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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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章 西京之变

　　 现在，我们的目光从临潼转移过来，转到事变当天的另一条战线，即西安市和张、杨部 队的整个防区。而其中象被扣后的蒋介石情况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 是怎样被扣押的？还有据说在张、杨军队内部也有对事变有异议、甚至公开叛变的，这又是 谁？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制止了没有等，也许更是人们密切注意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 看，这当中的激烈、复杂而又离奇的斗争，并不比临潼扣蒋逊色。

　　 关于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他由惊恐到终于安定下来，并在停止内战和抗日问题 上开始有所转变，然而又有不少保留等情节，过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真正经得起推敲 的专论、专著和详尽确凿的文史资料却并不多，比较起来，当年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 的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的回忆文章倒还算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些真实的历史状况， 而是任何歪曲、粉饰诸如《西安半月记》之类的文章所无法相比的。

　　 宋文主要是写他所经历的西安事变，重在记实，所写全是实实在在的事，不夸大，不缩 小，不随便添枝加叶，但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是很难得的。他写道：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 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 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 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 伤，腰直不起来……

　　 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 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 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我告诉他：“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你。”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将军来了，同我握手后即询问蒋介石的状况。我陪同他到蒋的 房间里。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将军对他说：“委员 长，受惊了！”蒋仍不答。张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 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 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将军说完之后，蒋才呐呐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 谈。”张将军继续说：

　　 “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 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说： “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 回洛阳再谈。”

　　 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将军辞出。

　　 到了中午，蒋忽然要和省主席邵力子谈话。我经过请示许可后，便把邵领来。蒋见邵 后，神态已较为平静，我让邵坐在对面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邵答：“从 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蒋问：“钱幕尹（钱大钧）在何处？”邵答：“钱胸部受伤，已入 医院治疗。”谈到这里，两人都不再说话。我当时是站在旁边的。过了一会儿，蒋要我出 去。我出去后将房门打开，蒋见我这样，竟拍桌子斥责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 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他立即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 门关上。我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

　　 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我刚说到这里，邵力子便对蒋说： “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对我说： “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

　　 还记得！”

　　 蒋介石估量我不会离开，便只好开始同邵谈话，他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 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邵心平气和地缓缓地对蒋说：

　　 “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 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蒋 对邵谈的语，始终未置一词，中间首长长叹气数次……

　　 邵去后，蒋即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在桌上，他默想了一会，便给宋美龄写了一份电 文。……写好后交给我，并问：“是否可以发出？”我答：“让我请示一下。”该电原文如 下：

　　 “南京蒋夫人：中正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 ①

　　 读至此，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蒋介石这不是在写遗嘱吗？有这个必要吗？因为西安事 变的目的，并不是要杀蒋，而是逼蒋抗日。当然，蒋氏此举，自有其难言之隐，也是不难理 解的。因为他过去积怨甚多，特别是十年内战，他与共产党誓不两立，这次被捕，落入与红 军有一定联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手里，总觉得凶多吉少，所以便写起了遗嘱，这也是不奇 怪的。当然，对遗嘱的内容，在文字上说法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还谈到，他不光是给宋美龄 写了，还给两个儿子也写了遗嘱式的电文，内云：“经国、纬国吾儿：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 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蒋中正。”

　　 这是一点补充。几种（也许还有别的说法）电文俱在，蒋氏何意，读者可以分析判断， 笔者无需多议。

　　 下面，我们继续引录有关蒋氏在新城大楼的记述：

　　 我把这电文交给张学良将军，张答应于当日发出。这时，蒋已极其疲乏，我劝他入 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我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 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蒋不答也不吃。我再劝他：“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 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 饭，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预备麦片粥，蒋才吃了些。

　　 当我和蒋说话时，南京派来的三十六架飞机正在西安市上空低飞进行示威。掠过新城大 楼时，机声震耳欲聋，蒋卧床静听，问我是哪儿来的飞机。我看了以后告诉他，是洛阳飞来 的。蒋听了后，面露得意之色，说：

　　 “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

　　 ……黄昏时，张学良将军来过一次，但未多谈，只告诉蒋，因新城大楼许多不便，拟让 他移居别处，蒋不同意。到了晚上十一时，孙铭九营长奉张命，来让蒋迁至亥风桥高桂滋宅。

　　 我便转告蒋，蒋怀疑对他不利，不愿迁出。孙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 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 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我和孙商量，现已夜深，蒋又不肯，还是 明天再说吧。孙同意了，便回去复命。蒋由于过度惊恐而彻夜失眠。……②

　　 这里所反映的有关蒋氏被扣初期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就说双十二事变之夜劝蒋移居之 事吧，的确曾有争执。本来是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丝毫恶意，可是 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却认为是个危险的信号，不仅不肯走，还声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 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尔持武器入 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③事后 还以所谓“古来忠烈，刀钜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 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④等豪言壮语相标榜，当初被从临潼押来 时“腰弯着，脚跛着，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不断地口出长气，噗噗有声”⑤的模样不见 了，而今俨然成了千古忠烈、大智大勇的英雄豪杰。这气质，这品德，这形象高则高矣，只 是与历史实际不尽相符，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当然，随后蒋的情绪还是有所缓和，也同意搬迁了，并移至高桂滋公馆。但若说这时已 完全平静下来，那也不对，他最初仍然常常顶牛，叫喊心烦意乱。张沛汉（张将军副官）回 忆说：“第二天（搬迁次日），我和几个副官去了高公馆，从门缝往里一看，见蒋介石躺在 床上，神情沮丧，十分狼狈，不停地哼哼着，往日威风一点也没有了。这时，谭海副官长进 了蒋介石的屋，向他敬了个礼：‘请问委员长您要吃什么？’蒋介石一看有人来了，暴跳如 雷，大声喊道：‘我什么也不吃，你把张学良给我叫来，我跟他有话谈。’谭海说：‘委员 长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去给你找去。’他又喊道：‘我不吃！我是军人，我要以身许国，不 成功便成仁，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不管谭海怎么劝，他也不吃饭，差不 多过了两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才吃饭。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他知道张不会杀他，只是要 求他答应抗日，他的心情也平和了……一次，谭海给他倒茶，他对谭海说：‘这是什么茶？ 你先喝一口。’他知道东北军将士对他恨得不得了，怕张将军的部下，背着张将军暗害 他。”（孙震、王维佐、郑连芳；《西安事变前后——访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张沛汉先生》）

　　 有关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这里所说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其余与张学良关系不大的从 略；后期有些情况，容后再叙。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在西京招待所的那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被扣 押的现场实况吧。

　　 原来，在临潼枪战方兴未艾之时，以宋文梅为指挥官的特务营的一部分官兵，就直扑西 京招待所了。这次突袭，干脆利落，除了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因不明真相，企 图越墙逃走，被流弹击中，不治身死外，其余人员均被扣押，无一漏脱。

　　 宋文梅是这一军事行动的组织者和目击者之一，据他说，那天“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 已快亮。我命李锦峰（特务营一连长——引者）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 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 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 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 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蒋伯诚、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此外， 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的几个高级干部。

　　 经过一再查点，没有找到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等三人。我们分头在所内进行严密搜 索，后由我营的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汪的身体非常魁 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陈当时脸色 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份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 坐。万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藏在他妻子房里的橱柜中。至于邵元冲，他原 来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卧室，在枪声大作时，因不明事变真相，企图越墙逃走，又不听士兵 的制止，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 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医院不久，便死亡 了。”⑥

　　 宋文梅的回忆，使我们对五十多年前发生在西京招待所这场小小的事变的真实情况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但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就说邵元冲之死吧，那时宋文梅他们对招待所的控制 和包围虽不能说密不透风，却也是层层设防的，可已有相当年纪的邵元冲，怎么竟能那么快 就上了招待所的墙头？陈诚也并不是个行动很敏捷的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到了餐 厅门口，并迅速藏进了一个木箱当中？对这些，世人并不都是很清楚的。但最近由于发现了 西安事变时的西京招待所住宿单，这个长期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据安危在 《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文章谈：“不久前，笔者通过海沦·斯诺夫人，得到了一张珍贵 的历史证件——西安事变期间‘西京招待所逐日报告单’（即住房一览表）。国民党军政要 员及其随行共四十八名，于十二月十日下榻该所。原来。在一楼陈诚住一百一十四号房间， 位于楼房南部，距餐厅盥洗间较近；邵元冲住的一百一十三号房间，位于楼房东部的顶端， 紧靠着围墙。蒋鼎文、朱绍良、蒋光堂、胡若愚、张冲、万耀煌、马占山、陈调元等人之所 以束手就擒，无一漏网，原来他们都住在楼上。当晚在该所住宿的，还有三个外国人：美国 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二百○三号房间）、张学良将军的德籍顾问（三百○一号房间） 和一位美国商人（一百二十一号房间）。”⑦这，确实是个很好的证据，陈、邵失踪之谜， 终于水落石出了。

　　 与西京招待所军事行动的同时，在西安的宪兵一团、省保安处、省会警察局、警察大队 和其他零散部队与武装特务也都被解除了武装。警察局长、军统小头目马志超，在双十二事 变之夜，未在警察局内（他白天到处活动，向下属反复交代委座在此，形势紧张，警局各官 佐必须日夜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可是他自己夜间却溜回家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化装 成人力车夫逃跑了。总之，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在上午八点钟以前就全部结束了。

　　 驻兰州方面的东北军在接到西安举义的密令后，也在兰州采取了必要的军事行动，控制 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然而，也有拒不执行命令的，这便是当时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和驻大 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黄永安拒不执行阻止中央军西进的指示，向国民党巩 洛军事当局告密，表示听从南京指挥。冯钦哉则不听杨虎城调遣，公开通电反对发动西安事 变。由于他们的叛变，致使潼洛防线，不攻自破，“讨逆”军越潼关，进驻二华（华阴、华 县），迫进渭南，西安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

　　 这里，值得一提，也使人惊讶的是冯钦哉的行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张、杨二将军为防 走漏风声，没有通知远在同州府（今大荔县）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但西安方面的军事行 动开始，即事变爆发当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给他，向他传达兵谏蒋氏的决定，并下达作战 命令。可是他却拒绝了。原来，在西安事变前，他对张、杨联共抗日的活动已有所觉察，而 他对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对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我认为张学良是胡闹，杨虎城是盲从， 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坚决拥护的。所以，我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 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如我过去从不亲自带部队上操，这时也天天同部队一起上操了，以 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⑧因此，当杨虎城要他率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以防堵中央军进犯 西安时，他竟“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杨虎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杨察觉 我的意图，也就没和我多说什么了。”⑨但杨将军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这位老部下的争取教 育，他先后派续范亭、续式甫、许海仙等在十七路军中有些名气的人前往劝说，均无结果。 后来甚至还发生了枪杀来使的事件，这就是张逸中（也有说是叫张依忠）之死。这件事冯钦 哉虽然强调张是前来策动他的部下弃暗投明，是来瓦解他的部队的，使他很反感；另外，张 也未说明他是杨将军派来的等。但他这样做，毕竟是错误的。对此，赵亚宣有一篇记述详 尽、而且也是过去历史资料不曾涉及的别具一格的回忆文章，向读者展现了一桩不大为人所 知的历史公案。作者说：

　　 张逸忠（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后为十七路军军官，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处 长——引者）骑在马上，瘦削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气，一双眼睛轻蔑地注视着前方 萧瑟的景物……他心里正想象着冯钦哉迎接时，对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哪里知道，等待 他的却是猝然间修筑起来的坟墓。

　　 张逸忠此行意在谒见冯钦哉，令其揭竿而起。不料张却出人意料地先到冯钦哉的部属武 勉之的司令部去了，他将西安发生的事情向武勉之作了简单介绍，最后对目瞪口呆的武勉之 说：

　　 “你部的任务，就是要在同州府一带就地摆开，狙击随时前来寻衅闹事的武装力量，还 要联合友邻部队，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候主任调遣。”

　　 武勉之心头一震。兵谏蒋介石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心想要是一个师那就好了，行动方 便，可我仅仅只有一个旅，上有冯钦哉，邻有柳吕（有的说是“彦”）彪，稍有疏忽，后悔 莫及，何不先听听柳吕（彦）彪的意见呢？于是笑着说：“处长，还是先到柳吕（彦）彪那 里去一下，然后决定不迟。”柳吕（彦）彪也内心惶惶地拿不准主意。在踌躇万分之时，柳 吕（彦）彪就摇动电话机，将此情况向冯钦哉作了汇报。

　　 不想柳吕（彦）彪的话音未落，话筒里传来了一声震怒：

　　 “把他押过来！”

　　 简直和爆炸的声音没有两样，柳吕（彦）彪刹那间头皮发麻，稍一回神，才知道师长的 命令违抗不得，便放下电话，沉下脸来，大喝一声：

　　 “来人，给我拿下！”

　　 风云突变，事前未曾预料，张逸忠愤怒咆哮着：“我是奉杨主任的命令来的。”“我是 堂堂的军法处处长。”

　　 “我要把你们军法处理。”整个儿司令部回荡着他怒吼的声音。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 拥上前来的警卫人员捆了个结结实实。

　　 武柳二人押着张逸忠来到冯钦哉住处时，冯钦哉早就杀气腾腾地等在那里，刚等到张逸 忠站稳，便恶狠狠地扑上去，在张逸忠的身上咬了两口。

　　 两口咬得好狠，使从来未曾受过皮肉之若的张逸忠大声嘶叫起来：“冯钦哉，有朝一 日，我要剥下你的皮！”

　　 可是，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了。

　　 冯钦哉为何咬张逸忠两口？原来张逸忠和冯钦哉早就因为争买一片空地而结下了冤 仇……他咬张逸忠的第一口，是还报买空地时的羞辱。这块冯想购买的在西安城内的地皮， 因张逸忠的不合作态度，使他的愿望落了空。他咬张逸忠第二口，是还报离间部属之仇。杀 张的原因，还不在反对张杨兵谏蒋介石的义举。

　　 张逸忠还在破口大骂，冯钦哉“啪”地一掌击在桌子上，大吼一声：“拉出去，枪毙！”

　　 一群警卫人员，抱着拼命挣扎的张逸忠出去了。冯钦哉还不解恨，一直尾随其后，亲自 听到执行的枪声，看到张逸忠的脑浆迸裂，才回转身来，心满意足地走了。⑩突然，就象在 １２月１２日清晨其它突然出现的事件一样，这起枪杀来使的事，也是猝不及防，出人意料 的。这也难怪，一场石破天惊的壮举，尽管作了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伤亡有时又常 常是难免的。只是情况不同，有的是由于不明真相和顽抗造成的。如在华清池交火中的伤亡 者；有的是预料不到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如邵元冲之死；有的是不该发生的，如后来王以哲 将军的遇害；有的则显然是“在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面前，见私仇而忘大义，历史上写下了 不光彩的一页”，如张逸忠的被枪杀。人们谴责那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而对于为 国为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那些义无反顾的志士仁人，则将永志不忘，并且始终对他们怀着 深切思念之情。

①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对于这个电文该书编者还有一个按语，指出：据《西安事变资料》 （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蒋１２月１５日给宋美龄的遗嘱之有关内容应是“余决为国牺 牲。……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

②⑥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 ９８６年１月出版。

③④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 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１９７９年４月出版。

⑤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⑦　安危：《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西安晚报》。

⑧⑨　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 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⑩　赵亚宣口述，杜鹏霄整理：《西安事变中一起枪杀“特使”案件》，原载《当代青 年》１９８６年第９期。此系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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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时被人们誉为救国领袖的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由于符合广大群众的抗日要求，顺 应了历史的发展，深得人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事变初爆发的那些日子里，它虽然不象在 兵谏时那么惊心动魄，却也是很不平静的。当“双十二事变”的清脆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 静，把一向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的西安市民从睡梦中惊醒时，都吃了一惊。最初，谁也不知 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胆小的把门窗关得更严了，商店推迟了开门的时间；但胆子大些的， 则悄悄走出来，观察动静，见“街上站满了十七路军的战士在阻止行人通过。大约九时左 右，分驻所的警察，拍铺子的门叫喊‘掌柜的，铺子开门照常营业，没啥事。’早饭后，十 七路军政治处的宣传车驶向街头，向行人散发‘张杨向蒋实行兵谏和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 张’的通电。人们争相阅读，喜形于色。大约十一时左右，钟楼聚集的人群很多，西安二 中、西安高中、女师等校的同学列队游行高呼：‘拥护张、杨二将军八大主张’，‘改组南 京政府’等口号。有的慷慨陈词，作街头演讲。讲到日寇在平津横行时，声泪俱下，并高唱 《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①

　　 事变爆发的当天上午，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曾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谈到此 次行动，纯为国家民族，绝非为个人利害打算，一俟达成一定的协议，他们以及委员长都可 以返回南京。接着，他拿出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当众宣布道：“‘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 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 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 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 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 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 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 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 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 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 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 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 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黄英斌、缪澂 流、钱大均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十五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 房屋居住，一切都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 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十六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 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 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 是没有用的。’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 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 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②但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这振奋人心的 消息却如平地一声春雷，也象一个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 大多数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象雪片般飞来，坚 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 之多。

　　 “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 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驻于甘肃省静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 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其、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 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 ‘静待钧命’”③

　　 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在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却并不是一致的。当时，南京政府 中，主张发兵讨伐，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虽居多数，但 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事件不可诉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应弄清事情真相和蒋在陕情 况，再定“万全之策”。由于主战派居多数，所以仍决定讨伐，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 令，发布“讨伐”，定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总之，那些闻变大惊、六神无主、力主 大动干戈的大人先生们，声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张、杨，方解心头 之恨之势。其中比较突出的头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应钦。而当时主战最坚决、且言词激 烈、举止反常者则是戴季陶。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论（君不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 是就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歪曲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吗？不是因为由 于它带“理论色彩”，而还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吗？）有行动，论其反共历史之悠久，并不比 蒋介石逊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恼羞成怒，极力主张进攻呢！为了说服 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营救蒋氏的决策，他不仅在会议上鼓动，而且也不怕有辱斯 文，连磕头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来。为救蒋，他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 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 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 了。因为戴是蒋介石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在戴 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 他们是反对讨伐的。

　　 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 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 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 不如此。”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 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 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佛尘把一个花瓶打 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 法。④

　　 另据康泽在有关此事的回忆资料中谈：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他（即戴季陶——

　　 引者）主张国民党迅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主持一切。当天中央 政治会议召开了，戴出席了会议。戴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 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 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 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

　　 当时大家无意见。第二天开会讨论，孔祥熙出来说：“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 急很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戴说孔祥熙的话完全是外行。戴又说：“这件事非采取主 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因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说完这几 句话后，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离席了。⑤

　　 关于戴季陶以当众磕头的办法敦促武力讨伐之事，黄绍竑（当时他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 长资格参加了孔祥熙公馆召集的这次高级会议——引者）也有记载，他说：

　　 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 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

　　 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 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 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 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诚心拜佛的 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 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 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 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⑥

　　 至于何应钦，作为一个军政部长，竟突然变成了权倾朝野的讨逆军总司令，这与他积极 主战，完全站在与以张、杨为代表的西北军民和全国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有关是不消说的。 他之所以主张讨代，不排除别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说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 下，以“讨逆”为名，阴谋发动大规模内战，“不惜玉石俱焚”，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取 而代之，笔者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因而不下断语。但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一九二 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想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 他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军参加龙潭战役，与桂系军队共同消灭了孙传芳渡江的北 洋军队，因而增强了桂系的气势。蒋介石的原意是要何应钦将第一军向浙江方面撤退，让桂 系军队单独作战，好借孙传芳的力量来消灭桂系。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一直不喜欢何应 钦。”⑦）却是事实，加上何当时在黄埔系军人中有一定影响，若是蒋有个三长两短，他就 可以达到自树一帜的目的，所以对于讨伐可能会激怒西安，危及蒋氏生命这一点，他并不很 担心。但说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 阴谋建立亲日政权，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等，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从上述事实 看，那时在南京，主张武力讨伐张、杨“最力”的并不是何应钦，而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在各 地的忠实信徒。“如果说何应钦有阴谋的话，那么正好利用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黄埔系 少壮派的要求，兵进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为当时整个国民党及军政机构都 不会怀疑戴季陶等人及黄埔系少壮派会有阴谋。然而何应钦不仅没有这样做，而是对黄埔系 少壮派的上述‘过激行动’以激昂情绪进行‘抚慰’，‘遏阻’（《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 编》），这不是说何应钦反对武力讨伐，是因为何应钦在国民党政府没有颁布讨伐令之前， 认为讨伐张、杨应取‘审慎’的态度。”“何应钦等人认为，张、杨军力有限，绝非中央之 敌，但在蒋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 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对于‘讨伐派’及何应钦的用心，应该说蒋介 石看得再明白不过了。当端纳到西安后告诉蒋介石，中央已决定讨伐张、杨，蒋得知这一消 息后甚感‘滋慰”。当蒋介石在听到国民党中央空军在渭南、赤水等地轰炸消息时，惊喜万 分。他在日记中写道：‘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 报也’，而且，蒋‘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由上可见，蒋介石本人也是赞成 武力讨伐张、杨主张的。当然蒋介石也深深懂得，如果中央空军真的轰炸西安，他自己的身 家性命也难保，即使不被炸死，也有被挟持而去的可能，那他为什么‘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 早到西安’（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呢？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蒋介石也看到了这 步棋，仅凭张、杨的实力，无法与中央军相对抗，实行军事政治兼顾解决事变之法，或许可 以早日解决问题。所以他在１２月１７日给何应钦下的停战手令中，只肯停战三天，想利用 国民党军事实力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宋子文到西安后，他又 对宋子文说：‘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并嘱宋子文说：‘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 围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宣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 大计。’蒋还以手向宋子文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见《西安半月记》）如果何应 钦果真有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阴谋，那么这的确是个天赐良机。然而何应钦并没有派空军 去轰炸西安，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何应钦也可谓是深得其意，当他接到蒋介石１７日下令暂 停轰炸三天的‘手谕’后，一面令空军暂停轰炸，一面声称，如张、杨‘藉此希图缓兵，不 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在１２月１９日、２２ 日两次讨论决定暂停轰炸时，何应钦一面令各部队‘遵令’，一面积极布置东西两路军事， 以压迫张、杨，及早送蒋回南京。应该说作为蒋忠实走卒的何应钦与蒋介石的配合是相当默 契的。”⑧由此可见，何应钦虽然当了讨逆军总司令，也有不少敌视张、杨二将军及西安事 变的言行，但他并非主张讨伐最力的人。在何积极布置讨伐张、杨的过程中，他与以宋氏兄 妹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派”虽有分歧，但还是作了相应的配合。

　　 至于说何应钦与日寇相勾结，甚至说他与日本人“联合害蒋”等，则是根据不足的。因 为，“第一，武力讨伐张、杨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贯主张，与日寇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处置 毫无联系……。当然，日本当局一面声称对西安事变取‘静观’和‘不干涉’的政策；一面 又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１７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表示支持武力 讨伐张、杨，企图造成中国内战爆发，借中国内战之机侵入中国。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支持 武力讨伐的意图与南京当局武力讨伐的意图是截然不同的（但效果并非“截然不同”，它同 样都是有利于外敌入侵的——引者），因此不能说南京当局的武力讨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 ‘阴谋’。第二，何应钦当时是奉国民党政府的讨伐令行事，既不存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何应 钦，也不存在何应钦勾结日寇‘联合害蒋’的事实。据史料记载，１１月２４日之前，何应 钦同日本方面没有任何接触，直到１２月２４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访问何应钦，对讨逆军 事有所探询，何应钦的答复是‘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日本人注视 西安事件》，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１９７ ９年４月出版）⑨

　　 也许有人会讲，不管怎么说，何毕竟是亲日派、讨伐派，是反对西安事变的，也是反共 的。是的，笔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更不是要为你开脱，而是从实际出发，希望薄重事实， 尊重历史，以利于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至于赞同“取而代之”说，甚至写进公开发表的文 章中，是可以商榷，可以探讨的，笔者把这些看法摆出来，无非是想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西 安事变学术研究的信息，以期引起读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而已。

　　 至于与讨伐派的主张相对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另一个派别中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孔祥 熙、宋子文等人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活动，前面已经约略提到，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不管其动 机如何（这与张、杨二将军光明磊落的情怀显然是不相同的），他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对讨伐派起了抑 制作用，缓和了南京与西安的矛盾，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尤其是宋美龄，更为积 极、坚定，如当南京１６日下达讨伐令后，她曾断然表示：“如打时，即飞往西安，同介石 同死。”她还奔走呼号，对求战心切的南京军校学生讲演，要求军校学生“于未明事实真相 前，切勿遽加断定”，要他们“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强调“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 塞”。后又亲往西安进行谈判，竭力劝蒋让步，终于使蒋态度有了转变，使和平解决西安事 变的步伐加快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是多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张、杨 二将军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的调停，周恩来等同志艰苦卓绝的工作，强大的群众 舆论的影响等，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南京和西安等地的积极活动，对事变的和 平解决的促进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曾分别致电或派出专人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寻求支 持。当时各地方军阀因为惧怕如果蒋介石不倒台会进行报复的，所以多数持观望态度，不敢 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但也有支持正义、态度较为明朗，“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而明确 表示支持的，这便是两广。

　　 程思远先生说：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以“元电”询李、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李、白即以“寒电”复孔祥熙云：“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 时度势，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当时李济深在梧州，特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号召全国一致对外。后闻南京亲日派策动任 命何应饮为“讨逆军总司令”，李又进一步表示反对讨伐张、杨。……

　　 一九三七年初，蒋介石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又扣留张学良，并调大军进逼陕 西，显有以武力解决张、杨所部的企图。一月五日，张、杨两部将领联名电责蒋介石，表示 坚决抵抗，于是局势又复紧张。一月十二日，东北军与中央军在渭南北岸发生冲突，战争有 一触即发之势。李宗仁又获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可能在一月十五、十六日向陕南发动总攻之 势。消息传来，深为忧虑，于是急与四川军阀刘湘联系……一月十五日，由刘湘领衔（原作 者注：《民国大事旧志》只提“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请入陕中央部 队停止前进，盼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而未提到刘湘领衔之事），李、白联名，通电全国， 表示对陕不能用兵，应和平解决。⑩

　　 四川是西安的近邻，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是当时四川最有势力的实权 派代表人物。他因对蒋介石１９３４年派参谋团入川插手川政不满，与南京国民政府是有矛 盾的。但对西安，特别是张学良则是友好的，早在张学良调到西安之初，他们就常往来，双 方不但在抗日等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交往。有一篇题为《刘湘请张学 良吃“姑姑筵”》的文章中，提到一桩他们之间的往事，尤其这个“姑姑筵”，还有一段妙 趣横生的故事呢，原来：

　　 成都的“姑姑筵”，在二、三十年代，确实是享负盛名，推其原由，殆在于该店主 人黄晋临颇多不类凡俗。黄原为读书人，曾应清代科举，民国初作过县官，富有文才。其人 平日讲究饮食，对《随园食谱》大有心得，因而所制菜肴十分精美。店之所以名“姑姑 筵”，盖厨师尽属一家姑嫂妯娌也。黄晋临初于店外悬出一联，极见风趣：

