇窗和阳台的玻璃门，可以看到笔直的一条小巷、一条雪橇压出来的通向远处的路、排列不整齐的房子和歪斜的栅栏。

　　从花园向书房投来～片淡紫色的阴影。树木从外面窥探着室内，似乎要把蒙了一层雪青色凝脂般寒霜的枝条伸到地板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眼望着小巷，回想起彼得堡去年的冬天，回想起加邦牧师、高尔基、维特的来访和那些时髦的现代作家。他远远地离开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环境，来到莫斯科这个安静和睦的地方写一本已经构思成熟的书。谁知根本不可能！他如同从火里出来又掉到炭上。每天都要讲演，作报告，没有喘息的机会。一会儿是女子高等学校，一会儿又是宗教哲学院，再不就是红十字会或者罢工基金委员会。真想到瑞士去，拣一个到处是森林的偏远的县份。那里会有静温、清明的湖光山色和一切都能引起回响的凛冽的空气。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转身离开窗口。他情不自禁地想出去随便看望一个人，或者漫无目的地走走，但是立刻又想到那位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维沃洛奇诺夫有事要来找他，所以不能离开。于是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思想转到外甥身上。

　　从伏尔加沿岸一个偏僻的地方迁往彼得堡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把尤拉带到莫斯科，让他见见韦杰尼亚平、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谢利亚温、米哈耶利斯、斯文秀茨基和格罗梅科这几家亲戚。他先把尤拉安顿在既无头脑、又爱饶舌的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里，亲戚们平时都管这个老人叫费吉卡。费吉卡同自己的养女莫佳暗中同居，所以自认是个足以动摇通常的伦常基础和捍卫自己的主张的人。不过他手脚不干净，辜负了对他的信任，连尤拉的生活费都被他挪用了。于是他又把尤拉转到格罗梅科家，此后尤拉便一直寄居在那里。

　　在格罗梅科家里，尤拉处在令人羡慕的和睦的气氛中。

　　“他们在那儿简直成了一个三人同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到尤拉、他的同年级伙伴戈尔东和主人的女儿东尼妞·格罗梅科。三个人在一起已经读腻了《爱情的意义》和《克莱采奏鸣曲》之类的书，于是又迷上了贞洁的说教。

　　在少年时代，应该体验一下那种偏于极端的纯洁情感。但是他们太过分了，以致反而糊涂起来。

　　三个人都有着可怕的怪脾性和孩子气。凡是使他们激动的、属于清欲方面的东西，不知为什么都被说成“庸俗化”，而且不顾是否恰当，到处都把这个词挂在嘴上。简直是极端的用词不当。“庸俗化”——他们用来指的是人的本能的呼声、诲淫的作品、作践妇女，甚至还包括整个物质世界。每逢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那张激动的脸由涨红而变得苍白。

　　“如果我在莫斯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样想，“决不让他们发展到这种地步。羞耻心是必要的，但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啊，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欢迎您。”他高声说着，走上前去迎接进来的客人。

　　一个身穿灰色上衣、腰束宽皮带的胖子走进房来。他脚上穿着一双毡靴，裤子的膝盖部分胀了出来。他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自己是一朵五彩祥云笼罩着的善行使者。一副用黑色宽绦带系住的夹鼻眼镜在鼻子上恶狠狠地跳动着。在过道里，他没来得及把该办的事办完。围巾没有摘，一头拖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项圆形呢礼帽。这几件东西使他无法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妨碍问好。

　　“唉，唉。”他不知所措地应答着，一面打量四周。

　　“随便放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让维沃洛奇诺夫恢复说话能力和自制能力。

　　这一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在他们这些人的头脑里，那个永远不甘寂寞的天才大师的思想，只是安然享受着欢乐的休想，而且被无可救药地庸俗化了。

　　维沃洛奇诺夫是来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一所学校去为政治流放犯演讲的。

　　“我已经在那里讲过一次了。”

　　“是为政治流放犯讲的吗？”

　　“是啊。”

　　“还得再讲一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稍加推辞，然后就同意了。

　　来访所要谈的事情完全谈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就没有过分地挽留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他本来可以起身告辞了，但觉得这么快就离开不大礼貌，走之前应该找个轻松、活泼的话题谈一谈。结果谈话却拖得很长，而且不大愉快。

　　“您颓废了？陷入神秘主义里去了？”

　　“这是为什么？”

　　“人毁了呀。还记得地方自治会吗？”

　　“那还用说。我们还在一起筹备过选举哪。”

　　“还为乡村学校和教师学习会的事冲锋陷阵呢，记得不？”

　　“当然，那可是一场苦战。后来您好像转到民众福利和社会救济方面去了，对吗？”

　　“有过一段时间。”

　　“是啊，可如今时兴的都是些放荡的牧羊神呀，黄色的睡莲呀，受戒者呀，还宣传什么《我们要像太阳》。我是死也不相信。让一个富于幽默感的人，一个如此了解人民的聪明人去干……算啦，您不必说了……也许我触到您的隐私了吧？”

　　“何必信口开河地瞎扯呢？我们又何必非要争论这些？您根本不了解我的思想。”

　　“俄国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不是**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

　　“这谁都不反对。”

　　“乡下人没有穿的，饿得浮肿……”

　　谈话就这样跳跃式地进行着。意识到这样谈下去毫无意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他解释是什么使他同一些象征主义派的作家接近起来，接着把话题转到托尔斯泰身上。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过，人如果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就会离善越来越远。”

　　“您以为正相反吗？能够拯救世界的究竟是美，是宗教的神秘仪式或类似的东西，还是罗赞诺夫和阳思妥耶夫斯基？”

　　“请等一等，让我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如果指望用监狱或者来世报应恐吓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而不是那位牺牲自己的传道者了？关键在于干百年来使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并不是棍棒，而是音乐，这里指的是没有武器的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真理的榜样的吸引力。直到现在还公认，福音书当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箴言和准则。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应该懂得，耶稣宣讲的时候往往使用生活中的寓言，用日常生活解释真理。从这里引出的看法是：凡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朽的，而生命则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

　　“我一点也听不懂。您应当把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

　　维沃洛奇诺夫走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情绪非常激动。他恼恨自己对呆头呆脑的维沃洛奇诺夫谈了一部分内心的看法，但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像通常那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懊恼突然换了目标。他一下子就完全忘记了维沃洛奇诺夫，仿佛这人根本不曾来过。他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平时不写日记，但一年之中总有一两次要把感受最深的思想写在一册厚厚的普通记事本上。他取出这个本子，开始用那大而端正的字体写起来。下面就是他所写的。

　　这个施莱辛格傻女人使我整天感到不自在。早晨就来

　　了，一直坐到吃午饭时，一连两个小时朗诵歪诗。招人厌烦。

　　这是象征派作家A为天体起源交响乐作曲家B所写的一

　　篇散文诗，里边有各大行星的神袛、四首诗的唱词和另外一

　　些东西。我一直是忍着，忍着，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恳求说：

　　“受不了啦，请便吧。”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懂得了为什么就连在浮士德身上

　　这种东西也往往约对难以忍受而又虚假。现代人没有这方

　　面的要求。当他们被宇宙之谜弄得困惑不解的时候，他们要

　　深入探索的是物理学，而不是赫西奥德的六音步诗。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这种陈旧过时的形式，也不在于

　　这些水火之神把科学明显弄清楚的东西重新弄得含混不

　　清，而在于这种体裁与当今艺术的精神、实质以及创作动机

　　格格不入。

　　在人类还很稀少、大自然尚未被人所掩盖的古老的大

　　地上，相信天体演化是很自然的。大地上徘徊的还有猛妈，

　　对恐龙和各种龙记忆犹新。那时，大自然是如此引人注目、

　　如此凶猛而威风地扑向人的脖颈，似乎当真充满了各种神

　　批。这就是人类编年史最初的几页，而且还仅仅是开始。

　　由于人口过剩，这个上古世界在罗马结束了。

　　罗马挤满借用来的神袛和被征服的民族，挤成天上地

　　下两层，像肠子紧紧扭成三个结的垃圾堆。那里有达吉人、

　　赫鲁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极北人，看到的是没有辐条

　　的笨重的车轮、浮肿的眼睛、兽奸、双下颠、用受过教育的奴

　　隶的肉喂鱼，还有不识字的皇帝。人要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

　　多，在斗兽场的通道里被践踏，忍受痛苦。

　　如今，这个轻快的、光芒四射的人，突出了人性，故意显

　　出乡土气息。这个加利利人，来到这俗气的大理石和黄金

　　堆中。从此，一切的民族和神不复存在，开始了人的时代，做

　　木工的人，当农夫的人，夕阳晚照之下放牧羊群的人。人这

　　个音听起来没有丝毫傲气，他随着母亲们的摇篮曲和世界

　　上的所有画廊崇高地向各地传播。

　　彼得罗夫大街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彼得堡在莫斯科的一个角落。街道两旁是对称的建筑，都有雕塑精致的大门，再往下去是售书亭、阅览室、图片社，还有高级的烟草店和考究的餐厅，餐厅门前笨重的支柱上是装在磨砂玻璃圆罩里的煤气灯。

　　冬天这个地方阴暗得难以通行。这里居住着稳重、自重而又富裕的自由职业者。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在这里租下的一套讲究的独身住宅是在二层楼上，通到那里的是一条有宽大、结实的橡木栏杆的宽楼梯。为他操持家务的女管家，不对，他幽居处所的女总管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对样样事都关心，都打听，但似乎对任何事又都不干预，是个不声不响、不惹人注意的人。他对她则报以一个绅士所应有的骑士般的感激，而且在住宅里从不容忍同她那老处女平静的生活圈子不相容的客人和来访者。在这里，主宰一切的是修道院般的宁静——帝幕低垂，纤尘不染，如同手术室一般。

　　每逢礼拜天的上午，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照例带着自己的叭儿狗沿彼得罗夫大街和库茨涅茨基大街闲逛，在一个街角，与从家里出来的演员兼纸牌迷康斯坦丁·伊拉里奥诺维奇·萨塔尼基会合。

　　他们一同在人行道上缓步踱着，讲着笑话，时断时续地交换一些无足轻重、对一切都瞧不起的见解。其实，即便不讲话，随意哼哈几声，也能起同样的作用，但必须要让库茨涅茨基大街两旁的人行道都能听见他那响亮的、满不在乎地发呛的、像是由于颤抖而憋住气的低音嗓门，才算达到目的。

　　天气也是病怏怏的样子。水珠滴滴答答地敲打着铁皮泄水管和屋檐板。各家的屋顶交错发出这种响声，似乎到了春天。开始融雪了。

　　她一路上迷迷糊糊地走着，只是回到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家里的人都已入睡。她又陷入了麻木状态，失神地在妈妈的小梳妆台前坐下来，身上穿的是一件接近白色的浅紫色的长连衣裙，连衣裙上镶着花边，还披着一条面纱。这些都是为了参加假面舞会从作坊里拿来的。她坐在镜中自己的映像面前，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她把交叉的双手放在梳妆台上，把头伏在手上。

　　妈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打死她的。把她打死，自己再自杀。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如今已经迟了，应该事先想到。

　　正像通常所说的，她已经是个堕落的女人了，成了法国小说里的那种女人，可是，明天到了学校还要和那些女学生坐在一张书桌后面，同她相比，她们简直是一群吃奶的孩子。上帝啊，上帝，怎么会有这种事呀！

　　多年之后，如果可能的话，拉拉也许会把这一切都告诉奥莉娜·杰明娜。奥莉娜一定会和她抱头痛哭。

　　窗外滴水喃喃自语，这是融雪滴落的声音。街上有人在敲邻居家的大门。拉拉没有抬头。她双肩抖动，痛楚地哭着。

　　“唉，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亲爱的，木大好过。我烦死了。”

　　他往地毯上、沙发上胡乱丢着套袖、胸衣和别的东西，把五斗橱的抽屉拉开又关上，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

　　他非常需要她，可是这个礼拜天又不可能同她见面。科马罗夫斯基像头野兽似的，在屋子里胡乱走着，坐立不安。

　　她的心灵无比之美。她那两只手，像崇高的思维形象所能令人惊讶的那样，让人销魂。她那投在室内糊墙纸上的影子仿佛纯洁无假的侧影。贴身的上衣像是一幅绷在绣架上的细麻布，服帖而又紧紧地裹住她的前胸。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窗上的玻璃，合着柏油路上缓缓走动的马匹的脚步。“拉拉。”他轻声低唤，闭上了眼睛，脑海中出现了枕在他臂弯里的她的头。她已然入睡，睫毛低垂，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态，让人可以～连几小时不眨眼地端详。头发散落在枕上，她的美恰似一股清烟，刺痛科马罗夫斯基的眼睛，侵入他的心灵。

　　礼拜天的散步没有实现。科马罗夫斯基带着杰克只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就停住脚步。他想起了库茨涅茨基大街、萨塔尼基开的玩笑和他所遇到的许多熟人。不行，他实在受不了啦！科马罗夫斯基向后转了。狗觉得奇怪，用木乐意的眼光从地上向他望着，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哪儿来的魔力！”他这样想。“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是苏醒过来的良心，怜悯，还有悔恨？或许是不安？都不是，他明明知道她平安无事地呆在自己家里，可为什么一直没法不想她？”

　　科马罗夫斯基进了门，顺着楼梯走到中间转弯的楼梯口。这里的墙上有一扇窗户，玻璃的四角装饰有华丽的纹章。照进来的缕缕阳光，五彩缤纷地投射在地板和窗台上。走到第二层楼梯的中间，科马罗夫斯基站住了。

　　“决不能在这种恼人而刺心的苦闷面前屈服！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懂得，如果作为一种消遣方式，这个姑娘，已故的老朋友的女儿，成了使自己神魂颠倒的对象，将会有什么后果。要清醒！要有自信，不能破坏自己的习惯，否则全都会化为乌有！”

　　科马罗夫斯基用力紧紧抓住宽大的栏杆，抓得手都疼了。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坚决地转身走下楼去。在有阳光照进来的楼梯转弯的楼梯口，他看到叭儿狗的崇敬的目光。杰克从下向上望着他，抬着头，活像一个双颊松弛、流着口水的老年作儒。

　　叭儿狗不喜欢那个姑娘，撕破过她的长筒袜子，朝她哪牙乱叫。它不高兴主人到拉拉那里去，仿佛怕他从她那儿染上人的气味。

　　“啊，原来如此！你也希望一切照旧——仍然是萨塔尼基、卑鄙的诡计和下流的笑话吗？好，那就给你这个，给你，给你！”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杖和脚照着叭儿拘一阵踢打。杰克跑开，尖声鸣叫着，摇摆着尾巴上了楼，前腿扒在门上向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诉苦。

　　几天和几个礼拜过去了。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迷魂阵啊！科马罗夫斯基闯进拉拉的生活，如果只是引起她反感、厌恶的话，拉拉原是可以抗拒和设法摆脱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姑娘自己也感到惬意，因为这个论年龄可以作为父亲、容貌已经开始秃顶的男人，这个在集会上受欢迎、报纸上也常提到的人，居然在她身上花费金钱和时间，把她称作女神，陪伴她出入剧场和音乐会，即所谓让她“精神上得到发展”。

　　她只不过还是个穿褐色长裙、未成年的寄宿学校的女生，学校里那些天真的恶作剧也都少不了她。无论是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还是众目暖暖之下在剧院的幽静的包厢里，科马罗夫斯基的那种暧昧而大胆的举动迷惑住了她，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也想模仿一番的不良念头。

　　但这种学生淘气的激情很快就过去了。一种刺心的沮丧和对自己的畏惧长久地留在她的心里，在那里扎下了根。她总想睡觉，这是由于夜晚的失眠，由于哭泣和不断头痛，由于背诵功课和整个身体的疲乏。

　　他是她所诅咒的人，她恨他。每天她想的都是这些。

　　如今却终身成了他的奴隶。他是靠什么制服她的呢？用什么恫吓她顺从，而她便屈服了，满足他的欲望，用毫不掩饰的羞耻的颤抖让他快活？莫非因为地位的差异，妈妈在钱财上对他的依赖，他善于恫吓她拉拉？不是，都不是。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不是她受他支配，而是他受她支配。难道她看不出来，他是怎样因她而苦恼。拉拉是无所畏惧的，良心是清白的。假如她把这一切揭穿，可耻和害怕的应该是他。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她永远不会那样做。她还没有这么卑鄙，还没有科马罗夫斯基对待下属和弱者的那股狠劲。

　　这就是他和她的区别。因此，她也就越发感到周围生活的可怕。生活中什么让她震惊？是雷鸣，还是闪电？不，是侧目而视和低声诽谤。到处都是诡计和模棱两可的话。每一根线都像蛛丝一样，一扯，线使断了，但要想挣脱这个网，只能被它缠得更紧。

　　卑鄙而怯懦的人反而统治了强者。

　　她也曾经自问：如果她是已婚妇女，会有什么不同？她开始求助于诡辩。有时，绝望的忧郁控制了她。

　　他又是多么不知羞耻地匍匐在她脚下哀求：“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想想看，我和你做了些什么呀。你正在沿着陡坡向下滑。让我们向你母亲承认了吧。我娶你。”

　　他哭着，坚持着，好像她争辩着并不同意似的。不过这只是空话，拉拉甚至懒得听他这套悲剧式的空话了。

　　可是他继续带着披着长面纱的她到那家可怕的餐馆的单独的房间里去。侍者和顾客目送着她，他们的眼光似乎要把她剥个精光。她只能自问：“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有一次她做了一个梦：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歌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

　　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内在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它是上帝关于生命的箴言，拉拉到教堂正是去哭他。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拉的心情就像《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她跑去祷告时的感觉，似乎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教堂的穹顶随时都会崩塌。活该。让一切都完结吧。可惜她带了奥莉妮·杰明哪这个话匣子。

　　“看，那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莉妞对着她耳朵悄悄说。

　　“嘘，别讲话。哪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

　　“普洛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我的堂叔父。正在读经文的那个。”

　　“嗅，你说的是那个诵经土，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别作声。别打搅我吧。”

　　她们进来的时候，仪式刚刚开始。人们在唱赞美诗：“赞美我主，我的灵魂，以我所有，赞主圣名。”

　　教堂里显得空荡荡的，四处响起回声。只有前边挤着一群做祷告的人。这幢房子是新建的，不带颜色的窗玻璃不能使积雪的灰色小巷和往来的行人增添色彩。这扇窗前站着教堂长老，不顾正在进行的祈祷，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对一个呆傻耳聋的乞丐开导着什么，他的声音像那扇窗和窗外的小巷一样呆板而平淡。

　　拉拉手里摸着几枚铜币，慢慢绕过祈祷的人，到门口替自己和奥莉妮领取蜡烛，然后小心翼翼地免得碰撞任何人，回到后边。这时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急促地念完九段经文，仿佛在念一篇大家早已熟悉的东西。

　　“祝福吧，心灵空虚的人……祝福吧，痛哭失声的人……祝福吧，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

　　拉拉走着，打了一个冷战，停了下来。这说的就是她。他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关于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基督的意思。

　　正值普雷斯尼亚区武装起义的日子。他们恰好住在起义区。在离他们几步远的特维尔街上筑起了街垒，从旅馆的窗口就可以看到。人们从院子里用桶提水浇街垒，为的是把构筑街垒用的石头和废铁冻在一起。

　　隔壁院子里是义勇队员集合点，有些像救护站和食品供应点。

　　有两个男孩子到那儿去。这两个人拉拉都认识。一个是娜佳的朋友尼卡·杜多罗夫，拉拉就是在前者家里认识他的。他的性格同拉拉相似——耿直，孤傲，不爱讲话。他和拉拉相似，引不起她的兴趣。

　　另一个是职业中学学生安季波夫，住在奥莉妮·杰明娜外祖母季韦尔辛老太太家里。拉拉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家里去的时候已经觉察出她对这男孩子产生的影响。帕沙·安季波夫还没有失掉童稚的纯朴，毫不掩饰她的到来带给他的快乐，仿佛拉拉是夏季的一片小白排林，地上遍布着清新的小草，天空飘荡着如絮的白云，所以对她用不着掩饰牛犊似的又蹦又跳的狂喜，更用不着担心别人讥笑。

　　拉拉刚刚一发现自己对他产生的影响，便不自觉地开始利用了这种影响。不过，过了好几年之后，在他们交往的后期，她才更加认真地把握住他那温顺的性格。那时，帕图利亚已经知道自己发狂地爱着她，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别无选择了。

　　这两个男孩子正玩着一种最可怕的、成年人的游戏，战争的游戏，而且参加这种游戏的人不是被绞死便是被流放。可是他们头上戴的长耳风帽还从后面扎着结子，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过还是两个孩子，还都受着父母的管教。拉拉像是大人看待小孩子那样看着他们。在他们危险的娱乐中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味道。其他的一切也都烙上了这种痕迹。冬天的寒冷的黄昏似乎泛起一层黑色的浓重的霜；还有这灰蓝色的庭院以及对面孩子们躲藏的那幢房屋。而主要的是从那儿不断传来的手枪射击声。“男孩子们在开枪。”拉拉想道。她想的已经不仅是尼卡和帕图利亚了，而是开枪射击的整个城市。“两个诚实的好孩子，”她想道，“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

　　听说可能要向街垒射击，而且她们的房子有危险。但这个时候再考虑搬到莫斯科另一个区的熟人家里去已经太迟了，因为这个区已然被包围。只能在这包围圈附近找个角落，于是她们想起了“黑山”旅馆。

　　原来最先想到这里的并不只是她们。旅馆已经住满了人，同她们处境相同的人还有很多。只是因为她们算是老主顾，所以才答应把她们安顿在被眼间里。

　　皮箱太惹眼，于是她们把最必需的东西包成了三个包袱，一天天拖延搬入旅馆的日期。

　　由于作坊里充满古朴的风习，所以尽管外面闹罢工，工人直到这一天仍继续干活。但在那一个寒冷而又沉闷的傍晚，外面有人按铃。进来的人指责了一番。大家要求店主到大门口去。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到前厅去平息来人的火气。“姑娘们，到这儿来！”不一会她把女工们都招呼到那里，把她们一个个地介绍给进来的人。那人热情而笨拙地和每个人握手问候，同费季索娃讲妥了什么事之后便走了。

　　女工们回到大厅后，开始围披肩，一个个把手举过头，伸进瘦小的皮大衣袖子。

　　“出了什么事？”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急忙赶过来问道。

　　“把我们撵走了，太太，我们罢工了。”

　　“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吉沙尔太大哭了出来。

　　“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您别难过。我们对您没有恶意，而是非常感激您。问题不在于您，也不在于我们。如今大家都这样做，全世界都这样。能有什么法子反对呢？”

　　她们都走了，连奥莉哑·杰明娜和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也走了。后者在告别的时候悄声对店主说，为了东家和作坊的利益只好装出罢工的样子。但店主并未平静下来。

　　“多么忘恩负义！真想不到，把她们看错了！就拿那个姑娘说吧，在她身上我操了多少心啊！好吧，就算她还是个孩子，可是还有那个老妖婆呢！”

　　“您应该明白，妈妈，她们不能对我们例外。”拉拉安慰着她。“谁对咱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现在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幸福。是的，真是这样，您不用不相信地摇头。总有一天，这会对我和对您都有好处”

　　可是母亲一点也听不明白。“每回都这样，”她啜泣着说，“本来心里就乱糟糟的，你还说这种话，让人听了只能惊讶得瞪眼。都骑到我的头上拉屎来了，你还说对我有好处。不对，准是我老糊涂了。”

　　罗佳仍然在武备学堂。空落落的楼房里只剩下拉拉和母亲了。没有灯光的街道和房屋都用空洞的眼睛相互凝望着。

　　“到旅馆去吧，妈妈，趁现在天还没黑。您听见没有，妈妈？马上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喊来了看门人。“菲拉特，送我们，亲爱的，到‘黑山’旅店去。”

　　“是，太太。”

　　“拿上包袱。还有，菲拉特，这阵子就请你在这儿照看着。别忘了给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这只鸟儿喂水、添食。东西都锁上。还有，请常到我们那儿看看。”

　　“是，太太。”

　　“谢谢，菲拉特。基督保佑你。怎么样，要分手了，一起坐一会儿吧，愿上帝保佑。”

　　她们来到街上，就像大病初愈一样，一下子适应不了新鲜的空气。凛冽澄澈的空间把圆润的、仿佛经过车床加工的光滑的声音轻轻地散向四方。炮声和枪声砰砰响，像要把远方炸成一堆废墟。

　　不管菲拉特如何说服拉拉和阿马利她·卡尔洛夫娜，要她们相信真的在放枪，她们仍然认为放的不过是空枪。

　　“菲拉特，你真傻。想想看，根本见不到放论的人，怎么会不是空枪呢。照你说谁在开枪，莫非是圣灵不成？当然是放空枪。”

　　在一个十字路口，巡逻队把她们拦住了。狞笑着的哥萨克对她们进行搜查，放肆地对她们从头到脚瞅来瞅去。他们的系带的无檐帽膘悍地拉到耳朵上，一个个好像都只有一只眼睛。

　　“真太好了！”拉拉想道，她们和城里其他地方隔绝的这段时间，可以不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因为母亲的关系，她不能和他断绝来往。她不能够说：妈妈，别接待他。那一切就都公开了。说了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伯说呢？啊，上帝，让一切都完蛋吧，只要这事能了结。上帝啊上帝！她厌恶得就要昏死在街上。可是现在她又想起了什么呀？！就在开始发生这种事的那个单间屋子里，画着一个肥胖的罗马人的那幅可怕的画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妇人或花瓶》。当然，一点不错。这是一幅名画。要是和这件珍品相比的话，她那时还算不上妇人，后来才是。餐桌摆设得真够排场。

　　“你要到哪儿去呀，走得这么快？我赶不上你。”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在后边哭着说，喘着气，勉强赶上她。拉拉被一股什么力量推着，一股骄傲的、令人振奋的力量推动她仿佛凌空疾走。

　　“枪声多么清脆，”她想道，“被践踏的人得福了，受侮辱的人得福了。枪声啊，愿上帝赐你健康！枪声啊，枪声，你们也该有同感吧！”

　　格罗梅科兄弟的房子坐落在西夫采夫一弗拉日克街和另一条巷子的拐角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都是化学教授，前者在彼得罗夫斯基学院任教，后者在大学任教。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个单身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娶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她娘家姓克吕格尔，父亲是铁矿场主，另外在乌拉尔的尤里亚金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林中别墅，那儿有几座已经废弃的、没有收入的矿山。

　　他们的房子是一座两层楼。楼上是寝室、孩子们的学习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工作间和藏书室。另外还有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小客厅、东尼娜和尤拉居住的房间；楼下是接待客人的地方。灰绿色的窗慢，大钢琴盖上镜子般发亮的光点，鱼缸，橄榄色的家具和样子像水藻似的室内植物，使楼下接待室给人一种梦幻般浮动的绿色海底的印象。

　　格罗梅科一家都是非常有文化修养、慷慨好客的人，非常喜欢而且懂得音乐。他们经常邀请一些人在自己家里举行钢琴、提琴独奏和弦乐四重奏的室内音乐会。

　　一九O六年一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以后不久，在西夫采夫街照例又要举办一次室内乐晚会。预定演奏塔汉耶夫学派的一位初露锋芒的作曲家新谱写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

　　前一天就开始准备，把家具搬到一边，腾空了大客厅。在大厅的一角，调音师上百次地弹奏同一个音符，又像撒珠子似的弹出一连串音符。厨房里忙着退鸡毛，洗蔬菜，把芥茉调到橄榄油里，作调汁和拌凉菜用。

　　舒拉·施莱辛格一清早就来惹人讨厌了。她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密友和律师。

　　舒拉·施莱辛格是位生得略带男相的女人，面目端正，身材瘦高。她的相貌和皇上有些相似，尤其是斜斜地戴上那顶羔皮帽子的时候。她作客的时候不摘帽子，只把扣在上面的面纱稍稍掀起一点儿。

　　每逢调到伤心和心烦的时候，这对朋友的交谈可以使双方都感到轻松。这种轻松感在于她们相互都说越来越恶毒的挖苦话。一场风暴爆发了，但很快就以眼泪与和解而结束。这种周期性的争吵对双方都起镇静作用，就像用水蛙放血一样。

　　舒拉·施莱辛格嫁过好几次人，但一离婚便把丈夫忘了，不再理睬他，因此仍保留着单身女人冰冷善变等癫性。

　　舒拉·施莱辛格是神智学者，对东正教的一整套仪式，甚至包括心灵传递在内，都非常清楚，所以在她兴致非常高的时候，总会按捺不住地要提醒神职人员该说什么，该唱什么，不断让人听到她那声音沙哑、脱口而出的提示：“请听吧，我主上帝”，“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荣耀的天使”，等等。

　　舒拉·施莱辛格懂得数学和印度密宗教义，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知名教授的住址以及谁跟谁同居之类的事。天啊，没有她木知道的事。正因为如此，日常生活中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她总要被请来裁决和调停。

　　到了约定的时间，客人们陆续到了。来的人有阿杰莱达·菲力波夫娜、金茨、富夫科夫一家、巴苏尔曼先生和巴苏尔曼太太、韦尔日茨基一家和卡夫卡兹采夫上校。天正在下雪，每次打开前厅正门的时候，扑进来的冷气像是被纷纷扬扬的大小不一的雪花团团裹住似的。男人们从寒冷的街上进来，脚上穿的是宽松的深筒长靴，一个个都装出心不在焉和呆头呆脑的样子，可是那些在严寒中容光焕发的太太们，解开皮大农最上边的两个扣子，蒙上一层白霜的头发后边披着毛茸茸的头巾，反而像是老好巨滑的骗子、奸诈的化身，没人敢惹。“居伊的侄子。”当一位初次被邀请的新的钢琴家来到的时候，大家相互低声转告。

　　通过两端开着的侧门，从大厅可以看到餐室里已经摆好一条长桌，像冬天覆盖着白雪的一条路似的。颗粒状花纹瓶里的花揪露酒闪光耀眼。银托架上摆着各种装着奶油、香酵的小巧玲现的五味汁瓶，唤起你的种种想象。一盘盘野味和冷荤拼成的彩色图画，乃至折成三角形的餐巾、排列整齐的刀叉和花篮里散发出杏仁味的蓝紫色的小花，都刺激着人的食欲。为了不拖延品尝这人间美味的渴望的时刻，大家尽快开始精神的筵席。他们在客厅里一排排地就了座。当钢琴家在钢琴前坐下来的时候，又听到人们低声在说：“居伊的侄子。”音乐会开始了。

　　大家事先就知道，打头的这首奏鸣曲枯燥而做作。结果不出所料，而且曲子长得不得了。

　　关于这支奏鸣曲，休息的时候评论家克林别科夫还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争论了一番。评论家骂这支曲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替它辩护。周围都是吸烟的人，响起一片移动椅子的声音。

　　但是大家的目光再次落到隔壁餐桌上那张浆洗得平整光洁的桌布上，于是齐声建议音乐会赶快继续下去。

　　钢琴家用眼角扫了一下听众，向合奏者点了点头，示意开始演奏。小提琴手和特什克维奇挥动琴弓，如泣如诉的三重奏开始了。

　　尤拉，东尼娜，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在格罗梅科家寄居的米沙·戈尔东，三个人一起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夫娜向您打手势。”尤拉低声告诉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客厅门槛旁边站着头发斑白的格罗梅科家的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她用焦急的目光向尤拉这边望着，同时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使劲点头，让尤拉明白她有急事找主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掉过头来，责怪地看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了耸肩膀。叶戈罗夫娜并不罢休，于是两个人就在大厅的这一头和那一头像聋哑人那样“交谈”起来。大家都朝他们看去，安娜·伊万诺夫娜狠狠地瞪了丈夫几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身来。应当想法处理一下。他红着脸从墙边绕过大厅走到叶戈罗夫娜跟前。

　　“您怎么不懂规矩，叶戈罗夫娜！您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好吧，快说，出了什么事？”

　　叶戈罗夫娜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从哪个‘黑山’来的时

　　“‘黑山’旅馆。”

　　“那又怎么样？”

　　“要求马上回去，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快要死了。”

　　“都快死了。我想象得出来。不行，叶戈罗夫娜。等演奏完了一小段，我就去说，早了可不行。”

　　“来送信的茶房等着哪，赶车的也等着哪。我跟您说，人快死了，您明白吗？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大不了就是五分钟，有什么了不起的？”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回到自己的座位，皱起眉头，用手揉鼻梁。

　　第一乐章结束后，他走到演奏的人跟前，在大家的掌声中，告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外面有人找他，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演奏只好中止。然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手掌向客厅里的人挥了挥，让大家停止鼓掌，大声说道：

　　“先生们，三重奏不得不停下来。让我们向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深表同情。他遇到了心烦的事，不得木离开我们。在这种时候，不能让他一个人走。我陪他去可能是必要的，我跟他一同去。尤罗奇卡，亲爱的，出来一下，告诉谢苗把车赶到大门口来，他早就套好车了。先生们，我不和诸位告别。请大家留下来，我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

　　两个男孩子请求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在寒夜里坐车兜兜风。

　　虽然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十二月以后有些地方仍有枪声，新的火灾也时有发生，好像早先的余烬还未烧完似的。

　　他们从来还没有像今天夜里坐车走这么远，走这么久。离“黑山”旅店只有一箭之遥，穿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和花园路的一半就到了，但酷烈的寒雾把天昏地暗的空间隔成一块一块的，仿佛它在世界各处都不相同。黄火的浓烟、马蹄的喀塔声和滑轨的轧轧声加强了这种印象，让人觉得已经走了不知多久的路，而且驶入了令人惊骇的远方。

　　旅店门前停着一匹披着马衣、缠着跨腕骨的马，套在一辆窄小、讲究的雪橇上。驭者座上坐着一个马车夫，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抱住缩进脖子里的脑袋取暖。

　　旅店的前厅很暖，在把入口处和存衣室隔开的栏杆后面，守门人在打诚地，鼓风机的噪音、熊熊炉火的呼呼声和沸腾的茶炊的尖叫声催得他昏昏欲睡，但又不时被自己响亮的鼾声惊醒。

　　前厅左边的镜子面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由于脂粉涂得过多，脸孔显得虚肿，身上穿了一件在这种天气里过于单薄的皮上衣。这位太太正在等人从楼上下来，她转过身背朝着镜子，一会儿从左边肩头、一会儿从右边肩头打量自己，看看自己从后面看上去是不是好看。

　　冻僵了的车夫从外边探进身子来，长上衣的形状看起来像招牌上画的8字形小面包，身上冒出的一股股哈气更加强了这种印象。

　　“他们快来了吗，小姐？”他向站在镜子前面的女人问道。“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马准保要冻坏。”

　　二十四号客房里发生的事不过是茶房们平时最恨的一件小事。走廊里几乎每分钟都要响起铃声，墙上玻璃长匣子里就跳一个号码，告诉你是哪个房里的客人发神经病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不让茶房安生。

　　现在正给二十四号客房里的老傻瓜吉沙罗娃急救，给她灌催吐剂，洗肠胃。女仆格拉莎忙得团团转，又是擦地板，又是把脏桶提出来，把干净的桶送进去。眼下的这场风波早在这阵慌乱之前就在下房里开始了，不过那时候还没觉得会出什么事，还没有派捷廖什卡坐车去请大夫和这位可怜的提琴师，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来，门前走廊里也没聚集这么多人妨碍走动。

　　今天发生在下房里的这场乱子，起因是白天在窄小的过道里不知谁从小吃间里出来，转身的时候不留心碰了餐厅招待员瑟索伊一下，刚巧他右手高举着摆满菜肴的托盘，弯着身子从门里飞跑进走廊。瑟索伊扔了托盘，泼了汤，打碎了三个深盘子和～个浅盘子。

　　瑟索伊一口咬定碰他的那个人就是女洗碗工，应该让她赔，扣她的工钱。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一半人快下工了，可他们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

　　“都是你手脚发颤，白天黑夜就知道像接老婆一样搂着你那酒瓶子，连鼻子都舔饱了，像公鸭那样。干吗要碰人家，砸了盘子又拨了汤！谁撞你了，你这个不要脸的斜眼鬼？谁撞了你？”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我已经跟您说了，您讲话可要当。乙”

　　“又吵又闹，又摔盘子打碗的，要是值得也就算了。什么稀罕东西，骚货太太，小心眼的小市民，好好地的就要吞砒霜，这种过时的贞洁。我们在‘黑山’旅店里干了不少年，还没见过这号拨弄是非的婆娘和欺侮女人的公狗。”

　　米沙和尤拉在门前的过道里走来走去。这一切都出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料之外。他原先以为大提琴家生活中出现悲剧，准是某种纯洁而庄严的不幸。可鬼知道这算什么。不外乎是肮脏下贱的丑事，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两个男孩子在走廊里来回转。

　　“你们进去看看大婶吧，少爷们。”条房走到男孩们跟前，再次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进去吧，别犹豫了。放心吧，他们都没事了，都好好儿的。这里不能站人。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件倒霉的事，把贵重的餐具摔碎了。你们瞧，我们得随时伺候着，跑来跑去，这地方窄，你们进去吧。”

　　两个孩子听从了。

　　客房里点着的煤油灯，已经从吊在餐桌上方的灯架挪到房间另半边，中间隔了一道发出臭虫气味的屏风。

　　那一边有个睡人的角落，被一条落满尘土、掀起的门帘隔开，遮住前室和外人的视线。大家在忙乱中忘记把它放下来，只是下半边搭在屏风的上面。煤油灯就放在一把扶手椅里。这一角像剧场脚灯从下向上照着似的，亮得刺眼。

　　太太吞服的是碘，不是洗碗女工胡说的砒霜。屋里有一股嫩核桃果皮发出的酸涩难闻的气味，尚未变硬的果皮让人摸得发了黑。

　　一个姑娘在屏风后面擦地板，床上躺着一个被水、汗和眼泪弄得浑身精湿的半裸的女人。她把头俯在一个面盆上大声哭号，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披散下来。两个男孩子立刻把眼睛掉开，往那边看实在不好意思，不成体统。不过，已经让尤拉感到惊讶了：当女人处于木舒服的竖立姿势中，在紧张和吃力的状态下，就不再是雕塑所表现的女性，而成了肌肉发达的穿着短裤参加比赛的半裸的角力士。

　　屏风那边终于有人想到应该把帘子放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在哪儿？把您的手给我。”女人说，眼泪和恶心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唉，我这是经受了多么可怕的事呀！我太多心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我觉得…··不过还算幸运，原来这都是蠢念头，是我的想像力错乱了，简直难以想象，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真不得了，心想多轻松啊！结果……您看，我还活着。”

　　“安静点，阿马利姐·卡尔洛夫娜，求求您，安静下来。这真不像话，老实说，太不像话了。”

　　“咱们马上回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孩子们嘟嚷一声。他们窘得不知如何是好，站在昏暗的过道里，就在客房没有隔开的那一半的门槛上，因为他们不自在，便望着原来放灯的方向。那边墙上挂了几张照片，地上放着一个琴谱架，书桌上堆满纸张和画册；铺着手织台市的餐桌的那边，一个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睡觉，双手拢着椅子扶手，脸也贴在上面。她大概疲乏到了极点，周围的吵闹声和人的走动并没有妨碍她睡觉。

　　他们到这儿来可说是毫无意义，而且继续再呆下去也不礼貌。“马上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了一遍，“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就向他告别。”

　　从屏风后面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这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脸刮得干干净净，威风凛凛，十分自信。他把从灯架上取下来的那盏灯举在头顶上，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把它放在灯架上。亮光惊醒了那个姑娘。她朝这人笑了一笑，微微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

　　一见到这个陌生人，米沙不觉全身颤抖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看，同时扯了一下尤拉的衣袖，想对他说什么。

　　“你在生人面前南咕什么，多不害臊？人家会怎么看你？”尤拉止住了他，而且也不听他说。

　　这时，在姑娘和那个男人之间演出了一幕哑剧。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交换一下眼色，但相互的理解简直像着了魔法似的。他仿佛是耍木偶戏的，而她就是任凭他耍弄的木偶。

　　脸上露出的疲倦的微笑使姑娘半闭着眼睛，半张开嘴唇。对那男人嘲弄的眼色，她则报以一个同谋者的狡黠的眨眼。两个人都挺满意，因为结果如此圆满，隐私没有暴露，服毒的也没死。

　　尤拉死死地盯着他们。他从谁也看不见的昏暗中不转眼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的神秘而又厚颜无耻的露骨。他心里充满矛盾的感情。尤拉的感情被这些从未体验过的力量揪成一团。

　　这也就是他同米沙和东尼娜一直不断热烈争论的、并称之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庸俗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即使他们惊恐又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安全距离内口头上容易对付的东西。而现在出现在尤拉眼前的正是这种绝对物质的、模糊的力量，既是毫无怜悯的毁坏性的，又是哀怨并且求助的。他们的童稚哲学到哪儿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人是难吗？”他们走出门外以后米沙问道。尤拉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有回答。

　　“这就是教会你父亲喝酒并害死他的那个人。记得吗，在火车上，我对你讲过。”

　　尤拉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过去。开始他甚至没弄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在严寒的天气里无法交谈。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了一句。他们坐上车走了。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的衣柜。他是偶然买到手的。这只黑檀木衣柜非常大，整个搬动的话，哪个门都进不去。这是拆开运来的，一部分一部分搬进屋子里，接着就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楼下客厅最宽敞，木过摆在那儿用起来不方便，楼上又挤，摆不下。最后还是把主人夫妇卧室门内楼梯口的东西搬开，把衣柜摆在那里。

　　把衣柜拼装起来的是扫院子的仆人马克尔。他把自己六岁的女儿马林娜也带来了。有人给了马林娜一根大麦芽律糖。她鼻子呼味呼墟地舔着律糖和沾满口水的细细的小指头，一面皱着眉头看父亲干活。

　　有一阵子活儿干得挺顺利。安娜·伊万诺夫娜眼看着柜子渐渐装起来。等到只剩下装柜顶的时候，她忽然心血来潮，想给马克尔帮个忙。她踩到离地很高的柜底上，可是身子一晃，碰上了只靠样头连住的一块侧板。马克尔暂时捆住柜壁的绳扣散开了。随着柜板轰然倒地的声音，安娜·伊万诺夫娜也仰面朝天跌下来，摔疼了身子。

　　“哎呀，太太，”马克尔说着，朝她奔过去，“您这是何苦来，我的好太太。没伤着骨头吧？您快摸摸。要紧的是骨头，皮肉倒不算什么，可以再长，俗话说，皮肉不过是让太太们图个好看。别嚎了，没心肝的东西！”他骂起哭嚎的马琳卡来。“擦干净鼻涕，找你妈去。唉，太太，难道没有您我就装不上这个衣柜？您准是想，我只不过是个扫院子的，其实，说正经的，我们都是干木工的材料，干过木工活儿。兴许您不信，就是这些家具，什么柜子啦，食品橱啦，打我们手里一过才这么油光瓦亮的；再不就是那些细木料活儿，什么红木的、胡桃木的，都是我们干的。还可以打个比方说，早先也有人给我提过好几门亲事，全是体面人家的姑娘，请您原谅我这么说，都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全都是因为我好喝酒，还非得劲儿大的不可。”

　　马克尔推过一把扶手椅，扶着安娜·伊万诺夫娜坐下。她哼哼卿卿地揉着摔疼的地方。马克尔重新组装碰散了的柜子。上好项后，他说：“行啦，现在就差上柜门了，您就是送去展览都行。”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衣柜，它那样式和大小都很像灵柜台或者皇陵，使她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衣柜叫“阿斯科里德陵”，实际上她指的是奥列格的坐骑，也就是只会给自己主人带来死亡的那种东西。安娜·伊万诺夫娜是个胡乱读过不少书的女人，在这里她把两个有关联的概念弄混了。

　　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病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

　　一九—0年十一月的整整一个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床不起。她得了肺炎。

　　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娜将分别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东尼娜是法学士，米沙是哲学系的语言学土。

　　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观点、习惯和禀赋。他极端敏感，他的见解之新颖是无法描述的。

　　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完成它的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前还在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作了整整一学期的尸体解剖。他经常沿着一道曲折的扶梯下到地下室里。头发蓬松的大学生几个人一起或是单独一个人呆在解剖室的深处。有的一面翻看封面快磨破的教科书，一面默记着什么，身边堆放着骨骼；有的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作解剖；也有的在谈话，开玩笑，追赶在停尸间石板上逃窜的老鼠。在这半明半暗的解剖室里，那些身份不明的赤裸裸的尸体，年轻的自杀者，几具保存得很好、尚未腐烂的溺水的女尸，像磷火那样刺目。注射过明矾的尸体显得很年轻，造成肢体丰满的假象。尸体被剖开、支解和制成标本，但即便分成多少段，人体的美仍然不变，因此，当一具美人的尸体被粗野地扔到镀锌桌上的时候，仍然能引起人们的赞赏，他们并且把这种赞赏移到她被切下来的手臂或手上。地下室里弥漫着福尔马林和石炭酸的气味，从那些直挺挺的尸体的不可知的命运直到盘踞在这里的生与死的奥秘，到处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这里就是奥秘之家，它的大本营。

　　这种奥秘的声音压倒其余的一切，折磨尤拉，妨碍他解剖尸体。可是生活当中还有许多事同样妨碍他。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让他分心的干扰并没使他不安。

　　尤拉善于思考而更善于写作。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曾幻想过写散文，写一本传记体的书，书中就像埋藏炸药似的把他所见到的并经过反思的事情当中感触最深的东西加进去。但写这本书他还嫌过于年轻，于是便用诗来代替，犹如画家一生都在为一幅深思熟虑的巨作勾画草图一样。

　　尤拉宽厚地对待这些刚刚出世的诗的弱点，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力量和独创性。尤拉认为，这两种品格，即力量和独创性，才是艺术中现实性的有代表性的特点，其余都是无目标的、空泛的、不需要的。

　　尤拉知道，他的全部性格特征的形成应该大大地归功于他的舅父。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住在洛桑。在当地用俄文出版的著作和译著当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很早以前的对历史的想法，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个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这些书的中心意思是对基督教的一种新解释，其直接结果是一种新的艺术思想的产生。

　　这些思想对尤拉的朋友产生的影响更大。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米沙·戈尔东选定了哲学作为专业。在系里，他听神学课，甚至几次考虑过以后转入神学院。

　　对尤拉而言，舅舅的影响促使他前进，解放了他的思想，然而对米沙则是一种束缚。尤拉也知道，米沙的出身对他那种极端的迷恋所起的作用。他出于审慎的分寸感，并没有劝说米沙放弃那些古怪的想法。不过，他经常希望看到米沙能更加看重实践经验，更加接近生活。

　　十一月末的一个晚上，尤拉从大学里回来得很晚，非常疲倦，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家里人告诉他说，白天发生了让人担惊受怕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抽搐，来了好几位医生，还商量过请神甫，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她已经好些了，清醒过来，并且吩咐过，只要尤拉一回来，就立刻到她那儿去。

　　尤拉依照她的吩咐，衣服也没换，就到她卧室里去了。

　　屋子里还有不久前的惊慌忙乱的痕迹。助理护土不声不响地在床头小柜上叠东西。周围乱放着冷敷用的揉成一团的餐巾和湿毛巾。洗杯缸里的水是淡红色的，里面有血丝，还有安瓶药针的碎片和被水泡胀了的药棉。

　　病人浑身是汗，不断用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同早晨尤拉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相比，她瘦了不少。

　　“会不会误诊，”他想道。“完全是哮喘性肺炎的症状。看来是转变期。”他同安娜·伊万诺夫娜打过招呼，说了几句通常在这种情形下总要说的那类空洞的安慰话，便打发助理护士离开了房间。他握住安娜·伊万诺夫娜的一只手给她诊脉，另一只手伸到制服上衣里取听诊器。安娜·伊万诺夫娜摇摇头，表示这是多余的，毫无用处。尤拉这才明白，她要见他是为了别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鼓足了力气说道：

　　“你看，他们都要我忏悔了……死亡已经临头……每分钟都可能……就是拔颗牙，还怕疼呢，得有准备……这可不是一颗牙，是整个的你自己，是整个的生命……只要咯噎一下子，就让钳子拔掉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说不清……我又烦闷又害怕。”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说话了。大颗的泪珠顺着她的面颊滚了下来。尤拉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安娜·伊万诺夫娜接着说下去。

　　“你很有才能……才能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你该懂点事了……跟我谈点什么……好让我安心。”

　　“可我说什么好呢？”尤拉回答说，身子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站起来走了一会儿，重新坐下。“首先，明天您就会好一些，已经有了征兆，我可以拿脑袋担保。其次，死亡，意识，相信复活，等等……您想听听我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的意见吗？是不是另外找时间再谈？不行？现在就谈？好吧，随您的便吧。这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于是他只得即兴给她上了整整一课，自己也奇怪居然能说得出来。

　　“复活，那种通常用于安慰弱者的最简陋的形态对我是格格不入的。就连基督关于生者和死者所说的那些话，我一向也有另外的理解。干百年所积累起来的一大群复活者往哪儿安置？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连上帝、善良和理性都要被他们从世界上挤掉，否则在这贪婪的动物般的拥挤中会被压碎的。

　　“可是，同一个千篇一律的生命永远充塞着宇宙，它每时每刻都在不计其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之中获得再生。您担心的是您能不能复活，而您诞生的时候已经复活了，不过没有觉察而已。

　　“您会不会感到痛楚，生理组织会不会觉出自身的解体？换句话说，您的意识将会怎样？但究竟什么是意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有意识地希望入睡，这就是确实的失眠症；有意识地要感觉出自己的消化作用，这肯定是消化功能紊乱。意识是一种毒品，当用在自己身上作为自身毒害的手段的时候。意识也是一股外射的光，当它照亮我们面前的路，使我们不致跌倒的时候。意识又是在前面行驶的火车头的两盏明亮的灯，如果把它们的光照向火车头里面，就会酿成惨祸。

　　“那么，您的意识又将会怎样呢？我说的是您的意识，您的。不过您又是什么呢？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一下。您是靠什么才能感觉出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是肾，是肝，还是血管？不论您怎么去琢磨，都不会是这些。您总是在外在活动的表现当中感觉到自己，譬如通过手上做的事，在家庭中，在其他方面。现在我说的您要特别注意听：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致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身上，还要在他人身上存在下去。至于日后将把这叫作怀念，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将是构成未来成分的您了。

　　“最后再说一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死亡是不存在的，它和我们无缘。您刚才说到人的才能，那是另一回事，它属于我们，被我们所发现。从最广泛而崇高的意义上来说，才能是生命的恩赐品。

　　“圣徒约翰说过，死亡是不会有的，但您接受他的论据过于轻易了。死亡之所以不会有，是因为先前的已经过去。几乎可以这么说：死亡是不会有的，因为这已经见到过，已经陈旧了，厌烦了，如今要求的是崭新的，而崭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

　　他一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着。“睡一会儿吧。”他说，走到床前把手放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头上。过了几分钟，安娜·伊万诺夫娜渐渐睡着了。

　　尤拉悄悄走出房间，吩咐叶戈罗夫娜把助理护士叫到卧室里去。“真见鬼，”他想，“我简直成了个江湖术士，嘴里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治病。”

　　第二天，安娜·伊万诺夫娜有了起色。

　　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一天天见轻。到十二月中，她已经试着起床了，不过身体还很衰弱。医生建议她还要好好卧床休养。

　　她经常让人把尤拉和东尼姬找来，一连几小时地讲述她在乌拉尔的雷尼瓦河边祖父领地瓦雷金诺度过的童年。尤拉和东尼妞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但是从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话里，尤拉很容易想象出那片人迹罕至的五千俄亩的森林，林中漆黑如夜，还有那条沿着克吕格尔高耸陡峭的两岸湍急奔流的卵石铺底的河流，有两三处的河湾像尖刀似的插入密林。

　　这些天，尤拉和东尼娜有生以来第一次定做了过节穿的衣服。尤拉的是一身黑色的常礼服，东尼哑的是一件稍微袒露颈部的浅色缎子晚礼服。他们两个准备二十七日在斯文季茨基家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上一展丰采。

　　在男装成农作坊和女服裁缝那里定做的这两套衣服，是同一天取回来的。尤拉和东尼哑试过之后很满意，但还没来得及脱下来，安娜·伊万诺夫娜便打发叶戈罗夫娜喊他们过去。尤拉和东尼妞就穿着新衣服去见她。

　　两个人一来，她就用臂肘支起身子，从侧面看了他们一遍，又让他们转过身去，说道：

　　“挺好，简直类极了。我还一点不知道已经做好了呢。东尼娜，让我再看看。不错，很好，就是肩头有点发皱。知道吗，为什么叫你们来？不过，有几句话得先跟你说，尤拉。”

　　“我知道，安娜·伊万诺夫娜。是我让人把那封信给您看的。您肯定也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认为我不应该拒绝继承权。您先忍一会儿，您还不适于过多讲话。我马上说清楚，其实这些您都很清楚。

　　“总之，首先，有一件支付律师费和偿付诉讼费的日瓦戈遗产的案子。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遗产，有的倒是债务和一笔扯不清的胡涂账，以及在这当中暴露出来的肮脏勾当。要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成钱的话，难道我会白白把它们送给法院，不自己拿来享用？关键在于这场官司打到底也是一场空，与其在里面折腾，不如放弃并不存在的财产，把它让给那几个假冒的竞争对手和贪婪的自封的继承人。至于那位姓日瓦戈、带着孩子住在巴黎也想染指的艾丽斯夫人，我也早就听说了。但如今又增加了要求，这是不久前才对我公开的，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原来家母在世的时候，父亲就迷恋上一个耽于幻想而又性情怪僻的女人，斯托尔本诺娃一恩利茨女公爵。这个女人和父亲生了一个男孩，如今已经十岁，名字叫叶夫格拉夫。

　　“女公爵过的是隐居生活。她带着儿子住在鄂木斯克郊外一幢单独住宅里，深居简出，不知道靠着从哪儿来的钱维持生活。有人给我看过那幢住宅的照片。那是一所有五扇窗的漂亮房子，窗子是落地式的，窗檐上的圆框里有浮雕。最近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那幢房子越过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隔开的几千俄里的距离，用它那五扇窗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迟早要让我倒霉似的。所以，我又何必理睬这笔臆造的财产、人为的竞争对手以及他们的敌意和嫉妒呢！何况还有那些律师。”

　　“可你仍然不该拒绝。”安娜·伊万诺夫娜反驳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她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立刻接下去说，“我想起了他的名字。记得吧，昨天我谈到的那个看林子的？他叫瓦克赫。这个名字真少见，是木是？他是树林子里的可怕的黑怪物，胡子从下巴长到眉毛，却叫瓦克赫！他的脸上全是疤痕，熊咬过他，可他挣脱了。那地方的人都这样。他们的名字也怪得很，都是一个音节的，为的是喊起来响亮，好记。比如，瓦克赫，鲁普，或者法弗斯特。听着，你们听着。有时候通报说来了人啦，比方说叫阿弗克特的，或者叫福洛尔的，一听名字就像是祖父的双筒猎枪齐发。我们这帮孩子就从儿童室一下子钻进厨房。你们简直无法想象，那儿不是林子里烧炭的送来一头活的小熊，就是巡道工从很远的巡哨点带来了矿苗。爷爷就分别登记下来，然后让他们到账房去，有的付钱，有的给粮食，也有的发弹药。窗子外面就是大森林，雪下得真大，齐房檐那么深！”安娜·伊万诺夫娜咳了起来。

　　“别说了，妈妈，说话对您身体不好。”东尼妞警告说，尤拉也附和她。

　　“没什么，算不了一回事儿。我顺便问问，叶戈罗夫娜说你们的坏话，好像你们后天去不去参加圣诞晚会还没拿定主意。我不许你们再说这种傻话！你们自己也不嫌难为情。尤拉，你以后还怎么当医生？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一定要去。我再回过头来给你们讲这个瓦克赫。他年轻的时候当过铁匠，有一次打架把内脏打出来了，他就给自己另打了一副铁的。你真是个怪人，尤拉。难道我连这个也不懂？当然不是真打了一副铁内脏。不过老百姓都这么说罢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又咳了起来，而且比刚才咳的时间长得多。这阵咳嗽没过去，她还是喘不过气来。

　　尤拉和东尼娜同时跑到她跟前，并肩站在她的床边。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咳嗽，把他们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手里，好一会儿不松开。后来，她喘过气来，能说话了，说道：

　　“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不要分开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结婚吧。我给你们订婚了。”说到最后，她哭了。

　　一九O六年春天，拉拉即将升入寄宿学校最后那个年级的时候，她同科马罗夫斯基持续了六个月的关系超过了她能忍耐的限度。他非常巧妙地利用她的沮丧情绪，每当他需要的时候，便委婉地在不知不觉之间提醒她所受到的凌辱。这种暗示恰恰使拉拉陷入一个好色之徒所要求的女人心慌意乱的状态。这种心慌意乱使拉拉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但每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吓得头发都竖立起来。但夜里的癫狂又像是巫术那样无法解释的矛盾。这时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违背逻辑；银铃般的娇笑表现的却是刺心的痛楚，挣扎和抗拒意味着顺从，落在那折磨者手上的是无数感激的亲吻。

　　这一切仿佛永远木会完结似的，但春天，这个学年最后几天的一堂课上，她一想到夏天学校不上课了，这种纠缠会更加频繁，而躲避同科马罗夫斯基经常接触的避难所没有了，拉拉便迅速地作出了一个在很长时期里改变她生活道路的决定。

　　一清早就很闷热，看样子会有一场雷雨。上课时教室的窗是敞开的。城市远方传来单调的喧闹声，像一群蜜蜂在蜂场上嗡嗡叫。有时还能听到院子里孩子们嫁戏的喊叫声。泥土和嫩叶气息让人头疼，就像过谢肉节喝醉了酒或被煎饼的糊味熏了似的。

　　历史老师正在讲拿破仑远征埃及。当他讲到在弗雷瑞斯登陆的时候，天色昏暗，一道闪电划过，响起雷声；一股尘土带着清新的气息从窗口涌了进来。两个爱拍马屈的女学生讨好地跑进走廊喊校役关窗，她们刚一开门，从门缝刮进来的一阵穿堂风把课桌上笔记本里的吸墨纸吹得在教室里乱飞。

　　窗户关好了，外面已经下起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夹杂着尘土的脏雨。拉拉从笔记本上撕纸，给同桌的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写了几句话：

　　娜佳，我需要和母亲分开住。帮我找个报酬好一点的家

　　馆糊口吧。你认识不少有钱的人家。

　　娜佳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她：

　　我们正在替莉帕找家庭教师呢。到我家来吧，那可就

　　太妙了！你知道，我爸爸妈妈多么喜欢你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住了三年多。仿佛被一堵石墙挡住了，没人干扰和侵犯她，就连她极其疏远的母亲和弟弟也没来打扰她。

　　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位合乎潮流的大实业家，聪明而又有才能。作为一个财产可以同国库匹敌的大富翁，同时又是一个从平民中神话般地爬上来的人，他对这个衰朽的制度怀着十分的憎恨。他把秘密工作者藏在自己家里，替因政治问题而受审讯的人雇辩护律师；而且真像人们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他出钱资助革命，自己****作为私有者的自己，并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是出色的射手，一个酷爱狩猎的人，一九O五年冬季每逢礼拜天都到谢列伯良内森林和洛西内岛教工人纠察队射击。

　　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妻子谢拉菲玛·菲力波夫娜是与他相称的配偶。拉拉对他们两人无比钦佩和敬重。他们全家人也喜欢她，把她当成亲人。

　　三年多来，拉拉一直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她弟弟罗佳有事找她为止。罗佳学着纨绔子弟的派头摇晃着两条长腿，而且为了更显得傲慢，说话还带鼻音，故意拖长声调。他告诉她，他们这期毕业的土官生凑了钱准备给军校长官买纪念品，把钱交给了他，请他采购。但前天他把这笔钱输了个精光。话刚说完，罗佳就把他那瘦长身子往椅子上咕步一倒，哭了起来。

　　拉拉听到出了这种事，浑身发凉。罗佳哽咽着说下去：

　　“昨天我上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那儿去了。他拒绝同我谈这件事，但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愿望的话……他说，尽管你已经不再喜爱我们大家了，可是你对他仍有极大的权利……拉罗奇卡……

　　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你明白，多么丢人，这有损土官生的荣誉呀！……上他那儿去一趟，对你又算得了什么，请求他……

　　你总不至于让我用鲜血去洗刷输掉的那笔款子吧。”

　　“用鲜血洗刷……士官生的荣誉。”拉拉气愤地重复着他的话，一面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我不是土官生，我没有荣誉，怎么摆布我都行。你知道不知道你让我干的是什么事？你仔细想过没有，他向你建议的是什么？我一年一年，没完没了地干活，努力向上，连觉都睡不足，可他来了，毁掉一切不当一回事。见你的鬼去吧。开枪自杀吧，随你的便。这和我有什么相干？你需要多少钱？”

　　“六百九十多卢布，说个整数就是七百。”罗佳有点犹豫地说。

　　“罗佳！办不到，你简直疯了！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吗？你真的输了七百卢布？罗佳！罗佳！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要多长时间才能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积攒下这个数目？”

　　停了一会儿，她向对待陌生人那样冷冰冰地补充了一句：

　　“好吧，我试试看。你明天再来。把你准备自杀用的手枪也带来。你把手枪转让给我，别忘了多带几颗子弹来。”

　　她从科洛格里沃夫那里弄到了这笔钱。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做事并没有妨碍她的学业，从女子中学毕业后，又进了师范专修班，学习很出色，再过一年，即一九一二年，便要毕业了。

　　一九—一年春天，拉拉所教的女学生莉帕奇卡也中学毕业了。她已经有了未婚夫，～个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人家的年轻工程师弗里津丹柯。父母都赞成莉帕奇卡的婚事，但反对她过早结婚，劝她再等几年。为此发生了争吵。莉帕奇卡是全家的掌上明珠，被娇惯得十分任性。她同父母大吵大闹，跺着脚哭喊。

　　这个家庭把拉拉当成亲人一样看待，已经忘了她替罗佳借的债，从未有人提起过。

　　如果没有经常的开销，拉拉早就把钱还清了。她向别人隐瞒了这项开销的用途。

　　她瞒着帕沙给他被流放的父亲安季波夫寄钱，还资助他时常害病的呼呼叨叨的母亲。另外，她还更加秘密地设法减轻帕沙的个人开销，背地里替他向房东贴补食宿费。

　　年纪比拉拉稍小一点的帕沙，狂热地爱着她，样样事都对她百依百顺。按照她的坚决主张，帕沙读完职业中学后就专心一意地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准备进大学语文系。拉拉希望明年他们俩通过国家考试后就结婚，然后到乌拉尔的一座省城去教书，当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教师。

　　帕沙住的房间是拉拉亲自在艺术剧院附近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一幢新改建的房子里替他租下的，房东夫妇都是性情温和的人。

　　一九—一年的夏天，拉拉最后一次跟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到杜普梁卡去度假。她喜爱这个地方胜过主人，达到忘我的地步。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每年夏天到那里旅游的时候，对拉拉有一种默契。当那列把他们载来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闷热的火车开走后，在一片香气四溢、令人如醉如痴的静滋中，拉拉就会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在从小火车站把行李装上大车的时候，大家总让她一个人步行到庄园去。从杜普梁卡来的车夫穿着一件坎肩，肩膀下面露出红衬衣的两只袖子，一路向坐在车上的老爷和太太讲述上个季度当地的新闻。

　　拉拉沿着铁路路基在一条由朝圣的香客踩出来的路上走着，然后拐进一条通到树林子里去的小径。她不时停下脚步，眯起眼睛，呼吸着旷野中弥漫着花香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比父母更可亲，比情人更可爱，比书本更有智慧。霎时间，生存的意义又展现在拉拉面前。这时她领悟到，她活在世上为的是解开大地非凡的美妙之谜，并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称来，如果她力不胜任，那就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养育后代，让他们替她完成这项事业。

　　这～年的夏天，由于拉拉担当的工作过重，来的时候已累得筋疲力尽了。她心绪不大好，变得神经过敏，这是先前所没有的。这个特点使她变得心胸狭窄，而她的性格一向是开朗而不拘小节的。

　　科洛格里沃夫夫妇不放她走。她在他们这里仍然受到先前那样的关怀。但自从莉帕自立以后，拉拉便认为自己在这个家庭里是多余的人了。她谢绝了薪水，他们却硬要她收下。她很需要钱用，但寄居在人家又领一份干薪是难为情的，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

　　拉拉感到自己的处境虚伪而难堪。她觉得别人把她当成累赘，只不过木表露出来而已。她很想随便跑到什么地方去，能摆脱自己目前的处境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就行，但依照她的处世原则，离开之前必须还清借债，不过目前又没有地方能筹到那笔款项。她觉得自己成了罗佳愚蠢的过失——输掉大家的钱的人质了，并由于无能为力的愤慨而坐立不安。

　　她总感到受轻视的征兆。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里的熟人对她过分关切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把她当成唯命是从的“女学生”和容易弄到手的女人。要是人家不去打扰她，那又证明把她当成微不足道的人，无人理睬。

　　一阵阵的忧郁情绪并没有妨碍拉拉同许多到社普梁卡做客的人一起娱乐。她游泳，荡舟，参加夜晚在河对岸的野餐，同大家一起放烟火和跳舞。她参加戏剧爱好者的演出，特别热衷于短统毛瑟枪的射击比赛，并认为最好用的还是罗佳的那把轻巧的左轮手枪。她用这支枪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以致开玩笑地惋惜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所以不能挑起决斗。然而拉拉越是玩得开心，心里越是感到难过。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需要什么。

　　回到城里以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在拉拉的郁闷不乐当中又掺杂了同帕沙的小小争执（拉拉避免和他发生剧烈争吵，因为把他看成是自己最后的倚靠）。最近帕沙有点自以为是，言谈话语之间所表现出的那种教训人的口吻，让拉拉觉得又可笑又可气。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夫妇和那笔钱——所有这一切都在她脑海里翻腾。生活使她厌倦。她几乎要发疯了。她渴望抛开一切熟悉的和体验过的，另外建立一种新的东西。在这种心请下，她终于在一九—一年的圣诞节作出了一项致命的决定。她决心立刻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自己去过独立而孤单的生活，所需要的钱向科马罗夫斯基去要。拉拉认为经过了已经发生的事以及随后她所争得的几年的自由，他应该拿出骑士的风度来帮助她，而且无需任何解释，不附带任何肮脏的条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抱着这个目的，到彼得罗夫大街去。出门时她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上好子弹，打开保险，放进手笼里，准备一旦遭到拒绝、曲解或受到侮辱，就向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开枪。

　　她异常惊慌地在充满节日气氛的街道上走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注意。在她心里已然响起谋算好的那一枪，至于瞄准的究竟是谁倒完全无所谓。她能意识到的唯有这一声枪声，一路上都能听到它。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

　　“别碰手笼。”她对惊讶得哎呀一声、伸手帮她脱衣服的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在家，但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仍然劝拉拉脱掉皮大衣，到屋里去。

　　“不行，我还有急事呢。他在哪儿？”

　　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告诉拉拉，他参加圣诞节晚会去了。拉拉手里拿着记下地址的纸条，从那道阴森森的、让她清楚地想起一切的、窗上刻着彩色家徽的楼梯跑下来，立刻奔向位于面粉镇的斯文季茨基家。

　　直到现在，她第二次来到户外，才仔细朝四外看了看。现在是冬天。这里是城市。已经到了晚上。

　　天气冷得要命，路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冰，仿佛碎碑酒瓶的瓶底。天冷得连呼吸都很困难。弥漫着灰霜的空气，就像拉拉围着的那条结了冰的毛围巾那样扎人，往嘴里钻，用浓密的鬃毛刺人的脸。拉拉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心剧烈地跳动。沿路的茶室和酒馆从门里往外冒着蒸气。从雾里不断显出过路人的冻得像香肠一样通红的面孔，还有身上挂着冰凌的马匹和毛茸茸的狗的嘴脸。房屋的窗子被厚厚的雪蒙住，仿佛刷了一道白灰；从不透明的窗玻璃后面闪现出圣诞树色彩缤纷的反光和欢乐的人的影子，就像从屋里映到幻灯前白幕布上、给街上人看的不清晰的图像。

　　拉拉走到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站住了。“不能再瞒住他了，我受不了啦。”她几乎说出声来，“上楼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她镇静下来之后，想了想，推开很有气派的沉重的门。

　　帕沙用舌头顶起腮帮，对着镜子刮脸，然后戴上硬领，使劲把弯曲的领钩扣进浆硬的胸在扣环里去，由于过分用劲儿，脸涨得通红。他正准备出去做客。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缺乏社会经验的人，因此拉拉没敲门便进来，并且撞见他衣冠不整的样子，弄得他不知所措。但他立刻觉察到拉拉非常激动。她两腿发软，进门的时候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仿佛膛水似的。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惊慌地问道，迎着她跑过去。

　　“坐到我旁边来。就这样坐下，不用穿上衣了。我还有事，马上就得走。别碰我的手笼。等一等。你先转过身去呆一会儿。”

　　他照办了。拉拉穿的是一套英国式的服装。她脱掉上衣，把它挂到钉子上，再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从手笼里拿出来放进上衣口袋，然后重新坐在沙发上，说道：

　　“现在可以看了。点上蜡烛，把电灯关掉。”

　　拉拉喜欢在烛光下面谈话。帕沙总为她准备着整包没拆封的蜡烛。他把蜡台上的蜡烛头换上一支新的，放在窗台上点着。沾着蜡油的火苗噼啪响了几声，向周围迸出火星，然后像箭头似的直立起来。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

　　“帕图利亚，你听我说，”拉拉说，“我有件很为难的事，你得帮我摆脱出来。你别害怕，也别问我，但要放弃咱们跟别人一样的想法。今后不能再无忧无虑了。我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你爱我，不愿看到我毁灭的话，那咱们就赶快结婚吧，不要再拖延了。”

　　“这是我一向盼望的，”他打断了她的话，“你赶快走个日子，无论哪天我都乐意。可你得跟我说清楚，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别用猜谜折磨我了。”

　　但是拉拉岔开话题，巧妙地避开了正面回答。他们又谈了很久，但都是同拉拉的忧愁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尤拉写了一篇探讨视网膜首要组成部分的学位论文，准备参加大学的金奖章竞赛。尽管尤拉攻读的是普通内科学，但他对眼睛了解的详尽程度并不亚于未来的眼科医生。

　　在这种对视觉生理学的爱好当中，可以看出尤拉天性的另外几个侧面：富有创造性的天资，对艺术形象的本质和逻辑思想的结构都有一定的见解。

　　东尼娜和尤拉坐了一辆出租雪橇到斯文季茨基家去参加圣诞晚会。他们俩在一幢住宅里一起生活了六年，共同告别了童年，迎来了少年。他们彼此无所不知。两个人有着共同的习惯，用同样的方式互相说些简短的俏皮话，用同样的方式短促地嗤嗤一笑作为回答。现在他们就是这样坐在雪橇上，冻得紧闭着嘴，偶尔交换一两句简单的话。两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竞赛日期临近，得赶快把论文写好，但被街上年末的喧闹气氛分了心，思想又跳到别处去了。

　　戈尔东的系里出版了一份大学生办的胶印版刊物，他是这份刊物的编辑。尤拉早就答应替他们写一篇评论布洛克的文章。当时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的青年人都对布洛克入了迷，到处谈论他，而尤拉和米沙尤甚。

　　但是就连这些念头也没在尤拉脑子里停留多久。他们两个坐在雪橇上，下巴缩进大衣领子里，衣领摩擦冻僵了的耳朵，心里各自想着各式各样的事。不过，在一件事情上两个人想到一起了。

　　不久前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的那一幕使两个人完全变了样。他和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彼此用新的眼光来看对方了。

　　东尼娜，这个相处多年的伙伴，竟是个女人；这个明白无误、无须作任何解释的明显事实，竟是尤拉无法想象的全部问题中最难捉摸、最为复杂的问题。只要调动调动幻想力，尤拉就可能把自己想象成攀登亚拉腊山的英雄、先知、胜利者或任何男子，却决不可能想象成女人。

　　然而东尼娜却把这项最艰难的至高无上的任务担在自己瘦弱的肩上（从这时起，尤拉突然觉得她变得又瘦又弱，尽管她是个非常健康的姑娘）。他对她充满了炽热的同情和羞怯的惊奇，这种惊奇就是情欲的萌发。

　　东尼娜对待尤拉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这时，尤拉想到他们还是不应该去参加晚会。说不定他们不在的时候会出什么事。他想起他们俩穿戴齐整准备出门的时候，听说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又恶化了，他们又回到她那里去，想要留在家里。她仍然像先前那样坚持不同意，要求他们照样去参加圣诞晚会。尤拉和东尼妞一起走到窗帘后面的落地窗前，看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当他们从窗前走回来的时候，两幅窗帘裹在他们的新衣服上。紧贴在衣服上的质地轻柔的窗纱，在东尼娜身后拖出好几步远，真像是新娘头上披的婚纱。卧室里的人都露出了笑容，因为这种相似无疑太显眼了。

　　尤拉朝四周张望，所看到的也就是片刻之前映入拉拉眼帘的一切。他们的雪橇行驶起来声音很响，不自然的噪音引起街心花园和林明路上被积雪覆盖着的树木发出同样不自然的施长的回响。住宅的窗玻璃外面蒙了一层霜，里面亮着灯光，像是一个个用烟水晶做成的贵重的首饰匣子。那里边隐藏着的是圣诞节期间莫斯科的生活：枫树上点着蜡烛，宾客云集，化了装的引人发笑的人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尤拉突然意识到，在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北方的都市生活和最新的文学界，在星空之下的现代的通行大道上和本世纪的大客厅里点燃的枫树周围，布洛克便是圣诞节的显灵。他又想，关于布洛克无需作任何文章，只要写出俄国人对星相家的崇拜，就像荷兰人所写的那样，再加上严寒、狼群和黑黝黝的枫树林，就够了。

　　他们穿过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尤拉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尤拉低声念着含混的、尚未构成的一个句子开头的几个词，期待着下面的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然而后面的词没有出现。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斯文季茨基家里的圣诞晚会便是按照这种方式安排的。到晚上十点钟孩子们回家以后，再给年轻人和成年人点上第二棵枫树，他们一直玩到清晨。上了年纪的客人通宵在一间三面是墙的华丽的小客厅里打牌。这客厅是大厅的延续，中间被一道用大铜环串挂起来的沉重厚实的帘子隔开。快天亮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进晚餐。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斯文季茨基夫妇的侄子若尔士穿过前厅往里边跑去找叔叔和婶母，边跑边问他们。尤拉和东尼娜也决定先到那边去向主人问个好，走过大厅的时候，一边脱外衣，一边朝里边张望。

　　在散发着热气、拦腰映射出几道光环的枫树前面，那些没有跳舞而闲走着的人，站着谈话的人，长裙发出级拳声，擦肩摩腹地像一堵黑色墙壁似的移动着。

　　圈子里面，跳舞的人飞快地旋转。副检察官的儿子、皇村中学的学生科卡·科尔纳科夫指挥大家转圈，结成两人一对，然后又组成一个圆环。他指挥各式各样的舞蹈，用最大的嗓门从大厅的这一边向另一边喊着：“快步轮舞！连成一排！”大家都依照他的号令跳舞。“请注意，先奏华尔兹！”他朝钢琴师喊了一声，便走进第一圈的排头领着自己的舞伴三拍、两拍地跳起来，同时减慢了速度，缩小舞步，直到仅仅能觉察出在原地踏小步为止，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华尔兹，只是即将终止的余波了。大家纷纷鼓掌，接着便向人们中间分送冰激凌和各式冷饮。这些人走来走去，靴后跟碰得砰砰响，喧声笑语不断。浑身燥热的青年男女们一时之间停止了喧嚷和捷笑，急忙贪馋地喝起冰凉的果汁和汽水来，等到把杯子放回托盘，就又立刻以十倍的力气重新开始喧闹嘻笑，仿佛取了兴奋剂似的。

　　东尼娜和尤拉没有进入大厅，两个人到内室见主人去了。

　　斯文季茨基夫妇的几间内室挤满用不着的家具，这些家具都是为了腾地方，从客厅和大厅里搬过来的。这里是主人神奇的备用品库房和放置圣诞物品的小仓库。房子里散发着油漆和浆糊的气味，放着成卷的彩纸、装饰用的五颜六色的小星。备用的枫树蜡烛盒子探了几爆。

　　斯文李茨基家里长辈中的几位老人正在写礼品的号码、晚餐的八席卡和抽彩用的签。若尔士在一旁给他们帮忙，可是常常把号码弄乱，老人们就生气地唠叨他。斯文季茨基夫妇对尤拉和东尼娜的到来异常高兴。他们记得这两人小时候的模样，便免了客套，让他们一起来做这些事。

　　“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不懂得这类事必须事先都考虑好，不能挨到节骨眼儿上客人都来了再办。瞧你这个糊涂虫，吉尔士，怎么弄的，又把号码弄乱了！已经说好把装满糖果的点心企都放到桌子上，空盒放到沙发椅上，你又弄颠倒了。”

　　“阿汉塔身体见好了，我真高兴。我和皮埃尔都很为她担心。”“那不假，亲爱的，木过她的情况并不好。沙导举手技面扯。”

　　尤拉和东尼娜同若尔士和两位老人为圣诞晚会忙碌了半个晚上。

　　在他们俩和斯文季莱基两位老人呆在一起的时候，拉拉始终没离开过大厅。虽然她没穿参加舞会的服装，而且谁也不认识，却像睡梦中一样瘫软，一会儿听凭科卡·科尔纳科夫带着她旋转，一会儿又沮丧地绕着大厅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

　　有一两次拉拉迟疑地在小客厅门前停住脚步，希望面对大厅坐着的科马罗夫斯基能发现她。但他眼睛盯着左手举在脸前像一扇屏风似的挡住他的纸牌，也许当真没看见她，也许装作没看见。拉拉觉得受了屈辱，气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拉拉不认识的一位姑娘从大厅走进小客厅。科马罗夫斯基朝她看了一眼，那种眼神是拉拉非常熟悉的。这个受宠若惊的姑娘向科马罗夫斯基嫣然一笑，脸上泛起一片红晕，显得更加娇媚。拉拉看到这一幕，几乎失声叫了出来。她满面羞愤，连前额和脖颈都涨红了。“一个新的牺牲品。”她这样想。拉拉仿佛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整个的过去和现在。不过，她还没有放弃同科马罗夫斯基谈一谈的念头，但决定先等一下，等待更为恰当的时机，于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重新回到大厅。

　　同科马罗夫斯基同桌打牌的还有另外三个人。他旁边坐着的一个牌友是请拉拉跳过华尔兹、衣着考究的皇村中学学生的父亲。这是拉拉同这位舞伴在大厅里跳舞时随意交谈中知悉的。那个身材修长、黑衣乌发、脖子像蛇一样绷紧、让人看了不舒服的女人，便是科卡·科尔纳科夫的母亲。她一会儿从小客厅走到大厅看儿子跳舞，一会儿又回到小客厅里看丈夫打牌。最后，拉拉偶然知道那位勾起她复杂的心情的姑娘是科卡的妹妹，而她那种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科尔纳科夫。”一开始科卡就这样向拉拉作了自我介绍，但当时设引起拉拉的注意。“科尔纳科夫。”他像滑翔似的跳完了最后一圈，把她送回到座位上，又重复了一遍，便走开了。这次拉拉才听清楚。“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她寻思着，“好像很耳熟，又很讨厌。”她终于想起来了，科尔纳科夫就是莫斯科高等法院的副检察官。对铁路职工小组提出公诉的就是他，季韦尔辛也在那批受审的人当中。拉夫连秀·米哈伊洛维奇曾经受拉拉之托到他那里去说情，希望他在这件案子上不要太苛刻，但是没有奏效。“原来如此！不错，不错。真有意思。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或凌晨一点钟了。尤拉的耳朵嗡嗡鸣响。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餐室里喝茶，吃点心，然后又开始跳舞。枫树上的蜡烛燃尽，已经没有人再去换新的了。

　　尤拉失神地站在大厅当中，看着正同一个陌生人跳舞的东尼哑。东尼哑轻飘飘地擦过尤拉身边的时候，用脚把略显过长的缎子裙襟一踢，啪的一响，便像条鱼一样又隐没到跳舞的人群里去了。

　　她非常兴奋。大家在餐室里休息的时候，东尼娜没有喝茶，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很容易剥皮的香甜的桔子解渴。她不时地从腰带或袖口的折缝里抽出像果树上一朵花那么小的手帕，拭着前额两边的汗水和粘腻的指缝，一边笑一边继续着活跃的谈话，然后又飞快地把手帕换回腰带或前胸紧身衣里。

　　现在她正和一个陌生的舞伴跳舞，转弯的时候擦过皱着眉站在一边观看的尤拉，调皮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接着意味深长地嫣然一笑。就在握手之间，她的手帕便留在尤拉的掌心里了。他把它紧贴在嘴唇上，闭起了眼睛。手帕散发出桔皮味和东尼娜发热的掌心的气味，两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令人心醉。一种尤拉有生以来从本体验过的新鲜感觉从头顶一直贯到脚心。这股孩子般天真的芳香，有如黑暗中亲切的耳语。尤拉闭着眼站在那里，嘴唇贴在手中的手帕上。突然，屋子里响起了一声枪响。

　　大家都把头转向那道把小客厅和大厅隔开的帷幔。有一分钟的工夫鸦雀无声，然后就开始了混乱。人们奔走，喊叫，有人朝响枪的地方跑去，找科卡·科尔纳科夫。这时，从那边已经有些人迎面走了过来，有的嚷着吓人的话，有的在哭泣，也有的互相大声争吵，彼此都要打断对方的话。

　　“她干的好事，她干的好事！”科马罗夫斯基绝望地连声说。

　　“鲍里亚，你没事吗？鲍里亚，你还活着。”科尔纳科夫太太歇斯底里地叫喊着。“都说德罗科夫医生也在这儿，可是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呀？哎呀，都请留下别走。对你们来说，这不过是块擦伤，可对我就得洗刷一辈子。我那可怜的受难的人，所有罪犯的揭发者啊！就是她，就是这个贱货，真该挖掉她的眼睛，臭婊子！等着瞧吧，你这回可跑不了啦！您说什么来着，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是朝您开的？她是朝您开的枪？不对，我可不这么看。是我遭了难，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清醒清醒吧，现在我可没有心思开玩笑。科卡，科克奇卡，你说是怎么回事！朝你父亲……对……可是天网难逃啊……科卡！科卡！”

　　人们从小客厅拥向大厅。科尔纳科夫走在当中，一面勉强敷衍着说着，尽力让大家相信他没怎么受伤，一面用一块干净的餐巾捂着左手被子弹擦伤的地方。在他身后侧面不远的另一群人中间，有人拖住拉拉的双手往前走。

　　尤拉一见是她，便惊呆了！同她又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场合里见面了！又有那个头发花白的人，不过尤拉现在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人便是著名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并且是同父亲的遗产有关的一个人。用不着互相致意，尤拉和他彼此都装出不认识的样子。那么她呢……是她开的枪吗？朝着检察官？可能是女政治犯。倒霉的人，这下她可要吃大亏了。她美得多么骄傲啊。拖曳她的那些混蛋仿佛抓住小偷似的反拧着她的双手。

　　但他立刻就明白自己是想错了，拉拉已经两腿无力。他们是扶着她的手臂，免得她倒下去，而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抱到最近的一把椅子那里，她一下就瘫倒在上面。

　　尤拉跑到她跟前，想帮她恢复知觉，但为了更得体，应该先对那位设想中的被谋害的人表示一下关心。于是他走到科尔纳科夫面前，说道：

　　“刚才有人要求医生的帮助，我可以帮忙。请您把手给我看看。啊，上帝真保佑了您。这算不了什么，连包扎都不需要。不过涂点碘酒总投坏处。我们可以跟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要点儿。”

　　斯文季茨基太太和东尼姐快步走到尤拉跟前，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她们让他丢开这件事，快去穿外衣，家里派人来接他们回去，家里出了不顺遂的事。尤拉吓了一跳，作了最坏的准备，把什么都忘了，便跑去穿外衣。

　　他们回到西夫采夫大街，从大门口没命地跑进房子里，但还是没有赶上见安娜·伊万诺夫娜最后一面。他们回来之前的十分钟，死神已经降！临了。死因是未能及时发现的急性肺气肿所引起的长时间的窒息。

　　最初的几个钟头里，东尼哑不停地大哭大叫，浑身抽搐，连周围的人都认不出来了。第二天她才平静下来，耐心地听完父亲和尤拉对她说的话，只能点头作为回答，因为一开口悲痛仍会像先前那样猛烈地震撼着她，她又会像着了魔似的哭喊起来。

　　在祭奠的间歇她一连几个小时跪在死者身边，用那双美丽的大手抱住棺材的一角，棺材安放在台子上，盖满了鲜花。她的目光一接触到亲人的眼睛，便急忙站起身来，忍着眼泪，快步离开大厅，顺着楼梯飞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倾泻出满腔的悲痛和绝望。

　　由于痛苦、长时间的站立和睡眠不足，以及低沉的挽歌和昼夜耀眼的烛光的刺激，再加上这几天所患的感冒，尤拉心里有一种甜蜜的紊乱，信然而荒诞，悲痛而兴奋。

　　十年前妈妈下葬的时候尤拉还完全是个孩子呢。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当时他被恐惧和痛苦所压倒，他怎样悲痛欲绝地哭泣。那时主要的事还不在他身上。尤拉当时几乎不能想象他尤拉单独存在算什么，有无意义和价值。那时候最主要的事却在他身外，在他周围。上层社会从四面八方把尤拉包围起来，这个社会像一座森林，可以感觉到，但无法通过，不容争辩。因此妈妈的去世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仿佛他和她一起在森林里迷了路，而突然间就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森林的一部分——天上的浮云，城市里的广告，消防降望塔上悬挂的信号球，还有骑在马上护送载有圣母神像的马车的教堂执事，因为在圣像面前不能戴帽子，只好光头戴着耳套。商场里店铺的橱窗，还有那布满星辰的高不可及的夜晚的天穹和圣像，便构成了这座森林。

　　正当保姆同他讲宗教故事的时候，那高不可攀的上天低低地垂下来，天顶一直弯到儿童室里保姆的裙边，仿佛人们在沟谷里采棱果的时候，把树枝往下一拉，树梢就出现在眼前，举手便可采摘一样。一刹那间，天空似乎又沉落到儿童室的那只镀金的面盆里，于是在火和金之中盥洗沐浴之后，就变成了保姆时常带他去的街巷小教堂里的晨祷或者午祷。这时，天上的星辰化作无数的神灯，圣母化为父亲，其余的也都按照或大或小的能力处于各种职位上。然而，最主要的还是成年人的现实世界和像森林一样四周黑黝黝的城市。那时，尤拉便以自己全部的半开化的信仰崇奉这森林的上帝，像崇奉管理林区的人一样。

　　如今已经大不相同了。在中学、大学度过的整整十二年里，尤拉钻研的是古代史和神学，传说和诗歌，历史和探讨自然界的学科，都像钻研自己的家史和族谱一样亲切。现在他已全然无所畏惧，无论是生还是死，世上的一切，所有事物，都是他词典中的词汇。他觉得自己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完全不用像先前祭奠妈妈那样来祭奠安娜·伊万诺夫娜了。那个时候他完全顾不上悲痛，只知道胆怯地祈祷。如今他倾听着安魂祈祷，仿佛倾听对他说的、与他有直接关系的话。他倾听着这些话，像对待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求其明白无误的含意，而对大地和上天的崇高的力量，他是当作伟大的先驱者崇拜的，但这种继承下来的情感则与笃信上帝毫无共同之处。

　　“圣明的主啊，坚强、永恒的上帝，请赐福于我们。”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哪儿？起灵了，要出殡了。该醒一醒了。这时已是清晨五点钟，他和衣跟缩在沙发椅上。他可能有点发烧。人们正在房子里到处找他，谁也想不到他会睡在图书室里，而且在远远的一个角落，在几架高得几乎顶到天花板的书橱后面熟睡。

　　“尤拉，尤拉！”看门人马克尔就在附近喊他。已经开始起灵了，马克尔必须把花圈从楼上搬到外面去，但是找不到尤拉，他一个人被堵在寝室里，那儿的花圈堆得像座小山，可是房门被敞开的衣橱的门把手勾住，他走不出来。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市人在楼下喊他们。马克尔用力一推，排除了这个障碍，搬着几个花圈顺楼梯跑了下去。

　　“神圣的主啊，坚强、永恒的上帝……”轻轻的祝祷声在街上回荡，经久不息，仿佛有谁用轻软的鸵鸟毛在空中拂过，所有的东西都在摇摆，包括那些花圈和迎面走来的人，佩戴着缨饰的马头，教士手中用小链子提着的香炉，还有脚下白雪皑皑的大地。

　　“尤拉！我的老天爷，到底找着了。快醒醒吧。”舒拉·施莱辛格终于找到他，摇着他的肩膀喊道。“你怎么啦？起灵了。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还用说。”

　　安魂祈祷结束了。乞丐们冷得直跺脚，紧紧地挤在两边。灵车、运花圈的车和克吕格尔家的轻便马车都缓缓地向前移动。哭得泪人儿似的舒拉·施莱辛格走出教堂，用手撩开被泪水沾湿的面纱，用目光向那一排马车夫搜寻。一看到殡仪馆的那几个抬灵柩的，她便点头示意让他们过来，接着就和他们一起走进教堂。从教堂里拥出越来越多的人。

　　“这回可轮到安娜·伊万诺夫娜了。命运面前不能不低头，这个可怜人，终究走上了没有回头的路。”

　　“可不是，总算蹦跳到头了，这个可传人。如今算是去安歇了，这个不安生的女人。”

　　“您坐马车还是步行？”

　　“脚都站麻木了，稍微走一走再坐车。”

　　“看见了没有，富夫科夫那副难过的样子？两眼～直盯着死者，鼻涕眼泪流成了河。旁边可就是她丈夫。”

　　“他一直盯了她一辈子。”

　　往城市另一端的墓地走去的路上，不时可以听到这类的对话。这是严寒过后气温略有回升的一天。这一天充满了凝滞的沉重气氛，又像是严寒稍减、生机消逝的一天，也仿佛大自然专为丧葬安排的日子。已经弄脏的积雪仿佛透过排在地上的黑纱露出的一点白色。

　　这儿就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安息着的那片令人难忘的墓地。这些年，尤拉一直还没给母亲上过坟。“妈妈。”他从远处望着那个地方，几乎用当年的嘴唇轻声喊了出来。

　　人们庄重地、甚至是做作地沿着几条扫得干干净净的小路分散开，但是转弯抹角的地方很不适合他们那种送葬的匀整脚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挽着东尼姬的手臂走着。克吕格尔一家跟在后面。东尼娜穿着丧服，丧服非常合身。

　　在兄长列隆起的十字架的顶部和修道院的紫红色院墙的墙头，像霉迹一样蓬松散乱地挂着霜须。修道院最深处的院落的一角，墙和墙之间挂了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袖口绣了一道道花边的衬衣，杏黄色的桑布和歪七扭八没有扯平的床单。尤拉注意朝那边看，终于明白这个修道院就是当年暴风雪肆虐的地点，不过被新盖的房屋改变了模样。

　　尤拉单独走着，步子一快就超过了别人，有时要停下来等一等。死亡使慢慢跟在后面的这一群人感到空虚，作为对此的回答，他不可遏止地、像形成漩涡的激流一定要越转越深一样，渴望着幻想和思考的机会，要在众多的方面付出辛劳，要创造出美好的事物。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艺术总是被两种东西占据着：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死亡，另一方面始终如一地以此创造生命。真正伟大的艺术是约翰启示录，能作为它的续貂之笔的，也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尤拉满怀热望预先体会到一种乐趣，那就是在一两天之内完全从家庭和大学里消失，把此时此刻生活赋予他的无意间的感受写成追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诗句，其中应该包括：死者的两三处最好、最有特色的性格，身穿丧服的东尼妞的形象，从墓地回来路上的几点见闻，从前风雪怒号和他小时候哭泣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晒衣服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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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第二章

　　拉拉半清醒半昏迷地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卧室里的床上。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仆人在她周围低声谈话。

　　斯文季茨基家这幢空荡荡的房子沉浸在一片寂静、昏暗之中，只有在门对门的两排房间当中的一个小客室里，墙上挂着的一盏昏黄的灯照亮了过道的前前后后。

　　在这个地方，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像在别人家里做客，倒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迈着沉重的步子走来走去。有时他朝卧室里看一眼，想知道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然后又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经过那棵缀满了串珠的枫树，径直来到餐室。餐桌上摆满了没有动过的菜肴，每当窗外街上有马车经过或是～只小老鼠从盘盏当中溜过去，那些绿色的酒杯就轻轻发出一阵叮当的碰撞声。

　　科马罗夫斯基处于盛怒之下，各种相互抵触的情绪在心里翻腾。多么丢脸，多么荒唐！他怒不可遏。他的处境发发可危。这件事毁了他的名声。不过还来得及弥补，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必须快刀斩乱麻，如果风声已经传开，就得压住，得趁着种种流言刚一冒头就绪回去。另一方面，他再次感到，这个绝望、发疯的姑娘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在她身上永远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然而，无论多么让人伤感和无法挽回，看来正是他毁了她的一生！她拼命挣扎，无时无刻不在反抗，一心要按自己的意志改变命运，开始全新的生活。

　　需要从各方面帮助她，也许应该给她租间房子，但千万不能再把惹她，恰恰相反，要避开她，躲在一边，不露任何痕迹，否则，她那样一种性格，还会干出可怕的事来！

　　往后麻烦事还多得很呢！眼前这事木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法律是不宽容的。天还没亮，事情才发生了两个小时，警察已经来过两次了。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和警察分局长作了解释，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不过越往后越复杂。需要证明拉拉开枪打的是他，而不是科尔纳科夫。但是只凭这点，事情还不能了结。拉拉可以减轻一部分责任，其余方面还要受到法庭的审讯。

　　不用说，他正千方百计设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要是立了案，那就必须弄到一份可以说明拉拉行凶时已经丧失了自制力的精神病鉴定，争取把此案撤销。

　　经过这一番盘算，科马罗夫斯基才平静下来。黑夜过去了，白昼的光线从屋子的这一间照到那一间，就像一个小偷或者像当铺的估价人朝桌子和沙发椅下面察看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走进卧室，看到拉拉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便离开斯文季茨基家，坐车去找他熟识的律师——一位在俄国居住的政治侨民的妻子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一沃伊特科夫斯卡哑。她那套有八个房间的住宅已经超出需要，经济上也无力维持，就租出去两间。不久以前有一间空出来了，科马罗夫斯基就替拉拉租了下来。几小时以后，仍然半昏迷的、浑身发热的拉拉便被送到那里。她由于神经受刺激而患了热病。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先进的妇女，反对一切偏见。照她所想和所说的来看，她对世界上～切“正当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都同情。

　　她在五斗橱里保存了一份有制定者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昨。挂在墙上的许多照片当中有一张是她丈夫的，她称他为“我的善良的沃伊特”。这照片是在瑞士的一次群众游乐会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拍摄的。两个人都穿着有光泽的毛料上衣，戴着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一见拉拉便不喜欢这位生病的房客。她觉得拉拉是个装病的泼辣女人。她高烧时说的胡话，在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看来完全是假装出来的。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随时可以发誓，断定拉拉扮演的就是“狱中的格蕾欣”的角色。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有意作出种种过分活跃的举动，以此表示对拉拉的鄙视。她把门弄得砰砰响，大声唱歌，像一阵风似的在自己住的房子里走动不停，而且整天开着窗户透气。

　　她的住宅位于阿尔巴特街一所大房子的最上层。这一层的窗户，从冬天太阳偏转过来的季节开始，一直对着澄澈明朗的蓝天，宽阔的蓝天有如汛期的一条大河。整个住宅半个冬天都洋溢着未来春天的气息。

　　南方吹来的暖风透进气窗，在车站那一边拼命响着火车的汽笛。病中的拉拉躺在床上，用遥远的回忆消磨自己的闲暇。

　　她常常想起七八年前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的第一个夜晚。那是难以忘怀的童年。

　　当时，他们坐了一辆出租马车沿着无数条昏暗的街巷穿过莫斯科全城往旅馆去。迎面越来越近的和抛在后面渐渐远去的街灯，把佝倭着上身的车夫的影子投到房屋的墙壁上。影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很不自然的程度，遮住了路面和房顶以后便消失了，接着又重新开始。

　　昏暗中，天空响起莫斯科各处教堂的钟声，地上雪橇的滑轨响亮地驶向四方，就连那些吸引人的橱窗和灯火也同样让拉拉觉得震耳，它们似乎也和大钟、车轮一样发出声音。

　　房间里桌子上摆着科马罗夫斯基向他们祝贺乔迁之喜的大得出奇的西瓜，还有面包和盐，使拉拉眼花绦乱。她觉得这西瓜就是科马罗夫斯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一声脆响把这带着冰渣和大量糖分的深绿色圆圆的怪物用刀切开的时候，拉拉伯得气都不敢出，但也不敢拒绝不吃。她费劲地咽着一块块紫红色、香喷喷的瓜瓤，因为激动有时就卡在喉咙里。

　　这是一种在着移的饮食和首都的夜景面前表现出的惶恐，不久后她面对科马罗夫斯基的时候又常产生这种惶恐，这使是以后发生的那种事的主要谜底。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变了，没有任何要求，丝毫不让拉拉想到他，甚至根本就不出面，而且总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极高尚的方式尽力帮助她。

　　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让拉拉觉得非常愉快。这并不在于他那高大而匀称的身材，而是因为他身上带有一股活力和才华。这位客人用他身上的一切，包括炯炯的眼神和聪颖的微笑，占去了大半个房间，屋子都显得狭小了。

　　他坐在拉拉的床前，搓弄着两只手。他在彼得堡参加有一些大臣出席的会议的时候，和那些身居高位的老头子们谈起话来，就像面对一群调皮的预科学生一样。但是，现在他面前躺着的却是不久前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一个如同自己女儿一样的人，对她也和对家里其他人一样，经常是忙得边走边交换一下眼色或者说几句话（这种简单而又很有表现力的交往方式，是特别令人神往的，双方都能体会）。对待拉拉，他不能像对成年人那样严肃和漠不关心。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同她谈话才能不惹她生气，只好像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微笑着对她说：

　　“天哪，您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有谁要看这出传奇剧？”他停住了，开始端详天花板和糊墙纸上的斑驳水迹。过了一会儿，他略带责备意味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杜塞尔多夫有个国际博览会开幕了，是绘画、雕塑和园艺方面的博览会。我准备去看看。这屋里可是有点儿潮湿。您在天地之间还要闲逛多久？这里可不是舒服的地方。我只想告诉您，这位沃伊特太太是个十足下贱的人，我知道她。换个地方吧，您也躺够了。您病了一场也就算了，现在该起来了，另外换个住处，复习一下功课，把师范专修班读完。我有个朋友是画家。他要到土耳其斯坦去两年。他的画室用板壁隔成了几部分，依我看简直就是一套住宅。他似乎想连家具一起转让给一位合适的人。我可以替您办，您愿意吗？还有一件事，您得依照我的意思办。我早就想，这是我的神圣职责……自从莉帕……这是一点小意思，作为她结束学业的酬金……

　　别这样，木行，请让我……您别拒绝……不行，请您原谅。”

　　不论她怎么谢绝，流泪，甚至像打架一样推推擦澡，他走的时候硬是让她收下了一张一万卢布的银行支票。

　　拉拉恢复健康以后，搬到科洛格里沃夫极力称赞的新住处。地点就在斯摩棱斯克商场附近。这套住房在一幢古老的两层石砌房子的楼上。楼下是商店的栈房。这里住着运货马车的车夫。院子是小鹅卵石铺的地，上边总有一层散落的燕麦和乱扔的稻草。许多鸽子在院子里到处走，发出咕咕的叫声。它们成群地扑响着翅膀从地上飞起来，高度不超过拉拉的窗户，有时还会看到一群大老鼠沿着院子里石砌的水沟跑过去。

　　帕沙非常痛苦。拉拉病重的时候，人家不让他到她跟前去。他该怎么想呢？照帕沙的理解，拉拉要杀的那个人对她是无所谓的，可是后来又处在她谋杀未遂的那个人的庇护之下。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圣诞之夜他和她在烛光下那次具有纪念意义的谈话之后！如果不是那个人，拉拉准会被逮捕并受到审判。他使她摆脱了危在旦夕的惩罚。因为他，拉拉才能留在师范专修班里，丝毫没有受到伤害。帕沙既苦恼又困惑不解。

　　拉拉病情好转后，把帕沙叫来，对他说：

　　“我不是好女人。你还不了解我，以后有机会再跟你细说。我难于开口，你看，眼泪让我端不过气来。你把我丢开，忘掉我吧，我配不上你。”

　　然后便是一幕比一幕更令人心碎的场面。那时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街，所以沃伊特科夫斯卡妞一看到满面泪痕的帕沙，就急忙从走廊回到自己住的房间，倒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笑得肚子发疼，同时嘴里不住地说：“哎哟，受不了，我可受不了！这可真是…哈、哈、哈！真是个勇士！哈、哈、哈！”

　　为了让帕沙从斩不断的柔情当中解脱出来，彻底结束痛苦的折磨，拉拉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帕沙的爱情，说是并不爱他，但是说的时候又哭得那样伤心，让人无法相信。帕沙怀疑她所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不相信她的每一句话，打算诅咒并憎恨她，但依然发狂地爱看她，对她的每～个念头、对她喝水用的林子和她睡觉的枕头都感到嫉妒。为了不致发疯，必须迅速地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决定不再拖延，考试结束以前就结婚。本来准备在复活节后的第一周举行婚礼，但由于拉拉的要求又延期了。

　　三一节后的第一天，也就是圣灵降临节，他们举行了婚礼，那时他们已经确切地知道他们可以顺利结业了。婚事是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柯替他们办的。她是和拉拉同班毕业的同学杜霞·切普尔柯的母亲。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人，胸脯高高地耸起，嗓音很低，会唱歌，对什么事都喜欢添枝加叶。真实的事和迷信的传说，只要她一听到，便要添油加醋，把自己想象的东西添加进去。

　　城里热得怕人。当把拉拉送上“婚礼的圣坛”的时候，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面给她做临行前的打扮，一面用茨冈歌手潘宁娜那样的低音哼着曲子。教堂的级金圆顶和游艺场各处新铺的沙土，显出耀眼的金黄颜色。三～节前夕砍过的白禅树，枝叶上蒙了一层尘土，无精打采地垂挂在教堂的墙头，像被烧焦了似的卷成圆筒。炎热使人感到呼吸困难，阳光刺激得眼睛发花。四周仿佛有成干对的人举行婚礼，因为所有的姑娘都卷了头发，穿上鲜艳的衣服，年轻的后生们为了过节也都往头发上擦了油，穿着笔挺的黑西服。人们的情绪是激动的，大家都觉得很热。

