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01章

现在我住在波勒兹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不是地方，除了我们，这里再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昨晚鲍里斯发现他身上生了虱子，于是我只好剃光他的腋毛，可是他还是浑身发痒，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靠那些虱子。

　　鲍里斯刚刚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儿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

　　这是我到巴黎后的第二个秋天。我是由于某种自己至今也没能搞清的原因被人送到这儿来的。

　　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年前，半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现在我可再不这么想了。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都已与我无涉，谢天谢地，再也没有什么书要写了。

　　那么这一本呢？这一本不算是书，它是对人格的污蔑、诽谤、中伤。就“书”的一般意义来讲，这不是一本书。不，这是无休止的亵读。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喘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若要歌唱你必须先张开嘴，你必须有一对肺叶和一点儿乐理知识。有没有手风琴或吉他均无所谓，要紧的是有想要歌唱的愿望。那么，这儿便是一首歌，我正在歌唱。

　　我是唱给你的，塔尼亚。我倒是希望自己能唱得更好一些、更加悦耳一些，不过那样一来你也许永远不会愿意听我唱了。你曾听过别人唱，他们都引不起你的兴趣来，他们不是唱得太好就是还不够好。

　　这一天是十月二十几日，我已不再理会究竟是哪天了。你会说那是我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做的一场梦吗？有几次间隔，不过都是在两场梦之间的，现在我已全然不记得这几次间隔中的事情了。我身边的世界在分崩离析，同时在这儿或那儿留下一块块的时间。世界是一个毒瘤，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自己……我在想，当无边的寂静笼罩了万物，笼罩各个角落时，音乐最终会胜利的。当万物又回到未被时间孕育出来之前的状态时，世界又一次呈现出那种混饨未开的局面，而现实正是为混饨而写的。你，塔尼亚，就是我的混沌。这便是我歌唱的缘由。快死掉的不仅仅是我，是整个世界，它要蜕去时间这层皮。我还活着，在你的子宫里踢腾，这是值得书写下来的现实。

　　我在打瞌睡。爱情生理学。休眠中的鲸鱼的****有六英尺长。编幅——有一根无拘无束的****，有些动物的****里还有一根骨头，就是说，一根骨头在……古尔孟说，“幸亏人身上的骨质结构已经没有了。”幸亏？是的，幸亏，想想人类带者一根有骨头的****走来走去成何体统？袋鼠有两条****，一根平时用，另一根只在节假日里用。继续打着瞌睡，一个女人写封信来问我替自己的书想好书名了没有，书名，当然想好了：《可爱的女同性恋者》。

　　你的充满逸事趣闻的生活！这是博罗夫斯基的话。我每个星期三同博罗夫斯基一道吃午饭，他的太太做主人。她是一头已挤不出奶的奶牛，她正在学英语，最喜欢用的词是“淫秽”。

　　你马上便会明白博罗夫斯基是多么难对付了。不过等一等……博罗夫斯基身着一套灯芯绒西装，会拉手风琴。这副行头真是妙极了，尤其是当你考虑到他是一个蛮不错的艺术家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他是波兰人，不过他当然不是。这位博罗夫斯基是个犹太人，他父亲是一个集邮家。其实几乎整个蒙帕纳斯都住着犹太人，或准犹太人，准犹太人则更糟糕了。其中包括卡尔和葆拉、克朗斯塔特和鲍里斯、塔尼亚和西尔维斯特、莫尔多夫和露西尔，除了菲尔莫全是。亨利·乔丹·奥斯瓦尔德居然也是犹太人。路易斯·尼科尔斯是犹太人，甚至范诺登和彻里也是犹太人。弗朗西丝·克莱克是个犹太人，或是犹太女人。泰特斯又是一个犹太人。这样看来犹太人简直多得不得了，这本书正是为我的朋友卡尔写的，他父亲是犹太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这些人中最可爱的犹太人是塔尼亚，为了她我也愿意成为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呢、我已经在像犹太人一样讲话了，而且我长得像犹太人一样丑。再说，还有谁比一个犹太人更恨犹太人呢？

　　昏昏暗暗的时辰。靛青色，水平如镜，树木在闪光、在融化。铁轨在若雷色落进运河里了，两侧涂了漆的长长的履带车像公园里的滑行铁道一样卧着。这儿不是巴黎，不是康尼岛游乐场，这是欧洲和中美洲所有城市中尚未开化的大杂烩。楼下面的调车场里，铁轨黑糊糊的，犹如蜘蛛网一样，这不是由工程师定做的，不过设计上有大起大落的变化，像极地上荒凉的冰缝，照相机却照出深浅不同的黑色。

　　食物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之一，可是在这座漂亮的波勒兹别墅里几乎根本看不到食物，有时这毫无疑问是很可怕的。我曾三番五次央求鲍里斯买些面包当早饭，可他总是忘记。看来他是出去吃早饭的，回来时剔着牙缝，山羊胡子上还沾着鸡蛋渣。

　　他去饭馆里吃饭纯粹是为了体谅我，他说让我在一边看着他大吃大喝很难受。

　　我喜欢范诺登，不过我不同意他对自己的看法。譬如，我不同意他自以为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这种看法。他是一个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人，就是这样。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西尔维斯特也永远成不了作家，尽管他的大名在五百支红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目前，周围我所尊敬的作家只有卡尔和鲍里斯。

　　他们着了魔，心灵深处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疯了，不能分辨音调了，他们是受难者。

　　莫尔多夫倒是没有发疯，不过他也在以自己的古怪方式受罪，莫尔多夫语无伦次，他没有血管。心脏和肾。他是一个便于携带的箱子，里面有无数个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上面的字是用白墨水、棕色墨水、红墨水、蓝墨水写的，还有朱红、橘黄、淡紫、储、杏黄、大蓝、乌黑、安如葡萄酒色、青鱼色、日冕色、铜绿色、奶酪色……我把打字机搬进隔壁一间屋里，这样写作时便可从镜子中看见自己。

　　塔尼亚同艾琳一样，盼望收到厚厚的信。还有一位塔尼亚，这位塔尼亚像一颗饱满的种子，把花粉传播到各处，抑或我们也可以说，这有点儿像托尔斯泰和掘出胎儿的马棚一幕。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小便的声音、自由大街的咖啡馆、孚日广尝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买来的颜色鲜艳的领带、昏昏暗暗的浴室、波尔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感人的慢节奏奏鸣曲、扩音机，聚集在一起谈论的一些趣闻轶事，她的乳房是焦黄色的，系着沉重的吊袜带，她总问别人“几点了”，喜欢吃肚里填了栗子的金黄色的松鸡，她的手指像塔夫绸般光滑，蒸汽似的昏暗光线变成了冬青，她患有脚端肥大症、癌症和檐妄症，她的面纱热呼呼的，打赌用的筹码，铺着血红色的地毯，两条大腿软绵绵的。塔尼亚这样说以便叫人人都听见，“我爱他！”

　　鲍里斯喝威士忌喝得浑身发烧时塔尼亚便会说，“坐在这儿！啊，鲍里斯……俄国……我该怎么办，我都快叫它撑破了。”

　　到了夜里，我一看到鲍里斯的山羊胡子垂在枕头上便要发歇斯底里，啊，塔尼亚，你那热呼呼的阴部如今在哪儿？那副又肥又厚的吊袜带、那两条柔软而又粗壮的大腿又在哪儿？我的胯下有一根六英寸长的骨头。塔尼亚，我要弄平你那充满精液的阴部上的每一条皱纹。我要先叫你肚子疼、子宫翻个个儿，再把你送到你的西尔维斯特那儿去。你的西尔维斯特！喂，他懂得怎样生火，我却明白如何叫女人欲火中烧。塔尼亚，我把灼热的精液射进你的身体，我叫你的卵巢发热。你的西尔维斯特这会儿有点吃醋了吧，他觉得不大舒服，是吗？他感觉到我的硕大的****留下的东西了。我把你那玩艺儿撑大了，我把皱纹都熨平了，跟我干过以后，你尽可同公马、公牛、公羊、公鸭子和一只瑞士圣伯尔拿僧院驯养的雪山救人犬干。你可以把癫蛤膜、编幅和蝴蝎塞进你的肛门。只要愿意，你可以奏出一串和音急速弹奏，或是在肚脐那儿拴上一只齐特拉琴。塔尼亚，我在操你，你就得这样叫我操下去。若是你不喜欢叫我当着众人的面于，我就在暗中干。

　　蔚蓝色的天空上鹅毛般的云丝被吹散了，干枯的树木无限延伸，黑呼呼的树枝像一个有梦游症的人那样打着各种手势。这些阴沉的、鬼怪般的树木的枝干苍白得像雪茄烟灰。这是一种超然的、全然欧洲式的静寂，百叶窗放下了，店铺闩上了，这里或那里偶尔可见一盏红灯，表明有人在幽会。其正面粗暴甚至可怕，除了树木投下星星点点的影子，一片洁净。从奥坦格利经过使我想起另一个巴黎，那便是毛姆、高更的巴黎，乔治·摩尔的巴黎，我想起那个可怖的西班牙人，他那时正以杂技演员的步子从一种作风跳跃到另一种作风，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我想起施本格勒同他那些可怕的宣言，并且不由得惊异——风格，广义上的风格，是否全完蛋了？我说我脑子里尽是这些念头，不过这也不是实话。只是到了后来，当我走到塞纳河对岸、当我把辉煌的灯光甩到身后时我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这些事儿，眼下我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被河水映出的奇迹搞得很伤心，因为这河水映出了一个已被遗忘的世界。沿河两岸，树木佝偻着身子，在这面没有光泽的镜子上投下情影，起风时这些树便发出一阵沙沙声，河水翻腾着流过时它们也会流下几滴眼泪。这条河使我默默无言，我找不到可以倾诉心曲的人，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艾琳的毛病在于她只有一个手提包，却没有****。她总想把厚厚的信塞进包里，信上都是大量闻所未闻的事情，现在她叫劳娜，因而也有****了，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给我们送来了一些下面的毛。劳娜——一头疯狂的驴子，在风中乱闻乱嗅，以此取乐。在每一座山坡上她都要扮演妓女的角色，有时还在电话亭和卫生间里。她为金·卡罗尔买了一张床和一只铭刻上他的姓名首字母的刮胡子时用的杯子。她躺在托特纳姆广场大道上，撩起衣裙用手指弄自己那个地方，还有蜡烛，用罗马蜡烛和门把手弄。全国找不到一个男人的那玩艺儿大到能令她满意的程度……一个也没有。男人的玩艺儿一进入她身体便会蜷起来，她需要胀大的****、自动爆炸的纸火箭和滚烫的蜡油、木焦油。你若是由着她，她会割断你的命根，叫它永远留在她身体里。劳娜这样的****在一百万女人中才有一个！这是试验室里的****，没有一种石蕊试纸能显出它的颜色。这个劳娜还是一个骗子。她从未替卡罗尔买过床，她用一个威士忌酒瓶砸他的脑袋。她满嘴脏话和承诺。可怜的卡罗尔，他的****只能在她体内蜷起来然后死掉，只要她吸一口气他那玩艺儿就会掉出来，像一只死泥鳅一样。

　　大量的、厚厚的、闻所未闻的信件。一只没有带子的手提包。一个没有插钥匙的锁孔。她有一张德国人的嘴、一对法国人的耳朵和一个俄国入的屁股，而****却是世界通用的。当国旗挥动时，它便一直红到喉咙处。你从于勒——费里林荫道进去，从维莱特门出来。你把你的小羊尾放进粪车里，自然是两个轮子的红色粪车。在乌尔克和马恩河的汇合处，水顺着河堤流去，在桥下静静地流淌，仿佛一面镜子。劳娜如今躺在那儿，河道里满是玻璃碎片。含羞草在哭泣，窗户上有一个潮湿的、雾状的屁。劳娜是一百万女人中的姣姣者。全是****和一截直肠，你可以坐在里面看中世纪史。

　　莫尔多夫首先显得像某人的一幅漫画，甲状腺似的眼睛，米什林式的嘴唇，声音像豌豆汤。他在背心里掖了一个小梨，不论你怎么看他都是那副尊容，随身带着有个坠子的鼻烟盒，象牙柄的，还有棋子、扇子、教堂地图。他发酵的时间太长，现在已变得毫无形状了，成了失去维生素的酵母，没有橡皮底座的花瓶。

　　他家族中的女人们在九世纪曾两次改换祖先，到了文艺复兴期间又换了一次。他在一次次战乱中、在众多的黄肚皮和白肚皮下留存下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很久，一个鞑靼人便朝他的血液里哗过唾沫。

　　他的为难也就是一个侏儒的困惑。透过松球状的眼睛，他看到自己的侧面轮廓投影在一幅无法计量的幕布上，他的声音使他陶醉，因为它尖细得如间一个针头一般。他听到的一声大吼对于别人只是尖细的叫唤。

　　他的头脑，他的头脑是一个圆形剧场，场上的演员一人扮演好几个角色。莫尔多夫，多才多艺而且不出错，一个个依次扮演着他的角色——小丑、耍把戏的、杂技演员、牧师、登徒子、江湖骗子。这个圆形剧场太小了，于是他在剧场里安放了炸药。观众都吃了迷幻药，于是他便把它炸毁了。

　　我徒劳地企图接近莫尔多夫。这就像企图接近上帝一样，因为莫尔多夫就是上帝——他本来就是上帝。我只是记载下……我以前就对他有一些看法，现在我放弃了，而另一些看法现在正在修正中。我把他抓住了，结果发现手中不是蟑螂而是一只靖蜒。他的粗鲁冒犯了我，然而他的脆弱又叫我为之倾倒。

　　他滔滔不绝直到把自个儿憋得透不过气来，随后又像约旦河一样沉默无语。

　　每当我看着他小跑着走上前来迎接我，伸出一对小爪子，眼睛里流着泪，我便觉得自己在同……不，这句话不能这么说。

　　“像在喷泉上跳跃的鸡蛋。”

　　他只有一根手杖———根普通的手杖。他的衣袋里装了一张张纸，都是治疗悲观狂的处方。他的病现在痊愈了，替他洗脚的那个德国小姑娘因而悲痛欲绝。这正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背着他的古吉拉特语字典到处走。“对人人都不可避免”，这后无疑就是指“绝对必要的”。博罗夫斯基会觉得这话不可理喻，一星期里每天他都要换一根手杖，还有一根是复活节专用的。

　　我们彼此间有这么多共同点，看别人便犹如在一面裂了缝的镜子里看自己。

　　我一直在翻阅我的手稿，每一页上都是潦草涂改过的手迹。

　　全是文学！我有点害怕。这多么像莫尔多夫，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异教徒，而异教徒受苦受难的方式是不同的。

　　据西尔维斯特讲，他们虽有痛苦，但却不患神经病，而一个从未患过神经病的人是不懂什么叫作痛苦的。

　　于是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痛苦时是多么快活，那正像带着一头小熊仔上床睡觉，有时它会用爪子抓你，那时你才真正知道害怕。平时你不会怕——你可以放掉它，或者把它的头砍掉。

　　有些人无法抵御钻进野兽笼子里、同野兽在一起厮混的欲望，他们连手枪、鞭子都不带便进去了，正是恐惧使他们变得无所畏惧……对于一个犹大人，全世界便是一个野兽横行的笼子。笼门锁上了，他在笼子里，没有手枪、鞭子，但他勇气十足，甚至嗅不到笼子角落里的兽粪味。围观者在拍手，可他听不见，他认为这场戏是在笼子里面演的，他认为这个笼子便是整个世界，门锁上了，他独自一人无助地站在那儿，发现狮子不懂他的话。没有一头狮子听说过斯宾诺莎人斯宾诺莎？它们干吗不咬他？“给我们肉吃！”它们吼道，而他却站在那儿吓呆了，脑子全乱了，他的世界观也变成一个荡到空中再也够不到的秋千。狮子举起爪子扇一下，他的世界便被打得粉碎。

　　同样，狮子们也失望了。它们期待的是血，是骨头，是软骨，是筋，它们嚼了又嚼，然而词汇是无味的树胶，树胶是无法消化的。你可以朝树胶上撒糖、助消化药、百里香草汁和甘草汁，待树胶被树胶收集者裹起来后便好消化了，这些树胶收集者是沿着一个业已下沉的大陆的山脊来的，他们带来了一种代数语言，在亚利桑那沙漠中他们遇到了北方的蒙古人，这些人像茄子一样光滑。这是地球呈陀螺仪状倾斜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墨西哥湾流同日本湾流分道扬镳了。在地球的中心他们找到了石灰岩，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语言绣在地壳底下。他们吃伙伴的内脏，森林围住了他们，围住了他们的骨头，脑壳和饰有花边的石灰岩，他们的语言便消失了。人们有时在这儿或那儿仍找得到一个兽群遗骸，一个被各种塑像所覆盖的头盖骨。

　　这一切与你有什么关系，莫尔多夫？你口中的话是杂乱无章的，说吧，莫尔多夫，我正等着你说呢。当咱俩握手时，谁也感觉不到透过我们汗水浇下的大量的水。每当想词儿时，你总是半张着嘴，唾液在你腮帮子里面流淌。我一跃跳过了半个亚洲，我到那儿丢捡你的手杖，尽管这是一技普普通通的手杖。

　　在你身体一侧戳一个洞，我便可以搜集到足够塞满大英博物馆的东西。我们站上五分钟便可吞没很多个世纪。你是一个筛子，我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它滤下去并且变成言语的，言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条、是一杠，只是杠还不够，永远无法做成一只筛子。

　　我不在家时窗帘挂上了，它们看起来像在来苏水里浸过的奥地利蒂罗尔州出产的桌布。屋里光芒四射，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想着人类诞生前是什么样子。突然钟声响了，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绝非人世的曲调，我仿佛被带到了中亚的大草原上。有些曲子缕缕不绝、余音绕梁，有些则一倾而出，缠绵悱恻。如今一切又都归于寂静，只有最后一个音符仍在飘荡，这只是一只微弱的高音锣，响了一声便像一个人苗一样熄灭了，它几乎无法划破这静谧的夜。

　　我曾跟自己订立了一个无言的契约：写过的东西不再改动一行。我对完善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并无兴趣，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与屠格涅夫的完美等量齐观（还有什么比《永久的丈夫》更完美的？）。于是，在同一环境中，我们有了两类完美。

　　然而在凡高的信中还提到一种超出这两类完美的完美，这便是个人战胜了艺术。

　　现在只有一件事使我极感兴趣，这就是记下书中遗漏的一切，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利用空气来给我们的生活指示方向，提供动机的各种元素，只有杀人狂似乎在从生活中重新汲取一定量的他们早先投入生活中的东西。这个时代呼唤暴力，可我们只得到了失效的炸药。革命不是尚在萌芽中便被扼杀就是成功得太快。激情很快便丧失殆尽，人们便转而求助于思想，这已是常规。提出来的建议没有一项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们要在一代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一百万次，在对昆虫学、深海生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学到更多……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永远无法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有人来租这所公寓了……

　　看来我在波勒兹别墅的生活要结束了，好吧，我就收拾起这些手稿走路好了，别处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事情总是在发生，不论我走到哪里，那儿总有戏看。人就像虱子一样，他们钻到你皮肤下面，躲藏在那儿。于是你搔了又搔，直到搔出血来，可还是无法永远摆脱虱子的骚扰。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把自个儿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人人都有难言的隐痛。厄运、无聊、忧伤和自杀，这些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四周的气氛中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一块好皮肤也不剩。这结果令我兴奋不已，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很开心。我高声呼唤更多。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搔死。

　　连这些支离破碎的笔记我几乎都没有时间记，因为我是被人逼迫过着节奏快而又忙乱的生活的呀。来过电话后，一位先生和他太太来了，在他们谈话期间我上楼去躺下来，我躺着，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回到那个妖怪的床上整夜翻来覆去用大脚趾头弹面包屑。这个令人作呕的小杂种；若是还有比当妖怪更糟糕的那便是当个守财奴。他是一个胆小如鼠、战战兢兢的小混蛋，总是在怕有朝一日破产的恐惧中过日子——或许是三月十八日，准确日子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喝咖啡不要牛奶或糖，吃面包不涂黄油，吃肉不要汤，要不就干脆不吃肉。

　　他不是不要这个便是不要那个，这个肮脏的小财迷。哪一天你打开抽屉瞧瞧便会发现藏在钱匣子里的钱，足足有两千多法郎，还有一些没有兑现过的支票。就算这样，我本来也不会这么在乎的，若不是我的贝雷帽里总是被他倒进咖啡渣子，地板上堆满了垃圾，更不用说那冰冷的润肤膏、油腻腻的毛巾和总是塞住的下水道了。我告诉你，这个小杂种身上总有一股臭味，除非是刚刚洒过科伦香水。他的耳朵脏、眼睛脏，屁股也脏。他是一个大关节、有哮喘病，有虱子、卑微而又病态十足的家伙。

　　哪怕他曾给我端来过一顿像样的早饭我也会原谅他的全部缺点的！这个家伙在一只脏兮兮的钱匣子里藏着两千法郎，却拒绝穿件干净衬衣，舍不得在面包上涂点儿黄油。这样一个家伙还不只是妖怪，不只是守财奴——他简直是一个白痴。

　　不过有关这个妖怪的都是题外话。我竖着一只耳朵倾听楼下的动静，来人是一位和他妻子一道来看房子的雷恩先生，他们正在谈论要把它租下来呢。谢天谢地，他们还只是说说而已。

　　雷恩太太爱笑，这表明马上会出麻烦的。这会儿是雷恩先生在说话，他的声音沙哑，刺耳、深沉，犹如一件又重又钝的武器砍进肉，骨头和软骨里。

　　鲍里斯叫我下来好介绍我同他们认识，他搓着双手，像个开当铺的。他们正在谈雷恩先生写的一个故事，一匹破马的故事。

　　“我还以为雷恩先生是位画家呢。”

　　“当然是，”鲍里斯眨了一下眼睛说。“不过到了冬天他便写作了，他写得不错……好极了。”

　　我想引雷恩先生讲话，讲点什么，讲什么都行。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讲讲那匹跛马。可雷恩先生几乎一言不发，每一回他试图讲动笔写作的那段枯燥日子时，他的话便变得难懂了。他往往要花上几个月工夫才在纸上写下一个字。（冬天只有三个月。）这几个月和冬天那几个月里他在思考什么？天理良心，我真看不出这家伙是个作家，可雷恩太太说，他一坐下灵感便纷至沓来。

　　话题在变换，很难了解雷恩先生在想什么，因为他不说话。

　　而雷恩太太却说，“他边想边干。”在雷恩太太口中，雷恩先生样样都很好。“他边想边干”——非常可爱，可爱极了，博罗夫斯基准会这么说。不过也实在非常痛苦，尤其是，这位思想家只不过是一匹跛马。

　　鲍里斯给我钱，叫我去买白酒。去买酒的路上我便已经醉了，我知道自己一回到屋里便会如何表现。沿着那条街走过来时酒劲儿便发了，我早拟好了一篇漂亮的演说词，它像雷恩太太的傻笑，就要滔滔不绝地涌出口来，照我看，她也已有几分醉意了，她一喝醉便会留神听别人说。刚从酒店里出来，我便听见汩汩的撒尿声，一切都在发狂，在四处乱溅，我要雷恩太太听着……鲍里斯又在搓手，雷恩太太仍在结结巴巴地飞溅着唾沫星子说话。我把一个酒瓶夹在两腿间，把开瓶塞的钻子钻进去，雷恩太太大张着嘴期待着。酒从我两腿间溅出来，阳光也从八角窗外溅进屋来，而我的血也在血管中沸腾，将要从我身体里一涌而出的上千种发疯的玩艺儿现在都混杂在一起了。我把自己想起的每一件事讲给他们听，这些事情原先都藏在我心灵深处，而雷恩太太的狂笑使我开口全说出来了。两腿间夹着酒瓶，阳光由窗外洒进来，这会儿我又重新体验到刚到巴黎时捱过的那段寒酸日子里所感受到的快活心境，当时我茫然不知所措，一贫如洗，像在宴会上徘徊的一个鬼魂那样在街上逛来逛去。每件往事又突然全部想起来了——不能使用的卫生间、那位赞成擦皮鞋的王子、辉煌影院，我在那儿躺在老板的大衣上睡过觉，那个窗子上的铁栅、叫人窒息的感觉、肥大的蟑螂，偶尔的一顿大吃大喝、即将消失在暮色苍茫中的罗斯，坎那克和那不勒斯。我常空着肚子在大街上东跑西颠，有时也去拜访素不相识的人，例如德洛姆夫人。至于怎样到德洛姆夫人家去的，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可我去了，还设法进去了，我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猎装，裤子门襟上一个扣子也没有扣便从管家和系着一条小白围裙的女佣人身边闯进屋子里去了。直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那个房间里金碧辉煌的气氛，德洛姆夫人身着男人气的衣服坐在一只宝座上，鱼缸里养着金鱼，还有古代的世界地图和装订精美的书籍。我仍能感觉到她沉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那色迷迷的态度叫我有点害怕。更舒适的是在圣拉扎尔车站往下灌浓炖肉汤，妓女们都站在门口，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塞尔查矿泉水瓶子，一股很浓的精液在裤裆里泛滥。五点到七点间最好的消遣莫过于置身于这一大群人中，紧跟着一条大腿或一个美丽的酥胸往前走，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个念头接瞳而至。这是那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满足，那时没有约会，没人请吃饭，没有计划，没有钱。那真是黄金般的日子，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每天早上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去美国捷运公司，每天早上都从办事员那儿得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答复。于是我像臭虫一样东跑西颠，时不时地捡几个香烟屁股，有时偷偷地捡，有时又腆着脸公开捡。有时我坐在长椅上勒紧裤腰带止住饥饿的折磨，有时穿过杜伊勒利花园，边望着那粗笨的塑像边勃起一回。或是夜间沿着塞纳河漫步，这儿逛逛，那儿逛逛，力它的美姿发狂——两岸的树木，水中破碎的倒影，桥上该死的灯泡照耀下湍急的水流，女人们睡在门廊里，睡在报纸上，睡在雨里，到处都有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大教堂门廊，到处都有乞丐、虱子和充斥着圣维德斯舞会的丑八怪女人。在小巷里，手推车像酒桶一样堆放在一起，市场上弥漫着草莓的气味，老教堂四周都种着菜。闪烁着蓝色的弧光，贫民区堆满了垃圾，很滑，脚穿缎子舞鞋的女人们痛饮了一夜后在这些污物和害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还有圣绪尔比斯广场，又宁静又空旷，每天夜里临近午夜时分便有一个拎着一把散了架的雨散戴着古怪面纱的女人到那儿去。每天夜里她都撑着伞睡在一条长椅上，伞骨已掉下来，她的衣服已变成绿色的，她的手指又细又瘦，身上散发出一种霉烂的味道。到了早晨，我本人便要坐在那儿，在阳光下安安静静睡一觉，一面还要诅咒那些该死的鸽子，它们到处觅面包渣吃。圣绪尔比斯啊！那硕大的钟楼、贴在门上的花花绿绿的广告，以及楼内点燃的蜡烛。这便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如此热爱过的圣绪尔比斯。在这儿，神坛上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喷泉中水花四溅，鸽子在咕咕叫，面包屑一眨眼工夫便不见了，而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却发出了单调的隆隆声。我在这儿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想着杰曼和她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住过的那条脏兮兮的小街，而神坛后面仍不断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公共汽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太阳晒化柏油，柏油又对我和杰曼产生了影响，对柏油本身和钟楼里的整个巴黎也产生了效力。

　　仅仅一年前我和莫娜每夜都沿着波拿巴街散步，那是在我们告别博罗夫斯基之后。当时圣绪尔比斯广场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巴黎的景物对我都不意味着什么。我说话说累了，看人脸孔看烦了，逛大教堂、广场和动物园等地方也逛腻味了。在红色的卧室里找本书看吧，藤椅坐着不舒服。我整天坐着坐腻了，红色的壁纸叫人厌倦，看着这么多人没完没了地胡扯更叫人心烦。这问卧室和箱子总是打开的，莫娜的衣服杂乱无章地四处丢着。我的套鞋和手杖都在红卧室里，还有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巴黎！巴黎意味着塞莱特咖啡馆、大教堂、多姆大饭店、跳蚤市尝美国捷运公司。巴黎！巴黎意味着博罗夫斯基的手杖、博罗夫斯基的帽子、博罗夫斯基的树胶水彩画、博罗夫斯基的史前鱼和史前笑话。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启程乘船去美国前的那一夜。

　　那是一个难得的夜晚，博罗夫斯基有点儿醉了，他还有点儿讨厌我，因为我跟那儿的每一个婊子跳舞。不过我们早晨就要走了！我就是这样对我搂住的每一个女人说的——早晨就走！我就是这样对那个有双玛瑙色眼睛的金发女郎说的。到了卫生间里，我站在小便器前，下面勃起得很厉害，它显得既轻又重，像一只插上翅膀的枪弹。我就这样站在那儿时，两个女人溜进来了——美国女人。我双手握着****，友好地同她们打招呼。她们朝我挤挤眼便走过去了。我正在走廊里系裤扣，便看到其中一个女人在等她朋友从厕所里出来。还在奏乐，也许莫娜会出来找我，或是博罗夫斯基拄着他的金柄手杖来，可我现在在这女人的怀抱中，她搂着我，我便不在乎谁会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俩慢慢蠕动着钻进一个小房间，我让她手扶着墙弯腰俯在那儿。我试着把那东西插进去，可是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坐下试了一回，可还是不成功，无论怎样试都不行。她自始至终握着我的****，活像握着一件救命的宝贝一样。可是没用，我们太兴奋、太急切了。还在奏乐，于是我俩又从小屋里匆匆出来回到走廊里。在厕所里我把精液全射在她的漂亮衣服上，为此她很生气。我摇摇晃晃回到桌旁，博罗夫斯基脸上红扑扑的，莫娜则责难地望着我。博罗夫斯基说，“咱们明天都去布鲁塞尔。”

　　大家都同意了，回到旅馆后我吐得到处都是，床上、脸盆里、衣物上、套鞋和手杖上，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上也吐上了。

　　几个月后，还是在同一座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们望着窗外院子里的景物，自行车都放在那儿。楼上，阁楼底下有间小屋子，某位叫亚历克的活泼小伙子整天在放留声机，还扯着嗓门反复唱些美妙的歌儿。我说“我们”，可我这是把事情提前叙述了。莫娜一直不在，今天我就要去圣拉扎尔车站接她呢，临近傍晚，我把脸挤进两条栅栏之间站着等，可是没见莫娜，我又看了一遍电报也没能看出什么溪跷。于是我又回到拉丁区，照样大吃了一顿。过了一会儿从多姆大饭店前游逛而过时我突然看到一张苍白，臃肿的面孔和一对急不可耐的眼睛，还有一直令我心驰神往的夭鹅绒衣裳，因为在柔软的天鹅绒下总有她温暖的乳房、大理石般洁白的大腿和冰凉而又结实的肌肉。她从面孔的海洋中起身拥抱我，充满柔情地拥抱我———千只眼睛、鼻子、手指、腿、酒瓶、窗子、钱包和茶托都在瞪着我们，而我俩拥抱在一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在她身边坐下，她便说开了——滔滔不绝他说开了，这是歇斯底里、性变态和麻风病的狂热征兆。我连一个字也没听见，因为她很美，我爱她，现在我很快活，还愿意去死。

　　我们沿着城堡街漫步，找寻尤金。我们走过那座铁路桥，我常常在这儿看着火车驶出去，这时我在想她究竟在哪儿，心里也就很不好受了。过桥时一切都是软绵绵的、迷人的，烟雾从我们两腿间袅袅上升。铁轨嘎嘎作响、信号机在我们血液中闪烁，我觉察到她的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全成为我的了，于是我停下用双手抚摸那温暖的天鹅绒。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碎裂，碎裂，天鹅绒下的温暖肉体渴望着我……我俩又回到原先那间屋子，多亏尤金，我们又弄到了五十法郎。我看看院子里，那部留声机已经停了，箱子打开着，奠娜的东西像往常一样丢了一地，她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我催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以为她要发疯了……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再摸摸她的身体多么好啊！可是能摸多久呢？这一回能持续下去吗？我已有了一种预感，这不会延续多久的。

　　她狂热地跟我说话，仿佛我们没有明天一样。“别说了，莫娜！看着我……别说了！”最后她睡着了，我从她身下抽出胳膊。

　　我闭上眼，她就躺在我身边……到早上当然还在……我是在二月里从码头启程的，那天下着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睛的暴风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在窗口同我挥手道别，当时街对面角落里站着一个男人，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下颚贴在西服翻领上。这个望着我的人是个胎儿，一个嘴里叼着雪茄的胎儿。莫娜在窗口向我挥手道别，脸色苍白而臃肿，披头散发，忽而又到了一个阴沉沉的卧室中，我俩有节奏地喘着气，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猫身上的气味，她的秀发叼在我嘴里。我闭着眼，我们对着嘴呼出一口口热气。我俩紧贴在一起，距美国有三千英里之遥，可我再也不想它了。同她在这儿睡在床上、让她对着我呼吸、秀发含在我嘴里——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天亮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从酣睡中醒来望着她，这时一缕微弱的光线透进来，我望着她美丽的蓬乱头发，觉得有样东西顺着她的脖子爬下来。我又凑近看看她，她的头发在动。我扯开床单，看到更多的臭虫，它们在枕头上排成一大片。

　　拂晓，我们匆忙收拾起东西溜出旅馆，这时街上的咖啡馆还没有开门。我们步行，边走边搔痒。天亮了，天边出现了一片奶白色的晨喷，一朵朵橙红色的彩云飘过天空，恰似蜗牛出壳。巴黎啊，巴黎，一切都发生在这儿。断垣残壁、小便池中悦耳的哗哗流水声、男人们在酒吧间里舔小胡子。窗板往上推时铿锵作响，街沟里水流潺潺有声。还有用鲜红的巨大字母拼成AmerPicon之字形。咱们走哪条路：为什么？往哪儿走，干什么？

　　莫娜饿了，而且她的衣服很单保除了晚礼服、香水、俗气的耳环、手镯和脱毛剂，她什么也没有。我们在梅园大道上一家弹子房中坐下要了热咖啡。卫生间坏了。我们得坐一阵了才能去另一家旅馆，这时我们互相拣去了对方头发里的臭虫。莫娜紧张不安，所以发起脾气来。非得洗个澡，非得干这，非得干那。非得、非得……“你还剩下多少钱？”

　　钱！全忘掉了。

　　美国饭店。那儿有部电梯。

　　我们在大白天便上床睡觉了。待我们起来天色已黑，这时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凑足往美国打一份电报的钱。电报就打给那个嘴里叼着长长的、有味道的雪茄的胎儿。还要去拉斯帕伊林荫道找那个西班牙女人，做顿热饭是她的拿手好戏。天一亮便会发生什么事的。至少我们可以一起上床了。再也没有臭虫了。雨季已开始。床单干净极了……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06章

爱默生说，“生活也包括人一整天内的所思所想。”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生活就只是一截大肠，我不仅整天想着吃的，晚上做梦也梦到吃的。

　　可是我并不希望回美国去，去受双份罪，去做单调无味的事情。不，我情愿在欧洲做一个穷人。大家都知道，我真够穷的，只剩下做人所必需的东西了。上个星期我还以为生活问题就要解决了，以为我就要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我凑巧碰到了另一个俄国人，他名叫谢尔盖，住在叙雷讷，那儿住着一小群流亡者和潦倒的艺术家。俄国革命前谢尔盖是沙皇禁卫军中的一名上尉，他穿着袜子量身高足有六英尺三，喝起伏特加像牛饮水一样。他父亲是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海军将领之类的要人。

　　我同谢尔盖相遇的情形有些古怪。那天快到中午了我还在“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一带嗅来嗅去想找点儿东西吃，也就是在那条一头装着铁门的窄小胡同后面。我正在舞台入口处闲荡，希冀同某个女演员不期而遇，这时一部敞开的卡车在人行道上停住了。那个司机正是谢尔盖，看到我两手插在兜里站着，他便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卸下车上的铁桶。听说我是美国人而且生活无着，他差一点高兴得哭起来，看来他一直在到处寻找一个英语教师。我帮他把装杀虫剂的桶子滚进去，我尽情看着在舞台两侧到处奔跑的女演员。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怪诞的印象——空旷的房子、女演员像填装着锯未的洋娃娃似的在舞台两厢横冲直撞、一桶桶杀菌剂、战舰“波将金号”——而最难忘的是谢尔盖的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大块头，十分温柔，是一个十分地道的男子汉，却又生了一副女人的柔肠。

　　在附近的咖啡馆里——“艺术家咖啡馆”——他马上提议为我安排住宿，说他要在走廊地板上铺一张床垫。作为上课的酬劳，他说叫我每天免费吃一顿饭，一顿丰盛的俄国饭，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吃上这顿饭他就给我五法郎。我觉得这主意很妙——妙极了。唯一的一个问题是，我每天如何从叙雷油赶到美国捷运公司去。

　　谢尔盖坚持马上就开始，他给我车费，叫我晚上到叙雷讷来。我带着背包在吃晚饭前赶到了，目的是给谢尔盖上一课。已经有些客人到场了，看来他们一贯是一起吃的，大伙儿凑钱。

　　饭桌旁一共是我们八个，还有三条狗。狗先吃，它们吃的是燕麦片，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也吃燕麦片——作为一种提胃口的佐餐食品。谢尔盖眨眨眼说，“在我们国家这是喂狗的。

　　在这里却是给绅士的，这样行吗？”吃完了燕麦片便上蘑菇汤和蔬菜，过后是咸肉蛋卷、水果、红葡萄酒、伏特加、咖啡和香烟。俄国饭还不错，每个人说话时嘴里都塞得满满的。饭快吃完时谢尔盖的老婆——一个很懒的亚美尼亚婆娘———屁股坐在沙发上啃起夹心糖来，她把肥胖的手指伸进盒子里去摸一块，啃下一点点看里面是否有果汁，然后就把它扔到地板上喂狗。

　　饭一吃完客人们便匆匆忙忙走了，他们仓皇逃走，仿佛怕瘟疫降临。最后只剩下谢尔盖、我和狗——他妻子已经在长沙发上睡着了。他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替狗收集残汤剩饭。他用英语说，“狗喜欢吃这些东西，喂狗好得很。那条小狗它有虫子……它还大校”他弯腰仔细察看在狗两只爪子之间的地毯上爬着的一些白虫子，他试图用英语解释这些虫子，但是他的词汇不够用。最后他查了查词典，欣喜地抬头望着我道，“哈，是绦虫！”我的反应显然不那么明显，谢尔盖有些迷惑不解，于是便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更仔细地察看它们，还捉起一条放在桌上的水果旁。“畸，它不太大，”他用英语嘟哝道。“下一课你教我各种虫子，行吗？你是个好老师，我跟你学了不少……”“大”、“教”、“好”都发错了音。

　　躺在走廊里的床垫上，杀菌剂的气味叫我喘不过气来，这种刺鼻的辣味儿似乎钻进了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刚才吃过的东西又在口中散发出气味——廉价燕麦片、蘑菇、咸肉和煎苹果。我又看到躺在水果旁的那条小小的绦虫和谢尔盖向我解释狗出了什么毛病时摆在桌布上的各式各样的虫子。我看到“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的空乐他，每一条裂缝里都藏着蟑螂、虱子和臭虫。我看到人们疯了似的搔自己身上，搔呀搔，直到搔出血来。我看到这些虫子像一支红色蚂蚁大军一样在布景上到处爬，吞下它们看见的一切。我看到合唱队的姑娘抛开薄纱外衣，光着身子跑过走道。我还看到正厅里的观众也脱掉衣服互相搔痒，活像一群猴子。

　　我试图叫自己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我找到的一个家，每天有一顿现成饭吃，而且谢尔盖无疑是个热心人。可是我无法入睡，这简直如同在陈尸所里睡觉一样。床垫已被散发出香气的液体浸透，已成了虱子，臭虫、蟑螂和绦虫的陈尸所。我忍受不了。我不愿忍受！毕竟我还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虱子。

　　到了早晨我等着谢尔盖装车，我叫他把我带到巴黎去，却不忍心告诉他我就要走了。我把背包留下了，还有他给我的几件东西。我们到佩里埃广场时我跳下来了，在这儿溜掉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我是自由的——这才是最要紧的……我像小鸟一样轻松地由一条街飞奔到另一条街，仿佛刚从牢房里放出来。我用全新的目光看世界，万物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甚至包括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在布尔索尼尔街站下看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橱窗，里面有一些照片展示“史前及史后”人类的标本。全是法国佬，有些人光着身于，只戴一副夹鼻眼镜，留一缕胡子。真不明白这些姑娘怎么爱上了双杠和哑铃。一个法国佬应该有个微微腆起的大肚子，像查露斯男爵那样。他也该蓄胡须，戴夹鼻眼镜，不过不该光着身子让人拍照。他该穿双闪闪发光的漆皮靴，短便衣口袋上应该别一条白手帕，露出来四分之三英寸。如果有条件，他还应该在上衣翻领上系一条红缓带，穿过纽眼，上床睡觉时还要换睡衣。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广场时从那个装着一条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经过，她日复一日地站在戈蒙宫对面。看起来她还不到十八岁，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了。午夜过后她用黑假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身后是一条小胡同，里面像一座地狱一样灯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轻松地从她身边经过，不知怎么搞的她使我联想起一只拴在桩上的鹅，一只肝上患了病的鹅，这样世人才得以享用它的鹅肝馅饼。带着那条木腿去睡觉一定很古怪，人们会联想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木刺啦等等。行啦，各人对自己的口味就行！

　　沿着圣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奥弗，另一个在报社工作的穷鬼。他抱怨说每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觉，因为早上八点就得起来到一家牙医诊所去干活。他干这个活并不是为了钱，他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替自己买一副假牙。他说，“困得直打瞌睡时看清样可不容易，可我老婆还以为这差事像吃饭一样容易呢。

　　她说，我若丢了工作她们咋办？”可是佩克奥弗对这个工作根本不感兴趣，这个工作甚至不允许他花钱。他只好存起香烟蒂，把它再填进烟斗里抽。他的外套是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总出汗，可是一夜只睡三个钟头。他说，“不该这样对待一个人，还有我的那位老板，若是我丢了一个分号他便会把我骂得尿裤子。”说起他老婆，他又补充道，“我的那个女人，我告诉你，她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激我。”

　　分手时我设法从他那儿骗了一个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办不到。不过我弄到手的已足够喝一杯咖啡，吃一块月牙形蛋卷了，圣拉扎尔车站那儿有一家供应降价食品的酒吧。

　　碰巧，我在盥洗室里找到一张音乐会票，于是便像一只轻松愉快的鸟一样奔戈韦音乐厅去了。引座员脸色难看极了，因为我竟没有给他一点小费。每次从我身边经过时他都要征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来。

　　我已很久没有同穿着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了，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不安，直到现在还闻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许谢尔盖也往这儿送货，不过谢天谢地，这儿没有人搔痒。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非常淡。音乐会尚未开始众人脸上便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这音乐会真是一种礼貌的自我折磨。指挥短短的指挥棒敲响后大家紧张地全神贯注了一阵，随即便是寂静无声——一种单调沉闷的、被管弦乐队奏出的沉着、不间断的轻微乐声反衬出的寂静。我的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脑壳里镶了一千面镜子。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十分激动，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万股水流上跳跃。以前我从不曾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没有任何声响能逃过我的耳朵，甚至最细小的别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好像我没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只窗子，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光亮穿透了我的内赃。我可以感觉到这光线就蜡缩在我肋骨的穹窿下，我的肋骨垂在一个空空如也的肚子上，响声使它颤抖，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持续了多久，我早已失去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仿佛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出现了一阵半自觉的状态，与之相抵的是一种平静感。我感到身体内有一个大湖泊，一个发出彩虹色光辉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冻。这个湖泊上突然形成一个个巨大螺旋，一群群腿细长、羽毛漂亮的候鸟出现了，它们一群群地从清凉的静止湖面上腾空飞起，从我的锁骨下飞过，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然后，缓慢地、异常缓慢地，这些窗子关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来位置上，犹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妇在我身体内漫游。突然，剧院里的灯全亮了，我发现白色包厢里的那个男人原来竟是一个头上顶着一个花盆的女人，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位土耳其军官呢。

　　一阵骚动，所有想咳嗽的人都尽情咳开了，传来脚在地板上蹭踏发出的声响、竖起椅子的声响、人们漫无目标地四处游逛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还有人们展开节目单时发出蹊卒声——他们装模作样地看看便又丢下了，把它乱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变故亦值得谢天谢地，因为它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们心自问自己在想什么。若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曾想，他们准会发疯。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他们呆呆地互相望着，而且他们逼视对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一听到指挥又开始了，他们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强迫状态中——他们不由自主地搔痒，或是猛地记起了一个摆着围巾或帽子的橱窗。他们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橱窗里的所有细节，可是回忆不起这个橱窗到底在哪儿了，这使他们大伤脑筋，清醒而又不安。于是他们打起双倍的精神去听音乐，因为他们十分清醒，无论乐曲多么美妙也不能忘怀那个橱窗和挂在那儿的围巾或是帽子。