　　 右手拿菜刀，左手拿锅铲，急急忙忙干起来，做出些鱼翅燕窝，供给你们老爷太太；

　　 前头烤柴灶，后头烤炭炉，烘烘烈烈闹一阵，落得点残汤剩饭，养活我家大人、娃娃。

　　 读之略可窥其现世之态。

　　 记得是一九三五年秋，张学良将军因公来成都见蒋介石（这时蒋正在川开办峨嵋军官训 练团）。刘湘为尽地主之谊，将设宴为张接风。张因常闻人言成都“姑姑筵”庖艺绝精，因 有亟欲一试之意。刘湘认为这有何难，当即令督署副官处立为备办。该处马某及李某承命， 急赶至“姑姑筵”店，与店主人黄晋临说明来意，要黄当天特制一席以飨佳宾。不意黄晋临 竟斩钉截铁地答曰：“不行！”叩其故，则云“来不及。”经一再婉商，皆被推拒，马、李 二人正苦难于复命，忽闻屋后操作有声，乃排闼直入，见厨下珍馐盈案，正自忙个不停。因 回身再对黄言道，“即便以此相应，有何不可？”黄答：“以我一家人力量有限，每日只能 做上一桌，这是人家先行预定的，歉难从命。”看来已无商量余地。最后试询此席为谁所 订，答曰王元虎。于是事情有了转机。因为王元虎是不久前才下台的师长，马、李二人便急 去向刘湘回报。当下用刘湘名片略批数语，要王让出此席：另派人叫名餐厅“容禄园”办一 席与王交换。王元虎心里虽不乐意，亦不得不表示谨遵台命。这样，张学良将军便品尝了成 都“姑姑筵”制作的佳肴，并对之赞赏不绝。……⑾

　　 由此可见，刘湘是非常重视他与张学良的友谊。二人一直十分友善，两广事变期间，刘 与张、杨之间也常交换意见，他们对两广地区实力派的正义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西安事变 发生后，刘湘感到高兴，但鉴于南京对四川的压力，起初没有公开表态，而是暗派密使去西 安，赞成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表示愿以四川作为张、杨的后方。但在那时，南京及孔祥熙 也有电报给刘，不公开表态是不行的，刘便于１２月１８日发出通电，提出“拥护中枢，抗 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等问题，希望放蒋，同时肯定事变的正义性。电文中说： “国人频年以来，因外侮日亟，御侮雪耻之念无时或忘，主张虽有缓急，所见或有偏全，而 爱国抗敌之志，实无轩轾。……各方所争，即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 何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

　　 在绥远的抗日将领傅作义，早在１９２８年就曾得到张学良的保护，从那以后，二人关 系一直很好。绥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声援，而且还派一个骑兵师前往援 助，所以对西安事变傅作义积极支持，态度鲜明。１２月２４日，他还亲自乘飞机来西安， 后来只是因为飞机迷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而这时张学良也已送蒋回南京了，二人才没有 见面。

　　 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掌管晋、绥两省的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则是另一种类型。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年，他是摇摆不定的，他一会儿与日本人勾搭，一会儿拥蒋反共；一 会儿表面服从蒋介石，暗中却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甚至与共产党也有一些秘 密交往。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彭雪枫、薄一波等在此期间都曾在山西工作过，并与阎锡山有过 一些接触。可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却变了脸，连呼“惊痛”，一片责难之声，如在复电中 说：“……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乎？抑移 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后来，根据孔祥熙的请 求，拟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去西安，以调停南京政府与西安的 争端，张学良断然拒绝了，并对部下说：“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是不必要的，我们是好汉 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儿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他对我们只是满篇 责备，毫无半点同情。他把他给我们的电报还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里的报纸上，向南京政 府讨好，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⑿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于他们各自的 特殊情况，最初不敢公开表态，等看到事变将会和平解决时，才发了通电，如宋、韩１２月 ２３日在向全国发出的联名通电中，就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政治解决，避免军事 冲突。西安事变爆发后，《新疆日报》曾发了“号外”，人们都认为盛世才一定会发通电支 持张、杨的。他在当时有表示赞同之意，只是由于看到苏联不欢迎这一事变（苏联《真理 报》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认为是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英、美、德、意、日等 国都跟着指责张学良；有的是因情况不明，有的是别有用心），对张学良有所指责，他才又 改变了态度。对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急转，周春晖有如下评述：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都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 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 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 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 “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 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 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 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 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语）：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车向忱等来新疆。盛曾表明他 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但西安事变的发动，他事前并未 与闻，事后最初估计，至少西北各地会与南京决裂。所以先来测验一下部属心理，并进行说 服。

　　 但因苏联对事变的否定评价，而他个人又不能出尔反尔，只有不再评述，不表示态度 了。在他公开反革命后，他对他的友人曾谈过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 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 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 ⒀

　　 这一记载，使我们对盛世才其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人原本就不是革命的，他在西安 事变时的反复，他的见风转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至于他后来的所谓“上当”、“冲动” 云云，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判断是非的，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是颠倒的，这与有的把革命说 成“反动”、把抗拒说成“正气”，以及硬把义举说成“叛乱”、“劫持统帅”之类的言论 不是如出一辙吗？

　　 当然，在那时，在群众中对一些问罪的认识也不一致，也有些人是偏激的，如他们认为 既然好不容易把蒋捉住了，将他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以报仇雪恨，有何不可？

　　 对蒋介石怎样处理？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西安事变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可究竟怎样发落，怎样结局，又一时难以弄清，也不是轻而易 举的……

①　引自王德林关于西安事变当天见闻的回忆资料，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西安 晚报》。

②　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中国文史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　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５月出版。

④　周一志：《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 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 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　李松林、张秀芬：《浅析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 论会论文，未刊稿。

⑩　程思远：《李、白主张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⑾　陈雁翚：《刘湘请张学良吃“姑姑筵”》，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４日《陕西日 报》。

⑿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⒀　周春晖：《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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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章 力挽狂澜

　　 就在西安事变爆发、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一个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 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有人认为应称红军代表团），正在前来西安的途中。

　　 原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就收到了张学良的来电，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 并提出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北进的要求。随后张、杨二将军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速派 人来西安，共商国事。

　　 那时，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当中也很快传开了，人 们无不欣喜若狂，认为冤有头，债有主，这回非公审蒋介石不可。主张杀蒋以谢国人者，也 为数不少。张国焘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他还在陕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参加了，他是极 力反对放蒋的。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认为西安事变是一部分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不满南京政府对日寇的妥协退让，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的结果，并认为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是不同 蒋介石谈判，或他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予以处理，这将会引起大规模的内战，只能对日 本帝国主义有利。显然，应当取前者，不能走后面这条路。所以党中央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 事变的方针，并派代表团立即奔赴西安。

　　 那时的西安，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南京讨逆军纷纷西进，步步进逼，西 安以东两军对垒，剑拔驽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市内，因有南京“讨逆”军的飞机 不时进行威胁性的飞行，仍有些人心惶惶。当时，于右任电张、杨，要求来西安宣慰。端纳 已到西安，宋子文也准备前来谈判。这时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的态度虽有好转，能够 心平气和地与张、杨讨论抗日问题了，可是还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他不 说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只同意停战三天，让他速返南京。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中说：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 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

　　 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①

　　 张学良也给何应钦发了电报，但那是针锋相对，毫不相让的，他在电报中说：

　　 ……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 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启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头以东，弟部自可停止 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②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从南京方面看，主战派仍然声嘶力竭，定以武力讨伐张、杨，在蒋回京之前，他们不接 受蒋的任何命令。后来只是由于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宿京，面交了蒋的信函，又听了他的口头 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的。可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谈判以救 蒋却仍坚决反对。因为据说堂堂政府官员，是不能与“叛变者”谈判的，经过争辩，才勉强 同意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龄去不去西安，则还得看一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形势发展变幻莫测的时 刻来到西安的。他们不负众望，一下飞机，就立即与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进行商 谈。“初开始，张学良首先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商谈问题， 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 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 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 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 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 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 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放蒋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扶天子以令 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 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 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 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 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 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 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③周恩来经过与张、杨 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红军决定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方更加团结，西北地区的抗 日救国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了。总之，经过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艰苦卓绝 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和蒋介石的反省，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 决，使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场震惊中外的突然爆发的历史事变，已经过去 五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它始终不会忘记，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历史的惊 叹与深思。人们对于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功绩，是交口称赞的，但对他们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功绩则不大提起，或者有意无意地抹煞他们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功 绩。如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是由于红军代表团对他们进行 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他们才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这是史学界长时间以来的一 种说法。台湾的学者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获释，是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学良被蒋介 石感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不靠天，不靠地，是蒋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 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④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根据张学良１２月１３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 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 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 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 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 所计。”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

　　 “在事变的布置中，张学良作了严格交待，命令其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当 刘多荃打电话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着急。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 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 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由此可见，张学良甚至不 惜以自己的生命确保蒋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内战的爆发，以达到和平解决事变。

　　 “在事变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敞开和谈的大门，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最后 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通电外，张学良又另电 南京中央要人及亲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对事变予以调解之助，孔祥熙对张电作了这 样的理解：‘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 机。’可见这些电报使南京亲英、美派要人，对事变目的和处理事变的愿望有了一定的了 解，为和平解决事变增加了有利因素。为了稳定国内秩序，避免混乱，张学良还专电宋子 文，指出‘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尽管蒋介石已身处张、杨囹圄之中， 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礼节，不厌其烦向蒋再度 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由于张学良的至诚行 为，无害他之意，求和平解决之心，对他最终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蒋在十七日致何应钦 停战手谕中写道：‘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蒋的停战令暂时制止了南 京的军事进攻。张、杨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张、杨既听取其他政治势力的建议，同时又保持其独立自主的 决定权，即使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也并非一切就言听计从。这表现在事变后，孔祥熙企图 通过阎锡山把蒋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１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对阎锡山迁 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张学良对迁蒋至太原的意见表示反对，认为自己能捉蒋， 也就能放蒋，不能让阎锡山从中渔利。在何时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同周恩来和杨虎城的意见 是不一致的。两宋要求：蒋下令停战撤兵后，即日回南京。对此要求，张学良表示同意，而 周恩来和杨虎城表示允许再考虑……这种意见不和，也可能是张学良决定立即放蒋，只告诉 杨虎城而不告诉周恩来的原因之一。这些行为都与张学良素来那种决断，愿意接受他人建 议，但又决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关。……”⑤

　　 笔者对西安事变缺乏深入研究，对上述论述不想妄加评论，不过，对这些观点还是赞同 的，并认为谈得还是比较实际、中肯而又新颖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也在不断地前 进，我们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也要发展，要创新，因此就应当“通过历史的反思，通过社 会迷宫进入到历史表象的背后，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从 全方位来对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实质性的探索。

　　 当然，话又说了回来，这样说是不是又忽视了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 协助和调解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力作用呢？当然不是。事变发动后，首先向中共电告事 变消息，并邀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的是张、杨二将军，而红军代表团 的到达则是对张、杨两将军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力量进一步增 强了。因为“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干部中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并不一致。不少感情冲动之 少壮军人，恨不得立即处死蒋介石而后快。这种力量和思潮，对于张学良坚持和平解决事变 的主张是一极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展了对内部统一思想的工作。由于中 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以此来做这些少壮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 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当张学良将军扣留在南京后，西安方面群情激愤， 主张以武力对付南京的主战空气顿时高涨。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坏，使和平最 终实现，中共在通电南京，要求停止进军的同时，调红军协助东北、西北军准备防御，并且 劝两军将领要冷静对待……应德田、孙铭九制造了杀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后（笔者按： “二、二事件”系指张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为营救张出险，不惜与南京 一战。一些老派将领主张通过谈判救张，认为只要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紧密团结，张是可 以回陕的，反对武力救张。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是“投降”，是“出卖副 司令”，于二月二日上午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领部队杀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杀何柱国。 当时，何避入杨虎城公馆，少壮派带兵追捕，杨加以制止，何始得脱险。但王以哲副官宋学 礼、总部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等则亦于当天被杀害。），缪澂流、刘多荃决定回兵 包围西安，消灭主战派，因此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来等同志，不顾 个人安危，竭尽全力调解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把制造二·二事件的主战派主要人物，转移到 红军中去，这样就使一场即将爆发的自相残杀内战得以消弥，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得 以巩固。”⑤

　　 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卓越贡献，向为世人所称道，读了上面有 关评述，我们对此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三位一 体”特别是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过：“蒋介 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 有力。”

　　 当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宋子文、宋美龄等人的斡旋，特别是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 及他们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的努力，也是应予肯定的。宋美龄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树了柱壁，她自己上了梁，盖了顶。若单从国民党一方面来说，也无 不可；但若是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方来说，那当然就言不符实了。照她这样说，张、杨 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应该怎么看？共产党的有力的调停又放在什么位置 上？将这些完全抹煞，显然是不适当的。

　　 至于端纳的出使西安，并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一些积极作用，这与他和张、蒋均 有私交、是双方都易于接受的人固然有关，同时与他本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进步倾向也有 关系。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生于１８７５年。“一九○五年他由香港到广州采访两广总 督岑春煊时，被岑聘为名誉顾问。从此端纳在中国大陆得有门径，奠定了日后工作的基础。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端纳曾参与起草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并被任命为‘外交秘书 和顾问’。……

　　 “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威胁如‘秘密泄露出 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端纳从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人莫理逊处得到原文译本，他立 即将其发表，引起各国注意。可以说端纳是当时第一个揭露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报人。……

　　 “一九二八年，张作霖退往关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端纳经罗文干介绍由北京赴沈 阳谒见张学良。经数次晤谈后，他感到张学良‘坦白直爽，胸怀大志，是位了不起的人 才’，愿为张效劳，成了张的顾问，两人关系的发展，竟密切到‘没有一个词可以来形容’ 的地步。一九二八年冬，端纳还积极支持张学良易帜，维护全国统一。……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发起了以封建的四维八德禁锢人们的言行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 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报告，张学良开始不想轻易地割爱，只答应端 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六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成为蒋氏夫妇的私人顾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南京陷入一片 ‘骚乱’，宋美龄决定派端纳立即前往西安，了解真相，传递信息，沟通关系，并寻找和平 解决的途径。端纳对西安之行，也认为‘义不容辞’，且具有‘信心’。十二月十四日下 午，端纳到达西安，弄明了真相，沟通了关系，劝说蒋、张，使两人之间的僵持和对立得到 缓和。宋美龄把端纳的西安之行，比喻为事变后发现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⑦

　　 是的，端纳是西安事变后南京宋美龄为救蒋最早派出的使者。这个任务要说难也难，要 说不难也不难。为什么？这是明摆着的。之所以说难，是因为那时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 交通受阻，音讯中断，在完全不明真相事先也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单身一人去西安，当然是 要冒点风险的；之所以又说也不难，那主要是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南京，是张、杨两将军和红军代表团的既定决策，所以只要蒋氏 有诚意，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端纳精明，１２月１４日下午４时许，当他乘 一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时，他没有冒然降落，而是先绕城盘旋，作欲降落姿态，以避怀疑。 是的，最初人们是有点担心的，主要是怕它丢炸弹。但看它飞得比较慢，又总是在机场上空 兜圈子，象是想降落又不敢降落，也许是有什么要事要办吧，所以没有向它开枪开炮，而是 严密地监视着，要看它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后来，它终于抛下来一个掷信筒，说明他 是受宋美龄委托来见少帅的，如少帅愿意见他，请在飞机场烧一堆烟火。

　　 张学良同意见他，命令点烟火。使他终于走进古城西安。

　　 那时，他带有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信中是请求放蒋。另一封是给蒋介 石的，据申伯纯谈，信的大意是：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能好好地倾听你部 下的意见。这种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 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 次出了事情！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 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 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 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

　　 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暗指何应钦的阴谋）。”⑧宋美龄讲的是心里话，倒还是道出 一点真情。不过，所说南京是“戏中有戏”问题，近几年已有人提出异议；有的甚至还谈 到，在原信的影印件中没有这句话。真相究竟如何，尚待继续查考。

　　 “张和端纳晤谈时，首先告以蒋的安全情形，接着说明他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答应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张、杨）还要拥护他作领袖。端纳表示同意张的主张，并愿竭 力去说服蒋。他又将请蒋搬家被蒋误会的情形告诉端纳，请端纳在见蒋时帮助解释，劝蒋搬 家。端纳也答应了。

　　 “当晚，张陪端纳一起去见蒋介石……端纳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同 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 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 美）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大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 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将变为这样小小的人（也俯着身子用手在地下比划 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蒋介石在这几天当中 本已逐渐了解张杨对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既听 了端纳这一段话，又看到了宋美龄的信，他的态度转变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啊！ 啊！’连声，似乎很有所感动的样子。

　　 “端纳见蒋的态度已有转变，就趁势提出，请他搬到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地方去住。 蒋至此才了解请他搬家是出于好意，便欣然答应了。张便马上和端纳一起陪着蒋由新城大楼 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⑨

　　 由上面的这些记载看，端纳的西安之行，以及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积极作用，是 明显的。后来蒋介石违背诺言，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端纳劝阻，也不起作用，使他 对蒋的信任发生动摇，这也都是事实。但有的说，他因此就与蒋氏闹翻，并愤然离开了中 国，则不够确切。不错，端纳最终是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政治生涯的，只是这不是在西安事变 后不久发生的，而是在几年以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端纳营救蒋介石有功，南京国民政府颁授他大绶采玉勋 章一座，此后，端纳仍追随蒋介石夫妇，在官邸办事。

　　 端纳于一九四零年离开中国。他为什么会离开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中国呢？主要原因 是：第一，他是西安事变中营救蒋介石的和事佬，他感到有责任要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 由，便经常向蒋介石嘀咕此事，为此，蒋“非常讨厌”他，日益和他疏远。第二，端纳对宋 美龄的“近亲”大发国难财的劣迹很不满，他“呼吁蒋夫人加以抑制”，宋美龄却对他大发 雷霆：“端纳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连你也不能批评的。”

　　 端纳听了火冒三丈，于是不辞而别，搭乘飞机去香港，“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一段彪 炳的生涯”。

　　 端纳离开中国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陷落时，他适在菲律宾， 被日军囚禁，直到一九四五年初，麦克阿瑟收复菲律宾，他才获得释放。因久系囹圄，身患 疾病，在体养时又发现已患肺癌，他致电宋美龄请求帮助。蒋夫人为他安排了一架水上飞 机，送他到美国檀香山海军医院治疗。后来病势转危，端纳被送到上海虹桥医院，于一九四 六年病故，终年七十一岁。⑩

　　 这是后话。下面我们仍接着前面谈到的端纳在西安的情况继续介绍。端纳原计划１５日 下午飞洛阳，然后再于次日晨飞南京，后因天气不好，飞机受阻，改以电话向宋美龄报告见 蒋经过。宋美龄甚慰，救蒋出险之心更切，经与孔祥熙等人商定，再由宋子文去西安。宋子 文到西安后，张学良、周恩来都曾会见了他。他也与张学良一齐去见蒋。“蒋介石没想到宋 子文来，情绪激动。看到宋美龄信上有：‘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 介石哭了。蒋说只有加紧军事进攻才能脱险，并把进军方略单独告诉了宋子文。”⑾

　　 二次飞往西安准备参加谈判的宋子文、宋美龄（她是第一次来西安）、端纳、蒋鼎文等 是１２月２２日同机来陕的。据说，此番来陕，“宋美龄带来了许多吃的用的东西，还替蒋 介石带来一付假牙。宋美龄先向张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回答说： ‘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⑿宋氏兄妹到达西安的当天，就在双方的私下会晤中，交 换了有关如何谈判的看法。当时，张、杨、周提出，一切从大局出发，以八项主张为基础进 行谈判。蒋介石虽然也赞成和谈，但却说他不能直接参加谈判，而由宋氏兄妹作为代表出席 会议；另外，谈判达成的协议，他不签字，但他将以“领袖人格”来担保实现。他想用这种 既可达到谈判目的，又不一定完全遵守达成的协议，还可保持“名节”，不会被谁抓住把柄 的策略来应付一番，可谓用心良苦。

　　 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氏１２月２６日声明（即 所谓《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指出此训词含糊曲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 文章”，其实，蒋氏在三方会谈之初的这些表现，不也曲曲折折，很不干脆吗？

　　 但张、杨、周以团结抗日和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拘细节，仍决定与宋氏兄妹谈判。

　　 三方面（张、杨为一方，周为一方，宋氏兄妹为一方）的正式谈判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在西安金家巷（今称建国路）张公馆西楼（当年张将军就住在这座楼的三楼上）二楼 进门左边的会客室里举行的。

　　 这个会客、有时也用作开会的客厅，并不很大，估计也只有平常的两个房间那么大，但 却窗明几净，朴素淡雅。屋内正面墙壁上有一个滴达作响的挂钟，下面两个屋角处，各置一 个高高的棕色花架，上面摆着盆花。屋内三方靠墙处整齐地放着蒙有米色沙发罩的单人和双 人沙发，前面有精致的茶几。张学良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十二月十一日张学良向部分高 级将领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当然，能够取得一些初步的谅解，并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也并不是容易的， 张、杨、周，特别是周恩来曾做了不少工作，这一方面是他（当然，也包括博古、叶剑英 等）要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和士兵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主张杀蒋，或要求将蒋交 人民公审，认为同他没有什么好谈的。“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 事，不能说放就放。’”（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政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到那些全副武装的军官中去”，做深入细致 的思想工作。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这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 同。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被群众打倒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 被俘的拿破仑。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从各方 面考虑，特别是从团结抗日出发，对蒋介石的处理极需慎重……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 国内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 略行动，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就使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 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由于全国人民怒潮的高涨，特别是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使蒋介 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只要蒋介石答应 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还说：‘自“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不听国人呼 吁，一心打内战，在国难严重的今天，还要来西安布置内战。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 算过分。但是，杀了他，内战会停止下来吗？抗日的目的能达到吗？现在亲日派正唯恐我们 不杀蒋，我们不能做有利于敌人的事情啊！……’周恩来同志循循善诱，使他们如同拨开重 重迷雾见到青天。有个军官激动地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不讲多的，光十 年内战，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可真是血海深仇啊！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 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他向周恩来同志行了个军礼，表示赞同中国共 产党的主张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尊敬。”（引文出处同前）……另方面，周恩来也积极地做上 层人士、甚至宋氏兄妹的工作。如宋子文初来西安时，没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因而顾 虑重重，认为他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更不敢与他见面，怕何应钦抓他的把柄，但经周恩 来通过郭增凯（原在西安，是因《活路》事件被误捕押往南京又获释并随同宋子文前来西安 的）向宋转达意见，阐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使宋大感意外，心悦诚服，后来回 到南京，“到处宣扬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美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 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刘鼎：《谈西安事变》终于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同意 宋美龄、宋子文等来西安谈判。就是在谈判期间，周恩来也始终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 忘继续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如他与宋美龄也曾作了两次长谈：“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 没有参与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然后，周从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困难和曲折 谈起，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一九三五 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 予理会，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望他们兄妹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均有好 处。宋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 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指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周又谈到国防、经 济上的问题，对唯武器论和抗日长期准备论作了分析和评论。宋要求周劝杨虎城早日释蒋。 周应允。第二次谈话时，宋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 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二十三日上午，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 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

　　 “二十四日上午继续谈判，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 组织行政院。宋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 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 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 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 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 议，不开国民代表会议。（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 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 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 回南京。对此张表示同意，杨、周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二十四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蒋勉力坐起与周寒暄。蒋 说，周曾经是他的部下，应该听他的话。周表示，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 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 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蒋考虑一下，表示三点：（一）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 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 基础。”⒀

　　 西安事变，作为半个世纪前的一个历史事件，它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已是遥远的 往事，这一切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甚至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如果仔细地重温这段历史， 认真观察和了解在这一事件中各方人士的动向，仍可增长不少见闻，而对一些问题的反思， 不是更可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吗？

①②③⑾⒀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原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第１期。

⑤⑥　侯雄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新探》，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未刊稿。

⑦⑩　李传信：《端纳其人》，原载１９８７年９月５日《团结报》。

⑧⑨⑿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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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章 再见，西安

　　 谈判基本结束后，决定放蒋的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很快传出，人心再度浮动起来。那时， 除张学良外，人们都主张必须有可靠的保证，才能放蒋。可是张学良认为，只要蒋原则上承 认达成的协议，就可以让他走，并且还决定亲自送他回南京。

　　 突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这在当时的西安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许多好心的关心和爱护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和友人都 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放蒋已够宽大，还要送他回京，似无这个必要。当时他如能对蒋的本 质看得更透彻些，特别是若能认真听取一下杨虎城和他的部下的劝说，取消他这次的南京之 行，那他原本是不会落入虎口、被罚以终生监禁的，他原本是完全能够诚如他自己所说的， 在抗日的斗争中，率师北上，偿我素志，誓灭日寇，虽死不辞地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的，而他的历史，显然就会另是一番景象了。可是，人世间的事，有时常常是身不由己，变 幻莫测，甚至是鬼使神差，不可思议的。

　　 那是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的一个北风凛洌的早晨，西安人民还正为三方面会谈取得进展 而倍感欢欣时，张学良刚起身就接到了蒋介石要求当天返回南京的电话。是的，谈判已告一 段落了，可由于蒋介石只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愿以人格担保，却不肯签字，也不发表任何公 开的讲话，甚至连作点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之类的许诺也不答应，就想轻而易举地离开西 安，人们怎能不疑虑重重，并对蒋氏对协议如此缺乏诚意而满意呢？为此张学良也有些着 急，怕出乱子，所以便于二十四日下午在他的住所召开设计委员会议，向部下介绍谈判情 况，同时也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也要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等使人不免为之一惊而又令人 迷惑不解的问题，看到人们疑虑重重，他又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 提，但不许在外边乱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 我们担不起。’张说完，会场沉默，好一会，有人问：‘蒋、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 没有？’张急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的人虽然紧张，仍复述了二十三 日会上提的条件（即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释放‘七君子’，取信于 民；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等），张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 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 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 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 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有人问：‘副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 张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 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 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 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又 申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 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 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 在所不惜。’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么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 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 束。’①

　　 谈到这里，围绕送蒋，作一点插叙。事情是这样的：

　　 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期间，我从一家省报上看到转载的香港《文汇报》江元舟写的 《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的文章，据文章谈，作者是在苏州访问 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的。居先生是江苏人，黄埔军校六期步科生，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副官，现为苏州市政协，特约文史员。据江先生说，“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在送蒋介石去南京的前夕，张、杨二将军曾举行宴会。席间，张学良敬酒掷 杯，侃侃而谈，将军豪情，达于高峰。文章不长，写得也颇生动，转引如下：

　　 那晚，古色古香的大楼里灯火通明，席间有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师级以上 的将军；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随行人员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 等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敬酒，他激昂地说：

　　 “委员长、周主任、诸位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为请委 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有人说我是叛乱，其实我真心为国家、为民族，要求 抗日，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少帅把酒一饮而尽，眼眶里饱含泪 水，将手中的玻璃酒杯使劲一摔。

　　 接着，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向大家敬酒，说：

　　 “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老同事，这次事变是个大变 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方面作出了贡献；张、杨两将军的行动仅 是个促进团结的武装要求，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 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张学良倏地又站起身，猛地站在椅子上，第二次向大家敬酒。说完，他从椅子上跳下 来，又一次把酒杯摔在地上，伏在餐桌上哭出声来。

　　 过后，张学良沉吟半晌，又斟满一杯酒，来到蒋介石面前，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 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你如果 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

　　 我的行动不大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一致抗日，希望回到南京后，说到做 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死我也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痛饮、蓦地又使劲地把空酒杯摔得粉碎。

