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儿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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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七章 一堂音乐课

　　我在矿里交了不少朋友，共同遭受的巨大痛苦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了。我们遭难在一起，求生在一起，死里逃生在一起，现在大伙儿成了一个人。

　　加斯巴尔大叔，尤其是老夫子，对我非常钟爱；尽管工程师没有和我们一起身陷水牢，然而他也很喜爱我，如同喜爱一个被人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孩子一样。他曾邀请过我到他家里作客，我也已经把我们长时间埋葬在工作面里的始末原原本本地讲给他的女儿听了。

　　所有的人都想把我留在瓦尔斯。

　　“我给你找一个挖煤工的工作，”加斯巴尔大叔对我说，“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分开了。”

　　“如果你想在办公室找个活干，”工程师对我说，“我可以为你安排。”

　　加斯巴尔大叔自然认为我会重回矿井的，他同那些习惯于每天都冒风险的人一样，不久就要满不在乎地重新下井了；我可不象他那样是个对什么都放得下心的人，也没有他那种勇气，我实在不想再干推车工这个活了。当然，这个矿倒是一个满不错的矿，它也很能激起我的求知欲，我也总算有幸见到了一个矿，但我已经看够了，丝毫也没有重回矿井的愿望。

　　只要一想到重回矿井，我心里就发慌，感到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我肯定不是那种在地底下干活的材料。露天生活，头上顶着蓝天的生活，即使是漫天飞着鹅毛大雪，我也感到惬意。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他们一个感到惊讶，另一个因为我不喜欢矿工这个活而感到难过。还有卡洛利，他听说后，竟说我是胆小鬼。

　　跟工程师讲的时候，我可不能说自己不愿意干井下的活，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让我再回到井下去，他已答应过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找个职位，而且如果我愿意认真地跟他学，他还可以教我。我想，最好还是将真情全部告诉他，我也就这样做了。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过奔走江湖的生活了。”他说，“你喜欢流浪和自由，我没有权利阻挠你。我的孩子，按照你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去吧。”

　　我的的确确喜欢过自由自在的露天生活，我从来没有象被关闭在工作面里的时候那样，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如此深的向往和如此真切的体会。在那个叫作工作面的鬼地方，如果你象自己所习惯的那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去那就去哪，那是不可避免地会给你带来极可怕的惩罚的。

　　在人们试图把我留在瓦尔斯的时候，马西亚显得心事重重。我曾问过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他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来当我告诉他三天以后我们就要出发时。他才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向我承认了使他忧伤的原因。

　　“那么你不会抛弃我了！”他大声说。

　　一听到这句话，我使劲地擂了他一拳，这是为了教训教训他竟敢怀疑我，同样也是为了掩盖我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听了他这句出自肺腑的话以后，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这是纯粹出自友谊而不是出自私心才激发出来的叫声。马西亚用不着靠我生活，他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谋生。

　　说实在的，他所具有的谋生的各种天赋，是我所比不上的，我和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哩。首先，演奏这样多的乐器、唱歌、跳舞、扮演各种角色，他都远比我有才能；其次，他比我更善于促使维泰利斯称之为“贵宾”的人们把手伸进他们的钱袋。他只要用他的微笑，用他的温柔的眼睛，用他的洁白的牙齿和开朗的面容，就能打动哪怕是最吝啬的人的心肠；他用不着乞求，就能打开人们的哀矜之心，因为人们都很乐意能让他高兴。这完全是真的，在我做推车工的时候，他和卡比在短短一段时间的巡回演出里，就积聚了十八个法郎，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我们的钱包里本来存有一百二十八个法郎，现在加上马西亚挣得的十八个，就有了一百四十六个。这样，买一头王子的奶牛就只差四个法郎了。

　　尽管我不愿意在矿井干活，但是，离开瓦尔斯却使我伤心，因为我必须和亚历克西、加斯巴尔大叔还有老夫子分手，我是命中注定要和我爱的并且也爱我的人离别的。

　　往前走！

　　肩上挎着竖琴，背上背着小包儿，我们带着卡比一起重新走上了大道，十比高兴得不时在尘土里打几个滚。

　　当我们出了瓦尔斯城，双脚拍打着路面发出噼啪噼啪响声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心里有一种称心满意的感觉，这种脚步的响声和走在巷道里的稀温得如同烂泥一样的煤屑上的响声，是完全不一样的。多好的太阳，多美的树林啊！

　　在出发之前，我和马西亚长时间地讨论了我们的路线，我早已教会了他看地图的方法，现在，从这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把用腿在路上走的途程看成比用手指在地图上指出的距离要远了。我们在认真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不直接从瓦尔斯奔于塞尔再去夏凡侬；我们将取道克莱蒙①，因为这样走的话，路程并不远多少，但在眼下各种疾病的发病季节里，走这条须要经过圣奈克戴尔②、蒙多尔③、罗伊亚④、拉布尔布尔⑤等温泉城镇的路线，是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我当推车工的时候，马西亚在巡回演出中碰到过一个曾去过这些城镇的耍熊把戏的人，他说那里可以挣钱。马西亚认为一百五十法郎要买头奶牛有可能还不够，他很想还多挣点。我们挣钱愈多，买的奶牛就愈漂亮，巴伯兰妈就愈高兴，我们也会愈感到幸福。

　　就这样，我们便向克莱蒙走去。

　　在从巴黎到瓦尔斯的途中，我已经给马西亚上过课，教他读书识字，也教他音乐的基本原理；从瓦尔斯到克莱蒙，我继续给他上课。

　　要么我是个不高明的先生，这是很可能的；要么马西亚是个不长进的学生，这同样也是可能的。我发现他对读书识字还是那副老样子，显得又慢又吃力，关于他的这个弱点，我记得我是早已说过了的。

　　尽管马西亚有时也全神贯注地把眼睛盯在书本上不放，其实他是在白费功夫，因为他读着的全是书本上或者课文中的那些同他的想象力一拍即合的、带有天马行空的幻想的东西，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用心记住的东西。

　　我有时很不耐烦，敲打着书本恼怒地叫了起来，说他的脑袋肯定是个木头疙瘩。

　　他并不发怒，只用温柔的大眼睛面带笑容地看着我。

　　“确实，我的脑袋只有在被打的时候才听使唤。”他说，“伽罗福里很聪明，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诀窍。”

　　他这么一说，我哪里还发得起火来呢？我笑了笑，我们又开始上课了。

　　但是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那就不但没有出现过这些麻烦，而且从一开始，我的这个学生就在理解能力方面显示出他的惊人之处，这也是我已经说过的；现在他更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步，以致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常常使我惊讶不止。惊讶之后，我感到很窘，他曾不止一次地把我问得目瞪口呆。

　　我承认，音乐课上出现的这些情况使我感到恼火，我是问心无愧地尽了教师的职责的，但当我回答不上我学生提出的问题时，我又觉得丢脸，认为他简直有点故意在我面前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

　　可是我的这个学生偏偏一刻也不放过提问的机会。

　　“为什么人们不用相同的谱号写曲子？”

　　“为什么在曲调上升时用升音符号，下降时用降音符号？”

　　“为什么一首乐曲的开头小节和结尾小节总是没有固定的节拍数？”

　　“为什么给小提琴的弦定音时只用这几个音符而不见其它的？”

　　对这最后一个属于小提琴方面的问题，我总算找到了合适的回答，我说小提琴不是我演奏的乐器，对该用怎样音符或不该用怎样音符来定音，我从来也没留意过。马西亚的嘴被我堵上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可是我的这种摆脱困境的方式，对回答象关于固定节拍数和降调之类的问题，就不能说也是管用的了。其实这些都属于十分简单的乐理问题，我是教音乐的，是视唱老师，是应该能作出回答的，否则就必然要失去威信和信任；说句大实话，这种必然性，我是已经有点察觉出来了，但我偏偏死爱着面子。

　　当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的时候，我只好学加斯巴尔大叔的样来摆脱窘境了。我问过加斯巴尔大叔，地下的煤是什么？他当时用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我说：“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煤。”

　　谁说我没有本事来回答马西亚的问题？我用一点也不比加斯巴尔逊色的、同样也是满有把握的语气回答他说：“它就是这样的，因为它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条定律。”

　　在马西亚的天性里，他是从来也不会对定律、规则之类的东西作出反抗的，因此在遇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时，他只是张着嘴，睁着两只大眼睛，用一种能使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的神态看着我。

　　在我们离开瓦尔斯三天以后，当他向我提出一个正好又是这样的问题时，我不是用“不知道”来回答他的“为什么”，而是冠冕堂皇地回答说“因为就是这样”。

　　于是，他似乎有了什么心事，整整一天，我没有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个爱说爱笑的马西亚身上，那是极不寻常的。经过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了。

　　“你确实是位很好的老师，”他说，“我相信没有人能象你这样教我学会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他停下不说了。

　　“但是什么？”

　　“但是，可能有些东西连你自己也并不知道，唉，就是学者也会有这种情形，对吗？所以当你回答我‘因为应该是这样’的时候，实际上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而你却解释不出来，这是因为别人也没有告诉过你。我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买一本书。啊，当然不是很贵的书。从这本书里可以找到音乐的原理。”

　　“有道理。”

　　“可不是吗？我想过，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本书里所有的东西，你毕竟不可能全都知道；再说，你知道的也并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

　　“一个好的教师胜过一本最好的书。”

　　“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倒提醒了我还要跟你说件事。如果你愿意，我想去找一个真正的教师给我讲一堂课，只讲一堂就够了，他会把我不懂的东西都给我讲清楚的。”

　　“为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不去找一个真正的教师上课呢？”

　　“因为找一个真正的教师是要付钱的，我不想花你的钱去付这堂课的学费。”

　　马西亚跟我提到他要找一个真正的教师，这句话刺伤了我，但我的愚蠢的虚荣心被他的最后那句话打败了。

　　“你真是个好得少有的小家伙，”我对他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既然你和我一样也挣了钱，而且还常常比我挣得多，你想上多少课就可以上多少课，再说我也打算学，我们一起学。”

　　接着，我勇敢地承认了我的无知：“这样的话，我也同样可以学到我不懂的东西。”

　　教师，我们要找的真正的教师，决不是普通的乡村教师，应该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找到的音乐大师。地图告诉我，在到达克莱蒙之前，沿路最大的城市要算芒德⑥了。芒德果真是大城市吗？我不清楚，可是它的名字是那样醒目地标在地图上，这多少总能说明一点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吧，我不相信地图还能相信什么呢？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将在芒德为这一堂音乐课付出一大笔开支，尽管在这些可怜的洛泽尔省的山区里，我们的收入将不止是很微薄，也许比“微薄”更糟也难说，因为在那些地方，村子很稀少，而且都很穷，但是我一定要让马西亚快活快活，这件事应该实现得越快越好。

　　我们穿过了整个梅让喀斯⑦，这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荒凉的穷乡僻壤，没有树林和水，没有庄稼，没有村庄，也没有居民，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它那沉寂、僻静、广袤的景色，只对那些乘车的匆匆过客才有吸引力。但我们终究还是到了芒德。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以后好几个钟头了，当晚就要找寻老师听课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因为赶路已经累成半死了。

　　但马西亚是那样急不可待地想立刻知道芒德有没有音乐教师，因为在他看来，芒德丝毫没有我对他说的大城市的味道。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我们下榻的客栈女主人打听，城里有没有教授音乐课的名乐师。

　　她回答我们说，她对我们的问话感到非常吃惊，我们怎么会没有听到过艾思比纳苏先生呢？

　　“我们从远处来。”我说。

　　“那么说是很远啰？”

　　“从意大利来。”马西亚回答。

　　她脸上的惊讶和责备的神气缓解了，既然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人，无知是情有可原的；不难猜想，要是我们是从里昂或马赛来的，那她是不屑答理我们这些没有受过教育、连艾思比纳苏先生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的。

　　“我相信我们真的碰上好运了。”我用意大利语对马西亚说。

　　我的同伴马西亚的眼睛闪着光芒。艾思比纳苏先生肯定不需要在课程上作什么准备便能轻而易举地回答他的所有的问题，他决不会为了解释降调用降音符号和升调用升音符号而感到为难的。

　　但我有些担忧，一个有名望的音乐家会给我们这样可怜的穷光蛋上课吗？

　　“艾思比纳苏先生很忙吗？”我问道。

　　“啊，是呀！能不忙吗？我相信他一定很忙。”

　　“您认为他明天早上愿意接待我们吗？”

　　“当然啰！这还用说吗？他接待所有的人，只要这个人口袋里有钱。”

　　听到这么一说，我们就放下了心。在睡觉以前，尽管非常疲乏，我们还是用很长一段时间准备了第二天要向这位杰出的教授提出的各种问题。

　　到了第二天，我们两个人都把自己周身上下认真打扮了一番，其实所谓打扮，也只是把身上稍微收拾得干净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我们除了穿在身上的以外，并没有别的衣服可换。我们都带上了乐器，马西亚拿着小提琴，我拿着坚琴，然后就向艾思比纳苏先生家里走去。

　　和往常一样，卡比想和我们一道去，可是我们把它拴在客栈的马厩里。我们认为带着一条狗到芒德城有名的音乐家家里去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因为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就是教授的家，但是我们真以为是弄错了，这是一所有着铺面的房子，有两块磨剃刀用的皮子在这间铺子的门面上摇来晃去，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音乐教师的住宅的标记。

　　我们站在那里望着这间铺面，不可能弄错，这分明是一家剃头店。有人刚好从它门前走过，我们拦住了这个人，问艾思比纳苏先生住哪里。

　　“就在那里。”他指了指剃头后说。

　　不管怎么说，一个音乐教授为什么就不能住在剃头师傅的家里呢？

　　我们走了进去。铺子分成同样大小的相通的两间，右边那间的板壁上，摆着刷子、梳子、头油瓶子和肥皂；左边那间的桌子上和墙壁上，放着和挂着的全是乐器，有小提琴、短号和长短号。

　　“哪位是艾思比纳苏先生？”马西亚问。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正在给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农民刮脸，他灵活得象只小鸟，用男低音浑厚的嗓音回答说：“我就是。”

　　我瞟了马西亚一眼，向他暗示：这个既是剃头师傅又兼乐师的人，决不是我们需要的能给我们上课的人，你向他请教是白扔钱。马西亚既不懂得我的意思，也没听从我的暗示，他往一张椅子上一坐，随便地问道：“您给这位先生刮完了脸，能给我剪剪头吗？”

　　“当然可以，年轻人。如果您愿意，我也可以给您刮脸。”

　　“谢谢您，”马西亚说，“今天不刮了，改天刮吧。”

　　我对马西亚的镇定、自信的神情极为惊讶，他偷偷地扫了我一眼，好象对我说：“别发火，等等吧。”

　　艾思比纳苏很快给农民刮完了脸，手里拿着毛巾，走过来给马西亚理发。

　　“先生，”马西亚对正在把毛巾围在他的脖子上的剃头师傅说，“我和我的同伴有过一点争论，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有名的音乐家，我们想，您也许会乐意对我们碰到的疑难，谈谈您的看法的。”

　　“年轻人，那就说说是什么事叫你们感到为难呢？”我明白马西亚想干什么。首先，他想试试这个剃头师傅兼乐师的人，看看他是否能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假定这个人的回答能令人满意的话，那他无异只用了剪一个头的价钱付清了上一堂音乐课的学费。好一个马西亚，他真鬼啊！

　　“为什么给小提琴定音时只能用规定的几个音符，而不能用别的音符呢？”马西亚问。

　　我相信，这个正在用梳子梳理马西亚长发的剃头师傅，他的回答将会和我的回答一样。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已轻轻地笑了起来。

　　“乐器上的左边第二弦，根据标准音叉的发音，应该定为‘啦’，其它的弦，应依次定为五度音程的音符；就是说，第四弦定为‘索’，第三弦定为‘唻’，第二弦定为‘啦’，第一弦，也就是E弦，定为‘咪’。”

　　这回可不该我而该马西亚笑了。他是在嘲笑我发愣的神态还是仅仅因为他知道了他早就想知道的那些乐理而感到了高兴呢？马西亚一个人放声笑个不停。

　　我呢，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剃头师傅。他正围着马西亚转，咯嚓咯嚓地动着剪子，嘴里发表着简短的讲话。他的话虽然不多，而且很短，但在我听来，简直都是少见难得的音乐理论。

　　“嗯，”他突然站在我的面前说，“你们有过争论，我想我那位小顾客没有错吧？”

　　在剪头的整个过程中，马西亚接二连三地问这问那，剃头匠对这些问题都轻易而有把握地一一作了回答，就象他刚才回答小提琴怎样定音的问题一样。

　　但是，在答完问题之后，他对我们也提出了问题，这才使他恍然大悟地明白了我们到他家来的原因。他哈哈地放声笑了起来。

　　“好啊，多么好的两个小调皮鬼！真正少见，多么有趣！”

　　然后，他要求马西亚为他演奏一首曲子，很明显，在他眼里，马西亚比我更显得稀奇而有趣。马西亚勇敢地操起小提琴，演奏了一首华尔兹舞曲。

　　“但是，你连一个音符都还不懂！”他拍手叫了起来，而且用“你”来称呼马西亚了，好象他们早就认识过的一样。

　　我刚才说过，剃头店里的乐器，有的是放在桌子上的，有的是挂在墙壁上的，马西亚奏完小提琴，又拿起一支单簧管。

　　“我也吹单簧管和短号。”他说。

　　“那么你就吹吧。”艾思比纳苏大声说。

　　马西亚就用店里的每种乐器各奏了一首曲子。

　　“这个淘气鬼真是个神童！”艾思比纳苏高声喊道，“如果你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听清楚了，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上午，你和我一起给顾客剃头，剩下的所有时间，我可以整天教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剃头匠而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人必须生活，要吃、要喝、要睡！在这方面，剃刀这东西是有用的；杰斯明⑧给人刮胡子，但他不失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阿让⑨有杰斯明，芒德有艾思比纳苏。”

　　听完这番话，我望着马西亚。他该怎样回答呢？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朋友、我的同伴、我的兄弟，就象我曾失去我所有心爱的人一样？我的心不禁一阵揪痛。但是，我没有沉溺在这种感情中。这情形有点象当初我和维泰利斯在一起的时候，米利根夫人要求把我留在她身边一样。我不愿意象维泰利斯那样，以后又自己责备自己。

　　“考虑你自己的，马西亚。”我的声音有些激动。

　　但他突然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说：“离开我的朋友！我永远也不会这样做，谢谢您了，先生。”

　　艾思比纳苏坚持说，等马西亚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学业后，他要设法送他去图卢兹，然后送他去巴黎上音乐学院，但马西亚始终回答说：“要离开雷米，永远办不到！”

　　“那好，孩子，我要为你做点什么，”艾思比纳苏说，“我想给你一本书，从那里面，你能学到你所不懂的东西。”

　　他在许多抽屉里翻找着，找了很长时间，找到一本题为《音乐原理》的书。这是一本用过很久、留下很多皱痕的旧书，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

　　他拿起一支鹅毛笔，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赠给将成为艺术家的孩子，望记住芒德的理发匠。”

　　我不知道在芒德除了艾思比纳苏这个剃头师傅外，是否还有别的音乐教授，但是我们只认识他一个，我和马西亚，我们两个人以后永远也没有忘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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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克莱蒙：法国南部多姆山省首府，位于中央高原北部，其西为多姆山。

　　②③④⑤均为法国多姆山省境内城镇，以温泉著称。

　　⑥芒德：法国南部城市，洛泽尔省首府，在克莱蒙东南面。

　　⑦梅让喀斯：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喀斯地区的一部分，为石灰高原。

　　⑧杰斯明（1798-1864）：法国奥克语诗人兼理发匠。

　　⑨阿比：法国西南部洛特加龙省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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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八章 王子的奶牛

　　我们到达芒德的时候，我已深深地爱着马西亚；当我们走出这座城市的时候，我爱他爱得更深了。

　　当你确切地感受到你所爱的人也在爱着你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样美好、这样甜蜜的友谊呢？

　　马西亚对我的友情是多么深厚！他谢绝了艾思比纳苏的建议，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平静、安全、舒适的生活，放弃了今天可以受到的音乐方面的教育和明天可以获得的财富，却愿意伴我一起过冒险的、朝不保夕的、没有前途的、甚至连明天也保障不了的生活。

　　我未能当着艾思比纳苏的面告诉他，他喊叫“绝不离开我的朋友！”时我内心的激动，一等到我们走出这家剃头店的铺门，我就急不可待地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

　　“你知道吗？”我对他说，“从今以后，我们生死与共。”

　　他睁着大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

　　“在今天以前我就这么想了。”他说。

　　先前的马西亚，读书很少长进；他自从读了库恩著的《音乐原理》后，竟有了出人意料的进步。可惜我没法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尽管我非常愿意，他也很想多学点，但我们被迫日夜兼程，以便尽快穿过不太欢迎流浪歌手和乐师的洛泽尔省和奥弗涅地区①的一些城镇和乡村。在这些贫穷的土地上，收入微薄的农民是不会为我们轻易打开钱包的。只要你演奏，他们会围拢来心安理得地听着，在发现要向他们收钱时，这些人便一哄而散，或者把家里的大门赶紧闭上。

　　经过圣弗卢尔②和伊索瓦③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些温泉城市。幸好耍熊把戏的人对我们说的都是真话，我们在拉布尔布尔、尤其在蒙多尔挣了不少钱。

　　说句公道话，在挣钱的门槛方面，我是远远比不上马西亚的，多亏他的机智和沉着，我们才挣了那么多的钱。我见到有人聚拢过来，总是马上拿起坚琴，只想到应该尽可能让自己演奏得好些，这是真的，但人们对我演奏的反应却常常很冷淡；马西亚的做法同我的老一套的方式不一样；他自出心裁，光是有人聚拢过来，他是不会马上就演奏的。他在拿起小提琴和短号以前，总要先把听众研究一番，而且他总能很快就看出该不该演奏和该演奏些什么。

　　在伽罗福里的那所不择手段地利用公众的慈悲心肠去掏他们腰包的“专科学校”里，马西亚曾学习过获取人们怜悯和施舍这门艺术中如此难以掌握的一切巧计和手段。当我在卢尔辛街的阁楼上第一次见到他、听他讲解怎样使过路人感觉到从情理上不得不掏钱施舍时，他曾使我吃惊过；现在，看到他正在发挥这门学问，而且干得这样出色，我不由得感到加倍的惊骇。

　　这里的过路人同他在巴黎研究过的公众又有什么不同呢？对他来说，不过是和老相识重逢罢了。

　　“注意，”他对我说。这时正有一位年轻的穿丧服的太太从加比塞公园的小径朝着我们走来。“现在应该奏哀伤的曲子，要想法打动她的心，让她想起死去的人。如果她哭了，我们就成功了。”

　　他的小提琴和我的坚琴就同时奏出了节奏非常缓慢的曲子，哀伤得可以使人心酸落泪。

　　在蒙多尔郊区供人们散步的地方，有着一些被游客称做露天沙龙的场所，其实这不过是按梅花形栽植的、有着很大树荫的一丛丛老树。洗温泉浴的游客常爱到这些树荫底下消磨上几个小时。我们该怎样对这些游客演奏呢？这要看马西亚的研究观察的结果来决定。