　　这种聚精会神的气氛感染了会场本身，连乐队似乎也受到激励，变得格外精力充沛。第二个节目像最好的压轴戏似的结束了——它结束得这么快，音乐嘎然而止，灯打开时有些人像胡萝卜一样戳在座位上，下巴抽搐着。假如你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贝多芬、门捷列夫、黑塞哥维那”，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到演奏德彪西的曲子时场内的气氛已完全被毒化了，我在纳闷，作为一个女人性交时究竟有何感觉——是不是对欢悦更敏感一些，等等。我在想象一件东西穿透两腿间那个地方的情形，不过只有一点隐隐约约的痛感。我企图集中注意力，但是音乐太难把握了，我只能想着一只花瓶慢慢翻转过去，音符散入空中去的情形。最后我只注意到开灯关灯了，我便问自己灯是如何开关的。我旁边的人在呼呼大睡，他像一个掮客，大肚子，蜡黄的小胡子。我就喜欢他这样，我尤其喜欢他的大肚子和所有吃出这样一个大肚子的食物。为什么他不该呼呼大睡？

　　若是想听，他无论何时都可以搞到买一张票子的钱。我注意到那些衣着较好的人睡得更踏实一些，这些有钱人问心无愧。若是一个穷汉打瞌睡，哪怕只是几秒钟，他也会觉得很丢脸，他会以为自己对那位作曲家犯下了罪。

　　演奏那只西班牙曲子时整个音乐厅都轰动了，大家都笔直地坐了起来，他们是被鼓声惊醒的。我以为鼓一旦敲响便会一直响下去，我期望看到人们从包厢里跳下来，或是把帽子扔掉。

　　这支曲子里蕴含一种英雄气概，拉威尔，他本会迫使我们拼命、发疯的，只要他想这么做，不过这不是拉威尔的曲子。突然一切都静寂下来，仿佛拉威尔在开玩笑时记起他穿了一件剪破的衣服。他抑制住了自己，依我的愚见，这酿成了大错。艺术即意味着有始有终，假如你以鼓点声开始就得用爆炸声或梯恩梯炸药告终。拉威尔为了形式牺牲了一些东西，为的是人们睡觉前必须消化掉的一棵菜。

　　我的思绪心猿意马，约束不住，既然鼓声已停，音乐便也离我远去。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是指挥别人的。出口的灯光下坐着一位郁郁寡欢的维特民他双时撑着身子，目光呆滞。门口站着一个西班牙人，裹着一件大斗篷，手里拿着一顶阔边帽，他的架势像是正在摆好姿势叫罗丹塑“巴尔扎克”似的，他的脖子以上部分很像水牛比尔。我对面的顶层楼座前排坐着一个女人，她的两条腿叉得很开，她的脖子向后拗去，错位了，看上去像是得了破伤风。还有那个戴红帽子的女人，她正趴在栏杆上打吨儿——若是来一回脑出血就太妙了！设想她流出一桶血，全倒在楼下那些浆洗得硬硬的衬衫上，设想一下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衬衫上沾着血走出音乐厅回家去！

　　睡觉是基调。再也没有人在听了，无法再思考、再倾听了，也无法去梦想，即使音乐本身也成了一场梦。一个戴白手套的女人把一只天鹅放在膝上。传说勒达怀孕后生了一对双胞胎。

　　人人都在生某种东西——只除了上面那排座位上那个搞同性恋的女人。她昂着头，大张着嘴，注意力十分集中，这曲交响乐像镭一样放射出一阵阵火花，使她激动不已。朱庇特在穿透她的耳朵。还有加利福尼亚的片言只字、生着大鳍的鲸鱼、桑给巴尔、西班牙式城堡。瓜达尔基维河沿岸有上千座清真寺在闪闪发光。冰山深处的时光尽是淡紫色的。莫尼大街上立着两根拴马的白柱子，滴水嘴……宣传贾沃斯基谬论的男人……河，边的灯光……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07章

我在美国时有几位印度朋友，有的好，有的坏，有的不好也不坏。环境常将我置于一个有幸能为他们效劳的位置上，我替他们找工作，给他们提供住宿，若有必要还给他们饭吃。我得承认，他们都非常感恩戴德，实际上他们这样总光顾我倒使我的日子很难过。他们中有两个是圣人——若是我知道圣人是怎样的。尤其是卡普特，人们有天早晨发现他的喉咙被人割了一个大口子。那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所小房子里，人们有一天早上发现他一丝不挂地瘫在床上，被人割开了一个大口子。时至今日还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被人谋杀的还是自杀的，不过这也无关紧要……我回想起我在纳南塔蒂的住所的一连串往事，我在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我竟把纳南塔蒂全忘了，直到那天我躺在塞尔街上一家寒伦的旅馆里才又重新记起他来。我睡在铁床上，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时暮地眼前闪现出这几个字：无足轻重的人。我们在纽约就是这样叫他的——无足轻重的人，“无足轻重先生”。

　　我睡在那套豪华房间的地板上，纳南塔蒂在纽约期间便住在这儿。他在扮演一个乐善好施者的角色，给了我两条盖上浑身发痒的毯子，原先是盖在马身上的。我就蜡缩在里面，躺在落满尘土的地板上。一天里的每一小时都有零活可干——假如我蠢到呆在屋里不出门的田地。早晨他粗暴地唤醒我，叫我替他预备午饭吃的蔬菜：葱头、大蒜、豆子等等。他的朋友凯皮告诫我不要吃这些东西，说它们不好。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吃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为了一点点吃的我十分乐意用一把破扫帚清扫他的地毯，替他洗衣服，一俟他吃完饭就拣起掉在地上的残渣吃下去。自从我来了他已变得绝对讲究干净——现在一切都得掸灰，椅子一定得按规定的样子摆好，钟一定得按时敲响，卫生间也一定得好好冲洗……真没有见过比他更古怪的印度人，而且他还小气得要命！待摆脱他的控制以后我要好好嘲笑他一顿。可我现在是囚犯，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贱民，一个不可接触的人……若是我到晚上还没有赶回来盖上马盖的毯子睡觉，我一回来他便会说，“嗬，原来你还没有死？我还以为你已经死掉了呢。”

　　他明知我一文不名，可还是每天都告诉我他刚刚在附近找到了廉价出租的房间。我说，“可你知道，我还租不起一个房间呢。”

　　这时他便像中国佬那样眨眨眼毫不在意他说，“哦，对了，我忘了你没有钱。我总是忘事儿，安德里……不过等电报来了……等莫娜小姐给你寄来钱，那时你就跟我去找个房间，好吗？”话音未落他便又力劝我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六个月……七个月……你在这儿对我帮助很大。”

　　纳南塔蒂是一个我在美国时从未为之效劳过的印度人，他自称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一个珠宝商，在巴黎拉斐特大街有一套豪华房子，在孟买有一座别墅，在大吉岭又有一所带游廊的房子。我一眼便看出他是一个笨蛋，不过笨蛋有时却具有聚起一大笔财富的天赋。我当时不知道他曾在纽约给旅馆老板留下两只大珠子抵帐，我觉得好笑的是，这个小个儿一度曾在纽约那家旅馆大厅里摇来晃去，他拄着乌木手杖，将侍者挥来斥去、为客人订午饭、使唤茶房去买戏票，按天租用出租车……这时他衣袋里却一文钱都没有。他只有脖子上挂的那一串大珍珠，把这些珠子一个个卖了换钱用。我还觉得好笑的是他常傻气十足地拍拍我的背，感谢我对那伙印度人还不错——“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非常聪明！”他还告诉我某位好心的神会报答我的善举。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些聪明的印度人——有一回当我建议他们向纳南塔蒂借五美元时，他们都吃吃地笑。

　　我现在纳闷的是，这位好心的某某神将如何报答我的善举。

　　我不过只是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的奴仆，得时刻听从他的吩咐，他这儿需要我——这是他当面告诉我的。一走到便盆旁他便嚷道，“安德里，请给我拿一壶水来，我要擦一把。”这位纳南塔蒂从不愿用手纸，想必这是同他的宗教信仰相抵触的吧。他不用手纸，却要一壶水和一块破布。他还挺娇嫩，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有时我正在喝一杯他扔进一片玫瑰花瓣的淡茶，他来了，冲着我的脸放一个响屁。他从来不会说“对不起”！他的古吉拉特语词典上想必没有这句话。

　　我来到纳南塔蒂的公寓这天他正在作沐浴仪式，也就是说，他正站在一只脏水钵上努力把一只弯曲的胳膊伸到颈后，钵边摆着一只铜高脚杯，那是他用来换水的。他要我在沐浴仪式期间别出声，于是我便按他的吩咐一声不响地坐着，看他歌唱、祈祷，不时朝水钵吐水，这就是他在纽约时谈到的那套豪华房间了！拉斐特大街！我觉得这就是纽约的一条主要街道，我只想到住在这条街上的百万富翁和珠宝商人。当你在大洋另一边时，拉斐特大街听起来满不错。同样，当你在大洋这一边时纽约的第五大道也不赖。人们简直想象不出这些漂亮街道上的垃圾是多么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来到这儿，坐在拉斐特大街上的这套豪华公寓里了，而这个疯疯癫癫、胳膊弯曲的家伙正在举行清洗自己的仪式。我坐的那把椅子是破的，床也散了架，墙纸破烂不堪，床下一只打开的箱子里塞满了脏衣服。从我坐的地方一眼便可看到下面那个穷酸的院子，拉斐特大街的贵族就是坐在那儿抽陶土制的烟斗的。纳南塔蒂唱赞美诗时我不禁想象他在大吉岭的那所带游廊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一换衣服和祷告起来便没完没了。

　　纳南培蒂对我解释说，他必须按照这种规定的方式沐浴，这是他所信仰的宗教要求的。不过到星期日他便在一只锡澡盆里洗澡，他说神灵看到会眨眼睛的。穿好衣服后他便走到碗橱前，跪在摆在第三层上的一个小神像前，一遍遍背诵那些别人听不懂的祷告词。他说，如果你每天都这样祷告便什么事都不会出。

　　那位不知名的好心神灵绝不会忘记一个听话的仆人。接着他让我看那条扭曲的胳膊，是在一次出租车事故中撞的，那天他无疑忽略了这套完整的又唱又跳的仪式。他的胳膊活像一只破损的指南针，早已不再是一条胳膊，却成了加上一条胫骨的指关节了。自从这条胳膊修好后他的胳肢窝里就长出一对肿胀的腺体——又肥又小的腺体，同狗的睾丸一模一样。在为自己的痛苦而哀叹的同时他突然又想起医生曾推荐过一个较为宽松的食谱，于是马上恳求我坐下来拟一份有大量鱼肉的菜单。“还有，牡蛎怎么样，安德里？可以用它做小菜。”可是这一切不过只是叫我发馋而已，他根本就不打算替自己买牡蜗、肉、鱼，至少我在这儿期间他不会买。眼下我们得靠吃小扁豆和米饭摄取营养，还有存在顶楼上的各种于货，连上星期买的奶油他也不肯浪费。他炼奶油时散发出的气味叫人受不了，从前他一炼奶油我就得先逃出去，现在倒可以坚持下来了。若是我受不了，把吃到肚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他才高兴哩，那样他可以把我吐出的东西和干面包、发霉的奶酪以及用不新鲜的牛奶加发臭的奶油做的小油饼干一起储存在碗柜里。

　　看来过去五年来他屁事都没干过，一分钱的买卖也没做成，他的生意全完蛋了。他同我谈起印度洋里的珍珠——可以指望凭它过一辈子的大珍珠。他说阿拉伯人把这门生意给毁了，同时每天都向那个某某神祷告，这使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他跟这位神交情不错，明白如何哄骗他，如何从他那儿骗几个钱用。这全然是一种商业交往，作为每天橱柜前那番恭维话的交换，他得到一份豆子和大蒜，更不用说腋窝里那对肿胀的睾丸了。他坚信最终一切都会变得圆满，那些珠子有朝一日仍会卖出去，也许再过五年，也许再过二十年——等布玛鲁姆神乐意的时候。

　　“等买卖又兴隆了，你替我写信就会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润。不过你先得写封信看看我们是不是能从印度赊帐，等答复得六个月，也许七个月……印度的船开得太慢。”这家伙一点儿时间概念都没有，有时我问他睡得好不好，他便说，“哦，好，安德里，睡得好极了……有时候我三天睡了九十二个钟头。”

　　早上他通常很虚弱，什么事也于不了。他的胳膊！那可怜的、歪七扭八的、丁字形的胳膊！有时看到他把它扭着伸到颈后我便纳闷他怎样把它再放回原处。若不是他腆着一个大肚子，他便会令我忆起梅德尔多马戏团里的一个专作柔体表演的杂技演员，只需要再摔断一条腿就行。每当他见我扫地毯，见到我扬起一大团灰尘，他就像一个小矮人一样咯咯叫开了。“好！干得好极了。现在我要捡起那些难扫的东西了。”这话是说我漏掉了一点灰尘，这是他礼貌地挖苦人的方式。

　　下午总有几个从珍珠市上来的老朋友到家里拜访他，全是温文尔雅、满口甜言蜜语的狗东西，全有一对母鹿般含情脉脉的眼睛。他们围坐在桌旁喝花茶，嘴里发出很响的嘶嘶声。这时纳南塔蒂像一个自负的小官吏一样上窜下跳，或是指着地板上的一点点灰尘用油滑的腔调对我说——“请你把它敛起来好吗，安德里？”客人们一到他便故作殷勤地走到橱柜那儿取出干面包片，那还是他一星期前烤的，吃起来有一股强烈的腐烂木头味。哪怕一点儿面包屑也不能扔掉，如果面包变得太酸了，他便拿下楼去给那个看门人，据他自己说这人对他一直很好。也是据他自己说的，这个看门人得到陈面包很高兴，要用它做面包布叮有一天我的朋友阿纳托里来看我，纳南塔蒂很高兴，一定、要挽留阿纳托里喝茶，一定要他尝尝干巴巴的小油饼和陈面包。

　　他说，“你一定天天来教我俄语。很好的语言，俄语……我想学会说俄语。那话是怎么说的——波什特？请你替我把它写下来，安德里……我一定要用打字机把它打出来，叫他看看我的技术。”他在收到撞坏他胳膊的人付的赔偿费后买了这部打字机，医生推荐说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不过没过多久他就对打字机腻味了，因为这是一部英国造的打字机。

　　他听说阿纳托里会弹曼陀铃，便说，“太好了！你一定天天来，教我玩这种乐器。等生意好一点儿了我也要买一只曼陀铃，这对我的胳膊是有好处的。”第二天他从看门人那儿借了一部留声机，“请你教我跳舞，安德里。我的肚子太大了。”我倒希望他有朝一日买一块上等牛排，这样我就可以对他说，“请你替我咬一口，无足轻重先生。我的牙不大好！”

　　我刚才说过，自从我来后纳南塔蒂就变得格外挑剔了。他说，“昨天你犯了三个错误，安德里。第一，你忘了关上卫生间的门，里面嗡嗡响了一夜；第二，你让厨房窗子开着，结果今早窗子打破了；第三，你还忘了把奶瓶放出去！睡觉前一定想着把奶瓶放出去，到了早上一定记着把面包端进来。”

　　他的朋友凯皮每天来看看有没有来自印度的客人，他等纳南塔蒂出了门便匆忙奔向食品橱，吞下藏在一只玻璃罐里的一条条面包。他坚持说面包已经不新鲜了，不过仍像老鼠一样很快吞下去。凯皮是个小偷、寄生在人身上的虱子，他把自己牢牢地附着在哪怕是最穷的同胞的皮肤上。根据凯皮的观点，这些同胞全是大富豪。为了一支马尼拉雪前和买一杯酒的钱他愿意舔随便哪个印度人的屁股。记住，印度人的屁股，英国人的可不行。他有巴黎每一家妓院的地址，还有价目表，甚至从十法郎一回的下等妓院中他也能得到一笔小小的佣金，他还知道到你想去的地方的最近路线，他先问你愿不愿坐出租车去，如果你不愿，他就提议坐公共汽车，如果觉得车费太贵就坐电车或地铁去。他或许会主动提出步行送你去，节省一两个法郎，因为他很清楚途中一定会路过一家烟铺，你只好给他买一支雪茄。

　　从某种意义上讲，凯皮是个有意思的人，除了每夜同女人睡一觉之外，他根本没有别的野心。他挣的钱少得可怜，却把每一文都掷在舞厅里面了。他在孟买有一个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向又蠢又没有心眼、上了他的当的女仆求婚。他在孔多塞街有一问小房子，每月付六十法郎房租。墙壁是他自己裱糊的，为此他很自豪。他的钢笔里灌的是紫罗兰色的墨水，因为这种颜色持久些。他自个儿擦皮鞋，熨裤子，洗衣服。为了一支雪茄，你芳称其为“方头雪茄”也行，他乐意领着你走遍整个巴黎。你若站下看一件衬衣或是一颗衬衫领扣，他便马上来精神了。“别在这儿买，”他会说，“他们要价太高。我带你去一个便宜些的铺子。”你还来不及想，他便把你匆匆拉到另一个橱窗前，还是同样的领带、衬衣和衬衫领扣。也许还是原先那间铺子，只是你看不出。凯皮一听到你打算买点儿什么便活跃起来，他问你许多问题，把你拽到许多铺子里去，最后你会不可避免地口渴，只好请他喝一杯。接着你会惊奇地发现又置身于一家烟店里了——也许仍是原先那家——凯皮又油腔滑调地低声说，“请你行行好给我买支雪茄吧！”不论你打算做什么，哪怕只是走到前面拐弯处，凯皮都要帮你省劲儿，他要指给你最近的路，东西最便宜的铺子、菜给得最多的饭馆，因为不管你打算干什么都非经过一家烟店不可。爆发一场革命也好，工厂停工也好，实行检疫隔离也好，晚上舞曲一奏响凯皮一定得赶到“红房子”，“奥林匹亚”或“昂热·鲁日”舞厅去。

　　那天他带来一本书让我看，书中讲的是一位神职人员和一家印度报纸的编辑之间一场广为人知的官司。似乎是编辑公开指责神职人员生活堕落，还进一步指控这位神职人员有性玻凯皮说准是梅毒，纳南塔蒂却断言是淋病，在纳南塔蒂口中，一切都得稍微添油加醋一番。究竟是什么病谁也无从得知，纳南塔蒂开心地说，“安德里，请你说说书上讲些什么。我没法看，我的胳膊痛。”接着，为了给我鼓劲儿他又说，“这是本讲睡女人的好书，凯皮是为你拿来的。他什么都不想，专想姑娘，他睡过那么多姑娘——正像克里什纳一样。我们不大相信这件过一会儿他带我上顶楼去，这儿塞满了从印度运来的锡罐和破烂，裹在粗麻布和厚纸里。他说，“我把姑娘们带到这儿来。…接着又郁郁不乐地补充道，“我跟女人睡觉不太拿手，安德里。

　　现在我已不再跟她们睡了，只是搂着她们说说那些话，现在我只愿说那些话了。”没有必要再听他说下去了，我知道他又要讲起他的胳膊了，我看到他躺着，撞断的胳膊在床的一侧荡来荡去。叫我吃惊的是他又添了一句，“我睡女人没有多大本事，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嫖客。我兄弟才叫棒呢！每天三次，天天如此。凯皮也不错——同克里什纳一样。”

　　现在他的思想都集中在这件“嫖的事情”上。到了楼下那间小房子里，他跪在敞开的食品橱前向我讲述一度有钱、他太太和孩子们都在这儿时的情景。每逢假日他便带太太到万国宫租一个房间过夜，每间房子的式样都迎然不同，他太太很喜欢那儿。“那是一个嫖的好地方，安德里，我知道所有的房间我们正呆在里面的小房间的墙上贴满了照片，家族中每一分支都有照片，严然是印度国的缩影。这个家系图上的大部分成员看起来犹如枯萎的树叶，女人们都显得弱不禁风，目光里有一种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神情，而男人却显得机警、聪明，一副受过教育的黑猩猩的派头。他们全在这儿了，大约有九十人，照片上还有白色的阉公牛、牛粪饼，他们枯瘦的腿、老式眼镜，偶尔人们还在照片背景上看到一片干燥的土地、一截就要倒坍的墙、一座胳膊弯曲的神像，那是一种人形的蜈蚣。这幅人物群像有一种十分怪诞、非常不谐调的气氛，看到它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想起从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到锡兰山巅的一大串寺庙。这是一大批建筑物，美得叫人惊叹不已，同时却又显得很可怕，是丑恶的恐怖。这是肥沃的土地引起的联想，已耗尽印度国土的无数阴谋使这片土地也变得动荡不安。瞧瞧这些寺庙前熙熙攘攘的纷乱人群，一个人便会受这些黑皮肤的英俊民族的极大感染，这些民族在过去三千年或更长的时间里通过性交将自己的家谱神秘地同别的民族融合在一起。这些赢弱的男女的目光炯炯有神，从照片里射出来，他们像那些英武有力的塑像投下的消瘦影子，这些石塑的、壁画上画的人物遍布整个印度，以便让在这儿相互融合的各个种族的英雄神话传说永远长存，留在同胞们心中。我看到的只是这石雕的广阔梦境的一个片断，这些就要倒塌的呆板的大厦上装饰着宝石，凝聚着人类的精液。这令人眼花综乱的种种奇思遐想叫我全然沉溺于其中，也使不同人种的五亿人民表现出他们最微妙的渴求。

　　纳南塔蒂现在嘈叨起他那个生孩子时死去的妹妹来，种种难以说明的、乱七八糟的怪念头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她也在墙上的照片上，一个十二三岁；又瘦又羞怯的小姑娘，拉着一个糊涂老头的胳膊。十岁时她就嫁给了这个老色鬼，这老家伙已经埋葬掉五个老婆了。她生了七个孩子，自己死去时却只剩下一个孩子还活着。把她嫁给这老丑八怪是为了保住家里的珍珠，据纳南塔蒂说，她快死去时对医生低声说，“我已对跟男人睡觉厌倦了……我不愿再睡下去受罪了，大夫。”纳南塔蒂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神情严肃地用那只枯萎的手搔搔头。他说，“安德里，跟人睡觉是一桩很糟糕的事情。我要教给你一个词，它可以叫你永远吉祥如意。你一定要天天念，一遍遍地念，一定要念上一百遍。这是天下最好的一个词，安德里……现在念……OOMAHARUMOOMA！”

　　“OOMARABOO……”

　　“不对，安德里……是这样的……OOMAHARU-MOOMA!”“…OMAMABOOABA……”“不对，……是这样的……”……然而，花了一个月纳南塔蒂才偷偷赶到了前头，他每星期要记住比一个词更多的东西还是有困难的——光线不好、书的印刷很拙劣、封面破烂不堪、书页撕破了、笨拙的翻书手指、跳狐步舞的跳蚤、埋伏在床上的虱于、他舌头上的泡沫、时常带的几分醉意、嗓子眼哽住了、酒壶里的酒、发痒的手掌、呼味呼味呼吸时的痛苦、疲惫得坠入雾中的脑瓜、良心的抽搐，盛怒，肛门里喷出的气体、胃中的火、发痒的屁股、顶楼上的老鼠以及耳朵里的喧嚣声和尘土。

　　若不是命运之神的干预，估计我永远也摆脱不了纳南塔蒂的摆布。碰巧，一天夜里凯皮问我愿不愿带他的一个顾客去附近一家妓院。这个年轻人刚从印度来，手头比较拈据。他是圣雄甘地手下的人，“食盐纠纷”期间向海边历史性进军的队伍中的一员。他曾发誓不近酒色，不过我得说他是甘地的一位非常好色的信徒，而且显然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我能做的只是把他领到拉费里埃大街为止，他活像一条伸出舌头的狗，而且简直就是一个自负、虚荣的小鬼！他穿一身灯芯绒西装，戴顶贝雷帽，拿根手杖，打条丝质宽领带。他还买了两支钢笔、一部小照相机和一些花哨的内衣，花的钱是孟买的商人们捐赠的——他们要送他去英国传播甘地的教义。

　　一进汉密尔顿小姐的妓院他就无法自待了，他看到身边围着的一群赤裸裸的女人，便惊恐万状地望着我。我说，“挑一个，你可以随便挑。”他慌得茫然不知所措，竟不敢看她们一眼。他的脸胀得通红，小声道，“你替我挑好了。”于是我不慌不忙地审视她们一番，挑出一个身段很丰满的年轻小妞，看来她的身体不错。我们在接待室中坐下等饮料送来，鸨儿问我为什么不也找个姑娘。那个年轻的印度人便附和道，“对了，你也挑一个。

　　我不想独自跟她呆在一起。”于是鸨儿又把姑娘们全领进来，我替自个儿也挑了一个，一个个头挺高、挺瘦、生了一对悲戚戚眼睛的姑娘。过后众人都走了，只把我们四个留在接待室里。过了一会儿，那位青年甘地俯过身来耳语了几句。我说，“行啊，你若是喜欢她，就带她去吧。”于是我很为难、相当不好意思地对两个姑娘解释说我和印度人想调换女伴。我马上看出我们这是失礼，可我的年轻朋友此刻已经激动了、发情了，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有快上楼去干完那件事拉倒。

　　我进了两间紧挨着的屋子，中间有一个门相通。我估计我的伙伴打算在满足了迫切的、急不可耐的欲望后还要再跟我把姑娘换回去。姑娘们刚刚离开屋子去作准备我便听到他在敲门，他问，“请问卫生问在哪儿？”我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劝他在坐浴盆里方便。姑娘们手里拿着毛巾回来了，我听到印度人在隔壁房间里格格傻笑。

　　正穿裤子，我猛然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骚动，那位姑娘在高声叫骂，骂他是猪猡，是一头肮脏的猪。我弄不明白他究竟干了什么，居然叫姑娘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一只脚伸在裤腿里全神贯注地倾听，他试图用英语向她解释，嗓门越提越高，最后尖声叫起来。

　　我又听到一扇门呼地摔上了，接着鸨儿猛冲进我的房间，脸红得像甜菜，两只胳膊疯狂地乱比划。她尖叫道，“你应该害臊，竟把这样的人带到我这儿来！他是野人……他是猪……他是……”这时我的伙伴站在她身后，恰好在门口，脸上一副极其狼狈的表情。我问他，“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干了些什么？”鸨儿嚷道。“我带你去看……随我来！”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隔壁屋里。“看呀！看呀！”她高声叫着指给我看坐浴盆。

　　“走，咱们走。”印度小伙子说。

　　“等一下，你不能就这样轻轻松松一走了事。”

　　鸨儿站在坐浴盆旁，气得唾沫星子乱飞，两个姑娘也站在那儿，手里捏着毛巾。我们五人都站着看那只坐浴盆，只见盆里水中漂着两截极粗的大便。鸨儿俯下身去在盆上盖了一块毛巾，“可怕！真可怕！”她哭喊道，“我从未见过这种事情！一头猪！一头肮脏的猪！”印度人以责备的目光望着我道，“你早该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它冲不下去。我问你该去哪儿，是你告诉我用这个的。”他都快哭了。

　　后来鸨儿把我拉到一边，现在她已经理智一点儿了。不论怎样，这只是一场误会。兴许两位先生愿意下楼去再喝一杯——为了两个姑娘，她俩都吓坏了，她们没有经历过这类事情。假如两位好先生愿意酬劳那个女仆一下……那个，那滩东西，那滩脏东西女仆收拾起来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她耸耸肩头，挤挤眼睛。这是一桩可悲的事情，不过也是一次意外事故。先生们在这儿稍等一下，女仆马上就端酒来。先生们来点儿香槟怎样？好吗？

　　“我想离开这儿。”印度人有气无力地说。

　　“别太难过，”鸨儿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有时会出错的，下一回你就会问卫生间在哪儿了。”她继续谈到卫生间——似乎是每层楼有一间，还有一间浴室。她说，“我有很多英国客人，都是绅士。这位先生是印度人？印度人是很可爱的民族，那么聪明，那么漂亮。”

　　待我们走到街上，这位可爱的青年绅士差一点哭出声来。他很懊悔买了一套灯芯绒衣服、一根手杖和两支钢笔，他讲起发过的八个誓——不饮酒之类的八戒。向丹地海岸跋涉途中他们连一碟冰淇淋都不准吃。他还给我讲了纺车的故事——圣雄甘地手下的一小批不合作主义者如何效法他们的宗师的献身精神。他自豪他讲述了自己怎样在甘地身边步行，同甘地谈话，于是我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同那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呆在一起。

　　以后几天我们经常见面，他要安排同新闻记者会面，还要给在巴黎的印度人演讲。看到这些没有脊梁骨的恶魔互相使唤倒也有趣，同样有趣的是看到他们一涉及到具体事务便束手无策，这些小气而又卑鄙的对手们互相猜忌、滥施阴谋。无论哪儿有十个印度人呆在一起就准会出现一个包含各种团体和宗派的小印度，充满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对立。在甘地的感召下他们尚能暂时奇迹般地抱成一团，一旦甘地去世便会出现分裂，重新患上内部纷争和混乱这个印度人的痼疾。

　　这位印度青年自然是乐观的，他到过美国并且受到美国人廉价理想主义的不良影响，他被蛊惑了，被无处不在的浴缸、卖小摆设的五分一角商店、熙熙攘攘的人群、高效率、机械化、高工资、免费图书馆等蛊惑了。他的理想是把印度美国化，他根本不赞同甘地的倒退狂热，他说，“前进”，像“基督教青年会”会员那样前进。听他讲述美国观感后我看出指望甘地实现那个必将彻底击败命运安排的奇迹是十分荒谬的。印度的敌手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印度的敌手是时代精神，是时钟上一只不能拨回的指针。没有什么能帮助消除这种毒死整个世界的病毒，美国即意味着毁灭的厄运，她会把全世界拉入无底深渊。

　　这个印度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民族，他讲起那些曾资助过他的、容易轻信的人——教友派教徒、唯一神教派教徒、通神学者、新思想者、安息日会的会员，等等。

　　这个机灵的年轻人懂得如何见风使舵，他会在适当的时机叫泪水涌出眼眶。他懂得如何募集捐款、如何哀求牧师的太太、如何向母亲和女儿同时调情。乍一看，你会以为他是一位圣人，而他也的确是现代的新潮圣人，一位受过玷污的圣人，他能一口气讲一大串关于爱情、友爱、浴缸、卫生设备和效率之类的事。

　　他在巴黎逗留的最后一夜都奉献给“嫖的事情”了。白天他的日程全排满了——出席会议、拟电文、会晤、让报纸记者拍照、情意缠绵的道别、向组织里的中坚分子提出忠告，等等，等等。到吃晚饭时他决定把烦恼暂且抛在一边，他叫了香槟酒下饭，他朝侍者噼噼啪啪捻手指，总之他的举止正符合他的身份——一个粗莽的小乡巴佬。好玩的地方已去得够多的了，他便提议由我带他去一个原始一点儿的场所，他情愿去一个非常便宜的地方，一次叫上两三个姑娘。于是我带他沿着夏佩尔林荫大道走，一路上不停地告诫他小心钱包。在奥贝尔维勒附近我们闯进一家下等妓院，身边立即围上一群姑娘。没过几分钟他就在同一个光屁股姑娘跳舞了，这是一个大块头金发女郎，肥得下巴上尽是皱榴。有十几次我看到镶满整个房间的镜子里映出她的屁股，印度人黑瘦的手指执拗地搂着她。桌上摆满了啤酒杯，钢琴在喘息。没有主顾的姑娘都静静地坐在皮椅子上，像一窝黑猩猩一样默默地搔痒。这儿似乎有一种被压抑的混乱气氛，一种被压制下去的暴力行为，仿佛期待中的爆炸需要某种十分细微的细节安排，某种细微而又全然无准备、完全不可预见的东西。这种迷迷糊糊的幻想状态既允许一个人置身于一个事件之中又叫他保持冷漠，在这种状态中那尚未可知的小小细节开始模糊而又执著地凝聚，形成怪异的晶体，像窗子上结的霜，那些霜样的晶体显得这么怪诞，这么彻底无拘无束，这么奇形怪状，然而它们的命运却要由最最严酷的自然法则操纵，而我心中产生的感情亦是一样。它也要服从一些不可抗拒的规律。

　　我的整个生命要服从环境的支配，这是它以前不曾经历过的。可以称作是我身体躯壳的东西好像在缩孝在压缩，平常干瘪的肌体也在蜷缩，其表皮只能感觉到神经末梢的调节。

　　我的实质越真实，越实在，近在咫尺，看得见摸得着的、把我挤出来的现实也就变得越微妙、越不可捉摸，我越来越固定不变，而我眼前的景物却以同样的程度越来越膨胀。紧张状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再加上一丁点儿外力，哪怕是极小的一点也会粉碎一切。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我体验到了那种超然的明晰，据说只有癫痫病人才具有这种洞察力。我完全丧失了时间和空间幻觉，与此同时世界沿着一条没有轴的子午线在上演它的戏。在这转瞬即逝的永恒中我觉得一切都有道理，都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我还体验到将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抛在后面的内心中的激烈思想斗争。我感到罪恶在这里蠢蠢欲动，要在明天大吵大闹地出现。我感到了如在柞臼中被捣碎的苦痛，感到了掩面痛哭的悲痛。在时间的子午线上毫无正义可言，只有创造了真实和戏剧幻党的行动诗篇。无论何时何地，人们一旦同无限的宇宙相遇，那种使释迎牟尼和耶稣显得像神的大慈大悲精神就荡然无存。可怖的事情井非人类从这堆粪中创造出了玫瑰花，而是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居然想要玫瑰花。人类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寻找奇迹，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从血泊中涉过。他们用各种主义使自己败坏，他们乐意叫自己缩为一个影子——只要一生中有一秒钟可以闭上眼睛回避令人厌恶的现实。丢脸、耻辱、穷困、战争、犯罪、无聊——一切都被忍受着，因为他们坚信一夜之间会发生某种事情，会出现一个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奇迹。与此同时，人体内有一只仪表在走，没有人能伸手进去关上它。有人在吃生命之面包，饮生命之酒，与此同时有位肮脏、肥蟑螂一样的牧师躲在地下室里大吃大喝，这时地面上的街灯下有一个鬼影似的主人咂咂嘴唇，血像水一样淡。在没完没了的折磨和苦难中没有奇迹出现，甚至连慰藉人的一垦半点都没有。只有思想，苍白无力，必须靠屠杀养肥自己的思想，像胆汁一样产生的思想，像猪的肚子被划开会露出来的内脏。

　　于是我想到，假如这个人类永远朝思暮想的奇迹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甘地的这位忠实弟子在坐浴盆里拉的两截粗粗的大便，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埃假如在宴会桌已摆好，吃饭的铃声已响起了最后一刹那，在事先并没有告知大家的情况下一只大银盘突然端上来，连瞎于也可以看到上面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地摆着两截粗粗的大便——我认为这才是最叫人惊叹不已的奇迹，比人们盼望的任何奇迹更刺激。大家都不会预料到，所以说这是叫人惊叹不已的。它又是比最最荒诞的奇思异想更叫人惊叹不己的，因为虽然人人都可能猜到这种可能性，却没有一个人猜中，而且今后也不见得会有人猜中。

　　不知怎么搞的，意识到没有一件事情是有指望的倒对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多少年来，实际上是一辈子，我一直在盼望发生什么事情——会改变我的生活的外来事件。现在，猛然受到样样皆没有指望的事情的启发，我觉得如释重负，觉得肩上一个沉重负担已卸下。黎明时我同这个年轻的印度人分手，事先向他讨了够租一间房的几个法郎。朝蒙帕纳斯走去时我打定主意让自己随波逐流，对命运不做一点儿抵抗，不管它是凶是吉。迄今为止，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尚不足以毁灭我，除了我的梦幻，它现在也还不曾毁掉什么。我未受损害，这个世界也未受损害。明天也许会爆发一场革命，出现一场瘟疫，发生一场地震，明天也许不会剩下一个可以向他寻求同情，帮助和信任的人。我认为这场大灾难已经显露出迹象，我再也不会像此时此刻这样真的一人独处。我打定主意什么也不再坚持，什么也不再指望，从今以后我要像牲口一样生活，像一只猛兽，一个流浪汉、一个强盗。即使宣战，我又命中注定要上前线，我也会抓起刺刀去戮，一直戮到刀柄。如果那天的命令是****女人，那么我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可曾有哪一人类天性中的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根本地、重大地改变？实情是，人类被他称之为自己天性中较好的那一部分叛卖了，在精神的极限上，人类再次发现自己像野人一样赤裸着身子。可以说，当人类找到上帝时他们自己被剔光了肉，成为一个骨架。为了重新长上肉，他必须再活一遭。“上帝”这个词一定得变成肉，这是灵魂的渴求。不论我的眼睛看到了多么碎的面包屑，我都要猛扑上去把它吞下去。若是活着便是至高无上的，我就活着，哪怕为此一定要成为一个吃人生番也罢。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设法保住我这宝贵的臭皮囊，保住包着骨头的那几块肉。这种生活该完结了，我已忍到极限，我的背已贴到墙上，无法再后退。就历史的演变来说我已死去，倘若还有什么希望我只好再赶回来。我找到了上帝，但上帝也无济于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我已告别世界是一个动物园，黎明正在一个新世界里降临，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精瘦的灵魂挥舞锋利的爪子在其中漫游。如果我是一头鬣狗，我准是一只瘦弱，饥饿的鬣狗，我这就出发去喂肥自己。

　　是一辈子，我一直在盼望发生什么事情——会改变我的生活的外来事件。现在，猛然受到样样皆没有指望的事情的启发，我觉得如释重负，觉得肩上一个沉重负担已卸下。黎明时我同这个年轻的印度人分手，事先向他讨了够租一间房的几个法郎。朝蒙帕纳斯走去时我打定主意让自己随波逐流，对命运不做一点儿抵抗，不管它是凶是吉。迄今为止，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尚不足以毁灭我，除了我的梦幻，它现在也还不曾毁掉什么。我未受损害，这个世界也未受损害。明天也许会爆发一场革命，出现一场瘟疫，发生一场地震，明天也许不会剩下一个可以向他寻求同情，帮助和信任的人。我认为这场大灾难已经显露出迹象，我再也不会像此时此刻这样真的一人独处。我打定主意什么也不再坚持，什么也不再指望，从今以后我要像牲口一样生活，像一只猛兽，一个流浪汉、一个强盗。即使宣战，我又命中注定要上前线，我也会抓起刺刀去戮，一直戮到刀柄。如果那天的命令是****女人，那么我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可曾有哪一人类天性中的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根本地、重大地改变？实情是，人类被他称之为自己天性中较好的那一部分叛卖了，在精神的极限上，人类再次发现自己像野人一样赤裸着身子。可以说，当人类找到上帝时他们自己被剔光了肉，成为一个骨架。为了重新长上肉，他必须再活一遭。“上帝”这个词一定得变成肉，这是灵魂的渴求。不论我的眼睛看到了多么碎的面包屑，我都要猛扑上去把它吞下去。若是活着便是至高无上的，我就活着，哪怕为此一定要成为一个吃人生番也罢。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设法保住我这宝贵的臭皮囊，保住包着骨头的那几块肉。这种生活该完结了，我已忍到极限，我的背已贴到墙上，无法再后退。就历史的演变来说我已死去，倘若还有什么希望我只好再赶回来。我找菱、·上帝，但上帝也无济干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我已告别世界是一个动物园，黎明正在一个新世界里降临，一个弱强食的世界，精瘦的灵魂挥舞锋利的爪子在其中漫游。我是一头霓狗，我准是一只瘦弱，饥饿的霓狗，我这就出发去喂肥自己。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01章

现在我住在波勒兹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不是地方，除了我们，这里再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昨晚鲍里斯发现他身上生了虱子，于是我只好剃光他的腋毛，可是他还是浑身发痒，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靠那些虱子。

　　鲍里斯刚刚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儿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

　　这是我到巴黎后的第二个秋天。我是由于某种自己至今也没能搞清的原因被人送到这儿来的。

　　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年前，半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现在我可再不这么想了。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都已与我无涉，谢天谢地，再也没有什么书要写了。

　　那么这一本呢？这一本不算是书，它是对人格的污蔑、诽谤、中伤。就“书”的一般意义来讲，这不是一本书。不，这是无休止的亵读。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喘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若要歌唱你必须先张开嘴，你必须有一对肺叶和一点儿乐理知识。有没有手风琴或吉他均无所谓，要紧的是有想要歌唱的愿望。那么，这儿便是一首歌，我正在歌唱。

　　我是唱给你的，塔尼亚。我倒是希望自己能唱得更好一些、更加悦耳一些，不过那样一来你也许永远不会愿意听我唱了。你曾听过别人唱，他们都引不起你的兴趣来，他们不是唱得太好就是还不够好。

　　这一天是十月二十几日，我已不再理会究竟是哪天了。你会说那是我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做的一场梦吗？有几次间隔，不过都是在两场梦之间的，现在我已全然不记得这几次间隔中的事情了。我身边的世界在分崩离析，同时在这儿或那儿留下一块块的时间。世界是一个毒瘤，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自己……我在想，当无边的寂静笼罩了万物，笼罩各个角落时，音乐最终会胜利的。当万物又回到未被时间孕育出来之前的状态时，世界又一次呈现出那种混饨未开的局面，而现实正是为混饨而写的。你，塔尼亚，就是我的混沌。这便是我歌唱的缘由。快死掉的不仅仅是我，是整个世界，它要蜕去时间这层皮。我还活着，在你的子宫里踢腾，这是值得书写下来的现实。

　　我在打瞌睡。爱情生理学。休眠中的鲸鱼的****有六英尺长。编幅——有一根无拘无束的****，有些动物的****里还有一根骨头，就是说，一根骨头在……古尔孟说，“幸亏人身上的骨质结构已经没有了。”幸亏？是的，幸亏，想想人类带者一根有骨头的****走来走去成何体统？袋鼠有两条****，一根平时用，另一根只在节假日里用。继续打着瞌睡，一个女人写封信来问我替自己的书想好书名了没有，书名，当然想好了：《可爱的女同性恋者》。

　　你的充满逸事趣闻的生活！这是博罗夫斯基的话。我每个星期三同博罗夫斯基一道吃午饭，他的太太做主人。她是一头已挤不出奶的奶牛，她正在学英语，最喜欢用的词是“淫秽”。

　　你马上便会明白博罗夫斯基是多么难对付了。不过等一等……博罗夫斯基身着一套灯芯绒西装，会拉手风琴。这副行头真是妙极了，尤其是当你考虑到他是一个蛮不错的艺术家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他是波兰人，不过他当然不是。这位博罗夫斯基是个犹太人，他父亲是一个集邮家。其实几乎整个蒙帕纳斯都住着犹太人，或准犹太人，准犹太人则更糟糕了。其中包括卡尔和葆拉、克朗斯塔特和鲍里斯、塔尼亚和西尔维斯特、莫尔多夫和露西尔，除了菲尔莫全是。亨利·乔丹·奥斯瓦尔德居然也是犹太人。路易斯·尼科尔斯是犹太人，甚至范诺登和彻里也是犹太人。弗朗西丝·克莱克是个犹太人，或是犹太女人。泰特斯又是一个犹太人。这样看来犹太人简直多得不得了，这本书正是为我的朋友卡尔写的，他父亲是犹太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这些人中最可爱的犹太人是塔尼亚，为了她我也愿意成为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呢、我已经在像犹太人一样讲话了，而且我长得像犹太人一样丑。再说，还有谁比一个犹太人更恨犹太人呢？

　　昏昏暗暗的时辰。靛青色，水平如镜，树木在闪光、在融化。铁轨在若雷色落进运河里了，两侧涂了漆的长长的履带车像公园里的滑行铁道一样卧着。这儿不是巴黎，不是康尼岛游乐场，这是欧洲和中美洲所有城市中尚未开化的大杂烩。楼下面的调车场里，铁轨黑糊糊的，犹如蜘蛛网一样，这不是由工程师定做的，不过设计上有大起大落的变化，像极地上荒凉的冰缝，照相机却照出深浅不同的黑色。

　　食物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之一，可是在这座漂亮的波勒兹别墅里几乎根本看不到食物，有时这毫无疑问是很可怕的。我曾三番五次央求鲍里斯买些面包当早饭，可他总是忘记。看来他是出去吃早饭的，回来时剔着牙缝，山羊胡子上还沾着鸡蛋渣。

　　他去饭馆里吃饭纯粹是为了体谅我，他说让我在一边看着他大吃大喝很难受。

　　我喜欢范诺登，不过我不同意他对自己的看法。譬如，我不同意他自以为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这种看法。他是一个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人，就是这样。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西尔维斯特也永远成不了作家，尽管他的大名在五百支红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目前，周围我所尊敬的作家只有卡尔和鲍里斯。

　　他们着了魔，心灵深处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疯了，不能分辨音调了，他们是受难者。

　　莫尔多夫倒是没有发疯，不过他也在以自己的古怪方式受罪，莫尔多夫语无伦次，他没有血管。心脏和肾。他是一个便于携带的箱子，里面有无数个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上面的字是用白墨水、棕色墨水、红墨水、蓝墨水写的，还有朱红、橘黄、淡紫、储、杏黄、大蓝、乌黑、安如葡萄酒色、青鱼色、日冕色、铜绿色、奶酪色……我把打字机搬进隔壁一间屋里，这样写作时便可从镜子中看见自己。