　　 蒋介石望着激动的少帅，在众目暌睽之下，沮丧地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 喝……”

　　 宋子文连忙凑上去，神情略带激动：“汉卿，委员长的酒我代喝，干杯！”……②

　　 这里所写的宴会，只说是在“送蒋去南京的前夕”，究竟是哪一天，作者没有写，按一 般常识，这个时间当在离开西安前的两三天，再早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而这几天，因为宋 美龄刚到，又要谈判，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议、应酬无虚日，举行些宴会，并有各方人员参 加，是完全可能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事变前后，乃至张学良送蒋去南京后，这类宴会也 都曾不止一次举行过，所以江先生所写的这种场面也不是不可能出现。但三方人员是不是都 到得那么齐，特别是蒋介石是否真的象上面所说的也参加了，似有疑问，因从目前见到的有 关资料看，并未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一些当事人写的书籍和回忆资料也都未提此事；另方 面，宋美龄是二十二日来西安的，她在西安只住了三个晚上，而这次宴会她是参加了，那 末，这究竟是哪一天？是二十二号当晚吗？那时还未谈判，送蒋走的问题还谈不上，怎么会 举行告别宴会？是第二天，即二十三日晚间吗？谈判还正进行，还未达成协议，就说要走， 似也为时过早；另外，据说是因为蒋氏有病，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二十三日的谈判南京方 面只有宋子文出席，宋美龄连谈判也未参加，她还能到新城大楼去赴宴吗？那末，第三天 （二十四日）呢，会不会是这一天晚上？这时协议达成了，蒋也答应抗日了，要告别当然是 具备了条件的。但这天晚上，事实上是安排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而且，在周未见蒋之 前，“两宋告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 进来，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１５６页）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去参加宴会吗？情况究竟如何？因笔者既非当事人，又未掌握更确凿的史料，所以不是 要否定江先生的介绍，只是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谈点不同看法，以期进一步促进西安事变 历史的研究，谬误之处，欢迎指正。

　　 向部下作解释的会议开过了，为蒋送行的宴会也举行了，但对放蒋下面仍有不同意见。 二十四日晚上，受到张学良信任的著明人士高崇民致信张学良，重申有条件放蒋的必要性和 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二十五日早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给宋子文也写了 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撤军和在协议上签字是放蒋的前提，“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 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这下，宋子文慌了，蒋介石、宋美龄也十分惊惧，“梁园虽好， 不是久恋之家。”所以宋美龄一大早就慌忙派人把张学良找了去，要求当天就让他们回南京。

　　 “今天就要走吗？”

　　 “是的，今天！”

　　 “这是不是太仓促了。”

　　 “不，也该走了。”

　　 “原来不是说还要过几天再走吗？急什么呢？”张学良还想留客。

　　 可客人却一天也不想留了。尤其蒋介石，一说要走，心早飞了，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个 使他栽了个大筋斗的倒霉的地方。宋美龄最懂得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她哪会让步呢？张学良 刚表示了一点挽留之意，她马上就摇头了：“不，汉卿，多谢你的好意，不必再停留了，好 在谈判已经结束，几方都已达成谅解。另外嘛，你可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啊，是什么事呀？“

　　 “今天是圣诞节，我想今天回南京，图个吉利，你不会使我失望吧？”

　　 “啊，是这样……”宋美龄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学良觉得是很难拒绝的，加上他早有 放蒋之意，所以打算答应她的要求。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放蒋是大事，西安三方面意见还不 一致，尤其军内将领和各方人士，几乎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又有些犹豫了：“走是可以的， 总得准备一下，今天走，怕来不及吧？”

　　 “来得及，来得及！”宋怕张学良再变卦，连忙说：“我来时乘坐的飞机还在西安，要 走很方便，还准备什么呢？”说到这里，为使在她看来还是比较重义气、讲交情的这位少帅 不再有任何的动摇，又进一步使他放心地说：“汉卿，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说定了。至于有人 顾虑日后共事，多有不便，这就更是多余了，你可以转告他们，委员长说了，他是领袖，是 决不会计较的，尤其你们弟兄之间，大仁大义，决不抱怨。”

　　 张学良看宋如此通情达理，即表示同意让他们今天离开，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不，不要送了。”一直默不作声的蒋介石，看到夫人终于把张学良说动了，暗自高 兴，但嘴上还是劝阻，以示宽宏与关切：“唵唵，真的，不要送了，我们兄弟二人好说，都 能谅解，不会介意，可你到南京，那里可能会有人对你不谅解，唵唵，怕有不便。”

　　 看，蒋介石话说得多么好听呀，姿态是多么的高呀，可这诺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 现，只有天晓得了。但那时，年轻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一套两面派手法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和警惕，他只是考虑到，普通的人，尚讲信义，何况堂堂委员长？他不是倡导新生活运动、 大谈“四维八德”、对“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信条背得滚瓜烂 熟吗？不是口口声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报复吗？所以他答应了他的要求，至 于送不送蒋回南京，刚才蒋氏所言，显系激将法，正因为他这样说，张才不能不送。所谓南 京有人“不谅解”，“不要送”等，并非真言，可以把它看作是欲擒故纵之策；而唯恐他改 变主意不去南京，那末他想把张学良“这小子弄起来”的打算就会落空，这才是蒋的真正动 机。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居然相信了他的好话，义无反顾地亲往南京送蒋，是 不是太幼稚、也太无知了呢？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了解蒋的为人，是一 时心血来潮，是个偶然的决定，这有无道理？我看说他考虑不周，这是符合实际的，说他对 蒋的为人和本质看得不透，也是可能的，但若说他未加考虑，是一时冲动，根本不了解蒋的 为人，那也不符合实际。当年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栗又文在忆及此事时，曾说过：“平 时我们与张闲谈时，曾涉及到蒋的一段故事。他说在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 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 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订 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退给了许，从此两人一直不睦。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 之怨必报的人。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 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隘，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 ③这个事例说明，张送蒋是作过一番考虑的，对蒋也并不是不了解（当然也不是很了解）， 他的这个对比，就颇有见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蒋“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 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 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这难道 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正因为他了解蒋的为人，为了使他不疑，使他放心，同时也是为了 保全他的面子，并向世人表明，他此番扣蒋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什么权利之争，而完 全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所以他今天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不仅敢捉、敢放、 也敢送他回南京！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事，不仅他的一些部属反 对，杨虎城也不赞成。本来，在联合抗日、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是观点一 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如何对待蒋介石以 及要不要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和究竟送不送蒋等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志在论及此一 问题时，曾提到端纳的评述，并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谈结束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关 于是否让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发生了分歧。曾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人端纳曾有这样一 段评述：‘对于签字问题，张、杨之间也有争辩，张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它 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的。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 原定目标。显然，张、杨在争辩时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锐字眼相加。张曾对杨等威胁说： ‘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事实确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置蒋的问题，张、 杨认识不尽相同。张果断，有胆量，对民族利益考虑居多，对自身后果考虑甚少，认为只要 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领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认为自己出 以公心，不怕蒋报复，或蒋不会报复。杨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大革命以来的 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险狠毒，认为稍有处理不当，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故不能轻 易放蒋。纵然不使他丧命也要他失势。所以他有点倾向惩办蒋。但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结 果还是依照张学良的意志行事。可见，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取决于张学良。” ④至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导者，也是贯彻实施这一方 针的关键人物，那种认为南京送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根本没有考虑到去南京后可能带来的 严重后果的说法，则是缺乏根据的。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仅捉蒋、 放蒋他均有周密的计划，就是自己亲自送蒋回南京，他也是早有考虑，早就决定了的。在目 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中，至少有两份确凿的资料，是足以对此作出证明的。其一是一九三六年 十二月十七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中就宣称：“顷汉卿派人（注：指李金洲）来晋，面称近 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负荆请罪。”这里所谓“跪求介 公”云云，显系耸人听闻之语，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因 为张学良对此事曾有所流露。其二是过去人们一直说，周恩来等同志对此是一无所知的，直 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去了飞机场，他才得悉此事，现在看，不对了，周恩来等不但知道，而 且还对张学良进行过劝阻，这正象鱼汲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

　　 ２５日，周恩来、博古在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宋（注：指宋子 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注：指达成的协议），要蒋、宋（注： 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 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这份电报证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仅事先知道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而 且明确表态：不同意蒋２５日走，也不同意“张去”，“亲身送蒋走”。在这种情况下，周 恩来等人肯定极力对张学良进行过耐心、善意的说服和劝阻工作。此其一。

　　 证实此问题的第二条根据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 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 送，但我刚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里的一个“再”字，决不会是随意脱口而出 的。这个讲话恰好和二十年前的电报内容相吻合。

　　 根据之三是：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４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 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 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博古告别。”这一距西安事变仅一年多时间的回 忆，应当是可信的。

　　 在得知张学良决定送蒋以后，杨虎城对他进行过反复劝说和阻拦，均未奏效。

　　 １２月２３日晚，应德田对他进行过忠恳的劝阻，可他听不进去。

　　 ２４日，孙铭九坚决劝阻他，也没有起作用。…………⑤

　　 但他突然在１２月２５日下午就送蒋回南京，则是仓促决定的，当时他不仅未告诉周恩 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赵四小姐也是在他临走时才得知此事的。

　　 在那种形势下，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令人担心的，也是没有人不反对的。

　　 时任西北“剿总”机要科长的王中立提到这么一件事：

　　 二十五日上午，我在新城联合办公室，隔窗望见张将军和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在 杨虎城将军住的洋房外空地立谈，许久才散。过后我才知道谈的就是关于释蒋的事。听说洪 当时向张将军陈述了意见，张将军总说：“是功是过，将来自有定评。”洪答：“从古至 今，信史是不多见的。”也谈到不要送。张将军说：“我这次不去，南京以后总是要去的， 就索性这次去。”⑥

　　 很明显，张学良对于南京送蒋是有他的独特的考虑的，也是光明磊落的，这跟后来杨虎 城欧游归国坚信蒋定会不计前嫌、尤其抗日反而蒙难一样，个人利害得失皆置之度外，这其 实不正是张学良之所以为张学良，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吗？但那时人们甚至就连赵四小姐 对此并不理解啊！

　　 “什么，今天就送委员长回南京？怎么走得这么急？原先不是说还要过几天才走 吗？！”赵四小姐惊异地望着行色匆匆的张学良，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她非常不安。

　　 但张学良却镇静如常：“是的，是走得急了点，人家两夫妇都是基督徒，要回南京过圣 诞节，我怎好拒绝呢？”

　　 “啊，是这样，不过，”赵四小姐象突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问题似的提醒说：“这是大 事，要慎重，这你跟周先生、杨主任他们商量过没有？”

　　 张学良说：“以前商量过，不过提前走还没来及告诉周先生。”

　　 “放他走可以，但你不能送他去南京！”

　　 “啊，这为什么？”

　　 “这太危险了，他会进行报复的。”

　　 “不，霞，你放心，现在还不会。”张学良拉着赵四小姐的手，不无留恋地说。在平 时，他对聪明的赵四小姐的意见是乐于倾听的，但现在他认为她显然是由于过分为他的安全 担心，才极力阻拦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这么严重，既然委员长一再表示理解这一行动，赞成 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宋氏姐妹也保证他的安全，用宋美龄的话来说，一到南京就让他返 回西安，连一秒钟也不叫他多停呢，看来安全没问题，所以他把上述情况向赵四小姐作了介 绍，仍执意要送。“不对，汉卿，这你就想错了。”赵四小姐焦虑不安地说，“你与委员长 共事，时间不算短了，他对你究竟怎样？他的关心和信义在哪里？你过去被他利用，替他背 黑锅，他用得着你时，把你奉为上宾，用不着你时，就把你一脚踢开，这你难道都忘了吗？ 你过去吃他的亏还少吗？至于宋氏姐妹的保证，可靠程度有多大，你比我清楚。”

　　 “唔，是的，有这么回事。”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是 想帮我点忙的，问题是……唉！”

　　 赵四小姐认为张学良有时过于看重哥们义气那一套，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又往往比较天 真的这些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严肃地说：“汉卿，我总觉得，放他回去，是为了合作抗日， 这你是做得对的，但送蒋，还要送到南京，就太冒险了。过去，凤至大姐也常说，你有时比 我们还天真，这可不好呀。把别人想得太坏，是不好的，但把别人想得太好，也会给自己带 来不幸。你不要忘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别看在这里说得好听，到了南京，那就会是另一 副面孔了。再说，南京的亲日派，还有什么十三太保之类，也是惹不起的，到了那里，就算 委员长对你不加追究，这些人会放过你吗？”

　　 “嗯，这倒是个问题，是必须留心的。”张学良似乎有点动心了，但他想了想，还是豪 迈地把大氅往身上一披，依依不舍地说：“霞，你的好心，我知道，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你的顾虑，你的分析，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怕难相从，因这事早先委员长夫妇就 跟我谈过，我是答应了的，怎好食言呢！此去南京，是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为了顾全他的 面子，为了团结抗日，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利益，我也就顾不了这许多啦。好，再见 吧，请多珍重，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快回来的！”

　　 “不，汉卿，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赵四小姐急得直流眼泪，拉着张学良的大氅不 放。张学良是在一种惜别和悲壮的气氛中匆匆下楼登车离开公馆的。

　　 但事有凑巧，张学良的汽车刚驶出大门不远，就碰见了特意前来找他的杨虎城。因为事 先张学良曾给他打过电话，因他当时不在家，所以事情也未谈成，现在看到他来了，张学良 连忙停车说：“唉，你可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哩！”“是嘛，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过，我可 不是曹孟德啊！”杨虎城风趣地说：“刚才我出去了，回来听说你找我，就急忙赶来了，究 竟啥事呀？”

　　 “委员长要走了，走，快到机场去给他送行吧！”“怎么，他要走？！”关于放蒋的 事，前几天张学良同他谈过，但什么时候放蒋，却未最后确定，现在听说蒋介石今天就要回 南京，十分惊讶：“这是不是太性急了些？不是说还要研究一下吗？”

　　 “是的，原来是这么考虑的。”张学良不无忧虑地说：“可后来情况有变，主要是看他 对达成的协议只作口头保证，不肯签字，许多人不放心。有人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 干的，没有可靠的保证，他休想离开西安；也有些高级将领连夜联名给宋子文写信，提出协 议必须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往潼关以东，否则就是你我同意，他们也誓死反对。这你是知道 的。蒋委员长被我们扣住以后，主张把他杀掉以谢国人的呼声一直很高，他们全吓坏了，自 从看到这封信，就好象手里捧着个炸弹，这才坐立不安吵着要走哩！”

　　 “啊，原来如此，要打马回营了！”

　　 “是呀，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去，跟我‘磨’了半天呢！”张学良无可奈何地说， “唉，虎城兄，实在对不起，这事来得太仓促，没来得及同你商量。不过，事已至此，也只 好来个顺水推舟，放他回南京去过圣诞节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嘛，那能留得住，再说，夜长 梦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不好交代呀！”

　　 “啊，你是说，有人还想再搞个二次西安事变吗？我看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些高级 将领虽然那么说，可只要有我们俩在，想必他们也不敢乱来。”杨虎城与张学良在联共抗 日、果断进行兵谏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对蒋介石的认识和如何放蒋问题上，则存在分歧。 由于他毕竟年岁大一些，经历的艰难险阻要更多一些，所以没有切实可靠的保证，他是不同 意放蒋的。他当即劝道：“你刚才说的对，这次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兵谏的，很不容易 呀。捉也好，放也好，都要计划周密，既然他还在耍滑头，不签字，我们就不能让他走 啊！”“不让他走？”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这很难办，因为谈判已经结束，协议也已经 达成，放蒋是几方都同意了的，你原先不是也赞同放他走吗？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呢？” “不，我没有改变主意，”杨虎城马上说，“对放蒋我是赞同的，但如何放法，却必须慎重 考虑。”

　　 张学良完全理解杨虎城的顾虑，因为几天来这种对放蒋有异议、甚至坚决反对的意见， 他都听到不少，但由于他担心日久多变，想早日体面地放蒋，使事态不再扩大；另方面，任 侠好义和一种对蒋和南京势态的比较乐观的估计，致使他在没有与周恩来、杨虎城取得一致 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放蒋了。现在看到杨虎城心存疑虑，就想尽量说服他，总觉得别人气 度小，目光不够远大，而他是站得高，看得远，是有战略眼光的，所以他很自信地说：“虎 城兄，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我看问题不大吧，他既然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又一再 表示要以人格担保，俗话说，君子一言为定，我认为这就够了。要知道，他不是小孩子，也 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而是堂堂委员长，难道还会言而无信吗？能够签字，有个凭据，当 然很好，但他若不讲信义，就是签了字，协议不是照样可以撕毁吗？所以签字不签字不过是 个形式，不必过于拘泥。是的，麻痹轻敌是危险的，但把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变得谨小慎 微，杞人忧天，也非上策啊！”

　　 “不，我不这样看。”杨虎城对张学良是尊重的，但看他如此大意，还自以为高明，他 的担心就更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再次诚恳劝告：“如果你认为这是胆小怕事，那就错了。张 副司令，我想我们都不要忘记，蒋是在上海滩的交易所里泡过的，为人如何，你不是不了 解，我看无妨这么说，中国的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对付不了他，这次他虽然吃了点亏， 可他不会算完的，有多少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军阀，不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吗？照我看，能 够称得上是他的敌手的，恐怕只有共产党。所谓‘人格担保’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怎么 一句‘人格担保’，就能信以为真呢！”

　　 但张学良的主意已定，象一般意志坚强、很有魄力的人所常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一 样，凡是他认准了的事，总是不顾一切要干到底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劝，他都很难再听进 去，反而象满有把握地说：“不，虎城兄，委员长不是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这我知 道，现在放他，并且还由我亲自送他回南京，这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 从目前短时期内看，他还不会这么快就进行报复。这次，我们虽然有点胆大妄为，对他多有 冒犯，可还是把他作为领袖看待，并始终注意他的人身安全呀！现在放他走，并由我陪送他 回南京，这一方面表明好汉作事好汉当，我们是光明正大的，用不着躲躲藏藏；另方面，也 是为他撑面子，为了以后更好地合作共事，这也有利于团结抗日嘛。当然，不送也是可以 的，但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既然南京总是要去的，那么， 迟去就不如早去，你说我考虑的有没有道理呢？”

　　 “你的考虑，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

　　 “没关系，你放心，”张学良神态自若地说：“想要我为他挽回点面子，这是他们早就 提出，我也同意了的。他们一再表示，送到南京，就让我回西安，决不留难，所以我想过不 了几天我就能够回来。在我离陕期间，你多偏劳一下。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 全归你指挥。”

　　 “难道一天也不能缓了，今天非走不可吗？”

　　 “是的，不能缓了。”张学良虽然面有难色，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不瞒你说，现在不 走不行啦，硬把他留在这里，一方是死活不肯签字，一方是不签字就不放行，形成顶牛，对 立情绪严重，发展下去，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到那时反而不好收拾。所以，我决心让他 早走。我们不要小家子气，要拿得起，放得下，我们以后还要同他打交道，还要拥护他作领 袖，所以不能再为难他，这不是软弱，这是留有余地，是讲究策略！”说到这里，他看了看 表，不等杨虎城答话，又紧忙地说：“啊，时间不早了，他们可能正等着我们陪他们去机场 呢，我们该去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杨虎城对放蒋和送蒋仍然有很大的保留，因为他过去同蒋就有些矛 盾，又搞了这次事变，蒋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既然多数人主张放蒋，他为顾全大局，不坚持 己见；特别是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真诚，使他深受感动，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叹了口气， 让司机掉转车头，紧跟着张学良的汽车疾驶而去。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虽然没有雨雪，但阳光早被铅块般的云层遮住了，不消说，这 绝不是个理想的飞行天气。但在半月前被别人打了个人仰马翻的蒋介石，这时已顾不了这许 多，只要放他走，别说阴天下雨，就是下刀子，他也要照飞不误呀！

　　 委员长一行来到之前，机场上早有几千学生和市民在等候。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是 为送蒋而特地组织的，实际不是，他们是来欢迎预定来西安的抗日将领傅作义将军的，与送 蒋无关，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蒋今天就回南京；张学良也将陪同前往南京，更是料想不到的， 所以都沉默无语，深为少帅的安全担心。

　　 不一会，蒋介石一行抵达机场。车门开处，一个头戴呢帽、身穿深色长袍的瘦高个子的 五十多岁的人在人们的搀扶下，从汽车里颠颠巍巍地钻了出来，这就是蒋介石。他原来是想 悄悄地走，不让外人知道，甚至陕西军政官员的送行，他也主张全免了。现在看到机场上聚 集了这么多的人，不禁大惊，以为是，西安的各界群众看他不肯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特来 机场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所以顷刻间脸色大变，心也咚咚地乱跳。但他仔细看了看， 群众秩序井然，也没有发表演说或呼口号的，虽然表情冷漠，却不象示威，也没有什么非礼 的行动，这才稍稍平静了些，心想，既然不是反对我，那大概是来欢送我回南京的吧，所以 在他那瘦削的脸庞上，竟露出一丝尴尬的微笑。他缓缓前行，向站在靠近飞机的一小批官员 点头，同他们握手。他还特地走到杨虎城跟前，握着他的手，显得极其诚挚地说：“虎城， 你们提的那些条件，我全答应，全答应，并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实现，请放心。假如以 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说 着，他还悲天悯人地把已达成的六项协议又结结巴巴地重述了一遍，仿佛生怕杨虎城一声令 下，机场上几千群众就会象潮水般向他冲过来，他要回南京过圣诞节的美梦就会烟灭灰飞似 的。

　　 英武豪爽、神态自若、身披大氅、内着将校服的少帅过来了，他与杨虎城等亲密同僚匆 匆话别，将一纸亲笔手书交到杨虎城手里，那上面写的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即于学忠）指挥。

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蒋介石由宋美龄等搀扶着，匆忙登上飞机，腾空而去。张学良从容不迫地环顾四周，带 着显然有些依恋之情，向站在远处不免为他的安全捏着一把冷汗的群众挥了挥手，即转身紧 走几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机，也向东飞去。两架飞机将首先飞往洛阳。这时，在云层背后的太 阳已经西斜，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

　　 对于很快就要放蒋和张学良可能要送蒋回南京，周恩来是察觉了的，并曾向党中央作了 报告，但情况如此急转直下，张学良甚至没有同他说一声，就匆匆忙忙陪送蒋介石回南京 了，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来“周恩来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 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 二、全部中央军分别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 键，只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作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 也不好轻易反悔。周恩来接到电报，还没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学良已经陪蒋介石回南 京”⑦了，实在遗憾得很。

　　 那天，张学良离开金家巷不久，孙铭九就得知张、杨二将军去机场送蒋的消息，他立即 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张学良对周恩来是敬重的，他对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 艰苦卓绝的工作，是怀着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总认为，他们此次举事虽带有一 定的军事阴谋的性质，可却完全是为了抗日，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也关系着国 民党的兴亡绝续，而绝非出于私利，或欲与谁去争一日之短长，因而觉得踏实，心安理得。 而对于蒋介石会背信弃义，对他们进行报复这一点，却估计不足。周恩来曾对他多次相劝， 让他不要对蒋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他的阴险多加提防。可是，他有点忠言逆耳，未 加重视，加之蒋的回宁提前了，事出仓卒，所以未与周恩来再作协商，现在周恩来得知此 事，也不禁一惊，不无责备地说：“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孙说：“我以为 他同你们商量过的，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啊！”另据张学良的副官张沛汉谈，１９３６年１２ 月２５日下午，当蒋介石回南京去机场时，“周恩来来到了张公馆，只有我在家值班。他进 屋后，十分着急地说：‘张将军要送蒋先生回南京，我马上到机场去，劝阻张先生不要去南 京。’我们来到车库，要了一台车，就驶向机场。

　　 “周恩来几次让司机快点开，车子几乎飞了起来。车中，有周总理、我和他的一个随行 人员，周总理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张将军事前一点也没有和我说（这显然指的是提前 放蒋——引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劝他不要去。’可是已经晚了，车子到机场时，蒋介石专 机的螺旋桨已经转动了。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沉默不语，心情十分沉重。”⑧

　　 第二天，“周恩来在长安县礼堂向东北军的军、师、团长讲了话。他脸色严肃，语调深 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 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同志 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 就来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总理的讲话，深深打动每个人的心。他 的语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⑨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它在停止内 战、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可以说是举世公认，对国内外大 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对于张、杨两将军的评价，对于西安事变和平 解决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等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如张、杨两将军的行动，明明是出于爱 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是顺应人民公意和历史潮流，真正“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然 而，有少数自称“不务华美，但求真实”，“品评是非，一本良知”的学者，恰恰在有关西 安事变的一些关键问题上颠倒了是非。如有本书里就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冒天下之大 不韪”，是“劫持最高统帅”，是“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不顾民意”之举等， 恐怕失之偏颇，不论是与史实、民心，亦或历史的公断，都是相距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 驰的。

　　 当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学术观点的不同引起的，这是可以研讨的。如关于张学良的南京 送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送蒋 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却也带来严重的损失。他的南京被扣，终身失去自由， 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将军的被枪杀，东北军的衰落，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等，更 是严重的后果，所以此举实属重大失策，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个别西安事变研究者甚至 发出了“假如我是张学良”这样的唉叹！

　　 有道是，仁者见仁，作者见智，对一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这无碍大 局，也正象俗话所说的：“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对此有所非议者，历来人数不 少。但对此举肯定，认为它真诚、悲壮，把它看作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 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学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义举，是张学良处理事变后期复 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的，也越来越多了。前面提到的鱼汲胜的文章，就具体引述了五十 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事的评论，那才真正是高瞻远瞩 的真知灼见：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 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在张学良送蒋抵宁横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 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 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

　　 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 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 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 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 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 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两个月后的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府会见毛 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 “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 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 害。”⑩

　　 据此精辟见解，作者认为下列问题是明显的，是题中应有之义：

　　 １．从感情上说，张学良到南只身陷入囹圄，确实是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极大的个 人悲剧。

　　 ２．从个人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选择无疑是失误，值得深切同情。

　　 ３．从国家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４．张学良突然出走，准备不足，的确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东北军的纷争和解体以及 西安方面的被动局面，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局看，这只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小错，无损 于张学良这一行动的意义、价值和光辉。

　　 ５．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张学良此举有效地消除了那时国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 种种误解和疑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６．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和当时的客观效果看，亲身送蒋回宁这一光明磊落的仗义行 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在做 法上是明智的。

　　 ７．从张、杨、蒋的本质和当时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部队 的瓦解是必然的。这不能全部硬算在张学良去南京的账上。正如周恩来所说：

　　 “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

　　 ８．“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周恩来语）。从抗日大局看，张、杨为西安事变逼蒋抗 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无私贡献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付出，别人也会去付出这种代价。张 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 “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个人的失，换来了民族的得。

　　 总之，无论何人对此做出何种评价，他都应尊重和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张学良送蒋回宁 承担全部捉蒋的责任以后，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张学良的愿望和主张，内战结束了，抗战开始 了，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点胜过任何雄辨。⑾