　　有一个病人，忧伤地坐在树荫下的一张椅子上，他脸色苍白，目光呆滞，面颊下陷。我们决定先不要毫无顾忌地立刻走到他的面前去，应当谨慎，不能让他感到是我们把他从愁思中惊醒过来的。我们应当先在离他远远的地力演奏，而且要装出仿佛在专注地独自演奏的样子，其实我们一直在偷偷地注视着他。如果他抬起头来怒气冲冲地看我们，我们就走开；如果看去他在聆听我们的曲子，这就可以同他靠近了；最后，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让卡比衔起它的圆木碗走过去，不必担心会被他一脚踢开。

　　尤其是在叽叽喳喳的小观众跟前，马西亚的演奏，每次都能结出最美好的果实。他的琴声能使站着不肯动的孩子跳舞；他一笑，能使嚷着嘴、怏怏不乐的小脸蛋象雨过天晴般地也绽出笑容。他是怎么搞的，我怎么知道呢？总而言之，他讨人喜欢，人家也爱他。

　　我们对这些温泉城市的远征，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旗开得胜、战果辉煌的大胜仗，不算所有的开销，我们一下子挣得了六十八个法郎。

　　六十八法郎加上我们钱包里的一百四十六法郎，等于二百十四法郎。不该再耽搁了，应该马上取道于塞尔向夏凡侬进发，因为有人给我们说过，在于塞尔要举办一个牲口大集市。

　　一个牲口集市！这不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我们终于能买一头我们经常念叨的出色的奶牛了。为了这头奶牛，我们真是一直把裤带勒紧到现在。

　　直到此时此刻，这还只是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才能出现的欢乐，这头奶牛也还只是一头我们想象中的最好的奶牛。它应该是白色的，这是马西亚的愿望；它应该是枣色的，这是我的愿望，因为我要纪念我们可怜的露赛特。它将是温顺的，一天能出好几大桶奶，这是我同马西亚共同的愿望。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多么迷人啊！

　　可是现在，应该把梦想变成现实，麻烦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怎样确有把握地去挑选一头真正具有一切优点的、值得我们为它从头到脚洗刷得干干净净并在它头上披红戴绿的出色的奶牛呢？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凭什么特征来识别一头好的奶牛，马西亚在这一点上，同我一样无知。

　　更加使我们发愁的是，自从我们的脑子里产生了买一头奶牛的美好念头以来，我们在客栈里听人讲过许多希奇的故事，只要说到马贩子或牛贩子，那就意味着是些诡计多端的骗子。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这些故事，经常使我们不寒而栗。有个故事说，一个乡巴佬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奶牛，这头奶牛的尾巴比任何奶牛的尾巴都漂亮，它能自己甩到鼻子尖上赶苍蝇，这条尾巴的罕见的长度和它的灵活的特点，据说这是大家看到的。也算这个乡巴佬走运，他没有出高价就买下了这头与众不同的奶牛，他得意洋洋地把牛牵到了家里。第二天早上，他去牛栏一看，这头牛根本就没有尾巴，那条摆来摆去的挂在它后面的尾巴，原来是一条粘在它的断掉的尾巴残端上的、用女人发辫做成的假尾巴。还有个农民，买了头奶牛，牛角是假的。另外一个农民，当他想去挤刚买到手的奶牛的奶的时候，发现奶子是用气吹大的，因而一天一夜也挤不出两杯奶来。这些倒霉事可不要降到我们头上啊！

　　对付假尾巴，马西亚开始并不担心，他可以使劲去扯那些我们中意的奶牛的尾巴，如果那东西是假的，使上点劲，是不难扯下来的；对付吹起来的奶子，也有一种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用一根又粗又长的针去刺穿它。

　　这两个办法也许是靠得住的，尤其是当真碰上的是假尾巴和假奶子的时候。然而它的尾巴要是真的呢？难道不怕它会往拉尾巴的人的头上或肚子上狠狠踢一蹶吗？用一根针往它肉里深扎进去的时候，难道它也不会照样用腿来这样一下子吗？

　　一想到它会撂蹶子，马西亚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我们又没了主意。要是给巴伯兰妈妈送去的是一头不出奶的、或者是没有角的奶牛的话，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吗？

　　在我们听到的故事中，有一个故事讲到兽医，他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一个很厉害的角色，起码对牛贩子来说是这样。如果我们请一位兽医来帮忙，我们可能要化笔钱，但应该说这是一笔值得化的放心钱。

　　在一筹莫展的当儿，我们便拿定了这个主意，这个主意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明智的。于是，我们又欢欢喜喜地继续赶路。

　　从蒙多尔到于塞尔的路程不算远，路上只花了两天的时间，清晨以前就到于塞尔了。

　　到了于塞尔，可以说如同到了我的家乡一样。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在观众面前扮演了《心里美先生的仆人》、也就是《两个中最蠢的未必是你认定的那一个》这出戏里的角色；也是在于塞尔，维泰利斯给我买了第一双皮鞋，那钉了鞋钉的皮鞋曾使我感到莫大的欢乐。

　　可怜的心里美！这个穿着红色制服的英国将军，它已经不在了。泽比诺和可爱的道勒斯也不在了。

　　可怜的维泰利斯！我失去了一个这样好的师傅，再也看不见他昂首挺胸走在路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概了；也再看不见他一面走路一面用短笛的尖声吹奏华尔兹舞曲、双臂和双腿按笛声节拍走步时那种具有音乐吸引力的形象了。

　　我们原来是六个，现在只有两个还活着，那就是卡比和我，这使我在进入于塞尔的时候心情非常忧郁，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感情。在每条街的街口，我总以为马上就要看见维泰利斯的毡帽了，总以为马上要听到他的那声我已经听了无数次的召唤：“往前走！”

　　幸好那家旧货商店还在老地方，我说的就是维泰利斯为了把我打扮成江湖小艺人而带我去过的那家旧货店，它驱散了我的哀愁。当我从它滑不唧溜的三级台阶走下去的时候，发现它仍然是我见过的那副老样子，门口摆动着的仍然是我十分羡慕的那件镶金边的衣服，橱窗里陈列的仍然是那些旧枪和旧灯。

　　我很想找到我第一次扮演心里美先生的仆人，也就是扮演那两个中最蠢的那一个时的演出场地，卡比把它认出来了，它摇晃着尾巴。

　　将行李和乐器放在我曾和维泰利斯一起住过的旅店后，我们就开始去寻找兽医。

　　兽医听了我们的请求后。冲着我们哈哈地笑了起来。

　　“当地可没有受过训练的奶牛啊！”他说。

　　“我们要的不是会要把戏的奶牛，而是一头出奶又多又好的奶牛。”

　　“要一头有真尾巴的。”马西亚说。只要一想到那条粘上去的尾巴，他就格外担心。

　　“总之，兽医先生，我们是来恳求您，用您的学问帮我们识别真假，免得上牛贩子的当。”

　　我讲这话的时候，极力模仿维泰利斯那种自敬自重的神态。为了获得人们对他的尊重，他总是这样做的。

　　“见鬼，你们干吗要买一头奶牛呢？”兽医问。

　　我简单地向他解释了要买奶牛的原因。

　　“你们是好孩子，”他说，“我明天一早就陪你们去集市，我答应你们，我不会给你们挑选有假尾巴的奶牛。”

　　“牛角也不会是假的吧？”马西亚说。

　　“也不会有假角。”

　　“奶子也不会是吹起来的？”

　　“当然是一头漂亮的奶牛，但要买这样的奶牛，就得付得起钱，对吗？”

　　我没有回答，解开了包着我们家当的手帕。

　　“太好了，明天早上七点来找我吧。”

　　“我们该给您多少报酬呢，兽医先生？”

　　“什么也不要。象你们这样的好孩子，难道我能拿你们的钱吗？”

　　我不知道怎样来感谢这样一位好人，但马西亚却有了主意。

　　“先生，您喜欢音乐吗？”他问道。

　　“非常喜欢，我的孩子。”

　　“您晚上睡得早吗？”

　　问得真是离题万里，但兽医还是和气地回答说：“敲过九点。”

　　“谢谢，先生，明天早上七点钟见。”

　　我明白了马西亚的意思。

　　“你是想给兽医来一场音乐会吧？”

　　“正是这样。当他要睡觉的时候，给他演奏一首小夜曲，这是给可爱的人听的。”

　　“你的想法真好，回旅店去准备我们音乐会的节目吧。别人付钱的时候，演好演坏我们可以不介意，但这是我们自己付钱，就该尽量准备得好一点。”

　　九点还差二、三分钟的时候，马西亚拿着小提琴，我拿着竖琴，我们来到兽医家的门口。街上很暗，因为月亮要过九点才能升起来，而人们又认为这时候还用不着就点上街灯。店铺都已经关门，街上行人稀少。

　　九点敲第一响的时候，我们开始演奏。在这条狭窄、寂静的小街里，我们的琴声象在音响最好的大厅里回响。窗户都打开了，我们看见戴着睡帽、包着头巾和方围巾的脑袋探出窗口。人们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在惊异地相互询问。

　　我们的朋友兽医先生住在一幢有着一个很好看的墙角塔的房子里，这个凸出的墙角塔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他探下身子看看谁在演奏。

　　他大概认出了我们并且明白了我们的心意，他打着手势，让我们停止演奏。

　　“我来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到花园里来演奏吧。”

　　门几乎立即为我们打开了。

　　“你们真是好孩子，”他说着，和我们热烈地握了握手，“可是你们也太冒失了，你们一点也没有想到警察会因为你们深夜在公共街道上喧闹而拘留你们吗？”

　　我们的音乐会在花园里重新开始，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小花园，我们在一个由攀援植物覆盖的绿席下演奏。

　　兽医早已成家，眼下有好几个儿女，我们的周围马上有了一群听众。绿廊下点起了蜡烛，我们一直演奏到十点钟。一曲奏完，掌声四起，接着又要求我们演奏另一首曲子。

　　如果不是兽医送我们出门，我相信孩子们会要求我们演奏一个通宵的。

　　“让他们回去睡觉吧，”他说，“他们明天早上七点还要到这里来呢。”

　　不给我们吃一顿令人愉快的夜宵，他是不会放我们走的。为了表示感谢，卡比又表演了几个滑稽可笑的节目，这下可把孩子们逗乐了。我们走的时候，差不多是半夜了。

　　于塞尔这座城市在夜里是那样的静谧，可一到第二天早上却变得车水马龙，喧闹异常。天还没亮，我们在房间里就听见大车不停地滚过街面的声音，里面夹杂着马的嘶鸣、奶牛的嗷叫、羊群的咩咩声和赶集农民的叫喊声。

　　我们下楼一看，旅店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一辆辆大车。穿着节日盛装的农民从刚到的车上跳下来，然后把自己的女人抱到地上。男人们都抖动一下身体，拍拍身上的尘土，女人们一个个忙着把自己的裙子拉平。

　　街上，一股人流朝集市的方向涌去。因为时间还早，才六点，我们想先去集市看看已经叫人赶到那里的上市的奶牛。

　　啊，奶牛真是漂亮！有各种颜色和各种大小的；有肥的，也有瘦的；有的和牛犊在一起，有的奶子拖到地上，因为里面胀满了奶。集市上，还有马在嘶鸣，母马在舔着马驹，肥猪在用尖嘴拱地，乳猪在嚎叫，好象有人在活剥它们的皮似的。有鸡，有羊，也有鹅。但这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的眼睛只盯着奶牛瞧个没完，这些奶牛在我们的审视下眨巴着眼皮，慢吞吞地移动着它们的下颌，反刍它们夜间所吃的草料，根本没有想到它们将再也吃不上饲养过它们的牧场上的鲜草了。

　　逛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发现有十七头奶牛完全合我们的心意。这头有这样的优点，那头又有另外的长处；其中三头因为是枣色的，两头又因为是白色的，这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和马西亚之间的争论。

　　七点钟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在等候我们的兽医，和他一起又回到集市，重新又向他解释了一遍我们要买的是什么样的奶牛。

　　这些要求归结起来共两句话：出奶要多，吃料要少。

　　“这一头大概是不错的。”马西亚指着一头白色奶牛说。

　　“我想那一头更好。”我指着那头枣色的说。

　　兽医说服我们既不选这一头，也不选那一头，而是走向第三头奶牛。这是一头小奶牛，细长的腿，毛色发红，耳朵和面颊是棕色的，眼睛周围是黑色的，围着鼻央有一道白围。

　　“这是一头罗埃格地区的奶牛，正是你们要的那种。”兽医说。

　　有一个瘦个子农民用缰绳牵着它，兽医问他这头奶牛要卖多少钱。

　　“三百法郎。”

　　这头机灵、漂亮、神态狡黠的小奶牛早已征服了我们的心，可是一听这价钱我们又大为丧气。

　　三百法郎！我们买不起。我向兽医暗示，表示我们应该另选一头，兽医也向我暗示，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还价。

　　于是一场讨价还价的争论开始了。兽医提出一百五十法郎，农民只肯减十法郎。兽医又加到一百七十法郎，农民再减到二百八十法郎。

　　这场争论终于到了无法再进行下去的地步，兽医就不再出价，却更走近些去仔细地观察这头奶牛，他认为牛的腿太细，脖子太短，角太长，胸部不发达，奶子也长得不好。

　　农民回答说，既然我们这么懂行，他情愿以二百五十法郎卖给我们，好让这头奶牛碰上一个合适的主人。

　　这么一来，马西亚和我又感到害怕了，我们两人都以为这是头不中用的奶牛。

　　“我们去看看别的吧。”我说。

　　农民一听这话，极力留住我们，又减了十个法郎。

　　减来减去，最终减到二百一十法郎，他不肯再让了。

　　兽医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让我们明白他刚才说的都不是真话。这头奶牛实实在在是头良种奶牛，但二百一十法郎，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

　　这时，马西亚转到牛屁股后面，在尾巴上拔了一根长毛，奶牛撂了他一蹶子。

　　这下我就拿定了主意。

　　“好吧，就二百一十法郎。”我说，以为这就完事了。

　　我伸过手去接牛缰绳，农民不让。

　　“我老婆的礼钱呢？”他说。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讨价还价，最终同意给二十个苏作为他老婆的礼钱。这时我口袋里只有三个法郎了。

　　等我再次伸过手去的时候，农民又抓住了我的手，就象我是他的老朋友似的紧紧地握着。

　　对了，既然我是他的老朋友，就不该忘记给他女儿一点酒钱。

　　他女儿的酒钱又让我们付出十个苏。

　　当我第三次伸手去接牛缰绳的时候，我这位农民老朋友又挡住了我。

　　“你带笼头了吗？”他问我，“我只卖奶牛，不卖笼头。”

　　因为我是他的朋友了，他愿意以三十个苏把笼头让给我，这不算贵。

　　必须有副笼头才能牵走我们的奶牛呀，我只得又舍掉三十个苏。最后一算，我们只剩二十个苏了。

　　我于是数了二百一十三法郎。又第四次把手伸过去。

　　“你的牛缰绳呢？”农民问，“我卖给你笼头，可没卖给你牛缰绳呀！”

　　牛缰绳值二十个苏，这是我们仅有的二十个苏了

　　我们付了钱，奶牛才和笼头、牛缰绳一并到了我们的手里。

　　我们有了一头奶牛，但一个苏都不剩了，已没有钱去养活它，也已没有钱养活我们自己。

　　“我们去干活，”马西亚说，“咖啡馆里满是人，只要我们分头各去各的，那么每一家咖啡馆都能去到了，今晚我们就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们把奶牛牢牢拴在旅店的牛栏里，紧紧地打了好几个结，然后就分头去干活。到了晚上在清点当天进帐的时候，我发现马西亚挣了四法郎五十生丁，我挣了三法郎。

　　一共是七法郎五十生丁，我们又有了钱。

　　但是，这七法郎五十生丁带来的快乐，和我们付出二百一十四法郎买头奶牛所得到的快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决定让旅店厨房里的女工给奶牛挤奶，我们喝着牛奶当晚餐，我们从未喝过这样鲜美的牛奶。马西亚声称，这奶是甜的，还有一股橙花精露酒的芬芳味儿，就跟他在医院里喝过的一样，但味道还要好得多。

　　我们兴高采烈，在我们奶牛的黑鼻子上吻了又吻。说不定它是懂得这种爱抚的，因此它也用粗糙的舌头舔我们的面颊。

　　“你看它吻我们呢！”马西亚快乐地叫起来。

　　要理解我们和奶牛相互亲吻时所感受到的幸福，就应该记得无论是我或马西亚，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爱吻。我们的命运和那些被溺爱的孩子不同，他们对母亲的爱抚都已感到腻烦，而我们俩却多么巴望着能得到爱抚！

　　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我们就立即上路奔向夏凡侬。

　　我多么感激马西亚给我的帮助，要是没有他，我是怎么也积攒不起二百一十四法郎这笔巨款的。为了让他高兴，我让他牵着牛缰绳走在前面，我自己跟在奶牛的后面。他确实为此感到兴高采烈，以致根本没有察觉到我的这番用意。我看到他这样高兴，也就感到心满意足，甚至比他还要高兴。直到走出城门后，我才走到他身旁，这既是为了能象往常一样和他聊天，更因为是想再仔细地看看我的奶牛，我实在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奶牛。

　　它的气派确实不凡，走起路来步子慢腾腾的，身子一摇一摆，神气活现，俨然是一头意识到自己身价的牲口。

　　现在，我用不着象离开巴黎时那样时常查看地图了。我知道要去的地方，尽管我跟着维泰利斯离乡背井已有好几年光景，但是我能找到路上所有高低不平的标记。

　　为了不使我们的奶牛过于疲乏，也为了到达夏凡侬时天色不至于太晚，我的打算是赶到我和维泰利斯一起流浪时度过第一个夜晚的那个村子，再在那堆我躺过的干草上过夜。那个可怕的夜晚，善良的卡比看着我愁肠百结，就躺到我身边，把爪子放在我手上，似乎对我说，它是我的知心朋友。啊，我真想再躺进这堆干草里过上一夜，然后在第二天一早，我们再从那里出发，这就可以早早赶到巴伯兰妈妈的家里了。

　　但是，一直对我们怀有好感的命运，开始同我们作对了，它改变了我们的安排。

　　我们已经计划好，要把一天的行程分做两段，中间停下来吃午饭；这个想法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奶牛，我们想让它中间停歇一下，吃餐午饭，也就是说，放它去吃一点路上沟边的嫩草。

　　将近十点钟，我们找到一处地方，那儿有着又绿又密的好草。我们于是放下小包裹，把奶牛牵到沟边去。

　　我开头想把缰绳牵在手里，但它显得那样的老实温顺，那样专心致志地吃着青草，我于是把缰绳绕在它的角上，坐在一旁吃我的面包。

　　我们自然比奶牛先吃完。我们对它欣赏了好一阵以后，便不知道再该干些什么，于是我们就开始玩打弹子。别以为我们是两个老成古板的只知道挣钱的小老头。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和同年龄孩子的正常生活毫不相同的话，但我们也不缺少青少年的爱好和玩玩各种游戏的念头，也就是说，我们也爱玩别的孩子们爱玩的游戏，而且没有一天我们会放过象玩打弹子、踢球或者玩跳背游戏这样的机会的。马西亚会时常莫名其妙地突然对我说：“我们玩一会儿吗？”于是我们便把小包裹随手一丢，放下乐器，在路上玩起来。不止一次，要不是我有块表提醒我时间的话，我们会一直玩到天黑的。这块表同样也告诉我，我是这支队伍的首领，我们应该干活，应该挣钱谋生。于是，我又把竖琴的背带套在疼痛的肩上，说：往前走！

　　我们玩够了，牛却还没有吃完。当它看见我们朝它走去的时候，它大口大口地用舌头卷着青草，好象在对我们说它还没有吃饱。

　　“等它一会儿吧。”马西亚说。

　　“你难道不知道一头奶牛会这么吃一天吗？”

　　“稍微懂一点。”

　　我们等着，用手从地上提起了背包和乐器。

　　“我给它用短号吹一首曲子怎样？”马西亚说，他很难老老实实地待一会儿，“加索马戏团有一头奶牛，很喜欢听音乐。”

　　马西亚没再问我，就开始吹起阅兵进行曲。

　　我们的奶牛一听到头几个音符就抬起了头；然后不等我扑过去抓住牛犄角上的绳子，它就突然奔驰起来。

　　我们赶紧跟在它后面没命的追。我大声叫卡比拦住奶牛。可是，谁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一条牧狗应该是赶到奶牛的正面去阻止它，而我们的卡比虽然聪明，它却扑过去在后面咬牛的腿。

　　因为事情正好相反，就当然拦不住它。我们只好继续拼命追赶，奶牛在前，我们在后。

　　在追赶着的时候，我把马西亚叫成“大笨蛋！”马西亚也不期望我会对他说出什么好话，气喘吁吁地向我喊道：“你揍我吧！我该挨揍。”

　　我们刚才是在一个大村子前差不多两公里的地方休息和吃饭的，我们的奶牛正是朝这个村子奔去。它自然比我们先到那里，因为路是笔直的，尽管有段距离，我们还是能看见一群人挡住了它的去路，并把它逮住了。

　　我们稍稍放慢了速度，奶牛不会丢了，只要向那些拦住它不再跑远的好人声明一下，他们就会将奶牛还给我们。

　　我们越往前跑，围住我们奶牛的人也越多。当我们终于跑到奶牛跟前的时候，差不多有二十来个男男女女和孩子，他们看着我们过来了，便议论纷纷起来。

　　我以为只要说一声奶牛是我的就行了。可是他们不但不给我奶牛，反而把我们围起来，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的奶牛是哪儿弄来的？”

　　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容易，但说服不了这群人，有两三个人还高声喊叫，说从我们手里跑掉的奶牛是偷来的，应该把我们扔进监狱，等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一提起监狱，不禁使我不寒而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脸色发白，嘴里结结巴巴，加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实在难以为自己辩白了。

　　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宪兵，人们三言两语向他讲述了我们的事由。因为事情对他来说好象并不清楚，他宣布要扣下我们的奶牛，把我们送往监狱，再看事情的结果。

　　我想抗议，马西亚也想说话，但宪兵强令我们安静。我想起了维泰利斯与图卢兹的警察争论的场面，就让马西亚不要吱声，跟着宪兵先生走就是了。

　　全村的人都跟着我们来到镇政府，那里也是监狱的所在地。人们包围我们，推挤我们，殴打并辱骂我们。我想如果没有宪兵的保护，他们会用石头来砸死我们的，就象我们是两个无恶不作的大罪犯、杀人放火犯似的。然而，我们什么罪过也没有，可是，人们往往都是这样的，他们喜欢野蛮地捉弄那些不幸者，甚至不知道这些不幸的人干了些什么，是有罪还是无辜。

　　来到监狱，我产生过一线希望：镇政府的门卫，他同时又是狱卒和乡村警察，开始不愿意接收我们。我想这是个大好人。但既然宪兵硬要他接收，他当然只好让步。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去，打开一扇从外面用一把大锁和两道插销关牢的门，我于是看清了他为什么不便接收我们的原因：原来他把他储藏的洋葱头晾干在监狱的地板上。我们被搜了身，钱、小刀和火柴都被没收了。就在这时候，狱卒也已经把他所有的洋葱头很快地收拢到一个角落里。宪兵于是把我们扔进监狱，铁门又在我们身后哐铛一声关上了，那声音可真叫人害怕。