　　塔尼亚同艾琳一样，盼望收到厚厚的信。还有一位塔尼亚，这位塔尼亚像一颗饱满的种子，把花粉传播到各处，抑或我们也可以说，这有点儿像托尔斯泰和掘出胎儿的马棚一幕。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小便的声音、自由大街的咖啡馆、孚日广尝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买来的颜色鲜艳的领带、昏昏暗暗的浴室、波尔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感人的慢节奏奏鸣曲、扩音机，聚集在一起谈论的一些趣闻轶事，她的乳房是焦黄色的，系着沉重的吊袜带，她总问别人“几点了”，喜欢吃肚里填了栗子的金黄色的松鸡，她的手指像塔夫绸般光滑，蒸汽似的昏暗光线变成了冬青，她患有脚端肥大症、癌症和檐妄症，她的面纱热呼呼的，打赌用的筹码，铺着血红色的地毯，两条大腿软绵绵的。塔尼亚这样说以便叫人人都听见，“我爱他！”

　　鲍里斯喝威士忌喝得浑身发烧时塔尼亚便会说，“坐在这儿！啊，鲍里斯……俄国……我该怎么办，我都快叫它撑破了。”

　　到了夜里，我一看到鲍里斯的山羊胡子垂在枕头上便要发歇斯底里，啊，塔尼亚，你那热呼呼的阴部如今在哪儿？那副又肥又厚的吊袜带、那两条柔软而又粗壮的大腿又在哪儿？我的胯下有一根六英寸长的骨头。塔尼亚，我要弄平你那充满精液的阴部上的每一条皱纹。我要先叫你肚子疼、子宫翻个个儿，再把你送到你的西尔维斯特那儿去。你的西尔维斯特！喂，他懂得怎样生火，我却明白如何叫女人欲火中烧。塔尼亚，我把灼热的精液射进你的身体，我叫你的卵巢发热。你的西尔维斯特这会儿有点吃醋了吧，他觉得不大舒服，是吗？他感觉到我的硕大的****留下的东西了。我把你那玩艺儿撑大了，我把皱纹都熨平了，跟我干过以后，你尽可同公马、公牛、公羊、公鸭子和一只瑞士圣伯尔拿僧院驯养的雪山救人犬干。你可以把癫蛤膜、编幅和蝴蝎塞进你的肛门。只要愿意，你可以奏出一串和音急速弹奏，或是在肚脐那儿拴上一只齐特拉琴。塔尼亚，我在操你，你就得这样叫我操下去。若是你不喜欢叫我当着众人的面于，我就在暗中干。

　　蔚蓝色的天空上鹅毛般的云丝被吹散了，干枯的树木无限延伸，黑呼呼的树枝像一个有梦游症的人那样打着各种手势。这些阴沉的、鬼怪般的树木的枝干苍白得像雪茄烟灰。这是一种超然的、全然欧洲式的静寂，百叶窗放下了，店铺闩上了，这里或那里偶尔可见一盏红灯，表明有人在幽会。其正面粗暴甚至可怕，除了树木投下星星点点的影子，一片洁净。从奥坦格利经过使我想起另一个巴黎，那便是毛姆、高更的巴黎，乔治·摩尔的巴黎，我想起那个可怖的西班牙人，他那时正以杂技演员的步子从一种作风跳跃到另一种作风，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我想起施本格勒同他那些可怕的宣言，并且不由得惊异——风格，广义上的风格，是否全完蛋了？我说我脑子里尽是这些念头，不过这也不是实话。只是到了后来，当我走到塞纳河对岸、当我把辉煌的灯光甩到身后时我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这些事儿，眼下我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被河水映出的奇迹搞得很伤心，因为这河水映出了一个已被遗忘的世界。沿河两岸，树木佝偻着身子，在这面没有光泽的镜子上投下情影，起风时这些树便发出一阵沙沙声，河水翻腾着流过时它们也会流下几滴眼泪。这条河使我默默无言，我找不到可以倾诉心曲的人，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艾琳的毛病在于她只有一个手提包，却没有****。她总想把厚厚的信塞进包里，信上都是大量闻所未闻的事情，现在她叫劳娜，因而也有****了，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给我们送来了一些下面的毛。劳娜——一头疯狂的驴子，在风中乱闻乱嗅，以此取乐。在每一座山坡上她都要扮演妓女的角色，有时还在电话亭和卫生间里。她为金·卡罗尔买了一张床和一只铭刻上他的姓名首字母的刮胡子时用的杯子。她躺在托特纳姆广场大道上，撩起衣裙用手指弄自己那个地方，还有蜡烛，用罗马蜡烛和门把手弄。全国找不到一个男人的那玩艺儿大到能令她满意的程度……一个也没有。男人的玩艺儿一进入她身体便会蜷起来，她需要胀大的****、自动爆炸的纸火箭和滚烫的蜡油、木焦油。你若是由着她，她会割断你的命根，叫它永远留在她身体里。劳娜这样的****在一百万女人中才有一个！这是试验室里的****，没有一种石蕊试纸能显出它的颜色。这个劳娜还是一个骗子。她从未替卡罗尔买过床，她用一个威士忌酒瓶砸他的脑袋。她满嘴脏话和承诺。可怜的卡罗尔，他的****只能在她体内蜷起来然后死掉，只要她吸一口气他那玩艺儿就会掉出来，像一只死泥鳅一样。

　　大量的、厚厚的、闻所未闻的信件。一只没有带子的手提包。一个没有插钥匙的锁孔。她有一张德国人的嘴、一对法国人的耳朵和一个俄国入的屁股，而****却是世界通用的。当国旗挥动时，它便一直红到喉咙处。你从于勒——费里林荫道进去，从维莱特门出来。你把你的小羊尾放进粪车里，自然是两个轮子的红色粪车。在乌尔克和马恩河的汇合处，水顺着河堤流去，在桥下静静地流淌，仿佛一面镜子。劳娜如今躺在那儿，河道里满是玻璃碎片。含羞草在哭泣，窗户上有一个潮湿的、雾状的屁。劳娜是一百万女人中的姣姣者。全是****和一截直肠，你可以坐在里面看中世纪史。

　　莫尔多夫首先显得像某人的一幅漫画，甲状腺似的眼睛，米什林式的嘴唇，声音像豌豆汤。他在背心里掖了一个小梨，不论你怎么看他都是那副尊容，随身带着有个坠子的鼻烟盒，象牙柄的，还有棋子、扇子、教堂地图。他发酵的时间太长，现在已变得毫无形状了，成了失去维生素的酵母，没有橡皮底座的花瓶。

　　他家族中的女人们在九世纪曾两次改换祖先，到了文艺复兴期间又换了一次。他在一次次战乱中、在众多的黄肚皮和白肚皮下留存下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很久，一个鞑靼人便朝他的血液里哗过唾沫。

　　他的为难也就是一个侏儒的困惑。透过松球状的眼睛，他看到自己的侧面轮廓投影在一幅无法计量的幕布上，他的声音使他陶醉，因为它尖细得如间一个针头一般。他听到的一声大吼对于别人只是尖细的叫唤。

　　他的头脑，他的头脑是一个圆形剧场，场上的演员一人扮演好几个角色。莫尔多夫，多才多艺而且不出错，一个个依次扮演着他的角色——小丑、耍把戏的、杂技演员、牧师、登徒子、江湖骗子。这个圆形剧场太小了，于是他在剧场里安放了炸药。观众都吃了迷幻药，于是他便把它炸毁了。

　　我徒劳地企图接近莫尔多夫。这就像企图接近上帝一样，因为莫尔多夫就是上帝——他本来就是上帝。我只是记载下……我以前就对他有一些看法，现在我放弃了，而另一些看法现在正在修正中。我把他抓住了，结果发现手中不是蟑螂而是一只靖蜒。他的粗鲁冒犯了我，然而他的脆弱又叫我为之倾倒。

　　他滔滔不绝直到把自个儿憋得透不过气来，随后又像约旦河一样沉默无语。

　　每当我看着他小跑着走上前来迎接我，伸出一对小爪子，眼睛里流着泪，我便觉得自己在同……不，这句话不能这么说。

　　“像在喷泉上跳跃的鸡蛋。”

　　他只有一根手杖———根普通的手杖。他的衣袋里装了一张张纸，都是治疗悲观狂的处方。他的病现在痊愈了，替他洗脚的那个德国小姑娘因而悲痛欲绝。这正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背着他的古吉拉特语字典到处走。“对人人都不可避免”，这后无疑就是指“绝对必要的”。博罗夫斯基会觉得这话不可理喻，一星期里每天他都要换一根手杖，还有一根是复活节专用的。

　　我们彼此间有这么多共同点，看别人便犹如在一面裂了缝的镜子里看自己。

　　我一直在翻阅我的手稿，每一页上都是潦草涂改过的手迹。

　　全是文学！我有点害怕。这多么像莫尔多夫，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异教徒，而异教徒受苦受难的方式是不同的。

　　据西尔维斯特讲，他们虽有痛苦，但却不患神经病，而一个从未患过神经病的人是不懂什么叫作痛苦的。

　　于是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痛苦时是多么快活，那正像带着一头小熊仔上床睡觉，有时它会用爪子抓你，那时你才真正知道害怕。平时你不会怕——你可以放掉它，或者把它的头砍掉。

　　有些人无法抵御钻进野兽笼子里、同野兽在一起厮混的欲望，他们连手枪、鞭子都不带便进去了，正是恐惧使他们变得无所畏惧……对于一个犹大人，全世界便是一个野兽横行的笼子。笼门锁上了，他在笼子里，没有手枪、鞭子，但他勇气十足，甚至嗅不到笼子角落里的兽粪味。围观者在拍手，可他听不见，他认为这场戏是在笼子里面演的，他认为这个笼子便是整个世界，门锁上了，他独自一人无助地站在那儿，发现狮子不懂他的话。没有一头狮子听说过斯宾诺莎人斯宾诺莎？它们干吗不咬他？“给我们肉吃！”它们吼道，而他却站在那儿吓呆了，脑子全乱了，他的世界观也变成一个荡到空中再也够不到的秋千。狮子举起爪子扇一下，他的世界便被打得粉碎。

　　同样，狮子们也失望了。它们期待的是血，是骨头，是软骨，是筋，它们嚼了又嚼，然而词汇是无味的树胶，树胶是无法消化的。你可以朝树胶上撒糖、助消化药、百里香草汁和甘草汁，待树胶被树胶收集者裹起来后便好消化了，这些树胶收集者是沿着一个业已下沉的大陆的山脊来的，他们带来了一种代数语言，在亚利桑那沙漠中他们遇到了北方的蒙古人，这些人像茄子一样光滑。这是地球呈陀螺仪状倾斜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墨西哥湾流同日本湾流分道扬镳了。在地球的中心他们找到了石灰岩，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语言绣在地壳底下。他们吃伙伴的内脏，森林围住了他们，围住了他们的骨头，脑壳和饰有花边的石灰岩，他们的语言便消失了。人们有时在这儿或那儿仍找得到一个兽群遗骸，一个被各种塑像所覆盖的头盖骨。

　　这一切与你有什么关系，莫尔多夫？你口中的话是杂乱无章的，说吧，莫尔多夫，我正等着你说呢。当咱俩握手时，谁也感觉不到透过我们汗水浇下的大量的水。每当想词儿时，你总是半张着嘴，唾液在你腮帮子里面流淌。我一跃跳过了半个亚洲，我到那儿丢捡你的手杖，尽管这是一技普普通通的手杖。

　　在你身体一侧戳一个洞，我便可以搜集到足够塞满大英博物馆的东西。我们站上五分钟便可吞没很多个世纪。你是一个筛子，我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它滤下去并且变成言语的，言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条、是一杠，只是杠还不够，永远无法做成一只筛子。

　　我不在家时窗帘挂上了，它们看起来像在来苏水里浸过的奥地利蒂罗尔州出产的桌布。屋里光芒四射，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想着人类诞生前是什么样子。突然钟声响了，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绝非人世的曲调，我仿佛被带到了中亚的大草原上。有些曲子缕缕不绝、余音绕梁，有些则一倾而出，缠绵悱恻。如今一切又都归于寂静，只有最后一个音符仍在飘荡，这只是一只微弱的高音锣，响了一声便像一个人苗一样熄灭了，它几乎无法划破这静谧的夜。

　　我曾跟自己订立了一个无言的契约：写过的东西不再改动一行。我对完善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并无兴趣，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与屠格涅夫的完美等量齐观（还有什么比《永久的丈夫》更完美的？）。于是，在同一环境中，我们有了两类完美。

　　然而在凡高的信中还提到一种超出这两类完美的完美，这便是个人战胜了艺术。

　　现在只有一件事使我极感兴趣，这就是记下书中遗漏的一切，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利用空气来给我们的生活指示方向，提供动机的各种元素，只有杀人狂似乎在从生活中重新汲取一定量的他们早先投入生活中的东西。这个时代呼唤暴力，可我们只得到了失效的炸药。革命不是尚在萌芽中便被扼杀就是成功得太快。激情很快便丧失殆尽，人们便转而求助于思想，这已是常规。提出来的建议没有一项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们要在一代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一百万次，在对昆虫学、深海生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学到更多……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永远无法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有人来租这所公寓了……

　　看来我在波勒兹别墅的生活要结束了，好吧，我就收拾起这些手稿走路好了，别处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事情总是在发生，不论我走到哪里，那儿总有戏看。人就像虱子一样，他们钻到你皮肤下面，躲藏在那儿。于是你搔了又搔，直到搔出血来，可还是无法永远摆脱虱子的骚扰。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把自个儿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人人都有难言的隐痛。厄运、无聊、忧伤和自杀，这些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四周的气氛中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一块好皮肤也不剩。这结果令我兴奋不已，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很开心。我高声呼唤更多。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搔死。

　　连这些支离破碎的笔记我几乎都没有时间记，因为我是被人逼迫过着节奏快而又忙乱的生活的呀。来过电话后，一位先生和他太太来了，在他们谈话期间我上楼去躺下来，我躺着，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回到那个妖怪的床上整夜翻来覆去用大脚趾头弹面包屑。这个令人作呕的小杂种；若是还有比当妖怪更糟糕的那便是当个守财奴。他是一个胆小如鼠、战战兢兢的小混蛋，总是在怕有朝一日破产的恐惧中过日子——或许是三月十八日，准确日子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喝咖啡不要牛奶或糖，吃面包不涂黄油，吃肉不要汤，要不就干脆不吃肉。

　　他不是不要这个便是不要那个，这个肮脏的小财迷。哪一天你打开抽屉瞧瞧便会发现藏在钱匣子里的钱，足足有两千多法郎，还有一些没有兑现过的支票。就算这样，我本来也不会这么在乎的，若不是我的贝雷帽里总是被他倒进咖啡渣子，地板上堆满了垃圾，更不用说那冰冷的润肤膏、油腻腻的毛巾和总是塞住的下水道了。我告诉你，这个小杂种身上总有一股臭味，除非是刚刚洒过科伦香水。他的耳朵脏、眼睛脏，屁股也脏。他是一个大关节、有哮喘病，有虱子、卑微而又病态十足的家伙。

　　哪怕他曾给我端来过一顿像样的早饭我也会原谅他的全部缺点的！这个家伙在一只脏兮兮的钱匣子里藏着两千法郎，却拒绝穿件干净衬衣，舍不得在面包上涂点儿黄油。这样一个家伙还不只是妖怪，不只是守财奴——他简直是一个白痴。

　　不过有关这个妖怪的都是题外话。我竖着一只耳朵倾听楼下的动静，来人是一位和他妻子一道来看房子的雷恩先生，他们正在谈论要把它租下来呢。谢天谢地，他们还只是说说而已。

　　雷恩太太爱笑，这表明马上会出麻烦的。这会儿是雷恩先生在说话，他的声音沙哑，刺耳、深沉，犹如一件又重又钝的武器砍进肉，骨头和软骨里。

　　鲍里斯叫我下来好介绍我同他们认识，他搓着双手，像个开当铺的。他们正在谈雷恩先生写的一个故事，一匹破马的故事。

　　“我还以为雷恩先生是位画家呢。”

　　“当然是，”鲍里斯眨了一下眼睛说。“不过到了冬天他便写作了，他写得不错……好极了。”

　　我想引雷恩先生讲话，讲点什么，讲什么都行。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讲讲那匹跛马。可雷恩先生几乎一言不发，每一回他试图讲动笔写作的那段枯燥日子时，他的话便变得难懂了。他往往要花上几个月工夫才在纸上写下一个字。（冬天只有三个月。）这几个月和冬天那几个月里他在思考什么？天理良心，我真看不出这家伙是个作家，可雷恩太太说，他一坐下灵感便纷至沓来。

　　话题在变换，很难了解雷恩先生在想什么，因为他不说话。

　　而雷恩太太却说，“他边想边干。”在雷恩太太口中，雷恩先生样样都很好。“他边想边干”——非常可爱，可爱极了，博罗夫斯基准会这么说。不过也实在非常痛苦，尤其是，这位思想家只不过是一匹跛马。

　　鲍里斯给我钱，叫我去买白酒。去买酒的路上我便已经醉了，我知道自己一回到屋里便会如何表现。沿着那条街走过来时酒劲儿便发了，我早拟好了一篇漂亮的演说词，它像雷恩太太的傻笑，就要滔滔不绝地涌出口来，照我看，她也已有几分醉意了，她一喝醉便会留神听别人说。刚从酒店里出来，我便听见汩汩的撒尿声，一切都在发狂，在四处乱溅，我要雷恩太太听着……鲍里斯又在搓手，雷恩太太仍在结结巴巴地飞溅着唾沫星子说话。我把一个酒瓶夹在两腿间，把开瓶塞的钻子钻进去，雷恩太太大张着嘴期待着。酒从我两腿间溅出来，阳光也从八角窗外溅进屋来，而我的血也在血管中沸腾，将要从我身体里一涌而出的上千种发疯的玩艺儿现在都混杂在一起了。我把自己想起的每一件事讲给他们听，这些事情原先都藏在我心灵深处，而雷恩太太的狂笑使我开口全说出来了。两腿间夹着酒瓶，阳光由窗外洒进来，这会儿我又重新体验到刚到巴黎时捱过的那段寒酸日子里所感受到的快活心境，当时我茫然不知所措，一贫如洗，像在宴会上徘徊的一个鬼魂那样在街上逛来逛去。每件往事又突然全部想起来了——不能使用的卫生间、那位赞成擦皮鞋的王子、辉煌影院，我在那儿躺在老板的大衣上睡过觉，那个窗子上的铁栅、叫人窒息的感觉、肥大的蟑螂，偶尔的一顿大吃大喝、即将消失在暮色苍茫中的罗斯，坎那克和那不勒斯。我常空着肚子在大街上东跑西颠，有时也去拜访素不相识的人，例如德洛姆夫人。至于怎样到德洛姆夫人家去的，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可我去了，还设法进去了，我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猎装，裤子门襟上一个扣子也没有扣便从管家和系着一条小白围裙的女佣人身边闯进屋子里去了。直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那个房间里金碧辉煌的气氛，德洛姆夫人身着男人气的衣服坐在一只宝座上，鱼缸里养着金鱼，还有古代的世界地图和装订精美的书籍。我仍能感觉到她沉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那色迷迷的态度叫我有点害怕。更舒适的是在圣拉扎尔车站往下灌浓炖肉汤，妓女们都站在门口，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塞尔查矿泉水瓶子，一股很浓的精液在裤裆里泛滥。五点到七点间最好的消遣莫过于置身于这一大群人中，紧跟着一条大腿或一个美丽的酥胸往前走，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个念头接瞳而至。这是那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满足，那时没有约会，没人请吃饭，没有计划，没有钱。那真是黄金般的日子，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每天早上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去美国捷运公司，每天早上都从办事员那儿得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答复。于是我像臭虫一样东跑西颠，时不时地捡几个香烟屁股，有时偷偷地捡，有时又腆着脸公开捡。有时我坐在长椅上勒紧裤腰带止住饥饿的折磨，有时穿过杜伊勒利花园，边望着那粗笨的塑像边勃起一回。或是夜间沿着塞纳河漫步，这儿逛逛，那儿逛逛，力它的美姿发狂——两岸的树木，水中破碎的倒影，桥上该死的灯泡照耀下湍急的水流，女人们睡在门廊里，睡在报纸上，睡在雨里，到处都有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大教堂门廊，到处都有乞丐、虱子和充斥着圣维德斯舞会的丑八怪女人。在小巷里，手推车像酒桶一样堆放在一起，市场上弥漫着草莓的气味，老教堂四周都种着菜。闪烁着蓝色的弧光，贫民区堆满了垃圾，很滑，脚穿缎子舞鞋的女人们痛饮了一夜后在这些污物和害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还有圣绪尔比斯广场，又宁静又空旷，每天夜里临近午夜时分便有一个拎着一把散了架的雨散戴着古怪面纱的女人到那儿去。每天夜里她都撑着伞睡在一条长椅上，伞骨已掉下来，她的衣服已变成绿色的，她的手指又细又瘦，身上散发出一种霉烂的味道。到了早晨，我本人便要坐在那儿，在阳光下安安静静睡一觉，一面还要诅咒那些该死的鸽子，它们到处觅面包渣吃。圣绪尔比斯啊！那硕大的钟楼、贴在门上的花花绿绿的广告，以及楼内点燃的蜡烛。这便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如此热爱过的圣绪尔比斯。在这儿，神坛上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喷泉中水花四溅，鸽子在咕咕叫，面包屑一眨眼工夫便不见了，而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却发出了单调的隆隆声。我在这儿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想着杰曼和她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住过的那条脏兮兮的小街，而神坛后面仍不断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公共汽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太阳晒化柏油，柏油又对我和杰曼产生了影响，对柏油本身和钟楼里的整个巴黎也产生了效力。

　　仅仅一年前我和莫娜每夜都沿着波拿巴街散步，那是在我们告别博罗夫斯基之后。当时圣绪尔比斯广场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巴黎的景物对我都不意味着什么。我说话说累了，看人脸孔看烦了，逛大教堂、广场和动物园等地方也逛腻味了。在红色的卧室里找本书看吧，藤椅坐着不舒服。我整天坐着坐腻了，红色的壁纸叫人厌倦，看着这么多人没完没了地胡扯更叫人心烦。这问卧室和箱子总是打开的，莫娜的衣服杂乱无章地四处丢着。我的套鞋和手杖都在红卧室里，还有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巴黎！巴黎意味着塞莱特咖啡馆、大教堂、多姆大饭店、跳蚤市尝美国捷运公司。巴黎！巴黎意味着博罗夫斯基的手杖、博罗夫斯基的帽子、博罗夫斯基的树胶水彩画、博罗夫斯基的史前鱼和史前笑话。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启程乘船去美国前的那一夜。

　　那是一个难得的夜晚，博罗夫斯基有点儿醉了，他还有点儿讨厌我，因为我跟那儿的每一个婊子跳舞。不过我们早晨就要走了！我就是这样对我搂住的每一个女人说的——早晨就走！我就是这样对那个有双玛瑙色眼睛的金发女郎说的。到了卫生间里，我站在小便器前，下面勃起得很厉害，它显得既轻又重，像一只插上翅膀的枪弹。我就这样站在那儿时，两个女人溜进来了——美国女人。我双手握着****，友好地同她们打招呼。她们朝我挤挤眼便走过去了。我正在走廊里系裤扣，便看到其中一个女人在等她朋友从厕所里出来。还在奏乐，也许莫娜会出来找我，或是博罗夫斯基拄着他的金柄手杖来，可我现在在这女人的怀抱中，她搂着我，我便不在乎谁会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俩慢慢蠕动着钻进一个小房间，我让她手扶着墙弯腰俯在那儿。我试着把那东西插进去，可是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坐下试了一回，可还是不成功，无论怎样试都不行。她自始至终握着我的****，活像握着一件救命的宝贝一样。可是没用，我们太兴奋、太急切了。还在奏乐，于是我俩又从小屋里匆匆出来回到走廊里。在厕所里我把精液全射在她的漂亮衣服上，为此她很生气。我摇摇晃晃回到桌旁，博罗夫斯基脸上红扑扑的，莫娜则责难地望着我。博罗夫斯基说，“咱们明天都去布鲁塞尔。”

　　大家都同意了，回到旅馆后我吐得到处都是，床上、脸盆里、衣物上、套鞋和手杖上，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上也吐上了。

　　几个月后，还是在同一座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们望着窗外院子里的景物，自行车都放在那儿。楼上，阁楼底下有间小屋子，某位叫亚历克的活泼小伙子整天在放留声机，还扯着嗓门反复唱些美妙的歌儿。我说“我们”，可我这是把事情提前叙述了。莫娜一直不在，今天我就要去圣拉扎尔车站接她呢，临近傍晚，我把脸挤进两条栅栏之间站着等，可是没见莫娜，我又看了一遍电报也没能看出什么溪跷。于是我又回到拉丁区，照样大吃了一顿。过了一会儿从多姆大饭店前游逛而过时我突然看到一张苍白，臃肿的面孔和一对急不可耐的眼睛，还有一直令我心驰神往的夭鹅绒衣裳，因为在柔软的天鹅绒下总有她温暖的乳房、大理石般洁白的大腿和冰凉而又结实的肌肉。她从面孔的海洋中起身拥抱我，充满柔情地拥抱我———千只眼睛、鼻子、手指、腿、酒瓶、窗子、钱包和茶托都在瞪着我们，而我俩拥抱在一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在她身边坐下，她便说开了——滔滔不绝他说开了，这是歇斯底里、性变态和麻风病的狂热征兆。我连一个字也没听见，因为她很美，我爱她，现在我很快活，还愿意去死。

　　我们沿着城堡街漫步，找寻尤金。我们走过那座铁路桥，我常常在这儿看着火车驶出去，这时我在想她究竟在哪儿，心里也就很不好受了。过桥时一切都是软绵绵的、迷人的，烟雾从我们两腿间袅袅上升。铁轨嘎嘎作响、信号机在我们血液中闪烁，我觉察到她的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全成为我的了，于是我停下用双手抚摸那温暖的天鹅绒。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碎裂，碎裂，天鹅绒下的温暖肉体渴望着我……我俩又回到原先那间屋子，多亏尤金，我们又弄到了五十法郎。我看看院子里，那部留声机已经停了，箱子打开着，奠娜的东西像往常一样丢了一地，她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我催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以为她要发疯了……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再摸摸她的身体多么好啊！可是能摸多久呢？这一回能持续下去吗？我已有了一种预感，这不会延续多久的。

　　她狂热地跟我说话，仿佛我们没有明天一样。“别说了，莫娜！看着我……别说了！”最后她睡着了，我从她身下抽出胳膊。

　　我闭上眼，她就躺在我身边……到早上当然还在……我是在二月里从码头启程的，那天下着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睛的暴风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在窗口同我挥手道别，当时街对面角落里站着一个男人，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下颚贴在西服翻领上。这个望着我的人是个胎儿，一个嘴里叼着雪茄的胎儿。莫娜在窗口向我挥手道别，脸色苍白而臃肿，披头散发，忽而又到了一个阴沉沉的卧室中，我俩有节奏地喘着气，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猫身上的气味，她的秀发叼在我嘴里。我闭着眼，我们对着嘴呼出一口口热气。我俩紧贴在一起，距美国有三千英里之遥，可我再也不想它了。同她在这儿睡在床上、让她对着我呼吸、秀发含在我嘴里——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天亮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从酣睡中醒来望着她，这时一缕微弱的光线透进来，我望着她美丽的蓬乱头发，觉得有样东西顺着她的脖子爬下来。我又凑近看看她，她的头发在动。我扯开床单，看到更多的臭虫，它们在枕头上排成一大片。

　　拂晓，我们匆忙收拾起东西溜出旅馆，这时街上的咖啡馆还没有开门。我们步行，边走边搔痒。天亮了，天边出现了一片奶白色的晨喷，一朵朵橙红色的彩云飘过天空，恰似蜗牛出壳。巴黎啊，巴黎，一切都发生在这儿。断垣残壁、小便池中悦耳的哗哗流水声、男人们在酒吧间里舔小胡子。窗板往上推时铿锵作响，街沟里水流潺潺有声。还有用鲜红的巨大字母拼成AmerPicon之字形。咱们走哪条路：为什么？往哪儿走，干什么？

　　莫娜饿了，而且她的衣服很单保除了晚礼服、香水、俗气的耳环、手镯和脱毛剂，她什么也没有。我们在梅园大道上一家弹子房中坐下要了热咖啡。卫生间坏了。我们得坐一阵了才能去另一家旅馆，这时我们互相拣去了对方头发里的臭虫。莫娜紧张不安，所以发起脾气来。非得洗个澡，非得干这，非得干那。非得、非得……“你还剩下多少钱？”

　　钱！全忘掉了。

　　美国饭店。那儿有部电梯。

　　我们在大白天便上床睡觉了。待我们起来天色已黑，这时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凑足往美国打一份电报的钱。电报就打给那个嘴里叼着长长的、有味道的雪茄的胎儿。还要去拉斯帕伊林荫道找那个西班牙女人，做顿热饭是她的拿手好戏。天一亮便会发生什么事的。至少我们可以一起上床了。再也没有臭虫了。雨季已开始。床单干净极了……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08章

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这是先前约好的。他曾预先告诉过我，如果不开门就是说他在同某人睡觉，也许是他那个格鲁吉亚女人。

　　他还是露面了，刚刚大吃大喝了一顿，不过像往常一样显得疲惫不堪。他一起床就诅咒自己、诅咒工作、诅咒人生，他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心烦意乱，想到自己昨夜没能死去便懊恼不已。

　　我在窗旁坐下尽力劝慰他一番，这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必须哄得他真的起床。早晨--凌晨一点到下午五点都是他所说的“早晨”--他常利用早晨的时间沉涸于幻想之中，多半是重温往昔的旧梦，回忆他的“娘儿们”。他努力去追忆她们是如何离开他的，在一些关键时刻同他说了什么，他是在哪儿跟她们睡觉的等诸如此类的琐事。他躺在床上咧着嘴笑，诅咒谩骂，同时以那种奇怪的、令人生厌的方式用手指比划，似乎要表明他对此类事情已深恶痛绝，不屑用语言表达。床头挂着一只灌洗器，这是他用来应付“紧急情况”的，是为“处女们”预备的，他总像一头警犬一样追逐她们。跟某一位这些神话中的姑娘睡过后他仍称她为处女，而且几乎从不提她的姓名。“我的处女，”他总这么说，如同他说“我的格鲁吉亚女人”一样。进卫生间前他说，“如果我的格鲁吉亚女人来了，叫她等着，说这是我说的。听着，你若愿意要就要她好了，我已经烦她了。”

　　他斜眼看看天气如何，深深叹了口气。若是下雨他便说，“他妈的这鬼天气，叫人难受。”若是阳光明媚他又说，“他妈的这鬼太阳，叫人睁不开眼。”正要刮胡子，他猛然想起没有干净毛巾了。“这个他妈的鬼旅馆，他们太吝啬，连每天给一块干净毛巾都舍不得！”不论他干什么，到哪儿去，事情总是不对头，不是来到了一个鬼国家便是找了一个鬼工作，或者就是某个鬼女人把他弄得不舒服。

　　他嗽嗽喉咙说，“我的牙齿全坏了，这都是因为他们这儿给人吃的鬼面包。”他大张开嘴，扯开下唇叫我看，“看见了吗？昨天拔了六颗牙，要不了多久就得重装一副假牙，这就是为生计奔波的结果。我到处游荡的时候全部牙齿都好好的，眼睛也很明亮。现在再看看我！我还能玩娘儿们真是不简单。老天，我想找个有钱的娘儿们--像卡尔那个小滑头找的一样。他给你看过那个女人给他写的信了吗？你知道她是谁？他不肯告诉我她的名字，这个狗东西……他怕我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他又嗽嗽喉咙，盯着空牙洞看了许久。他忧伤他说，“你比我走运，至少还有朋友，而我，除了那个用他的有钱女人逗我发疯的小滑头以外，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他说，“听着，你认识一个叫诺尔玛的女人吗？她整天在大教堂附近闲荡，我看是个搞同性恋的。我昨天把她带到这儿来，在她屁股上搔痒了……我甚至把她的裤头褪下来了……后来我厌烦了。老天，我再也不愿那样勉强什么人了，那不值得。她们要么干，要么别干--浪费工夫跟她们搏斗是愚蠢的。在你正跟一个小婊子拼命搏斗时，也许外面露天咖啡座上有十来个娘儿们恨不得马上跟你睡呢。这是真的，她们全为了跟人睡觉到这儿来，她们认为在这儿干没有罪……可怜的傻瓜！有些从美国西部来的教师是货真价实的处女……我说的全是真的！她们整天坐着想这件事，你根本不用怎么挑逗她们，她们正巴不得呢。那天我弄了上个结了婚的女人，她说她已有六个月没有跟人睡过了。你能想象到吗？老天，她十分上劲儿！我还以为她要把鸡巴从我身上吸下来呢，她还一直哼哼卿卿的。‘你怎么样？’她不住地这样问，像疯了一样。你知道这个婊子想干什么？

　　她想搬到这儿来往。你想想！她问我爱不爱她，可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从不间她们的名字……也不想知道。这些结过婚的女人！老天，你若见到我带到这儿来的所有结过婚的女人，你就再也不会想入非非了。这些结过婚的女人比处女更糟，她们根本不等你动手--她们自个儿替你把那玩艺儿掏出来，过后她们还要谈论爱情，真叫人恶心。告诉你，我真的恨起娘儿们来了！”

　　他又瞧了一眼窗外，在下檬檬细雨，五天来一直这样下着。

　　“乔，你去多姆大饭店吗？”我叫他乔是因为他叫我乔，卡尔同我们在一起时也是乔。每个人都是乔，因为这样简便些，还可以愉快地提醒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言归正传，乔不想去多姆大饭店--他在那儿欠的钱大多了。他想去“库波勒”，想先在那儿溜达一会儿。

　　“正下雨呢，乔。”

　　“我知道，去他妈的！我得运动运动，我得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洗出去。”听他这么说，我产生了一种印象--全世界都包孕在他肚子里，在那里面腐烂。

　　穿衣戴帽时他又陷入一种半昏睡状态，他站着，一只胳膊穿过外衣袖子里，帽子斜扣在头上。他开始大声说梦话--里维那拉避寒地，太阳，如何在偷懒中虚掷了一辈子光阴。他说，“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凡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他沉思着喃喃自语，同时带着最最温柔、最最阴险的微笑望着我。

　　“喜欢我的笑容吗？”他问，接着又厌恶地说，“老天，我若能找到一个可以这样朝着她笑的阔女人该有多么好！”

　　他显出极其疲倦的样子说，“现在，只有一个阔女人才能救我。一个人总是追逐新的女人便会厌倦的，这会变得机械起来。

　　你瞧，问题在于我无法恋爱。我是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女人只是帮我做梦的，仅此而已。这是一种罪孽，同酗酒、抽大烟一样。我每天都得换新的女人，否则就不自在。我想得太多了，有时也觉得自己很好笑--我那么快就把它拔出来，这其实又是多么没意义。我干那件事完全是机械的，有时我根本不在想女人，可是突然注意到一个女人在看着我，好，得了，这一套又重新开始了。还来不及想自己在干什么我就把她带到屋里来了，连对这些女人们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把她们带到屋里，在她们屁股上拍一巴掌，还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完事了。真像一场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不大喜欢法国姑娘，忍受不了她们，他说，“她们不是想赚钱就是想叫你娶她们，她们骨子里全是婊子。我情愿对付一个处女，她们还给你一点点幻想，开始还挣扎几下。”其实全一样，我们瞥了一眼那个露天咖啡座，所看到的妓女中没有一个是范诺登不曾睡过的。他站在酒吧门口把她们一一指给我看，他细致地描述她们，谈到她们的优缺点。“她们全都不够性感。”他说，接着便用双手比划，心里又想起漂亮、有趣、急不可耐地要干那件事儿的处女。

　　这番逻想刚刚进行了一半，他猛然打住不说了。他兴奋地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给我看一个鲸鱼般大块头的女人，她正要坐到一把椅于上去。他咕噜道，“这是我的丹麦娘儿们。看见她的屁股了？丹麦式的。这娘儿们是多么喜欢干那件事儿呀！她简直是乞求我的。到这儿来……现在看看她，从这边看！看看那个屁股，好吗？硕大无比。告诉你，她趴到我身上时我双手去搂还搂不过来，她的屁股把全世界都遮住了。她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爬进她身体里的小爬虫，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迷上她--我猜是因为她的屁股。它是那么不谐调，上面又有那么多皱褶！你无法忘掉这样一个屁股，这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其他女人或许会叫你厌烦，或许会给你一瞬间的幻觉，可是这个娘儿们--她的屁股！天啊，你不会忘记她的……就好像上床睡觉时身上压了一座纪念碑。”

　　这个丹麦娘儿们似乎叫他兴奋起来了，那股懒散劲儿一扫而光，眼珠都快要从脑袋里凸出来了。当然，一件事情使他联想起另一件。他想从这家鬼旅馆里搬出去，因为这儿的吵闹声叫他心烦。他还想写一本书，这样脑子里就有事情可想了。然而那件见鬼的工作在碍事儿。“这件鬼工作叫你浑身没劲儿！我不想写蒙帕纳斯……我想写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我想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弄出来……听着，把那边那个娘儿们弄来！很久以前我跟她睡过，她曾在中央菜市场附近祝是个很有意思的婊子，她躺在床边上，拉起裙子。那样试过吗？还不坏。她也并不催我，只是躺着玩她的帽子，我却从容不迫地在她身上使劲儿。等我达到高潮，她好像不耐烦了--‘完事了吗？’好像这根本无所谓似的。当然啦，是无所谓，这一点我他妈的清楚极了……只是她那种冷血动物的样子……我还真有点儿喜欢……那样子很迷人，知道吗？起身去擦自己身上时她唱起来了，走出旅馆时还在唱，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她挥舞着帽子、哼着歌儿走掉了。这是能整治你的婊子！睡起来倒还不错，我想我喜爱她还要胜过我的处女呢。可跟一个对此根本无动于衷的女人睡觉是一件邪恶的事情，直叫你的血发热……”沉思了一会儿他问，“若是她有点儿感情，你能想象出她会是怎样的？”

　　他又说，“听着，我要你明天下午跟我一道去俱乐部……那儿有一场舞会。”

　　“明天不行，乔。我答应要帮卡尔帮到底……”“听我说，别管那个讨厌的家伙！我要你帮我一把，是这么回事，”--他又用双手比划开了--“我搞到了一个女人……她应允在我不上班的晚上来跟我过夜。可我还没有完全掌握住她，她有一个母亲，你知道……算是一个画家之类的货色。每一回见面她都要唠叨个没完，我想实情是当妈的吃醋了。若是我先跟这个妈睡一觉她就不会介意了，你明白这类事情……总之，我想你也许会乐意要这个妈的……她还不错……若是没有看见她女儿我自己也会考虑要她的，女儿年轻漂亮，一副水灵样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她身上有一股纯洁的气息……”“你听着，乔，你最好还是找别人去……”“唉，别这样！我知道你对此怎么想，我只是请你帮我一个小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甩掉那个老女人，我想先喝醉酒再躲开她--可我认为那年轻的不会高兴的。她俩都是缠缠绵绵的女人，从明尼苏达州还是什么地方来的。好了，明天过来叫醒我，行吗？否则我会睡过头的，另外，我要你帮我找一间房子，你知道没有人帮我。给我在离这儿不远的一条僻静的街上找一个房间，我只有呆在这儿了……这儿，让我赊帐。你得答应帮我做这件事，我会时常给你买顿饭吃的。无论如何你得来，跟那些蠢娘儿们说话急得我要发疯，我要跟你谈谈哈夫洛夫洛克·霭理士。老天，我已把那本书找出来三个星期了，结果一次也没看过。人在这儿就跟烂掉差不多。你信不信？我从来还没有去过卢浮宫，也没有到过法兰西喜剧院。这些地方值得去吗？

　　不过我看这也能多多少少叫人别胡思乱想。你整天干什么来着？

　　不觉得无聊？为了跟女人睡觉要干什么？听我说……到这儿来。

　　先别走掉……我很孤独呢。你知道吗？这种状况再持续一年我就会发疯的，我一定得离开这个鬼国家，我在这儿无事可做。我明白现在在美国叫人不痛快，反正都一样……可在这儿人会疯掉的……那些下贱的蠢货整天坐着吹嘘他们的作品，所有这些人都一文臭钱不值。他们都是潦倒失意的人，这才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听着，乔，你想过家吗？你是一个有意思的家伙……你好像还喜欢这儿。你在这儿发现什么了？但愿你能告诉我，我真心希望能不再想自己的事情。我心里乱极了……好像那儿有一个结……我知道我快要把你烦死了，可我一定得找个人谈谈。

　　我不能同楼上那些家伙谈……你知道那些狗东西是什么货色……都是写署名文章的人。卡尔，那个小滑头，他自私透顶了。

　　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可我不自私，这是有区别的。我想我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我无法不想着自己，这并不是我认为自己重要……只是我无法去想别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能爱上一个女人或许会好一些，可是我找不到一个对我感兴趣的女人。我心里乱糟糟的。你看出来了，是吗？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怎么办？听着，我不想再强留你了，可你明早得叫醒我--一点半--怎么样？你若替我擦皮鞋，我还会多给你一点儿。还有，若有一件干净的替换衬衣，也把它带来，行吗？见鬼，那件活儿都快把我累趴下了，却连一件干净衬衣都挣不来，他们对待我们像对待一群黑鬼一样。唉，算了，见鬼！

　　我要去散步……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出来。别忘了，明天！”

　　同这个叫伊雷娜的阔女人的通信一直持续了六个多月。最近我天天都向卡尔汇报，好叫这场恋爱开始，因为在伊雷娜那方面这件事可以无限期地发展下去。最近几天来双方都写了雪片似的大批信件，我们寄出的最后一封信几乎有四十页厚，是用三种语言写的。这最后一封信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旧小说的结尾，有报纸星期日增刊上摘抄下来的片言只字，有重新组织过的给劳娜和塔尼亚的旧信，还有从拉伯雷和彼脱罗尼亚作品中胡乱音译过来的片断，总之我们都把自己累坏了。最后伊雷娜决定要同这个通信人谈谈了，她终于写了一封信通知卡尔在她的旅馆里碰头。卡尔吓得屁滚尿流，给一个陌生女人写信是一码事，去拜访她、同她做爱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到赴约前最后一分钟他仍吓得发抖，我不由得想自己恐怕不得不代他去了。我们在伊雷娜住的旅馆前下了出租车，卡尔抖得很厉害，我只好先扶着他沿这条街走了一会儿。他已经喝下了两杯茴香酒，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一看到旅馆他便快垮了，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有一个又大又空、英国女人可以呆呆地在里面坐好几个钟头的大厅。为了提防卡尔溜掉，服务员打电话通报他的到来时我一直站在他身边。伊雷娜在家，正在等他。他跨进电梯时又绝望地瞥了我最后一眼，当你用绳索勒住狗的脖子时它作出的正是这种无言哀求。穿过旋转门出来，我想到了范诺登……我回旅馆去等电话，卡尔只有一小时时间，他答应在去上班前先告诉我结果如何。我又翻检了一遍我们写给她的那些信的复写件，我试图想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就是想不出。她的信写得比我们好得多，显然信是真诚的。现在他们搂在一起了，不知道卡尔还尿不尿裤子。

　　电话铃响了，他的声音有些古怪，有点儿尖，既像是被吓坏了，又像是很开心。他让我代他去办公室，“给那个狗杂种怎么说都行！告诉他我快死了……”“喂，卡尔……能告诉我……”“你好！你是亨利·米勒吗？”是个女人的声音，是伊雷娜，她在问我好呢。她的声音在电话上非常悦耳……悦耳。一刹那间我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想说，“喂，伊雷娜，我认为你很美……我认为你美极了。”我想跟她说一件真实的事情，不管听起来这有多么傻，因为我现在听到她的声音后知道一切都已经变了。可是不等我镇定下来卡尔又接过了听筒，扯着古怪的尖细嗓子说，“她喜欢你，乔。我把你的事全告诉她了……”在办公室里我只得替范诺登读要校对的稿子。到了休息时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脸色阴沉沉的，“很难看。

　　“这么说这个小滑头快死了是吗？喂，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我想他是去看那个有钱的女人了。”我平静地说。

　　“什么！你是说他去找她了？”他显得很激动，“喂，她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假装一无所知，他又说，“我说，你是个不错的人。你为什么不早点几告诉我这件风流韵事？”

　　为了安慰他，我最后答应一从卡尔那儿打听到细节就全部告诉他，我自己在见到卡尔之前也急不可耐呢。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去敲他的房门，他已起床了，在抹肥皂刮胡子，从他脸上看不出什么来，甚至看不出他会不会对我说实话。阳光从敞开的窗子里倾泻进来，小鸟在吱吱叫，却不知怎么搞的，屋子比往常更加显得光秃秃的、更穷酸。地板上溅满了肥皂泡沫，架子上挂着那两条从来不曾换过的脏毛巾。不知怎么搞了，卡尔也一点儿变化都没有，真叫我大惑不解。今天早上整个世界都该发生变化，不论变好变坏总得变，剧烈地变。可是卡尔却站在那儿往脸上抹肥皂，全然不动声色。

　　“坐下……坐在床上，”他说。“你会听到一切的……不过先等等……等一会儿。”他又开始抹肥皂，接着磨起剃刀来。他还提到水……又没有热水了。

　　“喂，卡尔，我现在很焦急。你如果想折磨我可以过一会儿再折磨，现在告诉我，只告诉我一件事……结果是好是坏？”

　　他从镜子前扭过身来，手里拿着刷子，朝我古怪地笑笑。

　　“等等！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这就是说你失败了。”