　　 很明显，前面引述的中共著名领袖对西安事变的一些看法，是客观的，富有远见的。作 者以此为根据，对于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亦是难得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张学良的南京送蒋，是带有“负荆请罪”的用意的，也是对时局造成 了重大影响的，这是不是张学良的倒退和妥协呢？还不能这么看，因为这与他只要蒋介石停 止内战、联共抗日，就仍拥护他做领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这样做，正表明了他识大体，、 顾大局和维护团结的真诚，正表明他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后来，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 待，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１９３７年１月８日，他在致杨虎城及各将领 信中说：“盼兄等切实体谅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国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内乱苦我 国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邻鼓掌称快。”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而由于杨虎城完全接受 了张学良的劝告，不久后便与于学忠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形势，促进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千古奇冤终将洗雪，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张学良 将军终将会回到祖国大陆，回到对他始终怀着尊敬与怀念之情的亿万人民身边！

①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江元舟：《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原载香港《文汇 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０日《陕西日报》转载。

③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 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④　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⑤⑦⑩⑾　鱼汲胜：《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 《党史文汇》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⑥　王中立：《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 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　张沛汉：《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中》，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０日《西安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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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章 相煎何急

　　 谈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人们首先都会想到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以及宋氏兄妹 等，对蒋介石则往往持否定态度；对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似欠恰 当。是的，蒋介石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 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介石在被扣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的手 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 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 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说，随 着西安事变事态的演进，参与事变的几方都为民族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发动事变的主角 张、杨两位将军，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国共产党 则“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而中国国民党 也最终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谈判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 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能够 把这种态度坚持到底（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见《党史通讯》１９８６．１１．）。

　　 这也就是说，他后来没能把这种态度完全坚持下来，在有些重大原则问题上 常有反复，比如一离开西安，就又陷入狭隘的恩恩怨怨的纠缠当中，以致当他在１２月２６ 日离开洛阳回南京时，便迫不及待地抛出《对张、杨的训词》。在这个“内容含含糊糊，曲 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里，他不仅背弃了言犹在耳的诺言，还编造 了他用“伟大人格”感化张、杨的奇谈怪论。对此，毛泽东曾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说：蒋 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处 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 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 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并强调指出：“人民将不允许蒋氏再有 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现，则全国人民的 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①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使他在停止剿共内战、团结 全国人民抗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放明智些，不得不开始正视现实了。但对那个差一 点被人家一脚跺翻的西安事变，他仍耿耿于怀，这也正如他在回京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所 说的：“……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 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先前的热情的 谈话，信誓旦旦的保证，全象肥皂泡似的顷刻破灭，变得一文不值了。

　　 对张学良的迫害，实际早在西安开始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时，蒋介石就在打主 意了，他和宋美龄都一再表示希望张能亲送他们回南京，而在得知张决定送行后，又假意劝 阻，实际暗中已在策划囚张。蒋介石夫妇是１２月２６日上午由洛阳飞南京的，国民党搞了 隆重欢迎的场面。而张学良则根据蒋的建议，没有同时到达，而是又过了些时间，乘另一架 飞机抵达南京机场的。当时，机场上欢迎蒋的人群已经散尽，换上来的是武装宪兵和便衣特 务，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几个卫士。随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惊讶。据曾充任宋子文卫士多年 的段汉斌说：

　　 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两 名警卫人员（跟随张学良来宁有四名卫士）上车，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接着，军警 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引者 按：张学良初到南京是住在北极阁，也有的称高楼门宋子文公馆，这都是戴笠干的，他供 认：“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 任何人。”（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原载《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５ 期）军法会审后才移往孔祥熙公馆，这里记述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 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 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宋子文看到这个场面，厉声质问 那些军警特务：“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那些军警特务见宋子文怒气冲天，面有难色地说：

　　 “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宋子文听后，脸上气 得发紫，一面向我们和司机挥手大声说：“走，我们去蒋公馆！”说完，我们跟着宋子文又 直奔蒋公馆。

　　 宋子文的汽车到了蒋公馆，公馆门前军警林立，警卫森严，他们不要宋子文进去。其中 一个当官的对宋子文说：“非常对不起宋部长，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 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 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我们几 个卫士进不去，只有在大门外面等着。

　　 宋子文进去后，我们在门外听到宋子文在里面与蒋介石争吵的声音，但听不清吵的内 容。我估计是宋子文指责蒋介石不该公报私仇，把他的好友张学良扣起来。蒋介石这样对待 张学良，将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愤怒指责，对国与民都不利。当时，我们几个卫士对蒋介石不 顾大局和信义扣留张学良将军，也很有意见，但我们是无名小卒，对这类重大事情毫无办法。

　　 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 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 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宋子文由于和蒋 介石闹翻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回到上海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深居简出，不理公务。南京方 面几次打电话叫他出席重要会议，他也不去……②

　　 这是作为张学良送蒋到南京的一个目击者和历史见证人所提供的资料，他的回忆除个别 地方有误，如在时间、地点等方面有出入外，所谈主要情况是真实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一 样，都太善良了，他们总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恨！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作为张学良的随行秘书、并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住了六天的王中立 也有简要的记述。他谈的侧重在北极阁的所见所闻，其中谈到：“……宋子文那时在南京， 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 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 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 的呢！

　　 “那几天，来看张将军的人不多，即使来，也不过寒暄安慰而已。宋子文当然是经常陪 着张将军的，有时也一同出去。不断来的，还有戴笠。孔祥熙也来过，他和张将军闲谈，张 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也开玩笑地回说：“有处分，我陪绑去。”东 北籍的人来看张将军的，有金毓黻（静庵）、魏鉴（镜如）等。西北总部驻京中校参谋秦靖 宇也常来。后来听说，在西安事变中受伤致死的‘中委’邵元冲的太太来到北极阁，声称要 和张将军算账。但这山，当然不会让她上来的。

　　 “……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 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 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秦靖宇惊慌失措，请我快 送他下山。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 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 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这看来还是真心话，只不过他已为别人所 骗，而自己尚未觉察而已——笔者）那天傍晚，宋又和我谈，仍重复‘不骗人’的话，并 说：‘我今晚要回上海去过年，北极阁这里没人了，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但五天转眼就 到，在南京等候，比较方便，你两人（即于锦文——张将军另一随从。于原为张学良内差， 蒋在西安被扣由新城移往高桂滋公馆后，由于侍候，后又随蒋乘同一架飞机回南京，到南京 机场后，他的任务才算全部完成，被吩咐在机场等候张副司令——笔者）可以到财政部去 住，我已经接洽好了。’我同意留在南京，当晚在万家灯火之际，我和于锦文就移到市中心 财政部宿舍，各得门证一枚，可以自由出入。

　　 “我们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极阁住了六天，张将军在这几天内，是相当 镇定的，较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情景，恰是鲜明的对比。”③

　　 但既然蒋氏食言，又听从了南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貌似公允和忠诚的劝谏，如说什么 委员长饶，他们也不饶；张学良劫持统帅，罪大恶极，一定不能让他再回西安等等，张学良 纵有再大的本事，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纵有一百张口，也是无法不蒙受这不白的千古奇冤 呀！

　　 张学良初到南京时，蒋即示意他写一检讨性质的东西，看起来好象还是从“关心”角度 出发，意为应付一下南京的官员。张学良同意了，他是以给蒋写信的形式来写这个所谓“认 罪书”的（其实他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谏劝蒋介石抗日，示大义于天下，何罪之有？），信 中表明来京待罪之意，并提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 所顾虑”。蒋立即将此信和他为此事所写的呈文分别转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面要求 对张“斟酌事情，依法办理”，一面又假惺惺地提出鉴于“该员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 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所以希望“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等。这一切看起来是矛盾 的，实际这是他玩弄的障眼法，所谓“宽大”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是要严惩，要对 张绳之以法，才是他的真正用意。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正象当年曾参与审张的鹿钟 麟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即：“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虽然幕 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为什么会如此 呢？这固然与其秉性和为人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 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 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 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 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自然会采取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的手段。历 史事实证明，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 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 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④

　　 不过，在当初，还真紧锣密鼓，作了充分的表演呢！据李烈钧回忆：十二月二十六，蒋 返抵南京，“二十七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迎蒋平安返京。蒋在会上，简要地报告了西 安事变的经过。会上有少数人严厉谴责张学良，他们说，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主犯张学良 既已同来，应开军事审判，以治其罪。”⑤

　　 而另一方面，１２月２９日，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蒋介石还为西安事变 是由于他“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而请求处分，要引咎辞职呢，这也正如鹿钟麟所说 的：“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 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 “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 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 一节，应毋庸议。’”而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即作出了交军事委员会 依法办理的决议。这也就是说，要公开惩罚他了！

　　 在１９３６年冬的最后的一个萧索、严寒的日子，国民党政府高等军法会审假军事委员 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

　　 这天虽然是南京少有的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可是军委会门外却人来人往；一向冷清的 院门外，突然增岗加哨，进出的汽车也明显增多，这里象要举行什么重要的会议，或者是有 什么特别显要的人物到达，气氛紧张。关于要审判张学良的事，国民党当局作了严格的保 密，即使在他们内部，也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对外更是封锁消息。但俗话说得好：若要人 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既然做了，怎能一手遮天呢，所以这事还是一传十，十传百地被群 众知道了。这天来的人不少，特别是那些希望一睹少帅风采的市民和学生，一大早就从四面 八方汇集过来，虽然全被挡在警戒线以外，不能靠近军委会大门，可他们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这么快就把他送上法庭，张学良是没有料到的。临来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虽 然也略有所闻，但他确实没有料到事态已是如此严重。这天，有人骗他说是去开会，所以他 仍神态自若地带领几个随行人员乘汽车来到了军委会门前。

　　 他下了汽车，人群活跃，有一阵轻微的议论声，人们虽然不能作出更热情的举动，但都 向他投来崇敬的目光，他也面带笑容，向在场的群众致意。

　　 但到他要跨进军委会大门时，却突然有人出来挡驾了，随行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准入内， 只让张学良一人进去。这是有些反常的，张学良已觉察到可能要出事了，但他还是听从了警 卫人员的安排，独自走进了军委会的大院。

　　 又过了一会，从军委会大门里出来一批武装宪兵，由一个当官的带领着，冲到张学良的 随行人员跟前，说了声“对不起，我们是奉命行事”，不由分说便把侍从们的枪全缴了去。 卫士们据理力争，进行抗议，全然无用。但他们没有离开，而是仍然守候在外面，并深为张 将军的安全担心。不久，他们终于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开会，是开庭审判张学良哩！

　　 这天的审判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主持的，李烈钧为审判长，审判官有朱 培德、鹿钟麟等。鹿同张是换帖弟兄，李与张也是至交，他们过去关系不错。尤其李烈钧， 早在１９２４年当他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身分随孙中山北上途经天津时，他们就认识了，那 时张学良曾代表张作霖前往迎接，自那以后，他们便开始交往，原本是老朋友呢！西安事变 发生后，李烈钧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并无恶意，所以曾劝蒋采取宽容态 度。但蒋不听，还硬要审张，后来不知是谁的提议，还把审张的主角加在了他的头上，这无 疑是将了他一军。但他深知蒋的脾气，尽管明知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还不能推辞，只得勉 为其难。但据鹿钟麟回忆，李是很不情愿、也无信心的：“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 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 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 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 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 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在高等军法会审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 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 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 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恒 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 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 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 里，李便乘机辞出。”⑥

　　 李烈钧本人则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 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 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 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⑦

　　 关于当时审判的情况，传闻不少，但见诸文字的可靠资料却并不多，所好直接参与其事 的李烈钧、鹿钟麟都有比较具体、翔实的回忆录，特摘引其有关记述，并略加补充。鹿钟麟 说：

　　 三十一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李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 开预备会，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为拟妥的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没有什么异议，只 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认为对该案说来似嫌过于形 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难堪，提出可否省出不问，径代填上，李颇以为然，当即采纳。 至十时正，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 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 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答：“是的，身边 并无武器。”鹿接着说：“好，请稍待。”鹿即返庭复命，回入原席。⑧

　　 关于具体审问的情况，李烈钧说：

　　 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 坐定。我环顾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张学良面带笑容，趋 立案前。我因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毕（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 走进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 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⑨

　　 李烈钧的文章在此处似过于简略了，实际上张学良对于横加予他的所谓“犯上作乱”和 什么“中干荧惑，大触刑章，劫持统帅，危害民国”等罪名曾据理驳斥，慷慨陈辞：“不， 我是无罪的。想当年先父被日寇炸死，坟土未干，日寇即犯我东北，我奉命不准抵抗，使大 好河山沦于敌手。而国人震惊，皆责我张某，我纯系代人受过，又有谁来为我仗义申辩。我 数十万部下义愤填膺，决心誓死抗日，收复东北，然而夙愿难偿，我怎能息众怒、平群愤？ 目前敌寇对我国土贪婪日甚。我多次请缨不准，而中央置外侮不顾，反同室操戈。我出于广 大同胞和部属之要求，不得不以兵谏之……”⑩张学良本来还要讲下去，后被法庭以“今天 只谈西安事变，不谈沈阳事变”为由制止了。

　　 下面，我们继续引述李烈钧的记载：

　　 ……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

　　 “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

　　 “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 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 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

　　 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

　　 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 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

　　 “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 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⑾

　　 随后的情况，据鹿钟麟回忆说：“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 对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下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若有错误之处，可提 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 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 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预为拟好的判决书 发下，命令宣布判决。”⑿判决书是以颠倒是非的所谓“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 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在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 午，即向国民政府送交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以所谓“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 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 补裨，似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善向上之路”为由，请求“将该员应得罪行予以赦免，并责 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⒀

　　 随后，国民政府经过一翻密商，发布了如下的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 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⒁

　　 这个决定很奇怪，既是罪大判了刑，照理要服一段刑，如确有好的表现时，再考虑减刑 或赦免。而对张学良却不是这样的，无罪硬要重判，服刑还未开始，又宣布赦免，既是赦 免，就该放人呀，然而人不放，却又声称，对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人还是 不能放，还是得坐牢，而且是没有止期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待这个所谓案件，他们不用法 律术语，而是用管束这类带有规劝性质、并有很大伸缩性的语言，是有它的特殊用意的。因 为蒋氏之所以定要扣张，显系由于张在西安对他的冒犯，使他耿耿于怀，这，很清楚，是属 于个人恩怨，明知欠妥，要改也难，所以他不能放他走；但更主要的，则还是“出于政治上 的考虑。当时如何处置张学良，对蒋介石来说，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实践在西安的允诺， 在张抵达南京后待之以礼，让张返回西安；即或为了挽回面子，将张交付审判，也可宣布赦 免释放，调张至抗日前线杀敌立功‘赎罪’，这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不可取的。他既不愿 张再自由自在，为所欲为；更害怕张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不敢恢复张的自由……二是干 脆对张置之死地，处以极刑，乘此机会，剪除异己，以消除对自己的一个威胁。这样做简便 易行，称心如意，但蒋介石慑于张的政治影响和当时的社会舆论，他不敢贸然行事。因此， 纵和杀的办法都是蒋介石所不敢的。那么只有第三种方案，即不放也不杀，表面上实行‘保 护’，对张长期囚禁，实则终身剥夺其自由，这等于在政治上判处了张的死刑。这样做蒋介 石既不用承担国人对惩张之指责，又可获宽大为怀的美誉，在政治上又达到了他排除异己的 目的。”⒂而自此以后，张学良不就正是在这个不明不白的所谓“管束”的名义下被长期软 禁，至今已历五十多个春秋，而仍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

　　 啊，这是怎样的世界呢！？有时我常常这样想。有些朋友对此不大理解，在一起时也常 常议论这个问题，总觉得，一向标榜革命，民主、自由的口号也整天挂在嘴上的有关当局， 怎么总是言行不一，怎么总是说得好听，做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呢？后来，仔细想想，特别 是回过头去，看看它的过去，也就不以为奇了。“国民党是曾有过它的辉煌年代的，蒋介石 也有一段很光荣的历史，当其追随总理，从事革命的时候，全国人士都很敬仰他，那时我国 的革命，大有成功之望了。乃不幸得很，革命势力刚一发展，而蒋委员长的意志就很模糊； 更以宵小的包围，政客的怂恿，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便为一个反革命了！这不是我们有意破坏 蒋委员长的人格，只要打开总理遗嘱一看，与蒋委员长近年来的一切言行对照对照，便可一 目了然。蒋委员长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总理的伟大，而迷信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猖 狂，忽略了民众的要求，而崇拜个人的功利。所以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革命的声浪，微弱而 至于无闻了！结果，不绝如缕的内战，无时无之，无地无之；尤以‘九·一八’的国难之所 以发生，及以后之所以丧失几省地盘，遭尽无穷屈辱。蒋委员长刚愎自用，以致处处失策， 不能不负着这个重大的责任！”⒃这也就是说，自从国民党丧失了象孙中山、廖仲凯这样一 些优秀的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张学良 一案，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由于多行不义，元气大伤，而不得 不一再吞食一些显然是咎由自取的苦果，可是它并没有惊醒，并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不仅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四十年代是这样，以后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五十年代在台湾发生的 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 事件，孙立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台湾编练司令等 职）兵变，以及雷震（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与《自由中国》案，也是一些很典 型的例子。就说喧嚷一时的所谓“孙立人兵变”吧，那其实也是很大的冤枉。大家都知道， 孙是国民党一员老资格的将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远征缅甸，在滇缅战役中，立下赫 赫战功，有“东方的隆美尔”之称。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台湾负责训练新兵，是个有才干 而又讲究实际的西方式军事领袖，因为当时美军顾问团长蔡斯对他很感兴趣，二人许多主张 不谋而合，而这些都是蒋氏父子所不能接受的，认为孙乃“假外人以自重”，颇感不快；加 之，孙与蒋的一些嫡系将领不和，甚至对蒋经国的一些干预也有微词，终于犯了“众怒”， 因而以所谓“失察”和有“兵谏”之嫌（引者按：这是不确的。据美联社前不久报道，台立 委董正之１日致函行政院，要求解除对张学良、孙立人两将军长达数十年的软禁。这则电讯 还说，“张学良已有９０高龄〔国外持张氏生于１８９８年一说的人不少，实际是生于１９ ０１年——引者〕。１９３６年，他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后不久被国民党逮捕。１９４９ 年，国民党战败逃向台湾时，也把张带去。从此以后，他一直被软禁在台北郊区的寓所里。 孙立人，８８岁。他是因政府指控他策划推翻蒋介石的政变而在１９５５年被捕。他一直被 软禁在台中。孙立人上周在接受《自立晚报》记者采访时否认他曾策划过政变。在３３年 里，这是孙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上述附注写后不多久，孙立人结束软禁，恢复自由的消 息见报，这是可喜而又可悲的，因为孙先生毕竟垂垂老矣），而加以逮捕，打入冷宫，那手 法，跟当年对待张学良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甚至连见诸文字的命令，也都有异曲同工之 妙，如说什么“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 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 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⒄

　　 这一套人们早就领教过了，当年蒋介石对张学良实施的那个连环计，又和盘托出了。对 张的发落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近二十年后的孙则由国防部“随时考察”，用词稍有差 别，实质完全相同，这也正象江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孙如真的图谋不规，罪证 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 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 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１）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 （２）坦白陈述。（３）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 往。”真个是整人有术，用心良苦！⒅

　　 据了解，那次在法庭宣布判决书和特赦令后，因恐张学良再讲出对蒋不利的话，所以不 让他申辩，当即宣布退庭。但就在人去厅空、偌大厅堂只剩下张学良和少数人员时，故意晚 走的李烈钧，竟缓步“步下审判席，拍着张的肩膀说：‘老帅有虎子，敌夷不足畏！’”⒆ 这个情况，在李、鹿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是否完全属实，不可考。但据鹿钟麟谈，“李 烈钧以张学良在法庭上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私下曾向人称道：‘不愧为张作霖 之子。’”⒇这倒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说明，上述关于李烈钧在大家离座退场之际，特地 下来与张学良寒暄，并表达他对张的敬佩之意，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说，在那 样的政治环境中，作为审判长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李烈钧，能有这样的风骨和赞誉，确也是 颇不简单的。

　　 鹿钟麟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谴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的行为， 他指出：“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李烈钧后来谈到这次审判，也认为“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 已。”(21)言下不胜感慨系之。

　　 在那时，同情张学良，认为对他应当从轻发落，更不该判刑的人，当然小仅是鹿、李， 应该说为数不少，甚至就连与蒋关系密切的宋氏兄妹等，也感到这么对待张学良显然太过份 了〔在军法审判后，二宋与端纳曾去找蒋，闻听要继续扣张后，宋子文怒斥蒋介石，曾用英 语说：“这个流氓，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晏道刚有关回忆资料）〕。赵云声对于 在西安曾拍着胸脯为张学良的安全作担保的那三个人——宋子文、宋美龄以及端纳，在乍听 到这个所谓“特赦令”之后，哭笑不得，甚至惴惴不安的表现，以及张学良的愤怒，也有生 动的描述，他写道：

　　 宋公馆灯火辉煌，可是张学良坐在那里，却只觉得周围一团漆黑。宋子文和宋美龄 兄妹默默地陪他坐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光，张学良只是呆呆地盯视着墙上挂着的一幅油 画，几个小时竟一语不发！

　　 这幅油画叫《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的代表作，画面的内容是：当耶稣和十二个门 徒在一起进晚餐的时候，耶稣突然对门徒们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 刚说完，立即引起十二个门徒的惊讶。这幅油画，就是抓住这一刹那，画出了每个人各自不 同的表情，从中可明显地看出每个人物的年龄、性格以及他们各自同耶稣的关系等等。

　　 宋子文非常清楚张学良盯视这幅油画的含义，这是张学良在无声地责备，但他这位保证 人却无可奈何……

　　 作为基督教徒的宋美龄，当然也明了张学良盯视这幅画的弦外之音。但她低头坐在那 里，装聋作哑，佯作不懂。因为天底下，大约唯有她最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真谛……

　　 “汉卿！”过了许久，宋子文终于打破沉寂，开口了，“你不要过于气愤，你这样冷冷 地一言不发，真让人害怕！

　　 汉卿，随便说点什么吧？”

　　 张学良抬了抬眼皮，依旧一语不发。

　　 灯全部开亮了，豪华的客厅如同白昼。侍役蹑手蹑脚地进来，悄声地对宋子文说：“该 用晚餐了！”

　　 宋子文挥了挥手：“让他们再等一下。”

　　 “不！”张学良开口了：“你们去吃吧！”

　　 “那你呢？”宋子文问。

　　 张学良惨笑了一下：“我不想吃这最后的晚餐！”

　　 一句话，重又使气氛陷入了难堪的沉寂。宋子文显得很尴尬，他进退维谷，正不知再讲 些什么的时候，端纳推门进来了。他高大的身躯，蹚着沉重的脚步，厚厚的地毯都发出了吱 吱的响声。

　　 张学良望了一眼，说：

　　 “又一个来参加最后的晚餐的！”

　　 “不。”端纳一时没有听出张学良的弦外之音，而是激动地说，“汉卿，我是来同你告 别的！”

　　 张学良忽地站起来，发出了一阵狂笑，声震屋瓦，惨厉袭人！他收住笑声，用那双可怕 的目光扫视着这三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保证人：

　　 “你们都走吧，让我一个人来独用这最后的晚餐！”

　　 张学良一边说着，一边在大厅里踱了几步，然后停止在那幅油画跟前，他象读戏剧台词 似的拉着长声念道：

　　 “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啊——？”声音在客厅里回荡着，让人毛骨悚然。

　　 “汉卿，我跟你说！”端纳上前欲解释。

　　 张学良一把甩开了他，横眉冷对地：

　　 “你在西安说得还少吗？我让你们平安回来，可你们都自食诺言，到底还是把我扣留 了！”

　　 端纳象被霜打了一样，退后一步，摊开双手：“汉卿，我实在对不起你！”这时，他把 目光转向宋美龄，摇着头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蒋先生会是这样一个人！……我悔恨哪， 悔恨自己看错了人！”

　　 “不，端纳，该悔恨的应该是我张学良。”张学良冷静了下来，他走到酒柜旁，倒了杯 白兰地，一饮而尽。

　　 “我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因为我一直在同一个不懂信义的人在讲究信义！”

　　 张学良把酒杯一放，踱到端纳面前：

　　 “你如果真的回国，请告诉海外朋友们，我张学良的军政生涯结束了，可是我是高兴 的，因为由于我们的兵谏，他终于答应停止内战，答应团结抗日了！对此，我至死无悔！但 假若他连这个也再食言的话，那他……

　　 张学良讲到这突然一停，然后睚眦俱裂的往酒柜上奋力一击！柜子上的白兰地酒连同一 套漂亮的酒具震撼得哗啦啦地一阵颤响……

　　 宋美龄惊惧地扬起头来，她一脸惊恐。(22)

　　 这些描述，不一定全是事实，但作者根据翔实的史料，以一幅名画为契机，对张学良怒 斥蒋介石及南京送蒋前几位保证人的情景，精心地用词遣字，作了深刻的入木三分的描绘， 使我们对当时南京的复杂的内幕以及张将军此时此刻的痛苦与悔恨的心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 解。

　　 难道是张学良错了吗？不，他没有错，他不仅无罪，还是个立了大功的人，周恩来早就 称赞他为千古功臣，也有人赞美他为民族英雄，可国民党当局硬说他有罪，审判之不足，复 判以徒刑，后虽明令特赦，一句“严加管束”，又将特赦推翻，成为无期徒刑，真乃生杀予 夺之权，系于一人之口。公理何在，正义何存？在几年后又发生的皖南事变(23)时，周恩来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袭击，在《新华日报》上曾作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 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如今将它用在这场颠倒是非的审判上，不是也很适合吗？！

①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６４年４月出版。

②　段汉斌：《宋子文营救张学良遭蒋拒绝》，载《春秋》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③⑥　于中立：《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⑦⑧⑿⒇(21)　鹿钟麟：《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纪实》，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 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⑤⑨⑾　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出处同④。

⑩⒆　顾秉岐：《张学良受审记》，原载《西安晚报》。

⒀⒁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月１１月出版。

⒂　李淑：《浅析张学良被终身囚禁的原因》，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 刊稿。

⒃　《东望》杂志：《一二·一二的革命火花爆发》。

⒄⒅　有关孙立人问题的部分资料，引自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８ ４年１１月出版。

(22)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 版。

(23)　皖南事变：即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根据 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无理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 北，中共曾据理驳斥，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撤到江北），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 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１月６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 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袭击和围歼。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 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 挺被捕，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蒋介石于１９４１年１ 月１７日发布反动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 队，并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给予坚决回击，决 定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 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分布在华中、华东的新四军指战员，坚持敌后抗 战。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同时，提出取消１月１ ７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的 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行动纲领，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 同情与支持。而国民党在政治上却输了理，它更加孤立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 党史事件人物录》等资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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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章 起而周旋

　　 军法审判结束后，张学良便离开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迁往南京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

　　 对于这个孔公馆，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实际这是一处豪华而又幽静的宅院，整个楼房 都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花草树木中。但很遗憾，它的利用率并不高，房主不常在此居住，房子 经常是空着的，所以就被临时用作软禁张学良的场所了。他自被人带到这里后，就被单独关 在二楼一个房间里，不许他出门，也谢绝任何外人来访。一批由警察、宪兵、特务联合组成 的监管队伍立即进驻孔宅，寸步不离，严加看管，从而开始了他的漫无止境的幽禁生涯……

　　 张学良在孔宅住的时间不长，但他内心里的忧愤是深重的，这是被囚后最受煎熬、最为 痛苦的时刻。那时，他整天在房间内走来走去，就象一只突然被关进笼子的雄狮，真是坐卧 不宁，恨不得立刻冲破牢笼，返回西安。据当年做过看守张学良工作的邱秀虎回忆，那时， “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睡 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检查，当向 负责的特务反映后，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时去检查。当这个特务 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 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①