　　我们就这样进了监狱。要关多长时间呢？

　　我正在寻思这个问题的时候，马西亚挨到我跟前，耷拉着脑袋。

　　“揍我吧！”他说，“揍我的头吧！我干的蠢事，随便你怎么揍也不过分。”

　　“你做了蠢事，我当时让你去这样做，我和你一样蠢。”

　　“你最好还是揍我一顿，这样我就不会太难过了。我们可怜的奶牛，王子的奶牛啊！”

　　他哭了起来。

　　现在轮到我来安慰他了。我给他解释说，我们的处境不会太严重，我们什么也没干，不难证明我们的奶牛是买来的，于塞尔的兽医不就是我们的证人吗？

　　“如果有人指控我们买奶牛的钱是偷的，我们又怎样证明是自己挣的呢？你知道，一个不幸的人可能会被看成无恶不作的。”

　　马西亚的话是有道理的，人们对待不幸者的冷酷，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一路把我们送到监狱的那些人的大喊大叫，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

　　“还有，”马西亚继续哭着说，“即使我们能出监狱，即使还给我们奶牛，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巴伯兰妈妈吗？”

　　“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她呢？”

　　“你离开她已经很久，她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心里害怕得发抖。巴伯兰妈妈真可能已经死了，尽管我还没有达到很容易想到人是要死的这样的年龄，但我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我可能失去我所爱的人。我不是已经失去维泰利斯了吗？怎么我就想不到这点呢？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我问他。

　　“因为当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的笨脑瓜里就尽是些高兴的事；在遇到不幸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些伤心的事。当想到你的那头奶牛将要送到巴伯兰妈妈手里的时候，我感到太幸福了，因而也就只想到巴伯兰妈妈的高兴的事，只想到我们的高兴的事，这一下，就象叫幸福迷住了，陶醉得糊里糊涂了。”

　　“你的脑瓜不会比我的笨，我可怜的马西亚。我也只想到你所想到的，我和你一样，也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啊！啊！王子奶牛！”马西亚哭喊着，“它多漂亮啊，它就是王子！”

　　他忽地站了起来，指指划划地说：“如果巴伯兰妈妈死了，那个可怕的巴伯兰还活着，如果他抢走我们的奶牛，把你也抢走，可怎么办呢？”

　　无疑这是监狱的影响，是方才那些人对我们疯狂的喊叫，是宪兵，是把我们关进牢房时门锁和门闩发出的响声引起了我们这些凄惨的想法。

　　但马西亚想到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处境，奶牛的命运也使他焦虑不安。

　　“谁喂它草料？谁给挤奶？”

　　有好几个钟头就在这悲哀和疑惧的思绪中过去了，时间愈久，我们愈感到悲痛。

　　我还是试图安慰马西亚，对他说，他们会来提审我们的。

　　“那么，我们说什么呢？”

　　“说实话。”

　　“那他们就会把你交到巴伯兰的手里了。就算只有巴伯兰妈妈一个人在家，人家也会去问她，看我们是否在撒谎，这样我们安排好的一次‘意外的高兴’就要落空了。”

　　我们的牢门终于在一阵可怕的生锈门轴的吱呀声中打开了，我们看见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先生走进来，他慈祥开朗的面孔顿时使我们产生了希望。

　　“喂，起来吧，坏蛋！”狱卒说，“好好回答治安法官的问题。”

　　“好，好，”治安法官示意狱卒，他要单独问我们，“我要先问问这一个，”他用手指了指我，“把另一个带走，看住他，我马上也要问他的。”

　　我想在这种情形下，我应该提醒马西亚该怎样回答。

　　“治安法官先生，”我说，“他象我一样，会向您讲述真情，全部的真情。”

　　“那很好，很好。”法官迅速截住我的话，似乎不想让我再说下去。

　　马西亚出去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对我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有人指控你们偷了一头奶牛。”治安法官对我说，他的两道目光盯着我。

　　我回答他，我们是在于塞尔集市上买的奶牛，并且说出了兽医的名字。他在这笔买卖中为我们出过主意。

　　“这需要核实。”

　　“我希望这样，一核实就证明我们是无辜的了。”

　　“你们为什么要买一头奶牛呢？”

　　“我们要把奶牛带往夏凡侬，奉赠给奶我的养母，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也作为我爱她的一种表示。”

　　“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巴伯兰妈妈。”

　　“是不是前几年在巴黎受伤致残的泥瓦匠的妻子？”

　　“是的，治安法官先生。”

　　“这也要进行核实。”

　　对于这句话，我没有象说到于塞尔兽医时那样爽快地请他去查问。

　　看到我窘迫的样子，治安法官步步紧逼地向我追问起来。我解释说，我们打算要巴伯兰妈妈获得一次“意外的高兴”，如果他去巴伯兰妈妈那儿打听，那么我们的这一番心思就会落空。

　　在窘迫之中，我又感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既然法官先生认识巴伯兰妈妈，还要从她那里知道我叙述的真假，这就证明巴伯兰妈妈一直活着。

　　我马上又为另外一件事感到高兴，从法官向我提的问题中得知，巴伯兰前一阵又到巴黎去了。

　　这使我异常高兴，以致找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词句，好让法官相信，兽医的证词足以证明我们的奶牛不是偷来的。

　　“你们从哪里弄到足够的钱来买这头奶牛？”

　　这正好是马西亚预料的那个可怕的问题。

　　“我们挣来的。”

　　“在哪儿挣的？怎么个挣法？”

　　我给他解释，我们是怎样从巴黎到瓦尔斯，又怎样从瓦尔斯到蒙多尔，一路上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挣钱，又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这一笔钱。

　　“你们到瓦尔斯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从头说起。老法官听说我曾被活活埋在特鲁耶尔矿井里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温和得近似友好的声音问我：“你们两人中谁是雷米？”

　　“是我，治安法官先生。”

　　“谁能证明？宪兵对我说，你并没有身份证。”

　　“是没有身份证，法官先生。”

　　“那么你讲讲瓦尔斯矿井灾难的经过吧。我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报导，如果你不是真正的雷米，你是骗不了我的，当心点。”

　　法官先生用“你”称呼我，给了我勇气，我看得很清楚，他对我们没有恶意。

　　我的故事讲完后，法官用温柔同情的目光长时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马上给我们自由的，但他并没有任何表示，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让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大概要去问马西亚，看我们两人说的是否吻合。

　　我沉思了很久，治安法官先生终于和马西亚一道回来了。

　　“我要派人去于塞尔了解一下情况，”他说，“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证词和调查都能证实你们的陈述，明天就释放你们。”

　　“那我们的奶牛呢？”马西亚问。

　　“奶牛也还给你们。”

　　“我不是这个意思，”马西亚争辩说，“我是问谁喂它吃草，谁给它挤奶。”

　　“放心吧，小家伙。”

　　马西亚也放心了。

　　“要是有人挤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奶？”他笑着问，“这样我们就能吃一顿很好的晚餐了。”

　　治安法官一走，我立即告诉马西亚两大喜讯，简直忘记了我们是在监狱里。第一条是巴伯兰妈妈还活着，另一条是巴伯兰在巴黎。

　　“王子的奶牛就将凯旋般地进村了。”马西亚说。

　　马西亚高兴得又跳又唱，我拉着他的手，也被他的高兴感染了。一直忧愁不安地待在角落里的卡比，这时也挤到了我们的中间，用它的两条后腿直立了起来。于是，我们旁若无人地跳起舞来，大跳特跳，以致惊骇不己的狱卒——多半是为了他的洋葱头吧——不得不跑过来看看我们是否在造反。

　　他喝令我们安静下来，但说话不象和治安法官一起进来时那样凶狠了。

　　这使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处境并不坏，而且我们很快就得到证实，我们并没有弄错。他不一会儿又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满满一罐牛奶，还有一大块白面包和冷牛肉，说是治安法官先生让送来的。

　　监狱的犯人从未享受过如此优厚的待遇。我们吃着小牛肉，喝着牛奶，我改变了对监狱的看法，认为它肯定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

　　马西亚也有这样的感觉。

　　“白吃白住，”他笑着说，“真是交上好运了。”

　　我想吓唬吓唬他。

　　“如果兽医突然死了，”我对他说，“谁来为我们作证呢？”

　　“只有在遭到不幸的时候才会这么想，”他毫不生气地说，“现在可不是这种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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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奥弗涅地区：法国中央高原地区。

　　②圣弗卢尔。法国康塔省境内城市。

　　③伊索瓦：法国多姆山省境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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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九章 巴伯兰妈妈

　　在监狱的行军床上过上一夜是不坏的，比起在星空下露宿要好受多了。

　　“我梦见奶牛进来了。”马西亚对我说。

　　“我也梦见了。”

　　早上八点钟，牢门开了。我们看见治安法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我们的朋友兽医，他要亲自来看着我们得到释放。

　　说到治安法官，他对他的两个无辜囚犯的关切，不仅表现在昨天晚上给我们提供了一顿晚餐，现在他又交给我一张漂亮的贴上印花的文件。

　　“你们在大路上这样流浪，真是疯了，”他友好地对我说，“我从镇长那里给你们弄了一张通行证，从此你们就有了保护了。孩子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法官和我们握了握手，兽医拥抱了我们。

　　我们那样倒霉地进入这个镇子，离开的时候却趾高气扬，得意洋洋地牵着我们的奶牛，把头抬得高高地走着；我们只转过半个头去，从肩膀上斜眼看了看那些站在家门口的、也正用眼睛瞧着我们的乡下人。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马西亚说，“宪兵抓我们的时候满以为有理，现在却没在这儿看着我们这样离去。”

　　“宪兵是错了，但我们也错了，认为倒了霉便再也别指望有好日子的这种想法是错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去，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倒霉。当你口袋里还有五个法郎的时候，你就算不上倒霉。”

　　“你昨天还可以这么说，今天就不该这样说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不是吗？”

　　我们可算是吸取了教训，不敢再松开牛缰绳了。我们奶牛的脾气确实是温顺的，但容易受惊。

　　我们马不停蹄地总算赶到了我和维泰利斯过夜的那个村子。现在，只要再穿过一大片荒野，就可以到达通往夏凡侬的山坡。

　　我们在这个村子的街道上走着，正好走到了泽比诺偷面包的那家小铺的门前，我头脑里立刻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应该马上让马西亚也知道。

　　“你知道，我是答应过你要在巴伯兰妈妈家吃油煎鸡蛋薄饼的，要烙薄饼，就得有奶油、鸡蛋和面粉。”

　　“那一定好吃极了。”

　　“我相信肯定是好吃的，把薄饼卷起来。满满地塞上一嘴巴，那还能不好吃？你等着吧。但是巴伯兰妈妈家可能既没有奶油，又没有面粉，因为她穷。我们是否给带些去呢？”

　　“这个想法太妙了。”

　　“那么你牵着奶牛吧，千万别松开绳子。我到这家食品杂货店去买点奶油和面粉。至于鸡蛋嘛，现在我们带上，路上会打碎的。如果巴伯兰妈妈没有，她可以去借。”

　　我走进泽比诺偷过面包的食品杂货店，买了一磅奶油和两磅面粉，然后继续赶路。

　　我本来不愿意催赶我们的奶牛，但我是那样急着要尽快赶到夏凡侬，所以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子。

　　还有十公里，还有八公里、六公里。说也奇怪．我愈走近巴伯兰妈妈的家，我仿佛觉得这路程比我离开她的那天更长了。我记得那天天上还掉着阴冷的雨点。

　　我非常激动，心里焦躁不安，时时刻刻在看我的表。

　　“一个很美的地方，是吗？”我对马西亚说。

　　“眼前光秃秃的一片，怎么看不见树林呢？”

　　“等你走下通往夏凡侬的山坡，就会看见树林了。还是很大的树林，有大橡树，大栗树。”

　　“有栗子吧。”

　　“当然啰！在巴伯兰妈妈的院子里，还有一棵曲里拐弯的梨树，可以当马骑。树上的梨子有这么大，真是好极了，你等着吧！”

　　在我对马西亚描述每件事的时候，总爱用这句老调：“你等着吧！”我真心实意地认为我将把马西亚带到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地方对我来说，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就在这个地方，我那婴儿的眼睛第一次看见了人世；就在这个地方，我对生命有了感觉；就在这个地方，我曾经是那样的幸福；就在这个地方，我享受过爱。我的这些生命中最早的欢乐的印象，在我回忆自己流浪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痛苦时，它们便变得更加生动鲜明；现在，随着我渐渐走近自己度过欢乐童年的村子时，它们蜂拥而来，又出现在我眼前，象波涛般在我的心中和脑海里翻涌。这里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美好的，这里的空气中也仿佛有着使我陶醉的芳香。

　　这种醉人的回忆，也感染了马西亚，他也好象回到了出生的故乡。唉！对他来说，这还只能是想象和期望。

　　“如果你来卢卡，”他说，“我也会给你看许多漂亮的东西，你等着吧！”

　　“等我们看望过艾蒂奈特、丽丝和邦雅曼以后，当然要去卢卡。”

　　“那你很愿意去卢卡啰？”

　　“你和我一起来巴伯兰妈妈家，我当然要和你一道去看你妈妈和小妹妹克里斯蒂娜；如果她还是小姑娘的话，我还要把她抱在手里哩！她也是我的妹妹嘛。”

　　“喔，雷米！”

　　他是那样的感动，连话也说不下去了。

　　就这样，我们一路说着话，大步不停地走着，一直走到山顶。从山坡往下走，是一些弯弯曲曲的山坡小路，它们经过巴伯兰妈妈的房子，通向夏凡侬。

　　又走了几步，我们便到了当年我要求维泰利斯让我坐在护墙上再看一眼我当时认为再也不能重见的巴伯兰妈妈家的那个地方。

　　“把牛缰绳拿着。”我对马西亚说。

　　我一步跳上护墙。我们的山谷一点儿也没变，依然是原来的样子。在两个树丛之间，我看见了巴伯兰妈妈家的屋顶。

　　“你怎么啦？”马西亚问。

　　“在那儿，那儿！”

　　他来到我跟前，但没有跳上护墙，因为我们的奶牛正在吃草。

　　“顺着我的手看，”我对他说，“那便是巴伯兰妈妈的房子。那是我的梨树，这边是我的菜园。”

　　马西亚可不象我那样带着回忆的心情去观看，所以没有看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说。

　　这时，一缕黄色的炊烟从烟囱上冉冉升起，由于没有风，这炊烟沿着山腰笔直地飘向天空。

　　“巴伯兰妈妈在家。”我说。

　　一阵微风刮进树林，使烟柱摇晃起来。风把炊烟刮到我们脸上，我问到一股橡树叶的香味。

　　忽然，我觉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从护墙上跳了下来，拥抱马西亚。卡比也向我奔过来，我把它也抱在怀里。

　　“快下山吧！”我说。

　　“要是巴伯兰妈妈在家，我们怎样安排那个意外的礼物呢？”马西亚问。

　　“你先一个人进去，就说奉了王子的命令给她送来一头奶牛。她要问你是哪里的王子，我就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多么遗憾，我们不能奏着音乐进去，要那样才好呢！”

　　“马西亚，别干蠢事了。”

　　“放心吧，我不想再冒犯它了。不过，这家伙要是喜欢音乐的话，这时候奏军乐倒是合适极了。”

　　我们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那正好是在巴伯兰妈妈房子的上头，看见院子里有一顶白色软帽在动，这就是巴伯兰妈妈，她推开院子的篱笆门上路了，朝林子的方向走去。

　　我们停了下来，我把巴伯兰妈妈的背影指给马西亚看。

　　“她走了，”他说，“我们那件意外的礼物该怎样送去呢？”

　　“再想另外的法子。”

　　“什么法子？”

　　“我也不知道。”

　　“你喊她一声不行吗？”

　　我真想喊她，可是忍住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都在想着如何使她惊喜一场，因此，我不能一下子就放弃这种打算。

　　我们很快来到我旧居的篱笆前，我们象我以往一样地走了进去。

　　我很清楚巴伯兰妈妈的习惯．她出门一般是不锁门的，这扇门也只有从里面插上门闩后才能关死，所以我们可以进屋，但先要把奶牛拴在牛栏里。我于是去看看牛栏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发现还是老样子，只是堆了柴草。我叫来马西亚，先把奶牛拴在食槽前面，就赶忙动手把柴草堆放到一个角落里，这事用不了多少时间，因为巴伯兰妈妈储存的柴草不多。

　　“现在我们进屋去吧。”我对马西亚说，“我坐在火炉的旁边，要使巴伯兰妈妈一眼就能看见我。她推开篱笆门进来的时候会发出响声，你和卡比还来得及躲到床后去，她只看见我一个人，你看这不就使她又惊又喜了吗！”

　　事情就这样安排定了。我们进了屋，我坐在壁炉边，在那里我曾度过无数个冬天的夜晚。因为在来到这里以前，我不能剪掉头上的长头发，我现在只好把头发藏在衣领里，然后就缩成一团，尽可能装得象从前的雷米，巴伯兰妈妈的小雷米。

　　我可以从自己的位置看着篱笆门，用不着担心巴伯兰妈妈会从我们背后突然进来。

　　这样安顿好之后，我就可以看一看我的周围了。我似乎觉得只是昨天才离开这间屋子的，一切都没有变，所有的家什都在原来的位置，被我打破的窗玻璃仍然用纸糊着，尽管那纸被烟熏得都发黄了，但还是没有更换。

　　如果我可以离开我的位置，那我是会走到每件家什跟前去仔细看看的，可是巴伯兰妈妈可能会随时出现。我必须待在那里盯住屋子外面的篱笆门。

　　突然，我看见了一顶白色软帽。就在同时，篱笆门吱呀地响了一声。

　　“快躲好！”我对马西亚说。

　　我自己也缩得愈来愈小。

　　门开了，巴伯兰妈妈在门坎前看见了我。

　　“谁在那儿呀？”她问。

　　我没有回答，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她的双手突然颤抖了起来。

　　“天主啊，”她喃喃地说，“天主啊，这怎么可能呢？雷米！”

　　我站起来，向她奔过去，紧紧地搂住了她。

　　“妈妈！”

　　“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

　　足足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我们才各自擦干了眼睛，大家平静了下来。

　　“真的，”她说，“要不是成天想着你，我怕会认不出你了，你变了，长高了，也壮实了！”

　　一声憋住了的、低低的鼻息声使我想起马西亚还在床背后，我叫了他一声，他站了起来。

　　“他叫马西亚，我的兄弟！”我介绍说。

　　“喔！那么你找到你的父母了！”巴伯兰妈妈叫了起来。

　　“不，我是想说，他是我的伙伴，我的朋友。这是卡比，它也是我的伙伴和朋友。卡比，快向你师傅的妈妈敬礼！”

　　卡比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一只前爪放在胸口。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逗引得巴伯兰妈妈开心地笑了起来，她眼睛里的眼泪也就不见了。

　　马西亚和我不一样，没有使他激动得连什么都忘了的原因，因此向我递了个眼色，提醒我那件意外的礼物。

　　“如果你愿意，”我对巴伯兰妈妈说，“我们去院子里待一会儿吧，我想看看我常常给马西亚说起的那棵驼背的梨树。”

　　“我们还可以去看看你的菜园，我把它照管得跟你原来布置的一样，好让你回来时能看到它没有变样。不管大家怎么说，我总相信你会再回来的。”

　　“我种的洋姜，你觉得好吃吗？”

　　“喔，是你！原来是你为我准备的！是你打算送给我的一件意外的礼物吧！我一直在寻思是怎么回事，你这孩子总爱搞这些名堂。”

　　时机到了。

　　“自从可怜的露赛特离开以后，牛栏怎么样了？露赛特和我一样，也不愿意离开这里。”

　　“当然没什么变化，我只是在里面放了些柴草。”

　　我们正好来到牛栏前，巴伯兰妈妈推开了门，一眼就看见了我们的奶牛，它正在哞哞地叫。它饿了，还以为有人给它送饲料来了呢！

　　“一头奶牛，一头奶牛在牛栏里！”巴伯兰妈妈叫了起来。

　　我和马西亚再也忍不住了，放声笑了起来。

　　巴伯兰妈妈惊讶地看着我们，一头奶牛拴在牛栏里，这真是一件难以相信的事。尽管我们在笑，她还是弄不明白。

　　“这是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我说，“是我们特意送给你的，这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不是比洋姜更有用吗？”

　　“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她重复着，“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我不愿意两手空空回到妈妈身边来，她对她的小雷米，一个弃儿，是那样的慈爱。我想找一件最有用的东西送给她，于是我想到了买头奶牛来补露赛特的缺，我和马西亚用我们自己挣的钱，在于塞尔的集市上买了这头奶牛。”

　　“啊！好孩子，我亲爱的孩子！”巴伯兰妈妈喊着，紧紧地搂着我。

　　接着，我们走进牛栏，以便让巴伯兰妈妈仔仔细细地看看我们的奶牛——现在已经是她自己的奶牛了。她在牛身上一处一处地看去，每看一次，总要发出一阵满意的赞赏：“多么漂亮的奶牛！”

　　她突然停下来，注视着我。

　　“啊，是这样！那你已经发财了？”

　　“我想是的，”马西亚笑着说，“我们还有五十八个苏哩！”

　　巴伯兰妈妈重复着她已经说过好几遍的那句话，但这次声音里稍微有点不一样：“你们真是好孩子！”

　　“你们”，这就同时也包括了马西亚，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她把我和马西亚两人都放进她心里了。

　　这时，奶牛还在哞哞地叫。

　　“它是叫我们挤奶呢！”马西亚说。

　　我跑进屋去找那只擦得锃亮的白铁桶，以前露赛特的奶就是挤在这只桶里的。很久以来，尽管巴伯兰妈妈的牛栏里再也没有奶牛了，我发现这只桶还挂在原来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我打了满满一桶清水，用来洗牛的奶子，那上面已经沾满了尘土。

　　当她看见挤了大半桶冒着白沫的鲜牛奶时，巴伯兰妈妈神采焕发，真是高兴得无法形容。

　　“我相信它比露赛特出奶要多。”她说。

　　“多好的奶啊，”马西亚说，“还有橙花精露酒的香味哩！”

　　巴伯兰妈妈好奇地看着马西亚，显然在问橙花精露酒香味是怎么回事。

　　“这是病人在医院喝的一种有橙子香味的露酒。”从来也不肯把自己的见识憋在肚子里不讲的马西亚说。

　　挤完了奶之后，我们把奶牛赶到院里去，让它吃草，我们自己就走进屋子，在我进屋找桶的时候，我已经把奶油和面粉摆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了。

　　巴伯兰妈妈看见这些新的意外礼物，自然又激动不已地赞叹起来，但我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对她实说：“这些东西既是为你、但也是为我们自己带来的；我们都快饿死了，真想吃奶油鸡蛋煎饼。你还记得吗？我在这里过最后一个狂欢节时，我们吃煎饼的事是怎样被打断的？你借来的用来煎饼的奶油又是怎样被放进锅里烩了洋葱头的？这次再也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你知道巴伯兰去巴黎了？”巴伯兰妈妈问。

　　“知道。”

　　“那你也知道他去巴黎要干什么了？”

　　“不知道。”

　　“是为了一件与你的利益有关的事。”