　　拉拉另一个女友的母亲拉果金娜，在拉拉踏上通往圣坛的红地毡的时候，朝她脚下撤了一把银币，祝她日后生活富足；为了同一个目的，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告诉拉拉，当她戴上婚礼冠的时候，千万不要伸出裸露的手臂画十字，而要用一角技纱或者袖口的花边把手遮住一半，跟着又告诉拉拉应该把蜡烛举得高高的，日后可以当家做主。但为了帕沙的幸福，拉拉宁愿牺牲自己的前程，于是她尽量把蜡烛放得很低，不过还是没有用，因为不管她怎么想办法，她的蜡烛总比帕沙的高。

　　从教堂里直接回到由安季波夫一家人重新布置好的那间画室举行酒宴。客人们不断地喊：“苦啊，喝不下去。”另一边的人就大声应和着：“给点儿甜的。”于是这一对年轻人便含羞带笑地接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为他们唱了喜歌《葡萄》，把当中的叠句“上帝赐给你们爱情和忠告”重复了两次，又唱了一首《松开你的发辫，散开你那淡褐色的秀发》。

　　人们散去之后，只剩下了他们两个，帕沙在这突然来临的寂静中感到不知所措。院子里正对着拉拉的窗户的柱子上亮着一盏灯。不管她怎么拉窗帘，仿佛一块劈得很薄的板子似的一线亮光还是从两扇窗帘的夹缝当中照了进来，宛如一个人在偷看他们。帕沙奇怪地发现，他的心思都在这盏灯上，甚至比想自己、想拉拉、想对拉拉的爱还多。

　　在这永恒之夜，被同学们叫作“斯捷潘妮达”和“红颜女郎”的不久前的大学生安季波夫，既登上了幸福的顶峰，也沉入了绝望的深渊。他那疑团丛生的猜忌和拉拉的坦率承认相互交替。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随着拉拉一次又一次的回答，他的心一次比一次更往下沉，仿佛跌入万丈深渊。他那遍体鳞伤的想像力已经跟不上她所吐露的新情况了．

　　他们一直谈到天明。在安季波夫的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一夜的变化更惊人、更突然的了。清早起来，他已经全然变了一个人，自己几乎都奇怪为什么人们还像过去那样称呼他。

　　十天以后，朋友们还是在这间屋子里为他们送行。帕沙和拉拉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接到了到乌拉尔同～个械市工作的聘书。明天一早他们即将起程。

　　大家照例喝酒，唱歌，高声谈笑，不过这次清一色的都是年轻人，没有上年纪的。

　　在那道把作为寝室的一角并把客人同整个画室隔开的间壁后面，放着拉拉装东西的一大一小两个网篮、一只皮箱和一个盛食具的木箱。屋角的地上还放着几只口袋，行李不少，有一部分第二天早晨作为慢件托运。所有东西差不多都收拾妥当，但还没有完全装完。皮箱和木箱的盖子敞开着，里面还没有装满。隔一会儿，拉拉就又想起一件什么东西，于是把它拿到间壁后面放到篮子里，再把上边摆平整。

　　拉拉到专修班去取出生证和其他证件的时候，帕沙在家招待客人。院子的守门人陪她一起回来，带了一张包装用的银皮席和一大卷第二天捆东西用的结实的粗绳。拉拉打发走了守门人，在客人面前转了一圈，同这个握手寒暄，同那个互相亲吻，然后便到间壁的那边去换衣服。她换好服装出来的时候，大家拍手叫好，随后都入了座，像几天前在婚礼上那样的喧闹开始了。活跃的人忙着给邻座斟伏特加酒，无数只举着叉子的手伸到桌子当中去拿面包和盛冷热菜肴的盘子。大家纷纷祝酒，发出满意的嚷嚷声，争先恐后地说俏皮话。有的人很快就醉了。

　　“可真把我累死了。”和丈夫挨着坐在一起的拉拉说，“你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吗？”

　　“办完了。”

　　“不管怎么累，我觉得精神很好。我感到幸福。你呢？”

　　“我也一样。我也觉得很好。说起来，一两句话说不完。”

　　科马罗夫斯基例外地被允许参加这群年轻人的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想说这对年轻朋友走后自己会感到孤苦伶什，在他眼中莫斯科就会变成撒哈拉沙漠，可是心里一阵发酸，便咽起来，不得木重新开始被激动所打断的话。他请求安季波夫夫妇允许他给他fi］写信，允许他到他们尤里亚金的新居去拜访他们，如果他忍受木了分离的痛苦的话。

　　“那倒大可不必。”拉拉若无其事地高声回答，“什么通信啊，撒哈拉沙漠啦，这些话都用不着说。至于到那个地方去，您干脆连想也别想。没有我们，上帝也会保佑您日子过得一样好，况且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帕沙，你说是不是？您运气好，一定能找到代替我们的新朋友。”

　　拉拉仿佛完全忘了正在和谁谈话和谈的什么话，似乎又想起了一件事，急忙站起身来到间壁那边的厨房里去了。她在那儿拆开绞肉机，把零件放进食具箱的几个空着的角里，再用稻草塞好。拆绞肉机的时候，她差一点让箱子迈上的一根大刺扎破了手。

　　她忙着装东西，又忘记自己还有客人了，对他们的声音也是充耳不闻，直到后来间壁那边爆发了一阵特别响亮的喧闹声，才提醒了她。拉拉这时想到，喝醉酒的人总是喜欢竭力模仿醉汉，显出那种既俗气又有意夸张的更厉害的酸态。

　　这时，从敞开的窗子传来院子里一个特别的声音，引起她的注意。拉拉撩开窗帘探出身子去。

　　一匹拴着绊腿绳的马正在院子里一瓶一颠地跳着。这匹不知是谁家的马可能走错了路，走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天色已近黎明，不过离日出还早。仿佛沉睡的阅无人迹的城市笼罩在清晨淡紫色的寒气中。拉拉闭上了眼睛。这阵异乎寻常的马蹄声，把她带到遥远的迷人的乡村里去。

　　楼下响起了门铃声。拉拉侧耳细听。有人从餐桌边走去开门。来的是娜佳！拉拉忙不迭地向她跑过去。娜佳是直接从车站来的，她是那么鲜嫩迷人，浑身似乎散发着杜普梁卡的铃兰花的芳香。这一对朋友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是放声大哭，紧紧拥抱，几乎都让对方喘不过气来。

　　娜佳结拉拉带来了全家的祝贺、送别的话和父母赠送的贵重礼品。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用纸包着的首饰匣，打开裹着的纸，掀起盖子，递给拉拉一串精美出奇的项链。

　　响起了一片惊叹声。一个已经有些清醒的醉汉说：

　　“这是玫瑰红的风信子石。没错儿，紫色的，你们说是不是？这可是不亚于钻石呀。”

　　可是娜佳分辩说，这是带黄色的宝石。

　　拉拉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的座位上，把项链放在自己的餐具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放在紫色衬垫上的宝石光华夺目，烟娼生辉，有时像流动的水珠，有时又像一串纤巧的葡萄。

　　桌边有的人醉意已经慢慢消失了。因为娜佳人席，酒醒过来的人又喝了起来。大家很快也把娜佳灌醉了。

　　没过多久，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沉入了梦乡。多数人第二天还要到车站送行，所以留下来过夜。一半人随便往一个角落里一倒便打起鼾来。拉拉自己也不记得怎么和衣躺在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的伊拉·拉果金娜的身边。

　　耳边一阵很响的说话声把拉拉惊醒了。这是从街上到院子里来找那匹走失的马的陌生人的声音。拉拉睁开眼睛一看，觉得很奇怪——帕沙可真是闲不住，那么大的个子站在屋子当中没完没了地翻腾什么呢？这时，被当成是帕沙的那个人朝拉拉转过身来，她才看清不是帕沙，而是满脸麻子、从鬓角到下巴有一道伤疤的人。她明白了，这是贼溜进屋里来了，于是想喊叫，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突然她想起了项链，悄悄地用手肘支起身子往餐桌上看了看。

　　项链就放在一堆面包屑和吃剩下的夹心糖中间，这个迟钝的坏家伙在杯盘狼藉的桌面上没有发现它，光是拿那些已经叠好的被单和衣服，把收拾整齐的行装弄得一塌糊涂。拉拉的酸意还没有完全消失，看不清当时的情况，只是特别可惜整理东西费的功夫。她气得想喊叫，可还是张不开口。她就用膝盖使劲顶了一下睡在身边的伊拉·拉果金娜的心口。随着伊拉·拉果金娜疼得变了嗓音的一声喊叫，拉拉也嚷了出来。小偷扔下裹着衣物的包袱，慌慌张张地从屋里跑出去。跳起来的几个男人好不容易弄清出了什么事之后，跑出去追赶，可是贼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场慌乱和事后的议论，成了大家都得起床的信号。拉拉剩下的～点点酒意已经完全消失了。不管大家怎么要求让他们再睡一会儿，躺一躺，拉拉坚决让他们都起来，然后很快给他们煮了咖啡喝，请大家都回家去，等到开车前在车站见面。

　　客人散去以后，拉拉就忙了起来。她麻利地收拾好一个个行李袋，把枕头塞进去，扎紧带子，央求帕沙和女看门人千万别帮忙，免得碍她的事。

　　一切都及时准备停当了。安季波夫夫妇一点也没有耽误。仿佛同送行的人手中摇动帽子的动作相配合，火车徐徐开动了。当人们不再挥手并从远处第三次向他们喊叫的时候（可能喊的是“乌拉！”），火车加快了速度。

　　一连三天都是坏天气。这是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取得战绩过后，情况开始不利。集结在喀尔巴吁山一线的布鲁西洛夫的第八军，本来准备翻过山口突入匈牙利，结果却是随全线后退而后撤。我军让出了战事开头几个月占领的加里奇亚。

　　他过去叫尤拉，如今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本名和父名称呼他为日瓦戈医生，此时正站在妇产医院产科病房门外的走廊里。刚由他送来的他的妻子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住在这间病室里。他同她告别后，正在等着助产士，想告诉她必要的时候怎么通知他，以及他如何从她那儿了解东尼妞的健康情况。

　　他很忙，急等着回自己的医院去，在这以前还要到两个病人家里出诊，可现在却在这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眼看着窗外被一阵阵秋风搅乱的左右歪斜的雨丝，仿佛是风雨中田野里东倒西歪的麦穗。

　　天还不很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眼前看到的是医院的后院、洁维奇田庄几所住宅的有玻璃棚顶的凉台和一条通向医院楼房后门口的电车线。

　　尽管风很大，仿佛被落到地上的从容流淌的雨水激怒了似的，这愁人的秋雨却只管不紧不慢地下着。阵风不时地撕扯着凉台上爬满了的野葡萄藤上的嫩枝，似乎要把它连根拔起，在空中抖一抖，再像奶一件恶心的破衣服那样扔到地上。

　　从凉台旁边朝医院驶来一辆挂着两节拖车的铁路压道车。一些人开始从车上往医院里抬伤员。

　　莫斯科的所有医院都已人满为患，特别是卢兹克战役之后，伤员都安置在楼梯拐角的平台和走廊上。城里各家医院已经超员的情况也开始影响到妇产科病房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转过身来背向着窗户，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他已经不能集中思考，但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所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几天前死了一个女病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断定她得的是肝胞虫病。可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今天就要进行尸体解剖，查明病因。不过，医院解剖室主任是个狂饮无度的酒徒。天晓得他会怎么办。

　　夜幕很快降临了。窗外已经分不清任何东西。接着好像魔杖一挥，家家窗内亮起了灯光。

　　产科主任医生、妇产科专家从隔开走廊和东尼姬病房的小风门里走了出来。他每逢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总是眼望天花板，耸着肩膀。这些动作再加上说话时的表情，仿佛在说，我的老兄，不管知识多么渊博，总有些连科学也解不开的谜。

　　他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走过的时候，微笑着点点头，用掌心很厚的胀鼓鼓的两只手摆动几下，意思是说，一切都得听其自然，耐心等待，然后就到候诊室吸烟去了。

　　这时，这位沉默寡言的妇科专家的一个女助手从里面出来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跟这位专家完全相反，很喜欢讲话。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去了。明天我给您往红十字会打电话。在这以前恐怕不会出什么事。我相信是顺产，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她的骨盆稍微狭小，胎位仰面向上，产妇没有痛感，子宫收缩也不明显，这倒值得注意。不过现在还不能下断语。一切都看临产时她的肌肉紧张程度如何了。过一段时间会看出来的。”

　　第二天，医院里接电话的传达人员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要挂上，然后就跑去查问，足足让他等了十分钟，最后只说了一点笼统的、没头没脑的情况：“让我转告您，您把太太送来得太早了，应该接回家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了他的话气得不得了，要求我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护士对他说，“请您这位医生别着急，恐怕还得等一天。”

　　第三天他才知道，临产是夜间开始的，天亮的时候出现了羊水，剧烈的阵痛从早晨起一直没停止过。

　　他急忙赶到医院，穿过走廊的时候从一扇没完全关好的门里听到了东尼娜令人心碎的叫声，仿佛是从车轮下边往外抬的一个压断了肢体的人喊出来的。

　　他无法到她身边去，把弯起来的一根手指咬得快出血了。他走到窗前，外面下着雨，像前两天一样。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出来，门里传出初生婴儿尖细的哭声。

　　“她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高兴得自言自语地说。

　　“是个儿子。顺顺当当地生下来了，给您道喜。”助理护士拖长声音说，“现在不能看。到时候才能让您看呢。您可要舍得为产妇花钱。她真受了不少罪。这是头胎，头一股总免不了吃苦。”

　　“得救了，终归得救了。”高兴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明白助理护士说的话，也没有理解到她说这些话是把他当成刚刚发生过的这件事的一个当事人。可是这跟他有什么相干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在这轻而易举取得的父亲身份当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丝毫感受不到这天生的亲子之情。这些都是他所意识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东尼妞，这一度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又幸运地避开了它的东尼妞。

　　他有个病人就住在产院附近。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一会儿，半小时后又返回来。从走廊穿过风门和从风门通向病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便溜进了风门。

　　那位穿白大褂的妇科专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迎着他叉开双手。

　　“到哪儿去？”为了不让产妇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低声说，拦住了他。“您发疯了？她有伤口，出了血，还要防止感染，更不用说精神上的刺激。您可倒不错！亏得还是个医生呢。”

　　“我并不是……我只看一眼。就从这儿，从门缝看一眼。”

　　“哦，那倒是另一回事啦。就算是这样吧。您可瞒不过我！……

　　看看吧！要是让里边发现了，我可轻饶不了您，准叫您身上没好地方。”

　　产房里背朝门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助产士和卫生员。卫生员手里有个发出尖细声音的娇柔的小生灵，像一块深红色的橡皮在蠕动。助产土正在往脐带上缚线，好使胎盘脱落。东尼妞躺在屋子中间一张用托板支起来的手术台上。她躺的位置相当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因为过度兴奋把什么都看得过大，所以觉得她躺的高度同人站在前面写字的那种高腿斜面写字台一样。

　　有时候把死去的人头部垫高，而东尼妞现在躺着的姿势比这还要高，头朝上脚朝下地斜躺着，像是跑得疲惫不堪的人那样浑身冒热气，正在享受经过痛苦折磨以后的休息。她高高地躺在产房中间，仿佛港湾里刚刚下旋就已卸去了重载的一艘帆船；它跨过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上面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样一个灵魂送到了岸上，如今抛锚停泊，非常轻松地歇息下来；和它一同安急的还有那折损殆尽的桅墙索具，以及渐渐消逝的记忆，完全忘却了不久前在什么地方停泊过，怎样航行过来又如何停泊抛锚的。

　　谁也不了解它悬挂的旗帜所代表的是哪个国家，因此，也不知道对它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

　　他回到自己的医院，大家抢着向他祝贺。“他们知道得好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

　　他来到主任医生办公室，大家都把这儿叫小酒馆和脏水坑，因为医院拥挤，已经超员，现在都在这间屋子里换衣服，穿着套靴来来去去，有的人把从别的房间带来的不相干的东西忘在这儿，而且到处都是烟蒂和废纸。

　　窗前站着脸上皮肤松弛的解剖室主任，他举起两只手对着亮光从眼镜上面观看瓶里的混浊液体。

　　“恭喜你。”他说了一句，眼睛始终朝着原来的方向，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连看都不看一眼。

　　“谢谢。我非常感动。”

　　“不必谢我。这和我没关系。是波楚什金解剖的。但大家都大吃一惊，原来是水胞虫。大家都说，这才算是诊断医师呢！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这时候医院的主任医生走了进来。他同他们两人寒暄后说：

　　“真见鬼。这儿简直不是主任医师办公室，是个过道，真不像话！不错，日瓦戈，您知道了吧，是水胞虫！我们都诊断错了。祝贺您。可是，还有一件木太愉快的消息。对您的专业类别又重新审查过了。这次可留不住您了。军医人员奇缺。您不得不闻闻火药味儿了。”

　　安季波夫夫妇在尤里亚金安顿下来，竟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可得记住吉沙罗夫的好处，他使拉拉减少了在一个新地方安家立业必然会遇到的困难。

　　拉拉完全被辛劳和操心的事占据了。她要照管一个家和三岁的小女儿卡坚卡。不论在安季波夫夫妇这里帮忙的长着火红色头发的玛尔富特卡怎么尽力，靠她帮助还是不够。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得参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所有事务。她自己还在女子中学教课。拉拉毫不懈怠地工作着，感到很幸福。这正是她渴望的那种生活。

　　尤里亚金这地方很得她的喜爱。这是她感到亲切的城市。它坐落在中、下游都通航的雷尼瓦河边，同时又在乌拉尔的一条铁路线上。

　　在尤里亚金，冬天临近的标志就是有船的人家都用大车把船从河里拖上来运到城里去，放在各家各户的院子里过冬，直到第二年春天。在尤里亚金许多院落深处反扣在地上的白色的船只还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此时在别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南飞的鹤群，或是降了初雪。

　　安季波夫夫妇租住的这家院子里，也有这样漆成白色的一只船，底朝天扣在那里，卡坚卡在它下面玩耍，就像在花房的圆顶底下一样。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心里喜欢偏远的地方，包括当地那些穿着毡靴和暖和的灰法兰绒上衣、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那种对人的纯朴的信任。拉拉总是眷恋着土地和普通的老百姓。

　　奇怪的倒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作为莫斯科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习惯于首都生活的城里人。他对待当地的尤里亚金人要比妻子挑剔得多。他们的蛮性和没有礼貌使他感到恼火。

　　如今回过头来看已经很清楚，他在博览群书过程中具有非凡的汲取和积累知识的本领。过去常常是在拉拉帮助之下他才读了许多书。在外地深居简出的这几年，他的求知欲更加旺盛，以至于拉拉在他眼中都是学识不足的人了。他在自己那些教育界的同事中间已经出人头地，而且抱怨与这些人为伍感到郁闷。他们那些在战争时期时髦的爱国主义的言谈举止，总是带着官样文章和一些酸溜溜的味道，和安季波夫的爱国思想的复杂形式不相适应。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古典语文学校毕业的。他现在教的课是拉丁文和古代史。可是在他这个过去的职业学校学生的身上，突然恢复了已经荒疏的对数学、物理和其他精密学科的极大兴趣。经过自学，他在这些课程方面已达到了大学的程度。他期待着一有可能就参加州一级的考试，重新确定一个数学方面的专业，然后把家搬到彼得堡去。夜间紧张的学习影响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健康，他开始失眠。

　　他和妻子的关系很好，不过也十分不寻常。她以自己的善良和关心体贴他，而他也决不许自己对她有半点伤害。他谨小慎微，唯恐在他毫无恶意的言辞之间让她凭空觉得隐含着什么责备——比如说她门第高贵，而他出身微践，或者在他之前她曾经属于别人。唯恐她怀疑他持有这种不公正的荒唐想法使她伤心，以致这种担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做作的成分。他们相敬如宾，结果倒使情况复杂了。

　　安季波夫夫妇的客人当中，有几个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同事的教师，拉拉工作的那所学校的女校长，还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曾经担任过一次调解人的仲裁法庭的一位成员和另外一些人。所有这些男男女女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眼中都是蠢才。他奇怪拉拉能如此热情地和他们周旋，而且不相信她当真喜欢其中的任何人。

　　客人告辞以后，拉拉要用很长时间开窗换空气，打扫房间，和玛尔富特卡在厨房里洗餐具。她做完这些事以后，确信卡坚卡盖好了被子，帕维尔也睡了，自己才赶快脱了衣服，关上灯，像是让母亲抱到床上去的孩子那样自然地躺到丈夫身边。

　　安季波夫装作睡着了的样子，其实并没有入睡。近来常犯的失眠症又发作了。他知道，这样辗转反倒还要持续三四个小时。为了引起睡意和躲避客人们留下来的烟草气味，他悄悄起身，在内衣外面穿上皮大衣，戴了帽子，然后来到院中。

　　这是个寒冷清澈的秋夜。松脆的薄薄的冰面在安季波夫的脚下发出碎裂的声响。群星点点的夜空仿佛是燃烧的酒精火焰，用蓝色的反光照出冻结了许多脏土块的地面。

　　安季波夫夫妇的住房坐落在和码头的方向相反的城市的另一部分，在一条街的末端。再往前去就是一片田野，有条铁路穿过，铁路边是个值班房，横跨铁轨有过路的通道。

　　安季波夫坐在翻过来的船底上，望着星光。这几年他已习以为常的一些想法，令人不安地充满他的心中。他觉得迟早要把这些想法彻底弄清楚，而且最好就在今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这么想，“早就应该预见到的，如今发现得迟了。为什么拉拉能把他当成孩子，并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着他？为什么当初在冬天他们结婚以前她也曾坚持这一点的时候，没想到拒绝她？难道不知道她对他并不是爱，而是对他承担一种高尚的责任，是她自己所体现的一种英雄行为？这种感人至深而又值得赞誉的责任感，又和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糟的是直至今天他仍然一往情深地爱着她。她依然那样不可思议的美好。也许，他心中怀有的也并非爱情，而是拜倒在她的美和宽容面前的怅然的感念之情吧？唉，你呀，把这弄清楚吧！连魔鬼也无能为力。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把拉拉和卡坚卡从这种虚假当中解脱出来？这恐怕比他自己解脱更重要。可是用什么方式呢？离婚？拔河？——呸，这太丑了。”他生自己的气了。“我可永远不能走这条路。不过，为什么心里又产生出这个卑鄙念头呢！”

　　他看了一眼天上的群星，似乎向它们要求答案。那些疏密相间、大小木一、蓝色的和闪耀着虹彩的繁星，无言地眨着眼。突然，闪起了一道晃动着的耀眼的亮光，扫过星空、房屋和院落、那只小船和上面坐着的安季波夫，像是有人从那片田野朝大门跑来，手里举着燃亮的火把。原来这是一列向西行驶的军车经过岔道口，穿过火红的烟雾向天空投去的一道黄色光柱。从去年开始，不计其数的军车日夜不停地从这里经过。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微微一笑，从小船上站起来，回去睡觉了。理想的出路找到了。

　　听到帕沙的决定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呆住了，起先还以为是听错了。“鬼念头。又是照例的古怪想法。”她这么认为，“不去管它，到时候他自己就全忘了。”

　　可是事情越来越清楚，丈夫已经准备了两个星期，报告已经送到兵役局，学校里也安排了接替的副职，而且从鄂木斯克已经送来通知，那里的军校同意录取他。出发的日期迫近了。

　　拉拉如同农村妇女一样嚎陶大哭，扯着他两只手，躺在他脚下。“帕沙，帕申卡，”她不住地喊道，“你把我和卡坚卡丢给谁呀？你别这么办，可别这么办！现在还不晚。我能给你想办法。你都没好好让医生检查一下你的心脏。什么，害羞？你把家庭当作发疯的牺牲品，难道不害羞吗？志愿兵！原先总是嘲笑罗佳太庸俗，可忽然又羡慕起他来了！帕沙，你是怎么回事，我都认不出你了！你换了一个人，还是发疯了？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实话，看在基督的份上，别打官腔，难道俄国真需要你这样的人入伍吗？”

　　她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善于揣摩细节的她，这次却抓住了要害。她猜到帕图利亚大概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他不了解她对他永生永世倾注的脉脉温情中掺杂着的母性的感情，他也想象不到这样的爱情是超出一般女人所能给予的。

　　像挨了打的人一样，她咬紧嘴唇，把一切都深藏在心中，一言不发，默默地咽下泪水，开始为丈夫准备上路的行装。

　　他走了以后，拉拉仿佛觉得全城都变得静悄悄的，连天上飞的乌鸦都稀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得不到回答他呼唤她。“妈妈，妈妈。”卡坚卡没完没了地叫着，扯她的衣袖。这是她生活当中最沉重的打击，她那最美好、最光明的希望破灭了。

　　从西伯利亚来的信件中，拉拉可以知道丈夫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清醒了，十分想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以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获得准尉军衔，提前毕了业，而且出乎意料地被派往一个作战的军里服役。在紧急奉调的途中，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尤里亚金，在莫斯科也没有来得及和任何人见面。

　　他开始从前线寄信来，已经不像在鄂木斯克军校时那样伤感，而是写得颇有生气了。安季波夫很希望能有所表现，为的是作为对一次军功的奖励或者是因为受点轻伤，就可以获得一次回家探亲的假期。确是出现了这种机会。就在后来被叫作布鲁西洛夫战役而出了名的那次突破之后，这个军转入了进攻。安季波夫的信收不到了。开始，这并没有使拉拉感到不安。她觉得帕沙一时没有消息是因为军事行动正在展开，行军途中不可能写信。

　　到了秋天，这个军的行动暂时停止。部队开始构筑阵地。可是安季波夫依然沓无音信。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开始担心，就设法打听，先是在尤里亚金当地，之后就通过莫斯科的邮局，并且按帕沙所在部队先前的作战地址往前线写信。到处都不知道消息，得木到答复。

　　正像县里许多善心的太太们一样，从战争一开始，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就在尤里亚金县医院扩建成的陆军医院里尽自己的力量服务。

　　如今她十分认真地学习医务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已经通过了医院里取得护士资格的考试。

　　她以护土的身份向学校请了半年的假，把尤里亚金的房子托付给玛尔富特卡照管，就带着卡坚卡到莫斯科去了。在那儿她把女儿安置在莉帕奇卡家里，她丈夫弗里津丹柯是德国籍，已经和其他平民俘虏一起被拘禁在乌发。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确信这种远距离的寻找是不会有结果的，就决定直接到帕沙参战的地方去。她抱着这个目的，在经过里斯基市驶向匈牙利边境梅佐一拉勃尔的一列救护火车上当了一名护士。帕沙发出最后一封信的地方，就叫这个名字。

　　一列救护火车向师司令部前线驻地开来。这是由塔季扬娜伤员救援会赞助者出资装备起来的。在这一长列由许多短小而难看的加温车组成的列车上，有一节头等车厢，里面坐着从莫斯科来的客人——社会活动家，他们带着赠给士兵和军官们的礼物。戈尔东也在他们当中。他听说，他童年时代的朋友日瓦戈所在的师部医院就设在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戈尔东取得了在前线附近活动的许可，拿到了通行证，于是搭了一辆朝那个方向去的军用四轮大车，就出发去看望朋友了。

　　马车夫木是白俄罗斯人就是立陶宛人，俄语讲不好。由于担心敌人的好细摘的侦察活动，所以谈的话不外乎是事先可以猜得出的那些规定的内容。这种十分做作的谈话激发不起谈兴。一路上，大部分时间坐车的和驾车的都默木作声。

　　在那习惯于调动整个军的行动、动辄以几百俄里的距离来计算行程的司令部里，大家都肯定地说，这个村子就在附近二十或二十五俄里的地方。

　　整个路途中，从前进方向左侧的地平线上传来不怀善意的沉闷的轰响。戈尔东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地震，可是他能够断定，远处这种依稀可辨的敌人大炮凛然的闷响完全可以和火山造成的地下震动和轰鸣媲美。暮色苍茫的时候，那个方向的天际出现了不断闪动的火光，直到黎明。

　　马车夫载着戈尔东经过了许多被毁的村庄，其中一部分已经圆无人迹，另一些地方的村民都躲在很深的地窖里。这样的村落看上去只见一堆堆的垃圾和碎土丘，但却整齐地排成一行，好像当初的房屋一样。在这些被战火夷平的村庄里，有如置身于寸草木生的沙漠中，从这一头可以一直望到那一头。那些劫后余生的老年妇女，每人都在自己的废墟中间搜挖着，翻拨着灰烬，不停地把一些东西收藏起来，似乎周围还是墙壁，所以外人看不见她们。她们迎送戈尔东的目光似乎是在探询：这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

　　深夜，这两个驾车赶路的人迎面碰上了一个侦察班。于是命令他们从这条大路上退回，再从乡间的小道绕过这里。马车夫不认识那条新路。他们毫无头绪地乱走了两个小时，天亮前来到了一个村子，它的名字正是戈尔东想要找的那个。可是村子里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师部医院。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区有两个同名的村子，那个村子才是他们要找的。大清早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当戈尔东经过散发出一股药用除虫菊粉和碘酒气味的村口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不在日瓦戈这里过夜，只停留一个白天，晚上赶回火车站去找留在那里的同伴们。但是，情况使他滞留了一个多星期。

　　这些日子，战线有所移动，发生了一些突然的变化。在戈尔东抵达这个村子以前，我方一个兵团的部分兵力进攻得手，突破了敌人固守的阵地。突击队一面扩大战果，一面向对方纵深挺进。跟着它扩大突破口的辅助部队，渐渐落在先头部队的后面。结果出现了人员被俘的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安季波夫准尉在损失了半个连的士兵以后也被俘了。

　　关于他，有各种各样矛盾的说法。大家都认为他是被土埋在一个弹坑里，已经死了。按照他同一个团的熟人加利乌林少尉的话来说，好像是在观察所从望远镜里亲眼看到了安季波夫率领自己的士兵进攻时阵亡了。

　　加利乌林眼前出现的是突击部队已经习以为常的场面。他们的任务是以接近跑步的速度通过两军之间的一片田野，那里漫生着迎风摇曳的干艾蒿和纹丝不动的挺拔的刺蓟草。突击队应该以勇猛的动作迫使对方短兵相接，或者使用集束手榴弹把固守战壕的奥地利人就地消灭。这片田野似乎也在奔跑，一眼望不到头。脚下踏过的像是松软的沼泽一样的地面。准尉开始在前面，随后忽前忽后地和士兵跑在一起。他挥动举在头上的手枪，嘴张得不能再大地喊着“乌拉”，可是他这喊声无论是自己还是周围跑着的士兵都听不见。按照准确的间隔，跑动的人一会）L卧倒，一会儿又猛然站起来重新喊叫着继续向前冲去。每一次和他们一起前进，总有几个中弹的人，就像被砍伐的高高的树木一样，整个身子异样地倒下去，再也站立不起来。

　　“超越了目标。给炮队打电话，”不安的加利乌林向站在身旁的炮兵军官说，“嗅，不。他们干得木错，是在延伸火力。”

　　这时，突击队已经接近了敌人。炮火停止了。在突然到来的一片寂静中，站在观察所里的人，心跳明显加快了，仿佛同安季波夫一起身临其境，领着大家冲到奥地利人的避弹壕跟前，接着就该让机智和勇敢大显身手了。就在这一瞬间，前面接连炸开了两颗十六时的德国炮弹。两股黑色的烟柱遮住了一切。“真主保佑！完了！全完了！”加利乌林颤动着发白的嘴唇喃喃自语，认为准尉和他的士兵都已阵亡。第三发炮弹就落在观察所旁边。大家都把身子弯向地面，急忙从里边撤到远一些的地方去。

　　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夫曾住在一个掩蔽所里。团里觉得他被打死，不会回来了，于是就委托了解安季波夫的加利乌林保存他的遗物，以便日后转交给死者的妻子。在安季波夫留下来的东西当中，有许多张妻子的照片。

　　志愿入伍的加利乌林不久前提升为准尉，原先是个机械师，是季韦尔辛那个院子的守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早先他是个钳工学徒，常常受工长胡多列耶夫毒打，他能有出头之日，还得算是过去这位虐待徒弟的人的功劳。

　　当上准尉以后，加利乌林并非出于本人的志愿，不知为什么被派到一个后方卫戍部队所在的气候温和、偏远幽静的地方。他在那地指挥一队半残废的士兵，每天早上由那些差不多同样衰弱的老教官对他们进行那已经忘记的队列操练。除此而外，加利乌林还要检查他们是不是准确地在兵站仓库布置了哨位。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因为上级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要求。突然之间，他非常熟悉的彼得·胡多列耶夫，随着一批从年限很长的后备役军人和莫斯科入伍的士兵当中补充来的人员一起，也来到了。

　　“啊，咱们是老熟人了！”加利乌林脸色阴沉地冷笑着说了一句。“是，准尉大人。”胡多列耶夫回答，立正敬了个礼。

　　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地了结。就在第一次出现队列疏忽的时候，准尉对他大声斥责，而当他觉得士兵行礼时不直接望着他，却望着旁处时，就举手打了他几个嘴巴，并命令送到禁闭室关押四十八小时。

　　如今，加利乌林的一举一动都带着要算老账的味道。在棍棒体现的隶属关系之下，这种报复的方式简直就是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未免不够高尚。究竟该怎么办？两个人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一个地方。可是除了送到惩罚营以外，一个军官又能用什么借口把一个士兵从规定的服役部队改派到别的地方去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加利乌林自己能提出什么理由要求调动呢？于是，以后方卫戍勤务过于单调和无所作为为理由，他被批准调往前线。这就使他赢得了一个良好的表现，而且不久以后在另一桩事情上他又显露了自己另一方面的才能，说明他是个出色的军官，因此很快就被提升为少尉。

　　早在季韦尔辛家里的时候，加利乌林就认识了安季波夫。一九O五年，帕沙·安季波夫有半年的时间住在季韦尔辛家里。那时候尤苏普卡就常去找他，过节的时候在一起玩耍，当时也有一两次在他那里见到过拉拉。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听说过他们两人的情况。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从尤里亚金来到他们团以后，这位老朋友身上发生的变化很使加利乌林吃惊。过去像姑娘似的腼腆、爱整洁达到了可笑程度而又很调皮的一个人，如今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知测良广博而又鄙视一切的忧郁的人。他聪明，勇敢，沉默寡言，好嘲笑人。有时，加利乌林望他一眼就乐意发誓说，在安季波夫深沉的目光里，仿佛在一扇窗的深处还有他的另～个化身，似乎可以看到藏在他心中的思想，他对女儿的思念，他妻子的面庞。安季波夫几乎是神话当中着魔的人物。可是突然之间这个人消失了，加利乌林手中剩下的只是安季波夫的一些证件和照片，以及他身上发生的变化的秘密。

　　拉拉的查询或迟或早都会追寻到加利乌林这里。他已经准备好了对她的回答。然而正是事情刚刚发生不久时，他没有勇气把实情原原本本地说出。他希望先让她对即将承受的打击有所准备。因此，他准备写给她的一封经过仔细考虑的信就拖了下来，可是现在，他却不知道该把给她的信往什么地方投递了。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当日瓦戈医生中午回到他们住的这间小屋子吃饭的时候，戈尔东问道。

　　“哪儿来的马呀！现在是前进不能，后退无路，你还要到哪儿去？周围的情况完全弄不清楚。任何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在南边的几个地方，我军迂回过去，或许突破了德军防线。不过听说我们也有几支分散的队伍也落到了敌人口袋里。在北边，德国人已经渡过了一向认为在这一段不能越过的斯文塔河。这是一支骑兵部队，人数相当一个军团。他们正在破坏铁路，摧毁仓库，而且据我看还正在对我军形成包围圈。你看，就是这个形势。可你还在说什么马。好吧，卡尔片柯，快点开饭，动作麻利点儿。咱们今天吃什么？啊，牛蹄，太妙啦。”

　　卫生队、医院和其余的师属单位都分散在这个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村子里。村里那些仿照西方样式在墙上装有许多双扇窗户的房屋，一所也没有毁坏。

　　正是暗和的秋季。金色的秋天最后几个温暖晴朗的日子就快过去了。中午，医生和军官们都开了窗子，扑打着那些在窗台上和低矮的屋顶婊糊纸上成群爬着的苍蝇，解开制服和军便服的扣子，满头大汗地喝着热汤或者茶；晚上，他们还要蹲在炉门前把点不着的湿柴下面快要熄灭的炭火吹旺，一面被烟熏得眼睛流泪，一面骂着不会生炉子的勤务兵。

　　这是个安静的夜晚。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相对的两侧墙边的长木凳上。他们中间是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另一面是一扇从这头直通到那一头的长条形的窗子。屋里炉子烧得挺热，抽烟抽得雾气腾腾。他们把长廖两头的气窗打开，呼吸着在玻璃上蒙了一层哈气的秋夜里清新的空气。

　　他们仍是按着这些日子白天和晚上的习惯谈话。像往常一样，前线那边的地平线上闪耀着淡紫色的火光。每当这种一分钟也不停的均匀的射击声中落进几响低沉的、每一次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有分量的打击声的时候，地面似乎都被移动了，又像是远处有人在地板上略微向一旁移动沉重的铁皮箱似的。这时，为了表示对这种声音的尊重，日瓦戈暂时把谈话停止一会儿，然后说：“这是德国人的十六时的大炮，六十普特重的大家伙。”接着想继续无前的谈话，可是又忘了刚才说的是什么。

　　“村子里好像总有一股什么气味？”戈尔东问了一句。“头一天我就发现了。有点儿甜腻腻的讨厌的气味。好像老鼠的气味。”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是大麻。这儿有不少大麻田。大麻本身就散发出一种使人很难受的烂果子的气味。另外，在作战地区还把敌人的死尸扔到大麻田里，日子长了没人发现就腐烂了。这一带到处都有尸体气味是很自然的。又是大炮，你听到了吗？”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把世界上的事都谈遍了。戈尔东完全了解自己这位朋友对战争、对当代形势的看法。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讲了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的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

　　戈尔东每天都陪着日瓦戈出去，所以也亲眼看见了一些情况。当然，他也意识到，无所事事地从旁看着别人表现的英勇行为，看着人家如何以非人的力量战胜可怕的死亡，并为此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冒多么大的风险，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对这些只能发出几声无能为力、毫不起作用的叹息，他觉得也没有丝毫高尚的意味。他认为，待人接物要适合现实生活为你安排的环境，要诚实而自然。

　　有一次到西边离火线很近的战地包扎所的红十字支队去，这时候他就亲身体验到有些伤员的模样确实可以使人晕倒。

　　他们来到一半已经被炮火轰倒了的大森林中间的空地上。在被毁坏和践踏过的灌木丛里，头朝下躺着几辆被打坏的炮车。有一棵树上挂着一匹战马。远处可以看到有一幢林务所的木头房子，房顶被掀去了半边。包扎所就设在林务所办公室和林子中间的两座灰色大帐篷里。两座帐篷搭在经过林务所的那条路的两边。

　　“把你带来可真没有必要，”日瓦戈说道，“差不多紧挨着战壕，离这儿只有一里半或者两里，可是咱们的炮队就在那边，在林子后头。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别硬充英雄好汉了，我不相信你是好汉。你现在准保吓得要死，这很自然。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变化。这里会落炮弹的。”

　　在林中道路两旁，一些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的年轻士兵叉开穿着沉重的皮靴的两腿躺在地上，有的面朝下，有的面朝上，军服上衣的前胸和肩肿骨部分都被汗湿透了。这是严重减员的一个班剩下来的人。他们从接连三天三夜的战斗中撤下来，到后方稍微休息一下。士兵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像石头一样，连笑一笑和说几句下流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树林深处的路上响起了急速跑来的马车声音的时候，他们连头都没有回。这是几辆没有弹簧的双轮轻便马车，向上颠动着急驶过来，给包扎所送来了伤员，把这些木走运的人的骨头架子差不多都颠散了，五脏六腑都要翻个个儿。包扎所只能作些简单处理，很快打上绷带，有些特别紧急的也只能作些简单的手术。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以前炮火稍停的时候，从堑壕前面的开阔地上运下来的，数量多得吓人，其中半数以上昏迷不醒。

　　把他们运到办公室门廊前的时候，卫生员带着担架从屋子里出来开始卸车。一个护士用一只手从下边撩开帐篷的底边儿，向外观望。现在不是她值班，闲着没事。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两个人在大声争吵。苍翠高大的树木用很响的回声把争吵的余音传播开来，不过具体的话却听不清。伤员运到的时候，争吵的两个人从树林里来到路上，朝办公室走去。那个怒冲冲的年轻军官朝医疗分遣队的医生不住地叫嚷，一定要从他那里打听到原先驻扎在树林里的炮兵辎重队转移到哪里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和他毫无关系。医生请那位军官等一等，不要喊叫，伤员已经运到了，他有事情要做。可是军官仍旧不肯罢休，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大骂一通。日瓦龙来到医生跟前，两个人寒暄过后，就沿台阶进入林务所。那个军官带点动靶人的口音继续在骂，一边解下拴在树上的马，跳上马背往树林深处跑去了。那个护士一直在看着。

　　突然，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子。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发疯了？”她朝两个不用人扶、自己走在担架中间往包扎所去的轻伤员喊着，一面从帐篷里跑出来，直奔路上追了过去。

　　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特别吓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块炸开的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不成样子，嘴唇、舌头成了一团血酱，可是人还没死，那块弹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颊的那个部位的颌骨缝里。这个重伤员发出轻微的、断续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声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在请求尽快了结他，解除这不可想象的拖长的痛苦。

　　护土仿佛看出，旁边走着的两个轻伤员在这种呻吟声的影响下，正准备徒手从这人的面颊上把那块可怕的铁片拔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这得外科医生来做，要用专门器械。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必要。”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请把他召去吧，可别让我怀疑你的存在！”

　　眨眼之间，就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血肉模糊的人喊叫了一声，全身一抖，就断了气。

　　死去的这个五官残缺木全的人是预备役的士兵吉马泽特金，在树林里吵嚷的那位军官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护土就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都同在一个地方，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没有认出来，其他人更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事永远无法确定，有些事只有等下一次机会，等另一次萍水相逢，才会知道。

　　这一带奇迹般地还保存下来几个村庄。在这一片毁灭的海洋之中，它们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劫后余生的小岛。傍晚，戈尔东和日瓦戈回到住的地方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在他们路过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在周围人的哄笑声中，把一枚五戈比的铜币抛起来，强迫一位穿长袍的白胡子犹太老人用手去接。老人总是落空，铜币每次都擦着他那双可怜地叉开的手掉到泥地上。他一弯腰去捡铜币，哥萨克就打他的屁股，围着的人从两边扶着他，笑得哼哼哟哟地直喘气。这是最让大家开心的地方。虽然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可是谁也不能担保这样下去不会变得更严重。这人的老伴儿从对面的小屋子里跑到路上，叫喊着向他伸出双手，可是因为害怕，又躲了起来。两个小女孩哭着从屋子里看着窗外的祖父。

　　赶车的士兵觉得这很好笑，就让马一步步慢慢地步，好让车上的老爷们开开心。可是日瓦戈把那个哥萨克叫到跟前来，骂了几句，让他停止这个恶作剧。“是的，老爷。”那人很顺从地回答说，“我们不懂事，只是为了开开玩笑。”

　　后来，一路上戈尔东和日瓦戈都沉默着没有讲话。

　　“这真可怕。”看到了他们住的那个村子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了口。“你大概想象不到，在这次战争里犹太居民遭到什么样的苦难。打仗的地方正好是在指定的犹太人居住区。除了受罪、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和倾家荡产以外，还得应付许多不合理的摊派，忍受侮辱和责难，说他们缺乏足够的爱国心。要是在敌人那边可以享受一切权利，在我们这边受迫害，他们的爱国心又能从哪儿产生呢？归根结底，就是对他们怀着强烈的憎恨心理。他们贫困、吝啬、软弱和不会抵抗，这本来是应该同情和体谅的，反而让人生气。真弄不明白，这里边似乎有点儿宿命的味道。”

　　对他的这番议论，戈尔东什么也没说。

　　他们又是各自躺在那扇狭长的窗子的两头。已经是夜里了，两个人还在谈话。

　　日瓦戈向戈尔东讲他如何在前线看到了沙皇。他说得有声有色。

　　那是他在前线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被派去的那个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喀尔巴吁山的一个盆地里。部队的任务是封锁从匈牙利方面通往盆地的人口。

　　盆地底部是个火车站。日瓦戈给戈尔东描述当地的地形，那些长满了粗壮的枫树、松树的高山顶端镶着朵朵白云，森林中隐现的灰色板岩和石墨岩峭壁像是浓密的毛皮当中磨出的秃疤。那是天还没有亮的四月里的一个清晨，潮湿而又灰蒙蒙的，就像那岩石一样；四周让高山围着，所以一切都显得是凝滞不动的，非常闷热。地上蒸发的水汽笼罩了盆地，不断形成一股股气流向上升腾，中间还夹杂着从车站来的火车头的烟气，湿淋淋的草地是灰色的，山也是灰色的，衬托着苍黑的森林和片片乌云。

　　这些天，沙皇正在巡视加利奇亚地区。突然有通知说，他要到由他担任名誉长官的驻守在这里的部队来。

　　他随时都可能抵达。站台上布置了欢迎的仪仗队。人们疲乏地等候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接连通过了两列豪华的火车。又过了一会儿，沙皇的专车开到了。

　　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爵的陪同下，陛下检阅了这支由近卫军组成的精锐部队。他那嗓音不高的每一句问候的话，仿佛是摇荡着一桶桶的水一样，激起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

　　带着腼腆笑容的沙皇，给人的印象似乎要比纸币和勋章上的肖像显得苍老和没有精神。他面容倦怠，略有点浮肿。他不时像带点儿歉意似的侧过头来看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要求他作出什么表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毕恭毕敬地弯身凑到他的耳旁，用不着说话，只是通过眉头或肩部的动作就让他摆脱了窘迫。

　　在这个灰蒙蒙的湿热的山区的清晨，让人感到沙皇也很可怜，而且一想到那种怯生生的矜持和拘谨可能就是这位统治者的本来面目，决定生杀予夺的就是这种软弱性格，简直使人不寒而栗。

　　“他本应当讲些这类的话，比如说：‘我，我的剑和我的人民……

　　’就像威廉皇帝那样，总之是这方面的话。不过一定要提一提人民，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天生是俄罗斯化的，可悲的是还要更加鄙俗。问题在于这种矫揉造作在俄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装腔作势，难道不是吗？如果说是凯撒治下的那些民族，像高卢人，或斯维夫人，或伊利里亚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从那个时期往后，这个名称只不过是个虚构，为的就是让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说时可以这样讲：人民，我的人民。

　　“这么一来，前线上的采访人员和新闻记者可就多得成灾了。写出了各式各样的‘见闻’，记录了种种的名言警句，探视了伤员并且提出了有关民意的新理论。这简直就像达利先生再世，同样是精于杜撰的、有文字痹的、追求文章辞藻的写作狂。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最喜欢用不连贯的词句，精雕粗刻，又带有怀疑和厌世的味道。比方说，我曾读过的，有一位就写了这么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阴沉，宛如昨日。一清早就开始落雨，遍地泥泞。临窗眺望大路，那是鱼贯行进着看不到头的俘虏。车上运的是伤员。大炮正在射击。今天又在射击，和昨天一样，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时，周而复始……’你看，这够多深刻，多俏皮！不过他为什么要迁怒于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样来，太自命不凡了！为什么对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对他自己每天发射大量的用远号隔开的流水账似的词句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不停止这种像跳蚤蹦跳一样匆忙发射出来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应该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应该有新面貌，不要旧调重弹；靠笔记本记下大量言之无物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内容；如果没有自己的见地，如果缺乏那么一点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种传奇的色彩，事实也就失去了意义。”

　　“非常正确，”戈尔东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要说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场面。这个拿一位长者嘲笑取乐的哥萨克，完全同无数类似的情况一样，是最普通的一种卑劣下贱的举动。很清楚，对这种举动用不着讲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说到整个犹太人的问题，就需要哲学，而且它会出乎意料地翻个个儿。不过，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见解。你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从你舅舅那儿来的。

　　“人民是什么？——这是你刚才问到的。对他们是不是需要过分迁就照顾？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悦于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丰功

　　伟绩使万民趋之若骛并受到颂扬而留芳百世的人，这不就是他应有的本分吗？哦，这是当然的。话说回来，在基督教的时代还需要谈什么民族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说服和教化过的，所以关键在于转变，而不在于恪守；目的基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新约》。它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首先，《新约》并不曾规定：要这样，要那样。它只提出一些朴素的、稳重的主张。它提出：你愿不愿按照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方式生活，愿不愿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结果，上下几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它谈到天国里既没有古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的时候，难道仅仅说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不是的，只为这个也不需要《新约》，在这以前，希腊的哲人、罗马的圣贤和价日约》的先知早就了解这个道理。不过它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

　　“你刚才说过，如果不加进某种思想的话，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和个人奉行的宗教仪式，正应该加进事实中去，从而才使它对人具有意义。

　　“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些对生活和世界总体上说无所贡献的庸才，那些眼光狭小的二流货色，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总要有那么一种关于人民的话题，人民最好还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难，因此也就听任对他们的摆布，同时在他们身上还可以满足大发善心的欲望。这种灾难的独一无二的、百分之百的牺牲者就是犹太人。民族的意识已然规定他们必须麻木不仁地永远充当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变，可是在这期间他们当中产生的一股力量却把整个世界从这种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来。多么奇怪！这又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欢欣鼓舞的节日，这种从平庸混沌状态之中的解脱，这种克服了终日碌碌无为的飞跃，所有这一切就诞生在他们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白白放过了？他们不可能让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胜的美德和力量，他们木可能同意在这股力量取得胜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时候，心安理得地继续充当已经被他们抛掉的这种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壳。这样自讨苦吃究竟对谁有利，究竟是谁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负重，让那些绝对无辜的、对善与爱能够如此体贴入微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流淌鲜血！为什么这个民族的精神主宰不远远地甩开这种过分廉价的举世闻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讥讽味道的智慧？为什么不肯冒险放弃自己的这项不可更改的职责，而像锅炉在巨大压力之下爆炸一样，把这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正在挣扎和受到残害的队伍释放出来？为什么不说：‘你们清醒清醒吧，够了。别再这样了。不要像过去那样自命不凡了。别再抱成一团，散开来吧。你们应该和所有的人一样。你们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们当中那些最低级的、最软弱的，才是你们的对立面。’”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说：

　　“你不是总说急着要走么，这话可应验了。我决不能说‘你真走运’，咱们又被包围了，这还算什么运气？往东去的路还通，可是又从西边朝我们压过来了。已经命令所有的医疗单位收缩集中。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开拔。到哪儿去可不知道。卡尔片柯，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内衣还没洗好吧。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光说是干亲家、干亲家，你要正经问他是怎么个干亲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涂虫。”

　　他根本没去听勤务兵如何东拉西扯地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注意因为临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内衣而不大痛快的戈尔东，继续说：

　　“唉，咱们这个行军当中的家，算得上是个吉卜赛人的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顺眼，炉子放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而且又脏又闷。可是现在，你打死我也想不起来在这以前还住过什么更好的地方。看着炉子角上的磁砖反射的阳光和路边那棵树的影子在它的上面晃来晃去，似乎就在这儿住一辈子也可以。”

　　他们开始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

　　夜里，喧嚷、喊叫、射击和奔跑的声音把他们惊醒了。村子被不祥地照得很亮。窗外人影憧憧。一墙之隔的房主人也醒了，翻着身。“卡尔片柯，快到外边去问问，怎么这么乱糟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

　　很快就都清楚了。急忙穿好衣服的日瓦戈，亲自跑到师部医院想去证实这是谣传，结果却是实情。德军在这一地段突破了俄军的抵抗。整个防线向村子这边推进，越逼越近。这个村子已在炮火射程之内。师部医院和机关不等撤退命令到来就匆忙开始撤离。估计天亮以前撤退完毕。

　　“你随第一梯队走，有一辆敞篷马车立刻就走，我已经告诉他们等你一下。那就再见吧。我送你去上车。”

　　他们朝医疗队正在装车的村子另一头跑去。跑过一幢幢房屋的时候，他们弯着腰，凭借墙角的掩护。子弹在街上懂懂叫着飞过。在田野里几条路交叉的道口上，可以看得见榴霸弹爆炸的火光，像撑开的伞一样。

　　“你怎么办？”戈尔东边跑边问。

　　“我随后走。还得回去取东西。我和第二梯队一起走。”

　　他们在村口告别了。几辆大车和一辆敞篷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一辆挨着一辆，然后逐渐排成一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远去的朋友挥着手。一座烧着的木板棚的火光照出了他们的身影。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力靠着房檐屋角的遮避，赶忙往回跑。就在离他的住处还差两幢房屋的地方，一股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倒在地，一颗开花弹使他受了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跌倒在路中间，流着血，失去了知觉。

　　撤下来的陆军医院孤单地设在西部边区铁路线上的一座城市里，和大本营相邻。正是二月底的温煦的日子。在身体快要复原的军官病房里，依照正在那里治疗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要求，靠近他病床的一扇窗是开着的。

　　快要吃午饭了。病员各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消磨饭前的这段时间。他们被告知说，医院里新到的一个护士今天第一次要到这儿来查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面躺着的加利乌林正在翻看刚刚收到的《言语》和《俄罗斯之声》，对新闻检查官给开的天窗十分愤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读野战邮局送来的东尼娜的信，一下子就积压了一擦。微风掀动信笺和报纸。这时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纸上抬起眼睛。拉拉走进了病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少尉都认出了她，可是彼此并不知道这一点。她对他们俩都不认识。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你们不冷吗？”她说着，走到加利乌林跟前。

　　“什么地方不舒服？”她一边问，一边拉住他的一只手，准备量脉搏，可是立刻又把手放开了，自己也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显出很窘迫的样子。

　　“可真没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回答说，“我和您的丈夫在一个团里，我认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还为您保存着他的东西。”

　　“不可能，不可能，”她重复地说，“这真是巧得出奇。这么说您认识他？请快告诉我，全部经过是怎样的？说是他牺牲了，让土给埋住了？什么都不用隐瞒，您不用担心，因为我都知道。”

　　加利乌林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证实她从种种传言当中得到的这种情况。他决定哄骗她，让她安下心来。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说，“发起攻击的时候，他带领自己那部分人在前面跑得太远，结果就剩下一个人。他被包围了，不得不投降。”

　　可是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由于这番话让人吃惊地感到突然，她非常激动，控制不住就要涌出来的热泪，也不愿意在不相干的人面前哭泣。她急忙站起身，走出病房，想在走廊里镇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外表已经平静了。她有意不往加利乌林那边看，为的是不要再忍不住哭出来。她径直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床前，心不在焉地、例行公事地说：

　　“您好，哪儿不舒服？”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到她的激动和眼泪，想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也很想说出曾经有两次和她相遇，一次是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另一次是已经上了大学，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儿失礼，会让她认为举动有失检点。接着他突然想起当初在西夫采夫的时候，故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睡在棺材里的模样和东尼哑的哭喊，于是就忍住了，反而说了一句：

　　“谢谢您。我自己就是医生，自己会给自己看病。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为什么生我的气？”拉拉心里想，奇怪地看着这位翘鼻子的、其貌不扬的陌生人。

　　接连几天都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天气，一到充满了湿润的泥土气味的夜晚，就刮起飒飒作响的温暖的风。

　　这些天不断从大本营传来一些奇怪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谣传。和彼得堡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各个角落都在谈论政治性的话题。

　　每一次值班，护士安季波娃早晨和晚上都要查一次房，这时就和病房的其他伤员，也和加利乌林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交谈三言两语的闲话。“真是个奇怪的耐人寻味的人，”她是这么想的，“年轻轻的就对人把不怎么客气。长了个翘鼻子，根本说不上漂亮。是个正经的聪明人，头脑灵活机敏，让人有好感。不过问题不在这上面。要紧的是尽快完成自己在这里的责任，然后调到莫斯科去，和卡坚卡离得近一些。到了莫斯科就要求解除护士的工作，然后回尤里亚金，到学校去工作。因为关于可怜的帕图利亚的情况都弄清楚了，一切希望也都落空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充当什么战地女英雄，而她正是为了找他才让人家给宣传了这么一阵子。”

　　不知道卡坚卡现在怎么样？可怜的失去了父亲的孤儿（想到这里她又哭了）。近来的变化太大了。不久前还～心想的是对祖国的神圣责任，是军人的英勇和崇高的公德。可是仗打败了，这才是最主要的灾难，因此其余的一切也就失去了光彩，丝毫神圣的意味都没有了。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样儿，言论变了，空气也变了，既不会思考，又觉得无所适从。仿佛有生以来就像个孩子似的让人牵着手走，如今骤然把手放开，要自己学着迈步了。而且周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权威人士。于是便想信赖最主要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让它们而不是让被打破了的人类各种法规来支配你，使你过一种比已往那种平静、熟悉、逸乐的生活更加充实的、毫无遗憾的生活。不过在她这种情况下——拉拉及时地醒悟到这一点——无可置疑的唯一目的就是抚养卡坚卡。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一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到信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未经他同意就把他的书出版了，很受欢迎，预示他在文学上大有前途。还说到目前莫斯科的形势既使人感兴趣，也令人不安，下层干民中隐伏着的激愤情绪日益增强，大家似乎处在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严重的政治事件迫近了。

　　夜已经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地克制着难耐的困倦。他一阵阵地打着脑儿，心想在这样紧张的一天过后，他不可能睡熟，而且现在真没睡着。在窗外，睡意惺松般的微风似乎轻轻打着呵欠。如泣如诉的风声仿佛在说：“东尼娘，舒罗奇卡，多么想念你们哪，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去工作啊。”在这微风的喃喃低语声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时睡时醒，短暂而又令人不安地交迭着苦乐不同的心境，恰似这多变的天时和今晚这个捉摸木定的黑夜。

　　拉拉想的是：“他表现出这么大的关心，怀念并且保存着可怜的帕图利奇卡的遗物，可我简直蠢得像猪，连人家是谁、是哪儿来的人都没问。”

　　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为了弥补前几次的疏忽并遮掩一下自己的失礼，她仔仔细细地询问了这位加利乌林的情况，其间不住地发出惊叹声。

　　“上帝，您真是太圣明了！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0五年革命的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认识。对不起，木知道尤苏普卡，也许是不记得了。可是就在那一年，那一年和那个院子！啊，不错，是有这座院子，也正是在那一年！”嗅，她一下子就把这一切都回忆起来了！还有当时的那些枪声，还有（是什么来着，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还有《基督的意愿》！啊，小时候初次感受的力量真大，印象真深哪！“对不起，请原谅，少尉，您怎么称呼？嗅，对，对，您已经告诉过我了。谢谢，太感谢您了，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您唤醒了我的多么美好的回忆和思念啊！”

　　一整天她心中就装着“那座院子”到处走动，不断地叹息，而且几乎要说出口来似的盘算着。

　　“想想看吧，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又是枪声，木过这回更可怕得多了！这可不是那些‘男孩子们在放枪’。那些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在这儿——都在军队里，全部是来自同样院落、同样村庄的普普通通的人。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

　　拉着手杖和架着拐的人走进房来，邻近病房那些伤残而不需要人扶的人跑了进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喊着：

　　“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彼得堡街上已经开始骚动。彼得堡卫戍部队站到了起义者一边。革命了。”

　　这个小城叫作梅留泽耶沃，它坐落在一片黑土地带。漫天飞的蝗虫像整块的乌云悬在城市房屋的上空，部队和辎重车队潮水般地穿城而过，扬起黑色的烟尘。从战场撤下来的和开往前线的，这两个方面的人流和车辆从早到晚不曾中断。谁也说不准仗是在继续打，还是已经结束了。

　　像雨后春笋一样，每天都会冒出～批新的职务。这些都得选一些人去担任，其中包括他、加利乌林中尉和护士安季波娃，还有他们那一伙儿的另外几个，算是寥寥可数的来自大都市的见过世面的人物。

　　他们占据了市自治机关的几个职位，同时还兼任分驻在几处小地方的部队和医疗队的政委。对待这些需要不断轮流处理的公务，他们都抱着像在户外玩捉人游戏似的娱乐消遣的态度。然而他们始终索索于怀的，就是尽快摆脱这种把戏，赶回家园从事各自长远的事业。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日瓦戈和安季波娃时常见面。

　　乌黑的烟尘被雨水搅拌成咖啡似的茶色泥浆，覆盖在城里的街道上。

　　这座城市很小。在任何地方只需稍微顺着街角向外一走，放眼望去就是一片忧郁的田野和阴暗的天空，那里就是正在进行战争和革命的空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

　　部队里仍然存在溃散和混乱现象。正在想办法加强士兵的纪律，提高他们的战斗力。我曾经巡视过驻地附近的几支部队。

　　最后，想说的是，也许我早已告诉过你了——在这里直接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是那个从莫斯科来的护士、乌拉尔人安季波娃。

　　还记不记得，就在你妈妈去世的那个可怕的晚上，在圣诞晚会上朝检察官开枪的那个姑娘？后来好像还审判过她。记得当时我对你说过，这个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当初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和米沙就曾经在一个蹩脚的小旅店里见过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为了什么事和你爸爸一起到那儿去的了。那个晚上冷极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就是在普列斯纳发生武装起义的时候。她就是安季波娃。

　　好几次想尽一切办法回家。不过，这事可不简单。主要还不是被工作耽搁了，要办的事可以移交给旁人，丝毫不会有什么影响。困难在于交通。要不就是火车根本不来，要不就是人多得挤不上去。

　　不过，看来也不会永远这样下去，所以，有几个已经伤愈的、退役的和辞去职务的人，其中就包括我、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娃，下决心无论如何在下星期一定出发，而且为了坐车方便，一个一个地分别在不同的日子起程。

　　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到家，就像一片雪花飘落到头上一样。不过，我还是力争事先能发个电报。然而，就在动身之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赶上了收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由于痛哭而顾不上推敲字眼、纸上的泪痕代替标点的信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极力劝说丈夫索性不回莫斯科，不如直奔乌拉尔去追踪那个不同寻常的女护土，因为她经历当中那些传奇性的遭遇，决不是东尼娜那种平庸的生活道路能比得上的。

　　“不要担心萨申卡和他的未来，”她写道，“你也不必为了他而觉得羞愧。我保证一定按照你从小在我们家看到的那些规矩来养育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忙不迭地提笔回信：

　　你简直是发疯了，东尼证，这是多大的疑心病啊！难道你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足够理解，正是因为有了你，有了对你的思念，有了对你和家庭的忠诚，才把我从死亡和这两年战争期间所有那些可怕的、毁灭性的遭遇当中挽救出来？其实，说这些也是多余的。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重新开始过去的生活，那时一切都会清楚的。不过，你能给我写这样的回信，倒引起了我另一方面的担心。如果我当真给了你这封回信以某种口实，可能我的举止确实有轻率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女人面前我是惭愧的，因为这会让人家感到迷惑不解，应该向她表示歉意。等她从附近几个村子巡视回来，我一定这么办。过去只是省、县才有的地方自治会，如今在更低一级的机构，在乡里，也都在建立。安季波娃是去帮助她的一个女朋友，那人的职务就是指导这些新设的法定机关的视导员。

　　虽然和安季波娃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可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她住在哪个房间，而且也从来也没想到这一点，这可真是妙极了。从梅留泽耶沃往东和往西，有两条大路。一条是土路，穿过森林直通济布申诺。那是一个买卖粮食的小镇，行政区隶属梅留泽耶沃，可是其他方面都超过了后者。另一条是碎石路，它穿过一片到夏季就干涸的沼泽草地通往比留奇。那是离梅留泽耶沃不很远的两条铁路交汇的一个枢纽站。

　　六月间，在济布申诺曾经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济布申带共和国，只存在了两个星期。这是由当地的一个磨坊工人布拉热依柯宣告成立的。

　　共和国依靠的是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部分逃兵。他们携枪离开了阵地，经过比留奇来到济布申诺的时候，正赶上革命。

　　共和国不承认临时政府，而且也脱离整个俄罗斯。年轻时曾经和托尔斯泰有过通信关系的教派分子布拉热依柯，宣告在济布申诺建立永世不变的统治，实行集体劳动和财产共有制，把原来乡的行政机关改叫作使徒会。

　　济布申诺从来就是种种奇谈怪论的发祥地，它坐落在一片难于通行的密林当中，混乱时代的文献里边就有关于该地的记载，后来又因为周围不断出没的强人而出了名。人们茶余酒后常常提到的，是此地有不少殷实可靠的商家，再有就是它那神话般肥沃的土质。这临近前线的西边地带，有些风俗信仰和方言特色正是从济市申话传来的。

　　如今风言风语的一些谣传，都是关于布拉热依柯的那位主要助手的。人们都一口咬定说，那个天生的聋哑人借着一股灵气就能开口说话，灵气一过就又成了哑巴。

　　六月间，济布申诺共和国垮了台。效忠临时政府的军队开到了这个地方。那股逃兵从济布申诺被赶了出去，朝比留奇的方向追去。

　　离比留奇有见俄里远的铁路线以外，周围是一片砍伐过的森林残址，现在那里剩下来的树桩上已经长满了革莓，一半的地面上是没有运完的拆散了的柴垛，还有些当初的季节性伐木工住过的已经坍塌的地窖。那些逃兵就在这里扎了营。

　　日瓦戈医生先前在那里养伤、后来就留下来工作、如今又要离开的那所陆军医院，就设在扎布林斯卡哑伯爵夫人的别墅里。主人从战争一开始就把它献给了伤兵。这座两层楼的别墅修建在梅留泽耶沃最好的地点，坐落在城里那条主要街道和中心广场的交叉点上。人们把这片广场叫作操场，因为从前士兵们在这里出操，现在晚上用来开群众大会。

　　由于这里处于路口的位置，在几个不同的方向上从别墅向外望去，视野都很开阔。除了那条主要的街道和广场以外，还可以看到紧相邻的一所院落。那份寒酸的外乡人的家当，简直和一家农村住户毫无二致。别墅后墙之外就是伯爵夫人的旧花园，那里有一道门也可以通到邻家的院子。扎布林斯卡姬从来没把这幢房子当作一份了不起的产业。在县里她还有一片叫作“逍遥津”的领地，这房子只作为进城办事时的一个落脚点，同时也是夏天从四面八方往领地去的客人聚集的地方。爵夫人已经出嫁的两个女儿的老家庭教师弗列里小姐，另一位是皮肤白皙的女厨师乌斯季尼姬。‘弗列里小姐是个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老太婆，脚上拖一双便鞋，身上穿一件肥大的道邀遍遇的长衫，就这样衣冠不整、蓬头散发地在整个医院里走来走去地照料着。她对医院已经有了好感，就像当初对待扎布林斯基一家那样，逢人就用那半通不通的俄国话说点什么，把每个词的尾音都按照法语的习惯咽掉了。谈话时她总爱摆姿势，不停地摇动着两只手，咕叨到最后就会爆发一阵嘶哑的笑声，结果则是忍不住的一次长时间的咳嗽。弗列里小姐对护士安季波娃的底细了如指掌。她觉得医生和护士本来就应该相互倾心。出于深深扎根于浪漫天性的撮合男女私情的病好，这位老小姐总要高高兴兴地促使这两个人呆在一起。凡是这种时候，她就意味深长地用手指比划着恫吓人的样子，一边像调笑似的朝他们眨眼睛。安季波娃觉得莫名其妙，医生则很恼怒，可是老小姐也同所有脾气古怪的人一样，总是把自己的误解放在首位，无论如何也不肯丢掉它。

　　乌斯季尼娜古怪的天性更有过之。这个女人生就一副不匀称的上窄下宽的身材，活像一只正在抱窝的母鸡。她为人枯燥乏味但又精明到狡诈的程度，不过，在这个清醒的头脑里却掺杂着极强的幻想力，特别是有一种控制不住的迷信的倾向。

　　乌斯季尼妞通晓许多民间的咒语，每逢离家外出的时候，如果不对着钥匙孔念几句咒语，说几句祈求炉火安全和自身避邪的话，她是一步也不肯迈的。乌斯季尼姐是济布申话本地人，据说是个乡村巫师的女儿。

　　只要那股莫名的激情不曾压倒她，乌斯季尼姐就可以整年一言不发，而一旦爆发就无法遏止，一心想的只是要为真理而战。

　　济市申诺共和国失败以后，梅留泽耶沃的执委会就开展了反对各地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运动。每天晚间，操场上都自然地形成平静的集会，人数并不多，无事可做的梅留泽耶沃的居民就信步到这里来，像往年夏天到消防队门前露天闲坐一阵一样。梅留泽耶沃的文教干事很赞赏这种集会，经常从自己那里或是过往的人员当中派些人来进行指导。他们认为最荒唐无稽的就是关于济布申诺的那个会说话的聋哑人的传说，于是都在发言中不断地加以揭露。可是梅留泽耶沃当地的小手工业者、士兵和过去老爷家里的使女，却另有看法。他们觉得一个聋哑人会说话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纷纷为之辩护。

　　在人群中为聋哑人进行的乱糟糟的辩解当中，常常会听到乌斯季尼姐的声音。起初她还下不了决心抛头露面，女人的羞涩心理起了牵制作用。但是她逐渐有了勇气，用一些在梅留泽耶沃并不受欢迎的想法来挑剔讲话的人。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了讲台上的一个饶舌妇。

　　通过敞开的窗子，在别墅里可以听得到操场上混成一片的说话声，要是在十分寂静的夜晚，甚至可以零零星星地听出个别人讲话的内容。逢到乌斯季尼娜发言，弗列里小姐就经常会跑到房子里来劝说大家仔细去听，一边颠三倒四地、高高兴兴地学着说：

　　“说不过了！说不过啦！像连珠炮似的！喊了一声！哑巴！变了，又变了！”

　　这位老小姐心里却暗暗地把这个伶牙俐齿的泼辣女人引为骄傲。女人家总是体贴入微地表现得彼此息息相关，但是也会永无止境地互相呼叨和埋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部就班地做着起程的准备，应该告别的人家和单位都去了一遍，必要的证明文件也领到了。

　　这时，前线这支部队的一位新政委到军里去的途中，在城里停留下来。关于此人，已经有些传闻说他还是个毛孩子。

　　那时正是准备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子，尽力想办法提高部队的士气。部队已经集结，成立了革命军事法庭，恢复了不久前取消的死刑。

　　起程之前，医生需要到城防司令那里办理注销手续。担任这城防司令职务的是军事长官，大家都随便地叫他“县长”。

　　他那里经常拥挤不堪，令人望而生畏。无论是走廊里还是院子当中，甚至办公室几扇窗外的半条街上，都是乱哄哄的。要想挤到他的桌子跟前根本不可能，而由于几百个人同时都在讲话，结果谁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在那间空荡荡、静悄悄的大办公室里，对越来越复杂的公文程序感到不满的几名文书，默默地写着，不时互相交换几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眼色。从首长办公室传出欢快的笑语声，那里的人肯定是敞开制服领子，正在舒舒服服地享用清凉饮料。

　　加利乌林正好到外间屋来，一看到日瓦戈，他做了个准备跑开的动作来招呼医生也到里面去分享那里的欢乐。

　　医生反正是要到办公室去找首长签字。到那里，他才看到一个最不成体统的场面。

　　伊然成了这个小城镇当前第一号风头人物的新政委，并不急于去上任，反而逗留在这间同司令部当前急务毫不相干的办公室里，站在这几个部队文读人员的面前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

　　“这是我们的又一位明星，”“县长”这样说着把医生介绍给政委，可是政委完全陷于自我陶醉的境地，对他一眼也不看。为了给医生递过来的文件签字，“县长”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随后又恢复了原样，接着就用一个亲切的手势给日瓦戈指了指屋子当中一个低矮的软坐凳。

　　在场的只有医生一人端正地坐着，其余人的姿态一个比一个放荡不羁。“县长”用一只手托着头，仿效皮却林的模样半躺在写字台旁边；他那位身躯肥硕的助手坐在对面沙发的扶手上，曲起两腿，胯下仿佛是一具女用鞍具；加利乌林反身骑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拢着符背，头靠在上边；年轻的政委一会儿用手撑着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像是一头刚出洞的狼意，一刻也不停歇，踏着细碎的脚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一口气地说着，讲的是比留奇逃兵的事情。

　　关于这位政委的传闻得到证实。这是个身材瘦削、匀称而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年，却表现得像是一支燃放出最崇高的理想之光的小蜡烛。据说他出身于富有的门第，父亲似乎做过枢密官。二月间，他是第一批率领自己的连队转向国家杜马方面的军官之一。他大概是姓金茨或者金采，因为给他们两个人作介绍的时候医生没有听清。政委讲的是一口纯正的彼得堡话，吐字非常清晰，稍稍带一点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的口音。

　　他穿着一件紧身的直领上装。由于这么年轻，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大自在，而为了显得年长一些，就硬板起面孔作出长篇大论讲话的模样，同时有意地摆出拱肩驼背的姿势。为此他把两手深深地插到马裤的裤兜里，缀着挺括的新肩章的肩头向上耸起，完全是一副标准的骑兵架式，从两肩到双脚可以由上到下划出两条在地面相交的直线。

　　“离这里只有几站远的铁路上有一个哥萨克团。是个可靠的红军团。如果把他们调过来，对暴乱分子实行包围，事情就解决了。军团司令坚持要尽快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长”向政委介绍情况说。

　　“哥萨克？无论如何不行！”政委勃然变色。“现在早就不是一九O五年了，说的都是老掉了牙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您的那些将军们过于自作聪明了。”

　　“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目前只不过有这种打算。”

　　“同军事指挥员达成协议，我们不干预作战部署和命令。我不能取消对哥萨克团的调动。就让他们这么办好了。不过，在我这方面要按照明智的启示采取措施。他们已经在那边宿营了？”

　　“这要看怎么说，不过设防还是相当牢靠的。”

　　“那好。我到他们那里去一次。请把这个危险的地点，这伙绿林好汉呆的地方指给我。尽管他们是暴乱分子，甚至是逃兵，然而仍旧是老百姓。诸位，别把这一点忘记了。对待老百姓就像对待婴儿一样，应该了解他们，掌握他们的心理，这就要用特殊的方法。要善于触动他们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心弦，才能发出音响。

　　“我一定要到那个砍伐过的林场去，同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您等着看吧，他们会老老实实地返回放弃了的阵地的。想不想打个赌？您不相信？”

　　“不见得。木过，但愿上帝保佑！”

　　“我要对他们说：佛兄们，请看看我吧。我是个独生子，是全家的希望，可是我一切都在所不惜，牺牲了家庭门第，牺牲了父母的爱，为的是给你们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享受不到的自由。无数这样的青年和我一样，就是这么做的，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老一辈的光荣的先驱者们了。也无需再说那些备受苦难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意派了。这样奋斗莫非是为了自己？难道我们需要这样？现在你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士兵，而是世界上第～支革命队伍里的军人。你们不妨扪心自问，是不是配得上这个崇高的称号？正当祖国的身上流淌鲜血，使出最后的力气摆脱缠在身边的毒蛇一般的敌人的时候，你们居然甘心受那伙来路不明的过路人的蒙蔽，把自己变成了毫无觉悟的败类，成了一群放纵的、贪得无厌的恶棍。’这简直就像把猪养在桌子底下，猪爪子当然要扒到桌面上来——哼，我可把这帮人看透了，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羞耻！”

　　“不，不行，这太冒险。”“县长”试着提出不同意见，一面偷偷地和助手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加利乌林一再劝说政委放弃他那种极不合理的新奇想法。加利乌林很了解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伙胆大包天的人，因为他曾经在该团隶属的师里服过役。但是政委根本不听他的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直想起身走开。政委那番天真幼稚的表演使他感到难为情。不过，“县长”和他的助手尽管善于冷嘲热讽，满腹诡计，可是卖弄的聪明把戏也并不比他高明多少。这种愚蠢和这种狡诈恰好相互抵消。所有这些都是靠着连篇累牍的废话表现出来的，既无任何存在的价值，又缺乏明确的含义，生活本身正是迫切需要摆脱这一切。

　　啊，有时候真是多么希望能远远地离开这些平庸的高调和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在貌似无声的大自然的沉寂中返朴归真，或者是默默地长久投身于顽强劳作，或者索性沉捆在酣睡、音乐和充满心灵交融之乐的无言之中！

　　医生这时才又想起了将要向安季波娃作的绝非愉快的表白。为了必须和她见面，他感到高兴，尽管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过，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还很难说。抓住头一个方便的机会，医生站起身来，不让人注意地走出了这间办公室。

　　原来她已经回来了。这个消息是家庭教师小姐告诉医生的，她还补充说，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到家的时候显得很疲乏，匆忙用过晚饭就到自己房里去了，嘱咐不要惊动她。“不过，您可以去敲敲门。”老小姐建议道，“她大概还没睡。”“她的房间在哪儿？”医生这一问，使老小姐大感意外。原来安季波娃就住在楼上走廊的尽头，左右几个锁着的房间存放着扎布林斯卡娜在此地的全部家具，医生从来不曾朝那里看过一眼。

　　天色很快暗了，街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房屋和篱墙在傍晚的暮色中融为一体。庭院深处的树木在灯光下仿佛缩短了和窗口的距离。这一晚十分闷热，稍动一动就会出汗。落到院子里的煤油灯的光带，像是几条脏水顺着树干流下去。

　　走到楼梯的最后一级，医生停住了脚，心里在想，在旅途劳顿的人的房门上哪怕只是轻叩一下，也是不合时宜而又把人讨厌的。最好把谈话推迟到明天。怀着由于改变初衷而带来的怅们，他顺着走廊踱到另外的一头。那边的墙上有～扇面对邻家庭院的窗子。医生从窗口探出身去。

　　沉寂的夜有着众多诡秘的音响。走廊附近可以听到水池的滴水声，间隔许久才均匀地滴答一声。什么地方的窗内有人唱唱交谈。菜园里有人在浇黄瓜畦，从一只桶往另一只桶里倒水，伴随着从井中提水的铰链发出的声音。

　　空气中散发着各种花草的芳香，仿佛大地白天只是无知无觉地沉睡，如今由于这些气味才恢复了神智。公爵夫人的古老的花园到处都是倒了的树的枝挪，难于通行，一株年深日久的柞树繁花初放，它那浓雾般的香气从园中升起并且浮动着，像一堵高墙。

　　从右面篱墙外的街上传来喧嚷的人声。那是些度假的人在磅笑玩闹，其中有人不断地用力开门关门，还可以听到几句零星的歌声。

　　在公爵夫人花园里一株树上的乌鸦巢的后方，露出来一轮大得出奇的暗红色的圆月，初时很像是济布申诺的那座砖砌磨坊的蒸汽磨粉机，之后颜色变黄，又仿佛是比留奇火车站上的那个供水塔。

　　窗下的院子里，仿佛睡美人呼出的气息中还混合着有如花茶一般的新鲜麦草的幽香。在那儿有一头不久前从很远的村子里买来的母牛，路上它被牵着整整走了一天。这头牛也疲倦了，它怀着离群的忧伤，不肯吃还不熟识的新的女主人手里的饲料。

　　“晴，晴——别使性子，鬼东西，不许顶人。”女主人轻声说着，可是母牛却生气地一会儿把头摆来摆去，一会儿伸长了脖颈，闷声闷气而又哀怜地眸叫。在梅留泽耶沃那一排黝黑的仓房后面闪烁着一片星光，好似从那里引来无数看不见的同情之线，传送着另一个世界的牲畜家族对它的怜悯。

　　周围的一切有如一块神奇的酵母在不停地发酵，胀大，升起。对生活的深切感受犹如一阵轻风，掀起广阔的浪潮向前滚去。它漫无目的，沿着田野和城镇，穿越墙垣和篱栅，透过树木和人体，让路上的一切都感受到它的颤抖。为了胜过这股洪流的影响，医生走向广场，想听听集会上的谈论。

　　月亮高高地悬在中天，万物之上都洒满了它那仿佛是用白色颜料灌注的浓重的光辉。

　　在广场四周几幢带廊柱的公家的石砌房屋的阶前，宽大的阴影仿佛给地面铺了一条黑毯。

　　集会是在广场的另一侧。如果愿意细心倾听的话，隔着广场也可以分辨出那边所说的一切。不过，医生却被眼前壮观的景物吸引住了。他坐在消防队大门附近的一条长凳上，没有去注意街对面传来的人声，开始环顾四周。有几条荒僻的小巷通向广场的一侧，巷子的尽头隐约可见几幢歪斜破！日的小屋。小巷泥泞不堪，难于行走，仿佛农村的土路。泥泞的地面上立着柳条编的长长栅栏，像是翻到池塘里的篓子，又像是沉到水里捉螃蟹用的篮筐。

　　几幢低矮的房屋敞着窗，污暗的玻璃映射出一些亮光。小圃里栽种的玉米朝窗内探出了儒湿的长着淡褐色毛须的头，晶莹的花序和花穗仿佛涂了油似的。一排苍白消瘦的锦葵从歪斜的篱栅后面凝视着远方，像是被炎热从小屋子里赶出来的庄户人，只穿了件汗衫到外面吸几口凉气。

　　沐浴在月光中的夜色是奇妙的，仿佛洋溢出某种预感的温馨和慈祥的爱抚。就在这神话般清明澄澈的宁静中，突然传来非常耳熟的、像是刚刚听到的一个人均匀而又断续的讲话声。这个悦耳的嗓音带着满腔的热望和自信。医生仔细倾听，立刻就分辨出是谁来了。那便是政委金茨正在广场上讲话。

　　一定是地方当局要借助他的权威取得支持。他激动地指摘梅留泽耶沃的人缺少组织性，责备他们轻易地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并一再让大家相信后者才是造成济布申诺事件的真正罪人。本着这个精神，他用了同军人讲话的口气谈到残酷而又强大的敌人以及祖国面临的考验。讲到中途，大家开始打断他的话。

　　在要求不要打断发言的呼喊声中，照样有不同意的喊叫。反对的声浪～阵紧似一阵，声音也越来越大。陪金茨一起来的人这时担当起大会主持者的角色，喊叫着不许随意发言，让大家遵守秩序。有些人要求让人群里的一位女公民讲几句，另～些人就发出嘘声，希望不要干扰金茨讲话。

　　一个女人挤过人群朝那个底朝天倒放着权充讲台的大木箱走来。她并不想到台上去，只是紧靠着它站在一旁。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立刻静了下来。她成了人群注视的焦点。她就是乌斯季尼姬。

　　“您提到济布申诺，政委同志，接着又提到了眼睛。您说，大家应该把眼睛睁大，不要受骗上当。我可是用心听您讲话的，您只知道翻来覆去地数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除了这些，别的什么也没提到。不过，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再打仗了，彼此应该以兄弟相待，这是本着上帝的慈悲，可不是孟什维克；大大小小的工厂应该交给穷人，这也算不上是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凭着人的怜悯之心。至于说那个聋哑人，我们用不着您也挨够了骂，已经听厌烦了。他简直成了你们的一块心病！不过他究竟在什么地方让您觉着不合心意？难道就因为一直是个哑巴，没征得您同意就突然开口讲话了？好像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怪事。怪事还多得很呢！比方说，瓦拉穆的驴就口吐人言，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说：‘瓦拉穆呀，瓦拉穆，真心实意地求您别往那儿去，到那儿要倒霉。’对吧，大家都知道，他听不进去，结果还是去了。您说的聋哑人，和这个也差不多。他心里想的是：为什么要听它的，一头驴，是个畜生。可别看木起畜生。到头来可要后悔的。您大概也知道结果是怎么回事。”

　　“结果怎么样？”人群里头有人好奇地问。

　　“算了吧，”乌斯季尼姐反唇相讥地说，“操心太多老得快。”

　　“不行，这不行。你说，结果怎么样？”那人并不罢休。

　　“结果，结果，你这解不开的榆木疙瘩！碰个钉子吧。”

　　“别运啦，亲爱的。那是洛特的故事，‘洛特的老婆’。”远处有人这么喊道。大家都笑了。主席让大家守秩序。医生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安季波娃，是在储藏室找到她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面前摆了一堆已经熨好的衣服。她还在继续熨着。

　　储藏室是楼上最后一排房子里的一间，面向花园。屋子里放着几个茶炊，从厨房用手摇升降机送上来的食物分盛在许多盘子里，用过的脏餐具从这里放下去送到洗碗池。医院的物品账也存放在这间储藏室。人们在这里对照账册清点食具和卧具，空闲的时候到这儿来休息和聚会。

　　朝向花园的窗户是敞开的。屋子里闻得到柞树花香，还有那种古老的花园里才有的混合着兰芹干枝的苦味。两只熨斗发出淡淡的炭火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轮换用它们熨衣服，一会儿把这一只、一会儿把那一只放到蒸气管子上去加热。

　　“昨天您为什么不来敲门？老小姐都跟我说了。不过您做得对。我已经睡下了，无法请您进来。怎么样，您好吧。小心别弄脏了衣服，那儿撒了点煤。”

　　“看得出，您是给整个医院熨衣服。”

　　“不是，这里也有不少是我的。您总笑我永远也别想从这里脱身。这次可当真要走了。您看，我这木是正在打点行装嘛，收拾好了就动身。我上乌拉尔，您去莫斯科。今后要是有人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听说过梅留泽耶沃这个小镇吗？’‘我想不起来了。’‘安季波娃是谁？’‘一点也不知道。’”

　　“唉，就算是如此吧。您到各乡走了一趟，有什么感触？乡下的情况好吗？”

　　“这可说来话长。——熨斗凉得真快！如果木费事的话，请递给我一只热的。就是管子上放着的那只。这只拿回去，放在管子上。对啦，谢谢。——各个村子的情形不一样。全看村子里住的是什么人了。有的地方老百姓勤快、能干，情况还过得去。有些村子简直清一色是醉鬼，地都荒了，看着都可怕。”

　　“傻话，哪儿来的醉鬼？您其实是了解许多情况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任何人，男子汉都被征去当兵了。好，不谈这些了。新的革命的地方自治会怎么样？”

　　“关于醉鬼的问题您说得不对，我还要跟您辩论。地方自治会？自治会的事要长期伤脑筋。许多规定不能落实，乡里找不到可以共事的人。当前农民只关心土地。我顺路到拉兹多利诺耶去了一趟。真是个漂亮地方！您真应该去一次。春天的时候被烧掉了一部分，抢走了些东西。仓房烧了，果树光秃秃的，大门有一部分让烟熏坏了。济布申诺没有去成。可是到处都断定那个聋哑人的事并非杜撰，还形容了他的外貌。据说是个年轻人，还受过教育。”

　　“昨天，乌斯季尼娜在广场上还替他说过好话呢。”

　　“我刚一回来，从拉兹多利诺耶就运来一大车破烂的废物。已经请求过多少次，让他们别动这些家具。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今天早晨，卫戍司令部又派人送来‘县长’的一张条子。他急着要用那套银茶具和装酒的水晶瓶。说是只用一个晚上，用后归还。可是谁都知道所说的归还是什么意思。半数的东西都无影无踪了。所有拿走的都说过是要归还的。听说是要举行晚会，好像是来了什么人。”

　　“啊，我猜到了。来了一位前线部队的新政委。我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见过他。打算处置那些逃兵，实行包围和缴械。政委还是个毛孩子，办事的新手。这里的人建议调动哥萨克，可是他想要靠眼泪解决问题。他说老百姓就如同是婴儿，还有其他等等类似的意思，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哄小孩子的把戏。加利乌林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这样干，说这是养虎为患，不过这种人一旦打定了主意，是不可能说服的。您听着，把熨斗暂时放一放，请听我说。这儿很快就会出难以想象的乱子，我们无力去制止。我希望您无论如何要在出乱子之前离开！”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您过分夸大了事态。何况我正准备离开。不过，总不能匆匆忙忙地甩手一走了事。应该对照账册把物品做个交代，不然的话好像是我偷了什么东西。可是向谁交代呢？这就是问题。为了管理这些物品，我操够了心，换来的却是无数的怨言。我把扎布林斯卡妞交给医院的财产全部登了记，因为这是法令规定的精神，现在却落得仿佛我假装这样做，用这种办法替伯爵夫人保护财产。这够多么卑鄙！”

　　“唉，您就让这些地毯和瓷器见鬼去吧，这些该死的东西。居然为这件事影响情绪！嗅，对了，昨天没能见到您才是最大的遗憾呢，我简直是受了最大的打击。本来可以全都向您说清楚，使所有恼人的问题都有答案！这是当真的，不开玩笑，我恨不得把满腔的话都说出来。谈谈我的妻子、儿子，说说我的生活。真见鬼，莫非一个成年男人就不能和一个成年女人谈一谈，否则就会被怀疑有什么‘勾当’？呸！让魔鬼把这些破布呀、衬里呀统统扯碎吧！

　　“您继续熨阳，只管熨您的衣服吧，别管我！不过我还是要说，要说很长时间。

　　“您也许在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可是我和您正是生活在这种时候！这是史无前例的机遇。请想想看：整个俄国仿佛被撤掉了屋顶，我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再需要偷着看我们。真是天大的自由！这绝非口头上的和书面要求中的自由，而是真正的、从天而降的意外之物。不过，这也是偶然之间和无意之中的自由。

　　“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如此出奇的巨大！您没发现？仿佛每个人都被他本身、被他自己显露出来的威力制服了。

　　“我说我的，您只管熨吧，不用开口。您不感到乏味吧！我给您换熨斗。

　　“昨天我看到了晚间的集会，真是大开眼界。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讲话的不单单是人。满天的繁星和树木也在娓娓交谈，夜间的花草探讨着哲理，一幢幢的石砌房屋同样参加了集会。完全像是福音书上说的那样，难道不对吗？仿佛又回到了使徒们的时代。还记得保罗的话吗？‘要开口讲话，发出神启。要为布道的才能祈祷。”’

　　“您说地上的树木和满天的星星也参加了集会，这我理解。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我也有过这种体验。”

　　“战争只做了一半的事，剩下的由革命完成了。战争是人为地使生命得到暂时的休息，完全像是可以把生存推迟一个短时间一样（真是废话！）。革命违反着意志奔腾而出，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也许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两种革命，一种是自身的，另一种是共同的。我觉得，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我所说的生活的海洋，指的是那种值得用绘画表现的生活，是经过创造而丰富起来的充满智慧的生活。可是，现在人们决心不在书本上去体验它，而是通过自身的行动，不诉诸于抽象，而是仰仗实践。”

　　出乎意料的声音的颤抖，暴露出医生的意志开始发生动摇。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一时之间停止了熨衣服，严肃而又好奇地望着他。他显得很窘，忘记了自己正在说什么。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开始讲起来，不假思索地信口说了下去。他说道：

　　“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得忠诚而有成效！我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就在这席卷一切的欢乐之中，我发现您那教人猜不透的侵郁寡欢的目光，那仿佛是不知失落在何方的一种神色。我宁愿付出一切，但求没有它，希望在您的神态上能看到对自己的命运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都无所需求。我甚至希望有一位您所亲近的人，朋友也好，丈夫也好（最好是军人），能握住我的手，要我不要为您的遭遇担心，也不必用自己的关心给您增添烦恼。不过，我肯定会把手挣脱，而且摆着手表示不同意……唉，我真有点忘乎所以啦！请原谅。”

　　医生的嗓音又一次失去了控制。他摆了摆手，怀着无可挽回的窘迫的心情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他背朝房间，两只手掌托着脸颊，两肘支在窗台上，～双失神的、寻求内心平静的眼睛凝视着沉浸在暗夜中的花园深处。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绕过一头搭在椅子上、另一头靠在另一个窗台上的熨衣服用的木板，在离医生背后几步远的房间中央站住了。“天哪，我多么害怕这种事！”她像自言自语似的轻轻说。“这是多么致命的迷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别说了，别这样。哎呀，您瞧，我因为您干出了什么事！”她大声喊着朝工作台跑过去，忘记拿开的熨斗下面，一件被烤焦的女上衣冒起了一股刺鼻的轻烟。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气恼地把熨斗砰的一声放到炉盖上，继续说下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应该清醒一下，到老小姐那儿去呆一会儿，喝点水，亲爱的，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我希望看到的平常那种样子。听见了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知道您是能做到的。一定要这样，我请求您。”

　　这样的表白心迹，在他们两人之间就再也木曾发生过。一个星期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离开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瓦戈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了。临出发的前一天夜里，在梅留泽耶沃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狂风的咆哮和暴雨的轰鸣交织在一起，雨水一时倾泻在屋顶上，一时随着改变了的风向沿街洒去，似乎是用它那汹涌的水流一步步地夺路前进。

　　隆隆的雷声不间断地汇成一片均匀的轰鸣。在紧密的闪电照耀下，不时地显现出一条条向远处躲去的街道和弯着腰朝同一个方向奔跑着的树木。

　　深夜，弗列里小姐被大门外可怕的敲门声惊醒。她害怕地从床上坐起来，仔细倾听。敲门声仍然不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就没有一个活人出去开门，莫非就该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吃苦受累，只因为她天生的正直和肯负责任？

　　好吧，就算扎布林斯基一家是有钱人，是贵族。不过这医院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是人民的。那么现在又把它扔给谁了呢？比如说，我真想知道。那些卫生员都跑到哪儿去啦？无论是负责人、护土，还是大夫，都逃命了。可是医院里还有伤员，两个没有腿的在楼上的外科手术室里，就是原先用作客厅的那个房间，楼下的储藏室里还有一屋子伤号，就在洗衣房旁边。乌斯季尼妞这个妖婆又外出串门子去了。这个傻瓜眼看要有大雷雨，可还是鬼迷心窍地走了。这回算是有了过硬的借口，可以在外边过夜了。

　　“啊，感谢上帝，雨总算停了，风也不刮了。人家准是看到不开门，摆摆手就走了。这种天气还来敲门也真是见鬼。不过，会不会是乌斯季尼娜？不会，她自己有钥匙。哎哟，我的老天爷，真可怕，又在敲了！

　　“不过总还是太作贱人啦！对日瓦戈倒是没什么可责怪的。他明天就要走了，心早飞到莫斯科或是路上去了。不过，加利乌林可真不像话！他怎么能这么贪睡，或者居然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听人敲门，指望着到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孤老太婆爬起来，在这可怕的夜里和吓人的地方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去开门？”

　　“加利乌林！”她突然想起来了。“哪儿来的加利乌林？”就因为还没有完全睡醒，才会有这个荒唐念头！怎么还会有加利乌林，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难道不就是她自己和日瓦戈把他藏起来，给他换了便装，讲清了周围的道路和村庄，让他知道往哪儿逃的吗？当时是在火车站上执行了私刑，打死了金茨政委，并从比留奇到梅留泽耶沃一路开枪追赶加利乌林，搜遍了全城。哪儿还会有加利乌林！

　　如果不是那批装甲兵，城市就彻底被摧毁了。当时正好有一个装甲师路过这里，保护了老百姓，遏制住了那伙恶棍。

　　暴风雨的势头已经减弱，逐渐远去。远方还隐隐地听得见稀疏的雷声。雨还继续在下，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轻轻地流淌着。无声的闪电不时照到老小姐的房间和她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似乎在搜寻什么。

　　停了许久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仿佛是有人求救似的拼命敲打。风又刮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

　　一来啦！”老小姐不知冲谁喊了一声，这一声连她自己也感到害怕。

　　一个意外的念头提醒了她。她把两脚从床上伸下来，穿上便鞋，披了一件长睡衣就跑去招呼日瓦戈，免得一个人更加害怕。他同样听到了敲门声，于是拿了一支蜡烛从楼上下来，正好和她相遇、两个人的猜测是相同的。

　　“日瓦戈，日瓦戈！外面有人敲大门，我一个人不敢去开。”她用法语大声说，接着又讲起了俄语，“您得出去，大概是拉里莎或者加利乌林。”

　　这阵敲门声也惊醒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想，这一定是自己人，也许是中途受阻的加利乌林又回到这个藏身之地，或者是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而折回的安季波娃。

　　在过道里，医生让老小姐拿着蜡烛，自己走过去扭动门扣，拉开了门栓。强劲的阵风把门从他手中吹开，烛火熄灭了，冰冷的雨点溅落到两个人身上。

　　“是谁？是谁呀？有人吗？”老小姐和医生在黑暗中争先恐后地喊，但是没有回音。突然，他们又听到在另一个地方响起了先前那样的敲门声，似乎是在后门那边，可是一下子又觉得像是从花园里敲窗子。

　　“大概是风。”医生说，“不过为了安全，还是到后门去看看，弄清楚到底是风还是人，我在这儿等一等，免得真有什么人，或者还是别的原因。”

　　老小姐回到屋里去，医生来到大门外的遮檐下。他那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立刻分辨出天将破晓的征兆。

　　大团的乌云仿佛逃避追赶一般发疯地掠过城市上空。低飞的云絮几乎擦到朝一个方向倾斜的树梢，恰如无数把弯曲的条帚在给天空清扫。打在房屋木板墙上的雨水由灰白变成了黑色。

　　“怎么样？”医生间转回来的老小姐。

　　“您猜对了。什么人也没有。”她告诉他在屋子里查看的结果。储藏室的一扇窗玻璃被一节柞树枝打碎了，地板上积了一滩水；拉拉原先住的房间也如此，地上简直是一片汪洋。

　　“那里的一扇百叶窗脱掉了，拍打窗框。您看，就是这么回事。”

　　他和她又谈了一会儿，然后锁上大门，各自回去重新睡下，但心中都为这场虚惊感到遗憾。

　　原先以为只要把门一开，进来的一定就是那个已经十分熟悉的女人，浑身湿透，冻得发僵，在她拭擦身上雨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她发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她换过衣服来到厨房，借着炉子里昨天剩下来的余火烤烤身子，会一边用手拢着头发一边笑着，向他们叙说自己遭到的那些磨难。

　　他们对此确信不疑，所以关上门以后，这种确信不疑的痕迹仍留在外面的墙角屋边，从这个女人身上滴落的水迹或者她的影像继续在他们脑海里回旋。

　　比留奇的报务员科利亚·弗罗连科被认为是这次车站兵变的间接肇事人。

　　科利亚是梅留泽耶沃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当地人眼看着他长大。小时候他曾经寄养在伯爵夫人“逍遥津”女仆那里，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在家庭教师的照管下玩耍。弗列里小姐对科利亚很了解。他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了一点法语。

　　在梅留泽耶沃，人们惯常看到的科利亚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得很单薄，不戴帽子，脚上是一双夏季穿的帆布鞋，骑一辆自行车。他不扶车把，挺直上身，双手交叉在胸前，就这样骑车跑在公路上和城里，不断地朝电线杆和电线看几眼，检查线路的情况。

　　城里有几幢房子是通过铁路电话的一条支线和车站连接的。这条线路由科利亚在车站的服务机房负责。

　　他在站上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铁路电报、电话，如果站长波瓦利欣短时间木在，信号和扳道的事也归他管，因为这部分设备也在报务机房里。

　　由于必须同时兼顾好几件设备，科利亚养成了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所说的话隐晦而且句子不完整，令人费解，尤其是他不愿意回答或者没有谈话兴致的时候，更是如此。人们都说，在出事的那天他滥用了自己的职权。

　　由于他避而不接电话，的确让从城里打电话来的加利乌林的一片好心落了空，而且无意中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了不祥的作用。

　　加利乌林要求把正在车站或者在车站附近的政委找来听电话，要告诉他自己立刻出发到伐木场！日址去和他见面，请务必等一等，在这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拒绝了加利乌林请他去找金茨的要求，借口说当时线路正在给驶往比留奇的列车传送信号，同时又以种种真假参半的理由让这一列车滞留在附近的会让站上，但车上运载的正是调往比留奇的哥萨克。

　　等到列车终于开来的时候，科利亚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机车爬行般地缓缓驶进月台乌黑的遮檐下面，恰好停在报务机房那扇大窗前面。科利亚一下子拉开了那幅织着两个代表铁路的缩写字的深蓝色呢窗帘。石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托盘，上面是一只盛着水的大凉瓶和一只普通的厚玻璃杯。科利亚往杯子里倒了点水，喝了几口，一面朝窗外看了看。

　　司机看到科利亚，从司机室里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哼，败类，臭虫！”科利亚心里满怀仇恨地这么想，一面朝司机吐舌头，同时用拳头做出威吓的样子。司机不但明白科利亚做出这种表情的意思，而且自己也耸了耸肩，把头朝车厢那边一扭，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你自己试试看。人家有力量。”科利亚的表情作了这样的回答：“不论怎么说，反正是下贱，坏蛋！”

　　开始从车厢里往外牵弓吗匹。它们蹭着碗子，不肯走。马蹄踏在木跳板上发出的空闷音响不断换成踩在站台石头地上的镀铝声。不断扬起前腿的马匹让人牵着走过几道铁轨。

　　线路的末端已经生锈并且长满了青草的轨道上停放着两列报废的车厢。由于雨水冲蚀而油漆剥落以及虫蛀和湿气的损害，这些破旧的车厢又恢复了和列车另一侧的原始林木原先的亲族关系，那些白棋树树干上长满了多孔菌子，森林上空聚集了团团乌云。

　　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哥萨克们按照命令上了马，驰向伐木场的残址。

　　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些拒不服从命令的人，被包围起来了。骑马走在林子里要比在空旷的田野上显得更加高大、威严。他们让躲在土窖子里的那些士兵吃了一惊，虽然后者的手中也都有枪。哥萨克们投出了马刀。

　　在骑兵的包围圈里，金茨跳到一堆码放得坚实平整的木垛上，向周围的人讲起话来。

　　他仍旧照自己的习惯谈起了军人的天职、祖国的意义和另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些概念在此时此地却得不到同情的反响。聚拢来的人为数很不少，他们备受战争的折磨，已经变得粗野而又疲惫。金茨说的这些话，早已磨破了他们的耳鼓。四个月以来，右的和左的甜言蜜语已经把这些人引入了歧途。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的人的非俄罗斯的姓和波罗的海东岸一带的口音，也让他们听得扫兴。

　　金汉也觉察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长，感到懊丧，但转念一想又认为这可以让听众更容易接受，不过后者对他并不感谢，反倒显得无动于衷和含有敌意的厌烦。人群越来越被激怒，他于是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口气，说出了准备好的威胁性的言词。这时他已经听不到逐渐增大的怨声，只是提醒这些士兵不要忘记已经成立的军事法庭正在执行任务，并且以死亡威吓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为首的人。金茨还提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证明自己是叛徒、麻木不仁的蠢货和不知天高地厚的下流坯。但是这些人已经听惯了这种口气。

　　响起了几百人愤怒的喊声。“你该说完了吧，够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喊叫着，但还没什么恶意。可是，接着又响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喊，声音非常之高，带着满腔的恼恨。大家都注意地听。他们叫喊的是：

　　“听到了吧，同志们，他骂得多么粗野？全是过去的那一套！旧军官的习气丝毫也没改！说我们是叛徒？尉官大人，你自己又是什么人？和他用不着客气。难道还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佬，是派进来的？喂，把证件交出来，你这个老爷！你们这些来弹压的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来，让你们捆吧，把我们都吃了吧！”