　　 他还谈到，“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 过是怕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三十一日那天，正值我在孔公馆门口值班，突 然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 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 ‘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然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 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恳 求我们，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 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 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他是张作霖第四个儿子，乳名安儿，学名学思，字述卿， 是张家最早投身革命的子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海军将领——笔者）。那时他 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回到东北以后，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成为 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②

　　 ２５年后的一个１２月１２日之夜，在北京一次有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参加的纪念 会上，周总理盛赞张学良是个英雄人物，说“张、杨两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个人都 作出了重大牺牲，成为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据高存信谈，那天的纪 念会是感人至深的，其中就提到了张学思，他说：“席间（纪念会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 行，参加的是张、杨两将军的亲属和旧部、老友，共二十多人——笔者），大家议论了张将 军在台湾的近况，并就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进行了猜度。心情最为激动的是 张学思同志，他回忆起过去大哥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如今，天各一方，怀念之情无法用言语 形容。他起立向周总理敬酒时，竟至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怆然泪下，大家怅惋不已。这时邓 大姐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总理沉默一会儿，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我流 下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有争论。张 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 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总理的话情深意切，含义深远。”③

　　 但在那时，蒋介石并不因为扣留了张学良就减轻对西安的压力，他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１ 日的会议上，虽然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实际不仅没有撤 兵，反而继续以重兵进逼西安。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他真要重新发动内战（在给前防的电 令中，他特别强调“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候中央核定为要。”），他的 主要目的要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形势，以使西安内部发生分化，迫使杨虎城等无条件听命于 他，并进而控制整个西北。

　　 然而，那时的西安，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张学良的命运，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谁也 心里没底。杨虎城急于要知道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动态，特别是张学良的安危，所以很想派人 到南京去一趟，却又一时未找到合适的人。后来，几经考虑，还是觉得马文彦去比较合适， 因为一来此人和于右任是三原同乡，深得于的信任，二来他可以通过于右任了解情况，所以 决定派马前往南京。但马文彦最初有点犹豫，这倒不是他怕麻烦，或怕担风险，主要是在西 安事变发生后，他曾代表杨虎城和陕西的群众团体去潼关挡过于右任以国民党政府西北宣慰 使来西安的骂。那虽然是奉命行事（据杨将军谈，于这次是招降的，我们不受降，所以要给 他吃个闭门羹），但总是个棘手的差事，因那次他对于右任很不客气，在潼关火车上的那个 不欢而散的场面，他还记忆犹新：

　　 “西北宣慰团”的专列已抵达潼关，由于天冷，于先生食宿均在车上。他一到潼关 就给杨将军打电话，让派车来接他，杨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 去吧！”就在这时，我上了火车前来行见。于先生见到我吃了一惊，忙问：“是从哪里来 的？”我说：

　　 “特从西安而来，有要事要见你面谈。”他似乎已觉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种特殊使命，脸 上神色显得有点紧张。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杨先生派我来向你说明，他对这个‘西 北宣慰团’的到来，坚决表示反对。”于听后更感不快，我说：“杨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 要来西安，就请在潼关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义，以个人身分前来。”于忿然 地甩袖出了卧室车厢，顺手把门锁上了。这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时，他又开车厢 门进来了，但仍然一言不发。我发现车站上来了一些持枪的士兵，恐情况有变化，就问于先 生：“我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他看了看窗外，摇摇头，似乎觉得去西安已属无 望，宣慰失败。我立即同他告别……④正因为有过这次潼关挡驾的事，所以对于杨虎城给予 他的新的使命，他是有些顾虑的，这也正象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我担心上次潼关挡驾后 于还在气头上，不会接见我。杨说：‘我们在南京除了于右任再没有熟知的人，现在情况变 了，蒋答应抗日，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周先生（周恩来）也说，前些日子挡于也 好，不挡也好，于是搞新闻工作的，会做宣传。’我心中仍有顾虑，恐到南京后被于拒绝接 见。其实于先生上次被挡潼关后，并未立即返回南京，而是在西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蒋 介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离开陕西飞往南京的消息后，他才于二十六日清晨七时许，偕同 原班人马颓然离开潼关，二十七日上午回到南京的。我还在犹豫，杨将军又说：‘还是你去 一趟好，有关方面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见到于先生后先不要说别的事情，先拿出这个东西 叫他看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铅印文件，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共产党的‘四项声 明’。杨将军很有把握地说：‘他看了这些东西，一定要说话的。’说罢，请李寿亭拿来一 个铁筒香烟，亲自旋开烟盒的铁皮盖子，仔细地把香烟取出，又把烟盒内一层厚纸取下来， 轻轻地把文件叠好，紧贴香烟盒的周围，再把原来烟盒内的那张厚纸装进贴实，然后将取出 的香烟重新装进盒内，盖好铁盖，才把它交给我，并让我乘当天的火车出发。

　　 “我到南京后，直抵于右任家，适逢他外出未归，我便在客厅里等候。一会儿，于先生 回来了，果然上次挡驾的气尚未消除，见到我后他狠狠地问：‘你来这里干啥？’我说： ‘杨先生派我给你送个东西，请你看看。’我从铁烟盒里取出那份文件交给他。起初他漫不 经心地浏览着，越往后看，态度越严肃起来。他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仔细地反复观看 着，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容我才知 道！’这时，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以个人名义进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机会对他说：‘共产党 要求抗日是真的，杨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杨将军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赞成的。’他说： ‘我赞成杨虎城抗日，并没有同意他扣留蒋介石！’于先生没有刚才那么大的气了，我们便 谈到蒋回来后的情况。他向我介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只停了一天，就坐飞机到浙江去了， 说是跌伤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它啥话都没说。至于蒋在西安同三方面达成的协议，答应抗 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于先生说，新闻界也 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在什么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 个文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第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 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全文宣读，而且只有十几个小 时，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就在南京宣传出去了。于先生说：‘我昨夜看过这份文件，心里 很受感动，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了一个办法，亲自用浆糊把那份文件贴在土地上，让它 粘些土，再轻轻地揭下晾干。今天早晨，我请几位老人来看这个文件，并告诉他们，这是一 个熟悉的商人，路过陕西农村时揭下来，带到南京送给我的。于是，我就请张继委员在今天 的纪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读了。’于先生还告诉我，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一向是坚决反 共的，同时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宣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问于先生张继 读后有何反映？他说：‘张继认为“四项声明”讲得很沉重，很感人，看来，“起义在东 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听后也都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赶回西安，将南京一行向杨将军汇报，他听后大喜过望，非常高兴地说：‘办得 好！办得好！’”⑤

　　 谈起于右任先生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之后，对此一义举立即表现十分关注，他甚至使 一向反共的张继也在大庭广众中宣读了西安方面的传单，终于打破了当时南京对事变真相的 严密封锁，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于先生为人耿直，廉洁奉公，热爱祖国和家乡，以后也一直 深切关心张、杨两将军的命运，并为使他们获释而奔走呼号，作了很多努力，甚至１９４９ 年在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还不顾一切地再次向蒋介石提 出了这个问题：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上午，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当日下午２时，蒋在黄埔路总统官 邸召集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宣读他和副总统李宗仁的联合宣言，会场至为凄惋，Ｃ·Ｃ 少壮分子谷正纲失声痛哭，立起大声疾呼：“总统不应引退，应该继续领导我们和共产党作 战到底！”

　　 蒋以低沉声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决定，马上离开南京。说完起身宣布散会， 走出会场。这时，老态龙钟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忽然拄着手杖离座追上前去，喊道：“请总统 留步！请总统留步！”蒋稍停，身也未转地问道：“院长有何见教？”于右任说：“为了和 谈方便起见，请总统在离开南京前，开恩下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吧。”蒋介石一 听，板起面孔，向于右任瞥了一眼，将右手一甩，提高嗓门说：“你去找德邻（李宗仁） 去！”

　　 便加快脚步走出了会场。拖着一大把胡子的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尴尬地站在那里。 大家只好面面相觑，相继散去。⑥

　　 由这段往事，也不难看到，于先生对真正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以及对朋友，非常真 诚、忠厚，而蒋氏对张、杨二将军则一直是怀恨在心的。所以当初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不 但不撤军，反继续向西推进，以重兵威胁西安这些严重的事态，西安军民是强烈不满的，认 为蒋氏背约，因而曾多次派代表与南京政府进行交涉，发表了不少严正的谈话和电文，如１ 月５日杨虎城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众高级将领在联名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就再次血泪陈 辞，正气凛然，要求蒋氏恪守诺言。电云：

　　 （衔略）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 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 情，深荷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 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何幸我蒋委员长熟审国 势，详察舆情，对于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陈，不惟恕其冒渎，且更采其萏荛，此诚蒋委员长 人格空前伟大的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 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 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不感动！虎城 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士兵，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 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份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 明。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 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 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亦莫不额手称幸，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 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返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未 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 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 带，筑垒布阵，积极作作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 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具何居 心？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 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闻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 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 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 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于兵争，则谁举内战之端，谁召亡国 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辞，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赐 教言，尤所企盼！

杨虎城于学忠
　　　　 孙蔚如何柱国
　　　　 王以哲董英斌
　　　　 缪激流刘多荃
　　　　 同叩歌⑦

　　 为使张学良早日获得自由，杨虎城等还曾直接致电蒋介石，一方面对他特赦张学良表示 感戴，一方面也郑重提出：“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 效。”还说：“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现在看来，将军们为营救少帅，是费尽苦心的，也可说真正到了精诚所至的地步，但却 未能金石为开。他们虽为军人，亦仍不免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有时也显得有些书生气，或 者勿宁说是过于真诚和善良，也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蒋介石既然出面保释，还算讲点 良心，大概真的会让张学良返回西安了。

　　 实际上，他们还是想错了，因为就蒋介石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权术，是碍于国内外舆论 反对内战的压力，以及为稳定局势而作出的和解姿态，怎么可以信以为真呢？那时蒋介石对 于重开战端虽然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却也不打算轻易撤兵，他实际是要继续向西安施加压 力，并用虚伪的和谈拖延时间，以观动静。在西安方面，自从张学良南京被扣后，局势也一 直是动荡不安的，在军队内部的突出表现就是和、战之争。东北军中一部分积极支持张学良 联共抗日的少壮派，力主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就同南京决一死战，西安与南京之间 仍然是战云密布，十分令人不安。这次倒是蒋介石先采取行动了：

　　 “蒋介石……于一月九日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 西安，进行和谈试探。

　　 “王吴二人离京前，曾前往探视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抗日力量将因 此而受到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嘱王、吴转告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要巩固东北军内 部的团结，巩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的团结，‘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我 回去也没有用’。他除有亲笔信分致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外，并取出两份遗瞩交王、吴带往 西安，一致家属，一致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如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 下，以明夙志。

　　 “……十三日蒋介石（又）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 行。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

　　 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 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海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 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 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米春霖并携有张学良十二日在溪口所写的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一信，原文如下：

　　 ‘（衔略）弟今早同瑞峰（米春霖字）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 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 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 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就更好，盼即刻表示受 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 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西安方面考虑结果，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 解决，其他问题均无从谈起。因此，杨虎城决定派当时在西安的十七路军驻京代表李志刚会 同东北军选派的代表鲍文樾、米春霖前往南京正式进行交涉。

　　 “李志刚、鲍文樾、米春霖于十六日由西安飞抵南京，因蒋介石正在奉化休养，即于十 七日转赴奉化晤蒋。关于西安方面要求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蒋介石说：‘他现在再三表 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⑧

　　 人们对于那些摇唇鼓舌、言不由衷的人，爱用“阴阳怪气”来形容，我看用它说明蒋介 石的这副腔调，是毫不夸张的。不过，作为领袖，竟然说假话（也正象李志刚所说的：“鲍 文樾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就很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 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地先回去了。”⑨），竟然气量如此狭 小，这确实不能不使人惊讶。鲍文樾为此决定终止他与蒋的会谈，并发誓从此不再与蒋共事。

　　 这以后，在西安虽有杨虎城鼎力千钧，为救张做了大量工作，更有周恩来力挽狂澜，极 力维护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使由西安事变而形成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的革命形势，仍 然保持着高涨的势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这以后不论是在南京还是西安，也 都还有风波，有逆流，有动荡，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当潼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 上发生了日益加剧的意见分歧。

　　 在一月的最后几天，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二十七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 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 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 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 掉？”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一面哭泣，一 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 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

　　 ……三十一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 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 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 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 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 致行动，同意和谈。最后，周恩来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 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 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 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 功的决定。

　　 ……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 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现了 应、孙等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家，在卧室将王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 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

　　 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 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二月三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且有一 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 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 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 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 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 事变后提升为一○五师第一旅旅长的青年将领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 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 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周恩来在王以哲家灵 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 动。二月四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 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 惜。红军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 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其后果是严重的。

　　 二月三日，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 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并与缪澂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全军东开。 红军代表团曾努力劝说东北军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 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

　　 二月四日，潼头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照乙案达成协议。

　　 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和西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 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 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 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要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曾于二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 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他还托前去看望他的何 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 各位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⑩

　　 张学良魂系长安，始终念念不忘他的十七万东北军将士，仍然深切关怀着部下的前途和 命运。铁窗可以禁闭他的身体，但锁不住他那颗火热的心……

①②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③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④⑤　马文彦：《记西安事变期间杨将军让我办的几件事》，载《回忆杨虎城将军》，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⑥　见《文摘报》５０４期。

⑦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⑧⑩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 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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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章 被春天遗忘的地方

　　 １９３７年元旦刚过，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经理钱君藏接到官方通知，说有 人要来此住宿，命他停止对外营业。但何人来此，何时到达，却秘而不宣，直到贵客临门， 他才知道，来者不是别人，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大家都知道，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那里群峰叠翠，风景优美。但当局将张学良迁来， 纯为此乃僻静之地，便于监管，而决不是让他来欣赏风景的。

　　 张学良是１９３７年年初，由国民党军统局用飞机押解到溪口的。他先是住在武岭学 校，两天后迁往雪窦山。张学良被幽禁的第一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远离南京、 距离溪口镇也有十余公里远的深山里度过的。

　　 溪口是浙东著名的风景区，旅游区。这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一篇题为《武岭乐亭 记》的文章，对此地的湖光山色作了极为形象的描绘，语曰：“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 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 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 真。”

　　 在溪口镇的西北方，大约十公里处，有一座海拨八百米的风光秀丽的高山，名叫雪窦 山。它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呢？原来此山有个千丈岩，飞瀑如雪，山鸣谷 应，甚为壮观，“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 文。”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来此游历，并留下上述千古传颂的诗篇，据说此山的 得名就与千丈岩的形同龙腾虎跃的雪白的飞瀑有关。

　　 雪窦山不仅峰峦叠翠，景色如画，名胜古迹也很多。雪窦寺是浙东名刹，也是我国佛教 禅宗十刹之一。它始建于唐代，这里古树参天，建筑宏伟。在离此寺不远的西侧，即水基岩 风景区，便是中国旅行社的所在地。它虽然并不是什么富丽堂皇的大宾馆，只是一栋两层楼 房，内有一些客房和餐厅，但却小巧玲珑，造型美观，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掩映在林木葱 郁的雪窦山畔。无疑地，对于那些富裕并有闲情逸致来此旅游观光的人来说，这当然不失为 一个目迷五色、令人心旷神怡的境地。但对时时有军警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来说，却丝毫 引不起观赏的兴趣，置身在这与外界隔绝的深山里，不仅使他感觉愁苦，也更增添了他的孤 寂感。尤其在他初到雪窦山的那些日子里，那把树枝吹得沙沙作响的寒风，那一声声哀怨怆 凉的晨钟暮鼓，都常常使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但张学良是坚贞不屈的，他没有被眼前的挫折压垮，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然想着他的 十七万东北军，想着“三位一体”，想着西安；他仍然以大局为重，想着如何挽救国家、民 族的危亡，想着抗战。在论及此一问题时，张魁堂指出：

　　 西北是张学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为只要“三位一体”存在，不仅事变可以和平解决， 他也可以获得自由（笔者按：根据当时的形势，只要西安“三位一体”很团结，用和平方法 救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认识并不错）。后来由于东北军少壮派杀了主和将领王以哲， 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使救张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救张希望终成泡影，这原是很清 楚的史实。但有人说，王以哲被杀之后“蒋介石最大的忧虑是少壮派得势把红军引入西安， 因此决定立即释放张学良……后因获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决，于是蒋介石再次（据说第 一次想放张是在军法会审之前，蒋预计西安不会轻易放回十多位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 因此计划……让张回到西安，因西安爽快地交还了人质和飞机，所以该计划被取消）取消了 释放张学良的计划。”①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后期，就产生了要把张学良弄起来的想法，一 离开西安就通过祝绍周、戴笠等人对囚张进行策划；到南京之后，又对如何审张和“管束” 张作了周密的部署，哪里会有释张的可能？这也正如白竟凡、鱼汲胜在《对“蒋介石曾两度 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中所说的：“至于说，蒋介石因为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释放了 人质和飞机，便取消释张的计划，这只不过是一种推论。事实是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时即嘱杨 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员……杨虎城于２７日给南京军委会译转陈布雷电：‘有感电诵悉， 辞修，慕尹等于本早分乘飞机，火车遄返矣，特复。’……杨虎城对大员问题的态度，蒋也 知道，无论从杨的政治处境或军事处境来看，除放大员外，杨别无选择，因此蒋用不着以放 张回西安去解决释放大员的问题，所以释张与放大员问题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二度释张 是因少壮派闹事，后来取消释张，是因为“二二事件”已经解决一说，更难成立，这亦如 白、鱼文章所谈的：“在舆论压力下，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蒋介石不得不在致顾祝同转 东北军将领电中伪言：‘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口（余）可保证，必为负责请 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如协议顺利实施，则对蒋介石继续 扣张发生舆论上的不利，因为蒋介石虚假答应释张的条件就是东北军移防，它是有电报文字 为根据的，不好赖帐。蒋介石要坚持扣张，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这时‘二二事件’发生 了……蒋介石才得以‘孙铭九暴动’为借口而对释张的虚假诺言拒不认帐了……由于‘二二 事件’，东北军老派不愿执行甲案而执行乙案，东北军东调，三位一体不复存在，所以营救 张将军的力量削弱了，蒋介石才无所顾忌地长期囚禁张学良。”②然而“二二事件”之后， “三位一体”体解，东北军、十七路军各自东西，只能是依依惜别；加之蒋介石令其“读书 思过”，自由又暂时无望，张学良凄怆心情自是难免。……

　　 尽管如此，张学良始终以国事为重，他赞扬杨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励其“为国努 力，不可抱奋事之想”。他呼吁西北方面为国家牺牲无所吝惜，“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 惜乎？！”他还让何柱国捎信给东北军各将领，要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 准备，以遂初衷”。并让何口头转告他们：“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 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张学良将军身处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之时，还时刻以国 家、民族大义为重，不忘与中共的友谊，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③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个热情、开朗、并且酷爱自由的人，一个驰骋疆场、英姿焕发 的抗日爱国将领，如今竟然幽禁古刹，报国无门，这对他的打击和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和 折磨，确实是难以忍受的。要不是后来由于于凤至找到了她的干姊妹宋美龄，由她向蒋说 情，好不容易来到丈夫身边，使张学良的情绪稍有好转，这最初的囹圄之苦，还真不知怎样 才能度过呢！对于将军此时此刻的心态，对于张、于这对患难夫妻的狱中重逢，以及杨虎城 代表前来探望的情景，《少帅夫人》一书曾作了掷地有声、催人泪下的描绘。作者写道：

　　 春雨霏霏。整个雪窦山显得岑寂而恬静。

　　 “我要出去。”张学良道：“在里边闷死我了，我要上山散步！”刘乙光（引者按：此 系监管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却站着不动：“副座，外边下着雨呢！”

　　 “怎么，现在我连出门的权利也没有了？”张学良激动地大声说道。

　　 “不，副座，现在我要带你去看一个人！”

　　 “谁！”

　　 刘乙光皮笑肉不笑：“见了面你就知道了！”张学良疑惑地穿好衣服，随着刘乙光进了 黑暗的走廊，刘乙光轻轻地推开一扇房门。立刻，张学良惊愕的目光盯住了里面床头上的一 个熟悉的女人背影。她穿着紫色棉旗袍，头发有些蓬乱，浑身显得风尘仆仆。

　　 “大姐！”张学良突然大吼一声，冲进门来。于凤至猛然回过头来，一见张学良蓬头垢 面，一脸憔悴，一句话还未及出口，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一头扑向张学良，伏在丈夫 的胸脯上恸哭失声。

　　 “大姐。”张学良用臂弯托住于凤至的头，另一只手抚摸着她那一耸一耸的肩头，连声 叹息道：“我已经给你发了两封信了，难道你没收到？你既然看了我的信，为什么还要到这 鬼地方来？你来了，我的心反而更加难受。

　　 怎么也没想到，今生你我能在这里会面！”

　　 “汉卿。”于凤至抬起头来，她抹去了眼泪，克制住一腔悲愤，劝慰道：“看了你的 信，我生了气！难道我就不该来吗？你仕途顺遂之时，我可以远离你，如今你受了难，我怎 能让你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受罪？”……④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戴着一副琇琅眼镜 的李志刚，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南京的代表。他奉杨将军的指示，特来看望张学良，因刘 乙光一直在旁监视，李志刚欲言又止，好半天不说话，张学良都忍耐不住了：

　　 ……张学良看出他的为难，用手点了一下刘乙光，对李志刚说：“李先生，有话尽 管说吧！我张汉卿既已到了这种地步，仍然光明磊落，我的一言一行，都不需要瞒着蒋先 生！”

　　 李志刚见张学良已经挑明了，就不再理会刘乙光的盯视和窃听，对张学良道：“副座， 这次杨将军派我来奉化，主要是请蒋委员长同意，让您尽早回西安去。现在西安处于群龙无 首的局面，杨将军很难过。他对我说过：

　　 即使牺牲了他自己，也很难挽回由于您不能回来而造成的危局啊！”

　　 张学良神情黯然，道：“杨将军身体可好？”李志刚道：“杨将军想念你！他已经两次 给委员长写信了，这次要我到奉化来亲自见见委员长，要求放你回去。委员长总算见到了， 他在杭州接见了我。可是……”

　　 张学良见李志刚面有难色，问道：“委员长怎么讲？”

　　 李志刚……道：“委员长说，本来我就不让他张汉卿随我来南京的。是他自己偏要来， 有什么办法？他既来了，那可就不由他做主了！”

　　 张学良听罢心中难过，叹息一声，道：“我当初坚持要送他回来，主要是为他挽回面 子。根本没考虑个人的安危。那时，我以为他是一定能让我回来的。唉，看透一个人真不易 啊！”

　　 李志刚凄然泪下……他切齿痛恨道：“杨将军让我转告，即使您暂时不能回去，我们也 要想尽办法。杨将军说：他相信委员长一定会遵守西安诺言的！”

　　 “诺言？”张学良霍地站起来，朗声大笑，声震屋宇，大声说道：“李先生，您怎么也 跟我当初一样天真？蒋介石是决不会放我出去的。因为我一出去，就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 量！请你转告杨将军：我张汉卿顶天立地，对自己所做过的任何事情，从不反悔！斡旋和营 救的事情，不可再搞。抗日事大，个人安危何足挂齿？我的囵圄之灾，在所难免！七尺男 儿，为了抗日，捐躯何惜？我只是日日夜夜思念东北故土啊！”

　　 说到这里，李志刚也不免潸然泪下。张学良忽地转过身来，对李志刚道：“我想到了王 以哲之死！我想起他和我在东北军共事的那些往事。他也是先大帅交给我的东北军精英，可 惜可叹，他如今已经作古！”张学良泪光莹莹，说罢，他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布包来，郑重地 交给李志刚道：“这一切都是我张汉卿的罪过！我对不起东北军弟兄！更对不起王以哲将 军。这是我手头仅有的两根金条，请你代转给王以哲的家属。就说这是我张学良的一点心 意。请求东北军弟兄，不要内哄，要厚葬王以哲！”

　　 李志刚收好金条，由于刘乙光几次打断他们的谈话，告之时间已过。张学良无可奈何， 只好作罢。李志刚挥泪下山。……⑤

　　 当然，由于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后来这里的气氛有些变化，稍稍活跃一些，因为“这 对孤寂苦闷的张将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极大的安慰。”于凤至在这里住 了将近一个月，才又返回上海住处。后来赵四小姐也来到了雪窦山。不过，在那时，“监视 张将军的特务组织，对于于凤至和赵绮霞从上海来是极不放心的，惟恐他们暗中带来枪枝子 弹等。当时表面上假惺惺地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去接于、赵，而暗中却又勾结宁波警察局在 轮船码头进行详细检查，但一直并未发现于、赵带有什么‘违禁物品’。

　　 “张将军和赵绮霞生有一个儿子，当时六岁了。这年三月间从美国来看望他的父母。这 个儿子一直是寄养在美国，所以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来到雪窦山，现学中国话，讲起来非常 别扭，如果他要吃蛋炒饭，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氏夫妇很喜欢他，留他住了一个 时候，仍然把他送回美国去。记得临别时，张、赵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谁知 道什么时候再团聚呢？他们夫妇对视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赵绮霞忍不住流了泪，当年驰 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⑥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学良的三弟张学思也曾前来探视。当然，这在那时并不容易，那是 因为“七七”抗战爆发，社会舆论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为了缓和国人对他的责难， 而不得不放出可以释张的风声。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张学思才破例得到蒋的批准上了 雪窦山的。

　　 但兄弟二人见面之后，却无法在一起谈心，他很想找机会跟大哥说会话，可周围有人监 视，除了谈吃、喝、玩、乐外，不能谈别的。张学良有时也“悠闲地”带着弟弟出去看看风 光名胜，可是特务总是寸步不离。而张学良似乎并不在意，他谈古论今，游兴颇浓，以致连 张学思也不禁暗暗叫苦，甚至对兄长产生了误解：“大哥啊大哥，你玩起来，把什么都忘 了！”

　　 张学良真的是无忧无虑、把一切全忘了吗？当然不是，刘永路等所著《张学思将军》对 此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其实张学良将军何尝不急于同弟弟谈话呢？但他知道，如今他处在特务们的严密监 视之下，他与外人接触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细心观察、有人详细记录向上报告啊！

　　 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在玩乐中消磨掉了。

　　 第四天，也就是在张学思临走的前一天，天空突然雷雨大作。张学良将军所预期的雨天 果然来到了雪窦山。

　　 吃过早饭后，张学良将军对张学思说：“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书房里看看画报 去。”这时，赵四小姐忙着张罗同特务们玩牌：“你们弟兄俩个去吧，我们在这玩玩。”

　　 张学良将军的书房，在走廊的尽头。里面有三座大书架，每座都六尺高，满满地摆着三 层书，大多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此外还有一个报架，上 面摆有《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报纸。张学良将军把张学 思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座书架和一座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思顿时明白 了，原来大哥已选好了谈话的场所啦！然而大哥示意张学思别吱声，他指了指墙壁，然后掏 出了纸和铅笔。张学思会意，隔墙有耳呀，为了安全保险，大哥要用纸笔同他进行无声的谈 话！

　　 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飞写着：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 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将军看完后，用橡皮擦去铅笔字，也在纸上写起来……