　　他终于说话了，字斟句酌地，“不，既没有失败，也没有成功……对了，你在办公室替我安排好了吗？是怎样对他们讲的？”

　　我看出试图从他口中套出话来是不可能的，待他收拾好了会告诉我的，在此之前却不会。我又躺下，一言不发，他则继续刮脸。

　　突然他没头没脑他说开了--起初有点儿杂乱无章，后来越来越清楚，雄辩、有力。把事情都说出来得费一番周折，不过他似乎打算要把一切都讲清楚，仿佛正在把压在良心上的一个重负卸下。他甚至又令我想起上电梯前他曾那样瞥了我一眼，他反反复复提起这一点，像是要表明一切都包含在这最后一秒钟里，像是要表明如果他有力量改变局面，他就绝不会跨出电梯。

　　卡尔上门时伊雷娜穿着晨衣，梳妆台上摆着一桶香槟，屋里很暗，她的声音很好听。他给我讲了屋里的全部细节，香槟酒、侍者是怎样把它打开的、酒发出的声响、她走上前来迎接他时那件晨衣又如何沙沙作响--他告诉我一切，唯独不谈我想知道的。

　　他去找她时大约是八点，到了八点半，一想到工作他便局促不安。“我给你打电话时大约是九点是不是？”

　　“是，差不多。”

　　“我当时很紧张，你瞧……”

　　“我明白。往下讲……”

　　我不知该不该信他的话，尤其是在我们编造了那些信之后。

　　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听清了他的话，因为他讲的内容完全是荒诞不经的。不过，若是知道他就是这类人，他的话倒也像是真的。

　　接着我又想起他在电话上的声音--又恐惧又开心的古怪调子。现在他为什么不更开心一些呢？他自始至终都在笑，活像一只红润的、吸饱了血的小臭虫。他又问一遍，“我给你打电话时是九点钟，是不是？”我厌烦地点点头，“是的，是九点。”现在他肯定当时是九点钟了，因为他回忆起曾掏出表来看了看。再次看表已是十点钟，到了十点钟她正躺在长沙发上，两手握着自己的乳房。他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他讲给我听。到了十一点他们便拿定了主意，他们要逃走，逃到婆罗州去。去他妈的那个丈夫吧！她从来没有爱过他，若不是他年纪大了、缺乏激情，她根本就不会写第一封信。“后来她又对我说，‘不过，亲爱的，你怎么知道以后你不会厌烦我呢？’”听到这儿我大笑起来，我觉得这话很荒谬，忍不住要笑。

　　“你怎么说？”

　　“你指望我说什么？我说，哪一个男人会厌烦你呢？”

　　接着他向我描绘后来发生的事情--他怎样俯身亲吻她的乳房，怎样在热烈吻过它们以后又把它们塞进胸衣里去，总之就是塞进那玩艺儿里去--不管她们叫它什么。过后，又喝了一回香槟。

　　到了午夜前后，侍者送来了啤酒和三明治--鱼子酱三明治。据他讲，在此期间他一直急着要撒尿。他曾勃起了一回，不过又软下去了。他一直感到膀脱就要胀破了，可他是个狡猾的小滑头，认为眼下的场面需要谨慎从事。

　　到了一点半她提议租一辆车去逛波伊思公园，卡尔心中却只想着一件事--如何撒泡尿。“我爱你……我崇拜你，”他说。

　　“你说到哪儿我都跟你去--伊斯坦布尔、新加坡、檀香山，只是现在我一定得走了……太迟了。”

　　卡尔就在这间肮脏的小房间里向我讲述这一切，太阳照进来，小乌在疯了似的吱吱叫。可我仍旧不知道她是不是漂亮，他也仍不知道她是否漂亮。这个白痴，他连自己都不了解。他宁愿认为她不漂亮，那屋里太暗，还喝了香槟，他的神经又疲惫不堪。

　　“可你应该了解一些她的情况--假如这些不全是你他妈的编造出来的。”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让我想想！不，她并不漂亮，现在我敢肯定这一点了。她前额上有一缕白头发……我想起来了。这还不算很糟--你瞧，我还差点忘了。她的胳膊--胳膊很细……细而且干瘦。”卡尔开始走来走去，可忽然又站住了。

　　“若是她年轻十岁我或许不会考虑那一缕白发……甚至也不注意她的细胳膊。可是你瞧，她太老了。这样的女人每过一年都会老一大截，明年她就不是老了一岁，而是老了十岁，再过一年就老了二十岁。我却会显得越来越年轻，至少在五年之内“可这事儿是怎么拉倒的？”我打断他又问。

　　“这事儿根本没--没完，我答应星期二五点左右去见她。

　　你知道，这很糟！她脸上的皱纹在白天会显得更难看。我估计她是想叫我星期二跟她睡，大白天睡--没人会跟这样一个女人在大白天睡，尤其是在那样一家旅馆里。我宁愿在不上班的晚上干……可是星期二晚上要上班。还不止这些，我当时还答应要给她写封信的。现在怎么给她写信呢？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屁，只要她年轻十岁。你认为我该跟她去吗？去婆罗州或别的什么她想带我去的地方？我不会射击，我怕枪和所有那类玩艺儿。再说，她会要求我没日没夜地跟她睡觉……除了打猎就是睡觉，别的什么也不做……我办不到！”

　　“也许事情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她会给你买领带之类的东西……”“也许你愿跟我们一道去，嗯？我把你的情况都告诉她了“你有没有说我很穷？有没有说我需要东西？”

　　“我什么都说了。见鬼，只要她年轻几岁一切都好了。她说她快四十了，这就是说五十或六十了。这跟同你妈睡觉差不多……不能这样干……这不行。”

　　“可她准还有一些迷人之处……你说你亲吻了她的乳房。”

　　“吻她的乳房--这有什么？再说光线暗，我告诉你了。”

　　卡尔正穿裤子，一只纽扣掉了。“你瞧，这见鬼的西装全烂了。我已经穿了七年了……不过没有掏钱。以前是套不错的衣服，现在却发臭了。那个女人还要给我买西装哩，这是我最想要的。可我不喜欢叫一个女人替我付钱，这种事我一辈子也没有干过，这是你的主意。我情愿一个人过日子。屁，这是一个不错的房间吧？有什么毛病？比她的房间瞧着要好得多，是吗？

　　我不喜欢她住的豪华旅馆，我反对建那样的旅馆，我对她说了。

　　她说她不在乎住哪儿……说只要我要她来，她就来跟我住在一起。你想象得出她带着大箱子、帽盒子和所有那些她随身带来带去的废物搬到这儿来的情景吗？她的东西太多了--太多衣服、瓶子和其他东西。她的房间像一个诊所，她的手指头上划破了一点儿便不得了啦，她要找人来按摩，头发要烫过，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我说，乔，只要年轻一点点她就很理想。

　　一个年轻女人的任何毛病都是可以谅解的，一个年轻女人也不需要有脑子，她没有脑子倒更好。可是一个老娘儿们即使聪明，即使是普天下最最可爱的女人，也没有多大价值。一个小娘儿们是一项投资，而一个老娘儿们却是注定要蚀本的。老娘儿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为你买东西，可那也不会叫她们胳膊上长出肉来，让她们大腿间流出水来。伊雷娜不错，说实话，我认为你会喜欢她的。这事儿到你那儿就不一样了，你不一定非跟她睡不可，你尽可以喜欢她。也许你不会喜欢她那些衣服、瓶子之类的玩艺儿，可你会宽容她的。她不会使你厌烦，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要说她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过她干瘪了，她的乳房还行--可她的胳膊！我告诉她某一天我要把你带去，我谈了你的许多情况……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也许你会喜欢上她的，尤其是当她穿上衣服时。我不知道……”“喂，你说她有钱？我会喜欢她的！我不在乎她多大岁数了，只要不是个丑八怪……”“她不是丑八怪！你在说些什么呀？告诉你，她很有魅力，谈吐文雅，长得也好看……只是胳膊……”“好吧。如果是这样，我去跟她睡--若是你不愿意的话。

　　把这个告诉她，不过讲得缓和些，跟这样一个女人打交道一定得慢慢来。你把我带去，听任事态自己发展。狠狠地夸奖我，装出吃醋的样子……哼，也许咱俩会一道跟她睡的……我们到处走，一起吃饭……我们开车、打猎、穿好衣服。如果她想去婆罗州让她带上我们，我也不会开枪，不过这没关系，反正她也不在乎，她只是希望被人睡，仅此而已。你一直在谈论她的胳膊，可你不必一直盯着她的胳膊看。对吗？瞧瞧这床罩！瞧瞧这镜子！这能叫生活吗？你愿意再充高雅充下去、一辈子像只虱子一样过日子吗？你连旅馆住宿费都掏不起……还是有工作的人呢。生活不该是这样，哪怕她七十岁了我也不在乎，那也比这样强……”“我说，乔，你替我去跟她睡……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也许我偶尔也跟她睡上一回……晚上不上班的时候。我已有四天没有拉过屎了，身上好像粘着一种东西，像葡萄一样……”“那就是你生痔疮了。”

　　“我的头发也在脱落……还得去看看牙医。我觉得自己正在散架。我对她说了你是怎样一个好人……你会给我帮忙的，对吗？你不那么扭捏，是吗？我们若去婆罗州我就不会再生痔疮了。也许我会生别的箔…更糟的箔…也许是发热……或是霍乱。哼，这样生一场大病死掉也比在一张报纸上浪费生命、屁眼上长疮、裤子上的扣子全脱落更好一些。我盼望发财，哪怕只是一星期也好，然后带着一种要命的病住进一家医院，病房里摆满鲜花，护士们跑来跑去，还有人打电报来。你若有钱他们便会好好照顾你，用棉球给你擦身，替你梳头。哼，这些我全懂。也许我运气好没死掉，也许我会破一辈子……也许我会瘫痪，只好坐在轮椅里，可是这样一来我也会得到照料……即使我再没有钱了。你若是个病人--真正的病人--他们就不会让你饿死，你会有一张干净的床睡……他们每天给你换毛巾。

　　像现在这样谁也不管你，尤其是你还有一份工作，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份工作就该是幸福的。你情愿怎样--一辈子当个跛子，或是有一份工作……或是娶一个阔娘儿们？你情愿娶一个阔女人，我看出来了。你只想着吃的。可是想一想，你娶了她，结果那玩艺儿再也挺不起来了--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你怎么办？你只好听任她摆布，只好像一只小卷毛狗那样从她手上吃食。你喜欢那样，是吗？也许你不想这些事情？我什么都想，我想要选购的西装和想去的地方，可我还想着另一件事，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再也不能勃起了，那些花里胡哨的领带和漂亮的西装又有什么用呢？你甚至不能背叛她，她会一直跟着你。不，最好的办法是先娶她再马上生一场病，只是梅毒还不行，比如说，霍乱，或是黄热玻这样，若是真的出现奇迹，你保住了一条命，你便会终生成为一个跛子，你也就不必再为要跟她睡觉而烦恼不安了，也不必再为房租发愁了。

　　她或许会给你买一只带橡胶车胎的好轮椅，上面还有各种操纵，杆之类的玩艺儿。你也许还能用手--我是指还能用手写作，要不就雇一个人来写。对了--这是一个作家的最佳选择。一个人能指望他的手脚干什么呢？他不需要用手用脚来写作，他需要安全……安宁……庇护。遗憾的是，所有坐在轮椅里转来转去的英雄都不是作家。假如你能保证上战场去只会叫人炸掉你的双腿……假如你能敲定这一点，我就会说，明天就叫我们打仗吧。我对勋章根本不感兴趣--让他们留着好了，我想要的只是一部好轮椅和一天三顿饭，然后我就给这些滑头们写本书看。”

　　第二天一点半钟我去找了范诺登，这天他不上班，确切地说，今夜他休假。他给卡尔留下话说要我今天来帮他搬家。

　　我发现他情绪异常低落，他告诉我他一夜未曾合眼。他在想事儿，有一件事情困惑着他。没多久我就搞清了，他一直在迫不及待地等我来，向我打听卡尔的秘密。

　　“那个家伙，”他开口了，指的是卡尔。“那个家伙简直是个艺术家，他详细描述了每一个细节。他对我讲得那么细，我便知道这全是他胡编的……可我就是摆脱不了这个萦绕在心头的故事。你知道我心里在怎样折腾。”

　　他话题一转，问我卡尔是否将经过原原本本都告诉我了。他丝毫没有怀疑到卡尔对我是一个说法，对他是另一个说法。他似乎认为编造这个故事是专门要折磨他的。他并不理会这全是捏造的，却说这是卡尔留在他脑子里的“意像”，这意像使他烦恼。即使整个故事是假的，这些意像也是真的。再说这件事情中的确有一个阔娘儿们，卡尔也的确去拜访过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至于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倒是次要的。他想当然地认为卡尔干脆利落地对付了这个女人，使他几乎要发疯的却是他想卡尔描述的情节或许是真的。

　　他说，“这个家伙告诉我他跟那个女人睡了六七次。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吹牛的家伙。我知道这里面有不少假话，所以也不大在乎，可他又告诉我那女人雇了一辆车带他去了波伊思公园，他拿那女人的丈夫的皮大衣当毯子用，这就太过分了。我估计他给你讲了司机恭恭敬敬等他们的事……对了，他有没有告诉你发动机一直在突突响？老天，他编得真像啊，只有他才想得出这样一个细节……这是使一件事情显得在心理上真实的小细节之一……听过之后你就永远忘不了。他的谎编得那么圆，那么自然……我真奇怪，他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灵机一动现编出来的？他是一个高明的小骗子，你简直无法从他身边走开……就像他正在给你写信，像一夜间就粗制滥造出一只花盆来。我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信来……我不明白他写信时的心理状态……这也是一种****……你说呢？”

　　不等我开口发表意见，或是嘲笑他，范诺登又继续独白开了。

　　“你瞧，我估计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有没有告诉你他怎样站在洒满月光的阳台上亲吻她？这话重复一遍显得很无聊，可这家伙一描述起来……我简直可以看见这个小滑头抱着那个女人站在那里，他已经在给她写另一封信了，是从另一个法国作家那儿偷来的有关屋顶之类废话的马屁。这家伙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学别人的，我早就发现了。你得找到一点线索，比如，看看他最近在读谁的作品……这不容易，因为他总是鬼鬼崇崇的。

　　我说，若是我不知道你跟他一同去过那儿，我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女人，他这样的家伙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写信。不过他挺走运……他那么小巧玲瑰，那么娇嫩，仪表又是那么浪漫，不断有女人上他的当……她们有点儿崇拜他……我猜她们是可怜他。有些女人喜欢叫人奉承……这会使她们觉得自己身价不凡……可是据卡尔说这是一个聪明女人。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你看过她的信嘛。你认为这样一个女人会看上他哪一点？我明白她上了那些信的当了……可是你认为她看到他后又会怎么想？

　　“不过，我告诉你，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要讲讲他是怎么对我说的，你知道他多么擅长添油加醋……嗯，在阳台上的那一幕之后--他是把这个当作吊胃口的小菜告诉我的--在此之后，据他讲，他俩进屋去，他解开了她的睡衣。你笑什么？他骗我了？”

　　“没有，没有！你说的同他讲的一模一样。说下去……”“接着--”说到这儿范诺登自己也笑起来，“--接着，听仔细了，他告诉我她如何抬起腿坐在椅子上……一丝不挂……他坐在地板上抬头望着她，对她说她是多么漂亮……他对你说过她长得像马蒂斯的一个人物吗？等一等……我要回忆一下他确切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一句关于‘欧德里斯克’的俏皮话……‘欧德里斯克’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是用法语说的，所以不容易记住这鬼东西……不过这话倒很好听，正像他说的那种话，也许她还以为这话是他发明的……我估计她准以为他是个诗人一类的人物呢。不过，这都没有什么……我容许他发挥想象力，是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情使我听了要发疯。我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不断闪出他描绘的那些情况，简直摆脱不掉。

　　我觉得那是如此真实，若是没有这回事我就要勒死这个狗杂种。

　　一个人没有权利编造这种事情，除非他是神经有毛箔…“我要讲到的是那一瞬间，他说他跪在地上用他那两根细瘦的手指扒开她的下体。你还记得这个？他说她坐着，双腿搭在椅子扶手上晃来晃去，忽然他来了灵感，这时他已经睡了她几回了……也发表完了关于马蒂斯的小演讲。他跪在地上--你听清了--用两个手指……听着，只有指尖……噗哧--噗哧！

　　老天，我一夜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他又说--好像我还没有听够--这时，老天爷作证，她把双腿架在他脖子上，把他夹住了。这真是要我的命！想想看！想想她这样一个漂亮、多愁善感的女人竟会把腿架在他脖子上！这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这么荒诞，听起来又像是真的。如果他只告诉我香槟酒的事、坐车在波伊思公园里游荡，甚至还有阳台上那一幕，我可能不会信他，可是这件事大难以置信，反而不像是在说谎了。我也不相信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种事情，除非这件事有几分是真的，我也弄不明白他怎么会冒出这个念头来。你知道，在这样一个小滑头那里，什么事情都不稀奇，也许他根本不曾睡过她，可她会允许他玩玩她的……跟这些阔女人在一起你永远也弄不明白她们指望你干什么……”当他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刮胡子时下午已经快过去了，我最终才成功地把他的思路吸引到其他事情上，主要是吸引到搬家上。侍女进来看他收拾好没有--原先叫他中午就得腾出房子--这时他正在穿裤子。他既不请求原谅也不转过身去，这使我略有几分惊奇。看着他满不在乎地站着系裤扣，一边还吩咐她做这做那，我不禁吃吃笑了。“别管她，”说着，他极其轻蔑地瞪了她一眼。“她不过是一头肥母猪。你想拧就在她屁股上拧一把，她不会说什么的。”接着范诺登又用英语对她说，“过来，你这婊子，把手放在这上面！”听到这话我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这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也感染了那个侍女，尽管她不明白我在笑什么。侍女开始把钉在墙上的一排绘画和照片取下来，这些画儿和照片上大多是范诺登本人，“你，”他用大拇指戳戳，“到这儿来！这儿有件可以纪念我的东西。”--说着他从墙上撕下一张照片--“等我走了你就用它擦屁股好了。”说完他又转向我，“她是一个傻婊子，就算我用法语说她也不会显得聪明些。”侍女大张着嘴站在那儿，显然是认为范诺登疯了。“喂！”他朝她大喝一声，好像她耳朵不好似的。“喂，你！对了，说你呢！像这样……”他边说边拿起照片，他自己的照片，用它擦了擦屁股。“像这样！懂了吗？看来你得给她画张图才行。”说着他嗝起下唇，表示极度厌恶。

　　他无可奈何地监视着她把东西扔进几只大箱子里。“这儿，把这些也放进去，”说着他递给她一只牙刷和装灌洗器的袋子。

　　他的东西有一半仍摊在地板上，箱子都已塞满，没有地方可装绘画、书和半空的瓶子了。他说，“坐一会儿，咱们有的是时间，咱们得好好想一想。你若是不来我永远也搬不出去，你看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别忘了提醒我带走灯泡……那都是我的，还有废纸篓也是属于我的。这些王八蛋，他们要你像猪一样生活。”

　　这时侍女下楼拿麻绳去了……“你等着瞧……她会间我要麻绳钱的，哪怕只有三个苏呢。在这儿，他们给你裤子缀一个扣子也得要钱。这伙讨厌的、肮脏的小偷！”他从壁炉台上取了一瓶苹果烧酒，并且点头示意我抓起另一瓶。“把它带到新地方去没有用，现在把它喝光拉倒。不过别给她喝！这王八蛋，我连一张手纸也不留给她。我真想在走之前把这个地方弄个一塌糊涂。

　　对了……想撤尿就撒在地板上，我还想在五斗橱抽屉里大便呢。”他对自己、对一切都十分厌恶，因而不知该做什么才能发泄发泄怨气。于是他提着酒瓶走到床前，掀起床罩把烧酒洒在床垫上。这还嫌不过痛，他又用脚拼命在床垫上踩，可遗憾的是鞋底井没有泥。他又取下床单擦鞋，嘴里愤愤不平地喃喃道，“这样他们就有点儿事情干了。”最后，他含了一口酒，脑袋向后昂着漱喉咙，待漱得心满意足了才一口全啐在镜子上。“瞧着，你们这些下贱的王八蛋！等我走了好好擦去吧！”他在屋里踱来踱去，嘴里一边还咕噜着什么。看到自己的烂袜子扔在地上他便拣起来撕个粉碎，画儿也惹他大动肝火，他拾起一张一脚把它湍透了--这是他认识的一个女同性恋者给他画的肖像。“那个婊子！你知道她居然有胆量要我干什么？她要我把玩过的娘儿们介绍给她。我写文章吹捧她，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苏，还以为我真心崇拜她的画呢。若不是我答应安排她同那个明尼苏达州来的女人见面，她才不会白给我画这张像呢。她简直快为那女人发狂了……像条发情的狗一样到处跟着我们……我们没法甩掉这婊子！她差点儿没把我缠死。我烦得要死，几乎不敢再领女人到这儿来，唯恐她会破门冲进来揍我一顿。我总是像贼一样悄悄溜上来，一进来就赶快锁上门……她和那个格鲁吉亚娘儿们--她俩逼得我要发疯，一个总是在发情，另一个总是肚子饿。我最恨睡一个饿着肚子的女人，那就像把一块吃的塞进她肚子里然后又掏出来……天啊，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把那蓝色药膏放在哪儿了？那很要紧，你生过那样的疮吗？比吃一剂药还难受。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染上的，上星期这儿来了那么多女人，我大概早把她们忘了。这很有意思，因为她们身上都散发出纯洁的气息。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侍女把范诺登的东西都堆在人行道上，旅馆老板酸溜溜地在一旁看着。等东西全装上出租车，车里就只坐得下一个人了。

　　车刚一开范诺登便掏出一张报纸把他的锅碗瓢盆包扎起来，新住处严禁做饭。待我们到了目的地他的行李已经又全部打开了，若是我们到达时那老板娘没把头探出门来还不会那么叫人难堪。她嚷道，“我的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

　　范诺登被她吓住了，他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是用法语道，“是我……是我，太太！”说完他又转向我恶狠狠地咕哝道，“这个笨蛋！看见她的脸色了？她要给我找麻烦呢。”

　　这家旅馆位于一条阴暗的小道后面，呈一个长方形，同一所现代罪犯教养所十分相似。衣橱又大又没有一点光泽，尽管瓷砖墙上映出的影子很堂皇。窗子上都挂着鸟笼子，到处钉着小小的珐琅牌子，用陈腐的语言请求客人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忘记那个。这家旅馆几乎一尘不染，只是穷得一贫如洗，破破烂烂，一副衰败景象。铺椅垫的椅于用铁丝捆在一起，令人不快地联想到电椅。范诺登的房间在五楼，上楼时他告诉我莫泊桑一度也曾在这儿住过，同时又说大厅里有一种古怪的气味。

　　五楼上有几扇窗子没有玻璃，我们站下看了一会儿那几位正穿过院子的房客。快到吃饭时间了，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回屋里去，他们都显得无精打彩、萎靡不振--靠诚实劳动换饭吃的人总是这样的。窗子大多都大敞着，昏暗的房间仿佛是许多正打哈欠的大嘴。屋子里注的房客也在打哈欠，或是在替自己搔痒。他们坐卧不宁地动来动去显然毫无目的，说他们是一群疯子也并不过分。

　　我们顺着走廊朝五十七号房间走去，这时前面突然有一扇门开了，一个头发蓬乱、目光像疯子一样的老妖婆偷偷从门里窥视我们。她吓了我们一大跳，我们傻站在那儿，惊呆了。足足有一分钟，我们三个人站在那儿，一步也挪不动，甚至无法打一个有意义的手势。我看见老妖婆背后摆着一张厨桌，桌上躺着一个浑身赤裸裸的婴儿，这是一个比一只拔光毛的鸡大不了多少的小把戏，最后那老家伙拎起身边一只污水桶朝前跨了一步，我们闪到一边让她过去，门在她身后关上时里面的婴儿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尖叫。这是五十六号房间，五十六与五十七之间是卫生间，老妖婆到那几倒脏水去了。

　　我们一踏上楼梯范诺登便不吱声了，不过他的目光仍很动人。打开五十七号的房门后，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一面大镜子上盖着绿纱、歪斜着呈四十五度角挂在门对面，镜子底下放着一部婴儿车，车上堆满了书。范诺登见到这些根本没有笑，他冷淡地走过去抓起一本书翻看了一遍，那副样子很像一个刚走进公共图书馆的人不假思索地走到离他最近的一个书架前去。若是这时我不曾无意问瞧见墙角里摆着一副自行车把，这也不会显得那么荒唐可笑。这副车把摆在那儿显得非常宁静、十分心满意足，似乎它已在那儿打了多年瞌睡。

　　这又突然使我觉得我俩仿佛也已在这间屋里仁立了很长的、无法计算的一段时间，就像现在这样。这是我们在梦中想起的一种姿势，这是一场我们永远难以摆脱的梦，又是一场微微打个手势、稍稍眨眨眼便会粉碎的梦。然而更叫人惊奇的是，我脑子里忽然掠过一场真实的梦境、一场昨天夜里才做过的梦，我在梦中看到范诺登正像现在这样呆在一个角落里研究那副车把。不过不同的是，角落里没有自行车把，却有一个蜷起两条腿趴着的女人。我看到他站在那儿低头望着那女人，眼睛里流露出焦急热切的神色，当他极想得到一件东西时总是这副样子。

　　这件事是在哪一条街上发生的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只有两堵墙之间的夹角还在，还有那女人发抖的身子。我看见他用他那种迅捷的牲口方式朝她猛扑过去，全然不顾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打定主意要随心所欲地去干。他的目光像是在说--“事情完了以后你尽可以宰了我，只是现在先让我把它弄进去……我必须把它弄进去！”于是他俯在那女人身上，他俩的脑袋都撞在墙上，他勃起得那么厉害，简直根本无法进入她身体里去。突然，他直起身子，整整衣服，脸上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做出这种表情是他的拿手好戏，猛然发现他的那玩艺儿扔在马路上，他便准备一走了之。那玩艺儿跟锯子锯下来的一根扫帚柄差不多粗细，他漠然地把它捡起来夹在胳膊底下。他走开时我看到两只很大的球体在那根扫帚柄一端荡来荡去，像郁金香的球茎，我听到他自己对自己咕哝：“花盆……花盆。”

　　佣人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跑来了，范诺登不解地望着他。

　　这时老板娘也昂首阔步地进来了，她径直走到范诺登面前，从他手中夺过书，把它塞进婴儿车里，然后，她一言不发推起婴儿车来到走廊上。

　　范诺登忧伤地笑着说，“这儿是一座疯人院。”他的微笑若隐若现、难以描述，有一瞬间那种做梦的感觉又回来了。我隐约觉得我们正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的尽头，那儿挂着一面凸凹不平的镜子。范诺登沿着走廊摇摇晃晃走过来，一副潦倒失意的样子，活像一只黯淡的灯笼。他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不时闯进一个门里去，门开处或有一只手把他一把拽进屋去，或有一只蹄子把他蹬出来。越向前走他便越发沮丧。他身上流露出的这种优郁像骑自行车的人夜里在又湿又滑的道路上行驶时用牙咬着的提灯。他在这些阴暗的房间里进进出出，待他一坐下椅子便散架了；待他打开箱子，里面却只有一只牙刷。每间房子里都有一面镜子，他便全神贯注地站在镜子前发牢骚。由于没完没了地发牢骚，由于不停地发牢骚、咕哝。喃喃自语和诅咒谩骂，他的上下颚脱节了，下垂得很厉害。他一蹭下巴上的胡子，下颚上便掉下几块肉来，于是他十分生自己的气，一气之下用脚踏在自个儿的下颚上，用高鞋跟把它碾个稀烂。

　　这时仆人把行李送进来，事情已变得越发古怪了，尤其是当范诺登把健身器械绑在床脚上练起桑多式体操来之后。他朝那仆人笑着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脱去外衣和背心，仆人不解地盯着他看。他一手提起箱子，另一手里拎着装灌洗器的袋子。此时我站在前厅里，手里捧着笼罩在一层绿色薄雾中的镜子，没有一件东西是有实用价值的，前厅也没多大用处，像一条通到牲口棚去的走廊。每当我走进法兰西喜剧院或皇家剧院，同样的感觉便会涌上心头。这些地方到处是小摆设，地板上的活动门、胳膊、胸脯和打蜡地板、烛台和身穿盔甲的人、没有眼睛的塑像及躺在玻璃匣子里的求爱信。什么事情在进行着，但没有多大意义，就好像因为箱子里放不下，而把剩下的半瓶卡尔瓦多斯酒喝掉一样。

　　我刚才说过，上楼时范诺登曾说起莫泊桑也在这儿住过，这一巧合似乎给他留下了印象。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莫泊桑当年住的正是这问屋子，在这儿写出了那些令人毛骨惊然、也使他声名大振的故事。范诺登说，“他们像猪秽一样生活，这些可怜虫。”

　　我们坐在一个圆桌旁的两把舒服的扶手椅里，这两把椅子已经年代久了，都用皮条和支架加固着。身边就是床，挨得这么近，我们简直可以把脚搁上去。衣柜就在我们身后的一个角落里，很方便，一伸手便够得到。范诺登已把他的脏衣服全倒在桌上，我们把脚伸进他的脏袜子和衬衣堆里，坐在那里心满意足地抽烟。

　　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对他产生了魔力，他对这儿很满意。我起身去开灯时他提议出去吃饭前玩一会儿纸牌，于是我们在窗前坐下玩了几把双人皮纳克，脏衣服堆在地板上，练桑多式体操的器械挂在吊灯上。范诺登已把烟斗收起来了，又在下唇内放了一小块鼻烟。他不时朝窗外啐一口，大口大口的棕色口水落在底下人行道上发出响亮的噗噗声，现在他挺满意。

　　他说，“在美国，你无论如也不会住到这种下流地方来，即使是在四处流浪时我睡觉的房间也比这个好。不过在这儿这是正常的--正如你看过的书里讲到的。如果我还回去我要把这儿的生活忘得一干二净，像忘掉一场恶梦一样。或许我会重新去体验过去那种生活……只要我回去。有时我躺在床上恍馏忆起了过去，一切都是那么真切，我得摇摇头才能意识到自己在哪儿。身边有女人时尤其是这样，最使我着迷的就是女人了。

　　我要她们只有一个目的--忘掉我自己。有时我完全沉溺在幻想之中，竟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以及我是在哪儿找到她的。好调笑，是吗？早晨醒来时旁边有个健壮的暖烘烘的身子陪伴你是件好事，这会叫你心里自在。你会变得高尚些……直到她们开口扯起爱情之类的软绵绵的蠢话。为什么所有女人都要大谈特谈爱情，你能告诉我吗？显然她们是觉得你和她好好睡一觉还不够……她们还要你的灵魂……”范诺登自言自语时嘴边常挂着“灵魂”这个词儿，起初我一听到这个词便觉得好笑。一听到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便会发歇斯底里，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得这个词儿像一枚假硬币，尤其是当他说这个字眼时总要吐一大口棕色口水，并且在嘴角上流下一道涎水。我从不顾忌当面笑他，所以范诺登每回一吐出这个小词儿一定会停下让我开怀大笑一番，接着他又若无其事地自个儿说起来，越来越频繁地提到这个字眼，每一回调子都比上回更动听一些。女人想要的是他的灵魂，他这样对我说。

　　他已经一遍遍重复了好多次，可是每一次仍要从头提起，就像一个偏执狂老是要谈在他心头索绕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范诺登是个疯子，这一点我已确信无疑。他怕独自一人呆着，他的恐惧是根深蒂固、无法摆脱的，趴在一个女人身上、同她结合在一起时他也仍旧逃不出自己为自己筑成的炼狱。他对我说，“我什么都试过了，甚至还数过数，考虑过哲学难题，可全没有用。我好像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始终在盯着我。我生自己的气，气得要命，恨不得去自杀……可以说每一回达到性欲高峰时都是这样。约摸有那么一秒钟我完全忘记了自己，这时我甚至已不存在了……什么也没有了……那女人也不见了。这同领受圣餐差不多。真的，我真这么想。完事以后有几秒钟我觉得精神振奋……也许这种精神状态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若不是身边有个女人，还有装灌洗器的袋子，水在哗哗流……这些微小的细节使得你心里清楚得要命，使你觉得十分孤独，而就在这完全解脱的一瞬间内你还得听那些谈论爱情的废话……有时这简直要叫我发疯……我不时发疯。发疯也不会叫她们走开，实际上她们喜欢我这样。你越不去注意她们，她们越缠着你不放。女人身上有一种反常的气质……她们在内心深处都是受虐狂。”

　　我追问道，“那么，你想要从女人那儿得到什么？”

　　他开始摆弄自己的双手，下唇也放松了，一副十分垂头丧气的样子。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吭出几句没头没尾的话，言词中却流露出辩解也无益的意思。他不假思索他说，“我想叫自己能被女人迷住，我想叫她帮我摆脱自我的束缚。要这样做，她必须比我强才行，她得有脑子而不仅仅是有****，她必须得叫我相信我需要她、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给我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好吗？如果你能办到我就把工作让给你，那时我就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再也不需要工作、朋友、书籍或别的什么了。只要她能叫我相信世界上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就行。天呀，我恨我自己！我更恨这些王八蛋女人--因为她们没有一个比我强。”

　　他接着说，“你以为我喜欢自己，这说明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知道自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些过人之处我也就不会遇到这些难题了。使我烦躁不安的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人们认为我是一个追逐女色的人。这些人就这么肤浅，这些自命不凡的学者整天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上反复进行心理反刍……还不坏，嗯--心理反刍？替我把它写下来，下星期我要把这话用在我的专栏里……对了，你读过司太克的书吗？他写得好吗？叫我看那像一本病历。我衷心希望自己能鼓足勇气去拜访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找个好人，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见到留山羊胡子、穿常礼服的奸滑小人，比如你的朋友鲍里斯。你怎么能容忍这些家伙呢？他们不叫你厌烦吗？我注意到你跟谁都讲话，你根本不在乎。也许你做得对，我也希望自己别他妈的这么挑剔。

　　可是那伙在大教堂附近荡来荡去的脏兮兮的小犹太佬真叫人讨厌，他们说起话来同教科书一个味儿。如果我能天天跟你谈一阵也许心里会轻松一些，你很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我怎么样，不过你有耐心，也没有什么理论去探讨，我猜你准是事后把这些都记在你那本笔记上了。听着，我不在乎你说我什么，可是别把我写成一个追逐女色的人--那样就太简单了。有朝一日我要写一本关于我自己。关于我的思想的书，我指的不仅仅是一份内省分析……我是说我要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把所有内脏都摆出来让人看……每一件东西。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吗？你在笑什么？我讲得太天真了？”

　　我笑是因为每回一谈到这本他有朝一日要写的书，事情就显得有点儿滑稽了。只要他一说“我的书”，整个世界立即便缩小到范诺登和他的公司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这本书一定要绝对用自己的观点写成，一定要绝对十全十美，这便是他不可能着手开始写的原因之一。一旦有了一个想法他便提出疑问，他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这个，或者哈姆森写过，或是别的什么人写过。“我并不是说我要写得比他们好，不过我想与他们有所不同。”他解释道。于是他不去写自己的书，却一个个作家挨着往下读，以便确实弄清他不会踩到这些作家的私人领地上。书读得越多他便越瞧不起别人，这些作家没有一个能令他满意，没有一个达到他为自己规定的那种十全十美的境地。他常常会全然忘记自己连一章也没有写完，却严然以屈尊的态度谈论这些作家，仿佛署着他大名的书已摆满了一书架，而且这些书都是广为人知的，因而再提到书名也显得多余了。他从来没有公开撒谎，不过那些被他硬拉住听他宣讲他的独到哲学和批评观、听他发牢骚的人显然都想当然地以为在夸夸其谈的言辞后面立着一大堆大部头著作。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傻呼呼的处女，他是以给她们念自己的诗的借口把这些女孩子哄骗到房间里来的，另一个更妙的借口便是要征求她们的意见。他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或是不好意思便把草草写着几行诗的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拿给她们看--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首新诗的枝干部分--然后他便摆出十分严肃的架势要她们诚实地发表意见。通常她们什么评论性意见也说不出来，因为这几行诗毫无意义，她们看后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范诺登便抓住这个机会向她们讲解他的艺术观，不用说，这套观点全是他为了应景胡编乱造出来的。

　　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后来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从埃兹拉·庞德的诗到上床间的过渡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像从乐曲的一个调转为另一个调。事实上，如果过渡实现不了便会造成不和谐，当范诺登对付他称之为“容易上钩的女人”的傻娘儿们时一出错便会造成这种不和谐。自然，尽管生来便是这样一个人，他一提起那些致命的判断错误仍不免犹犹豫豫。不过一旦开始谈起一个这类错误他便十分坦诚，其实一讲起自己做的蠢事他还能反常地从中得到几分乐趣呢。比如说，有一个女人，他追求这个女人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巴黎。这是同他保持真诚友好关系的唯一一个异性，他们不仅都喜欢对方，还相互理解。起初我觉得他若真能把这个女人弄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促成他们成功结合的一切因素都有了--只是缺少最基本的。贝西为人处事几乎同范诺登一样乖张。对于把自己献给某个男人，贝西丝毫不感兴趣，正如她对于餐后甜点心不感兴趣一样。她通常会自己挑出选中的男人，然后自己向他提议上床睡觉。她长得不丑，可是谁也不能说她长得好看。她的身材很好，这是最主要的--据说她很欣赏自己的身材。

　　他们两个人十分亲密，有时为了满足贝西的好奇心（同时也是徒劳地希冀显显本事，从而激发贝西的情欲），范诺登同别的女人约会前便设法把她藏在自己的衣橱里。完事后贝西从藏身之处钻出来，他们便会满不在乎地谈论此事。就是说，他们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除了“技术”。“技术”是贝西最喜欢用的词之一，至少在我有幸聆听到的那几次讨论中是这样的。范诺登会问，“我的技术有什么毛病？”贝西说，“你太粗鲁。如果你还希望勾引我就得温柔一些。”

　　如同我说的，他们彼此间十分理解。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时常看到贝西坐在床边，被子掀到一边，范诺登在请求她抚摸自己的下体……他说，“只要轻轻摸几下，这样我就有勇气爬起来了。”要不他就催促贝西吮吸它，她不干，这时他俩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永远也没法把这个婊子弄到手，”他说。

　　“她一点儿也不尊重我，我向她倾诉心曲，得到的就是这个。”他会突然又冒出一句，“你跟我昨天介绍给你的那个金发女郎玩得怎样？”这话当然是对贝西说的，贝西嘲笑他，说他没有眼光。

　　他说，“得了，别给我来口是心非的那一套了。”然后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恐怕已开过一千次了，因为他俩总是以此取乐--“喂，贝西，咱们麻利地睡一次怎么样？只睡一次……不行？”待这个玩笑像往常一样收场了，范诺登又以同样的口吻补充一句，“喂，他怎么样？你干吗不跟他睡一次？”

　　贝西的中心思想是说她不能、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性伙伴。她谈论激情，好像这是一个新名词一样。对于很多事情她都充满了激情，甚至像性交这种小事她也全力以赴。

　　“有时候我也会动情的。”范诺登说。

　　“哼，你呀，”贝西说，“你不过只是一个疲惫的色鬼罢了。

　　你不懂激情的含义，你一勃起便以为自己动情了。”

　　“好，也许那不是动情……可是不勃起也就无法动情，是不是这样？”

　　我和范诺登步行去餐馆时脑子里始终想着关于贝西的事，以及被他拽进房间没日没夜鬼混的那些女人。我已经完全适应了他的自言自语，根本不用打断自己的思绪，一听到他说完了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发表一些正中他下怀的评论意见。这像二部合唱，而最像大多数二部合唱之处在于，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听只是为了听到要他自己启齿唱的信号。今晚他不上班，我又答应了陪他，他的提问已经使我生厌了。我明白不等今晚过去我就会精疲力竭的，如果运气好我就在他上厕所时乘机溜之大吉--也就是说，如果我能以某种借口从他那儿先骗到几法郎。

　　可是他知道我惯于中途溜走，因而他不愿受奚落，紧紧握住他的钱包以防发生这类事情。如果我向他要钱去买烟，他便非跟我一道去不可，他自个儿绝不独自呆着，一秒钟也不。甚至当他成功地搂住一个女人时他也十分害怕独自同这个女人一块儿呆着，只要可能他就要我坐在房间里看他干那件事，如同刮脸时叫我在一旁等着一样。

　　晚上不上班时范诺登至少要设法在衣袋里放上五十法郎，可是这仍挡不住他一遇到可能有钱的主儿便开口要钱。他说，“喂，我二十法郎……我等钱用。”与此同时，他有本领作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若是对方断然拒绝了，他便出言不逊了。

　　“得了，你至少得给我买杯酒喝。”喝到酒后他又和气他说，“那么给我五法郎好了……给我两法郎……”我们走遍一家家酒吧去寻找一点刺激，每一回总能添几个法郎的收入。

　　在“库波勒”那儿我们偶然遇到了报社里的一个醉汉，是一个在楼上干活的家伙。他告诉我们办公楼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事故，有一个校对员从电梯上摔下来，看来活不成了。

　　起初范诺登吃了一惊，深深地吃了一惊，后来听说那人是佩克奥弗，那个英国人，他便显得轻松些了。他说，“可怜的家伙，他死了还比活着好，他也是那天刚装的假牙……”一提到假牙，楼上那个人就哭开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讲述了这次事故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为此很难过，这个小插曲比这场灾难本身更使他难过。佩克奥弗摔到电梯底后恢复了知觉，这时来救他的人还没有来。他的腿摔断了，肋骨摔碎了，可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四处摸他的假牙，在救护车上他仍在昏迷中大声呼唤丢掉的假牙。这个小插曲既可悲又可笑，楼上那人讲述时简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是需要加倍小心的一刻，同这样一个醉鬼打交道，弄不好他便会用酒瓶子砸你的脑袋。他并不特别同佩克奥弗好，实际上他几乎根本不曾进过校对部--报社里楼上楼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竖着一堵无形的墙。现在听到死了人他也想表示一下同伴情谊。若能哭得出他便要哭，以表明他也是正常人。而乔和我都很熟悉佩克奥弗，也明白他根本不值什么，因而我们对这一番喝醉后的多愁善感很不以为然，哪怕只是几滴眼泪也罢。我们想明白告诉他，可是跟这样一个家伙打交道你可诚实不起，你只得买一口花圈去参加丧礼，装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你还得祝贺他写了一篇如此缠绵悱侧的讣告，好几个月内他都要把这篇讣告带在身边，把自己吹个不停，吹他是如何处理当时的局面的。这些我和乔都预料到了，尽管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于是我们站着，以凶狠、沉默的心情听他说，一有机会逃走我们便逃走了，让他在酒吧里喝着茴香酒自己对自己哭诉去了。

　　一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便狂笑起来。假牙！不论我们说这个可怜家伙什么，而且还说到他的一些优点，但最终总是回到假牙上来。世上有些人就是十分古怪，甚至死亡也会使他们变得可笑。死得越可怕他们就越显得滑稽可笑。想把他们的死亡看得严肃一点儿也没有用--你想要在他们的死中找出什么可悲因素，你就得撒谎，就得伪善。由于无须摆出假惺惺的姿态，所以我们可以纵情为这件事放声大笑。我们笑了整整一夜，其间还发泄了对楼上那帮家伙的蔑视和厌恶。这帮蠢货无疑是在劝自己相信佩克奥弗是个好人，他的死是一场灾难。我们又忆起了各种趣闻轶事--他漏掉了分号，为此他们大喊大叫，吓得他尿裤子。他们用该死的小小分号和分数弄得他坐卧不宁，他常常把它们搞错。有一回他来上班时口中有股酒气，他们甚至还要解雇他，他们瞧不起他，因为他总是可怜巴巴的，有湿疹，有头皮。在他们看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现在他死了，他们全都起劲地凑钱给他买了一只巨大的花圈，还要把他的名字用大号字登在报上的讣告栏中。凡是会使他们自己略受一点非难的事他们都干，只要能做到，他们情愿把他描绘成一个大人物，不幸的是，他们替佩克奥弗编不出什么来。他是一个零，甚至死亡也无法在他的名字上添上什么。

　　乔说，“这件事只有一个好处，你可以接替他的工作了。如果你走运，说不定也会从电梯里掉下去摔断脖子。我们会给你买一个很不错的花圈的，我向你保证。”