　　金茨这番不得体的话，就是哥萨克们也越听越不顺耳。“都是些下流坯和蠢货，这帮老爷！”他们互相耳语着。开始是个别人，然后大多数都把马刀入了鞘，一个接一个地下了马。当这些下了马的哥萨克达到了相当数量的时候，就乱糟糟地向空地当中的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人移动过去。大家混到了一起，开始了友好的交往。

　　“您应该想法不让人发觉地走掉。”惊慌不安的哥萨克军官们这样告诉金茨。“您的车就停在铁道过路口。我们派人去通知，把它开到近处来。请快走吧。”

　　金茨就照这个意见采取了行动，但他觉得悄悄地离开有失体面，因此放松了应有的戒备，几乎是毫不掩饰地朝车站走去。他在精神极度惊恐紧张的情况下走着，但是高傲的心理迫使他迈着安详的不慌不忙的步子。

　　离车站已经不远了，再过去就是紧邻的一片森林。在一处林间空地上铁路已然在望，这时他才第一次转回头去看了一眼。许多持枪的士兵尾随在后面。“他们要干什么？”金茨这样想着，同时加快了脚步。

　　追上来的人也如法炮制，同他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前方出现了两堵墙似的破损的火车车厢。绕过它们以后，金茨跑了起来。载运哥萨克来的列车已经编发到调车场，线路是空着的。金茨奔跑着越过去。

　　在跑动中他跳上高高的站台。这时，追赶他的士兵从几辆破损的车厢后面跑了出来。波瓦利欣和科利亚朝金茨喊了些什么，打着手势让他到车站里面去，在那里可能使他得救。

　　然而，仍旧是那种在城市里经过几代人培养出来的、但在此时此地行不通的带有献身精神的荣誉感，挡住了他的求生之路。他以超人的意志力设法控制住快要炸裂的心的颤抖。应该大声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会明白过来的，我算是什么好细？”他这样想着，“应该说几句有清醒作用、打动人心的话，才能把他们控制住。”

　　近几个月以来，一种功勋感和发自内心的要高声呼喊的欲望在他身上已经不自觉地与木板搭成的讲台或者椅子联系在一起，只要一站到它们上面，就能向聚拢来的人群发出某种号召，煽动性的言语就会脱口而出。

　　站房门前那座车站用的钟下面有一只很高的消防水桶，严严地盖着。金茨跳上桶盖，面对走近前来的人们断续地讲了几句感人的、超人的话。在咫尺之内几步就可以跑进去的门旁，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而勇敢的举动，使追上来的人目瞪口呆地站住了。士兵们把举在手中的枪枝放了下来。

　　这时，金茨走到木桶的边缘，踏翻了盖子。他一只脚踩到水里，另一只是到桶边上，整个人跨在桶边上。

　　他这副狼狈相引起士兵们一阵大笑，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朝他颈部开了一枪，把这个可传人送了命，其余的赶上来向死者捅了一阵刺刀。

　　弗列里小姐给科利亚挂了电话，让他尽可能妥善地把医生安置到车上，否则就要揭穿会使科利亚木愉快的事。

　　科利亚一面回答老小姐的话，一面像往常那样接着另外一个电话，从他口中夹杂着带小数点的数字来判断，是在向另一个地方传送电报密码。

　　“普斯科夫，接线员，听得见吗？什么暴乱分子？一只手？您这是怎么回事，小姐？什么手相术，一派胡言。行啦，把电话挂上吧，您妨碍我的事。普斯科夫，接线员。三、六、小数点、O、O、心。唉，真该让狗把您叼了，我的电报机上的带子都搞断了。什么？什么？听不清。又是您，小姐？我已经对您清清楚楚说过了木行，我办不到。您应该找波瓦利欣。看什么手相，胡说八道。三O、六……啊，见鬼……算了吧，别妨碍我了，小姐。”

　　可是老小姐却说：

　　“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瞒不过我的手相术，我已经把你看透了。明天你得把医生给我送上车去，我也就不再同任何杀人犯讲话了，你这个出卖上帝的小犹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程的时候，天气闷热。像前天一样，又要有一场雷暴雨。

　　在乌黑的酝酿着雷雨的天空的凝视下，吐得满地是葵花籽壳的车站旁边的小镇上，低矮的土坯房屋和受惊的鹅群现出一片白色。

　　和车站紧相连接的是一片向两侧展开的宽广的草地。地上的青草坡践踏得凌乱不堪，数不清的人群一连几个星期在这里等待开往不同方向去的火车。

　　人群里那些身穿原色粗呢外衣的老年男子，从这一堆挤到那一堆去探听各种谣传和消息。一些年龄大约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侧身用手臂支着头躺在地上，手里拿着去掉了叶子的树枝，仿佛还是在放牧牲口。年纪更小一些的弟妹们撩起衬衣在他们脚边走来走去，露出啡红色的脊背。那些当妈妈的伸出并拢的两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用褐色粗呢外衣斜裹起来的吃奶的婴儿。

　　“只要枪炮声一响，就像羊群一样四散奔逃。他们不习惯！”站长波瓦利欣不怎么友好地说着，一面和医生一起在车站内外地上一排排躺着的人们中间曲折地穿过来。

　　“这儿露出空地来啦！算是又看到了土地是什么样子，真叫人高兴！整整四个月没有见到，让这一大群人给遮住了——简直都快忘记了——他当时就躺在那儿。说来也真怪，战争中看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早就应该习以为常了，可这一回真教我觉得可怜！主要就是因为——毫无道理。究竟为了什么？他对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难道这些家伙还算得上是人？现在清往右拐，对，对，往这边来，请到我的办公室。这～趟车您就不必指望啦，能把人挤死。我安排您上另一次车，是区间的。这是我们自己编组的，现在就开始挂车。不过，直到上车之前您别吱声，对谁也别说！要是露了风声，车来不及挂就会给拆开。夜里您在苏希尼奇换车。”

　　当这次保密的列车编组完毕，倒退着从机务段朝站上开来的时候，草地上的人全部挤成一团，从斜刺里向慢慢退过来的列车跑去。人们飞快地从土丘上滑下来，冲上路基。他们互相推搡，有的在跑动中跳到车厢之间的缓冲器或者踏板上，也有的爬进了车窗，上了车顶。眨眼间这列还在开动的火车就挤满了人，等到停靠在月台旁边的时候，已经水泄不通，从上到下都是要赶路的人。

　　医生奇迹般地被挤进车厢门口那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被拥到里边的过道上。

　　一路上他始终被挤在过道里，直到苏希尼奇都是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墨黑的雷雨云早已消散。洒满了炙热的阳光的田野上，到处都不停地响着压倒列车行进声的震耳的蝈蝈的叫声。

　　站在窗前的人遮住了光线。地板上、椅子上和两排座位之间的隔板上，落下他们长长的身影，两三个人的重叠在一起。这些影子在车厢里也找不到容身之处，从对面的窗口被挤了出去，于是和前进中的整列车的影子在一起，在路基另一侧的斜坡上跳跃式地奔跑着。

　　周围是一片嘈杂喧闹声，有的唱着歌，也有的一边笑骂，一边打着牌。停车的时候，站上候车的人群的喧嚷又和车内的嘈杂汇合在一起。这么多人的言谈笑语声达到了海上风暴那种震耳欲聋的地步。也正像航行在海上一样，中途游泊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片刻的宁静。这时，可以听到人们在站台上沿着列车匆匆走过的脚步声，有人赶到行李车附近并且发生了争吵，不时还从远处传来送行的人几句断续的话，鸡的轻声啼叫，其中掺杂着车站小花园里树木的籁籁响动声。

　　这时，就像是一封在途中拍发的电报，或者又像是从梅留泽耶沃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来的问候，一缕熟悉的香气从窗外飘来。它有时悄悄地在你身边的什么地方变得十分浓郁，有时又似乎是从田野和花圃里的鲜花达不到的高处降落下来。

　　因为拥挤，医生无法走近窗前。但他无须用眼去看，在想象中就见到了这些树木。它们大概就生长在附近，安详地向车顶伸出落满风尘的枝条，浓密的叶子宛如一幅天幕，点缀着许多晶亮的眨眼的小星。

　　这景象一路上不断重现。到处是喧嚷的人群，到处是开着花的搬树。

　　这股无所不在的香气似乎赶过向北方行驶的列车，又像是乘车的人所到之处都会听到的那种有根有据的传闻，不胫而走地散布到各个大小车站和道口的守望点。

　　夜里到了苏希尼奇，一个老式打扮的殷勤的搬运工带着医生走过一条没有灯火的路，从后倒把他送上了一列刚刚到达而行车表上找不到车次的列车的二等车厢。

　　搬运工用乘务员的钥匙勉强打开了后侧的车门，把医生的东西放到门里那一小块可以站人的地方，正准备和立刻要把行李推下去的列车员抵挡一番的时候，后者似乎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了善心，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列有特殊任务而不为人知的客车，行驶的速度相当快，短暂停车时还设置了警戒。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

　　日瓦戈进去的那间包房，被小桌上一支滴着油的蜡烛光照得很亮，从稍稍放下一点的窗口吹来的风，使烛焰不住地晃动。

　　蜡烛的主人是包房里唯一的一位乘客。他是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从修长的双臂和两腿来看，身材肯定很高。他那四肢的关节似乎相当松散、灵活，仿佛是一件折叠物品的没有连结牢靠的部件。这位青年靠窗坐在沙发长椅上，随便地向后仰靠着，一看到日瓦戈走了进来，客气地欠了欠身，由半躺的姿势改成较为雅观的端坐。

　　在他所坐的长椅下面有一堆毛茸茸的碎布之类的东西。这堆东西的一头突然动了起来，从长椅下面急匆匆地爬出来一条耷拉耳朵的猎狗。它围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又闻又看，然后就在包房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跑来跑去，几只爪子灵活地伸来伸去，正像它那位两腿交换着叠起又放下的高个子的主人一样。不久，它就听从主人的吩咐急忙钻到椅子底下，又变成了先前那种像一团拖布的模样。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看到包房里的衣钩上挂着一杆装在套子里的双筒猎枪，一条皮革的子弹带和紧紧地塞满了禽鸟的狩猎网袋。

　　这青年原来是个猎人。

　　他非常健谈，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急不可待地同医生攀谈起来，说话时，两只眼睛始终紧紧地盯着医生的嘴。

　　这个青年人有一副不中听的高嗓子，每当说话的声音达到最高点后，便又降下来变成带点金属味道的假嗓音。还有另一种怪现象：他虽然完全是个俄国人，可是唯独把“y”这个元音说得很古怪，发出的音软化得像是法语的“11”，又像是德语里的变元音“u”。除此之外，这个发不准的“y”对他来说也比较困难，要费很大的力气，尖声尖气地才能说出来，比其他的音都要高。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几乎就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了～惊：

　　“昨天弯（晚）上我就打到了一些亚（鸭）子。”

　　“这是怎么回事？”日瓦戈心里在想，“好像在什么书里看到过，有这个印象。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知道，只不过，一时想不起来。大概是大脑方面的某种原因，造成语音上的缺陷。不过，这种啤叫似的声音太可笑了，让人无法严肃地对待。简直不可能和他谈下去，最好还是爬到铺上去躺躺吧。”

　　医生果然就这样做了。他在上铺安顿好以后，年轻人就问是不是把蜡烛吹灭，木然也许会影响他休息。医生感谢地表示同意。这位同车的旅伴把蜡烛熄掉，周围变得一片漆黑。

　　车窗开了一半。

　　“要不要给您关立窗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您不怕小偷吗？”

　　同伴没有回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大声问了一次，那人还是毫无反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划着了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位同伴是怎么回事，也许从包房里出去了，或者更有可能是已经睡着了。

　　然而都不是，那人睁大眼睛依旧坐在原地，微笑地看着从上面俯下身来的医生。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点燃了一支，就着它的光亮第三次重复了一遍所要问的话。

　　“随您的便吧，”猎手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偷。不过最好还是不必关窗。有点闷。”

　　“真没料到！”日瓦戈心里思忖着。“看来是个怪人，只能在有亮光的时候讲话。你看他现在的发音多清楚，一点错误也没有了！莫名其妙！”

　　由于过去这一个星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临行前心情的波动以及收拾行装和凌晨就上了车，医生觉得全身好像散了架一样。他以为立刻就会沉入梦乡，于是让身体躺得更舒适一些。然而事与愿违。过度的疲劳驱走了睡意，等到他睡着的时候，已经天将破晓。

　　在这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无论在他脑际一幕幕涌现的种种思绪多么纷繁杂乱，实际上只是构成两个时分时合、纠缠不开的圆周。

　　一个圆周的内容是对东尼娜、家庭和过去的生活的思念，想的是那充满诗情、虔诚而圣洁的日子。医生对这种生活感到惊喜，切盼它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如今在这夜间飞驰的列车上，急不可耐地想要重新投入阔别两年的它的怀抱。

　　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和赞赏也在这个圆周之内。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中产阶级所接受的革命，同时也是一九O五年那些对布洛克无限崇拜的青年学生所赋予的含义。

　　这个亲切而又熟悉的圈子当中，也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的思想界、艺术界以及整个俄国和日瓦戈本人命运中出现的那些新的征象和预兆。

　　战后情不由己地想要重新捕捉这股潮流，为了求得它的再现和延续，思乡的心情竟是如此的强烈。

　　第二个圆周也有着某种新的思念，然而却是异样的，同时又是那样美妙！但这并非自己所熟悉的推陈而出的新意，却是一种本能的、由现实所决定而又像大地震动那样来得突然。

　　战争、流血、恐惧以及它带来的家园沦丧和斯文扫地，这就是新的因素。战争的考验以及从中获得的精明的生活本领，也是这种新的成分。战争把他带到的这些边远小城镇和接触的那些人，同样是新鲜的。革命也是新的因素，当然不是一九O五年前不久大学里谈论的那种理想化的革命，而是现在这种诞生于战争之中并且带着血腥气的士兵们的革命。它在善于驾御这种自发力量的布尔什维克的指引之下，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护士安季波娃同样也是这个圈子里的新内容，天知道战争会把她和她那具有神秘色彩的生活抛向何方，但她与人与事无争，几乎对自己的痛苦从不表露，她那沉默尽管令人不解，然而却又如此强劲有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竭力不去爱她，正像他竭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用说去爱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了。

　　火车正在全速前进。从放下的车窗迎面吹来的风掀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鬓发。夜间停车的各个小站，重复着日间同样的景象，嘈杂的人群伴随着籁籁作响的柞树。

　　偶尔从黑夜的深处向车站传来磷饼的马车声。这时，人们的话语、车轮的响动和树木的沙沙声便交织在一起了。

　　在这样的时刻，究竟是什么迫使夜间的树影婆婆舞动和相互点头致意，究竟它们彼此之间通过梦中沉甸甸的叶子低声倾诉些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了。这原来就是在上面的卧铺辗转反侧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思考的，是关于越来越广泛地席卷整个俄国的信息，是关于革命及其面临的不祥而艰难的时刻，关于这场革命可能取得的伟大结局。

　　第二天，医生醒得很晚。已经是十二点钟了。“侯爵，侯爵！”同车的旅伴压低了声音在招呼他那条不住翻身的狗。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奇怪的是，包房里依旧是他和那个猎手两个人，路上没有第三者上车。途经的车站名称，都是从小时候起就熟悉的。列车已经穿过了卡卢加省，正在向莫斯科省驶去。

　　在带有战前的那种设备的洗脸间里完成了旅途中的激洗以后，医生回到包房接受了这位颇使人感兴趣的旅伴提供的早餐。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能更好地对他端详一番。

　　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出奇地喜欢讲话而且好动。他之喜好讲话主要还不是为了交谈和沟通思想，而是在舌头动作和吐字发声本身。他边说边像坐在弹簧上一样全身上下颠动着，无理由地哈哈大笑，同时由于感到满足而飞快地搓动双手，如果觉得这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用两个手掌敲打膝头，笑得流出眼泪。

　　谈话的内容是从昨天见到的那些怪事开始的。这位邂逅相逢的伙伴讲话之颠三倒四，实在令人吃惊。他一会儿滔滔不绝地做着谁也不曾要求的自我介绍，一会儿又毫不在意地提出一连串无需回答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

　　他所讲的关于自己的一大堆情况，都是难以置信的，而且内容毫不连贯。看来他的一大弱点就是喜欢撒点小谎。观点的极端和对一切公认事理的否定，在他看来无疑是最能说服人的。

　　所有这些都令人想起那种重弹的旧调。发表这类激进主义言论的，原本是上个世纪的虚无主义者，稍后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不久前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也就是俄国整个受过教育的外省知识界。他们常常要走在首都的前面，这是因为偏远省份古板正经的作风，更能保存在京城已经陈旧过时的流行观点。

　　这个年轻人谈到他是一个知名的革命家的侄子，而父母却是坚决的顽固分子，用他的话说就是死硬派。他们在离前线木远的某地有一片相当可观的领地。年轻人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父母和叔父一向针锋相对，但叔父不念旧恶，如今正是靠他的影响才使他们免去了许多麻烦。

　　这位喋喋不休的旅伴自称在信仰方面是追随叔父的，无论对生活、政治以及艺术，都是极端主义者。从这番表白当中又让人嗅到彼坚卡·韦尔霍文斯基的味道，不过并非指那些左的观点，而只是表现为思想的堕落和大言不惭的浮夸。“他现在一定会标榜自己是未来主义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想，果然话题就转到这上面。“现在大概要谈体育运动。”医生继续提前一步进行猜测。“可能要说起赛马，或者是滑旱冰，或者是法国式摔跤。”木出所料，话题果然转到了狩猎上。

　　年轻人讲到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行猎，自吹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射手，只不过因为生理缺陷没有能够成为～名士兵，否则在战争中一定会弹无虚发而出人头地。

　　看到日瓦戈那种疑问的眼色，他惊讶地大声说道：

　　“怎么？莫非您没注意到？我以为您已经看出了我的缺陷。”

　　他于是从衣袋里拿出两张纸片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一张是他的名片。他原来是复姓，全称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一波戈列夫席赫，但他要求简称为波戈列夫席赫，表示对同样如此自称的他的叔父的尊重。

　　另一张纸片是个分成许多栏目的表格，画着手指按不同方法交叠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手势。这是聋哑人的手语符号。一切立刻就明白了。

　　波戈列夫席赫原来是加尔特曼或者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学派的一个罕见的有才能的学生，他以不可思议的完美程度不靠听觉而仅凭视觉来根据教师喉部肌肉的动作学会了说话，并且同样能理解对方的话。

　　把他从什么地方来并且在哪一带打过猎的情况在心里盘算过以后，医生就问：

　　“恕我直言，不过您也可以不回答——您同济布申诺共和国以及它的建立有没有关系？”

　　“您是从什么地方…··精允许我……这么说您知道布拉热依柯？……有，有关系！当然有。”波戈列夫席赫高兴得像放连珠炮似的说，一边哈哈大笑，整个身子左右摆动起来，两手用力拍打着膝头。接下去又是一派胡言乱语。

　　波戈列夫席赫谈到，布拉热依柯使他有了一个借口。济市申诺不过是表现他个人想法的一个无所谓的地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难于自始至终地注意听他的叙述。波戈列夫席赫的空论一半是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另一半完全是一个狩猎者的信口开河。

　　波戈列夫席赫以一个先知者的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也同意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小青年不紧不慢地做出这种预言时表现的目空～切的镇定自若，破坏了他的想法。

　　“您听我说，请等一下，”他不无胆怯地反驳说，“所有这些也许是可能发生的。不过我觉得在我们这一片混乱和破坏的情况下，在步步紧逼的敌人面前，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需要等待出现某种平静和秩序，哪怕只是相对的也好。”

　　“这太天真啦。”波戈列夫席赫说道，“您所说的破坏，正像您赞不绝口和喜爱的秩序一样，也是正常现象。这些破坏却是更广阔的创造性计划合乎规律的先行部分。社会发展得还很不够。应该让它彻底垮掉，那时候真正的革命政权就会在完全另外的基础上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重新组装起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就走到过道里。

　　列车全速驶近莫斯科。迎着车窗一刻也不停地飞快闪过一片片的白摊林和一幢紧接一幢的别墅。狭长的露天站台连同那些到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一闪而过，在列车掀起来的尘雾中仿佛被旋转木马带到另一边。火车一声接～声地拉响汽笛，空旷飘渺的林间回音携带着汽笛声传向远方。

　　这些天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突然第一次完全明白了是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以及一两个小时以后迎接他的是什么。

　　三年间的各种变化，失去音讯和各处转移，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破坏后的瓦砾和大火——所有这一切霎时都化为毫无内容的巨大空虚。长期的隔绝之后头一件真实的事就是在这列车上令人心荡神驰地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那是地上的每一块小石子都无限珍贵的、至今还完好无缺地留在世上的自己的家。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以往的生活和遭遇，就是探险者的追求，也就是艺术的真谛。

　　树林已经被甩在后面，列车从拥挤的林木当中得到了解脱。一片缓斜的草地从谷底向上延伸到远方成为宽广的丘陵地带。它上面纵向排列着一条条墨绿色的马铃薯田城。在草地丘陵顶部马铃薯田的尽头看到的是地窖温室的玻璃窗。草地的另一侧，在奔驰的列车尾部方向，一团紫黑色的云悬在半空。阳光从乌云后面向四方辐射开来，落在温室的玻璃窗上，燃起耀眼的光芒。

　　突然，从云层里斜飘着洒下一阵晴日阵雨，阳光下可以看到闪烁的雨滴。急骤的阵雨的节拍正好和前进的列车轮声、车身的震颤相吻合，似乎是要竭尽全力地赶上，唯恐落后。

　　医生还没有来得及注意这一切，前方的山后已经出现了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的轮廓，接着就是它那穹窿形的屋顶、市区的房屋和林立的烟囱。

　　“莫斯科。”他一边说着，就走回了包房。“该收拾东西啦。”

　　波戈列夫席赫一下子跳起来，在狩猎袋里翻了翻，拿出一只最大的鸭子。

　　“拿去吧，”他说。“留个纪念。和您相处这一整天，我非常快活。”

　　无论医生如何谢绝，还是无济于事。“好吧，”他不得木表示同意，“我把它收下，算是送我妻子的一件礼物。”

　　“妻子！妻子！给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席赫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似乎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同时扭动全身哈哈地大笑，让从座位下面跳出来的“侯爵”也分享他的快乐。

　　列车驶向月台。车厢里像到了夜间一样变暗了。这位聋哑人把那只野鸭递给医生，外面包了半张不知是什么内容的铅印传单。

　　莫斯科宿营地

　　一路都静静地坐在狭小的包房里，所以觉得只有火车在行驶，而时间是停滞的，现在最多也不过刚到中午。

　　当马车载着医生和行李吃力地一步步从斯摩棱斯克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的时候，却已是日近黄昏了。

　　也许当初就是这样，或者是医生往日的印象又加上一层后来岁月的经验，不过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当时人们一群群地拥挤在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必要，而只不过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空空如也的货摊都放下了遮阳的檐板，甚至还上了锁，况且在这片久已不打扫的肮脏的广场上，也没有可以买卖的东西。

　　他仿佛觉得当时还看到衣帽整齐、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蜷缩着瘦削的身体站在人行道上，用隐含责备的目光迎送着身边往来的行人，向他们兜售无人问津的、谁也不需要的东西：人造的假花、带玻璃盖和汽哨的煮咖啡用的圆形酒精炉、黑色细纱的晚装和已经撤销的政府机关的制服。

　　人们买卖的净是些简单实用的东西：定量配给的、很快就变硬的面包头，用嘴咬过的德湿、肮脏的糖块，从一整包切成一半又一半的只有几两重的马合烟草。

　　市场上流通的就是这类来路不明的、没多大用处的东西，价钱却随着在人们手上周转而上升。

　　车夫把车拐到和广场相通的一条巷子里。～轮落日从后面直射到他们的背上。前面有一辆隆隆行驶的空空的大车，掀起的一股股灰尘被夕阳染成青铜色。

　　最后，他们终于超过了挡在前面的大车，于是加快了速度。让医生觉得奇怪的是，大路和人行道上处处都可以看到一堆堆从房屋和围墙上扯下来的旧报纸和广告。风把它们吹到一边，马蹄、车轮和来往的行人又把它们踩到另一边。

　　过了几条横巷不久，在两条街的拐角上出现了自家的那幢房子。车夫停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四轮轻便马车上下来的时候，感到呼吸急促，心口怦怦跳，急忙向大门走去，按响了门铃。铃声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又按了一次。当这次又毫无结果的时候，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就用很短的间隔一次又一次地接着门铃，直到随着向一侧打开的大门，看见把手伸开支在门上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为止。由于出乎意料，刹那间两个人都呆住了，谁也没有听到对方的惊叫。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手扶着敞开的门，张开双手让他拥抱，这才使他们摆脱了木呆呆的状态。两个人像发疯似的一下子扑到一起。过了一会儿，他们同时开了口，彼此打断对方的话头。

　　“先告诉我，全家身体都好吗？”

　　“好，好，你只管放心，一切都好。我在信里写了些蠢话，对不起。这事以后再说吧。你为什么不拍个电报来呢？过一会儿马克尔就来给你提东西。啊，我明白了，叶戈罗夫娜没来开门，你就不放心了，是不是？叶戈罗夫娜到乡下去了。”

　　“你瘦了，但显得多么年轻苗条啊！我马上把车夫打发走。”

　　“叶戈罗夫娜搞面粉去了。别的佣人都辞退了。现在只用了一个新女仆，她叫纽莎，你不认识，是个姑娘，让她照看萨申卡，另外就没人了。所有的熟人我都打了招呼，说是你该到了，大家都焦急地盼着。戈尔东，还有杜多罗夫，所有的人。”

　　“萨申卡怎么样？”

　　“上帝保佑，挺好。他刚刚睡醒。你要不是才从外边回来，现在就可以去看他。”

　　“爸爸在家吗？”

　　“信上不是写了嘛。一天到晚都在区杜马，当了主席。这你就可以明白啦。付了车钱没有？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提着网篮和皮箱站在人行道中间，挡住了路，行人从他们身边绕过，从头到脚地上下打量这两个人，然后又久久地望着渐渐走远了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马克尔从大门口朝这对年轻的主人跑过来。他身穿印花布衬衣，外面套了一件背心，手里拿着一项园丁帽，一边跑一边喊：

　　“感谢上帝神力无边，一定是尤罗奇卡吧？那还用说，就是他，这只小雄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爱的人，总算没忘了我们这些为你祷告的人，飞回老案来啦。你们还要怎么样？啊，还想看什么？”他讥讽地朝那几个好奇的过路人说，“走开吧，可敬的先生们。别把眼珠子看得掉出来！”

　　“你好，马克尔，让咱们拥抱一下。你这个古怪人，干吗穿背心。怎么样，有什么新鲜事儿和好消息？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

　　“没什么可说的，都长得挺好，谢谢您的关心。至于说新鲜事嘛，你在外边干大事，可我们也没闲着打瞌睡。如今到处都弄得又脏又乱，叫人恶心，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街道不打扫，房顶不修缮，从没油饰粉刷过，真像吃斋茹素的一样，一干二净，一丝一毫分外的东西也没有。”

　　“马克尔，我可要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面前告你的状。尤罗奇卡，他总是这样，净说傻里傻气的话，简直让我受不了。大概是冲着你才这么卖力气，想让你满意。不过，他自己也有心里的打算。住口吧，马克尔，不用辩白了。马克尔，你真是个不开窍的人，该变得聪明点儿啦。你大概还没同那些小摊贩混在一起吧。”

　　马克尔把东西拿到屋里，砰的一声把前门关上，接着就放低声音十分肯定地说：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发脾气，这你也听见了。她总是这样。她常说，马克尔，你从里到外都一片漆黑，简直像是烟囱里的油烟子。她还说，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就算是一条小狮子狗或者哈巴狗，也该通人性了。当然，这么说也木一定对，尤罗奇卡，信不信由你，可是只有知情人才见过那本书，一个了不起的共济会会员写的，整整压了一百四十年不得见天日。可是我觉得目前我们是被出卖了，尤罗奇卡，你难道还木明白，一个小钱、一撮鼻烟都不值地就把我们卖了。你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又不让我说话，在那儿摆手哪。”

　　“当然要摆手。好了，好了，把东西放在地板上，谢谢，马克尔，开步走吧。需要的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会喊你的。”

　　“总算把他摆脱了。你要信他的话就只管信好了。纯粹是演戏，在别人面前总装出痴呆的样子，可是自己偷偷地磨刀以备万一。只不过还没决定要对着谁，这个假装可怜的人！”

　　“唉，你也是太过分了！依我看，他只不过是喝多了，所以才这么扭怩做作，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你说说看，什么时候他清醒过？算啦，让他见鬼去吧。我担心萨申卡恐怕又没睡着。要不是铁路上流行这种伤寒病……

　　你身上没有虱子吧？”

　　“我想没有。路上坐的车很舒服，跟战前一样。不过还是要洗一洗，稍微洗～下，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再好好洗。你要上哪儿去？怎么不从客厅穿过去？你们现在走另一道楼梯？”

　　“啊，对啦，你还不知道呢。我和爸爸想了又想，还是把楼下的一部分让给了农学院。不然冬天自己连暖气都烧不过来。楼上也太空，还提出来再让给他们一部分，暂时还没接受。他们在这儿安置的是研究室、植物标本和选出来的种子。就是别养老鼠，种子倒无所谓。不过他们把房间保持得不整洁。现在都把房间叫居住面积。往这边来，这边来。看你多笨！从后边的小楼梯绕过去。明白了吗？跟我来，我带路。”

　　“你们把房子让出去，做得太好了。我工作的那个医院也是设在一幢贵族家的住宅里。楼上楼下一排排望不到头的门对门的房间，还保留了一部分镶木地板。养在木桶里的棕桐，支支楞楞的枝叶晚上从病床上看去就像一个个幽灵。那些从火线下来的见过世面的伤员都觉得害怕，做梦还会喊起来。当然，他们的神志也不太正常，受过震伤。结果，不得不把这些树搬出去。我想说的是，有钱人家的生活当中的确有些不健全的东西，多余的东西简直数也数不清。比如家里那些多余的家具和房间，多余的细腻的情感，多余的表达方式。住得挤一点儿，这太好了。木过还不行，应该再挤一点儿。”

　　“你那纸卷里露出来的是什么？嘴像鸟，脑袋像鸭子。真好看！野鸭子！从哪儿来的？简直不可思议！这在当前就算是一笔财产！”

　　“在火车上人家送的。说起来话长，以后再谈。你看怎么样，把它拿出来放到厨房去？”

　　“那当然。马上就让纽莎腿毛、开膛。听说到了冬天会有各种可怕的事，要挨饿、受冻。”

　　“不错，到处都这么说。方才在车上我看着窗外还在想，有什么能比家庭的和睦和工作更可贵？除此以外，一切我们都无法掌握。说真的，看起来不少人面临着不幸。有些人想往南方逃，到高加索去，希望远走高飞。这可不合我们的习惯。～个男子汉应该能咬紧牙关，和自己的乡土共命运。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明显。至于你们，另当别论。我多么希望保护你们躲过这场灾难，送你们到更安全的地方，也许到芬兰去会好～些。不过，我们要是在楼梯上站半个小时，恐怕永远也到不了楼上。”

　　“等一下，你听我说，还有一件事。是什么来着？一下子我都给忘了。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了。”

　　“哪一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科利亚舅舅。”

　　“东尼娜！这不可能！怎么来的？”

　　“你看，就这么回事，从瑞士绕道去伦敦，然后经过芬兰。”

　　“东尼娜！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见到他了？他在哪儿？能不能尽快找到他，现在就去？”

　　“真是急性子！他住在城外一个熟人的别墅里。他答应后天就回来。他变得很厉害，你会失望的。中途他在彼得堡逗留了一阵子，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爸爸和他争得面红耳赤。真的，咱们为什么走一走停一停？走吧。看来你也听说今后的情形不妙，净是困难、危险和本知数暧？”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算了吧，我们是会斗争的。绝不会所有的人统统完蛋。看看别的人怎么办吧。”

　　“听说劈柴、水、照明都会没有。货币要取消，供应也要停止。我们又站住了，走吧。你听我说，人家都夸阿尔巴特街的一个作坊制作的方铁炉子好。用报纸烧火就能做一顿饭。我已经知道了地址，趁着还没抢购完，想买一个。”

　　“对，一定买。东尼娜，你真聪明！可是科利亚舅舅……科利亚舅舅怎么办！你想想看！我简直安不下心来！”

　　“我有个打算。把楼上的一边再腾出一角来，我们和爸爸、萨申卡，还有纽莎，搬到尽头的两个或者三个房间去，不过必须是连通的，整幢房子的其余部分都不要了。这样刚好和临街的一面隔开，当中的一间装上这种铁炉子，烟筒从气窗伸出去，洗衣、用餐、烧饭和起居会客都在那里，别白烧这个炉子。也许上帝保佑能让我们度过冬天。”

　　“那还用说！肯定能过冬，毫无疑问。你想得真周到，好样儿的。你想到没有，为了表示采纳你这个方案，把那只鸭子烧好，请科利亚舅舅一起来庆贺我们乔迁。”

　　“好主意。我还可以让戈尔东拿点酒精来。他能从一个实验室里弄到。现在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房间。我挑选的，你觉得怎么样？把皮箱放到地板上，下楼去把网篮拿上来。除了舅舅和戈尔东之外，还可以把因诺肯季和舒拉·施莱辛格也请来。不反对吧？咱们的洗脸间在哪儿，还没忘记吧？到那儿去用消毒水洗一洗。我到萨申卡那儿去看看，让纽莎到楼下去。什么时候能看他，我再喊你。”

　　对他来说，在莫斯科最主要的新鲜事儿就是这个男孩。萨申卡刚一落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被征召入伍了。关于儿子他能知道些什么？

　　已经接到动员令并且在快出发之前，有一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医院去看望东尼娜。正好碰上给婴儿哺乳的时间，没让他进去。

　　他就坐在走廊里等。在这一段时间里，和产房以及产妇的那一排病房尽头成直角拐过去的婴儿室的那条走廊上，传来十几个新生儿连成一片的啼哭声；为了不让襁褓里的孩子受凉，保育员匆忙地走着，两边的臂肘下面各挟着一个婴儿，仿佛刚买来的一小捆物品似的，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去喂奶。

　　“哇，哇！”小家伙们的哭声都是一个调子，几乎不带任何情感成分，似乎是在完成应尽的责任。不过，在这齐唱当中有一个嗓音比较突出。他同样是“哇、哇”地哭喊，同样让人听不出有什么痛苦，不过好像并非出于本能，而是带着某种蓄意把声音降低的成分，颇有点阴郁和木大友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为亚历山大，以纪念自己的岳父。不知为什么，他当时就认定自己的儿子一定是这么个哭法，而且脸上还伴随着预示一个人未来性格和命运的表情。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想象中，哭声本身就包含着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声音成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猜错。后来知道当时正是萨申卡在哭。这是他对儿子所了解的头一桩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他的进一步了解，是根据寄到前线的信里附的照片。在那上边看到的是个活泼可爱的胖小子，头很大，撅着小嘴，叉开两腿站在铺开的毯子上，两只小手向上举着，仿佛是在做蹲跳动作。那时他刚一周岁，刚学走路，如今已经满了两岁，开始学说话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地板上拿起皮箱，松开皮带，把里面的东西摆放到窗前的一张呢子铺面的桌上。从前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医生已经记不起来了。看来东尼哑把里面的家具搬走了，或者重新粉刷过了。

　　医生打开箱子，想从里边找出刮脸用具。窗口对面的教堂钟楼的柱子当中，高悬起一轮明亮的圆月。月光洒在放在箱子里面的衣服、书和漱洗用具上，房间仿佛被照成另一种样子，医生这时却认出了它。

　　这是空出来的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储藏室。过去她把坏桌椅和没用的过时的杂物都放在这儿。这里还存放着她家族的文件，有几只大木箱是夏天盛放冬季用品的。死者在世的时候，屋里四处的东西堆得几乎碰到天花板，而且一般是不让人随便进来的。不过在几个大的节日，孩子们来做客的时候，允许他们在楼上到处玩耍，也把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孩子们就在这儿玩捉强盗游戏，躲在桌子下面，用烧焦的软木塞把脸涂黑，仿照假面舞会的样子化装。

　　医生在这儿站了一会儿，想起了这些，然后才到楼下的前室去取网篮。

　　在下面的厨房里，腼腆的、怯生生的纽莎姑娘蹲在灶前，在摊开的一张报纸上收拾那只野鸭。一看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手里提着很重的东西，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麻利地站起身，一面拂掉沾在围裙上的鸭毛，招呼了一声就要去帮忙。但是医生谢绝了她的好意，说他自己可以把篮子拿上去。

　　他刚刚走进安娜·伊万诺夫娜过去的那间储藏室，就听到妻子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房间里面喊他：

　　“可以来啦，尤拉！”

　　他于是朝萨申卡的房间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就是早先他和东尼哑学习的地方。睡在小床上的男孩子，原来并不像照片上那样漂亮，不过他活脱脱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去世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比她身后留下来的所有肖像更酷似。

　　“这是爸爸，你的爸爸，把小手伸给爸爸。”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一边放下床旁的栏杆，让做父亲的更便于把孩子抱起来。

　　萨申卡让这个陌生的、没有刮脸的大人走到跟前，也许是由于后者惊吓和触碰了他，所以当后者刚朝他弯下身的时候，这孩子猛地从床上站起来，抓住妈妈的短上衣，恶狠狠地照他脸上打了一巴掌。萨申卡对自己的勇敢也害了怕，立刻扑到母亲怀里，把脸用衣服挡住，大声哭起来，孩子气的辛酸痛苦的眼泪夺眶而出。

　　“哦，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轻声地责怪他，“不许这样，萨申卡。爸爸会想，萨沙不好，是个坏孩子。来，让人看看你会不会亲，亲亲爸爸。别哭啦，有什么可哭的，傻孩子。”

　　“东尼娜，让他安安静静呆着吧。”医生用请求的口气说，“不要难为他啦，你自己也别不高兴。我知道你又会胡思乱想，觉得这不是好兆头，一定是个不好的兆头。这都是无稽之谈。本来很自然嘛，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和我一熟，用水都泼不开。”

　　但是他自己也很沮丧，从屋子里出去的时候，怀着某种不祥的预感。

　　在此后的几天里，他才领悟自己是多么孤独。他并不责怪任何人。显然，这是他自己希望并且争取得到的。

　　朋友们都变得出奇的消沉了。每个人似乎都失去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见解。在记忆中，他们的形象原本是更加鲜明的。看来从前他对他们的评价过高了。

　　只要清理上还允许有钱人靠剥削穷人而任性胡为，那么，就很容易把这种怪事以及多数人受苦而少数人享乐的权力当成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天经地义的道理！

　　不过，一旦底层的人抬头，上层的特权被取消，这一切就会黯然失色，大家也毫不可惜地彻底同任何人显然都不曾有过的独立思考分手了！

　　如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最亲近的只是那些可以无言相对和缺少激情的人，此外还有妻子、岳父，再加上两三个一起共事的医生和几位谦虚谨慎的普通职员。

　　按照事先的打算，准备了野鸭和酒精的晚餐聚会在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如期举行了。在这之前，他已经同所有被邀请的人都见了面，所以，这天晚上不能说是他们的初次会见。

　　在闹饥荒的日子里，这只肥鸭变成了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可是搞不到能够佐餐的面包，这又使出色的菜肴失去了意义，甚至令人感到愤意。

　　戈尔东拿来的酒精是盛在一个药房用的带磨口瓶塞的玻璃瓶里。当时，酒精是投机小贩最喜欢使用的一种交换手段。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牢牢地把瓶子掌握在手里，根据需要渗上水，分成几小份，随着情绪的变化有时调制得酒性过烈，有时又过淡。原来，通过酒液的变化而使人产生不均匀的醉意，效果要比烈性酒和度数稳定的酒的作用更大。这同样也令人懊丧。

　　最引人伤感的莫过于他们的聚会和现时的条件完全不和谐。不能设想街巷对面那一幢幢房子里此时此刻人们也会有吃有喝。窗外就是黝黑沉寂的、饥饿的莫斯科。城里的小吃店空空如也，像野味和伏特加这类东西，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看来，只有和周围的生活相似并能不留痕迹地融合其中，才是真正的生活；单独的幸福并不成其为幸福，因为鸭子和酒精在全市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所以也就失去了鸭子和酒精的滋味。这是最最令人烦恼的。

　　客人们同样有了种种不愉快的思绪。戈尔东的情绪还不错。他吃力地动着脑筋，忧郁而又不连贯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最好的朋友。在中学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是现在，他对自己也感到厌烦，于是就想对自己的精神面貌做些未见得成功的修正。他强打起精神，硬着头皮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不停地讲俏皮话，常常使用些“有意思”和“很有趣”这类并非他惯用的字眼，因为戈尔东从来不善于从消遣的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在社多罗夫到来以前，他给大家讲的就是自认为可笑的杜多罗夫的婚事。这在朋友们当中已经有所传闻，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不知道。

　　原因就是杜多罗夫婚后将近一年又和妻子分了手。这件意外的事令人难以相信的症结是这样的：

　　由于差错，社多罗夫被征去当兵。在服役和等待把问题搞清楚这段时间，又因为粗心大意和在街上不向上级敬礼，他大部分时间干的是惩罚性的勤务。解除兵役以后的很长时期，只要一看到军官，他的手便不由自主地还要举起来，两眼发花，仿佛到处都是闪亮的肩章。

　　那段时间，他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当，出了种种差错和纸漏。正是处于这种情况，他大概是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上遇见了两个姑娘。她们是两姐妹，和他等的是同一条船。也许是因为周围有数不清的军人走来走去而引起精神恍惚，同时又勾起了当兵的时候和敬礼有关的感受，他看都没有看仔细就爱上了那位年轻的妹妹，匆匆忙忙地向她求了婚。“有意思吧，是木是？”戈尔东不止一次地问大家。说到这里，他不得不草草结束这段描述，因为门外传来了故事主人公的声音。杜多罗夫走进房间。

　　在他身上发生的是相反的变化。先前一个不稳重的、任性的轻浮人，变成了一个神情专注的学者。

　　少年时期由于参与一次政治犯的逃亡被中学开除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几个艺术学校之间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被严肃的专业吸引住了。杜多罗夫在战争年代才从大学毕业，比同伴们都晚多了，然后就留在俄国史和世界史两个教研室里。他在俄国史方面写过有关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的著作，在世界史方面从事圣茹斯特的研究。

　　如今他对一切问题都很有兴致，说话时声音不高，略带伤风似的喀哑，有所期待的目光凝视在一点上，眼睛既不低垂也不抬起，仿佛是在讲课。

　　这次晚间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终于忍不住开始了抨击性的谈话，而大家的情绪正好也处于昂奋状态，于是争先恐后地大声喊叫起来。从中学时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以“您”相称的因诺肯季，这时一连几次地问他：

　　“您读过《战争与和平》和《脊柱横笛碑没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早就对他说过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大家争论得厉害，社多罗夫并没有听清，所以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您是不是读过《脊柱横笛》和《人》？”

　　“我可是已经回答您了，因诺肯季。没听清楚是您的过错。好吧，就依着你，我再说一遍。我一向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这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种继续。更确切一点说，整个作品仿佛是由他创造的某一个年轻有为的人物所写成的一部抒情诗，比如说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少年》里的主人公。天才的力量简直所向披靡！这真是一语道破，说得多么斩钉截铁和直截了当！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他把这一切都那么勇敢地一下子甩到社会的脸上，抛到更遥远的宇宙空间！”

　　当然，聚会的中心人物还是舅舅。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错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并没有到别墅去。外甥到家的那天他就回到城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见过他两三次，两个人说也说够了，笑也笑够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灰蒙蒙的一个阴天的晚上，空中飘着细微的雨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径直来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当时的饭店已经只能根据市政当局的指示接待客人。不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处都有熟人，他还保持着不少老关系。

　　饭店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木过是一幢逃走的经理人员所抛弃的黄颜色的房屋。里面空空如也，杂乱无章，楼梯和走廊偶尔才有人收拾一下。

　　没有整理过的这个房间的一扇大窗，俯瞰着一片在当时那个发疯似的年代变得国无一人的广场。它空旷得有些吓人，似乎只有在梦中才会见到，并非当真就展现在眼前饭店的窗下。

　　这次见面是激动人心、令人难忘而又值得纪念的！他童年时代无限崇拜的人，少年时期左右他思想的人，现在又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

　　斑白的头发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增添了风采，一套国外缝制的衣服非常合身。在他那个年龄来说，他看上去还很年轻，还是个美男子。

　　当然，与周围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他显得黯然失色。一系列事件都把他甩到了一边。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丝毫不想用这种尺度去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安详、冷漠，谈到政治话题时用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口气，都使他感到吃惊。他那自我克制的本领已经超过了俄国现实的可能。在这点上，恰好表现出他这个外来人的特征。这个特点太引人注目，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令人感到不自在。

　　啊，不过他们见面之后最初一段时间想的并不是这个，也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哭着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急切、热烈的谈话常常陷于停顿。这是由家族的亲缘关系连接着的两个具有创造力的个性的相逢，尽管往事的云烟再度升起而又获得了活力，种种回忆纷至沓来，分别期间发生的一桩桩的事也浮现在眼前，但是只要话题一转到主要方面，接触到具有创业精神的人都熟悉的事情上，两人之间除了唯一的亲缘关系以外的一切联系都消失了，舅舅和外甥的身份隐退了，年龄的差距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彼此几乎相当的气质、能力和基本信念。

　　近十年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始终还没有机会，这样与自己的思想合拍地评论一个作家的扭力和创作使命的实质，自己也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感到适得其所。另一方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一向没有听到过如此透彻、精辟的意见，这一番如雷贯耳的分析的确使他折服。

　　因为双方的想法是那样不谋而合，两个人不时发出大声的感叹，两手抱头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或者跑到窗前，一言不发地用手指轻轻敲着玻璃，为相互这样理解而感到惊讶。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不过，后来医生又在社交场合见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几次，和其他人在一起，他的表现却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

　　他已经觉察到自己在莫斯科只是个过客，也不想抛弃这种感觉。他会不会认为彼得堡或者另外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的家，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他安于扮演一个政治上能言善辩、社会上有迷人勉力的角色。也许，在他的想象中，莫斯科也会开放一些政治沙龙，就像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开始之前罗兰夫人家里举行的那种沙龙。

　　他不时到莫斯科僻静的小巷走走，看看自己那些慷慨好客的、相好的女人，亲密无间地同她们以及她们的男人开开玩笑，嘲弄她们那种半新不旧的思想、落后的生活和坐井观天地判断事物的习惯。现在，他可以尽情炫耀大量的报纸上的新闻，简直就像从前的俄耳甫斯派教徒在宣讲伪经一样。

　　据说，他在瑞士还有一位新的年轻女伴以及未了的事务和尚未脱稿的著作，这次只不过暂时投入祖国沸腾的漩涡，以后如果能完好无损地脱身出来，他还是要返回阿尔卑斯山脚下。

　　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常常提起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字，引为知己。其中一位是新闻记者，笔名米罗什卡·波莫尔；另一位是政治评论专栏作家，笔名西尔维亚·科捷利。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不满的口气责备他说：

　　“简直是可怕，您都走到什么地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的那个米罗什卡，简直是坑人！再加上那位利季亚·波克利。”

　　“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道，“科捷利，西尔维亚。”

　　“反正都一样，不论是波克利还是波普利，名字不说明问题。”

　　“对不起，木过总还得是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很有耐心地坚持着。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进行着这样的交谈：

　　“咱们有什么可争论的？这些道理根本值不得论证。这是起码的常识。多少世纪以来，基本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可以拿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来看一看，不管叫作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叫作资本主义还是工场化的工业，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发现了，早就在准备着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变革。

　　“您也知道，对旧的只做部分修补是行不通的，需要根本破除。也许这会招来整个建筑的垮台。那又怎么样？难道因为这很可怕，就该做的都不做，该发生的都不让它发生？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道理能****吗？”

　　“唉，我们谈的不是一码事儿。难道我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气了，争论更加激烈。

　　“您的波普利和米罗什卡之流，都是昧良心的人。他们说的是～个样，做的又是一个样。这难道合乎逻辑？言行毫无一致可言。对了，请等一下，我现在就证明给您看。”

　　他开始翻找一本登载了自相矛盾的文章的刊物，推推拉拉地把写字台的抽屉弄得很响，似乎要用这种声音激发辞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在谈话时从旁能有些闲事干扰，以此来证明他慢条斯理的停顿和哼啊、哈呀的口气是有道理的。每当他在找一件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在光线不足的前厅过道里找另一只套鞋，就会诱发浓厚的谈话的兴致，或者肩膀上搭着毛巾跨在浴室的门槛上，要不就是在餐桌上传送丰盛的菜肴，或者给客人们往杯子里斟酒的时候，也会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非常爱听岳父讲话。他喜爱这种十分熟悉的老式莫斯科腔，尾声拖得比较长，带点轻轻的鼻音，同时也和格罗梅科家族的人一样，卷百音和木卷舌音分不大清。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留着经过修剪的小胡须，上唇稍稍超出下唇。他胸前系的蝴蝶式领结也这样稍稍向前凸起。嘴唇和领结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增添了几分更加动人的、可亲的稚气。

　　深夜，就在客人们将要离开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来了。她是直接从一个集会上来的，只穿了件短上衣，戴一顶工人的便帽，大步走进房间，挨个儿和所有的人握手寒暄，一边不住地责备和埋怨。

　　“你好，东尼娜。你好，萨汉奇卡。不管怎么说也是不像话，你们说是不是？到处都听人说他回来了，全莫斯科都谈论这事，可是从你们这儿我最后才知道。见你们的鬼去吧。显然我不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让大家左盼右盼的人？请让我过去。围得像堵墙似的。啊，你好！好样儿的，真是好样儿的。我读过了。虽然一点也不懂，可是也感觉到真有才气。这是明摆着的。您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马上就回到你这儿来，尤罗奇卡。我有话要专门找你好好谈一谈。你们好，年轻的小伙子们。啊，你也在这儿，戈戈奇卡？鹅呀，鹅呀，嘎、嘎、嘎，你想吃，是吧？”

　　最后这个惊叹句是针对格罗梅科家那位勉强算得上的远亲戈戈奇卡说的，此人最看重的是新露头的势力，由于他愚蠢可笑，大家都叫他阿库利卡，又因为他身材瘦长，又被人叫作“绦虫”。

　　“你们不是在这儿又吃又喝吗？我也决不落后。喂，先生们，先生们。你们简直一无所知，什么都不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情况！在发生什么事！你们应该到任何一个真正的基层集会上去看看，撇开书本去会会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人和士兵。可以在那里把你们反对把战争打到最后胜利的主张提出来试试看。那儿的人一定会给你们点厉害看！我刚刚听过一个水兵的发言。尤罗奇卡，要是你就一定会发疯！那感情多么热烈！逻辑多么严整！”

　　舒拉·施莱辛格的话好几次被打断。所有的人都自管自地大声喧嚷。她坐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凑到他脸前，为的是压倒其他人的声音，像是对着话筒一样用不高不低的嗓音喊道：

　　“还是跟我去吧，尤罗奇卡。我给你介绍一些人。要知道，你十二万分需要像安泰那样去和大地接触。你干吗瞪眼睛？难道我的话让你吃惊？莫非你不知道我是匹识途的老战马，当年贝斯上热夫女子高等学院的学生，尤罗奇卡？我坐过班房，参加过街垒战，那还用说！可你想的是什么？哦，我们不了解人民！我就是刚刚从那里来，从他们当中来。我正在帮助他们整顿一个图书馆。”

　　她已经喝了不少，显然有了醉意。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也在嗡嗡作响。他已经搞不清舒拉·施莱辛格怎么会跑到房间的另一头，他自己却在这一头的桌子边上。他站在桌旁，从一切迹象来看，出乎自己意料地讲起话来。

　　“先生们……我想……米沙！戈戈奇卡！……这怎么办，东尼娜，他们都不听？先生们，让我谈几句。闻所未闻的、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在它还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前，对你们各位提一点希望。当它到来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彼此不要失掉联系，也不要灰心丧气。戈戈奇卡，你先别忙着喊万岁。我还没说完哪。角落里的请别讲话，用心听听吧。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老百姓逐渐相信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迟早要消失，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在战场上一样，你们也会觉得生命大概已经停止，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将结束，除了残杀和死亡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

　　“我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人民自己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身而起，还是这一切仅仅是打着他们的招牌。这样大规模的事件不需要那种装腔作势的论证。用不着这个我也相信。在巨大的事件中寻找起因未免失于浅薄，而且也不会找到。家务事的争吵倒有它的根源，不过发展到两个人互相揪起头发、摔盘子砸碗的地步，也就难断定哪一个先动了手。总之，真正宏伟的事物是没有起点的，这也像宇宙一样。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面前，仿佛一向就有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怅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我们将会忘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也不再为这空前的变化寻求解释。已经确立的制度就像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结局。”

　　他接下去又说了些什么，不过酒意逐渐消退了，但是仍旧像先前那样听不清周围人讲的话，回答得也文不对题。他看到了大家普遍对他表露的爱戴，可是无法驱除让自己感到无所适从的那种忧伤。于是他说：

　　“谢谢，谢谢。我理解你们的感情，可是我担当不起。不要因为担心今后不会再有更强烈的爱的机会，就这样匆忙而毫无保留地放任这种感情。”

　　全体都放声大笑并且鼓起掌来，觉得这是故意说出来的尖刻话，不过他却觉得不知所措，因为已经有了很强的不幸的预感，已经意识到将来的无能为力，尽管他一心渴求善良并且能够争取幸福。

　　客人开始散去。由于困乏，每个人的面孔都拉得很长，加上不住地打呵欠又使他们的颌骨时开时闭，所以显得更像是一张张马脸。

　　告别的时候，拉开了窗帷，敞开了窗。晨爆带了一点淡黄色，湿涌浪的天空飘浮着污浊的土褐色的云团。“方才我们高谈阔论的时候，肯定是下了一场雷阵雨。”有人这么说。“我到这儿来的路上就赶上了雨，好不容易才走到。”舒拉·施莱辛格证实道。

　　在空荡荡而且仍然昏暗的巷子里，树上残存的雨水滴落声夹杂着被雨淋湿的麻雀坚韧不拔的调脉。

　　一阵雷声响过，仿佛是一架犁钟从天空犁了过去，接着一切又都归于沉寂。在这以后才传来四声沉闷的雷鸣，像是秋天收获的松散堆起的大块马铃薯用铁锹翻动时散落的声音。

　　雷雨使整个充满烟草雾气的房间有了清新的气息。突然，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水和空气、欢乐的愿望、大地和天空，都像电的激发一样让人可以感觉到了。

　　小巷里响起一片散去的人们的话语声。他们还都像方才在屋子里一样继续高谈阔论地议论着什么。人声逐渐远去，一点一点地消失沉寂下来。

　　“时间真不早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我们去睡吧。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我爱的只有你和爸爸。”

　　八月过去了，九月也到了末尾。流逝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冬天的脚步逐渐临近，而人世间到处关心和谈论的，就是类乎动物界冬眠之前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需要作御寒的准备，也要储存食物和劈柴。但是在这唯物主义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粮食和燃料问题代替了食物和劈柴。

　　城市里的人是无助的，仿佛一群孩子面对日益迫近的毫无所知的未来，后者在自己前进的路上****了所有既定的习惯，身后留下来的是一片空虚，尽管它本身也是城市的产儿，是由市民所创造的。

　　周围全是些不可靠的指望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还在一瘸一拐地挣扎着，勉强按照老习惯朝着什么方向走下去。不过，医生看到的生活是未经渲染的。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

　　要不是还有日常的生活琐事、劳动和操心忙碌，他可能会神智失常。妻子、孩子和必须挣钱，就是他的救星——迫切的、恭顺的事，日常生活，职务，给病人看病。

　　他十分清楚，在未来这个怪异的庞然大物面前，自己是个侏儒，心怀恐惧，然而又喜爱这个未来，暗暗地为它自豪，同时又像告别那样，最后一次用深受鼓舞的热切的眼光凝视着天上的浮云和成排的树木，看着街上的行人，以及这座在不幸中的俄国城市。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为的是让一切都好起来，但是无论什么都无能为力。

　　每逢从旧马厩街拐角上的俄国医师协会的药房附近穿过阿尔巴特街的时候，他最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一片天空和过往的行人。

　　他重新回到自己先前的医院上班。尽管圣十字会已经解散，但医院仍旧照老习惯叫圣十字医院。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名称。

　　医院里已经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怒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

　　在医院里除了直接的职责以外，院长还让他管理一般的统计报表。他看过各式各样的调查表、意见书和表格，填写着应有尽有的要求严格的申报材料。死亡率，患者的增加数字，职工的财产状况，公民意识和参加选举的程度，燃料、食品、药物短缺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中央统计局关心的，都要求作出回答。

　　医生就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窗边自己的那张旧桌子上做这些事。他面前的一侧放着成堆的格式和大小不一的各种带格的纸张。除了自己的定期的医疗工作记录以外，他还抽空在这里写自己的那本《人间游戏》，也就是当时岁月的日记或者札记，里面有散文和诗，还有各式各样的随笔杂感，都是在意识到半数的人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而且不知道如何把戏演下去的启示下写出来的。

　　这间阳光充足的明亮的主治医师办公室，四壁粉刷得雪白，洒满了金色秋天圣母升天节以后这段时间才有的那种奶油色的阳光。在这个季节，清晨已经让人感到微冻的初寒。准备过冬的山雀和喜鹊，纷纷飞向色彩缤纷、清新明快的已渐稀疏的小树林。这时的天空已经高悬到了极限，透过天地之间清澈的大气，一片暗蓝色冰冷的晴朗天色从北方延伸过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提高了能见度和听闻度。两地之间声音的传播十分响亮、清晰，而且是断续的。整个空间是如此清明透澈，似乎为你打开了洞穿一生的眼界。这种稀薄空寂的感觉，如果木是如此短暂，而且只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来的傍晚时刻出现的话，那真是难以忍受的。

　　映照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的，正是早早衔山的秋田阳光。它是那样鲜明，有着琉璃般的光洁和润泽，仿佛是成熟的白浆苹果。

　　医生坐在桌前，用笔尖蘸着墨水，边想边写。几只飞鸟悄悄地在近处从办公室的几扇大窗外面掠过，把无声的阴影投在室内，刹那间遮住了医生执笔的手、堆放着表格的书桌、地板和墙壁，接着又无声无息地飞走了。

　　“柞树开始掉叶子啦。”走进来的解剖室主任说。这个先前身体肥胖的男人，如今由于消瘦，松弛的皮肤像口袋一样垂了下来。“风吹雨打都没摧垮，可是一个早晨就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抬起头。果然不错，先前在窗外飞来飞去的不知名的鸟，原来是酒红色的柞树的落叶。它们一旦飞离开来，先是平缓地在空中飘荡，然后就落到树旁医院的草坪上，撒上点点橙色的星星。

　　“窗缝腻好了吗？”解剖室主任问。

　　“没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边说边写。

　　“怎么回事？已经到时候了。”

　　专心在写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回答。

　　“唉，塔拉修克不在。”解剖室主任接着又说。“那真是个难得的人。能够修鞋，还会修钟表。什么都能干，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是该腻窗户啦，该自己动手了。”

　　“没有油灰。”

　　“您可以自己配。这是配方。”解剖室主任接着就讲起了怎样用油灰和白努粉调制腻子。“看来，我打扰您了。”

　　他于是走到另一扇窗前去摆弄自己的那些瓶瓶罐罐和药剂。天色逐渐暗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您会把眼睛看坏的。光线太暗，可是还不给电。回家吧。”

　　“再干一会儿，二十分钟。”

　　“他的妻子就在医院里当卫生员。”

　　“谁的？”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不知道他本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人到处找营生。夏天曾经见到过两次，也到医院里来过。如今可能是在哪个乡下安排新的生活。他就是您经常在城里的林阴路和火车上看到的布尔什维克派士兵当中的那种人。您不想听个究竟吗？比如说这个塔拉修克？那就听听吧。这人是个多面手，干什么都不会出纸漏。只要他一着手，事情就顺当。战争时期他也是这样。对于打仗，他也像对待一种手艺那样用心。结果成了一名出色的射手。无论是在堑壕里还是在哨位上，眼光的锐利和手上的功夫都叭叭叫。他得的所有的奖章都不是因为勇猛，而是由于战斗中准确无误地执行任务。您看，就是这么个人物。任何事情都能激起他的满腔热情，对打仗也有感情。他看出武器的力量对他很有吸引力。自己也想成为一股力量。人一旦武装起来，就不同凡响。要是在过去，弓箭手往往就会变成绿林好汉。现在要想从他手里夺掉武器，您试试看。要是突然喊上一声‘掉转枪口’之类的口令，他就会把刺刀转过来。整个故事给您讲完了，这也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

　　“而且千真万确，完全来自生活本身。您想的是什么？”

　　解剖室主任又回到自己的窗前，翻检他的那些试管，过后又问道：

　　“炉子怎么样？”

　　“谢谢您的介绍。这人真是有意思。将近一个小时谈的都是黑格尔和克罗奇。”

　　“那还用说！人家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

　　“别提啦。”

　　“是不是倒烟？”

　　“就是这个毛病。”

　　“烟筒装得不对。插到炉子上的地方应该糊住，那才正好把烟从气眼拔出去。”

　　“是把它装到炉口上了。可是总冒烟。”

　　“那就是没找准烟道，排到风道里了。也许是进了通风口。唉，塔拉修克不在！您只好忍耐一阵吧。这也非一日之功。生炉子这事可比不得您弹钢琴。劈柴准备了吗？”

　　“到哪儿去弄啊？”

　　“我把教堂的更夫给您派来。他搞木柴有门路，能把篱笆墙拆了当柴烧。不过事先提醒您注意，应该跟他讲价钱。他漫天要价。或者我把治虫子的老太婆找来。”

　　他们下楼来到门房，穿上外衣，然后走到街上。

　　“找治虫子的干什么？”医生说。“我们那儿没有臭虫。”

　　“这和臭虫有什么关系？我说东，您就说西。不是臭虫，是劈柴。这个老太婆很会做生意。整幢的房子和屋架她都能当烧的东西买下来，能提供相当可观的数量。当心，别绊倒，太黑了。在这一带，过去蒙上眼睛我也能走。每块石头我都清楚。我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自从把篱笆墙都拆掉了以后，我睁着眼也认不出来，仿佛是到了陌生的地方。露出来的这一片成了什么样子！风格古朴的几幢小房子周围长满了灌木丛，花园里用的圆桌，已经朽了一半的长椅，就躺在那儿。前几天我在三条巷子的交叉路口就路过这么一处荒废的地方。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用手杖在地上挖掘，我就说：‘上帝给您帮忙，老奶奶。您是不是挖蚯蚓，想钓鱼吧？’当然，我这是开玩笑。可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挖蚯蚓，老爷，是找野蘑菇。’说得真不错，在城里就跟在森林里一个样，到处闻得到发霉的树叶和蘑菇气味。”

　　“我知道这个地方。就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之间，对不对？我从那儿路过，总有些意外的发现。要么是碰上一二十年没见过面的熟人，要么是找到点什么东西，据说在拐角的地方还有抢劫的事。这也不奇怪，那里四通八达。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残留下来的黑窝去的路，到处都是。抢了东西再扒衣服，然后逃之夭夭，你连个影子也找不到。”

　　“灯光也太暗啦。难怪都把路灯叫作紫斑。真是恰到好处。”

　　的确，无奇不有的意外的事，都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地方让医生遇到了。深秋，就在十月战斗发生前不久一个寒冷漆黑的晚上，他在这个拐角的地方碰上一个人，横躺在人行道上，神智不清。这人伸开两臂躺着，头靠在石柱上，两腿搭在路边。他不时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呻吟。对医生试着让他恢复知觉而大声提出的问话，这人只低声含糊地吐出几个不连贯的字，又一次昏迷过去。他的头被打破了，染满鲜血，经过匆忙的检查，看来颅骨还是完好的。这个躺倒的人毫无疑问是一次武力抢劫的牺牲品。“皮包，皮包。”他轻声说了两三次。

　　医生用附近阿尔巴特街药房的电话叫来了派到圣十字医院赶马车的老头，把这不知名的人送到医院。

　　这位遇到不幸的人原来是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医生治好了他的伤，而此后多年他就成为医生的一个庇护人，在那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年代，让医生免受了许多麻烦。

　　那是个礼拜天。医生空闲无事，因为他不需要去上班。他们已经按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设想的那样，在西夫采夫街家里的那三个房间住下来准备过冬。

　　天气寒冷而多风，预兆要降雪的低垂的乌云，颜色是墨黑的。

　　从早起就开始生火，不住地冒烟。对如何生火一无所知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断给纽莎出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帮倒忙的主意，而后者已经让这些潮湿得点不着的劈柴弄得狼狈不堪。医生看到这些，而且知道应该怎么办，就试着要插手，可是妻子一声不响地扶住他的肩膀，边送他走出房间边说：

　　“回你自己房里去吧。本来就够头疼的啦，还来碍事。你就是有个说话打搅我的习惯。难道还不明白，你的主意只能是火上加油？”

　　叫奥，油，东汉奇卡，这可太好啦！炉子一下子就能着起来。糟糕的是，我既看不到油，也看不到火。”

　　“现在不是说俏皮话的时候。你要明白，有的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

　　生火的失败破坏了礼拜天的计划。大家原希望在天黑前把必需的事做完，到晚间就空闲了，但现在都落了空。午饭推迟了，想用热水洗洗头和做点其他事的打算也都办不到。‘烟很快就冒得让人没法呼吸，大风把烟倒灌到屋子里。房间里弥漫着烟熏的黑雾，如同神话中的死沉沉的林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所有的人赶到隔壁房间里去，打开了气窗。他从炉子里掏出一半木柴，在剩下的一半当中用细柴和禅树皮铺了一条引火道。

　　新鲜空气从气窗夺路而入，摆动着的窗帘向上飘了起来。从写字台上飞走了几张纸。风把远处的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在各个角落里回旋，像猫捉老鼠似的追赶残存的烟雾。

　　燃着了的木柴迸出火焰，僻僻啪啪地响着。小炉子像是被旺盛的火呛得不住喘息。铁皮炉膛上出现了一圈圈炽热的斑点，仿佛是肺结核病人脸上的红潮。屋子里的烟变得稀薄了，最后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

　　房间也变得更加明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不久照解剖室主任的指导腻好的几扇窗，这时都蒙了一层水汽，暖烘烘的油灰气味一阵阵袭来。炉旁烤着的劈碎的木柴也散发出气味：苦辣辣而呛喉咙的是云杉皮，清香得像化妆水味道的是白杨。

　　这时，仿佛从气窗吹来的一股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飞快地跑进来对大家说：

　　“街上开了火。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官生和站在布尔什维克一

　　边的卫戍部队的士兵采取了军事行动。到处都有冲突，起义的据

　　点不计其数。到你们这儿来的路上我两三次遇到了麻烦，一次是在德米特罗夫卡大教堂的拐角上，另一次是在尼基塔城门附近。已经没有直通的路了，我是绕道过来的。赶快，尤拉！穿上外衣，咱们走吧。应该去看看，这是历史性的事件，一辈子只能碰上一回。”

　　可是，他自己却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坐下来吃午饭，等到要回家的时候，准备技上医生一同出去，但是戈尔东来了以后把他们劝止了。戈尔东同样是飞快跑来的，带来的消息”也一样。

　　在这段时间里，事情又向前发展了。又有了一些新的细节。戈尔东讲的是射击越来越猛烈，行人被流弹意外地击毙。据他说，城里的交通已经中断，能够走到他们这个巷子里来简直是奇迹，不过回去的路已经断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听劝告，试着到外面去探探情况，但很快就返了回来。他说，巷子根本出不去，子弹呼呼地飞，不少角落打下一块块砖头和墙皮。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人行道也断了交通。

　　萨申卡这些日子着了凉。

　　“我说过无数次了，不要把孩子抱到生了火的炉子跟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了气。“受热要比着凉更有害。”

　　萨申卡的嗓子出了毛病，开始发高烧。这孩子的脾性很特殊，特别害怕恶心和呕吐，仿佛时时刻刻要出现这种反应。

　　他推探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拿着喉镜的手，闭上嘴不让把它放到嗓子里去，喊叫、挣扎。无论怎么劝说、恐吓，都不起作目。突然，萨申卡不小心张大了嘴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呵欠，医生借这个机会动作飞快地把小汤匙伸到儿子口里，压住舌头，赶忙查看了一下萨申卡紫红色的喉腔和化了脓的肿大的扁桃体。看到的情形很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惊。

　　过了不多一会儿，医生用同样的手法从萨申卡嘴里取了一个涂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有一台显微镜。他拿了徐片，自己勉勉强强地作了检视。幸好不是白喉。

　　但在第三天夜里，萨申卡突然出现了假性格鲁布喉炎的症状。他发着高热，端木过气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孩子，但自己又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孩子就要死了，把他抱在手上在屋子里来回地走，而萨申卡却开始感到好了一些。

　　应该搞到牛奶、矿泉水或者苏打水进行灌救。不过，这时正是巷战的高峰。挑射的枪声和炮击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即便尤里·安得烈耶维奇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交火地带，在火线的那一边也不会见到一个活人，因为在情况彻底明朗以前，城里的生活已经完全停顿了。

　　不过局势很快就清楚了。到处传来的消息说，工人已经占了上风。被分割开来而且和自己的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一群群士官生，还在个别地抵抗。

　　西夫采夫这个区处在从多罗戈米罗夫方向朝市中心进逼的士兵的行动范围以内。对德战争的士兵和少年工人坐在街巷里挖成的堑壕当中，他们已经熟悉了附近房子里的居民，不时和那些从大门向外探望或者走出来的人像邻居似的开开玩笑。市区这一部分的交通已经恢复。

　　作了三天俘虏的戈尔东和在日瓦戈这里被困了三昼夜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都走了。在萨申卡生病的艰难日子里有他们在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很高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也原谅了他们忙中添乱而额外增加的麻烦。为了表示对招待的感谢，他们两个都觉得有义务不断地和主人谈话，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被这三整天的无聊空话搞得如此疲倦，以至于和他们分手时感到很庆幸。

　　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平安地回了家，不过，根据这一次的实际检验而作出敌对行动已经全面停止的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不同的地点仍有军事行动，某些区还不能通行，医生暂时还不能到自己已在想念的医院里去，那儿的桌子抽屉里还放着他的《游戏人间》和业务札记。

　　只是在个别市区内部，人们才在清早外出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买面包，路上遇到拿着瓶装牛奶的人，就有成堆人围上去打听人家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牛奶的。

　　有时全市又恢复了射击，再一次吓跑了群众。大家都猜测双方之间在进行某种谈判，进展得顺利或者不顺利就反映在枪炮射击的时强时弱上。

　　有一次是在旧历十月末的一天晚上九点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步走在街上，想要到住在附近的一个同事那里去，不过也并没有什么特殊要办的事。这一带往日是比较热闹的，但现在人烟稀少，几乎见不到行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得挺快。天上飘起初降的稀疏雪花，风却越刮越猛，眼看着变成了一场大风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条小巷拐到另一条小巷，自己也记不清转了多少次弯，雪也下得更加稠密，开始变成了雪暴。这样的暴风雪在空旷的田野会打着呼啸遍地弥漫开来，在城市狭窄的死巷子里却像迷了路似的反复盘旋。

　　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物质的人间，在近处或远方，或大地或天空，发生的事似乎都是类似的。一些地方不断传来已经减弱的最后抵抗的枪炮声。一处地平线上忽明忽暗地闪现着一簇簇火灾现场反映的淡淡余光，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在潮湿的路面和人行道上，风雪卷起雾腾腾的一圈圈漩涡。

　　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一个报童日里喊着“最新消息！”从他身边跑过，腋下挟了一大卷刚印出来的单张报纸。

　　“不用找钱啦。”医生说道。这男孩子吃力地从纸卷上分出潮忽忽的一张塞到医生手里，接着就和方才突然冒出来一样眨眼就在风雪中消失了。

　　医生走到两步之外的一盏亮着的路灯跟前，想就地立刻扫一眼主要的内容。

　　这份只印了一面的号外版，内容是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接下去就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电报、电话传来的种种消息。

　　风雪吹打着医生的眼睛，沙沙响的灰色雪粒不时地盖住报纸上的行行字迹。然而，妨碍他读下去的并不是这些。这一伟大和永恒的时刻震撼了他，使他无法清醒过来。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消息看完，医生于是四下里张望着，想找个亮一些的避雪的地方。原来他又回到了自己也搞不清的那个十字路口，站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的街角上，旁边就是一幢正门镶了玻璃的五层高楼的人口，楼里宽敞的前厅亮着电灯。

　　医生进了楼房，在尽里边的灯下全神贯注地读起了电讯消息。

　　在他头上响起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从楼梯走下来，中间似乎犹犹豫豫地常常停住。果然，往下走的这个人猛然改了生意，转身又向上跑去。什么地方的一扇门开了，传出两个人说话的声浪，不过回声太强，听不清讲话的是男是女。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关了门，先前下楼的那个人脚步十分坚决地跑了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两只眼睛和整个心思都贯注在报纸上。他不打算抬起眼来看这个不相干的人。但是那人跑到楼下就站住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抬头看了一眼这个从楼上下来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身上是一件在西伯利亚常穿的那种里外翻毛的鹿皮袄，头上戴了顶同样的皮帽。这男孩脸色黝黑，长着两只窄细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他脸上有某种出身高贵的气质，聪明灵活的神态一闪而过，还隐藏着一种似乎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带来的、在混血人脸上常见的那种纤细的表情。

　　这男孩子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认成了另外的什么人，明显地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腼腆而又慌张地看着医生，仿佛知道这是谁，但又迟疑着没有开口。为了解除这个误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用冷淡的表情打消了他想走近的念头。

　　男孩子发了窘，一句话也没说就朝大门走去，在那儿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打开那扇沉重的、已经有些松动的门，接着哗啦一声把它关上，走到了街上。

　　过了十分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随着出去了。他已经忘记那个男孩和本来要找的那位同事，满脑子装着刚刚读到的东西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路上遇到的另一个情况，一件在当时来说意义非同小可的生活琐事，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碰到了一大堆靠着马路边沿横放在人行道上的木板和圆木。那儿的巷子里有个什么机关，大概是把郊区的一栋圆木房子拆掉运来作公家的燃料。圆木在院子里放不下，所以挡住了一部分街道。一个在院子里走动的持枪的哨兵看守着这一大堆东西，不时走到巷子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假思索地抓住了哨兵返回院子、刮来的一股风在空中卷起浓密的雪花的短暂时机。他从灯光照不到的有阴影的一边走到这难木料跟前，慢慢摇动着从最底下松动了一根很重的短粗木桩。他吃力地把它从这一堆下面抽了出来放到肩上，并不感到有多么重（自己愿担的担子就不觉得重），然后就悄悄地顺着阴影下的墙扛回西夫采夫街自己的家。

　　刚好家里的木柴已经用完了。把这一大段木拉锯开，劈成了很不小的一堆碎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蹲下来生炉子。他一声不响地蹲在不断颤动而发出声音的炉门前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扶手椅推到炉子跟前，坐下来烤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上衣一边的口袋里掏出报纸递给岳父，一边说：

　　“看过吗？欣赏一下吧，您看～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站起来，一边用小火铲拨弄炉子里的木柴，一边大声自言自语地说：

　　“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

　　“关键是毫不使人恐惧地把这一切做完，这里边有一种很久以来就熟悉的民族的亲切感，是一种来自普希金的无可挑剔的磊落光辉，来自托尔斯泰的不模棱两可的忠于事实。”

　　“普希金的？你说的是什么？等一等。我马上看完。一下子又看又听我可办不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了女婿的话，错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自言自语当成是对他说的。

　　“主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绝妙的英明表现在什么地方。假如说让谁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需要首先清理出相应的地盘。他肯定要等着旧时代先行告终，而为了着手建设新的世纪，他需要的是一个整数，要另起一段，要的是没有涂写过的一张白纸。

　　“但现在却一航而就。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新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

　　正如事先估计的那样的冬天来到了。它还不像后来接连的两个冬天那样叫人害怕，然而是类似的，同样缺少照明和饥寒交迫，一切都处于所有习惯的生活基础正在破坏与改造之中，都拼命要抓住即将逝去的生活。

　　如此可怕的三个冬天接踵而来，一个跟着一个，而且这一切也并不是像从一九一七年跨入一九一八年的人那样觉得都发生在当时，有些或许是稍后才发生的事。因为这三个接连的冬天已经融为一体，很难把它相互区别开。

　　旧的生活和新秩序还不合拍。两者之间还没有产生像一年以后内战时期那种强烈的敌意，不过已经缺少联系。这已是分开来的对立的两方，但谁也还不能压倒谁。

　　在房产方面，在各个组织当中，在公务上，在为居民服务的各个单位里，到处都在进行管理机构的改组。它们的成员改变了。所有的地方都在开始任命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更很少睡觉。

　　他们很了解小市民的脾气和中等的拥有小面额国家证券的那种卑躬屈膝的俗人，毫不怜惜地面带挖苦的微笑和这种人讲话，就像对待捉到的小偷一样。

　　这些人就像纲领规定的那样掌管一切，一次又一次的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联合，就渐渐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圣十字医院现在改叫第二改良医院，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员被解雇了，更多的是自愿离开的，认为继续供职并不划算。这都是些挣了大钱的掌握最新临床技术的医生，是能言善辩的天之骄子。他们决忘不了把自己为了个人私利而离职装作是抗议的行动，有着文明的理由，而且开始看不起留下来的人，几乎要和后者断绝来往，日瓦戈也在这后者之列。

　　晚上，这对夫妇常常进行这样的对话：

　　“星期三别忘了到医师协会的地窖去取冻土豆。那儿有两口袋。我一定问清楚几点钟能下班，好来帮忙。用小雪橇也要两个人拖。”

　　“好吧。还来得及，尤罗奇卡。你还是快点睡下吧。已经很晚啦。反正你也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你需要休息。”

　　“传染病流行起来了。普遍的体质衰弱影响了抵抗力。简直都不敢看你和爸爸。应该想点办法。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自己注意得也不够。要多加小心。你听我说。睡着了吗？”

　　“没有。”

　　“我并不担心自己，我身体壮。要是万一我垮了，你千万别糊涂，不要把我留在家里。应该立刻送医院。”

　　“你这是怎么啦，尤罗奇卡！上帝保佑你。干吗老早就说不吉利的话？”

　　“你要记住，已经没有什么正直的人和朋友啦。更谈不上医术高明的。要是一旦发生什么事，可以信托的只有皮丘日金一个人。当然，要是他还平安无事的话。你睡了吗？”

　　“没有。”

　　“这帮鬼家伙，自己占尽了便宜，如今反倒像是表现了凛然正气和原则性。见面的时候勉勉强强地伸出一只手来。‘您还在给他们服务？’接着就把眉毛一场。‘是还在服务，’我说，请您别见怪：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

　　很长一个时期，大多数人的日常食品就是黄米粥和青鱼头煮的汤。青鱼的中段用油煎一煎就当作第二道菜。营养靠的就是没有磨过的黑麦和带壳的小麦，用它们煮粥。

　　一位熟识的女教授教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屋子里的荷兰式壁炉炉底上烤制烫面面包。其中的一部分像从前一样拿出去卖，吃水以后面包就增加了分量，再加上卖来的钱就可以抵消使用这种瓷砖壁炉的开支。这样就可以木再用那个只冒烟、火不旺、不保暖又折磨人的小铁炉子。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面包烤得很好，只不过靠它做的生意却毫无所得。于是，不得不放弃原先那个实现不了的打算，重新启用退了役的小铁炉。日瓦戈夫妇又开始受罪了。

　　一天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照往常那样出去上班。家里只剩了两块劈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穿上那件就是在暖和天气也因为身体虚弱而冷得发抖的皮大衣，上街去“采购”。

　　她在附近的几条街巷里徘徊了半个来小时，因为市郊农村的农民有时带蔬菜和土豆到那里来卖。这些人需要去捕捉。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

　　很快她就捕捉到了自己搜寻的一个目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陪着一个身穿一件粗呢上衣的壮实的青年人，旁边带了一辆像玩具似的小雪橇，绕过街角朝格罗梅科家的院子走来。

　　韧皮编的雪橇车里的一张蒲席下面有一堆禅树原木，粗细不超过过去照片上那种老式庄园围墙的栏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很了解它的价值——禅木徒有其表，当劈柴不经烧，何况是新砍下来的，没法用来生炉子。但是没有另外的选择，不可能仔细盘算。

　　这个青年农民来回搬了五六次，替她把木柴送到住人的楼上；作为交换，他连拉带背地从楼上弄下来的是安东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个带镜子的小橱柜，放到雪橇上带回去给自己的女当家，出来的时候边走边说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他的衣角还被立在门旁的钢琴挂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来以后并没有品评妻子买的东西。其实把送给人家的那个小柜子劈成细柴更合算，不过他们都不忍心下手。

　　“你看到桌子上的字条了吗？”妻子问了一句。

　　“医院院长写的吧？跟我说过，我知道。是请我去出诊。一定去。休息一会儿就去。不过，路相当远。好像是在凯旋门附近。我记下了地址。”

　　“要给的报酬可是真奇怪。你看到了吗？你还是看看吧。出诊费是一瓶德国白兰地酒或者一双女人的长袜子。真有点儿诱惑力。会是个什么人呢？财大气粗的口气，而且似乎全然不了解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大概是个什么暴发户。”

　　“对，很像是个采办员。”

　　那些私人小业主的头衔就是这种采办员、合同承包人、代办人的称呼。政府取消了私人商业以后，在经济紧张时期稍稍给点松动，就和他们签定各式各样的供销合同和契约。

　　这些人当中已经没有那些被整垮的老字号的大老板。后者由于受到打击已经无法东山再起。如今的这些都是借着战争和革命从底层浮上来的投机一时的生意人，没根没底的外来户。

　　喝了些带点儿牛奶的乳白色的糖精开水，医生就出门去看病人。

　　从街道这一面的整排房屋到另一面的建筑物之间，人行道和桥面都埋在深雪里。有些地方积雪达到第一层楼的高度。在这片宽阔的空间里默默地移动着半死不活的身影，自己拖着或是用雪橇拉着一点可怜的食物。几乎见不到乘车的人。

　　间或有几处的房子上面还残留着原先的招牌，下面已是换了内容的消费品门市部和合作社，但都锁了门，窗户加了栅栏或者用木板钉死，里面空空如也。

　　这些空着销起来的店铺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商品，而是由于包括商业在内的生活的全面改组还只是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阶段，还触及不到这类关了门的私人小店。

　　请医生出诊的这一家，原来是在布列斯特街的尽头，靠近特维尔城门。

　　那是一栋式样早已过时的砖砌的营房式建筑，院子在里面，有三层木走廊连通沿后院墙排列的房屋。

　　这儿正在召开全体居民会议，有区苏维埃来的一位女代表参加。突然间来了一支军事巡察队，要检查经过允许保存的武器，未经允许的要没收。指挥检查的队长请那位女代表不要离开，保证说检查用不了多长时间，完了事的居民们陆续回来以后，中断了的会议很快就能继续。

　　医生来到大门口的时候，检查已近尾声，下一个该轮到的住户就是请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条走廊的楼梯口放哨的士兵，背着用绳子挽住的步枪，无论如何也不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去，可是巡察队长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他没有给医生制造困难，同意在他诊治病人的时候检查暂停一会儿。

　　接待医生的这家年轻的主人温文有礼，他那没有什么光泽的微黑的脸上，衬着两只乌黑忧郁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将开始的搜查，以及对医学和医务人员超乎寻常的尊重——这些都让他非常激动。

　　为了减轻医生的负担和节省时间，主人想尽可能把话说得简短，但正是由于这么着急反而讲得又冗长又杂乱。

　　住宅里的陈设是奢侈品与便宜货的混杂物，显然是为了让迅速贬值的钱有个牢靠的去处才匆忙购置的。配不成套的家具也是用凑不成双的单件充数的。

　　这家的主人认为他妻子是由于惊吓得了神经系统的病。他抓不住正题，绕来绕去讲的是有人很便宜地卖给了他们一座坏得早就不能走的老式八音钟。他们是当作一件稀罕的钟表工艺品买下的（男主人还把医生领到隔壁的屋子里去指给他看）。夫妇两个甚至不相信还能不能修好。可是这座多年没上发条的钟突然自己走了起来，里面的那些小钟奏了一段法国的小步舞曲，然后又停住了。做妻子的吓坏了，说是敲响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在就这么躺着说胡话，不吃也不喝，连他这个做丈夫的也认不出来。

　　“您认为这就是神经受了震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话的口气是带着怀疑的。“带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屋顶上挂着技形吊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的两边摆了两只红木矮脚凳。床的一侧躺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毯子盖过下巴，露出两只黑色的大眼睛。一看到进来的人，她摇着从毯子下面抽出来的两只手要赶开他们，宽大的睡衣袖子一直滑落到胶窝。她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似乎也不觉得屋子里还有人，接着就开始轻轻地唱起～支不知是什么名字的忧伤的歌。歌声是那样让她顾影自怜，接着就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抽抽搭搭，请求允许她回到什么地方的家里去。医生不论从床的哪一边想走到她身边，她都不让检查，每次都把后背掉过来。

　　“应该给她检查一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不过就这样我也清楚了。是斑疹伤寒，而且症状相当重。她受的痛苦可不算小，够可怜的。我建议送她到医院去。这倒不是为了给她提供什么方便，只是在发病后的几个星期必须有经常的医疗照顾。您能不能保证搞到交通工具，找个出租马车车夫或者至少请个院子里的搬运工，好把病人送去？当然，事先得把她好好裹起来。我马上就给您开个就诊证明。”

　　“可以。我尽力去办。不过请等一等。莫非真是伤寒病？这太可怕啦！”

　　“很遗憾，就是。”

　　“要是把她送走，我害怕失去她。您能不能尽可能地增加出诊次数，在家里治疗？我可以给您任何一种报酬。”

　　“我已经跟您说清楚了。重要的是不间断地对她进行观察。请您听着，我有个好主意。哪怕是从地底下您也要找个马车夫来，我给她开个就医证明。这事最好通过您这里的住宅委员会去办。证明需要盖章，还有其他一些手续。”

　　经过询问和检查的居民披着暖和的披肩，穿着皮大农，一个接一个地回到居委会所在的这间没生火的房子里来。这里原先是存放鸡蛋的库房。

　　房间的一头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这当然不够那么多的人坐。于是，另外在四周底朝上摆了些长条的空鸡蛋箱子代替长凳。这种箱子在屋子的另一头一直堆到了天花板。那儿的角落里，碎鸡蛋的蛋黄粘成一论培地冻结在墙下。一群老鼠在那里叫着乱窜，有时候跑到空着的砖地上来，然后又藏到那堆碎鸡蛋渣子里去。

　　每逢这个时候，一个全身长了一层肥油的大嗓门儿的女人就尖叫着跳到一只箱子上。她卖弄地翘起小手指头掀开衣服下摆的一角，穿着时髦的高腰皮鞋的两只脚跺着碎步，存心装出喝醉酒的哑嗓子喊着说：

　　“奥莉卡，奥莉卡，你这几净是大耗子跑来跑去。瞧，跑过去一只，这脏东西！哎、哎、哎，还懂话呢，小畜生！哟，哪牙啦。哎呀，往箱子上爬哪！可别钻到裙子底下。真吓人，我害怕！先生们，请扭头看看。对不起，我忘记了，现在已经不兴叫先生，应该称呼公民同志。”

　　这个吵吵嚷嚷的婆娘穿的是一件肥大的卡拉库尔绵羊皮大衣，敞着扣子。她那像果子冻似的肥厚的叠了三折的下巴颤动着，滚圆的前胸和肚子紧裹在一件绸连衣裙下面。看得出，当初在那些三流的买卖人和账房伙计们中间，她一定是个出名的交际花。眼皮微肿的两只猪眼只睁开了一条缝。记不清从前是什么时候，一个情敌朝她甩了一瓶硫酸，但是没打准，只在左脸上溅了两三滴，在左嘴角留下两道不怎么明显却有点儿迷人的浅浅的疤痕。

　　“别嚷啦，赫拉普金娜。都没法儿工作了。”坐在桌子后边的区苏维埃来的女代表说话了，她是这次开会选出来的主席。

　　这里的老住户很早就认识她，她对他们也很了解。开会之前，她非正式地小声和管院子的女工法吉玛说了一会儿话。法吉玛从前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凑凑合合地住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如今和女儿两个人搬到二楼的两间敞亮的屋子里。

　　“怎么样啊，法吉玛？”女主席问她。

　　法吉玛抱怨说她一个人照顾不了住这么多人的大院子，又找不到帮手，分给各户的打扫院子和街道的任务没有人认真对待。

　　“别发愁，法吉玛，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的，你放心吧。这算个什么居委会？怎么让人理解？这儿窝藏有刑事犯，还有缺少证件的品质可疑的人。要把他们都赶出去，重新选举。我自己来当住宅管理员，你别灰心。”

　　管院子的女工恳求女主席别这么办，不过后者根本听不过去。她看了看室内的情况，发现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大家安静，接着用几句开场白宣布开会。批评了原来的居委会无所作为以后，她提议确定选举新居委会的候选人，接着又谈了另外几个问题，讲过了这些，她就说：

　　“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咱们说话应该直截了当。你们的房子容量很不小，适合做宿舍。有时候各地来开会的代表就没有地方安置。已经作了决定，把这房子收归区苏维埃支配，给外地来的人住并且用季韦尔辛同志的名字命名，因为他在流放前就住在这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反对的吗？下面就说说腾房子的事。这还不是马上就要办的事，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劳动人民成分的住户我们提供搬迁后的居住面积，对于不是劳动人民的，现在就预先告诫你们，得自己找住处，给你们十二个月的期限。”

　　“我们当中谁是不劳动的？我们这儿没有不劳动的！大家都是劳动人民。”各个角落都喊了起来。其中有一个人的嗓音盖过所有的人：“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是各民族平等。我知道您暗指的是什么！”

　　“不要一齐说！我简直不知道该回答谁才好。什么民族？这和民族有什么关系，瓦尔德尔金公民？比方说，赫拉普金娜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族不民族，可是也得搬出去。”

　　“搬出去！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搬出去。你这个烂床垫子！占了十个茅不拉屎！”赫拉普金娜在争吵的高峰喊叫着给女代表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号。

　　“真是条毒蛇！是个恶魔！你一点也不知道羞耻！”管院子的女工气愤地说。

　　“你不用插嘴，法吉玛。我自己能对付。你住口，赫拉普金娜。抓住点机会，你就想骑到人家脖子上！闭嘴吧，我说，要不然马上就把你送到一个机关去，用不着再等着人家抓你私设烧锅和窝藏赃物。”

　　吵闹的声音已经达到了顶点，谁也没法子讲话。在这个时候医生走进了这间库房。他请在门边碰到的第一个人给指点一下谁是居委会的、哪一位都行。那人就把两只手放在嘴边拢成个喇叭筒的样子，压住大家的吵嚷声一字一板地喊了起来：

　　“加——利——乌——林——娜！到这儿来，有人找。”

　　听了这个姓名，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过来的是个瘦瘦的、背有点驼的妇女，就是那位管院子的女工。母亲和儿子的面貌如此相似，让医生感到吃惊。不过，他并没有让这种感觉流露出来。他说：“你们这儿有位居民得了伤寒病（同时说了她的姓名）。需要注意，免得传染。另外，应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我可以给她开个诊断单子，由居委会证明一下。这事要到哪J［去办？”

　　管院子的女工把这话理解为只是送病人去医院，而不是办证明手续，于是就说：“一会儿区苏维埃有辆马车来接杰明哪同志。杰明哪同志是个和善人，我跟她一说，会把车让出来的。别发愁，医生同志，一定把你的病人送走。”

　　“哦，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只是问什么地方办入院就诊的证明。不过如果还有马车的话…··精原谅，您是不是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中尉的母亲？我和他一起在前线服过役。”

　　女工全身一抖，脸色变得煞白。她抓住医生的一只手，说道：

　　“刚］到外面去，到院子里谈。”

　　刚刚迈出门槛，她就开了口：

　　“小声点，上帝保佑别让人听见。别坑害我。尤苏普卡不走正道。你自己说说，尤苏普卡是什么人？他原本是学徒出身，有手艺。尤苏普卡应该明白，普通老百姓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这是瞎子都能看清的事，用不着多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也许你还没什么，可是尤苏普卡是有罪的，上帝也饶不了他。尤苏普卡的父亲当了兵，给打死了，连个完整尸首都没留下。”

　　她已经讲不下去了，摆着手等待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又接着说：

　　“走吧，现在就去找马车。我知道你是谁了。他在这儿呆过两天，都说了。他说，你认识拉拉·吉沙洛娃。那是个好姑娘。记得过去常到我们这儿来。谁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难道说先生们也能你反对我、我反对你？尤苏普卡真作孽。走吧，咱们要车去。杰明哪同志一定会给的。你知道杰明娜同志是谁吗？就是奥莉妞·杰明娜．在拉拉·吉沙洛娃妈妈的作坊里打过工的，也是从这儿出去的，就是这个院子。走吧。”

　　天已经全黑了，夜色笼罩着周围的一切。只有杰明娜手电筒的那一小圈光亮在五步开外的一个个小雪堆上跳跃移动，不仅不能给走路的人照亮，反而更让人摸不准方向。四周是漆黑的夜色，那座房屋已经落在身后。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住在那里的许多人就知道她。听人家说，她后来的丈夫安季波夫也是在那儿从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的。

　　杰明娜用一种宽容、戏弄的口气对他说：

　　“再往下走您当真不用手电能走到家吗？啊？要不我把电筒给您，医生同志。是的，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女孩呢，我真的迷恋过她，爱得忘乎所以。她们家有个缝纫作坊，我是她们那儿的徒工。今年我还见到过她。她到我这里来过，是中途路过莫斯科的。我跟她说，你真傻，还要到哪儿去呀？留下来吧，我们住在一起，再给你找个工作。都白说！她不乐意。这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给帕什卡是凭着理智，可不是顺从自己的心意，从那以后就变得喜怒无常。她到底还是走啦。”

　　“您对她是怎么想的？”

　　“小心，这里很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门前倒脏水，可是丝毫不起作用。我对她是怎么想的？我能想什么？有什么可想的。没有时间。我就是这么活着。我没敢告诉她，她那当军人的弟弟，好像是给处决了。至于她母亲，也就是我先前的老板娘，我还是要帮助的，给她帮点忙。好啦，我到了，再见。”

　　他们于是分了手。杰明娜的电筒的亮光扫到一条窄小的石砌楼梯，接着往前照亮了逐级向上的肮脏剥蚀的墙壁，把黑暗留给了医生。右边是凯旋花园路，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在远处漆黑的雪地上，这两条夹在石砌楼房当中的街道已经不像是通常意义的路面，倒仿佛是乌拉尔或西伯利亚人迹罕至的密林里的两条林间小道。

　　家里是又明亮、又温暖。

　　“怎么这么晚？”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问了一句，不等他回答就接着说：

　　“你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出奇得无法解释。我忘了跟你说。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懊丧到了极点。家里就剩这一个了。他翻来覆去地修，怎么也修不好。街角上的修表匠开口就要三磅面包，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价钱。该怎么办呢？爸爸简直绝望了。可是突然之间，你想想看，就在一小时以前，清脆震耳的铃声响了！拿过来一看，它又走起来了！”

　　“这是敲响了我要得伤寒病的钟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地说，接着就给家里人讲了那位女病人和座钟的事。

　　不过，他是在这以后又过了很久才得伤寒病的。在这中间，日瓦戈一家的困窘达到了顶点。他们缺吃少穿，身体也快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找到了那位曾被他救过的遭了抢劫的党员。那人尽其所能为医生做了一切。但是，内战开始了。他的这位庇护人经常出差在外。而且，这个人根据自己的信念认为当时的种种困难是很自然的，但绝不对人说他也在挨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试着去找过住在特维尔城门附近的那位来办员。但是，近几个月来此人踪迹沓然，关于他那位病愈的妻子也得不到一点消息。那栋房子里的住户也完全变了。杰明娜上了前线，想找管房子的加利乌林娜也没有找到。

　　有一次他得到了按官价配给的劈柴，要从温达夫斯基车站拉回来。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梅山斯卡亚大街，他一路走着伴送车夫和那匹拖运这笔意外财富的劣马。医生突然间觉得梅山斯卡亚大街变得不是原来的样子，自己的身体也跌跌撞撞，两腿支持不住。他知道这下子完了，事情糟了——伤寒病发作。车夫把这个倒下去的人救了起来。医生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勉勉强强把他放到劈柴堆上拉回家去的。

　　整整两个星期他断断续续地处在塘妄状态中。在幻觉中，他看到东尼哑把两条大街摆到书桌上，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右边是凯旋花园路，然后把他那盏温热的桔黄色台灯朝它们跟前推了推。于是街上就变得明亮了，可以工作了，他就写作起来。

　　他写得兴味正浓，而且十分顺手，内容都是一向想写并且早该写成的东西，只不过从来没有能做到，但现在却一航而就。只是偶尔有个男孩子来打扰他，那孩子长着两只窄小的吉尔吉斯人似的眼睛，穿了一件在西伯利亚或者乌拉尔常见的那种两面带毛的鹿皮袄。

　　完全没错地，这个男孩子就是他的死神，或者简单说就是他的死亡。不过，这孩子还帮助他写诗，怎么能是死神呢？莫非从死亡当中还能得到好处，死亡还能有助于人？

　　他的诗写的不是复活，也不是收殓入棺，而是在这两者之间流过的时光。他写的诗题为《失措》。

　　他一直想写出，在那三天当中，一阵掌生了蛆虫的黑色泥土的风暴如何从天而降，冲击着不朽的爱的化身，一块块、一团团地甩过去，就像是飞涌跳跃着的潮水把海岸埋葬在自己身下。整整三天，这黑色泥土的风暴咆哮着，冲击着，又怎样退去。

　　随之而来的是两行有韵脚的诗句：

　　接触是欢悦的，

　　醒来也是必须。

　　乐于接触的是地狱，是衰变，是解体，是死亡，但和它们一起乐于接触的还有春天，还有悔恨失足的女人，也还有生命。而且，醒来也是必须的。应该苏醒并且站立起来。应该复活。

　　他开始逐渐好起来。最初好像还有些痴呆，他还找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一切都随意放过，什么都不记得，对什么也不感到奇怪。妻子给他吃的是抹了黄油的白面包，喝的是加糖的茶，还有咖啡。他忘记了这些东西现在是不可能得到的，像对待一首诗歌和一篇童话那样欣赏可口的美食，似乎在康复期是理所当然的享受。但是刚刚开始恢复意识，他就问妻子：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

　　“都是你的格兰尼亚。”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不错，就是在鄂木斯克的你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你的异母兄弟。你昏迷不醒的时候，他总是来看我们。”

　　“穿了一件鹿皮袄？”

　　“对，对。这么说，你在昏迷当中看到了？我听说，他在什么地方的一幢房子里的楼梯上遇见过你，他说过。他也认出了是你，本想自我介绍一下，可是你让他觉得非常可怕！他很崇拜你，到了迷恋的程度。是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这些东西！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已经回自己家去了，还让我们也去。真是个让人猜不透的怪人。我觉得他似乎和当权的人有些瓜葛。他说，应该离开大城市到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去，销声匿迹地呆上一两年。我和他商量过克吕格尔家那地方怎么样。他极力推荐。因为那里可以种菜园子，附近就是森林。决不能就这么像绵羊一样窝窝囊囊地坐以待毙。”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日瓦戈全家出发去遥远的西伯利亚，到尤里亚金市附近原先的领地瓦雷金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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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第三章

　　已经到了三月的最后几天，一年中开始暖和的日子，而送来的却是春的虚假的信息，每年在这以后还会急剧地冷起来。

　　格罗梅科一家正忙着收拾行装上路。在这幢住户大大增加、人数比街上的麻雀还要多的楼里，他们把这件事做得好像复活节前的大扫除一般。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度反对迁移。他并不干预他们的准备工作，认为这种多此一举的行动不会实现，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一切告吹。然而，事情颇有进展并且接近于完成，于是就到了必须认真地谈一谈的时候。

　　“这么说，你们都认为我不对，我们还是应该走？”他用这句话讲完自己的反对意见。妻子接过话头：

　　“你说是再勉强凑合一两年，那时候调整好了新的土地关系，可以在莫斯科郊区申请一块地，开个菜园子。不过当中这一段日子怎么过，你并没说出个主意。这才是最让人关心的事，想听的正是这个。”

　　“完全是说梦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支持女儿的。

　　“那好，我投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意了。“让我裹足不前的就因为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是眯着眼睛向下滑，木知道往哪儿去，对那个地方毫无所知。在瓦雷金诺住过的三个人当中，妈妈和祖母两个人已经去世，剩下的第三个人就是祖父克吕格尔，他如果活着也准会在铁廖后面当人质。

　　“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森林和工厂方面做了一些手脚，装作把它们卖给了某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或银行，也许和什么人象征性地办了过户手续。对这些勾当，我们谁了解？那些土地如今是谁的，我指的不是那该死的所有权，而是谁在照管？哪个机关负责？林木有没有砍伐？工厂还开不开工？最后，那地方是谁的政权，等我们到了以后又会变成谁的政权？

　　“对你们来说，米库利钦就是救命的寄托，这是你们常爱提到的人。可是谁告诉过你们，这位老管家还健在，而且照旧住在瓦雷金诺？除了祖父好不容易说出这个姓名才让我们记住了以外，对这个人还了解什么呢？

　　“不过还争论这些干什么？你们决定要走，我也同意。现在就是需要弄清楚这事该怎么办。不要再拖了。”

　　为了办这件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去了。

　　直穿大厅的一条两边有栏杆的小通道，使外出的人流不能走得很快。大厅的石头地面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他们不住地翻身，咳嗽，吐痰，只要彼此一讲话，声音都异乎寻常地高，毫不考虑在共鸣很强的穹顶下面会造成多么大的回声。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传染斑疹伤寒的病人。因为医院超员，危险期一过，第二天就让他们出院了。作为一个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遇到过必须如此办的情况，但是不知道这种不幸的人会有这么多，而且车站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您应该弄个出差证明。”一个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对他说。“每天都得来看看。现在车次很少，要碰机会。事情明摆着……（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上捻了捻）得用点什么打点打点。不花钱就走不了。哦，就这个……（他用手指弹了弹喉咙）这可是宝贝。”

　　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被邀请去参加了几次国民经济高级会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被请去给一个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两方面都给了在当时来说是最高的奖赏——可以到刚设立的第一个内部供应点领东西的配给券。