　　“为了我？”我吓坏了。

　　巴伯兰妈妈看了马西亚一眼，没有回答我，她好象不愿意当着马西亚的面说。

　　“暧，你可以当着马西亚讲。”我说，“我对你说过，他就是我的兄弟，一切与我有关的事，同样与他有关。”

　　“这话说来长着呢！”她说。

　　我已看出她有些吞吞吐吐，看来还是不要当着马西亚的面硬逼她好，因为如果遭到她的拒绝，我怕这会使马西亚难过。因此，我决定先不忙，等一回儿再把巴伯兰去巴黎的事搞清楚。

　　“巴伯兰不久就该回来吗？”我问。

　　“啊！不，当然不。”

　　“那就不用着急了，我们做煎饼吧。巴伯兰去巴黎，这件事同我有什么关系，你以后告诉我好了。既然用不着害怕他会回来在我们锅里烩洋葱头，我们就有的是时间。你有鸡蛋吗？”

　　“没有，我已经不养母鸡了。”

　　“我们没有带鸡蛋来，怕在路上碎了。你不能去借几个来吗？”

　　她好象有点为难，我明白，也许她过去借得太多，现在不好意思再去借了。

　　“最好我自己去买，”我说，“你先用奶合面吧。在索盖家家能找到鸡蛋，是吗？我这就去。叫马西亚给你劈木柴，他很会劈。”

　　在索盖家，我不仅买了一打鸡蛋，还买了一小块肥肉。

　　我回来的时候，面粉已经用牛奶和好，只要把鸡蛋打进去就行了。说实在的，我怕我们没有时间等这盆面糊发起来了，我们实在太饿了，即使煎饼硬一点儿，我们的胃根结实，也不会抱怨的。

　　“唉，你呀！”巴伯兰妈妈说，她使劲搅拌着面糊，“既然你是一个好孩子，那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写信？你知道，我常常以为你已经死了。我想，要是雷米还活在人世，他是一定会给他的巴伯兰妈妈写信的。”

　　“这个巴伯兰妈妈，她不是一个人；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巴伯兰爸爸而且他还是这个家里的主人，那天不正是他用四十法郎把我卖给一个老乐师的吗？”

　　“不应该说这些，我的小雷米。”

　　“我不是抱怨，我是向你解释我不敢给你写信的原因，我害怕人家发现我在那里后又要把我卖掉，我不愿意再被卖掉。这就是为什么我失去了我那可怜的老师傅以后，一直没有给你写信的原因。啊，我那个老师傅吗？他可真是个好人。”

　　“啊，老乐师他死了吗？”

　　“死了。我哭了他很久！我今天能懂得一些事理，能自己谋生，全亏了他。在他以后，我又碰到一些好人，他们也收容了我，我在他们家里干活。但是，如果我写信告诉你，说我是格拉西地方的一个花农，那个人不是又要来找我、或者向这些好人要钱了吗？这两样，哪一样我都不愿意看到它发生。”

　　“哦，我明白了。”

　　“我不敢给你写信，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念你；当我遭到不幸的时候，唉，你知道吗，我曾经遭到过几次多么可怕的不幸，我就呼唤巴伯兰妈妈来救我。现在我总算盼到了这样的一天，我能自己做主了，我就回来拥抱你。我没有马上回来，这倒是真的，因为人总是不能想怎样就怎样；而且我有一个想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我要送一头奶牛给你，必须先挣下足够的钱，钱又不能一下子成百上千地掉进我的口袋，我们要沿途卖艺，演奏快乐和悲伤的曲子，还要赶路，满身大汗，经受痛苦，忍饥挨饿！但吃苦愈多，就能得到愈多的快乐，难道不是这样吗，马西亚？”

　　“我们每天晚上都数钱，不仅看白天挣了多少，还要看已经积攒了多少，看它是不是在增加。”

　　“啊！你们真是好孩子，好小伙子！”

　　当巴伯兰妈妈搅拌着面糊准备做煎饼，马西亚劈着木柴的时候，我一面说着话，一面把盘子、叉子和杯子都拿到桌子上摆好，然后到水泉边去打了一罐水。

　　我打水回来，面盆里已经满满地盛着淡黄色的面糊，巴伯兰妈妈正用一把干草使劲地擦着煎锅；壁炉里燃烧着明亮的旺火，马西亚正往里面一根根地添着树枝；卡比用屁股蹲坐在壁炉的旁边，它的深受感动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这全部准备工作。它大概被烤得太热了，不时抬起这个爪子或那个爪子，嘴里发出轻轻的咕噜声。强烈的火光，把屋子最黑暗的角落都照亮了，人影在印花布床帏上晃动，这正是我童年时候，在月色明亮的晚上醒来时，常常使我害怕的东西。

　　巴伯兰妈妈把煎锅坐在火上，用刀尖挑一小块黄油让它滑进锅里，黄油立刻融化了。

　　“味儿真香！”马西亚叫了起来，他凑过去把鼻子放在炉火上面，一点也不怕会被烧着。

　　黄油发出吱吱的响声。

　　“它在唱歌呢，”马西亚喊道，“啊！我该给它伴奏。”

　　在马西亚看来，音乐会使一切变得更美好。他拿起提琴，悄悄地、温和地拨着琴上的和弦，为这前锅的歌声伴奏，这使得巴伯兰妈妈出声地笑了起来。

　　但是，这是一个如此严肃的时刻，以致只顾寻开心是很不合时宜的，巴伯兰妈妈不再同我们说话，专注地拿起一把大勺放进面盆，掏起一勺面糊，面糊顿时成了一条乳状的长线向着煎锅淌去，黄油碰上这白色的“洪流”便向后退却，在它的四周镶了一圈橙黄色的流苏。

　　我也向前倾着身子去看，巴伯兰妈妈先在锅柄上一敲，接着用手一使劲，煎饼就跳了起来，这使马西亚吓了一跳。不过害怕是多余的，煎饼只是上下翻了个跟斗，它重新落进锅里，露出了焦黄油亮的一面。

　　我刚拿起盘子，煎饼便滑到了盘子里。

　　第一张饼是给马西亚的，煎饼烫了他的手指、嘴唇、舌头和喉咙。可是，这有什么要紧？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啊，真香！”他满满地塞了一嘴说。

　　这回该轮到我把自己的盘子递过去和挨烫了，但和马西亚一样，再烫我也不怕。

　　第三张饼也煎黄了，马西亚伸过手去，但卡比发出可怕的尖叫声，表示该轮到它了。因为这是很公道的，马西亚就把饼让给了它，这使巴伯兰妈妈大为恼火，一来是出于乡下人对畜生的冷漠无情，二来是她不明白为什么竟然给一条狗吃“天主安排的饭食”。为了使巴伯兰妈妈平静下来。我给她作解释，说卡比是一条了不起的、全能的狗，它也为买奶牛挣了一份钱；再说，它也是我们的伙伴，应该和我们一起吃，也应该和我们吃得一样。她终于明白了，原来卡比是包括在“我们”中间的，既然她说过，在我们未填饱肚子以前，她自己决不碰一下煎饼，那她就没有理由再生气了。

　　要吃饱，尤其是要解馋，须得很长时间，但我们两个人都对她说，如果巴伯兰妈妈不尝几张饼，我们连一张也不吃了。

　　这样一来，就轮到我们亲自动手为巴伯兰妈妈煎饼了。我先做，然后是马西亚。把黄油放进锅里，把面糊倒进锅里，这都不难。但我们没有让饼从锅里跳起来的手艺，我把一张饼抛进炉灰里了，马西亚呢，让饼落在手上着实烫了他一下。

　　马西亚发现，巴伯兰妈妈不愿当着他的面讲那件与我有着利害关系的事情，所以他等到面盆里的面糊一空，便借口要到院子里去看看奶牛，不等我们开口，便让我和巴伯兰妈妈两个人单独留在屋子里。

　　老实说，我一直等着这个时候，心里不是不着急，而是在这以前，我必须全神贯注地做着煎饼；做煎饼的时候，是不能因为自己有着心事而一心二用的。

　　我总觉得，巴伯兰是在巴黎找维泰利斯要他支付我的租期到期后的续租租金。要是这样，我倒不怕，死去的维泰利斯是不会付钱的，巴伯兰也不可能伸手向我要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他不向我要钱而要我这个人呢？只要落到他手里，只要有人付给他一笔相当数目的钱，他就可以把我随便卖到什么地方、随便卖给谁，这可就同我有关系了，而且关系极大，因为我老早就下了决心，在重新掉进可怕的巴伯兰的掌心之前，我要不顾一切地用各种办法去躲开这个厄运，万不得已，我可以离开法国，和马西亚一道去意大利，去美国，甚至逃到天涯海角。

　　冷静地考虑过以后，我暗自决定，在同巴伯兰妈妈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应当非常审慎，这并不是我有意不信任她，啊，这个好女人，我知道她是多么地疼爱我，待我是多么地真心诚意，但我看到过她在丈夫面前怕得发抖的样子。如果我讲得太多，她可能在无意中把我说的重复给巴伯兰听，这就给他提供了找到我的法子，就是说重新把我抓到他的手里。我须得严密提防，至少不要在我自己身上出漏子。

　　马西亚出去后，我就问巴伯兰妈妈。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愿意告诉我吗，巴伯兰去巴黎与我有什么关系？”

　　“那还用说吗，我的孩子，太愿意了。”

　　太愿意了！我感到有些惊奇。

　　在继续说下去以前，巴伯兰妈妈往门口的方向瞅了瞅。

　　直到放心了，她才又来到我跟前，压低了嗓子满脸笑容地对我说：“好象你家里在找你。”

　　“我的家！”

　　“对，你的家，我的雷米。”

　　“我还有个家，我？我能有一个家吗？巴伯兰妈妈，我，一个弃儿！”

　　“人家现在正在找你，你应该相信，他们当初并不是自己情愿把你扔掉的。”

　　“谁在找我？啊！巴伯兰妈妈，说吧，快点说吧，我求求你！”

　　突然，我好象发了疯一样地喊了起来：“不，这不可能，是巴伯兰在找我。”

　　“不错，是巴伯兰在找你，但他在替你的家找你。”

　　“不，是为他自己，为了再抓到我，再卖掉我，但他是抓不到我的。”

　　“啊！我的雷米，你想，我怎么会容忍他这样做呢？”

　　“你上当了，巴伯兰妈妈。”

　　“你瞧，我的孩子，你应该懂事一点，听我把话说完嘛，你一点也用不着害怕。”

　　“我什么都没有忘记。”

　　“听着，我要说的是我亲耳听到的，这你总该相信了，是吗？噢，到下个星期一刚好是一个月，那天，我正在面包房干活，一个男人，应该说是一位先生，走进我们家，巴伯兰这时刚好在屋里。‘您就叫巴伯兰吗？’这位先生问，听他口音不象本地人。‘对，就是我。’热罗姆回答说。‘是您在巴黎的勃勒得依大街捡到过一个孩子，又是您把他养大的，是吗？’‘是的。’‘请您告诉我，这孩子现在在哪里？’‘您插进手来干什么？’热罗姆反问他。”

　　假如巴伯兰妈妈是在骗我，或者她自己受了巴伯兰的骗，那她转述的巴伯兰的回答就应该是具有善意的，但我听得出来，她丝毫也没有替巴伯兰说好话，她讲的确实是她听到的。

　　“你知道。”她继续说，“在面包房里听得见这间屋子里在说些什么；再说，他们谈到的是你，我就有意要仔细听一听，为了这个缘故，我想走得更靠近点；糟糕，一不小心，我踩断了一根枯树枝。‘啊，看来这里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啰？’那位先生问。‘那是我的女人。’热罗姆回答。‘这里太热，’那位先生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出去谈谈好吗？’他们两人出去了。大约过了三、四个钟头，回来的只有热罗姆一个人。你想我是多么好奇，多么想知道热罗姆和这位先生谈了些什么，他也许还是你的父亲呢。但不管我问什么，热罗姆总是一句也不回答，他只让我知道，这位先生不是你的父亲，他只是受了你家庭的委托，在到处调查、寻找你。”

　　“那我的家在哪儿？这个家又是什么样子？我有父亲和母亲吗？”

　　“我跟你一样，也这样问热罗姆，他回答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他又说要去巴黎寻找那位把你租去的乐师，说这位乐师给过他一个在巴黎卢尔辛街上的地址，是一个叫做伽罗福里的乐师的地址。我把这些名字都记得很清楚，你自己也记一记。”

　　“我认识他们，放心好了。巴伯兰走了以后，他没有再让你知道什么消息了吗？”

　　“没有。他可能还在找。那位先生给了他一百法郎，那是五个金路易。打那以后，他说不定还另外给过他钱。这一切，加上我们把你抱来时候包着你的那些漂亮的襁褓，都证明你的父母是富有的。刚才我看到你坐在壁炉的角落里的时候，还以为你已经找到了父母，所以我把你的伙伴当成了你的亲兄弟了。”

　　这时候，马西亚从门口经过，我叫住了他。

　　“马西亚，我的父母在找我，我有家了，一个真正的家。”

　　很奇怪，马西亚没有象我那样高兴和激动。

　　我将巴伯兰妈妈刚才讲给我听的，一一向他叙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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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十章 新旧家庭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然而我因为能睡在我做孩子时睡的床上而感到多么高兴；在这张床上，我曾经度过了多少个美好的夜晚！那时，我钻在被窝里，被子一直捂到下巴，夜间从来没有醒过；啊，同样也还有多少个黑夜，我露宿在星空下（唉，星光并非总是灿烂的！），在寒霜朝露直刺肌骨时，我是多么怀念这暖和的被褥啊！

　　刚上床的时候，由于白天和在狱中熬过的那个夜晚实在太劳累，我一躺下就睡着了，但很快又在睡梦中惊醒，我有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家，我激动，我兴奋至极，再也无法入眠。

　　我的家！

　　我朦胧地入睡时，想到的正是这个家；我梦见了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我和这些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一起生活了大概有几分钟光景。奇怪的是，马西亚、丽丝、巴伯兰妈妈、米利根夫人和阿瑟都同我成了一家人。维泰利斯成了我的父亲，他复活了，还很有钱。在我们离别期间，他找回了泽比诺和道勒斯，它们没有被狼吃掉。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会在梦中出现这么多的幻觉，只是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他目睹了已经逝去的全部岁月，他跑遍了千山万水无法估量的路程。谁都知道，梦中体验到的感觉，在醒来的时候，是会继续存在的，既强烈又难消除。

　　才醒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依旧是和梦幻中的人物在一起，好象和他们共度了一个夜晚一样。这样，我自然再也睡不着了。

　　幻觉逐渐消失了，眼前应该想到现实，于是我更加清醒了。

　　家里的人在找我，可是我要找到家里的人，唯一的办法，是先去找巴伯兰，而且将是我自己去找他。

　　一想到这里，我就转喜为忧。我不愿意让巴伯兰插手进来。他对维泰利斯说的活，言犹在耳，我还能背诵，“抚养这个孩子的人是有利可图的。”

　　巴伯兰并非出于怜悯才把我从街上抱回去加以抚养的，那完全是由于我当时被裹在一个漂亮的襁褓里，使他认为总有一天在把我交还给我的父母时他会捞到一笔好处，当这一天没有象他巴望的那么快就来到时，他把我卖给了维泰利斯。现在他又快要把我卖给我的父亲了。

　　丈夫和妻子之间竟有着这么大的差别，巴伯兰妈妈，她可不是为了金钱而疼我的。啊，我真想找到一个让巴伯兰妈妈而不是巴伯兰受益的办法！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白白地苦思了很久，什么法子也没有找到，因为倒头来总还是那个使我不甘心但又一筹莫展的想法，巴伯兰将带着我去见父母，他们向谁道谢呢？向他。他们给谁酬金呢？给他。

　　既然事情只能这样办，别的做法明摆着都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等到以后我有了钱的时候自己来算这笔帐了。这丈夫和妻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心里最有数，我将来要让大家看到这种区别，我要亲自向巴伯兰妈妈道谢，亲自报答她。

　　但在目前，我只能考虑巴伯兰，也就是说，应该去找他，并且非把他找到不可。巴伯兰不属于每走一步都要告诉妻子、让她在需要的时候同他联系的那种丈夫。巴伯兰妈妈知道丈夫在巴黎，但只知道这一点。从动身那天起，巴伯兰没有写过一封信，也没有托回家的同乡或泥瓦匠捎过半点消息回来。

　　巴伯兰在什么地方？住在哪里？巴伯兰妈妈不清楚，让她给他发封信去，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可以到摩弗达区那两三家小客栈去找一找，巴伯兰妈妈知道客栈老板的姓名，我们准保能在这一家或那一家找到他。

　　因此，我必须动身去巴黎，亲自去找那个找我的人。

　　有一个家庭，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意想不到的大喜事。然而在这个不期而来的欢乐里，也搀和着烦恼，甚至使人抑郁不欢。

　　我原先希望我们可以在巴伯兰妈妈身边幸福地过上几天宁静的日子，与马西亚玩玩我从前的游戏。现在可好，明天就得启程。

　　我本来打算，离开巴伯兰妈妈家之后，先去埃斯南德海边，看望艾蒂奈特。现在不得不取消这次旅行，无法拥抱对我如此亲切、如此热忱的可怜的艾蒂奈特了。

　　见了艾蒂奈特之后，我本该去涅夫勒省的德勒齐看望丽丝，把哥哥姐姐们的消息告诉她。现在，我也不得不放弃同她的重逢就象不去看望艾蒂奈特一样。

　　这些想法几乎整夜都在我脑海中翻腾着，我一会儿对自己说，我不应当丢下艾蒂奈特和丽丝不管，一会儿又相反，我说我应当赶紧到巴黎去寻找我的家。

　　最后，我没有拿定任何主意就睡着了。这一夜，我原先以为是最美好的一夜，而现在却成了我难忘的最不愉快、最烦恼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巴伯兰妈妈、马西亚和我，我们三个人围着火炉进行商量。明亮的火焰上煮着我们的奶牛生产的牛奶。

　　我该怎么办呢？

　　我把我夜间的忧虑和犹豫不决的事都讲了出来。

　　“该立即去巴黎，”巴伯兰妈妈说，“你父母在找你。越快越好，好让他们放心。”

　　她表示这一意见时讲了很多的理由。她越是解释，我越是觉得这些理由一个比一个更有道理。

　　“那我们就去巴黎，”我说，“决定了。”

　　恰恰相反，马西亚对这种决定并不赞同。

　　“你认为我们不该去巴黎，”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象巴伯兰妈妈那样说出道理来呢？”

　　他摇摇头。

　　“你瞧着我这样为难，还不快帮我出个主意。”

　　“我认为，”他终于开口了，“有了新的，不该忘记老的。到今天为止，你的家，应该是丽丝、艾蒂奈特、亚历克西、邦雅曼，他们曾经是你的兄弟和姐妹，他们都爱你。可是，你看，现在，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你还不认识的家，它除了把你扔在街上外，并没有为你做过什么好事，可是你，一下子为了这个对你不好的家，却抛弃了那个对你这么好的家，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公道的。”

　　“不应该说是雷米的爸爸妈妈把他遗弃的，”巴伯兰妈妈插话说，“可能是坏人偷走了孩子，雷米的爸爸妈妈恐怕一直都在为他伤心流泪，在等待，在寻找呢。”

　　“这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阿根老爹在他的门口救了快断气的雷米。他把雷米当作自己的亲儿子来照料，亚历克西、邦雅曼、艾蒂奈特和丽丝一直把他当作亲兄弟一样来疼爱，我认为：最起码的是，同那些有意或无意抛弃他的人一样，收留他的人也有权享有他的友情。阿根老爹和他的孩子对雷米的友情是自愿的，他们并不欠雷米什么帐。”

　　马西亚说这番话的时候，似乎在生我的气，他不看我，也不看巴伯兰妈妈，这使我心里难过。然而我并没有因受到谴责而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且我也和那些一时拿不定主意的人一样，谁最后发表意见，他就站到谁的一边。

　　“马西亚讲得有道理，”我说，“不过，我要先去巴黎而不马上就去看艾蒂奈特和丽丝的决定也不是轻易作出的。”

　　“那你父母呢！”巴伯兰妈妈的口气是坚持她原来的意见。

　　是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我想让双方都满意。

　　“我们不先去看艾蒂奈特，”我说，“因为兜的圈子太大了。再说，她会写会念，我们可以通过书信达到和她互通消息的目的。可是去巴黎之前，我们要顺道去德勒齐看看丽丝，这会耽误我们一点时间，那也算不了什么。丽丝不识字，不会写信，我这样决定，主要是为了她，我要向她谈谈亚历克西的情况，我将请艾蒂奈特把回信寄到德勒齐，我再把信的内容念给丽丝听。”

　　“好！”马西亚笑开了。

　　我们商定明天出发。我费了半天的功夫写了封长长的信给艾蒂奈特，向她解释我不能象原先打算的那样去看她的原因。

　　到了第二天，我又一次忍受了离别的痛苦。但是这和上一次跟着维泰利斯离开夏凡侬时不一样，我现在至少可以亲亲巴伯兰妈妈，并且答应她很快就同我的父母一道来看她；在离开她的前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们三个人曾一起商量过该送点什么东西给这个好妈妈，因为我不是快要成为一个富翁了吗？

　　“我的小雷米，”她对我说，“任何东西都不及你买的那头奶牛好；用上你所有的财富，也不能使我得到比你在贫困时给过我的快乐更多的幸福了。”

　　我们也和可怜的小奶牛告别，马西亚吻它的鼻子足足有十多次之多，那牛似乎感到快慰，每次吻它时，它总伸出长长的舌头。

　　我们终于又走在大路上，背上背着小包儿，卡比走在我们前头。我们大步大步地走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因为想快点赶到巴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总是不知不觉地把步子越迈越大。

　　马西亚跟着我赶了一段路程后对我说，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我们两个人就要精疲力竭连一步也走不动了。于是我放慢了脚步，但过不了多久，我的步子又快了起来。

　　“你真性急！”马西亚有点发愁了。

　　“对了，我总觉得你也应当着急点才好，我的家不也是你的家吗？”

　　他摇摇头。

　　看着他摇头，我心里感到难过和气愤，因为这已经有好多次了，只要谈起我的家，我发现他总是有这样的反应。

　　“难道我们不是兄弟吗？”

　　“哦，在你和我两个人中间，这是当然的。我并不怀疑你，今天我是你的兄弟，明天仍将是你的兄弟。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我能感觉出来。”

　　“那么？”

　　“那么，如果你有兄弟，你为什么也要我成为他们的兄弟呢？为什么也要我成为你父母的儿子呢？”

　　“如果我们是在卢卡，我难道不能成为你妹妹克里斯蒂娜的哥哥吗？”

　　“哦，当然可以。”

　　“如果我有兄弟姐妹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能成为他们的兄弟呢？”

　　“这可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完全不是。”

　　“为什么不是？”

　　“我可从来没有叫人用漂亮的襁褓包起来过。”马西亚说。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

　　“有用，太有用了。你和我一样清楚，你要是到卢卡去——我看你现在是不会去的了，你定会受到穷哥儿们和我父母的接待。他们比你还要穷，没有什么可嫌弃你的。可是，要是真的象巴伯兰妈妈想的那样，漂亮的襁褓能说明一些真情，那你父母一定是富人，也许还是什么大人物也说不定，他们怎么可能接待一个象我这样的穷小子呢？！”