　　 他们的谈话是无声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似翻江倒海，电闪雷鸣！张学良将军告诉张 学思，他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他“好好读书”。此次，蒋 派那位娃黄的来（即随同张学思、赵四小姐从上海一道来此地的那位“黄代表”——笔 者），是要他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写信，嘱咐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张学良将军深为 自己不能率军奔赴抗日疆场而激愤不已！他还告诉张学思，他是在宋子文保证之下跟蒋介石 来南京的，未想到被扣。他要张学思设法告诉东北军各军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 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嘱咐张学思：“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 底！”

　　 张学思接过大哥递来的一张张字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腮边滚下，把字条淋湿 了。灼热的文字，火一般的激情，燃烧着张学思的心。是啊，张学思怎能不激动呢！此刻， 他心里想：多少年来，我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却因为政见不一，从没有谈过一次心。这一次 是大哥在被看押的情况下和我谈的头一次心里话。可是，却只能用这种方式！张学思感到非 常难过，他看到大哥满怀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却犹如猛狮入笼，壮志难酬。他想安慰一下 大哥，可他自己却忍不住鼻酸泪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真想扑过去和大哥抱头大哭一 场，把积郁在胸中的感情倾吐个痛快，可是，此时此地，哪里能倾诉兄弟之情呢？！对大哥 的最好安慰，就是把他未竟的抗战事业进行到底！他在心里默念着大哥啊，您放心吧，我已 经找到了伟大的共产党，您的愿望一定会变为现实的。想到此，张学思擦泪挥笔，给大哥写 下几个赫然大字：

　　 “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突然，门外传来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声音：“张先生，下棋呀！”话声未落，门已推开。 与此同时也传来赵四小姐的清脆嗓音：“刘队长，你的牌还没出完呢！”刘乙光尴尬地把迈 进门的一条腿又抽了回去：“哦，我对桥牌不感兴趣，想和张先生下棋。”没等赵四小姐再 说话，人已进屋。张学良早已收好纸笔：“你来得正好，看腻了，换换脑子！”他一边说 着，一边微笑着迎上前去……⑦看了雪窦山张学良兄弟相会的一幕，张氏当年被幽禁溪口的 艰难处境，不难想象。但这一切局外人是不了解的，因为对外界人士来说，蒋介石表面上总 还是摆出宽宏大量的姿态，你看，让张学良幽居溪口，住在最阔气的旅馆里，既可读书，又 可尽情欣赏美景，还有大批军警“护卫”，对他的这位不那么安分的副司令，他也没有“亏 待”呀。前些时，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哥哥蒋锡侯病故，蒋在溪口坟庄开吊，大办丧事，南京 国民党要人纷纷前往吊唁，一时溪口成了达官显贵云集之地。那时，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 同时也表示他对部下的仁慈宽大，允许张学良到溪口来吊唁，所以开吊那天，张学良也由几 个特务跟随着到溪口去了。一些与张学良有过一些交往的高级官员要求到雪窦山去看望张学 良，蒋介石也不阻拦，这样趁机顺便去看望他的人不少，其中有汪精卫、宋子文、钱大钧、 陈布雷、吴国桢、莫德惠、何柱国、端纳、祝绍周、宋子良、董显光等。

　　 这其中，大多数是出于友谊，是怀着关切、同情和慰问的愿望前来探视的。这种造访虽 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时也许反而还会使他更加伤感，但也总还是一种慰藉。当 然，也有少数人是奉命前来，别有用意，因而言不由衷，结果不欢而散的。《秘密囚禁中的 张学良》写的陈布雷的访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借题发挥，硬 要把陈布雷也拉出来评说一番。不，对于他，说实在的，我们也并不十分了解。他作为蒋介 石的心腹，做过一些对人民不利的事，这是不消说的。但也说过公道话，记得过去报纸上看 到过他在蒋面前为进步作家郭沫若说情，保护这位著名的革命作家的轶闻。不过，对于他对 张学良的拜访，似难恭维。作者对这位不寻常的雪窦山的来客与张学良的会见作了颇为传神 的描绘。这也象某些资料一样，不无传奇性质，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人物的一些真实的 面貌与心态。作者说：

　　 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私人秘书，也是左右蒋介石的心腹。他是浙江 慈溪人，字畏垒，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以善写时文见长，曾任上海《商报》总编 辑。大革命北伐前，由其族兄荐举到南昌，就任蒋的私人秘书，以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兼 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一九三一年在南京任政府教育部次长，后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 副秘书长，深受蒋的宠爱。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多出其手。一九三六年底侍从室改组，陈便 调任侍从二处任职。

　　 此人，身体矮小，瘦弱，干瘪的面庞上一对老睁不开似的眼睛，看去活象个老太婆，他 貌不惊人，说话又细声细语，但办起事来，果决认真。他善于体察蒋的意图，代蒋起草一切 重要文章、文电，蒋遇有重大事情，时常单独与他商谈。西安事变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 为掩人耳目，一下飞机就要他草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尔后，蒋介石到杭州，他 又随蒋住进杭州新新旅馆，杜撰《西安半月记》。他未去西安，秉笔胡编，确有难言之苦， 当时他愤懑无从发泄，就手握狼豪，往墨盒里乱戳，以此出气。他一连戳断几支笔头，其夫 人发现，便上前劝告，他暴跳如雷，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叫我全靠编造谎言，于心有 愧，于天难容，怎叫人不动肝火？”他有时想解职归乡，不愿在官场混下去。有一次他到鸡 鸣寺求了一个观音签，签语写的是：“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签解又有“官 非宜解”四字，自此心境十分矛盾。

　　 这次，他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探望”张学良，心情也是矛盾重重。一则他认为张将军 “兵谏”抗日，是爱国之举，何必将这样的人囚禁？二则他又想维护“领袖”的尊严，认为 张学良做事莽撞，有失一国之主的体面。所以他带着四大木箱的“礼品”和一把鱼竿，怀着 踟躇的心情，步入妙文台。

　　 “陈主任！”

　　 “张将军！”

　　 张学良与陈布雷在别墅一楼楼门口相遇，彼此打着招呼。

　　 张将军把陈布雷迎进客厅，开门见山地就问：“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 呀？”

　　 陈布雷干瘪的嘴唇抖了抖，低语道：“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里歇息歇息，何必着 急呀！”

　　 “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张将军坐在沙发一端，恳切地说。

　　 “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陈布雷说着，就叫侍从们 打开四个楠木箱。

　　 木箱打开，只见四个箱子分别装着名贵的烟酒，云南的银耳，长白山的“猴头”，海南 的鱼翅，几套西服，进口的网球、网拍，还有一本本的明史线装书，书法碑帖等。

　　 陈布雷将打开的木箱之物，一一细数着叨咕一遍，然后又将一手提木匣打开，拿出一支 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干笑了两声，说：“将军，委员长告诉我，锦溪池有的是鱼，他希 望……”

　　 “希望我在雪窦寺钓一辈子鱼！”张将军霍然站起，心事沉重地说。

　　 “不，不。”陈布雷尴尬地扶着没有胡须的干瘪的下巴，说：“委员长只是说叫你玩 好。”

　　 “大敌当前，叫我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这不是捉弄我张汉卿吗？”张学良将军愤 慨地在地上踱着步子。

　　 “委员长这是为您好呀！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 一，委员长，也不会作一国之君。这一切，他还是牢记于心的。”陈布雷不慌不忙，象写文 章似的，字斟句酌地说着。

　　 “全是谎话，全是扯淡！”张将军愤然拍着桌子，声音很高地喊着，“你们沆瀣一气， 全在搞阴谋！”

　　 陈布雷一时脸红耳赤，在张将军面前竟束手无策，他站起来，低头绕了一圈，最后推托 说：

　　 “委员长还托我到他家乡去看看，恕兄先辞。”

　　 张将军背着陈布雷，头也没回地喊了一声：“送客！”⑧

　　 又过了些日子，邵力子夫妇也来到了溪口，这情景就与前者大不相同了，因为邵氏此 行，名义上是探望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实际更主要的是看望被幽禁的张学良，并打 算在蒋介石那里为张学良说情。据邱秀虎谈，“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同张将军情谊甚深，为 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 末，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 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 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 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⑨至于找蒋说情，在那时当然 是不会有满意的结果的。果然，“在丰镐房的客厅里，身穿长袍的蒋介石，待邵力子说完几 句问候的话，就阴沉着脸对邵力子说：“邵先生，这个张汉卿知识太浅薄，要多读点书。要 好好读下去！’他提出，邵先生是否也留在溪口，当张学良将军的老师？邵力子知道蒋介石 心胸狭窄，猜疑心重，让张学良将军‘读书’，本是为了惩罚解恨，万一将来有什么不称心 的地方，随时会找个借口嫁祸于他，邵力子当即拒绝了。”⑩“风景秀美，林木幽深的雪窦 寺西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小楼，被春天遗忘了！它成了幽禁张学良将军的樊笼。邵力子，傅学 文乘坐滑竿来到这座楼前。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看见是老朋友从远道来看望他们，高兴异 常，一定要留邵力子、邵夫人在这儿多住几天。张将军、一荻陪着邵先生、邵夫人遍游了雪 窦山的名胜，东看看，西游游，好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实际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随之左 右，监视甚严。一次，傅学文、赵一荻守在门外，高声谈着家常，屋里，张学良看左右无 人，就对邵力子说：‘老大哥，我亲送委员长回京，是为了恢复委员长的威信。……委员长 若是放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唉，我要抗日，何罪之有？’悒 郁，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邵力子夫妇，理解他，同情他，但无法安慰他。当时，谁也摸不 清蒋介石的心思，更未料到他会终生监禁张学良。”⑾

　　 那时，为防止张学良逃走或有人前来劫狱，国民党当局在中旅社四周这么一个弹丸之 地，竟派遣了几十个特务，还有一个连的武装宪兵，真可谓岗哨密布，如临大敌，戒备之 严，实属罕见。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当局多年来是怎样幽禁张学良的这一世人关注的问题，根据部分知 情者的回忆，作一些披露，也好让人们看看张学良究竟是怎样被“优待”的。

　　 原来，张学良自从在南京受审、判刑、复又被赦免、但却必须“严加管束”后，便从此 销声匿迹了。他是怎样被严管的？都关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熬过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 生涯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难解的谜。是的，他没有戴刑具，也没做苦役，可他过的 却是无可置疑的囚徒生活，他活动的空间是比一般犯人大一些，但却是“划地为牢”，并不 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活动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不妨这样说，对他的关押是表面宽松，如 那时军统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视机构，连名字都动听得很，竟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 所”呢！实际是防卫森严，处处戒备的。那时，对张学良的幽禁由军统局负责，是戴笠亲自 掌握的。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了，这个“招待所”就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是从 不松懈的。如在雪窦山时，他的住室、饭厅、前后院门都有人监视，“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 兵，还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 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 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 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⑿

　　 张学良的囚禁之地是常常变换的，但对他的看管却始终很严，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是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层层设防，至少设立三道封锁线，实在是用心良苦。如第一道 封锁线多由特务队担负，他们共有三十多人，全由军统特务组成，下分若干小组，组有组 长，队有队长、队附。队长一职较稳定，长时间是由刘乙光担任；副队长常常变换。三十多 岁，矮敦敦的个头，凶狠狡猾的刘乙光是湖南郴州人，早年他曾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教官，后 任复兴社（军统局前身）特务处特务队长，是个所谓绝对忠于职守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对 结婚是有严格限制的，但他却倍受青睐，不但结了婚，还一直把老婆孩子带在身边。多年以 来，他就是靠着这点本事，居然加官晋级，平步青云，一个当年仅仅是个小小的中尉的小军 官，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爬上了少将专员的宝座，其对张学良看管之严、“保护”（戴笠 语）功勋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道封锁线是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他们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日夜戒备，原本也是比较 固定的，但因为有一次，张学良在雪窦寺遇到了麻烦，被蒋介石得知，宪兵连很快便被调 换，从此这第二道防线的部队就经常变更了。当然，当局之所以这么小心提防，与怕他们同 张学良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会受影响，也不无关系。关于此事的起因和经过，在邵池翊的 《雪窦寺囚禁轶闻》中有介绍。文内还谈了蒋经国在雪窦山与张学良的几次会见呢。他告诉 我们：

　　 一九三七年四月底，蒋经国由苏联携妻蒋方良、子蒋孝文回国。在南京晋谒父亲蒋 介石后，即返溪口视亲生母亲毛氏夫人。五月初，登雪窦山游览，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 三层别墅内。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住在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内，就经过队长 刘乙光的允许，偕妻子蒋方良到中国旅行社以子侄辈称呼谒见张学良将军（因蒋介石和张学 良曾经结拜为兄弟，蒋经国理所当然为子侄辈）。蒋经国刚从苏联归来，目睹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罪行，对张学良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非常钦佩。张学良将军与蒋经国的谈 话中，主要是勉励蒋经国归来后，一定要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做好工作。相见时，刘乙光 始终在旁不离，连张学良将军夫妇请蒋经国夫妇午餐时也不例外。在山上蒋经国与张将军先 后见了三次面，耽搁四日蒋经国夫妇就下山了。

　　 雪窦寺自驻宪兵后，就不准善男信女烧香拜佛及做佛事。但到了八月初，“西安事变” 中在西安华清池为保卫蒋介石（蒋孝先实际是在临潼华清池捉蒋之前，在他乘汽车由西安返 回华清池的途中被捕，并由于他曾经镇压过学生运动，有民愤，而在部分官兵没有请示张学 良的情况下将他处死的，他没有参加华清池“保卫蒋介石”的战斗——笔者）被打死的侍从 室少将侍卫长蒋孝先的夫人，带了一个同时被打死的蒋姓侍卫的遗孀，在雪窦寺大做佛事七 天，超渡亡灵。因为蒋孝先是黄埔一期生，又系蒋家皇亲，故先已得到队长刘乙光的特别允 许，驻在寺内的宪兵更无权阻止。佛事的规模相当庞大，在大雄宝殿内，十斤重的红烛高 烧，撞钟击鼓，叩鱼敲磬，雪窦寺三十多名和尚，斜披袈沙，合什念经，一改平日肃静冷漠 气象。张学良将军听到钟鼓木鱼声，和尚念经声，出于好奇，由中国旅行社到雪窦寺看看。 哪知刚进庙走到大雄宝殿前的平台阶上，就被蒋孝先的夫人看见，她冲到张学良将军面前， 哭哭啼啼要张将军赔他丈夫的性命，而且用手扯住张将军的衣服不放。随行的队附许歆和特 工人员束手无策，又不便前去强拉。雪窦寺内驻的宪兵不少，也没人敢近前，张学良将军温 和地对蒋孝先夫人说：“人死了不能复生，这一场佛事由我出资来超度。”并立即叫李副官 回去拿五百元钱来交给雪窦寺和尚，才算解决。事后，刘乙光即电报蒋介石，诿过于宪兵， 说宪兵没有防范好，才出了事。当下蒋介石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派一连宪兵到雪窦寺 调防。宪兵第八团第七连在南昌奉到电令后，在二日内赶到雪窦寺，将原来担任警戒任务的 宪兵第八团特务连调回南昌（宪兵第八团特务连长陆文康，浙江永康人，中央军校七期毕 业，原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随蒋介石回溪口休养担任警卫。四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张学良将 军由南京迁雪窦山管束，就由该连担任警戒任务）。⒀

　　 关于张学良出资“超度”蒋孝先这场风波，夏明曦还有新的补充，他说：

　　 ……一天夜里，蒋孝先的妻子袁静芝在寺里做佛事超度丈夫亡灵，张学良碰巧来到 大雄宝殿观看。袁静芝见来者气宇轩昂，仪态不凡，便问知客僧这人是谁？和尚告诉她：是 张学良。袁静芝听了顿时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张的长袍衣角，一边哭，一边嚷，非要他赔她 的丈夫不可。张学良被闹得摸不着头脑，忙问知客僧是怎么一回事。和尚见事情尬尴，只得 骗张说：“她是一个疯子，是蒋孝先的妻子。她说，她丈夫被你的部下打死了，现在要你还 他的丈夫来。”张学良听后笑着说：“人死了，哪能活，我也没办法。我看这样吧，她的这 堂佛事费用，全由我来付清。”张学良替袁静芝偿付了超度蒋孝先亡灵的道场费用，这场风 波始告平息。

　　 解放后，袁静芝随女儿由溪口搬到宁波居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曾任宁波市 政协委员，直到去世之前，对祖国统一的大业至为关切。她在生前提及上述往事时，对于张 学良将军当年那种豁达的气度，犹为之念念不已。⒁

　　 在第二道封锁区域内，张学良可以出来走一走，但不能越过划定的范围，外人也绝不允 许接近这个严密警戒的营垒。他们对张学良囚禁的地点是时常变换的。具体地址的选择，也 都是煞费苦心的，他们不住大城市，连一般的小县城也很少光顾，而是专门选择人烟稀少之 处，所以不是钻山沟，就是住到渺无人迹的深山古寺里头。这不是因为他们好静或爱好风光 名胜，而是因为他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总不愿让人知道；另方面，也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开 一切干扰，使警戒万无一失。

　　 第三道封锁线，一般是在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搞。这便是派遣特务去充当囚禁张学良地 区的地方官员，如县长、乡长、保警队副之类，以利于军政配合，在防范方面更加天衣无 缝，无懈可击。他们还指派特务，参与地方上的通讯联络工作，控制电台，作为他们与军统 局随时进行联络之用。

　　 如此层层设防，禁锢得密不透风，犹不满足，还从精神上折磨他。据说张学良需要闭门 读书，静以思过，所以还特地为他请了一位姓步的前清老进士，天天上山摇头晃脑地来给他 “上课”，给他讲解四书五经，论说三纲五常。对这些老古董，对这种死气沉沉的说教，张 学良实在厌烦，几次想“逃学”，可因为他是“奉命读书”，是委座的“关怀”，他怎能不 奉陪如仪、洗耳恭听呢？

　　 后来，张学良实在不愿学，陪他听课的特务也如坐针毡，不知听云，也巴不得早点“结 业”，这位老先生倒还知趣，看到学生不欢迎，就来了个一去不回，这才算把张学良“解 放”了。

　　 据舜祁在《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谈，中旅社的钱经理是个厚道人，他敬佩张学良将 军的人品，所以在他被软禁在雪窦山这个时期，他对他在饮食起居等各方面都尽量提供方 便，多方关照，他每次到上海等地办事，就帮张学良买些他需要的东西，有时还充当邮差， 悄悄地为他传递信息。时间长了，张学良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常对经理说：“你这么一个 小旅行社，给我包下来，怎么过得去啊！”钱经理却不在乎，也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关 系，有人付钱，你放心住着好了。”张学良还是于心不忍，有一次，又谈到此事，经理还是 用上面的话作答，张学良却不同意了，并提出了他自己想盖房子的设想：“钱经理，我反复 想过了，既然我短时间走不了，长期住旅行社，也不是办法，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你在 附近另给我造一幢房子！”说罢，拿出五百英镑，交给钱经理。钱经理起初有点犹豫，后来 看他是诚心诚意真的要盖房，就在附近一个叫水涧岩的地方，给他建造了三间结实的楼房。 房子竣工后，张学良提出搬迁，却被当局拒绝了。对此，他愤慨地说：“不搬也罢，我死也 死在这里了！”⒂

　　 搬迁的受阻，使他的痛苦更为加深了。为幽禁他一人，当局竟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 敌，而他则不能越雷池半步，这哪里还是什么管束，明明是把他作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在进行 漫无止境的监禁，使他一辈子过着不死不活的囚徒生活，以泄私愤，这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 现实吗？

　　 但后来，当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普 遍展开时，张学良的情绪才渐渐有些好转。有一天，他甚至还一反常态，显得异常兴奋和激 动呢。钱经理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特别谈到：平常他总是在房间吃饭，那天他特地到餐 厅就餐，并豪迈地对大家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收复失地，以雪国耻，就是全国人民的抗 日，现在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⒃

　　 又过了一段时间，中旅社厨房突然起火，因这里没有水源，无法抢救，不到一小时，旅 社房屋全被焚毁，张学良和那些监管人员只得移居雪窦寺内暂住。不久，日军进攻上海， “八一三”事变爆发，溪口已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当局很快便下令搬迁，向西开拔了。

　　 不过，对于中旅社的失火原因，在那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所猜测，议论纷纷，正 如溪口张明镐所说的：“有人说，因张学良不愿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说，个人被辱 软禁，不愿留下这个历史污点，故意引火灭迹。其实这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之词， 不能置信。”⒄那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他说，原来，“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 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 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 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 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张 学良在急迫中叫大家全力抢救四大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还说，‘书画是花钱 亦买不到的’。说明他对书画古玩爱好很深。”⒅

　　 撰述此一资料的作者，是溪口人，据他说，他家距雪窦寺只有四公里，所述皆张学良的 侍值员张宝顺及当时监视张的工作人员中的他的一些“奉化同乡”亲口讲给他听的，所以看 来此说是靠得住的，讲的是实情。据此推断，中旅社起火当是阴历八月十七日夜，而在那之 后，由于“抗日烽火已起，举国沸腾”，特别是，震动京沪的“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经打 响，当局还怎能让张氏在此久留，所以他“在雪窦寺只住了九天”，便又被特务押解离山， 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动荡不定的囚禁生涯。

　　 　　②　白竟凡、鱼汲胜：《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载 《党史资料通讯》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①③　张魁堂：《身在禁中，心忧国事——张学良将军在奉化写的三封信》，原载《纵 横》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④⑤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⑥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⑦　刘永路、吴国良、胡序文：《张学思将军》，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出版。

⑧　刘恩铭：《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⑩⑾　肖涵：《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载《名人传记》杂志。

⑿　邵池翊翊：《雪窦寺囚禁轶闻》，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⒀⒁　夏明曦：《张学良“超度”蒋孝先》，载《张学良囚禁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⒂⒃　引自舜祁《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原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７日《团结报》。

　　 ⒄⒅　张明镐：《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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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章 苏仙岭·凤凰山

　　 张学良自离开溪口后，便居无定时，时常搬迁。关押他的地方，若仅从名字上看，那都 是很风光的，如什么黄山、萍乡、苏仙岭啦，桃花坪、凤凰山啦，以后还有什么阳明洞、麒 麟洞、小西湖啦，等等。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认为，这过的不是云游四方、逍遥自在的日 子吗？实际真要这么看，那就错了。这样的东奔西走，一路舟车之苦不说，这些古迹名胜， 在那时因为战乱，年久失修，亦大都是断壁残垣，满目荒凉。就说张学良一度幽居的郴州苏 仙岭吧，就是个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虽然也有些名胜古迹，但却园林荒芜，路断人稀，那 萧瑟的寒风，冷清的寺观，象幽灵一样的哨兵、密探，这一切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仿佛置身 于寒气袭人的冰河狭谷，使人窒息。邹云峰说：

　　 当时的郴州，瘟疫猖獗，满目疮痍，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患疟 疾）”。苏仙岭此时也只有“湘南胜地”虚名，山上树木凋零，寺观梁折柱斜，除了几个出 家人之外，游人十分稀少。张学良将军被关在山顶苏仙观大殿东侧的一间厢房里，荒岭破 观，环境凄凉。

　　 苏仙岭地势较高，从山上到山下约二华里，当时只有一条石板路上下，张学良将军仅能 每周乘坐小轿子下山一次，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风华正茂的张将军，此时犹如受 缚的大鹏，空有一腔报国的凌云志！据守观人回忆，他烦闷难耐，经常借酒浇愁，有时还借 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如今，这株桂花树还在，每年金秋时节依 然香飘满山，树身的弹痕还依稀可辨。传说张学良将军当时还曾在苏仙观住房内的墙壁上题 词，其中有“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句子，可惜这题词没有保留下来。我想也许这并 非确有其事，而是人们对将军当时处境和心情的描述吧！①是的，张学良被囚禁在苏仙岭的 这个时期，他的精神是很苦闷的，因为他自从１９３７年秋离开溪口后，就一直过着动荡不 定的生活。军统局的特务们唯恐走漏风声，稍有差错，他们担待不起，所以带着张学良夫妇 数度搬迁，东躲西藏。有着杀父之仇、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竟然整天枯坐赋闲，幽居 深山，他哪能不满腔怨恨、愁苦不堪呢？上述邹云峰所谈事例，也是有力的明证。不过，讲 那时张学良每周坐小轿下山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似有误。不错，在张学良被囚禁 的初期，于、赵二位女士是曾分别前往溪口伴狱的，但后来主要是于凤至陪伴，赵四小姐则 去了香港，几年后是因于凤至患病，急需出国就医，才由赵四小姐代替，而那已是１９４０ 年春天的事了。

　　 不过，时过境迁，张学良在苏仙岭的时候，已不同于溪口。那时家属可以陪伴，有些友 人和同事在获得批准后也可来看看他，而来此之后，就以所谓战争时期情况特殊为名，将这 些待遇全部取消了，随行的夫人于凤至与他也被强行分开。那时张学良在山上，住在苏仙 观，于凤至则被软禁在城内一戒备森严的独门小院里，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形同囚 徒。

　　 那时，这一切都保密，对外，那更不消说，就是对张、于，最初也密而不宣，“汉卿！ 汉卿！你在何方？为妻跟着你，就是为了照顾你、陪伴你，可如今为什么让我们分离？”于 凤至最初不知丈夫下落，愁得哭了起来。

　　 张学良被关进城外苏仙岭上的苏仙观后，也一直思念着于凤至，她究竟到哪里去了，他 也不知道。问刘乙光，他不是支吾其词，就是避而不见。张学良在古老寺观的一间房子内， 整天闷坐呆立，默默无言，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株苍劲挺拔的百年桂树和哀怨、低沉的阵阵 松涛。

　　 笔者为弄清这段史实，作了些调查，从目前看到的记述张学良囚禁生涯的为数较少的资 料和作品中，也大都谈到那时在郴州伴狱的是于凤至，不是赵四小姐。不过，那时她身体已 很衰弱，时常发烧，然而为了减轻夫君的痛苦，她仍带病相随，勉力支撑，这都是事实。但 有的说在苏仙岭的时候，她曾邀张将军同游白鹿洞、三绝碑，并感怀身世，边走边谈，无限 怅惘等。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样写当然无可厚非，作为信史或传记来看，就显得欠妥，因 为实际上在那时并无这样的可能。当然，在特务的监视下，张学良由于激愤难平，在一个乍 暖还寒的午后，曾外出散步，观看了白鹿洞、三绝碑，并引起许多感慨，那倒是实情。

　　 那是一个大地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的午后，张学良在特务们的“护卫”下，沿着据说有 一千七百六十级的石板小路，缓缓步下山巅时，在岭衅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忽然看见一处由 于长期风雨侵蚀而显得斑驳灰昏的绝壁断碑，他上前仔细察看，只见悬崖绝壁下有洞口，原 来这里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了。张学良为好奇心所驱使，快步走到洞口前，细观碑文，只见在 那光滑的石壁上，有镌刻得极为工整的北宋词人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词文，内云：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 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据说，“这首情景交融的词，由北宋著名书法家米元章书写，又由苏东坡题跋，堪称词 绝、文绝、书绝，所以后人称之谓“三绝碑”。……这首诗是秦观（即秦少游——引者）于 宋绍圣四年在郴州所作，当时他与苏东坡是好友，由苏东坡荐于朝廷，官至太学博士兼国史 院编修官。后因章惇当权，排斥异己，使他屡受贬谪。这首《踏莎行》就是秦观被贬到郴 州，倾吐自己凄苦失望的心情，流露出他对当时党争激烈的幽怨和悲哀。”②