　　供应点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内卫戍部队的一个仓库里。医生和岳父穿过教堂的和营盘的两道院子，直接走进没有门槛就从地面逐渐延伸下去的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顶。展宽了的地下室的尽头横着拦了一条长柜台，旁边站着一个神态安详的保管员，正在不紧不慢地称发食品，发过的就挥动铅笔从单于上划掉，偶尔离开一会儿去库房取货。

　　领东西的人并不多。“拿出你们盛东西的口袋。”保管员很快地看了一眼医生和教授的单子，就对他们说。他们看着往那几个用女式小枕头套和大靠垫罩做的口袋里装进去的面粉、大米、通心粉、白糖，接着又塞进了成块的猪油、肥皂和火柴，然后每个人又给了一块用纸包着的什么东西，到家以后才知道是高加索干奶酪，当时两个人惊奇得眼珠子几乎都要瞪了出来。

　　女婿和丈人尽快把许多小口袋捆成两个可以搭在肩上的大包，免得在这里磨磨蹭蹭，让保管员讨厌，他那种宽容大度的神气已经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了。

　　从地下室上来走到露天地里，两个人像喝醉了似的，但不是因为可以享受一点口腹之乐，而是意识到他们并非庸碌无为地白白活在世上，回到家里还能赢得年轻主妇东尼娜的夸奖，能让她领情。

　　男人们一天到晚忙着去各有关机关办理出差的证件和保留现在住的这几间屋子的契约，这时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家里挑选应该打点的东西。

　　在目前登过记属于格罗梅科一家的这三间房子里，她心事重重地走来走去，每当要把随便一件什么小东西放到应该带走的那一堆行李以前，都没完没了地在手里掂量来掂量去。

　　只有一小部分较为值钱的东西放到个人的行李当中，其余的都准备在路上和到了目的地以后当作交换手段去使用。

　　从敞开的小气窗吹进来的春风，带着点地刚切开的新鲜白面包的味道。院子里有鸡在叫，还听得见玩耍的孩子们的说话声。房间通风的时间越长，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冬天穿的那些旧衣服就发散出更浓的樟脑丸的气味。

　　至于说什么东西应该带着走，什么东西不能带，可是有一整套的道理。那是先走的一些人研究出来的，在留下来的熟人圈子里依旧照办。

　　这些嘱咐都是简短的、非照此办理不可的交待，清晰地出现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脑子里，以至于她在想象中似乎随着院子里麻雀的叫声和做游戏的孩子们的喧嚷都能听得到，又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从外面不断地向她提醒。

　　“布匹，布匹之类的东西，”想象中的声音说，“最好裁开，木过路上要检查，这也危险。最可行的办法是弄成一块块的，做成把毛边缝起来的样子。一般来说，可以带衣服料子或者半成品，成件的衣服也行，顶好是穿得木太旧的上衣。不值钱的、分量重的东西越少越好。因为经常要靠自己拿，别想带什么篮子、箱子。这些经过多次挑选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要捆成女人和孩子都能拿得动的小包袱。盐和烟草最有用，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不过也有很大的风险。钱要带二十或四十卢布面额的纸币。最难办的还是证件。”另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注意事项。

　　出发的前一天刮起了暴风雪。风把一片片灰云似的飘荡的雪花吹到高高的天空，然后又变成一股股白色的气旋降落到地上，飞入黑暗的街道深处，给街道铺上一条白色的被单。

　　屋子里的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照看这几间房屋和里边留下的财物的事，托付给了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一家亲戚——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去年冬天通过他们卖了些旧破烂和用木着的家具，换来了劈柴和土豆，这样才同他们认识的。

　　这事不能指望马克尔。他现在把民警局当成了自己的政治俱乐部，在那里虽然没有控诉过去的房主格罗梅科一家喝他的血，但是后来却责怪他们以往这些年总是让他无知无识，有意不让他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成的。

　　叶戈罗夫娜的这两位亲戚，男人过去是商业部门的职员，这时正由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领着最后一次检查各个房间，捐给他们哪把钥匙开哪把锁，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同他们一起把柜橱的门打开又关上，把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什么都要教给他们，一切都要解释清楚。

　　房间里的桌椅都推到墙边，路上带的包袱放在一旁，所有窗户都取下了窗帘。狂暴的风雪要比那为了防寒把门窗遮得严严实实的时候更加无阻拦地从外面窥视着空落落的房间。这就使每个人都回想起来一点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了童年和母亲的死，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到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逝世和葬礼。一切都让他们觉得这是今后再不会见到的这幢房子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想错了，不过，当时是在不愿让对方伤心而彼此都不承认的迷们心情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在心中重新回顾在这个屋顶下所过的生活，都强忍着在眼睛里打转的眼泪。

　　但这并没有妨碍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外人面前保持上流社会的礼节。她不断地同受托照管房屋的那个女人交谈。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住地夸大她帮忙的意义。为了表示不能白白地接受他们的关照，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她道歉，到隔壁房间去一下，从那里一会儿给这个女人拿出一块头巾、一件女短衫，一会儿又拿出一块印花布或薄绢，当作礼物送给她。所有这些东西的料子都是黑色衬底上面带白格子或白斑点的，仿佛是雪地里黑暗的街道衬托着砖墙上一个个白色的楼空方格，在这临别的夜晚注视着没有遮挡的光秃秃的窗户。

　　天刚蒙蒙亮他们便上火车站去了。这幢房子里的住户都还没有起床。住在这儿的一位姓泽沃罗特金娜的妇女，平时最爱凑热闹，这时挨家挨户跑着敲那些还在睡觉的人家的门，一边喊着：“注意接，同志们！去告别吧！快点，快点！先前在这儿住的格罗梅科一家子要走啦。”

　　出来送行的人拥到墙边和备用楼梯的遮檐下面（楼前的正门现在一年到头都上了锁），贴着台阶围成半圆形，仿佛聚在一起照集体相似的。

　　不住打哈欠的人们佝偻着腰，免得技在肩上的单薄的短大衣滑下来，一面哆哆咦噱地倒换着匆忙中套上毡靴的光脚。

　　在这个见不到一滴酒星地的时期，马克尔居然能灌得烂醉如泥，现在像是被砍倒了一样，瘫倒在楼梯栏杆上，让人担心会不会把栏杆压断。他自告奋勇要把东西送到车站，遭到回绝还生了气。他们好不容易才摆脱掉他的纠缠。

　　天还没有亮。雪在无风的空中下得比头天晚上更加稠密。鹅毛大雪懒洋洋地落下来，在离地不远的空中停滞一会儿，似乎对是否降到地面还迟疑不决。

　　从巷子里走到阿尔巴特街的时候，天色亮了一些。飘着的雪像一面白色的蠕动的帘幕悬挂在街道上方，它那毛边的下端摆动着，和那些行人的脚混在一起，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在原地踏步似的。

　　街上还看不到一个人影。从西夫采夫走来的这几个赶路的人，迎面没有遇到任何人。不久，一辆像是在湿面粉里滚过的沾满雪的空马车，赶上了他们。驾车的驾马也是满身白雪。讲妥了只用当时值不了什么的低得出奇的几戈比的价钱，马车就连人带东西都装了上去，只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外，他要求不带行装徒步走到车站。

　　在车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父亲已经站到挤在两排木栏杆里的数不清人数的长队里。如今不是从月台上车，而是从离这儿差木多半俄里远的出站场旗处的路轨附近上车，因为要清理出靠近站台的通道人手不够，车站周围的一半地面上都是冰和污物，机车也不开到这儿来。

　　纽莎和舒罗奇卡没有和妈妈、外祖父一起站在长队里。他们自由自在地在进口处外面的大遮檐下边走来走去，只是偶尔从大厅过来看看是不是该和大人们呆在一起了。他们两个人身上发出很浓的煤油味儿。为了预防伤寒病的传染，在他们的脚腕、手腕和脖子上涂了一层煤油。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到丈夫赶到，连忙朝他招手，但是没让他走过来，而是从远处喊着告诉他在哪个窗口办理出差证件。他于是就朝那边走去。

　　“拿来看看，给你盖的是什么章。”刚一回来，她就问他。医生从栏杆后边递过来几小张折起来的纸。

　　“这是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站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后面的一个人，从她肩上看清了证件上加盖的印鉴以后说。站在她前面的另一个了解在各种情况下的一切规章、通晓刻板法令的人，更详细地作了解释：

　　“有了这个图章，您就能要求在高等车厢，换句话说就是在旅客车厢给座位，只要列车挂上了这种车厢的话。”

　　这立即引起了所有排队的人的议论。

　　“要等一等，高等车厢得到前面去找。人真是太多啦。现在能坐到货车的缓冲器上，也得说声谢谢。”

　　“这位出公差的先生，您别听他们的。您听我给您说说。现在已经取消了单一编组的车次，只有一种混合的。它既是军车，也是囚车，既能拉牲口，也能装人。舌头是软的，随便怎么说都行，不过要是让人家明白，就应该给人家讲清楚。”

　　“你可真能解释，够得上是个聪明人。他们拿到了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你应该替他们往下一步多想想，然后再说话。这么显眼的身份，难道能上那个车厢？那节车上坐的都是部队的弟兄们。水兵不只是眼光老练，腰带上还有枪。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有产阶级，何况还是原先老爷堆里的医生。水兵抄起家伙，就能像拍苍蝇一样给他一下子。”

　　要不是又有了新情况，这番对医生和他～家人表示同情的议论不知道还会扯到什么地方去。

　　候车的人群早就透过车站的厚厚的窗玻璃把目光投向远方。长长的月台上的遮檐只能让人看到远处线路上的落雪。在这么远的距离，雪花看起来像是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地落下去，好像是沉到水里喂鱼用的面包渣。

　　早就有一群群的人和单个的人朝很远的地方走去。当走过去的人为数不多的时候，影影绰绰地出现在雪花帘幕的后面，让人以为是些铁路员工在检查枕木。可是他们～下子聚成一堆。在他们要去的远处腾起了机车的烟雾。

　　“开门，这帮骗子！”排队的人吼叫起来。人群拥上来靠到门前。后面的开始向前边拥挤。

　　“瞧他们干的好事！这里用墙挡着，那边不排队就绕进去啦！人家一会儿就把车塞得满满的，我们还像绵羊一样站在这儿！开门，鬼东西！我们砸门啦！喂，伙计们，用力挤，加油！”

　　“傻瓜，你们羡慕什么人呢？”那位无所不知的懂法律的人开了口。“那帮人是从彼得格勒押解来眼劳役的。原先派到北部地区的沃洛格达，现在又往东部前线赶。不是自愿的，有押送队。去挖战壕。”

　　路上已经走了三天，不过离开莫斯科并不远。沿路一片冬日景象，铁路、田野、森林和村舍的屋顶都理在雪下。

　　日瓦戈一家幸运地在车厢左侧靠前的上层铺位安顿下来，旁边是一扇长方形的昏暗小窗。一家人坐在一起，没有分开。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头一次坐货车。在莫斯科上车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双手把女人们举到车厢上，车厢边沿上有一扇沉重的活动拉门。上路以后，女人们开始逐渐适应，自己也能爬上这辆取暖货车了。

　　开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这些车厢就像是装上轮子的牲畜栏。照她的想法，这种小笼子似的东西，一碰撞或者震荡肯定就要垮掉。但是一连三天在行进途中经过改换方向和弯道、岔道前后左右的晃动，整整三天车厢下面的轮轴像玩具鼓鼓相似的敲敲打打，火车还是顺顺当当地行驶，说明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担心毫无根据。

　　由二十三节车厢组成的列车（日瓦戈一家坐的是第十四节），只能有一部分，或是车头，或是车尾，或是中间的几节，能靠

　　近沿路那些很短的站台。

　　前边的一些车厢坐的是军人，中间的是普通乘客，尾部是征集来服劳役的。

　　后一类乘客将近五百人，包括各种年龄和形形色色的身份、

　　职业。

　　这一类形形色色的乘客占了八个车厢。除了那些穿戴得很好的有钱人、彼得格勒的交易所经纪人和律师以外，还可以看到那些被列人剥削阶级的胆大妄为的马车快、地板打蜡工、澡堂杂工、买卖旧货的邀靶人、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以及小商贩和

　　修道土。

　　第一种人围着烧得通红的小炉子坐在立放着的短圆木桩上，彼此你一言我一语地高声谈笑。这些人都有各种关系。他们并不灰心丧气，家里有影响的亲属正在为他们打点，在途中就可能得到赦免。

　　第二种人穿的是高筒靴和开襟的长袍，或是外套和一件束了腰带的长衬衫，光着脚，有的蓄了胡须，有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站在闷热的取暖货车的稍稍推开一点的车门跟前，手扶着门框和栏在门前的横杠，阴郁地望着沿路经过的地方和那些地方的人，不和任何人交谈。他们没有所需要的熟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所有这些人并没有都坐上规定的车厢。一部分散在列车的中部，和普通乘客混在一起。第十四节车里就有这类人。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上边躺得很不舒服，而且碍着低矮的车顶又直不起身子。每逢列车临近一个车站的时候，她总要从上铺位垂下头，从开着的门缝看看远处出现的停车点，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东西可换，值不值得从铺位上下来到外面去。

　　这一次也是如此。减慢的车速把她从瞌睡中惊醒。取暖货车在许多条道岔上颠动着，说明这是一个大站，停车时间不会短。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错曲着身子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理了埋头发，然后把手伸到装东西的口袋里，从底下翻出一条大毛巾，上面绣着几只公鸡、几个青年小伙子、一些弧形线条和几个车轮。

　　这时候医生也醒了，他第一个从铺位上跳下来，然后帮着妻子从铺位上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几声汽笛和闪过的灯光之后，打开的车门外面已经出现了车站的树木，上面压着一层沉甸甸的积雪，挺拔的枝干像捧着面包和盐似的迎向列车。车还开得很快就首先跳到没有被人踩过的站台雪地上的是那些水兵，他们赶在所有人的前面跑向车站站房的拐角后边，那儿常常是凭借山墙的遮挡而藏着一些出售违禁食品的买卖人的地方。

　　水兵的黑色制服、无檐帽的飘带和越向下越肥大的喇叭裤，使他们的脚步显出一种冲击猛进的姿态，让人不得不像面对着飞速冲过来的滑雪或滑冰的人那样闪开一条路。

　　车站拐角后面，附近村子里的农妇激动得仿佛等待算命似的，一个接一个彼此遮挡着躲在那里，带来的有黄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麦纳渣饼，为了防寒，都用缝好的棉套使这些东西保持住热气和香味。妇女们和姑娘们把头巾扎到短皮袄下面，被一些水兵开的玩笑弄得脸像罂粟花一样涨得通红，同时又非常害怕，因为各种反投机倒把和禁止自由买卖的行动队大部分都是由水兵组成的。

　　农妇们不知所措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列车停稳以后，其余的乘客接踵而来。人群开始混杂，生意马上兴旺起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围着这些做生意的女人转圈子走着，把那条大毛巾搭在肩上，装作要在车站旁边用雪擦擦脸的样子。人堆里已经有人好几次朝她喊着：“喂，喂，那位城里来的太太，想用毛巾换点儿什么？”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并没停下来，和丈夫一起继续朝前走。

　　在卖东西的行列最末尾的地方，站着一个女人，围着黑底红花纹的头巾。她发现了那条绣花的毛巾，锐利的眼睛立刻一亮。她看了看两侧，确认不会有什么危险，然后就快步走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紧跟前，把盖住自己要卖的东西的布掀开，飞快地喷着热气悄声说：

　　“看看这是什么。大概没见过吧？不流口水吗？好啦，别划算太久，不然会被没收的。用毛巾换这半只威兔子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听清楚她最后这句话，心里想着她好像说的是一条什么毛巾，于是又追问了一句。

　　这女人说的就是她手里拿着的那半只从中间劈开、从头到尾整个用油煎过的兔子。她重又说：“用毛巾换这半只兔子。你还瞧什么？兴许以为是狗肉吧。我男人是打猎的。这是兔子，是兔子呀。”

　　交换成功了。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对方吃了亏。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羞愧，觉得是不诚实地愚弄了这个可怜的农妇。那女人对这笔交易很满意，于是急忙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招呼一个也做完生意的女邻居，踏上雪地上踩出来的向远处延伸的一条小路，一同回家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起了骚动。一个老太婆不知在什么地方喊叫：

　　“往哪儿走，骑兵老爷，给钱哪？什么时候给过我，你这没良心的？喂，你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人家喊他，可他只管走，连头也不回。站住，我说你站住，同志先生！哨兵！有强盗！抢东西啦！就是他，就是他。把他抓住！”

　　“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没胡子的，一边走还一边笑呢。”

　　“是那个胳膊肘破了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是那个袖口打了补丁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出了什么怪事？”

　　“那家伙要买老太太的馅饼和牛奶，吃饱喝足了，拔腿就走。她不是在那儿哭嘛，真坑人。”

　　“不能白白放过他。应该抓起来。”

　　“别忙着去抓。没看见他身上缠满了子弹带。他不抓你就算便宜了。”

　　第十四节车厢里也坐上了几个被征到劳役队的人。看守他们的是个叫沃罗纽克的押送兵。他们当中由于种种原因最引人注意的有三个人：彼得格勒一家公营小酒店的出纳员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车上的人都管他叫“出纳”；小五金店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学徒瓦夏·布雷金；头发已经花白的合作主义者革命家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在旧时代曾经服过种种的苦役，到了新时期又尝到许多新的滋味。

　　这些被征集来的人原本互不相识，只是随着无可选择的机遇凑到一起，一路上才彼此熟悉起来。从车上的谈话当中才知道，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学徒瓦夏·布雷金原来是同乡，都是维亚特省的人，而且过不了多久，火车就要路过他们出生的地方。

　　普里图利耶夫本是马尔梅田市的小市民，他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平头，脸上有些浅麻点，浑身上下邀迫退遏。他穿了一件已经发黑的灰色敞领上衣，腋下浸透了汗渍，紧贴在身上，仿佛是女人的长裙上半截紧包住丰满的腰身的那一段。他很少讲话，显得有些迟钝，一连几个小时都在想心事，一面不住地找两只生有雀斑的手上已经开始化脓的小疣子，直到挠出了血。

　　前一年的秋天，他在涅瓦大街和铸工街拐角上正好遇到一次街上的大搜捕。人家检查他的证件。他拿的原来是发给非劳动分子的第四类的食品供应卡，不过凭这张供应卡从来没领到过任何东西。根据这个就把他扣住了，接着就和许多因同样理由在街上被拦住的人一起被押送到了兵营。用这个办法收拢来的一批人，按照先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修战壕的惯例，开始是要发送到沃洛格达去，后来中途返回，又经过莫斯科派往东部战线。

　　普里图利耶夫在路加还有妻子，来彼得堡以前的战前年代，他就在那里工作。妻子听说了他的不幸，就直奔沃洛格达去寻找，打算从劳役队里把他解救出来。可是两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她的辛苦成为徒劳。如今是一切毫无头绪。

　　在彼得堡，普里图利耶夫和一个叫佩拉吉娜·尼洛夫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在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他被拦住的时候，刚好他和她在街角才分手，准备到另一个地方去办事，在铸工路的行人当中，他远远地还能看到她那逐渐消失的背影。

　　这个佳古诺娃是个体态丰满、仪表端庄的女人，有两只很美的手，每逢长叹一口气的时候，背后的一根粗辫子就从这边或那边的肩上甩到胸前。她自愿随车陪送普里图利耶夫。

　　在像普里图利耶夫这样有几个女人追求的偶像身上能找出什么美好的地方，也真令人难以理解。除了佳古诺娃之外，在离机车不远的另一节取暖货车上，还有普里图利耶夫另一个相好的——姓奥格雷兹科娃的姑娘，头发是淡黄色的，身材瘦小。佳古诺娃轻蔑地管她叫“大鼻孔”和“喷壶”。

　　这～对情故水火不相容，都避免直接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不到这节取暖货车上来。教人猜不透的是她究竟用什么办法和自己崇拜的对象见面。也许，在全体乘客一起往车上装木柴和煤的时候能打个照面，她就满足了。

　　瓦夏却另有一番经历。他父亲是在战争中被打死的。母亲把他从乡下送到彼得堡，在叔叔那里当学徒。

　　在阿普拉克欣大院开小五金店的叔叔，冬天有一次被叫到苏维埃去说明一些情况。他认错了办公室的门，走到指定的那一间的隔壁去了。凑巧那里是劳役委员会的接待室，里边人非常多。等到应召的人数凑足了的时候，来了一些红军士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带到谢苗诺夫兵营去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押到车站，准备送上开往沃洛格达的火车。

　　这么一大批人被征去的消息在市民当中传开了。第二天，不少家属都到车站去给亲人送行，瓦夏和他婶娘也在其中。

　　在车站，叔叔请求卫兵放他到栅栏外边去一会儿，见见自己的妻子。这卫兵就是如今在第十四节车厢押送这批人的沃罗纽克。瓦夏的叔叔没有提出一定回来的确实保证，沃罗纽克就不能同意放他出去。叔叔和婶娘于是就提出把侄子留下作担保。沃罗纽克这才同意了。瓦夏于是被关了进去，叔叔被放了出来，可是叔叔和婶娘从此就没再回来。

　　瓦夏对换人毫没有存过疑心，发现了这个假把戏以后，不禁痛哭失声。他倒在沃罗纽克的脚下，吻他的两只手，哀求把他放了，但是毫无结果。这个押送兵如此无动于衷并非性格残忍。当时是非常时期，制度是严厉的。押送兵对点过名交他押送的人数是要以身家性命负责的。瓦夏就这样到了劳役队。

　　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现政府的治下，都受到所有看守的敬重，他和他们也总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回他也不止一次请押送兵注意瓦夏所处的无法容忍的境况。后者也承认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误会，不过又说在手续方面中途还不能了结此事，只好指望到了目的地之后再去澄清。

　　瓦夏是个五官端正、长相很好的孩子，酷似肖像画里的沙皇御前侍卫和上帝身边的小天使。他少有地喜欢整洁，并能够保持。这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到大人们脚边的地上，两手交叉着拢住膝盖，仰起头听他们的谈话。每逢这种时候，从他那忍住眼泪不哭或含笑不露而引起的面部肌肉的动作上，就能判断出人家说的是什么。他那表情丰富的脸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谈话的内容。

　　科斯托耶德坐到上铺日瓦戈一家人这里来做客。他滋滋响地吸吮着请他吃的一块兔子的肩肿骨肉。这人特别怕穿堂风和感冒。“怎么一个劲地吹！从哪儿来的风？”他一边问，一边改换坐的位置，想找个避风的地方，最后总算在一个风吹不到的地方坐定了，就说：“这下子行啦。”他啃完了骨头，舔净了手指头，又用手帕擦了手，并且向男女主人道了谢，又接着说道：

　　“你们这儿窗缝透风，应该堵上。不过渐渐还是回到刚刚争论的正题吧。您说得不对，医生。油煎兔子肉——这当然是了木起的美味。不过，要是因此认为农村的生活挺不错，对不起，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轻率，这个认识的飞跃也太冒险了。”

　　“唉，您先别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反驳说，“请看看这些车站。树木没有被砍掉，栏栅围墙也完好无缺。还有这些小市场！还有那些卖东西的妇女！想想看，这够多么心满意足！有些地方还过着正常的生活，还是有人高高兴兴的。木是所有的人都唉声叹气。这一切都能说明问题。”

　　“那好，就算如此吧。不过，这并不真实。您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您不妨离开铁路走出一百俄里去看看。农民到处接连不断闹事。您一定要问，他们反对的是谁？既反对白党，也反对红色分子，这就要看是谁掌权。您一定又要说，好哇，这种乡下人是任何一种制度的敌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的是什么。对不起，您不要过早地得意。他们要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不过，他们要求的完全不是你我所要求的那些。

　　“一旦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几百年来梦想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劳动建立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从被****的旧的国家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以后，他们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所以农村就要作乱，什么地方都不安定。您还在说农民心满意足。老兄，您是什么都不了解，依我看，您也不想了解。”

　　“那又怎么样，我当真也不想了解。完全不错。啊，您先别忙！我为什么要全都了解呢，为了这个还得费力气吧？时代共木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现在我也要蔑视一下事实。您刚才说，我的话不符合实际。可是，如今在俄国还有没有实际呢？我认为，实际已经被吓得躲了起来。我宁愿相信农村已经取胜而且正走向繁荣。如果连这一点也是糊涂认识，那么我该怎么办？我将靠什么生活，听信谁的？但是我要生活，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手一挥，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去和科斯托耶德争论到底，自己挪到铺位边上，探头去看下边的人在干什么。

　　在下边，普里图利耶夫、沃罗纽克、佳古诺娃和瓦夏几个人正在一起谈话。因为火车离故乡越来越近，普里图利耶夫就说起了到那里去的路途，在哪一站该下车，下一步怎么走，是徒步还是骑马。瓦夏听到说起那些熟悉的家乡村镇，两眼亮闪闪地不断站起身来，兴奋地重复看那些个地名，因为数说这些地名对他来说就已经像是一个神奇的童话。

　　“您是在苏霍依渡口下车吧？”他气喘吁吁地问。“那还用说！是我们的会车站！然后，您大概朝布依斯克耶村那个方向去吧？”

　　“对，往下就走布依斯克耶土路。”

　　“我说的就是它——布依斯克耶乡道。布依斯克耶村，哪能不知道！我们就是从那里拐弯，到我们那儿去得往右走，一直往有，直到韦列坚尼基镇。要是到您那里去，哈里托诺维奇叔叔，我看是该往左，朝离开河的方向走。听说过佩尔加河吧？那还用说！就是我们的那条河。到我们那儿去是沿着河岸走，照直顺着河岸。我们的韦列坚尼基镇就在这条河上，在佩尔加河上游不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村。村子在陡岸边上，河岸真陡！我那地管它叫采石场。站在那里都不敢往下看，就这么陡。简直就像要掉下去似的。一点儿也不假。那里的人都会开采石头，做磨盘。我妈妈就是韦列坚尼基镇的人。还有两个妹妹，阿廖卡和阿里什卡。帕拉莎大婶，佩拉吉娜·尼洛夫娜，我妈妈也和您一样，长得又白又年轻。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我以基督上帝的名义求求您……沃罗纽克大叔！”

　　“干什么？你怎么总像布谷鸟似的反反复复地叫我‘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难道我不知道我不是大婶？你想要干什么，求我什么？让我悄悄地放了你？你说，是不是？放了你，我可就完蛋啦，蹲小房子去啦！”

　　佩拉吉娜·佳古诺娃心不在焉地朝一边远处的什么地方张望，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她用手抚摩着瓦夏的头，在想什么心事，一面拨弄着他那淡褐色的头发。她偶尔用点头、眼神和微笑向这孩子作暗示，意思是让他放聪明些，不要公开当着大家的面和沃罗纽克说这件事。她似乎是说，过一段时间，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只管放心好了。

　　当旅途远离中部俄罗斯地带向东方延伸以后，意外的情况就不断发生。列车开始穿越不安定的地区，那一带是武装匪帮出没、不久前才平息了叛乱的地方。

　　列车在旷野频繁停车，车厢周围有拦阻的队伍往来巡视，检查行李和证件。

　　有一次夜里又停了车。没有人查看车厢，也没有让大家起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出于好奇，同时也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从取暖货车上跳了下去。

　　夜色漆黑，列车看不出为什么偶然地停在正常区间的一个路标附近，路基两边是一片人工种植的云杉林。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下去的几个邻座的人，在取暖货车前的地上跺着脚，告诉他说，据了解并没出什么事，似乎是司机自己停的车，理由是这一带有危险，如果探路的检道车不能确保这个区间情况正常，就拒绝继续开车。据说，旅客代表已经去劝说他，必要的话还可以塞点儿钱。可是，又风传水兵们也插手干预，这些人可要把事情搞坏。

　　就在大家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明情况的时候，路基前方机车旁边一片平坦的雪地像筹火的闪光一样，被机车烟筒和取暖炉灰箱里迸出的火星照亮。其中的一道火舌突然照亮了一小块雪地、机车和几个顺着机车旁边跑过去的人影。

　　前面的人影一闪，看来大概就是司机。他跑到踏板一端，向上一跳，越过缓冲器的长杜就从视线中消失了。在后面追赶的几个水兵接着重复了同样的动作。他们也是跑到踏板一端，跳起来在空中一闪，落下去就不见踪影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看到的景象吸引住了，就和另几个好奇的人朝前边的机车走了过去。

　　在列车前方空旷的一段路基上，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面：枕木一侧光滑的雪地里站着司机，身子一半理在雪里。水兵们像追捕野兽的猎手一样站成半圆形围住了他，同样有一半身子埋在雪里。

　　司机喊道：

　　“谢谢你们啦，小海燕们！居然到了这个地步！拿起枪来对准自己的工人弟兄！我干吗说这车不能再往前开呢？乘客同志们，请你们大家作证，这是个什么地点。随便什么人都能在这儿把铁路道钉拧走。滚你们的蛋，你们要干什么，难道是为了我自己？我只不过给大伙儿开车，不是为了我，是为你们，怕大家出事。一片好心却得到这样的回报。行啊，朝我开枪吧，你们这些吃了火药的！乘客同志们，请你们给作证，我连躲都不躲。”

　　站在路基上的人群发出了各式各样的叫喊。一部分人惊慌地叫着：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清醒点儿……没有的事……谁能让他们这么干？……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吓唬一下……”

　　另一些人挑逗地高声叫喊：

　　“别理他们，加夫里尔卡！别松劲，加足了汽！”

　　第一个从雪堆里拔出腿来的水兵，原来是个棕黄头发的魁梧大汉，脑袋也特别大，所以显得脸是扁平的。他不慌不忙地转身朝向大家，嗓音极低地轻声说了几句话，也像沃罗纽克一样夹带着乌克兰的字眼儿：

　　“对不起，干吗都聚在这儿？难道不怕喝西北风，公民们？大冷的天，回车厢去吧！”在这个深夜不寻常的情况下，他那非常镇静的态度倒使这几句话显得有点可笑！

　　当散开的人群渐渐返回各自车厢去的时候，这个棕黄头发的水兵来到还不十分清醒的司机跟前，说道：

　　“别发神经啦，机师同志。还不从雪窝子里出来，开车走吧。”

　　第二天车行平稳，但时常减慢速度。因为担心刮起来的大风雪埋住路轨使车轮下滑，列车终于停在一处毫无生气的旷野，见到的只是被大火烧毁的车站遗迹。在那被烟熏黑的残垣断壁的正面，可以辨认出“下开尔密斯”的字样。

　　不只是站房保留了火烧的痕迹。车站后面也看得到一个被雪覆盖的空荡荡的小村落，以及把它和车站隔开的那片凄凉的空地。

　　村落最靠外的一栋房子已经烧焦，隔壁一家屋角的几根圆木坍落下来，一头搭到室内；路上到处是烧剩下的雪橇残骸、倾倒的篱笆墙、生锈的铁器和破碎的家用什物。被烟垢和焦灰弄得肮脏不堪的积雪露出一片片烧秃了的黑糊糊的地面，流进去的污水结了冰，把一些烧焦的碎木头和着火与灭火的痕迹冻在一起。

　　村落和车站还没有完全断绝人烟。一两处仍然可以看到人影。

　　“整个村子都烧啦？”跳到站台上去的列车长同情地问着从废墟中走来的站长。

　　“您好。祝贺您顺利到达。烧是烧了，不过情况要比火烧还要糟。”

　　“不明白您的意思。”

　　“最好别多问。”

　　“莫非是斯特列利尼科夫？”

　　“就是他。”

　　“你们犯了什么过错啦？”

　　“根本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们邻居惹的事，把我们也扯到一起了。看见后面那个村子了吧？他们是祸首。就是乌斯特汉姆金斯克乡所属的下开尔密斯村。全都因为他们。”

　　“他们怎么啦？”

　　“好几桩滔天大罪。赶跑了贫农委员会，这是一桩；抗拒向红军交送马匹的命令，而且您要知道，动靶人本来是个个都骑马的，这又是一桩；不服从动员令，这是第三桩。您看，就是这些。”

　　“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所以就挨了炮轰？”

　　“就是。”

　　“从装甲车上开的炮？”

　　“那可不是。”

　　“真惨，太可惜啦。不过，这不是我们该议论的事。”

　　“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什么好消息能让您高兴啦。在我们这儿停几天吧。”

　　“别开玩笑。我这车上坐的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人，是给前线补充的兵员。我可不习惯停车。”

　　“这可不是开玩笑。您自己看吧，这些雪堆。这么大的风雪在整个区间刮了一个星期才停住。找不到人除雪。半个村子都跑光了。让剩下的人都去干也干不完。”

　　“啊，您现在是两手空空！这下可是糟了，真糟糕！现在怎么办？”

　　“总得想办法把路清出来让你们走。”

　　“雪堆得多吗？”

　　“还不能说特别多。是一条一条的雪优。风是斜着刮的，同路基有个角度。中间的一段最困难、要措三公里。那地方确实伤脑筋，理得相当厚。再过去就没什么了，树林子给挡住啦。需要挖的前面这一段也不要紧，因为是平川地，风把雪都吹跑了。”

　　“唉，那就让您见鬼去吧。真是莫名其妙！我把车停在这儿，让大家都来帮忙吧。”

　　“我想也只好这样啦。”

　　“可是不要惊动水兵和赤卫军战士。这儿有整车的劳役队，还有将近七百人的普通乘客。”

　　“那就足够了。只要把铁锹运来就可以开始。现在工具不够，已经派人到附近的村子去了。能弄到的。”

　　“我的老天爷，这又是糟糕事！您认为能办到吗？”

　　“没问题。俗话说，众志成城。这是铁路，是交通的大动脉。您别那么想啦。”

　　清路的活儿干了三天三夜。日瓦戈一家，包括纽莎在内，都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这是他们路上最好的一段时光。

　　这个地方有一种内在的、难以言传的气氛。它让人感到此地还保留着普希金笔下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遗风和阿克萨科夫所描写的那种蛮野特色。

　　村落的破坏和少数留下来的居民那种不露声色的态度，更增加了这个地方的神秘色彩。村民们已经被吓坏了，都避免同车上的乘客接触，他们互相之间也不交往，怕有人告密。

　　铲雪的工作不是全体乘客同时参加，而是分批进行。作业地点的周围有人把守。

　　清除线路的积雪是把人分成小队，在不同的地段同时从各自那头开始的。各个清除干净了的地段最后都留了一个雪堆，把相邻的小队隔开了。这些雪堆要留到全线的工作结束时再一起铲掉。

　　严寒的晴明天气，乘客们白天被送出去干活儿，晚上才回车厢过夜。劳动是间隔很短就倒班轮换，所以并不累，因为铁锹木够而干活儿的人多。这种轻松的劳动给人带来的只是一种享受。

　　日瓦戈一家参加劳动的地点是个景色优美的开阔地。从他们所在的路基开始，地势向东缓倾，然后呈波浪状起伏上升，直到远方的地平线。

　　山包上有一幢四面没有遮挡的孤零零的房屋，周围是个花园。在夏天它肯定有着斑斓的色彩，如今稀稀落落的树木在霜雪之下对房屋起不到丝毫保护作用。

　　那一带的雪层更显得浑圆而平坦，不过从几处起伏的坡度来看，积雪不可能覆盖住斜坡，春天一到肯定会沿着弯曲的谷地化作一条小溪流到路基下面旱桥的涵管里，后者现在被厚雪埋住，仿佛是个从头到脚用松软的毛毯裹住睡在那里的一个婴儿。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住，或许是已经毁坏了，空在那里，由乡或县土地委员会造册登了记吧？它先前的主人如今身在何方，遭遇如何？他们也许已然隐居国外？还是在农民的手下丧了命？也可能凭借赢得的好名声作为有专长的人在县里作了安排？要是他们一直留到最后时刻，是不是会得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宽恕？还是和富农一起受到他的惩治？

　　这幢房屋在山包上不时地撩拨人的好奇心，自己却哀伤地默默耸立在那里。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明晃晃的阳光照到无垠的雪地上，雪白得让人目眩。铁锹从它上面方方正正地切掉一块又一块！铲下去的时候散开的干燥的雪花又多么像一粒粒钻石粉末！这不禁使人回想起遥远的童年，幼小的尤拉头戴有银饰的浅色长耳风帽，身穿一件缀了一圈圈卷毛黑羊皮的小皮袄，在院子里也是用这样白得耀眼的积雪堆出金字塔、方柱、奶油蛋糕、一座座城堡和岩洞。啊，那时候的生活多么香甜，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让人看不够，享用不尽！

　　三天的户外生活给人的印象是充实而丰富的。这自然有其原因。每天晚上给参加劳动的人发放的是不晓得按什么规定、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新烤的精粉面包。喷香的面包脆皮泛光，两边撑开裂口，下面是烤得焦黄的厚厚的一层外皮，上边还沾着些小粒的煤渣。

　　正像在白雪皑皑的山间旅行途中短时间的驻留会让人流连木舍一样，大家都很喜爱这个残破的车站。它所处的地势、房屋的外观和受到破坏的一些特征，已经刻印在记忆当中。

　　傍晚回到车站的时候，正值日落。夕阳对过去是无限忠诚的，依旧在报务员值班室窗边那片苍老的白禅林后面的老地方逐渐沉落下去。

　　这间房子的外墙是从里面坍塌的，不过残砖碎瓦并没有把房间堆满，完好的窗户对面靠后的一角仍然空着。那里的东西都还保留着，未受损坏，包括咖啡色的壁纸、瓷砖火炉和浑圆的通风口上用链子拴住的铜盖，另外还有镶在黑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财产用品登记表。

　　沉到地平线的太阳仿佛是很不幸地触到了炉灶的瓷砖，为咖啡色的壁纸增加了热度。余辉映挂到墙上，白禅树的阴影像是给它披上了一条女人的披巾。

　　房间的另一侧有一扇封起来的通向接待室的门，上面还留着大概是二月革命开始那几天或是不久前写的字，内容是：

　　鉴于室内存有药品和包扎敷料，请诸位患者暂勿入内。

　　根据上述原因，此门已封闭。乌斯特涅姆达高级医士某某谨

　　此通知。

　　最后的雪被铲掉以后，隔在各个工段之间的小山丘似的雪堆一扫而光，开始可以看到笔直伸向远方的平坦的轨道。路的两侧由抛出去的雪堆成了白色的山脊，外缘镶嵌了两道黑松组成的林墙。

　　极目望去，轨道的各个地方都站着手执铁锹的一群群的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全体乘客在一起，对人数如此之多感到吃惊。

　　虽然天色将晚，黑夜就要到来，但据说列车再过几小时就要开出。发车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最后一次走去欣赏清理干净的线路上的风光。路基上已经圆无人迹，医生和妻子停下来向远方看了一阵，互相交换了几句感想，然后转身朝自己的那节取暖货车走去。

　　回来的路上，他们听到两个女人对骂的凶狠而又伤心的喊叫声。夫妇两个立刻就听出了这是奥格雷兹科娃和佳古诺娃的嗓音。两个女人和医生夫妇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从车头走到车尾都是这样，只不过是在对着车站的列车的另一侧。当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走到路旁树林的末端，两对人中间隔着连绵不断的车厢。那两个女人总是离医生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很近，走得比他们稍稍靠前或者靠后一截。

　　她们两个都很激动，但双方花的力气互有增减。这大概是走路途中偶尔陷到雪里，或是腿脚发软，由于脚步不平稳，所以嗓音有时高得像喊叫，有时又低得像耳语。看得出，佳古诺娃是在追赶奥格雷兹科娃，赶上之后可能还动了拳头。她向对手像连珠炮似的骂出那些精心挑选的不堪入耳的话，但它们出自这个仪态万方的女士的悦耳动听之四，就显得比男人难听的粗鲁的咒骂更不知羞耻。

　　“你这个婊子，你这破烂货！”佳古诺娃喊叫道，“你上哪儿，她马上跟到哪儿，身子一扭一扭，乱作媚眼！你这母狗嫌我那个傻瓜不够，还要眼巴巴地盯住那可怜的孩子，想勾引他，非要把这小孩子给毁了不可。”

　　“这么说，你是瓦先卡合法的妻子噗？”

　　“我让你瞧瞧我这合法妻子的厉害，你这臭不要脸的瘟神。你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开，别让我犯罪！”

　　“哟，瞧瞧，还张牙舞爪的！把手放回去，疯子！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要让你断了气，下贱货，痴皮猫，无耻的东西！”

　　“说我什么都行。当然啦，我是猫狗不如，这都清楚。你可是有爵位的不寻常的人哪。你是阴沟洞里出身，门缝底下举行的婚礼，和大耗子一起怀的胎，生下来的是个刺猖……哨兵啊，哨兵啊，好心的人哪！这凶娘儿们要杀我。喂，救救我这个姑娘家，保护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吧……”

　　“快点走吧。我真听不下去，太让人厌恶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催丈夫快走。“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突然间，地势和天气一下子都变了。平原已经消失，现在的路是在山丘和高山之间。前一阵不住刮着的北风也停了，从南面飘散过来阵阵暖空气，像是从炉灶里吹出来的。

　　两侧山坡的台地上有一片片的树林。从这里穿行过去的铁路路基不得不开始爬坡，到中间又变为平缓下降。列车喘着粗气在树林当中艰难地行驶着，仿佛上了年岁的护林员徒步走着，带领一群东张西望、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游客。

　　不过，现在还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密林深处仍像沉浸在冬日的恬静睡意之中。只是偶尔有几丛灌木和大树藏籁地抖落下部技极上的积雪，仿佛摆脱了箍在脖子上的脖套或是解开了领口似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完全被克制不住的睡意纠缠住了。这几天他一直在上边的铺位上躺着睡觉，醒来的时候就想心事，而且希望能听到些什么。然而，暂时还什么也听不到。

　　就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怎么也睡不够的时候，春天娜娜降临，不断消融着大量的积雪。那雪还是从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开始下起，一路不曾停过，在乌斯特涅姆达又有整整三天铲雪，这真是以不可思议的厚度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了几千俄里空间的大雪。

　　开始，雪是从内部融化的，悄悄地不让人觉察。当这鬼斧神工之举完成一半的时候，就再也木可能掩盖下去。奇迹开始显露出来，从松动的雪层下面已经有了温湿流水。人迹罕至的密林抖擞精神，那里的一切也都苏醒了。

　　任流水倘佯的天地是广阔的。它从悬崖上飞落，蓄成一处处清潭，然后就四面八方地漫溢出去。木久，茂密的林子里就响起了它那沉闷的响声，升起氛氯的水雾。一股股的水流像蛇似的在林中蜿蜒前进，遇到阻挡的积雪就钻到下面，在平坦的地面上沙沙地畅流过去，一旦向下跌落，还伴随着扬起的一片水的尘埃。土地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水分，于是那些令人目眩的耸入云天的几百年的云杉用自己的根须把它吸吮进去，树根周围留下一团团变干的浅褐色泡沫，仿佛是喝啤酒的人唇边留下的残迹。

　　天空也染上了春日的醉意，惺极呼呢之中盖上了片片乌云。毛毡似的黑云低悬在森林上空，垂下的云脚不时地洒下散发出土腥气的暖乎乎的阵雨，冲掉了地面上最后剩下来的碎裂的黑色冰块。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终于睡醒了。他把身体挪到那扇取掉了窗框的方形小窗口，把头支在撑起的臂肘上，开始倾听外面的声音。

　　列车离矿山区越来越近，这一带的人口也越来越稠密，区间缩短，靠站停车的次数越发频繁。乘车的人也有了较多的流动，多数是在中间小站上下车的短途乘客。路途更短的人，并不需要安顿下来久坐和躺下睡觉，夜里就在车厢中部靠门的地方凑合呆一会儿，彼此小声地谈些只有他们才了解的当地的事，到了下一个换车点或者小站就下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最近三天车厢里不断变换的当地人谈话的片言只语当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白党分子在北边占了优势，已经或者准备攻占尤里亚金。除此以外，如果传闻属实而又不是和他在梅留泽耶沃医院的一个同伴同姓的话，在这个方向指挥白党武装的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熟悉的那个加利乌林。

　　在这个谣传没有得到证实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家里人只字没有谈这件事，免得让他们白白担心。

　　在深夜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种模糊不清但相当强烈的幸福感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列车已经停下。车站笼罩在凝滞的半明半暗的白夜之下。这源俄的夜色渗透着某种纤细而又恢宏的气氛。它说明列车停下的地方是开阔的，车站坐落在一个视野宽广的高地上。

　　沿着站台有几个人影无声地从车厢旁边走过，互相交谈的声音很轻。这也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中唤起一股柔情。从这小心翼翼的脚步和悄声低语当中，他感觉到这是对深夜时刻的一种尊重和车上睡着的人的关心，似乎是战前和更早的年代才会有的情况。

　　其实医生的感触完全错了。和其他地方一样，站台上也是～片喧嚷的人声和皮靴沉重的走动声。木过附近有个瀑布，它送来的清新自在的空气扩大了白夜的范围，也让医生在梦中生出一种幸福感。一刻不停的瀑布的轰鸣压倒了车站上的所有声音，让后者有了一个寂静的假象。

　　虽然没有想到有这瀑布，但是当地这种奥妙而强劲的空气使医生又沉沉地入睡了。

　　铺位下边有两个人在谈话。一个问另一个：

　　“怎么样，自己人都安静下来了吧？对那帮人给点教训没有？”

　　“那些小铺老板，是吗？”

　　“对，就是那帮粮食贩子。”

　　“都老实啦，非常听话。为了杀一儆百，从他们当中处置了一个，其余的就都老实了。罚的款也拿到了。”

　　“一个乡罚多少？”

　　“四万”

　　“你瞎说！”

　　“我干吗瞎说？”

　　“好家伙，四万！”

　　“四万普特。”

　　“嗯，你们干得真不错，好样儿的！都是好样儿的。”

　　“四万普特精磨粉。”

　　“想想看，这事也真巧。地点是没说的，正是做面粉生意的头等好地方。沿着雷尼瓦河往上一直到尤里亚金，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都是码头，都是粮食收购点。舍尔斯托比托夫弟兄几个，还有佩列卡特奇科夫和他那几个儿子，都是干倒手批发的！”

　　“轻声点！别把人吵醒。”

　　“好吧。”

　　说话的人打了个呵欠，另一个就说：

　　“躺下再迷糊一会儿，怎么样？车好像又开了。”

　　这个时候从后面传来迅速变大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淹没了瀑布的轰响。在停着的这列车旁边的第二股道上，一列老式的快车响着汽笛全速赶上来，闪过几点灯光，随即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前方。

　　下面的人又开始了谈话：

　　“嗯，这回该开车了。停够啦。”

　　“快啦”

　　“大概是斯特列利尼科夫。这是有特殊任务的装甲快车。”

　　“可能就是他。”

　　“他对付反革命分子就像一头野兽。”

　　“他是去追赶加列耶夫。”

　　“追赶什么人？”

　　“白党的长官加列耶夫。据说是带了一批捷克人守在尤里亚金附近。这家伙占了一个码头，就守在那儿。加列耶夫长官。”

　　“也许是加利列耶夫公爵，你记错了。”

　　“没有这个姓的公爵。恐怕是阿里·库尔班。你弄混啦。”

　　“也许就是库尔班。”

　　“那就是另一回事啦。”

　　快天亮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次醒来。他又梦到了一些愉快的事，心里始终充满着一种乐陶陶的解脱之感。列车还是停着，也许是在一个新的小站上，也可能仍旧是原先的那一站。轰轰的瀑布声也照旧，很像是先前的那个站，也许是另外一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着又进入了梦乡。但在瞌睡中却依稀听到了乱糟糟的叫嚷声。原来是科斯托耶德和押送队队长吵了起来，两个人对着叫喊。车厢外面的气氛变得比前一阵更好。空气中散发出一种原先没有的味道。这种味道很奇怪，像是春天所特有的，又像是五月间飘来一阵灰白色的淡薄稀疏的雪花，落下来不仅显不出～片白色，反而使土地更加黝黑。空气中还像是有一种灰白透明而又芬芳好闻的东西。“啊，是稠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虽然没有醒过来，但却猜到了。

　　清早，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说：

　　“不论怎么说，尤拉，你可真奇怪。你整个人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有时候飞来只苍蝇就能把你惊醒，一夜到天亮再也合不上眼。这里又吵，又闹，又乱，你却怎么也醒不了。夜里，那个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布雷金都跑了。想想看，还有佳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另外还有沃罗纽克，对，对，也跑了，都跑了。你瞧这事。再听我说，他们怎么逃的，一起行动，还是分散开来，用什么办法，完全是个谜。可以想得出，这个沃罗纽克一发现其他人都跑了，为了逃避责任，当然也要自找活路。可是另外那几个呢？全都自觉自愿地走了，还是有谁受了胁迫？比方说，那两个女的就让人起疑。不过，她们谁又能杀害谁呢？是佳古诺娃害了奥格雷兹科娃，还是奥格雷兹科娃害了佳古诺娃？谁也不清楚。押送队队长车前车后跑了个遍。‘你们好大的胆子，’他扯开嗓子喊着说，‘居然敢给发车信号。我要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在找到逃跑的人以前不准开车。’列车长可不理这一套。他说：‘您是不是发了疯。我这趟车是给前线补充兵员的，是最重要的紧急任务。难道还能听您的指挥！亏您想得出！’于是两个人都责备起科斯托耶德来。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应该是有头脑的人，况且就在旁边，却不去阻止那个两眼漆黑的没觉悟的士兵走这要命的一步。‘还算个民粹派呢！’队长就这么说。依我看，科斯托耶德没什么责任。列车长说：‘真有意思！照您这么说，囚犯倒应该把看守管起来？那可真是让母鸡替公鸡打鸣啦。’当时我从旁边推你，又扳你肩膀，喊着叫你：‘快起来，有人跑了！’你可真行，大炮也轰不醒……对不起，这以后再说吧。现在是……啊，真不得了！……爸爸，尤拉，你们快看，多壮观哪！”

　　在他们躺着探头张望的窗口外面，展现出一片无垠的泛滥的水面。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河流漫过了堤岸，一侧的水已经淹到了路基跟前。因为是从很高的铺位上往下看，造成距离缩短的错觉，平稳行驶的列车就像是直接滑行在水面上。

　　它那平滑的表面只有极少的几处染了～层铁青色，其余的部分任凭温暖的清晨的阳光追逐着一片片镜面似的油亮的光斑，真像是一位厨娘用浸了油的羽毛在热馅饼上涂来涂去。

　　在这酷似无边际的水域，一条条拱形的白云的云脚，也和那些草地、坑洼、灌木丛一起沉没在水中。

　　中间的一处，可以看到有一窄条土地，上面的树木似乎是悬在天地之间的双重影像。

　　“鸭子！是家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朝那个方向望去，便喊了一声。

　　“在哪儿？”

　　“小岛旁边。别往那边看。往有，再往有。唉，见鬼，飞走了，吓跑啦。”

　　“啊，不错，看见了。我有些话要和您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另找个时间吧。咱们车上那几个服劳役的和那两位太太真是好样的，都跑掉了。我看不会出什么事，只要别给什么人添麻烦就没关系。跑就跑啦，这和水总要流动一个样。”

　　北方的白夜已经过去了。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不过一切又都像是缺乏自信似的，一座小山、一片树林和一处悬崖，仿佛是人造出来的。

　　树林刚刚染上了一层嫩绿，林中几丛稠李已经开花。这片林子长在峭壁下面一块向远处倾斜的不大的平地上。

　　不远就是瀑布。但不是从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只有从峭壁边上顺着小树林的方向看过去才行。瓦夏已经疲乏得走不到那里去，既感到害怕，又觉得惊奇。

　　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能和这瀑布相匹敌。这独一无二的景观使它令人望而生畏，仿佛它具有生命和意识似的，变成了一条神话中的龙蛇，掠取贡品并让这一带荡然无存。

　　跌落到半空的瀑布，被突出的悬岩利齿不断地劈成两股。上边的水柱看起来几乎是停住的，下面的两股一刻也不停地微微向左右两侧摆动，整个瀑布总像是刚刚要滑倒，紧接着又挺起身来，刚要滑倒，立刻又挺起身来。

　　瓦夏把羊皮袄垫在身下，在林子里的一片空地上躺了下来。曙色变得更加明亮起来的时候，从山上飞下来一只大鸟，展开沉重的翅膀在树林上空平稳地滑行了一圈，然后落到离瓦夏躺下的地点不远的一棵冷杉树冠上。他抬头看了看这只佛法僧鸟的蓝色脖颈和青灰色的胸脯，迷迷惑惑地小声说：“野鸽子。”乌拉尔地区就是这个叫法。随后他站了起来，捡起羊皮袄披在身上，穿过空地走到同伴跟前，说道：

　　“咱们走吧，婶子。瞧把我冻的，上下牙都合不拢了。唉，您还看什么，吓坏了吧？我跟您说的是正经话，该走啦。要适应环境，朝着有村庄的方向走。到了村子里，自己人不会让我们受委屈，会护着咱们的。要总是像现在这样，两天没吃没喝，咱们也得饿死。恐怕是沃罗纽克叔叔惹了什么乱子，人家才追赶他。和您在一起我可倒了霉，婶于，几天几夜您一句话也不说！您这是愁得不会说话了，我的老天爷。您瞧，还有什么可伤心的？就说卡佳大婶，卡佳·奥格雷兹科娃，您从车上推她并没有恶意，她是侧着身子倒下去的，我看见了。后来她从草地上站起来，好好的，站起来就跑了。普罗霍尔叔叔，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也是这样。他们会赶上咱们的，大家又能在一起啦，您还想什么？主要的是别让自己发愁，只要木这样，您的舌头就又灵了。”

　　佳古诺娃把一只手伸给瓦夏，从地上站起来，轻声说：

　　“走吧，好孩子。”

　　车厢发出咋味的响声，在很高的路基上向山里爬行。路基下边是新生的混杂林，树冠还没有铁路高。再下去就是一片草地，不久前被水淹没过。混了泥沙的青草地上东躺西卧地排满了做枕木用的圆木。大概是哪个采林区伐下来准备用木筏送走，让大水冲到了这里。

　　路基下边的新生林几乎还像冬天那样光秃秃的。只是在那些仿佛一滴滴蜂蜡似的嫩芽上，杂乱地生出了一种像污垢又像赘疣似的额外的东西。然而也正是这些额外的、杂乱的污物才是生命，靠了它们才会用枝头浓密的绿叶装点林中开始生发的树木。

　　一处处的白禅艰难地挺起躯干，伸展开的对称的锯齿形叶片像箭羽似的指向四面八方。它们的气味是可以用眼睛看出来的。那一层发亮的就是散发出气味的木醇，是熬制清漆的原料。

　　铁路很快就要靠近那大概是木料原来被冲散的地点。在一个孤形的树林地段，地面上见到了一层木料的腐质粉屑和碎木片，当中还有一堆堆三丈来长的圆木。司机就在这片伐过的林地刹了车。列车颤动一下，就稍有点倾斜地停在弯道的中心。

　　机车拉响了几声很短的嘶哑的汽笛，接着又有人喊了些什么。其实，不用听这个信号，乘客们也都知道，司机停车是为了储备燃料。

　　各节取暖货车都拉开了车门。下到路基上的人，数量不亚于一个小城镇的居民，但是前面车厢里那些应征的军人除外，他们不参加这类全体动员的临时劳动。

　　那一堆堆的木柴有些不好往煤水车上装，一部分太长的圆木还需要锯开。

　　机车乘务组那里有锯，于是就分给自由结合的每两个人组成一组。教授和自己的女婿也分到了一把锯。

　　从那几节开了车门的军人车厢里，不时有笑容满面的脸孔探出来。还不曾受过炮火洗礼的海军学校高年级的青年后生们，似乎是出于某种误会才遇到这些有了家室、但只受过一点军训而同样没有闻过火药味的神情严峻的工人。为了排解烦闷，他们和年纪大些的水兵们一起，有意地大声开着玩笑。大家都感觉到考验的时刻临近了。

　　这群说说笑笑的军人朝那些锯木头的男女乘客大声开着粗野的玩笑：

　　“喂，老爷子！你去跟他们说，我是个吃奶的孩子，妈妈离不开我，还干不了力气活儿。喂，玛芙拉！小心别锯开了裙子，那可要受风啦。喂，那位年轻姑娘！别往林子里去，还是嫁给我吧。”

　　树林子里有几个用削尖的木桩绑成的十字形，把它两根木头的一端理到土里作支架。有一副架子是空着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准备在这上边锯木料。

　　这时正是春天，土地刚刚从积雪下面显露出来，却几乎还是半年前被雪覆盖时的那种样子。林子里散发着潮气，遍地是隔年的落叶，仿佛是来不及打扫的房间，到处是撕碎的旧单据、信件和表册的碎片。

　　“来回锯的次数不要太多，不然会累的。”医生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边说边锯得慢了，接着就提出休息一会儿。

　　林子里响着其他人吱吱哑哑的锯木声，有的一来一往听起来报协调，有的间断不匀。在很远的什么地方，头一只夜写在试它的歌喉。另一只鸽鸟却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叫一声，像是演奏一支不大通气的长笛。就连机车的气阀也学着咕咕叫的白鸽，向上喷吐着蒸汽，仿佛育儿室里酒精炉上煮沸了的一壶牛奶。

　　“你曾经说过有些事要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说，“没忘记吧？那是路过一片水泛地的时候，看到几只野鸭子飞起来，你似乎有所考虑地说：‘我想和您谈谈’。”

　　“啊，不错。不知道怎么能说得简单明白些。您看，我们越来越深入到内地……这里整个地区处在动荡之中。咱们的目的地就要到了。还不清楚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为了防备万一，彼此应该取得一致意见。我指的不是个人的信念。这种问题不可能在这春意盎然的树林子里通过五分钟的交谈就说清楚，或者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咱们三口人，包括您、我和东尼妞，目前是和另外许多人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的差别只是对外界环境理解的程度木一样罢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另外的事。我们应该事先约定今后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处置自己，为的是彼此不要因对方的行为而脸红，不会由于对方而感到羞愧。”

　　“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这正是需要谈一谈的。好吧，听我跟你说。大概你还记得冬天有一个大风雪的夜晚，你带回来印着第一批法令的号外传单。也还该记得，当时我们对它是有一种多么罕见的无保留的态度。这是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不过，这类事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计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所以，我还能对你说什么？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政权是和我们对立的。人们并没有问我是不是同意这种破坏，却对我表示了信任，因此即使我的行为举止是出于不得已，我也有责任这样做下去。

　　“东尼娜问了几次，我们会不会误了种菜园的季节，会不会错过播种的时机。怎么回答她呢？我不了解当地的土质。气候条件又是什么样的？夏季太短，究竟能不能种熟什么？

　　“是这样，不过我们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当真是为了种菜园？甚至连‘跑七俄里去喝一口粥’这句俗话都不完全适用，因为遗憾的是此地有三四千俄里之遥。不行，坦率地说，我们如此长途跋涉完全是有另外的目的。我们到这里来是应付当前情况的权宜之计，要想方设法把外祖父一辈留下的森林、机器和用具彻底抛弃。我们来不是为了恢复它的所有权，而是为了靠几个戈比谋生，所以才把千百万卢布公有化，并且一定要过当前这种莫名其妙的乱糟糟的生活。这似乎就像让人光着屁股去赛跑，或者强迫忘掉已经识的字那样悻于清理。不对，私有制在俄国已经寿终正寝，至于我们个人，也就是格罗梅科一家，早在上一代就和敛财的欲望分了手。”

　　由于闷热和空气木新鲜，简直无法入睡。医生满头大汗，在湿滚滚的枕头上翻过来、侧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从铺位上下来，为了不惊醒别人。悄悄地拉开了车门。

　　粘乎乎的潮湿空气迎面扑来，仿佛在地窖里撞上了蜘蛛网。“有雾，”他一下子就猜到了，“下雾就肯定是火辣辣的热天气。怪不得喘气都这么困难，心里也像压了块重东西似的。”

　　下到路基上以前，医生在门边站了一会儿，听听周围的动静。除了悄无声息和雾气以外，列车仿佛还被一种空旷、废弃和被遗忘了的气氛包围着。因为列车停在一条最偏僻的线路上，在它和车站站房之间还隔着那么多轨道，就是站台那边天坍地陷，在列车上什么也不会知道。

　　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两种声音。

　　后面，也就是他们来的那个方面，听到的是均匀的噗噗的响声，仿佛是有人在漂洗衣服，又像是风吹动一面潮湿的旗子扑打到旗杆上似的。

　　前面传来的是隐约的隆隆声，经历过战争的医生听了不禁打了个冷战，于是就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远射程火炮。”医生听到这种均匀平稳地滚过的低闷的隆隆响声，下了判断。

　　“原来是这样。靠近前线了。”医生心里这么盘算着，摇了摇头，然后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往前走了几步。过了两节车厢，列车就中断了。机车带着前边的几节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难怪昨天他们显得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医生在想，“大概已经感觉出一到地方就要立刻上战场。”

　　他打算绕过车尾，再越过线路找一条到车站去的路。

　　在车厢拐角后面，一个持抢的哨兵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眼前。

　　“到哪儿去？通行证！”

　　“这儿是什么站？”

　　“什么站也不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医生。带着家眷，坐的是这趟车。这是我的证件。”

　　“你那证件骗不了人。黑糊糊的我才不看哪，别伤了我眼睛。这么大的雾，你没看见。一里地以外就能看出来，你没有证件，也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医生。你们那帮医生正在那边使唤着十二时的家伙哪。真应该正经地敲你一顿，不过还没到时候。趁着还有条命，快回去。”．

　　“大概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什么人了。”医生认定是这样。和哨兵吵一架毫无意义。不错，最好是离开这里，还来得及。医生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他身后的炮声停止了，那个方向是东边。雾中升起了太阳，不时从浮动的昏漾雾气的间隙露出头，仿佛在浴室的水汽当中偶尔闪过光着身子的人影。

　　医生顺着列车的一节节车厢走着，到了尽头还继续向前。他的两脚一步步越来越深地踩在疏松的沙地上。

　　噗噗的声音均匀地越来越近，地势随之平缓下降。又走了几步以后，医生在一个由于雾气而显得轮廓很大的不清晰的物体面前停了下来。再走前一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在昏暗中看出迎面是拖到岸上来的几条船的船尾。他是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水面的涟调缓慢无力地拍打着渔船的船舷和岸边栈桥的木板。

　　“谁让你在这儿闲逛的？”岸上另一个哨兵发问。

　　“这是什么河？”经过方才那场遭遇，医生本来不想再打听什么，可是禁不住又脱口而出。

　　哨兵并不回答，却把哨子放到嘴里，不过还没来得及吹响。他本想吹哨叫来的先前那个哨兵，原来一直尾随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后面，现在就径直走到同伴身边。两个人同时开了口：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是个送上门来的家伙。‘这儿是什么站，那儿是什么河？’真能打马虎眼。你说，是索性让他下去洗个澡，还是回车上去？”

　　“我想还是送他回车上去。看看首长怎么说。身份证！”后一个哨兵大声呵斥，一把抓起医生交过去的证件捏成一团。

　　“看住他，老乡。”不清楚他是向谁这么说了一句，然后就和头一个哨兵一起朝线路另一侧的车站走去。

　　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躺在沙地上的像是打渔的人咳了几声，起身走了过来：

　　“你算有运气，他们等的就是你。我的好人，说不定你有救了。也不用责怪他们。这是任务。如今是人民的天下，往后日子也许会好起来。现在可还不能这么说。看得出，他们认错了人。他们一直在等着捉一个什么人。这回一想，准是你。心里大概还盘算着，就是他，工人政权的敌人，这下可抓到了。其实是错了。你呀，一定要提出见负责人。别让这些人摆布你，在他们来说，算不了一回事。要是让你跟他们走，可别答应。你就说，一定要见负责人。”

　　从这个渔民口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了他面前这条河就是有名的雷尼瓦河，可以通航；离河不远的车站叫拉兹维利耶，是尤里亚金市郊的一个靠水吃水的小工业区。他还了解到，坐落在上游两三俄里处的尤里亚金，一直抗拒着白党的进攻，现在好像已经挺住了。渔民还对他说，拉兹维利耶的局势也一度发生过混乱，目前似乎控制住了，周围这一带这么安静，因为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了，外面设了一圈严格的警戒线。最后他还打听到，线路上停着的一列列火车上设了不少军事单位，其中有一列就是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他们拿了医生的证件就是送到这列车上。

　　过了一会儿，从那边来了另一个哨兵。和前两位不同的是，他拖着步枪，枪托蹭到地面，有时候又斜抱在身前，像是扶着一个跌跌撞撞、烂醉如泥的伙伴似的。这个哨兵把医生带到军事委员的车上。

　　和警卫说明了准许放行之后，哨兵领着医生登上一条里面蒙了一层皮革的过道。过道连结着两节有客厅的瞬望车。两个人刚一进去，车厢里原来有人说笑和走动的声音立刻停止了。

　　穿过狭窄的过道，哨兵把医生领进中间一节很宽敞的车厢里。这儿很安静，一切都井然有序。几个衣着整洁的人正在这节干净、舒适的车厢里工作。这位短时期内就在全州赢得荣誉并以威严出名的非党军事专家，他的指挥兼起居的地方居然是这个样子，和医生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

　　不过，他主要的活动地点肯定不在这儿，大概是在接近火线的前方司令部，此地只是他的私人办公室，是个流动宿营地。

　　因此，这里才这么安静，很像海滨热水浴室的一条供休息用的走廊，地面铺了软木和小块地毯，服务人员穿上软底便鞋，走路悄无声息。

　　车厢中部原先是餐室，现在铺了地毯，有几张桌子，成了一个收发文件的地方。

　　“马上就好。”坐在最靠门口的一位青年军人应了一声。后来，桌子后面坐着的几个人都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个医生丢在脑后，就都不再去注意他。答话的那个军人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示意哨兵可以走了，后者就拖着步枪，让枪托在过道的金属横梁上碰得咋咋响地出去了。

　　医生在门口远远地就看到了自己的证件。证件被放在最里边一张桌子的边上，坐在桌后的是个年纪比较大、像是；日军队里上校模样的军人。这是个军事统计员。他一边用鼻子低声哼着，一边翻阅资料，看看军用地图，然后比比划划地剪贴着什么。过后，他依次把车厢的每一扇窗都看了一遍，就说：“今天要热起来啦。”仿佛从每一个窗口得出的印象不完全一样，只有都看过一遍才能下这个结论似的。

　　在几张桌子中间的地毯上，一个穿军装的技术员爬来爬去地在修理一条出了故障的电线。当他爬到一个年轻军人桌子下面的时候，那人就站起身来，免得碍事。旁边一个穿着男式战地保护色上衣的女文书，正吃力地对付一架坏了的打字机。打字机的滚筒在一例出了槽，卡在支架上移动不了。那人年轻军人站到她坐的凳子后边，从上面帮她查找出毛病的原因。技术员这时也爬到打字员这边，从下面检查打字机的传动曲柄。上校模样的军官也起身走了过来，所有的人都在对付这架打字机。

　　这个情况倒让医生放了心。因为这几个人对他的处境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很难设想他们会在一个肯定要遭殃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还能如此专心致志地处理这种琐事。

　　“不过也难说，谁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又这么想。“他们怎么会这么平静？附近炮声不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丧命，他们却估计今天的天气要热，想的根本不是会有激烈的战斗。大概是看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对不论什么事情都变得迟钝了吧？”

　　由于无事可做，他就从自己站立的地方穿过整个车厢望着对面的一个窗口。

　　列车这一侧的前方是许多条铁路线的最后一段，看得见坐落在小山上的拉兹维利耶城郊的这个同名的大车站。

　　从铁路到车站有条未经油饰的木结构的天桥，中间有三处转弯的小平台。

　　从列车的这边看过去，线路上已经成了一片废机车的堆弃场。那些样子像茶杯和皮靴筒的没有煤水车的老式蒸汽机车，烟筒对着烟筒停在一堆堆破损的车厢当中。

　　下面这片机车坟场和山上城郊的墓地，连同线路上那些七扭八歪的金属物件和市郊一片片生锈的屋顶、招牌，汇合成一种荒芜颓败的景观，在清晨的阳光下受着煎熬。

　　在莫斯科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想不到那许许多多的招牌会遮住很体面的房屋的外表。这里的招牌却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地的招牌尺寸很大，从火车上能看清上面的字。它们低悬在倾斜的单层房屋的窗前，矮小的房子遮在下面让人看不到，仿佛乡下孩子的头上扣着父亲的帽子。

　　这时，雾已经完全消失了，只有远方东边天际的左侧还留下一丝痕迹。就连这一部分也开始像剧场的帷幕一样移动着分开了。

　　离拉兹维利耶三俄里远、比城郊地势更高的山上，露出一座不小的城市，规模像是区的中心或者省会。阳光给它涂了一层淡黄色，因为距离远，所以轮廓看上去不很分明。整个城市阶梯式地一层层排列在高地上，很像廉价木版画上的阿丰山或是隐僧修道院，屋上有屋，街上有街，中间还有一座尖顶的教堂。

　　“尤里亚金！”医生激动地猜到了。“这是死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经常说到的地方，安季波娃护士也总要提到它！对这个城市我听到的真是太多了，如今却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初次见到它！”

　　就在这一刻，低头摆弄打字机的那几个军人的注意力被窗外的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他们都朝那边扭过头去。医生的视线也跟着转到那个方向。

　　天桥上，几个被俘的或被捕的人被带着走过，其中有个头部受了伤的中学生。在什么地方已经给他包扎过，可是从纱布下面还渗出血来，他就用手掌抹到被太阳晒黑了的、流着汗的脸上。

　　这个学生在这一行人末尾，走在两名红军士兵中间，引人注目的不只是他那漂亮的脸上流露出的坚决神态，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反叛分子惹人生出的怜悯。他和他身边跟随的那两个人，不断以自己的荒唐的行动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做不应该做的动作。

　　那个头缠纱布的学生戴的一项制帽，总是往下掉。他不但不把帽子摘下拿到手里，反而不顾对伤口有害，往下戴得更紧，两位红军士兵也心甘情愿地帮他这么做。

　　这种一反正常人想法的愚蠢举动，似乎有某种象征的意思。就算是这里头有什么文章，医生还是禁不住想要跑出去拦住这学生，准备告诫他注意的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他还情不自禁地要向这学生和车里所有的人高喊一声，让他们知道，求得拯救并非一定要恪守形式，而是应该摆脱形式的束缚。

　　医生的目光移向另一边。刚刚健步走进来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经站在车厢当中。

　　在医生偶然结识的无数人物当中，为什么迄今为止还不曾见到像他这样一个显得突出的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竟然各不相干？竟然没有相识的机缘？

　　不知为什么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正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他可以说是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必然带有典范性。包括他那匀称的身材，漂亮的头型，坚定敏捷的步伐和套上高筒靴的两条长腿；就是已经沾了泥污的皮靴在他脚上也显得干净得体；还有身穿的那件灰呢制服，尽管可能是揉皱了的，但给人的印象仍是十分平整。

　　一个人天资很高，自然不矫揉造作，随遇而安并且在任何处境下都具有征服力，就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此人肯定具有某种天赋，但不一定是出类拔革的。这种天赋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成为一种榜样，于是大家就有一个学习的典范。他可以是历史上的英雄，可以是战场上或城市动乱中的风云人物，或者是最受人民尊崇的权威，也许是走在前列的一个同志。总之，非此即彼。

　　出于礼貌，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个局外人在场会让他感到奇怪或拘束的意思，相反，倒像是把医生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说：

　　“祝贺各位。我们把他们赶跑了。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他们的指挥官曾经是我的朋友。他出身要比我更加无产阶级化。我和他是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在生活中他为我做了不少事，我对他是欠了债的。把他赶到河对岸去了，也可能更远一些，这我很高兴。古里扬，赶快恢复电话联络。只靠信件和电报可不行。天气真热，各位注意到了没有？我总算睡了一个半小时。啊，对了……”他两手一拍，转向了医生。这时他才想起来为什么把他喊醒。是为了一桩什么小事，因此才扣押了眼前站着的这个人。

　　“是这个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从头到脚用审视的眼光看着医生，心里在想。“根本不像。这些傻瓜！”他微笑着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

　　“对不起，同志。把您误认为另一个人了。我的哨兵搞错了。您自由啦。这位同志的证件在哪儿？好，这是您的证件。原谅我不客气，想顺便看看。日瓦戈……日瓦戈医生……来自莫斯科……

　　还是请您到我那里坐一下吧。这儿是秘书处，我的车厢在旁边。请吧，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

　　不过，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奇怪，一个鲜为人知的非党人士能被提拔担任这样的职务而且居然能胜任。他出生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在外省教书，战争开始木久就被俘了很长一段时期，不久以前还渺无音信，一度被认为已经牺牲了。

　　童年时期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在进步的铁路工人季韦尔辛家里长大的。是季韦尔辛保举了他。管人事的那些人对他很信任。在局势混乱和偏激观点最盛行的时期，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革命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于人后，但他突出表现的是真诚与狂热，但他的狂热并非出于模仿，而是个人的生活所孕育的，是独立自主的，非偶然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确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

　　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工作记录中就包括在乌斯特汉姆金斯克和下开尔密斯发动的战役，还有古巴索夫的农民武装反抗粮食征收队的暴乱和大熊洼车站第十四步兵团抢劫粮食的事件。经他处理的问题，还有土尔卡图拉市的拉辛派士兵武装倒戈投靠白卫军，以及奇尔金河口码头发生的武装暴乱、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员被杀等几件事。

　　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像从天而降的暴风雪一样及时赶到，判断局势，作出决定，迅速、严酷、毫不手软地解决了问题。

　　在整个边区，他的列车所到之处，士兵大批逃亡的现象就会被制止。对征兵机构的监察很快就使工作面貌一新。红军的兵员补充进展得很顺利，新兵接待站也是热火朝天。

　　不久前，就在白党分子从北边压过来而造成有威胁的局面的时候，又给他肩上增加了新的担子，既有直接的军事行动，又有战略性、战役性的任务。只要他一插手，就立见成效。

　　斯特列利尼科夫也知道，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枪决专家”。他对此淡然处之，他是无所畏惧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生在莫斯科，是个工人的儿子。父亲参加过一九O五年的革命并因此而遭了殃。当时他由于年龄小而置身革命运动之外，后来在大学读书，因为是贫家子弟进了高等学府，对学习就更加重视和勤奋。富裕的大学生们的骚动并未触及他。他带着丰富的知识走出校门，以后又靠自己努力在原有历史、语文专业的基础上钻研了数学。

　　按照法令，他可以免服军役，但自愿上了战场，以准尉的军阶被俘，后来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就在一九一七年逃回了祖国。

　　有两个特点、两样激情使他不同于常人。

　　他的思路异常清晰和正确，天赋的追求高洁品德和正义的气质也是少有的，而且感情奔放，知恩必报。

　　但是作为一个开创新路的有学识的人来说，他还缺少应付偶尔情况的思考力，还不善于利用意料之外的新发现去改变不会有结果的原来的完整设想。

　　此外，为了办些好事，他的原则性还缺少内在的非原则性，只了解个别与局部，不懂得还有普遍与一般，他心胸博大就在于肯做琐碎小事。

　　从幼年时代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向往着崇高、光辉的事业。他把生活看成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但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比赛规则。

　　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根本意识不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对，把治世之道简单化了。他长久地把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

　　失望使他变得越来越严酷。革命给了他思想上的武装。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来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车里以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是商人，或许是贵族。啊，这里写的是从莫斯科到瓦雷金诺。奇怪，从莫斯科一下子突然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去。”

　　“正是为了这个。想找个安静的去处。偏远，不为人知。”

　　“清说说，这是怎么个道理。瓦雷金诺？这里的许多地方我都熟悉。那里从前是克吕格尔家的工厂。也许您是他的亲属？继承人？”

　　“您干吗用这种讽刺的口气？这和‘继承人’有什么关系？不错，我妻子的确是……”

　　“您看，我说对了。是不是想念白党啦？那我可要让您失望。晚啦，全区都把他们清除了。”

　　“您是不是还想挖苦人？”

　　“不是这个意思，医生。我是个军人，现在是战争时期。这直接关系到我的职责。现在逃兵也都想到森林里躲起来。找个安静的地方，有什么理由？”

　　“我两次负伤，完全免除服兵役了。”

　　“您能不能拿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或者保健人民委员部签署的意见，说明您是‘苏维埃的人’，是‘同情革命人土’和‘奉公守法者’？现在人间正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慈悲的先生，您也许是启示录中带剑的使者和生翼的野兽，而并非真正同情革命和奉公守法的医生。不过我方才说过，您已经自由了，我决不食言，但是就这一次。我预感到将来我们还会见面的，那时候就要另当别论，您要注意。”

　　威吓和挑衅并没有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困扰。他说：

　　“我知道您对我的一切想法。从您那方面来说，这完全正确。但是，您打算把我扯进争论中去的话题，在一生当中我心里始终同想象中的指控人在进行争论，而且可以认为，这已经有了结论。不过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我确实自由了，现在请允许我不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要是相反，就请您处置吧。我不想在您面前为自己辩解。”

　　一阵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恢复了。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朝里边吹了几口气以后说。“好伙计，请派个人来送一送日瓦戈同志。免得再出什么问题。请给我接通拉兹维利耶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

　　只剩下一个人以后，斯特列利尼科夫打通了车站的电话：

　　“那边带来一个男孩子，帽子戴到耳朵上，头上缠了绷带，真木像话。对，需要的话给他提供医疗。对，要注意保护，你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他要吃饭，就发一份口粮，是这样。喂，我还有话要说。见鬼，又插进来一个人。古里扬！古里扬！电话串线了。”

　　“可能是我教过的学生。”他心里想，暂时放下了要和车站把话讲完的打算。“长成人了，就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利尼科夫盘算着自己教书、参战和当战俘的年数是不是和这孩子的年龄对得上。然后，他通过车厢的窗口在看得到的地平线的背景上寻找河道上游的尤里亚金城门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有他的家。也许妻子和女儿还在那儿？那可应该去找她叫现在立刻就去！不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吗？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要想回到原先那种被中断了的生活，首先应该结束现在这种新生活。将来会有这一天的，会有的。不过，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

　　（张秉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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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第四章

　　火车把日瓦戈一家载到这个地方后，仍停留在车站的倒车线上，不过被别的列车挡住，使人觉得整个行程中同莫斯科保持的联系在这个早晨中断了。

　　这里的居民比居住在首都的人更互相了解。虽然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两旁的人都已被轰走，被红军部队封锁起来，但当地郊区的旅客不知怎的还能钻到铁轨上来，仿佛人们所说的“漏了进来”。他们已经拥进车厢，挤满取暖货车的门口，沿着列车在铁轨上走着，有的站在自己车厢入口处的路基上。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隔老远便打招呼，走到跟前互相问候。他们的穿戴和言谈与首都的居民有点不同，吃的也不一样，习惯也不同。

　　真想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吸收的都是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和物质营养，怎么样同困难作斗争，又怎么样逃避法律的制裁？

　　答案很快就会以最生动的方式出现了。

　　医生在那个把步枪拖在地上或当手杖一样拄着的哨兵的陪同下，返回自己的列车。

　　天气闷热，太阳烤着铁轨和车厢顶。地上洒了汽油而变得污黑的地方，在太阳光下泛着黄光，仿佛镀了一层金似的。

　　哨兵的枪托子在沙土地上划了一道沟，在沙地上留下了痕迹，碰到枕木上发出砰的一声。哨兵说道：

　　“天气不会再变化了。到了播种春麦、燕麦、黍子的黄金季节。播种养麦还嫌早点。我们那里要到阿库林娜节才种养麦吧。我们是唐波夫省的马尔山人，木是本地人。唉，医生同志！要不是这祸害人的内战，世界上的不和，我干吗这季节还在他乡消磨时间？它使我们阶级之间闹得不和，你瞧，它干的是什么呀！”

　　“谢谢，我自己上得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谢绝了别人的帮助。不少人从取暖货车里弯下腰，伸手拉他上车。他双手攀着车门拔起身子，登上车厢，同妻子拥抱在一起。

　　“到底上来啦。谢天谢地，终于没事儿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反复说。“其实，幸运的结局对我们早木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怎么不是新鲜事儿？”

　　“我们全都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哨兵报告的。要是我们一点不知道，又如何受得了？尽管如此，我和爸爸都快急疯了。你瞧，他睡着了，叫都叫不醒，激动得倒下了，像一捆木柴似的，谁也推木醒。又上来了几个新旅客，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两个。可你先听听周围都在说什么吧。全车厢都在祝贺你脱险。这就是他！”她突然转换话题，转过头去，从肩膀上把丈夫介绍给一个刚挤上车的旅客，他被周围的人挤到车厢的最里边。

　　“桑杰维亚托夫。”声音从那边传过来，一项软帽从拥挤在一起的人头上举起来，报名的人想穿过挤成一团的人丛，挤到医生这边来。

　　“桑杰维亚托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时想道。“我还以为他会带点旧俄罗斯风味，壮士歌风味，一脸大胡子，穿着腰里带把的外衣，系着镶有金属装饰品的皮带。可他却像艺术爱好者协会里的人，留着髦发，头发里露出银丝，还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怎么样，斯特列利尼科夫没吓着您吧？您跟我说实话。”

　　“没有，怎么会吓着呢？说话很严肃。无疑是位有魄力有分量的人物。”

　　“那还用说。我对这位人物略知一二。他不是我们这地方的人，是你们莫斯科人。像我们所有最新流行的东西一样，都是从你们首都传过来的。我们自己的脑袋瓜想不出这些玩艺儿。”

　　“这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尤罗奇卡！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听说过你，也听说过你爸爸，认识我外祖父，什么人都认识。你们认识一下吧。”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毫无表情地随口问道：“您大概认识当地的女教师安季波娃吧？”桑杰维亚托夫回答时脸上也没有表情：“您提安季波娃干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了他们俩的对话，但没搭腔。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接着说下去：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当心点，尤罗奇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得多个心眼。”

　　“真的？我可从来没想到。看样子还很有点演员的派头呢。”

　　“我父亲开过旅店。有七辆三套马车在外面拉脚。可我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你听听，尤罗奇卡，安菲姆·叶菲莫维奇都跟我说了什么吧。顺便说一句，可不是想惹您生气，您的名字和父称可真拗口。好啦，尤罗奇卡，你就听我对你说吧。我们算走运了。尤里亚金站不放我们通行。城里起了火，桥炸断了，无法通过。让我们转到与这条铁路相连的另一条路线的支线上，而我们要去的托尔法纳亚正在那条路线上。你说巧不巧！不必转车，也不必提着东西穿过城市，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可是在火车真正开动之前，一会儿叫我们到这边，一会儿又叫我们到那边，真把我们折腾坏了。我们还要转好几次车。这都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告诉我的。”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估计错。火车除了重新挂车厢外，还加了新车厢，在挤满列车的轨道上倒来倒去，同时别的列车也在移动，使他们这趟列车半天也无法开到辽阔的原野上去。

　　远处的城市有一半被山坡遮住。只有屋顶、工厂烟囱的顶端、钟楼的十字架偶尔显露在地平线上。郊区有个地方起火了。浓烟被风刮起，像马鬃似的飘过天空。

　　医生和桑杰维亚托夫坐在取暖货车尽靠边的地板上，两条腿垂在车门外。桑杰维亚托夫一只手指着远方，不停地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释什么。取暖货车发出的轰隆声有时盖过说话声，他说的话便听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再问一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把脸凑近医生，直对着他的耳朵拼命喊叫，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他们把‘巨人’电影院点着了。主官生盘踞在那里。可是他们早就投降了。要不就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您瞧钟楼上的黑点。那是我们的人正在清除捷克人呢。”

　　“我什么都看不见。您怎么都能看清楚呢？”

　　“着火的是霍赫里基区，作坊区。旁边就是柯洛杰耶夫市场区。所以我才注意它。我们的旅店就在市场区。火势不大，蔓延不到市中心去。”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清。”

　　“我是说，城市中心。有大教堂啦，图书馆啦。我们桑杰维亚托夫家族，这是圣·多纳托的俄文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懂。”

　　“我是说，桑杰维亚托夫是圣·多纳托的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圣·多纳托·杰米多夫公爵。也许纯粹是胡说人道，是家庭传说罢了。这块地方叫作下斯皮尔金。到处是别墅和游乐场所。地名怪不怪？”

　　辽阔的原野展现在他们眼前。铁路支线从各个不同方向把原野切断。电线杆飞快地向后退去，退到天边。宽阔婉蜒的铺石公路像一条飘带，与铁轨媲美。它忽而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忽而又在转弯的地方变成起伏的弧形，一连几分钟呈现在你眼前，接着又消失不见了。

　　“我们的公路是出名的，横贯整个西伯利亚。受到苦役犯的赞扬。现在是游击队的据点。总的说来，我们这儿还算可以，住长了就会习惯的。您会喜欢城里的新奇事儿的。比如我们的公用供水所，每个交叉口都有。这是妇女们的冬季露天俱乐部。”

　　“我们不打算住在城里。我们想住在瓦雷金诺。”

　　“我知道。您的妻子告诉过我了。住哪儿都一样。您还要进城办事儿呢。我一眼就看出她是谁来了。眼睛、鼻子、额头都跟克吕格尔一模一样，跟外祖父像极了。这个地区的人都记得克吕格尔。”

　　原野尽头的几座高大的砖砌圆型油库泛着红光。竖立的高柱子上钉着工业广告。其中有一幅同样的竟两次从医生眼前闪过，上面写的是：

　　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本来是一家很像样的公司。出产精良的农业工具。”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的是公司。明白吗——公司。出产农业工具。股份公司呀。家父曾经是股东。”

　　“可您刚才说他开旅店。”

　　“旅店是旅店。互不妨碍嘛。他可不是傻瓜，知道把钱投入赚钱的企业。‘巨人’电影院里也有他的股份。”

　　“您好像以此为荣？”

　　“以家父的精明为荣？那还用说！”

　　“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呢？”

　　“得了吧，这于他们什么事？什么地方说过，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的人就一定是个流口水的窝囊废？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解释现实的学说，研究历史情况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木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每个人只留心在实验上检查自己，而全力宣扬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的当权者又背离了真理。政治不能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对真理无动于衷的人。”

　　桑杰维亚托夫把医生的话当成一个说话刻薄的怪人的奇谈怪论。他只笑了笑，没有反驳他。

　　这时火车又倒车了。每当火车开到出站道岔上的时候，宽腰带上系着盛牛奶的铁桶的女扳道员，倒了倒手里的毛线活，弯下腰，扳动出站道岔的圆盘，让火车倒回去。当火车慢慢向后滚去时，她便直起腰来，冲着火车后面挥拳头。

　　桑杰维亚托夫还以为她朝自己挥拳头呢。“她这是对谁呢？”他忖量着。“有点面熟。不是通采娃吧？有点像她。可是我又怎么得罪她了？未必是她。要是格拉莎又太老了。可这又于我什么事儿？俄罗斯母亲正在发生大变革，铁路上发生混乱，她这个可怜虫生活困难，就认为是我的错儿，就向我挥拳头。见她的鬼去吧，还值得为她伤脑筋呀！”

　　女扳道员终于挥了挥小旗，又对司机喊了句什么话，便放列车通过信号旗，驶向旷野，但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从她身旁飞驶过去的时候，她对几个坐在车厢地板上嚼舌头嚼得让她讨厌的人吐了吐舌头。桑杰维亚托夫又陷入了沉思。

　　燃烧着的城市的郊区、圆柱型的蓄油槽、电线杆和商业广告都消失在远方，眼前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色：小树林、山冈以及其间显露出的境蜒的公路。这时，桑杰维亚托夫说道：

　　“站起来舒展舒展腿脚吧。我快要下车了。您也就剩一站地了。当心点别坐过站。”

　　“这一带您当真很熟吗？”

　　“熟到家了，方圆一百俄里都熟悉。我是个律师啊，开业二十年了，因公务到处跑。”

　　“直到现在？”

　　“可不是嘛。”

　　“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业务？”

　　“您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没有办妥的旧契约，财贸业务，没有还清的债务——堆成山，多得不得了。”

　　“难道这类活动还没废止？”

　　“名义上当然废止了。可实际上同时还是有互相排斥的事物。既要企业国有化，燃料也要归市苏维埃，省国民经济委员会还需要兽力牵引的交通工具。同时所有人都渴望生活。这是理论与实践尚未结合起来的过渡时期的特点。所以，需要具有我这样性格并善于经营的机灵的人。得意的是那些不跟他们走，抓住大把钱就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可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有时也得挨嘴巴。半个省的人现在都得靠我供养。我还要到你们那儿去串门，办理木材供应的事。到你们那儿去非骑马不可，可我的马腿瘸了。要是它好好的，我干吗坐这破车挨颠。您瞧走得这个馒劲，还叫火车呢。您要到瓦雷金诺去的话，准能用得上我。我对米库利钦一家人了如指掌。”

　　“您知道我们旅行的目的和我们的打算吗？”

　　“多少知道点，猜得出来。有个概念。人对土地的某种向往，用双手养活自己的理想。”

　　“那又怎么样？您好像不赞成？您看行吗？”

　　“理想大天真，太田园式了。干吗要上那儿去呢？愿上帝帮助您。可我不相信。有点乌托邦味道，太手工业方式了。”

　　“米库利钦会怎么对待我们呢？”

　　“不让你们进门，拿鸡毛掸子把你们赶出去，并且做得对。他那儿没有你们也够乱的了，怪事多得不得了，工厂停了工，工人跑散了，说到生计，更是一筹莫展，饲料缺乏，可是你们突然大驾光临，真是岂有此理，可恶至极。就是他把你们宰了，我也认为他无罪。”

　　“您瞧瞧，您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您并不否认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

　　“一点不错。但这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必须通过这个阶段。”

　　“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怎么啦，您是小孩，还是故意装傻？您是不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馋鬼和寄生虫驾驭着挨饿的劳动者，并把他们驱向死亡，这样能够长久下去吗？还有其他凌辱和暴虐的形式呢？难道您不明白人民的愤怒、要求正义生活的愿望、寻求真理的精神是合法的吗？您以为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制、不采取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吗？”

　　“我们说到两岔去了，就是辩论一百年也辩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但问题不在这里。再回到米库利钦身上。如果等待我们的竟是那样一种局面，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向后转才是。”

　　“别胡说了。首先，难道米库利钦是窗子里唯一的灯光？其次，米库利钦善良极了，善良到了犯罪的地步。他会大吵大闹一番，死也不肯答应，接着就会软下来，把身上的最后一件衬衣脱给你，同你分食面包皮。”于是，桑杰维亚托夫又讲开了。

　　“二十五年以前，米库利钦作为工学院的大学生，从彼得堡来到这里。他在警方的监督下被遣送出彼得堡。米库利钦来到这儿后，当了克吕格尔的管家，并结了婚。那时，我们这儿有通采娃四姐妹，比契河夫的作品里还多一个。阿格里平娜、叶夫多基哑、格拉菲拉和西拉菲玛，父称是谢韦里诺夫娜。尤里亚金所有的学生都追求她们。大家通常用父称称呼这四位姑娘，或干脆管她们叫谢韦良卡小姐。米库利钦娶的就是谢韦良卡大小姐。

　　“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傻瓜父亲出于对自由思想的崇拜，给小男孩取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利韦里。利韦里，平时说话的时候都管他叫利夫卡。利夫卡长大了，很顽皮，但表现出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他改了出生证上的年龄，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便自愿上前线了。阿格里平娜·谢韦里诺夫娜本来就是个病秧子，没有承受住这次打击，躺倒了，就再也没起来，前年冬天死了，死在了革命前夕。

　　“战争结束了，和韦里回来了。他是谁？这是一位身佩三枚十字勋章的准尉英雄，自然啦，还是一个从前线派回来做宣传工作的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您听说过‘林中兄弟’吗？”

　　“对不起，没听说过。”

　　“那讲起来就没意思了。效果会失掉一半。那您从车厢里就没必要向公路张望了。它有什么出色的地方？眼下——是游击队。什么是游击队？这是内战中的骨干。两种因素创建了这支力量。取得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和战败后拒绝服从旧政权的普通士兵。这两部分人的联合便产生了打游击的队伍。它的成分五花八门。其中大多数是中农。但在同他们一道的人当中，您什么人都能碰见。这里有贫农，有免去神职的教士，有同老子作战的富农的儿子。有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没有身份证的乞丐，有被中学开除的到了结婚年龄的二流子。有受到给予自由和遣送回国的允诺诱惑的德、奥战俘。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中，有一支由列斯内赫同志，利夫卡，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儿子所指挥的部队，叫作‘林中兄弟’。”

　　“您说的是什么呀？”

　　“就是您听见的。让我继续说下去。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在妻子死后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叫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一个直接从学校拉到教堂去结婚的中学生。她本来就天真，可还故作天真；她本来就年轻，可还打扮得更年轻。就这样子卿卿喳喳，装得天真无邪，像个小傻瓜，像只小云雀，见到谁就考谁：‘苏沃洛夫是哪一年诞生的？’——‘举出三角形相等的条件。’她要是考住了你，问得你张口结舌，就乐不可支。几个小时以后，您就能亲眼看见她了，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他本人则有另外的弱点：抽烟斗，说话爱咬文嚼字儿。什么‘绝不迟疑片刻’啦，什么‘勿使’、‘鉴于’啦。他本应在海洋上施展宏图。他在学院里学的是造船。这在他的外表和习惯方面都留下了痕迹。脸刮得干干净净，烟斗整天不离嘴，说话的时候从容不迫，和蔼可亲，一个个字从牙缝里吐出来。像所有爱抽烟斗的人一样，下巴突出，灰色的眼睛显得冷漠。差点还漏了两个细节：他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并被边区选入立宪会议。”

　　“这可太重要了。父子互为水火，岂不成了政治敌人？”

　　“表面上自然如此。其实绿林好汉并不同瓦雷金诺作战。可您听我往下说。通采娃的几个妹妹，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小姨们，至今仍住在尤里亚金。她们都是没出嫁的老姑娘。时代变了，姑娘们也变了。

　　“最大的叶夫多基灰·谢韦里诺夫娜当了市图书馆馆员。黝黑的女郎很可爱，羞涩到了极点，常常无缘无故涨红了脸，像芍药一样。阅览室里静得疹人，仿佛置身于坟墓中。可她得了慢性感冒，一连打二十个喷嚏，臊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您说有什么办法？神经过敏。

　　“老二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是姐妹当中的使使者。厉害的姑娘，神奇的女工，什么活儿都不嫌弃。大家一致认为游击队的首领列斯内赫像他这个小姨。你刚看她在缝纫作业组或者在织袜子，一眨眼又变成了理发员。您注意到了没有，尤里亚金铁路上有个女扳道员向我们挥拳头？我当时想，真想不到，派格拉菲拉看守铁路去了。不过好像又不是她，人太老了。

　　“最年轻的西拉菲玛——家庭的磨难和考验。她是个聪明的姑娘，读过很多书。她研究哲学，喜爱诗歌。到了革命的年代，在共同高涨的情绪、街头游行、广场上登台演说的影响下，她精神失常了，陷入宗教的狂热中。姐姐们上班去的时候把门锁上，可她从窗口跑出去，沿街挥手召集群众，宣传耶稣第二次降世，世界到了本日。可我只顾说话了，到站了，您下一站下，准备准备吧。”

　　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了火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命运给我们派来的。我觉得他将在我们生活中起好作用。”

　　“这完全可能，托汉奇卡。但令我懊恼的是你跟你外祖父太像了，人家会认出你来，而这儿的人对他记得太清楚了。就拿斯特列利尼科夫来说吧，我刚一提到瓦雷金诺，他马上不怀好意地插嘴道：‘瓦雷金诺，克吕格尔的工厂？不是亲戚吧？不是继承人吧？’

　　“我担心我们在这儿比在莫斯科还显眼，我们跑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别人的注意。

　　“现在当然已经没有法子可想了。脑袋掉了，还会哭头发吗？但最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少抛头露面。总的说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叫醒咱们的人，收拾好东西，系紧皮带，准备下车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站在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把人和东西数了多少遍，生怕车厢里还落下什么东西。她感到脚下踩的已是被人踩结实的月台沙地，但担心坐过站的紧张心情还没过去，火车行驶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仍在耳边鸣响，虽然她眼睛明明看见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她面前的月台旁边。这妨碍她的听觉和视觉，也使她不能集中起思想来。

　　不下车的旅客从上面，从取暖货车上向她告别，但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没有注意到火车开走，直到她看见火车开走后露出的第二条铁轨、绿色的原野和湛蓝的天空时，才发觉火车不见了。

　　车站是用石头建筑的。人口的两边有两条长凳。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是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唯一旅客。他们放下行李，坐在一条长凳上。

　　车站的寂静、间无人踪和洁净使刚下车的人感到惊讶。他们感到不习惯，因为周围没有人拥挤，没有人吵架了。生活仿佛处于荒僻的地方，停滞在历史的长河中，迟误了。它尚未达到首都的那种野蛮。

　　车站隐蔽在白禅林中。火车进站的时候，车厢里的光线变得暗淡了。微微摇曳的树顶在人们的脸和手上，在清洁的灰黄色的月台沙地上，在屋顶和地上，投下移动的阴影。林中的鸟鸣与它的清幽非常和谐。木掺杂别的音响的纯粹的鸟鸣，响彻整个儿的树林，把它联成一片，仿佛世界上除了鸟鸣便不存在其他的声音了。树林被两条道路——铁路和土路割开。它用自己向下垂着的枝叶，仿佛一双低垂到地面的广袖，把两条道路同样遮盖住了。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眼睛和耳朵突然恢复了正常。她立刻意识到了一切。比如乌的鸣哈，林中的清幽，笼罩着四周的寂静。她的心中涌出了话语：“我不敢相信我们能平安到达。你知道吗，你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在你面前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放了你，但可以往这儿拍一份电报，命令一下火车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的高尚。一切都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不过她说出来的却是另外的话。“多美啊！”她看到周围的迷人风景脱口说道。别的话她再也说不出来了。眼

　　泪使她感到窒息，她大哭起来。

　　听到她的哭声，车站站长，一个小老头，从屋里走出来。他小步跑到长凳跟前，很有礼貌地把手伸到红项制服帽的帽檐前，问道：

　　“小姐，您要不要镇静剂？车站药箱里有。”

　　“不要紧。谢谢。一会儿就过去了。”

　　“旅途上心情不好，又受了惊吧。这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天气热得像非洲，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带是罕见的。再加上尤里亚金发生的事。”

　　“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从车厢里看到了火灾。”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从俄罗斯来的吧。”

　　“从白石城来的。”

　　“从莫斯科来的？那夫人神经不正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听说莫斯科全被毁了？”

　　“那是人们言过其实。不错，我们什么都见识过了。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婿。这是他们的男孩子。这是我们年轻的保姆纽莎。”

　　“您好，您好。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多少听说了。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从萨克玛会车站打过电话来。他说日瓦戈医生带着家眷从莫斯科来，请多加关照。您大概就是日瓦戈医生本人了？”

　　“不是我，日瓦龙医生是他，我的女婿，我在另一个部门，农业部门供职，我是农学家格罗梅科教授。”

　　“对不起，认错人了。请原谅。非常高兴认识您。”

　　“从您的话来看，您认识桑杰维亚托夫？”

　　“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位魔法师呢。我们的思主和希望。没有

　　他我们早蹬腿了。不错，他说要我多加关照。我说照办。答应他了。因此，如果你们需要马的话，或者需要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愿效劳。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我们要到瓦雷金诺去。那儿离这儿不远吗？”

　　“上瓦雷金诺？怪不得我怎么也猜不出您女儿像谁呢？可您上瓦雷金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条路还是我们跟伊万·埃内斯托维奇一起修的呢。现在我去张罗一下，准备准备上路的东西。找个带路的人，弄辆大车。多纳特！多纳特！先把东西拿到乘客大厅的候车室里去，趁着办事的时候先在那儿歇会儿。弄得着马吗？伙计，到茶馆里跑一趟，问问能不能借匹马？仿佛早上瓦克赫还在那儿呢。问问他走了没有？告诉他把四个人拉到瓦雷金诺，什么行李都没有。快点儿。夫人，我给您一个老年人的忠告。我故意没向您打听你们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的亲戚关系多么近，但在这件事情上您可要当心。不能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现在是什么时候，您自己想想吧。”

　　一提到瓦克赫的名字，刚下车的旅客们惊讶地互相看了看。他们还记得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讲过的打了一副打不破的铁内脏的神话般铁匠的故事，以及当地其他的荒诞不经的传说。

　　替他们赶车的是一个长着一双招风耳、一头雪白的乱发的老头，拉车的是匹刚下了驹的化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他身上所有的地方都是白的。新草鞋还没穿黑，而裤子和上衣由于穿的时间过久全都褪色变白了。

　　马驹乌黑得跟黑夜一样，像只乌鸦似的在白扎马后面跑着，迈着骨头还没长硬的小腿；它的小脑袋上长着馨曲的鬃毛，就像雕花的玩具一样。

　　大车经过坑洼的地方摇晃起来，坐在车边上的旅客连忙抓住车上的木柱，以免从车上滑下来。他们的心里是一片平静。他4fi的理想正在实现，越来越接近旅途的终点，晴朗美妙日子最后

　　的几小时，黄昏前最迷人的时刻，迟迟不肯降临。

　　马车一会儿穿过树林，一会儿经过林口的旷野。车轮撞着树

　　根的时候，坐在车上的人便挤做一团，躬腰弯背，皱紧眉头，你紧

　　靠着我，我紧贴着你。大车经过林间空地时，由于心灵的充实而

　　产生了辽阔之感，仿佛有人替他们脱帽向周围致敬似的。旅客伸

　　直了腰，坐得松快了些，甩了甩头。

　　这一带是山地。山地总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模样。从远处

　　望去，它们像一条条雄伟傲慢的影子，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赶路的

　　人。玫瑰色的余晖欣慰地伴随着旅客越过田野，慰藉着他们的灵

　　魂，赋予他们以希望。

　　一切都使他们高兴，一切都使他们惊奇，而最让他们高兴和

　　惊奇的是这个古怪的赶车老头滔滔不绝的闲话。在他的话里，古

　　俄罗斯语言的痕迹，须担语言的质层，地方语言的特征，同他自

　　己发明的难懂的用语混杂在一起了。

　　马驹一落到后面，牧马便停下来等它。它便不慌不忙地、一

　　窜一蹦地跳过来。它那靠得很近的四条腿，迈着拙笨的步子，走

　　到大车的旁边，把长脖子上的小脑袋伸进车辕里去，唱牧马的奶

　　头。

　　“我还是不明白。”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上牙碰着书

　　牙，一个字一个字对丈夫喊道，担心意想不到的颠簸咬掉舌尖。

　　“这个瓦克赫就是母亲讲过的那个瓦克赫吗？还记得那些胡说八

　　道的事吗？他是个铁匠，有一次打架的时候肠子打断了，他又做

　　了一条新的。一句话，铁匠瓦克赫有条铁肠子。我明白这完全是个故事。可难道这是他的故事吗？难道这就是他本人吗？”