　　“我自己是什么人？不也是一个穷光蛋吗？”

　　“你现在是。可是，明天你就要成为阔少爷了。我可依然是穷小子一个。你父母会送你进学校，你会有老师，而我将只能独自走我的路，我会想着你的，希望你也能想着我。”

　　“啊，我亲爱的马西亚！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啊，我亲爱的朋友①，’我们快要分别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分享你的快乐的原因。从前我幻想着，甚至做过多少次美梦，以为我们可以和现在一样，永远在一起。哦，我说的永远在一起，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将永远象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将一起努力奋斗，将一起成为真正的音乐家，在懂行的观众面前一起演奏，永远不分离！”

　　“将来会这样的，我的小马西亚。我父母如果富裕，你也会富裕，正象我将富裕一样。如果他们送我进学校，你也和我一同去。我们不分开，永远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象你和我希望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向你保证，我的这个心愿和你一样强烈，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你的心情，我是十分清楚的。可是以后你不可能象现在一样什么事都由你做主了。”

　　“哦，你听我说，如果我父母在找我，这证明他们关心我，对不对？他们爱我，或者将来会爱我。如果他们爱我，他们不会拒绝我提出的要求，我的要求是使那些在我孤独无援地活在世上的时候待我友好的、疼爱过我的人们幸福：巴伯兰妈妈，阿根老爹，哦，他将从监狱中救出来，还有艾蒂奈特、亚历克西、邦雅曼、丽丝和你。我父母会把丽丝带在他们身边，教育她，治好地的病；他们会把我和你送进学校去，假如我也应当进学校的话。我父母若是真的有钱，事情就会这样安排。你现在明白了吧，如果他们有钱，我是真的感到高兴！”

　　“而我呢，他们如果是穷人，我才高兴呢！”

　　“你真傻。”

　　“也许真傻。”

　　马西亚不再多说，他呼唤卡比，因为这是我们该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了。他把狗抱在手里，象对一个听得懂他的话并能作出回答的人说话一样，他说：“老朋友卡比，你也更希望雷米的父母是穷人，是不是？”

　　象往常一样，卡比一听见我的名字，它照例发出满意的叫声，把右爪摆在胸前。

　　“父母是穷人，我们三个将可以继续过自由的生活，高兴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们无忧无虑，只要使‘贵宾’们满意就行了。”

　　“汪！汪！”

　　“相反，跟着有钱的父母，卡比将被关在院子的狗笼里，很可能挂上链子，一条漂亮的钢链子，总之是条链子，狗是不该进入富人家里的。”

　　我真差不多要生气了，马西亚竟希望我父母是穷人，他也不愿和我共享由巴伯兰妈妈在我心中唤起的、我很快就全盘接受过来的那个美梦；可是另一方面，我终于满意地、也感激地看到并且懂得了他产生伤感的原因：这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友情和对离别的恐惧。因此，我对这种事实上是亲热和爱恋的流露不应该有丝毫怨恨情绪。他爱我，这个马西亚，他只想到我们的情谊，他不愿意我们分离。

　　假使我们用不着为每天的面包去挣钱，我是会不顾马西亚的劝告继续加快步伐的。然而我们必须在路旁的各个大村庄里进行表演。在我富有的父母还没有把他们的财产同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对于在各处碰巧能挣到的、来之不易的几个小小的苏是不该轻视的。

　　我们不得不走涅夫勒省的克勒兹这条路，这比我们原来想的多花了不少时间，也就是说，从夏凡侬到德勒齐，我们经过了奥布松、蒙吕松、摩伦和德西兹②。

　　除了每天要吃的面包外，我们还有着别的原因也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多挣点钱，因为我没有忘记巴伯兰妈妈对我说过的话，她那么肯定地认为“用上你所有的财富，也不能使我得到比你在贫困时给过我的快乐更多的幸福了。”我要让小丽丝也象巴伯兰妈妈一样感到幸福。当然，我将和丽丝分享我的财产，这是不容置疑的，至少在我这方面，我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在目前，在我成为有钱人之前，我想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买一件礼物送给丽丝，这将是一个穷人送给她的一件礼物。

　　我在德西兹买了个洋娃娃，幸好价钱比一头奶牛便宜。

　　从德西兹到德勒齐的途中，除了夏蒂荣-昂-巴佐洼③外，都是些贫穷的村庄，那里的农民对街头卖艺的乐师是无动于衷的，他们认为犯不上为这些人打开自己的钱包，因此我们只好急速地往前赶路。

　　从夏蒂荣开始，我们沿着运河河岸行走。绿树成荫的两岸，静静的河水以及在马的拉纤下在水面上徐徐滑行的游艇，把我带到了曾经使我感到过幸福的那些日子。那时，我与米里根夫人和阿瑟也是这样在运河上航行的。天鹅号现在在哪里？每当我们穿过或者沿着运河前进的时候，我不知有多少次向别人打听，问他们是否看见有一艘游艇驶过，这艘船有着游廊，布置豪华，它是容易辨认的。也许米利根夫人带着病愈后的阿瑟回到英国去了。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合乎情理的猜想。但是，当我沿着尼维尔奈运河的河岸行进并从远处发现有一艘由马拉着的船只时，我总还是要情不自禁地问问自己：向我们迎面驶过来的是不是就是天鹅号？

　　现在已到了秋天，白天的行程要比夏天的短，我们总是想办法尽可能在天黑之前赶到投宿地。然而，尽管我们加快了脚步，特别是最后一段路，我们到达目的地德勒齐的时候，天色已经很黑了。

　　要到丽丝姑妈家里去，我们只要沿着运河走就行了。卡德琳娜姑妈的丈夫是船闸管理人，他看守闸门，住在船闸弯的一间小屋里，这就节省了我们不少时间，我们很快找到了这所房子，它在村庄的边缘上，坐落在一片草地中间．四周有高大的树木，从远处看去，这些大树的树冠好象在雾中飘摇。

　　我们向这所房子走去，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屋内的壁炉里生着一堆火，火光把窗子照得透亮，不时忽闪出一片片红色的火光，照亮了我们的路。

　　我们走近屋子一看，只见门窗是关着的。透过既没有百叶窗也不挂窗帘的窗户，我瞥见丽丝坐在餐桌前，她的姑妈坐在旁边、丽丝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他背对着我们，可能是她的姑夫。

　　“他们正在吃晚饭，”马西亚说，“来得正是时候。”

　　我用一只手示意马西亚，让他停止说话；另一只手示意十比，要它静静地待在我的背后。我解下竖琴的带子，准备演奏。

　　“哦，是的，”马西亚低声说，“弹一支小夜曲，真是个好主意。”

　　“不，你别忙，让我一个人弹。”

　　于是我弹起了那支那不勒斯歌曲的第一部分，我并没有歌唱，我不想因我的嗓音而过快地暴露自己。

　　我一面演奏，一面看着丽丝。她猛地抬起了头，我发现她的眼睛发出闪电般的光芒。

　　我开始歌唱了。

　　丽丝顿时从椅子上跳下来，往门口奔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把竖琴交给马西亚，她已经扑到了我的怀里。

　　我们被请进屋里。卡德琳娜姑妈亲了亲我之后，往桌子上放了两套餐具。

　　我请她再摆一套。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说，“我们还有一个小朋友呢！”

　　我从背包里取出洋娃娃，请她坐在丽丝旁边的椅子上。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丽丝当时向我投过来的眼神，它至今好象仍在我的眼前闪耀着。

－－－－－－－－－－－－－－－－－－－－－－－－－－－－－－－－－－

　　①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奥布松、蒙吕松、摩伦、德西兹均为法国中部城市。

　　③夏蒂荣-昂-巴佐洼：涅夫勒省一个区的区政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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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十一章 巴伯兰

　　如果不是因为急着要赶到巴黎，我和丽丝在一起的时间还可以更长些，甚至应该更长些。我们两人要说的话太多了，然而，我们只能用上我们的“语言”才能互相说话，而这种语言能表达的话又实在太少了。

　　丽丝急着要讲的，是她在德勒齐安身以后怎样受到她姑母、姑夫的宠爱，我终于从她的手势和眼神里，明白了这一对夫妇有过五个孩子，可一个也没留下，这是涅夫勒省许多家庭的共同不幸；那里的妇女往往把亲生的孩子随便一扔，自己跑到巴黎去当保姆；如今丽丝到了这个无儿无女的新家以后，有幸被当成他们的亲生的女儿一样来对待。她还急着要告诉我，她在这个新的家庭里，是怎样消磨日子的，她整天忙些什么，她的游戏和欢乐，她怎样钓鱼、怎样乘船游玩、怎样在大树林里奔跑。既然她不可能去上学，这些娱乐就消磨了她所有的时间。

　　我呢，我要把我们分别后的我的遭遇告诉她，我是怎样在亚历克西挖煤的矿井里险些死去，又是怎样回到奶我的养母家里后，得知我家里的人正在找我，这就使我不可能象我原来希望的那样去看望艾蒂奈特。

　　当然，在我的叙述中，我的家庭占着重要的位置，不用说，我指的是我那有钱的家庭。凡是我对马西亚已经说过的话，我也都对丽丝说了一遍。只是我更加坚持这一点，就是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因为这一希望的实现会使我们幸福，这里说的我们，是指她的父亲和她的哥哥姐姐，当然也包括她本人，而且主要是她本人。

　　丽丝运气好，没有在伽罗福里的戏班子里待过，因而她远不象马西亚那样成熟和有经验。她总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谁有了钱，谁就会幸福；钱财这东西是个法宝，就象童话里讲的那样，一眨眼的工夫，它就能给你送上你想要的全部东西。难道不正是因为没有钱，她的父亲才被人家送进监狱去的吗？以致她的家庭如今落了个四分五裂的下场。钱可以使人团聚，团聚就是幸福，至于是我还是她变得有钱，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是一回事，至少从后果上看是一回事。在她看来，我们两人现在就很幸福，很明显，她关心的只是团聚，大家团聚了，大家就幸福。

　　我们，丽丝、马西亚和我，不仅在船闸前聊天，在从闸门里奔泻出来的流水的喧响声中度过许多空闲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卡比先生和洋娃娃小姐始终跟着作陪。

　　有好几年工夫，我一直和维泰利斯在一起；最近这几个月，又和马西亚在一起；我们曾经长途跋涉，东奔西波，不止一次地穿过了整个法国；这使我游览过很多有趣的地方，但它们哪里比得上此刻我和丽丝正身临其中的那个地方呢？这里有着广阔的森林，美丽的牧场，陡峭的崖壁，叠起的峰峦，神秘的洞穴，喷泻的瀑布，宁静的池塘和那在峭壁中间弯弯曲曲地淌着的运河。最迷人的是听这里的流水的絮语声，小鸟的鸣唱声和大树林间的风的哀诉声。应该承认，好几年以前，当我见到比埃弗尔河谷时，我的确说过它非常美丽，但我希望人们不要太轻信我说过的话，要知道，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我和丽丝一起，在那里散步过、玩耍过，那里的美景就对我具有无可比拟的魅力，其他哪怕更美好的地方，也都不再在我的眼里；因为只要和丽丝在一起，我看到的一切景物无不灿烂夺目地留在我那被欢乐照亮了的记忆里。

　　晚上，当天气不太潮湿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房子前面；在雾气太大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壁炉前面；丽丝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为她演奏竖琴。马西亚也演奏小提琴或者短号，但丽丝更喜欢竖琴，这使我不免有点得意。在我们分手各自去睡觉之前，丽丝总是要求我唱那支那不勒斯歌曲，我也总是为她引吭高歌。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必须分手，我们必须继续赶路。

　　不过，在我这方面，我并不感到太忧伤，因为我对我的梦中财富一直抱有希望，我甚至相信，不是我将在哪一天富起来，而是我已经很富；财富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期待中的愿望，因为愿望已临近实现甚至马上就要实现；不，它的实现只在顷刻之间了。

　　我对丽丝说的最后一句话，比千言万语更能使她明白我对自己的梦想是多么的诚挚。

　　“我将坐着四轮马车来找你。”我对她说。

　　她是那样相信我的话，以致用手做出鞭打马匹的动作。她象我一样，似乎确实亲眼看见了马车。

　　但是，在乘马车从巴黎来德勒齐以前，必须用腿走完从德勒齐到巴黎的这一段路程。要是没有马西亚在一起，我除了一站一站地向前走去，沿途挣够每天的生活费外，还有什么别的可操心的呢？为什么现在还要劳神费力地干活呢？我们不是用不着再买奶牛和洋娃娃了吗？只要每天能吃饱肚皮不就可以了吗？我又用不着带钱给我的父母。

　　我给马西亚讲过我的这些想法，也把理由讲给他听过，但他不为所动。

　　“我们应该能挣多少就挣多少，”他说，同时逼着我带上竖琴，“谁知道我们是否能立即找到巴伯兰？”

　　“中午十二点找不到。下午两点就能找到了，摩弗达街又不长。”

　　“如果他不住在摩弗达街了呢？”

　　“那就到他住的地方去找。”

　　“他回夏凡侬了呢？那你就该先给他写信然后再等他的回信，对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靠什么过日子？我真想说你怎么一点也不了解巴黎了，你是不是忘了冉蒂里采石场了？”

　　“没有忘记。”

　　“那好，我也没有忘记圣梅达尔教堂的墙壁，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我曾靠在这堵墙上，不让自己倒下来。我可不愿意再在巴黎挨饿了。”

　　“到了我父母家里，我们吃得不会太差的。”

　　“这倒不是因为我午饭已经吃得很饱，现在不想吃晚饭了，但是，当我既吃不上午饭又吃不上晚饭的时候，我的肚子会很不好受的，我不想再吃这个苦头。干吧，就当我们也要买头奶牛送给你父母好了。”

　　主意倒是个谨慎、周到的主意，但我承认，要我再象为了巴伯兰妈妈的奶牛，或者为了丽丝的洋娃娃那样去一个苏一个苏地挣钱，那我是再也不干了。

　　“你要是富了，肯定是个懒鬼！”马西亚说。

　　我们终于来到了科尔贝，从这里开始，我们又回到了六个月以前从巴黎到夏凡侬时所走的老路上。在抵达维尔茹伊夫之前，我们走进了当初我和马西亚举行第一次合作演奏的那个农庄，那次演奏是为了让人们在一个婚礼晚会上跳舞。我们被六个月以前的新郎、新娘认了出来，他们留我们吃晚饭，让我们住下，要求我们再演奏一次，好让大家再跳一次舞。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这里出发，又回到了巴黎。我们离开巴黎已足足有六个月零十四天。

　　但返回的这一天同离开的那一天大不一样，天气又阴又冷，天空没有阳光，大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没有花、没有任何青枝绿叶，夏天的太阳已完成了它的使命，秋季最初的雾天到来了。现在不再是紫罗兰的花瓣在从墙的高处掉到我们的头上来，而是黄色的枯叶在窸窸窣窣地从树枝上往下坠落。

　　然而，阴晦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内心深处早有着欢乐，还用得着不相干的东西从外界来诱发它吗？

　　“我们”这个词用在此时此刻是不确切的，我说的是我自己，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感到欢乐。

　　而马西亚呢，随着我们走近巴黎，他变得越来越忧郁了。他常常一连走好几个钟头也不跟我说一句话。

　　他一直没有跟我讲他忧郁的原因，我呢，以为他仅仅是害怕我们会分离。我不愿意对他重复我多次给他作过的解释：我的父母不可能想到要把我们分开。

　　只是在我们到达城墙①前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他才坐在一块石头上，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对我说出了他深深忧虑的事情。

　　“你知道在进巴黎的时候，我想到谁了？”

　　“谁呀？”

　　“是呀，谁呢？我想到的是伽罗福里。他从监狱里出来了吗？当有人告诉我他进了监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该问们要关多久；他现在说不定已被放了出来，又回到了他在卢尔辛街的住所了。我们要在摩弗达街寻找巴伯兰，这正好就在伽罗福里住的那个区，而且就在他门口，万一叫他碰上了怎么办？他是我的师傅，又是我的叔叔，他可能重新把我带走，我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你害怕重新落到巴伯兰的手里，你想我是多么害怕重新落到伽罗福里的手里！啊，我那可怜的脑袋！不过，脑袋挨打同离别比较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我们会被他逼得不得不分开的，我们大概再也见不着了。由我的家庭造成的离别比由你的家庭所造成的要可怕得多。当然，伽罗福里肯定很想把你也抓到他的手里去，肯定也会用鞭子开导你象他开导别的学生一样，你也肯定是不会愿意来的，我也不愿意你来陪着我受苦，你还从来没有挨过打呢！”

　　对幸福的渴望使我冲昏了头脑，我没有想到伽罗福里，可是。马西亚刚才对我说的一切是可能的，用不着更多的解释，我十分清楚我们面临的危险。

　　“那你想怎么办呢？”我问他，“你不愿意进巴黎了吗？”

　　“我想，只要我不去摩弗达街，也许就能避开这场灾难。”

　　“那好，你不要去摩弗达街，我一个人去，我们今晚七点钟在一个地方碰头。”

　　我和马西亚约定好在圣母院大教堂后墙的主教大桥桥头会面。事情这样定了之后，我们重新上路，只差一步就要进入巴黎了。

　　到了意大利广场，我们就分手了，好象是一次永别，两个人都异常激动，马西亚和卡比朝着植物园的方向走去，我朝离广场不远的摩弗达街走去。

　　六个月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巴黎，马西亚和卡比都不在身边，我心里有一阵不安和难受的感觉。

　　但是，我不应该让这种感觉弄得抬不起头来，我不是快要找到巴伯兰并通过巴伯兰快要找到我的家了吗？

　　我早已写下了一些小客栈老板的姓名和地址，我要去他们那里寻找巴伯兰。不过，这种提防忘记的措施是多余的，我既没有忘记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地址，什么帕若啦，巴拉博啦，还有肖比奈啦，根本用不着查看什么小纸条。

　　我在摩弗达街上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帕若。我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小饭店，这小饭店开在一家带家具出租的旅馆的底层。我用颤抖的声音探问巴伯兰的下落。

　　“巴伯兰是什么人？”

　　“就是从夏凡侬来的巴伯兰。”

　　我于是描绘了巴伯兰的相貌，也就是我看见过的他刚从巴黎回夏凡侬时的那副相貌：粗糙的面孔，冷酷的神情，头向右肩偏着。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不认识他！”

　　我向他道过谢，又朝更远一点的巴拉博家走去，他是一个专门出租带家具房间的小客栈的老板，他还兼营水果店生意。

　　我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开始，人家顾不上听我的话，这一家的丈夫和妻子正忙得不可开交：一个在用薄刀切一种据他说是菠菜那样的东西，准备做一碗看上去很蹩脚的绿色浓汤；另一个正和一个少给了一个苏的顾客争吵得面红耳赤。最后我重复问了三遍，才算有了答复。

　　“喔，是的，巴伯兰，……我们有过这样一个客人，至少也是在四年以前了。”

　　“五年，”女的说，“他欠着我们一个星期的房租呢！这个混帐东西，现在他在哪儿？”

　　我如果知道他的下落，还用得着来向他们打听吗？

　　我失望地走了出来，心里忧郁不安。现在只剩下肖比来一个了。他要是也一问三不知，那我再去问谁呢？到哪里去找巴伯兰？

　　肖比奈和帕若一样，也是饭店老板，我走进那间既是餐室又是厨房的大房间时，他正忙着做饭端菜，已经有好几个客人坐在桌子上等着了。

　　我向肖比奈本人提出了我的问题，他手里拿着勺子，正在为顾客盛汤。

　　“巴伯兰嘛，”他回答我，“他已经不在这儿了。”

　　“那他到哪儿去了呢？”我问的时候发抖了。

　　“嗯，我不知道！”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觉得炉灶上的平底锅似乎在摇晃。

　　“我到哪儿去找他呢？”我又问。

　　“他没有留下地址。”

　　我的脸色把我的失望心情或许已表露得非常值得人们的同情和关心，因为正在靠近炉灶旁边的桌子上吃饭的那些客人中间有一个人在喊我。

　　“巴伯兰？你找他干什么？”他问我。

　　我可不能坦白地回答他，不该把我的事情都讲出来。

　　“我从他家乡夏凡侬来，我要告诉他关于他太太的消息，是她太太对我说的，说我可以在这儿找到他。”

　　“如果您知道巴伯兰的下落，”店主人对刚才问我的那个人说，“您可以告诉这个孩子，他自然不会去害巴伯兰的，对吗，小伙子？”

　　“嗯，当然不会，先生！”

　　希望又有了。

　　“巴伯兰现在应该住在奥斯特里茨小巷的康塔尔旅馆，三个星期前他还在那里住着。”

　　我道了谢走出来，我认为奥斯特里茨小巷应该就在奥斯特里茨桥的桥头，但在去那条小巷之前，应当先打听一下伽罗福里的情况，好把消息告诉马西亚。

　　在我正好来到最靠近卢尔辛街的地方，只要再走几步就可到达我和维泰利斯一起来过的那所房子了，就象那天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一样，一个老头儿，就是先前的那个，正把破布片挂在院子里长着绿苔的围墙上，我相信自从我上次见了他以来，他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

　　“伽罗福里先生回来了吗？”我问道。

　　老头儿看了我几眼，咳嗽几声，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我似乎觉得，我应当让他明白我是知道伽罗福里在哪儿的；要不然，我甭想从这个捡破烂的老头儿那里问出什么来。

　　“他一直在那里面吗？”我问时装出一副机灵的样子，“他一定感到腻烦了吧。”

　　“反正够呛，可是时间还是会过去的。”

　　“对他来说，时间可能不会过得象我们这样快。”

　　老头儿听了这句俏皮话很想笑笑，这就引起了一阵可怕的呛咳声。

　　“您知道他应该什么时候出来吗？”等他咳嗽停息一些后我问他。

　　“三个月后。”

　　伽罗福里还要在监狱里蹲三个月，马西亚可以松口气了。用不着三个月，我父母肯定会找到一个办法，让这个可怕的戏班主无法采取任何有害于他侄子的行动。

　　如果我曾在肖比奈家里有过令人非常痛苦的着急的时刻，那么现在却又是满怀着希望了，我马上可以在康塔尔旅馆找到巴伯兰。

　　我不再迟疑，满怀希望和喜悦，径直向奥斯特里茨小巷走去。也许是由于这种情绪，我已经对巴伯兰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总之，巴伯兰也许并不象他表面上那样可恶；要不是他，我大概早就冻死、饿死在朝勒得依林荫道上了。的确，是他把我从巴伯兰妈妈手里夺过去卖给了维泰利斯；但他不认识我，他这样的人，对一个从未见过的孩子是没有情谊的。更何况也是苦难逼迫着他这样做的，苦难常常使人干坏事，对他要求太苛刻，是不公道的；再说，他正在找我、关心我。如果我能重新找到我的父母，那我还是应当谢谢他的；自从我被维泰利斯强拉着离开夏凡侬以后，我对他一直抱着过分强烈的厌恶和反感，这就更应该对他作出补偿了。总之，对他也一样，我应该知恩；但这同我对巴伯兰妈妈所负的感情上的责任是完全不同的；对巴伯兰，那是良心上的责任。