　　天快亮时我们坐在多姆饭店的露天咖啡座上，早已把可怜的佩克奥弗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在“黑人”舞厅里乐了一下，乔的思想又回到那个永恒不变的消遣上来了--女人。到了这个时辰他的一夜休息时间已快结束，他的烦躁不安也达到了狂热程度。他想到今夜早些时候放过去的女人和那些一叫就来、关系稳定的情侣，可惜他对她们已感到厌烦了。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他想起他的格鲁吉亚女人--最近她一直在追逐他，乞求他收容她，至少直到她找到工作。他说，“我不在乎偶尔请她吃一顿，可我不能长期养着她……她会把别的女人都赶走的。”这个女人最使他不快的是身上一点肉也没有。他说，“就像抱着一具骷髅上床一样。那天夜里我出于同情收留了她。你知道这个发疯的婊子替自己干了什么？她把那个地方全刮光了……上面一点儿毛也没剩下，叫人反感，是吗？也挺好玩的，像是疯了。它不再像女人的下体了，倒像一只死蛤或是别的什么。”他向我描述好奇心激发起来后他如何下床去找手电筒。“我叫她叉开两条腿，把手电照在上面。当时你若看到我就好了……真是好玩极了。它叫我激动起来，竟把她全忘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你会以为我从前从来没有看过。我越看越觉得没劲，它只是告诉你那儿没有什么，尤其是剃过以后，是毛使它变得神秘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座雕像打动不了你的原因，只有一次我在一座雕像上看到过一个真正的女人下体--那是罗丹的作品。以后你也该看看……她的腿叉得很开……我记得这个雕像没有脑袋，你可以说只有一个下体。老天，看起来可怕极了，问题在于她们全都是一模一样。她们穿着衣服时你看到她们会产生各种想法，你会给予她们一种个性，而她们当然是没有个性的，不过只是两条大腿之间有一道缝而已。你会生它的气，甚至不愿再看它一眼。这是一场幻觉，你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发脾气……为一道长毛的缝或一道没有毛的缝发脾气，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它吸引我去看，我仔细看它，准看了十分钟或是更长时间。你这样以超然的态度看着它，脑子里便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性本来是十分神秘的，接着你发现这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个空洞而已。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一支口琴不会觉得好玩吗？或是一本日历？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它令人厌恶。它差一点儿叫我发疯……喂，你知道我后来干了什么？我同她很快睡了一次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她，对了，我拿起一本书看。你可以从书中学到点儿什么，即使是一本坏书……可是一个女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范诺登正要结束这篇高谈阔论，正巧有一个妓女在向我们抛媚眼。他连一刻都没有踌躇便突然对我说，“你愿意跟她亲热一下吗，花不了多少钱……叫她接待咱俩。”不等我答话，他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她走过去。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全说妥了。”他说，“喝光你的啤酒。她饿了，这时候又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要十五个法郎，咱俩她都接。到我的房间里去……这样便宜些。”

　　去旅馆的路上这个姑娘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只好停下来给她买了杯咖啡。她倒是个挺温柔的小姑娘，看上去也挺漂亮。显然她早就认识范诺登，也明白不能指望从范诺登那儿得到什么，除了这十五法郎。“你一文钱也没有。”他压低嗓门喃喃道。我衣袋里的确连一个生丁也没有，所以我不大明白他这样说目的何在。后来他嚷开了，这时我才明白。“看在基督的份上，记住，我们没有钱。待会儿咱们上了楼你可别心软，她会向你再额外讨一点儿的--我了解这婊子！本来花十个法郎也能把她弄到手的，若是我想这样做的话。把她们惯坏了那可是没有什么好处……”“这个人很坏。”姑娘用法语对我说，她懵懵懂懂地猜出了范诺登用英语讲的话的大意。

　　“不，他不坏，他很可爱。”

　　她摇摇头大笑道，“我很了解他这种人。”接着她开始讲述她的一段倒霉的经历，住院费、拖欠的房租，还有寄放在乡下的婴儿。不过她的表演并不很过火，她也明白我们对此充耳不闻，不过她心里很不好受，像是搁着一块石头，所以也就顾不上想别的事儿了。她并不是要设法求得我们的怜悯，只是要把压在心里的重负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已。我相当喜欢她，但愿老天保佑她没有性箔…到了屋里，她机械地替自己作准备工作。蹲在洗下身的盆上时她还问，“一点儿面包都没有吗？”范诺登听到这话就乐了，“来，喝一口。”说着他便把一只酒瓶推过去，可她抱怨道，她什么都不想喝。肚子早饿瘪了。

　　“这是她惯用的伎俩，”范诺登道。“别叫她打动你，又是老一套。但愿她说点儿别的，搞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婊子，你又怎么能唤得起激情来？”

　　对极了！我俩都没有一点激情。至于这个姑娘，希冀她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激情犹如指望她拿出一条宝石项链一样不切实际。不过这儿是那十五法郎，总得想个法子把它花了才是。正像打仗一样，战况一吃紧人人都只想着和平，想着快点儿渡过难关，可是谁也没有勇气放下武器说，“我受够了……不干了。”

　　不行，还有十五法郎，谁也不再在乎这点儿钱，到头来谁也得不到它。可是，这十五法郎正像各种事情的原始动力一般，一个人总是屈从于他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听他自个儿高谈阔论或是干脆抛弃这个原始动力。这个人不断地杀人、杀人，越是感到懦弱就越要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直到某一天战争结束了，所有的大炮一下子寂静下来，担架兵抬起缺胳膊少腿、血流如注的勇士们，把勋章挂在他们胸前。这时候他便可用余生去思索那十五法郎了。他失去了双眼，也许是双臂，也许是两条腿，然而他也得到了慰藉，从此可以在冥冥苦想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十五法郎中安度余生了。

　　这件事真是同打仗一模一样，我简直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姑娘想给我注入一点激情，这种纠缠人的方式不禁使我想到，假如我犯傻钻进这样一个圈套里，被人拖上前线，我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士兵。就我自己而论，我明白我会放弃一切，包括荣誉，只要能从这个烂摊子上逃脱出来。我无心干这种事，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可这女人早已拿定主意要赚这十五法郎，即使我不愿为此拼命她也要逼我去拼。不过，若是一个男人没有去拼命的勇气，谁也无法给他这个胆量。我们当中有些人这么懦弱，谁也无法叫他们成为勇士，哪怕把他们吓死了也无济于事。也许是我们懂得大多了，有些人并不是生活在此时此刻，他们或生活在刚刚逝去的过去，或生活在尚未到来的不久的将来。

　　我的脑子里始终想着要订立一个和约拉倒，我忘不了都是这十五法郎惹出来的麻烦。十五法郎！十五法郎对我意味着什么？何况这十五法郎还不是我的。

　　看来范诺登对待此事的态度倒是正常得多。他不在乎十五法郎这笔小钱，是此刻的情景本身激发了他的兴致。在这类事情上需要显示勇气，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男子汉气概。不论我们成功与否，十五法郎算是扔掉了。或许除男子汉气概外还有别的什么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意志吧。这一回我们又像战壕里的士兵了，他压根儿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如果他现在躲过去，以后反正还会挨一枪的，然而他并不躲避，仍像往常一样作战。纵使在灵魂深处，他像一只蟑螂一样胆小，而且自个儿也承认胆小，他仍会杀人，不断地杀人。只要给他一枝枪、一把刀，或者干脆叫他赤手空拳好了，他宁愿杀掉一百万人也不愿住手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望着范诺登对付这姑娘，只觉得自己是在看一部齿轮已脱开的机器，把这些齿轮丢下别管，它们就会永远这样摆着，摩擦、滑脱，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直到有一只手关上电动机。他俩毫无半点激情地像一对山羊一样交媾，什么也不为，就为了那十五法郎在一块儿磨来蹭去，这副情景弄得我很倒胃口，最后只剩下一点儿那种动物般的好奇心了。那姑娘躺在床边上，范诺登俯在她身上，两脚牢牢地踩在地板上，真像一条色狼。我呢，就坐在他身后的一把椅子上，以一种冷静的科学态度矜持地看着他们扭来扭去，即使这情景一直延续下去我也不在乎。这正如看着一部疯狂的机器把报纸不断地抛出来，几百万张，几十亿张，几十兆张，上面的标题全是扯淡。尽管机器也疯了，看它反倒比看人和人搞的这种把戏更来劲儿，更叫人着迷。我对范诺登和这姑娘的兴趣等于零。若能就这样坐着看此刻正在进行的、世界上的每一场这种表演，我的兴趣恐怕会比零还低。我无法区别这事儿同下雨或火山爆发究竟有何不同。只要仍缺乏激情，这场表演便没有人味儿。看着那部机器也比看他们强，他们正像一部齿轮脱开的机器，需要有一只手碰碰它，把它弄好。

　　它需要一个修理工。

　　我在范诺登身后跪下，更加留神地检验这部机器。姑娘把脑袋偏向一侧，绝望地瞧了我一眼说，“没有用，不行了。”听到这话，范诺登又鼓足劲儿干起来，活像一头老公羊。他就是这么一个固执的怪物，宁肯折断了犄角也不肯停祝现在我又在他屁股上搔痒，更使他恼羞成怒。

　　“看在上帝份上，乔，住手吧！你会弄死这个可怜的姑娘的。”

　　“别打搅我，”他咕噜道。“刚才我差点儿……就插进去了。”

　　他这会儿的姿势和说话时那种武断的态度又一次突然叫我回忆起了从前做过的那场梦，只是这一回他走路时大大咧咧夹在腋下的那根扫帚把永远不见了。如今发生的事情是那场梦的继续--还是同一个范诺登，不过没有了那个原始动力。他像打完仗归来的英雄，一个可怜的残废人，在梦幻中的现实里生活。无论在哪儿他往下一坐椅子便散了；无论他走进哪一扇门那个房间都是空的；无论他吃什么嘴里都留下一股不好的味道。

　　每一件事情都跟以前一样，环境未变，梦与现实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睡觉和醒来这段时间之内他的躯体被人盗走了。他像一部抛出报纸的印刷机，每天抛出上百万、上亿张报纸，头一版上尽是灾难，尽是暴乱、凶杀、爆炸和撞车事故，但是他却全然无动于衷。如果没有人关上开关他绝不会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假如自己的身体被人盗走了你就不会死了。你可以哄骗一个女人，可以像一头公山羊一样没命地干下去，永远干下去。

　　你也可以投身于战壕中，让炮火炸个粉身碎骨，但是如果没有一只人手的参与什么也造不出这激情的火花。总得有人把手伸进机器里去，把机器把手扳下来--若要叫齿轮重新啮合的话。

　　这个人要在不指望得到酬劳的前提下去这样做，他不能总惦记着那十五法郎。这个人的胸脯不能厚，一枚勋章就会叫他变成驼背。这个人还得给快饿死的女人吃一顿，而不必害怕吃的东西又被吐出来。否则这场戏便会无休止地演下去，没有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舔老板的屁股舔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我设法弄到了佩克奥弗的工作，在这儿就得这样干。这可怜虫果然死了，是掉在电梯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呱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呱呱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馑、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病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玷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星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想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傲、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袤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狐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狐叭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1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饿。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并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沾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垦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恩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做、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紊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如一个重病人迎接死亡的到来。这是一种消极的现实，同死亡一样，这是一个没有死亡的痛苦、没有死亡的恐怖的天堂。在这个地下世界里唯一一件要紧的事是正确拼词和添标点符号，报上有何种灾祸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是词儿拼写的是否正确。

　　每一件新闻都同等重要，不论是晚礼服的最新款式还是一只新战舰、一场瘟疫、一次大爆炸、一项天文学新发现、河堤决口、列车颠覆、炒卖股票、毫无希望的赛马赌注、处决、拦路抢劫、暗杀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什么也逃脱不过校对者的眼睛，可是什么也穿不透他的防弹背心。希尔夫人（从前的埃斯特乌小姐）给印度人阿格哈·米尔写信，说她对他的工作甚为满意。

　　“我于六月六日结婚，谢谢你。我们很幸福，我希望在你的神力庇护下我们会永远很幸福的。我电汇给你……钱……这是奖赏你的……”这个印度人是算命的，他能准确而又神秘地察觉你在想什么。他会劝导你，帮你摆脱所有烦恼和各种不遂意的事情，“请往巴黎麦克马洪大道二十号打电话或写信。”

　　他猜你在想什么真是猜得棒极了！按我的理解这是说他没有一回猜错，从最琐碎的到最无耻的念头。这个印度人的时间一定很宽裕。或者是，他只集中精力去猜那些给他汇钱的人的思想。在同一版上我还看到一条标题宣布“宇宙扩展太快，甚有可能爆炸”，标题底下的照片上是一个头痛欲裂的脑袋瓜，再下来是一篇关于珍珠的谈话，署名是特克拉。他告诉大家，牡蛎可生产两种珍珠，“野生的”或东方珠和“养”珠。同一天在特里尔城大教堂里，德国人在展览基督的外衣，这是四十二年里首次把它从樟脑丸中取出，不过没有提到裤子和背心。还是同一天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两只老鼠出生在一个人的胃里，信不信由你。一个有名的女电影演员两条腿搭在一起的照片登了出来：她正在英国海德公园里休息。下面是一个著名的画家说，“我承认柯立芝太太有魅力，有个性，即使她丈夫不是总统她也能成为十二位最有名望的美国人之一。”从采访维也纳的亨姆霍尔先生的一篇访问记中我读到……亨姆霍尔先生说，“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无可挑剔的剪裁和试穿仍是不够的，好裁缝的手艺只有穿着合适才算。一套衣服必须贴身，可是穿衣人行走或坐下时还要保持线条。”无论何时煤矿--一个英国煤矿里发生爆炸，请注意，国王和王后准会立即拍来电报表示哀悼。他们还经常去看重要的赛马，据这篇报道说，尽管那天的比赛是在德比举行的他们也去了。我相信这番记述，“下起了大雨，使国王和王后吃了一惊。”更令人心碎的还是这样的消息：“据称，在意大利那些迫害活动不是针对教会的，然而它们被用来反对教会的某些最敏感的机构。据称，它们并不反对教皇，只反对教皇的心脏和眼睛。”

　　我得走遍全世界才找得到这样一个舒服、适意的职位，这几乎难以置信。在美国，人们往你屁股底下塞爆竹来给你打气，当时我怎么能预料到自己这种气质的人的最理想职位竟是去寻找拼写错误？在那边你一心只想着有朝一日要当美国总统，可能每个人都是做总统的材料。这儿却不同了，这儿每个人都只能是一个零蛋，如果你成了名人也是出于侥幸，是一个奇迹。在这儿你能离开你出生的村庄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你的腿被枪打断或眼珠被打出来的机会却是一千比一。除非发生奇迹你才会成为将军或海军少将。

　　可正是因为机缘对你不利，正因为没有多大希望，这儿的生活才可爱。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晴雨表永远不变，旗子始终半升半降。你在胳膊上系一块黑纱，在纽扣孔里别一段丝带。如果你有幸买得起，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特轻人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去看动物或是同时刻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肉、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嘻戏。时光在流逝。如果你不是本地人而且一应证件都全，你尽可以接触传染源而不必担心感染。如果有可能，弄一份校对员的工作更好。这样，一切都妥了。就是说，假如你凌晨三点往家走时碰巧被骑自行车的警察拦住，你可以朝他们嘛僻啪啪地捻手指。早上市场上最忙乱时你可以买比利时鸡蛋，五十生丁一只。校对员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晚。

　　挑一家紧挨着电影院的旅馆就好了，因为你若容易睡过头，日场电影的开映铃声会唤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紧挨电影院的旅馆，挑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结果也是一样的。要紧的是，永远别泄气。永远别泄气。

　　这也是我每天晚上试图向卡尔和范诺登耳朵里灌输的，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不过用不着泄气。我仿佛皈依了一种新的宗教，仿佛每天夜里都向圣母玛丽亚做一次一年一度、连续九夭的祈祷。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当了报纸的编辑或美国总统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处在一条死胡同里，这儿既自在又舒服。手里拿着一份报，我听着身边的乐声、嗡嗡的人说话声、排字机的叮当声，像是有一千只银手锅在通过衣物绞干机。不时有一只老鼠从我们脚下跑过，一只蟑螂从我们面前的墙上爬下来，细嫩的腿灵巧地小心移动着。白天的事件从你鼻子底下滑过，轻轻地、不引人注目，你不时地会遇到一个署名使你想到一只人手、一种自我主义以及这人的虚荣心。它们安详地滑过去，像送葬队列走进公墓大门时那样。用作抄写的桌子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纸，一踩上去有点像踏在有一层软毛的地毯上。范诺登桌下到处洒着褐色的汤汁。十一点左右卖花生的小贩来了，他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美国人，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挺满意。

　　我不时收到莫娜的电报说她将坐下一条船来，上面总是说，“信随后就要。”这种情况延续了九个月，可我从来没有从乘船来的旅客名单上看到她的名字，仆人也从未用银盘子托着一封信拿给我，我也就再不指望发生这种事情了。如果她真的来了，她可以在楼下找我，就在厕所后面。也许她会立即告诉我这里不卫生，一个美国女人对欧洲的第一观感便是不卫生。如果没有现代化抽水马桶她们就无法想象这儿是一个天堂；如果发现一只臭虫她们就要马上给商会写信。我怎么启齿向她解释我在这儿很满意？她一定会说我已经堕落了，她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间带花园的工作室，当然还得有浴盆。她要穷得浪漫，我了解她。不过这一回我都替她预备好了。

　　有些天太阳出来了，我走下那条被人来回踏了许多遍的小径，一边如饥似渴地思念着她。尽管这种严酷的生活也令人满意，我仍不时会渴望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会臆想如果身边有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麻烦的是我几乎已不记得她的模样了，也记不得搂着她时是什么感觉。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己沉入大海，我还有记忆力，不过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气，它们好像死去了、散乱了，像插在泥沼上久经岁月侵蚀的木乃伊。若试图回忆我在纽约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几个支离破碎的片断，这些片断极可怕，上面还蒙着铜锈。我的整个生命似乎已在某个地方终止了，可是我说不上确切在哪儿。我己不再是美国人、纽约人，更不是欧洲人、巴黎人。我不忠于什么人，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情。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在我们三个人夜里回家的路上，一阵恶心过后我们常常开始谈论一些事情的状况，那种热心劲儿只有不积极参与生活的人才表现得出。有时我爬上床时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热情的产生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为了打发从办公室徒步走到蒙帕纳斯所需的这四十五分钟。也许我们有改进这个或那个的最机智、最实际的主意，可是却没有把这些主意拉到需要它们的地点去。更奇怪的是主意与生存之间毫无关系并不使我们痛苦或不快，我们已经十分适应了。假如明天有人吩咐我们用手走路，我们也会毫无怨言地照办。当然，条件是报纸照样印，我们定期领薪水。其他的都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东方化了，已经成了苦力，白领苦力，每天一捧米就封住了我们的嘴。那天我读到，美国人脑袋的一个特点是在枕骨部有一块缝间骨，或者叫顶间骨。横向枕骨骨缝常在这块骨头上出现，据这位著名学者后来说，这是由于胎儿期的挤压造成的。这是抑止发育的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低劣的人种。他继续写道，“美国人的头颅的平均脑容量比白种人低，但高于黑种人。不分性别，如今的巴黎人的脑容量是1448立方厘米，黑人是1344立方厘米，美国印第安人是1376立方厘米。”从这一大堆话中我推理不出什么来，因为我是美国人，却又不是印第安人。可是这样解释这些事情，比方说，根据一块骨头、一块顶间骨未免有些狡辩。他也承认个别印第安人的脑子达到了罕见的1920立方厘米，这样大的脑容量是其他人种都不曾超过的，但是这个事实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理论。我满意地读到无论男女，巴黎人的脑容量都正常，显然他们的横向枕骨骨缝不那么执拗。他们懂得如何消受一杯开胃酒，也不为房子尚未油漆而焦虑不安。就脑颅的数据来看他们的脑袋并没有特殊之处。他们把生活的艺术发展到了十全十美的境地，这一定是基于其他一些原因。

　　在路那边保罗先生开的小咖啡店里，我们可以在为记者保留的一间里屋里赊帐吃饭。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房间，地板上洒着锯末，苍蝇随着季节的改换飞来飞去。我是说这是专为记者保留的房间，可我并不是指我们单独吃饭。恰恰相反，这是说我门有幸结交妓女和拉皮条的，他们在保罗先生的常客中占了一大部分。这样的局面正中楼上那些家伙的下怀，因为他门总在注意寻找性感女人，就连那些有一个牢靠的法国小姑娘的人也不反对不时改换一下胃口。要紧的是别染上花柳病，有时好像一场时疫横扫了整个办公室，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全都跟同一个女人睡了觉，不管怎么说，看到他们不得不坐在一个皮条客旁边时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真叫人痛快。尽管一个拉皮条的也有一些职业上的小小困难，相比之下他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会儿我特别想起了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他骑着脚踏车送《哈瓦斯信使报》。他吃饭时总是迟到一会儿，总是汗流浃背，脸上涂满了污垢。进门时他是迈着优雅、可笑的步子，他举起两根手指向每个人致敬，然后匆匆忙忙走到厕所和厨房之间的污水槽边去。擦脸时他迅速查看一下吃的东西，若看见案板上有一块烧好的牛排便捡起来闻一闻，要不就把勺子伸进大锅里尝一口汤。他像一头警犬，鼻子始终贴在地上。撒完了尿，捍完了鼻涕，准备工作算是做完了，这时他便大大咧咧地朝他的姑娘走来，“吱”地狠狠亲她一下，同时还爱抚似的拍拍她的屁股。我从未见过这个姑娘有过不干净整洁的时候--甚至在早晨三点钟工作了一夜后她也很整洁，真像刚刚从土耳其浴室的浴盆里爬出来的。看到这两个体魄健壮的野人，看到他们那么安详，那么相爱，胃口又是那么好，这倒也令人愉快。我现在谈到的是晚饭，是她去干活前吃的一点点零食。过一会儿她就得告别她的大块头金发野人，到林荫道上某个地方去啜餐后酒。

　　即使这个差事使人厌烦、累人，她当然也不会流露出来。大块头的家伙来了，饿得像一只狼，她便搂抱住他，急不可耐地亲他，亲他的眼睛、鼻子、脸、头发、颈后……她也会吻他的屁股，若是这事儿能当着众人的面干。显然她对他感恩戴德，并不是为了得一份工钱才跟他厮混的。吃饭时她笑得前仰后合，一直笑到吃完饭，你会以为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有时作为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扇他的耳光，又清脆又响亮，这一掌若掴在一个校对员脸上准会把他打得晕头转向。

　　他俩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周围的一切，除了他们自己和大口大口吞进肚里的食物。他们这么踌躇满志，这么和谐，这么彼此互相理解，范诺登疯了一样死死盯着他们看，她把手伸进大块头的裤裆里，大块头做出反应抓住她的乳头玩笑似的捏--这是使范诺登最着迷的一幕。

　　另外一对男女通常也在这个时间到来，他们的举动像结了婚的夫妻。他们吵架，把家丑当着众人面扬出来，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不快，在威胁、诅咒、训斥和苛责之后又和好了，搂在一起接吻，情意绵绵，真像两只斑鸠。这个被男人称作卢西恩的女人是个长一头白金色头发的大胖子，表情残忍、严肃。一发起脾气来她便恶恨恨地咬住厚厚的下唇，她的眼睛很冷酷、很小，有点儿呈黯淡的灰蓝色，一盯上男人就盯得他直流汗。不过这位卢西恩是个好女人，尽管这场口角开始时她摆出一副兀鹰的架势，她包里总是装着钱，付钱时小心谨慎也只是因为不想纵容男人的坏习惯。如果你把卢西恩滔滔不绝的斥责当真，她男人便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等她时他会一晚上花光五十法郎。侍女来问他吃什么，他却没有胃口了。卢西恩吼道，“哼，你又不饿了！我想你是在蒙马特尔街等我呢。但愿你在我替你当牛做马时玩得愉快。说，笨蛋，到哪儿去了？”

　　当她这样发火而且气得要命的时候，他只是胆怯地望着她，似乎认为保持缄默是最好的策略，他随即低下头去玩弄自己的餐巾。然而这个小举动更使卢西恩怒不可遏，她很熟悉这个动作，心里当然也暗暗在高兴，因为她现在可以确信他有过失了。

　　“说呀，笨蛋！”她尖叫道。于是他以尖细怯懦的声音悲哀地解释说，等她时他饿极了，只是站下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他愁眉苦脸他说，这已足以败坏他的胃口了，不过现在使他忧心的显然不是吃的，他试图以更有说服力的调子不假思索地说，“不过我一直都在等你。”

　　“撒谎！”卢西恩叫道，“骗子！哼，幸亏我也是个骗子……一个高明的骗子。你的小谎言叫我恶心。你怎么不编一个大谎？”

　　他又垂下头去心不在焉地捡起几块碎屑放进嘴里，她在他手上打了一把，“别这样！你叫我心烦。你是这么一个笨蛋。骗子！你等着，我还要跟你算帐的。我也是个骗子，不过可不是笨蛋。”

　　过了没多久他们便紧靠着坐在一起了，手挽着手，卢西恩低声耳语道，“啊，我的小兔子，现在真跟你难舍难分了。来，吻吻我！你今晚干什么？说实话，我的小东西……对不起，我的脾气真坏。”他轻轻吻吻她，正像一只长着粉红色长耳朵的兔子，他轻轻碰碰卢西恩的嘴唇，像是在啃一块卷心菜叶。与此同时他明亮的圆眼睛贪婪地盯上了放在她身边长椅上的钱包，他只是在等待机会大大方方从她身边溜走，他巴不得快走，快坐到蒙马特尔街上一个安静的咖啡馆里去。

　　我认识这个长着一双兔子似的圆而胆怯的眼睛的天真无邪的小鬼，也知道钉着铜牌子、卖避孕套的蒙马特尔街是一条多么声名狼藉的街道，那儿灯光彻夜通明，性像阴沟一样充斥着整条大街。从拉斐特街步行走到这条林荫道上犹如受夹答刑一样，她们无休止地缠着你，像蚂蚁一样咬住你，她们哄、骗、勾引、哀求、乞求，她们用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试着跟你攀谈，她们给你看她们破碎的心和走乏了的双脚。你嗅得到厕所里的香味，即使你早已把触手砍掉，即使那嘶嘶哧哧的声音早已消逝--这是“舞蹈香水”的气味，只保证在二十厘米距离以内有效，一个人可以在从这条林荫道到拉斐特街这一段短短的路上花费完一生的光阴，每一间酒吧里都很活跃、热闹，骰子都灌上了铅，收款员像鹰一样蹲在高凳子上，他们经手的钱有一股人身上的臭味。法国银行里也找不到这儿流通的这种充满血腥味的钱，这钱被人的汗水浸得发亮，它像森林火把一样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里，留下烟和臭味。谁若能在夜间步行走过蒙马特尔街而又不气喘、不出汗，不祷告也不骂娘，他准是一个没有睾丸的男人。如果有，也应该把他阉掉。

　　假如这个胆小的兔子在等他的卢西恩时真的一晚上花掉了五十法郎呢？他真的饿了买了一块三明治和一杯啤酒，还是停下跟别人的婊子聊了一会儿？你认为他应该厌倦这种夜复一夜的老一套生活？你认为这种生活应该给他造成负担、压垮他、烦死他？但愿你并不认为一个皮条客不是人，别忘了，一个拉皮条的也有自己的悲哀和不幸。也许他最乐意做的事情莫过于每天晚上站在角落里，牵着两条白狗，看它们撒尿。或许他喜欢一开门便看到卢西恩在家里看《巴黎晚报》，已经困得眼皮有点儿沉重了。或许一俯在卢西恩身上便闻到另一个男人的气息会使他不那么快活。也许，只有三个法郎和一对在墙角里撤尿的狗也比去亲那破了的嘴唇好些。我跟你打赌，当她把他紧紧搂注当她乞求得到那个只有他才知道如何发送的那一小兜爱时，他便像一千个魔鬼一样拼命干，好把从她两腿间穿过的那个团队消灭光。也许他占有她的身体、练习一首新曲子时并不全是出于激情和好奇心，而是在黑暗中搏斗，独自一人抗击冲破城门的大军--踩她、践踏她的大军，这支大军使她如此贪婪，连瓦伦提诺也难以满足她的强烈欲望。每当我听到对卢西恩这样一个姑娘的责难，每当我听到她受到诋毁或轻视，因为她冷酷和唯利是图，因为她太呆板、太匆忙、太这个。太那个，我就对自己说，得了，你这家伙，别这么性急！记住你在这列队伍的最末尾，记住整整一个军包围了她，她已被糟塌坏了、抢光了。我对自己说，你这家伙，别因为知道替她拉客的人正在蒙马特尔街乱花这五十法郎就舍不得你给她的这笔钱，钱是她的，拉皮条的人也是她的。这是血汗钱，这是永远不会退出流通的钱，因为法国银行中没有可以取代它的钱。

　　坐在我的小位子上摆弄《哈瓦斯信使报》或解译芝加哥、伦敦和蒙特利尔来的电报时，我便常常会这样想。在橡胶和丝绸市场与温尼伯的谷物之间不时传来蒙马特尔街上微弱的嘶嘶哧哧声，当证券疲软、关键经济部门受挫、有翅动物兴奋不已；当谷物市场不景气、公牛开始眸眸叫；当每一个见鬼的灾祸、每一个广告、每一则体育消息和时装评述、每一条船的抵达、每一个旅行见闻讲座、每一段闲话的开场白都标上了标点符号，都校定了，加上了标题并通过戴银手镯的手交出去；当我听到第一版被人用锤子毁了，看到青蛙如同喝醉酒的爆竹一样乱蹦乱跳--每每在这些时刻我便想起卢西恩展翅飞过林荫道，像一只巨大的银白色兀鹰悬在缓慢移动的车流上。这是一只从安第斯山顶上飞来的怪鸟，肚皮是白玫瑰色的，身上有一个坚硬的瘤子。有时我独自步行回家，便跟着她穿过漆黑的街道，穿过卢浮宫广尝艺术桥、拱廊、出口、裂缝、梦幻状态、病态的“一片惨白、卢森堡的羽管、缠绕在一起的树枝、鼾声和呻吟声、绿色的板条、乱弹琴时发出的叮当声、星星的光、闪光的星、防被堤以及卢西恩的翅膀尖掠过的带蓝白条纹的帆布篷。

　　即将破晓时路灯蓝光下的花生皮显得苍白、皱在一起，蒙帕纳斯沿岸的荷花弯了，折断了。退潮时污泥中只剩下几个有梅毒的美人鱼搁浅在那儿，多姆饭店像遭到暴风袭击过的射击常一切都慢慢滴回阴沟里去，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在此期间呕吐物被擦净了。突然树木尖叫起来，一支疯狂的歌响彻林荫道两端，像是宣布交易中止的信号。原有的希望被扫荡殆尽，撤最后一泡尿的时辰已到，白天像麻风病人一样偷偷溜进来……上夜班时必须留意的一件事是别打乱你的作息时间，假如小鸟开始叫你还没有上床，再上床也就完全无济于事了。这天早上我无事可做，便去参观了植物园。来自查普特佩克的漂亮鹈鹕和开了屏的孔雀用傻呼呼的眼光望着你。突然，下起雨来了。

　　坐公共汽车回蒙帕纳斯去的路上我注意到对面坐着一个小小的法国女人，她僵直地坐着，似乎还为自己感到自豪。她只坐了一个椅子边，似乎怕把自己丰满的屁股压坏了。我在想，如果她摇摇身子，从她屁股那儿突然窜出一只大开屏的光艳孔雀尾巴就太妙了。

　　在阿维尼咖啡馆停下吃东西时，一个大肚子女人企图吸引我对她的状况的兴趣，她希望我跟她到一个房间里去消磨上一两个钟头。这是头一次遇到一个怀孕女人提出要跟我睡，我差点儿就想试试了。她说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政府，她就可以重操旧业了，她是制帽子的。看出我的兴趣越来越小，她便拿起我的手放到她肚子上。我感觉到肚子里有东西在动，便兴趣索然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像巴黎这样能满足各种不同的性要求了。一个女人一失去一颗门牙、一只眼睛或一条腿便马上去当婊子。在美国，如果她是残废而又别无所长便只有饿死的份了。在这儿却不同，少了一颗牙、鼻子被人咬掉或是子宫干瘪了，任何使本来就不漂亮的女性更丑的不幸遭遇都被人认为是更有情趣，是对男性已腻味了的胃口的一种刺激。

　　我自然是在讲大城市里特有的那种情况，这里的男男女女的最后一点精力都被机器榨干，他们是现代进步的殉难者，画家觉得难以画上血肉的正是他们的一堆骨骼和衬衫领扣。

　　只是到了后来，到了下午我来到塞兹街上一家艺术博物馆、被崇拜马蒂斯的男男女女围住时，我才又被带回人类世界的正常领域里。在一个四堵墙都在闪闪发光的大厅门口，我站了一会儿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当四周早以习以为常的灰色被扯得四分五裂、生活的绚丽多彩用歌曲和诗篇弘扬开来时一个人常会感受到这种震惊。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如此自然、如此完美的世界里，我发觉自己沉溺于其中了。我的感受是自己置身于生活的核心，不论我从何处来，采取何种态度，一旦陷进发芽的树丛中央，一旦坐在已勒贝克那个巨大的餐室里我便沉溺于其中了，我第一次领会了那些室内静物画的深邃含义，它们借视觉和触觉的威力体现出其存在。站在马蒂斯创造的这个世界的门口，我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启示力量，正是这种启示令普鲁斯特得以大大改变生活的图景，使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对声音和意义的炼丹术十分敏感，并能把生活中令人不快的现实转换成艺术中实在的、有意义的轮廓。只有那些能让光线射进喉咙的人才能解释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现在我仍清晰地记起巨大枝形吊灯反射出的炯炯闪光如何散开并且变成血红色，点缀在单调地照在窗外暗晦金色上的光波顶端。海滩上，桅杆和烟囱交织在一起，艾伯丁大厦像一个黑褐色的影子滑过海浪，与一个原生质地域的神秘中心融合在一起，将她的情影同死亡的梦幻和预兆连结在一起。随着白天的结束，痛苦像雾气一样从地下升起，接踵而至的是悲哀，它阻塞了海洋和天空的无尽的景致。两只蜡黄的手无生气地摆在床罩上，一只贝壳用呜咽的笛声沿着苍白的静脉血管复述它诞生的往事。

　　马蒂斯的每一首诗里都包孕着一小块人肉的历史，它拒绝接受死亡的结局。整个肉体，从头发到指甲都体现了活着的奇迹，仿佛在对更伟大的现实的渴求中精神力量已将肌肤上的毛孔变成了看得见的饥饿大口。不论一个人幻想什么，总有航海的气味和声音，即使只回顾他的梦境的一小隅他也不可避免地会感觉到涌起的浪头和凉爽的、四处飞溅的浪花。他站在舵前，瞪着坚定的蓝眼睛凝视时间之囊。他长时间地斜着眼凝视过那些遥远的角落、低头越过隆起的大鼻子，他便看到了一切--科迪勒拉山系堕入太平洋、写在羊皮纸上的流亡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历史、透过缝隙看见的海滩上的漂亮姑娘、贝壳状的钢琴。花冠发出轻松的悦耳声响。变色蜥蜴在书的重压下蠕动、音乐像火焰一样从苦难的隐身日全蚀中迸发出来、芽胞和石珊瑚在地上滥生、肚脐里吐出痛苦的明亮鱼卵……他是一位贤明的哲人、一个跳来跳去的先知，画笔一挥便用生活中不容置疑的事实取代了丑陋的绞刑架，人类的躯体就锁在这个架子上。假如今天哪个人具有天赋，知道在哪儿消溶人的身体、有勇气牺牲一条和谐的线条以发现血液的流动节奏和细微声响、放出折射在自己体内的光线并让它照在调色板上--这个人就是他了。他在生活的琐事、混乱和嘲弄后面发现了无形的模式，并且在空间里玄之又玄的颜料中宣布他的发现。他意在创造，不寻找俗套，不窒息思想，不冲动。即使世界毁灭了仍有一个人留在地球的核心，他站得越发牢固，随着分解过程的加快越具有离心力。

　　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昆虫学家的梦。地球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地轴错了位，鹅毛大雪从北方飘下。新的冰河时代正在来临，横的缝口正在合拢，胎儿的世界在美国中西部谷物带濒临死亡，成为死去的乳状突起，三角洲突然间消失，河床平滑如镜。当世界同一阵阵明亮的黄色岩石相撞时，新的一天开始了，冶金的一天开始了。温度计的水银柱落下来时，世界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了，仍有渗透，有些地方还会发出声音，但在地球表面的静脉全曲张了，在地球表面光束曲折了，太阳像迸裂的直肠一样鲜血直流。

　　马蒂斯就处于这个正在散架的车轮正中，他会一直滚动，直到组成这个车轮的一切都散开。他已在地球上滚出相当一段距离了，滚过了波斯、印度和中国，像一块磁铁，他从库尔德、俾路支、廷巴克图，索马里、吴哥、火地岛等地把微小的颗粒吸附到自己身上。他用孔雀石和宝石打扮起来的土耳其女奴的身体上长着一千只眼，这些洒了香水的眼睛全在鲸鱼的精液里浸过。微风起处便出现静似果冻一样的野生物，是白鸽子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冰蓝色血管里拍动翅膀、发情。

　　科学家们用来遮盖现实世界的糊墙纸正在变成破烂，他们制造生命的大妓院并不需要装饰，要紧的是下水道必须有效地工作。美，在美国使人们如醉如痴的、狡狯的美不存在了。要探究新的现实首先必须拆开下水道，割开生疽的排泄管，因为它们构成了供给艺术排泄物的泌尿生殖系统。白天有股高锰酸盐和甲醛味，下水道被纠缠在一起的动物胚胎堵住了。

　　正像一间老式的卧室，马蒂斯的世界仍是美好的，没有看到滚珠轴承、锅炉板、活塞、活动扳手，这与波伊思公园里快乐的饮酒和通奸成风的牧人时代同属一个古老世界。在这些生着活的、通气的毛孔的人中间移动，我觉得慰籍、提神，他们的背景同光线一样稳定、牢靠。沿着马德莱娜林荫道步行，妓女们在身边擦过时我深刻领悟到了这一点，这时看她们一眼便使我发抖。这是不是因为她们艳丽或营养好？不是，沿着马德菜娜林荫道很难找到一个漂亮女人。然而在马蒂斯这儿、在他的笔触下有一个颤抖的发光世界，它只要让女性来使最容易瞬时即逝的愿望具体化。在小便池外面遇到一个卖身的女人的经历始于已知世界的疆界消失之处，这个小便池里贴着香烟纸、甜酒、杂技、赛马的广告，浓密的树叶透过厚厚的墙和房顶。晚上绕着墓地围墙转，我不时跌在马蒂斯拴在树上的土耳其女奴的幽灵身上，她们缠绕在一起，长发浸透了树枝。几英尺以外脸朝下躺着波德莱尔裹得像木乃伊一样的鬼魂，经过难以计算的漫长岁月才移到了这里，整个世界再也不会产生他这样的人了。手被捆注两腿问布满很多斑斑点点的男人和女人呆在咖啡馆的幽暗角落里，边上站着侍者，围裙里兜满了铜子儿，耐心等待曲间休息好扑到他妻子身上抢光她的钱。即使世界分崩离析了，属于马蒂斯的巴黎仍会随着美好的、叫人喘息不止的性欲高潮一起颤动，空气中总是充满了凝结的精液，树木像头发一样纠缠在一起。凭借摇摇摆摆的车轴支撑，车轮稳稳地滚下坡去，没有制动闸，没有滚珠轴承，没有充气轮胎。轮子散架了，但是革命未受影响……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01章

现在我住在波勒兹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不是地方，除了我们，这里再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昨晚鲍里斯发现他身上生了虱子，于是我只好剃光他的腋毛，可是他还是浑身发痒，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靠那些虱子。

　　鲍里斯刚刚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儿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

　　这是我到巴黎后的第二个秋天。我是由于某种自己至今也没能搞清的原因被人送到这儿来的。

　　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年前，半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现在我可再不这么想了。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都已与我无涉，谢天谢地，再也没有什么书要写了。

　　那么这一本呢？这一本不算是书，它是对人格的污蔑、诽谤、中伤。就“书”的一般意义来讲，这不是一本书。不，这是无休止的亵读。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喘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若要歌唱你必须先张开嘴，你必须有一对肺叶和一点儿乐理知识。有没有手风琴或吉他均无所谓，要紧的是有想要歌唱的愿望。那么，这儿便是一首歌，我正在歌唱。

　　我是唱给你的，塔尼亚。我倒是希望自己能唱得更好一些、更加悦耳一些，不过那样一来你也许永远不会愿意听我唱了。你曾听过别人唱，他们都引不起你的兴趣来，他们不是唱得太好就是还不够好。

　　这一天是十月二十几日，我已不再理会究竟是哪天了。你会说那是我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做的一场梦吗？有几次间隔，不过都是在两场梦之间的，现在我已全然不记得这几次间隔中的事情了。我身边的世界在分崩离析，同时在这儿或那儿留下一块块的时间。世界是一个毒瘤，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自己……我在想，当无边的寂静笼罩了万物，笼罩各个角落时，音乐最终会胜利的。当万物又回到未被时间孕育出来之前的状态时，世界又一次呈现出那种混饨未开的局面，而现实正是为混饨而写的。你，塔尼亚，就是我的混沌。这便是我歌唱的缘由。快死掉的不仅仅是我，是整个世界，它要蜕去时间这层皮。我还活着，在你的子宫里踢腾，这是值得书写下来的现实。

　　我在打瞌睡。爱情生理学。休眠中的鲸鱼的****有六英尺长。编幅——有一根无拘无束的****，有些动物的****里还有一根骨头，就是说，一根骨头在……古尔孟说，“幸亏人身上的骨质结构已经没有了。”幸亏？是的，幸亏，想想人类带者一根有骨头的****走来走去成何体统？袋鼠有两条****，一根平时用，另一根只在节假日里用。继续打着瞌睡，一个女人写封信来问我替自己的书想好书名了没有，书名，当然想好了：《可爱的女同性恋者》。

　　你的充满逸事趣闻的生活！这是博罗夫斯基的话。我每个星期三同博罗夫斯基一道吃午饭，他的太太做主人。她是一头已挤不出奶的奶牛，她正在学英语，最喜欢用的词是“淫秽”。

　　你马上便会明白博罗夫斯基是多么难对付了。不过等一等……博罗夫斯基身着一套灯芯绒西装，会拉手风琴。这副行头真是妙极了，尤其是当你考虑到他是一个蛮不错的艺术家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他是波兰人，不过他当然不是。这位博罗夫斯基是个犹太人，他父亲是一个集邮家。其实几乎整个蒙帕纳斯都住着犹太人，或准犹太人，准犹太人则更糟糕了。其中包括卡尔和葆拉、克朗斯塔特和鲍里斯、塔尼亚和西尔维斯特、莫尔多夫和露西尔，除了菲尔莫全是。亨利·乔丹·奥斯瓦尔德居然也是犹太人。路易斯·尼科尔斯是犹太人，甚至范诺登和彻里也是犹太人。弗朗西丝·克莱克是个犹太人，或是犹太女人。泰特斯又是一个犹太人。这样看来犹太人简直多得不得了，这本书正是为我的朋友卡尔写的，他父亲是犹太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这些人中最可爱的犹太人是塔尼亚，为了她我也愿意成为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呢、我已经在像犹太人一样讲话了，而且我长得像犹太人一样丑。再说，还有谁比一个犹太人更恨犹太人呢？

　　昏昏暗暗的时辰。靛青色，水平如镜，树木在闪光、在融化。铁轨在若雷色落进运河里了，两侧涂了漆的长长的履带车像公园里的滑行铁道一样卧着。这儿不是巴黎，不是康尼岛游乐场，这是欧洲和中美洲所有城市中尚未开化的大杂烩。楼下面的调车场里，铁轨黑糊糊的，犹如蜘蛛网一样，这不是由工程师定做的，不过设计上有大起大落的变化，像极地上荒凉的冰缝，照相机却照出深浅不同的黑色。

　　食物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之一，可是在这座漂亮的波勒兹别墅里几乎根本看不到食物，有时这毫无疑问是很可怕的。我曾三番五次央求鲍里斯买些面包当早饭，可他总是忘记。看来他是出去吃早饭的，回来时剔着牙缝，山羊胡子上还沾着鸡蛋渣。

　　他去饭馆里吃饭纯粹是为了体谅我，他说让我在一边看着他大吃大喝很难受。

　　我喜欢范诺登，不过我不同意他对自己的看法。譬如，我不同意他自以为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这种看法。他是一个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人，就是这样。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西尔维斯特也永远成不了作家，尽管他的大名在五百支红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目前，周围我所尊敬的作家只有卡尔和鲍里斯。

　　他们着了魔，心灵深处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疯了，不能分辨音调了，他们是受难者。

　　莫尔多夫倒是没有发疯，不过他也在以自己的古怪方式受罪，莫尔多夫语无伦次，他没有血管。心脏和肾。他是一个便于携带的箱子，里面有无数个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上面的字是用白墨水、棕色墨水、红墨水、蓝墨水写的，还有朱红、橘黄、淡紫、储、杏黄、大蓝、乌黑、安如葡萄酒色、青鱼色、日冕色、铜绿色、奶酪色……我把打字机搬进隔壁一间屋里，这样写作时便可从镜子中看见自己。

　　塔尼亚同艾琳一样，盼望收到厚厚的信。还有一位塔尼亚，这位塔尼亚像一颗饱满的种子，把花粉传播到各处，抑或我们也可以说，这有点儿像托尔斯泰和掘出胎儿的马棚一幕。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小便的声音、自由大街的咖啡馆、孚日广尝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买来的颜色鲜艳的领带、昏昏暗暗的浴室、波尔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感人的慢节奏奏鸣曲、扩音机，聚集在一起谈论的一些趣闻轶事，她的乳房是焦黄色的，系着沉重的吊袜带，她总问别人“几点了”，喜欢吃肚里填了栗子的金黄色的松鸡，她的手指像塔夫绸般光滑，蒸汽似的昏暗光线变成了冬青，她患有脚端肥大症、癌症和檐妄症，她的面纱热呼呼的，打赌用的筹码，铺着血红色的地毯，两条大腿软绵绵的。塔尼亚这样说以便叫人人都听见，“我爱他！”