　　“当然不是。首先，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个故事，民间传说。其次，母亲说过，她听到的时候这个民间传说已有一百多年了。可你干吗大声说话？老头听见会不高兴的。”

　　“没关系，他听不见，耳朵背。就是听见了也不会懂——他脑子有点傻。”

　　“唉，费多尔·汉费德奇！”不知老头干吗用男性的名字和父称来唁喝牧马，他当然比乘客更知道它是杜马。“该死的热天！就像波斯炉子里烤着的阿拉伯子孙！快走啊，该死的畜生！我是对你说的，混蛋！”

　　他突然唱起了从前这儿工厂里编的民间小调：

　　再见吧，总账房，

　　再见吧，隧道与矿场。

　　老板的面包我吃腻了，

　　池子里的水已经喝干。

　　一只天鹅飞过岸边，

　　身下划开一道水波。

　　我身子摇晃不是因为美酒。

　　而是要送万尼亚当兵吃粮。

　　可我，玛莎，不是傻瓜，

　　可我，玛莎，不会上当。

　　我要上谢利亚巴城，

　　给辛杰丘利哈当雇工。

　　“哎，母马，上帝都忘啦！你们瞧，它这个死尸，它这个骗子！你抽它，可它给你停下。费加·汉费加，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这座树林子，绰号就叫大莽林，一望无边。那里面藏着农民的队伍，晦，晦！‘林中兄弟’就在那边。哎，费加·汉费加，又停下啦，你这不要脸的死鬼。”

　　他突然转过头来，眼睛紧盯着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年轻的太太，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您是打哪儿来的吗？我看你，太太，脑子太简单啦。我要认不出来还不羞得钻进地缝里去。认出来啦！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活脱脱是格里果夫（老头把克吕格尔说成格里果夫）。我没有见过格里果夫还是怎么着？我在他家干了一辈子，替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打过矿坑柱，伐过木头，养过马。——我说，走啊！又停下啦，没长脚的东西！中国的天使啊，我跟你说呢，听不见还是怎么的？

　　“你刚才说这个瓦克赫是不是那个铁匠？夫人，你长着那么大的眼睛怎么那么没脑筋呢！你说的那个瓦克赫姓波斯坦诺果夫，铁肠子波斯坦诺果夫，半个世纪前就入土了，进棺材了。我们姓梅霍宁。同名不同姓，木是一个人。”

　　老头一点一点地用自己的话又把他们从桑杰维亚托夫那儿听到的有关米库利钦的事又说了一遍。他称他为米库利奇，称他妻子为米库利奇娜。他把管家的第二个老婆叫后老婆，而提到“第一个老婆，死了的那个”时，说她是个甜女人，白衣天使。他说起游击队的首领利韦里，知道他的大名还没有传到莫斯科，莫斯科没听说过“林中兄弟”，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列斯内赫同志？中国的天使啊，那莫斯科的人长耳朵干什么用呢？”

　　天渐渐暗下来。旅客的影子变得越来越长，在他们前面跑着。他们还要穿过一片空旷的林中空地。木质的滨基、飞廉、柳兰的枝茎高高地挺立在路面上，上面开满了一个样式的穗子般的花。它们被落日的余晖从下面，从地面上照亮了，在虚幻中增大了轮廓，仿佛骑手们为了巡逻起见在原野上设置的间隔稀疏的不会动的哨兵。

　　在很远的前方，道路的尽头，原野一直伸展到一道小山似的横坡脚下。横坡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去路，仿佛那一边必然会有峡谷或溪流似的。那儿的天空就像被围墙围起来的城堡，而通向围墙大门的正是这条土道。

　　上面，山坡陡峭的地方，浮现出一幢孤零零的白色平房。

　　“看见山顶上的那座小楼吗？”瓦克赫问道，“那就是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住的地方。他们下面有一条峡谷，俗名叫舒契玛。”

　　从那个方向传来两声枪响，一声接一声，四周引起一阵回响。

　　“怎么回事？别是游击队吧，老爷爷？别是朝我们射击吧？”

　　“基督保佑你们！哪儿来的游击队。斯捷潘内奇在山沟里放枪吓唬狼呢。”

　　刚抵达的客人是在管家的院子里同主人见面的。这是一幅令人难堪的场面，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吵成一团。

　　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傍晚刚从林中散步归来，走进院子。几乎同她的金发一样颜色的落日余晖，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从这棵树射到那棵树，一直穿过整个的树林。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穿着一身轻盈的夏装。她脸涨红了，用手绢擦着走得发热的脸。她裸露的脖子上套着一条松紧带，松紧带上的草帽背在背上。

　　正背着枪往家走的丈夫向她迎过去。丈夫刚从峡谷里上来，打算马上擦烟熏过的枪筒，因为退子弹的时候发现了毛病。

　　突然间，瓦克赫和他载着不速之客的大车不知道从哪儿威风凛凛地、轰隆轰隆地滚进了大门口的石板地。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飞快地从还坐着其他人的大车上跳下来，一会地摘下帽子，一会儿又戴上帽子，先结结巴巴地解释来意。

　　不知所措的主人们惊呆了，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而羞红了脸的倒霉的客人们一个个张皇失惜，也不是虚假的，而是真诚的。情况再明白不过了，不仅对当事人，就连瓦克赫、纽莎和舒罗奇卡也没有一丝一毫含混的地方。难堪的感觉也传染给了此马、马驹、金色的阳光和那些围着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转的、不时落在她脸上和脖子上的蚊子了。

　　“我不明白，”到底还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打破了沉默，“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们南方，白军占领地区，是粮食丰裕的省份，为什么单单选择我们这儿，何苦到我们这儿来呢？”

　　“真有意思，您想过没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啊？”

　　“列诺奇卡，你别插嘴。说得不错，正是这样。她说得完全对。您想过没有，这对我该是多大的负担啊？”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没有理解我们的来意。这说的是什么事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我们决不会侵害你们，打搅你们。我们只要倒塌的空房子里的一个角落。要菜园旁边谁也不要的、白白荒芜的一小块土地。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再从树林子里拉一车劈柴。难道这样的要求过高吗？算得上侵害吗？”

　　“可是世界如此之大，干吗非找我不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而不是别人，能有这种荣幸？”

　　“我们知道你们，也希望你们听说过我们。我们对你们不是外人，所以我们投靠的也不是外人。”

　　“懊，原来因为克吕格尔，因为你们是他亲戚？您的舌头现在怎么转得过弯来承认这种事？”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生得五官端正，头发向后梳看，走道迈大步子，夏天穿着一件斜领衬衫，腰里系着一条带穗的带子。古时候这种人走起路来就像水上强盗，现在他们老是做出一副幻想当教师的大学生的样子。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运动，献给了革命，只担心他活不到革命到来的那一天，或者革命爆发得太温和，不能满足他激进的、渴望流血的热望。如今革命来到了，把他最大胆的设想都翻了个儿，而他，天生的和始终不渝的工人阶级的热爱者，第一批在“勇士”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并设立工人监督的人，却什么都没捞到，没有谋到职位，呆在一个荒芜的村子里。工人们从这个村子里逃散，一部分还跟着孟什维克走了。而现在这件荒唐事，这些不清自来的克吕格尔的不肖子孙，不啻命运对他的嘲弄。它是有意的恶作剧，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不，这太莫名其妙了，根本无法理解。您是否明白，您对我是何等危险，您使我陷于什么处境？看来我真疯了。我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

　　“真有意思，您明白不明白，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别急，列诺奇卡。我内人说得完全对。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很不好过了。真是狗的生活，疯人院。两边挨打，没有出路。一边责备我，你儿子干吗当红军，当布尔什维克，成了人民爱戴的人。另一边也不满意，为什么把你选进立宪会议。两边都讨不了好，只好在中间挣扎。现在你们又来了。为了你们，被拉出去枪毙才愉快呢。”

　　“得了！您冷静点！上帝保佑您！”

　　过了一会儿，米库利钦的气消了点，说道：

　　“好啦，在院子里喊够了就行啦。进屋继续喊吧。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掉进墨水缸里洗也洗不清，然而我们不是土耳其大兵，不是异教徒，不会把你们赶到树林子里喂狗熊。列诺奇卡，最好先把他们安顿在书房旁边那间放猎枪的屋子里。然后咱们再想想让他们住在哪儿。我想，可以让他们住在花园里。请进屋里去。欢迎光临。瓦克赫，把行李搬进来，帮帮他们的忙。”

　　瓦克赫照他的吩咐办了，只是不断叹气：

　　“圣母啊！他们的财产跟朝圣的人一样。只有几个小包裹，一口箱子也没有。”

　　清凉的夜晚来临了。客人们洗过了澡。女人们在她们住的房间里整理床铺。舒罗奇卡不知不觉地习惯了用他儿童式的格言引起大人们的哄笑，所以平时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一胡说八道起来就没完，可今天他很扫兴。他的胡说八道没有引起大人们发笑，没有人理睬他。他对没把黑马驹李进家里来也不满意，当大人呵斥他住嘴的时候，竟大哭起来，害怕把他当作一个不合格的坏孩子送回婴儿商店。在他的观念中，他一出世便从那儿送到父母的家里来了。他把内心中真诚的恐怖说给周围的人听，但他这些可爱的荒唐话并没有产生通常的效果。大人们在别人家里显得拘束，动作比平时急促，不声不响地想自己的心思，于是舒罗奇卡生气了，像保姆们常说的那样，发蔫了。大人们照顾他吃了饭，好不容易才哄他睡下。后来他睡着了。米库利钦家的女仆乌斯季妮姐把纽拉带到自己屋里用晚饭，并向她诉说这一家的秘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男人们被请去喝晚茶。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允许他们离开一会儿，到台阶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多少星星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外面很黑。岳父和女婿相隔两步，彼此却看不见。窗内的一道灯光从他们背后住宅的一个角落里射入峡谷。在这道光柱中，沐浴在潮湿清凉空气中的树丛、树木以及其他一切看不清的东西，变得膜增俄俄。亮光没照着谈话的人，更加深了他们周围的黑暗。

　　“明天早上得看看他们打算让我们住的地方，如果能住人，我们就马上动手修理。等我们把住的地方整理好了，他也解冻了。那时，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翻畦了。我听见他在谈话中好像答应给我们点马铃薯种。是不是我听错了？”

　　“他答应了，答应了。还有别的种子。我亲耳听见的。他让我们住的地方，咱们穿过花园的时候我看见了。您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正房后面被尊麻遮住的那几间房子。木头造的，可正房是石头盖的。我在大车上还指给您看来着，记得吗？那儿开畦才好呢。那里曾经是花圃。我从远处觉得是那样。也许我看错了。还得修一条小路，旧花坛的土地一定上足了肥，腐殖质非常丰富。”

　　“我不知道，明天看看再说。地上准长满了杂草，像石头一样硬。房子周围大概有个菜园。也许那块地方保留下来了，空闲着。明天就全清楚了。早上还会有霜冻。夜里一定有寒气。我们已经抵达了，多大的福气啊。为此我们应该互相祝贺。这儿不错。我喜欢这儿。”

　　“这儿的人非常可爱。特别是他。她有点装腔作势。她对自己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她不喜欢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所以，她要噪噪不休地说那些过于殷勤的废话。她好像急于把你的注意力从她的外表上引开，免得产生不利于她的印象。就连她忘记摘掉帽子，把它背在背后，也不是出于粗心大意。这样对她很相称。”

　　“咱们进屋吧。咱们在这儿呆的工夫太长，主人会见怪的。”

　　主人们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在灯火明亮的餐厅里，坐在吊灯下的圆桌旁喝茶。岳父和女婿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穿过管家漆黑的书房。

　　书房的墙上有一扇同墙一样宽的窗户，是用一整块玻璃镶成的，正好耸立在一道峡谷的上边。从这扇窗口可以鸟瞰远方峡谷外的平原。瓦克赫拉着他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医生就注意到这个窗口了。窗前摆着一张同墙一样宽的桌子，不是供设计师就是供绘图员使用的。桌上横放着一支枪，枪的左右两边空着很大的一块地方，足以显得桌子之宽了。

　　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经过书房的时候，又注意到视野开阔的窗户，桌子的宽大和它的位置，陈设华丽的房间的宽阔。当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饭厅茶桌跟前的时候，他首先向主人表示惊叹的是：

　　“你们这儿太好了。您有一个能促使人劳动、激励人工作的多么好的书房啊。”

　　“您愿意用玻璃杯还是茶杯？喜欢淡点还是浓点？”

　　“尤罗奇卡，你瞧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儿子小时候做的立体镜多好啊。”

　　“他到现在也没长大，还没成熟，尽管他为了苏维埃政权从科木奇手里夺回了一个又一个地区。”

　　“您说什么？”

　　“科木奇。”

　　“什么是科木奇？”

　　“这是为了恢复立宪会议权力而作战的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

　　“我们整天不停地听到对令郎的夸奖。也许您真能以他为骄傲。”

　　“这些是乌拉尔的风景照片，是双重的，立体的，也是他的作品，是他用自制的镜头拍摄的。”

　　“小饼里摘了糖精吧？饼干真出色。”

　　“嗅，哪儿是啊。这么偏僻的地方，哪儿来的糖精？纯粹的白糖。我刚才还从糖罐里给您往茶里加了糖呢。您难道没看见？”

　　“对了，真没看见。我欣赏相片来着。菜好像是真的？”

　　“花茶，自然是真的了。”

　　“从哪儿弄来的？”

　　“有那么一种魔术台布，一铺上它就什么都有了。一个熟人，当代活动家，信仰非常左，是个省经委会的正式代表。从我们这儿往城里运木头，靠这点交情送给我们米、黄油和面粉。西韦尔卡（她这样叫阿韦尔基），西韦尔卡，把糖罐推到我跟前来。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格里鲍耶阳夫是哪一年逝世的？”

　　“他好像生于一七九五年，但哪一年初被打死的就记不清了。”

　　“再来点茶？”

　　“谢谢，不要了。”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告诉我，奈梅亨和约是哪一年和在哪几个国家之间签订的？”

　　“得啦，列诺奇卡，别折磨人啦。让他们消除消除旅途疲劳吧。”

　　“现在我想知道放大镜一共有多少种，影像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和变形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的和倒的？”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物理学知识？”

　　“尤里亚金有位杰出的数学家。他在两所中学——男校和我们那儿上课。他讲得多好啊，多好啊！像上帝一样！有时候都嚼烂了才放进你嘴里。他姓安季波夫。同这儿的一位女教师结婚了。女孩子们都为他着了迷，全爱上他了。他自愿上了前线，从此就没回来，被打死了。有人说仿佛上帝的鞭子，上天的惩罚，这里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就是复活了的安季波夫。当然是神话了。不像真事。可是谁又说得准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再来一杯吧。”

　　瓦雷金诺

　　到了冬天，尤里·安得烈耶维奇的时间多了，他开始记各种类型的札记。他在札记本上写道：

　　多么美的夏天，夏天多美丽！

　　这简直是魔术般的神奇。

　　我问你，它为什么令我们念念不忘，

　　这样地没有原因？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

　　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

　　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

　　自己的世界。

　　当你的双手忙于使肌肉发胀的体力活儿的时候，当你

　　给自己规定将报以欢乐和成功、体力适度的任务的时候，当

　　你在开阔的天空下，呼吸着灼热的空气，一连六小时用斧子

　　钦木头或用铁锹挖土地的时候，多少念头闪过你的脑海，在

　　你的心里又诞生多少新鲜的想法！而这些思绪、揣测、类比，

　　没记在纸上，转眼就忘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用黑色的浓咖啡和烟草刺激衰弱的神经和想像力的城市中的隐士，你不会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真正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健的体魄中。

　　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论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我们的例子是有争议的，不宜由此而作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属于另一类型的组合。只有蔬菜和土豆，我们经济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其他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违背国家政权制定的核算，擅自使用土地。我们到林中砍伐木材，更是不可原谅的盗窃行为，因为我们是盗窃国家的——先前是克吕格尔的财产。米库利钦纵容并庇护了我们，他们过着差不多同样方式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地理位置救了我们，幸运得很，城里对于我们干的勾当暂时还一无所知。

　　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可总会有那么一位住在老远地方的善良的人，打听出瓦雷金话来了一位医生，便赶上三十来里路，到这儿来找我看病。这个带着母鸡，那个带着鸡蛋，第三个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对他们说不收报酬，可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看病不要报酬。这样，行医也有些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桑杰维亚托夫。

　　我简直猜不透，这个人身上包含着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心拥护革命，并且完全没辜负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依赖。他凭借手中强大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用瓦雷金诺的木材，把它们运走，甚至用不着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而我们也一点奈何他不得。另一方面，要是他乐意盗窃国家资财，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D袋装满，也不会有人出来吭一声。没有人可以同他分肥，他也用不着向任何人送人情。那又是什么促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支援区里所有的人，比如，托尔法纳亚车站的站长呢？他整天东奔西跑，老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他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来同样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他准会活活闷死。几天之后医生又写道：

　　我们搬进老宅子后面那两间木头房子里。这两间房子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是克吕格尔指派给特殊用人——家庭裁缝、女管家和已经干不了活的保姆住的。

　　这个角落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们很快就把它修理好了。我们在行家的帮助下改修好了连着两间屋子的炉子。现在，改修过的烟道，散发出的热气更多一些。

　　在曾经是花园的地方，先前地面上的痕迹已经淹没在到处生长着的新植物下面了。现在是冬天，周围的一切都已死亡，活的东西再也遮掩不住死的东西，被雪掩埋住的过去的面貌，便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今年秋天干燥、暖和。我们来得及在雨季和严寒到来之前把土豆挖出来。除了还清米库利钦的之外，我们还收获了二十袋土豆。所有的土豆都收藏在地窖中最大的粮囤里。上面，地面上，盖了一层干草和几条破被子。东尼任脆的两桶黄瓜也放进地窖里，还有两桶她渍的酸白菜。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系在一起挂在房梁上。准备过冬的胡萝卜埋在干沙子里。沙子里还埋着收获得相当多的萝卜甜菜、芜青，而阁楼上还堆放着不少豌豆和青豆。草棚里存放的柴火够烧到明年春天。我喜欢在清晨时分或冬日黄昏，手里举着一盏微弱得马上就要熄灭的灯，去揭开地窖的小门。门刚一打开，一股根茎、泥土和雪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

　　当你走出草棚的时候天尚未破晓。门吱地响了一声，你不由得打个喷嚏，或者不过是雪在脚下发出的咯吱声，而从远处菜畦里，从竖立在积雪上面的白菜茎下，突然跳出几只野兔，急忙向四外逃窜，在周围的雪地上留下纵横交错的宽大的足迹。附近的拘一条接一条叫起来，狂叫了好半天。最后的几只公鸡刚才已经啼过，现在不啼了。天已微微发白。

　　除了野兔的足迹外，在一望无际的覆盖着白雪的平原上，还有山猫穿过的足迹，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像一条条穿起来的线，印在雪地上。山猫走路跟猫一样，脚掌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夜能走好几俄里。

　　人们为了捕捉山猫挖掘了陷附，这儿管陷阱叫捕兽坑。可是掉进去的不是山猫而是灰兔，等到把它们从陷阶里取出来的时候，都冻得硬邦邦，快让雪埋住了。

　　刚来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是很艰难的。我们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还得感谢供给我煤油的安菲姆，使我什1能够围着煤油灯坐在一起。女人们缝纫或者编织，我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声地读书。生着了炉子，我作为一个公认的管炉子的好手，负责看管炉子。我要及时关上风门，以免放走热气。要是有块没烧透的木头压住火，我就把它取出来，夹起这块冒着烟的木块跑出屋门，朝雪地里使劲往外一扔。它像一个火星迸射的火炬从空中飞过，照亮了沉睡的黑糊糊的花园以及银白色的四角形的草地。木块发出吱吱的声音，落进雪堆里，熄灭了。

　　我们一遍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人《叶南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我们阅读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俄译本，还有克莱斯诗的短篇小说。春天临近的时候医生写道：

　　我觉得东尼娘怀孕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不相信我的话，可我对此毫不怀疑。在不容置疑的症候出现之前，不易察觉的先期征兆是骗不了我的。

　　女人的脸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她变得难看了。但先前完全置于她控制之下的外表，现在脱离了她的监督。她受到她所孕育的未来的支配，而她已经不再是她本人了。这种摆脱她的控制的女人外表便具有一种生理上恫然若失的形态。处在这种形态中，她的脸失去了光泽，皮肤变得粗糙，眼晴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放出异样的光彩；仿佛她管不了这一切，只好听其自然了。

　　我同东尼妞从未疏远过。而这辛劳的一年使我们更加亲密了。我注意到她是何等麻利、强健和耐劳，又多么会安排活计呀，在两种活计交替的时候她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总觉得，每次受孕都是贞洁的，在这条与圣母有关的教义中，表达出母性的共同观念。

　　但是每个女人生产的时候，都会产生孤独、被遗弃和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的感觉。在这紧要关头，男人如此无用，仿佛他从未有过，一切都是从天而降似的。

　　女人自己繁殖后代，自己退居到生存的次要地位，那儿比较安静，可以平安地放一只摇篮。她独自一人在默默的谦卑中哺育孩子，把他抚养大。

　　人们乞求圣母：“为儿子和你的上帝用心祈祷。”人们向她的口中注入了圣诗的篇章：“我。心尊主为大，我录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她这是说她的婴儿，他将使她变得伟大（“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是她的荣耀。每个女人都能这样说。她的上帝就在孩子身上。伟人的母亲们一定熟悉这种感觉。不过，所有的母亲无一例外地都是伟人的母亲——以后生活欺骗了她们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叶甫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安菲姆昨天来了，带来不少礼物。我们大饱口福，点亮了煤油灯，没完没了地谈艺术。

　　我早就有过这样的看法，艺术不是范畴的称谓，也不是包罗无数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现象的领域的称谓，恰恰相反，它是狭窄而集中的东西。作为构成艺术作品原则的标志，它是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详尽分析过的真理的称谓。我从来不把艺术看作形式的对象或它的一个方面，而宁愿把它看成隐匿在内容中的神秘部分。这对我就像白天一样明确，我全身都感到这一点，可是怎样表达和形成这种观点呢？

　　作品能以各种方式说话。题材啦、论点啦，情节啦，人物啦。但它们主要是以存在于其中的艺术说话。存在于《罪与罚》书页上的艺术，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能震撼人J心。

　　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还有我们的艺术，这大约在几千年之间仍是同一个艺术，唯一存在的艺术。这是某种思想，对生活的某种确认，一种由于无所不包而难以划分为个别词句的见解。如果这种见解有哪怕一丁点儿掺入某种更为复杂的混合作，艺术的成分便会压倒其余部分的意义，成为被描写对象的本质、灵魂和基础。

　　轻微感冒，咳嗽，大概还有低烧。喉头那儿整天憋气，嗓子里堵着一块东西。我的情况糟糕了。这是大动脉在作怪。从我可怜的妈妈那儿遗传来的最初征兆，她一生都患有心脏病。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么早？这么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了。

　　屋里有一股轻微的木炭味，还有熨衣服的味道。她们在熨东西，不时从烧得不旺的炉子里取出一块散发出热气的燃烧着的木炭，放入盖子像牙齿似的上下打战的烤熨斗里。这使我想起了什么？记不起来了。身体不好，太健忘啦。

　　为了庆祝安菲姆给我们带来上等的肥皂，我们来了个大扫除，舒罗奇卡也两天无人看管，我写日记的时候，他钻到桌子底下，坐在两条桌腿之间的横档上，模仿每次来时都带他坐雪橇的安菲姆，也装着带我坐雪橇。

　　等病好了一定到城里去一趟，读一读本地区民族志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别人都对我说，这里有几个相当不坏的图书馆，接受过好几个人的重要捐赠。真想写东西。得抓紧啦。要不，一晃眼春天就到了。到那时候就没工夫读书和写东西了。

　　头疼得越来越厉害。睡不好觉。我做了一个杂乱的梦，那种一醒马上就忘的梦。梦忘得干干净净，意识里只留下惊醒的原因。一个女人的声音把我惊醒，我在梦中听到空中响彻她的声音。我记住了这个声音，在记忆中复现它，挨个儿回想我所熟悉的女人，想找出具有这种浑厚、低沉和圆润嗓音的人。她们当中谁也没有这种嗓音。我想，也许我对东尼妞太习惯了，所以我的听觉对她迟钝了。我设法忘记她是我的妻子，把她的形象置于足以阐明真理的距离之内。不，这也不是她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也解释不清。

　　顺便说到做梦。通常都认为，白天什么给你印象最深，夜里就会梦见什么。可是，我的观察恰恰相反。

　　我不止一次注意到，正是白天恍惚看到的东西，不明确的思想，脱口而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话，夜间便化为具体的

　　形象返回脑子里来，变成梦的主题，仿佛特意前来偿还白天对它们的怠慢似的。



　　晴朗的寒夜。有形的东西显得特别真切和完整。大地、

　　空气、月亮和星星都凝聚在一起，被严寒冻结在一起了。树

　　影横投在林阴道上，现出清晰的黑印，仿佛雕成了凸形。总

　　觉得各处老有黑影从小路上掠过。大星星挂在林中枝叶当

　　中，宛如一盏盏蓝色的云母灯笼。小的则有如点缀着夏天草

　　地的野菊，缀满整个天空。

　　每天晚上继续谈论普希金。分析第一卷中皇村中学时

　　代的诗。诗的韵律多么重要啊！

　　在充满长诗句的诗歌中，阿尔扎玛斯是少年虚荣。心

　　的顶点，想不落在成人后面，用神话故事、夸张的描写、故意

　　装出的道德败坏、纵情欢乐和思维过早成熟来蒙骗叔叔。

　　几乎从模仿奥西扬或帕尔尼起，或者从《皇村回

　　忆》起，年轻人忽然找到像树。城》或《致姐妹臧晚期在基什

　　尼奥夫写的《献给我的墨水瓶》中的短诗句，以及《致尤金》

　　中的韵律，未来的普希金在少年身上苏醒了。



　　阳光和空气、生活的喧嚣、物品和本质冲进诗歌之中，仿佛从大街上穿过窗户冲进屋里。外部世界的物体、日常生活的用品和名词挤压着占据了诗行，把语言中语意含混的部分挤了出去。物体，物体，物体在诗的边缘排成押韵的行列。

　　后来变得十分著名的普希金四步韵脚，仿佛成了俄国生活的测量单位和它的标尺，似乎四步韵脚是从整个俄罗斯的存在上剥制下来的，就像画出脚样裁制皮靴的皮子，报出手套尺码寻找戴得合适的手。

　　稍后，俄语的节奏，俄国人说话的腔调，也表现在涅克拉索夫的三步韵脚诗歌里和涅克拉索夫扬抑格的韵律中。

　　我多想在履行职务的同时，即农业劳动或行医的同时，酝酿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写一部科学著作或艺术作品啊。

　　每个人生来都同浮士德一样，渴望拥抱一切、感受一切和表达一切。前人和今人的错误促使浮士德成为学者。科学遵循摒弃的法则进展，****占统治地位的谬误和虚假的理论。

　　大师们富有感染力的榜样促使浮士德成为艺术家。艺术遵循吸引的法则进展，模仿和崇拜心爱的主题。

　　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

　　只有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才是神奇的。在这方面，普希金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如何赞美诚实的劳动、职责和日常生活习俗呀！可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小市民’和‘居民’都带有责备的意味。《家谱》中的诗行已经预言过这种指责了：

　　我是小市民，我是小市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又写道：

　　壬。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

　　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

　　还有一大沙锅汤。

　　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河天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们对这类话照样能理解：但他们哪儿能那么不谦虚——没有那种兴致，况且也不属于那种官阶！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好死的准备，他们劳心烦神，寻找人生的真谛，得出种种结论，然而他什1都被艺术家天职所留意的生活细节吸引开了。就在这些细节更迭的时候，生命仿佛同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细节已经悄悄到了尽头，而现在这种细节变成公共事业，就像从树上摘下的青涩苹果，自己在后代人手中成熟，并且越来越甜，越来越有意义。

　　春天的最初信息是解冻。就像过谢肉节似的，空气中充

　　满了薄油饼和伏特加酒味。太阳在树林里无精打采地眯缝

　　着油光光的小眼睛，睡意蒙咙的树林半闭着睫毛似的松针，

　　水洼在中午泛着油腻腻的光。大自然在打瞌睡，伸懒腰，翻

　　了一个身又睡着了。

　　《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里——春天，奥涅金走

　　后荒芜的邱宅，山麓的水边连斯基的坟墓。

　　而夜芬，那春天的恋人，

　　彻底啼略。野玫瑰正在开放。

　　为什么要用“恋人”这个词？一般说这个修饰语是自然

　　而恰当的。自然是恋人。此外，也能和野玫瑰押韵。但为

　　了押韵，就不能用壮士歌中的“夜费强盗”了吗？

　　在壮士歌中奥狄赫曼的儿子就叫“夜营强盗”。歌中把”

　　他刻画得多生动啊！

　　一听到夜芬的口哨，

　　一听到他野兽般的呼啸，

　　小草挤在一起，

　　蓝色的花朵纷纷坠落，

　　昏暗的树林垂向地面，

　　至于百姓们啊，都纷纷倒毙。

　　我们是初春来到瓦雷金诺的。不久草木便被上了绿装，特别是米库利钦房子后面的那条叫作舒契场的山谷，野樱、赤杨、胡桃更是一片碧绿。几夜之后夜驾开始歌唱。

　　我仿佛头一次听到夜写的歌唱，我再一次惊奇地感到，夜营的啼畴同其他的鸟鸣何等不同啊！它不是渐渐提高，而是突然拔起，大自然使它的啼嫩达到如此丰润和独特的地步。每个音有多少变化，又多么喷亮而有力呀！屠格涅夫不知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这种宛如魔笛的啼畴。在两个地方旋转得特别悦耳。一处不厌其烦地重复华丽的“巧克”，有时一连三次，有时不计其数，唱得披着露水的草木抖掉身上的露珠，更加精神抖擞，仿佛被搔着痒处，笑并且颤抖起来。另一处啼声化为两个音节，像召唤，像饱含真情，像请求或规劝：“醒来！醒来！醒来！”

　　春天到了。我们准备播种。没空写日记了。写这些札记真是件愉快的事。现在只好搁笔，待来年冬天再说了。

　　这两天——这一回正好是谢肉节——一位生病的农夫，坐着雪橇穿过泥泞的道路，来到我们的院子里。我当然拒绝替他治病。“请别见怪，亲爱的，我已不行医了——没有真正的药品，没有必要的器械。”可是哪能摆脱得了。“救救我吧。身上的皮越来越少。发发慈悲吧。身体上的病。”

　　有什么办法？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只得替他看病。“脱下衣服。”我检查了一下。“你得的是狼疮。”我替他看病的时候，斜眼看了一下窗户，看见窗台上放着一瓶石炭酸（公正的上帝啊，不用问石炭酸还有其他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桑杰维亚托夫拿来的）。我住院子里一看，又停了一辆雪橇，最初我还以为又来了个病人呢。叶夫格拉夫弟弟仿佛从天而降。全家人，东尼妞、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忙着招待他。等我完了事，也加入他们一伙之中。我们七嘴八舌地问他：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他像往常那样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没有说一句正面回答的话，只管微笑，说大家对他来感到奇怪吧，这是一个谜啊。

　　他住了将近两个礼拜，经常到尤里亚金去，后来又突然消失，仿佛钻进地底下去了。在这期间，我发现他比桑杰维亚托夫更有影响力，他办的事和他的交往更无法解释。他从哪儿来？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势力？他在干什么？他在消失之前答应减轻我们的家务劳动，好让东尼妞有时间教育舒拉，我有时间行医和从事文学事业。我们问他怎样才能做到他所允诺的事，他又笑而不答。但他并没骗我们。出现了真正改变我们生活条件的征兆。

　　真是怪事。他是我的异母兄弟，和我姓一个姓。可是说实在的，我比谁都不了解他。

　　这是他第二次以保护者和帮我解决困难的救世主的身份闯入我的生活。说不定，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除了他所遇到的真实的人物，还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一位不请自至的宛如象征的援救人物。莫非在我生活中触动这根神

　　秘的行善弹簧的人就是我弟弟叶夫格拉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札记就写到这里。他没再写下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尤里亚金市图书馆阅览室里翻阅订购的书籍。能容纳一百人的阅览室里有许多窗户，摆了几排桌子，窄的那面靠着窗户。天一黑，阅览室就关门了。春季城里晚上不点灯。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未坐到过黄昏，在城里也从未耽搁过午饭的时间。他把米库利钦借给他的马挂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读一上午书，中午骑马回瓦雷金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图书馆之前，很少到尤里亚金去。他在城里没有一点私事。医生很不熟悉它。可是当他看着阅览室大厅里渐渐坐满了人，有的坐得离他远一点，有的就坐在他旁边时，他仿佛觉得自己站在行人往来的交叉路口上观察城市，而汇集到阅览室里的不是到这儿来的尤里亚金居民，而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和街道。

　　然而从阅览室的窗口能够看到真正的、不是虚构的尤里亚金人。靠着最大的窗户那儿有一桶开水。阅览室里的人休息的时候就到楼梯上抽烟，围着大桶喝水，喝剩的水倒在洗杯盆里，挤在窗口欣赏城市的景色。

　　看书的人分为两类：当地的知识分子老住户——他们占大多数——和普通的人。

　　第一类人当中的大多数都穿得很破旧，不再注意自己的仪表，很遍遍。他们身体不好，拉长了脸，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饥饿、黄疽病、水肿病——而肉皮搭拉着。这些人是阅览室的常客，认识图书馆里的职员，在这儿如同在家里一样自在。

　　来自普通人的阅读者，个个面色健康红润，穿着干净的过节服装。他们就像上教堂似的腼腆地走进大厅，但是弄出的声音却违犯了阅览室的规则。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规则，而是因为他们想一点声不出，可没有管好自己健壮的脚步和说话的声音。

　　窗户对面的墙上有个凹处，在这个用高台子同大厅隔开的壁龛似的凹处里，阅览室的职员，老管理员和他的两名女助手，在办自己的事。一位助手满脸怒气，披着一件羊毛披巾，不停地把夹鼻眼镜摘下来又戴上，显然不是由于视力的需要，而是由于情绪的变化。另一位穿着黑丝上衣，大概胸口疼，因为手绢几乎没离开过鼻子和嘴，说话和呼吸都对着手绢。

　　图书馆职员的脸也像大多数到阅览室来的人一样，同样浮肿，同样拉长了脸，松弛的皮肤同样搭拉下来，脸色灰中带绿，如同胞黄瓜或灰尘的颜色一样。他们三人轮流做同样的事，那就是低声向新来的阅读者解释借书规则，讲解各种标签的用途，借书或还书，还利用其中的空闲编写年度总结。

　　怪事，面对窗外真实的城市和大厅里想象出来的城市，甚至从大家普遍的浮肿所引起的某种相似，他仿佛觉得所有人都患了扁桃腺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那天早上他们抵达时尤里亚金铁轨上的那个郁郁不乐的女扳道员，想起从远处看到的城市远景，想起坐在他身旁车厢地板上的桑杰维亚托夫，以及他所说的那番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把远在这一地区之外听到的话，同他到达这一地区之后所看到的联系起来。但他没记住桑杰维亚托夫告诉他的标志，所以他什么道理也没悟出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阅览室的尽头，身旁堆满书。他面前放着几份当地地方自治会的统计簿和几本人文志。他还想借两本有关普加乔夫暴动史的著作，但穿丝上衣的女图书管理员用手绢紧压着嘴唇低声对他说，一个人一次不能借这么多书，他要想借他感兴趣的著作，先得还一部分手册和杂志。

　　于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急忙翻阅那一大堆尚未打开的书，从中拣出最必要的，把其他的书还掉，再去借他所感兴趣的历史著作。他聚精会神，目不旁视，飞快地翻阅各种集子，眼睛只瞟一下书目。阅读室里的人很多，但他们并不妨碍他，没分散他的注意力。邻座的人他早研究透了，他不抬眼睛便知道他们坐在自己的左边或右边，并能感觉到，他们的位置在他离开前不会改变，就像窗外的教堂和城里的建筑物不会挪动一样。

　　然而太阳并没停止不动。它一直在移动，这时候已绕过图书馆东边的墙角，现在正照着南墙上的窗户，晃得离窗户最近的人睁不开眼，得难阅读。

　　患伤风的女管理员从围起来的高台上走下来，走到窗户前。窗户上装着能使光线变得柔和的用白料子做的带把的窗帘。她放下所有的窗帘，只留下阅览室尽头最暗的那扇窗户。她拉了一下线绳，把活动气窗拉开咱己不停地打喷嚏。

　　当她打了十个或十二个喷嚏之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猜到，她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即桑杰维亚托夫所提到过的通采夫家的四姐妹之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着别的阅读的人抬起头朝她那方向看了看。

　　于是，他发现阅览室里发生了变化。对面的那一端增加了一个女读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刻认出她是安季波娃。她转过身子，背对前面的桌子坐下。医生就坐在其中的一张前面。她低声同伤风的女管理员交谈。女管理员站着，俯身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耳语。看来，她们的谈话对女管理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不仅立刻医好了恼人的伤风，还医好了精神紧张。她向安季波娃感激地瞥了一眼，把一直捂着嘴唇的手帕拿开，放进衣袋，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满怀信心地回到借书台后的座位上。

　　这个动人的小小的～幕，没能瞒过另外几个读者。读者从阅览室的各个角落同情地望着安季波娃，并同样微笑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根据这些难以察觉的迹象断定，城里的人认识她，并且非常爱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一个愿望是站起来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跟前。然而，一种违背他本性的羞怯和缺乏自信阻止了他。他决定不去打扰她，继续看自己的书。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向她的方向张望的诱惑，他把椅子横对着桌子，几乎背对着阅览室的读者，把一本书举到面前，另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盖上，完全钻进书里。

　　然而他的心思早已离开研究的对象，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与他的研究对象毫无联系，他忽然领悟到，那个冬天夜里他在瓦雷金诺梦中所听到的声音正是安季波娃的声音。这个发现使他大吃一惊，他急忙把椅子转回原来的位置，以便从他的座位上看安季波娃。他开始看她。他的动作惊动了旁边的人。

　　他几乎从背后侧身看她。她穿了一件浅格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宽带子，头微微偏向右肩，贪婪地阅读着，简直像小孩一样到了忘我的地步。有时她抬头望着天花板沉思，不然便眯起眼睛凝视着前方，然后又把头倚在一只手上，用铅笔飞速地往笔记本上摘录。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检验并肯定自己在梅留泽耶沃小镇所做过的观察。“她不想讨人喜欢，”他想道，“不想成为迷人的美人。”她蔑视女人本性中的这一方面，仿佛由于自己长得太美而惩戒自己。而这种骄傲的敌意使她更加十倍地令人倾倒。

　　“她不论做什么事都做得多么好啊。她读书，使人觉得这不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而是某种简单木过的、连动物也能做的事，就像她提水或削马铃薯一样。”

　　想到这里医生不再激动了。他心中产生了一种罕有的平静。他的思想不再从一个对象跳到另一个对象上。他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安季波娃对他的影响就像对神经质的女管理员一样。

　　他不再管转动椅子造成的后果，不再怕别人妨碍或自己分心，比安季波娃进来之前更专心致志地工作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他翻阅完像小山一样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书，选出最需要的，还顺便一口气读完了在书中发现的两篇主要文章。他对今天所做的事已经感到满意，便开始收拾书，准备送到还书台去。任何败坏情绪的不相干的念头都离开了他。他丝毫没有别的用心，问。已无愧地想道，诚实地工作了一上午，赢得了会见一位好心肠老友的权利，可以合法地享受一下相逢的欢乐了。但当他站起来，环视了一下阅览室，却没发现安季波娃，大厅里已经没有她了。

　　医生还书的还书台上，安季波娃还的书还没收走。她还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看来，作为一个旧教师，在重新登上讲台之前，她在家里全力以赴地进行政治进修。书中还夹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借书单。借书单的下端露在外面，很容易被看见，上面写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地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地址很古怪，抄了下来：商人街，带雕像住宅的对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带雕像住宅”这种叫法在尤里亚金非常流行，就像在莫斯科以教区命名市区，或者在彼得堡称为在“五个角”那儿一样。

　　一座带女神像柱和手持铃鼓、竖琴和假面具的古代级斯雕像的铁青色住宅被人称为“带雕像住宅”。这是上个世纪一位爱好戏剧的商人为自己建造的私人剧场。他的后人把住宅卖给了商会，由于这座住宅占了街的一角，于是就把这条街叫做商人街了。带雕像住宅又表示与这条街连接的这片地方。现在党的市委会便设在带雕像住宅里，地基倾斜下沉的那一面墙上，过去贴话剧和马戏海报的地方，现在贴着政府的法令和决议。

　　这是五月初寒冷而刮风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城里办完事，到图书馆转了一下，突然改变全部计划，去寻找安季波娃。

　　路上时常刮起～团团的风沙，挡住他的去路，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医生转过身子，眯起眼睛，低下头，等一阵风刮过，再向前走去。

　　安季波娃住在商人街角上诺沃斯瓦洛奇巷内，对着昏暗发青的带雕像住宅。医生现在看见这座住宅了。住宅确实同它的绰号一致，令人产生一种古怪不安的感觉。屋顶四周环绕着一圈比真人高一倍半的女神雕像。在一阵遮住住宅正面的风沙过后，医生突然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从住宅里走上阳台，弯过栏杆看他，看渐渐从风沙中显露出来的商人街。

　　有两条路通往安季波娃的住所：从商人街穿过正门，从小巷穿过院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道有头一条路，选择了第二条路。

　　他刚从小巷拐进大门，～阵风把院子里的尘土和垃圾刮到天上，遮住院子。在这扇黑色帘幕后面，从他脚下飞起一群被公鸡追赶得咯咯叫的母鸡。

　　当尘土消散后，医生看见安季波娃站在井旁。刮风的时候她左肩上刚刚挑起两只汲满水的水桶。为了防止风把尘土刮进头发里，她连忙披上头巾，在前额上打了一个“鸳鸯结”，用膝盖夹住吹开的长衫，以免被风掀起。她想担水往家里走，但被另一阵风挡住。这阵风刮掉她的头巾，吹乱她的头发，又把头巾刮到栅栏的另一头，刮到还在咯咯叫的母鸡那里。

　　尤里·安德烈耶夫跑去追头巾，把它拣起来，递给站在井边发呆的安季波娃。她像平时那样泰然自若，没有发出惊叫，显露出自己的惊讶和困惑。她只喊了一声：

　　“日瓦戈！”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

　　“您怎么来的？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肥水桶放下，我来挑。”

　　“我从不半路转弯，从不放下开始干的事。您要是来看我，咱

　　们就走吧。”

　　“我还能看谁呢？”

　　“那谁知道呢。”

　　“还是请您把扁担让给我吧，您干活儿的时候我不能空手闲着。”

　　“多了不起的活儿呀。我不让您担，您会把楼梯溅湿的。您不如告诉我，哪阵风吹您来的？您来这儿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抽不出工夫来？”

　　“您从哪儿知道的？”

　　“到处都有传闻。何况我还在图书馆里见过您呢。”

　　“那您怎么没叫我？”

　　“您用不着让我相信您没看见我。”

　　医生跟在颤动的水桶下微微摆动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后面穿过低矮的拱门。这是一楼的昏暗过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迅速蹲下来，把水桶放在泥土地上，从肩膀上抽出扁担，伸直身子，开始用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来的一块小手绢擦手。

　　“走吧，我带您从里面的小道进大门。那边明亮。您在那边等我。我从小道把水提上楼，把上面收拾一下，换身于净衣服。您瞧瞧我们这儿的楼梯。生铁梯阶上都有楼空花纹。从上面透过它们，下面什么都看得见。房子老了。打炮的那几天受到轻微震动。大炮轰击嘛。您瞧石头都错缝了。”砖上大窟窿套小窟窿。我和卡坚卡出去的时候就把钥匙藏在这个窟窿里，用砖头压上。记住点。说不定您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不在家，那就请自己开门进去，在里面随便坐坐，等我回来。钥匙就在那儿。可我用不着，我从后面进去，从里面开门。唯一发愁的是耗子，多得对付木了，在脑袋上跳来跳去。建筑太老了，墙都酥了，到处是裂缝。能堵的地方我都堵上了，我同它们作战，可没有用。您什么时候有空，能不能来帮帮忙？咱们一块儿把地板和墙角堵上。行吗？好吧，您在楼梯口上等着，随便想点什么吧。我不会让您在这儿多受罪，马上就招呼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等待安季波娃叫他，目光开始在墙皮剥落的入口处和生铁梯阶上转来转去。他想道：“在阅览室里我把她专注的读书精神同于真正事业和体力劳动的热忱相比较。可完全相反，她担水像读书那样轻松，一点不吃力。她干什么都从容不迫。仿佛她在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便开始了向生活起跳，现在干什么都～跃而起，自然而然，出于从小养成的习惯，毫不吃力。这从她弯腰时脊背形成的线条、微笑时分开的嘴唇和变圆的下巴上，以及从她的谈话和思想里都能看出来。”

　　“日瓦戈！”从上面一层楼梯口的一扇门里有人喊了一声。医生爬上楼梯。

　　“把手给我，跟我走，不许乱动。这儿有两间推东西的房间，东西顶到天花板，很暗。碰上就会撞伤的。”

　　“真像一座迷宫。我差点找不着路。怎么会这样？正在修理住宅？”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问题不在这儿。住宅是别人的。我连是谁的都不知道。我们在中学里有一间房间，公家的。尤里亚金市苏维埃房管会占用学校后，便把我和女儿迁到这座别人遗弃的空房里来。旧主人们的全部家具都留在这里，家具多极啦。可我不需要别人的财富。我把他们的东西堆在这两间屋子里，只把窗子剧成白色。别松开我的手，不然您要迷路的。就这样握着，向右拐。现在穿过密林了。这就是通我房间的门。马上就会亮一点了。门槛，别踩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女向导走进房间后，看见正对着门的墙上有扇窗户。医生被窗外的情景吓了一跳。窗户开向住宅的院子，对着邻居的后院和河边的一块荒地。绵羊和山羊在荒地上吃草，长长的羊毛像敞开的皮袄大襟扫着地上的尘土。除了绵羊和山羊外，两根柱子当中有一块对着窗户的招牌，医生熟识这块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医生见到招牌触景生情，马上便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描绘他们一家人到乌拉尔的情景。他忘记人们把斯特列利尼科夫当成她丈夫的谣传，不假思索地讲述了他在车厢里同政委会面的经过。这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看见斯特列利尼科夫了？！”她急切地问道。“我暂时什么都不对您说。可是这太重要了！简直命中注定你们一定要见面。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您一定会惊叹不已。如果我对您的话理解得不错的话，他留给您的印象与其说是不良的，不如说是良好的，对吧？”

　　“对，正是如此。他本应对我冷淡。我们经过他镇压和毁坏过的地方。我原以为他是个粗野的讨伐者或者是个革命的狂暴的刽子手，可他两者都不是。当一个人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时，同我们事先形成的概念不一致时，这是好现象。一个人要属于一定类型的人就算完了，他就要受到谴责。如果不能把他归入哪一类，如果他不能算作典型，那他身上便还有一半作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便解脱了自己，获得了一星地半点不朽的东西。”

　　“听说他不是党员。”

　　“是的，我也觉得他不是。他身上有什么吸引队呢？那就是他必定灭亡。我觉得他不会有好下场。他将赎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泊，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斯特列利尼科夫同他们一样，是疯子，但他不是被书本弄疯的，而是被往昔的经历和痛苦逼疯的。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秘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偶然的。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尚可容忍他，他同他们走同样的路，但一旦他们不需要他了，便会无情地把他甩掉并踩死，就像在他之前甩掉并踩死许多军事专家一样。”

　　“您这样想？”

　　“绝对如此。”

　　“他就没救了吗？比如，逃跑？”

　　“往哪儿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先前在沙皇时代还可以这样做。现在您试试看。”

　　“真可怜。您讲的故事引起我对他的同情。可您变了。先前您提到革命的时候没这么尖刻，没这么激动。”

　　“问题恰恰在这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凡事总该有个限度。这段日子总该见成效了吧。但很清楚，混乱和变动是革命鼓动家们唯一凭借的自发势力。可以不给他们面包吃，但得给他们世界规模的什么东西。建设世界和过渡时期变成他们自身的目的。此外他们什么也没学会。您知道这些永无休止的准备为何徒劳无益？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才能，对要做的事事先并未做好准备。而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为什么要让杜撰出来的幼稚闹剧代替生活，让契河夫笔下的逃学生主宰生活呢？够了。现在该我问您了。我们是在你们城里发生政变那天抵达的。交战的那天您在城里吗？”

　　“懊，那还用问！当然在城里。四处起火。我们自己差点被烧死。我对您说过了，房子震得很厉害。院子里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炮轰，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像历次改变政权一样。对那种时期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成专家了。不是头一次了。白军占领的时候都干过什么事呀！杀人，报私仇，勒索敲诈。对，我忘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咱们的加利乌林，在捷克人那里当上了大人物。总督之类的官。”

　　“我知道，听说过了。您见过他吗？”

　　“我们经常见面。多亏了他，我不知救过多少人！掩护过多少人！应当公正地对待他。他的表现无可指摘，像个骑士，同哥萨克大尉和警察那群卑鄙小人完全不一样。但那时操纵局势的正是这帮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乌林帮过我很多忙，真得谢谢他。您知道我们是老熟人。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到他长大的院子里去玩。院子里面住的是铁路工人。我小时候就看清楚了什么是贫困和劳动。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跟您不一样。它同我更接近。这里有许多同我亲近的东西。突然这个小男孩，扫院子人的儿子，当上了上校，甚至是白军将军。我是文职家庭出身，分不清军衔。我的职务是历史教师。是啊，就这么回事儿，日瓦戈。我帮助过很多人。我常去看他。我们常提到您。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里都有关系和保护人，也从各个方面招致不少痛苦和损失。只有蹩脚书里的人才分为两个阵营，互不来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要想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永远只意味着同一个东西，需要成为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微不足道的角色呀！啊，原来你在这儿？”

　　一个枕着两条小辫的八岁小女孩走进屋。两只距离很宽的细眼睛赋予她一种调皮的神态。她笑的时候眼睛微微抬起。她进门前已经知道妈妈有客人了，但跨过门槛时仍然认为有必要在脸上装出惊讶的神情，行了个屈膝礼，毫无畏惧地盯着医生，眼睛没眨一下，只有很早就学会沉思并在孤寂中长大的孩子才会这样看人呢。

　　“我的女儿卡坚卡。请多关照。”

　　“您在梅留泽耶沃给我看过她的照片。长大啦，都认不出来了！”

　　“原来你在家？我还以为你出去玩了。你进来我都不知道。”

　　“我从窟窿里取钥匙，可那儿有那么大的一只耗子。我叫起来，连忙跑开。我以为要吓死了。”

　　卡坚卡说，可爱的小脸做出怪样，瞪着两只调皮的小眼睛，小嘴撅着，就像一条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鱼。

　　“得啦，上自己屋里去吧。我请叔叔留下来吃午饭。我从烤炉里把粥取出来就叫你。”

　　“谢谢，可我不得不谢绝。由于我常进城，我们改在六点吃饭。我已习惯不迟到，可骑马得三个小时，有时还得四个小时，因此我才这么早来看您，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就要走了。”

　　“再坐半小时吧。”

　　“好吧。”

　　“现在，既然您对我坦率，我也对您坦率，我要告诉您，您刚才提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就是我到前线找的那个人。都说他确实死了，可我不相信。”

　　“我并不惊奇，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我听到那种谣传时也认为是荒谬的。因此，我才忘乎所以到这种地步，随心所欲地同您谈起他，就好像根本没有过这种谣传似的。但这种谣传荒谬至极。我见过这个人。可怎能把您同他联系在一起？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可都是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连卡坚卡都知道，并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用假名生活和活动。

　　“他攻打尤里亚金，向我们打炮，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了不泄露秘密，一次也没打听过我们是否还活着。这当然是他的职责。如果他问我该怎么办，我也同样会劝他这样做。您甚至可以说，我的不受侵犯、市苏维埃为我们提供的还算过得去的住房条件以及其他等等——间接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秘密关心。可您怎么也不能说服我相信您的看法。人就在身边，竟然能顶住见我们的诱惑！这我怎么也想不通，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这是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公民的美德，现今的一种深奥的智慧。可我受到您的影响，开始同您唱一个调子。但我并不想这样做。咱们不是同道。我对某种难以觉察的、非必然的东西理解得一致。但在具有广阔意义的问题上，在人生哲学上，我们还是作为论敌为好。还是再回到斯特列利尼科夫身上来吧。

　　“现在他在西伯利亚，而且您说得对，对他的责难也传到我的耳朵里了，听了简直叫我寒心。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我们最向前挺进的一块阵地上，把可怜的加利乌林——同～个院子里的朋友，以后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名字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对加利乌林并非秘密，但他出于无法估量的委婉从未让我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气得浑身发抖。不错，这么说他现在在西伯利亚。

　　“而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这里驻扎了很久，住在铁路线上的车厢里，您在那儿见过他），我一直渴望什么时候能够意外地与他相遇。有时他到司令部去，司令部就设在科木奇的军事指挥部（立宪会议的军队）。简直是命运奇怪的嘲弄。司令部入口处的厢房，正是先前我有事求见加利乌林时他接见我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土官学校闹事，土官生埋伏起来，向他们不喜欢的教官开枪，借口他们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还有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每次去的都正是时候。如果我们是城市居民并且是脑力劳动者，那么，犹太人便占我们朋友人数的一半。在屠犹的日子里，当这些可怕而卑鄙的行为开始的时候，除去气愤、羞愧和怜悯外，还有一种感觉始终追逐着我们，那就是难堪的骑墙感觉，仿佛我们的同情有一半是装出来的，有一种不真诚的不快之感。

　　“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而现在又大批献身于把他们从社会恶行中解放出来的人，竟不能从自己本身，从忠于过时的、失去意义的、古老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不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融合在其他人之中，而那些人的宗教基础原是他们所建立的，那些人本应同他们非常亲近，如果他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的话。

　　“大概迫害是产生这种无益的、甚至是致命的态度的原因，是产生这种只能带来灾难的羞怯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孤立状态的原因，但这其中还有内在的衰颓，多少世纪所形成的历史性的疲倦。我不喜欢他们那种嘲讽式的自我鼓吹，平庸的概念，羞怯的想像力。这令人气恼，就像老年人谈旧事和病人谈病一样，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这些问题我没想过。我有位姓戈尔东的同学，他也有这种看法。”

　　“因此我到这里来守候帕沙，希望在他进出的时候碰见他。厢房曾是总督的办公室，现在门上挂着牌子：‘控诉处’。您也许看见了？这是城里最美丽的地方。门前的广场是用条石铺成的。穿过广场便是市立公园。里面长着绣球花、枫树和山植。我停在行人道上，在求见的人群里等着见他。当然，我没去敲接待室的门，说我是他妻子。我们不姓一个姓呀！况且良心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规则。比如，他的生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工人出身，当过政治流浪犯，就在公路旁边的一家法院里工作。那就是他流放时住的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李韦尔辛。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猜怎么着？儿子并没告诉父亲自己是谁，父亲也认为他这样做完全应该，并不生气。既然儿子隐瞒身份，那就意味着木应当问。他们是除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

　　“就算我终于能证明我是他妻子，那又有多大意义！妻子又管什么用？这是什么时代？世界无产阶级，改造宇宙，这是另外一码事儿，这点我懂。可像妻子那样的两条腿动物算什么，呸，一只最蹩脚的跳蚤或虱子。

　　“副官转了一圈，询问了许多人，放进了几个人。我没报告自己的姓名，回答问题时只说为了私事。可以想象，事情当然办得糟极了——拒绝接见。副官耸了耸肩，怀疑地打量着我。因此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您以为他厌恶我们，不爱我们了，把我们忘了。嗅，恰恰相反。我太了解他了！正因为他感情太丰富了，才想出这种办法！他要把所有在战争中获得的律冠放在我们脚下，因此不能空手回来，要以一个满载荣誉的征服者的身份回来，要使我们永垂不朽，眼花缭乱！多像孩子呀！”

　　卡坚卡又进来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抱住困惑的小女孩，抱起来转圈，胳肢她，吻她，把她紧紧抱在自己怀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城里骑马回到瓦雷金诺。这些地方他经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条路他已经走熟，失去新鲜的感觉，不再注意它。

　　他走近林间小路的岔口，那儿从通往瓦雷金诺的直路分出一条通往萨克玛河上瓦西里耶夫沃渔村的支路。在分岔口的地方矗立着这片地区的第三块路标，路标上挂着出售农业机器的招牌。同往常一样，医生总是落日的时候抵达岔口。

　　自从他那次进城后，已经过了两个多月。那天他住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那儿，可对家里却说他因事耽搁在城里了，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住了一夜。他早已同安季波娃以“你”相称了，管她叫拉拉，她管他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欺骗了东尼娜，向她隐瞒了这件事，而且事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原谅。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他爱东尼娜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

　　在家里，在亲人中间，他觉得自己是个尚未被逮捕的罪犯。家里人毫无察觉，仍像往常那样亲热地对待他，这使他十分痛苦。大家谈得正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的罪行，呆住了，周围人讲的什么他听不见，也听不懂。

　　如果这发生在饭桌上，一块食物便会卡在他的喉咙里。他把场匙放在一边，推开碟子。眼泪窒息得他出不来气。“你怎么啦？”东尼娜莫名其妙地问道。“你大概在城里听到了坏消息？又把谁关进监狱或者枪毙了？告诉我。不用怕我听了心烦。那样你会好受些。”

　　他对东尼娜不忠实，是因为他更爱别人吗？不，他没选择过任何人，设比较过。“自由爱情”的想法，“感情的权利及要求”这类话，对他是格格不入的。谈论或想到这类事他都觉得庸俗。他在生活中不摘取“享受的花朵”，他不把自己算在半神或超人之列，不要求优待和特权。良心不安过于沉重，简直把他压垮了。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有时他问自己，但找不到回答，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某种无法预见但能解决矛盾的干预。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斩断绳结。他怀着这样的决心回家。他决定全部向东尼娜坦白，乞求她的宽恕，决不再同拉拉会面。

　　不错，并非所有问题都想到了。他现在觉得，还有一点不大清楚，即他是否同拉拉永远断绝往来。他今天早上对她说想把一切都告诉东尼娜，他们以后不可能再见面，但他现在觉得，他对她说话的口气太柔和，不够果断。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想用哭闹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伤心。她明白，没有这件事他已经够痛苦的了。她竭力平静地听完他的新决定。他们是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住人的那间空屋子里谈的，这间房子对着商人街。泪珠从拉拉脸颊上滚下来，就像这时雨水从对面带雕像住宅的石雕像上摘下来一样，但她没感觉到。她真挚地、毫无做作地表现出宽宏大量，轻声说道：“别管我，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我什么都能克制。”她不知道自己在哭，所以没去擦眼泪。

　　一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可能误解他，怀有不现实的希望，他便想掉转马头回城里去，把没有说透的话说透，而主要是分手应分得热烈些、温柔些，更像真正的诀别。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继续向前赶路。

　　随着太阳渐渐落山，树林也渐渐充满寒气和昏暗。树林中散发出一种仿佛刚一走进浴室便能闻到的潮湿的禅树枝味。空中悬挂着一层展翅飞翔的蚊纳，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浮标，齐声～个调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额头和脖子上拍打蚊子，不知拍打了多少次。手拍在出了一层汗的身体上发出的啪啪声，同骑马行走的声音非常协调：勒马皮带的吱吱声，沉重的马蹄踏在泥泞里的吧卿吧卿声，以及马奔驰时听到的一排排清脆的枪声。突然，从仿佛悬在天上的落日那边传来了夜营的啼陪。

　　“清醒吧！清醒吧！”夜驾呼唤并劝告道，听起来仿佛复活节前的召唤，“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从睡梦中醒来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何必急着赶路呢。他并未违背自己的誓约。一定要说穿。可谁又说过一定在今天呢？还未对东尼娜宣布过一个字呢。把解释推迟到下一次并不迟。这样他还可以进城一趟，同拉拉把话说透。谈的时候充满能消除她全部痛苦的深情挚意。那样多好，多妙！真奇怪，先前怎么没想到呢！

　　一想到还能再见安季波娃一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心急剧地跳动。他再次品尝到相见的快乐。

　　城外的木屋小巷和木头铺的人行道出现在眼前。他向那个方向走去，现在，走进诺沃斯瓦洛奇巷，走进一块空地，木屋小巷走完了，开始了石头屋子。城郊的房子闪过，就像飞快地翻阅一本书，并且不是用食指翻，而是用拇指按着书边，叫书页在拇指下咽啪滑过。激动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她就住在那边，街的那一头。在向晚放晴的天上的一块亮光下面。他多么爱通向她住处的那些熟悉的房屋啊！要是能把它们从地上抱起来使劲地亲吻一番该多好啊！这些横压在屋顶上的独眼阁楼啊！油灯和神灯反射在水洼中有如一个个浆果！在这笼罩在街道上空的阴霾天空的一片亮光之下，他仍将从造物手中接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件白色神奇的礼物。一个裹着黑东西的身影打开了门。而她那矜持而冰冷的亲密允诺，宛如北方明亮的夜，不属于任何人，就像你黑夜沿沙滩向大海跑去时向您冲来的第一个海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扔下级绳，身子从马鞍上欠起，抱住马颈，把脸埋在鬃毛里。马把这种温存当成让它用尽力气奔跑，就飞驰起来。

　　马平稳地奔驰，马蹄只是偶尔点地，大地总是不断地离开马蹄，向后飞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了由于狂喜心怦怦地跳动外，还听到人的喊声，他觉得那是他的幻觉。

　　附近的一响枪声把他震昏了。医生抬起头，猛地抓住级绳，把它拉紧。马在急驰中猛地停下，前后脚撇开，向旁边跳了几下，又向后倒退了几步，开始往下蹲，准备直立起来。

　　前面的道路分为两岔。晚霞照着路旁的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三个带武器的骑马人横在路上截住他的去路。一个戴着制服帽、穿着腰部带格上衣的中学生，身上挂着几条子弹带；另一个穿着军官大衣，戴着长筒皮帽，样子吓人，像化装舞会上的打扮；还有一个穿着红过的棉裤和棉袄的骑兵，一顶宽边神甫帽低压在头上。

　　“不许动，医生同志。”戴长筒皮帽的骑马人说，他是三人中最年长的。“您只有服从，保证您平安无事。否则，请别见怪，我们就会开枪。我们游击队的医生被打死了。我们想征用您做医务工作。下马，把缰绳交给较年轻的这位同志。我提醒您一句：如果您有逃跑的念头，我们就要对您不客气了。”

　　“您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列斯内赫同志？”

　　“不，我是他的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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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第五章

　　公路两旁散落着城市、乡村和驿站。圣十字镇、奥梅利奇诺车站、帕仁斯克、特夏茨科耶、新出现的小村庄亚格林斯科耶、兹沃纳尔斯克镇、沃利诺耶、古尔托夫希基驿站、克梅姆斯克自然村、卡泽耶沃镇、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村。

　　一条驿道穿过这些村镇，这是西伯利亚最古老的驿道。它穿过市里主要街道，像切面包似的把这些市镇切成两半，至于村庄，它径直经过，把一排排农舍甩在后面，或者把它们变成弧形，或者急转弯绕过它们。

　　在遥远的过去，铁路还未铺设到霍达斯克村以前，驾驶三匹马的邮车在驿道上往来奔驰。装载茶叶、粮食和铁货的大车朝一个方向走，卫兵押解步行的囚犯一站站地朝另一个方向走。他们齐步向前走，每一迈步脚镣便一齐哗啦啦响。他们都是亡命的和绝望的人，像天上的闪电一样可怕。无法穿过的阴森森的莽林在周围喧响。

　　驿道沿线的居民像一个大家庭。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互相往来，结为亲戚。在雷达斯克村，驿道与铁路交叉的地方，有铁路附设的机车修配厂和机械厂，聚集在劳动营里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人在那里忍饥挨饿。他们患病，死掉。有技术的政治犯服完苦役便留在这里当技师，他们在这里定居了。

　　驿站沿线最初建立的苏维埃早已被****。一个时期建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而现在整个地区都被最高统治者高尔察克的政权所代替。

　　有段驿道要爬半天坡。展现在眼前的远景越来越开阔。坡好像永远爬不完，视野也愈来愈开阔。但当人和马都疲倦了，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们已经爬上了山顶。前面的驿道跨越一道桥，湍急的克日姆河在桥下奔腾。

　　河对面更为陡峭的一个山头上，现出圣十字修道院的砖墙。驿道环绕着修道院门的斜坡，在它后面城郊的院子中间转了几个弯后直通城内。

　　驿道再次穿过修道院属地的边缘，因为修道院染成绿色的铁门是朝中心广场开的。人口处拱门的圣像周围有一圈金字，看起来像半个花圈：“欢乐吧，有生命力的十字架，木可征服的虔诚的胜利。”

　　冬季将尽。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大斋的结尾。驿道上的雪发黑了，透露出解冻的信息，但屋檐仍是白的，悬挂着结实的高高的冰帽。爬上圣十字钟楼找敲钟人的男孩们，觉得地上的房屋就像难成一堆的小匣子和小船。同逗点一般大小的小黑人向房屋走去。根据动作从钟楼上能认出几个人来。走近的人读着墙上贴的最高统治者颁发的征收三种年龄的人入伍的命令。

　　黑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开始转暖，这时候就转暖是很少见的。天上飘着雨丝，雨丝如此轻盈，仿佛碰不到地面便化为湿雾，在空气中飘散。但这不过是从表面上看。一道道温暖的水流足以冲干净地上的积雪。现在整个地面黑得发亮，仿佛出了一层汗。

　　长得手高的苹果树发满新芽，奇迹般地把细枝穿过花园的篱笆伸到街上。雨水从树枝上零零落落地滴在木板人行道上。全城都能听到雨水的滴答声。

　　照相馆院子里锁着的小狗托米克一直哀怨地叫到天亮。也许加卢津家花园里的乌鸦被小狗的叫声激怒了，叭叭叫起来，叫得全城都听得见。

　　城市地势低的那边住着商人柳别兹诺夫。别人给他运来三车货。他拒绝收货，说运错了，他从未订过这批货。赶大车的年轻人说天色太晚了，请他收留一夜。商人同他们对驾起来，轰他们，不给他们开门。他们的对骂全镇都听得见。

　　凌晨一点，即修道院的七点，从圣十字修道院最大的钟上发出一阵神秘、缓慢、甜蜜的钟声，同昏暗的细雨混合在一起。它从钟L飘出，仿佛被春汛冲化的泥块，离开河岸，沉入河中，融化在那里。

　　这是大斋的前夜，安良日那天。在雨网的深处，几个刚能辨清的烛光缓缓移动、飘浮，照亮人的额头、鼻子和面孔。斋戒的信徒去做早祷。

　　一刻钟后，人行道的木板上传来从修道院走过来的脚步声。这是店主加卢津的妻子回家，早祷才刚刚才始。她头上包着头巾，皮袄敞开，迈着不均匀的步子，时而跑几步，时而停下来。教堂里空气憋闷，她感到窒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现在感到羞愧和遗憾，因为自己没能做完祷告，第二年没斋戒了。但这还不是她悲伤的原因。白天，到处张贴着的动员入伍的公告让她伤心，因为这涉及她可怜的傻儿子捷廖沙。她想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但在昏暗中泛光的布告总提醒她有这样的命令。

　　转过墙角就是她的家，两步路就到，但她在街上要舒服些。她愿意呆在街上，家里憋气，不好受。

　　各种忧郁的念头在她心里翻腾。她想把这些念头—一说出来，却没有足够的词汇，况且说到天亮也说不完。但是在街上，这些向她袭来的一团团阴沉的念头她在几分钟之间便能摆脱，从修道院墙角到广场拐角走两三趟就行了。

　　复活节马上就到，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都走散了，就剩下她一个人。难道真是一个人吗？当然是一个人。她收养的克秀莎不算。她又是什么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她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敌人，也许是潜在的情敌。是符拉苏什卡前妻的女儿，他说是他的养女，可也许并非养女，而是私生女？也许根本不是养女，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儿。男人的心能看透吗？可也看不出姑娘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聪明，漂亮，无可指摘。比小傻瓜捷廖沙和养父机灵多了。

　　于是，复活节前夕就剩她一个人在家，被人遗弃，其他的人各去各的地方。

　　她的丈夫符拉苏什卡沿驿道向新兵发表演说、劝导他们在战场上立功。他要是能关心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使他免遭死亡的危险该多好！

　　儿子捷廖沙也受不住了，在大竞前夕跑掉了，在自己遭到倒霉的事之后，跑到库捷内镇亲戚家寻开心去了。小伙子被职业中学开除了。留了四次级，到了八年级学校不再可怜他，把他赶出了学校。

　　唉，多悲伤啊！嗅，主啊！怎么变得这么糟，简直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什么都办不好，真不想活下去了！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是革命的力量？不，啊，不是。都是因为战争。男人的精华全在战争中被杀害了，只剩下毫无用处的废物。

　　当承包商的父亲家里是否也同样呢？父亲不喝酒，是个知书识礼的人，家郑“常富有。还有两个妹妹波利亚和奥莉妮。就像名字那样协调，她们俩也非常融洽，一对美女。上父亲那儿去的木匠师傅都是仪表堂堂的漂亮男人。有一次，她们突然想编织六种毛色的围巾（并非家里困难而需要她们编织），变着法子玩耍。可是怎么样呢，她们的手艺那样巧，全县都称赞她们编的围巾。有时什么都能让她们高兴，比如浓密的头发、苗条的身材、教堂里的祈祷、跳舞、客人、姿势等等，别看是普通人家，小市民，工农出身。俄罗斯也像一位待嫁的姑娘，她有真正的追求者，真正保护她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些家伙。如今一切都失去光泽，只剩下一群卖狗皮膏药的文人，白天黑夜颠来倒去地说那几句话，早晚要被话噎死。符拉苏什卡和他的朋友们想凭借香槟酒和善良的愿望返回那黄金时代！但怎能夺回失去的爱情呢？为此必须移山倒海！

　　加卢津娜已经几次走到圣十字市场。她的家就在市场左边。但每次她都改变了主意向后转，又走进连接着修道院的小巷里。

　　市场大得像旷野。先前每逢赶集的日子，农民的大车摆满整个市场。市场的一头紧靠着叶列宁街。另一头由不大的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围成弧线形。房子里挤满货仓、账房、做买卖的地方和手艺人的作坊。

　　太平年月，憎恨女人的布留汗诺，穿着长礼服，戴着眼镜，坐在他家敞开的大门前的椅子上，装模作样地看小报。他是个粗野不堪的人，做皮子、焦油、车轮、马具、燕麦和干草等买卖。

　　这里，在昏暗的小窗户上，放着几只硬纸盒，盒上积满多年的尘土，盒里装着几对装饰着缎带和小花束的结婚蜡烛。在窗户那边的小空屋里，没有家具，几乎没有存放过商品的影子，如果不算一个个擦在一起的一堆蜡圈的话。可就在这间屋里，那位不知住在何处、拥有百万资财的蜡烛制造商的神秘的代理人，做过成千卢布的地板蜡、蜡和蜡烛的交易。

　　这里，在街上的一排商店当中，是加卢津家开设的杂货铺。杂货铺有三间门脸，出售茶叶、咖啡、糖等货物。每天都要扫三遍没上漆的干裂地板，因为老板和伙计们喝起茶来就没节制，把泡过的茶叶都倒在地板上。年轻的老板娘特别乐意坐在这儿的钱柜后面。她心爱的颜色是淡紫色，这是教堂举行大典时候神甫教袍的颜色，丁香花苞的颜色，她最讲究的天鹅绒服装的颜色，她那套维也纳器皿的颜色。这是幸福的颜色，回忆的颜色。她觉得革命前俄罗斯处女时代的颜色也是紫丁香色的。她喜欢坐在钱柜前，因为在玻璃罐散发出淀粉、糖和深紫色黑醋栗水果糖香味的铺子里，黄昏时淡紫色的光线正好同她心爱的颜色吻合。“

　　这里，在院子的一角，存放木材仓库的旁边，有一座四面都已破裂的旧二层楼房，楼房是用旧木板盖成的，像一辆用旧的轿式马车。楼房里有四套房间，两个楼角都有出口。楼下左首是扎尔金德的药房，右首是公证人的办事处。楼上药房那）L住着什穆列维奇裁缝一大家子人，裁缝的对面，公证人的楼上，挤了好几家住户，门上贴满的招牌和牌子说明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儿管修表和补鞋。茄克和施特罗达克在那I［合伙开了一家照相馆，此外还有卡明斯基的刻字铺。

　　由于房间太挤，摄影师的两个助手，修版的谢尼亚·马吉德松和大学生布拉仁，在院子的木仓库过道里搭了～间实验室。从红指示灯可以看出他们正在那儿干活，指示灯一闪，窗户也微微一亮。窗户下锁着一条叫托米克的小狗，小狗叫起来整条叶列宁街都听得见。

　　“大家乱哄哄地挤在一起，”加卢津娜经过灰楼房时想道，“贫困和肮脏的破窝。”但她马上得出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排斥犹太人的做法不对的结论。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影响不了俄罗斯帝国的命运。不过，如果问问什穆列维奇老头，为什么世道这么乱，他一定会向你鞠个躬，做个怪相，附着牙说：“全是犹太佬揭的鬼。”

　　唉，可她想的是什么呀，脑子里塞的什么东西呀？难道问题在这里？倒霉倒在这里？倒霉倒在城市里。决定俄罗斯兴衰的不是它们。受到城市文化水平的迷惑，想追赶它们，可没赶上。离开自己的岸，并没靠上别人的岸。

　　也许恰恰相反，倒霉就倒在无知上。学者隔着墙便能看到，什么都能预见猜测到。可我们掉了脑袋才想起帽子。仿佛在一片黑暗的树林子里。可有文化的人现在日子也不好过啊。饥饿把他们从城市里赶出来。越想越糊涂。魔鬼折断了自己的腿。

　　可我们农村亲戚的情况就大木相同。就拿谢利特温一家、舍拉布林一家、帕姆菲尔·帕雷赫、莫德赫家的兄弟俩、汉斯托尔和潘克拉特来说吧。靠双手劳动，自己当家作主。大道两旁盖了新房，看着叫人喜欢。每户种了十五俄亩的地，有马、羊、牛和猪。储备的粮食足够吃三年。生产工具——令人赞叹不已。连收割机都有。高尔察克拍他们马屁，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政委们想把他们诱惑到林中游击队里去。他们打完仗戴着乔治十字勋章回来，马上都抢他们去当教官，不管你戴不戴肩章。只要你在行，哪儿都需要你。决不会没用。

　　可是该回家了。一个女人闲逛这么久的时间是不规矩的。要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就好了、可那儿全是稀泥，站不住脚。心里仿佛松快了一点。

　　加卢津娜一路上胡思乱想，终于木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了，这时已经走到家门。但在她迈进门槛之前，在台阶前跺掉脚上的泥的时候，她还在心里把很多事掂量了一遍。

　　她回想起眼下霍达斯克村的头头们，从首都来的政治流放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无政府主义者“黑旗”伏多维钦科，当地的木匠“发疯的”格罗仁科。她对他们都很了解。他们一生当中闯过很多乱子，大概又要策划什么了。不然他们便没法活。他们一生都是在依靠机器度过的，他们自己冷酷无情，如同机器一样。他们在缴衣外面套一件上衣，抽烟时把烟卷插在骨头烟嘴里。只喝开水，免得传染上病。符拉苏什卡白费劲，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些人想把一切都按自己的意志翻过来，永远按照自己的主意办。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她知道自己是个出色的、与众不同的女人，身子保养得很好，聪明，人也不坏。但在这偏僻的地方，她哪一种优点也没人赏识，也许别的地方也没人赏识。整个外乌拉尔都熟悉的、嘲笑傻瓜先杰秋利哈的那支下流小曲，只能引用开头的两行：

　　先杰秋利哈卖了大车，

　　用卖大车的钱买了一把三弦琴……

　　下面便是淫秽的词儿了，她觉得人们在圣十字市场上唱这支小曲是在影射她。

　　她长叹了一口气走进家门。

　　她没在前厅停留，穿着皮大农直接走进卧室。卧室的窗户对着花园。此刻正是夜间，窗内和窗外的各种影子几乎重叠在一起。垂下的窗帘的阴影，同院子里光裸漆黑的树木的阴影几乎一模一样，轮廓都模糊不清。冬天快要过去，花园里的黑绸般的黑夜，被即将来临的春天暗紫色的气息温暖了。屋里两种近似的因素大约也这样结合在一起，即将；临近的暗紫色的节日气息，使本拍打干净的窗帘的尘土飞扬的闷气变柔和了，把它冲淡了。

　　圣龛中的圣母把两手从银衣怖下面伸出，乌黑的手掌向上举起。她的每只手掌里似乎握着她的拜占庭圣名的最前与最后的两个希腊字母。放在金灯托上的石榴石圣灯，宛如一只黑墨水瓶，把仿佛被牙齿咬碎的星形闪光洒在卧室的地毯上。

　　加卢津娜脱下被巾和皮大衣，笨拙地转了一下，肋骨又仿佛被刺了一下似的疼痛起来，她感到胸口发闷。她喊了一声，害怕了，喃喃自语起来：

　　“替悲伤的人除忧，圣洁的圣母，及时助人，保护世界。”她木禁哭起来。等疼痛过去之后，她开始脱衣服。衣领下面的和背上的束胸扣钩从她手里滑下来，落进衣服烟色的皱纹里。她费了很大劲儿去摸它们。

　　她进家门的时候惊醒了养女克秀莎，克索莎走进她屋里。

　　“您怎么没点灯呀，妈妈，要不要给您拿盏灯来？”

　　“不用。不点灯也看得见。”

　　“好妈妈，奥莉加·尼洛夫娜，我来帮您脱衣服。别受罪了。”

　　“手指木听使唤，一点办法也没有。裁缝不长脑子，没把扣钩钉在该针的地方，瞎眼的东西。我想从上到下扯开，把整条布边甩在他那张丑脸上。”

　　“圣十字镇的赞美诗唱得真好。夜里静，空气都把歌声传到这儿来了。”

　　“唱得确实不错。可我，妈呀，一点不舒服。浑身又疼起来，哪儿都疼。真造孽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顺势疗法医生斯特多勃斯基给您治过。”

　　“他提出的治疗方法总没法实行。这位顺势疗法大夫原来是个兽医。什么也不懂。这是其一。其二是他走了。走了，走了，还不止他一个人。都在节前从城里走了。是不是他们预先知道这儿要发生地震？”

　　“可那个俘虏过来的匈牙利大夫给您治得满不错嘛。”

　　“又胡说八道了。我告诉你吧，谁都没留下，都各奔东西了。克列尼·劳什同其他的匈牙利人到分界线那边去了。他们强迫那家伙看病，把他带到红军里去了。”

　　“您太多心了。神经官能症。普通的民间暗示疗法能创造奇迹。您还记得吗，那个巫婆，一个士兵的老婆，给您念咒治病，效果不是很好吗？真是手到病除。忘了那个士兵老婆叫什么了。名字忘了。”

　　“不，你完全把我看成愚昧无知的人了。你恐怕还会背着我唱先杰秋利哈小调挖苦我呢。”

　　“您怎么不畏惧上帝呀！您不该说这种话，妈妈。您还是想想士兵老婆叫什么名字吧。名字就在嘴边上。想不起来我心里不踏实。”

　　“可她的名字比裙子还多。我不知道你要哪一个。她叫库巴利希娜，又叫梅德维吉哈，还叫兹雷达里哈。此外还有上十个外号。她也不在附近了。巡回演出结束了，上哪儿去找她。把上帝的奴仆关进克日木监狱，因为她给人打胎还制造什么药粉。可你瞧她，嫌牢房里闷气，从监狱里逃出来，跑到远东去了。我对你说吧，都逃散了。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捷廖沙，好心肠的波利哑姨妈。城里正派女人就剩咱们这两个傻瓜了，难道我在开玩笑？哪儿也不能看病了。要出了什么事，一个人也叫不来。听说在尤里亚金有个从莫斯科来的名医，教授，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商人的儿子。我正打算请他的时候，红军在大路上设立了二十个哨所，哪能找他啊。现在说别的吧。你睡觉去吧，我也躺会儿。大学生布拉仁把你迷住了。何必抵赖呢？你不管怎么着也躲不开他，瞧你脸红得像虾米一样。你那倒霉的大学生在复活节晚上还得洗相片，自己显影自己印。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他们那条狗叫得全城都听得见。该死的乌鸦在咱们苹果树上叭叭乱叫，我这一夜又甭睡觉了。可你生哪门子的气呀，怎么这么小性子，啊？大学生嘛，当然会讨姑娘们欢心喂。”

　　“那边狗怎么叫得那么厉害？应该过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它不会无缘无故叫唤的。等一下，利多奇卡，怎么一个劲骂人呢，停～下吧。得弄清情况。万一警察冲进来怎么办。你别走开，乌斯金。你也站在这儿，西沃布留伊，用不着你们。”

　　但中央代表利多奇卡没听见请他停一下的话，继续像演说家似的用疲惫的嗓子讲下去，并且越说越快：

　　“存在于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权所推行的掠夺、勒索、暴力、枪杀和拷打的政策，必然会使迷途的人睁开眼睛。它不仅与工人阶级为敌，实际L也与全体劳动人民为敌。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劳动农民应当明白，只有同城市无产阶级和士兵结成联盟，只有同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贫农结成联盟，才能……”

　　他终于听见有人打断了他的话，停下来，用手绢擦擦脸上的汗，疲惫不堪地垂下浮肿的眼皮，闭上眼睛。

　　站得离他近的人低声对他说：

　　“喘口气吧，喝口水呀。”

　　有人对激动不安的游击队首领说：

　　“你干吗激动？什么事儿也没有。窗台上有信号灯。岗哨，说得形象点，正牢牢地盯着周围的空间。我认为可以继续作报告。说吧，利多奇卡同志。”

　　大仓库里的木材都搬空了。在搬干净的地方正举行秘密会议。一堆顶到天花板的圆木垛，像一面屏风，把聚集在这里的人挡住，并把空着的那一半同过道里的照相室和出口隔开。如果发生情况，开会的人便钻进地道，从修道院墙后面康斯坦丁死胡同的地下出来，躲进偏僻的地方。

　　报告人戴着黑棉布帽，帽子把他的秃顶遮住。他的一张橄揽形的脸苍白无光，黑络腮胡子一直长到耳根。他一激动就出汗，一直大汗淋漓。他对着桌上煤油灯的火焰对火，贪婪地抽没抽完的烟头，身子低垂在摊在桌上的文件上，用他那双近视眼急躁地在文件上面掠来掠去，仿佛在用鼻子嗅它们，然后用单调而疲倦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种城市和农村贫苦人的联盟只能通过苏维埃来实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所要达到的，正是西伯利亚工人早已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海军将军们和哥萨克军事首领们的仇视人民的专制政权，并通过全体人民武装起义的手段建立农民士兵苏维埃。同时，在同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所雇佣的哥萨克骑兵进行斗争的时候，起义者不得不进行正确的阵地战，这种战争是顽强而持久的。”

　　他又停下来，擦掉汗，闭上眼睛。有人违背会议议程，站起来，举起手想插话。

　　游击队首领，说得更准确点，外乌拉尔克日水游击纵队指挥官，坐在报告人紧跟前，做出满不在乎的挑衅姿势，粗暴地打断他，不给他一点面子。真难相信，一个这么年轻的军人，差不多还是男孩子呢，指挥几个军和几支联合纵队，可他的部下都服从他，崇拜他。他坐着，手脚都暴在骑兵大衣衣襟里。脱下来的大衣上半截和袖口搭在椅背上，露出他穿军装的身躯。军装上撕掉准尉肩章的地方留下两个黑印。

　　他两旁站着两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一声不响的卫兵，他们身上穿的镶着卷毛粗羊皮羔的白羊皮袄已经发灰了。他们呆板的外貌除表现出对长官的盲目忠诚和准备为他赴汤蹈火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情。他们对会议无动于衷，对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争论过程也无动于衷，不说话，脸上也没笑容。

　　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仓库里还有十到十五个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板上，伸长腿或把膝盖错起来，身子靠在墙上或靠在堆在墙边的圆木头上。

　　给贵宾们摆了一排椅子。坐在这几把椅子上的是三四个老工人，第一次革命的参加者。他们当中有脸色阴沉的季韦尔辛，他一点都没变样，还有对他言听计从的他的朋友安季波夫老头。他们被列入神明的行列，革命把自己的祭礼和牺牲奉献给他们。他们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像两个严厉的木偶，但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政治上的傲气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

　　仓库里还有值得注意的其他人物。比如，无政府主义的支柱、“黑旗”伏多维钦科。他一刻也不安宁，一会儿从地板上站起来，一会儿又坐在地板上，在仓库里走来走去，停在仓库当中。他是个胖子，身材高大，脑袋和嘴都很大，一头长发像狮雷。他是俄主战争中或者日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几乎唯～的军官了。他是个梦想家，整天陷入妄想中。

　　他由于天性过分忠厚，个子高大得惊人，使他注意木到与他木相应的、规模较小的现象。他对发生的一切都没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什么都误解，把相反的意见当成自己的看法，对什么都赞同。

　　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熟人，森林猎人，捕野兽的能手斯维利德。尽管斯维利德不务农，但从他黑呢衬衣的襟口里仍流露出农民的土地气息。他把衬衣和领口下面的十字架抓成一团，来回擦身体，挠胸脯。这是有一半布里亚特人血统的农民，诚恳，没文化，头发梳成几根细辫子，鬃须很稀，胡须更稀，总共木过几根。蒙古人的脸形使他的脸显得苍老。他永远带着同情的笑容，笑容又给他脸上增添不少皱纹。

　　报告人带着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指示走遍了西伯利亚，他的思想已经跑遍他将要去的广阔地区。他对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人都漠不关心。但作为一个从小就参加革命的热爱人民的人，他钟爱地望着坐在他对面的年轻统帅。他不仅原谅这个男孩子粗鲁的态度，在老头看来这是具有乡土气息的真正革命性的表现，还很欣赏他那些放肆的举止，就像一个痴恋女子喜欢她的征服者的无耻和放肆一样。

　　游击队领袖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中央来的报告人便是劳动大军里的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他先前追随过社会党人革命分子，近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承认自己立场的错误性，并在几次慷慨激昂的声明中表示忏悔，于是他不仅被吸收加入共产党，还在他入党后不久便被委以这样的重任。

　　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他，一个从来没打过仗的人，是出于对他的革命资历和监狱生涯的尊敬，并且还估计到他作为过去的一名合作主义者，熟悉西伯利亚起义地区农民群众的情绪。在这个问题上，熟悉农民情绪比军事知识更为重要。

　　政治信仰的改变使科斯托耶德有了极大的变化。它改变了他的外表、动作和作风。谁也不记得他先前的秃顶和满脸胡须了。也许这都是伪装？党严禁他暴露身份。他的化名是贝伦杰和利多奇卡同志。

　　伏多维钦科提前声明赞同读过的命令条款，这种作法引起一阵骚乱，等骚乱平静下来后，科斯托耶德继续说下去：

　　“为了尽可能地利用不断高涨的农民群众运动，必须尽快地确立省委会管辖地区内所有游击支队的联系。”

　　后来，科斯托耶德谈到设立接头点、暗号、密码和联络方法等问题。接着他又谈起细节。

　　“把白军机构和组织存放武器、装备和粮食仓库的地点以及他们存放大量金钱的地点和他们的储存体系通知游击队。

　　“必须详细地分析游击队内部的组织问题，详细分析它们的指挥官、军事和作战纪律、秘密活动、游击队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对待当地居民的态度、战地革命军事法庭、在敌占区的破坏策略，如破坏桥梁、铁路、轮船、驳船、车站、修配厂及其技术设施、充话局、矿山、粮食等策略问题。”

　　利韦里已经忍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他觉得科斯托耶德所说的一切都不切合实际，都是外行人的胡说八道。他说：

　　“十分美妙的演讲。我牢记心间。看来要想不失去红军的支持，必须接受这一切而不得反对吧。”

　　“当然如此。”

　　“我的美妙非凡的利多奇卡，你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们的时候，我的队伍，三个团还包括炮兵和骑兵，早已出征狠狠打击敌人去了，叫我怎么对待你那些像学生小抄儿上的话呢？”

　　“说得多么妙！多么有力量！”科斯托耶德想道。

　　季韦尔辛打断了他们的争论。他不喜欢利韦里那种傲慢口气，说道：

　　“对不起，报告人同志。我有疑问。也许有一条指示我没记对。我念一下。我想证实一下是否记错了：‘最好把革命时期在前线并加入士兵组织的老战士吸收进委员会。在委员会中最好有一两名下级军官和军事技术专家。’科斯托耶德同志，我记得对不对？”

　　“对。一字不差。记得对。”

　　“那么请允许我提出下列看法：有关军事专家这一条款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工人们，一九O五年革命的参加者，信不过丘八长官。他们当中总有反革命分子。”

　　周围的人喊了起来：

　　“行啦！表决，表决！该散会了。时间不早了。”

　　“我赞成大多数人的意见。”伏多维钦科插话了，嗓子大得像打雷。“要想表达得有诗意一点应当这样表达：民事指示应当来自下层，在民主的基础上生长，就像往地里压枝一样，而不像打桩子似的从上面打下去。雅各宾党专政的错误就在这里，因此国民会议才在热月政变中被****。”

　　“这再清楚不过了。”同他一起流浪的朋友斯维利德支持道，“这连吃奶的小孩都懂。应当早点想到，现在晚了。我们现在要干的是作战，勇敢地向前冲，木喘气地往前冲。指手画脚地说一通，再往后退，那算怎么回事儿？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吃。自己跳进水里就别喊救命——淹死完蛋。”

　　“表决！表决！”四面八方都要求表决。大家又发了一会儿言，越说越离题，各有各的主张，黎明时宣布散会。大家散开，一个个警惕地走了。

　　在路上有一处风景如画的地方。陡坡上有两个几乎挨着的村子——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被湍急的帕仁卡小河隔开。库捷内从上面沿着陡坡境蜒而下，小叶尔莫莱在它下面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库捷内镇里正欢送征募来的新兵，施特列泽上校领导的验收委员会正在小叶尔莫莱村里验收新兵，替小叶尔莫莱村和几个邻近的乡应征入伍的青年检查身体，这项工作由于过复活节停顿了一段时间。为了保证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村里驻扎着骑兵民警和哥萨克兵。

　　这是复活节来得特别晚而早春又来得特别早的节后的第三天，温和而宁静。库捷内镇的街上，一张张款待新兵的桌子摆在露天里，从大路的那头开始，免得妨碍车辆通行。桌子不完全在一条直线上，像一条弯曲的肠子，弯弯曲曲拉开。桌上铺着垂到地面的白桌布。

　　大家合伙款待新兵。款待的主要食品是复活节剩下的东西，两只熏火腿，几个圆柱形大面包，两三个奶渣甜糕。沿桌摆满装咸蘑菇、黄瓜和酸白菜的磁盆，还有盛切成片的面包的碟子，这些面包都是农民自己烤的；一碟碟堆得像小山似的复活节彩蛋。彩蛋上主要涂的是淡红色和浅蓝色。

　　外面淡红、浅蓝而里面谈白的空鸡蛋壳乱丢在桌子周围的草地上。从小伙子们上衣里露出的衬衫也是淡红色和浅蓝色的。淡红和浅蓝也是姑娘们连衣裙的颜色。浅蓝色是天空，淡红色是云彩。云彩在天空中慢慢地、整齐地飘动，仿佛天空同它一起飘动。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加卢津穿着粉红色衬衫，腰里系了一条宽丝腰带，用皮靴的鞋跟咯咯咯地敲着路面，两只脚一会儿往左伸，一会儿往右伸，从潘夫努金家高台阶上跑下来，跑到桌子跟前，潘夫努金的房子在桌子上面的山坡上，他马上讲起话来：

　　“我用这杯老百姓自己酿的酒代替香槟酒为你们干杯，兄弟们。祝你们长寿！新兵先生们！我祝你们万事如意。请注意！你们即将踏上遥远的征途，挺起胸膛保卫祖国，打退让俄国人民自相残杀、血染大地的暴虐者们。人民希望不流血地谴责革命的成果，可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外国资本的奴仆，把人民朝夕思慕的理想——立宪会议用刺刀的暴力驱散，无辜的人民血流成河。即将上战场的年轻人！俄国武装的荣誉受到拍污，把它洗刷干净，因为我们欠下我们诚实盟友的债，我们蒙受耻辱，我们注意到，紧跟着红军，德国和奥地利也无耻地抬起头。兄弟们，上帝与我们同在。”加卢律还想说下去，但乌拉的喊声和要求符拉斯·帕霍莫维奇不要再说下去的喊声压住了他说话的声音。他把酒杯端到唇边，一口口慢慢喝着没过滤的白酒。这种饮料并不能让他满足。他喝惯了美味的葡萄酒。但他意识到他在为社会牺牲，便感到心满意足。

　　“你老子是头雄鹰。这家伙真会骂人。那个米留可夫算什么东西。”人们喝醉了，在一片吵闹声中，格什卡·里亚贝赫对坐在自己身旁的朋友，捷连秀·加卢津，夸他的父亲。“真的，真是头雄鹰。大概不会平白无故卖劲。他想用舌头免除你服兵役。”

　　“得了吧，格什卡！你真没良心。居然想得出‘免除兵役’。咱们会同一天收到通知书，什么免服兵役！咱们要去同一个部队。他们把我从中学里赶了出去，这群混蛋。我妈伤心得要命。幸好没当志愿兵。说让我当士兵。爸爸自然会说话，那不用说，能手。他这种本领是从哪儿来的？天生的。没受过任何系统教育。”

　　“听说过桑卡·潘夫努金得病了吗？”

　　“听说过。传染得真那么厉害？”

　　“一辈子也治不好。疾病一烂到脊髓就完蛋了。自作自受。警告过他别去。主要是同什么人鬼混。”

　　“他现在怎么办？

　　“悲剧。想自杀。今天，叶尔莫莱村的征兵委员会检查他，也许要他。我参加游击队，他说。我要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报仇。”

　　“你听我说，格什卡。你说传染上了，可如果不上她们那儿去，还会得别的病。”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看来你正研究这个问题。这不是病，而是木可告人的隐疾。”

　　“格什卡，你说这种话真该给你一个嘴巴。你胆敢欺侮你的伙伴，你这个说谎的瘌痢头！”

　　“我说着玩呢，你别激动。你猜我想告诉你什么。我在帕仁斯克开的斋。一个过路的人在帕仁斯克发表了一篇‘个性解放’的演说。我，妈的，要参加无政府主义。他说，力量在我们自身。他说性和性格是动物电磁的激发。啊？妙吧！可我喝酒喝得太多了。周围喊得什么都听不见，耳朵都要震聋了。我受不住啦，闭住嘴，捷廖什卡。我说，脓包，妈妈的乖宝贝，堵住耳朵。”

　　“你告诉我点别的吧，格什卡。我对社会主义还不大清楚。比如，什么叫怠工者。什么意思？干什么用？”

　　“我尽管是这个问题的专家，可我告诉你，捷廖什卡，离开我远点，我喝醉啦。怠工者同其他人属于一伙。一说怠工者，你就同他是一帮。明白啦，笨蛋？”

　　“我想也是一句骂人话。说到电磁力，你说得对。我按照广告，打定主意从彼得堡订购一条电磁腰带，为了开展活动。用代收货款的办法。可突然发生了革命。顾不得腰带了。”

　　捷连季没说完……醉汉们的吵闹声被不远的地方发出的一声爆炸声压住了。桌上的喧哗声停止了一下。一分钟之后又恢复了，并且吵闹得更厉害。一部分坐着的人站起来。清醒点的还能站住。另一些人两条腿摇摇晃晃，想走到一边去，但站不稳，倒在桌子底下，马上打起呼喀来。女人们尖叫起来。一片混乱。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两眼向四下打量，寻找罪魁祸首。起先他觉得，轰隆声就在库捷内镇，紧旁边，也许就隔着几个桌子。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他扯着嗓子喊起来：

　　“这是哪个犹大钻进我们这伙人里来捣乱？哪个小子扔手榴弹玩？不管是谁，就是我亲生的儿子，我也要把这个恶棍掐死。公民们，我们不能允许开这种玩笑！我要求搜捕。咱们把库杰内镇包围起来。一定要抓住好细！不让兔惠子逃走！”

　　起先大家还听他讲话，后来注意力被从小叶尔莫莱乡公所冲天升起的烟柱吸引过去了。大家都跑到悬崖上看看出了什么事儿。

　　从燃烧起来的乡公所里跑出几个没穿外衣的新兵，有的光着脚，有的只穿着～条紧身短裤，施特列泽上校和几个验收新兵的军人也从乡公所里跑出来。哥萨克和民警骑着马在村子里来回奔驰。他们挺直身子，挥舞马鞭，骑在身子像蛇一样东扭西扭的战马上。他们在搜寻什么人。一大群人沿着通往库杰内镇的大路跑过来。叶尔莫莱村的钟楼当当当地敲起来，民警追赶往这边跑的人。

　　事情进展得极快。黄昏的时候，施特列泽带着哥萨克到跟小叶尔莫莱村紧挨着的库捷内镇来搜寻。巡逻队包围了村子，挨家挨户搜查。

　　这时，一半参加庆祝的人还未离开，他们喝得烂醉如泥，脑袋靠着桌子边或者躺在桌子底下睡着了。等到大家知道村子里来了民警，天已经黑了。

　　几个小伙子躲开民警，互相碰撞着从小道跑了，钻进头一个碰到的地下货栈的栅栏门。在黑暗中弄不清这是哪家的货栈，但从鱼味和煤油味上判断，这是合作社的地窖。

　　躲藏起来的人并没干过亏心事。他们的过错便是躲藏起来。大多数人这么做是因为慌张，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有的人觉得自己认识的人不体面，他们也许会毁了自己。现在一切都带政治色彩。淘气和耍流氓在苏维埃政权这边被视为黑色百人团的证据，而在白军那边把爱惹是生非的人当成布尔什维克。

　　原来不少人比这几个小伙子还先钻进地窖。地窖里挤满了人。躲在这里的有库杰内镇的人，也有小叶尔莫莱村的人。库捷内镇的人烂醉如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像呻吟似的打呼嗜，咬牙，发出一阵阵呼啸声，另一部分恶心呕吐。地窖里黑得要命，叫人出不来气，臭味熏人。最后进来的一批人从里面把他们爬进来的通道用土和石块堵死，免得洞口把他们暴露出来。不久，醉汉们的鼾声和呻吟声完全停止了。地窖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都在安安静静地睡觉。只有被死吓破了胆的捷连秀·加卢津和小叶尔莫莱村好打架的科西卡·涅赫瓦林内安静不下来，在一个角落里低声说话。

　　“小点声，兔崽子，你这好哭鼻子的鬼东西，别把大伙儿都坑了。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到处搜查人呢。他们从村口回来了，到了集市，很快就会到这儿来的。别动，别喘气，木然我就勒死你！——算你走运——他们走远了，过了咱们这儿。你干吗上这儿来？瞧你这个笨蛋也躲到这儿来了。谁会动你一根指头？”

　　“我听见格什卡喊‘快躲起来’，就钻进来了。”

　　“格什卡是另一码事儿。里亚贝赫一家都是注意对象。他们在霍达斯克有亲戚。是耍手艺的人，工人家庭出身。你别哆嚷，傻蛋，安安静静躺着。周围都是屎，吐了一地，你一动弹便粘一身，连我都得抹上。你闻不见多臭吗？施特列泽干吗沿村子跑？搜寻从帕仁斯克来的人。”

　　“科西卡，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闹起来的？”

　　“全是桑卡闹的，那个桑卡·潘夫努金。我们脱光了站在一排检查身体。该轮到桑卡了。他不脱衣服。桑卡喝了酒，到村公所的时候还没清醒过来。文书提醒他，客气地叫他脱衣服。对桑卡称呼您。军队上的文书。可桑卡对他粗野极了：‘我偏不脱。我身体的一部分不想让你们大家看见。’仿佛他害臊。他侧身靠近文书，抡起拳头照他腮帮子就是一拳。一点不假。你猜怎么看，一眨眼的工夫，桑卡弯腰抓住办公桌的腿，把桌上的墨水瓶和兵役名单都倒在地上！施特列泽从门后头喊道：‘我决不允许在这儿胡闹。我要让你frl看看不流血的革命，你们胆敢在政府所在地不尊重法律。谁是带头起哄的？’

　　“桑卡奔向窗口，喊道：‘救命啊，各人拿好自己的衣服！我们的末日到了，伙伴们！’我抓起衣服，跟在桑卡后面，一边跑一边穿。桑卡一拳打碎了玻璃，一下子跳到街上。我跟在他后面。还有几个人跟在我们后面。我们撒腿就跑，追捕的人在后面追。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谁也弄不清楚。”

　　“炸弹呢？”

　　“什么炸弹？”

　　“谁扔了炸弹？要不是炸弹，是手榴弹？”

　　“老天爷，这难道是我们干的？”

　　“那是谁干的？”

　　“我怎么知道。准是别人干的。他一看见乱了，便想在混乱中把整个乡炸掉。让他们怀疑是别人干的，他准这么想。准是政治犯。这儿到处都是帕仁斯克的政治犯。轻点，闭上嘴。有人说话，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回来了。唉，完蛋啦。别出声。”

　　声音越来越近。皮靴吱吱声，马刺叮当声。

　　“您不用辩解，骗不了我。我可不是那种容易上当的人。这儿一定有人说话。”传来上校盛气凌人的彼得堡口音，地窖里听得越来越清楚。

　　“大人，也许是您的错觉。”小叶尔莫莱村长奥特维亚日斯金老头想说服上校，村长是个渔夫。“既然是村子，自然有人说话，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儿不是坟地呀。也许有人说话。屋子里住的不是不会说话的牲口。也许家神在梦里掐得人喘不过气来。”

　　“轻点！您要再装傻，做出一副可怜相，我就给您点颜色看！家神！您也太不像话了。自作聪明到共产国际可就晚了。”

　　“哪儿能呢，大人，上校先生！哪儿来的共产国际！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连旧圣经书都看不下来。他们哪儿懂得革命。”

　　“没拿到证据之前你们都这么说。给我把合作社从上到下搜查一遍。把所有箱子里的东西都抖搂出来，柜台底下也都看一遍。跟合作社挨着的房子统统搜查。”

　　“是，大人，照您的吩咐办。”

　　“潘夫努金、里亚贝赫、涅赫瓦林内几个人活的死的都要。从海底捞出来我也不管。还有加卢津那个小伙子。尽管他爸爸发表爱国演说，想把我们说糊涂了。正相反。我们可不会打脑儿。如果铺子老板发表演说，其中必有缘故。这让人起疑，不符合本性。我们的秘密情报说他们在圣十字镇的家里窝藏政治犯，举行秘密会议。我要捉住那小杂种。我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处置他，可如果发现什么，我就绞死他，杀一儆百嘛。”