　　从植物园穿过去，卢尔辛街和奥斯特里茨小巷之间的距离并不算长。我很快来到康塔尔旅馆前面。要说这也能算是一个旅馆，那才真正是虚有其名了；实际上这里只是一幢可怜的带家具出租的破败房子，主人是个脑袋摇晃得很厉害、半聋的老妇人。

　　当我向她提出我的老问题时，她把手掌蜷曲起来挡在耳朵后面，要我重复一遍刚才我问她的话。

　　“我的耳朵有些背。”她说话时声音很低。

　　“我想见巴伯兰，夏凡侬来的巴伯兰，他住在您这里，是吗？”

　　她没有回答我，突然向空中举起双手，那只在她腿上睡觉的猫吓得跳到了地上。

　　“天哪！天哪！”她喊叫起来。

　　然后，她的眼睛盯着我，头摇得更加厉害了。

　　“您是那小孩子吗？”她问道。

　　“哪个小孩子？”

　　“他找的那个孩子。”

　　他在找我！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一下子抽紧。

　　“巴伯兰！”我喊了起来。

　　“死了，应该说已故的巴伯兰。”

　　我靠在坚琴上。

　　“他死了？”我喊了一声。喊的声音很高，为了让自己再听听清楚这三个字。我发现，由于惊慌和激动，我的嗓子突然变哑了。

　　“一个星期前死的，死在圣安托万医院里。”

　　我惊讶极了。巴伯兰死了！那我的家呢？现在怎么能找到这个家？到哪里去找这个家呢？

　　“那么您就是那个孩子了？”老妇人继续问我，“就是他在寻找的、要送还到您那有钱的家庭里去的孩子了？”

　　我又有了一线希望。应该紧紧抓住这句话不放。

　　“您知道些什么吗？……”我问。

　　“我只知道他讲过的，这个可怜的人，他说他捡到了这个孩子，又把他养大了。当时失掉了这个孩子的家庭现在想把他找回来，巴伯兰就是为找这个孩子才到巴黎来的。”

　　“那家人家呢？……”我喘着气问，“我的家呢？”

　　“那么说，这孩子的确是您了？啊！是您，就是您。”

　　她的头还是那样不停地摇晃着，眼睛却出神地盯住我看着。但是，我没有让她继续用这样的眼光研究我。

　　“我求求您，太太，把您知道的告诉我吧。”

　　“我除了刚才给您说的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孩子，我还是叫您少爷吧。”

　　“关于我的家庭，巴伯兰没有对您说过别的什么吗？”

　　“您看看我急成什么样子了，太太，我都急死了，愁死了。”

　　她并不回答我，但是向空中举起了双手。

　　“真是一个大玩笑！”

　　这时候，一个女仆打扮的人走进了我们的屋子。康塔尔旅馆老板娘把我搁在一旁，对这个女仆说：“真是一个大玩笑！这个年轻小伙子，也就是你现在见到的这位少爷，是巴伯兰常说到的那个孩子。他来了，可巴伯兰却不在人世了。真是……真是一个大玩笑！”

　　“那么巴伯兰从来没有对您说起过我的家庭吗？”我问。

　　“讲过不下二十次、一百次，那是一个有钱的家庭。”

　　“这家人家住在哪儿？姓什么？”

　　“喔，这样的，巴伯兰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些，您知道，他严守秘密，他想把酬金一个人独吞，这种事情总是这样的，再加上他是一只老狐狸。”

　　唉！我明白了，我太明白这个老妇人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了，这个巴伯兰！他死的时候把我出身的秘密一起带走了。

　　我在几乎已经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却又把它失去了。啊！我的美梦！我的希望！

　　“您是否知道，比起您来，巴伯兰还对谁更多地讲过这件事？”我问老妇人。

　　“巴伯兰不会这么傻，他太狡猾，他对谁都不信任。”

　　“您从来没有看见我家里有谁来找过他吗？”

　　“从来没有。”

　　“他的朋友呢？他不会对他们谈起过我的家庭吗？”

　　“他没有朋友。”

　　我双手捧着头，徒劳无益地苦想了一阵，找不到任何可以指引我继续寻找下去的线索，我太着急、太慌张了，我头脑里乱成了一团糟。

　　“他收到过一封信，”老妇人想了半天才说，“是一封保价信。”

　　“从哪儿寄来的？”

　　“不晓得。是邮差当面交给他的。我没有看到邮戳。”

　　“能找到这封信吗？”

　　“他死了以后，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没有找到过任何东西，嗯，这当然不是出于好奇，只是为了能通知他的妻子。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地址；人们也到医院里去找过，同样什么也没有，他的衣服里并没有任何证件。要不是他自己说过是夏凡侬人，人家还真的没法通知他的妻子呢。”

　　“那么已通知巴伯兰妈妈了？”

　　“当然！”

　　我好长时间都找不到一句话。说什么好呢？问什么好呢？这些人已经把他们所知道的全告诉我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好吧，他们为了了解巴伯兰对他们隐藏的秘密，凡是能做的，已经全做了，我再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向门口走去。

　　“您这是去哪儿呀？”老妇人问我。

　　“去找我的朋友。”

　　“啊，您有朋友？”

　　“是的。”

　　“他住在巴黎？”

　　“我们是今天早上到巴黎的。”

　　“那好，您知道，如果你们没有旅店住，可以住在这里；你们会感到我这里是很合适的，可以向您夸口地说一句，特别是当你们住在一个诚实人的家里的时候。请注意，您家里现在正找您，在他们再也得不到巴伯兰的消息的时候，就会到这里来，而不是去其他的地方，那么您就可以在这里迎接您家里的人了。这里对您有着一举两得的好处。如果您不在这里住，叫他们到哪里去找您呢？我是在为您的利益着想。您的朋友多大了？”

　　“比我要小一点。”

　　“那么想想吧！两个年轻人流落在巴黎的街头上，那是会遇上坏人受骗上当的！有许多旅店是坏人常去的地方，可不象在这里！我们这里那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这个街区好。”

　　我可不相信这个街区象她说的那样安宁。不管她怎么说，至少康塔尔旅店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肮脏、最破烂的小客栈，不过在我的冒险流浪生活中，蹩脚旅店难道还见得少吗？而且老板娘的建议也还是应该加以考虑的。再说现在也不是挑挑剔剔的时候，我还没有家，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找到我那有钱的家，现在还不是和这个家一起住进林荫大道旁边豪华的大饭店里、或者搬进我家漂亮的宅邸去住的时候，当然，我能不能搬进宅邸去住，那要看我的家是否碰巧也在巴黎了。但我现在应当先考虑眼前的事情，住康塔尔旅店，费用不会太贵，可以替我们节省一点开支。啊，马西亚在从德勒齐到巴黎途中坚持要多挣点钱的想法是多么有道理！如果我们口袋里没有这十七个法郎，我们怎么办呢？

　　“我和我的朋友在您这里租一间房要多少钱？”

　　“十个苏一天。太贵吗？”

　　“那好，今天晚上我们再来。”

　　“早点回来，巴黎的晚上很危险。”

　　在回来之前，必须先和马西亚碰头。现在离我们约定会面的时间还有好几个钟头，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只好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走进植物园，找了个僻静的角落，一屁股坐到一张长凳上，我只觉得神思恍惚，两条腿已经累得连一步也迈不开了。

　　我又一次掉进了万丈深渊。这个不幸来得太突然，它如此出人意料，如此严酷！看来我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尝遍所有的灾难和不幸。每一次，出现了好的境况，只要我伸出手去想牢牢地把它抓住的时候，我所希望抓住的那根树枝总是突然地在我手指中间折断了，使我又重重地跌落下来，掉进不幸的深渊。永远如此。

　　这还不是命里注定的吗？在我需要巴伯兰的时候，他偏偏死了，而且在一种蓄意要独吞一笔钱财的意图下，他把某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向所有的人都隐瞒了起来；这某一个人很可能就是我的父亲，然而，这可正是我的父亲托付他寻找我的呀！

　　我愈想愈凄楚，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我坐在那个僻静的角落里正在出神，看见一位先生和太太带着一个手里拖着小木车的孩子走过来了，他们坐在我对面的一张长凳上。不一会儿，他们喊那个孩子，那孩子扔下小车，张开双臂向他们跑过去，先是父亲一把搂住他，把他抱起来，在他的头发上亲了又亲，甚至发出了声音；然后把他交给他母亲，母亲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方式把孩子亲了好多次。孩子用肥胖的小手拍打着父母的脸颊，发出无忧无虑的、最好听的笑声。

　　看着这一切，看着这对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欢乐，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从来没有被自己的父母这样地抱在手里亲过；现在，我难道还能希望我从未得到过的这个爱吗？

　　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拿起竖琴，为那小孩轻轻地演奏起一支华尔兹舞曲，那孩子听着，还用他的小脚踏着拍子。先生朝我走过来，递给我一枚银白色钱币，我很有礼貌地谢绝了。

　　“不，先生，我只求您给我这种快乐，让您这么漂亮的孩子玩得高兴。”

　　于是他仔细地看了看我。就在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看门人，尽管这位先生抗议，看门人还是命令我立即出去，要不我就要因为在园中演奏而蹲监狱了。

　　我把竖琴的背带背在肩上，离开了那个地方，我曾几次回过头去，看到那位先生和他的太太一直在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远去。

　　到主教大桥找马西亚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中间走来走去的闲逛，注视着湍湍流去的河水。

　　夜色终于降临，街上的煤气灯点亮了，我朝着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走去，它的两座背映在西边紫红色天际的尖顶塔楼，这时呈现出暗黑的轮廓；在圣母院大教堂的后墙，在它的祭台间外面圆墙的边上，我找到一张凳子坐了下来，这使我感到好不轻快，因为我的两条腿好象走了远路一样，已经走不动了。我坐下以后，陷入了痛苦的沉思。我从未感到过这样的疲劳和颓丧。在我自己身上，在我的周围，一切都显得凄凄凉凉；我在满是灯火、喧闹声和车水马龙的大巴黎，比在广袤的荒野和森林中更感到茫然。

　　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的人们有时口过头来看看我。但是，他们的好奇或者同情对我有什么用，我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些同我并不相干的人的一时的关切。

　　我只有一种乐趣，即计算在我周围敲响的钟声，计算还要等多少时间，才能使我在马西亚的友谊中重新恢复气力和勇气。一想到我马上就要看见他那温柔和快乐的美丽的眼睛，我感到多大的宽慰啊！

　　七点钟不到，我就听见一阵狗吠；几乎就在同时，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从黑暗中向我奔来。我还没有来得及思索，卡比已经跳到我的膝盖上，用舌头使劲舔我的手；我紧紧抱住它，吻它的鼻子。

　　马西亚也立刻出现了。

　　“怎么样了？”他老远就大声问道。

　　“巴伯兰死了。”

　　他跑着过来，恨不得一步跨到我跟前。我急急忙忙用几句话把我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告诉了他。

　　他听了之后显得很忧伤，这使我内心感到温暧。我觉得，尽管他害怕我的家庭，但是为了我，他真心诚意地希望我能找到父母。

　　他用许多亲切的话试图宽慰我，主要是想勉励我不要失去信心。

　　“如果你的父母已经找到过巴伯兰，他们现在一定会由于听不到他的消息而感到不安，也一定会去寻找他的下落的；他们当然会到康塔尔旅馆去找，这是迟早的事，咱们就去这家旅店吧。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用着急。”

　　这话和摇头老妇人对我讲的一样。但从马西亚嘴里说出来，这些话对我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事情只不过需要我多等上几天罢了。我是个多么容易绝望和伤感的孩子啊！

　　等我稍微平静下来之后，我就将我听到的关于伽罗福里的消息告诉了马西亚。

　　“还有三个月！”他喊了起来。

　　他高兴得在街中央又跳又唱。

　　他突然停下来，走到我身边说：“这一个人的家和另外一个人的家是多么的不同！你瞧，你为失去家而忧伤，我却为失去家而唱歌。”

　　“一个叔叔，一个象伽罗福里这样的叔叔，算不上是一家人，你如果失去了你的妹妹克里斯蒂娜，你也高兴得跳舞吗？”

　　“啊！别说了！”

　　“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我们沿着塞纳河走，来到了奥斯特里茨小巷。我的眼睛不再因激动而变得模糊，我看见的塞纳河是多么美丽！晚上，当天空的满月将银线般的光辉洒在水面上的时候，整个河面闪动着亮光，就象一面活动的大镜子。

　　如果说康塔尔旅店是家诚实的旅店，它可不是一所漂亮的房子。我们住在屋顶下的阁楼里，点着一支冒烟的小蜡烛。地方小得可怜，当一个人想站着的时候，另一个人只得坐在床上。我禁不住在想：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卧室啊！发黄的布床单和巴伯兰妈妈多次给我说起的漂亮的襁褓多么不相称啊！

　　我们晚餐吃的是夹意大利奶酪的圆型大面包，也不象我想象的为马西亚办的丰盛宴席。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全落空，只是需要等待。

　　我怀着这样的想法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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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巴黎旧城的城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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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十二章 寻找

　　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一天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巴伯兰妈妈写信，告诉她我所得到的消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怎么对她说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呢？她对热罗姆是有感情的，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很长的年头，如果我不为她分忧，她会痛苦死的。

　　我终于勉勉强强把我的信纸写满了，信里一再重复地保证我对她的热爱；我还恳求她，要是我家里有人给她写信，打听巴伯兰的消息，请她立即通知我，尤其要把人家信上的地址给我转到巴黎康塔尔旅店来。

　　对巴伯兰妈妈写信这件事办完后，我还有另外一件对阿根老爹的事情等着要做，这也是件难事，至少在某些方面它很不好办。在德勒齐的时候，我对丽丝这样说过，我一到巴黎，第一次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她那在监狱里的父亲；我还对她解释过，如果我的父母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我就要求他们替她父亲还清所欠的债务，因而我将不是去探监，而是去把老爹从监狱里带出来。这件事是包括在我给自己制定的那张皆大欢喜的计划之中的。按照这张计划，先是阿根老爹，然后是巴伯兰妈妈，再下面是丽丝、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他们个个都将得到欢乐和幸福。至于马西亚，他不在这张计划之内，因为我有的，他也会有；我能得到的幸福，他都会得到。现在可好，我只好两手空空地到监狱里去，在重新见到老爹的时候，将和上次我们分离的时候一样，我对他依旧什么忙也帮不上。这可怎么好？叫我怎样清偿欠下他的那笔恩情帐呢？

　　所幸的是，我还能给他捎去不少他爱听的话，也能带去丽丝和亚历克西对老父亲的一吻，而一个慈父的笑容是可以减轻我内心的懊恼和遗憾的；我还觉得，在等待好运降临期间，能帮老爹办点小事，这多少也能使自己内心感到一点宽慰。

　　这次是由马西亚陪着我一起去探监，他很想看看监狱是怎样的；我呢，我很想让他认识一下这位一直关心了我两年多的阿根老爹。

　　因为我已经知道进克里希监狱探监时要办的手续，所以这一次我们没有象我第一次那样在笨重的牢门前等候太久。有人把我们带进了接待室，老爹很快就出来了，他在门口向我张开了双臂。

　　“啊，我的好孩子！”说着，他便拥抱了我。

　　我立刻就把丽丝和亚历克西的情况告诉了他，当我想向他解释为什么我去不了艾蒂奈特家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

　　“那你找到你的父母了吗？”他问。

　　“您都知道了？”

　　他说半个月以前巴伯兰来找过他。

　　“他死了。”我说。

　　老爹就进一步告诉我，说巴伯兰来找他是想了解我后来到哪里去了。因为这个人一到巴黎就先找伽罗福里，当然没有找到，他就一直找到伽罗福里正在吃官司的监狱，那是个很远的地方，在外省；伽罗福里告诉他，维泰利斯死后，我被一个叫做阿根的花农收养了；巴伯兰就又折回来，到格拉西找老爹；在那里他得知这个花农关在克里希监狱，这才来到监狱；老爹就把我为什么和怎样在全法国转悠的情况告诉了他，还对他说，虽然不能确定我当时正在什么地方。但可以肯定我会在某一个时候到他的某一个孩子所寄养的地方去。于是巴伯兰就给我写信，把信分寄德勒齐、瓦尔斯、埃斯南德和圣康坦，可是我一封也没有收到，大概这是因为我在信到达之前已经离开了。

　　“那么，巴伯兰对您说起过我的家庭吗？”

　　“没有。哦，说得很少。据他说，你父母从残老军人院区的警察分局局长那里，了解到那个被丢在勃勒得伊街上的孩子已被夏凡侬的一个叫巴伯兰的泥瓦匠抱走，他们就赶到这个巴伯兰的家里去找你，但没有找到，他们就只好请这个人帮忙一起找。”

　　“他没有对您说起他们的姓名、也没有说起他们的住址吗？”

　　“我问了，他说以后再告诉我。我不便追问。他嘴巴很紧，不愿说出你父母的姓名。他怕人家减少酬金，很明显。他想一个人独吞这笔酬金。这个巴伯兰，他还以为象我这样一个算得上是你的半个父亲的人，也一定会打你父母的主意、想搞点酬金的；我讨厌这种人，我把他撵走了，以后再没有见过他。啊，我当时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死去的，现在把事情搞得这样糟；你已经知道自己有父有母，但由于这个老财迷的算盘太精，竟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住哪里。”

　　我向他说明了我们所抱的希望，他以各种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肯定了我们的想法。

　　“既然你父母能在夏凡侬找到巴伯兰，既然巴伯兰能找到伽罗福里，而且又在这里找到我，人家当然也会在康塔尔旅店找到你，你就在那里等着吧！”

　　他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宽慰，我的心情也跟着愉快起来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谈了些丽丝和亚历克西的情况，也谈了我被埋在矿井里的那场灾难。

　　“干这一行太可怕了！”我刚讲完，他就说了出来，“我那可怜的亚历克西干的正是这一行。啊，他以前种紫罗兰该多舒服！”

　　“这种日子还会再来的。”我说。

　　“愿天主倾听你的愿望，我的小雷米。”

　　我的舌头有点发痒，想对他说，我父母一定会设法马上让他出狱，但我总算及时地想到，事先吹嘘自己想做而还没有做的好事是不合适的；在目前，我能做到的，最多也只能是给他一点希望，让他相信，他不久会获得自由，他的孩子们也总有一天会回到他的身边。

　　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马西亚对我说，“在等待那好日子到来之前，最好不要白白浪费时间，我看该想法子去挣点钱。”

　　“如果从夏凡侬到德勒齐，从德勒齐到巴黎，一路上少花些时间去挣钱，我们也许还能赶上在巴黎见到巴伯兰。”我这样回答他。

　　“这倒是真的。因为你并没有为了这件事责备过我，我就一直在狠狠地自己责备自己，雷米！”

　　“小马西亚，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责备你的。要是没有你，我就不可能给小丽丝买洋娃娃；没有你，我们此刻都只好在巴黎街上流浪，连吃口饭的钱都不会有。”

　　“那好，既然我那个挣钱的想法在过去曾经是有道理的，那么，让我们现在还把它看作是有道理的。再说，我们的全部本领也不过是唱歌和演奏，难道我们还有别的挣钱吃饭的本事吗？等你有了自己的马车以后，我们再在巴黎逛大街吧，到那时候，过日子就不用象现在那样辛苦了。雷米，我告诉你，我在巴黎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哪些地方好挣钱，我没有不知道的。”

　　马西亚确实全都知道。这天，我们按照他计划的路线，在公共广场、私人宅园和咖啡馆门口一直演奏到天黑。上床睡觉前，我们点了点进帐：十四个法郎！

　　在进入睡乡以前，我嘴里一直对自己重复着那句从前维泰利斯经常爱说的话，“财富这东西总是只肯掉到那些并不需要它的人的头上。”我确信这笔可观的收入是个预兆，我父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出现了。

　　我对这个预兆的可靠性是那样深信不疑，以致第二天我只想在旅店里歇上一天，实在不愿意再出去干活；但马西亚逼着我出去，逼着我演奏，逼着我唱歌。这一天，我们又挣了十一个法郎。

　　“如果我们不能立刻就借你父母的光变成富翁，”马西亚笑着说，“我们就靠自己的努力来发财，只靠自己，要是能这样，那就好得不能再好了。”

　　三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新消息，旅店老板娘回答我的问题时也总是那句老话：“没有人来找巴伯兰；我也没有收到给你或者给巴伯兰的信”。但是第四天，她终于交给我一封信。

　　这是巴伯兰妈妈叫人代笔给我写的回信，她自己是既不会念又不会写的。

　　她对我说，她已接到关于巴伯兰的死讯，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她收到过她男人的一封信，她现在把这封信寄给我，因为那上面有着关于我家庭的情况，她认为可能对我有用。

　　“快，快！”马西亚喊了起来，“快念巴伯兰的信！”

　　我怀着一颗紧张的心，用颤抖的手打开了这封信：

　　我的爱妻：

　　我现在在医院里，病得很重，我相信这个病已无法痊愈。如果我有气力，先应该告诉你我是怎样病倒的，但这已毫无用处，现在应该立刻办最紧要的事情，那就是：如果我当真在劫难逃，活不成了，那么，我死之后，你立刻给下面这两个人写信，一个叫格莱斯，另一个叫伽雷，他们的地址是伦敦格林广场林肯小旅馆，他们是负责寻找雷米的律师。告诉他们，只有你一个人能向他们提供孩子的消息。你办这件事，要多用脑筋，让他们明白，必须先付给你一笔大钱，才能从你手里买到这个消息，这笔钱至少应当能使你幸福地度过晚年。至于雷米的下落，你只要给一个名叫阿根的人写封信，他会告诉你的。阿根过去是花农，现在在巴黎克里希监狱里吃官司。凡是你写出去的信都应该让本堂神父先生代笔，在这件事情中，你什么人都不要相信。最重要的是：在没有确知我已经死去之前，你先什么事也不要管。

　　我最后一次拥抱你。

　　　　　　　　　　　　　　　　　　　　　　 巴伯兰

　　我还没有念完最后一句话，马西亚已经跳着站了起来。

　　“到伦敦去！”他喊道。

　　我对自己刚才念的这封信一时还摸不着头脑，我注视着马西亚，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既然巴伯兰在信上说是两个英国律师在负责寻找你，”他继续说，“这意味着你的父母是英国人，对吗？”

　　“但是……”

　　“你一下子成了个英国人，你有点心烦意乱了，是不是？”

　　“我想我应该和丽丝还有她家里的别的孩子是一个国家的人。”

　　“我呢，我倒希望你是个意大利人。”

　　“要是我是英国人，我就同阿瑟和米利根夫人是一个国家的人了。”

　　“什么？假如你是英国人！你已经肯定是英国人了，这是肯定无疑的了。要是你父母是法国人，他们绝不会委托英国律师在法国寻找他们丢失的孩子。既然你是英国人，就应该到英国去。这是同你父母团聚的最好的办法。”

　　“向这些律师发一封信行不行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面谈能讲得更清楚，比写信好。我们刚到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有十七个法郎，后来又一天挣了十四个，接着是十一个，以后是九个，总共已经有五十一个了。吃饭、住店只花去我们八个法郎，我们现在还剩四十三个法郎，这比去一趟伦敦的路费可多得多了。从布洛涅①搭船去伦敦，船费并不贵。”

　　“你没到过伦敦吗？”