　　鲍里斯喝威士忌喝得浑身发烧时塔尼亚便会说，“坐在这儿！啊，鲍里斯……俄国……我该怎么办，我都快叫它撑破了。”

　　到了夜里，我一看到鲍里斯的山羊胡子垂在枕头上便要发歇斯底里，啊，塔尼亚，你那热呼呼的阴部如今在哪儿？那副又肥又厚的吊袜带、那两条柔软而又粗壮的大腿又在哪儿？我的胯下有一根六英寸长的骨头。塔尼亚，我要弄平你那充满精液的阴部上的每一条皱纹。我要先叫你肚子疼、子宫翻个个儿，再把你送到你的西尔维斯特那儿去。你的西尔维斯特！喂，他懂得怎样生火，我却明白如何叫女人欲火中烧。塔尼亚，我把灼热的精液射进你的身体，我叫你的卵巢发热。你的西尔维斯特这会儿有点吃醋了吧，他觉得不大舒服，是吗？他感觉到我的硕大的****留下的东西了。我把你那玩艺儿撑大了，我把皱纹都熨平了，跟我干过以后，你尽可同公马、公牛、公羊、公鸭子和一只瑞士圣伯尔拿僧院驯养的雪山救人犬干。你可以把癫蛤膜、编幅和蝴蝎塞进你的肛门。只要愿意，你可以奏出一串和音急速弹奏，或是在肚脐那儿拴上一只齐特拉琴。塔尼亚，我在操你，你就得这样叫我操下去。若是你不喜欢叫我当着众人的面于，我就在暗中干。

　　蔚蓝色的天空上鹅毛般的云丝被吹散了，干枯的树木无限延伸，黑呼呼的树枝像一个有梦游症的人那样打着各种手势。这些阴沉的、鬼怪般的树木的枝干苍白得像雪茄烟灰。这是一种超然的、全然欧洲式的静寂，百叶窗放下了，店铺闩上了，这里或那里偶尔可见一盏红灯，表明有人在幽会。其正面粗暴甚至可怕，除了树木投下星星点点的影子，一片洁净。从奥坦格利经过使我想起另一个巴黎，那便是毛姆、高更的巴黎，乔治·摩尔的巴黎，我想起那个可怖的西班牙人，他那时正以杂技演员的步子从一种作风跳跃到另一种作风，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我想起施本格勒同他那些可怕的宣言，并且不由得惊异——风格，广义上的风格，是否全完蛋了？我说我脑子里尽是这些念头，不过这也不是实话。只是到了后来，当我走到塞纳河对岸、当我把辉煌的灯光甩到身后时我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这些事儿，眼下我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被河水映出的奇迹搞得很伤心，因为这河水映出了一个已被遗忘的世界。沿河两岸，树木佝偻着身子，在这面没有光泽的镜子上投下情影，起风时这些树便发出一阵沙沙声，河水翻腾着流过时它们也会流下几滴眼泪。这条河使我默默无言，我找不到可以倾诉心曲的人，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艾琳的毛病在于她只有一个手提包，却没有****。她总想把厚厚的信塞进包里，信上都是大量闻所未闻的事情，现在她叫劳娜，因而也有****了，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给我们送来了一些下面的毛。劳娜——一头疯狂的驴子，在风中乱闻乱嗅，以此取乐。在每一座山坡上她都要扮演妓女的角色，有时还在电话亭和卫生间里。她为金·卡罗尔买了一张床和一只铭刻上他的姓名首字母的刮胡子时用的杯子。她躺在托特纳姆广场大道上，撩起衣裙用手指弄自己那个地方，还有蜡烛，用罗马蜡烛和门把手弄。全国找不到一个男人的那玩艺儿大到能令她满意的程度……一个也没有。男人的玩艺儿一进入她身体便会蜷起来，她需要胀大的****、自动爆炸的纸火箭和滚烫的蜡油、木焦油。你若是由着她，她会割断你的命根，叫它永远留在她身体里。劳娜这样的****在一百万女人中才有一个！这是试验室里的****，没有一种石蕊试纸能显出它的颜色。这个劳娜还是一个骗子。她从未替卡罗尔买过床，她用一个威士忌酒瓶砸他的脑袋。她满嘴脏话和承诺。可怜的卡罗尔，他的****只能在她体内蜷起来然后死掉，只要她吸一口气他那玩艺儿就会掉出来，像一只死泥鳅一样。

　　大量的、厚厚的、闻所未闻的信件。一只没有带子的手提包。一个没有插钥匙的锁孔。她有一张德国人的嘴、一对法国人的耳朵和一个俄国入的屁股，而****却是世界通用的。当国旗挥动时，它便一直红到喉咙处。你从于勒——费里林荫道进去，从维莱特门出来。你把你的小羊尾放进粪车里，自然是两个轮子的红色粪车。在乌尔克和马恩河的汇合处，水顺着河堤流去，在桥下静静地流淌，仿佛一面镜子。劳娜如今躺在那儿，河道里满是玻璃碎片。含羞草在哭泣，窗户上有一个潮湿的、雾状的屁。劳娜是一百万女人中的姣姣者。全是****和一截直肠，你可以坐在里面看中世纪史。

　　莫尔多夫首先显得像某人的一幅漫画，甲状腺似的眼睛，米什林式的嘴唇，声音像豌豆汤。他在背心里掖了一个小梨，不论你怎么看他都是那副尊容，随身带着有个坠子的鼻烟盒，象牙柄的，还有棋子、扇子、教堂地图。他发酵的时间太长，现在已变得毫无形状了，成了失去维生素的酵母，没有橡皮底座的花瓶。

　　他家族中的女人们在九世纪曾两次改换祖先，到了文艺复兴期间又换了一次。他在一次次战乱中、在众多的黄肚皮和白肚皮下留存下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很久，一个鞑靼人便朝他的血液里哗过唾沫。

　　他的为难也就是一个侏儒的困惑。透过松球状的眼睛，他看到自己的侧面轮廓投影在一幅无法计量的幕布上，他的声音使他陶醉，因为它尖细得如间一个针头一般。他听到的一声大吼对于别人只是尖细的叫唤。

　　他的头脑，他的头脑是一个圆形剧场，场上的演员一人扮演好几个角色。莫尔多夫，多才多艺而且不出错，一个个依次扮演着他的角色——小丑、耍把戏的、杂技演员、牧师、登徒子、江湖骗子。这个圆形剧场太小了，于是他在剧场里安放了炸药。观众都吃了迷幻药，于是他便把它炸毁了。

　　我徒劳地企图接近莫尔多夫。这就像企图接近上帝一样，因为莫尔多夫就是上帝——他本来就是上帝。我只是记载下……我以前就对他有一些看法，现在我放弃了，而另一些看法现在正在修正中。我把他抓住了，结果发现手中不是蟑螂而是一只靖蜒。他的粗鲁冒犯了我，然而他的脆弱又叫我为之倾倒。

　　他滔滔不绝直到把自个儿憋得透不过气来，随后又像约旦河一样沉默无语。

　　每当我看着他小跑着走上前来迎接我，伸出一对小爪子，眼睛里流着泪，我便觉得自己在同……不，这句话不能这么说。

　　“像在喷泉上跳跃的鸡蛋。”

　　他只有一根手杖———根普通的手杖。他的衣袋里装了一张张纸，都是治疗悲观狂的处方。他的病现在痊愈了，替他洗脚的那个德国小姑娘因而悲痛欲绝。这正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背着他的古吉拉特语字典到处走。“对人人都不可避免”，这后无疑就是指“绝对必要的”。博罗夫斯基会觉得这话不可理喻，一星期里每天他都要换一根手杖，还有一根是复活节专用的。

　　我们彼此间有这么多共同点，看别人便犹如在一面裂了缝的镜子里看自己。

　　我一直在翻阅我的手稿，每一页上都是潦草涂改过的手迹。

　　全是文学！我有点害怕。这多么像莫尔多夫，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异教徒，而异教徒受苦受难的方式是不同的。

　　据西尔维斯特讲，他们虽有痛苦，但却不患神经病，而一个从未患过神经病的人是不懂什么叫作痛苦的。

　　于是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痛苦时是多么快活，那正像带着一头小熊仔上床睡觉，有时它会用爪子抓你，那时你才真正知道害怕。平时你不会怕——你可以放掉它，或者把它的头砍掉。

　　有些人无法抵御钻进野兽笼子里、同野兽在一起厮混的欲望，他们连手枪、鞭子都不带便进去了，正是恐惧使他们变得无所畏惧……对于一个犹大人，全世界便是一个野兽横行的笼子。笼门锁上了，他在笼子里，没有手枪、鞭子，但他勇气十足，甚至嗅不到笼子角落里的兽粪味。围观者在拍手，可他听不见，他认为这场戏是在笼子里面演的，他认为这个笼子便是整个世界，门锁上了，他独自一人无助地站在那儿，发现狮子不懂他的话。没有一头狮子听说过斯宾诺莎人斯宾诺莎？它们干吗不咬他？“给我们肉吃！”它们吼道，而他却站在那儿吓呆了，脑子全乱了，他的世界观也变成一个荡到空中再也够不到的秋千。狮子举起爪子扇一下，他的世界便被打得粉碎。

　　同样，狮子们也失望了。它们期待的是血，是骨头，是软骨，是筋，它们嚼了又嚼，然而词汇是无味的树胶，树胶是无法消化的。你可以朝树胶上撒糖、助消化药、百里香草汁和甘草汁，待树胶被树胶收集者裹起来后便好消化了，这些树胶收集者是沿着一个业已下沉的大陆的山脊来的，他们带来了一种代数语言，在亚利桑那沙漠中他们遇到了北方的蒙古人，这些人像茄子一样光滑。这是地球呈陀螺仪状倾斜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墨西哥湾流同日本湾流分道扬镳了。在地球的中心他们找到了石灰岩，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语言绣在地壳底下。他们吃伙伴的内脏，森林围住了他们，围住了他们的骨头，脑壳和饰有花边的石灰岩，他们的语言便消失了。人们有时在这儿或那儿仍找得到一个兽群遗骸，一个被各种塑像所覆盖的头盖骨。

　　这一切与你有什么关系，莫尔多夫？你口中的话是杂乱无章的，说吧，莫尔多夫，我正等着你说呢。当咱俩握手时，谁也感觉不到透过我们汗水浇下的大量的水。每当想词儿时，你总是半张着嘴，唾液在你腮帮子里面流淌。我一跃跳过了半个亚洲，我到那儿丢捡你的手杖，尽管这是一技普普通通的手杖。

　　在你身体一侧戳一个洞，我便可以搜集到足够塞满大英博物馆的东西。我们站上五分钟便可吞没很多个世纪。你是一个筛子，我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它滤下去并且变成言语的，言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条、是一杠，只是杠还不够，永远无法做成一只筛子。

　　我不在家时窗帘挂上了，它们看起来像在来苏水里浸过的奥地利蒂罗尔州出产的桌布。屋里光芒四射，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想着人类诞生前是什么样子。突然钟声响了，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绝非人世的曲调，我仿佛被带到了中亚的大草原上。有些曲子缕缕不绝、余音绕梁，有些则一倾而出，缠绵悱恻。如今一切又都归于寂静，只有最后一个音符仍在飘荡，这只是一只微弱的高音锣，响了一声便像一个人苗一样熄灭了，它几乎无法划破这静谧的夜。

　　我曾跟自己订立了一个无言的契约：写过的东西不再改动一行。我对完善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并无兴趣，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与屠格涅夫的完美等量齐观（还有什么比《永久的丈夫》更完美的？）。于是，在同一环境中，我们有了两类完美。

　　然而在凡高的信中还提到一种超出这两类完美的完美，这便是个人战胜了艺术。

　　现在只有一件事使我极感兴趣，这就是记下书中遗漏的一切，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利用空气来给我们的生活指示方向，提供动机的各种元素，只有杀人狂似乎在从生活中重新汲取一定量的他们早先投入生活中的东西。这个时代呼唤暴力，可我们只得到了失效的炸药。革命不是尚在萌芽中便被扼杀就是成功得太快。激情很快便丧失殆尽，人们便转而求助于思想，这已是常规。提出来的建议没有一项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们要在一代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一百万次，在对昆虫学、深海生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学到更多……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永远无法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有人来租这所公寓了……

　　看来我在波勒兹别墅的生活要结束了，好吧，我就收拾起这些手稿走路好了，别处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事情总是在发生，不论我走到哪里，那儿总有戏看。人就像虱子一样，他们钻到你皮肤下面，躲藏在那儿。于是你搔了又搔，直到搔出血来，可还是无法永远摆脱虱子的骚扰。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把自个儿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人人都有难言的隐痛。厄运、无聊、忧伤和自杀，这些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四周的气氛中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一块好皮肤也不剩。这结果令我兴奋不已，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很开心。我高声呼唤更多。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搔死。

　　连这些支离破碎的笔记我几乎都没有时间记，因为我是被人逼迫过着节奏快而又忙乱的生活的呀。来过电话后，一位先生和他太太来了，在他们谈话期间我上楼去躺下来，我躺着，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回到那个妖怪的床上整夜翻来覆去用大脚趾头弹面包屑。这个令人作呕的小杂种；若是还有比当妖怪更糟糕的那便是当个守财奴。他是一个胆小如鼠、战战兢兢的小混蛋，总是在怕有朝一日破产的恐惧中过日子——或许是三月十八日，准确日子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喝咖啡不要牛奶或糖，吃面包不涂黄油，吃肉不要汤，要不就干脆不吃肉。

　　他不是不要这个便是不要那个，这个肮脏的小财迷。哪一天你打开抽屉瞧瞧便会发现藏在钱匣子里的钱，足足有两千多法郎，还有一些没有兑现过的支票。就算这样，我本来也不会这么在乎的，若不是我的贝雷帽里总是被他倒进咖啡渣子，地板上堆满了垃圾，更不用说那冰冷的润肤膏、油腻腻的毛巾和总是塞住的下水道了。我告诉你，这个小杂种身上总有一股臭味，除非是刚刚洒过科伦香水。他的耳朵脏、眼睛脏，屁股也脏。他是一个大关节、有哮喘病，有虱子、卑微而又病态十足的家伙。

　　哪怕他曾给我端来过一顿像样的早饭我也会原谅他的全部缺点的！这个家伙在一只脏兮兮的钱匣子里藏着两千法郎，却拒绝穿件干净衬衣，舍不得在面包上涂点儿黄油。这样一个家伙还不只是妖怪，不只是守财奴——他简直是一个白痴。

　　不过有关这个妖怪的都是题外话。我竖着一只耳朵倾听楼下的动静，来人是一位和他妻子一道来看房子的雷恩先生，他们正在谈论要把它租下来呢。谢天谢地，他们还只是说说而已。

　　雷恩太太爱笑，这表明马上会出麻烦的。这会儿是雷恩先生在说话，他的声音沙哑，刺耳、深沉，犹如一件又重又钝的武器砍进肉，骨头和软骨里。

　　鲍里斯叫我下来好介绍我同他们认识，他搓着双手，像个开当铺的。他们正在谈雷恩先生写的一个故事，一匹破马的故事。

　　“我还以为雷恩先生是位画家呢。”

　　“当然是，”鲍里斯眨了一下眼睛说。“不过到了冬天他便写作了，他写得不错……好极了。”

　　我想引雷恩先生讲话，讲点什么，讲什么都行。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讲讲那匹跛马。可雷恩先生几乎一言不发，每一回他试图讲动笔写作的那段枯燥日子时，他的话便变得难懂了。他往往要花上几个月工夫才在纸上写下一个字。（冬天只有三个月。）这几个月和冬天那几个月里他在思考什么？天理良心，我真看不出这家伙是个作家，可雷恩太太说，他一坐下灵感便纷至沓来。

　　话题在变换，很难了解雷恩先生在想什么，因为他不说话。

　　而雷恩太太却说，“他边想边干。”在雷恩太太口中，雷恩先生样样都很好。“他边想边干”——非常可爱，可爱极了，博罗夫斯基准会这么说。不过也实在非常痛苦，尤其是，这位思想家只不过是一匹跛马。

　　鲍里斯给我钱，叫我去买白酒。去买酒的路上我便已经醉了，我知道自己一回到屋里便会如何表现。沿着那条街走过来时酒劲儿便发了，我早拟好了一篇漂亮的演说词，它像雷恩太太的傻笑，就要滔滔不绝地涌出口来，照我看，她也已有几分醉意了，她一喝醉便会留神听别人说。刚从酒店里出来，我便听见汩汩的撒尿声，一切都在发狂，在四处乱溅，我要雷恩太太听着……鲍里斯又在搓手，雷恩太太仍在结结巴巴地飞溅着唾沫星子说话。我把一个酒瓶夹在两腿间，把开瓶塞的钻子钻进去，雷恩太太大张着嘴期待着。酒从我两腿间溅出来，阳光也从八角窗外溅进屋来，而我的血也在血管中沸腾，将要从我身体里一涌而出的上千种发疯的玩艺儿现在都混杂在一起了。我把自己想起的每一件事讲给他们听，这些事情原先都藏在我心灵深处，而雷恩太太的狂笑使我开口全说出来了。两腿间夹着酒瓶，阳光由窗外洒进来，这会儿我又重新体验到刚到巴黎时捱过的那段寒酸日子里所感受到的快活心境，当时我茫然不知所措，一贫如洗，像在宴会上徘徊的一个鬼魂那样在街上逛来逛去。每件往事又突然全部想起来了——不能使用的卫生间、那位赞成擦皮鞋的王子、辉煌影院，我在那儿躺在老板的大衣上睡过觉，那个窗子上的铁栅、叫人窒息的感觉、肥大的蟑螂，偶尔的一顿大吃大喝、即将消失在暮色苍茫中的罗斯，坎那克和那不勒斯。我常空着肚子在大街上东跑西颠，有时也去拜访素不相识的人，例如德洛姆夫人。至于怎样到德洛姆夫人家去的，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可我去了，还设法进去了，我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猎装，裤子门襟上一个扣子也没有扣便从管家和系着一条小白围裙的女佣人身边闯进屋子里去了。直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那个房间里金碧辉煌的气氛，德洛姆夫人身着男人气的衣服坐在一只宝座上，鱼缸里养着金鱼，还有古代的世界地图和装订精美的书籍。我仍能感觉到她沉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那色迷迷的态度叫我有点害怕。更舒适的是在圣拉扎尔车站往下灌浓炖肉汤，妓女们都站在门口，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塞尔查矿泉水瓶子，一股很浓的精液在裤裆里泛滥。五点到七点间最好的消遣莫过于置身于这一大群人中，紧跟着一条大腿或一个美丽的酥胸往前走，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个念头接瞳而至。这是那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满足，那时没有约会，没人请吃饭，没有计划，没有钱。那真是黄金般的日子，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每天早上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去美国捷运公司，每天早上都从办事员那儿得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答复。于是我像臭虫一样东跑西颠，时不时地捡几个香烟屁股，有时偷偷地捡，有时又腆着脸公开捡。有时我坐在长椅上勒紧裤腰带止住饥饿的折磨，有时穿过杜伊勒利花园，边望着那粗笨的塑像边勃起一回。或是夜间沿着塞纳河漫步，这儿逛逛，那儿逛逛，力它的美姿发狂——两岸的树木，水中破碎的倒影，桥上该死的灯泡照耀下湍急的水流，女人们睡在门廊里，睡在报纸上，睡在雨里，到处都有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大教堂门廊，到处都有乞丐、虱子和充斥着圣维德斯舞会的丑八怪女人。在小巷里，手推车像酒桶一样堆放在一起，市场上弥漫着草莓的气味，老教堂四周都种着菜。闪烁着蓝色的弧光，贫民区堆满了垃圾，很滑，脚穿缎子舞鞋的女人们痛饮了一夜后在这些污物和害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还有圣绪尔比斯广场，又宁静又空旷，每天夜里临近午夜时分便有一个拎着一把散了架的雨散戴着古怪面纱的女人到那儿去。每天夜里她都撑着伞睡在一条长椅上，伞骨已掉下来，她的衣服已变成绿色的，她的手指又细又瘦，身上散发出一种霉烂的味道。到了早晨，我本人便要坐在那儿，在阳光下安安静静睡一觉，一面还要诅咒那些该死的鸽子，它们到处觅面包渣吃。圣绪尔比斯啊！那硕大的钟楼、贴在门上的花花绿绿的广告，以及楼内点燃的蜡烛。这便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如此热爱过的圣绪尔比斯。在这儿，神坛上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喷泉中水花四溅，鸽子在咕咕叫，面包屑一眨眼工夫便不见了，而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却发出了单调的隆隆声。我在这儿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想着杰曼和她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住过的那条脏兮兮的小街，而神坛后面仍不断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公共汽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太阳晒化柏油，柏油又对我和杰曼产生了影响，对柏油本身和钟楼里的整个巴黎也产生了效力。

　　仅仅一年前我和莫娜每夜都沿着波拿巴街散步，那是在我们告别博罗夫斯基之后。当时圣绪尔比斯广场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巴黎的景物对我都不意味着什么。我说话说累了，看人脸孔看烦了，逛大教堂、广场和动物园等地方也逛腻味了。在红色的卧室里找本书看吧，藤椅坐着不舒服。我整天坐着坐腻了，红色的壁纸叫人厌倦，看着这么多人没完没了地胡扯更叫人心烦。这问卧室和箱子总是打开的，莫娜的衣服杂乱无章地四处丢着。我的套鞋和手杖都在红卧室里，还有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巴黎！巴黎意味着塞莱特咖啡馆、大教堂、多姆大饭店、跳蚤市尝美国捷运公司。巴黎！巴黎意味着博罗夫斯基的手杖、博罗夫斯基的帽子、博罗夫斯基的树胶水彩画、博罗夫斯基的史前鱼和史前笑话。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启程乘船去美国前的那一夜。

　　那是一个难得的夜晚，博罗夫斯基有点儿醉了，他还有点儿讨厌我，因为我跟那儿的每一个婊子跳舞。不过我们早晨就要走了！我就是这样对我搂住的每一个女人说的——早晨就走！我就是这样对那个有双玛瑙色眼睛的金发女郎说的。到了卫生间里，我站在小便器前，下面勃起得很厉害，它显得既轻又重，像一只插上翅膀的枪弹。我就这样站在那儿时，两个女人溜进来了——美国女人。我双手握着****，友好地同她们打招呼。她们朝我挤挤眼便走过去了。我正在走廊里系裤扣，便看到其中一个女人在等她朋友从厕所里出来。还在奏乐，也许莫娜会出来找我，或是博罗夫斯基拄着他的金柄手杖来，可我现在在这女人的怀抱中，她搂着我，我便不在乎谁会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俩慢慢蠕动着钻进一个小房间，我让她手扶着墙弯腰俯在那儿。我试着把那东西插进去，可是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坐下试了一回，可还是不成功，无论怎样试都不行。她自始至终握着我的****，活像握着一件救命的宝贝一样。可是没用，我们太兴奋、太急切了。还在奏乐，于是我俩又从小屋里匆匆出来回到走廊里。在厕所里我把精液全射在她的漂亮衣服上，为此她很生气。我摇摇晃晃回到桌旁，博罗夫斯基脸上红扑扑的，莫娜则责难地望着我。博罗夫斯基说，“咱们明天都去布鲁塞尔。”

　　大家都同意了，回到旅馆后我吐得到处都是，床上、脸盆里、衣物上、套鞋和手杖上，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上也吐上了。

　　几个月后，还是在同一座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们望着窗外院子里的景物，自行车都放在那儿。楼上，阁楼底下有间小屋子，某位叫亚历克的活泼小伙子整天在放留声机，还扯着嗓门反复唱些美妙的歌儿。我说“我们”，可我这是把事情提前叙述了。莫娜一直不在，今天我就要去圣拉扎尔车站接她呢，临近傍晚，我把脸挤进两条栅栏之间站着等，可是没见莫娜，我又看了一遍电报也没能看出什么溪跷。于是我又回到拉丁区，照样大吃了一顿。过了一会儿从多姆大饭店前游逛而过时我突然看到一张苍白，臃肿的面孔和一对急不可耐的眼睛，还有一直令我心驰神往的夭鹅绒衣裳，因为在柔软的天鹅绒下总有她温暖的乳房、大理石般洁白的大腿和冰凉而又结实的肌肉。她从面孔的海洋中起身拥抱我，充满柔情地拥抱我———千只眼睛、鼻子、手指、腿、酒瓶、窗子、钱包和茶托都在瞪着我们，而我俩拥抱在一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在她身边坐下，她便说开了——滔滔不绝他说开了，这是歇斯底里、性变态和麻风病的狂热征兆。我连一个字也没听见，因为她很美，我爱她，现在我很快活，还愿意去死。

　　我们沿着城堡街漫步，找寻尤金。我们走过那座铁路桥，我常常在这儿看着火车驶出去，这时我在想她究竟在哪儿，心里也就很不好受了。过桥时一切都是软绵绵的、迷人的，烟雾从我们两腿间袅袅上升。铁轨嘎嘎作响、信号机在我们血液中闪烁，我觉察到她的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全成为我的了，于是我停下用双手抚摸那温暖的天鹅绒。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碎裂，碎裂，天鹅绒下的温暖肉体渴望着我……我俩又回到原先那间屋子，多亏尤金，我们又弄到了五十法郎。我看看院子里，那部留声机已经停了，箱子打开着，奠娜的东西像往常一样丢了一地，她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我催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以为她要发疯了……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再摸摸她的身体多么好啊！可是能摸多久呢？这一回能持续下去吗？我已有了一种预感，这不会延续多久的。

　　她狂热地跟我说话，仿佛我们没有明天一样。“别说了，莫娜！看着我……别说了！”最后她睡着了，我从她身下抽出胳膊。

　　我闭上眼，她就躺在我身边……到早上当然还在……我是在二月里从码头启程的，那天下着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睛的暴风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在窗口同我挥手道别，当时街对面角落里站着一个男人，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下颚贴在西服翻领上。这个望着我的人是个胎儿，一个嘴里叼着雪茄的胎儿。莫娜在窗口向我挥手道别，脸色苍白而臃肿，披头散发，忽而又到了一个阴沉沉的卧室中，我俩有节奏地喘着气，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猫身上的气味，她的秀发叼在我嘴里。我闭着眼，我们对着嘴呼出一口口热气。我俩紧贴在一起，距美国有三千英里之遥，可我再也不想它了。同她在这儿睡在床上、让她对着我呼吸、秀发含在我嘴里——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天亮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从酣睡中醒来望着她，这时一缕微弱的光线透进来，我望着她美丽的蓬乱头发，觉得有样东西顺着她的脖子爬下来。我又凑近看看她，她的头发在动。我扯开床单，看到更多的臭虫，它们在枕头上排成一大片。

　　拂晓，我们匆忙收拾起东西溜出旅馆，这时街上的咖啡馆还没有开门。我们步行，边走边搔痒。天亮了，天边出现了一片奶白色的晨喷，一朵朵橙红色的彩云飘过天空，恰似蜗牛出壳。巴黎啊，巴黎，一切都发生在这儿。断垣残壁、小便池中悦耳的哗哗流水声、男人们在酒吧间里舔小胡子。窗板往上推时铿锵作响，街沟里水流潺潺有声。还有用鲜红的巨大字母拼成AmerPicon之字形。咱们走哪条路：为什么？往哪儿走，干什么？

　　莫娜饿了，而且她的衣服很单保除了晚礼服、香水、俗气的耳环、手镯和脱毛剂，她什么也没有。我们在梅园大道上一家弹子房中坐下要了热咖啡。卫生间坏了。我们得坐一阵了才能去另一家旅馆，这时我们互相拣去了对方头发里的臭虫。莫娜紧张不安，所以发起脾气来。非得洗个澡，非得干这，非得干那。非得、非得……“你还剩下多少钱？”

　　钱！全忘掉了。

　　美国饭店。那儿有部电梯。

　　我们在大白天便上床睡觉了。待我们起来天色已黑，这时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凑足往美国打一份电报的钱。电报就打给那个嘴里叼着长长的、有味道的雪茄的胎儿。还要去拉斯帕伊林荫道找那个西班牙女人，做顿热饭是她的拿手好戏。天一亮便会发生什么事的。至少我们可以一起上床了。再也没有臭虫了。雨季已开始。床单干净极了……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09章

一天，从晴空中落下一封鲍里斯的来信，我已有好多个月没有见过他了。这是封奇怪的信，我并不想假装完全看明白了。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至少在我看来，是你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生活。就是说，我仍活着，而我又快要死了。这样多愁善感了一阵我又经历了另一次洗礼，我又活了一回。我活着，这一回不凭借回忆往事，像我跟别人谈起的那样，不过我活着。”

　　信就是这样开头的，没有问候的话，没有日期，没有地址，写在从空白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格纸上，字写得很轻，字体华丽、潦草。“这就是为什么你同我非常亲近，不论你喜不喜欢我，在内心深处我倒认为你是恨我的。通过你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又看到了自己在死去，我快死了。除了死掉拉倒，还有点儿别的。这也许是我怕见到你的原因——也许你在我身上玩了鬼把戏，然后死了。如今事情发生得很快。”

　　我站在石头旁边一行行读过去，这一番关于生死和事情发生得很快的空谈听起来像疯话。据我所看见的，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报纸头版上登载的那些寻常灾祸。过去六个月来鲍里斯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躲在一间房租便宜的小屋里，或许同克朗斯塔特通过心灵感应术保持着联系。他讲到退却的防线和撤出的战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好像他正在一条战壕里向司令部写报告。也许他坐下写这封信时穿着常礼服，也许他搓了几回手，以前有顾客上门来租他的公寓时他常常那样。他又写道，“我想叫你自杀的原因是……”看到这儿我不禁大笑起来，以前在波勒兹别墅他常把一只手插进常礼服的后襟里踱来踱去，要不就是在克朗斯塔特那儿——不拘哪儿，只要有摆下一只桌子的地方就行——同时滔滔不绝地把这番生与死的废话说个够。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听懂过一个词，不过这场面倒也热闹。作为一个非犹太人，我自然对一个人脑袋里闪过的各种念头感兴趣。有时他会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那是被脑子里涌现的潮水般的念头弄得疲乏了。他的脚刚好碰到书架上，那儿放着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书，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书对我没有用。我要承认他把这些书渲染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它们是讲什么的，有时我也会偷偷翻翻其中一卷，看看那些异想天开的思想是不是真是这些人自己的，因为鲍里斯总说这些观点是他们的，不过他的话与他们的思想联系不大，基本上不沾边，鲍里斯有他自己的独特说法，就是说，当我同他单独在一起时，不过一听克朗斯塔特讲话我就觉得是鲍里斯剽窃了他的高见。他俩谈论的是一种高等数学，不含一点血肉的东西，鬼魂般荒诞，抽象得可怕。待他们谈到死的事儿时才变得具体一些了。不管怎样，切肉刀和砍肉斧也得有一个柄。我非常喜欢参加那些讨论，生平第一次觉得死亡很吸引人，我是指所有带有不流血痛苦的、抽象的死亡。他们不时会因为我还活着恭维我，但是他们的恭维方式令我很窘迫，他们叫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并出现返祖现象的遗老、一条浪漫的破布、一个有情感的直立猿人。鲍里斯尤其从挖苦我中得到乐趣，他要我活着以便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死去。他看我、揶榆我的样子…杀的原因是当时我同你非常亲近，或许是再也不会有的那么亲近。我怕，我非常怕哪一天你会回来找我、死在我手上，那样一来一想到你，我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不能忍受的，为此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或许你能想象出他会说这种话！我自己却不清楚他怎么看待我，至少我本人显然纯粹只是一个观念，一个不吃食物生存下来的观念。鲍里斯向来不大重视吃饭问题，他企图用观念养活我，每一件事情都是观念，然而，当他打主意要把公寓租出去时却不忘在卫生间里放一只新脸盆。总之，他不想叫我死在他手上。他写道，“你必须做我的生命，直到最后。这是你可以接受我对你的看法的唯一办法。如你所见，因为你同某件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道捆在我身上了，我想我永远也摆脱不了你，也不希望这样做。我死了，但我想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兴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向别人谈起你时总有点羞愧，这样熟悉地谈论自己总是不容易的。”

　　也许你会以为他迫不急待地要见我，希望了解我正在做什么。错了，他在信中连一行也不曾提及具体的或个人的事情，除了这一番有关生死的话，除了这一小段战壕中写就的话，这一小股向每个人宣告战争仍在继续的毒气。有时我自问为什么被我吸引的人都是精神错乱的人、神经衰弱的人、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尤其是犹太人。一个健康的非犹太人身上准有某种叫犹太人激动的东西，就像他看到发酸的黑面包一样。比如说莫尔多夫，据鲍里斯和克朗斯塔特说，他自封为上帝了，这条小毒蛇毫无疑问在恨我，可他又离不开我。他定期跑来叫我侮辱一顿，对于他这像吃补药一样。起初我对他确实十分宽宏大度，不管怎样他在付钱叫我听他说。尽管我从未显出很同情的样子，我却明白涉及到一顿饭和一点儿零花钱时要免开尊口。

　　过了不久，我发现他竟是这样一个受虐狂，于是便时时当面嘲弄他。这就像用鞭子抽他，使悲哀和忧伤伴着新迸发的活力一起涌泻了。也许我们之间一切都会和谐的，若不是他觉得保护塔尼亚是他的职责。塔尼亚是犹太人，这引出一个道德问题。他要我忠于克劳德，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个女人我还是一往情深的。

　　他有时还给我钱，叫我去跟她睡觉，直到他领悟到我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色鬼为止。

　　我提到塔尼亚是因为她刚从俄国回来，几天以前才回来。西尔维斯特仍留在后面去钻营一份工作，他已完全放弃了文学，又投身于那个新的乌托邦了。塔尼亚要我同她一起回去，最好回到克里米亚，去开始新的生活。那天我们在卡尔的房间里大喝了一气酒，商量这件事的可能性。我想知道到了那儿我做什么谋生，比方说，能不能干校对员。塔尼亚说我不必担心干什么，只要我真心愿意去他们会替我找到一份工作的。我想显出热心的样子，结果却显得悲戚戚的。在俄国，人们可不想看到哭丧的脸，他们要你快活、热情、轻松、乐观，听起来那儿同美国一样。可我天生就缺乏这份热情，当然我没有对她说，可我暗自希望他们扔下我，让我回到自己的小职位上去，呆在那儿，直到战争爆发。这一套关于俄国的骗局略略使我有些不安，塔尼亚为此却很动感情，因而我们几个喝光了十几瓶便宜的红葡萄酒。卡尔像蟑螂一样蹦来蹦去，他身上的犹太血统足以使他因为俄国这样一个念头而欣喜若狂。除了叫我们结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立即结婚。他说，“结婚吧！你们不会损失什么！”然后他假装要去办一件小事，好叫我俩来个速战速决。塔尼亚也想干，可是俄国的事已牢牢地移植在她脑子里了，她便在对我唠叨中浪费完了这段时间，她的话使我有点恼火和不安。可我们必须考虑吃饭、去办公室了，于是我们在埃德加一基内林荫道上挤进一部出租车飞速驶走了，这儿距公墓很近。这时正是坐在敞篷汽车上穿过巴黎的好时辰，葡萄酒在肚子里翻来滚去更叫人觉得格外痛快。卡尔坐在我们对面的折叠座位上，脸红得像一棵甜菜。这个可怜的狗东西倒挺快活，想到他将在欧洲另一边过一种美妙的新生活了，同时他也有点儿怅然，这我看得出来。他并不真想离开巴黎，正如我也不想离开一样。巴黎对他并不好，同样，它对我、对任何人都不好，可是当你在这儿饱经磨难之后仍是巴黎使你留连忘返，你可以说它掌握住你了。它像一个害相思病的婊子，宁愿死也要拽着你。我看得出，他就是这样看待巴黎的。过塞纳河时他咧着嘴傻笑，四下里望望建筑物和塑像，仿佛是在梦中看到它们。对于我这也像一场梦，我把手伸进塔尼亚的胸口，拼命捏她的奶头，我留意到桥下的流水和驳船，还有圣母院，正像明信片上画的。我醉醺醺地自忖一个女人就是这样被奸污的，不过我仍很滑头，知道拿俄国、天堂或天下任何东西换我脑子里这些乱糟糟的念头我都不会换的。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独自在胡思乱想，很快我们就要把很多吃的塞进肚子，还有额外叫的一切好吃的、一些会淹没去俄国这件事情的上好浓甜酒。有了塔尼亚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女人，他们一旦想到什么才不会管你怎样呢。放手让他们干，他们会在出租车上就扯下你的裤子。不过穿过街上来往的车辆还是很妙的，我们脸上涂着胭脂，肚子里的酒像阴沟一样发出汩汩的响声，尤其在我们猛地拐入拉菲特街之后。这条街的宽度恰好能容纳街尾那所小殿堂，上面是耶稣圣心，一座有外国情调、乱七八糟的建筑，这也是穿越你的醉酒状态、丢下你无助地在过去的日子里游泳的清晰明白的法国观念，这就是叫你在完全清醒而又不刺激神经的飘忽不定的梦幻中游泳。

　　塔尼亚回来了、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关于俄国的醉话、夜晚步行回家、盛夏的巴黎——生活似乎又昂起头来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鲍里斯寄来的那类信令我觉得十分荒诞的原因。我几乎每天都在五点左右同塔尼亚会面，跟她一起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把这种酒叫作波尔图葡萄酒。我让她带我去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去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时髦酒吧，那儿的爵士乐声和姑娘低声吟唱声仿佛渗透进桃花心木的家具里去了。即使是去上厕所，这软绵绵的伤感旋律也在身边索绕，它通过排气扇飘进厕所，使生活变成虚幻，变成彩虹色的泡沫。不知是因为西尔维斯特不在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塔尼亚现在觉得自由了，她的一举一动简直像天使一样。有一天她说，“我走之前你对我很不像样。你干吗要那样做？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对吗？”我们在柔和的灯光照射下，在渗透那个地方的软绵绵餐室音乐声中变得易动感情了。快要到去上班的时间了，我们还没有吃饭，支票簿存根摊在我们面前——六法郎、四个半法郎、七法郎、两个半法郎——我机械地数着，同时在想自己会不会更乐意去当一个酒吧招待员。常常是这样——塔尼亚跟我说话，当她滔滔不绝地谈到俄国、未来、爱情这一类废话时，我会想到最不相干的事情上去，想到擦皮鞋、当厕所服务员。我尤其想到这个，因为她拉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我会非常理智，也许会老、会驼背……不，我始终在想，未来不管怎样合情合理仍会处在这种环境中，同样的乐曲会灌进我脑子，酒杯碰在一起，每一个形状姣好的屁股后面会放出一道一码宽的香气，足以驱散生活中发出的臭气，甚至楼下厕所里的臭气。

　　奇怪的是这个想法从未阻止我同塔尼亚踊跳到这些时髦酒吧里去。离开她当然是容易的，我常常领她来到办公室附近一所教堂的门廊上。我们站在黑暗中最后拥抱一回，她对我低声道，“老天，现在我该干什么？”她希望我扔掉工作，这样就可以白天黑夜都同她做爱。她甚至不再去理会俄国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行。可是我一离开她头脑就清醒了。从旋转门里进去后我听到的是另一种音乐，不那么缠绵，不过也很好听。香气也成了另外一种，不止一码宽，却无处不在，像是汗味和机器散发出的薄荷味。进门时我通常都喝得大醉，一进来便好像突然来到了海拔低的地方。我一般是一进来便直奔厕所，它使我振作起来。厕所里凉快些，要不就是流水声造成了这种错觉，厕所始终是一种冷灌洗疗法，而且是真正的。进去之前你必须经过一排正在脱衣服的法国人。哼！这些魔鬼身上发出了臭味，为此他们还拿高薪呢。他们站在那儿，脱掉了衣服，有的穿着长内衣、有些留着胡子，大多数人皮肤苍白，像血管中有铅的瘦老鼠。在厕所里你可以仔细看看他们无所事事时都想些什么，墙上涂满了图画和文字，都是诙谐可笑的猥亵玩艺儿，很容易看懂，总的来说挺好玩、引人喜爱。要在某些地方涂写准还需要一只梯子，我想，即使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样做也是值得的。

　　有时我站在那儿撒尿，不禁想这些乱涂乱抹的东西会给那些时髦女人留下怎样的印象，我在香榭里舍大街看见她们进漂亮的厕所。如果她们能看到在这儿人们怎样看待一个屁股，不知道还会不会把屁股撅得那么高。在她们周围，无疑一切都是薄纱和天鹅绒的，要不就是她们从你身边赛卒走过时身上发出的好闻气味使你这样想。她们中有些人起初并不是高贵淑女，有些人摇头摆尾地走路只是在替她们的行当做广告。当她们独自呆着时，在自己的闺房里大声谈话时，也许口中也会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因为她们所处的世界同每一个地方一样，发生的事情多半是屎尿垃圾，同任何一个垃圾桶一样脏，只是她们有幸能盖上桶盖。

　　我说过，同塔尼亚一起度过的下午对我从未有过不好的影响，有时我喝酒喝得太多，只得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因为看清样时不清醒是不行的。看出哪儿漏了一个逗点比复述尼采的哲学更需要精神集中。有时喝醉了你也可以很精明，可是在校对部精明是不合时宜的。日期、分数、分号——这些才是要紧的，而头脑发烧时这些东西是最难盯住的。我不时出些荒谬的错，若不是早就学会了如何舔老板的屁股，我准早就被解雇了。

　　有一天我还接到楼上那个大人物的一封信，这个家伙高高在上，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信上有几句挖苦我具有超凡智力的话，言辞间他明白无误地暗示我最好本分些、尽职尽责，否则会受到应有惩处的。老实说，这把我吓得屁滚尿流，从此说话时再也不敢用多音节的词了，实际上我一夜几乎都不开口。我扮演了一个高级白痴的角色，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为了奉承老板，我不时走到他面前礼貌地问他这个或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喜欢我这一手，这家伙是个活字典、活时间表，不论他在工间休息时灌了多少啤酒，在某个日期或某个词的词义上你永远也难不倒他。而且他的工间休息时间全由他自个儿掌握，因为他要巡视自己主管的这个部门，他天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唯一叫我懊悔的是我懂的太多，尽管我很小心谨慎还是不免暴露出来。

　　假如我来上班时胳膊底下夹着一本书，我们这位老板准会看见，若是本好书他便会怨恨我。不过我从来没有有意做什么事情使他不快，我大喜欢这份工作了，绝不会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

　　同一个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交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只用单音节的词也会露馅。这个老板心里明白我对他讲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非常喜欢驱走我的迷梦，并给我灌输各种日期和历史事件。我想，这就是他报复我的方法吧。

　　结果我患了轻度神经官能症，一吸进新鲜空气便信口胡说。

　　清早我们回蒙帕纳斯时，不论谈到的是什么话题，我都要尽快用消防水龙头往上面浇水，打断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从变态的梦幻中解脱出来。我最喜欢谈谁也不懂的事情，我已经患了一种轻微的精神错乱，我想这种病叫作“模仿言语症”。一夜间校对的文稿标签都在我的舌尖上跳舞，达尔马提亚——我曾拿到为这个美丽的珠宝胜地做的广告。对了，达尔马提亚，你坐上火车，早上毛孔便出汗，葡萄绷破了皮。我能从这条壮观的林荫大道一直滔滔不绝地谈论达尔马提亚，一路谈到马萨林红衣主教的宫殿，只要我愿意还可以说下去。我连它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搞不清楚，也从来不想搞清。可是在凌晨三点你身体疲乏不堪、衣服被汗水和广藿香浸透，手镯叮当响着从绞衣机里通过，这时伙伴们要我说的那些喝醉了啤酒后胡扯的事情都毫无意义——那些地理、服装，演讲、建筑之类的琐事。达尔马提亚是要在夜里某个时辰谈论的，那时交通警的锣已不响了，卢浮宫的庭院显得又美妙又荒谬可笑，使你想无缘无故地哭一场，这正是因为周围又美丽又静谧，那么空旷，与报纸头版和楼上掷骰子的人全然不一样。有达尔马提亚像一把冰冷的刀锋搁在颤动不已的神经上，我才得以体会途中那些最美妙的感觉。

　　好笑的是我可以走遍全球，可是总想不到要去美国，对于我它比一块消失的大陆更浩渺、更遥远，我对消失的大陆尚存有某种神秘的向往，对美国却毫无感情。有时我也确曾思念莫娜，不是把她当作特定时间空间中的一个人去思念，而是抽象地、超然地思念，仿佛她已变成一大团云彩状的东西冉冉升到空中，这团东西遮住了过去。我不能使自己长时间地思念她，不然我就会从桥上跳下去的。真怪，我已对这种没有她在身边的生活习以为常了，但是只要想她一会儿便足以完全破坏我的满足，把我又推向悲惨的过去那个令人痛苦的阴沟里。

　　七年来我不分昼夜四处游荡，心里始终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她。若是有一位基督徒像我忠于莫娜那样忠于上帝，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早已成为耶稣基督了。我昼夜思念着她，甚至哄骗她时也是如此。有时，正在做其他事情，觉得自己完全忘却了这件事情时——也许正在拐过一个街角——我眼前会突然出现一个小广场几棵树和一只长椅，在这僻静的地方我们站着争吵，在这儿我们用刻薄的语言、争风吃醋的话题吵得对方发疯。我们总是拣一个僻静的地方，比方说吊刑广场清真寺外昏暗悲哀的街道，或是布尔特伊大道那个敞开的墓穴一带，那儿一到晚上十点钟便死一般寂静，使人联想到谋杀、自杀或任何可以创造人类戏剧遗迹的东西。当我意识到她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便打开了，我觉得自己在下跌、下跌，跌进幽深的空间中去。这比流泪还糟，比懊悔、创伤或悲哀更深刻，这是魔鬼撒旦被抛入的无底深渊，无法再爬上来，没有光线，没有人说话的声音，没有人手的触碰。