　　搜查的人往前走了。等他们走远了后，科西卡·埋赫瓦林内向吓得半死的捷廖什卡·加卢津问道：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他低声回答，声音都变了。“如今咱们同桑卡和格什卡只有进树林这一条路了。我并不是说永远呆在那儿。等他们明白过来再说。等他们清醒过来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说不定还能回答。”

　　林中战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在游击队里做了一年多的俘虏。但这种囚禁的界线很不明确。囚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地方没有围墙。既没人看守他，也没人监视他。游击队一直在移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他们一起转移。这支部队并没同人民群众隔开，移动的时候经过居民点和居民区。它同居民混杂在一起，融化在他们当中。

　　仿佛这种从属关系、这种囚禁并不存在似的，医生是自由的，只不过不会利用它罢了。医生的从属关系，他的囚禁，仿佛同生活当中的其他强迫形式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似乎并不存在，是一种空想和虚构。尽管医生没戴手铐脚镣，也没人看守他，但他不得不屈从仿佛想象出来的囚禁。

　　他三次试图从游击队里逃走，但三次都被抓回来。三次逃走虽然没受到惩罚，但他是在玩火。他以后没再尝试。

　　游击队长利韦里·米库利钦对他很宽容，让他住在自己的帐篷里，喜欢跟他在一起。这种一厢情愿的亲近很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

　　这是游击队几乎木停地向东方撤退的时期。有时，这种转移是把高尔察克驱逐出西伯利亚的攻势的一部分。有时，白军迂回游击队后方，企图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时候，游击队仍向同一个方向撤退。医生很久都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游击队常常同大路两旁的城镇和乡村保持平行的方向撤退，有时还沿着大路撤退。这些城镇和乡有时属于红军，有时属于白军，就看谁的军事运气好了。但从外表很难断定是谁的政权。

　　游击队经常穿过农民义勇军的村镇，它们当中最主要的正是这支拉长了的队伍。大路两旁的农舍仿佛缩进地里，骑兵、马匹、大炮和背着大衣卷、互相挤碰的高大射手们踩得路面上都是泥，仿佛比房子还高。

　　一天，医生在这类村镇上接收游击队缴获的战利品——一座英国药品库，这座药品库是卡比尔将军的军官撤退时丢弃的。

　　这是一个漆黑的雨天，只有两种颜色：有光的地方是白色，设光的地方是黑色。医生的心里同样是这种单调的明暗，没有缓和的过渡，没有半明半暗。

　　军队的频繁调动完全把道路踩坏了，道路变成一条黑色的泥浆，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胜过。街道上只有几处相隔很远的地方可以通过，不管从街道哪一边，都得绕很大的弯才能走到这些地方。医生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帕仁斯克遇到火车上的旅伴佩拉吉娜·佳古诺娃的。

　　她先认出他来。他没马上想起来这个面熟的女人是谁。她从大路那边，像从运河河岸上似的向他瞥来含有双重意义的目光，决心同他打招呼，如果他认出她来的话，不然便准备随时离开。

　　过了一分钟，他全都想起来了。在挤满人的货车厢、赶去服劳役的人群、押解他们的卫兵和辫子撩到胸脯上的女旅客这幅图画当中，他看见了自己家里的人。去年一家人乘车的情景都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中。他刻骨思念的亲切的面容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

　　他用头向佳古诺娃指了指，让她往前走几步，走到踩着几块石头便可以通过的地方。他也走到这个地方，向佳古诺娃那边走过去，同她打招呼。

　　她告诉了他很多事。她提起被非法抓进劳工队里却没受到坏影响的漂亮的男孩子瓦夏，瓦夏曾和医生同坐在一节加温车厢里，她还把自己在瓦夏母亲住的韦列坚尼基镇的生活向医生描述了一遍。她在他们那儿过得很好。但村里的人时常给她难堪，因为她不是本村人，是外来户，还责备她同瓦夏有私情，全是村里人编出来的。她不得不离开，不然便会被他们用各种难听话糟踏坏了。她到圣十字镇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家来住。传说有人在帕仁斯克见过普里图利耶夫，她便被吸引到这里来。但消息原来是假的，可她在这儿找到了工作，无法离开了。

　　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姐夫木是被关进监狱便是被枪毙了。外甥失踪。姐姐奥莉加最初挨饿受穷，后来在兹沃纳尔斯克镇给一家农村亲戚当用人，挣一口饭吃。

　　佳古诺娃在帕仁斯克洗刷器皿的药店正好是被医生征用的财产。对所有靠药店生活的人来说，包括佳古诺娃在内，征用使他们陷入绝境。但医生无权取消征用的决定。药品移交的时候，佳古诺娃在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大车一直赶到药房后院仓库的门口。一捆捆药品，一筐筐装着药瓶和药盒的柳条筐，从地下室里抬出来。

　　药房老板那匹长了癣的瘦马同人一起悲伤地从马厩里望着别人往大车上装货。阴雨的天快到黄昏了。天空已经放晴。被乌云紧紧裹着的太阳露了一下面。太阳快要落山了。它的综紫色的余光洒进院里，把粪便坑染成金色，这大概是不祥之兆。风吹木动它们。粪浆稠得摇不动。但大路上的积水被风吹得泛起涟确，现出朱红色的斑点。部队绕过深水沟和坑洼的地方，沿着大路边缘向前移动。在缴获的药物中发现了一罐可卡因，游击队队长最近吸它吸上了痛。

　　医生的工作多得要命。冬天是斑疹伤寒，夏天是痢疾，此外，战斗重新爆发，在战斗的日子里伤员不断增加。

　　尽管打败仗，队伍不停地撤退，但游击队的人数还是不断增加，有的来自农民义勇军经过的地方，有的来自敌人阵营中的逃兵。医生在游击队度过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游击队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利韦里在“十字架节”镇地下司令部的会议上提到过他的部队的人数，那时他大概夸大了十倍。现在，他们已经达到利韦里所说的人数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几个助手，几个具有一定经验的新来的卫生兵。他的主要医疗助手是匈牙利共产党员、当过战俘的军医克列尼·劳什，在战俘营里大家都管他叫狗叫同志。还有个助手是医士安格利亚尔。医士是克罗地亚人，也是奥地利战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军医用德语交谈，医士出生于斯拉夫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勉强听得懂俄语。

　　根据国际红十字公约，军医和部队医务人员不得参与作战双方的军事行动。但有一次医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违反了条约。战斗打响的时候他正好在野地里，迫使他分享战斗人员的命运，向敌人射击。

　　游击队的散兵线布置在林子边上。游击队的背后是大森林，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林中草地，四周毫无遮掩，白军从那里向游击队进攻。敌人一开炮，医生马上躺倒在游击队电话员的旁边。

　　敌人越来越近，医生已经看清他们每个人的脸。这是出身于彼得堡社会非军事阶层的青少年和被动员起来的后备部队中的上年纪的人。但其中的主力则是头一类人，青年，一年级的大学生和八年级的中学生，不久前才报名参加志愿军的。

　　他们当中医生一个也不认识，但他觉得有一半脸孔他都熟

　　悉，曾经见过。他们使他想起过去的中学同学。也许这些青少年是他们的小兄弟？另一部分人他仿佛过去在剧场里或街道上的人群当中遇见过。他们一张张富于表情的、讨人喜欢的脸使他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样。

　　忠于职责，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使他们激动大胆，显出不必要的挑衅的样子。他们排开一字形队列向前进，挺直身子，英勇的姿势超过正规近卫军，做出藐视危险的样子，既不跳跃前进也不卧倒，尽管草地不平，有可供掩蔽的土丘和坑洼。游击队的子弹几乎把他们挨个扫倒。

　　白军前进的宽阔光秃的野地上有一棵烧死的枯树。它不是被雷电或黄火烧焦，便是被前几次战斗炸毁。每个前进的志愿兵射击时都要看它一眼，克制住躲在树干后较为安全也较容易瞄准的诱惑，继续前进。

　　每个游击队队员的子弹数目是有限的。必须珍惜子弹。下了绝对的命令，只能在近距离，在看得见的目标同步枪数目相等的情况下才能开枪。

　　医生没有枪，躺在草地里观察战斗进程。他全部的同情都在英勇牺牲的孩子们一边。他全心祝愿他们成功。这是那些在精神上、教养上、气质上和观念上同他接近的家庭的子弟。

　　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朝他们向草地那边跑去，向他们投降，以此获得解脱。但这一步太冒险了，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当他跑到草地中间，举起双手的时候，两边都可能把他撂倒，打中他的前胸或后背，自己人为了惩罚他的彻底背叛，白军则由于弄不清他的真正动机。他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考虑过所有的可能性，并早已确认这种解脱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医生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继续趴在地上，脸朝着草地，没有武器，注视着草地中进行的战斗。

　　然而在周围进行殊死战斗的时候，一个人无所事事，冷眼旁观是不可思议的，是活人所办不到的。而且问题并不在于个人自卫，而在于必须遵从现实的秩序，服从发生在他眼前和周围的事件的法则。置身度外是违背规则的。必须做别人所做的事。战斗正在进行。他和同伴们遭到射击。必须还击。

　　当他身旁的电报员在散兵线内抽搐起来，后来伸直身子不动了的时候，医生解下他的子弹袋，拿过他的步枪，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一枪接一枪地射击起来。

　　但怜悯心木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这便是他的射击方法。

　　医生瞄准目标，越瞄越准，不知不觉地勾动扳机，但并未勾到底，仿佛没有射击的打算，直到扳机勾下，子弹像走火一样射出为止。医生像通常一样，射击得很准确，把枯树底下的枯枝打得纷纷落在它的周围。

　　可是，太可怕了。不管医生多么小心，多么不想射中人，但进攻的敌人，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在关键的一刹那冲进他和枯树之间，在开枪的时刻穿过他的瞄准线。他打伤了两个，第三个倒霉鬼倒在离枯树不远的地方，大概也没命了。

　　白军司令终于确信进攻是无益的，便下令撤退。

　　游击队人数不多。他们的主力一部分在行进，另一部分撤往～侧，同更为强大的敌军作战。支队为了不暴露人数不足，没去追赶退却的敌人。

　　医士安格利亚尔把两个抬担架的卫生兵带到树林边。医生命令他们救护伤员，自己走到躺着不动的电话员跟前。他暗暗希望，也许电话员还有口气，还能把他救活。可电话员已经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为了证实他是否确实死了，便解开他胸前衬衣趴上去听。心脏已经不跳了。

　　死者脖子上挂着一个护身香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它解了下来。香囊的破布里包着一张折叠得快要磨烂了的纸片。医生打开一半已经磨烂的纸片，碎纸屑从他手指间散落下来。

　　纸上写的是第九十一诗篇的摘录，但同原诗篇略有出入，这是人民在祈祷时自己加进去的。人民传诵时以讹传讹，所以出入越来越大。古斯拉夫文的片段在抄时改写成了俄文。

　　诗篇中说：“得到全能者的荫庇。”在俄文中这一句改成咒语的标题：“荫庇”。诗篇：“你不必再惧怕黑夜的恐怖或白昼的危险”。改为鼓励的话：“你不必再惧怕战争的危险。”“因为他信奉我的名”，诗篇这样说。可俄文改为：“知我名已晚。”“在患难的时刻，我必与他同在。我将拯救他……”在俄文中变成了“很快把他带入冬天”。

　　诗篇被认为具有不受子弹伤害的神效。上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士兵便把它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过去了几十年，或在更晚的时候，被捕的人把它缝在衣服里，每当夜间提审犯人的时候，他们便在心里背诵这些诗篇。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电话员身旁走到林中草地上被他打死的白卫军尸体跟前。少年俊秀的脸上现出纯洁无假和宽恕一切的痛苦表情。“我干吗要杀死他呢？”医生想道。

　　他解开死者的大衣，把衣襟撩开。衣服上工整地绣着死者的姓名：谢廖扎·兰采维奇。大概是疼爱他的母亲用手精心绣上的。

　　从谢廖札衬衣领口垂下挂在项链上的十字架、鸡心和一个扁平的小金匣或扁烟盒，损坏的盒盖仿佛用钉子钉上去的。小匣子半开着。从里面掉下一张叠着的纸片来。医生打开纸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是诗篇中的第九十一篇，不过是按照古斯拉夫体印刷的。

　　这时谢廖扎抽搐了一下，呻吟起来。他没死。后来发觉，他内脏受到轻微的震伤。子弹打在母亲的辟邪物壁上已经无力了，这挽救了他。但怎样处理这个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白军呢？

　　这时作战双方都凶残到顶点。俘虏不活着押送到目的地，受伤的敌人就地扎死。

　　当时游击队的人员流动很大，一会儿新队员加入了，一会儿老队员离开并投到敌人～边，如果能严格保密的话，可以把兰采维奇说成不久前参加游击队的新队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打死的电话员身上脱下上衣，在安格利亚尔的帮助下（医生把秘密告诉了他），给尚未恢复知觉的少年穿上。

　　他和医士护理这个男孩子。等到兰来维奇完全康复后，他们放了他，尽管他不向自己的救护者们隐瞒，他还要回到高尔察克部队去，继续同红军作战。

　　秋天，游击队在高山坡上～片小树林里扎营，这块地方叫作狐湾，一条湍急的小河从三面环绕着它，并把河岸冲出一条条小沟。

　　游击队到这里之前，卡比尔的部队曾在这里过冬。他们自己动手，并利用当地居民的劳动力，在树林里修筑了工事，但春天他们便撤离了树林。游击队队员们现在便分散住在他们没烧毁的掩护体、战壕和通道里。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同医生合住一个窑洞。他夜里同医生谈话，医生已经两夜无法睡觉了。

　　“我真想知道，我那位最可敬的父亲大人，令人尊敬的老爷子，现在干什么呢。”

　　“天哪，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小丑腔调，”医生心里叹道，“跟他老子一模一样！”

　　“从我们过去的谈话中我得出结论，您相当熟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我觉得您对他的看法相当不坏。是这样吧，阁下？”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明天我们要到高坡上并预备会。此外，对几个酿私酒的卫生兵马上就要开审。我同劳什还没准备好这方面的材料。明天我们还要就这件事碰头。我已经两夜没睡觉了。以后再谈行不行？您行行好吧。”

　　“木行，”队长又把话题拉回到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身上，“您对老头儿有什么看法？”

　　“您的父亲还相当年轻，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您平吗管他叫老头呢？现在我就回答您。我时常对您说，划分不清社会阶层的各种关系，看不出布尔什维克同其他的社会党人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区别。您父亲属于最近这几年造成俄国骚乱的那类人。您父亲的外表和性格都是革命的。他同您一样，是俄国发酵因素的代表。”

　　“这是夸奖还是否定？”

　　“我再次请您以后找个方便时候再同我辩论吧。此外，我还要提醒您注意，您又无节制地吸可卡因了。您擅自把它从我储备的药品中取走。它有其他用途，且不说这是毒药，我得为您的健康负责。”

　　“晚上您又没来上课。您的社会活动机能萎缩，跟不识字的老娘们或顽固到底的保守庸人～样。然而您是医生，读过很多书，好像自己还在写东西。请解释一下，这两件事怎样联系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怎样联系在一起。也许根本无法联系，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值得怜悯。”

　　“谦虚胜于骄傲。与其恶毒嘲笑，不如熟悉一下我们讲习班的大纲，承认自己傲慢得不是地方。”

　　“随您怎么说好了，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哪来的傲慢呢！我对您的教育工作崇拜得五体投地。议事日程上每天都重复您对问题的概述。我都读过。我熟悉您对士兵道德发展的想法，并且钦佩不已。您所说的人民军队士兵对待同志、弱者、无法自卫的人、女人以及整洁和荣誉的观念的看法，同宗教改革团体的主张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种，这是人必须活得有意义的理想，我少年时代满脑子都是这套东西。我怎能嘲笑它们呢？

　　“但是，首先，共同完善的观点，像十月革命后人们对它所理解的那样，已经不能打动我了。其次，所有这一切离现实还很远，可仅仅为了这些议论，人们就血流成河，目的抵偿不了手段。第三，这是主要的，我一听见改造生活这类话，就无法控制自己，陷入绝望之中。

　　“改造生活！人们可以这样议论，也许还是颇有阅历的人，可他们从未真正认识生活，感觉到它的精神，它的心灵。对他们来说，这种存在是未经他们改良的一团粗糙的材料，需要他们动手加工。可生活从来都不是材料，不是物质。它本身，如果您想知道的话，不断更新，永远按着自我改进的规律发展，永远自我改进，自我变化，它本身比咱们的愚蠢理论高超得多。”

　　“然而我斗胆奉劝您一句，参加会议，同我们那些绝妙的、出色的人接触，仍然能提高您的情绪。您就不会那样忧郁了。我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挨打，您看不见一丝希望，所以感到压抑。可是朋友，任何时候都不要陷入恐慌。我知道的事，并且同我个人有关的事，要可怕得多（它们暂时不能公开），可我仍没惊慌失措。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高尔察克的灭亡是注定的。记住我的话。您会看到的。我们必胜。打起精神来吧。”

　　“这可真太妙了！”医生想。“如此幼稚！如此短见！我整天对他说我们的观点相反，他把我抓来，又把我扣押在身边，可他却觉得他的失败必然会使我灰心丧气，而他的打算和期望一定能使我振奋起来。竟如此盲目！在他看来，革命的利益和太阳系的存在是一回事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哆喀了一下。他什么也没回答，只耸了耸肩膀，并毫不掩饰利韦里的天真超过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勉强克制住自己。这并没逃过利韦里的眼睛。

　　“朱庇特，你生气，因为你错了。”他说。

　　“您总该明白，这些话不必对我说。‘朱庇特’，‘不要陷入恐慌’，‘你说一，我就得说二’，‘摩尔人效劳已毕，该让他走了’——这些陈词滥调用不着对我说。我说一，可不说二，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办不到。我假定你们是明灯，是俄国的解放者，没有你们它便要陷入贫困和愚昧的深渊，可我对你们还是不感兴趣，我瞧不起你们，不喜欢你们，让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你们思想的主宰者爱说成语，但主要的一条却忘记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特别习惯解放并施思于那些并不曾请求他们解放和施恩的人。您也许认为，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你们的营房以及跟您呆在一起了。我大概还应祝福您，为了我被囚禁向您道谢，因为您把我从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我的住宅、我的事业以及我所珍爱并赖以为生的一切当中解放出来了。

　　“传说一支来历不明的外国军队袭击了瓦雷金诺。听说他们被击溃，但村子遭到了洗劫。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并未否认这个消息。据说我家里的人和您家里的人逃脱了。一群神奇的斜眼睛的人，身穿短棉袄，头戴羊皮高帽，在严寒中从冰上穿过雷尼瓦河，没说一句难听的话，对村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统统开枪打死，然后又不知去向，就像他们出现时那样神秘。您难道没听说过？这是真的吗？”

　　“胡说八道。捏造。搬弄是非的人所造的谣，未经证实的流言。

　　“如果您真像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时那样善良，那样宽宏大量，那您就把我放了吧。我去寻找亲人，连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如果您不放我，就请住口，不要再打扰我，因为我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还会干出蠢事来。最后，活见鬼，我总还有睡觉的权利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床上一扑，脸趴在枕头L。他竭力不听利韦里的辩解，对方还在劝他放心，到不了春天，白军一定会被击退。内战将结束，自由会到来，到处都是幸福与和平。那时谁也不敢扣留医生。但需要耐心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已经忍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再用不着等多久了。现在医生又能上哪儿去呢。为了他自身的安全，现在不能放他一个人到任何地方去！

　　“又是他那一套，魔鬼！说起来就没完！多少年反复磅叨这一套也不害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气得叹气。“他听自己的话听得入迷了，这个好说漂亮话的人，倒霉的可卡因鬼。夜晚对他不是夜晚，跟他这个该死的东西在一块没法睡觉，没法活。嗅，我恨死他了！上帝作证，我总有一天宰了他。

　　“嗅，东尼娜，我可怜的小姑娘！你还活着吗？你在哪儿？天哪，她早该分娩了！你分娩顺利吗？咱们又多了个男孩还是女孩？我的所有亲人们，你们怎么样了？东尼哑，我永恒的责备和我的过错！拉拉，我不敢呼唤你的名字，怕把灵魂从胸口中吐出来。天哪，天哪！可这位还在演说，安静不下来，可恶的、感觉麻木的畜生！嗅，我总有一天会忍受不住把他宰了的。”

　　晴和的初秋过去了。天气晴朗的金色秋天来临了。狐湾西端一座木塔矗立在白军修筑的地堡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约好在这里同他的助手劳什医生会面，商量几件公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时来到这里。他无事可做，便在坍塌的战壕边上走来走去，爬上木塔，走进守卫室，从机枪巢的空枪眼里眺望河对岸的一片伸向远方的树林。

　　秋天已经在树林中针叶树木和阔叶树木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针叶树木橡～堵黑墙竖立在树林深处，阔叶树木则在针叶树木之间闪烁出一个个葡萄色的光点，仿佛在砍伐过的树林中用树干修建的一座带内城和金顶楼阁的古代城市。

　　壕沟里、医生的脚下和被晨寒冻硬的林间道路的车辙里积满了枯干的柳叶，柳叶仿佛剪过似的蜷成一个个小圆卷。秋天散发出这些褐色树叶的苦涩气息，还夹杂着许多其他的气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贪婪地把霜打过的苹果、苦涩的干技、发甜的潮湿和九月蓝色的晨雾混合而成的芳香吸进肺里。晨雾令人联想起被水浇过的黄火和刚刚扑灭的火灾的蒸气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发现劳什走到他背后。

　　“您好，同事。”他用德语说。他们商量起公事来。

　　“咱们要商量三件事。第一，如何处理酿造私酒的人；第二，改组野战医院和药房；第三，根据我的要求，研究如何在野外环境下对精神病进行门诊治疗。亲爱的劳什，也许您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可据我的观察，我们正在发疯，而现代种类的疯狂具有传染的性能。”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等会儿再来谈它。现在先说别的。军营里出现不安迹象。酿造私酒者的命运引起大家同情。不少人还担心从白军占领的村子里逃出来的家属的命运。一部分游击队员拒绝开拔，因为运载他们妻子、儿女和父母的大车队快到了。”“是啊，应该等待他们。”

　　“可这一切都发生在选举统一指挥司令官的前夕，他将统一指挥原来不隶属于咱们的支队。我想利韦里同志是唯一的候选人。一伙青年人推举另一个人，伏多维钦科。有一派同我们不合，但同私酿烧酒的人勾结在一起，他们支持他。他们都是富农和店员子弟，还有高尔察克的逃兵。他们闹得特别厉害。”

　　“依您看，对那些卖私酸白酒的卫生兵如何处置？”

　　“我看先判枪决，然后赦免，改为缓刑。”

　　“可扯远啦，还是商量正经事儿吧。如何改组野战医院。这是我想跟您商量的头一件事儿。”

　　“好吧。不过我想告诉您，您的有关精神病预防的建议毫不令人惊讶。我自己也有这种看法。现在出现并流行的精神病是最典型的精神病，具有特定的时代特点，是时代的历史特征所直接引起的。咱们这儿有个士兵，帕姆菲尔·帕雷赫，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兵，觉悟很高，具有天生的阶级本能。他正是这样发了疯，因为担心亲人发了疯：如果他被打死了，他们落到白军手里，将替他承担一切责任。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他的家属在逃难大车队中，正在追赶我们。我的蹩脚俄语使我没法详细询问他。您向安格利亚尔或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打听吧。应该给他检查一次。”

　　“我非常了解帕雷赫。我怎么会木知道他呢。有一个时期，我们在军人苏维埃里经常接触。一个黑脸膛的、前额很低的残忍的人。我不明白您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好品德。他总赞成极端措施，最严厉的措施，处决。我对他一直很反感。好吧，我替他做检查。”

　　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同整个上星期一样，天气干燥，没有风。军营里传出一大堆人模糊不清的嘈杂声，仿佛远处大海的波涛。还轮流传来在树林里行走的脚步声、说话声、斧子砍木头声、铁砧叮当声、马嘶声、狗叫声和公鸡啼声。一群皮肤黝黑、牙齿雪白的人在树林里笑着往前走。有的人认识医生，向他鞠躬，不认识他的人不打招呼便从他身边走过。

　　尽管游击队队员在追赶他们的家属赶上他们之前不同意撤离狐湾，但家属已经离营地不远了，所以树林里仍在做着开拔的准备，准备把宿营地再向东转移。该修理的修理了，该洗干净的洗干净了，木箱钉好了，大车检查过，看看它们有没有毛病。

　　树林当中有一大块踏出的空地，像土丘或城堡遗址，当地人都管这块地叫高地。通常都在这里开会。今天要在这儿召开全体会议，宣布重要消息。

　　树林里还有很多没发黄的树。在林子深处它们还鲜嫩发绿。下午西沉的太阳的阳光从背后把树林穿透。树叶透过阳光，背面映出绿光，像透明的绿玻璃瓶。

　　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一大捆档案的旁边，烧毁测览过的没用的废纸，这是卡比尔军官团留下的文件，还有～堆游击队自己的报告。纸摊开得让火苗对着太阳。阳光穿过透明的火焰如同透过绿树林一样。火焰看不见，只从云母般颤动的热气流上可以断定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烧得炽热。

　　树林里挂满五颜六色的熟浆果：碎米养的漂亮的悬垂果、红砖色的发蔫的接骨木和颜色闪变着的紫白色的绣球花串。带斑点的和透明的情蜒，如同火焰或树林颜色一样，鼓动着玻璃般的薄翼，在空中慢慢滑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童年时起就喜欢看夕阳残照下的树林。在这种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也被光柱穿透了。仿佛活精灵的天赋像溪流一样涌进他的胸膛，穿过整个身体，化为一双羽翼从他肩肿骨下面飞出。每个人一生当中不断塑造的童年时代的原型，后来永远成为他的内心的面目，他的个性，以其全部原始力量在他身上觉醒了，迫使大自然、树林、晚霞以及所有能看到的一切化为童年所憧憬的、概括一切美好事物的小姑娘的形象。“拉拉！”他闭上眼睛，半耳语或暗自在心里向他整个生活呼唤，向大地呼唤，向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切呼唤，向被太阳照亮的空间呼唤。

　　但日常例行的事照旧进行，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他是游击队的俘虏。他不知不觉走到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点着的火堆跟前。

　　“销毁文件？到现在还没烧完？”

　　“早着呢！这些东西还够烧半天的。”

　　医生用皮鞋尖踢了一下，从纸堆中扒出一堆文件。这是白军司令部的往来电报。他心中闪过一种模糊的预感。说不定他在这难文件中能碰到兰采维奇的名字，但预感欺骗了他。这是一堆枯燥的去年密码汇总。简略得没人看得懂。他用脚扒开另外一堆。里面散开的是游击队会议的旧记录。顶上面的一张纸上写着：“火速。释放事宜。重新选举监察委员会。鉴于乡村女教师伊格纳托德沃尔察的控诉无凭据，军队苏维埃认为……”

　　这时，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医生，说道：

　　“这是你们医务部门撤离时的安排。载运游击队家属的大车离这儿已经不远了。军营里的分歧今天便能解决。一两天内咱们就要开拔。”

　　医生看了纸片一眼，哎呀了一声：

　　“这比您上次给的少。可又增加了多少伤员！能走的和缠绷带的叫他们自己走。可他们人数很少。我用什么拉伤病员？还有药物、病床和其他设备怎么办？”

　　“想办法压缩一下。人得适应环境呀。现在说另外一件事。我代表大家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有个久经锻炼的同志，他经过考验，忠于事业，是位优秀的战士。他有点不对劲。”

　　“帕雷赫吧。劳什跟我说过了。”

　　“那好。您上他那儿去一趟，替他检查检查。”

　　“精神上有毛病？”

　　“大概是阳。他说他看见了小鬼。大概是错觉。夜里失眠，头疼。”

　　“好吧。我马上去看看。现在我有空儿。什么时候开会？”

　　“我想快开了。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瞧，我也没去。咱们吉不去没关系。”

　　“那我就上帕雷赫那儿去了。尽管我快迈不开步了，困得要命。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喜欢夜里高谈阔论，说得我厌烦。上帕姆菲尔那儿怎么走？他住在哪儿？”

　　“石头坑后面的那片小禅树林您认识吧？”

　　“我找得着。”

　　“林子空地上有几个指挥官的帐篷。我们拨给了帕姆菲尔一个，等待他家属来。他老婆孩子的大车快到了。所以他就住在军官帐篷里了。享受营长待遇。因为他对革命有功嘛。”

　　在去帕姆菲尔住处的路上，医生觉得再也走不动了。他困倦极了。他无法克制睡意，这是一连几夜没睡够觉的结果。他可以回地窑睡一会儿，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敢去。利韦里随时都可能回去，妨碍他睡觉。

　　他倒在一块铺满金色树叶的小草地上，树叶都是从周围的树枝上飘落下来的。树叶像一个个方格似的交叉地落在草地上。阳光也这样落在这块金色地毯上。这种重叠交叉的绚烂多彩照得医生眼睛里冒金星。但它像读小字印刷品或听一个人单调的喃喃自语那样催人入睡。

　　医生躺在沙沙作响的丝一般柔软的草地上，头枕着垫在青苔上的手臂，青苔蒙在凹凸不平的树根上，把树根变成枕头。他马上打起瞌睡来。催他入睡的绚烂的光点。在他伸直在地上的身子上照出一个个方格。他融化在阳光和树叶的万花筒中，同周围的环境合成一体，像隐身人那样消逝在大自然里。

　　对睡眠的过分渴望和需要，很快又使他醒了过来。直接的原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超越限度便会发生反作用。得不到休息的警惕的意识毫无意义地、狂热地活跃着。思想的片断像旋风似的飞驰，像一只破汽车轮子擦着地面旋转。这种心灵的慌乱折磨着医生，使他气愤。“利韦里这个畜生，”他气愤地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千百种理由让他发疯了，可他还嫌不够。他把你俘虏过来，然后用友谊，用废话，毫无必要地把一个健康的人折磨成神经病患者。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只带花点的褐色蝴蝶像一块彩色布片，翅膀一张一合地从太阳那边飞过去。医生睡眼惺松地注视着它。它落在跟它颜色最相似、带花点的褐色鳞状的杉树皮上，并与杉树皮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了，如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阳光和阴影笼罩下，外人无法发现他～样。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陷入通常的思绪中。这些思绪曾在他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的过程中间接地触及过他。想到作为逐渐善于适应环境的结果的意志和适应性，想到拟态，想到保护色。想到最适应生存的人活下来，想到自然淘汰的途径就是意识形成和诞生的途径。何谓主体？何谓客体？如何给它们的一致性下定义？在医生的沉思中，达尔文同谢林相遇了，而飞过的蝴蝶就像现代派的油画和印象派的艺术。他想到创造、生物、创作和伪装。

　　他又睡着了，但顷刻又醒了。附近有人压低声音说话，他们的说话声把他惊醒。传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耳朵里的几句话足以使他明白有几个人正在图谋不轨。密谋的人显然没发现他，没料到他就在旁边。如果他现在动一下，暴露了自己，就可能送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屏息不动，偷听他们谈话。

　　有的声音他能听出是谁来。他们是游击队里的败类，混入游击队的顽童桑卡·潘夫努金、格什卡·里亚贝赫、科西卡·涅赫瓦林内以及追随他们的捷连季·加卢津，所有害人精和胡作非为的首领都在这里。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也同他们在一起。他是个更为阴险的人，参与酿私酒的勾当，但暂时还未受到惩处，因为他供出了为首的人。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当中还有“银连”里的游击队员西沃布留伊，他是游击队队长的贴身卫兵。继承拉辛和布加乔夫的传统，利韦里极端信任他的贴身侍卫，因此这位亲信被称为首领的耳目。原来他也是阴谋的参与者。

　　阴谋分子们正同敌人前哨侦察队派来的人商谈。敌方特使的话一句也听不清，他们同叛徒们商量时声音非常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在阴谋者们耳语中断的时候猜到，现在说话的是敌方代表。说得最多的是酒鬼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他声音沙哑，一边说一边骂街。看来他是主谋。

　　“你们大家都听着。最要紧的是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谁要是吱声，告密，瞧见这把刀子没有？我把他肠子捐出来。明白啦？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咱们得将功赎罪，得大大地露一手。他fi］要求捉活的，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听说他们的大头儿古列沃正靠近树林（有人提醒他，大头儿的姓名他说得不对，应当是加利乌林，但他没听清，改成加列耶夫将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就是他们的代表。该干什么他们会告诉你们的。他们说一定要捆起来，捉活的。你们自己问问伙伴们。大伙说说吧。伙计们，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吧。”

　　派来的几个陌生人开始说话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个字也听不清。不过，从双方长时间的沉默中可以想象出谈话的内容。戈拉兹德赫又说话了：

　　“听见了吧，弟兄们？现在你们看清咱们落到什么宝贝手里了，什么恶棍手里了。为这种人去卖命？难道他算人吗？这是中了邪的傻瓜，就像不懂事的毛孩子或者隐修士。我叫你笑，捷廖什卡！你咧什么嘴，色鬼？没你说话的份儿。不错，他小时候就是隐修士。你要听他的，他准会把你变成和尚，变成老公。他说的都是什么话？要去掉身上的毛病，不许骂人，同酗酒做斗争，对女人要注意。能这样活下去吗？我最后决定了。今天晚上在河流渡口的石堆旁边，我把他骗到野地里，咱们大家一块补上去。对付他有什么难的。不费吹灰之力。麻烦的是他们要活的。要把他捆起来。要是捆不住他，我就用两只手结果了他。他们会派人接应咱们的。”

　　说话的人继续发挥密谋计划，但同其他人一起渐渐离去，医生也不再听他们说话。

　　“他们这是想活捉利韦里，这群恶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恐而厌恶地想道，忘记他曾多少次诅咒过自己的折磨者，巴不得他死。“这伙坏蛋想把他出卖给白军或杀死他。怎样才能防止这件事发生？应当仿佛无意地走到火堆跟前，不提任何人的名字，让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知道这件事。怎么也得警告利韦里有危险。”

　　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已经不在原处了。火堆快要烧完。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助手看着火堆，以免火势蔓延。

　　但阴谋并未得逞。它被粉碎了。原来利韦里等人已经知道他们策划的阴谋。当天阴谋彻底被揭穿，参与阴谋的人统统被抓起来。西沃布留伊扮演了双重角色：密探和拉人下水者。医生对他更为反感。

　　已经清楚，游击队队员的家属离狐湾还剩下两昼夜的路程。游击队队员们准备同家属相聚，接着马上开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找帕姆菲尔·帕雷赫。

　　医生看见他手里拿着斧子站在帐篷门口。帐篷前堆了他砍下来的一大堆小烨树。帕姆菲尔还没把树干上的细枝砍掉。有的还倒在原处，折断的枝权插进湿土里。有的已经被他拖到旁边，像起来。树干压着颤悠悠的有弹性的枝叶，没碰着地，互相也不挨着。它们仿佛用双手抵挡砍他们的帕姆菲尔，整堆绿枝挡住了他进帐篷的去路。

　　“为贵客准备的，”帕姆菲尔解释他为什么砍树干，“帐篷太低了，不适合让妻子和孩子住。我想再支几根桩子，就砍了几根树干。”

　　“帕姆菲尔，你以为他们会让你的家庭住进帐篷里，那你就想错了。怎么能让非军人——妇女和孩子住在军营里呢。他们会安排在树林边上的大车里。有空的时候去同他们聚会，帮他们干点什么。未必会放他们进军营里的帐篷。可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听说你一天比一天瘦，不吃饭，木喝水，不睡觉？可气色还不错嘛。只是长了一脸胡子。”

　　帕姆菲尔是个强壮的汉子，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一脸大胡子，额头长满疙瘩，乍一看好像长了两个额头。额骨宽厚，像一只环或箍箍在太阳穴上。这使帕姆菲尔显得凶狠，仿佛永远斜着眼睛。

　　革命初期，人们担心它会像一九O五年革命那样，也是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现象，深入不到底层，不能在他们当中扎根，便向人民竭尽全力宣传革命性，把他们搅得惊恐不安，怒气冲天。

　　在革命初期的日子里，像士兵帕姆菲尔这样的人，不用宣传便刻骨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成了狂热左派知识分子的无价之宝，身价百倍。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帕姆菲尔牢固地树立了这种名声。游击队的首领和党的领袖们都很看重他。尤里·安德烈耶维苛觉得这个阴沉、孤僻的大力土是个不完全正常的怪物，因为他毫无心肝，单调乏味，缺乏吸引他和他所感到亲近的一切。

　　“咱们上帐篷里坐吧。”帕姆菲尔邀请医生。

　　“何必呢，我也钻不进去。外面更好。”

　　“行啊。听你的。真是个狗洞。咱们坐在树干堆上聊吧。”

　　他们坐在晃来晃去的烨树干上了。

　　“都说故事一讲就完，可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而我的故事一下子讲不完。三年也说不完。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我就试试吧。我跟女人一块过日子。我们都年轻。她管家，我下地干活，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了孩子。我被抓去当兵。送上前线。是啊，上了前线。那次战争我有什么可对你说的。你见过，军医同志。革命了。我恍然大悟。士兵睁开了眼睛。敌人不是外来的德国人，而是自己本国人。世界革命的士兵，刺刀朝下，从前线回家打资本家！等等。这你都知道，军医同志。等等。内战打起来了。我加入了游击队。很多地方我都跳过去不说了，要不永远也说不完。现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这会儿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寄生虫，从俄国前城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第一和第二兵团，又撤走了奥伦堡的哥萨克兵团。难道我不明白？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难道我没在军队里干过？咱们的情况很不好，糟透了。他那个畜生想干什么？他想让一伙敌人朝咱们扑过来。他想把咱们包围起来。

　　“现在老婆孩子在我身边。万一他胜了，来了，他们往哪儿跑？他哪能明白，他们都是无辜的，跟我的事儿一点不沾边？他可不这么看。他会为了我的缘故把我老婆的手捆起来，拷打她，为了我的缘故折磨孩子，把他们的骨头折断。你还能睡觉吃饭？就算人是铁铸的吧，也不能不心烦呀。”

　　“帕姆菲尔，你可真是个怪人。我无法理解你。多少年不跟他们在一起也过来了，没有他们一点消息，也没难过过。现在一两天就要见着他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哭起丧来。”

　　“那是先前，可这是现在，大不相同。该死的白军杂种要打败咱们。我说的不是自己。我反正要进棺材了。看来那是我该去的地方。可我不能把亲人也带到那个世界去呀。他们会落入恶棍的魔爪。他会把他们的血一滴滴放光。”

　　“鬼就是从这儿来的吧？听说你见过鬼。”

　　“得啦，大夫。我没都告诉你。没告诉你主要的。那你就听听全部真相吧。你别刨根问底，我都亲口告诉你。

　　“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和姓名我记不住了。往事如烟嘛。有个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把小伙子杀死呢？因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时发昏，笑着朝他开了枪。毫无缘由。

　　“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克伦斯基还当政呢。我们叛乱过。事情发生在火车站。派来一个鼓动家，是个毛孩子，他用嘴皮子动员我们进攻，让我们战斗到最后胜利。来了个士官生，劝我们党制。那么个层头。他的口号是战斗到最后胜利。他喊着口号跳上消防水桶，消防水桶就在车站上。他跳上水桶是想站得高些，从那儿号召大家参加战斗，可脚底下的桶盖翻了，他扑通一声掉进水里，脚踩空了。哎呀，笑死人了。我笑得肚子疼。真要笑死了。哎呀，滑稽极了！我手里有枪。我笑个不停，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像他在胳肢我。我就瞄准他开了一枪，他当场完蛋。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有人把我的手推了一下。

　　“这就是我白日见的鬼。夜里老梦见那个车站。当时觉得可笑，现在真可怜他。”

　　“是在梅留泽耶沃镇吧，比留奇车站？”

　　“我记不清了。”

　　“跟济布申诺村的居民一块儿叛乱的？”

　　“我记不清了。”

　　“在东线还是西线？在哪条战线，在西线吧？”

　　“仿佛是西线。很可能是西线。记不清了。”

　　粘满白糖的花揪树

　　游击队的家属带着孩子和生活用品，坐在大车里，已经跟着游击队走了很久。他们后面跟着一大群牲畜，大部分是奶牛，大概有几千头。

　　自从游击队员们的妻子来到后，军营里出现了一个新人，士兵妻子兹雷达里哈，又叫库巴里哈。她是兽医，还是秘密的巫婆。

　　她总戴着一顶馅饼似的帽子，穿着苏格兰皇家射手浅绿色的大衣，这是供应英国最高统治者的～种服装。她还非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是她用囚帽和囚服改成的，仿佛红军把她从克日木监狱里解放出来，而高尔察克不知为何把她关在了那里。

　　这时游击队驻扎在新的地方。原以为在这里不过暂时驻扎，一旦查清附近的地形，找到适于长期居住的稳定地点，就转移到那里去过冬。但后来情况变了，游击队不得不在这里过冬。

　　这个新宿营地同他们不久前撤离的狐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是一片无法通过的密林。大路和营地的一侧是无边无际的树林。部队刚刚在树林里扎营的那几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比较空闲。他从几个方向深入树林考察，结果确信在里面很容易迷路。头一次巡察有两个角落引起他的注意，他暗暗记在心里。

　　现在，在宿营地和树林的出口处，秋天的树叶都脱落了，像一扇打开的门，从树与树之间的空隙能看很远。就在这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揪树。它是所有的树木中唯一没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落在花揪树上，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然后仰起小脑袋，伸长脖子，费劲地把它们吞下去。

　　在小鸟和花揪树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仿佛花揪树什么都看见了，抗拒了半天，终于可怜起小鸟来，向它们让步了，就像母亲解开了胸衣，把乳房伸给婴儿一样。“唉，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好吧，吃我吧，吃我吧，我养活你们。”它自己也笑了。

　　树林中的另一个地方更迷人。这是一片尖顶似的高岗，～面是陡峭的深渊。悬崖下面仿佛与上面不同，有另一番景象——河流或峡谷，还有长满没人割过的杂草的草地。其实下面仍然是上面的重复，只不过是在令人头晕的深渊里，脚下便是从深渊里长起来的树梢。这大概是山崩的结果。

　　仿佛这片高人云端的莽树林绊了一跤，坠落下来，本应粉身碎骨，钻入地下，但在关键的一刹那，却奇迹般地降落在地上，看起来并未受到损伤，依然在下面喧嚣。

　　但这并不是林中高坡真正引人入胜的特征。它的四边都被陡峭的花岗石块围住。这些石块很像史前时期凿成的砌石家用的扁平石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登上这个高坡时，敢赌咒发誓，这块四周堆积石块的地方决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带着人工的痕迹。这儿可能是古代多神教教徒的神庙，他们祈祷和祭扫的地方。

　　十一名参与谋杀队长阴谋的首要分子和酿造私酒的卫生兵，便是在一个阴暗寒冷的清晨在这里处决的。

　　以司令部特别卫队为核心的二十名对革命最为忠诚的游击队队员把他们带到这里。卫队在判处死刑的人周围困成半圆形，在他们背后推推搡搡，很快把他们挤到峭壁的一个角落里，死囚们除了跳崖外别无退路。

　　他们在拷问、长期关押和受到种种凌辱之后已经不像人了。他们满脸胡须，脸色发青，推怀枯槁，像幽灵一样可怕。

　　开始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便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没人想到行刑前对他们再次搜身。因为那太卑鄙，是临死前对人的嘲弄。

　　同伏多维钦科并排走的是他的朋友勒扎尼茨基，同他一样，思想上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突然朝围着他们的卫队开了三枪，是对准西沃布留伊开的枪。勒扎尼茨基是名出色的射手，但他激动得手发抖，没有射中。出于礼貌还是出于对先前同志的怜悯，卫队没向勒扎尼茨基扑过去，也没在下命令前先向他一齐开枪。勒扎尼茨基的左轮手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但他激动得把子弹忘了，因自己没有打中而懊恼，把手枪摔在石头上。手枪撞在石头上射出了第四颗子弹，打在被判处死刑的帕契科利亚的腿上。

　　卫生兵帕契科利亚抱住腿喊了一声，倒在地上，痛得不停地尖叫。离他最近的潘夫努金和戈拉兹德赫把他架起来，抓着他的双手架着他走，免得在慌乱中被别的同志踩死，因为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旁边还有别人了。帕契科利亚一瘸一拐地向石坡的边上走去，死囚都被逼到那里。他简直迈不开打伤的那条腿，不停地喊叫。他的不像人声的奖号很能感染人。仿佛有谁发出了信号，他们便都失去了理智。出现了谁也没料到的场面。有人咒骂，有人祈祷哀求。

　　一直戴着黄边学生帽的少年加卢津，摘下帽子，跪在地上，在人群中跪着向可怕的石壁倒退。他向卫兵们鞠躬，头常常碰到地，哭得便便咽咽，已经失去了一半知觉，大声地央求他们：

　　“我错了，弟兄们，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别把我毁了。别杀我。我刚开始生活，死得太早。我还要活呢，还想见我妈一次。弟兄们，原谅我，饶了我吧。我愿意亲你们的脚，替你们挑水。唉呀，倒霉呀，真倒霉，我没命啦，妈呀！”

　　他们当中有人哭着数落，但看不见是谁：

　　“好心的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清醒清醒吧。咱们一块儿在两次战争中流过血，捍卫过共同的事业。可怜可怜我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德，我们用行动证明决不忘恩负义。你们怎么不答腔呀，都哑巴了吗？难道你们脖子上没戴着十字架？”

　　他们对西沃布留伊吼道：

　　“你这出卖耶稣的犹大！跟你比我们算什么叛徒？你这狗杂种才是双料叛徒呢。真该把你续死！你向沙皇效忠，却杀死了合法的沙皇。你发誓对我们忠诚，又把我们出卖了。你在出卖自己主子之前跟他亲嘴去吧，可你早晚要出卖他。”

　　伏多维钦科站在坟墓边缘仍面不改色。他扬起脑袋，灰白色的头发随风飘扬，像公社社员对公社社员那样对勒扎尼茨基高声喊道，喊得全体都能听见：

　　“不要作践自己！你对他们抗议没用。这伙新武士，这伙刑讯室里的刽子手，不会理解你。别灰心丧气，历史会把一切都弄清楚。后代将把政委统治制下的野蛮人和他们的肮脏勾当钉在耻辱柱上。我们像殉道者那样死在世界革命的前夕。精神革命万岁。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万岁。”

　　只有射手们才分辨得出的无声的命令一下，二十支枪齐发，一半囚犯被****，大部分立即毙命。剩下的被再次开枪打死了。男孩子捷连季·加卢津比别人抽搐得时间都长，但他最后也伸直身子不动了。

　　把宿营地转移到更加向东的另一个地方并在那里过冬的主意，并非一下子就打消了。多次在维茨科河与克日姆斯克河分水界公路的一侧察看地形。利韦里时常把医生一个人留在帐篷里，到大森林里去察看。

　　但已经没地方可转移，再说也晚了。这是游击队遭到最严重失败的时期。白军在彻底覆灭之前决定对游击队进行一次打击，把树林里的非正规部队消灭干净。于是他们集结起前线的一切力量，把游击队包围起来。他们从各个方向向游击队逼近。如果他们包围的半径小一点，游击队便会遭到惨败。白军的包围圈过大，这挽救了他们。冬天的来临使敌人无法在通不过的无边的大森林里收缩包围圈，把这支农民部队更紧地包围起来。

　　向任何地方转移都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能制定出具有军事优势的计划，他们还能突破包围圈，进入新的阵地。

　　但是，并没有这种深思熟虑的作战意图。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下级军官自己都已灰心丧气，失去对下属的影响力。高级军官每天晚上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互相矛盾的突围方案。

　　必须放弃寻找别的过冬地方的打算，在树林深处修筑防御工事，并在那里过冬。冬天雪深，使缺乏雪橇的敌人无法进入树林。必须挖战壕，储备更多的粮食。

　　游击队的军需主任比休林报告，面粉和土豆奇缺。牲畜足够，比休林估计，到了冬天，主要的食品是肉和牛奶。

　　冬季服装短缺。一部分队员衣不蔽体。营地里的狗统统被续死。会棵皮子的人用狗皮替游击队队员缝制翻毛皮袄。

　　不准医生使用运输工具。大车现在有更重要的用途。最后一段路程用担架把重伤员抬了四十俄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药品只剩下奎宁、碘和芒硝了。用于手术和包扎的碘是结晶体，使用时需要在酒精中溶解。悔不该毁掉酿造私酒的设备，又让那次审讯中罪责最轻的酿造私酒的人修理酿酒装置，或者再修建一个新的。又恢复了用于医疗目的的私酒生产。人们在营地里只相互使使眼色，摇摇头。酗酒现象又重新出现，使军营中涣散的空气更加涣散。

　　蒸馏出来的液体几乎达到一百度。这样浓的液体很容易溶解结晶体。后来，初冬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金鸡纳树皮泡在这种私酿的酒里，用它治疗随着严寒季节的到来再度出现的斑疹伤寒。

　　这些日子，医生常看到帕姆菲尔·帕雷赫和他的家属。整个夏天，他的妻子和小孩都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奔波。他们被经历过的灾祸吓破了胆，正等待新的灾祸。流浪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帕姆菲尔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淡黄色头发晒成了亚麻色，因风吹日晒而发黑的脸上长着整齐的白眉毛。孩子们还太小，在他们身上看不出惊恐的痕迹，但惊恐把他们母亲脸上的生气驱赶得一千二净，只剩下枯干端正的脸庞，闭成一条缝的嘴唇，以及随时准备自卫的凝滞在脸上的惊恐和痛苦。

　　帕姆菲尔爱他们大家，特别是孩子，爱得要命。他用锋利的斧头角在木头上给孩子们刻出各种玩具，什么兔子呀，熊呀，公鸡呀，技术之拥熟令医生惊讶不已。

　　他们来了后，帕姆菲尔非常快活，精神为之～振，身体渐渐康复。后来传出消息，鉴于家属对军营的情绪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必须把游击队员同他们的心上人分开，使军营摆脱非军事人员，把运载难民的大车护送到更远的地方，在那里把大车围起来过冬。把家属同游击队员分开的议论很多，但实际的准备却很少。医生不相信这种措施行得通。但帕姆菲尔心里压了一块石头，先前的幻觉又出现了。

　　冬季来临之际，不安、茫然、恐怖和混乱的形势，荒唐和古怪的现象，搅乱了整个军营。

　　白军按照预定的计划包围了暴乱者。·这次成功的战役是维岑、克瓦德里和巴萨雷格三位将军指挥的。他们都以行动坚决果断著称。军营暴乱者的妻子们，尚未离开故乡的和平居民，以及留在敌人包围圈内的村子里的居民，听到他们的名字便吓破了胆。

　　上面已经说过，白军找不到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在这点上游击队用不着担心。然而，也不能对敌人的包围置之不理。屈从环境会增长敌人的气焰。尽管在包围圈中也许没有危险，但总得冲破包围圈，哪怕算是向敌人示威呢。

　　为此分出游击队大部分力量，把他们集中起来向西面的圆弧突围。经过几天苦战，游击队击溃了白军，在这里打开了缺口，进入他们的后方。

　　这个缺口成了自由通行的地带，打开了通向大森林中的暴乱者的道路。大批新难民从这里奔向游击队。这批从农村逃出来的和平居民并非游击队员们的直系亲属。周围的农民惧怕白军的惩罚措施，都离开自己的家园，自然而然地投向树林中的农民军队，因为他们把游击队看成自己的保卫者。

　　但游击队正想摆脱已有的吃闲饭的人。他们管不了新的难民。他们到树林外去阻挡难民，把他们阻挡在大道上，把他们领到树林旁边契里姆卡小河上一座磨坊附近的空地里。这块空地是磨坊四周的农舍形成的，人们管它叫农舍村院。打算把难民安置在这里过冬，并把分配给他们的食物也存放在这里。

　　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连游击队司令部的措施也无法跟上。

　　对敌人取得的胜利反而使情况复杂化了。白军把冲破包围圈的那股游击队员放进自己的后方后，又缩紧并封闭了缺口。那股脱离主力部队的人返回森林的道路被切断了。

　　逃到游击队里来的家属也出了事儿。在无法通行的密林里很容易走错路。派去接她们的人没找到她们，同她们走岔了，只好自己回来，可女人们本能地走进大森林的深处，一路上创造出许多机智的奇迹：把两旁的树木砍倒，架起木桥，开出＿条路。

　　这一切都是违背游击队司令部意愿的，把利韦里的计划和决定完全打乱了。

　　因此，他同斯维利德一起站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大发脾气。公路从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穿过大森林。他的军官们站在公路上辩论，是否割断沿公路的电话线。最后决定权属于利韦里，可他同流浪汉兼捕兽人正谈得起劲，向他们直摆手，表示他马上就到他们那儿去，请他们等他一下，先别走。

　　斯维利德对判处伏多维钦科死刑的事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伏多维钦科根本无罪，只不过他的影响、他同利韦里争高下造成了军营的分裂。斯维利德想脱离游击队，去过先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当然不可能。他被游击队雇用了，把自己卖给了游击队，如果他离开林中弟兄，等待他的将是枪毙的命运。

　　气候坏得不能再坏了。一阵离地面很低的急风，吹散了一块块如同飞舞的煤烟片似的乌云。从乌云中突然降下雨雪，仿佛一个穿白衣服的怪物突然拍起风来。

　　刹那间远处便是白茫茫一片，大地铺上了一层白雪。但白雪马上又融化得一干二净。天地黑得像木炭，从远处刮来的暴雨从天上斜泼下来。地面再也吸收不了水。但过了一会儿乌云散开，仿佛要给天空通风，从上面打开泛着寒冷青光的玻璃窗户。土壤无法吸收的积水仿佛回答天空似的，也打开泛着同样光泽的水洼和池塘的窗户。

　　阴雨像一团烟雾滑过针叶林灌满松脂的松针，但无法穿透它们，就像水流不进油市一样。雨水落在电话线上，仿佛穿了一串晶莹的珠子。它们一颗挨着一颗紧紧地挂在电话线上，落不下来。

　　斯维利德是派到大森林深处接游击队员家属的人之一。他想告诉队长他所见到的一切，告诉队长根本无法执行的、相互矛盾的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告诉队长妇女当中最软弱的、失去信心的那部分人所干出的暴行。年轻的母亲们背着包裹和吃奶的婴儿徒步跋涉，奶水没有了，迈不动步子，发了疯，把孩子扔在路上，把口袋里的面粉倒掉，掉头向后转。决死比慢慢饿死好。落在敌人手里比喂树林里的野兽好。

　　另一些妇女，最坚强的妇女，表现出的忍耐和勇敢是男人所无法理解的。斯维利德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要向利韦里报告。他想提醒队长预防威胁军营的另一次暴乱，比被镇压下去的那次更危险的暴乱，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利韦里很不耐烦，急躁地催他快说，催得他失去了说话的本领。利韦里不断打断他并非因为大路上有人等他，向他招手，喊他，而是因为最近两星期以来人们不停地向他提出这些看法，利韦里心里对一切都已经清楚了。

　　“你别催我，队长同志，我本来就笨嘴拙舌。话卡在嗓子眼里会把我憋死的。我对你说什么来着？你上难民车队去一趟，叫那些西伯利亚娘儿们别胡闹。她们闹得太不像话了。我倒要问问你，咱们是‘全力对抗高尔察克’还是跟娘儿们激战一场？”

　　“简单点，斯维利德。你瞧他们喊我呢。别绕弯子。”

　　“现在说说那个女妖精兹雷达里哈，鬼知道那个泼妇是什么东西。她说要给我当女通风机……”

　　“是女兽医，斯维利德。”

　　“我说了什么？我说的就是女兽医，给牛治病。可她现在哪儿管给牲口治病啊，成了老虔婆，替牛做弥撒，把刚逃来的家属教坏了。她说怪你们自己吧，谁叫你们撩起裙子跟着小红旗跑的？下次别再找他们啦。”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难民，咱们游击队的还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当然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可我已经命令把她们安顿在农舍村院里了，就是契里姆卡河上的磨坊。她们怎么到这儿来啦？”

　　“还说农舍村院呢。你的农舍村院早烧成一堆灰了，连磨坊和树木都统统烧光了。她们到契里姆卡河岸上～看，光秃秃的一片。一半人马上疯了，大哭大闹，又跑回白军那儿去了。另一半掉转车辕，都上这儿来了。”

　　“穿过密林，穿过泥塘？”

　　“锯子和斧子干什么用的？咱们已经派人去保护她们了——帮助她们。听说砍通了三十俄里，还架了桥，这群鬼东西。你还能说她们是娘儿们吗？这群坏东西一天干的咱们三天也干木出来。”

　　“好家伙！你高兴什么，蠢东西，砍通了三十俄里的道路。这正中维岑和克瓦德里的下怀。开通了一条通向大森林的路，炮兵也能开进来。”

　　“挡住。挡住。派人挡住不就完了。”

　　“这一点用不着你提醒我也能想到。”

　　白天缩短了，五点钟天就黑了。快到黄昏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几天前利韦里同斯维利德说话的地方穿过大道。医生向军营走去。在被视为军营标界的林中空地和生长着一棵花揪树的小山丘附近，他听到库巴里哈逗乐的激昂的声音。他把这位巫医戏称为自己的对手。他的竞争对手尖声唱着一首快活的、下流的曲子，大概是民间小曲。有人听她唱。她的歌声不时被一阵赞赏的笑声打断，有男人的笑声，也有女人的笑声。后来周围寂静下来。大概听她唱歌的人走散了。

　　库巴里哈以为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低声唱起另一支小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担心掉过沼泽里，在黑暗中慢慢向花揪树前环绕着泥泞的林间空地的小径走去，停在那里不动了。库巴里哈唱的是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过这支歌。也许是她即兴编出来的？

　　俄罗斯民歌像被拦河坝拦住的流水。它仿佛静止不动了，但在深处却并未停止流动，从闸门里流出来，它平静的表面是骗人的。

　　她想方设法，用重复和平行叙述的方法，限制住不断发展的内容的进度。一段唱完马上又开始另一段，让我们感到惊讶。克制自己并驾驭自己的悲伤的力量便这样表现出来。这是用话语制止时间流动的狂妄的尝试。

　　库巴里哈边说边唱道：



　　一只野兔在大地上奔跑，

　　在大地和白雪上奔跑。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从花揪树旁跑过，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向花批树哭诉。

　　我这兔儿是不是有一颗羞怯的心，

　　一颗羞怯的心，一颗缩紧的心。

　　我害怕，兔儿，野兽的踪迹，饿狼的空腹。

　　可怜我吧，花批树枝，美人儿花揪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敬在大地上，扬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扔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对肝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

　　你对我的妻子低声说句热情的话。

　　我这个士兵被人俘虏，倍受熬煎，

　　在别国的土地上心里寂寞。

　　我要从痛苦的俘虏营里挣脱，

　　飞向我的心肝，我的美人。



　　士兵老婆库巴里哈给帕雷哈的母牛念咒治病。帕雷哈便是帕姆菲尔的妻子阿加菲妞·福季耶夫娜，但大家都管她叫法杰夫娜。母牛从牛群中牵出来，李进树丛，把它的一只角拴在树上。女主人坐在母牛前腿旁边的树墩上，会念咒语的士兵老婆坐在后腿旁边的挤奶凳上。

　　其余的数不清的牛群挤在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里。宝塔形的云杉像一堵高墙从四面八方把牛群围起来。云杉粗壮的树干仿佛坐在地上，底下的树枝横七竖八地叉开。

　　西伯利亚繁殖的都是瑞士良种牛，几乎都是黑白花的。没有草吃，长途跋涉，互相紧紧挤在一起，已经把母牛折磨得一点劲都没有了，它们所受的罪不比人少。它们身子挨着身子挤得发了狂。它们昏了头，忘记自己的性别，竟像公牛似的叫着趴在别的母牛身上，使劲拽搭拉下来的大乳房。压在下面的母牛竖起尾巴，从它们身子下挣脱出来，踩断矮树林冲进密林，看牛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喊叫着追赶它们。

　　林中空地上雨雪凝成的黑白云团，仿佛被云杉顶锁在秋天的空中。它们杂乱地挤压在一起，竖立起来，互相重叠，同地上的母牛一样。

　　挤在一旁看热闹的人群妨碍巫婆念咒语。她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但承认他们使她困惑未免有失身份。能手的自尊心制止了她。她做出没看见他们的样子。医生从人群后面观察她，但她没看见医生。

　　他头一次认真打量她。她戴着一成不变的美国船形帽，穿着干涉军的淡绿色军大衣，衣领马虎地斜向一边。然而，从她脸上傲慢的表情里流露出隐秘的情欲，从她为了显得年轻而描黑的眼圈和眉毛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不年轻的女人穿什么和不穿什么都无所谓。

　　但帕姆菲尔妻子的样子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他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几天来她老得不像样子。两只鼓起的眼睛快要从眼眶里迸出来了。瘦得像车辕的脖子上鼓出青筋。这是暗中恐惧的结果。

　　“挤不出奶来，亲爱的。”阿加菲娜说，“我以为它怀孕了，早该有奶啦，可就是不下奶。”

　　“哪里是怀忠了！你瞧奶头上有脓。我给你点草药膏抹一抹。当然，我还要念咒。”

　　“另一件倒霉的事是我丈夫。”

　　“我念咒让他不胡闹。这办得到。他会紧紧粘着你，分都分木开。说第三件倒霉的事吧。”

　　“哪儿是胡闹呀。要是胡闹倒好了。倒霉的是恰恰相反，他简直跟我和孩子们长在一块了，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我知道他操的是什么心。他想的是把军营分成两半，他上一个地方去，我们上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可能碰上巴萨雷格手下的人，他又不跟我们在一块。没人保护我们。他们折磨我们，拿我们的痛苦取乐。我知道他的想法。可别对自己人干出蠢事儿呀。”

　　“让我想想。我们会减轻你的悲伤。说第三件倒霉事儿吧。”

　　“哪儿有第三件呢！就这么两件，母牛和丈夫。”

　　“唉，你就这么一点倒霉的事呀，亲爱的，上帝会宽恕你的。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怜的人儿有两件伤心事，而一件是疼爱你的丈夫。我给你治母牛，你给我什么？咱们开始治母牛啦。”

　　“可你要什么呢？”

　　“一个大白面包外加你丈夫。”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你在开玩笑吧？”

　　“你要太心疼的话，那就除掉面包。光你丈夫，咱们保管成交。”

　　周围的人笑得更厉害了。

　　“它叫什么名字？不是你丈夫，是母牛。”

　　“美人儿。”

　　“这儿有一半的牛名叫美人儿。好吧，画十字吧。”

　　于是她开始对母牛念咒。起初她的咒语是针对牲口的。后来她念得入了迷，向阿加菲妞传授了一整套巫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着了魔，听她念念有词，就像他从莫斯科坐火车到西伯利亚来的时候听马车夫瓦克赫绘声绘色地闲扯一样。

　　士兵老婆念道：

　　“圣姑莫尔格西娜，请到我们家做客。星期二，星期三，除掉邪病和脓疮。脓疮快离开乳头。美人儿，别动弹，别碰翻凳子。站得稳如山，牛乳流成河。骇人的斯特拉菲拉，揭掉它身上的癫疤，把癫疤扔进尊麻。巫师的话将同圣旨一样灵验。

　　“阿加菲什卡，你什么都得学会，辞谢，训示，逃避咒和保护咒。你瞧，你以为那是一片树林。其实那是妖精在同天使开仗，互相砍杀，就像你们同巴萨雷格作战一样。”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我指的地方。你看的方向不对，我亲爱的。你用眼睛看，别用后脑勺看，朝我指的地方看。对啦，对啦。你看那是什么？你以为风把禅树上的两根树枝卷在一起？你以为鸟儿要筑巢？可别那样想。那是玩的把戏。那是美人鱼在给女儿编花冠。它听见人从旁边走过，扔下花冠，被人吓跑了。夜里它准能编好，你瞧着吧。

　　“再拿你们的红旗来说吧。你怎么想？你以为它是一面旗子？其实它才不是旗子呢，而是瘟疫姑娘诱惑人的紫手绢。我为什么说诱惑？她向年轻的小伙子们挥手绢，眨眼睛，诱惑他们去残杀，去送死，然后放出瘟疫。而你们却相信了：全世界的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

　　“现在什么都得知道，亲爱的阿加菲妞，一切都得知道。不管哪只鸟儿，哪块石头，哪株草。比如，那只鸟儿是灰欧惊鸟，那只野兽是灌。

　　“现在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上谁了尽管说，我准能让他迷上你。哪怕是你们的长官呢，不管是列斯内赫还是高尔察克，或者是伊万皇太子。你以为我在吹牛？我才不吹牛呢。不信你就听着吧。到了冬天。刮起暴风雪，卷起雪柱，我拿刀子插进雪柱，一直插到刀柄，拔出来的时候刀子上全是鲜血。什么，你没听说过？啊？你以为我吹牛？可雪柱里哪儿来的鲜血？这是风呀，空气呀，雪沫呀。妙就妙在这儿，大嫂，这雪柱不是风刮起来的，而是女巫丢失的孩子变成的。女巫正在野地里找他，哭号，但无法找到。我刀子插的就是他，所以才有血嘛。我还能用这把刀把任何男人的脚（赌u下来，用丝线缝在你的裙子上。你上哪儿，甭管是高尔察克，斯特列利尼科夫，还是新的皇太子，都会跟在你屁股后头。你上哪儿他上哪儿。你以为我吹牛，这也跟‘全世界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一样？

　　“再比如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像下雨似的。人一迈出家门口，石头就落在他脑袋上。有人见过骑兵在天空奔驰，马蹄碰着屋顶。先前魔法师还发现：有的女人身上有五谷或者蜜或者皮货。武士们便打开她们的肩膀，像打开箱子一样，用剑从一个女人肩肿骨里挑出一斗麦子，另一个身上有一只松鼠，还有一个身上有一个蜂房。”

　　人世上有时会遇到一种博大而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中总掺杂着怜悯。我们越爱我们所钟爱的对象，我们便越觉得她像牺牲品。有些男人对女人的同情超越了想象的限度。他们的同情心把她置于无法实现的、在人世上找不到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处境当中。他们嫉妒她周围的空气，自然规律，以及她出生前的儿千年。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文化修养足以使他在巫婆最后的话里听出某部编年史，不是诺夫戈罗德编年史便是伊帕契耶夫编年史开头的几段，但已被歪曲得不像样子，变成伪书了。多少世纪以来，它们一代代口头流传，被巫师和说故事的人随意歪曲。它们早先就弄乱了，又被抄录的人照抄下来。

　　为何暴虐的传说竟如此打动他？为何他竟把这种胡说八道，这种荒谬已极的话当成现实状况呢？

　　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就像把钥匙插进保险箱的铁锁里一样，利剑转动了一下，劈开了她的肩肿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

　　嗅，他多爱她！她多美啊！她美得正像他梦寐以求的那样。但她哪一点可爱呢？能说出来并能分析出来的是什么呢？懊，不。那是造物主从上到下一气勾勒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单纯而流利的线条，而她便在这绝妙的轮廓中把灵魂交给了他，就像浴后的婴儿紧紧裹在襁褓中一样。

　　可他现在在哪儿？出了什么事？树林，西伯利亚，游击队队员。他们被包围了，而他同他们分享共同的命运。多么荒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开始头昏眼花了。一切都从他眼前浮过。这时本应下雪，但却落起雨点来。仿佛一条横跨街道的条幅上的标语，林间空地从这一边到那一边的空气里延伸着一个奇异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头像的模糊幻影。头像在哭泣，下得越来越大的雨亲吻着它，冲洗着它。

　　“你走吧。”女巫对阿加菲娜说，“我已经替你的牛念过咒，它会好的。向圣母祷告吧。全世界最辉煌的宫殿，一本兽语的书。”

　　大森林的西部边界发生了战斗。但大森林太大了，在它看来战斗仿佛发生在一个大国的遥远边界上，而隐没在它的密林中的营地里的人是如此之多，不管多少人出去参加战斗，都还有更多的人留在营地里，它永远不会是空的。

　　战斗地方的枪炮声几乎到达不了营地深处。树林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响。在很近的地方枪声一声接一声，一下子又变成了混乱的密集射击。他们听到枪声的地方发生一片骚乱，大伙儿急忙向四面八方冲去。属于营地后备队的人向自己的大车跑去，引起一片惊慌。人人都作好了作战准备。

　　惊慌很快就消失了。原来是一场虚惊。人们又都奔向开枪射击的地方。人越来越多。新来的人不断地走到围着的人群跟别。

　　人群围着一个砍掉手脚的人。他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他的右手和左腿被砍掉，但还没断气。简直不可思议，这倒霉的家伙竟用剩下的一只手和一条腿爬到了营地。砍下来的血肉模糊的手和腿绑在他的背上，上面插了一块木牌子，木牌子上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在最难听的骂街的话当中写道，这是对红军支队兽行的报复。但林中的游击队员同那支部队毫不相干。此外，木牌子上还写道，如果游击队员们不按照木牌子上规定的期限向维岑军团的军代表缴械投降的话，他们将这样对待所有的游击队员。

　　被砍掉手脚的人浑身冒血，用卷起的舌头低声向大家讲述他在维岑将军的后方军事侦查队和讨伐队里所受到的拷打和折磨。他几次失去知觉。原来判处他死刑，但没把他吊死，改为砍去手脚，以示宽大，然后把他放回营地，恐吓游击队员。他们把他抬到通往游击队营地前哨线的路上，然后放在地上，命令他自己爬，又追着在他后面向天空鸣枪。

　　被折磨得快要断气的人微微龛动着嘴唇。周围的人弯下腰，把头垂到他嘴边，想听清他含混木清地说的是什么。他说：

　　“弟兄们，小心点。他冲破咱们的防线了。”

　　“已经派出了阻截队。一场恶战。我们挡得住。”

　　“缺口。缺口。他想出其不意。我知道。哎呀，我不行啦，弟兄们。你们瞧我浑身冒血，咳血。我马上就完了。”

　　“你躺一会儿，喘口气。你别说话了。别让他说话了，没心肝的家伙们。这对他有害。”

　　“我身上一块好肉都没有了，吸血鬼，狗日的。他说，你要不说出你是谁，我叫你用你自己的血洗澡。我告诉他，我是一名真正的逃兵。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从他们那儿跑到你们这儿来了。”

　　“你老说‘他’。审问你的到底是谁？”

　　“哎呀，弟兄们，内脏都要出来了，让我喘口气。现在我告诉你们。别克申首领。施特列泽上校。都是维岑的部下。你们在树林里什么也不知道。全城的人都在惨叫。他们把人活活煮死，活剥皮，揪住你的衣领把你施进死牢。你往四外一摸——囚笼。囚笼里装四十多个人，人人只穿一条裤权。不知什么时候打开囚笼，把你抓出去。抓着谁算谁。都脸朝外站着，像宰小鸡似的，抓住哪只算哪只。真的。有的绞死，有的枪毙，有的审讯。把你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往伤口上撒盐，用开水浇。你呕吐或大小便，就叫你吃掉。至于孩子和妇女，嗅，上帝呀！”

　　不幸的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没说完，尖叫了一声，便噎了一下，便断气了。大家不知怎的马上就明白了，摘下帽子，在胸前画十字。

　　傍晚，另一件比这桩惨无人道的事件更可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营地。

　　帕姆菲尔·帕雷赫也在围绕着死者的人群当中。他看见了他，听了他讲的遭遇，读了木牌上充满恐吓意味的话。

　　他为他死后妻子儿女的命运担心害怕到了极点。他在想象中看到他们受着缓慢的拷打，看到他们疼痛得变形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呻吟和呼救声。为了免除他们将受到的痛苦并减少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在一阵无法克制的悲伤中自己结果了他们。他用锋利得像剃刀似的斧子砍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而那把斧子正是几天前他替女儿们和爱子费烈努什卡削木头做玩具的那把。

　　令人不解的是，他并没有马上杀死自己。他在想什么呢？他会出什么事？有何打算和意图？这是个明显的疯子，无法挽救的废人。。

　　利韦里、医生和士兵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他的时候，他正把头低垂在胸前，在军营里游荡，两只浑浊的黄眼睛发直。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下去的、非人的痛苦挤出的痴呆笑容一直没离开过他的脸。

　　没人可怜他。人人躲避他。有人说应当对他处以私刑，但得不到支持。

　　世上再没他可做的事了。第二天清晨，他从军营里消失了，他躲避自己就像躲避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

　　冬天来临了。天气冷得彻骨。严寒的大雾里出现撕裂的声音和看起来并无联系的影像，它们凝滞，移动，消逝。太阳不是通常看到的太阳，而换成了另外一个，像个红球挂在树林中。像蜜似的摇用色的光线，仿佛在梦中或童话里缓慢地向四外扩散，但扩散到一半的地方便凝滞在空气中，冻结在树枝上。

　　许多只看不见的穿着毡鞋的脚，沿着所有的方向移动，像一堵墙似的擦着地面，踩在雪上的每一步都发出愤怒的吱吱声。那些戴着围巾帽、穿着短皮袄的形体仿佛在空中飘浮，仿佛沿着星体的天球旋转。

　　熟人们停下步，聊起天来。他们把像洗过蒸汽浴那样通红的和胡须冻成一团的脸互相靠近。粘成一团的蒸气像云团似的从他们嘴里喷出，同他们仿佛冻僵的不多的话相比，显得大得木成比例。

　　利韦里在小路上碰见医生。

　　“啊，是您吗？多少日子没见面了！晚上请您回窑洞，跟我一块过夜。咱们像过去那样聊聊天。我有消息。”

　　“信使回来啦？有瓦雷金诺的消息吗？”

　　“我们家的人和你们家的人在信使的报告里～个字也没提。可我正是从这里得出了令人欣慰的结论。这意味着他们逃脱了危险。不然准会提到他们的。其他的情况，咱们晚上见面时再谈。说好了，我等您。”

　　在地窑里，医生又重复了一遍他白天问的问题：

　　“我只请您告诉我，您有我们家的人什么消息没有？”

　　“您又不想知道鼻子以外的事。您家里的人看来活着，没危险。不过，问题不在他们身上。我有绝妙的新闻。要不要来点肉？冻小牛肉。”

　　“不，谢谢。别把话扯远了。”

　　“随您的便。我可要吃啦。营房里的人得了坏血病。大家都忘了面包和蔬菜是什么味了。早知道这样，秋天应当组织更多的人采胡桃和浆果，趁逃难的妇女还在这里。我告诉您，情况好得不得了。我一向预言的都实现了。形势有了转机。高尔察克正从各条战线上撤退。这是自发的全面溃败。我说的您明白吗？可您却在唉声叹气。”

　　“我什么时候唉声叹气了？”

　　“时时刻刻。特别是维岑紧逼我们的时候。”

　　医生回想起刚刚过去的秋天，枪毙叛乱分子，帕雷赫砍死妻子和儿女，没完没了地杀人，把人打得血肉模糊。白军和红军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加。鲜血使他呕吐，涌进他喉咙，溅到他的头上，浸满他的眼睛。这完全不是唉声叹气，而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怎样才能对利韦里讲清呢？

　　窑洞里有一股芬芳的焦炭味。焦炭味直冲上脸，呛得鼻子和喉咙发痒。劈碎的木头在三脚铁炉上燃烧，把窑洞照得很亮。木头烧完后，炭灰便落进下面的水盆里，利韦里又点燃一段插进三脚炉的铁圈里。

　　“您看我烧的是什么？油点完了。劈柴晒得太平，所以烧得快。是啊，营区发现了坏血病。您真的不吃点小牛肉吗？坏血病。您怎么看，医生？要不要召开队部会议，讲清形势，给领导上一堂坏血病的课，再提出同它进行斗争的方法？”

　　“天啊，别折磨我了。您都确切知道我的亲人的哪些情况？”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们一点确切的消息都没有。可我还没说完从最近的军事情报中所得到的消息呢。内战结束了。高尔察克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军沿着铁路线把他们往东面赶，一直把他们赶进海里。另一部分红军赶来同我们会合，共同消灭他分散在各处的后勤部队。俄国南方的白军已经肃清。您怎么不高兴呢？这还不够吗？”

　　“不，我高兴。可我的亲人们在哪里？”

　　“他们不在瓦雷金诺，这是莫大的幸运。尽管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夏天对您讲的那些话，我当时也那样估计过，没得到证实。您还记得有什么神秘的民族进犯瓦雷金话的荒谬传说吗？可镇子完全荒废了。看来那里还是来过什么人，幸好两个家庭提前离开了。我们就相信他们得救了吧。据我的侦察员们报告，留下的少数人就是这样想的。”

　　“可尤里亚金呢？那边怎么样？在谁手里？”

　　“说法也有点荒谬，肯定是个错误。”

　　“怎么说的？”

　　“好像城里还有白军。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可能。我现在用确凿的事实向您证明这一点。”

　　利韦里又在三脚炉里加了一根松明，把一张揉搓得破烂不堪的地图卷到露出划分这一地区的地方，其余的部分卷进去，手里握着一支铅笔指着地图向他解释道：

　　“您看。这些地区的白军都撤退了。这儿，这儿，整个儿圆周里。您注意看我指的地方了吗？”

　　“是的”

　　“他们不可能在尤里亚金方向。换句话说，他们的交通线一旦被切断，必定会陷入包围圈。木管他们的将军多么缺乏指挥才能，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您穿上皮袄啦？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屋里马合烟味太哈鼻子了。我不大舒服，到外面透透气。”

　　医生从窑洞里爬出来，用手套把洞口前当凳子坐的粗木墩子上的雪掸掉，坐在上面，两手托着头撑在膝上，沉思起来。冬天的大森林，树林里的营地，在游击队里度过的十八个月，仿佛都不存在了。他把它们忘了。他的想象中只有自己的亲人。他对他们命运的猜测一个比一个更可怕。

　　东尼娜出现在眼前。她抱着舒罗奇卡在刮着暴风雪的野地里行走。她把他裹在被子里，两只脚陷入雪中，用尽全身的力气从雪里拔出脚来。可暴风雪把她往后刮，风把她吹倒在地上，她跌倒又爬起来，两条发软的腿无力地支撑着。嗅，他老是忘记，她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她两只手一手抱一个，就像契里姆卡的难民，痛苦和超出他们控制力的紧张使他们丧失了理智。

　　两手抱着孩子，可周围没有人帮助她。舒罗奇卡的爸爸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在远方，永远在远方，他一辈子都不在他们身边。这是爸爸吗，真正的爸爸是这样的吗？而她自己的爸爸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哪里？纽莎在哪里？其他的人在哪里？嗅，最好不要提这些问题，最好木要想，最好不要弄清楚。

　　医生从木墩上站起来，打算回到窑洞里去。突然，他的念头转了个方向。他改变了回到利韦里那儿去的念头。

　　雪橇、一袋面包干和逃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早已准备好了。他把这些东西埋在营地警戒线外的一株大冷杉下面的雪地里，为了准确起见，他还在树上砍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他沿着行人在雪堆里踏出的小径向那里走去。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一轮圆月在天空中照耀。医生知道夜间岗哨的配置，成功地绕开了他们。但当他走到冻了一层冰的花揪树下的空地上的时候，远处的哨兵喊住了他，直着身子踏着滑雪板飞快地向他滑过来。

　　“站住！我要开枪啦！你是谁？讲清楚。”

　　“我说老弟，你怎么糊涂啦？自己人。你不认识啦？你们的医生日瓦戈。”

　　“对不起。别生气，日瓦戈同志。没认出来。就是日瓦戈我也不放你过去。咱们得照规矩办事。”

　　“那好吧。口令是‘红色西伯利亚’，回答是啊倒武装干涉者’。”

　　“那就没说的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好啦。夜里出来找什么鬼？有病人？”

　　“睡不着，渴得要命。想道个弯儿，吞两口雪。看见花揪树上的冻浆果，想摘几个吃。”

　　“真是老爷们的糊涂想法，冬天摘浆果。三年来一直在清除你们的糊涂想法，可就是清除不掉。一点觉悟也没有。去摘你的浆果吧，脑筋不正常的人。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哨兵使劲一蹬滑雪板，踏着吱吱响的长滑雪板，像来时一样快，站着滑到旁边去了，在没有人迹的雪地上越滑越远，滑到像稀稀拉拉的头发似的光裸的冬天树丛后面。而医生走的雪中小径把他带到刚才提到过的花揪树前。

　　它一半理在雪里，一半是上冻的树叶和浆果，两枝落满白雪的树枝伸向前方迎接他。他想起拉拉那两条滚圆的胳膊，便抓住树枝拉到自己跟前。花揪树仿佛有意识地回答他，把他从头到脚撒了一身白雪。他喃喃自语，自己也木明白说的是什么，完全把自己忘了：

　　“我将看见你，我如画的美人，我的花揪树公爵夫人，亲爱的小。乙肝。”

　　夜是明亮的。月亮在天上照耀。他继续穿过树林向朝思暮想的冷杉走去，挖出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游击队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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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第六章

　　商人大街沿着通往小斯帕斯卡亚街和诺沃斯瓦洛奇内巷的斜坡近通而下。城市较高地区的房屋和教堂从上面俯瞰着这条街。

　　街道拐角的地方有一座带雕像的深灰色房子。在立倾斜屋基的巨大的四角形石板上，新近贴着政府报纸、政府法令和决议。一群过路人已站在人行道上默默地看了半天了。

　　不久前解冻后天气已经干燥。现在又上冻了。气候明显地变得寒冷起来。现在天还很亮，可不久前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冬天刚刚过去。空出来的地方填满了阳光，它没有离开，被黄昏留住了。阳光使人们木安，把人们带往远方，恫吓他们，令他们提心吊胆。

　　不久前白军撤出城市，把它交给红军。射击、流血和战时的惊恐停止了。这同样使人惊恐不安，如同冬天过去、春天变长一样。

　　街上过往的行人借着一天天变长的白天的光线，读着墙上的通知。通知上写道：



　　居民须知：本市合格居民可到尤里亚金苏维埃粮食局

　　去领取工作证，每张缴纳五十卢布。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即

　　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凡无工作证者，或误填以至伪造工作证者，将依据战时

　　法律严惩。工作证的细则和使用方法公布于本年度尤里亚

　　金执委会第八十六号（1013）通知中，该通知张挂在尤里亚

　　金苏维埃粮食局一百三十七室中。



　　另一张布告通知道，本市粮食储备充裕，只是被资产者藏匿起来，目的在于破坏分配制度，在粮食问题上制造混乱。通知用这样一句话结尾：



　　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

　　第三张公告说：



　　为了正确安排粮食工作，不属于剥削分子者准许其参

　　加消费者公社。详情可向尤里亚金粮食局查询，地点在十月

　　革命街，即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另外一张对军人警告道：



　　凡未上缴武器和未经新制度许可携带武器者依情严

　　惩。持枪证可到尤里亚金革委会换取，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六

　　号，六十三室。



　　一个瘦弱不堪、很久没洗过脸因而显得脸色乌黑的流浪汉模样的人，肩上挎着一个背包，手里握着一根木棍，走到看布告的人群跟前。他的头发长得长极了，但没有一根白发，可他满脸深棕色的胡子已经发白了。这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医生。他的皮袄大概在路上早被人抢走了，不然便是他自己拿它换了食物。他穿了别人的一件不能御寒的短袖破旧上衣。

　　他口袋里还剩下一块没吃完的面包，这是他经过城市附近一个村子时别人给他的，还有一块腑猪油。他从铁路那边走进城里来已经快一个钟头了，但从城门口到这条十字路口竞走了一小时，最近这些日子他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他时常停下来，拼命克制倒在地上吻这座城市石头的欲望，他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见到它，看见它就像看见亲人那样高兴。

　　他走了很久，一半路都是沿着铁路线走的。铁路完全废置不用了，积满了雪。他经过一列列白军的车厢，有客车和货车，都被雪埋住了。由于高尔察克全线崩溃和燃料耗尽，白军不得不丢下火车。这些陷在雪地里、永远也不能开动的火车像带子一样伸延几十俄里，它们成为沿途抢劫的土匪的堡垒，躲藏的刑事犯和政治难民——当时迫不得已流浪的人的避难所，但更主要的是成了死于严寒和斑疹伤寒者的公墓。铁路沿线伤寒猖獗，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

　　这时应验了一句古谚：人比狼更凶狠。行路人一见行路人就躲；两人相遇，一个杀死另一个，为了自己不被对方杀死。还出现了个别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兽性发作。人又梦见了史前的穴居时代。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面很远的地方，出现几个孤单的身影，有时悄悄躲在一旁，有时胆怯地跑过小道。医生尽量绕开这些身影，他常常觉得它们很熟悉，曾在哪儿见过。他觉得他们也是从游击队营地里跑出来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弄错了，可是有一次眼睛并没欺骗他。一个少年从遮住国际列车卧车车厢的雪堆里钻出来，解完手又钻回雪堆里。他确实是林中兄弟中的一员。这便是大家都以为被枪毙了的捷连秀·加卢津。他没被打死，只受了伤。他躺在地上昏迷了很久，后来恢复了知觉，从行刑的地方爬走了，躲进树林里，在那儿养好了伤，现在改了姓，偷偷赶回圣十字镇自己家里去，路上见到人便躲进被雪掩埋的火车里。

　　这些画面和情景使人产生一种非人间的、超验的印象。它们仿佛是某种玄妙的、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的一小部分，被错误地搬到地球上来。而只要自然仍然忠于历史，它显现在眼前的样子就同现代画家所表现的一样。

　　冬天的黄昏是寂静的，浅灰色的和深红色的。晚霞的余辉映照出白作树乌黑的树顶，清秀得宛如古代的文字。黑色的溪流在薄冰的灰雾下飞驰在雪白的峡谷中。峡谷的上端白雪堆积如山，而下端则被深色的河水浸蚀了。这便是尤里亚金的黄昏，它寒冷，灰得透明，富于同情心，如同柳絮一般，再过一两个小时便要降临到带雕像的房子的对面了。

　　医生想走到房子石墙上政府布告栏跟前，看看官方的通告。但他向上凝视的目光不时落在对面二层楼的几扇窗子上。这几扇沿街的窗户曾经刷过白灰。窗内的两间屋子里堆放着主人的家具。尽管下窗榻上结了一层晶莹的薄冰，但仍然能看出现在的窗户是透明的，白灰洗刷掉了。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主人又回来了？或者拉拉搬走了，房间里搬进新的房客，现在那儿一切都变了样？

　　情况不明使医生很激动。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穿过街道，从大门走进过道，爬上对他如此亲切而熟悉的正门楼梯。他在林中营地时就时常回想起生铁阶梯的花纹铁格，连花纹上的涡纹都回想起来。在某个向上转弯的地方，从脚下的栅栏里可以看到难在楼梯下面的破桶、洗衣盆和断腿的椅子。现在依然如此，毫无变化，一切都跟先前一样。医生几乎要感谢楼梯忠于过去了。

　　那时门上就有个铃。但它在医生被游击队俘虏之前就坏了。他想敲门，但发现门锁得跟先前不一样，一把沉重的挂锁穿在粗笨地拧进旧式柞木门里的铁环里。门上的装饰有的地方完好无损，有的地方已经脱落。先前这种野蛮行为是不允许的。门上使用的是暗锁，锁得很牢，要是坏了，有钳工修理。这件琐事也说明总的情况比过去坏了很多。

　　医生确信家里没有拉拉和卡坚卡，也许尤里亚金也没有她们，甚至她们已不在人世。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为了免得以后后悔，他决定到他和卡坚卡都很害怕的墙洞里摸一摸。他先用脚端了瑞墙，免得摸到墙洞里的老鼠。他并不抱在他们过去约定的地方摸到什么的希望。墙洞用一块砖堵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掏出砖，把手伸进里面去。嗅，奇迹！钥匙和一张便条。便条相当长，写在一张大纸上。医生走到楼梯台的窗口跟前。更为神奇，更加不可思议！便条是写给他的！他马上读了：



　　上帝啊，多么幸福！听说你活着，并且出现了。有人在

　　城郊看见了你，便赶快跑来告诉我。我估计你必定先赶到瓦

　　雷金诺去，便带着卡坚卡上那儿去了。但我把钥匙放在老地

　　方，以防你万一先到这儿来。等我回来，哪儿也别去。对啦，

　　你还不知道呢，我现在住在前面的房子里，靠街的那一排。

　　楼里空荡荡，荒芜了，只好变卖了房主的一部分家具。我留

　　下一点吃的东西，主要是煮土豆。把熨斗或别的重东西压在

　　锅盖上，像我那样，防备老鼠。我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



　　便条正面上的话完了。医生没注意到背面也写满了。他把打开的便条托到唇边，然后没看便叠起来，连同钥匙一起塞进口袋。刺骨的痛苦掺进无比的快活中。既然她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到瓦雷金诺吉，他的家必然不在那里了。除了这个细节所引起的惊恐外，他还为亲人生死末卜而痛不欲生。她怎么～句话也没提到他们，说清他们在哪儿，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但已经没有考虑的时间了。街上开始黑了。天亮前还来得及做很多的事。看挂在街上的法令也是很要紧的事。那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由于无知而违犯某项行政命令可能会送掉性命。于是他没打开房门，也没放下把肩膀压得酸痛的背包，便下了楼，走到墙跟前，墙上各式各样的印刷品贴了一大片。

　　墙上贴有报刊文章、审判记录、会议演说词和法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迅速地看了一下标题。《对有产阶级征用与课税的办法》、《工人的监督作用》、《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决定。这是进城代替先前制度的新政权所公布的指令。公告提醒居民新政权准则的绝对性，担心他们在白军暂时统治期间忘记了。但这些永无止境的单调的重复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弄昏了。这些都是哪一年的标题？属于头一次变革时期还是以后的几个时期，还是白卫军几次暴动当中？这是哪年的指示？去年的？前年的？他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率直的思想。难道为了那一次不慎的赞许，多年之内除了这些变化无常的狂妄的呐喊和要求，他就得付出再也听不见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的代价吗？况且这些呐喊和要求是不合实际的，难于理解并无法实践的。难道他因为一时过分心软便要永远充当奴隶吗？

　　不知从何处撕下来的一页工作报告落到他眼前。他读道：



　　有关饥饿的情报表明地方组织极端不称职。明显的舞

　　弊事实，投机倒把活动，极为猖獗，可当地工会委员会都干

　　了什么？城市和边区的工厂委员会都干了什么？如果我们

　　不对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地区和拉兹维利耶至雷巴尔克

　　地区的商店仓库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不采取直至将投机倒

　　把分子就地枪决的恐怖手段，便无法把城市从饥饿中拯救

　　出来。



　　“多么令人羡慕的自我陶醉啊！”医生想。“还谈什么粮食，如果自然界里早已不长粮食的话？哪儿来的有产阶级，哪儿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早已被先前的法令消灭了的话？哪儿来的农民，哪儿来的农村，如果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了的话？他们难道忘记了自己早先的决定和措施早已彻底完蛋了吗？什么人才能年复一年对根本不存在的、早已终止的题目如此胡言乱语，而对周围的一切闭目不见，一无所知呢？”

　　医生头晕了，失去知觉，倒在人行道上。等他恢复过知觉来，别人把他从地上搀起来，要把他送到他准备去的地方。他道了谢，谢绝了别人的帮助，解释说他只要走到街对面就行了。

　　他又上了楼，打开拉拉住所的门。楼梯口上还很亮，一点都不比他头一次上楼时黑。他发现太阳并没催他，心里很高兴。

　　开门声引起里面一阵骚动。没住人的空房迎接他的是打翻罐头盒的呕嘟声。一只只老鼠整个身子扑通掉在地板上，向四下逃窜。医生很不自在，竟无法对付这群可恶的东西。它们大概太多了。

　　但要想在这里过夜，首先得防备老鼠，躲进一间门能关紧、容易躲避它的房间，再用碎玻璃、破铁片堵住所有的老鼠道。

　　他从前厅向左拐，走进他所不熟悉的那一半房间。穿过一条黑暗的走廊，他来到两个窗户朝街的一间明亮的房间里。窗户正对着街那边那座带雕像的灰房子。灰房子墙的下面贴满了报纸。过路的人背对着窗户站着读报纸。

　　室内同室外的光线一样，都是清新明亮的早春傍晚的光线。室内室外的光线如此相仿，仿佛房间没同街道分开。只有一点微小的区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在的拉拉的房里比外面商人街上冷一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走到尤里亚金的时候，一两个钟头以前，他在走最后一段距离的时候，忽然觉得体力骤减，仿佛马上就要病倒，自己吓了一跳。

　　现在，室内和室外的光线一样，对此他不知为何非常高兴。院子里和住宅里充满同样的寒气，使他同傍晚街上的行人，同城里的气氛，同人世间的生活接近起来。他的恐惧消失了。他已经不再想自己马上要病倒。穿透四周的春天傍晚透明的光线使他觉得是遥远而慷慨的希望的保证。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生活中的一切他都能得到，亲人都能找回来，都能和解，什么都能想到并表达出来。他把等待同拉拉会面的快乐看作最近的保证。

　　极度的兴奋和遏止不住的忙碌代替了刚才体力的衰弱。这种活跃比起不久前的虚弱是即将发病的更为准确的征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屋里坐不住。他又想到街上去，想去干什么。

　　他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前，想先理个发，把胡子刮掉。他蓬头垢面地穿过城市时一直往先前理发店的橱窗里张望。一部分理发店空了，或者改作别的用途了。照常营业的几家上了锁。没有地方理发刮胡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没有剃须刀。要是能在拉拉屋里找到剪刀，也能使他摆脱困境。但他在慌乱中翻遍了拉拉的梳妆台，也没找到剪刀。

　　他想起小斯帕斯卡亚街上有一家裁缝店。他想，如果裁缝店还存在并且工人还在干活的话，如果他能在她们关门前赶到，便能向一位女裁缝借一把剪刀。于是他又上街去了。

　　他的记忆并没欺骗他。裁缝店还在老地方，女裁缝们还在里面干活。裁缝店总共一间门面，门面有一扇朝街的大玻璃窗，一直垂到人行道。从窗口能看到店铺的内部，直到对面的墙。女裁缝们就在过往行人的眼下干活。

　　屋里挤满了人。除了真正的女裁缝外，还加上一些业余缝纫爱好者，尤里亚金社会上的上年纪的太太们，是为了领取工作证才到这儿来的。带雕像的房子墙上贴的法令里提到过领取工作证的办法。

　　她们的动作同真正女裁缝的麻利动作木同，一眼便能看出来。裁缝店里做的全是军服，棉裤和棉上衣，还用各种毛色的狗皮缝皮袄，这种皮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游击队的营地里见过。业余缝纫爱好者用僵硬的手指把衣边折短，放在缝纫机下缝起来，对一半是熟制毛皮的活儿很不习惯，几乎难以胜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敲了敲窗户，做了个手势让她们放他进去。里面同样做手势回答他，她们不接私人活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重复那些手势，坚持让她放他进去，他有话对她们说。她们向他做推辞的动作，让他明白，她们的活儿很急，他别来纠缠，别妨碍她们，赶快往前走。一个女裁缝脸上现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为了表示懊恼，手掌向上翻着，用目光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他用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动作。但她们没看懂他的动作。她们认为这是某种下流动作，挑逗她们。他那身破烂的服装和古怪的举止让她们觉得他不是病人便是疯子。女裁缝们吃吃笑起来，挥手叫他从橱窗前走开。他终于想到去找通往后院的路，找到了裁缝店的后门，敲了起来。

　　开门的是一个黑脸膛的上年纪的女裁缝，穿了一身黑衣月R，神色严厉，大概是店里管事的。

　　“你这家伙怎么赖着不走！真该惩办。我说，你快点说有什么事？我没空。”

　　“您别大惊小怪，我想借剪刀用一下。我就在这儿当您的面剪掉胡子，剪完就还您。我先向您表示谢意。”

　　女裁缝的眼里现出诧异。显然，她怀疑跟她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

　　“我是从远处来的。刚来到市里，头发长得很长，满脸胡须。我想理个发，可一家理发店都没有。所以我想自己动手，只是没有剪刀。劳驾借我用一下吧。”

　　“好吧。我给您理发。您可得放明白。如果您有什么打算，玩什么花样，为了伪装而改变相貌，出于某种政治原因，那您可别怪我告发您。我们不想为您去送命。”

　　“天啊，您哪儿来的那儿多顾虑呀！”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去，把他带到旁边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一间屋里。他马上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了～块不可缺少的白罩单，白罩单的边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取工具，一会儿便拿着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我一生当中什么都干过。”她解释道，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手头什么都有。“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当过护士，学会了理发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刮。”

　　“头发清理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成大老粗。现在不按星期计算，而是十天一计算。今天十七号，理发店逢七休息。您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是不知道。我干吗要假装呢？我已经说过我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坐稳了，别动弹。～动弹就要割破。这么说您是从外地来的了？坐什么车来的？”

　　“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半是公路，一半沿铁路线。多少列火车被雪埋住了！什么样的都有，豪华的啦，特快的啦，都有。”

　　“剪完这一点就完了。这儿再去一点，好啦。为了办家务事？”

　　“哪儿来的家务事！为了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派我到各地视察。天晓得都到过什么地方。困在东西伯利亚了。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行走，别提多苦啦。走了一个半月。我见过的事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也用不着讲。我教您长点心眼。现在先等等。给您镜子。把手从白罩单里伸出来，接住它。欣赏欣赏自己。喂，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太少。还可以剪短点。”

　　“那样就流不起头来了。我对您说，现在可什么都别说。现在最好对什么都沉默。像信用合作社、豪华火车被雪埋住、检查员和监察员这些话，最好统统忘掉。您说这些话要倒霉的！这不合时宜。您最好说您是大夫或教师。先把胡子剪短，再刮干净。咱们擦上肥皂，喀嗓喀呼一刮，年轻十年。我去打开水，烧点水。”

　　“这女人是谁呀？”她出去的时候医生想。“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们之间会有共同点似的。我得弄清她是谁。是否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也许她使我想起别人来。可真见鬼，到底是谁呢？”

　　女裁缝回来了。

　　“咱们现在刮胡子吧。对啦，永远也别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说话是白银，沉默才是黄金呢。什么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都别说。顶好编造点什么，比如大夫或教师。把您见过的一切都搁在心里。这年头您还想向谁炫耀？刮得疼不疼？”

　　“有点疼。”

　　“剃须刀不快，我也知道。忍一忍，亲爱的。不这样不行。长得太长了，发硬了，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见过的场面没什么可炫耀的。人人都长心眼啦。我们也吃了不少苦。那帮土匪什么没干过！抢劫、杀人、绑人、搜捕人。比如，有个小暴君，伊斯兰教徒，不喜欢一位中尉。他让士兵埋伏在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押到拉兹维利耶去。拉兹维利耶那时跟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一样，是执行死刑的地方。您干吗摇头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一点办法也没有。需要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硬得像猪鬃。那种地方。妻子歇斯底里大发作。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直接找最高长官。直接找最高长官不过说说罢了。谁放她进去。找人求情。隔壁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她能见最高长官，替所有人说情。只有一个人心肠慈善，富有同情心，别人都不能同他比。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而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的悲剧。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

　　“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想，但由于谨慎没作声，也没详细询问。“当她说‘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的时候，又非常像一个人。特别是她所说的这句不恰当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错，现在侦查、审讯、枪决也多得到处都是。但在观念上完全不同。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刚刚执政，还没入门。其次，不论怎么说，他们为的是老百姓，他们的力量也就在这儿。算上我，我fIJ一共姐妹四个，都是劳动者。我们自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生前嫁给了政治犯。她丈夫在当地一家工厂里当管事的。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是当地农民起义者的首领，可以说是个有名气的人。”

　　“原来如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恍然大悟。“这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的笑柄，米库利钦的小姨子，理发师，裁缝，铁路上的扳道员，赫赫有名的多面手。可我还照样不吭声，别让她认出我来。”

　　“外甥从小就向往人民。在父亲那儿的时候，在工人当中长大。您也许听到过瓦雷金诺的工厂吧？哎呀，瞧咱们干了什么事！我真是个没记性的傻瓜。半个下巴刮光了，半个没刮。都是说话走了神。您看什么呢，怎么不提醒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热水，水凉了。”

　　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

　　“瓦雷金诺不是个安全的偏僻地方吗？到处是密林，任何动乱都波及不到那里。”

　　“要说安全看怎么说了。这些密林也许比我们遭灾遭得还厉害。～伙带枪的人从瓦雷金诺经过，不知是哪边的人。说的不是咱们这儿的话。把一家家的人赶到街上，统统枪毙。走的时候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倒在雪地上没人收的尸体现在还躺在那儿呢。是冬天发生的事。您怎么老抽搐？我差点割破了您的喉咙。”

　　“您刚才说过您的姐夫是瓦雷金诺的住户。他也没逃过这场惨祸吧？”

　　“不，怎么会呢，上帝是仁慈的。他同他妻子及时逃脱了。同他第二个妻子。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但确实脱险了。还有从莫斯科来的一家人。他们离开得更早。年纪轻的男人，医生，一家之主，失踪了。可什么叫失踪？说他失踪，只是免得家里人伤心罢了。实际上他必定死了，被打死了。找呀，找呀，可没找到。这时另一个男人，年纪大的那个，被召回莫斯科。他是农业教授。我听说是政府召回的。他们在白军再次占领尤里亚金之前经过这里。您又犯老毛病了，亲爱的同志。要是在剃须刀底下动弹、抽搐，顾客准会被割伤。您可真是一位难伺候的顾客呀！”

　　“这么说他们在莫斯科了！”

　　“在莫斯科了！在莫斯科了！”他第三次沿着生铁楼梯往上爬的时候，每迈一步都从心里发出这样的回声。空住所迎接他的仍然是一群乱跑乱窜的老鼠。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清楚，不管他多么劳累，同这群脏东西一起别想合眼。他准备过夜先从堵老鼠洞开始。幸好卧室里老鼠洞比别的房间里少得多，就是地板和墙根坏得比较厉害。得赶紧动手，黑夜慢慢降临了。不错，厨房的桌上放着一盏从墙上取下来的灯，灯里加了一半油，想必是等候他的到来。油灯旁边一只打开的火柴盒里放着几根火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数了一下，一共十根。但煤油和火柴最好还是保存好。卧室里还发现了一个油盏，里面有灯芯和长明灯灯油的痕迹，油几乎被老鼠喝光了。

　　有几个地方墙脚板离开了地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缝里平着塞进几层玻璃碎片，尖朝里面。卧室里的门同门槛合得很严。门本来能合得很严实，～上领，便把这间堵上老鼠洞的房间同其他房间牢牢隔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该堵的地方都塔好了。