　　 含冤莫白、身不由己的张学良，读罢此词，联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共鸣，以 致发生“经常借酒浇愁，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的事，就完全 可以理解了。

　　 另据有的作品介绍，那时在郴州还曾发生不久前由西安移驻郴州的炮兵旅的一些东北籍 官兵，因偶然发现张将军被囚于苏仙岭，想前往看望，竟被打伤，以及后来准备劫狱的事， 这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可以看作是传奇故事，不一定全是事实。但在那时，张学良曾经 遇险，曾经被人认出，而且那认出了他的相貌的，的确是原东北军的军官，以致引起一场虚 惊，并终于提前离开此地，倒是确有其事的。那次在郴州城内，他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幸而 没有成为事实，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不然的话，还真不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原来，１９３８年２、３月间，有个炮兵旅从外地调来郴州，在这个部队中有些中级军 官是从东北军改编过来的，他们对张学良仍然非常怀念和尊敬，据说，他们在得知张学良被 囚于姑苏岭后，准备武装劫狱。特务队的刘乙光等人闻讯大惊，很快将张学良等转移到湖南 永兴县油榨树镇一所小学校内，以避风险。

　　 其实，这是一场虚惊。所谓武装劫狱，显系一种猜测和谣传。据邱秀虎回忆，事情的真 相是：张学良在郴县时，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内去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 卫随行。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 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但张非常镇 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 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 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 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我去找军统驻城内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向 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彬州专 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 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来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二、三 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 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 立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以后，非常着急，马上召集队附许颖、宪兵连长童鹤年以及我 和黄静宜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 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大家议论一 下，最后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军统局。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 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 大家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③

　　 他谈的这些情况虽然不是很全面，但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真实的，这件事是有那么一点 影子的。但因为张学良在郴县住的时间较短，很少与外界接触，加之对他的监禁是严格保密 的，所以那位炮兵中校在县城与张的相见，纯属偶然，其他情况他是完全茫然的；而且，他 早已脱离了东北军，这时的东北军实际已经被解散，他是孤单的，怎么会去劫狱呢？但特务 队的确紧张了一阵子，除了干部会议外，还向全队作了紧急动员。另据张学良的私人医生滕 蔚萱谈，这件事以及特务们的策划，张学良当时是不知道的，他身边的副官也都蒙在鼓里， 他本来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是因为他与特务队的一个特务小组长较熟悉，是他悄悄告诉他 的。他还谈到，特务们曾经暗地里决定，万一有武装劫狱之事发生，他们就把张学良等人统 统打死，一个不留。还特别关照他说，你如果听到枪响，不要出来。并一再嘱咐他，此事务 必保密，绝对不要向外人透露，否则，我的性命难保。滕医生提起此事，至今仍很愤慨地 说：“我想象张学良将军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如他们没有奉到有大权的人物的指示，怎么敢 如此胆大妄为？幸亏后来这件事没有发生，若真发生了，那张学良将军还真是性命难保 呢！”④

　　 这时，内地处于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继轰动一时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之 后，又进行了武汉和徐州两次大会战。中国军队虽都投入大量兵力，广大爱国将士也英勇杀 敌，与日寇激战数月，但由于当局低估了日军的决战能力，再加上军事布署方面也存在缺 陷，所以徐州、武汉还是相继沦陷，致使南方的局势也紧张起来。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９年Ｉ２月，张学良又移居湖南西部沅陵县的凤凰山。此山 距城二里，景色秀丽，张学良早年在此奋笔疾书题写在寺内墙壁上的《自感遗憾作》一诗和 他的一张半身军装像，已被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复制出来，并悬挂在张学良旧居凤凰古寺的 送子殿中央，以表达人们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

　　 张学良初来凤凰山时，除特务队外，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连押送，三步一岗，五步 一哨，对他的监管更严密了。

　　 那时，他整天被关在凤凰山山顶的凤凰寺里，没有行动自由。但总呆在山上，也怪憋闷 人，经张学良要求，后来稍稍放松了些，他可以下山了，可以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在附近走一 走，看一看。不过，那时，他对松柏苍翠、险峻挺拔的凤凰山的美景并无多大兴趣，倒是乐 于到山下的村镇里去察看民俗、民情。他见到老乡，总是热情地打招呼，问寒问暖，关心群 众疾苦。在天热的时候，他有时也爱到清澈见底的沅江里去游泳，与乡村的孩子们玩耍，以 分散自己的精力，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直接 或间接与他有过一些接触、或帮他做过点什么事的士兵和附近的群众，他总是念念不忘，并 以礼相待的。但是，在最初，人们对于这位不明身份的贵客，还是颇有些神秘感的：

　　 “凤凰寺里住了个大人物？”老百姓纷纷议论着。他们想，“贵人福像”，大人物 一定相貌不凡，是一个令人见而生畏的人。那知过不几天，大人物下山来了。他走进山下的 村子里，这里看看，那里问问，开始人们不敢和他说话，只是痴呆呆的站在一旁哑看。然而 大人物却十分和蔼，满脸堆笑，不断地用北方口音的言语给人打招呼。见到年长的，便说： “你这个老头儿干什么去？”见到年青人便问：“小孩子从哪里来的？”没有一点架子，老 百姓感到有点奇怪。又见他主动找农民谈话，问眼前这些庄稼是怎么种的，今年的收成如 何，这些农具如何使用？等等，他这样平易近人，农民也敢问话，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 字，家住哪里？他笑着说：“我姓张，你们以后叫我张老板好了。”

　　 将军在凤凰山期间，最大的乐趣是钓鱼。然而，钓鱼对他来说又很陌生，好象让他抓条 鱼比在战场上夺个城市还难。

　　 凤凰山下那一湾碧澄的江水，舔着凤凰山脚下的岩石奔流东去。江的两岸有数不清的渔 翁，垂钓江边，乐在心田。将军被这种情景迷住了，决定下江钓鱼。开始，鱼儿总是避开他 的钩子。“整日坐岸钓空垂”，可是将军并不灰心。一天，他在江边南门码头上，遇到了钓 鱼行家田胡子。田胡子是个心地善良的热心人，见将军如此爱好钓鱼，便热情向他介绍钓鱼 经验，赠他一套钓鱼工具，每天提前为他准备好鱼饵。从此，两人便成了江边好友。

　　 ……夏天，沅江两岸的人民素有游泳的爱好。将军到这里后深受影响，决心学会游泳。 他用一个汽车内胎作救生圈，身体卧在圈内，手脚不停地划动，开始先在浅水里游动，后来 逐渐向深水中畅游了，因此，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到水中一游。将军不但自己 爱游泳，而且积极倡导群众游泳，组织游泳比赛。他派人到邻近的沪溪县未蒲市买回许多最 好的西瓜。在比赛那天，让参加竞赛的人站在岸边排成一条线，将西瓜用船运到江心抛下， 枪声一响，百浪翻飞，各显神通，谁夺得西瓜就奖给谁，游泳竞赛活动开展得特别活泼。

　　 将军很关心群众疾苦。有一天，他在凤凰山下钓鱼。碰见山后一个叫高应欢的农民也在 那里用鱼网捞鱼，便聊起天来。他了解到高应欢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老母久病在床无钱 就医，马上掏出三块银元，送给高应欢。高应欢说什么也不肯要。将军好言相慰，硬要他收 下。高应欢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至今仍传为佳话。

　　 ……一九三九年端午节，将军感到寺里生活太单调了，便说：“屈原是死在江里的，我 们应该到江边纪念他。”

　　 于是，让副官将做好的饭、菜，都挑到山下杨少全家门口的禾场坪里摆好，临江凭吊忧 国忧民的伟大诗人屈原。

　　 一九三九年农历五月一个夜晚，沅江上游，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少房屋被冲垮了，田地 被淹没了，还有不少人畜被洪水冲走。黎明即起的将军，站在望江亭上，见此情景，非常着 急，想法动员沿江有船只的群众，先救人后捞物资，救得一人，奖银元五块，群众听说是将 军号召救人，都积极响应，大家齐心合力，搭救灾民，只两个多小时，就使十多个灾民脱 险。灾民们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将军又解囊相助，帮助重建家园，表现了忧国忧民的高尚 情操。……⑤

　　 家离凤凰寺不远的黄忠义，还谈了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

　　 四十六年前，我家住在离凤凰山只有一里多路的黄家冲村。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 记得那是一九三九年四月的一天早晨，早饭后，我准备下地干活，刚出门就碰上一个穿军装 的年轻的士兵，他向我打着招呼：喂，老乡！你是这个村里的吧？我们凤凰山上的张老板， 请你们找两个人，给他鱼池里去车水。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想真倒霉，怎么会碰上这样的差事，当我正在犹豫的时候，站在我 面前的这位士兵，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张老板的号兵，你不要害怕， 我们张老板对人可好啦！你去找个人一起给张老板车水，他会给你们付工资，不会使你们吃 亏的。

　　 我没办法，只好找我叔叔黄昌富一起商量，我们稍准备了一下，就抬着水车上凤凰山去 了。

　　 上山后，号兵当即把我们带到鱼池边。我一看，这个鱼池并不大，是用人工挖出来的。 我们架好了水车，就拼命地干了起来，我叔小声对我说：“我们快些干，把水车干了马上就 走，免得他们找麻烦。”我们约摸干了三个来小时，就把池水车干了，赶忙收拾好水车，也 没向那个士兵打招呼，就走了。那料刚走到半山腰，号兵叫住了我们，接着就赶到了我们的 面前，给我们解释说：我们老板有一个脾气，凡是给他干了活的人，必须请他吃饭，不然他 会不高兴的。经号兵一再解释，我们盛情难却，只好返回。号兵把我们带进凤凰寺厨房旁边 的一个小屋子里。只见屋里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摆放着一大碗新鲜猪肉炒辣椒，还有一盘 炒鸡蛋，一盘红烧豆腐，外加一个小白菜。吃过饭后，又给我们付了工钱。从那以后，张老 板经常派人叫我们给他干点零活，慢慢也和山上的宪兵都混熟了。

　　 我在凤凰山经常看到一个身穿灰色中山服的壮年人，他身材魁梧，很少说话，他举止言 谈就象个“大人物”。有一次号兵悄悄告诉我，他就是经常请你上山的“张老板”。

　　 据说，张老板心情烦躁的时候，常爱泡咖啡喝，时而打打网球，有时也喝点酒解闷，一 次，他竟在凤凰山附近的南岸小酒店喝醉了，惹得大家一阵好找才找到他。

　　 张老板在凤凰山一大乐趣，就是爱钓鱼消遣。他经常漫步到山脚河边垂钓，有时没钓到 鱼，也得买一条鱼挂在钩上。有一次他去河涨湖钓鱼一无所获，他就买一条四斤多重的鳜鱼 挂在自己的钓钩上，放在河里观赏。

　　 一九三九年秋天，号兵叫我上山有事，去后才知道张老板要离开凤凰山了。记得有一 天，天刚蒙蒙亮，凤凰山的人马动身了，我挑着张老板两只精制的小木箱，怀着依恋不舍的 心情，跟在张老板一行人的后面。当时我看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老板走得很慢，时而 回头望望，好象舍不得凤凰山似的。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跟在后面，一直把张老板送到凤凰山 脚下上了船。

　　 后来我才知道张老板的真实姓名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如今回忆往事，叫人难以 忘怀。⑥

　　 另据报道，为纪念张学良将军对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所作的贡献，张学良居住 过的凤凰寺，如今已整修一新，将军的照片和他题写在凤凰寺内的诗，均已复制出来，供人 观瞻。此处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但张将军和夫人当年常常登临的观江楼，如今经过重 建，又恢复了昔日的容颜。姜宏顶说：

　　 一九三八年，湖南省沅陵县县长王潜恒为张学良将军修建的观江楼，已在纪念西安 事变五十周年前夕重建竣工。

　　 这座气势雄伟的观江楼，分楼上楼下两层，此楼系张学良将军被南京当局从郴州苏仙岭 辗转迁移到沅陵凤凰山以后，时任湖南沅陵县县长王潜恒先生专为将军修建的。当时，张学 良将军与赵四小姐常常登楼远眺，以此来排解内心忧愤。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张学良将军离开沅陵转押到贵州修文以后因无人管理，年久失修。 “文化大革命”中，更遭损坏，荡然无存。为纪念张学良将军，湖南省沅陵人民政府从一九 八二年起拨款修复张学良将军旧居凤凰山并重修观江楼。⑦

　　 这件事办得好！而且也再次证明，大凡情操高尚，誉满人间，真正为人民作出了无私贡 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并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不过，说那时与张学良在一起的是赵四小姐，则显然是弄错了，实际是夫人于凤至，有张学 良诗为证：

卿名凤至不一般，
　　　　 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
　　　　 别有天地非人间。

①　邹云峰：《张学良被囚苏仙岭》，原载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１日《团结报》。

②　刘恩铭：《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原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④　引自滕蔚萱回忆资料。邱、滕两位当事人所谈的张学良在郴州的这场虚惊，存在着 某种误会，这是不消说的，但东北军部分军官曾打算营救他，则并不假，据陈正舜《一次鲜 为人知的营救张学良行动》（《团结报》１９８８年６月）一文介绍，１９３７年１月中 旬，当时地处杭州笕桥的中央航校中的原东北军空军官兵对得知张学良将军已由南京移至溪 口关押“十分动心”，密谋救张。３月中旬一天，沈克昌（航校副校长），清晨三四点钟， 以春游为名，率一二百人分乘几辆卡车直驶雪窦山，以拜望老长官名义见到张学良提出请他 同他们一起速返笕桥，转乘容克机（张原专机，冯等已暗中修好）径飞香港。张不允，但深 受感动。冯等见张不走，而且时间紧迫，行动起来风险也大，只得敬请老长官珍重。临别， 张亲书一横幅相赠，勉励他们多多为国尽力。

⑤　钟玉如：《万里碧空孤影远》，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西安今古》。

⑥　黄忠义：《回忆张学良在凤凰山》，原载《西安晚报》。

⑦　姜宏顶：《张学良将军观江楼重建竣工》，原载《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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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章 梅花香自苦寒来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寇的进攻曾奋勇抗击，如华北的忻口战役和华东的松沪 抗战，以及台儿庄战役等，都打得好，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爱国将士，表现了中华儿女崇 高的民族气节。但由于长期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和缺乏充分准备，加之有些将领拥兵自重，但 求自保，甚至不战而退，终于造成严重的危机。仅半年光景，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 山东各省相继沦陷。日寇气焰嚣张，咄咄逼人，战争有继续扩大、并向长江两岸、特别是华 南蔓延之势，所以被囚的张学良夫妇，在监押人员的驱赶下，也不得不疲于奔命，饱尝颠沛 流离之苦。原本患病的于凤至，哪里能经受得住这番折腾，再加上特务的刁难，精神的忧 郁，所以病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因为她患的是乳癌，急需手术治疗，经张学良再三要求，当 局才同意让于凤至出国就医，而改由赵四小姐陪伴，以照顾张学良的生活。

　　 这件事说来简单，按人之常情来讲，似乎也是理应如此，不该再有什么麻烦。但要通过 戴笠，他要是从中作梗，事情就难办成。还倒好，这位以冷酷无情著称的军统局长这回没有 阻挡，张学良的要求获准了，原来张、戴之间还有点交往，矛盾是有，但还不是那么水火不 能相容。赵云声说：

　　 戴笠此人虽阴险狠毒，杀人不眨眼，但他和张学良的关系一直不错。过去，蒋介石 为了拉拢张学良，组织“四维学会”时，戴笠曾是张学良的下属，但张学良从不以上司自 居，而是坦诚相待，把他视为自己的朋友。因有这层关系，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 当宋美龄飞往西安时，戴笠才敢陪同前往。可是，他一下飞机，西安的士兵就将他解除了武 装，没收了他的手枪。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都没有被搜查，而独独他戴笠被缴枪解除了 武装，这对于堂堂的军统局长来说，不能不感到难堪。一进城，他便跑到张学良的官邸诉说 委屈，张学良一听哈哈大笑，随即解开衣带，将自己的手枪摘下来送给了他。张学良一面递 手枪，一面开玩笑似的问：

　　 “你这个军统局长是怎么当的？我西安发生这么大事，你竟一点也没得到情报？”

　　 戴笠脸一红，讪讪地说：

　　 “我哪敢搞你的情报！再说，我也没想到，你会来这么一手！”

　　 这话，虽是戴笠的解脱，但从中也可看出他们关系之亲密。这次，张学良准备送蒋介石 回南京时，戴笠也是保人之一，由他担保张学良的生命安全。

　　 因有这些前科，所以戴笠对张学良一直惧让三分。这次，对于张学良当面提出的让于凤 至出国就医的请求，他当然不好拒绝。至于要求改换赵四小姐来替代，戴笠虽说嘴上也满口 答应，可他心中却暗自思忖：赵四会来吗？

　　 戴笠非常清楚，赵四现今在香港生活得很舒适，有豪华的房舍，有可观的财产，而且今 年她刚刚二十七岁，青春美貌，她干么要放弃这富贵财产，跑到你这穷山沟里来呢？人生在 世，图的就是享乐。她当年从天津私奔关外，是因为那时你张学良是权倾朝野的少帅，风流 倜傥，炙手可热；而如今你已经成了一文不名的囚徒，她干么要抛弃自由，来陪你囚禁呢？

　　 戴笠的脸很长，人称马相。此时这张马脸上浮起了一层奸诈狡黠的笑容，意思是说：如 果她本人不来，恐怕就不能怪我戴笠了！……①

　　 戴笠的破例恩准，不管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对于孤苦的张学良来说，毕竟还是福音。但 这位有“杀人魔王”之称的戴某的所谓赵四不会舍弃富贵和舒适生活而跑来陪张，则就想错 了；同时，也更不是象他所说的，赵四小姐当年之所以“私奔关外”，主要是为了金钱与权 势。不，不是的。从赵四小姐当时的家庭环境和她的品德看，这些她是并不在意的，她所钦 佩和仰慕的主要的还是少帅张学良的光彩照人的风采和人品！如果仅仅是为了荣华富贵，如 果她是个朝秦暮楚和贪图享受的人，也就不会在张学良最潦倒、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他的身边 了！是的，她很清楚，此一去，还不仅仅是抛家别子，不仅仅是要过艰难、愁苦、屈辱和冰 刀霜剑般的生活，而且她为此作出的牺牲也绝不是一年半载，不是短时间的，这很可能将是 终身性质的，她要献出的甚至将是她的全部的身心、青春和生命。但为了她所深爱着的亲 人，为着一位为了国家和民族忍辱负重、甘愿把牢底坐穿的一代英姿人杰，为了使他能稍稍 减轻一点心灵上的痛苦，她认为这牺牲是值得的，是很有意义的；再说，让他孤苦零丁地在 囚系中苦度春秋，她也不放心呀。所以，那时她虽然在香港有房产，儿子年幼离不开她，可 一想到孤苦无告的张学良希望她能和他在一起时，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把儿子送到 美国，托友人抚养，然后便星夜兼程地来到张学良身边。

　　 一对恩深义重的患难夫妻终又久别重逢了，二人相见，都不禁感叹唏嘘，悲喜交集。

　　 “汉卿，让你受苦了……”赵四小姐原本有很多话要说的，可是只说了这两句，就哽咽 难言了。

　　 张学良也很伤心，他同样也是有很多话要对赵四小姐讲的，可是此刻却是纵有千言万 语，也不知从何说起，他只是悔恨地说：“唉，都是我不好，当初没听你的忠告，才落到这 个地步，使你也受到牵连。霞，我不明白，我扪心自问，待人不薄，也没干过什么亏心事， 可我怎么总是遭人忌恨，自己也常吃苦头呢？”

　　 “不，汉卿，主要责任不在你，你不要这么想。”对于这些不愉快的往事赵四小姐本不 想再去谈它，但听张学良这么说就再也无法沉默，因此说道：“那是别人气量狭小，怎么能 怪你呢？如果说有时你也有失策之处，那我看还是你把政治斗争看得太简单，而不晓得它的 无情，有时还是水火不容、极其残酷的，以你年轻气盛的少帅，与一心怀叵测反复无常的人 共事，哪有不吃亏的呢！”

　　 “是啊，估计不足，估计不足，”张学良赞同地连声说，“当年周恩来也曾经谈到过政 治是钢铁般的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则大可不必。可那时我却听不进去，也正如 你所说的，我吃亏就在于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于看错了人，也过于自信，总觉得自 己襟怀坦白，开诚布公，言必信，行必果，别人也会这样对待我的。”

　　 “问题就在这里。”赵四小姐直截了当地说：“信义是要讲的，但还要看对象；人心换 人心，好心有好报这类话，也是常听人们谈起的。但也有另一种经验之谈，这就是被有的人 奉若神明的曹操的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不是还有‘君子之交淡如 水，小人之交甜如蜜’这样的俗谚吗？不能光看他讲得好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那些伪 善者来说，好心会被认为是软弱可欺，是得不到好报的，你没听人讲过那个农夫和冻僵了的 蛇的故事吗？……啊，看我，说起这些来就没个完了，我们刚见面，不谈这些了，我最不放 心的是这几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在身体怎么样？”

　　 张学良叹了口气，满怀忧愤地说：“身体还可以，不过毕竟年纪不饶人，不如以前了。”

　　 “那末精神呢？还总那么想不开吗？”赵四小姐什么都想了解。

　　 “啊，你问这个，叫我怎么说呢？”张学良苦笑着说，“精神上的苦闷总是难免的，自 由的丧失一直在我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可是事物在运动，在不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 移，有些事会慢慢变得淡漠起来。人不能总在痛苦中生活，当一种痛苦被一个人逐渐消化了 之后，他的思想就会升华，胸怀就会旷达一些，意志也会变得更为坚强些，你说是不是这样 呢？”

　　 赵四小姐点点头，感动地深有同感地说：“人生的旅程是艰难曲折的，所谓一帆风顺、 青云直上、官运亨通之类，都是一些善于投机钻营者的为人之道。为了坚持正义，就要作出 牺牲。这样的事，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概莫能外，有道是：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绔袴少伟 男。这看来还真是经验之谈呢，汉卿，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呢？”

　　 “嗯，有道理，有道理。”张学良极表赞同，他觉得赵四小姐所说的正是他想说而未说 出来的话，她真不愧为自己的知音，所以感慨地说：“这不仅有道理，而且我看颇有见地， 古人还讲过一句话，叫‘好事多磨’，也含有这个意思，这不是随随便便讲出来的，而是从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啊，从刚才谈话看，你好象言犹未尽，一定还有些想法吧，请继续谈下 去。”

　　 “是的，现在我有这样的体会——”赵四小姐沉思了一会，又接着说：“人们常讲，天 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说，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二者相辅相成，看来不无道 理。真的，许多事常常是变幻莫测，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不是自己就听天由命， 无所作为呢，那也不是。就说灾祸和不幸吧，谁也难以完全摆脱，但对待它的态度，却有不 同：是一蹶不振，悲观厌世，郁郁以终呢；还是处之泰然，豁达大度，从痛苦的泥潭中拔出 脚来，自己开拓阳光明丽的生活？显然，我们要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你说得很对，人不 能总在痛苦中生活，人是应该讲情操、讲气节的。遇到不幸和灾祸逆来顺受，与世浮沉，听 之任之，是不好的，应竭尽全力去抗争，但当一切努力都无效，损失已经无法挽回时，就应 当旷达一些，超脱一些，我不是说看破红尘，与世无争，麻木不仁，而是说要自强，自重， 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广阔的胸怀，要有崇高的精神境界。逆境与磨难是可以锻炼人的 意志的。古人云：‘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又云：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励 出’。讲情操、重气节的人，就该这样啊！”

　　 “嗯，是这样的，这些格言很深刻，有哲理。”张学良激动地说。机灵、敏锐、有着丰 厚的文化素养和才女气质的赵四小姐的到来，使他分外高兴，话也格外稠了。他默默地凝视 着虽经战乱、然而容颜的端庄、俊俏、温柔仍然不减当年的赵四小姐，象忽然想起了什么似 的，又兴致勃勃地说：“霞，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过去仿佛听你说过，你在天津上学的时 候，爱好读书，特别喜欢看文学方面的书，崇拜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是这样吗？你大概还 记得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仃洋》吧？那读起来多么激动人心呀！我常常这样 想，如果有一点压力就卑躬屈膝，别说气节，就连作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也都丧失净尽，这是 最没有出息的，即使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看还是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啊，好诗，好诗！堪称千古绝唱。看来这两年你读了不少的书，对诗词也颇有研究 呢！”赵四小姐高兴地说。“唉！研究还谈不上，只能说是刚刚入门，稍有心得。”张学良 叹了口气，感慨万端地说：“这也许是与我的处境有关，读古代和近代的好的诗词，常常使 我产生共鸣，给我以生存和前进的勇气与力量，秋瑾女士的《宝刀歌》写得不错，这你读过 吗？”

　　 “《宝刀歌》？啊，读过，读过！”赵四小姐听他提到秋瑾，感到格外亲切。因为秋瑾 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她素来崇敬的英雄，所以她回忆说：“记得这诗是她在八国联军 攻占北京时写的，当时流传很广，我在上中学时还能背诵呢，现在因为久不温习，可能记不 全了。”

　　 “是吗？你也爱读《宝刀歌》，这太好了！”张学良喜形于色地说：“霞，看来我们不 仅有缘，连志趣也十分相投啊！来，来，让我们把这首诗再来读一读吧。”说到这里，张学 良沉思片刻，便与赵四小姐一起，实际是以他为主地共同吟诵道：“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 余年古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辟地 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铜驼。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 悲歌泪涕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 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 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 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 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宝刀侠骨孰与俦？平生了了旧恩仇。 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铸造出千 柄万炳宝刀兮，澄清神州。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② 诗一背完，赵四小姐就抚掌称赞：“啊，好记性！好记性！

　　 背得一字不差，看来这几年你真用功呀！”

　　 “哪里，哪里。”张学良微微一笑，说：“我不过是敬仰这位女中豪杰。她的诗，总是 激越昂扬、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她是很有才华的，不光诗写得好，也善于填词，她有 《鹧鸪天》一阕云：“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 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③“好词， 这词填得太好了！”赵四小姐感动地说：“秋瑾是因为起义失败被满清政府杀害的，先葬于 杭州西湖，因清廷掘塞，改葬湖南。光复后，才又重葬于西湖之滨。据说她的好友徐自华曾 写过一些悼念亡友的好诗，这你还记得吗？”

　　 “记得。”张学良的记忆力强得惊人，经赵四小姐随便一提，他竟当场诵念道：“年年 风雨惯悲秋，今岁秋风散尽愁。郢唱一声天下和，居然光复旧神州。还有：秋风秋雨起战 尘，胡尘吹净扫妖氛。剧怜革命成功日，立马吴山少此君。”④由于久不相见，会面后所谈 的又都是充满哲理和诗意的话题，所以都由衷地感到格外的亲切、温暖，并从中获得了有益 的启迪和力量。

①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出版。

②　此诗原载何处不详，现引自许涤新著《百年心声》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引自秋瑾词：《鹧鸪天》，出处同②。

④　引自秋瑾诗：《悼璿卿》，出处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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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章 起看星斗正阑干