　　“我没有去过，你是知道的。不过我们那个加索马戏团里有两个小丑倒是英国人，他们常常对我讲一些伦敦的故事。说起来很好笑，为了不叫加索大妈听懂我们在一起讲些什么，他们还教我学会了好几句英国话；这个老板娘是个象猫头鹰一样凶的爱管闲事的女人，我们用英国话叽哩咕噜地当面骂她，她听不懂，就没法生气。我带你到伦敦去。”

　　“我也一样，我跟维泰利斯学过英语。”

　　“不错。不过隔了三年，你该忘个差不多了；我可没有忘记，你等着瞧吧。另外，也不单单是为了帮你的忙我才想和你一起去伦敦的，老实说，我还有另外的理由。”

　　“什么理由？”

　　“如果你的父母到巴黎来找你，他们非常可能不愿意把我和你一起带着走；不过，如果我是在伦敦呢，他们不可能把我赶走了。”

　　这样的估计，很有点象在对我的父母嘲弄中伤，但严格地分析起来，他的估计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要这个估计有实现的可能，光凭这个估计就已经完全够了，足以使我二话不说便同马西亚一起去伦敦。

　　“我们立刻就去。”我对他说。

　　“你也愿意了？”

　　两分钟以后，我们打好背包，下楼准备出发。

　　老板娘看见我们整装待发，便高声喊了起来。

　　“这个少爷，”她说的少爷当然是指我。“还等不等他的爹娘了？还是等下去的妥当！也好让做爹娘的看看，这位少爷是怎样在我店里受到很好的照顾的。”

　　只凭老板娘这点口才是无法把我留住的，我在付清房钱之后，就向街上走去，因为马西亚和卡比都已在那里等着我。

　　“您的地址呢？”那老妇人问。

　　我把地址写到了她的登记簿上，因为这样做毕竟是明智的。

　　“到伦敦去！”她又叫了起来，“两个小年轻去伦敦！走那么远的路，还要漂洋过海！”

　　在动身去布洛涅之前，应该向老爹告别。

　　但这次告别并没有使人感到伤心，老爹因知道我很快就要找到父母而感到高兴；我呢，由于已经向他表明、并一再向他重复，说我不久就将偕同自己的父母一道来向他致谢，因此也同样满心喜悦。

　　“回头见，”老爹用的是这个字眼，“孩子，祝你万事如意！如果你不能象你想的那样很快回来，那就写封信给我好了。”

　　“我一定回来。”

　　这一天，我们一口气赶到了穆瓦塞尔，中间连一步也没有停留过。因为考虑到要渡海，我们必须节省开支；马西亚倒是说过，渡海并不贵，可是到底多少钱才算不贵呢？因此，我们没有在穆瓦塞尔找旅店，而是在一个农庄里住了一宿。

　　一路上，马西亚一直在教我英语，有一个问题把我困扰得很厉害，使我高兴不起来。我的父母懂法语或意大利语吗？倘若他们只会讲英语，那我们之间怎么对话、怎么互相了解呢？这将给我和他们都带来苦恼；倘若我有兄弟姐妹，我又怎么同他们讲话？倘若我不能同他们讲话，我在他们眼里不成了一个外国人了吗？从离开夏凡侬以来，在想到自己就要返回父母家中时，我所经常为自己描绘的那幅自画像中，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画成一个在奔向目标途中因突然四肢瘫痪而不幸倒下的人。很可能还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能学会英语，我觉得这是一门难学的语言。

　　从巴黎到布洛涅这段路程，我们花去了八天时间，因为我们在博韦②、阿布维尔③、滨海蒙特勒伊④等沿途主要城镇都作了短暂的停留，上演了一些节目，从而保持了我们口袋里的几个老本。

　　当我们到达布洛涅的时候，我们的钱包里装着三十二个法郎，这就是说，比我们买船票所需的钱要多出很多。

　　因为马西亚从未见过大海，我们一到布洛涅，就到海堤上去溜达，他的目光失神地对远处雾气蒸腾的天边注视了一会儿，他的舌头先发出喀嗒一声，然后宣布了他的看法：海是丑的，阴暗的，污浊肮脏的。

　　接着，我们之间就发生了一场争论，因为我们以前经常谈到海，我又经常对他说海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美好的东西，我现在仍坚持我的看法。

　　“当大海是蓝色时，象你讲过你在塞特见到的，那你也许是正确的。”马西亚说，“可是你看看它现在这副样子，黄不黄绿不绿的，上面是一个阴森森的天空和厚厚的一层铅一般颜色的阴云，这里的海是丑的，很丑。它没有吸引力，谁也不会愿意到那上面去。”

　　我和马西亚过去在看法上经常能取得一致，要么他接受我的想法，要么我同意他的意见；但这次我坚持我的看法，甚至大声对他说，不黄不绿的大海、雾气腾腾的大海、天空上有着混沌一片厚厚阴云的大海，都比碧蓝天空下的碧蓝的大海更加好看。

　　“你是英国人，你才这样说，”马西亚反驳道，“你爱这个很丑的海，因为这是你的国家的海。”

　　开往伦敦的船，定第二天凌晨四点起锚，我们三点半就上了船，找了个还算不错的地方坐定下来，我们背靠着一堆木箱，它们多少还能遮蔽一点从北面刮来的潮湿、寒冷的海风。

　　在几盏若明若暗的灯光下，我们看见轮船在上货；滑轮传来嘎嘎的响声；木箱被吊进货舱时发出很大的，象爆炸般的声音；水手们不时喊出几声嘶哑的叫唤。然而，从冒着小缕小缕白色水气的蒸汽机里发出来的轻微的哧哧声，反而是这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声中最具有支配力的、举足轻重的声音。缓慢的钟声噹—噹—噹地敲响了，缆绳从码头上被抛进了水里。我们起程了，朝着我的国家开去。

　　我常常对马西亚说，没有什么能比乘船更舒服的了，它在水面上轻轻滑动，你意识不到它已经走了许多路。真是妙不可言，只有梦里才能这样。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总要想起天鹅号和我们在南运河上的航行。殊不知大海并非运河，我们才驶出防波堤，船就仿佛一下子向海底沉去，然后它升了上来，接着又向更深的水底沉去；我们象踩在一块其大无比的秋千板上，连续大起大落了四、五次。这时候，船身在剧烈地摇动、颠簸，我们看到烟囱里放出一股白色的气柱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厉的长鸣。在这以后，我们四周变得寂静无声了，只能听见舷轮在打水，声音时而在左舷，时而在右舷，那是船体在不停地左右倾斜的缘故。

　　“‘真是妙不可言’，你的‘轻轻滑动’！”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涌潮⑤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还不仅是涌潮在使船体横向摇动和前俯后仰，也因为海面太宽而且海上有浪。

　　突然，好久不说话的马西亚一下子直起了身子。

　　“你怎么啦？”我问他。

　　“我感到颠得太厉害，有点恶心。”

　　“是晕船。”

　　“没错，我觉得是的。”

　　几分钟以后，他急急忙忙地跑向船过，扶在船舷上。

　　啊，这个可怜的马西亚，他多难受啊！我用胳膊把他紧紧搂着，让他把头靠在我的胸膛上，但这全都没用，丝毫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呻吟着，不时站起来匆匆跑过去扶着船舷，几分钟之后又跑回来蜷缩在我怀里。

　　他每次跑回来都要向我伸伸拳头，半真半假地说：“啊，这些英国人，不安好心！”

　　“谢天谢地，没有心才好呢！至少不会恶心了。”我回敬他。

　　到了第二天，天刚亮，尽管天气阴沉有雾，然而，耸得老高的白色峭壁和水面上的那些看去纹丝不动的、星星点点的不挂帆的小艇都已清晰可见、历历在目。这时候，船的横向震动减弱了，我们的轮船滑进了平静的水面，现在它确实有点象在运河上平稳地滑行一样，我们已经不是在海上了，透过晨雾，可以远远地看到林木透迄的两岸，我们进入了泰晤士河⑥。

　　“我们到英国啦！”我对马西亚说。

　　但他对待这个好消息并不热情，依旧直挺挺地躺在甲板上。

　　“让我睡觉。”他说。

　　我过海时并没有晕船，所以并不想睡觉，我整理了一下马西亚躺着的地方，使他尽可能舒适些，然后爬上木箱，坐在最高一层上，卡比趴在我的两腿中间。

　　现在，我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整个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两岸景色已尽收眼底；右边是大片沙滩，上面横躺着一条由退潮后的泡沫形成的白色细带；往左边看去，啊，水天相连，是不是又要驶进大海了呢？

　　不，这只是我的错觉，因为两边带点青色的河岸正在向我迅速逼近，连浑浊发黄的、泥泞的、湿漉漉的河岸也清晰可见了。

　　在这条大河中间，停泊着许多一动也不动的下了锚的桅船；那些总是在自己后面留下一条长长的黑色烟带的汽船和拖轮，它们突突地在这些停着的桅船中间穿来穿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条大河竟被那么多船、那么多帆、挤得那么满满的！如果说加龙河曾经使我感到吃惊，那么泰晤士河却使我赞叹不已。在几艘看去象是准备起锚的桅船上，水手们在绳梯上跑来跑去；从远处看，桅杆上的绳梯细得象蜘蛛网一般。

　　我们乘的这条船，它在自己后面的黄色水面上留下了一条翻滚着泡沫的航迹，那上面飘浮着各种残骸碎片，有木板、短木头、胀得鼓鼓的动物尸体、绞成一团团的干草和漂来荡去的杂草。不时地，总会有一只我叫不出名字的飞鸟平展双翅在这些漂流物上面俯冲掠过，接着它就尖叫一声，腾空而起，嘴里叼着它刚抢到手的食物，直冲云霄。

　　马西亚为什么要睡觉呢？他现在醒着该多好，这不就是值得一看的妙不可言的景色吗？

　　随着我们的汽轮向河的上游驶去，景色变得愈来愈新奇、愈来愈好看了；已经不止是帆船和汽轮在吸引你，使你的眼睛盯住它们不放，现在更出现了三帆船、乌黑的运煤船和从老远的国家开来的大火轮；最有趣的是那些载运麦秸和柴禾的小船，看去就象是场院里的干草垛，它们在水面上缓缓地移动着，遇上漩涡，这些红的、白的、黑的大草垛便在河中心打着旋，转着圈子。但是，尤其使你大饱眼福的，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两边岸上的东西，现在已全都进入你的视线以内，连它们的细微部分你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啊，河边上的那些油漆过的、色彩夺目的房子，绿色的牧场，从未被截枝刀碰过一次的古老大树；还有，沿着航路，不管这里或那里，到处都有的那种架设在黑色淤泥上的、通向河边的、供上人上货用的栈桥以及和它们作伴的那些水位标杆和裹着一层苔衣、呈暗绿色的糊糊糊的系缆木桩。

　　我睁大着眼睛，出神地看着，心头只有赞叹和惊羡，此外什么也不想。就这样，我一个人痴痴呆呆地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泰晤士河两畔的房子已经一幢挨着一幢紧紧地接上了，在河的两岸各出现了一条红色的长长的行列。这时，天色转了，变得阴暗起来，天空出现一层由烟和雾掺和后形成的屏障，在这层屏障里，究竟是雾还是烟更多些，这是谁也无法知道的。接着，大树、牲畜、牧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都不见了，现在拔地而起的是一根根矗得老高的桅杆，这是一座桅杆的森林。莫非牧场成了锚地，这么多桅船都停泊在那上面了。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必须马上去找马西亚，我冲下“了望台”，马西亚还在老地方，他醒着，不再是萎靡不振的样子，晕船的感觉已经过去，他一跃而起，和我一起爬上了木箱，他揉着眼睛，注视着眼前那一片桅杆的奇景，他同我一样，也感到惊羡不止，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从牧场那边流进泰晤士河的各条小运河里，也同样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船只。

　　可惜的是，烟雾变得更加浓密了，人们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到一些近处的东西，船越是往前开去，看出去越感觉到模糊。

　　汽轮终于减速了，机器接着停了下来，缆绳被扔到了岸上。伦敦到了。我们夹在人群中下船，人们看看我们，但不会有谁来同我们说话，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是些完全陌生的人。

　　“我的小马西亚，该是用你英语的时候了。”

　　马西亚片刻也不犹豫，信心十足地走到一个长着棕红色胡子的胖子身旁，把帽子拿在手上，彬彬有礼地问他去格林广场的路。

　　我似乎觉得马西亚花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向这个胖子解释，胖子也似乎有好几次要马西亚重复几个同样的字或几句同样的话．当然，我是不愿意怀疑我的好朋友的英语程度的。

　　马西亚终于回来了。

　　“很容易，”他说，“只要沿着泰晤士河走就行了。我们可以顺着沿河马路走。”

　　然而，伦敦是没有沿河马路的，起码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房屋都是迳直建筑在大河的边边上的，我们只好沿着那些看来最象是沿河马路的临河小街走去。

　　这些小街都很阴暗，满是泥泞，街心里摆满了车子、木箱和各种大包小包的东西，我们想要在这些不断出现的障碍物中间成功地穿过去是不很容易的，我用一条绳子拴着卡比，让它跟着我；这时候，虽还只是下午一点钟，商店里却都已经点上了煤气灯，天空飘落着煤灰的细属和污黑的烟炱。

　　伦敦是这副模样，它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感受同泰晤士河所引起的当然完全不一样。

　　我们往前走着，马西亚不时地向人打听我们是不是离林肯小旅馆还很远；这一回。他问罢后对我说，人家告诉他，在我们所走的这条马路上，前面横着一座大门，只要穿过大门，离目的地就不远了。老实说，我感到有点奇怪，我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但我又不便明说。

　　他一点儿也没有听错，我们果然来到了一座跨街的虽说不是大门但和大门也差不多的、有着两扇侧门的大拱廊前面，这就是伦敦的巴尔礼拜堂。在那里，我们又重新问路，人们说只要向右据个弯就到了。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车来人往、闹闹嚷嚷的大街，来到了一些互相交错的寂静的小街小巷中间，我们从这条小街转到那条小巷，就象在原地转着圈子似的，并没有前进多少，很有点象进入了一座迷官。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正当我们认为已经迷了路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座有着许多坟墓的小墓地跟前，墓碑全是黑的，黑得象涂上了炭黑或黑色鞋油似的，这就是格林广场。

　　当马西亚向一个过路的人影问路的时候，我当时的眼睛已经模糊，我的心口憋得透不过气来，我发抖，我停了下来，极力稳住自己的狂跳的心。

　　后来，马西亚带着我走了一段路，我们在一块铜牌面前停了下来，铜牌上刻着两个名字：格莱斯和伽雷。

　　马西亚走上前去要拉门铃，我连忙拦住了他。

　　“你怎么啦？”他问我，“你的脸色这么苍白。”

　　“等一等，让我定一定神。”

　　他拉响了门铃，我们进屋了。

　　我当时心慌意乱，无法看清楚我周围的一切。我们好象是走进了一间办公室，看到在几盏嘶嘶叫着的煤气灯的灯光下，有两三个人正俯身在办公桌上埋头写字。

　　马西亚向其中的一个人讲了几句话，当然，我事先早已要求他担承这次谈话的任务，我在他的说话中，听到他几次重复“小男孩”⑦、“家庭”⑧、“巴伯兰”这几个字。我明白他是在解释，说我就是我的家庭委托巴伯兰寻找的那个小男孩。

　　巴伯兰这个名字产生了效果，屋里的人都拾起头来看我们了，那个和马西亚对话的人推开椅子站了起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

　　我们走进一间堆满书籍和纸张的房间。有一位先生坐在办公桌前，另一位穿着袍子、戴着假发的先生站着，站着的那位先生手里拿着好几个卷宗，正和坐着的那一位在说话。

　　送我们进来的那个人简单地把我们介绍了一下，两位先生的四只眼睛就同时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们中间谁是巴伯兰养大的？”坐着的先生用法文问。

　　听见他讲法语，我一下子就感到放心了，向前走了一步，我回答：“是我，先生。”

　　“巴伯兰在哪儿？”

　　“他死了。”

　　两位先生马上相互看了一眼，戴假发的那位就抱着他的卷宗出去了。

　　“那你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从一开始就是由他问话的那位先生继续问下去。

　　“我们用腿走到布洛涅，从布洛涅乘船到伦敦，我们刚下船。”

　　“巴伯兰给您钱了吗？”

　　“我们没有见到巴伯兰。”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应该到这里来找我们？”

　　我尽可能简要地讲述了他要我回答的问题。

　　其实我也有几个问题急着要向他提出来，其中一个问题已经几次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人家不让我有这个时间。

　　人家现在等着要我讲清楚：我是怎样由巴伯兰养大、又怎样被这个人卖给了维泰利斯，在这个主人死后我又怎样被阿根家收留和阿根老爹又怎样被送进监狱吃债务官司，最后我又怎样重操旧业、当上了流浪歌手和卖艺人。

　　我讲的时候，那位先生做着记录。他用一种使我感到窘迫的眼神瞧着我。应该说，他的面孔是冷酷的，微笑中隐藏某些狡诈的东西。

　　“这个孩子是谁？”他用铁笔尖指着马西亚问，好象要用一支箭把他射穿一样。

　　“是我的朋友、同伴、兄弟。”

　　“很好。是在马路上流浪的时候结交上的，对吗？”

　　“他是我最亲密、最真挚友爱的兄弟。”

　　“哦！我并不怀疑。”

　　我认为现在该是我提出那个从我们对话开始时就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问题的时候了。

　　“先生，我的家是在英国吗？”

　　“当然，还在伦敦，至少在目前是这样。”

　　“我就能见到吗？”

　　“不用等多久，您很快就会见到了，我派人带您去。”

　　他拉响了铃。

　　“对不起，先生，我还有一句话要问，我有父亲吗？”

　　我差一点说不出这个字眼。

　　“不但有一个父亲，还有母亲和兄弟姐妹呢。”

　　“啊！先生！”

　　门打开了，打断了正从我心头倾泻出来的激情，我只是用满含泪水的眼睛看着马西亚。

　　先生用英语和进来的人说了几句话，我相信他是要那个人带着我们去。

　　我站了起来。

　　“喔，我差点忘了，”先生说，“您姓德里斯科尔，这是您父亲的姓。”

　　尽管他面目可憎，我相信，如果他肯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跳起来去搂他的脖子的，可是，他用手给我们指了指门，我们就出去了。

－－－－－－－－－－－－－－－－－－－－－－－－－－－－－－－－－－

　　①布洛涅（即滨海布洛涅）：法国加来海峡省旧首府，为法国西北部港口城市，面临加来海峡。

　　②博韦：法国北部城市，瓦兹省首府。

　　③阿布维尔：法国北部索姆省城镇。

　　④滨海蒙特勒伊：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城镇。

　　⑤涌潮：一种在近海浅滩上发生的冲撞力很强的横向长浪，它经常出现在涨潮和落潮时。

　　⑥泰晤士河：英国南部最重要的河流，经伦敦，东流注入北海。

　　⑦⑧原文都是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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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十三章 德里斯科尔一家

　　带我去父母家里的那个办事员，是个干瘪小老头，皮肤皱缩，一脸皱纹，穿一身磨损得发亮的黑色衣服，打一条自领带。当我们走出门口来到街上的时候，他急不可待地、甚至有点象发神经病似的拼命地握他的两只手，还使劲掰他的手指关节和腕关节，让它们发出格格的响声；他又非常用力地抖动、摔踢他的两条腿，好象有意要把脚上的后跟已经穿坏的靴子踢到天上去一样；他还仰起鼻子前空中深深地吸了好几口雾气，象一个被长期关在监牢里的人，现在被释放了出来，正在由衷地感谢天主所赐的真福。

　　“他觉得这里的空气很好闻！”马西亚用意大利语对我说。

　　老头儿瞪了我们一眼，他不同我们说话，只是向我们发出“嘬嘬”的声音，就象人们向一条狗示意一样，意思是要我们跟上他的脚步，免得走丢了。

　　我们很快来到一条挤满车辆的大街，他拦住一辆驶过的街车，这是一辆有车厢的双轮马车，但那个车夫却不象通常那样坐在马屁股后面的驭座上，而是立着、笔直地高高地站立在车厢的后面，他的背后是临空没有依托的；他站得比车厢的顶盖高出许多，以致那个车盖就成了摆在他面前供他放手的桌子了。他居高临下，握着两根长长的缰绳，通过车厢顶盖，遥遥地驾驭着前面驾车的马匹。这种希罕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后来才知道它的名称叫卡普①。

　　办事员让我们上了这辆前面敞开的、没有车门的卡普；通过开在车顶上的小窗孔，他和车夫说着话，有好几次提到“贝司纳尔格林”这样一个地名。我想这一定是我父母居住的那个区的区名。我知道英文“格林”是绿色的意思，它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这个区一定栽满了各种好看的树木；那么，我住进去以后，它一定会使我感到惬意和称心；这个区想必同我们刚到达伦敦时看到的那些阴暗、可怜、糟糕透顶的街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住在一个大都市里，尤其是住在这个大都市里的一大片绿油油的树木中的一幢宅子里，那肯定是了不起的。

　　给我们带路的人同马车夫之间出现了争执，争执的时间还相当长。有时是这一个人抬头伸长着脖子，冲着小窗孔作出各种解释；有时是另一个人似乎要从他站着的位置上一下子钻进小窗孔里来申明他根本不知道对方问他的事情。

　　马西亚和我，我们紧紧挤在车座的角落里，卡比趴在我们两个人的腿中间。我听了他们的对话，对自己说，一个车夫连贝司纳尔格林这样漂亮的地方也不认识，这确实使人吃惊。要不，伦敦一定有着许多绿化区，因为相同的地方多了，就容易把它们的名字弄错；但这不同样也很叫人吃惊吗？因为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我倒宁肯相信整个伦敦都黑得如同烟囱里的烟炱。

　　我们在宽阔的马路上奔驰，随后驰进狭窄的街道，接着又回到宽阔的马路上。但是我们的马车是被如此浓密的大雾包围着，车窗外面的东西，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天气开始变冷了，我们感到呼吸困难，憋得有点透不过气来。我说的“我们”，指的是马西亚和我，因为我们的向导正好相反，他显得很惬意，不管天气怎样，他总是在用力地呼吸；他用鼻子吸气的时候，连嘴巴也张得大大的，看去他是急于要在他的肺库里储存越多越好的空气；另外。他还在继续做着掰手指头和伸腿、踢腿的动作。难道他好几年都没有动弹过和呼吸过了吗？

　　一想到只要再过一会儿功夫，也许只要再过几秒钟，我就要拥抱我的亲人，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了，这种想法使我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非常急躁和异乎寻常的兴奋情绪，然而我还是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对自己说，应该看看我们正在穿越的这个城市，这不就是我的家乡、我的祖国吗？

　　但是，尽管我把眼睛睁得很大，其结果还是没用，因为除了在浓雾中燃烧着的瓦斯灯所发出的红色亮光外，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车外的大雾，厚得象天上滚动的云块，稠得象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我们已经连从对面驰来的车辆的车灯也看不见了。我只感到我们坐的这辆卡普在时不时地紧急刹车，很明显，它随时都有可能碰着或者压着街上的拥挤的人流。