　　卧室的瓷砖壁炉把墙角挤斜了，砌着瓷砖的飞檐几乎顶到天花板。厨房里储存着十几捆劈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定主意烧拉拉两抱劈柴。他一条腿跪下，往左手里搂劈柴，把劈柴抱进卧室，像在炉子旁边，弄清炉子的构造，匆忙检查了一下炉子是否还能使用。他想把门锁上，但门锁坏了，便用硬纸把门塞紧，以免敞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

　　他往炉子里添柴的时候，在一根方木条上看到一个印记。他惊奇地认出了这个印记。这是旧商标的痕迹，两个开头字母“K”和“江”印在尚未锯开前的木材上，表明它们属于哪座仓库。克吕格尔在世时从库拉贝舍夫斯克林场运到瓦雷金话来的木材底端都打着这两个字母，那时木材过多，工厂把用不完的木材当燃料出售。

　　拉拉家里出现这类劈柴说明她认识桑杰维亚托夫，后者关心她，就像他当年供应医生一家日常所需要的一切一样。这个发现像一把刀子扎在医生心上。他先前也曾为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帮助而苦恼。现在，在人情中的不安里又掺入了别的感觉。

　　安菲姆这样关照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未必仅仅为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想起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那种无拘束的举止和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率。他们之间木可能完全清白。

　　炉子里的库拉贝舍夫斯克劈柴很快就僻僻啪啪地着旺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初还只有一种由缺乏根据的猜测所引起的盲目的嫉妒，但随着劈柴越烧越旺，他已深信不疑了。

　　他的心受尽了折磨，一个痛苦挤掉另一个痛苦。他无法驱散心头的怀疑。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它付自己从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一阵对亲人的思念向他袭来，暂时压住了嫉妒的猜疑。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我的亲人？”他已经觉得通采娃证实了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那就是说你们没有我的照料又重复了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旅行？”“你们是怎么抵达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次被召回是什么性质？大概是学院请他回去重新执教？咱们的房子怎么样了？算了吧，还有没有都很难说。嗅，上帝啊，多么艰难和痛苦啊！别想了，别想了。脑子多乱！我怎么啦，东尼娜？我觉得病了。我和你们大家将会怎么样？东尼娜，托汉奇卡，东尼姐，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会怎么样？上帝为什么要遗弃我？为什么永远把你们同我分开？为什么我们永远分开？让我们很快就结合在一起，团聚在一块儿，对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走也要走到你们身边。我们会相见的。～切都会称心如意，对吧？

　　“可世上怎能容得下我这个坏东西，我竟连东尼娜该生产，或许已经生产了这件事都忘记了？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健忘了。她是怎么分娩的，他们回莫斯科的时候到过尤里亚金。不错，尽管拉拉不认识他们，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女裁缝兼文理发师对他们的命运都不陌生，你拉拉怎么在便条里对他们只字不提呢？一张多么奇怪、不关心和不留意的便条啊！如同她只字不提同桑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一样无法解释。”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换了一副挑剔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卧室的墙壁。他知道摆在这里和挂在周围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属于拉拉自己的，躲藏在不知何处的神秘的主人的陈设不能说明拉拉的情趣。但不管怎么说，他在墙上这些放大相片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注视下突然感到不大舒服。粗笨的家具似乎对他怀有敌意。他觉得自己在这间卧室里是个多余的陌生人。

　　可他这个傻瓜多少次回想起这座住宅，思念它，他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房间，而是进入自己心中对拉拉的思念。在别人看来这种感觉方式大概太可笑了。那些坚强的人，像桑杰维亚托夫那样的实践家、美男子，也像他这样生活，这样表现吗？拉拉为什么非看上性格软弱的他，以及他所崇拜的、晦涩的、陈腐的语言不可？她需要这种混乱吗？她自己愿意成为他眼中的她吗？

　　像他刚才所表达的，她在他眼中算什么人呢？懊，这个问题他随时都可以回答。

　　院子里是一片春天的黄昏。空气中充满声音。远近都传来儿童的爆戏声，仿佛表明整个空间都是活的。而这远方——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名扬四海的、著名的母亲，殉难者，顽固女人，癫狂女人，这个女人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的怪病！嗅，生存多么甜蜜！活在世上并热爱生活多么甜蜜！嗅，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生存本身说声“谢谢”呀！对着它们的脸说出这句话！

　　而这正是拉拉。同它们不能说话，而她是它们的代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的耳朵和嘴巴，不会说话的生存原则因她而有了生命。

　　他在猜疑的一刹那对她的所有责备完全不对，一千倍不对。她身上的一切都多么完美无假啊！

　　欣喜和悔恨的眼泪遮住他的视线。他打开炉门，用火钩拨了拨火。他把烧得通红的柴火拨到炉子的顶里面，没烧着的木头拨到炉门口，那儿很通风。他半晌没关上炉门。温暖的火光照射在手和脸上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微微跳动的火焰的反光终于使他清醒过来。嗅，他现在多么需要她，他在这一刹那多么需要触及她所接触过的东西啊！

　　他从衣袋里掏出揉皱的便条。他把便条打开翻过来，不是他刚才读过的那一面。现在他才看清这一面也写满了字。他把便条抹平，在跳跃的火光中读道：

　　“你想必知道你们家人的下落了。他们到了莫斯科。东尼娜生了个女儿。”下面的几行字划掉了。后面接着写道：“我划掉了，因为写在便条里太蠢了。我们当面谈个够。我急着出门，跑去弄马。不知道弄不到马怎么办。带着卡坚卡太困难了……”句子的末尾磨得模糊了，字迹模糊不清。

　　“她跑去向安菲姆借马，大概借到了，因为她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的良心在这件事上不绝对清白，她便不会提到这个细节了。”

　　炉子生着后，医生关上烟道，吃了些东西。吃完东西他已经困得支撑不住了。他和衣倒在沙发上便睡着了。他没听见门后和墙那边老鼠放肆的、震耳的吵闹声。他接连做了两个噩梦。

　　他在莫斯科，在一间玻璃门上了锁的房间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抓住门把手使劲拉住它。门外他的男孩子舒罗奇卡要进来，哭着拉门。他穿着小外套，水手裤，戴着一顶小帽子，既可爱又可怜。他背后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坏管道或下水道里冲在他身上和门上，那个时代管道破裂是常见的事，说不定正是这道门堵住了从几世纪寒冷和黑暗积蓄的峡谷中冲击下来的山洪。发出轰鸣的飞瀑把小男孩吓得要死。听不见他的喊叫声，喊叫声淹没在轰鸣里。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嘴唇的蠕动上看出他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都要碎了。他整个身心想把小孩抱起来，贴在胸前，头也不回地往前跑，跑到哪儿算哪儿。

　　但他泪流满面，拉住上锁的门的把手，不放小男孩进来，出于对另一个女人的虚假的荣誉和责任感，牺牲了小男孩。那个女人并非小男孩的母亲，她随时都可能从另一个门里走进屋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了，惊出一身冷汗，眼睛里含满泪水。“我发烧。我生病了。”他立刻想。“这不是伤寒。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类似疾病的疲劳，一种转变期的疾病，像所有传染病那样，问题就在于什么占上风，生命还是死亡。可我多想睡觉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昏暗的冬天早晨在莫斯科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街上还点着灯。从各种迹象来看，清早街上拥挤的交通，第一班电车的叮当声，街灯在石板路的黎明前的白雪上投下的一个个黄圈，这是革命前莫斯科的冬天早晨。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在哭号，倾吐出温存的、明亮的、在黑暗中像磷火一样闪光的话语。他自己也随同哭诉的灵魂一起哭诉。他真可怜自己啊。

　　“我生病了，病了。”他在清醒的时刻，在睡眠、发烧、说呓语和昏迷的间隙想道，“这也是一种伤寒，但没写在我们在大学医学系所读过的教材上。得准备点东西，吃点东西，不然我会饿死的。”

　　他刚想从沙发上撑起来，便明白他已经动弹不了。他失去知觉，又昏睡过去。

　　“我穿着衣服在这里躺了多久啦？”他有一次暂时恢复知觉的时候想道，“几个小时？几天？我病倒的时候春天刚开始。可现在窗户上结了霜花。这么松散、肮脏，房间里都变得昏暗了。”

　　厨房里的老鼠把碟子撞得唱剧匡嘟响，往隔壁那面墙上爬，肥硕的身子摔在地板上，讨厌地尖叫起来，像女低音一样哭号。

　　他昏睡过去又醒过来，发现结满霜花的玻璃上映照出玫瑰色的霞光，霞光在霜花中发红，就像倒在水晶酒杯里的红葡萄酒。他不知道，便问自己，这是朝霞还是晚霞？

　　有一次他觉得旁边有人说话，他极为沮丧，以为这是神经错乱的开始。他怜悯自己，流出了眼泪，用无声的耳语抱怨上苍，为何抛弃他不管。“你为何遗弃我，永不落的阳光，并把我投入可诅咒的黑暗中！”

　　突然他明白，他并不是在做梦，这完全是现实。他脱了衣服，擦洗干净，穿着干净的衬衫，没躺在沙发上，而躺在刚刚铺好的被子里，拉拉坐在床边，俯身向着他，头发碰着他的头发，眼泪同他的眼泪流在一起。他又幸福得失去了知觉。

　　不久前他在病中说胡话时，还责备过天空对他无动于衷，可整个辽阔的天空都降临到他的床榻上，还有女人的两条一直裸露到肩膀的雪白丰腴的胳膊向他伸过来。他快活得眼睛发黑，仿佛失去知觉，坠入极乐的深渊。

　　他一生都在做事，永远忙碌，操持家务，看病，思考，研究，写作。停止活动、追求和思考，把这类劳动暂时交还给大自然，自己变成它那双迷人的手里的一件东西、一种构思或一部作品，那该有多好啊！那双慈悲的手正到处散播着美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康复得很快。拉拉忙忙碌碌地用白天鹅般的妩媚护理他，用充满潮润气息的喉音低声询问他或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的低声细语，即便是最空泛的，也像相拉图的文艺对话一样，充满了意义。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他们那种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其目的仍然是使天才成为世所罕见的现象。

　　他们的爱情是伟大的。然而，所有相爱的人都未曾注意到这种感情的奇异。

　　对于他们呢——这正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一丝柔情从心中升起，宛如永恒的气息飘进他们注定灭亡的尘世时，这些短暂的时刻便成为揭示和认识有关自己和生活更多新东西的时刻。

　　“你必须回到自己亲人身边去。我多一天也不留你。但你看见周围的形势了吧。咱们刚并入苏维埃俄国，马上便被它的崩溃所吞没。他们用西伯利亚和远东来堵它的窟窿。可你什么都木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把我们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往中心，运往莫斯科。对莫斯科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票，这批粮食在莫斯科消失，就像倒进无底的桶里，可我们便没有粮食了。邮政不通，客车停止运行，只剩下运粮食的货车了。城里又像盖伊达暴动前夕那样怨声载道，肃反委员会又像对待任何不满表现那样猖獗肆虐。

　　“可你瘦得像皮包骨，只剩下一口气了，往哪儿走呢？难道又步行吗？那你可到不了啦！养好身子，恢复元气，到时候再说吧。

　　“我不敢劝告你，说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寻找亲人之前先找份差事干。一定要符合自己的专业，他们很重视这点，比如，就上我们的省卫生局。它就设在先前的医疗管理局里。

　　“不然你自己想想。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百万富翁的儿子，妻子又是当地地主兼工厂主的女儿。在游击队里呆过，又逃跑了。不管你怎么说，这是脱离革命部队，是开小差。你绝对不能不干事，当个根夺公民权的人。我的处境也不牢靠。我也要去工作，进省国民教育局。我正站在火山口上。”

　　“怎么站在火山口上呢？斯特列利尼科夫呢？”

　　“正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我才站在火山口上呢。我过去对你说过，他树敌太多。红军胜利了。现在非党的军人都被从军队里撵出来，因为他们靠近上层，知道的事情太多。要是仅仅从军队里撵出来，不干掉，销踪灭迹，那还算好呢。帕沙在这批人中首当其冲。他的处境极端危险。他到过远东。我听说他逃跑了，躲藏起来。据说正在搜寻他。不说他了。我不喜欢哭，如果再多说他一句，我便要嚎啕大哭了。”

　　“你爱他，你至今仍非常爱他？”

　　“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呀，尤罗奇卡。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很对不住他。可我没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因此这样说可能不确切。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非常爽直的人，可我是个下贱的女人，同他比起来微不足道。这就是我的过错。行啦，不说这些啦。我答应你，什么时候我会再对你说的。你的那个东尼娜多迷人啊！波提切利油画里的人物。”她生产的时候我在她身边。我同她非常要好。可这些以后再说吧，我求你。好啦，咱们一起做事吧。两个人都上班。每月能有几十亿卢布的收入。西伯利亚的票子前些日子咱们这儿还通用呢。刚刚废止，很长一段时间，你生病的全部期间，我们都没有钱。是的。简直难以想象，可也熬过来了。现在往过去的国库里运来一整列车纸币，四十车厢，不会少。票子印得很大，蓝红两种颜色，跟邮票一样，上面分了许多细格，蓝的有五百万个方格，红的每张一千万个方格。褪色，印得不好，颜色模糊。”

　　“我见过那种票子。我离开莫斯科前夕刚刚流通。”

　　“你在瓦雷金诺这么久干什么？那儿不是一个人都没有，荒废了吗？什么耽搁了你？”

　　“我跟卡坚卡打扫你们的住宅。我怕你先上那儿去。我不想让你看见住宅那种样子。”

　　“什么样子？那儿房子倒塌了，杂乱不堪？”

　　“杂乱不堪。肮脏。我打扫过了。”

　　“你怎么吞吞吐吐，回答得这么简单。你有话没都说出来，对我隐瞒了什么。随你的便，我不会追问你。给我讲讲东尼姐的事吧。给小女孩起了什么教名？”

　　“玛莎。纪念你母亲。”

　　“给我讲讲他们的情况。”

　　“以后再讲吧。我对你说过了，我快要哭出来了。”

　　“借给你马的桑杰维亚托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你看呢？”

　　“非常讨人喜欢。”

　　“我很熟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他是我们一家人在新地方的朋友，帮助过我们。”

　　“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你fll大概很要好？他也尽量替你效力吧？”

　　“他给我的恩惠实在太多了。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不难想象。你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亲密的、同志式的，交往很随便？他一定拼命追求你噗。”

　　“那还用说。死缠着不放。”

　　“可你呢？对不起。我说得太过分了。我有什么权利盘问你？对不起。这太放肆了。”

　　“嗅，随你的便吧。你感兴趣的大概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关系的性质？你想知道，在我们良好的关系中是否掺入更多的私人因素？当然没有。我对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感恩不尽，欠了他不知多少情，但即使他给我一大堆金子，为我献出生命，也不会使我更接近他一步。我从小就仇视那种气质不同的人。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们精明强悍，自信，发号施令，简直是无价之宝。可在爱情上，留着小胡子男人的自鸣得意，动不动就发火，叫人无法忍受。我们对男女间的私情和生活理解得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安菲姆在对待道德的态度上，使我联想起另一个更为讨厌的人，我变成今天这样子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不明白。可你是什么人呢？你指的是什么？给我解释解释。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唉，尤罗奇卡，你怎么这样说呢？我认真跟你说话，可你却像在客厅里似的恭维起我来。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个自信的家伙为所欲为，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

　　“我猜到了。我多少感觉到了。可等一等。那个时代你所受到的痛苦，由于缺乏经验而被惊吓出来的恐怖，未成年少女初次经受的屈辱，都是不难想象的。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想说的是，现在为此而难过的不应是你的悲伤，而应是像我这样爱你的人的悲伤。应当痛不欲生、陷入绝望的是我，因为我知道得太迟了，因为我当时没同你在一起，以便阻止事情的发生，如果它对你确实是痛苦的话。真妙。我觉得，我只会强烈地、极端地、发狂地嫉妒低贱的、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同上流人竞争在我心中唤起的完全是另一类的情感。如果我所敬爱的并同我精神相近的人爱上我所爱的那个女人，我便会对他产生一种可悲的手足之情，而不是争吵或竞争。我当然决不会同他分享我所钟爱的对象，但我会怀着完全不同的痛苦感情退让：这种感情不是嫉妒，不那么火辣辣的和血淋淋的。我同艺术家接触的时候，只要他在与我类似的工作中以优越的力量征服了我，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大概会放弃我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所重复的正是他已胜过我的尝试。

　　“可我离题了。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我说的正是这种美。我觉得要看到它，必须有本经触及的想像力和混沌的感受力。而这些正是我被剥夺的。如果我最初没看到生活同自己格格不入的庸俗化的痕迹，也许会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但还不仅如此，由于一个不道德的、只顾自己享乐的庸才干预了我刚刚开始的生活，此后我同一个伟大而卓越的人的婚姻才很不美满，尽管他热烈地爱我，我也回报他以同样热烈的爱情。”

　　“等一下。此后再告诉我你丈夫的事。我对你说过，通常引起我嫉妒的是低贱的人，而不是和我同等的人。我不嫉妒你丈夫。可那个人呢？”

　　“哪个‘那个人？”

　　“毁了你的那个生活放荡的人。他是什么人？”

　　“在莫斯科相当有名的一名律师。他是我父亲的同事，爸爸去世后，我们贫困的时候他接济过母亲，独身汉，有财产。我这样诋毁他反而使他显得过分有趣，增加了他的分量，其实他是很普通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说出他的姓名来。”

　　“木用。我知道他是谁。我见过他一次。”

　　“真的？”

　　“你母亲服毒的那天在旅馆里，已经很晚了。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中学生呢。”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你们来了，站在黑楼道里。也许我自己永远也回想不起这一幕来，是你帮我回想起来的。你曾对我提起，我想是在梅留泽耶沃。”

　　“科马罗夫斯基在那儿。”

　　“真的？完全可能。很容易看见我同他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

　　“你怎么脸红了？”

　　“听见‘科马罗夫斯基’从你嘴里说出来。由于突然和不习惯。”

　　“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一个中学生，我的同班同学。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来，科马罗夫斯基就是他在意外情况下偶然看见的那个人。有一次，在路上，就是这个男孩子，中学生米哈伊尔·戈尔东，亲眼看见我父亲——一个百万富翁兼工业家自杀的情景。父亲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去自杀，摔死了。陪同父亲的是科马罗夫斯基，他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常常把他灌醉，搅乱他的生意，弄得他破产，把他推到毁灭的道路上。他是父亲自杀和我成为孤儿的罪魁祸首。”

　　“这不可能！这个细节太重要了。居然是真的！这么说他也是你的丧门星了？这使我们更亲近了。简直是命中注定的！”

　　“这就是我疯狂地、不可挽救地嫉妒的人。”

　　“你说什么？我不仅不爱他，还蔑视他。”

　　“你真完全理解你自己？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是不可理喻的，充满了矛盾。你所厌恶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是使你比起你所真心地、毫不勉强地爱上的人更愿意屈从于他的原因。”

　　“你说的多么可怕。并且，像你通常所说的那样尖锐，使我觉得这种反常现象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安静点。别听我说的话。我想说我嫉妒神秘的、无意识的东西，嫉妒无法解释和不能猜测的东西。我嫉妒你为他人梳妆打扮，嫉妒你皮肤上的汗珠，嫉妒弥漫在空气中的传染病菌，因为它们能够依附在你身上，毒害你的血液。我嫉妒像科马罗夫斯基那样的传染病，他有朝一日会把你夺走，正像我的或你的死亡有一天会把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你准会觉得这是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我无法说得更有条理、更好理解。我爱你爱到顶点，永远永远爱你。”

　　“多给我讲讲你丈夫的事。‘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

　　“这是哪个剧本里的话？”

　　“《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话。”

　　“我寻找他的时候，在梅留泽耶沃镇已经对你讲过不少他的事了。后来在这儿，在尤里亚金，咱们刚相遇的时候，从你的话里知道他在自己的车厢里曾想逮捕你。我仿佛告诉过你，也许并没告诉过你，只不过我那样觉得罢了。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他上汽车。简直难以想象，多少人保卫他，我觉得他几乎没变样。他的脸仍然那样英俊，诚实，刚毅，是我所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诚实的脸。毫不卖弄，性格坚强，没有一丝做作的痕迹。先前总是那样，现在仍然那样。但我仍然发现一点变化，使我深感不安。

　　“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中，使它失去了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我观察到这一点时心揪在～起。我明白这是一种力量的结果，他献身于这种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力量，但也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无情力量，总有一天连他也不会放过。我觉得他太引人注意了，而这就是他注定灭亡的原因。也许我没弄清楚。也许你向我描绘你们会面时说的那些话深深印在我心里。除了咱们心O相印外，我还受了你多大的影响呀！”

　　“你还是给我讲讲你们革命前的生活吧。”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幻想纯洁。他就是纯洁的体现。我们可以说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我和他，还有加利乌林。我是他童年迷恋的对象。他看见我便发呆，浑身发冷。也许我知道并说出这一点不大好。但如果我假装不知道，那就更坏。我是他童年时依恋的人，孩子的骄傲不允许他流露出那种人们都遮掩的服帖的爱情，但却写在脸上，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很要好。我同他不同的程度就像我们相像的程度一样。我那时真心挑选了他。我打定主意，只要我们一成人，便把自己的一生同这个绝妙的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而在心里我那时已经嫁给他了。

　　“真了不起，他多么有才能啊！非凡的才能！一个普通扳道工或铁路看守员的儿子，凭自己的才能和顽强的努力达到当代两门大学专业课程（数学和人文科学）的——我差点说水平，不，我应当说——高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你们如此相爱，什么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和睦呢？”

　　“唉，这可真难回答。我现在就讲给你听。真妙极了。像我这样的弱女子竟然向你，这样一个聪明人，解释在现在的生活中，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家庭，包括你的和我的家庭在内，会毁灭？唉，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她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下去，已经平静多了。

　　“我告诉你吧。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我身上的一切都会猛地一振。我抵挡不住过去的召唤，抵挡不住忠诚的召唤。我会把一切统统牺牲掉，甚至你和我同你的亲密关系，这么信然自得、这么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嗅，原谅我。我说的木是这个意思。这不是真的。”

　　她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擦掉眼泪说道：

　　“这便是把你赶到东尼妞那儿去的责任的呼声。上帝啊，咱们多么可怜！咱们将会发生什么事？咱们该怎么办？”

　　等到她完全恢复常态后，她继续说下去：

　　“我还是没回答你，为什么我们的幸福遭到破坏。我后来完全明白了。我讲给你听吧。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

　　“告诉我，我聪明的孩子。”

　　“我们是战前结婚的，战争爆发的两年前。我们刚刚按照我们的理智生活，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家，便宣战了。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我清晰地记得童年的生活。我还赶上了上个世纪的和平。信赖理性的声音是愉快的。良心所提示的被认为是自然而需要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是罕见的，是极端例外的、不寻常的现象。拿谋杀来说吧，只在悲剧里、侦探小说里和报纸新闻里才能遇见，而不是在日常生活里。

　　“可突然～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

　　“大概这一切决不会不付出代价。你大概比我记得清楚，一切是如何一下子开始崩溃的。列车的运行、城市的粮食供应、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以及意识的道德准则如何崩溃于一旦。”

　　“说下去。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你分析得多么透彻啊！听你说话多么快活！”

　　“那时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

　　“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误。一切都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种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甚至渗入我们的谈话中，还有那种对于非谈不可的世界性话题不得不放意卖弄聪明的风气。像帕沙那样感觉敏锐、严于律己的人，像他那样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与假象的人，怎能注意不到这种隐蔽的虚伪呢？

　　“这时他犯了一个命中注定的错误。他把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的灾祸当成家庭现象。他把不自然的语气，把我们议论时生硬的官腔归咎于自己，归咎于他是干面包，庸才，套子里的人。你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琐事竟对我们的共同生活产生影响。你简直难以想象，这件事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幼稚干了多少蠢事。

　　“他去打仗，可谁也没要求他去。他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从他想象出来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他的疯狂就是由此而开始的。一种少年的、毫无根据的自尊心促使他对生活当中谁也不会见怪的事恼火了。他开始对事件的进程恼火，对历史恼火。于是他同历史呕气。他至今还在同它算账。这便是他那些疯狂行为带有挑衅色彩的原因。由于这种愚蠢的自负，他必死无疑。唉，要是我能挽救他就好了！”

　　“你爱他爱得多么真挚，多么强烈！爱吧，爱他吧。我不嫉妒你对他的感情，我不妨碍你！”

　　夏天不知不觉来到并过去了。医生恢复了健康。他打定主意去莫斯科，暂时在三个地方工作。飞涨的物价迫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多干几份差事。

　　医生天一亮就起床，出门来到商人街，沿商人街往下走，经过巨人电影院到先前乌拉尔哥萨克军团印刷所，这所印刷所现在已改为红色排字工印刷所。在市杜马的拐角，管理局的门上他看见挂着一块“索赔局”的木牌子。他穿过广场，转入小布扬诺夫卡街。经过斯捷贡工厂，他穿过医院的后院走进陆军医院门诊所。这是他主要的职务。

　　他所经过的一半路被从院子里伸向街道上空的树枝的浓荫所覆盖，经过的木房子大多数都是奇形怪状的，屋顶陡峭，方格栅栏，门上饰着花纹，护窗板上镶着饰框。

　　门诊所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先前的花园里，有一座与一般建筑沙然不同的、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木高的房子。房子外面砌了一层棱形着釉的瓷砖。从对面看，各个边角都是锥形体，很像古代莫斯科大贵族的邮宅。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每十天都要到旧米阿斯克街利相吉家先前的住宅去，参加设在那里的尤里亚金州卫生局的会议。

　　在相反的一端，离陆军医院很远的地方，有一所安菲姆的父亲，叶菲姆·桑杰维亚托夫，为了悼念亡妻所捐献的房子，他妻子生了安菲姆后死于难产。在这所房子里，桑杰维亚托夫开办了一所妇产科学校，现在改为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外科医生速成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他们上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他办完了所有的公务，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了，又累又饿，总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炉灶前便是在洗衣盆前。她家常打扮，头发乱蓬蓬，袖口卷起来，下摆掖在腰里，她身上那股使人屏住呼吸的强健的魅力几乎吓坏了他，即使他突然看见她要去参加舞会，穿着使身材变高了的高跟鞋、大开领的连衣裙和引起轰动的宽裙子，他也不会如此着迷。

　　她做饭或者洗衣服，然后用洗过衣服的肥皂水擦地板。或者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地缝补自己的、他的和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做完饭、洗过衣服和打扫完房间之后，教卡坚卡读书认字。或者专心阅读教材，进行自身的政治再教育，以便重新回到新改造过的学校当教师。

　　这个女人和小姑娘对他越亲近，他越不敢把她们当成一家人，他对亲人的责任感和他的不忠实所带来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也禁烟得越严厉。在他这种克制中没有任何侮辱拉拉和卡坚卡的成分。相反，这种非家庭的感情方式包含着全部的敬意，排除了放肆和押呢。

　　但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习惯了这种双重人格，就像他能够习惯尚未长好并经常裂开的伤口一样。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

　　“你知道吗，看来我好像该辞职了。老一套又来了。开始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劳动，特别欢迎新观点’等等。怎么能木欢迎呢。欢迎欢迎。工作呀，奋斗呀，寻求呀！

　　“实际上，原来他们所指的新观点无非是他们的假象，颂扬革命和当局那套陈词滥调。这太乏味了，令人厌恶。我不擅长干这种事。

　　“也许真是他们对。我当然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我很难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渺小的人，拥护黑暗和奴役的人。你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说过。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你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提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他的书，说来惭愧，我没读过。我不喜欢纯哲学著作。照我看，哲学不过是对艺术和生活加上的少量佐料而已。专攻它就像光吃姜一样古怪。算了，对不起，我用蠢话岔开了你的话。”

　　“不，恰恰相反。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同我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好啦，再说我舅舅吧。也许我真受到了他的影响的毒害。可他们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天才的诊断医师。不错，我很少误诊。可这正是他们所仇视的直觉力，仿佛这是我的罪过，一下子便能获得完整的认识。

　　“我对保护色的问题入了迷，也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从内向外的奇妙过渡。

　　“我在讲义中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立刻有人喊道：‘唯心主义，神秘论。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该离开了。我自己请求辞掉州卫生局和速成班的职务，但还尽量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把我赶走。我不想吓唬你，但我有时有一种感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幸好到这一步还远着呢。但你说得对。谨慎些总不是坏事。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

　　“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开端。

　　“眼前就有个例子。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从霍达斯克调到这儿的革命法庭委员会里来。

　　“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我，其中的一个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他们一调来，不久前，我就开始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担忧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安季波夫向来不喜欢我。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最崇高的革命正义而把我同帕沙一块消灭掉。”

　　这次谈话很快就有了下文。这时，小布扬诺夫卡四十八号、门诊所旁边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夜间被搜查了。在寡妇家里搜出了武器库，揭发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很多人被捕了，搜捕仍在继续。人们交头接耳说，一部分被怀疑的人已经逃到河对岸去了。还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可这能帮他们多大的忙？河跟河不一样。想必河多得很。海兰泡边上的黑龙江就是一条河，岸这边是苏维埃政权，岸那边是中国。跳进河里游过去，再见啦，一去无音信。那才算是河呢。这是另一码事儿。”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我们，你和我，必然遭到逮捕。那时卡坚卡怎么办？我是母亲。我应当防止不幸发生，想出个办法来。对这一点我必须做好打算。一想到这儿，我便失去理智。”

　　“让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能想出什么解救办法。我们是否有力量防止这次打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无法逃脱，也无处可逃。但可以躲到隐蔽的地方，退居次要地位。比如上瓦雷金诺去。我仔细考虑过瓦雷金诺的房子。那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一切都荒芜了。我们在那儿不碍任何人的眼，不像在这儿。冬天快到了。我愿意上那儿过冬。在他们到我们那儿之前，我们又赢得一年的生命，这可是个胜利。桑杰维亚托夫可以帮助我们同市里联系，也许他同意接待咱们。啊？你说呢？木错，那儿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可怕，荒凉。至少我三月份在那儿的时候是那样。听说有狼。可怕。可人呢，特别是像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那样的人，现在比狼更可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可你自己一直往莫斯科赶我，说服我赶快动身，不要拖延。现在容易走了。我到车站打听过。看来不管投机倒把的人了。不能把所有黄鱼都赶下火车。枪毙人枪毙累了，枪毙的人也就少了。

　　“我寄到莫斯科的信都没有回音，这使我很不安。得想办法上那儿去一趟，弄清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再这样对我说。现在又怎样理解你所说的上瓦雷金诺去的话？难道没有我，你一个人能到那荒野的地方去？”

　　“不，没有你当然不可能去。”

　　“可你自己又让我上莫斯科？”

　　“是的，必须如此。”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咱们一起上莫斯科。你带着卡坚卡跟我一块儿走。”

　　“上莫斯科？你疯啦。干什么去？不，我必须留下。我必须在附近某个地方准备好。这里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必须等待结果，以便需要的时候呆在他身边。”

　　“那咱们想想卡坚卡该怎么办吧。”

　　“西姆什卡，就是西玛·通采娃，时常上我这儿来。前两天我同你谈起过她。”

　　“是谈过。我在你这儿时常见到她。”

　　“你让我感到惊奇。男人的眼睛上哪儿去了。我要是你准会爱上她。多有勉力！多漂亮！个头，身材，头脑。读过很多书，心眼好，有主见。”

　　“我从游击队逃到这儿的那天，她姐姐，女裁缝格拉菲拉，给我理过发。”

　　“我知道。姐妹们都跟大姐叶夫多基娘，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住在一起。一个诚实的劳动家庭。我想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咱们俩都被抓起来，请她们收养卡坚卡。我还没决定。”

　　“这确实是最坏的打算。上帝保佑，还远不亚于糟到这一步。”

　　“听说西玛有点那个，情绪不正常。确实不能把她当成完全正常的女人。但这是因为她的思想深刻新奇。她的学识确实罕见，但不是知识分子那种，而是民间的那种。你同她的观点极端相似。把卡佳交给她教育我完全放心。”

　　他又到车站去了一趟，还是空手而归。什么都没走下来。他和拉拉前途未卜。天气寒冷阴沉，就像下头场雪的前夕。十字街头的上空，那儿的天空比拉长了的街道上的天空更辽阔，显出一派冬天的景色。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家的时候，遇见拉拉的客人西姆什卡。她们俩在谈话，不过倒像客人在给主人上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想打搅她们。除此之外，他还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女人们在隔壁的房间里说话。通往她们那个房间的门半开着。门框上挂着的门帘一直垂到地板，隔着门帘，她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很清楚。

　　“我缝点东西，您可别在意，西姆什卡。我聚精会神地听你说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历史课和哲学课。您的思想体系很合我的心意。此外，听您说话我心里痛快得多。老是操不完的心事，我们最近这几夜都没睡好。作为卡坚卡的母亲，一旦我们遭殃的话，我有责任使她免遭危险。应当清醒地想想如何安置她。但我在这点上并不擅长。承认这一点使我很悲伤。我悲伤是因为疲倦和缺少睡眠。您的话使我心情平静。此外马上就要下雪了。在下雪的时候听聪明的长篇议论是一种享受。在下雪的时候如果向窗户斜视一眼，真的，仿佛有谁穿过院子向门前走来？您开始吧，西姆什卡，我听着呢。”

　　“上次我们讲到哪儿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见拉拉回答了什么。他开始注意听西玛说话：

　　“可以使用时代、文化这类字眼。但人们对它们的含意理解得太不相同。由于它们含意的混乱，咱们避免使用这类字眼，把它们换成别的词吧。

　　“我想说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帝和工作。人类精神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分解成各别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由多少代人实现的，一个接着一个实现的。埃及是这种活动，希腊是这种活动，《圣经》中先知的神学是这种活动。从时间上来说，这种最后的活动，暂时任何别的行动都无法代替，当代全部灵感所进行的活动是基督教。

　　“为了让您感到完全新鲜，出乎意外，不像自己所熟悉并习以为常的那样，而是更简单明了、更直接地向您介绍它所带来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教益，我想同您一起分析几段经文，极少的几段，并且是节略。

　　“大多数的颂歌都把《们日约》和《新约》中的概念并列地结合在一起。把〈们日约件的概念，如烧不成灰烬的荆棘、以色列人出埃及、火窑里的少年、鲸鱼腹中的约拿等等，同《新约》中圣母受胎和耶稣复活等概念加以对比。

　　“在这种经常的并列中，〈们日约》陈旧和《新约》新颖显得极其明显。

　　“在很多诗篇中，把马利亚的贞洁的母性同犹太人过红海相对比。比如，在诗篇《红海就像处女新娘》中说道：‘红海在以色列人通过后无法穿过，就像童贞女怀孕生下基督一样不朽。’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过后海水又无法通过，童贞女生了主后仍是贞洁的，这是把两件什么性质的事并列在一起呢？两件事都是超自然的，两件事同样被认为是奇迹。各个时代，远古的原始时代和新的罗马以后时代，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时代，怎样看待这种奇迹呢？

　　“在一个奇迹中，按照人民领袖、教祖摩西的命令，他的神杖一挥动，海水便分开了，放过整个民族，数不清的、由几万人组成的人流，但等最后一个以色列人过去后，海水又汇合在一起，淹没了追赶他们的埃及人。这幅古代的情景服从耶和华声音的自然力，像罗马军队行进时浩浩荡荡拥挤的人群，人民和领袖，看得到和听得见的事物，令人震惊的事物。

　　“在另一个奇迹中，少女是平常的人，古代世界对她毫不留意，但她悄悄地、隐秘地给婴儿以生命，在世界上产生生命，生命的奇迹，一切的生命，‘无所不在的生命’，后来都这样称呼奇迹。不仅从书呆子观点看她的非婚生育是非法的。它们还违反自然规律。少女生育并非由于必然，而是由于奇迹，凭借灵感。《圣经冲所说的这种灵感把特殊同普遍对立起来，假日同非假日对立起来，想建立一种背离任何强制的生活。

　　“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转变啊！从古代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私生活，何以在上苍看来竟与整个民族的迁移具有同等意义呢？因为要用上苍的眼睛并在上苍面前评价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在唯一的圣框中完成的。

　　“世界有所进展。罗马统治结束了，数量的权力结束了，以武器确定全体人口、全体居民生活的义务废弃了。领袖和民族已成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和对自由的宣传。个别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纪事，充满宇宙的空间。像报喜节的赞美歌中所说的那样，亚当想当上帝，但他想错了，没当上，可现在上帝变成人，以便把亚当变成上帝（‘上帝成了人，上帝同亚当便相差无几了’）。”

　　西马继续说下去：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有话要对你说，不过暂时先岔开一下。在关心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和同财迷政权斗争上，我们的革命时代是未曾有过的、永志不忘的时代，并具有永恒的成果。至于说到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向人们灌输的幸福哲学，简直难以相信，这是严肃地解释荒谬可笑的历史残余。如果这些歌颂领袖和人民的朗诵真能让我们回到《旧约》中所提到的畜牧部族和族长时代的话，如果它们真能使生活倒退，让历史倒转几千年的话。值得庆幸的是这是做不到的。

　　“再谈几句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不是出自福音书中的故事，而是出自受难周的祈祷文，在大斋期的星期二或星期三。这些我不说您当然也清楚，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不过想提醒您一下，决不想教训您。

　　“在斯拉夫语系里，您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情欲这个词首先表示痛苦，上帝的情欲意味着上帝自愿受苦。此外，后来这个词在俄语中用来表示恶习和色欲。‘我的灵魂变成情欲的奴隶，我成了畜生。’‘我们已被逐出天堂，让我们克制情欲以求重返天堂。’等等。也许我的道德极其败坏，但我不喜欢斋戒前这段束缚肉欲和禁绝肉欲的祈祷文。我总觉得这些粗俗的、平淡的祈祷文，缺乏其他经文所具有的诗意，出自大腹便便、满脸发光的教士手笔。问题倒不在于他们自己不遵守戒律并欺骗别人。就算他们生活得问心无愧吧。问题木在他们身上，而在这几段经文的内容里。这种悲痛赋予人体的虚弱以过分的意义，不管它是营养良好还是极度疲惫。这是很讨厌的。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对不起，我离题太远了。我现在就为自己的拉杂而酬劳您。

　　“使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就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在临近耶稣的死和他复活的时候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在同生命告别之际以及在生命复返的前夕提到什么是生命，却是非常适时的。现在您听着，《圣经》中提到这一点时是多么真诚坦率啊。

　　“不错，这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或是埃及的马利亚，或是另一个马利亚，一直有争论。不论如何，她乞求主道：‘请解脱我的责任，像解开我的头发一样。’意思是说：‘宽恕我的罪孽，就像我散开头发一样。’渴望宽恕和忏悔表达得多么具体！手都可以触到。

　　“在同一天的另一首祭祷歌中，有一段相近的祈祷文，更加详尽，确切无疑指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这里她极为坦率地哀痛过去，哀痛先前每夜根深蒂固的！日习煽起的性欲。‘因为黑夜勾起我无法克制的性欲，昏暗无月光便是罪恶的话语。’她乞求耶稣接受她忏悔的眼泪，倾听她内心的叹息，以便她能用头发擦干他最洁净的脚，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夏娃便躲藏在她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让我吻你最洁净的脚，用眼泪洗它们，用头发把它们擦干，夏娃在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时候便躲藏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突然，在头发后面迸出一句祈祷词：‘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运何其坎坷，又有谁能查清？’上帝和生命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上帝和女人之间，多么接近，多么平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车站回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是他每工作十天之后的一次休假日。这一天，他通常都要补足十天没睡够的觉。他靠在沙发上，有时半躺着，把身子完全伸直。尽管他听西玛说话时一阵阵犯困，但她的见解仍令他感到愉快。“当然，她这一套话都是从科利亚舅舅那儿听来的。”他想道，“可这个女人多么有才华，多么聪明啊！”

　　他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窗口。窗户对着院子，就像在隔壁的房间里一样，拉拉和西姆什卡正在那儿低声说话，他已经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了。

　　天气变坏了。院子里黑了下来。两只喜鹊飞进院子里，在院子上空盘旋，想找个地方栖息。风刮起它们的羽毛，把羽毛吹得蓬松起来。喜鹊在垃圾箱盖上落了一下，飞过栅栏，落在地上，在院子里踱起步来。

　　“喜鹊一来就快下雪了。”医生想道。这时他听见门帘后面西玛对拉拉说：

　　“喜鹊一到就有消息了。您要有客人了，要不就有信。”

　　过了一会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久前才修好的门铃响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门帝后面出来，赶快到前厅去开门。从门口说话的声音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客人是西玛的姐姐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

　　“您接妹妹来啦？”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问道。“西姆什卡在我们这儿。”

　　“不是，不是来接她。当然，要是她想回家，我们就一起回去。我完全是为了别的事情。有您朋友的一封信。他得谢谢我在邮局当过差。这封信经过很多人的手才转到我手里。从莫斯科来的。走了五个月。找不到收信人。可我知道他是谁。他在我那儿理过发。”

　　信很长，有好几张信纸，已经揉皱，弄污，信封拆开，磨烂了。这是东尼姐来的信。医生弄不明白，信怎么会到他手里，也没注意到拉拉如何把信交给他。医生开始读信的时候还意识到他在哪座城市，在谁家里，但读下去之后渐渐失去了这种意识。西玛从里屋出来，向他问好，告别，他都机械而有礼貌地回答，但并未注意到她。她的离去已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他渐渐已完全忘了他在哪里，也忘了他周围的一切。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写道：



　　尤拉，你知道咱们有个女儿了吗？给她取的教名叫玛

　　莎，以表示对去世的妈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纪念。

　　现在谈另外一件事。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

　　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梅利古诺夫、基泽维杰尔、库斯科瓦

　　以及其他人，其中包括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

　　罗梅科，还有我和爸爸也作为他的家庭成员，正在被赶出俄

　　国。



　　这真是不幸，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旁。但只得服从，并且还要感谢上帝在这种可怕的时代只对我们采取了这样温和的驱逐方式，因为我们的遭遇还可能坏得多。如果你出现了，也在这里，你会跟我们一起走的。可你现在在哪儿？我把这封信寄到赛季波娃的地址。如果她能遇到你，会把信转交给你的。我不知道伯父的事是否也会使你受到牵连，因为你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嘛。以后，如果肯定使你受到牵连的话，你也出现了，不知能否允许你出国，这使我非常痛苦。我相信你活着，并且一定会出现。这是我的爱心告诉我的，而我相信这个声音。也许你出现的时候，俄国的生活环境变得温和了，你能够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护照，我们又能在一个地方相聚了。但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全部的不幸在于我爱你可你并不爱我。我竭力寻找这种论断的意义，解释它，为它辩解，自我反省，把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逐一回忆了一遍，但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来这样的不幸。你好像错误地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我一样。

　　可我爱你呀，唉，但愿你能想象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讨人喜欢的和不讨人喜欢的，你身上所有平凡的地方，在它们不平凡的结合中可贵的地方，由于内在的美而显得高尚的面容，如果没有这种内涵可能显得并不好看，你的才华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完全缺乏的意志。所有这些对我都非常珍贵，我不知道还有比你更好的人了。

　　可你听着，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即便你对我不这样珍贵，即便我爱你还没爱到这种程度，我的冷漠的可悲的事实还没显露出来，我仍然认为我爱你。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啊！仅仅出于对这一点的恐惧，我就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不论是我还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我自己的。心会向我隐瞒，因为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

　　尽管一切都没最后决定，但我们可能到巴黎去。我将要到你小时候到过和爸爸、伯伯受过教育的遥远的异乡去。爸爸向你致意。舒拉长高了，并不漂亮，但已经是个结实的大孩子了，提起你时总要难过，非常伤心地哭泣。我不能再写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见啦。让我给你画个十字，为了我们无休止的分离，为了各种考验和茫然的相见，为了你将走过的十分漫长的黑暗道路。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责备你，决不怪你，照你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吧，只要你自己满意就行了。

　　在离开这个可怕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乌拉尔前夕，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相当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帮我度过生产期。我应当真诚地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不想说昧心话，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诞生于人世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单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她却要使它变得复杂，把人引入歧途。

　　再见啦，该结束了。他们已经采取信，也该整理行装了。嗅，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所以我写下了这些话，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吗？你能明白吗？他们催我了，这就像发出了拖我上刑场的信号。尤拉！尤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上抬起茫然的、没有眼泪的眼睛。他什么也看不见，悲痛灼干了泪水，痛苦使他眼睛失神。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意识不到了。

　　窗外雪花飞舞。风把雪向一边刮，越刮越快，刮起的雪越来越多，仿佛以此追回失去的时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望着眼前的窗户，仿佛窗外下的不是雪，而是继续阅读东尼姬的信，在他眼前飞舞过的不是晶莹的雪花，而是白信纸上小黑字母当中的小间隔，白间隔，无穷无尽的白间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双手抓住自己的胸膛。他觉得要跌倒。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沙发跟前，昏倒在沙发上。

　　重返瓦雷金诺

　　冬天来到了。大雪纷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医院回到家。

　　“科马罗夫斯基来了。”拉拉出来迎接他的时候压低嘶哑的声音说。他们站在前厅里。她神色惊慌，仿佛挨了一闷棍。

　　“他上什么地方去？找谁？在咱们这儿？”

　　“不，当然木在咱们这儿。他早上来过，晚上还想来。他很快就回来。他有事要跟你谈。”

　　“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的话我没完全听明白。他好像说经过这儿到远东去，特意拐了个弯儿到尤里亚金来看咱们。主要是为了你和帕沙。他谈了半天你们两个的事。他一再让我相信，咱们三个人，你、帕沙和我，处境极端危险，只有他能救咱们，但咱们要照他的话办。”

　　“我出去。我不想见他。”

　　拉拉大哭起来，想跪倒在医生脚下，抱住他的腿，把头贴在腿上，但他没让她那样做，制止住了她。

　　“我求求你为我留下。我不论从哪方面都不怕同他单独在一起。可这太让人难以忍受了。别让我单独同他会面吧。此外，这个人有阅历，办法多，也许真能给咱们出点主意。你讨厌他是很自然的。我请你克制自己，别走。”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安静点。你干什么呀？别跪下，起来，高兴点。解除缠在你身上的魔力。他让你一辈子担惊受怕。我陪着你。如果有必要，如果你命令我的话，我就杀死他。”

　　半小时后夜幕降临了。天完全黑了。半年前地板上的窟窿都已堵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注意新出现的窟窿，把它们及时堵死。他们还养了一只长毛大猫，这只猫一动不动，神秘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老鼠并没离开屋子，但小心多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把配给的黑面包切成薄片，桌上放了一盘煮熟的土豆，等待科马罗夫斯基的到来。他们准备在旧主人的餐厅里接待客人，这个餐厅现在还当餐厅使用。餐厅里摆着几张大柞木餐桌，还有一个作木制做的策重的大黑酒柜。桌上放着一盏用药瓶罩着的蓖麻油灯，灯捻露在外面——这是医生平时携带的灯。

　　科马罗夫斯基从十二月的黑夜中走进来，身上落满了雪。雪片从他的皮大衣、帽子上落下来，落了一层，在地板上融化成一块水洼。科马罗夫斯基先前不留胡子，现在却留起胡子来。他的胡子上沾满了雪，像小丑演出时戴的假胡子。他穿了一套保护得很好的西服，条纹裤子熨得笔挺。他在同主人打招呼之前，先用小梳子梳了半天压皱打湿的头发，并用手绢把胡子擦干理手，然后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默默地同时伸出两只手，左手伸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右手伸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可以认为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同您的父亲很熟嘛，这您大概也知道。他死在我的怀里。我一直在端详您，想找出您像他的地方。不，看来您不像父亲。他是个胸襟豁达的人，好冲动，做事麻利。从外表上来看，您更像母亲。她是个温柔的女人，幻想家。”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您有话要对我说，要我来听听。她说您有事找我。我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咱们的谈话是迫不得已的。我本人并无结识您的愿望，并不认为咱们是熟人。因此，请快说正题吧。您有何贵干？”

　　“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一切的一切我都感觉到了，我全都明白。请原谅我斗胆说一句，你们俩太合适了。最和谐的一对儿。”

　　“我得打断您的话。请不要管与您不相干的事。我们并没乞求您的同情。您太放肆了。”

　　“您不要马上就发火嘛，年轻人。不，您还是像父亲，也是个爱冲动的人。好吧，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然而遗憾的是，不是我说你们是孩子，而是你们的确是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我在这儿只呆了两天，知道了你们的很多事，你们自己万万料想不到。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正在悬崖的边缘上。如果不预防危险，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也许你们活着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

　　“世上存在着某种共产主义方式。很少有人符合这种标准。可任何人也不像您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如此明显地违背这种生活和思想方式。我不明白您平吗要惹是生非。您成了这个世界的活嘲弄，对它的一种侮辱。这要是您的秘密也好。但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您了解得一清二楚。你们俩很不合当地法律仆人的心意。安季波夫同志和季韦尔辛同志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您恨得咬牙切齿。

　　“您是男人，您是自由的哥萨克，或者像这儿怎么说的。如果您任性胡来，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这是您神圣的权利。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是个有牵挂的人。她是母亲。她掌握着孩子的生命，孩子的命运。她不应当异想天开，想入非非。

　　“我白白劝说她一个上午，劝她正视当前的情况。她根本不听我的话。请您运用您的威望影响影响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她没有权利拿卡坚卡的生命当儿戏，不应该不重视我的意见。”

　　“我一生中从未劝说过谁，也没强迫过谁，特别是亲近的人。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听不听您的劝告那是她的自由。这是她的事。此外，我根本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您所谓的您的意见我并不清楚。”

　　“真的，您越来越让我想起您的父亲，同样地固执己见。好吧，咱们谈主要的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您要有足够的耐心。请您听的时候别打断我。

　　“上面正策划大的变动。木，木，我的消息来源极为可靠，您可以不用怀疑。我所指的是向更为民主的轨道过渡，对一般法律制度的让步，这是最近就要实行的事。

　　“但正因为如此，必须废除的惩罚机构在它快要完蛋的时候必将更为猖獗，更急不可待地清算部分旧账。除掉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成为当务之急。您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决不开玩笑，我亲眼看到的，您可以相信我。想想您如何逃脱吧，不然就晚了。

　　“但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现在我要说到正题了。太平洋的滨海地区忠于被****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正在集结。国家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先前地方自治分子中的著名人物，生意人，工业家，都向那里聚集。白军的将军也把自己的残余军队集中到那里。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它的边界地区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对它有益，成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部世界的一个缓冲国。共和国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一大半席位留给了共产党员，以便借助他们的势力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发动政变，攫取共和国。这种打算相当明显，但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剩下的这点时间。

　　“革命前我曾在海参鼓替阿尔哈罗夫兄弟、梅尔库洛夫家族和其他几家商号和银行当过律师。那里的人知道我。政府正在组成，一半秘密、一半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默许。他们的密使给我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我担任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部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到那里去上任。所有这一切，我刚才已说过，苏维埃政权都知道，并得到它的默许，但并不很公开，所以你们也不要声张。

　　“我能把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带走。从那里您很容易走海路去找自己的家人。您当然知道他们已被驱逐出境了。整个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我答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搭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作为莫斯科所承认的独立政府的成员，可以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并协助他进入我们的自治领域。如果他无法逃脱，我便建议用他来交换莫斯科中央政权极为关注的某个被联军扣押的人。”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地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其中的意思常常从她耳边滑过。但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谈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医生处境危险的话，使她从无动于衷的恍惚状态中惊醒过来。她的脸微微涨红，她插话道：

　　“你明白吗，尤罗奇卡，这些想法对你和帕沙何等重要呀？”

　　“你太容易轻信人了，我的朋友。你不能把仅仅打算办的事当成已经办成的事。我并不是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存心让我们上当。但这一切现在只是空中楼阁！现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我代表自己说两句话。感谢您关心我的命运，难道您以为我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您安排？至于您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关心，拉拉倒应当考虑考虑。”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是否考虑一下他的提议，跟他走或不跟他走。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你是不会走的。”

　　科马罗夫斯基不停地呷着掺了水的酒精（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门诊部带回来放在桌子上的），一面嚼着土豆，渐渐有了醉意。

　　夜已经很深了。不时剪去灯花的灯捻儿，僻僻啪啪地燃得更旺了，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火苗又渐渐缩小，屋里也变得昏暗了。主人们想睡觉了，他们需要单独谈谈。可科马罗夫斯基仍然不走。他呆在这里让他们感到窒息，就像笨重的酒柜和窗外十二月严寒的黑夜让他们感到压抑一样。

　　他并不望着他们，目光越过他的头顶，一双呆滞的眼睛瞪着远处的一点，快要转不过弯来的舌头半睡半醒地重复着他们早已听腻了的那一套。现在他的话题离不开远东。他翻来覆去地讲这一点，向拉拉和医生发挥关于蒙古的政治意义的论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注意到他在什么地方转到了这个话题上。他们没听见他是怎么转到这个话题上的，说明这个与他们不相干的话题是何等令人厌烦。

　　科马罗夫斯基说道：

　　“西伯利亚，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真正的新大陆，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这是俄国伟大未来的摇篮，是我们走向民主、昌盛繁荣和政治健全的保障。蒙古的未来吸引人的东西更多。外蒙古是我们伟大的远东共和国的邻国。你们对它有何了解？你们打哈欠，心木在焉地眨眼睛，不觉得难为情吗？那可是一块一百五十万平方俄里的土地啊，是一个有史以来尚未开发的国家，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想攫取它，侵犯所有竞争者所公认的、在地球这个遥远的角落里历次划分势力范围时划归为我们的利益。

　　“中国通过对喇嘛和活佛的影响从蒙古落后的封建神权政体中攫取利益，日本则依靠各旗的王爷。共产主义红色俄国同蒙古的平民，换句话说即牧民起义者革命联合会，结成盟友。至于说到我本人，我愿看到一个在自由选举的全国代表大会统治下的真正安居乐业的蒙古。我想引起你们自身对下列情况的兴趣：一跨过蒙古的边界，世界便在你们脚下，你们便成为自由飞翔的鸟儿。”

　　科马罗夫斯基滔滔不绝地谈论同他们毫不相干的讨厌的话题，终于激怒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他拖了这么长的时间，让她疲惫不堪，厌烦得要命，于是拉拉果断地向科马罗夫斯基伸手告别，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说：

　　“太晚了。您该走了，我想睡觉了。”

　　“我希望您不至于木好客到这种地步，这时候把我赶出门外。黑夜里我未必能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找到路。”

　　“应该早点想到这一点，别坐得这么久。没有任何人挽留您。”

　　“嗅，您何必同我说话这么尖刻呢？您甚至没问我一声，我是否有地方住？”

　　“我对此毫不感兴趣，反正您不会委屈自己。要是您非要在这儿过夜不可，我不能把您安顿在我跟卡坚卡住的那个房间里，其他房间里老鼠会闹得您不得安宁。”

　　“我不怕老鼠。”

　　“那就随您的便好了。”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你有几夜不睡觉了，桌上的食物你连碰都不碰，像傻子似的走个不停。老是想呀，想呀！什么使你不得安宁？不能整天想着惊恐不安的事。”

　　“医院里的看门人伊佐特又来了。他跟楼里的洗衣女工关系暧昧。他顺便偷偷地拐到我这儿来，安慰了我一番。他说有个绝密的消息：您的那位非坐牢不可。您就等着瞧吧，早晚得把他关起来。然后轮到您，苦命的人啊。我问他，伊佐特，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您就放心吧，消息绝没错，他说。从波尔堪那儿听说的。他所说的波尔堪你大概能猜到，就是执行委员会。”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医生哈哈大笑。

　　“他说得完全对。危险已经迫近，到了门口。咱们得赶快溜走。问题只是往哪溜。到莫斯科去根本不用想。这要做大量的准备，必定会引起他们注意。要走得非常隐蔽，任何人都丝毫察觉不到。你知道吗，亲爱的？咱们就照你的打算办吧。咱们得失踪一个时期。就让这个地方是瓦雷金诺吧。咱们到那儿躲藏两个礼拜或一个月。”

　　“谢谢，亲爱的，谢谢。嗅，我真高兴。我明白你身上的一切如何反对这样的决定。但我们要去住的并不是你们住过的房子。住在那里对你确实难以忍受。空房间，内疚，对比，都让你受不了。难道我不明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作践对你灵魂珍贵而神圣的东西。我永远不会接受你这种牺牲。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你们的住宅已经破损得很难再住人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米库利钦留下的房子。”

　　“你说得都对。谢谢你的体贴。等一下。有件事我一直想问可又老忘。科马罗夫斯基在什么地方？他仍然在这儿还是已经走了？自从我同他吵翻，把他从楼上推下去之后，再没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我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去他的吧。你打听他干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咱们俩应当不同地对待他的提议。咱们的处境不同。你得抚养女儿。即使你想和我同归于尽，你也无权这样做。

　　“但躲到瓦雷金诺去就意味着冬天钻进荒山野岭，没有储备的食品，没有力量，没有希望，疯狂中的疯狂。如果生活中除了疯狂外咱们一无所有，那就让哗fi疯狂一下吧。呶fi再忍受一下屈辱，央求安菲姆借给咱们一匹马。跟他，甚至不是跟他，而是跟他手下的投机倒把的人借点面粉和土豆，这是他不应推卸的责任。我们还要说服他，不要因为对我们有恩惠就马上去看我们，而要等到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他要用马的那一天再去。让我们单独呆几天。去吧，我的宝贝。咱们砍伐很多木柴，一个礼拜烧的劈柴够勤俭持家的主妇烧一年的。

　　“再次请你原谅我。原谅我脱口说出的慌乱的话。我多希望跟你说话不带这种可笑的激昂腔调。不过我们确实别无选择了。你怎么形容都行，死亡确实在敲咱们的门。但所剩不多的日子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它们，把它们用在告别生命上，用在我们分手前最后的团聚上。我们同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告别，同我们习已为常的概念告别，同我们如何幻想生活、良心又如何教导我们的一切告别，我们同希望告别，我们互相告别。我们再互相说一遍我们夜里说过的那些悄悄话，伟大而轻微的话，宛如太平洋这个名称。你并非平白无故地站在我生命的尽头，在战争和起义的天空下，我隐蔽的、禁忌的天使，在你童年和平天空下，你同样会在我生命的开端站起来。

　　“那天夜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穿着咖啡色的制服，昏暗中站在旅馆的隔板后面，同现在完全一样，同样美得令人窒息。

　　“此后在我一生中，我曾尝试确定你那时照亮我心中的迷人的光芒并准确说出它的名称，那种渐渐暗淡的光芒，渐渐消逝的音响，它们从那时起便扩散到我的全部生活中，并成为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

　　“当你穿着学生制服像影子一样从旅馆深处的黑暗中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一个对你一无所知的男孩子，立即被你强烈的痛苦所感染，并明白：这个娇小虚弱的女孩像充了电一般充满世界上可能有的一切女性美，真是美得无以复加了。如果走近她，或用手指碰她一下，火花就会照亮房间，或者当场电死，或者一生带着爱慕的渴望和悲伤的电波。我心里充满迷误的眼泪，内心在闪烁，在哭泣，我那时非常可怜自己，一个男孩子，更可怜你，一个女孩子。我的全部身心感到惊奇并且问道：如果爱并且消耗电流是如此痛苦，那么作为女人，充当电流并激起爱情必将更为痛苦。

　　“好了，我终于都说出来了。不说出来会发疯的。而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些话。”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衣躺在床边，她不大舒服。她错编起身子，蒙了一块头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床旁边的椅子上，轻轻地说，常常停顿半天。有时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手掌托着下巴，微微撑起身子，张大嘴望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时她紧紧靠在他肩膀上，不知不觉流出了眼泪，轻轻地、幸福地哭泣。最后她把身子探出床边，快活地低声说：

　　“尤罗奇卡！尤罗奇卡！你多聪明啊！你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猜到了。尤罗奇卡，你是我的堡垒，还是我的避难所和支柱，让上帝原谅我的亵读行为吧。嗅，我多么幸福！咱们去吧，去吧，我亲爱的。到了那儿，我告诉你我担心的一件事。”

　　他估计她要向他暗示她可能怀孕了，但多半是假的，于是说道：

　　“我知道了。”

　　一个灰暗的冬天早上，他们离开了尤里亚金。这天不是休息日。人们各自上街办事。路上时常碰见熟人。在凹凸木子的十字街口配水所的周围，排了一长串家里没有水井的居民，把水桶和扁担放在一边，挨个打水。医生勒住向前冲的烟黄色的维亚特卡种马，这匹马是他们向桑杰维亚托夫借的。他小心翼翼地驾着马绕过围在一起等着打水的主妇们。雪橇飞驰起来，从挑水人洒了水又结上冰的陡峭的石板路上斜滑下去，冲到人行道上，雪橇的跨杠撞在路灯和石柱上。

　　他们飞速地赶过在街上走的桑杰维亚托夫，没回头看他是否认出他们和自己的马来，是否追着他们喊什么。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绕过科马罗夫斯基，也没同他打招呼，不过顺便确定他还在尤里亚金。

　　格拉菲拉·通采娃从人行道对面朝他们喊道：

　　“都说你们昨天就走了。以后还能相信谁的话呢？拉土豆来啦？”她做手势表示听不见他们的答话，便向他们挥手告别。

　　为了西玛，他们试着把雪橇停在小山坡上，但这是个很不容易停雪橇的地方。即便不在小山坡上停下来，也得拉紧组绳勒住飞驰的马。西玛从上到下裹了两三条披巾，因此她的体形看上去像一段僵硬的圆木头。她迈着两条冻得发僵的腿，走到停在石板路当中的雪橇跟前，同他们告别，祝他们平安到达。

　　“您回来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咱们得好好谈谈。”

　　他们终于驶出了尤里亚金。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冬天曾走过这条路，但他记得的多半是夏天的样子，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

　　他们把装粮食的口袋和其他行李塞进雪橇前头的干草堆里，并用绳子系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驾驭雪橇，他一会儿像当地人那样跪在宽大的雪橇板上，一会儿侧身坐在雪橇帮上，把穿着桑杰维亚托夫的毡靴的腿垂在外面。

　　过了中午，离日落还早，但在冬天，人容易受骗，仿佛一天马上就过完了。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狠命地抽起马来。它像箭似的向前飞驰。雪橇在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犹如大海中的一只小舟。卡佳和拉拉穿着使她们动弹不得的皮袄。雪橇经过斜坡和坑洼时，她们惊叫着，笑得肚子疼，从雪橇的这边滚到那边，像两只笨重的麻袋似的理进干草堆里。有时医生故意同她们开玩笑，把一侧的滑木驰到雪坡上，让雪橇侧翻过来，毫无伤害地把拉拉和卡佳翻到雪地里。等到雪橇冲出好几步远之后，他才勒住马，把雪橇端正过来，架在两根滑木上。拉拉和卡佳骂了他一顿，抖掉身上的雪，上了雪橇，又气又笑。

　　“我指给你们看游击队劫持我的地方。”等他们离开城市相当远了之后，医生答应她们道。但他没有做到，因为冬天树木一片光秃，周围的死寂和空荡改变了面貌，当初的地点认不出来了。“就是那儿”他很快地叫道，误把竖立在田野里的“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广告牌当成他被抓走的树林里的第二个路标了。当他们飞驰过仍然竖立在萨卡玛岔道口密林里的第二个路标时竟没认出来，因为栅栏上凝聚了一层耀眼的冰霜，给树林隔出一条银黑色的细丝。他们没有发现路标。

　　天黑以前雪橇飞驰进入瓦雷金诺，停在日瓦戈一家住过的房子前，因为它是大道上的第一所住宅，离米库利钦的住宅最近。他们像强盗似的冲进屋子，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屋里已经很黑。被毁坏一半的住宅和令人厌恶的东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匆忙中没看清。一部分熟悉的家具还完好无损。在荒无人迹的瓦雷金诺，没有人能把开头的破坏完成到底。家中的日常用品他一件也没发现。家庭离开的时候他不在场，所以木知道他们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时拉拉说话了：

　　“赶快收拾吧。天马上就黑了。没时间通想啦。如果我们在这儿住下，就得把马牵进仓库，粮食搬进过道，吼住这间屋子。但我不赞成住在这儿。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你，因而还有我，都会感到难堪。这是你们先前的卧室吧？不是，是儿童间。你儿子的小床。卡佳嫌小了点。对面的窗户没坏，墙和顶棚都没裂开。此外，炉子好极了，我上次来的时候就非常赞赏。你要是坚持我们仍然住在这儿，尽管我反对，那我就脱掉皮袄马上干活了。头一件事就是生炉子。烧呀，烧呀。头一个昼夜白天黑夜都得烧。你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什么话也不说呀！”

　　“等一下。没什么。请原谅我。不，你听我说。咱们还是去看看米库利钦的房子吧。”

　　于是，他们又向前驶去。

　　米库利钦的住宅上了挂锁，是从木门上的吊环里穿过去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砸了半天，想把锁砸下来，最后还是连同木头上的螺丝钉一起拔了下来。同刚才一样，他们又急忙闯了进去，没脱衣服，穿着大衣、毡靴，戴着帽子直入内室。

　　他们立即发现住宅角落里的某些东西放得井井有条，比如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书房里便是如此。这儿不久前有人住过。到底是谁呢？如果是主人们或他们当中的一员，那大门为什么不上门锁而要安挂锁呢？此外，如果主人们经常住在这里，那整个住宅都应打扫干净，而不会只打扫个别几个地方。这些现象表明，这儿住过的不是米库利钦家的人。那到底是谁呢？医生和拉拉并不为弄不清谁在这儿住过而感到不安。他们不想为此而伤脑筋。现在有多少一半动产都被偷走的遗弃的住宅啊？有多少隐藏的在逃犯？“某个被通缉的白军军官。”他们一致这样想，“他要是来了，就一块儿住在这儿，一起商量办法。”

　　像刚才一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站在书房门槛上发起呆来，欣赏书房的宽敞，窗前书桌的宽大和使用方便令他惊讶。于是他又想到，这种严整舒适的环境将多么有利于需要耐性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啊。

　　在米库利钦杂用房当中，紧挨着仓库有间马厩。可它上了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它能否使用。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决定头一夜把马牵进没上锁的仓库里。他卸下马，等它汗干了，用从井里打来的水饮过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从雪橇上取些干草喂它，可干草被乘客压成碎末，已经无法喂马了。幸好仓库和马厩上面的大干草棚的角落里还有相当多的干草。

　　他们没脱衣服，盖着皮袄睡了一夜，像孩子奔跑玩耍了一整天之后睡得那样香熟。

　　他们起床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清早便对那张诱人的书桌看个不停。他的手想写东西已经想得发痒了。但他把这种享受放在晚上，拉拉和卡坚卡上床睡觉之后。在这之前，即便收拾好了两个房间，也有的是活干。

　　他在幻想夜间工作时，并未抱定重要宗旨。支配着他的是通常对墨水和钢笔的向往和对写作的渴望。

　　他只想随便涂写点什么。开头，他能把过去没写下来的回想起来，写下来就满足了，想借此活动活动由于无所事事而凝滞了的、在长久中断期间沉睡过去的才能。然后，他希望能和拉拉在这儿呆的时间长一些，有充裕的时间写出一些新的、有分量的东西来。

　　“你忙吗？你干什么呢？”

　　“烧火呀，烧火呀。有什么事儿？”

　　“递给我洗衣盆。”

　　“如果这样烧的话，劈柴连三天都不够。应该上我们日瓦戈家先前的仓库去看看。也许那儿还剩点？要是那边剩得多，我用雪橇拉几次就都拉到这儿来。明天去拉。你要洗衣盆。你瞧，我刚才在哪儿看见过，可是在哪儿，怎么也想木起来了，真莫名其妙。”

　　“我也一样。在哪儿见过可想不起来了。也许没放在该放的。地方，所以记不起来了。算了吧。你心里有个数，我烧了很久水，想洗个澡。剩下的水洗洗我和卡佳的衣服。你把你的脏衣服一起都给我。晚上，咱们把该打扫的地方都打扫干净之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不过睡觉前一定得洗上澡。”

　　“我马上把内衣找出来。谢谢。衣橱和笨重的家具统统照你说的那样从墙边移开了。”

　　“好极了。我用洗碗碟的大盆当洗衣盆好了。就是太油腻了。得把盆边的油垢刷掉。”

　　“炉子一点着，我关上炉门就去翻其他抽屉。桌上和五斗橱里到处都能发现新的东西。肥皂、火柴、铅笔、纸和文具。到处都让人感到意外。比如桌上的油灯里装满了煤油。这不是米库利钦的油灯，这我是知道的。肯定有另外的来源。”

　　“真太幸运了！这都是神秘的住客弄来的。仿佛凡尔纳作品中的人物。唉，你究竟想说什么？你瞧，我们又聊起天来，可水桶烧开了。”

　　他们忙成一团，在屋子里乱转，两人跑着撞在一起，或者撞在卡坚卡身上。她横挡着他们来回经过的路，在他们脚底下转来转去。小姑娘从这个屋角闪到那个屋角，妨碍他们收拾房间，他们说她时还生了气。她冻坏了，一直喊冷。

　　“可怜的当代儿童，我们吉卜赛生活的牺牲品，我们流浪生活的顺从的小参加者。”医生想，但却对小姑娘说：

　　“得啦，亲爱的，哆喀个什么劲儿。说谎淘气。炉子都快烧红了。”

　　“也许炉子暖和，可我冷。”

　　“那你就忍一忍，卡秋莎。晚上我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再添一次劈柴，妈妈说晚上还要给你洗澡呢，你听见了没有？好了，现在你把这些拿去玩吧。”他把从冰窖似的储藏室里抱出来的利韦里的！日玩具堆成一堆，有的坏了，有的没坏。其中有积木和拼字方块，小火车，一块打了格、涂了彩、标明数字的马粪纸，是玩掷骰子和计算游戏的底盘。

　　“您怎么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卡坚卡像大人似的感到委屈。“这都是别人的。再说是给小孩玩的，我已经大了。”

　　可过了一会儿她就在地毯当中坐好，手底下的各种形状的玩具都变成了建筑材料，卡坚卡用它们替从城里带来的洋娃娃宁卡盖住宅。这座住宅盖得很合理，比经常带她住的临时住所强得多。

　　“这种爱家的本能真了不起，对家庭和秩序的渴望是消灭不了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她从厨房里观察女儿搭房子。“孩子们是真诚的，做什么都不拘束，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可我们怕变成落伍者，准备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

　　“洗衣盆找着了。”医生打断她的话。从昏暗的过道里拿着木盆走进来。“真没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它大概从秋天起就放在漏雨的天花板底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刚从城里带来的食物做了一顿足够吃三天的午饭。她端上从未见过的菜，土豆汤和羊肉炸土豆。卡坚卡吃了还想吃，没个够，一边吃一边格格地笑，不停地淘气，后来终于吃饱了。屋子里很热，她觉得浑身没劲儿，盖着妈妈的披肩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刚离开厨灶，满脸的汗，像女儿一样，疲倦，昏昏欲睡，对她做的饭菜所产生的印象非常满意，并不忙着收拾盘碟，坐下来喘口气。看到女儿已经睡熟之后，她便趴在桌子上，一只手撑着头说道：

　　“假如我知道，我做的事没白做，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那我就会拼死拼活地干，并会从中找到幸福。你得时刻提醒我，我们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一起。给我打气，别让我回心转意。因为严格地说，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会很可怕的。侵入旁人的住宅，破门而入，擅自当家作主，一进来就拼命收拾，以致看不见这不是生活，而是舞台演出，不是认真过日子，而是像小孩们常说的‘过家家’，是木偶戏，荒唐极了。”

　　“可是，我的天使，是你自己坚持到这儿来的。你还记得吧，我一直反对，不赞成。”

　　“是这样。我不辩解。所以这都是我的过错。你可以动摇，犹豫，可我的一切都应是始终如一的，合乎逻辑发展的。我们一进家门，你便看见你儿子的小床，便开始不舒服，差点痛苦得晕倒。你有这种权利，可我就不行。为卡坚卡担心，对未来的考虑，都让位给对你的爱了。”

　　“拉里莎，我的天使，你清醒清醒。改变主意，放弃决定，永远来得及。我头～个劝你对待科马罗夫斯基的话要认真一些。咱们有马。你要愿意，咱们明天就赶回尤里亚金去。科马罗夫斯基还在那儿，还没走。我们穿过街的时候不是从雪橇上看见他了吗？而他，照我看，并没发现咱们。我们大概还能碰到他。”

　　“我差不多什么还没说呢，可你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带着不满意的腔调了。可你说，我的话不对吗？藏得这么不牢靠，这么欠考虑，同待在尤里亚金还不是一样。如果要想解救自己，大概还得制定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其最终结果，还得像那个有阅历并且头脑清醒、尽管令人厌恶的人所提议的那样。因为我们在这儿，我真不知道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危险多少倍。无边无际的原野，随时可以被暴风雪掩埋。我们孤零零三个人，夜里被雪掩埋，早上从雪里也招不出来。要不然光顾过咱们住宅的那位神秘的恩人突然出现，原来却是强盗，会把咱们杀死。你有什么武器？你看没有吧。你那种无忧无虑的态度让我害怕，可又感染了我。所以我的脑子里很乱。”

　　“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干什么？要我做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永远支配我吧。不停地提醒我，我永远是盲目爱你、不会同你争辩的奴隶。嗅，我告诉你，咱们的亲人，你的东尼娜和我的帕沙，比咱们好一千倍。但问题在这里吗？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

　　她用两只手搂住他的脖子，尽量不让自己哭出来，接着把话说完：

　　“你明白吗，我们的处境不同。上帝赋予你翅膀，好让你在云端翱翔，可我是个女人．只能紧贴地面，用翅膀遮住推雀，保护它不受伤害。”

　　她所说的一切他都非常爱听，但他没表露出来，免得甜蜜得腻人。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这种野营式的生活确实是虚假而刺激人的。你说得太对了。但这种生活并不是咱们想出来的。发疯似的东奔西跑是所有人的命运，这是时代的精神。

　　“我今天从早上起差不多也是这样想的。我想竭尽一切努力在这里呆得时间长一些。我简直说不出我多想干活。我指的不是农活。我们全家已经投身到农活里一次了，也干成功了。我没有精力再干一次。我想的已经不是农活了。

　　“生活从各方面逐渐就绪。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能出版书了。

　　“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这件事。我们不妨同桑杰维亚托夫谈妥，给予他优厚的条件，请他供养我们半年，用我的劳动成果作抵押。我在这半年期间一定写出一本医学教材，或者，比方说，一本文艺作品，比如一本诗集吧。再不，翻译一本世界名著。我精通几种语言，不久前读过彼得堡一家专门出版翻译作品的大出版社的广告。这类工作具有交换价值，能变成钱。能干点这类的事我是非常快活的。”

　　“谢谢你提醒了我。我今天也想到这类事了。但我没信心在这里坚持住下去。恰恰相反，我预感到我们很快就会被冲到更远的地方去。但我们还居留在这里的时候，我对你有个请求。为我最近几个晚上牺牲几小时，把你在不同时期凭记忆给我朗读过的一切都写出来。有一半遗失了，而另一半又没写出来，我担心你以后会统统忘记的，它们就消失了，用你自己的话说，这种事以前经常发生。”

　　当晚他们用洗衣服剩下的热水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拉拉也给卡坚卡洗了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怀着清爽喜悦的感觉背朝着屋里坐在窗前书桌前面。拉拉浑身散发出清香，披着浴衣，湿头发用一块毛茸茸的毛巾高高挽起来，把卡坚卡放在床上，替她盖好被子，自己也准备就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预感到即将聚精会神写作的愉快了。他动情地、恍豫地感受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到了深夜一点钟，一直装着睡着了的拉拉真的睡着了。拉拉身上换的，卡坚卡身上换的，还有放在床上的内衣，光洁耀眼，清洁，平整，镶着花边。拉拉在这种年代仍然平方百计地浆洗内衣。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周围是一片充满幸福、散发出甜蜜的生活气息的宁静。灯光在白纸上投下一片悠闲的黄影，在墨水瓶的瓶口上洒了几滴金点。窗外是微微发蓝的冬天的寒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隔壁那间没点灯的冰冷的房间，从那儿看外面的景致看得更清楚。他向窗外望去。满月的清光紧裹着雪地，仿佛在雪地上涂了一层粘乎的鸡蛋白或白色的乳漆。寒冬之夜的华美是无法形容的。医生的心中异常平静。他又回到烧得暖暖的点着灯的房间，坐下来写作。

　　他的字写得很大，行距也很宽，生怕字迹表现不出奋笔疾书的劲头，失去个性，变得呆板无神。他回想起并用不断完善的措词记下最为定形的和最难忘记的诗句，《圣诞节的星星》和《冬天的夜晚》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短诗，这些诗后来被人遗忘了，失传了，以后也没再被人发现。

　　然后，他又从这些固定的和先前写好的东西转向曾开过头但又放下的东西，把握住它们的风格，继续写下去，并不抱立刻补写完的任何希望。后来他写顺了手，心向神往，又开始写另一首。

　　不费劲地写出了两三节诗和他自己感到惊讶的比喻之后，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感到所谓的灵感已经来临了。支配创作的力量对比仿佛倒转过来了。第一位的不是人和他寻求表达的精神状态，而是他想借以表达这种精神状态的语言。语言、祖国、美和含义的储藏所，自己开始替人思考和说话了，不是在音响的意义上，而是在其内在的湍急奔流的意义上，完全变成音乐了。那时，有如急流的河水以其自身的流动磨光河底的乱石，转动磨坊的轮盘，从心中流出的语言，以其自身法则的扭力在它流经的路途上，顺便创造出诗格和韵律以及成千上万种形式和构型，但至今仍未被人们认识、注意和定名。

　　在这种时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主要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在完成，而是那个在他之上并支配着他的力量在替他完成，那就是：世界思想界和诗歌的现状，还有诗歌未来所注定的，在其历史发展中它所应做出的下一步。于是，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使它进入这种运动的一个缘由和支点罢了。

　　他摆脱了对自己的责备和不满，个人渺小的感觉也暂时消除了。他回头张望，又四下环顾。

　　他看见枕着雪白枕头熟睡的拉拉和卡坚卡两个人的脑袋。洁净的床单，洁净的房间，她们两人洁净的轮廓，同洁净的冬夜、白雪、星星和月牙融合成一股意义相等的热浪。它穿过医生的心底，使他兴高采烈，并由于感到身心洋洋得意的洁净而哭泣。

　　“主啊，主啊！”他想低声叫出来。“而这一切都属于我！为什么赏赐我的这么多？你怎么会允许我接近你，怎么会允许我误入你的无限珍贵的土地，在你的星光照耀下，匍匐在这位轻率的、顺从的、薄命的和无比珍贵的女人脚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稿纸上抬起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从与一切隔绝的凝思中苏醒过来，又回到自己身旁，回到现实中来，他是幸福的、强健的和平静的。突然间，他在窗外伸向远方的沉寂的寥廓空间中听到凄凉的声音。

　　他走进隔壁没点灯的房间，从那里向窗外张望。在他写作的时候，玻璃上已结满窗花，外面什么也看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抽出塞在大门下面挡风的地毯卷，披上皮袄，走到台阶上。

　　一片毫无遮掩的白雪在月光下晶莹耀眼，起初晃得他睁不开眼，什么也看不见。但过了～会儿，他听见从远处传来从胸腔里发出的、模糊的呜咽，并发现峡谷后面的雪地边上有四个不比连字符号长多少的长影子。

　　四只狼并排站着，嘴脸朝着房子，扬起头，对着月亮或米库利钦住宅窗户反射出的银光降叫。它们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但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明白它们是狼时，它们便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小步从雪地边上跑开，仿佛它们猜到了医生的心思。医生没来得及看清它们是朝哪个方向逃走的。

　　“倒霉的消息！”他想道，“还有这种倒霉的事儿。难道它们栖息的地方就在附近？也许就在山谷里。多可怕呀！而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就在马厩里。它们可能闻到马的气味了。”

　　他决定暂时什么也不对拉拉说，免得吓着她，便回到屋里，锁上大门，关上通向没生火的那一半房间的过道的门，塞好门缝，走到桌子跟前。

　　灯还像先前一样明亮而诱人。但他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的心平静不下来。脑子里除了狼和其他威胁人的现象外，什么也想不起来。再说他也疲倦了。这时拉拉醒了。

　　“你还点着灯写呢，我心中的明灯！”她用睡得有点沙哑的嗓子低声说，“到我身边来，挨着我坐一会儿。我告诉你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于是他熄了灯。

　　第二天又像在忧郁性精神病中过去了。住宅里找到一副小雪橇。卡坚卡穿着皮袄，脸冻得通红，大声笑着，从冰堆上沿着花园里没扫过雪的小路往下滑。这个冰难是医生替她做的，他先把雪拍紧，再洒上水，于是冰堆便做成了。她带着稚气的笑容，不停地爬上冰堆，用绳子把雪橇拉上去。

　　天气变冷，严寒凛冽，但院子里充满阳光。雪在中午的阳光照耀下变成黄色，又在它蜂蜜般的黄色中仿佛甜蜜的沉淀物似的注入了黄昏过早降临的余晖。

　　昨天拉拉在屋里洗衣服洗澡，弄得屋里一股潮气。窗户上给了松软的窗花，被水蒸气熏潮的壁纸从天花板到地板挂满水珠流淌的痕迹。屋里显得昏暗、憋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水劈柴，继续察看没有察看过的角落，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一面帮助拉拉做事。拉拉从早晨起一直在忙家务，做完了一件又做一件。

　　他们俩的手又在干活最紧张的时候碰在了一起，一只手放在另一只举起来搬重东西的手里，那只手没触到目标便把东西放下了，一阵无法控制的、使他们头脑发昏的柔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东西又从他们手里滚落下来，他们把什么都忘了。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等他们猛地想起半天没管卡坚卡或者没喂马饮马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于是怀着内疚的心情急忙去干该干的活。

　　医生由于觉睡得不够而感到头疼。脑袋里有一种甜蜜的迷糊，像喝醉了酒似的，浑身有一种快活的虚弱。他急不可待地等待夜晚的降临，好重新恢复中断了的写作。

　　充满他全身的腾俄倦意替他做好了准备工作。而周围的一切都迷离恍惚，都被他的思绪笼罩住了。准备工作使一切都显得或隐或现，这正是准确地把它体现出来的前一阶段。有如杂乱的初稿，一整天无所事事的情倦，正是夜晚写作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无所事事的情倦对任何东西并非原封不动，毫无变化。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变成另一种样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他想在瓦雷金诺长期居住的幻想无法实现，他同拉拉分手的时刻＿天天临近，他必将失掉她，随之也就失掉生活的欲望，甚至生命。痛苦吮吸着他的心。但更折磨他的还是等待夜晚的降临，把这种痛苦用文字倾吐出来的愿望，哭得任何人看了都会落泪。

　　他一整天都在回想的狼已经不是月光下雪地上的狼了，而是变成有关狠的主题，变成敌对力量的代表，这种敌对力量一心想要毁灭医生和拉拉，或把他们挤出瓦雷金诺。这种敌意的思想渐渐发展，到了晚上已经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仿佛在舒契玛发现了史前时代骇人怪物的踪迹，仿佛一条渴望吮吸医生的血、吞食拉拉的神话中的巨龙躺在峡谷中。

　　夜幕降临了。医生像昨天那样点亮了桌上的油灯。拉拉和卡坚卡比昨天还早便躺下睡觉了。

　　昨天写的东西分成两部分。修改过的过去所作的诗，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他新作的诗，潦草粗略地写在纸上，其中有许多逗点，字体歪斜得难以辨认。

　　辨认这些涂写得一塌糊涂的东西，使医生像通常那样感到失望。夜里，这些草稿片段使他激动得落泪，几段得意之作让他惊讶不已。现在，他又觉得这几段想象中的成功文字十分勉强，又让他感到伤心。

　　他一生都幻想写出独创的作品来，文字既流畅又含蓄，形式既新颖又通俗；他一生都幻想形成一种淡雅朴实的风格，读者和听众遇到他的作品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领悟了它们，掌握住它们的内容。他一生都追求朴实无华的文风，常常由于发觉自己离这种理想尚远而惶恐不安。

　　在昨天的草稿中，他本打算用简朴得像人们的随意闲谈、接近摇篮曲的真挚方式表现出自己那种爱情与恐惧、痛苦与勇敢的混合情绪，让它仿佛不需凭借语言而自然流出。

　　现在创览这些诗稿时，他发现缺乏把分散的诗篇融为一体的内容丰富的开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修改写好的诗篇时渐渐采用先前那种抒情风格记述勇敢的叶戈里的神话。他从广阔的、写起来无拘束的五音步格开始。与内容无关的、诗格本身所具有的和谐，以其虚假的形式主义的悦耳声音刺激他的神经。他抛弃了夸张的带停顿的诗格，把诗句压缩成四音步格，就像在散文中与长篇大论搏斗一样。这写起来更难了，也更吸引人了。写作进展得快多了，但仍然掺入过多的废话。他强迫自己尽量压缩诗句。在三音步格里，字显得过挤了，萎靡的最后痕迹从他笔下消失了。他清醒过来，热血沸腾，狭窄的诗行本身向他提示用什么字填充诗行。几乎难以用文字描绘出的事物开始老老实实地显现在他所提及的背景之内。他听见马在诗歌中的奔驰声，宛如肖邦的一支叙事曲中骏马溜蹄的啥啥声。常胜将军格奥尔吉在无边无际助草原上骑马奔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背后看见他渐渐变小的身影。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奋笔疾书，刚刚来得及把自己落到恰当的位置上的字句记下来。

　　他没注意到拉拉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子跟前。她穿着垂到脚跟的长睡衣显得苗条，比她本人高一些。当面色苍白、惊恐的拉拉站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旁时，他吓了一跳。她伸出一只手，低声问道：

　　“你听见了没有？一只狗在曝叫。也许是两只。唉，多可怕，多么坏的兆头！咱们好歹忍到早上就走，一定走。我多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

　　过了一小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劝说了她好久，她才平静下来，又睡着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出房间，走到台阶上。狼比昨天夜里离得更近，消失得也更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没来得及看清它们逃走的方向。它们挤在一起，他来不及数它们一共几只。但他觉得狠更多了。

　　他们在瓦雷金诺已经栖身十二天长地久了，情况同头一两天没有什么差别。在这星期的中间，消失的狼又像他们到的第二天夜里那样噙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又把它们当成狗，再次被这种坏兆头吓坏了，决定第二天早上就离开。她的精神状态一会儿平稳，一会儿慌乱，这对一个劳动妇女是很自然的。她不习惯整天倾吐柔情，过着那种无所事事、尽情享受过分荒唐的奢侈的爱情生活。

　　同样的情景一再重复，以致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上，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像每次一样收拾行装准备返回尤里亚金的时候，甚至可以这样想，在这儿过的一个多星期根本不曾存在过似的。

　　屋子里又潮湿又昏暗，这是因为天气阴沉的缘故。严寒没有前几天那么凛冽，布满乌云、阴暗低沉的天空马上就要下雪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由于一连几个晚上睡眠不够，已经感到身心憔悴，心灰意懒了。他的思绪很乱，身体虚弱，冷得发抖，缩着脖子搓两只手，在没生火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如何决定，以及自己相应地干些什么。

　　她的打算并不明确。现在她宁肯献出自己一半的生命，只要他们不这样自由散慢，而是服从于任何一种严格的、必须永远遵守的秩序，那时他们便能上班，便能诚实而理智地生活。

　　这一天同往常一样，她先铺好床，打扫房间，给医生和卡佳端早餐，然后整理行装，请医生套雪橇。离开的决定是她做出的，坚决而不可更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打算说服她改变主意。他们曾经突然消失，现在在逮捕的高潮中返回城市简直是发疯。但他们孤单单地躲在冬天可怕的荒野里，没有武器，又处于另一种可怕的威胁之中，也未必明智。

　　此外，医生从邻近的几家仓库中耙来的干草已经不多了，而新的干草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弄。当然，如果有可能在这儿长期居住下来的话，医生会到周围去搜寻，想办法补充草料和粮食。不过，如果只是短期地、毫无指望地在这里过几天，便不值得到各处搜寻了。于是医生什么都不再想了，出去套马。

　　他笨手笨脚地套马。这还是桑杰维亚托夫教给他的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忘记了他的指点。他用自己那双毫无经验的手把要做的都做了。他用包着铁皮的皮带头把马轭系在车辕上，在车辕的一侧打了个扣，并把扣拉紧，剩下的皮带在车辕头上绕了几绕，然后用一条腿顶住马腹，拉轭上松开的曲杆，然后再把其余该做的事都做完，把马牵到台阶前，控好，进去对拉拉说，可以前身了。

　　他发现她极度慌乱。她和卡坚卡都已穿好行装，东西都已捆好，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激动地搓着手，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来，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一会儿，自己倒在椅子里又站起来，用悦耳的高音调断断续续地抱怨着，上句不接下句地飞快说道：

　　“我没有过错。我也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怎么能现在走呢？天马上要黑了。夜里我们在路上。正好在你那片可怕的树林里。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可我自己下不了决心。有什么东西阻止我走。我心里乱极了。随你的便吧。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默不作声，一句话不说呢？我们糊涂了一上午，不知道把半天的工夫都浪费到什么上去了。这件事明天不会再发生，我们会谨慎小心一些，我说得不对吗？要不咱们再留一夜？明天早点起，天一亮，六七点钟的时候就动身。你说呢？你生着炉子，在这儿多写一个晚上，咱们在这儿再住一夜。唉，这多么难得，多么神奇！你怎么一句话也不回答呀？我又做错了事，我是个多么不幸的女人啊！”

　　“你又夸大其词了。到黄昏还早看呢。天还很早。随你的便吧。我们留下来好啦。可你得平静点。你瞧你多激动。是啊，打开行李，脱下皮袄。你瞧，卡坚卡说她饿了。咱们吃点东西。你说得对，今天动身准备得太差，太突然。可你千万别激动，别哭。我马上生火。最好还是趁着没卸马，雪橇就在门口，我到日瓦戈旧房子的仓库里去拉点劈柴，要不我们一根劈柴也没有了。你别哭。我马上就回来。”

　　仓库前面的雪地上有几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几次去和转回头的时候轧出的圆形雪橇痕迹。门槛旁边的雪被他前天拉劈柴时踩脏了。

　　早上布满天空的云飘散了。天空变得洁净。天又冷了起来。从不同距离围绕着这些地方的大园子一直伸展到仓库跟前，似乎为了想看医生的脸一眼，向他提醒什么事。今年的积雪很深，高出仓库的门槛。它的门振仿佛低了不少，仓库就像歪斜了一样。屋檐下悬挂着一块融雪凝聚而成的冰片，像一个硕大无朋的蘑菇，像一顶帽子似的顶在医生脑袋上。就在屋顶凸出的地方，像被一把利刃戳进雪里，挂着一弯新月，沿着月牙的边散发出灰暗的黄光。

　　现在尽管是白天，非常明亮，但医生却有一种仿佛在很晚的时候置身于自己生命的黑暗密林中的感觉。他的灵魂中就有这样的黑暗，因此他感到悲伤。预示着分离的新月，象征着孤独的新月，几乎挂在他的眼前，低垂到他的脸旁，向他泛着黄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累得站不住了。他从仓库里往雪橇上扔劈柴，每次尽量抱少点，不像前几次那样。就连戴着手套抱粘雪上冻的木块，也冻得两手疼痛。活动加快了，但他并没暖和过来。他身体内部有什么东西停顿了，扯断了。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不幸的命运，祈祷上帝保护这位忧伤的、顺从的、纯朴的、美貌如画的女人的生命。而新月仍然悬挂在仓库上，说发光又不那么发光，说照耀又不那么照耀。

　　马突然转向他们来的方向，扬起头，嘶叫起来，开始时低声而胆怯，后来竟高声而自信了。

　　“它这是怎么啦？”医生想道。“怎么这么兴奋？绝不可能受到惊吓。马受了惊吓是不嘶叫的，真胡闹。它不会傻得闻到狼的气味就嘶叫起来给它们报信吧。瞧它是多么快活呀。看来是预感到家了，想回家了。等一下，马上就动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拣了不少碎木头片和几大块从禅树上撕下来的、像靴腰子似的卷起来的禅树皮，把它们扔到码好的雪橇上，准备回去当引火柴用。他把劈柴用粗席包好，用绳子捆牢，跟在雪橇旁边，把劈柴运往米库利钦仓库。

　　马又嘶叫起来，回答从对面远处传来的明显的马嘶声。“这是谁的马？”医生哆咦了一下想道。“我们以为瓦雷金诺空无一人。原来我们想错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们的客人，马嘶声来自米库利钦的庄园，他们住所的门前。他赶着雪橇绕到米库利钦庄园的杂物房，穿过遮住住宅的小山坡后面，从那儿看不见住宅前面的房子。

　　他不慌不忙地（他何必着急呢？）把劈柴扔进仓库，卸下马，把雪橇放在仓库里，然后把马牵进旁边冰冷的空马厩，拴在有墙角的柱子上，那儿比较背风，又从仓库里抱出几抱干草，塞进倾斜的牲口槽里。

　　他满腹狐疑地走回家去。台阶旁边停着一辆套好的雪橇。这是一辆农民用的非常宽的雪橇，乘坐起来很舒服，上面套着一匹喂得很肥的小黑公马。一个他不认识的小伙子，穿着漂亮的紧腰长外衣，围着马转来转去，拍拍它的两胁，看看马蹄上的距毛。马的毛色光滑，膘肥体壮，同小伙子一样。

　　屋里有喧哗声。他不想偷听，也听不见里面说的是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得放慢脚步，停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听出了科马罗夫斯基、拉拉和卡坚卡的声音。他们大概在靠近门口的头一间屋子里。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同拉拉争论，从她回答的声音里可以听出；她很激动，哭了，一会儿激烈地反驳他，一会儿又赞同他的话。根据某种不明确的迹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科马罗夫斯基此刻正在谈论他，大概是说他是个不可靠的人（“脚踩两只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觉得），不知道谁对他更亲近，家庭还是拉拉，拉拉不能信赖他，因为如果信任医生，她就会两头落空，哪一个也得不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屋子。

　　科马罗夫斯基果真站在头一间屋里，穿着一直拖到地的皮袄。拉拉抓着卡坚卡大衣的上端，正在给她扣领钩，可怎么也扣不上。她对女儿发火，喊叫，让她别乱动，别挣扎。可卡坚卡抱怨道：“妈妈，轻点，你要勒死我了。”他们三人都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进门，拉拉和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都争着跑过去迎接他。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啦？我们正需要你呢！”

　　“您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管上次我们互相说了不少蠢话，可您瞧，我不经邀请又来了。”

　　“您好，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了？听他说什么，赶快替自己和我作出决定吧。没有时间了。赶快决定吧。”

　　“咱们干吗站着？坐下吧，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怎么半天没见我，上哪儿去了？拉罗奇卡，你不是知道嘛！我去运劈柴，然后照料马。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请您坐下。”

　　“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你怎么没显出惊讶？咱们曾经懊悔过这个人走了，咱们没接受他的建议，可他现在就在你面前，而你却不感到惊讶。他带来的新消息更惊人。请您把新消息告诉他，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我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指的是什么消息，我想说的是下面的几句话。我故意散布流言，说我已经走了，可我又留了几天，为了给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时间重新考虑咱们谈过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也许不会作出过于轻率的决定。”

　　“但不能再推迟了。现在是离开的最好时机。明天一早——还是让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自己对你说吧。”

　　“等一下，拉罗奇卡。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干吗不脱皮袄呢！脱掉外衣，咱们坐一会儿。谈话并不是严肃的事嘛！怎么能马上决定呢。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咱们的争吵触及灵魂中某些敏感的地方。分析这些私事既可笑又不方便。我从未考虑过跟您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情况不同。当我们在罕见的环境中所担心的并不是一回事儿的时候，我们才醒悟到，我们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各有各的命运。我认为拉拉应当，特别是为了卡坚卡，更为认真地考虑您的计划。而她也正是不停地这样做的，一次又一次地考虑接受您的建议的可能性。”

　　“但条件是你必须一起走。”

　　“我同你一样难以想象咱们的分手，但也许要强迫自己作出牺牲。因此，根本不用谈我走的问题。”

　　“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先听听他说。明天清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大概指的是我带来的消息，这些消息我已经告诉她了。尤里亚金的铁道线上停着正在生火的远东政府的专列。它昨天从莫斯科开来，明天又要向前开。这是我们交通部的火车。它的一半车厢是国际卧车。

　　“我必须乘这列火车走。他们为我邀请的工作助手留了座位。我们的旅行将会非常舒适的。这种机会不会再有。我知道您不会信口开河，不会改变您拒绝跟我们走的打算。您是个不轻易改变决定的人，这我知道。可您还得为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改变您的决定。您听见了，没有您她不走。跟我们一起走吧，即使不到海参成，到尤里亚金也行呀。到了那儿再说。这样就得赶快动身。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带来一个人，我自己驾不好雪橇。我这辆无座雪橇装不下五个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在您这儿，您刚才说用它拉过劈柴。它还没卸下来吧！”

　　“木，我把马卸了。”

　　“那就赶快再套上。我的马车夫会帮您的忙。不过，算了。让您的雪橇见鬼去吧。咱们一起对付着坐我的雪橇。您可得快点。带上手头必不可少的东西。房子不锁算了。得拯救小孩生命，而木是替房子去配钥匙。”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您跟我说话的口气仿佛我答应跟您走了。你们走你们的吧，如果拉拉这样想走的话。你们用不着担心房子。我留下，你们走后我把它打扫干净，安上领。”

　　“你说的是什么呀，尤拉？你明摆着胡说八道。你自己也不相信你所说的话。什么‘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决定了的话’？你心里明明非常清楚，你不一起走的话，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那又何必说这种话呢：‘我打扫房子，剩下的一切都归我管。”’“这么说您毫不动摇了。那我对您有另外一个请求。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在意的话，我想单独同您说两句话。”

　　“可以。如果如此必要的话，请上厨房里去吧。你不反对吧，拉里莎？”

　　“斯特列利尼科夫被捕了，判处极刑，判决已执行。”

　　“太可怕了。难道是真的吗？”

　　“我是这样听人说的，并且相信是真的。”

　　“别告诉拉拉。她听了会发疯的。”

　　“那当然。因此，我才把您叫到另一间屋子里来。枪毙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她和女儿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了。帮助我拯救她们吧。您断然拒绝同我们一起走吗？”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当然如此。”

　　“可是没有您她不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我要求您从另一个方面帮助我。您假惺惺地在话里表露出准备让步，装出您可以说服的样子。我无法想象你们分别的情景。不论在当地还是在尤里亚金车站，如果您真去送我们的话。必须让她相信您也走。如果不马上同我们一起走，那就过一段时间，等我再为您提供新的机会，您答应利用那次机会。您一定要向她发个假誓。但对我来说并不是空话。我以人格向您担保，只要您一表示离开的愿望，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您从这里弄到我们那儿去，然后再把您送到您想去的地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必须相信您给我们送行。您必须让她绝对相信这一点。比如您假装跑去套马，劝我们马上离开，不必等您套好马，然后您在路上赶上我们。”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被枪决的消息使我震惊，我无法平静下来。我听您的话很费劲儿。但我同意您的看法。按照现今的逻辑，镇压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卡佳便有生命危险。我们两人当中必定有人被捕，反正我们仍然得分开。倒不如让您把我们分开好。您把她带走，越远越好，带到天涯海角。现在，我对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切都照您的意思办。我大概支撑不住了，得抛弃自己的骄傲和自尊，顺从地匍匐到您的脚前，从您的手中接受她、生命和通向自己家人的海路——自己的生路。但让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分析一下。您告诉我的消息使我太吃惊了。我被痛苦所压倒，它夺去我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如果屈从您，我会犯一个命中注定无法弥补的错误，为此而一生担惊受怕，但在痛苦使我的神智渐渐衰弱和模糊的时刻，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机械地附和您，盲目而懦弱地服从您。好吧，我做出准备走的样子，为了她的幸福，向她宣称我去套马，追赶你们，可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只剩下一点小事了。你们怎么走呢，天马上就黑了？道路穿过树林，到处都是狠，您当心点！”

　　“我知道。我带着猎枪和手枪呢。您不用担心。我还顺便带了点酒精，以备天太冷的时候喝。我带了不少，您要不要留一点？”

　　“我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我把她送走了，舍弃了，让步了。跑着去追他们，赶上他们，把她接回来。拉拉！拉拉！

　　“她听不见。风朝相反的方向刮。他们大概大声说话呢。她有一切理由快乐和平静。她受了骗，不知道自己处于何等的迷怅中。

　　“这大概是她的想法。她这样想：一切都办得再好不过，完全合她的心意。她的尤罗奇卡，幻想家和固执的人，感谢造物主，终于软了下来，同她一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到比他们聪明的人那儿去，生活在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下。万一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坚持到底，明天固执地不肯上他们的火车，那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也会派另一辆车来接他，不久就会开到他们那儿去。

　　“他现在当然已经在马厩里，着急和激动得双手发抖，笨手笨脚地套雪橇，马上在他们后面飞快地赶来，在田野上他们尚未进入树林之前便能赶上他们。

　　“她大概正是这样想的。他们甚至没好好告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挥了挥手便转过身去，拼命吞下堵住喉咙的痛苦，好像被一块苹果噎住了。”

　　医生一只肩膀上披着皮袄站在台阶上。没被皮袄的那只手使劲摄门廊下面的花纹柱颈，好像要把它掐死。他全神贯注于旷野中远方的一个小黑点上。那儿的道路爬上一段山坡，在几株单独生长的白杨树中间显露出来。这一刻斜阳的余晖正落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刚刚隐没在凹地中的飞驰的雪橇马上就要出现在这块阳光照耀的空地上了。

　　“永别了，永别了！”医生在雪橇出现之前无声地、麻木地重复着，把这些微微颤抖的声音从胸中挤到傍晚的严寒空气中。“永别啦，我永远失去的唯一的爱人！”

　　“他们出现了！他们出现了！”当雪橇从凹地飞也似的驶出，绕过一棵棵白杨树，开始放慢速度，令人高兴地停在最后一棵白杨树旁的时候，他发白的嘴唇冷漠而急切地说。

　　嗅，他的心跳得多厉害，跳得多厉害，两条腿发软。他激动得要命，浑身软得像从肩上滑下来的毡面皮袄！“嗅，上帝，你仿佛要把她送回到我的身旁？那儿出了什么事？那儿在干什么，在那遥远的落日的水平线上？该当如何解释？他们干吗停在那儿？不，完了，他们又向前奔驰了。她大概请求停一下，再次向他们住过的房子看上一眼，向它告别。也许她想弄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否已经出发，正飞快地追赶他们？走了，走了。

　　“如果来得及，如果太阳不比平时落山早（在黑暗中他看不清他们），他们还会闪现一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了，在峡谷那一边的空地上，前天夜里狼呆过的地方。”

　　而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来到了。维紫色的太阳又一次显现在雪堆的蓝色线条上。雪贪婪地吮吸太阳洒在它上面的凤梨色的光辉。瞧，他们出现了，飞驰而过。“永别了，拉拉，来世再见面吧，永别了，我的美人，永别了，我的无穷无尽的永恒的欢乐。”现在他们消失了。“我这一生永远、永远、永远也见不到你啦。”