　　 由于日军节节逼近，国民党军队多抱不抵抗主义，凤凰山不再是安全之地，特务队奉命 将张学良转押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张学良又不得不搬迁了。

　　 贵州修文的阳明洞，在县城以北的龙岗山，离修文县城五里，山不算高，却林木茂盛， 风景优美。阳明洞不是人工开掘的，而是一座天然的宽阔明亮的洞穴。有趣的是，这里面还 有些自然形成的石桌，石凳呢。至于名曰阳明洞，那是因为相传被贬谪的明代思想家、兵部 主事王守仁曾在此读书讲学，由于他自称阳明先生，所以他住过的这个山洞，人们就称为阳 明洞了。

　　 张学良从湘西来到这里后，就住在阳明洞顶原有的一座木结构楼房里。那时回国参加抗 战的杨虎城也被捕了，而且就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息烽与修文是邻县，二人相距不远，而 且是由同一个特务团（原有的特务队和宪兵仍然不变，这是又增派的篮管军队）看管的，但 张、杨两将军却都一无所知。

　　 杨虎城将军原来不是留在西安，一直代替张学良将军负责那里的军事工作吗？怎么也被 捕并被关押到息烽来了呢？

　　 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和于学忠都受到所谓“撤职留任”的处分（蒋氏的 食言，处处可见）。不久，又令杨“出国考察”。杨即于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９日动身出国。 随行人员除夫人谢葆真、二子拯中外，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七七事变发生后，他曾致电蒋介 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却遭拒绝，让他继续在国外考察。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进一步 扩大，杨虎城对考察十分不感兴趣，再次要求回国；加之，他在国外的抗日言论，也使南京 政府不满，所以１０月初才又接到宋子文来电，让他“自动返国”。当时，将军部属认为宋 的电报缺乏诚意，表面看说得好听，实际里面大有文章，因为宋光说“各方同志纷纷集会， 共赴国难”，而对张学良却只字不提；另方面，要杨将军回国，为何蒋不电召，而却由宋来 电，还莫名其妙地说了句“宜自动返国”，这岂不是为日后迫害将宰作预谋吗？所以那时很 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回国，或看看形势发展再说，但杨虎城仍然坚决主张尽快回国，他说： “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 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 起国人，死何足惜！”①友人劝阻不住，将军遂于１１月２６日回国。当他路过香港时，仍 有些友人对他的安全担心，认为他还是不再与蒋介石打交道为好。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作了诚 恳的规劝。当时，“张云逸是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按党中央指示，特地去拜访了他。张向 杨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 志，然后到延安去。张云逸还向他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结果，以及抗战前后蒋介石 的一些作为，希望他能引鉴前车，洞察其奸，临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辙。无奈杨将军当时对 蒋介石的本性仍然认识不足，以己心度之，以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 反授以口实，因而拒绝采纳共产党的建议，率然去见蒋。谁知，蒋介石根本没有等到他来， 就先下了手……”②

　　 原来，那时蒋介石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实际戴并未前往迎接，而是电 约杨将军至长沙，再同去江西。杨虎城即先期乘飞机去长沙（机票是宋子文拿来的。宋后来 来港，并与杨作了长谈）。当时，特地来港迎接的一一七师（十七路军的一支军队）全师将 士的代表王根僧（副师长），为保护将军，向宋一再要求，才勉强要到一张机票，与杨同 行。他们到长沙后，又据戴笠留条去武昌（戴已到武昌去了）。这之后，杨虎城的情况就每 况愈下，完全落入南京当局的圈套了。

　　 关于杨虎城被捕经过，王根僧当年曾写了日记，其中有几则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一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 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 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 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笔者转引），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 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 话。

　　 二日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 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 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纬路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 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我乘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 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应该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 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 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三日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 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五日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 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八日杨将军读报，得悉日军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 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

　　 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的苦闷心情。

　　 十日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蔽。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 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 去，我挥泪送别……③

　　 是的，这是不寻常的分离，或者勿宁说是永诀。因为从此以后，杨虎城就被囚禁，在１ ９４０年前后，当张学良也辗转来到贵州，并与杨虎城近在咫尺时，那时杨已被关押了三年 多。多年的漂泊、囚禁，使他“患了很重的胆石病，到１９４８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 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医生从杨的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 玄天洞多年来饮了不干净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 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一看守头目——笔者）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后来听到龚国彦告 诉我，说他有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他 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名字只少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 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他当时触景生情，长叹一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 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一座有他姓 名的坟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后对毛人凤一再说：‘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 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 时，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下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解回重 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 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 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过来吗？只 有干脆一起杀掉！’”④

　　 原来如此！

　　 蒋介石如此倒行逆施，怎能不激起天怒人怨，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呢？

　　 张学良被囚于阳明洞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在这个时期虽然仍很苦闷，但 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也参加一些活动。曾磊（在阳明洞时担任过张学良的“警卫”，是个连 长）说：“当时的张将军才四十来岁，常穿一件咖啡色丝绵袍，布鞋纱袜，可是仍掩不住他 那英武的军人气魄。他生性豪爽，待人很随和。每逢宪兵打球时，他都来充当义务教练，有 时还当裁判，球兴大发时，他就亲自上场了，打得满头大汗。他为排遣寂寞，时常到我们营 房来看看，尤其喜欢和那些‘宪兵娃娃’打交道。有次和一个宪兵下棋，他先提出条件：输 了的要打五板手心。头一盘，宪兵输了，他果真拿米达尺打了他五板。第二盘，他自己输 了，伸着手要那宪兵打，宪兵不敢打，他说：‘你不打就是不履行我们的双边条约，要受 罚，要罚打五板。’那宪兵很乐意地伸出手让他又打了五板，大家都觉得有趣极了。

　　 “张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里，从不为自己的事怨天尤人，发牢骚。他虽然不能与外界接 触，可是常关注战局的进展。有一回，听到他在楼上拍桌打椅，大声怒骂：‘忘八蛋！饭 桶！一个个该枪毙！……’我忙问楼下的人：‘出了什么事？’他们说：‘副座看到报纸上 打败仗的消息，正在发脾气。’每当目睹张将军这种情状，我们都非常同情他，深深地为他 感到惋惜。”⑤

　　 张学良是１９３８年冬由湘西沅陵凤凰山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在这里住了两年 多。１９４１年５月，张学良因患急性阑尾炎，遂离开修文，到贵阳手术治疗。那时他的病 由于入院过迟，已经恶化，最后由杨静波大夫为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他的病才得以痊愈。 因为修文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而他的病又未根治，还有复发的可能，所以张学良提 出，希望住在贵阳。军统局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贵阳是省会，对于他们的特殊使 命多有不便，但又怕张学良真的旧病复发，措手不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难交代，所以 也只好答应了。

　　 住市区当然是不会允许的，最后让他住在贵阳的麒麟洞。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５月至１９ ４２年２月，对于这一时期的囚居生活，於英复曾作过一些实地调查，他介绍说：

　　 “麒麟洞是贵阳风景区——黔灵山的一个景观，有尼姑庵（白衣庵）一座，尼姑师徒四 人住此。当时，曾亲眼目睹张学良将军关押情况的白衣庵小尼姑王启华回忆说：‘我１４岁 左右和我师傅等四人住在麒麟洞，推点豆花接待游人和香客。张学良关进来后，就只准我们 四人进出。卫兵对我们说：“出去不准讲张学良关在这里。”当时，在麒麟洞四周的山上架 有三挺机枪和驻扎了三个连的兵，大门旁边架有三部电话（包括电台）。每天白天和夜晚分 别由几个便衣特务跟着张学良，寸步不离。和张学良一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赵一荻小姐和她 的女佣人。当时，赵一荻小姐只有二十多岁，常穿旗袍。张学良住左边小房，一荻小姐和女 佣人住右边小房，中间是会客和用餐的地方。张和赵有时也一起出去走一走，但不得超过挂 有‘禁止’的木牌（注：即现在的白象桥处），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是抱着肘坐着在想。 住室内除了床和坐椅，四壁没有一样东西。’

　　 “一九四一年初冬，张学良阑尾炎再次复发，又作了阑尾切除手术。因张第一次住中央 医院时，涉及面广，外界传出了他在贵阳治病的消息，这次军统局决定不住医院，就在囚禁 地麒麟洞给张作手术。手术仍由贵阳医学院兼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大夫主刀，李迎汉、 杨洁泉作助手。在局部麻醉中，张学良很沉着，配合了手术的顺利进行，给在场医生留下深 刻的印象。张学良囚禁前身体是健壮的，长期囚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内，竟连续两次做手术，抗病能力如此之低，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六月间，张学良第一次手术后，在贵阳麒麟洞囚禁期间，应贵州省 主席吴鼎昌邀请，在特务监视下到花溪参加了一次诗会。出于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与会者 纷纷以诗词贺慰张。张学良见大家的诗词都是对他的慰勉，很受感动，不顾特务的监视，即 席吟七律一首，答谢诗友：

犯上已是祸当头，
　　　　 作乱原非原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
　　　　 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
　　　　 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
　　　　 权把贵州当荆州。

　　 当时，因有特务在场，张学良不便明言，但仔细推敲诗意，仍可知张爱国之心未变。所 谓‘中流助君舟’，是说：你不抗日，我拖你一把。所谓‘心存广宇’，是说心存国家民 族，不计个人得失。龙场愿学王阳明’，是说愿以王阳明为例，虽受谪贬，日后仍能复职， 领兵抗战。最后一句是说，贵州乃暂时栖身，终非久留之地。全诗说明了张学良将军在近五 年的囚禁生活中，仍怀有不忘国家民族、渴望领兵抗战的高度爱国热忱。”⑥

　　 由于黔灵山麒麟洞距市区太近，游人又多，不利于保密，所以张学良在这里只住了半年 多，１９４２年２月，又迁往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刘育乡亦名刘衙，离开阳县还有十里路，不通公路，是个偏僻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它 是个不大为人所知的穷乡僻壤吧，所以这里便又成了张学良的新的栖身之地。因为这里是乡 村，就住在老百姓的宅院里，所以戒备更严，更加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呢：

　　 张学良移囚刘育后，国民党军统局便对开阳加紧控制，派军统特务李毓桢为开阳县 长，军统特务廖文钦为刘育乡长。对张将军进行监视的，不光是行营副官看守，还有宪兵特 务，国民党的一个七十五团围了三层。除了当时随张学良将军来的厨师所住的刘天平家外， 张学良将军没有到过任何一户农民家。就是到刘天平家，身后也有近一个班的便衣特务跟 着。因此张到刘天平家，仅在院子里和主人打个招呼，向厨师问好，或吩咐厨师做点什么生 活琐事。每逢赶刘育场，张将军也到场上转转，既不买什么东西，也不和老百姓说话，特务 跟去又跟回。

　　 张将军的住宅，一般是不能靠近的，就是庄户人家出门干活，也得绕道而过，只有放牛 的孩子能稍为走近一点，但屋子里是绝对不许进去的。只有大寨的刘洪春老人，不但到过张 将军屋里十多二十次，有时张将军还留刘洪春吃饭。其原因是张将军喂的大黄猫不见了，过 了一个多星期，被刘洪春捉到送还张将军。张重获心爱之物，心里很高兴，便向副官们说： 刘老头是个耿直人，以后让他经常来玩，不要干涉他。

　　 在刘育，军统特务对张将军的监视很严密，张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以“秘书”身份出 现的少将军统特务刘乙光的允许。因此张的心情十分苦闷。没有听他唱过，也没有看他拿过 书，百无聊赖之时，只在门口的大青杠树下坐坐，凝视蓝天，一言不发。有时，在卫兵的 “护送”下，到北安营去钓鱼，或是在划定的范围内散步。看到孩子们用草编织笼子，捉蟋 蟀关到笼里相斗……⑦

　　 当年曾在开阳中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得以瞻仰少帅风采、并还有机会与 将军和赵四小姐见面及交谈的袁化鹏也有一段感人的追叙：

　　 一九四二年，我还是个少年，在开阳中学读书，和“行营主任”刘乙光家毗邻而 居，他有两个儿子刘伯涵、刘仲璞和我在开中同学。一天，我和刘家兄弟在一起玩，忽然见 到一大群人抬了一只刚打死不久的大老虎，来到刘家所住院内放下，登时大门外警卫森严， 不准百姓往来。不一会，刘乙光和县长李毓桢以及县府的机要人员、行营副官们都来了，黑 压压满陀子是人。刘伯涵悄悄对我说：“那个穿麂皮加克、戴藏青色鸭舌帽的，就是张学良 将军，我喊他叔叔；他身边那个女的是他的秘书赵四小姐，名叫赵媞，又名赵绮霞或赵一 荻，是南开大学的校花（这是传说，不是事实）。”张将军个子比刘乙光高，风度翩翩，英 姿飒爽，确是叱咤风云、驰骋战场的宿将，毕竟不凡。他兴致勃勃，语调亲切地向捕虎人问 长问短，备极关怀。一会，“行营”一位秘书，把一叠钞票送给捕虎人，说是张先生的犒 赏，老乡们喜出望外，抬着死虎扬长而去。事后，我问小刘：“张先生怎么不把这张极好的 虎皮买下来呢？”小刘说：“他家有的是长白山虎皮、熊皮、著名的东北豹皮。虎皮是李县 长买了，张叔叔奖了他们三十块钱。”

　　 开阳中学校址在北极观，这一带古树参天，石径迂回，山下紫水一泓，校园藤萝泛彩， 映衬着古城落霞，风景幽静肃穆，甚是宜人，引起了张将军的游兴。记得是一个深秋时节， 我独自一人在古树下背诵古文，正在聚精会神，张将军来了，从我手中拿过国文手抄本，我 这才惊觉，忙起来向他行礼致敬。他问我：“你这名字出于何典？”我答：“《庄子》秋水 篇。”接着张将军要我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我背了以后，赵四小姐从张将军手内拿过 国文，又要我背《费宫人刺虎》，这篇文章我本不够熟悉，有些夹生，这时不知怎么搞的， 竟能流畅地背出，没有差错。这时县长、校长以及县政府的一些人都来了，还有一些同学， 那些女生见我被“考秀才”，都在那里做鬼脸，出我的“洋相”。但是张将军和赵阿姨却对 我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表示对我满意。临别，张将军还要我代问候刘震寰先生。刘是我的国 文老师，在刘育经常和张将军谈诗填词。刘老师常对我说：“张先生很有才华，这些年的囚 禁，使他在诗词方面有了较深的素养。但诗以言志，他却不敢言志，所作都是风花雪月，咏 物写景，虽系抒情而不敢有明心见性之句，他的苦闷心情，不言而喻了。”

　　 一九四三年初夏，学校组织我们作了一次远足，目的地是刘育乡、白岩营。我们到达白 岩营的半山后，正巧遇着张将军也来游山。刘伯涵因他父亲在此，便上前鞠躬问安，我们也 趋前向长辈问好。张将军见到我们，十分高兴，赵阿姨拉着最小的女生蒋文惠问长问短，并 要她唱歌，慧心的文惠毫不迟疑地唱出了流亡三部曲第二部：“泣别了白山黑水……”由于 她的带头，我们也和着把第一部《松花江上》和第三部全都唱完。在我们这些童稚的歌声 中，我觉察到张将军心情沉重，既显出他对东北三千万同胞的怀念和对国家民族的内心负 疚，也体现他失去自由、报国无门的隐痛。此后，我到贵阳读书，寒假回家，张将军已被迁 往桐梓，再也无缘见面了。⑧１９４４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 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交通线，以援救其侵入南洋的孤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１９ ４４年４月，日军纠集数万兵力进攻河南，不久袭击湖南，夺取长沙、衡阳。１１月间，接 连侵占桂林、柳州、南宁等重要城市。１２月初，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贵阳告急，开阳也紧 张起来。特务队惊慌无计，又匆忙地把张学良迁押到铜梓“小西湖”囚禁。

　　 读者也许会问：铜梓在哪里？就是那个山高林密的古夜即郡的铜梓吗？就是当年红军长 征时奇袭娄山关、二占遵义城，曾经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个县境吗？“小西湖” 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偏僻的崇山峻岭里，还有什么西湖风光吗？这，说起来还要回溯到 两年前的一些事情。原来，“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兵工署，在贵州铜梓天门河修建兵工厂， 在上天门前修了一个能蓄水三十六万立方米的水池，冲动两台机组为兵工厂发电。这个蓄水 池仿照杭州西湖式样，故名“小西湖”，池中布置了三潭印月，修起湖心亭，放鹤亭，望湖 亭。经特务头子戴笠几次查看，认为是囚禁张学良最理想的地方，便向蒋介石要了小西湖北 面的一片地方，作为张学良和特务队的住宅。”⑨这个时期，张学良住的地方四周有铁丝 网，沿着住地的山坡上挖了战壕，还有十二个碉堡，象个小集中营，他的活动范围也更加狭 小了。那时，表面看，他很平静，实际，他仍关注着抗战，非常想了解外面的事情，却又总 难以如愿。然而也有一次意外的机缘，使他得到了一张报纸，并得以与一“局外人”作了简 短的交谈，原来：

　　 有一次，兵工厂警卫中队长张亚群因公务到小西湖找特务队刘队长，出办公室时， 无意中把报纸带了出来，他便把报纸折好揣进荷包，到了张学良将军住处。他办完公事，和 刘队长一起到张将军卧室，陪张将军说话。张将军一眼看见张亚群荷包口露出的报角，脸上 呈现兴奋之色，一会儿，外面有人叫刘队长，刘刚一出门，张将军迅速起立，走到张亚群身 边，很快将张的荷包里的报纸抽出，退回沙发上读起来。等到门外有了脚步声，张将军忙把 报纸折好，压在座下。刘队长进来了，张将军说：“今天菜不好，没有吃饱。”刘队长又退 出去准备饭菜，张将军抓着报纸站起来，将一只大皮箱打开，把报纸丢进去，转过身来，见 张亚群脸色不正常，便摆了摆手说：“不要怕。”

　　 还有一次，张亚群和刘队长去陪张学良将军说话。刘队长有事出去，张将军马上将话题 一转，问：“这里离城多远？”张亚群答：“四里左右。”张将军又问：“外面有军队没 有？”张亚群回答：“军队不多，但四周有岗哨，其它地方机密得很。”张将军听了，准备 再问，外面响起了脚步声，他便摆摆手，不让张亚群再往下说。刘队长进来了，张将军理理 普通的短棉衣，拍拍补过的棉裤，在地板上踱起步来。⑩

　　 当年曾任铜梓县县长的赵季恒，与在囚禁中的张学良将军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他们过 去并不相识，张学良对这类地方上的官员也是向不往来的，然而赵季恒却是个例外，据他回 忆，他们之间的接触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亲切、真挚、诚恳，使他终生难忘。笔者读后，亦 颇感动，因而特予援引，以飨读者：

　　 六月二十四日（一九四六年），监视张将军的特务刘团长来县府找我解决部队军 需，为了结识张将军我对他十分热情，请他一起共进午餐。几杯茅台酒一下肚，刘团长便向 我倾吐了心中的积郁，对我说：“张少帅对下面的人和蔼得很，经常同老卫士摆家常。爱钓 鱼，钓来的经常分给我们吃。上峰怕他把我们感化了，经常更换部队，转移地方，我已经是 第三任团长了。这个团不全是我的兵，中统安插了许多人在里面，有时连我也在他们监视之 列。他们常打我的小报告，使上面经常给我敲警钟，要我不要忘记少帅是一个阶下囚，他的 一言一行都要及时向上面报告。妈的，有什么可报告的，少帅每天的生活有规律得很，骑 马、打球、看书写字，甚至连打麻将的时间都是他自己铁定了的。每天写一份他的作息时间 表，交差了事。”

　　 我见刘团长很直爽，就说：“老兄，你能否帮帮忙，让我去会一会张将军？”

　　 “我没问题，但得问问少帅，他是一个怪人，对下面士兵很好，对上头来的达官贵人却 不屑一顾。省主席杨森专程来看他，少帅始终不见，让他吃了一个闭门羹；考试院院长戴传 贤来，少帅却高兴得很，还一起打了一场网球。他见不见你我心中可没底，我尽力而行。”

　　 饭后，我备了两份礼，一份给刘团长，一份请他给张将军。每份礼里有：两瓶茅台，一 斤茶叶，和几样土特产。

　　 两周后，刘团长亲自开了一辆吉普车，接我去见张将军。……

　　 一进兵工厂，我见四周山峦上电网密布，岗哨林立，梆梆声此起彼伏，让人感到阴森恐 怖。张将军住在一座接连五间的平房里，左傍是当地人称的“小西湖”，右靠一个大广场； 门前两个花台，屋后是几株杨槐。

　　 我们的汽车一直开到门前。刚下车，身材苗条、端庄俊逸、身着栗色暗花绸旗袍的赵四 小姐便从房里迎了出来，落落大方地把我让进客厅说：“汉卿正在练字，赵县长稍候。”然 后，端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便进里屋去了。

　　 一会儿，张将军从里面走了出来，因气候炎热，他穿一身白色的短衣短裤，脚上的拖鞋 也是雪白的，显得英姿勃勃，神彩奕奕。一阵寒暄客套之后他说：“承得你对我这个阶下囚 的关心。你托刘团长带来的礼物我收到了，釜底之鱼能使象你这样过去不认识的人能想到 我，我就十分感激了。”

　　 “将军为驱强虏，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实行‘兵谏’

　　 万人敬仰，区区小意略表寸心何足挂齿？”

　　 他苦笑了一下，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书房。书房里一尘不染，一排书柜靠着墙壁，里面的 各类书籍陈放得整整齐齐，临窗的书案上放着墨迹未干的条幅，案角摆着一部《明史》。

　　 落座后，我问张将军在这里是否习惯了，还需要什么？他指着窗外说：“已经习惯了， 什么也不需要，只是一听到梆梆声就心烦，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滋味。不过，我这里很‘安 全’，也有一般人难得的清闲，我有时读《明史》，看报章杂志，有时练习毛笔字。这得感 谢蒋先生……”

　　 我怕隔墙有耳，小声地谈了谈官场中的一些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说：“自古封建王朝亡 于宦官内戚者多矣，正如你所说的裙带关系一样，长此以往将国之不国。”我见他毫无顾忌 地大声抨击时政，怕于他于我均不利，忙起身到书案前品赏他的书法……我赞不绝口，从中 选了几张求他送我。

　　 “这怎行，写得不好，过两天我重新写，写好派人送到你府上。”

　　 我们象是他乡遇到了知己，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考虑到是初次见面，便起身告辞了。

　　 三天以后，张将军果然派人送来一张横幅，写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署名为“毅庵”。……

　　 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我又去看望张将军。我把外面的局势以及我对这场内战的前景和 忧虑告诉了他……

　　 张将军不无讥讽地回答：“蒋先生不是常说以不变应万变么？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 唉！我但求无愧我心。想当年冯阎计蒋，在这场中原大战之中，不是我拥军入关助他，仓促 应战的中正兄只计束手待擒也。唉！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我怎么也忘不了九月十八日 这个日子，是那一天我为制止内战统兵入关；一年后的这个日子，日本人打响了侵华战争的 第一炮，随即侵吞了东三省，弄得我有家难归，受掣于人。现在想起来，好象是做了一场 梦，演了一台戏，我们几人当面称兄道弟，浑身全是戏，如今品咂，才解其中味。”

　　 想不到我几句话勾引起张将军如此悲忿，我后悔不迭，却又束手无策。此时赵四小姐又 出来解了围，她几句得体的话使我们一扫愁云：“汉卿，你自己定的规矩，现在是打牌的时 间了，赵县长难得来，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就去请刘团长。”

　　 ……一会刘团长来了，我同他们打了四圈麻将后就告辞了。

　　 五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张将军派人送来一张便条和几样礼物，来人只说了一句话，放下 东西就匆匆回去了。

　　 礼物是两卷字画、一小罐泡海椒，一个精致的竹笼里装了一对波斯猫，便条上写着：

　　 两卷字画系我多年珍藏，泡海椒是赵四小姐亲手所做；猫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解绳本 领以强，初到一地必须关好，不然会跑掉，喂熟后很会捕鼠。区区小意不成敬意，望笑纳。

　　 汉卿民国卅五年九月十四日

　　 我对着这些礼物心潮激荡，望着这张便条反复推敲，一夜未眠，掂量着其中三味：难道 老蒋要对他下毒手了么？如真是这样，他这些平时最心爱的东西将会成为遗物和老蒋迫害他 的历史见证；如果真是这样，我将站出来说话，动员举国上下民众来声讨。难道中统的人向 老蒋报告了我和他这段时间的言行？不可能吧？我对那些人都不薄啊！但人心难测多年的官 场生涯告诉我凡事小心为妙。我立即起床，把张将军送来的字画和泡菜藏进卧室的夹墙里， 并给一位可靠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要他来完成我未完成的事……。

　　 吉凶未卜，思绪万千，天一亮我便让一心腹把信给朋友送去，随即赶到黑种乡兵工厂。 迟了，已经迟了，那里已经人去屋空，昨晚深夜张将军又被秘密押走了，究竟被送到哪里无 人知晓，张将军生死未卜令人悬心。以后经我托人多方打听，才知道他是被星夜押送到了重 庆，不久又转送去了台湾，我久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⑾

　　 斗转星移，艰难奋战，历尽沧桑，终于迎来了１９４５年的秋天。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好不容易盼来了这一天，可是安宁的日子还刚开了个头，灾难深 重的中国大地上，又弥漫着内战的硝烟。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 持下，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而张学良就象是个 被遗忘了的人似的，仍然没有一点获释的希望，一想到他仍将继续系狱，仍将继续过那种活 着受罪、欲死不能、欲哭无泪、抱恨终天的幽禁生活时，他怎能不忧思重重、寝食难安呢！

　　 但张学良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尽管十几年的囚禁生活，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但他仍然顽强地苦度春秋，仍关注着家乡和普天下老百姓 的忧乐。他并不认为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对中国的前途，革命的胜利 他还是充满信心的。特别是，当他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气勃勃的解放区，想到那些为 了抗日，为了民族的解放，真正脚踏实地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志士，想到他曾经一度与 他们合作，并成为很好的朋友时，他觉得是值得欣慰的。

　　 在一个深夜里，人们都睡了，这时除了偶尔传来几声巡夜的梆声和远处的犬吠之外，再 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他却毫无睡意。他先是在屋里踱步，后来又在窗前停住了。他凝视 着星汉灿烂的夜空，默默吟诵：

曾惊秋肃临天下，
　　　　 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
　　　　 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
　　　　 梦堕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
　　　　 起看星斗正阑干。⑿

①　亢心栽：《杨虎城将军欧美之行》，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丁芒：《我党对杨虎城的最后规劝》，周国权摘，原载３月５日《杨子晚报》，摘 编稿载３月２５日《文摘周报》。

③　王根僧：《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出处同①。

④　沈醉：《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出处同①。

⑤　曾磊：《张学良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日《团结报》。

⑥　於英复：《张学良将军贵州囚禁概况》未刊稿。

⑦　见吴康宁整理，刘风荣、刘天平、郑昌益、刘荣林、肖光成等口述的回忆资料。

⑧⑩　袁化鹏：《怀念少帅》，原载《安顺地区党史资料》第十七期。

⑨　庞本驹：《张学良将军被囚铜梓拾遗》，原载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７日《贵州日报》。

⑾　赵季恒口述，吴有梧整理：《忆同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日子》，原载《名人传记》 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⑿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