　　夜晚穿过街道时我曾几千次想她回到我身边的一天会不会到来，我将渴望的目光全投向建筑物和雕像，我那么渴求、那么绝望地望着它们，到此时我的思想准已同这些建筑物和雕像融为一体了，它们一定浸透了我的痛苦。我也忍不住忆起我们肩并肩穿过这些现在浸透着我的梦想和渴望的悲哀、幽暗的街道时她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对于她这些街道同其他街道是一样的，只是略微脏一点儿，仅此而已。她不会记得在某一个角落我曾驻足捡起她的发夹，或是我俯身替她系鞋带时标明了她落脚的地方，它将会永远留在那儿，甚至在大教堂被毁坏、整个拉丁文明都永远被消灭后它仍将留在那儿。

　　一天夜里沿着勒蒙街散步时一阵不寻常的痛苦和忧伤攫住了我，一些事情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我面前。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我常常闷闷不乐地、绝望地在这条街上行走，还是因为我想起了一天夜里我们站在吕西安一埃广场时她说过的一句话。

　　她说，“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看你写过的那个巴黎？”想起这话时我明白了，我忽然悟到根本不可能指给她看那个我已经了解的巴黎，那个区域未确定的巴黎，那个只是由于我的孤独和对她的渴求才存在的巴黎。这样一个巨大的巴黎！再探究它一遍会花去一个人的一生。只有我拥有打开它的钥匙，这个巴黎不适合游览，即使是抱着最好的意愿来旅游，只能在这个巴黎生活，每天必须体验它的一千种不同的折磨。这个巴黎像一个恶性肿瘤在你体内长大，越长越大，直到吞噬掉你。

　　跌跌撞撞地走过沐佛塔尔街，这些往事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我又回想起以往的另一件怪事。那是一本导游手册，莫娜要我替她翻书页，因为封面太沉重，可我当时发现根本无法翻开。一点原因也没有，只是因为那时我一门心思都去想沙拉文，现在我正是在他的神圣管区内漫游——仍是一点儿原因也没有——我忆起有一天受到日复一日经过的那块招牌启发后我冲动地闯进奥尔菲拉公寓要求看看斯特林堡曾住过的房间。截至那时为止我还没有遇到很大不幸，尽管我已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也已尝过空着肚子在街上徘徊、提心吊胆地提防警察的滋味。那时我在巴黎还没有交上一个朋友，这种状况与其说令人沮丧倒不如说是使人茫然，不论我在这个世界上流浪到何处，最容易找到的莫过于一个朋友。不过实际上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遭遇什么太大的不幸，一个人的生活中可以没有朋友，正如他没有爱情甚至没有钱也可以生活下去，尽管人们认为钱是必不可少的。我发现，一个人可以只凭悲哀和痛苦在巴黎生活！这是一种苦涩的滋养品，或许对于某些人这是最好的滋养品。不管怎样，我还没有落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我只是在同灾祸调情而已。我有充裕的时间，有闲情逸致去窥探别人的生活，去同已死去的传奇故事闹着玩。不论一件事物有多么肮脏，一旦塞进一本书里便显得令人惬意地遥远和陌生了。离开这个地方时我意识到自己唇边浮现出一丝讥讽的笑容，好像在对自己说，“别着急，奥尔菲拉公寓！”

　　从那时起我当然明白在巴黎的每个疯子早晚都会发现一件事：并不存在为受磨难者预备的现成地狱。

　　现在我好像有点儿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斯特林堡的作品了，我看到她读完“有味道”的一段后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笑出来的泪水，她说，“你同他一样疯……你该受罚！”当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虐狂后，这位施虐狂是多么高兴啊！她还没咬自己，看看牙齿是否锋利。我刚刚认识她的那些日子里她浑身都是斯特林堡的味道，使我们聚到一起的是使斯特林堡沉迷于其中的纷乱飘忽的念头、两性之间永恒的争斗和使斯堪的纳维亚的蠢极了的白痴喜欢的那种蜘蛛般的残忍。我们在死亡的舞会上相聚，我很快被吸进漩涡里，待再浮出水面我已辨认不出这个世界了。当我发现自己解脱时音乐已停止，盛宴已结束，我被剥得光光的……那天下午离开奥尔菲拉公寓后我去了图书馆，在恒河中沐寓沉思默想了一阵黄道十二宫，然后我便开始琢磨斯特林堡无情地描写的那个地狱的含义。这样细想着，我渐渐明白了神秘的远游——这位诗人飞越地球表面，然后又英勇地降到地球的核心，仿佛命中注定要在一出已失传的剧中再扮演角色。这是在鲸鱼肚子里做一阵黑暗、可怕的居留；是试图解放自己的血腥挣扎；是要从过去的羁绊中脱身；是投射在异国海岸上的明亮、血迹斑斑的太阳。他和其他人（但盯拉伯雷、凡高等）为什么都来到巴黎对于我已不再是神秘的了。我明白了为什么正是这个巴黎吸引了那些受折磨、产生幻党的爱情狂人，我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儿、在这个轮子的正中，一个人能够接受最离奇、最不切实际的理论，却又一点儿也不觉得它们古怪。一个人正是在这儿重读青年时代读过的书，每个谜都有了新的意义，每一根白头发都是一个谜。一个走在街上的人早就知道自己傻了、疯了，因为很明显这些冷漠、麻木的脸正是他的看守的面孔。在这儿所有的分界线都消失了，世界展现出它是一座疯狂的屠宰常单调的生活延伸到无限，出口紧紧关上了，逻辑在四处横行，血淋淋的刀在闪光。空气寒冷而污浊，语言则是《启示录》式的。到处都找不到一个标明出口的牌子，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什么好谈的。一条死胡同的末尾有一座绞刑架。

　　巴黎，一座永恒的城市！它比罗马更久远，比尼尼微更壮观，它是世界的肚脐，人像一只漂到大洋中死一般寂静的软木塞，独自漂浮在这儿，在海洋的渣滓和船只残骸之中，无精打彩、毫无希望，连路过的哥伦布也不去注意他，文明的摇篮也就是扔全世界的腐肉的污水坑，就是尸体存放所，发臭的子宫把骨肉的血污包裹放在里面。

　　大街是我的庇护所，谁也无法明白大街的魔力，直到他被迫在街上避难，直到他变成一根稻草被每一阵西风吹来吹去。冬季某一天走过一条街时看到一条被出卖的狗，这个人便会感动地落泪。街对面竖立着一个破烂的棚屋，像一座公墓一样令人快活，它自称是“免于坟墓宾馆”。这使人哈哈大笑，笑得要死，一直笑到他看到到处都有旅馆，为兔子、狗、虱子、皇帝、内阁部长、当铺老板和屠宰马的人建的旅馆，而且两家中就有一家是“未来旅馆”，这更叫人发歇斯底里。这么多未来旅馆！没有一家旅馆的名称中用了过去分词、用了虚拟式、用了连接词。

　　一切都是古老的、可怖的，叫人笑得毛骨惊然，像牙龈脓肿，充满了未来气息。这未来的**湿疹使我沉醉了，我摇摇晃晃来到紫罗兰广场，花都是淡紫色和蓝灰色的，门框很低，只有侏儒和小妖精能挤进来。左拉的迟钝头盖骨上方的烟囱正在冒出纯焦炭，与此同时桑威奇斯教堂的圣母玛丽亚竖着包心菜样的耳朵倾听油箱咕咕的冒泡声，那是那些漂亮的臃肿蛤蟆蹲在路边发出的声响。

　　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了温泉关？因为那天有个女人用屠宰场里《启示录》式的语言同她的小狗说话，而那条小母狗也懂得这个油腻腻的邋遢接生婆在说什么。这使我多么沮丧啊！甚至比看到在布尔街出售的呜咽的杂种狗更叫人难过，使我产生惋惜之情的并不是狗，而是巨大的铁栅栏——生锈的铁矛，它们仿佛把我和属于人的生活隔开了。在沃格端屠宰场（伊波阿格屠宰场）附近那条令人愉快的小胡同里，那儿叫作贝口海哨街，我看到有些地方有血迹。正如斯特林堡在疯狂中在奥尔菲拉公寓的铺地石中辨认出了凶兆，我漫无目的地走过这条溅满血污的泥泞小巷时记忆中破碎的往事纷纷散落，从我眼前零零散散地飘过，以最可怕的恶兆训诫我。我看到自己的血洒出来，洒在泥泞的道路上，就我所知准是从路的顶端洒起的。人像一个肮脏的小木乃伊投入这个世界，道路被血污弄得很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在走他自己的路，纵使地球上果实多得成堆，也没有时间去采摘。人群摇摇晃晃地向出口的标志奔去，如此惊慌，如此拼命，体弱无助的人被踩在泥里，讼也听不见他们的呼号。

　　我的人类世界已经死去，我在世界上是完全孤独的，大街是我的朋友，大街以悲哀、痛苦的语言向我倾诉，其中包含着人类的不幸、渴求，懊悔、失败和徒劳的努力。一天夜里，接到消息说莫娜生病了，快饿死了，我从布罗卡街的立交桥下走过，突然想起正是在这儿，在这条凹陷的街道的污秽和沉闷气氛中，莫娜靠在我身上用颤抖的声音恳求我答应永不离开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她是被对未来的预感吓坏了。才过了几天我便站在圣拉扎尔车站的站台上看着列车启动，这趟车将要把她载走，她把身子探出窗外，我在纽约同她道别时她也是这样。她脸上仍挂着悲伤的、难以捉摸的微笑，最后那一瞥如此意味深长，可那不过是一副面具、一副被茫然的笑容扭曲的面具。仅仅几天以前她还难舍难分地靠在我身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到现在仍不清楚，于是她自己决定上了火车并且带着忧伤、神秘的微笑望着我，这微笑使我困惑不解，这是不公平、不自然的笑，我一点儿也不明白。现在站在立交桥阴影里的是我，我伸手去拉她，我绝望地依在她身上，唇边挂着同样难以捉摸的笑，这是我罩在自己的悲伤之上的面具我可以站在这儿茫然地笑，不论我的祷告多么充满激情，不论我多么焦急地盼望，我们之间隔着大洋——她将在那儿饿死，我却在这儿走过一条条街，热泪涔涔。

　　嵌在街上的就是这一类的残酷，它透过墙缝盯着我们，恐吓我们，尤其是当我们突然对无名的恐惧做出反应时，当我们的心灵中突然侵入叫人发怵的惊慌时。正是它使街灯柱像鬼魂似地扭来扭去，使它们向我们招手，引诱我们走上前去听任它们死死抓住正是它使有些房子显得像一些秘密罪行的守护人，关闭的窗子又像看东西看得太多的眼睛眶。正是这种东西、这种嵌进街道的人为地貌使我突然看到头顶上方铭刻着“僵死的撒旦”时撒腿便跑。将要进入寺院时我看看到那儿写着“星期一、二接待肺结核病人，星期三、五接待梅毒病人”，这使我毛骨悚然。每一个地铁车站上都有咧嘴笑的骷髅用“谨防梅毒！”欢迎你。凡有墙壁的地方都贴着海报，上面画着有毒的蟹预报癌症的到来。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碰到什么，都有癌症和梅毒。

　　它写在天空上，它冒火花、跳跃，像一个凶兆。它已经咬食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只不过是月亮一样的无生命物质。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10章

我想是在七月四日这天他们又把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抽走了，事先并没有告知我。大洋彼岸的某个大人物决定要省钱，裁减校对员和可怜的打字员，使他能付来回旅费和住里兹饭店富丽堂皇的房间的房租。我付清累积欠排字工的小笔债务，又给马路对面的小酒馆送了一份礼以便继续赊帐，这样一来最后一次工资就所剩无几了。我只得通知旅馆老板我要搬走，我没有告诉他原因，因为那会使他担心他那微不足道的两百法郎。

　　如果丢掉了工作你怎么办？”这话始终在我耳边回荡，现在好了！完蛋了！除了再上街去没有什么事可做，步行、四处转悠、坐在长椅上消磨时间。现在蒙帕纳斯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了，我还可以装一阵，假装我仍在报社工作，这样讨一顿早饭或晚饭吃也容易些。正值夏季，旅游者在大量涌来，我已想好了骗他们钱的法子。“你要干什么……”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愿意饿死。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一门心思只想着吃的，自己便会免于崩溃。一两周之内我还可以照常去保罗先生的餐馆，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他不会知道我是否还在工作。要紧的是吃饭，其余的托付给上帝好了。

　　我自然会竖起耳朵打探有什么办法能混一点儿饭吃，我结交了一批新人——以前百般设法躲开的讨厌的人，我厌恶的酒鬼、有几个钱的艺术家、古根海姆基金得主等。你若一天十二个时蹲在露天咖啡座上，交朋友便不是什么难事。你渐渐认得了蒙帕纳斯的每一个酒鬼，他们像虱子一样凑在你身边，哪怕你除了自己的耳朵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们。

　　现在我失去了工作，卡尔和范诺登又有话说了，“你妻子现在来了怎么办？”唉，那又怎样？要喂的不是一张嘴，而是两张嘴了，我在逆境中将有人陪伴了。假如她的美貌未衰，也许我会过得比一个人时好些——这个世界绝不会允许一个美貌女人饿死。我不能指望塔尼亚为我故什么，她在给西尔维斯特寄钱。

　　起初我还幻想她也许会让我跟她一起住，可她怕连累自己，再说她必须对她的老板好一些。

　　当你穷困潦倒时首先要求助的便是犹太人，我手头几乎一下子就有了三个，全是充满同情心的好人。一个是退休的皮货商人，他极渴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他提议我写一组文章，用他的名字投到纽约一家犹太人的日报上。我还得在多姆饭店和库波勒饭店附近一带搜寻有名气的犹太人，我找到的第一个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说。我得根据他留在纸餐巾上的图表写出激波理论，同时还得描述爱因斯坦的观点，这一切只得到二十五法郎。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后，连我自己也读不懂，不过这些文章都很像回事儿，这也就行了，尤其是添上那个皮货商的笔名后。

　　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很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埃德加一基内林荫大道上那家新的大妓院开张时我捞了一点儿，那是给我写宣传小册子的酬劳，也就是一瓶香摈和在一间埃及式房间里免费嫖一次。如果我带来一个顾客还能得到佣金，正像以前凯皮干的一样。有一夜我把范诺登带来了，他要通过自己在楼上享乐的方式让我挣几个钱。可是老鸨听说他是记者后怎么也不收他的钱，又让他免费喝了一瓶香摈，免费嫖了一回，我却从中什么也没得到。事实上，我还得替他写这篇报道，因为他想不出如何传开这件事而又只字不提这是怎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我被人捉弄得够劲儿。

　　最糟的差事是我应承为一个聋哑心理学家写一篇论文，是讲如何照顾跛孩子的。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有关疾并夹板、工作台和新鲜空气的理论。这篇论文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星期，更倒霉的是，我还得校对这鬼东西。这是用法语写的，一种我平生不曾见过听过的法语。不过它每天给我带来一顿丰盛的早饭，一顿美式早餐，有桔汁、燕麦片粥、奶油、咖啡，有时还变花样，有火腿鸡蛋。我在巴黎期间只有这一段能吃到像样的早餐！

　　这多亏了纽约曼哈顿东区罗克威海滩上的跛孩子以及毗邻小湾、小叉里令人伤心的景象。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个摄影师，他在为慕尼黑某个性欲倒错的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他问我愿不愿脱下裤子摆好姿式让他照，还有其他一些动作。我想到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小矮个儿，他们看上去像旅馆侍者和送信的。人们有时会在书店橱窗里摆的色情明信片上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是今天鲁纳街和巴黎其他臭名昭著的地方的神秘幽灵。我不大喜欢在这些社会精英面前展示自己身体的这个主意，可是这个摄影师向我保证这些照片将会严格地由私人收藏，而且最终要拿到慕尼黑去，我便应允了。当你远离家乡时你会允许自己稍稍放荡一场，尤其是出于一个值得的、替自己挣口饭吃的动机。回想起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甚至在纽约时也不是这样。在那儿有时夜里我那么狼狈，不得不出去在邻里间乞讨。

　　我们不去旅游者熟悉的参观游览场所，而是到一些小地方去，那儿的气氛更合适一些。我们可以下午去那儿，先玩一会儿纸牌再干活。这位摄影师是个好游伴，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尤其是这儿的墙。他常跟我谈起歌德、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及黑死病流行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这都是有趣的话题，而且总与他正在做的事情有某些含混的联系。他对电影剧本也颇有研究，有一些惊人的见解，不过谁也没有胆量去实施他的意见，看到一匹像沙龙门那样被劈开的马会激发他大谈但丁或达·芬奇或雷姆卜兰特，他会从维莱特的屠宰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带我赶到特卡德奥博物馆，为的是指给我看使他着迷的一块头骨或一具木乃伊。我们仔细游览了第五、第十三、第十九和第二十区，我们最喜欢的休息地点都是阴郁的小地方，比如国家广场白杨树广尝护墙广场保罗一魏尔伦广场许多地方是我本来就熟悉的，可是听了他的独到见解后我对所有这些地方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碰巧沿着霍尔城堡街散步，吸进了医院床上发出的恶臭味——这股臭味在第十三区弥漫——那么我的鼻孔一定会快活地张大，因为这股气味同放置很久的死尸和甲醛气味混合后便会产生另一种气味，这是我们在想象中穿过黑死病酿成的欧洲尸骨陈列所的旅途中会闻到的种种气味。

　　通过这个摄影师我认识了一个唯灵论者，他叫克鲁格，是一位雕刻家兼画家。出于某种原因克鲁格很喜欢我，当他发现我乐意倾听他的“深奥”见解后我简直无法从他身边逃开。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深奥”这个词似乎具有一种灵丹妙药的功效，正像《魔山》中裴波尔克伦先生对“安居”的反应。

　　克鲁格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圣人、一个色情受虐狂、一个肛门类型的人，他遵循的法则是拘泥细节、正直和诚心实意，在休息日里他会毫无愧色地打掉一个人的牙齿，叫它落到此人的肚子里去。他似乎认为我已成熟了，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据他说是一个“更高阶段”。我已作好准备进入他指定的任何阶段，只要不少吃的不少喝的就行。他唠唠叨叨地对我谈“线魂”、“成因体”、“切除”、奥义书、普洛提诺、讫里什那穆提、“灵魂的业力受职仪式”、“涅磐的知觉”，全是从东方吹来的胡话，像瘟疫后散出的气息。有时他恍恍惚惚说起自己上一辈子的模样，至少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或者讲述他做过的梦。照我看这些梦十分平淡无奇，甚至不值得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去费神，可是他自己却认为这都是深藏不露、奥秘难测的奇观，因而我一定要帮他解析这些梦。他把自己整个翻过来，像翻一件己磨光的外套一样。

　　我一点一点地取得了他的信任，我钻到他心里去了。我已把他掌握得牢牢的，他会在大街上追上我，看是否能借给我几个钱花。他想叫我活下去，以便活着完成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我就像树上一只正在成熟的梨，我不时出现退步，吐露我需要更多的尘世的滋养——去看一次狮身人面像或是去圣阿波罗街，我知道每当肉体的要求变得太强烈、每当他变得软弱时便要去那儿。

　　作为画家他一钱不值，作为雕刻家他更不值钱，可他是个好管家，这也就不错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的管家，什么都不浪费，甚至连包肉的纸也不扔。每逢星期五晚上他便为同行艺术家们打开自己的画室，有很多饮料，很好的三明治，如果偶尔剩一点什么我第二天便来把它消灭掉。

　　在布里埃舞厅后面还有一家我常去的画室，那是马克·斯威夫特的画室。假如这位刻薄的爱尔兰人不是天才当然也是一个怪才，他有一个犹太女人，是给他当模特儿的，他俩在一起已住了多年。现在他厌烦她了。正在找借口甩掉她，不过因为吃光了她当初带来的嫁妆，他现在正苦于找不到既不赔钱又能摆脱她的方法。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同她闹翻，迫使她宁愿饿死也不再忍受他的残酷行为。

　　他的这位情妇是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人们至多不过会说她已没有身材了，她养活他的能力也完蛋了。她自己也是画家，那些声称了解情况的人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她比他更有才能。

　　不论他待她多么苛刻她仍是公正的，她不允许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大画家。她说，正是因为确有天才他才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别人从未在墙上看到她的油画，只看到他的，她的作品都掖在厨房里了。有一次我也在场，有一个人坚持要看看她的作品，其结果很令人不快。斯威夫特用他的一只大脚指着她的一幅油画说，“你看这一幅，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正要出去撤尿，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因为他的头在……再看看那边那幅****画……画阴部之前她干得不错，我不明白她当时在想什么，可她把那儿画得那么大，画笔一脱手掉进去就再也捞不出来了。”

　　为了给我们讲解****画该是怎样的，他拖出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他才画完的。画的是她，这是在犯罪心理激发下的绝妙报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恶毒、琐屑、邪恶、机智。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即他是透过锁眼窥视她的，是在她没有防备时画下她的——比方说她呆呆地掏鼻孔或搔屁股时。在画上，她坐在马鬃填的沙发上，呆在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房子里，一间没有窗子的巨大屋子，这儿活像松果腺的前叶，她身后是一道通向阳台的曲曲折折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令人不愉快的绿色地毯，这种绿色只能出自一个快要毁灭的世界。最突出的东西是她的屁股，它一边大一边小，上面尽是疤痕，她像是微微从沙发上抬起了屁股，仿佛要放出一个响屁。她的面部却被斯威夫特理想化了，显得甜美而又纯洁，纯得像咳嗽药水。她的胸部被画得很大、被阴沟里的臭气充得胀大起来。她像一个放大了的胎儿，生着一副安琪儿的迟钝、甜蜜容貌，正在月经污血的海洋里游泳。

　　然而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了绘画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的友谊，菲尔莫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鲁格和斯威夫特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时，当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在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说他们大方或吝啬，他们毕竟把钱投入流通了——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明白他在巴黎呆不了多久，他打定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由于一个人有朋友陪着玩得更有趣些，他自然会来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充当他所需要的伙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食物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了，尽管他蝶蝶不休地说话，通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尽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之流。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就能原谅他还喜欢拜伦和维克多·雨果了，他刚出大学门才几年，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冒险精神。

　　由于我同克鲁格呆在一起的那一短时期内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和菲尔莫更熟了，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莫从美国来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定期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白兰地等垫了底。在柯林斯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说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只好去巴登一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菜班了。此时我在克鲁格的画室里过夜，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来过，不到中午很难把我赶下床来，克鲁格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生效了。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能下床，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也丧失了勇气。克鲁格不得不看护我，为我煮汤喝，为我干别的，这对于他是一段很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重要画展了，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赞助，我睡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再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了。

　　要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鲁格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

　　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衰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鲁格打心眼儿里认为我快死了，我自己也这么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儿劲来的原因，尽管我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就死在画室里，我并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好点儿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来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鲁格吓坏了。假如参观的人到了，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黯淡。他当然不会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使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最后他被我惹火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

　　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后便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一句话也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了敲门，是菲尔莫，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和克鲁格两人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鲁格态度柔和些了。他说，“这是为了你好。

　　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使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直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了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谁显得充满生气、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便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个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鲁格粗暴地搬了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听得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疾箔…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的。我看到他把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在那人手里，然后迅速、灵巧地转身回到我身边说，“来，振作起来！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说着，他把我用力拉起来，用一只胳膊撑住我的身体，带我朝电梯走去。

　　“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显然死在别人手上是不得体的，一个人应该死在自己家里，也可以说是悄悄死去。他的话很鼓舞人，我开始把这看作一个拙劣的笑话了。上了楼，关上房门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盖上被子。柯林斯热切他说，“你现在不能死，他妈的！那样你会叫我难堪的……再说，你到底有什么病？过不了好日子？拿出点儿勇气来！过一两天你就能吃上等腰肉牛排了。你以为你生病了！别急，等你生了一回梅毒再说！那才叫你胆战心惊呢……”他又幽默地谈起他沿着长江的旅行，路上头发掉了，牙齿也烂了。处于这样的衰弱状态中，他讲述的这段往事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安慰效果，使我完全忘记了病痛。这家伙胆子真大，也许为了我的缘故他有几分添油加醋，可我当时听他讲故事时并不想挑刺。我全神贯注地听，我仿佛看到了长江肮脏混浊的河口、汉口的灯光、众多的黄面孔、穿过三峡飞流直下的舢板和被龙口中吐出的带股硫磺味的火舌映红的湍流。多么奇异的经历！中国苦力们如何每天围在小船周围，打捞被船上人扔下水的垃圾废物；汤姆·斯莱特里如何在弥留之际从病榻上撑起身子再看一眼汉口的灯光；那个英俊的欧亚混血儿如何躺在一间屋子里往自己血管中注射毒药。还有千篇一律的蓝褂子和黄面孔，他们中有千千万万的人被饥馑弄得惟悴不堪，忍受疾病折磨，他们靠吃老鼠、狗和树根为生，他们啃光了地上长的草，吞下了自己的孩子。很难设想这个人身上曾一度布满了伤疤，曾因是麻风病人被关起来，然而他说话时的声音平静、和蔼，好像经历过的磨难已荡涤了他的灵魂。

　　他伸手去端酒，这时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柔和，他的话真的宽慰了我。这会儿中国自始至终像命运之神那样悬在我们头顶上，一个正在烂掉的中国，它正像一头硕大的恐龙一样化为尘土，然而直到最后一刻仍保留着它的魅力、新奇、神秘，它的残酷古老的传说。

　　我再也无法继续听他讲下去，我的思绪回到头一回买了一包爆竹的那个国庆日，还有点燃爆竹用的长长的引火棍，这种引人物很容易断，一吹便呈现出一点明亮的红光，它的气味会留在手指上好几天，会使你联想到一些古怪念头。国庆那天街上乱扔着颜色鲜艳的红纸张，上面盖着黑色和金色的印记，四处是细小的爆竹，里面裹的东西是最最稀奇古怪的。这些爆竹一包包多极了，全用人脑浆色的又细又扁的肠线穿成一串串的。

　　整天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和引火棍味，艳红色包装纸上的金粉始终沾在手上。一个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中国，可它一直沾在你的指尖上，叫你的鼻子直发痒。很久以后，当你几乎全然忘记了爆竹的气味之后，某一天你会被金箔呛醒，破碎的引人棍又送来刺鼻的气味，艳红的包装纸使你对根本不了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土产生了眷恋之情。尽管你并不了解它，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神秘地流动。像时间或空间这类时隐时现却又永恒的概念，越年老你便越仰慕它，试图用脑子去理解它，可是却不成功，这是由于中国的每一件事物中都孕含智慧和神秘，你无法用双手抓住它，也无法理解它，只得由它去，由它沾在你手指上，由它渐渐渗进你的血管中。

　　几星期后我收到已回到勒阿弗尔的柯林斯写来的言辞恳切的邀请信，于是一天早上我同菲尔莫上了火车，打算同柯林斯共度周末，这是到巴黎后第一次离开它。我们精神振奋，一路喝着安如葡萄酒来到海边。柯林斯给了我们一个酒吧的地址，我们就在那儿见面。那是一个叫作“吉米餐馆”的地方，据说在勒阿弗尔人人都知道它。

　　我们在火车站搭上一辆四轮马车快速赶往约会地点，在车上我们边走边喝光了剩下的半瓶安如葡萄酒。勒阿弗尔是一个欢快、充满阳光的城市，空气十分清新，那种强烈的咸味差点儿使我思念起纽约的家乡。桅杆和船身处处可见，还有鲜艳的船旗、宽阔的广场和只有在外省才见得到的屋顶很高的咖啡馆。

　　我立即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城市在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不等走到酒吧我们便看到柯林斯急匆匆地沿着街道走过来，肯定是要去车站，而且同往常一样迟到了一会儿。菲尔莫马上提议喝点茴香酒，我们都在互相拍背、笑、喷唾沫星子，阳光和带咸味的海边空气已经使我们陶醉了。起初柯林斯拿不定主意喝不喝茴香酒，他告诉我们他得了淋病，不太厉害——很可能是“太累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给我们看，这玩艺儿叫作“花柳灵”，若是我没有记错的活。这是海员们用来治淋病的药。

　　去“吉米餐馆”之前我们在一家馆子里先垫补了一点，这儿铺面很大，椽子粗大，被烟熏得很黑，餐桌上摆满了吃的。我们滥饮柯林斯推荐的甜酒，以后又坐在一个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和烈性酒。柯林斯在谈论查露斯男爵，他说此人甚中他的意。

　　他在勒阿弗尔呆了差不多一年，滥花从前走私时积蓄下的钱财。

　　他的爱好很简单——吃、喝、女人和书，还得有一个私人浴室，他坚持这一点。

　　仍在谈论查露斯男爵，我们已到了“吉米餐馆”。这时已临近傍晚，店里的人渐渐多起来。吉米在店里，脸红得像棵甜菜，他太太站在他身边，是一个眼睛明亮、胸脯丰满的漂亮法国女人。我们受到了殷勤的招待，面前又摆上了茴香酒，留声机在高声尖叫，人们用英语、法语、荷兰语、挪威语和西班牙语叽哩咕嗜地闲扯。吉米和他妻子都非常快活，活跃，他们真诚地互相拍打、亲吻，还举起酒杯碰碰，置身于这样一个欢快的大笑大喊的环境中你只想脱下衣服跳一场战舞。酒店里的女人都像苍蝇一样围拢来，如果我们是柯林斯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有钱，我们穿着旧衣服来也不要紧，英国人都是这身装束。我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当然这也不成问题，因为我是贵客。不过有两个极漂亮的婊子挽着我的胳膊，听候我吩咐，我还是觉得有些难堪。于是我打算硬着头皮挺下去，谁也说不上哪些饮料由酒店提供、哪些要付钱。我得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哪怕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呢。

　　伊薇特，就是吉米的妻子，对我们格外大方，非常友好。她在为我们准备一个小宴会，还得再等一会儿。她不让我们喝得太醉，因为她要我们好好吃饭。留声机疯了似的响着，菲尔莫早已同一个美丽的黑白混血儿跳起舞来，她穿着一件紧身天鹅绒衣服，优雅的身姿一览无余。柯林斯溜到我身边小声讲了讲我身边那个姑娘的情况，“老板娘会请她吃饭的，只要你想要她。”她从前是妓女，在这个城市的郊区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现在她成了一位船长的情妇。他走了，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她喜欢上你，就会邀你和她同居。”他又补充道。

　　这番话已足够了，我马上转向这位马色尔，着着实实把她吹捧了一通。我俩假装跳舞，站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互相狠命地揉弄。吉米朝我拼命挤挤眼，赞许地点点头。这个马色尔是个**的婊子，同时也很令人愉快。我发现她很快就把其他姑娘打发走了，以后我们坐下来亲密地谈了许久。遗憾的是宣布吃饭了，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餐桌边坐了大约二十个人，我和马色尔被安排在一侧，对面就是吉米和他妻子。宴会以噼噼拍拍地打开香摈酒瓶塞开始，接着便是醉意十足的致词，在此期间马色尔和我在桌子底下互相挑逗。轮到我起身讲几句话了，我只得捏着面前的餐巾，真是使人痛苦又叫人兴奋。我只能简单讲两句拉倒，因为马色尔一直在我的裆里搔痒。

　　这顿饭一直吃到临近午夜，我一直盼着同马色尔在那幢悬崖上的漂亮房子里过夜，可是还办不到。柯林斯计划带我们到各处转转，我也不便拒绝。他说，“别担心，你走以前会跟她厮混个够。叫她在这儿等你，直到我们回来。”

　　对此她有几分不快，后来我们告诉她我们在这儿要呆几天，她这才高兴起来。一出门菲尔莫便极其严肃地拉住我们的胳膊说他有点儿事要说，他面色苍白，忧心忡忡。

　　“说呀，怎么了？”柯林斯快活地说，“有话快说。”

　　菲尔莫一时还说不出来，他哼哼卿卿了许久才迸出一句，“嗯，刚才去上厕所时我发现……”“这就是说你已经染上淋病了！”柯林斯得意洋洋地说，一边炫耀式地掏出那瓶“花柳灵”。他又刻毒地补充一句，“别去看医生，那些贪心的王八蛋会把你的血放光的。也别停止喝酒，那一套全是胡扯。每天喝两次这个……喝之前先把它摇匀。最糟的是发愁，你懂吗？来吧，等我们回去我给你一个注水器、一些高锰酸盐好了。”

　　于是我们便踏入了夜色，朝海滨走去，那儿传来音乐声、喊叫声、酒后的赌咒声。一路上柯林斯一直在轻声谈论这谈论那，谈他曾爱上的一个男孩，谈那孩子的父母知晓后他如何费尽周折才摆脱困境。然后他又从这个话题绕回查露斯伯爵，接着又讲到逆河而上、后来失踪的库尔茨，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我欣赏柯林斯这样不断借助文学背景的手法，这好像一位百万富翁从不走下他的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对于他，现实与理想之间并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进了伏尔泰堤上那家妓院，柯林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铃要姑娘、要饮料，这时他仍在喋喋不休地谈他和库尔茨趟河弄水的经历呢。后来姑娘们上床睡在他身边，用一个个吻封住他的嘴，他这才不说这些离题的话了。这时他似乎猛地悟到自己在哪儿，于是转向开这所妓院的那位老妈妈，向她滔滔不绝地介绍他这两位专程从巴黎来看这个地方的朋友。屋里有六七个姑娘，全都光着屁股，而且我得说都蛮漂亮。她们像小鸟一样蹦来蹦去，这时我们三个仍在设法同那位老妈妈攀谈。最后老妈妈借故告辞了，叫我们随便些。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她那么和善可亲，那么温柔而又充满母性，而且举止又是那么文雅。若是她稍稍年轻一点儿，我便会向她求爱的，此刻你当然不会想到我们正在“罪窟”里，人们都这样称呼一所妓院。

　　总之，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个把钟头，只有我的状况还好，能享受这儿的优惠，柯林斯和菲尔莫则留在楼下同姑娘们聊天。

　　等我回来，我看到他俩躺在床上，姑娘们在床边围成一个半圆，用最最甜美的嗓音合唱“皮卡迪的玫瑰”，离开这所房子时我们在情感上都有几分沮丧，尤其是菲尔莫。柯林斯很快带我们来到一个粗野的地方，这儿挤满了请假上岸的海员。我们坐在这儿欣赏了片刻同性恋大聚会，这时正处于高潮。出来时我们必须经过红灯区，这儿脖子里围着披中的老妈妈就更多了，她们坐在门口台阶上边扇扇子边笑容可掬地朝过路人点头致意。全是一些好看的好心人，像是正在守护一个托儿所。三三两两的水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吵吵闹闹地闯进这些俗丽的地方，到处是性行为，它淹没了一切，像一小股潮水席卷了支撑这个城市的支柱。我们沿着这个水潭的边缘游荡，这儿一切都乱成一团，纠缠在一起，你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所有的大船、拖网渔船、游艇、帆船和驳船都被一场凶猛的风暴刮上了岸。

　　在四十八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好像我们已经在勒阿弗尔呆了一个月或更久。我们打算星期一一早就走，因为菲尔莫必须回去工作。我们整个星期天都在喝酒、狂欢，也顾不得什么淋病不淋病了。那天下午柯林斯向我们吐露他正考虑回到他在爱达荷的农场去，他有八年没有回家了，想在再去东方航行前回去看一眼家乡的群山。此刻我们正坐在一家妓院里等一个姑娘到来，柯林斯应允悄悄给她一点儿可卡因。他告诉我们勒阿弗尔已叫他生厌了，这儿围着他转的婊子太多，再说吉米的妻子又爱上了他。她醋劲大发，使他日子很不好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大闹一通。自从我们到了以后她表现还不错，可是柯林斯告诉我们这长不了。她特别妒嫉一个俄国姑娘，这个姑娘喝醉酒后有时到酒吧里来，是个捣蛋鬼。除了这些女人，他还如醉如痴地爱着头一天对我们讲过的那个男孩。他说，“一个男孩子能叫你心碎，他是他妈的那么美！那么狠心！”听到这话我们笑了，这真是太反常了，可是柯林斯却是十分认真的。

　　到了星期日午夜前后我和菲尔莫去睡了，人们给了我们一间在酒吧顶上的房间，这儿闷热极了，一点儿气也不透。透过打开的窗子我们能听到他们在楼下喊叫，留声机不停地在唱。突然暴风雨来临了——一场常见的大暴雨。在雷鸣声和打在窗玻璃上的风雨声中，楼下酒吧里爆发的另一场风暴也传进了我们耳朵。这声音近得吓人，十分不祥，女人们扯着嗓子拼命尖叫、酒瓶砸得粉碎、桌子被掀翻，还不时传来人的身体砰然摔倒在地板上发出的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响声。

　　大约到了六点柯林斯把头探进门来，他脸上敷满药膏，一只胳膊用吊带吊着，还咧着大嘴笑呢。

　　他说，“正如我所说的，昨天夜里她撒野了。我想你们听到吵闹了吧？”

　　我们很快穿好衣服下楼同吉米道别，这个酒店全被毁了，没有一只酒瓶还立着未倒，没有一把椅子没有砸烂，镜子橱窗也被砸成碎片。吉米正在给自己调一份鸡尾酒。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把事情串起来了。我们摇摇摆摆去睡觉后不久那个俄国姑娘进来了，伊蔽特立即侮辱了她，甚至连借口也不找一个。于是她俩开始互相揪头发，正揪得起劲，一个瑞典大汉走进来给俄国姑娘下巴上来了记清脆的耳光，目的是叫她清醒一下。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柯林斯质问这个大块头究竟有什么权利卷入一场私人纠纷。作为答复，他的下巴上被那人捣了一下。这一下很有力，使他飞到酒店另一头去了。

　　“活该！”伊蔽特嚷道，一面利用这个好机会抄起一个酒瓶朝俄国姑娘头上抡去。正在这时候下起了大雷雨，一刹那间爆发了一场十足的大混战，女人们都发了歇斯底里，迫不急待地抓住这个机会报私仇。没有什么比得上酒馆里的一场漂亮械斗……当一个人躺在桌子底下时在他背上插把刀子或是用酒瓶子狠揍他是最容易不过的。可怜的瑞典人这才发现自己惹出了大乱子，在场的每个人都恨他，特别是和他在同一条船上的水手。他们都希望看到他被人干掉，于是他们锁上门，把桌子推到一边，在酒柜前空出一小块地方让他俩斗出个输赢来。他们果然决出了胜负！打完这一架后他们不得不把这可怜的恶鬼送到医院去。柯林斯还算相当幸运——只是扭伤了手腕，几根手指脱了节，鼻子流了血，眼睛也青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被搔了几下而已。可是如果再遇见这个瑞典人他一定要宰了他，他告诉我们这件事还没有完。

　　这场打斗也没有完，此后伊蔽特只得另找一家酒吧畅饮一番。她受到了侮辱，她打算了结这些事，于是她雇了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俯瞰大海的悬崖边上。她要自杀，她就是打算这么干，可是这时她醉得太厉害，一爬出车子便哭起来。

　　别人还来不及制止，她便开始脱起衣服来。司机把她半裸着载回家里，吉米看到她这副样子不禁勃然大怒，扬起磨剃须刀的皮带把她抽得屁滚尿流。她还喜欢挨揍，这个婊子。她跪在地上用双手搂住他的腿恳求道，“再来几下！”吉米却已打够了。

　　“你是一头者脏猪！”说着他一脚蹬在她肚子上，把她踢得没气了，也把她无聊的有关性的念头踢掉了一点儿。

　　我们早该走了，在清晨的光线下看这个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站在那儿等火车驶出站时我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爱达荷州，我们三个都是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却有共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有很多，我们变得多愁善感了，美国人在分手时常会这样。对于奶牛、羊、那个人能成其为人的广阔天地以及所有这些空谈，我们萌发了非常愚蠢的遐想，如果驶过来的是一条船而不是一列火车，我们准会跳上去告别这一切。可是柯林斯再也不会见到美国了，这是我后来听说的，然而菲尔莫……唉，菲尔莫也得受到惩罚，其方式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最好还是让美国就这样，总在不可触及的地方，这有点儿像在身体虚弱时看一张绘有图画的明信片。那样你会想象它一直在等待你，没有变化，没有遭到破坏，一大片爱国者的广阔土地，那儿有牛、有羊，有情欲难禁的男人看见什么都奸，奸男人，奸女人，也奸牲口。美国并不存在，美国只是你给予一个抽象观念的名称……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01章

现在我住在波勒兹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不是地方，除了我们，这里再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昨晚鲍里斯发现他身上生了虱子，于是我只好剃光他的腋毛，可是他还是浑身发痒，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靠那些虱子。

　　鲍里斯刚刚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儿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

　　这是我到巴黎后的第二个秋天。我是由于某种自己至今也没能搞清的原因被人送到这儿来的。

　　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年前，半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现在我可再不这么想了。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都已与我无涉，谢天谢地，再也没有什么书要写了。

　　那么这一本呢？这一本不算是书，它是对人格的污蔑、诽谤、中伤。就“书”的一般意义来讲，这不是一本书。不，这是无休止的亵读。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喘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若要歌唱你必须先张开嘴，你必须有一对肺叶和一点儿乐理知识。有没有手风琴或吉他均无所谓，要紧的是有想要歌唱的愿望。那么，这儿便是一首歌，我正在歌唱。

　　我是唱给你的，塔尼亚。我倒是希望自己能唱得更好一些、更加悦耳一些，不过那样一来你也许永远不会愿意听我唱了。你曾听过别人唱，他们都引不起你的兴趣来，他们不是唱得太好就是还不够好。

　　这一天是十月二十几日，我已不再理会究竟是哪天了。你会说那是我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做的一场梦吗？有几次间隔，不过都是在两场梦之间的，现在我已全然不记得这几次间隔中的事情了。我身边的世界在分崩离析，同时在这儿或那儿留下一块块的时间。世界是一个毒瘤，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自己……我在想，当无边的寂静笼罩了万物，笼罩各个角落时，音乐最终会胜利的。当万物又回到未被时间孕育出来之前的状态时，世界又一次呈现出那种混饨未开的局面，而现实正是为混饨而写的。你，塔尼亚，就是我的混沌。这便是我歌唱的缘由。快死掉的不仅仅是我，是整个世界，它要蜕去时间这层皮。我还活着，在你的子宫里踢腾，这是值得书写下来的现实。

　　我在打瞌睡。爱情生理学。休眠中的鲸鱼的****有六英尺长。编幅——有一根无拘无束的****，有些动物的****里还有一根骨头，就是说，一根骨头在……古尔孟说，“幸亏人身上的骨质结构已经没有了。”幸亏？是的，幸亏，想想人类带者一根有骨头的****走来走去成何体统？袋鼠有两条****，一根平时用，另一根只在节假日里用。继续打着瞌睡，一个女人写封信来问我替自己的书想好书名了没有，书名，当然想好了：《可爱的女同性恋者》。

　　你的充满逸事趣闻的生活！这是博罗夫斯基的话。我每个星期三同博罗夫斯基一道吃午饭，他的太太做主人。她是一头已挤不出奶的奶牛，她正在学英语，最喜欢用的词是“淫秽”。

　　你马上便会明白博罗夫斯基是多么难对付了。不过等一等……博罗夫斯基身着一套灯芯绒西装，会拉手风琴。这副行头真是妙极了，尤其是当你考虑到他是一个蛮不错的艺术家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他是波兰人，不过他当然不是。这位博罗夫斯基是个犹太人，他父亲是一个集邮家。其实几乎整个蒙帕纳斯都住着犹太人，或准犹太人，准犹太人则更糟糕了。其中包括卡尔和葆拉、克朗斯塔特和鲍里斯、塔尼亚和西尔维斯特、莫尔多夫和露西尔，除了菲尔莫全是。亨利·乔丹·奥斯瓦尔德居然也是犹太人。路易斯·尼科尔斯是犹太人，甚至范诺登和彻里也是犹太人。弗朗西丝·克莱克是个犹太人，或是犹太女人。泰特斯又是一个犹太人。这样看来犹太人简直多得不得了，这本书正是为我的朋友卡尔写的，他父亲是犹太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这些人中最可爱的犹太人是塔尼亚，为了她我也愿意成为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呢、我已经在像犹太人一样讲话了，而且我长得像犹太人一样丑。再说，还有谁比一个犹太人更恨犹太人呢？

　　昏昏暗暗的时辰。靛青色，水平如镜，树木在闪光、在融化。铁轨在若雷色落进运河里了，两侧涂了漆的长长的履带车像公园里的滑行铁道一样卧着。这儿不是巴黎，不是康尼岛游乐场，这是欧洲和中美洲所有城市中尚未开化的大杂烩。楼下面的调车场里，铁轨黑糊糊的，犹如蜘蛛网一样，这不是由工程师定做的，不过设计上有大起大落的变化，像极地上荒凉的冰缝，照相机却照出深浅不同的黑色。