　　这时天已黑了。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倏然褪色，黯然消失。柔和的淡灰色旷野沉入紫色的暮震中，颜色越来越淡。在淡紫色的、仿佛突然暗淡下来的天空中用手描绘出的大路上白杨树镶了花边的清晰轮廓，同灰漾漾的薄雾融合在一起。

　　心灵的悲伤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感觉变得异常敏感。他捕捉周围的一切比过去清晰百倍。周围的一切都具有罕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连空气也包括在内。冬天的夜晚，像一位同情一切的证人，充满前所未有的同情。仿佛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黄昏，而今天头一次，为了安慰陷入孤独的人才变黑了似的。环绕着山峦的背对着地平线的树林，仿佛不仅作为这一地带的景致生长在那里，而是为了表示同情才从地里长出来安置在山峦上的。

　　医生几乎要挥手驱散这时刻的美景，仿佛驱散一群纠缠人的同情者，想对照在他身上的晚霞说：“谢谢。用不着照我。”

　　他继续站在台阶上，脸对着关上的门，与世界隔绝了。“我的明亮的太阳落山了。”他心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他无力把这几个字按顺序吐出来，因为喉头抽搐，一阵阵发疼，使它们时刻中断。

　　他走进屋子，心里开始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白：对自己本人的枯燥的、虚假的事务性的独白和对拉拉的冗长的、漫无边际的独白。他是这样想的：“现在上莫斯科去。第一件事是活下去。不要失眠。不要躺下睡觉。夜里写作到头脑发昏，直到疲倦得不省人事。还有件事。马上生好卧室里的炉子，别冻死在今天夜里。”

　　可是，他另外又对自己说：“我永生永世忘不了的迷人的人儿。只要我的肘弯还记着你，只要你还在我怀中和我的唇上。我就同你在一起。我将在值得流传的诗篇中哭尽思念你的眼泪。我要在温柔的、温柔的、令人隐隐发疼的悲伤的描绘中记下对你的回忆。我留在这儿直到写完它们为止。我将把你的面容描绘在纸上，就像掀起狂涛的风暴过后，溅得比什么都有力、比什么都远的海浪留在沙滩上的痕迹。大海弯曲的曲线把浮石、软木、贝壳、水草以及一切它能从海底卷起的最轻的和最无分量的东西抛到岸上。这是无穷尽地伸向远方的汹涌澎湃海浪的海岸线。生活的风暴就是这样把你冲到我身边，我的骄傲。我将这样描绘你。”

　　他走进屋里，锁上门，脱下皮袄。当他走进拉拉早上细心打扫过、匆忙离开时又都翻乱的房间，看见翻乱的床铺、乱堆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东西的时候，他像小孩一样跪在床前，胸口紧贴着坚硬的床沿，把脸埋在垂下来的羽毛褥子里，像孩子似的尽情哭起来。但他哭的时间并不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站起来，急忙擦掉眼泪，用惊奇的、心不在焉的疲惫眼光把周围打量了一遍，拿出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瓶，打开瓶塞，倒了丰杯酒精，掺了水，又加了点雪，有如他刚刚流过的、无法慰藉的眼泪，开始急煎煎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这种混合物来，并且喝得津津有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上发生了古怪的变化。他渐渐丧失了理智。他还从未有过这种古怪的生活。他不订扫房间，不再关心自己的饮食，把黑夜变成白天。自从拉拉走后他已经忘记了计算时间。

　　他喝掺水的酒精，写献给她的作品。但他的诗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他的不断涂改和换词，同真正的原型，同银卡佳一起正在旅途中行驶的卡坚卡的活生生的妈妈，相去越来越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做的这些删改，出于表达准确和有力的考虑，但它们也符合内心克制的暗示，这暗示不允许他过分坦率地披露个人的感受和并非臆造的过去，唯恐伤害或冒犯同他写出的和感受的一切直接有关的人们。这样，血肉相关的热气腾腾的和尚未冷却的东西便从诗中排除了，而代替淌血和致病的是平静之后的广阔，而这种广阔把个别的情形提高到大家都熟悉的空泛的感受上去了。他并未追求过这个目的，但这种广阔，自动而来，像行驶中的拉拉从路上向他致以慰问，像她遥远的致意，像她在梦中的出现或者像她的手触到他的额头。他喜欢诗中的这种使人精神高尚的印痕。

　　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与自己各个时期有关的各种事物，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涂沫的东西加了一遍工。像他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

　　他又想到，对历史，即所谓历史的进程，他与习以为常的看法完全木同。在他看来，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的阔叶树林光裸的枝条干瘪可怜，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毛。春天，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高人云霄，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种变化是运动的结果，植物的运动比动物的运动急剧得多，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快，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不能罩住它，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

　　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统治者和统帅们所起的创始者的作用，但他没有把这种看法贯彻始终。他想的正是这些，但未能清楚地说出来。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他在痛哭拉拉的时候也为很久之前在梅留泽耶沃度过的夏天哭泣。那时革命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干，但都一味肯定最高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

　　他在删改各式各样旧作时，又重新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艺术是永远为美服务的，而美是掌握形式的一种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有机契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存在就必须具有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这些想法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幸福，那种悲剧性的和充满眼泪的幸福，他的头因之而疲倦和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看过他。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告诉他安季波娃带着女儿同科马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经过。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手摇车来的。他责骂医生没把马照料好，把马牵走了，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宽限三四天。他答应三四天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带他永远离开瓦雷金诺。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沉浸在写作中的时候，会忽然极为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涌起一股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在童年的时候，在夏天富饶的大自然中，在鸣禽的啼啥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如此习惯于拉拉、听熟了她的声音的听觉现在有时竟会欺骗他。他有时产生幻觉，仿佛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

　　这一星期里他还产生过别的幻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子下面有龙穴，马上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峡谷底被火光照亮，啪地响了一声，有人放了一枪。奇怪的是，发生了这种不平常的事之后，不到一分钟医生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这就是那夜之后一天所发生的事。医生终于听从了理智的声音。他对自己说，如果打定主意一定要弄死自己，他可以找到一种更为有效而痛苦更少的办法。他暗自发誓，只要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来接他，他马上就离开这里。

　　黄昏前，天还很亮的时候，他听见有人踏雪的咯吱咯吱声。有人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子朝住宅走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定坐雪橇来。荒芜的瓦雷金诺没有过路的人。“找我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确定。“传唤我回城里。要不就是来逮捕我。但他们用什么把我带走呢？他们必定是两个人。这是米库利钦，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他觉得他从脚步声认出了来的客人是谁，便高兴起来。暂时还是谜的那个人，停在扯掉插销的门旁，因为没在门上找到他所熟悉的锁，但马上又迈着自信的步子向前走来，用熟悉的动作，像主人似的打开路旁的大门，走了进来，又小心翼翼地带上门。

　　那人做出这些古怪动作的时候，医生正背对着门口坐在桌前。当他从桌前站起来，转过身去迎接陌生人的时候，那人已经站在门槛上，呆住了。

　　“您找谁？”医生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没有任何意义；当没有听到回答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不感到惊奇。

　　进来的人身体强壮，体格匀称，面容英俊，身着皮上衣和皮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暖和的羊皮靴，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

　　让医生惊讶的只是他出现的那一刹那，而不是他的到来。屋里找到的东西和其他的迹象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这次会面的准备。显然，屋里储备的东西是属于这个人的。医生觉得他的外表很熟，在哪儿见过。来访者好像对于房子里有人也有准备。房子里有人居住并不使他感到特别惊讶。也许他也认识医生。

　　“这是谁？这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拼命回想。“生啊，我究竟在哪儿见过他呢？这可能吗？记不清哪一年的一个炎热的五月早上。拉兹维利耶火车站。凶多吉少的政委车厢。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们已经谈了很久，整整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国人才会这样谈话，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我在这屋中的橱柜里和抽屉里塞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这大概让您感到惊奇了吧？这些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用的军事物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拖到这里来的。生活对我很厚爱，总有对我忠心耿耿的人。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一部分来自捷克军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非常奇怪吧，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不对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立刻告诉您，可现在我要向您承认了。我是到这儿来看她和我女儿的。人家很晚才告诉我，仿佛她们在这儿，所以我来迟了。当我从谣言中听说您同她的关系亲近，并头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些年在我眼前闪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回想起有一次带来让我审问的医生叫这个名字。”

　　“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他毙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放过他这句插话。也许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对话者用插话打断他的独白。他继续心不在焉地说下去：

　　“当然，我嫉妒过她对您的感情，现在还嫉妒。能不这样吗？我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因为东边更远地区我的其他接头的地方都被人发觉了。我受到诬告，必须受军事法庭审讯。其结果不难预测。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产生了等将来环境改变之后再洗清罪名、证实自己无罪的希望。我决定先从他们的视野内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士生活。也许我终将得救。但是，一个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年轻无赖坑害了我。

　　“我冬天步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西方，忍饥挨饿，到处躲藏。我躲藏在雪堆里，在被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停着数不清的空列车。

　　“我在流浪中碰见一个流浪的男孩子，他被游击队判处死刑，同其他死囚排在一起等待处决，但没被打死。他仿佛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缓过气来，恢复了体力，后来像我一样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起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坏蛋，品行恶劣，留级生，由于功课太坏曾被学校开除。”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越详细，医生越清楚地认出了他说的男孩子。

　　“他姓加卢津，叫捷连季吧？”

　　“对了。”

　　“那他说的游击队要枪毙他们的话是真的。他一点都没胡编。”

　　“这个男孩子唯一的长处就是爱母亲爱到极点。他的父亲被人当作人质绑走后便无消息了。他得知母亲被关进监狱，命运将同父亲一样，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搭救母亲。他到县非常委员会自首，并愿意为他fIJ效劳。他们答应免除他的一切罪行，代价是必须供出重要的罪犯。他便指出我藏身的处所。幸亏我防备他叛变，及时躲开了。

　　“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干百次的冒险，我终于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这儿的人都非常熟悉我，最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我，料想我没那么大的胆量。确实，我在附近一家空房子里躲避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寻了我很久。但现在完了。他们在这地盯上了我。您听着，天快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刻！临近了，因为我早就失眠了。您知道这多么痛苦。要是您没点完我所有蜡烛的话——多好的硬脂蜡烛啊，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咱们再谈一会儿吧。咱们一直谈到您挺不住为止，咱们就奢侈一点，点着蜡烛谈一整夜。”

　　“蜡烛都在。我只打开了一盒。我点的是在这儿找到的煤油。”

　　“您有面包吗？”

　　“没有。”

　　“那您是怎么过的？算啦，我问的是傻话。您用土豆充饥。我知道”

　　“是的。这儿土豆有的是。房主有经验，善于储备，知道怎样把土豆埋好。它们在地窖里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坏。”

　　斯特列利尼科夫突然谈起革命来。

　　“这对您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您无法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有一个城市郊区的世界，一个铁路和工人宿舍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对劳动者的凌辱，对女人的凌辱。有被母亲疼爱的儿子、大学生、阔少爷和商人子弟，他们的欢笑和无耻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用玩笑或轻蔑的怒容摆脱开被掠夺一空的、被欺凌和被诱骗的人的诉怨和眼泪。一群登峰造极的寄生虫，他们所得意的仅仅是从不感到为难，没有任何追求，不向世界贡献什么，也不留下什么。

　　“可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尽管除了痛苦外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丝毫没欺侮过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要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然而，我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有责任告诉您一件事。如果您还珍惜生命的话，赶快离开这里。搜捕我的圈子正在缩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牵连到您，咱们谈话的这个事实已经把您牵进我的案子里去了。此外，这儿狼很多，前两天我开枪把它们打跑了。”

　　“啊，原来是您开的枪？”

　　“是我。您自然听见了？当时我上另一个躲藏的处所去，但没走到之前，根据各种迹象断定，那里已经暴露，那儿的人大概都被打死了。我在您这儿呆不长，住一夜明天早上就离开。好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

　　“难道只有莫斯科，只有俄国才有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才有带姑娘乘马车飞驰而过的歪戴着帽子、穿着套带长裤的花花公子？街道，夜晚的街道，～个世纪以来的夜晚的街道，骏马，花花公子，到处都有。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和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

　　“啊，她是女孩子、中学女生的时候多么可爱！您根本无法想象。她经常到她同学住的院子里去，那儿住满了布列斯特铁路职工。那条铁路先前就叫这个名字，后来换了几次名字。我的父亲，现今尤里亚金军事法庭的成员，那时是车站地段的养路领工员。我常到那个院子去，在那儿遇见过她。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在她脸上、眼睛里，已经能够看到警觉的神色，世纪的惊恐。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和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用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您同意吧，这并非小事。这是某种命运，这是某种标志。这本应是与生俱有的，并应享有这种权利。”

　　“您对她的说法太妙了。我那时也见过她，正像您所描绘的那样。中学生的形象同不是儿童的某种神秘的女主角结合在一起了。她在墙上移动的影子是警觉自卫的影子。我见到她时她就是那样的。我记得她那时的样子。您形容得极为出色。”

　　“您见过并且还记得？可您为此做了什么？”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您瞧，整个十九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从赫尔岑算起的几代俄国侨民，所有见诸行动或不见诸行动的企图谋杀沙皇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运动，欧洲议会和大学里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

　　“俄国木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并排站立起来，它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可我干吗对您说这些呢？这一切对您来说不过是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没有意义的音响而已。

　　“为了这个女孩子找上了大学，又为了她当了教师，到我那时从未听说过的这个尤里亚金去任教。我贪婪地读了一大堆书，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以便她一旦需要我帮助时，便能对她有益，出现在她身边。我去打仗，以便在三年夫妻生活后重新占有她的心，而后来，战后，从俘虏中逃回来后，我利用人们认为我已经被打死的讹传，改换名字，全心投身到革命中，以便为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以便过去永远不再返回，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而她们，她和女儿就在附近，就在这里！我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奔向她们跟前，看见她们的愿望啊！但我想把毕生的事业进行到底！现在只要能再见她们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打开了，屋里立刻充满阳光和空气。”

　　“我知道她对您是何等珍贵。但对不起，您知道她爱您爱得多么深吗？”

　　“请原谅。您说什么？”

　　“我说，您是否知道您对她珍贵到何等程度，您是世界上她最亲的人？”

　　“您根据什么这么说？”

　　“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她？对您说的？”

　　“是的。”

　　“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请求是不可能答应的，但如果这不显得轻率的话，如果这在允许的范围内，请您尽可能地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

　　“非常愿意。她把您称为人的典范，她，还未见过一个同您一样的人，唯一真诚到顶点的人。她说，如果在世界的尽头再次闪现出她和您共同居住过的房子，她不论从什么地方，哪怕从天边爬也要爬到房子跟前。”

　　“请原谅。如果这不涉及某些对您来说不可涉及的事的话，请您回想一下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些话？”

　　“她打扫这间房子的时候、然后到院子里抖地毯的时候。”

　　“对不起，哪一张？这儿有两张。”

　　“那张大点的。”

　　“她一个人拿不动。您帮她拿了吧？”

　　“是的”

　　“你们俩各抓住地毯的一头，她身子向后仰，两只手甩得高高的，像荡秋千一样，掉过脸躲避抖出来的灰尘，眯起眼睛哈哈大笑？我说得不对吗？我多么熟悉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往一块靠拢，先把笨重的地毯叠成两折，再叠成四折，她还一边说笑话，做出各种怪样。我说得不对吗？说得不对吗？”

　　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走向不同的窗口，向不同的方向张望。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前，抓住他的手，把它们按在自己胸上，继续像先前那样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对不起，我明白，我触到你隐藏在心中最珍贵的角落了。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详细地问您呢。千万别走开。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自己很快就走。请您想想，六年的别离，六年难以想象的忍耐。但我觉得自己并未赢得全部自由。于是我想先赢得它，那时我便全部属于她们，我的双手便解开了。但是我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住。您是她亲近的人。也许您有朝一日还能见到她。不，我在请求什么呢？这是发疯。他们将把我抓住，不让我分辩，马上朝我扑过来，又喊又骂地堵住我的嘴。我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干吗？”

　　他终于睡了个好觉。许久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一躺下便睡着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留在他那儿过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他安顿在隔壁的房间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夜里醒了，翻个身，把滑到地板上的被子拉好，在这短暂的时刻，他感到了酣睡的舒畅，马上又香甜地睡着了。后半夜他开始做短梦，梦见的都是他童年时的事，一会儿梦见这个，一会儿又梦见那个，清晰，有很多细节，真不像做梦。

　　比如，梦见墙上挂着一幅她母亲画的意大利海滨水彩画，绳子突然断了，掉在地板上，摔碎玻璃的声音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大概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姓斯特列利尼科夫，像酒神所说的那样，又在舒契玛吓唬狼了。不，别瞎说了。明明是画框子从墙上掉下来。它掉在地板上，玻璃摔碎了。他确信不疑之后又回到梦中。

　　他醒来后感到头疼，因为睡得时间太长了。他没马上明白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世界。

　　他突然想起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在我这儿过夜呢。已经晚了。该穿衣服了。他大概已经起来，要是还没起来，就叫醒他，煮咖啡，一块喝咖啡。”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没有任何回答。“还睡呢。睡得可真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走进隔壁的房间，桌上放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皮军帽，可他本人却不在屋里。“大概散步去了，”医生想道，“连帽子都不戴。锻炼身体呢。今天应当结束在瓦雷金诺的生活了，回城里去。可是晚了。又睡过头了。天天早上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好炉子，提起水桶到井边打水。离台阶几步远的地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横躺在路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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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结局

　　只能讲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了。这段时间他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迫退，渐渐丧失医生的知识和熟练技巧，也逐渐失掉写作的才能。有一个短时期，他从抑郁和颓丧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振作精神，恢复先前的活力，但不久热情便消失了，他又陷入对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木关心的状态中。这些年他早就有的心脏病发展得很严重，其实他生前就诊断出自己有心脏病，但却不知道它的严重程度。

　　他在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回到莫斯科，这是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他比从游击队回到尤里亚金的时候还要瘦弱，还要孤僻，脸上的胡子也更多。路上，他又渐渐把值钱的衣物脱下来换面包和破烂衣服，免得赤身露体。这样他又吃完了第二件皮袄和一套西装，当他出现在莫斯科大街上的时候，只剩下一顶灰皮帽、～副裹腿和一件破士兵大衣，这件所有扣子都拆了下来的大衣变成犯人穿的发臭的囚农了。他穿着这身衣服同挤满首都广场、人行道和车站的数不清的红军士兵没有任何区别。

　　他不是一个人走到莫斯科的。一个漂亮的年轻农民到处跟着他，这农民跟他一样，也穿着一身士兵服装。他的这身打扮出现在莫斯科幸存的几家客厅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童年便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的人还记得他，让他们进门，打听他们回来后洗过澡没有——斑疹伤寒仍然很猖獗；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刚到的那几天，那里的人便向他讲述了他的亲人们离开莫斯科到国外去的情形。

　　他们怕见人，由于极端羞涩，如果做客的时候无法沉默，还得参加谈话的话，他们便尽量避免单独前去做客。每当熟人聚会的时候，通常出现两个又高又瘦的人，他们躲进某个不引人注目的墙角，不参加别人的谈话，默默地度过一个晚上。

　　这个穿着破旧的衣服、高大瘦弱的医生，在年轻的伙伴陪同下，很像民间传说中探求真理的人，而他经常的伴随者像一个听话的、对他愚忠的信徒。可这年轻的伙伴是谁呢？

　　靠近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路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乘火车抵达的，但前面的一大半路是走过来的。

　　他沿途看到的农村景象，一点也不比他从游击队里逃出时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所看到的景象好。只是那时是在冬天穿过俄国最远的地方，现在是夏末秋初，气候温暖干燥，走起来方便得多。

　　他所经过的一半村庄荒无人烟，仿佛敌人征讨过一样，土地被遗弃了，庄稼无人收割，这也真是战争的后果，内战的后果。

　　九月末的两三天，他一直沿着陡峭的河岸走。迎面流过来的河水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右边穿过。他的左边，从大路一直伸展到难聚着云彩的天边，是一片未曾收割的田野。田野常常被阔叶树林隔断，其中大部分是柞树、榆树和械树。树林沿着深峪一直延伸到河边，像峭壁或陡坡一样截断道路。

　　在没有收割的田野里，熟透的黑麦穗散裂开，麦粒撒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捧了几捧塞在嘴里，用牙齿费劲地磨碎，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能用麦粒熬粥的时候，便生吞它们充饥。肠胃很难消化刚刚嚼碎的生麦粒。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生中从未见过暗褐色的、发乌的旧金子颜色的黑麦，通常收割的时候，它的颜色要谈得多。

　　这是一片没有火光的火红色的田野，这是一片无声呼救的田野。已经进入冬季的广阔的天空，冷漠而平静地从天边把它们镶嵌起来，而在天上不停地飘动着长条的、当中发黑两边发白的雪云，仿佛从人脸上掠过的阴影。

　　而一切都在有规律地慢慢移动。河水在流动。大路迎面走来。大路上走着医生。云层沿着他行进的方向移动。就连田野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有什么东西沿着田野移动，碰得田野里的庄稼仿佛也不停地微微蠕动，让人感到一阵厌恶。

　　自古以来，田野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老鼠。医生还没走出田野，天便黑了，每当他不得不在某个地界旁边过夜的时候，老鼠便从他身上和手上跑过，穿过他的裤子和衣袖。白天，它们成群结队地在脚底下跑来跑去，要是踩到它们，它们就变成一滩动弹、尖叫、滑溜的血浆。

　　村里的长毛看家狗变成可怕的野狗，彼此不时交换眼色，仿佛商量什么时候朝医生扑过去，把他撕成碎片。它们成群地跟在他后面，同他保持较远的距离。它们以尸体为食，但也不嫌弃田野里成堆的老鼠。它们从远处望着医生，信心十足地跟在他后面，一直在等待着什么。奇怪的是它OJ不进树林，医生接近树林的时候，它们便渐渐落在后面，向后转去，终于消失了。

　　树林和田野当时形成强烈的对比。田野没有人照料变成孤儿，仿佛在无人的时候遭到诅咒。树林摆脱了人自由生长，显得更加繁茂，有如从监狱里放出的囚犯。

　　平时人们，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不等核桃长熟，青的时候就把它fll打下来。现在，山坡上和山谷里的核桃树挂满没人触动过的木平整的金色叶子，仿佛经过风吹日晒，落上灰尘，变得粗糙了。树叶中间挂满一串串撑开的、仿佛用绳结或飘带系在一起、三个或四个长在一起的核桃。核桃熟了，尽管还缀在树上，仿佛马上就会从树枝上落下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路上不停地喀吧喀吧地咬碎核桃。他的衣袋和背囊里都塞满核桃。一星期之内核桃是他的主要粮食。

　　医生觉得，在他眼里田野患了重病，在发烧说呓语，而树林正处于康复后的光润状态。上帝居住在树林中，而田野上掠过恶魔嘲讽的笑声。

　　就在这几天，在这段路程中，医生走进一座被村民所遗弃的、烧得精光的村庄。火灾之前，村子里只盖了一排靠近河这面大路的房子。河的那一面没盖房子。

　　村子里只剩下几间外表熏黑、里面烧焦的房子。但它们也是空的，没有住人。其他农舍化为一堆灰烬，只有几只熏黑的烟囱向上翘着。

　　河对岸的峭壁上挖满了坑，那是村民们挖磨盘石的时候留下来的，先前他们靠招磨盘石为生。三块尚未凿成的磨盘堆在残留下来的一排农舍中的最后一家农舍对面。它像其他农舍一样也是空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这间农舍。傍晚很寂静，但医生刚一跨进门，便像有一阵风刮进农舍。堆在地板上的干草屑和麻絮四外飞扬，搭拉下来的糊墙纸来回摇晃。农舍里的一切都动起来，沙沙作响。老鼠尖叫着四下逃窜，这里的老鼠同其他地方一样，成群成堆。

　　医生走出农舍。田野尽头的太阳渐渐落下去。落日的余辉映照着对岸，岸上孤零零的几株树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当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跨过大路，在草地上的一个石磨盘上坐下来休息。

　　从峭壁下边伸出一个长了一头淡黄头发的脑袋，然后是肩膀，然后是两只手。有人从那里提了满满一桶水爬上来。那人一看见医生便停下来，从峭壁上露出半个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吗？你别碰我，我也不动你。”

　　“谢谢。让我喝点水。出来吧，别害怕。我干吗要碰你呢？”

　　从峭壁后面爬出来的提水人原来是个少年。他光着脚，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

　　尽管医生说话和蔼，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着医生。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满希望地激动起来。他激动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医生扑过去，但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喃喃地说道：

　　“不可能，决不可能，大概是做梦吧。对不起，可是同志，请允许我问一声。我觉得您确实是个熟人。对啦！是呀！医生叔叔！”

　　“可你是谁？”

　　“没认出来？”

　　“没有。”

　　“从莫斯科出来的时候，咱们坐的是同一辆军用列车，在同一个车厢里。赶我们去做劳工。有人看押。”

　　这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医生跟前，吻着医生的手哭起来。

　　遭水灾的地方原来是瓦夏的老家韦列坚尼基镇。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当村子被洗劫并被放火烧毁的时候，瓦夏藏在凿出的石洞里，可母亲以为他被带进城里，急得发了疯，跳进佩尔加河里淹死了。现在，医生和瓦夏正坐在这条河的岸上谈话。瓦夏的姐妹据说在另一个县的保育院里。医生带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诉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许多可怕的事。

　　“地里撒的是去年秋天种的庄稼。刚种完就遭了难。波利哑姨妈刚走。您还记得那个帕拉莎姨妈吗？”

　　“不记得了。我根本不认识她。她是谁呀？”

　　“您怎么会不认识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们坐的是一趟火车。那个佳古诺娃。什么事儿都挂在脸上，长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个老是编辫子解辫子的女人？”

　　“辫子，辫子！对啦！一点不错。辫子！”

　　“懊，想起来啦。等等。后来，我在西伯利亚一座小城市里的街上遇见过她。”

　　“真有这回事儿！是帕拉莎姨妈吗？”

　　“你怎么啦，瓦夏？你干吗像发疯似的摇我的手？小心别摇断了。别像大姑娘似的满脸通红。”

　　“她在那儿怎么样？赶快告诉我，快点。”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身体很健康。她说起过你们。我记得好像她在你的家里住过或做过客。可也许我记错了。”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在我们家，在我们家。妈妈像亲妹妹那样爱她。不声不响，爱干活，手很巧。她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家里充满欢乐。村里的人把她从韦列坚尼基镇挤走了，说了她很多坏话，让她不得安宁。

　　“村里有个人叫长脓疮的哈尔拉姆。他追求过波利姬。他没鼻子，最爱说人坏话。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为这件事恨上了我，说了我和波利哑的很多坏话。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们就从此开始倒霉了。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出了件凶杀案。一个孤单的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树林子里被人杀死了。她一个人住在树林子里。她爱穿带松紧带的男人皮鞋。她家门口锁着一条凶狗，锁链够得着房子的周围。那条狗叫‘大嗓门’。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用不着帮手。好了，谁也没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妇还没刨土豆呢。她上韦列坚尼基镇找人帮忙。‘帮帮忙吧。’她说，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钱也行。’

　　“我自告奋勇帮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儿的时候，哈尔拉姆已经在那儿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儿去不可。她没告诉我。可是，也不能为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两人一块儿干活。在最坏的天气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烂泥。刨呀，刨呀，点燃了土豆秧，用热烟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们公平地算了账。她打发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找我，让我以后再来，要不就留下不走。

　　“过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说，‘让多余的土豆被人没收，被国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瞒你。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冬天到了。一个人干不了。给我挖个坑，我不会亏待你。咱们烤干了，倒进去。’

　　“我给她挖了个坑，为了藏得严实，挖得下边宽，出口窄，像个瓦罐。坑也用烟熏干、熏热。那天正刮着暴风雪。把土豆藏好，盖上土，该做的都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当然没对任何人说起挖坑的事，对妈妈和妹妹们都没说。决不能干那种事呀！

　　“就这样，刚过了一个月，她家就被人抢了。从布依斯科耶村来的人经过那里，他们说，大门敞开，全部东西被洗劫一空。寡妇不见了，那只名叫‘大嗓门’的狗挣脱了锁链，跑了。

　　“又过了些日子。到了新年前后，圣诞节前，冬天头一次解冻的日子，下起了暴雨，冲净了土丘上的雪，融化到地面。‘大嗓门’跑来了、用爪子在露出的地面上刨起来。那儿便是埋土豆的坑。它扒开湿地，往上刨土，刨出穿着系松紧带皮鞋的女主人的脚。你瞧多可怕！

　　“韦列坚尼基镇的人都可怜寡妇，为她祈祷。谁也不怀疑哈尔拉姆。又怎么会往他身上想呢？怎么可能呢？倘若是他干的，他哪儿来的胆子留在韦列坚尼基镇，在镇子里大摇大摆地走呢？他早跑得离我们远远的了。

　　“村子里好闹事的富农对行凶的事很开心。他们要把村子搅乱。瞧吧，他们说，城里人干的好事。这是对你们的教训，惩罚。别藏面包，理土豆。他们这群混蛋反复说，树林子里有强盗，仿佛看见小村子里来了强盗。实心眼的人们！你们别再听信城里人的话了。他们这是要给你们厉害看呢，饿死你们。要是愿意村子好的话就跟我们走。我们教会你们长点脑子。他们把你们用血汗挣来的东西夺走，查封，你们呢，就把余粮藏起来，连一粒多余的麦子都没有。如果出事就拿起耙子。谁反对村社就当心点。老家伙们吵吵开了，吹牛，聚会。好搬弄是非的哈尔拉姆要的就是这些。他把帽子往怀里一揣就进城了，到了那儿一报告。你们知道村里在干什么吗？可你们坐在这儿子看着？需要成立贫农委员会。发话吧，我马上就把兄弟同兄弟划分开。可他自己从我们村里跑了，再没露过面。

　　“后来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谁都没暗中使坏，谁都没有错儿。从城里派来红军战士。设立了巡回法庭。头一个审问的便是我。哈尔拉姆散布了我很多坏话，说我逃跑过，逃避劳役，煽动村里人暴动，杀死了寡妇。把我锁了起来。幸亏我撬开地板，溜走了，藏在地下的山洞里。村子是在我头上烧的——我没看见。就在我头上，我亲娘跳进冰窟窿里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们分给红军战士一座单独住宅，招待他们喝酒，把他们灌得烂醉如泥。夜里木小心烧着了房子，把临近的房子也引着了。村里的人，谁家房子着了火，都逃了出去，外来的人，虽然没人放火烧他们，却明摆着都一个个活活烧死。谁也没把遭了火灾的韦列坚尼基镇的人从烧焦的房子里赶走。他们害怕再出什么事自己逃走了。黑心的富农们又散布谣言，十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毙。我爬出来的时候一个人也没碰见，都跑光了，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流浪呢。”

　　医生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走到莫斯科。天气晴朗而温暖。照耀着救世主大教堂的阳光，洒在铺着四角石块、石块缝隙里长出杂草的广场上。

　　取消了禁止私人经营的命令，允许严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只限制在旧货市场上进行旧货交易。它们只在规模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极小规模的贸易助长了投机活动，造成人们舞弊。生意人的这种小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没增加任何新东西，对缓和城市的物资辰乏毫无益处。这种无意义的十几次的倒卖却使有的人发了财。

　　几个极其简陋的图书室的所有者，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运到某一个地方。他们向市苏维埃申请开设一家合作书店，并请求批给他们开业场地。他们获准使用革命最初几个月便关了门的空闲的鞋店仓库和花店暖房，便在它们宽阔的屋顶上出售他们所搜集到的几本薄书。

　　教授夫人们先前在困难的时候违背禁令，偷偷出售烤好的白圆面包，现在则在这些年一直被征用的自行车修理铺公开出售。她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接受了革命，说话的时候用“有这么回事”代替“是的”或“好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莫斯科后说：

　　“瓦夏，你该干点事儿。”

　　“我觉得我该念书。”

　　“那还用说。”

　　“我还有个理想，凭记忆把我母亲的模样画出来。”

　　“那太好了。可要画先得学会画画。”

　　“我在阿普拉克欣大院里跟叔叔学徒的时候，背着他用木炭画着玩过。”

　　“好吧。祝你成功。咱们试试看。”

　　瓦夏并没有了不起的绘画才能，只有中等的天分，进工艺美术学校倒是完全够格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通过熟人把他安置到先前的斯特罗甘诺夫斯基工艺美术学校的普通班，从那儿又转到印刷系。他在那儿学习石印术、印刷装订技术和封面设计。

　　医生和瓦夏同心协力工作。医生撰写论述各种问题的一印张纸的小册子，瓦夏把它们当作考试项目在学校里印刷出来。书的印数很少，在朋友们新近合资开办的书店里出售。

　　小册子包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哲学思想、医学见解、他对健康和不健康所下的定义、对转变论和进化论的思考、对作为机体生理基础的个性的思考、对历史和宗教的看法（这些看法接近舅舅和西姆什卡的看法）、描述医生所到过的布加乔夫活动地区的随笔，还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写的小说和抒情诗。

　　作品是用通俗的文笔写的，但还远没达到通俗作者所提出的目标，因为书中包括引起争议的见解，这些见解是随意发表的，未经过充分的检验，但又永远是生动而独特的。小册子卖得很快。爱好者很赏识它们。

　　那时一切都成了专业，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一切都有理论研究，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学校。产生了各类思想宫和艺术观念学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半数这样的名不副实的机构中担任医生职务。

　　医生和瓦夏住在一起，一直很要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一处接一处地换了很多住房和半倒塌的角落，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这些地方不是无法居住，就是居住不便。

　　一到莫斯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马上打听西夫采夫街上的！日宅，据他所知，他的亲人路过莫斯科时没到那所住宅里去过。他们被驱逐出境改变了一切。属于医生和他家里人名下的房间里住满了人，他自己的和家里人的东西一件也不剩了。他们见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见到一个可怕的陌生人，连忙躲开。

　　马克尔飞黄腾达，已经不住在西夫采夫街上了。他到面粉镇当房管员去了。按照职务他应当住先前房管员的房子。但他甘愿住在没有地板但是有自来水和一个大俄国炉子的旧门房里。城市所有楼房里自来水和暖气管道冬天都冻裂了，只有门房里暖和，水没冻上。

　　这期间医生和瓦夏的关系疏远了。瓦夏有了很大的长进。他说话和思考完全不像佩尔加河边韦列坚尼基镇上那个蓬头赤脚的男孩子了。革命所宣传的显而易见的真理越来越吸引他。医生所说的那些他不能完全听懂的、形象生动的语言，让他觉得是受到谴责的错误的声音，这种错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因此是模棱两可的。

　　医生到各部门去奔走。他有两件事要办。一是在政治上为自己的家庭平反，并使他们获准回国；一是替自己申请出国护照，以便去巴黎接妻子儿女。

　　使瓦夏感到奇怪的是，这两件事他都办得毫不起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过于匆忙并且过早地认定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过于自信而且几乎是毫不介意地声称，自己今后的种种打算是不会有结果的。

　　瓦夏越来越经常谴责医生。医生并没为他那些不公正的指责生气。但他同瓦夏的关系恶化了。他们终于翻脸分手。医生把他们共同住的房间让给瓦夏，自己搬到面粉镇去住。本领高强的马克尔把斯文季茨基先前住宅顶头的房子隔开让他住，其中包括：不能使用的卫生间，卫生间旁边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和歪斜的厨房，一条快坍塌的过道，还有一条下陷的黑通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搬到这儿来之后便放弃了行医，变成一个邀遏的人，不再同熟人见面，过起穷苦的日子。

　　一个冬天阴沉的星期日。炉子里往外冒黑烟，但烟往没从屋顶上升起，而从通风窗口溢出。尽管禁止使用铁炉子，可大家照旧安装铁炉子上用的生铁烟囱。城市生活尚未走上正轨。面粉镇的居民都蓬头垢面，肮脏不堪，身上长出疖子，冻得感冒。

　　每逢星期日，马克尔·夏波夫全家人都团聚在一起。

　　在凭卡定额分配面包时期，一清早他们便把本区所有住户的面包票在桌子上剪开，分类，点好，按等级卷进纸卷或纸包里，送往面包店，然后，从面包店取回面包，再把面包在桌子上切成碎块，一份份分给本区居民。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传说了。粮食配给制被其他的分配办法所代替。现在，他们正坐在这张桌子前吃午饭。大家围着长桌子吃得津津有味，嚼得耳朵后面的筋不停地动弹，嘴吧略吧喀响。

　　房间当中，宽大的俄国炉子占了门房的一半，高木板床上，红过的被子的被角搭拉下来。

　　入口处前面墙上没上冻的自来水龙头竖在盥洗池上。门房两侧摆着两排凳子，凳子底下塞满装着零碎用品的口袋和箱子。右边放着一张厨桌。桌子上方的墙上钉着一个小橱柜。

　　炉子生着。房里很热。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姬·吉洪诺夫娜站在炉子前面，袖口挽到胳膊肘，用一根长得够得着炉壁的炉叉倒动炉子里的罐子，一会儿放在一堆，一会儿又放得很开，什么时候需要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她的脸上出了一层汗，一会儿被炉子照亮，一会儿又被菜汤的蒸气蒙住。她把罐子挪到一边，从炉子深处夹出馅饼，放在一块铁板上，一下子把它翻了一个个儿，再放回去把另一面烤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提着两只桶走进门房。

　　“祝你们胃口好。”

　　“欢迎您。坐下跟我们一块吃吧。”

　　“谢谢。我吃过了。”

　　“我们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坐下来吃点热乎的，别嫌弃。土豆是用小罐子烤的。馅饼加粥，肉馅的。”

　　“真不吃，谢谢。对不起，马克尔，我老来打水，把你们屋里的热气都放跑了。我想一下子多打点水。我把斯文季茨基家的锌浴盆擦得错亮，想把水盛满，再把大桶盛满。我再进来五次，也许十次，以后便会很久不来打搅你们。对不起，我到你们这儿来打水，除了你们这儿我没地方可去。”

　　“爱打多少打多少，我不心疼。糖浆没有，可水随你要。免费供应，不讨价还价。”

　　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来第三次，打第五桶和第六桶的时候，马克尔的声调已经有些变了，说出另一种话来。

　　“女婿们问我那个人是谁。我说了，可他们不相信。你打你的水，别介意。可别往地上洒水，笨家伙。你瞧门槛上都洒了水。一冻上，你可不会拿铁钉凿下来。把门关严点，蠢东西。从院子里往里灌风。不错，我告诉女婿们你是什么人，可他们不相信。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念书呀，念书呀，可有什么用？”

　　等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来第五趟、第六趟的时候，马克尔皱起眉头：

　　“好啦，再打一次就算了。老弟，你该懂点礼貌。要不是我小女儿马林娜护着你，我才不管你是什么高贵的共济会员呢，早把门镇上了。你还记得马林娜吗？那木是她吗，坐在桌子顶头那个，皮肤黑黑的。瞧，脸红了。‘别欺侮他，’她说，‘爸爸。’谁能碰你呢？马林娜在电报总局当电报员，会说外国话。‘他多可怜呀！’她说。她可怜你极啦，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你没出人头地，难道该怨我不行？不该在危险时候把家扔了跑到西伯利亚去。怪你们自己。你瞧，我们在这儿挨过了饥饿和白军的封锁，没动摇，全家没事儿。自己怪自己吧。东尼姐没保护住，让她到国外流浪。关我什么事。你自己的事儿。我问一声，请别见怪，你要这么多水干什么？没雇你在院子里泼溜冰场吧？你呀，怎么能生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少爷羔子的气呢。”

　　桌子旁边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马林娜不满意地扫了大家一眼，发火了，说起家里人来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她的声音，感到声音奇怪．但没法弄清其中的奥妙。

　　“家里有很多东西要洗，马克尔。得打扫干净。擦地板。我还想洗点东西。”

　　桌子旁边的人惊讶不已。

　　“你说这种话不害臊吗？你开了中国洗衣店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您允许我女儿上您那儿去。她上您那儿去，帮您洗衣服擦地。有穿破的衣服也能帮您缝补。闺女，你别怕他。你不知道，像他这样好的人少有，连苍蝇都不敢欺侮。”

　　“不，您说什么呀，阿加菲娜·吉洪诺夫娜，不用。我决不答应马林娜为我弄得一身脏。她又不是我雇的女工。我自己能对付。”

　　“您能弄得一身脏，怎么我就不能呢？您可真不好说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干吗拒绝呢？要是我非上您那儿去做客，您难道把我轰出来？”

　　马林娜能成为女歌唱家。她的嗓音纯正洪亮，声调很高。马林娜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她的嗓音比说话所需要的有力得多，同马林娜合不到一块儿，具有独立的含意。仿佛从她背后的另一间屋里传过来的。这声音是她的护身符，是保护她的天使。谁也不想侮辱有这种声音的女人，伤她的心。

　　从打水的这个星期天之后，医生同马林娜之间产生了友谊。她常到他那地帮他做家务。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儿，没再回门房去。这样她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因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同头一个妻子离婚。他们有了孩子。马林娜的父母不无骄傲地管女儿叫作医生太太。马克尔抱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同马林娜举行婚礼，也没登记。“你发昏了吧？”妻子反驳他道，“这在安东宁娜还活着的时候哪办得到呢？重婚？”“你自己才是傻瓜呢。”马克尔回敬道，“提东尼娘干什么。东尼娜跟死了一样。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说，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同二十章或二十封信构成的小说里的浪漫史～样。

　　马林娜原谅医生这时变得古怪的脾气和他的堕落，以及意识到自己堕落后的任性，也原谅他把屋里弄得又脏又乱。她忍受他的呼叨、刻薄话和爱发脾气的毛病。

　　她的自我牺牲还不止于此。等到他们由于他的过失而陷入自愿的、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时，马林娜为了不在这种时刻把他～个人丢下，竟扔掉了工作。电报局非常器重她，在她被迫离职后还愿意让她回去。她屈从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幻想，跟他一块儿挨家给人打零工。他们给住在各层楼的房客计件锯木头。某些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财的商人和靠近政府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开始自己盖房，置备家具。有一次马林娜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锯剩的木头小心翼翼地抱进房屋主人的书房，生怕毡鞋把木屑从外面带到地毯上。房屋主人对锯木头的男人和女人毫不理睬，傲慢地沉浸在阅读中。女主人跟他们讲干活条件，支付他们工钱。

　　“这头肥猪专心读的是本什么书？”医生动了好奇心。“他干吗这样拼命地往书上做记号呢？”他抱着劈柴绕过他的写字台时，从看书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摆着瓦夏先前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印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小册子。

　　马林娜和医生住在斯皮里东大街，戈尔东在旁边小布隆纳亚街上租了一间房子。马林娜和医生有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即卡帕卡，六岁多了，不久前诞生的克拉夫吉娜才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气很热。熟人穿过两三条街彼此做客都不戴帽子，不穿上衣。

　　戈尔东的房间建筑得很古怪。它原先是一家时装店的作坊，有上下两个单间。一整块玻璃橱窗从当街的那一面把两个房间嵌在一起。橱窗玻璃上用斜体金字写出裁缝的姓名和他的职业。橱窗里面有一条从楼下通往楼上的螺旋梯。

　　现在这个作坊隔成三个房间。

　　在两层楼之间用木板隔出一道夹层，上面有一个对住房来说显得稀奇古怪的窗户。窗户有一米高，一直伸到地板上。“它遮住了剩下的金字母。从它们之间的隙缝中能看到屋里人的腿，一直看到膝盖。房间里住着戈尔东。日瓦戈、杜多罗夫和马林娜带着孩子们坐在他的房间里。孩子们跟大人不同，从窗外看得见全身。马林娜不久便带着小姑娘们走了。屋里只剩下三个男人。

　　他们正在闲谈，那种夏天老同学之间懒洋洋的闲谈，老朋友们之间的友谊长得已经无法计算了。他们平时怎么闲谈呢？

　　谁要有足够的词汇，谁就能说得和想得自然连贯。只有日瓦戈具备这个条件。

　　他的朋友们缺乏必要的表达手段。他们俩都缺乏口才。他们能够使用的词汇太贫乏，说话的时候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使劲吸烟，挥动着两只手，一连几次重复同一个意思（“老兄，这不诚实；就是说，不诚实；对了，对了，木诚实”）。

　　他们没意识到，他们交谈当中这种过分的紧张情绪毫不表示性格的热烈和开阔，恰恰相反，暴露出它们的不完美和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有教养的教授圈子。他们的一生都在好书、好思想家、好作曲家和那种昨天好、今天好、永远好、就是好的音乐当中度过的。但他们不明白，中等趣味的贫乏比庸俗趣味的贫乏更坏。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们对日瓦戈的种种指责，也并非出于忠于朋友的感情和影响他的愿望，而只不过由于不会自由思想和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谈话罢了。而谈话像一匹撒级的野马，把他们带到他们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他们无法掉转马头，最后必定会撞到什么东西上。他们用全部说教猛烈地冲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他看透了他们兴奋的动机、他们靠不住的关切和他们见解的机械。然而他却不能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嗅，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圈子，还有你们所敬爱的姓名和权威的才华和艺术，是多么不可救药的平庸啊。你们身上唯一生动而闪光的东西是你fIJ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认识我。”怎么能对朋友们坦率到这种程度呢！为了不让他们伤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恭顺地听他们说教。

　　社多罗夫不久前服满了第一次流放的期限，恢复了他暂时被派夺的权利，并获准到大学重新执教。

　　现在，他向朋友们倾吐他在流放期间的内心感受。他是真诚地、毫不虚假地同他们谈的。他的见解并非出于胆怯或其他考虑才说出来的。

　　他说，控诉的理由，在监狱里和出狱后对待他的态度，特别是同侦查员的单独谈话，使他的脑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他作为一个人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之所以授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正是他听得烂熟了的那些话。他同情地向因诺肯季点头，赞同他的看法。打动戈尔东的恰恰是杜多罗夫的话中和感受中的公式化的东西。他把对干篇一律感觉的模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

　　因诺肯季合乎道德的言论符合时代精神。但正是他们那种虚伪行为的规律性和透明度惹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不自由的人总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中世纪，耶稣会教徒往往利用这一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无法忍受的正是苏维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义，把它当成最高成就或像当时所说的，当成“时代的精神天花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避免，同朋友们争吵，把这种感觉也隐藏在心里。

　　但吸引他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是杜多罗夫所讲的有关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因诺肯季的同监难友，一个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个名叫赫里斯京娜的六岁女儿。父亲的被捕以及他以后的命运对她是个打击。“宗教人士”、“被视夺公民权的人”这一类名词对她来说是不光彩的污点。她也许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发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这个污点。这么早就立下这样的目的，并充满不可动摇的决心，使她现在仍然是她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当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热的追随者。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别怪我，米沙。屋子里闷气，街上热。我有点透不过气来。”

　　“你瞧，地板上的通风窗敞开着。对不起，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老忘记你在的时候不该抽烟。房子盖得这么糟，我有什么办法。帮我另找一间房子吧。”

　　“我走啦，戈尔多沙。咱们聊够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亲爱的伙伴们。这可不是我故意扫你们的兴。这是一种病，心血管硬化症。心肌壁磨损得太厉害，磨薄了，总有一天会破裂。可我还不到四十岁呢。我不是酒鬼，也不是放荡的人。”

　　“你做临终祈祷还早着呢。别说傻话了。你还有的活呢。”

　　“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们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况下人们能活过来。这是一种现代病。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到惩罚。因诺肯季，我听你讲到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

　　“我替杜多罗夫打抱不平。你不过不习惯人类的语言罢了。你对它们已经无法领悟了。”

　　“也许如此吧，米沙。可是对不起，你们还是放我走吧。我感到呼吸困难。真的，我不夸张。”

　　“等一下。这完全是托辞。你不给我们一个干脆诚恳的回答，我们就不放你走。你同意不同意你应当转变，改正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你打算做什么？你应当明确你同东尼姬的关系，同马林娜的关系。这可是活人，女人，她们会感觉，会痛苦，而不是随意组合在一起、蔡绕在你脑子里的空灵观念。此外，像你这样的人白白糟蹋自己未免太可耻了。你必须从睡梦和懒散中清醒过来，打起精神，改正毫无根据的狂妄态度。是的，是的，改正对周围的一切所持的不能允许的傲慢态度，担任职务，照旧行医。”

　　“好吧，我回答你们。最近我也常常这样想，因此可以毫不脸红地向你们做某些允诺。我觉得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且解决得相当快。你们会看到的，是的，真的，一切都会变好。我太想活了，而活着就意味着挣扎向前，追求完美，并达到它。

　　“戈尔东，你护着马林娜，像你先前总护着东尼娜一样，我很高兴。可我跟她们并没有不和，跟谁都没吵过架。你起先责备我，她跟我说话用‘您’，我跟她说话用‘你’，她称呼我时带父称，好像我不觉得别扭似的。但这种不自然态度中的深层次的紊乱早已消除，什么隔阂也没有，互相平等。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们又开始从巴黎给我写信了。孩子们长大了，在法国同龄伙伴当中非常快活。舒拉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他上的是初级学校，玛尼娜也要上这所学校。可我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女儿。我不知为何相信，尽管他们加入了法国籍，但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一切都将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完满解决。

　　“从很多迹象来看，岳父和东尼姐知道马林娜和女孩子们。我自己没写信告诉过他们。这些情况大概间接地传到了他们那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受到侮辱，伤了他父亲的感

　　情，他为东尼娜感到痛心。这可以解释为我们五年没通信的原因。我刚回到莫斯科时同他们通过一段时期的信。他们突然不给我写信了。一切都中断了。

　　“不久前我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信，收到所有的人甚至孩子的信。亲切温暖的信。不知道他们的心怎么软了。也许东尼娘发生了什么变化，交了新朋友，愿上帝保佑她。我说不清。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信。可说真的，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走了，不然非被整死不可。再见。”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马林娜跑到戈尔东家里来。家里没有人帮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用被子裹起来，用一只手搂在胸口上，另一只手拉着跟在她身后不肯进来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这儿吗，米沙？”她问道，声音都变了。

　　“难道他昨天晚上没回家？”

　　“没有。”

　　“那准在因诺肯季那儿。”

　　“我上那儿去过了。因诺肯季到学校上课去了。但邻居认识尤拉。他没上那儿去过。”

　　“那他上哪儿去了？”

　　马林娜把裹在被子里的克拉沙放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戈尔东和社多罗夫两天没离开马林娜。他们轮流看护她，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在看护马林娜的间隙还四处寻找医生。他们跑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到过面粉镇和西夫采夫街上的住宅，到他曾任职的思想宫和意识之家打听过，找遍他们知道并有地址的他的所有老熟人，但寻找了半天仍毫无结果。

　　他们没报告民警局，因为不想引起当局对他的注意，尽管他有户口，没判过刑，但在现今的概念中远非模范公民。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报请民警局寻人。

　　到了第三天，马林娜、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不同时间收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信。信里对让他们惊恐不安深表遗憾。他央求他们原谅他，千万放心，并恳求他们不要再寻找他，因为反正找不到他。

　　他告诉他们，为了尽快地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想单独呆一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在新的领域中安定下来，并坚信转变之后不再故态复萌，他便离开秘密的隐蔽所，回到马林娜和孩子们身边。

　　他在信中通知戈尔东，把寄给他名下的钱转交给马林娜。他请戈尔东替孩子们雇个保姆，以便把马林娜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让她有可能再回到电报局工作。他解释道，没把钱直接寄给她，是因为担心汇单上的款额使她遭到抢劫。

　　钱不久就汇到了，其款额超过医生的标准和他的朋友们的经济水平。替孩子们雇了保姆。马林娜重新回到电报局。她一直不放心，但已经习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往的怪癖，终于容忍了他这次的古怪行为。尽管他请求并警告他们不要寻找他，但朋友们和这位他亲近的女人仍然继续寻找他，但同时也渐渐相信了他的预言是不错的。他们没找到他。

　　其实他就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就在他们鼻子底下显眼的地方，在他们寻找的最小的圈子之内。

　　他失踪的那天，黄昏前，天还亮的时候，他走出戈尔东的家，走到布隆纳亚街，向自己的家斯皮里东大街走去的时候，还没走出一百步，便撞上迎面走过来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三年多没见过他了，他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原来，叶夫格拉夫偶然到莫斯科来，刚刚不久。他像往常那样从天而降，什么情况也问不出来，问他什么他都用默默的微笑或笑话岔开。但他绕过生活琐事，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两三个问题，马上弄清他的全部悲伤和麻烦，便在街道狭窄的拐角处，在绕过他们和朝他们走过来的拥挤的人群当中，制定了一个如何帮助并挽救哥哥的计划。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失踪和隐藏起来便是他的主意，他的发明。

　　他在艺术剧院旁边一条那时还叫卡梅尔格尔斯基的街上替他租了一个房间。他供给他钱花，为医生张罗具有广阔科学实践活动的差事，总有一天会把他安置在医院中。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护哥哥。最后，他还向哥哥保证，他的一家在巴黎的不稳定状况终将结束。或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他们那儿去，或者他们回到他这儿来。叶夫格拉夫自告奋勇把这一切办好。弟弟的支持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受到鼓舞。像先前一样，他的势力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不想探索这个秘密。

　　他住的房间朝南。两扇窗户对着对面剧院的屋顶，屋顶后面夏天的太阳高悬在奥霍特内街的上方，街道的石板路被屋顶遮住，阳光照射不到。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房间不仅是工作室，也不仅是他的书房。在这个完全被工作吞没的时期，当堆在桌上的札记本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计划和构思，他构思出的和梦想到的形象悄悄地飘荡在空中的时候，仿佛画室中堆满刚刚开始的、画面对着墙的画稿，这时，医生住的房间便成为精神的宴会厅、疯狂的贮藏室和灵感的仓库。

　　幸好叶夫格拉夫同医院领导的谈判拖了很长时间，上班的日子遥遥无期。正好利用延期上班的时间写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整理先前写过的、现在还能记得的诗篇的片断，还有木知叶夫格拉夫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的诗稿，一部分是他自己抄下来的，一部分不知是什么人重印的。整理杂乱的材料使天生思想杂乱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更加无法集中思想。很快他就扔下了这项工作，从修改尚未完成的作品转向写新作品，沉浸在新鲜的手稿中。

　　他先迅速地打出文章草稿，要像头一次在瓦雷金话那样，写出脑子里涌现出的诗篇片断，开头、结尾或中间，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他的笔赶不上喷涌的思绪，他用速记法记下开头的字母和缩写字，但手还是跟不上思绪。

　　他急忙写下去。每当他的想像力疲倦了，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便在纸边上绘画，用图画鞭策想象力。于是纸边上出现了林间小道和城市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中央竖立着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文章和诗都是同一个题材。它的描写对象是城市。

　　后来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了一则札记：



　　一九二二年我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发现它荒凉，一半已

　　快变成废墟了。它经历了革命最初年代考验后便成为这副

　　样子，至今仍是这副样子。人口减少了，新住宅没有建筑，旧

　　住宅不曾修缮。

　　但即便是这种样子，它仍然是现代大城市，现代新艺术

　　唯一真正的鼓舞者。

　　把看起来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混乱地排列在一起，

　　仿佛出于作者的任性，像象征主义者布洛克、维尔哈伦、

　　惠特曼那样，其实完全不是修辞上的任意胡来。这是印象的

　　新结构，从生活中发现的，从现实中临摹的。

　　正像他们那样，在诗行上驱赶一系列形象，诗行自己扩

　　散开，把人群从我们身边赶走，如同马车从十九世纪末繁忙

　　的城市街道上驶过，而后来，又如二十世纪初的电气车厢和

　　地铁车厢从城市里驶过一样。

　　在这种环境中，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它的虚假的朴实

　　是文学的赝品，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书本里的情形，不是来

　　自农村，而是从科学院书库的书架上搬来的。生动的、自然

　　形成并符合今天精神的语言是都市主义的语言。

　　我住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被阳光照得耀眼的夏天

　　的莫斯科，庭院之间的炽热的柏油路面，照射在楼上窗框上

　　的光点，弥漫着街道和尘土的气息，在我周围旋转，使我头

　　脑发昏，并想叫我为了赞美莫斯科而使别人的头脑发昏。为

　　了这个目的，它教育了我，并使我献身艺术。

　　墙外日夜喧嚣的街道同当代人的灵魂联系得如此紧

　　密，有如开始的序曲同充满黑暗和神秘、尚未升起、但已经

　　被脚灯照红的帷幕一样。门外和窗外不住声地骚动和喧嚣

　　的城市是我们每个人走向生活的巨大无边的前奏。我正想

　　从这种角度描写城市。



　　在保存下来的日瓦戈的诗稿中没有见到这类诗。也许《哈姆雷特》属于这种诗？

　　八月末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加泽特内街拐角的电车站上了开往尼基塔街方向的电车，从大学到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去。他头一天到博特金医院去就职，这所医院那时叫索尔达金科夫医院，这也许木是他头一次上那儿接洽工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运。他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这辆电车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车轮子陷进电车轨道，阻挡电车行驶，便是车底下或者车顶上的绝缘体出了故障，发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电车司机常常拿着扳钳从停住的电车前门上下来，围绕着电车察看，蹲下来钻进车底下修理车轮子和后门之间的部件。

　　倒霉的电车阻挡全线通行。街上已经挤满被它阻挡住的电车，后面的电车还源源不断地开来，都挤在～起。这条长龙的尾巴已经到了练马场，并且还在不断地加长。乘客从后面的车上下来，跑去上前面出事故的那辆电车，仿佛换乘一辆车能占多大便宜似的。炎热的早晨挤满人的车厢又闷又热。在从尼基塔门跑过石板路的一群乘客头上，～块黑紫色的乌云越升越高。快要下暴雨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车厢左边的单人座位上，被挤得贴在窗户上。音乐学院所在的尼基塔街有侧的人行道一直在他眼前。他望着这一侧步行的和乘车的人，一个也没放过，脑子却不由自主地、漫不经心地想着另一个人。

　　一个头戴缠着亚麻布制成的雏菊花和矢车菊花的淡黄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紧身连衣裙的女人，在人行道上吃力地走着，累得气喘吁吁，用手里拿着的一个扁平小包不停地扇自己。她穿着紧身胸衣，热得浑身无力，满脸都是汗，用花边手绢擦着被浸湿的眉毛和嘴唇。

　　她行走的路线和电车轨道平行。修好的电车一开动，便超过她。她有几次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视线中消失。电车再次发生故障停下来的时候，女士赶过电车，又有几次映入医生的眼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中学的算术题，计算在不同时间内以不同速度开动的火车的时间和顺序。他想回忆起通常的演算方法，可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他没想出演算的方法来，便从这些回忆跳到另外的回忆上，陷入更为复杂的沉思中。

　　他想到旁边几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一个靠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想到在生活中不知谁的命运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谁比谁活得更长。他想起某种类似人生竞技场中的相对原则，但他终于思绪紊乱，于是放弃了这种类比。

　　天空打了～个闪，响起一阵雷声。倒霉的电车已经卡在从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到动物园的下坡上了。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过了一会儿又出现在窗外，从电车旁边走过，渐渐走远了。头一阵大雨点落在人行道上、石板路上和那个女士身上。一阵夹带着尘土的风扫过人行道上的树木，刮得树叶翻滚，掀动女士的帽子，卷起她的衣裙，突然又止住了。

　　医生感到一阵头晕，四肢无力。他强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上一下地拼命拉窗户的吊带，想打开车厢的窗户。但他怎么也拉不开。

　　有人向医生喊道，窗户都钉死了，可他正在同头晕作斗争，心里充满惊恐，因此并不认为那是对自己喊叫，也没理解喊叫的意思。他继续开窗子，又一上一下地拽了两三次吊带，猛地往自己身上一拉，突然感到胸中一阵从未有过的剧痛。他马上便明白内脏什么地方被拉伤了，铸成致命的错误，一切都完了。这时电车开动了，但在普列斯纳街上没走几步又停住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超人的毅力摇摇晃晃地挤开站在两排凳子之间的乘客，挤到车的后门口。人们不让他过去，大声责骂他。他觉得涌入的清新空气使他有了精神，也许一切尚未完结，他会好一些。

　　他从后门口人堆里往外挤，又引起一阵骂声、踢瑞和狂怒。他不顾乘客的喊叫，挤出人群，从电车的踏板上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略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

　　响起一片喧哗声，乘客纷纷争着出主意。有几个乘客从后门下来，围住摔倒的人。他们很快便断定，他已不再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人行道上的人也向围着尸体的人群走来，有的人感到安慰，有的人觉得失望，这个人木是轧死的，他的死同电车毫不相干。人越来越多。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眼前，站了～会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会儿旁人的议论，又向前走去。她是个外国人，但听明白了有的人主张把尸体抬上电车，运到前面的医院去，另外一些人说应当叫民警。她没等到他们作出决定便向前走去。

　　穿紫色连衣裙的女士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她已经非常衰老了。十二年来，她～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不久前她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来领取出境护照。那天她到本国大使馆去领取护照，她当扇子扇的东西便是用绸带扎起来的卷成一卷的证件。她向前走去，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了，但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从通向房门的走廊便能看见屋子的一角，那儿斜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具棺材，它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正对着房门。死者的腿紧顶着棺材。这张桌子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前的写字台。屋里没有别的桌子。手稿放过抽屉里，桌子放在棺材底下。枕头垫得很高，尸体躺在棺材里就像放在小山坡上。

　　棺材周围放了许多鲜花，在这个季节罕见的一簇簇丁香，插在瓦罐或花瓶里的仙客来和爪叶菊。鲜花挡住从窗口射进来的光线。微弱的光线透过摆在桌旁的鲜花照在死者蜡黄的脸上和手上，照在棺材的木板上。美丽的花影落在桌子上，仿佛刚刚停止摇曳。

　　那时火葬已经很普遍了。为了孩子们能领取补贴，保证他们今后能上中学和马林娜在电报局的工作不受影响，决定不做安魂弥撒，实行普通火葬。向有关当局申报了。等待有关的代表们到来。

　　在等待他们的时刻，屋里空荡荡的，仿佛是旧房客已经迁出而新房客尚未搬入的住宅。只有向死者告别的人跟着脚小心翼翼的走路声和鞋子木小心蹭地的声音打破屋子的寂静。来的人不多，但比预料的多得多。这位几乎没有姓名的人的死讯飞快地传遍他们的圈子。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曾在不同的时期认识死者，又在不同时期同他失去联系或被他遗忘。他的学术思想和诗歌获得更多的不相识的知音，他们生前从未见过他，但被他所吸引，现在头一次来看他，见他最后一面。

　　在这种没有任何仪式的共同沉默的时刻，在沉默以一种几乎可以感触到的损失压抑着每个人的心的时刻，只有鲜花代替了房间里所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鲜花木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

　　很容易把植物王国想象成死亡王国的近邻。这里，在这绿色的大地中，在墓地的树木之间，在花畦中破土而出的花卉幼苗当中，也许凝聚着我们竭力探索的巨变的秘密和生命之谜。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

　　当死者从他最后居住地运到卡梅尔格斯基大街的寓所时，被他的死讯惊呆了的朋友们陪着被噩耗吓得精神失常的马林娜从大门冲入敞开的房间。她一直无法控制自己，在地板上打滚，用头撞带坐位和靠背的长木柜。在订购的棺材运到、零乱的房间整理干净之前，尸体便停放在木柜上。她哭得泪如雨下，一会儿低声说话，一会儿又喊又叫，泣不成声，而一半话是无意识地嚎叫出来的。她像农村中哭死人那样哭嚎，对什么人都不在乎，什么人都看不见。马林娜抓住尸体不放，简直无法把她拉开，以便把尸体抬到另一间打扫过的、多余的东西都搬开的房间，做人殓前的净身。这都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澜已经止住，变得麻木不仁了，但他仍然不能控制自己，什么话也不说，神经尚未恢复正常。

　　她从昨天起在这儿坐了一整夜，一步也没离开房间。克拉什卡被抱到这儿来喂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带到这儿来过，后来又把她们带走了。

　　伴随她的是亲近的人，同她一样悲痛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父亲马克尔在一条长凳上靠着她坐下，轻声啼泣，大声摄鼻涕。她的母亲和姐妹也哭着到她这里来过。

　　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同所有吊丧的人迥然不同。他们没有强调自己同死者的关系比上述的人亲近。他们不想同马林娜、她的女儿们和死者的朋友竞争悲痛，把悲痛的优先权让给他们。这两个人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但却有自己的、特殊的哀痛死者的权利。他们不知何故都具有无法理喻的无声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触犯他们的权利，或对他们的权利提出异议。看来正是这两个人一开始便在操办丧事，他们手心静气地办理各种事，仿佛办理这种事给他们带来某种乐趣。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对他们产生一种奇异的印象。仿佛这两个人不仅同殡葬事宜有关，而且还同这次死亡有关，但又并非医生死亡的肇事者或间接的原因。他们仿佛是事情发生后答应承办丧事的人，安心料理丧事。认识他们的人不多，有的人猜到他们是谁，但大部分人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当那位长着一双既表示好奇又引起旁人好奇的吉尔吉斯人的细眼睛的男人，和这位并未精心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进安放着棺材的屋子时，所有坐着、站着或走动的人，包括马林娜在内，都顺从地让出地方，仿佛他们之间有过默契似的，，躲在一旁，从沿墙的一排椅子和凳子上站起来，互相拥挤着从房间里走进走廊和前厅，只有这位男人和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门后面，仿佛两个鉴定人，在无人打扰的安静的环境中，被请来完成同殡葬直接有关的事，并且是极为紧要的事、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们两人留下来，坐在两把靠墙的凳子上，谈起正事来：

　　“办得怎么样了，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时后医务工作者工会派人来拉遗体，运到工会俱乐部。四点钟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份证件合用。劳动手册过时了，旧的工会会员证没换过，几年没缴纳会费。这些事都得办。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出之前——顺便说一句，抬他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还得做些准备，我遵照您的请求，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再见。您听见了吗？电话铃响了。我出去一下。”

　　叶夫格拉夫走进走廊。走廊里挤满医生陌生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书店的店员，还有马林娜和孩子们。她搂着两个孩子，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着她们（那天很冷，冷风从大门口吹进来），坐在凳子边上等待房门什么时候再打开，就像探监的女人，等待守卫把她放进探监室。走廊里光线很暗，装不下所有吊丧的人，打开了通楼梯的门。很多人站在前厅和楼道上抽烟，不时走来走去。其余的人站在楼梯下面的台阶上，越靠近大街，说话的声音越大，越随便。在一片压低声音的低语中，叶夫格拉夫费劲地听电话里的声音，尽量把声音压低到符合吊丧的气氛，用一只手遮住听筒，在电话里回答对方的问题，大概是有关安葬的程序和医生死亡情况的问题。他又回到房间，同那个女人继续谈下去。

　　“火化之后请别离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对您有个过分的请求。我不知道您下榻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后天，便着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帮助。您知道那么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刚才顺便提到，您刚从伊尔库茨克到这儿，并不准备在莫斯科久留，您上这儿来是出于别的原因，偶尔来的，并不知道哥哥死前的几个月住在这里，更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儿。您说的有些话我不明白，但我并不要求您解释，可您别离开，我不知道您的住宅在哪儿。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几天里，我们呆在一间房间里，或两间房间里，但不要隔得太远。这能办到。我认识房管会的人。”

　　“您说有些话您没听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库兹涅茨基桥，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见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务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当大学生的时候租的房间，正是我们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房间。我想，进去看看吧，也许旧主人侥幸还活着呢。至于他们早不在了，这儿的一切都变了样，我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您不是也在场吗，我何必还说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样，朝街的门敞着，屋里有人，还有口棺材，棺材里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谁呢？我进了门，走到跟前，我想我真发疯了，在做梦吧，可这一切您都看见了。我说得不对吗，我何必还要给您讲呢？”

　　“等等，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打断您一下。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哥哥没料到这间屋子有这么多不寻常的往事。比如，安季波夫在这儿住过。可您刚才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更让我惊讶。我马上就告诉您为什么惊讶，对不起。说到安季波夫，他在革命战争时期姓斯特列利尼科夫，有一个时期，内战初期吧，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听过不知多少遍，几乎每天都能听见，还见过他一两次面，没料到由于家庭原因他竟会同我关系如此密切。可是，请您原谅，也许我听差了，我觉得您好像说，也许您无意中说错了——‘被枪毙的安季波夫’。难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杀的吗？”

　　“有过这种说法，可我不相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决不会自杀。”

　　“但这绝对可靠。安季波夫自杀的房子，听哥哥说，就是您去海参象前住的那座房子。就发生在您带着女儿离开后的两三天。哥哥替他收了尸，把他埋葬了。难道这些消息没传到您那里？”

　　“没有。我听到的是另外的消息。这么说他自杀是真的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我不相信。就在那座房子里？决不可能！您告诉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对不起，您是否知道他同日瓦戈见过面？说过话？”

　　“据哥哥说，他们有过一次长谈。”

　　“难道真有这回事？谢天谢地。这样更好（安季波娃慢慢地画了个十字）。这种巧合太妙了，简直是天意！您允许我以后再向您详细打听所有的细节吗？每个细节对我都非常珍贵。可我现在没有力气问。我说得不对吗？我太激动了。让我沉默一会儿，歇一下，集中集中思想。我说得不对吗？”

　　“嗅。当然对。请便吧。”

　　“我说得不对吗？”

　　“自然啦。”

　　“唉，我差点忘了。您让我火化后不要离开。好。我答应您。我不离开。我同您回到这幢房子里，留下来，您让我住哪儿我就住哪儿，让我呆多久我就呆多久。咱们一起整理尤罗奇卡的手稿。我帮助您。我也许真会对您有些用处。这对我将是莫大的快乐！我的每一滴血液、每一根血管都能辨认出他的笔迹。然后我还有事求您，需要您的帮助，我说得不对吗？您好像是法学家，不管怎么说吧，您对现存的秩序，先前的和今天的，非常熟悉。此外，知道到哪个机关去打听哪一类的事，这可太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说清楚，我说得不对吗？我有一件极为可怕的、非常令人烦心的事要找您商量。我指的是一个孩子。可这从火化场回来后再说吧。我一生都在寻找什么人，我说得不对吗？告诉我，如果在某种假想的情况下必须寻找一个儿童的下落，一个交给别人抚养的孩子的下落，有没有一份现存保育院的总档案，全苏联的档案？全国是否有流浪儿童的统计数字或记录？我央求您现在别回答我的问题。以后再说。嗅，太可怕了，生活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说得不对吗？我不知道我女儿来了以后怎么办，但我暂时可以住在这所房子里。卡秋莎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一部分是戏剧才能，另一部分是音乐才能。她能够巧妙地摹仿所有的人，表演自己编的整场戏，此外，凭听觉便能唱歌剧中的大段唱词，真是了不起的孩子，我说得不对吗？我想让她上戏剧学院或音乐学院的预备班，初级班，看哪儿录取她，再把她安顿在寄宿学校里。我就是为办这件事而来的，首先一个人把事情办好，然后再回去接她。难道能把所有的事一下子讲清，我说得不对吗？但这以后再说吧。现在让心情平静下来，沉默一会儿，集中思想，设法驱逐掉心中的恐惧。此外，我们让尤拉的亲人在走廊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已经敲过两次门了。而那边乱哄哄的。大概殡仪馆的人来了。我坐在这儿思考的时候，您把门打开，放他们进来。到时候了，我说得不对吗？等一下，等一下。棺材底下得放一把小凳子，不然够不着尤罗奇卡。我跟起脚试过，很费劲。而马林娜·马尔克洛夫娜和孩子们需要垫把椅子。此外，这也是礼仪所要求的。‘请给我最后的一吻。’嗅，我受不了啦，受木了啦。多痛心啊。我说得不对吗？”

　　“我马上让大家进来，但要先把这件事办好。您说了这么多难以理解的话，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看来这些问题一直在折磨您，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我只希望您明白一点。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您解决让您操心的事。请您记住我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希望和行动便是我们在不幸中的义务。没有行动的绝望是对义务的遗忘和违犯。我现在让吊丧的人进来。垫凳子的事您说得对。我找一把垫上。”

　　但安率波娃已经不听他说话了。她没听见叶夫格拉夫·日瓦戈打开房间的门，没听见走廊里的人群拥进屋里，没听见他同殡仪馆的负责人和主要送葬的人如何交涉，也没听见人们走动的脚步声、马林娜的哭嚎声、男人的咳嗽声和女人的啜泣和叫喊户O

　　回旋在屋里的单调说话声使她感到头晕。她尽量挺住，不让自己晕倒。她的心决要碎了，头疼得要命。她垂下头，陷入推测、回忆和反省中，仿佛堕入深渊、降到自己不幸的最底层。她想道：

　　“再没有一个人了。一个死了。另一个自杀了。只有那个应该杀死的人还活着。她曾想把那个人杀死，但没打中，那是个她所不需要的卑鄙小人，是他把她的一生变成她自己莫名其妙的一连串的罪行。而那个平庸的怪物正在只有集邮者才知道的亚洲的神话般的偏僻小巷逃窜，而她所需要的亲近的人却一个也不在了。

　　“啊，那是在圣诞节那天，在决定向那个庸俗而可怕的怪物开枪之前，在黑暗中同还是孩子的帕沙在这间屋里谈过话，而现在大家正在吊唁的尤拉那时还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呢。”

　　于是她尽量回忆，想回想起圣诞节那天同帕沙的谈话，但除了窗台上的那支蜡烛，还有它周围玻璃上烤化了的一圈霜花外，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她怎么能想到，躺在桌子上的死者驱车从街上经过时曾看见这个窗孔，注意到窗台上的蜡烛？从他在外面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她的思想紊乱了。她想道：“不管怎么说，不举行安魂弥撒太遗憾了！出殡多么庄严，多么隆重！大多数死者不配举行这种仪式！可尤罗奇卡是当之无愧的！他值得举行任何仪式，他足以证明“下葬时痛哭的阿利路亚那首歌”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她感到心里涌起一股骄傲的松决的感觉，就像她每当想起尤里或者同他一起度过短暂的时光时一样。他总那样轻松自然，无牵无挂，现在这种精神也笼罩了她。她不慌不忙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她身上发生了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变化。她想借助他的力量，哪怕时间短暂，也要从囚禁中挣脱出来，从痛苦的泥潭中爬到新鲜的空气中，像先前一样体验解脱的幸福。她所梦想的同他告别的幸福正是这种幸福，有机会和权利，毫无阻碍地痛哭一场的幸福。她怀着强烈的感情急忙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人，但充满泪水的眼睛仿佛被眼科医生上了刺激眼的眼药水，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人们开始移动，提鼻涕，闪到一旁，走出房间，最后把她一个人留在半俺着门的房间里。而她迅速画了个十字，走到安放在桌子上的棺材跟前，踏上叶夫格拉夫搬来的凳子，慢慢地向尸体画了三个大十字，并用嘴唇去吻死者冰冷的前额和两只手。她不理会变冷的前额仿佛缩小了，手掌仿佛握成拳头，她做到了不去注意这些变化。她呆住了，好一会儿不说话，不思想，不哭泣，用整个身体，用头、胸、灵魂和像灵魂一样巨大的双手匍匐在棺材中，匍匐在鲜花和尸体上。

　　压下去的哭声使她浑身颤抖。她尽量憋住眼泪，但突然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流到腮上，洒在衣服和手上，洒在她紧贴着的棺材上。

　　她什么也不说，不想。一连串的思想、共同熟悉的人和事，不由自主地在她胸中翻腾，从她身旁掠过，仿佛天上的浮云或往昔他们的夜间谈话。这些都曾经出现过，并带给他们幸福和解脱。一种自发的、相互唤起的热烈的知识。本能的，直接的知识。

　　她心中曾充满这种知识，而现在则是关于死亡的模糊的知识，对死亡的心理准备，面对着死亡而毫不惊慌失措。仿佛她在世上已经活了二十次，失掉尤里·日瓦戈不知多少次了，在这一点上心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她在棺材旁边所感受的和所做的都恰到好处，极为合适。

　　嗅，多么美妙的爱情，自由的、从未有过的、同任何东西都不相似的爱情！他们像别人低声歌唱那样思想。

　　他们彼此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像通常虚假地描写的那样，“被清欲所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fIJ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想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

　　啊，这就是使他们亲近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即便在他们最壮丽、最忘我的幸福时刻，最崇高又最扣人心弦的一切也从未背弃他们：享受共同塑造的世界，他们自身属于整幅图画的感觉，属于全部景象的美，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

　　他们呼吸的只是这种共同性。因此，把人看得高于自然界、对人的时髦的娇惯和崇拜从未吸引过他们。变为政策的虚假的社会性原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可怜的家乡土产而已，因此他们无法理解。

　　她现在开始不拘礼节地用生动的日常话向他告别。这些话打破现实的框子，没有意义，就像合唱和悲剧独白一样，就像诗的语言、音乐和其他空洞的话一样，没有意义，只表达出一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她勉强说出的没有意义的话语辩解的是她的眼泪。她的那些普通的沉痛的话淹没在泪水中，在泪水中浮游。

　　仿佛正是这些被眼泪浸湿的话同她温柔而飞快的低语融合在一起，就像轻风伴着被暖雨吹打得光滑潮湿的树叶发出一片沙沙声。

　　“我们又在一起了，尤罗奇卡。上帝再次让我们重逢。你想想，多么可怕呀！嗅，我受不了！上帝啊！我放声痛哭！你想想啊！这又是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方式了。你的离开，我的结束。又有某种巨大的、无法取代的东西。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勉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

　　“永别了，我亲爱的知心人；永别了，我的骄傲；永别了，我的湍急的小河；我多么爱你那日夜不息的拍溅声，我多么想投入你那寒冷的波浪中。

　　“还记得我那时在那里，在雪地上同你告别的情景吗？你骗得我好苦啊！没有你我会走吗？嗅，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昧心这样干的，为了我假想的幸福。但那时一切便都完了。上帝啊，我尝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嗅，我干了什么，尤拉，我干了什么！我罪孽深重，你一点都不知道。但并不是我的过错。我那时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其中一个月昏迷不醒。从那时起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尤拉。悔恨和痛苦使我的灵魂没有一天安宁。可我还没告诉你最重要的事。但我不能说出这件事来，没有这种力量。每当我想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地方，都要吓得头发直竖。你知道，我都不敢保证我的神经完全正常。可你知道，我不像很多人那样喝酒，我没走上那条路，因为女人一酗酒便完蛋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说得木对吗？”

　　她还说了些别的，接着放声大哭，痛不欲生。她突然惊讶地抬起了头，向四外打量了一下。屋里早有人了，担忧，走动。她从凳子上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棺材，用手掌抹眼睛，仿佛想挤出没哭干净的眼泪，把眼泪甩在地板上。

　　男人们走到棺材跟前，用三块木板把棺材抬起来。出殡开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的房子里住了几天。她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过的整理文稿的事，在她的参与下，已经开始，但没整理完。她曾经请求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一件事，这件事谈过了。他从她那儿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

　　一天，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家里出去没再回来。看来那几天她在街上被捕了。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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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尾声

　　一九四三年夏天，红军突破库尔斯克包围圈并解放奥廖尔后，不久前晋升为少尉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少校分头回到他们所属的同一部队。一个从莫斯科出差回来，另一个在那儿度完三天假归队。

　　他们在归途中不期而遇，一同在切尔尼小镇过夜。这座小镇像“沙漠地带”的大多数居民居住的城镇一样，尽管惨遭破坏，但尚未完全毁灭；敌人撤退时曾打算把它们从地球上抹掉。

　　在城内一块块烧焦的残砖碎瓦中，他们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干草棚，两人便在那里过夜。

　　他们睡不着觉，整整谈了一夜。凌晨三点，社多罗夫刚刚打脑儿，便被戈尔东吵醒。他笨手笨脚地钻进柔软的干草里翻腾，像在水里扑腾一样，把几件衣服打成一捆，又笨手笨脚地从干草堆顶上爬下来，来到门口。

　　“你穿好衣服上哪儿？还早着呢。”

　　“我上河边去一趟。想洗几件衣服。”

　　“你真疯了。晚上到达部队后，洗衣员塔尼妞会替你洗的。你着什么急呀。”

　　“我不想拖了。汗都浸透了，穿得太脏了。上午太阳毒，涮一涮，把水拧干，在太阳底下一晒就干。洗个澡，换上干净衣裳。”

　　“可总不大雅观吧。你好歹是军官，我说得对吧？”

　　“天还早，周围的人都在睡觉。我找个树丛躲在后面。谁也看不见。你别说话了，睡吧，要不然困劲就过去了。”

　　“不说话我也睡不着了。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经过～堆堆石头废墟向小河走去。白石头已经被初升的太阳晒热了。在先前的街道当中，人们躺在地上睡觉、打鼾，被太阳晒得满脸通红，浑身流汗。他们大多数是当地没地方住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追赶自己部队的掉队的红军战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小心地看着脚下，从睡觉的人当中穿过，生怕踩着他们。

　　“说话声音低点，别把城里人吵醒，不然我就洗不成衣服了。”

　　他们低声地继续夜晚的谈话。

　　“这是条什么河？”

　　“我不知道。没打听过。大概是祖沙河。”

　　“这不是祖沙河。而是另一条什么河。”

　　“可一切都发生在祖沙河上。我说的是赫里斯京娜牺牲的事。”

　　“不错，但是在河的另外的地方。靠下游。听说教堂已经把她奉为圣女。”

　　“那里有座叫‘马厩’的石建筑物。确实是国营农场的养马场，现在这个普通名词成为历史名词了。旧式建筑，墙很厚。德国人又加固了，使它成为无法攻陷的堡垒。从那儿很容易射击整个地区，阻止住我们的进攻。非拿下马厩不可。赫里斯京娜凭着勇敢和机智，神出鬼没地潜入德国人的防线，把马厩炸掉，但被敌人活捉后绞死了。”

　　“为什么叫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而不姓杜多罗娃呢？”

　　“我们还没结婚。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互相发誓，战争不结束决不结婚。这之后我便随部队到处转战。我们那个部队不停地调来调去。在调动过程中我同她失去了联系。此后我再没见过她。关于她的英雄事迹和牺牲情形，我同大家知道得一样多，都是从报纸、从团队命令里看到的。听说这儿要为她建立一座纪念碑。还听说日瓦戈将军，死去的尤拉的弟弟，正在这一带视察，搜集她的材料。”

　　“对不起，我不该跟你提起她。这对你太沉重了。”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可我们一谈起来就没完。我不想妨碍你洗衣服。脱衣服下水吧，干你自己的事。我躺在岸上嚼草叶，我想能打个脑儿。”

　　过了几分钟他们又谈起来。

　　“你在哪儿学会洗衣服的？”

　　“逼出来的。我们木走运。我进了一个最可怕的惩罚劳改营。活着出来的人很少。从我们到的那天起就开始受罪。我们一群人被从火车里带出来。一片茫茫雪原。远处有树林。看押的人把来福枪口对着我们，还有狼狗。这时，先前的犯人也赶到这里来了。让我们在雪地里排成多角形，脸朝外，免得互相看见。命令我们跪下。我们怕被枪决，不敢向四外看。然后便开始了侮辱性的点名，点名的时间拖得长极了。所有的人都一直跪着。后来让大家站起来，有的分别被带走了，可是对我们宣布：‘这里就是你们的劳改营。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天空下的雪地，雪地当中插着一个柱子，柱子上写着‘古拉格92fi H90’，此外什么都没有。”

　　“我们那时要好～些。我们走运。我第二次进去是头一次牵连的。此外，我判的罪不同，条件也就不同。我出来后像头一次一样，再度恢复名誉，又准许我上大学讲台。动员我参军的时候结了我个少校军衔，真正的少校，不是准备戴罪立功的惩罚营的劳改犯，像你似的。”

　　“是啊。一根写着‘古拉格92月H90’的柱子，此外什么都没有。刚到的时候在严冬里空手撅树干搭草棚。没什么，信不信由你，我们给自己盖了牢房，圈上栅栏，修了单身禁闭室和降望塔，都是我们自己干的。我们伐树，拉木材。八个人拉一辆雪橇，雪陷到胸口。一直不知道爆发了战争。对我们隐瞒着。突然来了通知。惩罚营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上前线。万一几次战役没被打死，就恢复你的自由。以后便是一次次进攻，剪几千米的电网，埋地雷，发射迫击炮，一连几个月在隆隆的炮火声下。在这些连里称我们为敢死队。全都死光了。我怎么活下来了？我究竟怎么活下来了？可是，你想不到吧，这个流血的地狱同集中营相比还是一种幸福，这并非因为条件恶劣，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啊，伙计，你可真吃了不少苦啊。”

　　“那儿别说洗衣服了，什么都能学会。”

　　“真不可思议。不仅同你的苦役生活相比，就同过去的三十年代的生活相比，同监狱以外的生活相比，同我在大学执教，有书读有钱花，所过的宽裕舒适的生活相比，战争仍然是一场冲洗污垢的暴风雨，一股新鲜的空气，一阵解脱的轻风。

　　“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叶若夫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

　　“但是当战争爆发后，它的现实的恐怖、现实的危险和现实死亡的威胁同不人道的谎言统治相比，给人们带来了轻松，因为它们限制了僵化语言的魔力。

　　“不仅是处于你那种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人，不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都更自由地、舒畅地松了口气，满怀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严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炉。

　　“战争——是十几年革命锁链中特殊的一个环节。作为直接变革本质的原因不再起作用了。间接的结果，成果的成果，后果的后果开始显露出来。来自灾难的力量，性格的锻炼，不再有的娇惯，英雄主义，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准备。这是神话般的、令人震惊的品质，它们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这些观察使我充满幸福的感觉，尽管赫里斯京娜受折磨而死，尽管我多次负伤，尽管我们受到巨大损失，尽管经历了这场代价昂贵的流血战争。自我牺牲的光芒帮我忍受赫里斯京娜死亡的重负，这种光芒照亮她的死亡，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你这可怜的家伙忍受无穷尽的折磨的时候，我获得了自由。奥尔列佐娃这时考入了历史系。她的研究兴趣的范围使她成为我的门下。我很早以前，第一次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后，便注意到这个出色的姑娘了，不过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呢。那时尤里还活着，你记得吗，我跟你们讲过她。现在呢，她竟成了我的学生。

　　“那时，学生教训教师刚刚成为一种时髦风气。奥尔列佐娃狂热地卷入这种风气中。她为什么疯狂地申斥我，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她的攻击如此固执，如此气势汹汹，又如此不公正，以致系里的其他同学纷纷起来替我打抱不平。奥尔列佐娃是个了不起的幽默家。她在墙报上写文章，用假名代替我的真名把我嘲笑了个够，而且谁都知道她指的就是我。突然，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明白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原来是年轻姑娘爱情的伪装形式，一种牢固的、埋藏在心里的、产生多年的爱情。我一直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

　　“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的前夕以及刚刚宣战之后，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夏天。几个青年人，男女大学生们，她也在其中，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区，我们的部队也驻扎在那里。我们产生了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在他们的军训环境中、民兵分队的组建过程中、赫里斯京娜受跳伞训练的期间，以及击退初次对莫斯科进行夜袭的德国飞机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就在那时订了婚，但很快就由于我们部队的调动而分手了。我再没见过她。

　　“当战局开始好转，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开始投降，我受过两次伤并两次住院治疗之后，把我从高射炮部队调到司令部的第七处，那里需要懂外语的人，在我仿佛大海捞针似的找到你之后，就坚持把你也调到这里来。

　　“洗衣员塔尼姐非常了解奥尔列佐娃。她们是在前线认识的，成了好朋友。她讲了很多赫里斯京娜的事。塔尼娜一笑满脸开花，笑法跟尤里一样，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高颧骨和翘鼻子不那么明显的时候，脸就变得非常迷人和可爱了。这是那种同一类型的人，这种人我们这儿非常多。”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也许吧。我没留意。”

　　“塔尼娜·别佐切列多娃这绰号多粗野，多不像话。不管

　　怎么说，这也不是她的姓，而是胡编出来糟蹋她的。你说是木是？”

　　“她不是解释过嘛。她是个无人照管的流浪儿，不知父母是谁。在俄国内地，语言粗俗生动，可能管她叫无父儿。她住的那条街上的人不懂得这个外号的意思，叫着叫着就叫成她现在的牲了，这么叫同他们方言的发音接近。”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切尔尼小镇夜间谈话后木久，便来到夷为平地的卡恰列沃。在这里，两个朋友正赶上追赶主力部队的后勤部队。

　　秋天，炎热晴朗的天气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之间的伏林什内的肥沃黑土地带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泛着咖啡色。

　　把城市切成两半的街道同公路汇合在～起。街道一侧的房屋被地雷炸成一片瓦砾，把果园里的树木烧焦、炸成碎片、连根拔起。街道的另一侧也是一片荒凉，不过受炸药的破坏较轻，那是因为先前房子盖得也不多，没有什么可毁坏的。

　　先前房子盖得多的那边，无家可归的居民还在冒烟的灰烬中翻腾、挖掘，把从离火堆较远的地方搜寻到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另一些人忙着盖土房，把地上的草皮切成一块块的，用它们去盖屋顶。

　　街道房子盖得少的那一侧搭起一排白帐篷，挤满第二梯队的卡车和马拉的带篷大车、脱离营部的野战医院以及迷失道路、互相寻找的各种军需后勤部门。这里还有从补充连队来的男孩子，戴着灰船形帽，背着打成卷的大衣。他们非常瘦弱，面无血色，拉痢疾拉得虚弱不堪。他们解手，放下行囊休息，吃点东西，以便继续向西前进。

　　一半变为灰烬的城市仍在燃烧，远处迟缓引爆的地雷仍在不断爆炸。在园子里挖掘的人不时停下手里的活儿，伸直身子，靠在铁锨把上休息一下，把头转向爆炸的地方。

　　从垃圾里冒出的烟，灰色的、黑色的、红砖色的和火红色的，升上天空，先像立柱或喷泉，后在空中懒洋洋地扩散开，最后又像羽毛似的散落到地面上。挖东西的人继续干起活来。

　　在荒地的这一边，有一块四边围着树丛的林间空地，被参天古树的浓荫覆盖着。古树和灌木丛把这片空地同周围的世界隔开，仿佛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带篷的院子，阴凉而昏暗。

　　洗衣员塔尼妞同两三个要求同她一起搭车的同连队的伙伴，还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从早上就在这块林间空地上等候派来接塔尼娘的汽车。团部委托她顺便把一批东西带走。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箱子装得鼓鼓地放在地上。塔尼娜寸步不离地守着箱子。其余的人也站在箱子旁边，唯恐失去上车的机会。

　　他们已经等了五个多小时。等车的人无事可干。他们听着这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没完没了的话。她正在给他们讲日瓦戈将军接见她的经过。

　　“怎么不记得，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他们带我见将军本人，见日瓦戈少将。他路过这里，了解赫里斯京娜的情况，寻找见过她的见证人。他们把我推荐给他，说我是她的好朋友。将军下令召见我。于是他们就把我带去了。他一点都不可怕。跟大家一样。黑头发，眼睛有点斜。我知道的都说了。他听完了说谢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当然支支吾吾。有什么可夸口的？一个流浪儿。你们都知道。感化院，四处流浪。可他让我别难为情，讲下去。起先我只说了～点，他直点头。我胆子大起来，越说越多。我确实有很多事可讲。你们听了准不相信，以为是我瞎编的。我想他也一样。可我讲完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说：‘你讲的可真不寻常，现在我没空，我还要找你，你放心，我还会召见你。我简直没想到会听说这些事。我一定会照顾你。还有些细节需要核实。说不定我还认你作侄女呢。我送你上学念书，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真的，我说的是真话。’多会逗笑啊。”

　　这时，一辆高帮的空大车赶进空地。这是波兰和俄国西部运干草的那种大车。两匹驾辕的马由一名运输队的士兵驾驭着，这种人过去被称作马车夫。他赶进空地后便勒住马，从驭手台上跳下来，开始卸马。除了塔尼姬和几名士兵外，其他的人把马车围住，求他别卸马，把他们拉到指定的地方去，当然付给他钱。土兵拒绝了，因为他无权私自使用马和马车，他得执行任务。他把卸下的马牵走了，以后再没露面。坐在地上的人都站起来，爬上他留在空地上的空马车。大车的出现和大家同马车夫的交涉打断了塔尼娜的话，现在大家又让她继续讲下去。

　　“你对将军讲的，”戈尔东请求道，“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遍？”

　　“怎么不能呢？”

　　她给他们讲了自己可怕的一生。

　　“我真有不少可讲的。我好像并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是谁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记在心里的，就说不清了。我只听说我妈妈，拉伊莎·科马罗娃，是躲藏在白色蒙古的一位俄国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我猜这位科马罗夫不是我生父。好啦，我是个没念过书的姑娘，无父无母的孤儿。我说的你们也许觉得可笑，可我只说我所知道的，你们必须设身处地听我讲。

　　“是的。我下面讲的事都发生在克鲁什茨那一边，西伯利亚另一头，哈萨克地区的那个方向，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当我们，我说的是红军，靠近他们白军首都的时候，这个科马罗夫便让妈妈和全家上了一列军用专车，命令把她们送走。妈妈早就吓坏了，没有他的话一步也不敢动。

　　“科马罗夫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妈妈一直把我藏在别的地方，并唯恐有人说漏了嘴。他特别恨小孩，又喊又跺脚，说小孩把家里弄得脏得要命，不得安宁。他常喊他受不了这些。

　　“大概就像我说的那样，红军接近的时候，妈妈派人把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上巡守员的女人马尔法找来。会让站离城里三站地。我马上就给你们解释。头一站是尼佐瓦亚，其次是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下面便是萨姆松诺夫斯基山口。现在我明白我妈妈怎么认识马尔法的了。大概马尔法在城市卖蔬菜，送牛奶。

　　“看来现在有些事我还不清楚。她大概骗了妈妈，没对她说实话。契约上写的是带我一两年，等这阵混乱过去就送回来，并不是让我永远留在别人家。要是永远留在别人家，妈妈不会把亲生孩子送出去的。

　　“骗小孩还不容易。走到大婶跟前，大婶给块饼干，大婶好，别怕大婶。后来我哭得伤心极了，心都要碎了，最好还是别去想。我想上吊，我很小的时候就差点发疯。我还太小呀。肯定给了马尔福莎大婶很多钱，我的赡养费。

　　“信号室的院子很阔气，有牛又有马，当然还有各种家禽，一大块园子。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房子也是铁路上的，不用花钱。火车在我们家乡好不容易才爬上来，费很大劲，可从你们俄罗斯这边，开得快极了，还得时常刹车。秋天，叶子落了以后，从下面能看见纳格尔纳亚车站，就像放在盘子里一样。

　　“巡守员瓦西里叔叔，我按照当地的叫法管他叫爹。他是个好心眼的快活人，就是耳朵太软，特别是喝醉了酒的时候。像俗话所说的，肚子里藏不住一个屁，见着谁都掏心窝子。

　　“可我从来不管马尔法叫妈。不知是我忘不了妈妈还是由于别的原因。马尔福莎大婶可怕极了。是的，我只管她叫马尔福莎大婶。

　　“时间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多少年我记不得了。我那时也上站上去摇旗子。我还能卸马，把牛牵回来。马尔福莎大婶教我纺线。家里活更不用说了。擦地，收拾屋子，做饭，样样都会。和面我也不当一回事，什么我都会干。对啦，我忘记说了，我还看彼坚卡。彼坚卡是个瘫子，三岁还不会走路，老躺着，我看着他。已经过了多少年，我一想起马尔福莎大婶斜眼看我的腿还吓得浑身打哆喀呢。她好像说为什么我的腿是好的，最好我是瘫子，而彼坚卡不是，都是我害的，你们想想她这人心眼多黑，多愚昧。

　　“现在你们听着，还有更可怕的呢，你们听了准会哎呀一声叫起来。

　　“那时是新经济政策，一千卢布顶一个戈比使。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在山下卖了一条牛，背回两袋子钱，叫克伦斯基票子，对不起，说错了，叫柠檬票。他喝多了，便到纳格尔纳亚车站上告诉大家他有多少钱。

　　“记得那一天刮大风，风快把屋顶掀下来了，把人能刮倒，火车顶风，爬不上来。我看见山上有个朝圣的老太婆，风吹得她裙子和技巾在空中乱飘。

　　“老太婆走过来，抱着肚子直哼哼，求我放她进屋。我让她坐在凳子上，她喊着肚子疼得受不了，马上就要死了，让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她送进医院，她给我钱，她不心疼钱。我套上爹的马，搀着老太婆上了马车，把她送进十五俄里以外的县医院。

　　“我和马尔福莎大婶刚躺下，便听见爹的马叫起来，我们的马车进了院子。爹回来得太早了点。马尔福莎大婶点着灯，披上上衣，没等爹敲门便去给他开门。

　　“开门～看，门槛上站着的哪是爹呀，是个陌生男人，黑得怕人。他说：‘指给我卖牛的钱搁在哪儿啦。我在树林里把你男人宰了，可我可怜你是老娘儿们，只要说出钱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要是不说出来，你自己明白，别怪我了。别跟我泡，我没空跟你吵嚷。’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要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我们吓得半死不活，浑身哆佩，说不出话。第一，他自己说，用斧子把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劈死了；其次，强盗在家里，而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马尔福莎大婶大概一下子就吓掉魂了。丈夫的死让她心碎了。但得挺住，不能让他看出来。

　　“马尔福莎大婶先给他跪下。‘发发慈悲吧，’她说，‘别杀我。你说的钱我压根儿没听说过，头一次听你说。’可这个孩杀的没那么傻，用话支不走他。她突然想了个主意骗他：‘好吧，我告诉你，钱在地窖里，我给你掀开地窖的门，你钻进去找吧。’可那魔鬼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诡计。‘不，’他说，‘你钻进去，快点，我不管你下地窖还是上房顶，把钱给我就行。可你记着，你要耍弄我可不会有好果子吃。’那时她说：‘上帝保佑你，你要那么多心我就自己下去，可我腿脚不方便。我从上面用灯给你照着行不行。你别害怕，为了说话算数，我让女儿陪你下去。’她指的是我。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想，我听见这些话当时是什么感觉！得了，我的末日到了。我眼睛发黑，腿发软，我觉得我要倒下了。

　　“可那个恶棍还不上当。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张开大嘴狞笑了一下，好像说：‘跟我开玩笑，可骗不了我。’他看出她不心疼我，我可能不是她的亲骨肉。他一只手抓起彼坚卡，另一只手拉住地窖门的铁环，拉开门。‘瞧着。’他说，便带着彼坚卡从梯子下到地窖里。

　　“我想，马尔福莎大婶那时神经已经错乱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恶棍和彼坚卡刚一下去，她便把地窖的门砰的一声关上，还上了锁。她还想把一只重箱子推到地窖门上，朝我点点头，让我帮她推箱子，因为箱子太沉了。压好箱子后，这个傻瓜便坐在箱子上笑。她刚坐下，强盗就在下面喊起来，使劲敲地板。恶棍喊道，赶快放他出来，不然他就要彼坚卡的命。地板太厚，里面的话听不清楚，可听不清楚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吼叫得比野兽还可怕。他喊道，你的彼坚卡马上就没命了。可她还是不明白，只管坐在那儿傻笑，对我眨眼。好像说你爱怎么喊就怎么喊，反正钥匙在我手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明白，对着她耳朵喊，想把她从箱子上推下来。得打开地窖，把彼坚卡救出来。可我哪里办得到呢！我怎么对付得了她？

　　“他一个劲地在下面敲打，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坐在箱子上眼珠乱转，什么也不听。

　　“过了很长的时间，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这辈子受过很多吉，见过的事多了，可我永远忘不了这悲惨的一幕，不论我活多久，都能听见彼坚卡可怜的叫声——小天使彼坚卡在地窖里呻吟，叫喊。那该杀的恶棍把他掐死了。

　　“我该怎么办？我想。我拿这个半疯的老太婆和杀人的强盗怎么办？时间过去了。我听见马在窗外叫，一直没从大车上卸下来。对了，马在叫，仿佛想对我说，塔纽莎，赶快去找好心人，找人帮忙吧。我一看天快亮了，心想：‘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谢谢，爹的好马，你指教了我，你的主意对，咱们走吧。’可我正这样想的时候，仿佛树林子里有个声音对我说：等等，别急，塔纽莎，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在树林子里又不是我一个人了。公鸡仿佛向对自己同类那样对我幄幄啼，一辆熟悉的机车在下面用汽笛向我招呼。我从汽笛声听出它是纳格尔纳亚车站的机车，正在生火待发，他们管它叫推车，推货车上山；可这次是一列混合列车，每天夜里这时候都打这儿经过。我听见，我所熟悉的机车在下面叫我。我听见，我的心快跳出来了。我想，难道我和马尔福莎大婶神经都出了毛病，每个活物，每个木会说话的机器，都会跟我说人话？

　　“可是还想什么，火车已经很近，没工夫想了。我提起已经不怎么亮了的提灯，拼命沿着铁轨跑去，站在两条铁轨当中，拼命摇提灯。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拦住火车，亏得风大，它开得很慢，慢速行车。我拦住火车，熟识的司机从司机室的窗口伸出身子来，因为风大我听不见他的问话。我对司机喊，有人攻击铁路信号室，杀人枪劫，强盗就在家里，叔叔同志，保护保护我们吧，急需救援。我说话的时候，从取暖货车上下来几名红军战士，问我出了什么事，列车为什么夜里停在树林里的陡坡上。

　　“他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后，便从地窖里把强盗拖出来、他用比彼坚卡还尖细的声音求他们饶了他。‘好心的人，’他说，‘别杀死我，我再也不敢了。’他们把他拖到路基上，手脚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肚子上轧过去——处以私刑。

　　“我没回去取衣服，那儿太可怕了。我请求叔叔们把我带上火车。他们便把我带走了。此后，我不吹牛，带着流浪儿的名声，走遍半个俄国和半个外国，什么地方都到过了。经过童年的痛苦，我才懂得什么是幸福和自由。当然也有过不少过错和灾难。那都是以后发生的事了，我下次再讲给你们听吧。我刚才说的那天夜里，一个铁路职员走下火车，走进马尔福莎的院子，接收了政府的财产，做了安置马尔福莎大婶的指示。听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发疯死了。也有人说她病好出院了。”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听完塔尼娜讲的经历后，默默地在草地上徘徊了很久。后来卡车开来了，笨拙地从大道上拐进林间空地。人们开始往卡车上装箱子。戈尔东说：

　　“你明白这个洗衣员塔尼姐是难吗？”

　　“嗅，当然明白。”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又过了五年或十年、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他们正翻阅叶夫格拉夫编辑的尤里耶夫的著作集。他们不止读过一遍了，其中的一半都能背诵。他们交换看法，陷入思考之中，读到一半的时候天黑了，他们看木清字体，不得不点上灯。

　　莫斯科在他们脚下的远方，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发生在这里。现在，他们觉得莫斯科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今晚，他们手中握着著作集已经走近故事的结尾。

　　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

　　（蓝英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