　　食物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之一，可是在这座漂亮的波勒兹别墅里几乎根本看不到食物，有时这毫无疑问是很可怕的。我曾三番五次央求鲍里斯买些面包当早饭，可他总是忘记。看来他是出去吃早饭的，回来时剔着牙缝，山羊胡子上还沾着鸡蛋渣。

　　他去饭馆里吃饭纯粹是为了体谅我，他说让我在一边看着他大吃大喝很难受。

　　我喜欢范诺登，不过我不同意他对自己的看法。譬如，我不同意他自以为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这种看法。他是一个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人，就是这样。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西尔维斯特也永远成不了作家，尽管他的大名在五百支红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目前，周围我所尊敬的作家只有卡尔和鲍里斯。

　　他们着了魔，心灵深处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疯了，不能分辨音调了，他们是受难者。

　　莫尔多夫倒是没有发疯，不过他也在以自己的古怪方式受罪，莫尔多夫语无伦次，他没有血管。心脏和肾。他是一个便于携带的箱子，里面有无数个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上面的字是用白墨水、棕色墨水、红墨水、蓝墨水写的，还有朱红、橘黄、淡紫、储、杏黄、大蓝、乌黑、安如葡萄酒色、青鱼色、日冕色、铜绿色、奶酪色……我把打字机搬进隔壁一间屋里，这样写作时便可从镜子中看见自己。

　　塔尼亚同艾琳一样，盼望收到厚厚的信。还有一位塔尼亚，这位塔尼亚像一颗饱满的种子，把花粉传播到各处，抑或我们也可以说，这有点儿像托尔斯泰和掘出胎儿的马棚一幕。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小便的声音、自由大街的咖啡馆、孚日广尝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买来的颜色鲜艳的领带、昏昏暗暗的浴室、波尔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感人的慢节奏奏鸣曲、扩音机，聚集在一起谈论的一些趣闻轶事，她的乳房是焦黄色的，系着沉重的吊袜带，她总问别人“几点了”，喜欢吃肚里填了栗子的金黄色的松鸡，她的手指像塔夫绸般光滑，蒸汽似的昏暗光线变成了冬青，她患有脚端肥大症、癌症和檐妄症，她的面纱热呼呼的，打赌用的筹码，铺着血红色的地毯，两条大腿软绵绵的。塔尼亚这样说以便叫人人都听见，“我爱他！”

　　鲍里斯喝威士忌喝得浑身发烧时塔尼亚便会说，“坐在这儿！啊，鲍里斯……俄国……我该怎么办，我都快叫它撑破了。”

　　到了夜里，我一看到鲍里斯的山羊胡子垂在枕头上便要发歇斯底里，啊，塔尼亚，你那热呼呼的阴部如今在哪儿？那副又肥又厚的吊袜带、那两条柔软而又粗壮的大腿又在哪儿？我的胯下有一根六英寸长的骨头。塔尼亚，我要弄平你那充满精液的阴部上的每一条皱纹。我要先叫你肚子疼、子宫翻个个儿，再把你送到你的西尔维斯特那儿去。你的西尔维斯特！喂，他懂得怎样生火，我却明白如何叫女人欲火中烧。塔尼亚，我把灼热的精液射进你的身体，我叫你的卵巢发热。你的西尔维斯特这会儿有点吃醋了吧，他觉得不大舒服，是吗？他感觉到我的硕大的****留下的东西了。我把你那玩艺儿撑大了，我把皱纹都熨平了，跟我干过以后，你尽可同公马、公牛、公羊、公鸭子和一只瑞士圣伯尔拿僧院驯养的雪山救人犬干。你可以把癫蛤膜、编幅和蝴蝎塞进你的肛门。只要愿意，你可以奏出一串和音急速弹奏，或是在肚脐那儿拴上一只齐特拉琴。塔尼亚，我在操你，你就得这样叫我操下去。若是你不喜欢叫我当着众人的面于，我就在暗中干。

　　蔚蓝色的天空上鹅毛般的云丝被吹散了，干枯的树木无限延伸，黑呼呼的树枝像一个有梦游症的人那样打着各种手势。这些阴沉的、鬼怪般的树木的枝干苍白得像雪茄烟灰。这是一种超然的、全然欧洲式的静寂，百叶窗放下了，店铺闩上了，这里或那里偶尔可见一盏红灯，表明有人在幽会。其正面粗暴甚至可怕，除了树木投下星星点点的影子，一片洁净。从奥坦格利经过使我想起另一个巴黎，那便是毛姆、高更的巴黎，乔治·摩尔的巴黎，我想起那个可怖的西班牙人，他那时正以杂技演员的步子从一种作风跳跃到另一种作风，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我想起施本格勒同他那些可怕的宣言，并且不由得惊异——风格，广义上的风格，是否全完蛋了？我说我脑子里尽是这些念头，不过这也不是实话。只是到了后来，当我走到塞纳河对岸、当我把辉煌的灯光甩到身后时我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这些事儿，眼下我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被河水映出的奇迹搞得很伤心，因为这河水映出了一个已被遗忘的世界。沿河两岸，树木佝偻着身子，在这面没有光泽的镜子上投下情影，起风时这些树便发出一阵沙沙声，河水翻腾着流过时它们也会流下几滴眼泪。这条河使我默默无言，我找不到可以倾诉心曲的人，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艾琳的毛病在于她只有一个手提包，却没有****。她总想把厚厚的信塞进包里，信上都是大量闻所未闻的事情，现在她叫劳娜，因而也有****了，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给我们送来了一些下面的毛。劳娜——一头疯狂的驴子，在风中乱闻乱嗅，以此取乐。在每一座山坡上她都要扮演妓女的角色，有时还在电话亭和卫生间里。她为金·卡罗尔买了一张床和一只铭刻上他的姓名首字母的刮胡子时用的杯子。她躺在托特纳姆广场大道上，撩起衣裙用手指弄自己那个地方，还有蜡烛，用罗马蜡烛和门把手弄。全国找不到一个男人的那玩艺儿大到能令她满意的程度……一个也没有。男人的玩艺儿一进入她身体便会蜷起来，她需要胀大的****、自动爆炸的纸火箭和滚烫的蜡油、木焦油。你若是由着她，她会割断你的命根，叫它永远留在她身体里。劳娜这样的****在一百万女人中才有一个！这是试验室里的****，没有一种石蕊试纸能显出它的颜色。这个劳娜还是一个骗子。她从未替卡罗尔买过床，她用一个威士忌酒瓶砸他的脑袋。她满嘴脏话和承诺。可怜的卡罗尔，他的****只能在她体内蜷起来然后死掉，只要她吸一口气他那玩艺儿就会掉出来，像一只死泥鳅一样。

　　大量的、厚厚的、闻所未闻的信件。一只没有带子的手提包。一个没有插钥匙的锁孔。她有一张德国人的嘴、一对法国人的耳朵和一个俄国入的屁股，而****却是世界通用的。当国旗挥动时，它便一直红到喉咙处。你从于勒——费里林荫道进去，从维莱特门出来。你把你的小羊尾放进粪车里，自然是两个轮子的红色粪车。在乌尔克和马恩河的汇合处，水顺着河堤流去，在桥下静静地流淌，仿佛一面镜子。劳娜如今躺在那儿，河道里满是玻璃碎片。含羞草在哭泣，窗户上有一个潮湿的、雾状的屁。劳娜是一百万女人中的姣姣者。全是****和一截直肠，你可以坐在里面看中世纪史。

　　莫尔多夫首先显得像某人的一幅漫画，甲状腺似的眼睛，米什林式的嘴唇，声音像豌豆汤。他在背心里掖了一个小梨，不论你怎么看他都是那副尊容，随身带着有个坠子的鼻烟盒，象牙柄的，还有棋子、扇子、教堂地图。他发酵的时间太长，现在已变得毫无形状了，成了失去维生素的酵母，没有橡皮底座的花瓶。

　　他家族中的女人们在九世纪曾两次改换祖先，到了文艺复兴期间又换了一次。他在一次次战乱中、在众多的黄肚皮和白肚皮下留存下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很久，一个鞑靼人便朝他的血液里哗过唾沫。

　　他的为难也就是一个侏儒的困惑。透过松球状的眼睛，他看到自己的侧面轮廓投影在一幅无法计量的幕布上，他的声音使他陶醉，因为它尖细得如间一个针头一般。他听到的一声大吼对于别人只是尖细的叫唤。

　　他的头脑，他的头脑是一个圆形剧场，场上的演员一人扮演好几个角色。莫尔多夫，多才多艺而且不出错，一个个依次扮演着他的角色——小丑、耍把戏的、杂技演员、牧师、登徒子、江湖骗子。这个圆形剧场太小了，于是他在剧场里安放了炸药。观众都吃了迷幻药，于是他便把它炸毁了。

　　我徒劳地企图接近莫尔多夫。这就像企图接近上帝一样，因为莫尔多夫就是上帝——他本来就是上帝。我只是记载下……我以前就对他有一些看法，现在我放弃了，而另一些看法现在正在修正中。我把他抓住了，结果发现手中不是蟑螂而是一只靖蜒。他的粗鲁冒犯了我，然而他的脆弱又叫我为之倾倒。

　　他滔滔不绝直到把自个儿憋得透不过气来，随后又像约旦河一样沉默无语。

　　每当我看着他小跑着走上前来迎接我，伸出一对小爪子，眼睛里流着泪，我便觉得自己在同……不，这句话不能这么说。

　　“像在喷泉上跳跃的鸡蛋。”

　　他只有一根手杖———根普通的手杖。他的衣袋里装了一张张纸，都是治疗悲观狂的处方。他的病现在痊愈了，替他洗脚的那个德国小姑娘因而悲痛欲绝。这正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背着他的古吉拉特语字典到处走。“对人人都不可避免”，这后无疑就是指“绝对必要的”。博罗夫斯基会觉得这话不可理喻，一星期里每天他都要换一根手杖，还有一根是复活节专用的。

　　我们彼此间有这么多共同点，看别人便犹如在一面裂了缝的镜子里看自己。

　　我一直在翻阅我的手稿，每一页上都是潦草涂改过的手迹。

　　全是文学！我有点害怕。这多么像莫尔多夫，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异教徒，而异教徒受苦受难的方式是不同的。

　　据西尔维斯特讲，他们虽有痛苦，但却不患神经病，而一个从未患过神经病的人是不懂什么叫作痛苦的。

　　于是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痛苦时是多么快活，那正像带着一头小熊仔上床睡觉，有时它会用爪子抓你，那时你才真正知道害怕。平时你不会怕——你可以放掉它，或者把它的头砍掉。

　　有些人无法抵御钻进野兽笼子里、同野兽在一起厮混的欲望，他们连手枪、鞭子都不带便进去了，正是恐惧使他们变得无所畏惧……对于一个犹大人，全世界便是一个野兽横行的笼子。笼门锁上了，他在笼子里，没有手枪、鞭子，但他勇气十足，甚至嗅不到笼子角落里的兽粪味。围观者在拍手，可他听不见，他认为这场戏是在笼子里面演的，他认为这个笼子便是整个世界，门锁上了，他独自一人无助地站在那儿，发现狮子不懂他的话。没有一头狮子听说过斯宾诺莎人斯宾诺莎？它们干吗不咬他？“给我们肉吃！”它们吼道，而他却站在那儿吓呆了，脑子全乱了，他的世界观也变成一个荡到空中再也够不到的秋千。狮子举起爪子扇一下，他的世界便被打得粉碎。

　　同样，狮子们也失望了。它们期待的是血，是骨头，是软骨，是筋，它们嚼了又嚼，然而词汇是无味的树胶，树胶是无法消化的。你可以朝树胶上撒糖、助消化药、百里香草汁和甘草汁，待树胶被树胶收集者裹起来后便好消化了，这些树胶收集者是沿着一个业已下沉的大陆的山脊来的，他们带来了一种代数语言，在亚利桑那沙漠中他们遇到了北方的蒙古人，这些人像茄子一样光滑。这是地球呈陀螺仪状倾斜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墨西哥湾流同日本湾流分道扬镳了。在地球的中心他们找到了石灰岩，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语言绣在地壳底下。他们吃伙伴的内脏，森林围住了他们，围住了他们的骨头，脑壳和饰有花边的石灰岩，他们的语言便消失了。人们有时在这儿或那儿仍找得到一个兽群遗骸，一个被各种塑像所覆盖的头盖骨。

　　这一切与你有什么关系，莫尔多夫？你口中的话是杂乱无章的，说吧，莫尔多夫，我正等着你说呢。当咱俩握手时，谁也感觉不到透过我们汗水浇下的大量的水。每当想词儿时，你总是半张着嘴，唾液在你腮帮子里面流淌。我一跃跳过了半个亚洲，我到那儿丢捡你的手杖，尽管这是一技普普通通的手杖。

　　在你身体一侧戳一个洞，我便可以搜集到足够塞满大英博物馆的东西。我们站上五分钟便可吞没很多个世纪。你是一个筛子，我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它滤下去并且变成言语的，言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条、是一杠，只是杠还不够，永远无法做成一只筛子。

　　我不在家时窗帘挂上了，它们看起来像在来苏水里浸过的奥地利蒂罗尔州出产的桌布。屋里光芒四射，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想着人类诞生前是什么样子。突然钟声响了，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绝非人世的曲调，我仿佛被带到了中亚的大草原上。有些曲子缕缕不绝、余音绕梁，有些则一倾而出，缠绵悱恻。如今一切又都归于寂静，只有最后一个音符仍在飘荡，这只是一只微弱的高音锣，响了一声便像一个人苗一样熄灭了，它几乎无法划破这静谧的夜。

　　我曾跟自己订立了一个无言的契约：写过的东西不再改动一行。我对完善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并无兴趣，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与屠格涅夫的完美等量齐观（还有什么比《永久的丈夫》更完美的？）。于是，在同一环境中，我们有了两类完美。

　　然而在凡高的信中还提到一种超出这两类完美的完美，这便是个人战胜了艺术。

　　现在只有一件事使我极感兴趣，这就是记下书中遗漏的一切，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利用空气来给我们的生活指示方向，提供动机的各种元素，只有杀人狂似乎在从生活中重新汲取一定量的他们早先投入生活中的东西。这个时代呼唤暴力，可我们只得到了失效的炸药。革命不是尚在萌芽中便被扼杀就是成功得太快。激情很快便丧失殆尽，人们便转而求助于思想，这已是常规。提出来的建议没有一项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们要在一代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一百万次，在对昆虫学、深海生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学到更多……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永远无法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有人来租这所公寓了……

　　看来我在波勒兹别墅的生活要结束了，好吧，我就收拾起这些手稿走路好了，别处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事情总是在发生，不论我走到哪里，那儿总有戏看。人就像虱子一样，他们钻到你皮肤下面，躲藏在那儿。于是你搔了又搔，直到搔出血来，可还是无法永远摆脱虱子的骚扰。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把自个儿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人人都有难言的隐痛。厄运、无聊、忧伤和自杀，这些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四周的气氛中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一块好皮肤也不剩。这结果令我兴奋不已，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很开心。我高声呼唤更多。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搔死。

　　连这些支离破碎的笔记我几乎都没有时间记，因为我是被人逼迫过着节奏快而又忙乱的生活的呀。来过电话后，一位先生和他太太来了，在他们谈话期间我上楼去躺下来，我躺着，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回到那个妖怪的床上整夜翻来覆去用大脚趾头弹面包屑。这个令人作呕的小杂种；若是还有比当妖怪更糟糕的那便是当个守财奴。他是一个胆小如鼠、战战兢兢的小混蛋，总是在怕有朝一日破产的恐惧中过日子——或许是三月十八日，准确日子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喝咖啡不要牛奶或糖，吃面包不涂黄油，吃肉不要汤，要不就干脆不吃肉。

　　他不是不要这个便是不要那个，这个肮脏的小财迷。哪一天你打开抽屉瞧瞧便会发现藏在钱匣子里的钱，足足有两千多法郎，还有一些没有兑现过的支票。就算这样，我本来也不会这么在乎的，若不是我的贝雷帽里总是被他倒进咖啡渣子，地板上堆满了垃圾，更不用说那冰冷的润肤膏、油腻腻的毛巾和总是塞住的下水道了。我告诉你，这个小杂种身上总有一股臭味，除非是刚刚洒过科伦香水。他的耳朵脏、眼睛脏，屁股也脏。他是一个大关节、有哮喘病，有虱子、卑微而又病态十足的家伙。

　　哪怕他曾给我端来过一顿像样的早饭我也会原谅他的全部缺点的！这个家伙在一只脏兮兮的钱匣子里藏着两千法郎，却拒绝穿件干净衬衣，舍不得在面包上涂点儿黄油。这样一个家伙还不只是妖怪，不只是守财奴——他简直是一个白痴。

　　不过有关这个妖怪的都是题外话。我竖着一只耳朵倾听楼下的动静，来人是一位和他妻子一道来看房子的雷恩先生，他们正在谈论要把它租下来呢。谢天谢地，他们还只是说说而已。

　　雷恩太太爱笑，这表明马上会出麻烦的。这会儿是雷恩先生在说话，他的声音沙哑，刺耳、深沉，犹如一件又重又钝的武器砍进肉，骨头和软骨里。

　　鲍里斯叫我下来好介绍我同他们认识，他搓着双手，像个开当铺的。他们正在谈雷恩先生写的一个故事，一匹破马的故事。

　　“我还以为雷恩先生是位画家呢。”

　　“当然是，”鲍里斯眨了一下眼睛说。“不过到了冬天他便写作了，他写得不错……好极了。”

　　我想引雷恩先生讲话，讲点什么，讲什么都行。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讲讲那匹跛马。可雷恩先生几乎一言不发，每一回他试图讲动笔写作的那段枯燥日子时，他的话便变得难懂了。他往往要花上几个月工夫才在纸上写下一个字。（冬天只有三个月。）这几个月和冬天那几个月里他在思考什么？天理良心，我真看不出这家伙是个作家，可雷恩太太说，他一坐下灵感便纷至沓来。

　　话题在变换，很难了解雷恩先生在想什么，因为他不说话。

　　而雷恩太太却说，“他边想边干。”在雷恩太太口中，雷恩先生样样都很好。“他边想边干”——非常可爱，可爱极了，博罗夫斯基准会这么说。不过也实在非常痛苦，尤其是，这位思想家只不过是一匹跛马。

　　鲍里斯给我钱，叫我去买白酒。去买酒的路上我便已经醉了，我知道自己一回到屋里便会如何表现。沿着那条街走过来时酒劲儿便发了，我早拟好了一篇漂亮的演说词，它像雷恩太太的傻笑，就要滔滔不绝地涌出口来，照我看，她也已有几分醉意了，她一喝醉便会留神听别人说。刚从酒店里出来，我便听见汩汩的撒尿声，一切都在发狂，在四处乱溅，我要雷恩太太听着……鲍里斯又在搓手，雷恩太太仍在结结巴巴地飞溅着唾沫星子说话。我把一个酒瓶夹在两腿间，把开瓶塞的钻子钻进去，雷恩太太大张着嘴期待着。酒从我两腿间溅出来，阳光也从八角窗外溅进屋来，而我的血也在血管中沸腾，将要从我身体里一涌而出的上千种发疯的玩艺儿现在都混杂在一起了。我把自己想起的每一件事讲给他们听，这些事情原先都藏在我心灵深处，而雷恩太太的狂笑使我开口全说出来了。两腿间夹着酒瓶，阳光由窗外洒进来，这会儿我又重新体验到刚到巴黎时捱过的那段寒酸日子里所感受到的快活心境，当时我茫然不知所措，一贫如洗，像在宴会上徘徊的一个鬼魂那样在街上逛来逛去。每件往事又突然全部想起来了——不能使用的卫生间、那位赞成擦皮鞋的王子、辉煌影院，我在那儿躺在老板的大衣上睡过觉，那个窗子上的铁栅、叫人窒息的感觉、肥大的蟑螂，偶尔的一顿大吃大喝、即将消失在暮色苍茫中的罗斯，坎那克和那不勒斯。我常空着肚子在大街上东跑西颠，有时也去拜访素不相识的人，例如德洛姆夫人。至于怎样到德洛姆夫人家去的，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可我去了，还设法进去了，我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猎装，裤子门襟上一个扣子也没有扣便从管家和系着一条小白围裙的女佣人身边闯进屋子里去了。直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那个房间里金碧辉煌的气氛，德洛姆夫人身着男人气的衣服坐在一只宝座上，鱼缸里养着金鱼，还有古代的世界地图和装订精美的书籍。我仍能感觉到她沉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那色迷迷的态度叫我有点害怕。更舒适的是在圣拉扎尔车站往下灌浓炖肉汤，妓女们都站在门口，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塞尔查矿泉水瓶子，一股很浓的精液在裤裆里泛滥。五点到七点间最好的消遣莫过于置身于这一大群人中，紧跟着一条大腿或一个美丽的酥胸往前走，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个念头接瞳而至。这是那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满足，那时没有约会，没人请吃饭，没有计划，没有钱。那真是黄金般的日子，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每天早上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去美国捷运公司，每天早上都从办事员那儿得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答复。于是我像臭虫一样东跑西颠，时不时地捡几个香烟屁股，有时偷偷地捡，有时又腆着脸公开捡。有时我坐在长椅上勒紧裤腰带止住饥饿的折磨，有时穿过杜伊勒利花园，边望着那粗笨的塑像边勃起一回。或是夜间沿着塞纳河漫步，这儿逛逛，那儿逛逛，力它的美姿发狂——两岸的树木，水中破碎的倒影，桥上该死的灯泡照耀下湍急的水流，女人们睡在门廊里，睡在报纸上，睡在雨里，到处都有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大教堂门廊，到处都有乞丐、虱子和充斥着圣维德斯舞会的丑八怪女人。在小巷里，手推车像酒桶一样堆放在一起，市场上弥漫着草莓的气味，老教堂四周都种着菜。闪烁着蓝色的弧光，贫民区堆满了垃圾，很滑，脚穿缎子舞鞋的女人们痛饮了一夜后在这些污物和害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还有圣绪尔比斯广场，又宁静又空旷，每天夜里临近午夜时分便有一个拎着一把散了架的雨散戴着古怪面纱的女人到那儿去。每天夜里她都撑着伞睡在一条长椅上，伞骨已掉下来，她的衣服已变成绿色的，她的手指又细又瘦，身上散发出一种霉烂的味道。到了早晨，我本人便要坐在那儿，在阳光下安安静静睡一觉，一面还要诅咒那些该死的鸽子，它们到处觅面包渣吃。圣绪尔比斯啊！那硕大的钟楼、贴在门上的花花绿绿的广告，以及楼内点燃的蜡烛。这便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如此热爱过的圣绪尔比斯。在这儿，神坛上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喷泉中水花四溅，鸽子在咕咕叫，面包屑一眨眼工夫便不见了，而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却发出了单调的隆隆声。我在这儿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想着杰曼和她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住过的那条脏兮兮的小街，而神坛后面仍不断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公共汽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太阳晒化柏油，柏油又对我和杰曼产生了影响，对柏油本身和钟楼里的整个巴黎也产生了效力。

　　仅仅一年前我和莫娜每夜都沿着波拿巴街散步，那是在我们告别博罗夫斯基之后。当时圣绪尔比斯广场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巴黎的景物对我都不意味着什么。我说话说累了，看人脸孔看烦了，逛大教堂、广场和动物园等地方也逛腻味了。在红色的卧室里找本书看吧，藤椅坐着不舒服。我整天坐着坐腻了，红色的壁纸叫人厌倦，看着这么多人没完没了地胡扯更叫人心烦。这问卧室和箱子总是打开的，莫娜的衣服杂乱无章地四处丢着。我的套鞋和手杖都在红卧室里，还有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巴黎！巴黎意味着塞莱特咖啡馆、大教堂、多姆大饭店、跳蚤市尝美国捷运公司。巴黎！巴黎意味着博罗夫斯基的手杖、博罗夫斯基的帽子、博罗夫斯基的树胶水彩画、博罗夫斯基的史前鱼和史前笑话。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启程乘船去美国前的那一夜。

　　那是一个难得的夜晚，博罗夫斯基有点儿醉了，他还有点儿讨厌我，因为我跟那儿的每一个婊子跳舞。不过我们早晨就要走了！我就是这样对我搂住的每一个女人说的——早晨就走！我就是这样对那个有双玛瑙色眼睛的金发女郎说的。到了卫生间里，我站在小便器前，下面勃起得很厉害，它显得既轻又重，像一只插上翅膀的枪弹。我就这样站在那儿时，两个女人溜进来了——美国女人。我双手握着****，友好地同她们打招呼。她们朝我挤挤眼便走过去了。我正在走廊里系裤扣，便看到其中一个女人在等她朋友从厕所里出来。还在奏乐，也许莫娜会出来找我，或是博罗夫斯基拄着他的金柄手杖来，可我现在在这女人的怀抱中，她搂着我，我便不在乎谁会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俩慢慢蠕动着钻进一个小房间，我让她手扶着墙弯腰俯在那儿。我试着把那东西插进去，可是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坐下试了一回，可还是不成功，无论怎样试都不行。她自始至终握着我的****，活像握着一件救命的宝贝一样。可是没用，我们太兴奋、太急切了。还在奏乐，于是我俩又从小屋里匆匆出来回到走廊里。在厕所里我把精液全射在她的漂亮衣服上，为此她很生气。我摇摇晃晃回到桌旁，博罗夫斯基脸上红扑扑的，莫娜则责难地望着我。博罗夫斯基说，“咱们明天都去布鲁塞尔。”

　　大家都同意了，回到旅馆后我吐得到处都是，床上、脸盆里、衣物上、套鞋和手杖上，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上也吐上了。

　　几个月后，还是在同一座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们望着窗外院子里的景物，自行车都放在那儿。楼上，阁楼底下有间小屋子，某位叫亚历克的活泼小伙子整天在放留声机，还扯着嗓门反复唱些美妙的歌儿。我说“我们”，可我这是把事情提前叙述了。莫娜一直不在，今天我就要去圣拉扎尔车站接她呢，临近傍晚，我把脸挤进两条栅栏之间站着等，可是没见莫娜，我又看了一遍电报也没能看出什么溪跷。于是我又回到拉丁区，照样大吃了一顿。过了一会儿从多姆大饭店前游逛而过时我突然看到一张苍白，臃肿的面孔和一对急不可耐的眼睛，还有一直令我心驰神往的夭鹅绒衣裳，因为在柔软的天鹅绒下总有她温暖的乳房、大理石般洁白的大腿和冰凉而又结实的肌肉。她从面孔的海洋中起身拥抱我，充满柔情地拥抱我———千只眼睛、鼻子、手指、腿、酒瓶、窗子、钱包和茶托都在瞪着我们，而我俩拥抱在一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在她身边坐下，她便说开了——滔滔不绝他说开了，这是歇斯底里、性变态和麻风病的狂热征兆。我连一个字也没听见，因为她很美，我爱她，现在我很快活，还愿意去死。

　　我们沿着城堡街漫步，找寻尤金。我们走过那座铁路桥，我常常在这儿看着火车驶出去，这时我在想她究竟在哪儿，心里也就很不好受了。过桥时一切都是软绵绵的、迷人的，烟雾从我们两腿间袅袅上升。铁轨嘎嘎作响、信号机在我们血液中闪烁，我觉察到她的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全成为我的了，于是我停下用双手抚摸那温暖的天鹅绒。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碎裂，碎裂，天鹅绒下的温暖肉体渴望着我……我俩又回到原先那间屋子，多亏尤金，我们又弄到了五十法郎。我看看院子里，那部留声机已经停了，箱子打开着，奠娜的东西像往常一样丢了一地，她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我催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以为她要发疯了……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再摸摸她的身体多么好啊！可是能摸多久呢？这一回能持续下去吗？我已有了一种预感，这不会延续多久的。

　　她狂热地跟我说话，仿佛我们没有明天一样。“别说了，莫娜！看着我……别说了！”最后她睡着了，我从她身下抽出胳膊。

　　我闭上眼，她就躺在我身边……到早上当然还在……我是在二月里从码头启程的，那天下着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睛的暴风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在窗口同我挥手道别，当时街对面角落里站着一个男人，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下颚贴在西服翻领上。这个望着我的人是个胎儿，一个嘴里叼着雪茄的胎儿。莫娜在窗口向我挥手道别，脸色苍白而臃肿，披头散发，忽而又到了一个阴沉沉的卧室中，我俩有节奏地喘着气，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猫身上的气味，她的秀发叼在我嘴里。我闭着眼，我们对着嘴呼出一口口热气。我俩紧贴在一起，距美国有三千英里之遥，可我再也不想它了。同她在这儿睡在床上、让她对着我呼吸、秀发含在我嘴里——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天亮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从酣睡中醒来望着她，这时一缕微弱的光线透进来，我望着她美丽的蓬乱头发，觉得有样东西顺着她的脖子爬下来。我又凑近看看她，她的头发在动。我扯开床单，看到更多的臭虫，它们在枕头上排成一大片。

　　拂晓，我们匆忙收拾起东西溜出旅馆，这时街上的咖啡馆还没有开门。我们步行，边走边搔痒。天亮了，天边出现了一片奶白色的晨喷，一朵朵橙红色的彩云飘过天空，恰似蜗牛出壳。巴黎啊，巴黎，一切都发生在这儿。断垣残壁、小便池中悦耳的哗哗流水声、男人们在酒吧间里舔小胡子。窗板往上推时铿锵作响，街沟里水流潺潺有声。还有用鲜红的巨大字母拼成AmerPicon之字形。咱们走哪条路：为什么？往哪儿走，干什么？

　　莫娜饿了，而且她的衣服很单保除了晚礼服、香水、俗气的耳环、手镯和脱毛剂，她什么也没有。我们在梅园大道上一家弹子房中坐下要了热咖啡。卫生间坏了。我们得坐一阵了才能去另一家旅馆，这时我们互相拣去了对方头发里的臭虫。莫娜紧张不安，所以发起脾气来。非得洗个澡，非得干这，非得干那。非得、非得……“你还剩下多少钱？”

　　钱！全忘掉了。

　　美国饭店。那儿有部电梯。

　　我们在大白天便上床睡觉了。待我们起来天色已黑，这时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凑足往美国打一份电报的钱。电报就打给那个嘴里叼着长长的、有味道的雪茄的胎儿。还要去拉斯帕伊林荫道找那个西班牙女人，做顿热饭是她的拿手好戏。天一亮便会发生什么事的。至少我们可以一起上床了。再也没有臭虫了。雨季已开始。床单干净极了……　

看书问道

《北回归线》-第11章

巴黎像个婊子，在远处看她非常迷人，叫你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搂到怀里。可是过了五分钟后你便觉得空虚，你厌恶自己，觉得自己受骗了。

　　我衣袋里装着钱回到巴黎，好几百法郎，是临上火车时柯林斯塞在我衣袋里的。这笔钱足够租一个房间，至少还可以吃一个星期好饭。我已有好几年没有一次拿到过这么多钱了，我兴高采烈，也许一种新生活就要在我面前展开了。我又想把钱存起来，于是找了城堡街上一家面包店顶上的一个便宜旅馆，离旺夫街不远，尤金有一回曾给我指过这个地方。走几步便是连接蒙帕纳斯铁道的桥，这块地方我很熟。

　　我本可以租一间一个月房租才一百法郎的屋子，这种房子当然是什么设备也没有的，甚至连窗子也没有。也许本来我仍会租下来的——只是为了有个牢靠的地方睡一会儿——若不是进这个房间前不得不先穿过一个瞎子的房间。想到每天夜里要从他床前经过我极不痛快，因而决定到别处找找看。我来到塞尔街，就在公墓后面，我看到一幢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围着院子有一圈阳台，阳台上还吊着鸟笼子，下面一层都吊满了。也许这是振奋人心的景象，可我却觉得它像医院里的集体病房，旅馆老板也显得不很像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我决意等到晚上好好四下看看再说，然后再到一条僻静小巷里挑一家有点儿吸引力的小酒店。

　　吃饭时花了十五法郎，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饭钱的大约一倍。这使我很不安，甚至不许自己坐下来再喝杯咖啡了。尽管这时已下开了毛毛雨。我情愿走一走，然后在一个不太晚的时辰静静地上床。这样节衣缩食地花钱本来已经使我很不愉快了。

　　这种事我一辈子没干过，我天生就干不了这种事。

　　后来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对此我很高兴，这提供了一个我正需要的可以躲到某个地方伸伸腿的借口。这会儿去睡觉仍太早，我加快脚步折回拉斯帕伊林荫大道去。突然一个女人过来拦住我，就在暴雨中。她问我几点钟了。我告诉她我没有表，这时她喊叫起来，“啊，好先生，你讲英语吗？”我点点头，她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我的好人，或许你能发发善心带我去一家咖啡馆。雨下得这么大，我没有钱找个地方坐坐。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先生，可你的面容那么慈祥……我马上就知道你是英国人了。”说着她朝我笑了，这是古怪的、半疯半傻的笑。

　　“或许你能给我出点儿主意，亲爱的先生。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的上帝，没有钱真是太可怕了……”这一串“亲爱的先生”、“好心的先生”和“我的好人”差一点儿叫我发歇斯底里。我怜悯她可又非笑不可，我真的笑了，我当着她的面哈哈大笑。于是她也大笑起来，这是一种怪诞的尖声大笑，笑声走了调，是一种叫人万万料想不到的狂笑。我抓住她的胳膊，我们一起朝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奔去，进了那家小店后她仍不住地格格笑。她说，“亲爱的好先生，也许你认为我没有说实话。我是一个好姑娘……是好人家女儿。只是”——说到这儿她又病态地、时断时续地笑了一阵——“只是我太不幸，连一个可以坐坐的地方也找不到。”这时我又大笑起来，我忍不住要笑——她用的词儿、古怪的口音、她头上那顶奇怪的帽子、那种半疯半傻的微笑……我打断了她，“喂，你是哪国人？”

　　“英国人，”她说。“是这样，我出生在波兰，不过父亲是爱尔兰人。”

　　“这样你就成了英国人？”

　　“是埃”说着她又傻笑开了，很忸怩，作出一副害羞的样子。

　　“我想你知道一家可以带我去的小旅馆？”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要同她一道去，只是为了替她免去那一套她们惯用的开场白。

　　“啊，我的好先生，”她说，好像我犯了一个最最令人痛心的错误。“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我不是那种姑娘。你在跟我开玩笑，我看得出来。你这么好……你的面容这么慈祥。我不敢对一个法国人讲对你讲过的话，他们一定会立刻叫我难堪的……”她用这种口气又讲了一阵，我想甩掉她一走了之，可她不愿一个人呆着。她怕，因为她的证件不符合要求。我能不能行行好送她回旅馆？或许我能“借”给她十五或二十法郎叫旅馆老板闭嘴？我送她回到她说她住的旅馆，给她手里塞了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她不是非常精明就是非常天真，有时这很难判断，总之她叫我等她跑回酒馆去换钱。我告诉她不必了，她便冲动地抓起我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我受宠若惊，马上乐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她。这个疯狂的动作感动了我，我自忖有时当个阔佬还是不错的。可以感受到这种很新鲜的刺激。不过我并没有昏了头。五十法郎！一个下雨的夜里浪费五十法郎未免太过分。我走开时她挥舞那顶稀奇古怪、她根本不会戴的小软帽向我告别，好像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感到自己很蠢、很轻率。想起她说的话，“我亲爱的好先生……你的面容这么慈祥……你真好。”等等，我又觉得自己是个圣人。

　　心里洋洋得意时很难马上上床睡觉，你觉得自己应该报答这没有料到的好心夸赞之辞。经过“丛林”饭店时我瞧了一眼一楼的舞场，光背、戴着快把她们勒死的一串串珍珠的女人——看起来会把她们勒死——正在朝我扭动她们美丽的屁股。我径直到柜台前要了一杯香摈酒，音乐一停便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到我身边，她长得像挪威人。这地方其实并不像从门外看起来那么挤、那么欢快，只有六七对男女，刚才他们准是一起跳舞来着。我又要了一杯香槟酒，以免丧失勇气。

　　站起来同这位金发女郎跳舞时舞场上没有别人，若在平时我一定会有些不自然，如今香槟起了作用，还有她贴在我身上的姿势、昏暗的光线及那几百法郎给我的踏踏实实的安全感，不过……我们又跳了一场，像是在举行个人表演，然后我们便交谈起来。她一开始便哭，引出了这场谈话。我认为很可能她是喝得太多了，于是便装出不介意的样子，同时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可是店里已经全空了。

　　中了圈套后要逃，而且要马上逃，否则你就完蛋了。我所以没有逃，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我为买帽子的支票付了两次款。因为某件琐事，人常常卷入麻烦中去。

　　我很快便弄清了，她哭泣的原因是刚刚埋葬了自己的孩子。

　　她也不是挪威人，是法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助产士。我得承认她是一个俊俏的助产士，即使是在这脸上热泪涔涔之时，我征询她的意见：喝点儿酒会不会好受一些，她便立即叫了一杯威士忌，一眨眼工夫便喝完了。我柔声问，“还要吗？”她说要，她觉得十分难过，非常沮丧，因而还想要一包“骆驼”牌香烟。

　　又说，“不，等等，我想还是要一包‘帕尔麦尔’牌子的好。”我想，要什么随你的便，只是看在基督份上别再哭了，你一哭我就心里直发怵。我又把她拉起来跳舞，一站起来她就好像换了一个人，或许悲伤会叫一个人变得更**，我说不上。我低声咕哝说要离开这儿，她急切地问，“去哪儿？好，随便。找个能说话的安静地方。”

　　我钻进厕所又数了一遍钱，我把一百法郎的钞票藏在裤子上的表袋里，把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和零钱放在裤子口袋里。我回到酒吧里，决定要言归正传了。

　　她自己谈起了这个话题，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启齿了。她遇到困难了，还不仅仅是失去了孩子，她母亲病在家里，病得很厉害，要付给医生诊费、要买药，还要买这个、买那个。当然，她的话我一句也不信。我反正得替自己找个旅馆，我便提议她跟我一道走，一起过夜，我暗想回到我那里能节省些。可她不干，坚持要回家，说她自己租了公寓，何况还得照顾她妈妈。仔细一盘算，我认定睡在她那儿会更便宜一些，便应允了，提议马上就走。走之前我认为最好先叫她知道一下我的财政状况，这样到分手时便不会有什么埋怨。我告诉她我口袋里有多少钱，我看她听完后快要昏过去了，她说，“你竟然是这种人！”她像是受了极大侮辱，我估计她会大闹一抄…然而我毫不畏惧，根本不为所动，我平静地说，“好吧，那么我走开就是，也许是我误会了。”

　　“我看你是误会了！”她嚷道，同时仍拽着我的袖子不放手。

　　“亲爱的，听着……公道点！”听到这话我又恢复了信心，我明白这只不过是要我答应再给她一点儿，以后一切就都妥了。我疲惫地说，“好吧，我会对得起你的。走着瞧好了。”

　　“那么，你刚才是在撒谎喽？”她问。

　　“是的，我是在撒谎……”我笑了。

　　不等我戴上帽子她便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见她给司机的地址是克利希林荫道。我自忖，到那儿去的车费比租个房间还多呢。唉，算了，有时间……咱们走着瞧。我不知道车子是怎么开动的，不过她很快就对我大谈起亨利·博尔多来。我还不曾遇见一个不知道亨利·博尔多的妓女！不过这一个是真正有才华的，现在她的语言也文雅了，她那么温柔，那么聪明，使我不断地考虑该给她多少钱才合适。我仿佛听到她在说——“没有时间了。”总之听起来是这话，处于我目前的境况，这话值一百法郎。我诧异这是她自己的话还是从亨利·博尔多那儿拣来的。这也无关紧要。是蒙马特尔街了，我自言自语道，“你好，老妈妈，我和你女儿会照顾你的——没有时间了！”我记得，她还要给我看她的助产士执照。

　　进屋一关上门她就显得十分惊慌，她乱忙一气，两只手拧来拧去，摆出萨拉·伯恩哈特的姿势。她的衣服脱了一半，她不时停下来催我快点儿脱，催我干这干那。最后她脱光了，手里拎着一件小背心走来走去，找她的晨衣。我搂住她狠狠拥抱了一下。待我放开她，她脸上流露出很痛苦的表情。“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我一定要下楼去看看妈妈！”她嚷道，“想洗就洗个澡，亲爱的。在那边。我几分钟就回来。”在门口我又拥抱了她，我穿着内衣，勃起得很厉害。不知怎么搞的，她所有这些痛苦和激动、所有的悲伤和做作只是激发了我的欲望。也许她只是下楼去安慰她的老鸨，我有一种感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将是我在晨报上读到的那类戏剧性轶事。我很快巡视了一下这个地方，这儿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浴室，装修得还可以，挺卖弄风骚。墙上挂着她的执照，是“一级”的，这类执照总是一级的。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女孩的照片，是一个生着一头秀发的小女孩。我放水洗澡，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如果要出什么事，我会在浴盆里被人发现……我可不喜欢这个主意。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在屋里来回踱着，心里越来越不安。

　　她回来时比出去时更加颓丧，不住地呜咽道，“她快死了……她快死了！”有一刹那我差点儿要拔腿走了。当一个女人的妈妈要死在楼下了，也许正在你底下，你他妈的怎么能爬到这个女人身上去呢？我伸出双臂搂住她，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决计要获得此行的收获。我们这样站着，她低声咕哝说她需要我应允给她的钱，好像真的遇到了难处，这钱是给“妈妈”的。见鬼，眼下我根本没有心思为几个法郎讨价还价。我走到放衣服的椅子那儿，从表袋里取出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仍始终小心地背对着她。并且，作为进一步预防措施，还把裤子放在我知道自己将要睡的这一侧。这一百法郎仍不十分令她满意。不过她嫌少时不很坚决，由此我看出这已足够了。接着她以惊人的力量猛地脱下晨衣跳上床来，我刚刚用双臂搂住她，把她拉过来，她便去够开关，关上了灯。她充满激情地拥抱我，她呻吟，所有的法国女人跟你睡觉时都是这样呻吟的。她的调情手段弄得我激动得不得了，关灯的把戏我还是头一回遇见……好像真的洞房花烛夜一样。可我仍不免疑虑重重，一俟能方便行事就伸出双手摸摸我的裤子是不是还在椅子上。

　　我想我就要在这儿过夜了，床睡着很舒服，比一般旅馆的床还软些，床单也是干净的，我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要她别扭来扭去就好了！这劲头会叫你认为她有一个月没跟男人睡过了。我想尽量拖长时间跟她睡个够，我这一百法郎要个个花得值得，可她仍在喃喃自语，说男女睡觉时说的种种疯话，在黑暗中这些话更容易很快叫你不能自持。我不想全力以赴，可是不可能，她在不停地呻吟、喘粗气，还咕哝道，“快，亲爱的！

　　快，亲爱的！啊，这好极了！啊，啊！快，快，亲爱的！”我试图数数以镇定下来，但她的喊叫像火警警报响起来一样紧急。

　　“快，亲爱的！”这一回她喘着粗气抽搐了一阵，哗，我听到星星叮当乱响，我那一百法郎不见了，还有早已忘掉的那五十。灯又全亮了，她仍像跳上床时那样麻利地跳下床，一边还像头老母猪一样哼哼、尖叫。我又躺下来抽起一根香烟，同时后悔地凝视着我的裤子，它皱成了一团。不到一分钟她又回来了，一面往身上裹晨衣一面用叫人心神不宁的激动口吻告诉我别拘束、随便些。她又说，“我下楼去看看妈妈。别客气，亲爱的，我马上就回来。”

　　过了一刻钟，我觉得非常急躁不安，我走进里屋看完了放在桌上的一封信，信上没有什么内容，是一封情书。在浴室里我查看了架上所有的瓶子，一个女人使自己身上香气袭人的各种玩艺儿她都应有尽有。我仍希望她会回来，给我另外五十法郎的货，可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仍不见她的踪影。我心慌了，也许楼下真有人快死了。我糊里糊涂地穿起衣服来，我想这是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吧。系腰带时我突然想起她是如何把那张一百法郎的票子装进钱包的，情急中她把钱包塞进衣柜上层了，我还记得她的动作——踞起脚尖要够到那层。不到一分钟我就打开衣柜摸到那只钱包，它还在老地方。我急忙把它打开，看见我那一百法郎稳妥地藏在绸子夹层之间。我把钱包放回老地方，穿上外衣和鞋子溜到楼梯平台上仔细侧耳听了一阵。什么都听不到，天知道她到哪儿去了。我马上又回到衣柜前摸出她的钱包，装上那一百法郎和所有零钱。我无声地关上门，轻手轻脚地下楼，一到了街上我便使出吃奶的力气尽量快走。到布尔东咖啡店那儿我停下吃点儿东西，妓女们在这儿放肆地用东西投掷一个吃饭时睡着了的胖子。这个胖子睡得很死，还在打鼾，不过他的颚仍在机械地上下活动。这个地方闹哄哄的，有人在喊“开车啦”！接着便是一阵有节奏的僻僻啪啪乱扔刀叉声。胖子睁了睁眼，傻呼呼地眨眨眼，脑袋又向前倒在胸脯上了。我仔细把那一百法郎的钞票放回表袋里，数了数零钱。身边的嘈杂声越来越大，我无法确切忆起是否在她的执照上看到“一级”的字样。至于她妈，我根本不关心，我希望现在她已经死掉了。如果这姑娘说的都是实话那才怪呢，她太好了，好得叫人不敢相信。“快点，亲爱的……快点！快点！”还有那个说“我的好先生，你的面容真慈祥”的傻子，不知她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停下的那个地方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