　　我们一直在奔跑着。从格莱斯和伽雷事务所里出来已经很久了，我心想，这就证明我父母是住在乡下，也许我们很快就要离开狭窄的街道在田野上奔驰了。

　　我和马西亚手拉着手。当我想到很快就要见到我父母的时候，我把他的手捏得紧紧的，我感到有必要对他说明；我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他的朋友。

　　我们不但没有到乡下去，反而走进了更狭窄的小街，我们听到了火车尖厉的鸣笛声。

　　于是我让马西亚问向导，我们是否很快就要到家了，马西亚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他说格莱斯和伽雷事务所的办事员讲，他从未到过这个贼窝。也许是马西亚弄错了，他没有听懂人家的回答。不过马西亚坚持说，办事员用的那个英文字“西埃夫”②，法语的意思正好是“小偷”；他认为这是不用怀疑的，他决没有弄错。我一时真有些困惑不解，心里想：向导这样害怕小偷，那正好说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乡下。“格林”这个字是在“贝司纳尔”的后面，正好符合那里有着一片树林或草地。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马西亚。一个向导害怕小偷，使我感到非常可笑，没有出过城的人有多蠢！

　　然而没有任何显示乡村就要出现的迹象，但这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英国本来就是一个叫作伦敦的污泥和石头的城市③。谁说不是呢，现在污泥溅满了我们的车子，一块块黑泥一直溅到我们身上；一股股恶臭的气味从四面八方把我笼罩起来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是在一个肮脏的城区，很可能这是到达贝司纳尔格林草地的最后一个区。但我又感到我们好象在原地转悠，车夫还不时放慢速度，似乎连他也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果然，他一下子把车子停了下来，我们车顶上的小窗孔打开了。

　　一场对话，或者说一场争论开始了。马西亚对我说，按照他的理解，我们的车夫不愿意再向更远的地方走去了，因为他不认识路；车夫要求向导给他指出去贝司纳尔格林的方向，而向导的回答还是“我不知道这个贼窝在什么地方”。现在“贼”这个英文字，连我也听得一清二楚了。

　　但是，我认为他们指的并不是贝司纳尔格林区。

　　争吵继续通过小窗孔进行下去，车夫和向导彼此都以同等程度的火气从这个不大的窟窿里向对方送去有来有往的责问和反驳。

　　最后，向导把车钱付给了嘀嘀咕咕的马车夫，他跳下卡普，又一次对我们发出“嘬嘬”的示意声，很明显，该轮到我们下车了。

　　我们在浓雾中来到一条满是泥浆的街道，有一间灯火辉煌的店铺，里面的瓦斯灯的灯光，通过镜子、镀金器皿和多棱玻璃砖酒瓶的反射，透过雾障，一直照射到街上阴沟旁的水潭里。这是一家小酒店，但是为了让它体面些，可以象英国人那样叫它“豪华的酒家”④，也可以简单一点叫它“金宫”，也就是说，这是一家卖杜松子酒⑤的酒店。当然，它也卖其他各种烧酒；只要是烧酒，杜松子酒也一样，都离不开以粮食或甜菜为原料的酒精。

　　“嘬嘬，嘬嘬！”我们的向导又发出了这个声音。

　　我们和他一起走进了这间“豪华的酒店”。我们刚才还认为这里是个穷人区，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店堂里到处都是镜子和镀金器皿，酒柜是银色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排场。但是那些坐在酒柜前或者肩靠在墙壁和酒桶上喝酒的人，却都衣衫褴褛，有几个人的脚上甚至连鞋子也没有，他们肯定不久前还光着脚在垃圾和污泥中走过路，因为那一只只光脚上都好象有着一层厚厚的、乌漆墨黑的、还没有擦干的黑鞋油。

　　在漂亮的银色柜台上，我们的向导要了一杯香味醇厚的白甜酒。这个刚才贪婪地吸着雾气的人，现在又贪婪地将这一杯甜酒，只一口就喝干了；于是他开始和袖子卷到肘上为他倒酒的那个人攀谈起来。

　　他是在问路，这是很明显的，我没有必要再去问马西亚。

　　我们又跟在向导后面上路了。现在街道变得更加狭窄，因而尽管有雾，两旁的屋子也还能看清楚；我们头顶上有很多绳子，它们从这边的屋子被拉到那边的屋子，上面挂满衣服和破烂，这肯定不是为了要晒干它们才晾上去的。

　　我们在哪儿呢？我开始不安了。马西亚不时看看我，但他什么也不问。

　　我们先进入一条小巷，然后来到一个院子，又穿过这个院子进入另一条小巷；这里的房子比你在法国最贫穷的乡村所能看到的还要破旧，很多是用木板钉的，象车棚或牛栏；然而这又的的确确都是些住家。头上没有帽子也不包头巾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在这一家或那一家的门口挤进去挤出来。

　　当我们借着微弱的亮光能较为清晰地看一看我们周围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女人脸上都没有一丝血色，亚麻色的黄头发技在肩上，孩子们几乎都光着身子，只是背上还挂些破布条似的东西。在一条小巷中间，我们还发现有几只猪在死水潭里乱拱，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臭气。

　　我们的向导很快停了下来，他肯定是迷路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紧身蓝色礼服、头戴漆皮帽的人向我们走了过来，他袖口上有一圈黑白饰带，腰带上挂着手枪枪套。这是警察，用英国人的叫法，他们是“警察局的人”⑥。

　　一场谈话又开始了。不一会儿，我们跟在警察后面上了路；我们穿过了一些小街、几个院子和弯弯曲曲的街道，我仿佛觉得周围的房子都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样子。

　　我们终于在一个院子里停了下来，院子中央有一个水塘。

　　“这里就是红狮院。”⑦警察说。

　　这个名字我已听到过几次了，马西亚曾对我说过这三个字的意思。

　　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这里不可能就是贝司纳尔格林，我的父母难道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可是……

　　我没有时间去琢磨在我不安的头脑里所产生的这些问题，警察敲了敲用木板钉成的牛栏一样的门，向导谢了谢他，这样，我们算是到了。

　　马西亚没有放开我的手，他紧紧地握着，我也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两个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搅得我心神不定的忧虑也同样在折磨他。

　　我是那样的心慌意乱，连警察敲过的门是怎样在我们面前打开的都不太清楚了。我们走进一间空空荡荡的房间，里面点着一盏灯，炉算上燃着煤火；这时候，我的神志又恢复清醒了。

　　在炉火前面，有一张草编的安乐椅，它的式样有点象那种供圣像的木龛，那上面坐着一个头上戴顶黑色软帽的白胡子老人，他象尊雕像，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另外有一男一女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的两头，男的有四十岁上下，穿一身灰丝绒服装，他的面孔显得聪明而冷酷；女的比他要年轻五、六岁，一头金发垂在一块交叉系在胸前的黑白方格披肩上，她的眼睛呆滞无神，在她的应该说是很漂亮的面容上显出一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冷漠的表情，至于她的姿态，那也同样显得无精打采。屋里还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是一式金黄色头发，就象他们母亲的亚麻色金发一样；最大的男孩看去有十一、二岁，最小的女孩刚只三岁样子，她正在地上蹒跚地学步。

　　以上这一切，在我们的向导，那位格莱斯和伽雷事务所的办事员，他还没有把话说完之前，我只瞥了一眼，便全看清楚了。

　　向导讲了些什么，我几乎没有听见，其实即使听见了，也全然听不懂；但是德里斯科尔这个姓，也就是开事务所的那位律师所说的我的姓，总算没有叫我的耳朵漏掉。

　　现在，所有的眼睛都转过来盯着马西亚和我，甚至那个一动不动的老头也不例外，唯独小女孩被卡比吸引住了。

　　“你们俩谁是雷米？”穿灰丝绒套服的那个人用法语问我们。

　　我向前走了一步。

　　“是我。”我回答。

　　“那好，孩子，亲亲你的爸爸吧！”

　　我从前只要一想到这个时刻，总以为会感到一股把我不由自主地推向我父亲怀抱的强烈的激情，可我现在并没有感觉到这股激情。但是，我还是走上前去吻了我的父亲。

　　“现在，”他对我说，“该亲你的爷爷、妈妈、兄弟和姐妹了。”

　　我先走向我的母亲，把她抱在怀里；她让我拥抱，但她却不拥抱我，只对我讲了两三句话，我当然没有听懂。

　　“跟你爷爷握握手吧。”我父亲对我说，“轻一点，他瘫痪了。”

　　我也和我的两个弟弟、我的姐姐握了握手；我想抱抱小妹妹，可是她正在一门心思抚摸卡比，一手把我推开了。

　　当我从他们跟前挨个走过去的时候，我不由得对自己感到生气，唉，这是怎么啦！我终于回到了自己家里，却没有感到什么欢乐。我有了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我还有祖父，我和他们团聚了，但我心里还是冷冰冰的。我曾经那么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时刻，我将要有个家，我将要有亲爱的父母，我将爱他们，他们也将爱我，一想这些，我曾经高兴得疯了一样；然而，现在我却用审视陌生人的眼光看着他们，这是怎么啦！使我感到困惑的是，我心里并没有什么话想同他们讲，连一句亲热的话也找不出来。我难道是个没有心肠的人？我难道是那种不配有家庭的人？

　　如果我是在一座宫殿而不是在木板房里找到了我的父母，难道我心里也会象现在那样感觉不到那种温暖的感情吗？而在几个钟头以前，我对自己还不认识的父母是满怀这种感情的，为什么在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时候，反而不能表达出这种感情呢？

　　这种想法使我感到羞惭。我又走到我母亲的跟前，又一次拥抱她，紧紧地亲她。也许她并不明白出现在我身上的这股激情的缘由，她没有用亲吻和拥抱来回答我，而是用无动于衷的神情看着我，然后稍微耸了耸肩，对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父亲，说了几句我听不懂、但使她丈夫笑得很起劲的话。这一个的一脸冷漠和那一个的一脸讪笑，使我的心痛得再也无法忍受了，我那对父母的如此炽热的激情，看来在他们眼里连个屁也不值。

　　但是他们不让我有时间沉湎于自己的万感千愁的感想中。

　　“这一个呢，”我父亲指着马西亚问我，“他是谁呀？”

　　我向他解释是一种什么关系把我同马西亚联系在一起的，我尽力在说话中强调马西亚对我的诚挚的友爱，同时又极力说明我还欠着马西亚许多恩情。

　　“很好。”我父亲说，“他是想到这里来旅行几天啰。”

　　我正要回答，马西亚却打断了我要说的话。

　　“是这样。”他说。

　　“巴伯兰呢？”我父亲问，“他为什么没有来？”

　　我告诉他巴伯兰死了。我们是在夏凡侬从巴伯兰妈妈那里得知我的父母在找我之后去的巴黎，而当我们到达巴黎的时候，这一死讯使我们感到多么失望！

　　我说的话，父亲都为母亲翻译了一遍，我相信我听懂了她回答时所说的“很好！”或“太好了！”这两句英国话，因为我懂得“好”⑧和“很好”⑨这两个英国词，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巴伯兰死了她要说好或很好呢？我心里暗暗自问，一时却找不到答案。

　　“你不懂英语吗？”父亲问我。

　　“不懂。我只懂法语，还懂意大利语，那是跟一个师傅学的，巴伯兰把我卖给了他。”

　　“是维泰利斯？”

　　“您知道……”

　　“前段时间我去法国找你的时候，巴伯兰跟我说起过他的名字。你一定觉得很奇怪，也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十三年没有找你，而后来又突然想起了要去找巴伯兰的原因吧。”

　　“啊！是的，很想知道，我对您说实话，非常非常想知道。”

　　“那你到火炉边来，我给你讲。”

　　进屋的时候，我已经把竖琴靠在墙边，现在我解下背包，坐在指定的地方。

　　但是，当我把沾上泥的、湿漉漉的双腿伸向火炉的时候，祖父却朝我这边“啐”地吐了口唾沫，他不开口，有点象一只发怒的老猫。没有必要作什么解释，我已经明白我是碍着他了，于是我把腿缩了回来。

　　“不用管他，”我父亲说，“老人不喜欢别人坐在他的炉子前面；你要是冷，就烤烤吧，用不着和他客气，别不好意思。”

　　听到当着这个白发老人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感到吃惊，我觉得，恰好相反，正是对这个老人，说这样话的人应当感到不好意思。我把腿缩向我坐的椅子下面。

　　“你是我的长子，”父亲对我说，“你是我和你母亲结婚一年后生的。当我娶你母亲的时候，有一个姑娘以为我本来会娶她做妻子的。这场婚姻使她怀着疯狂的仇恨，她把你母亲当作她的敌手。为了报复，正好在你满六个月的那天，她把你偷走了，并且带到了法国，把你扔在巴黎的街头。凡是可能去找的地方我们都去找过，就是没有到巴黎去找，因为我们想象不到有人会把你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们找不到你，便以为你已经死了，永远也见不到你了。直到三个月前，这个女人得了绝症，她在临终之前讲了实话。我们立刻动身去法国，到那个人们扔掉你的地方的警察局长那里去了解，在那里，人们告诉我，说你成了克勒兹的一个泥瓦匠的养子，是他捡到了你；我又立刻赶到夏凡侬，巴伯兰对我说，他把你租给了一个叫维泰利斯的流浪乐师，你和他一起走遍了整个法国。因为我不可能留在法国，不可能亲自寻找维泰利斯的下落，所以我委托巴伯兰，并给了他钱，让他去巴黎。同时，我又嘱咐他，当他找到你之后，就通知受理我的事务的律师格莱斯和伽雷先生。如果我没有把这里的地址给他，那是因为我们只是在冬天才住在伦敦；在天气好的季节里，我们全家就要带着我们的车辆走遍英格兰和苏格兰，去做流动商贩的生意。就这样，我的孩子，你现在被重新找到了。十三年以后，你又在家庭里占有了你的位置。我懂得，你有些惊惶不安，因为你不了解我们，听不懂我们说些什么；同样你也没法让别人明白你的话；但我希望你很快就会习惯起来。”

　　是呀，也许我很快就会习惯的，这是很自然的，既然我现在是在自己的家里，今后和我一起生活的将是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妹，那么，一切不是很快就会习惯起来的吗？

　　漂亮、讲究的襁褓并没有表明我的家庭的实际情况，这对巴伯兰妈妈，对丽丝，对阿根老爹，对所有救助过我的人，都是个不幸。我已不能实现我所梦想的事情，因为流动商贩，尤其是住在木板棚里做小生意的人，他们是不可能富有的。但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我终于有了一个家。在一个孩子的梦想中，母亲就是财富，爱抚比财富更有价值。我需要的不是钱，而是爱。

　　在我听父亲讲述的时候，餐具已经摆上桌子，那是些蓝花盘子。在一个金属盘里，有一块烤牛肉，周围放了些土豆。

　　“你们饿了吧，孩子们？”我的父亲冲着马西亚和我问道。

　　马西亚露出了他洁白的牙齿。

　　“好了，上桌吃饭吧！”父亲说。

　　但在入座之前，他把我祖父的扶手椅先推到桌子边上，然后他自己背靠火炉坐了下来。他开始切烤牛肉，给我们每人好大一块牛肉，还加了些土豆。

　　尽管我不是在那种讲谦恭、礼仪准则的上等人家中长大起来的，或者干脆说吧，尽管我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是我还是注意到我的弟弟和姐姐经常用手抓着吃，还把手指蘸上点儿汤放进嘴里舔着，而对这种使我感到不好受的餐桌上的恶习，无论是我的父亲或我的母亲都视若无睹，似乎并不介意；我也注意到我的祖父，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盘子，那只唯一还听他使唤的手不断地、穿梭般地、一刻也不停地在盘子和嘴边之间往返忙碌，当有点什么从他发颤的手指间掉了下来的时候，我的兄弟们就当面嘲笑他。

　　晚饭吃过后，我以为我们要坐在火炉旁愉快地度过临睡前的那些时刻了，可是我父亲说，他等着会朋友，我们应当去睡觉。他拿了一支蜡烛领我们到了一个库房，那库房和我们刚才吃饭的屋子是相通的，那里放着两辆大车，就是通常流动商贩卖货用的那种车辆，他打开了一辆贩货车的车门。我看见里面有一张双层床铺。

　　“这是你们的床。”他说，“好好睡吧。”

　　我在我的家——德里斯科尔家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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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卡普：英国的一种旧式的有车厢的单马双轮或四轮车。

　　②原文是英文“贼”字，译文是谐音。

　　③在原文中这段话较费解。这是作者描写的雷米当时的心理。雷米年幼无知，当时又处在极度慌张迷惑的心理状态中，他先把贝司纳尔格林这个地名拆开来理解，成了贝司纳尔树林或贝司纳尔草地；现在他在自我安慰中把英吉利这个词按法文“昂格勒坦尔”一词拆开来，法文称英国为“昂格勒坦尔”（这里是中文谐音），这个词的前半部“昂格勒”（谐音，下同），在法文中作“角”或“隅”的意思讲，因而可作“一小块地方”去理解；这个词的后半部“坦尔”，在法文中为“土地”，因而可作石头和泥土去理解。把两部分加在一起，成了石头和泥土的一角，或泥土和石头的一隅之地。于是，雷米认为英国比伦敦大不了多少，伦敦基本上就是英国；无论是英国还是伦敦，无非都是石头和泥土的城市。作者这样描写，是表明孩子式的无知和孩子式的思想混乱。

　　④豪华的酒家：英俚称卖杜松子酒的小酒店为“豪华的酒家”或“金宫”。杜松子酒的英语译音为“金”，在我国称“金酒”。是烈性酒。

　　⑤原文为刺柏子酒，在译文中为了和金酒统一，改泽为杜松子酒。

　　⑥原文是英语。

　　⑦原文是英语。

　　⑧⑨原文是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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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十四章 孝敬父母

　　父亲离开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蜡烛，但他也把我们的车门从外面锁上了，我们就只好赶快睡觉。尽管这一天的事儿是这么多，我们却没有象往常的晚上那样聊天，也没有议论各自对这些事儿的印象。

　　“晚安，雷米。”马西亚说。

　　“晚安，马西亚。”

　　马西亚看去并不比我更想说话，这样倒好，我正巴望他不要说话。

　　但是，不想说话并不等于想睡觉。蜡烛燃尽了，我还在这张窄小的床铺上翻来覆去地寻思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我正在这样寻思的时候，听见睡在上铺的马西亚也在动弹，也在翻身，这证明他也并不比我睡得更好。

　　“你还没睡着？”我低声问他。

　　“还没有。”

　　“不舒服吗？”

　　“不，谢谢你。我自己倒没什么，但是周围的东西有点不大对头，它们在旋转。它们一忽儿升上来一忽儿沉下去，就象我现在还在船上、车上似的。”

　　马西亚睡不着难道只是因为晕船吗？他醒着，他现在想的事情不正是我也在想的事情吗？他是非常爱我的，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是那么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我感觉到的，他当然也能感觉到。

　　还是一丝睡意也没有。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有一种压在我心头的隐隐约约的恐惧也在随着它一分钟一分钟地增大起来。起初，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头脑中的那些使人恼火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只觉得那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羞惭或发窘的感觉；现在我清楚了，那是恐惧。惧怕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反正，不管你怎么说，它是恐惧。但并不是因为我睡在这辆车子上、车子又在贫穷的贝司纳尔格林区，我才感到恐惧的。在我的流浪生活中，有多少次都是在没有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度过黑夜的，那时我确实感到过象此刻一样的害怕，可我现在非常清楚，我不用害怕有任何危险，但我还是感到害怕。我越是想赶走这种恐惧感，心里却越是感到惊慌和不安。

　　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因为四周没有报时的钟声，我不知道夜到底已有多深。突然，我们库房门上发出了很大的响声，我说的这扇门，是开向另一条街道的，并不是开在红狮院院内的那扇库房门。接着，在几声在规律的、间歇的敲打后，一束亮光射进了我们的车子。

　　我非常吃惊，赶紧往四周望了望，这时靠着我床铺睡的卡比也被惊醒了，发出了低沉的吠声，我发现亮光是从开在我们车身板壁上的小窗里照进来的；我们的双层铺就贴着这扇小窗，但在我们上床的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车身上还有着这扇小窗，因为它被一块挂在车身里面的窗帘挡着，窗帘上半部紧贴着马西亚的床，下半部贴着我的床边。为了不让卡比把院子里的人都惊醒，我用手捂住它的嘴，然后拨开一点窗帘，朝外面望去。

　　我父亲悄悄进入库房，他不让发出一点儿声音，灵活地打开了临街的这扇门，放进两个人，他们肩上都扛着沉重的包袱，接着他轻手轻脚地又把门合上。

　　他用一个手指压住嘴唇，用另一只提着一盏灯的手朝我们睡觉的车子指了指，示意不要弄出响声把我们惊醒。他提在手里的那盏灯，是一盏有意用东西遮住了亮光的幽暗的灯。

　　他如此小心，使我受到感动，我想叫住他，告诉他我还没有睡着，不用为了我，使他自己这样不方便，但我怕吵醒马西亚，他，马西亚这时也许睡得很好，我于是没有作声。

　　我父亲帮那两个人从肩上卸下包裹，接着出去了一会儿，但很快又和我母亲一块进来了。在他离开的时候，那两个人打开了他们的包裹，一个包裹里装满了各种布料；另一个装着各种针织品，好象是毛衣、裤衩、袜子和手套这类的东西。

　　于是刚才使我感到惊异、不明白的事情，现在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些人原来是商人，他们是来把他们的货品卖给我的父母的。

　　父亲将这些货品逐件在灯光下查看，看完一件递给我母亲一件。我母亲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她把从货品上剪下来的标签放进她的衣服口袋里。

　　这事使我感到古怪。还有，在这种时候做买卖也显得有点异样。

　　父亲一面对货品进行着非常认真的检查，一面悄悄地在和那两个扛包裹进来的人说话；要是我听得懂英语，我就会知道他们说的是些什么；老话说：你不明白，所以你听不懂；我恰恰相反，耳朵听不懂，所以心里不明白。然而“警察”这个字眼，也仅仅是这个宇眼，却没有让我的耳朵漏掉。

　　包裹里的东西被仔细检查完毕后，我的父母就和那两个人一起离开库房进了屋子，我的周围重新出现了一片黑暗。显然，他们是结帐去了。

　　我对自己说，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是最正常不过的，然而尽管我的愿望是如此善良，我却不能说服自己。为什么这两个人不走红狮院的大门呢？为什么他们说到“警察”这个字眼的时候，声音放得这么低，好象生怕被人在外面听见呢？为什么我母亲要把买来的东西的标签剪掉呢？

　　这些问题搅得我无法入眠，因为找不到答案，我就极力想把它们从我头脑里赶走，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它们，但毫无结果。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亮光照进了我们的车子，我也又一次从窗帘的缝隙里向外张望，但这一次，我这样做，是不顾我的意愿，也违背我的意愿的。它和第一次不同，那次是很自然的，只是想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这一次，尽管我对自己说，我不该看，但我还是看了；我对自己说，也许还是不看更好，可我还是想看个究竟。

　　现在只有我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母亲把运来的东西很快打成两个包，父亲把库房的一个角落打扫干净。在他用扫帚使劲扫开的干的沙土下面，立刻出现了一块翻板。他掀开翻板，我母亲这时已经把两包东西捆好，父亲抱了这些相好的东西从翻板口下了地窖，母亲用一盏灯照着，但我看不见地窖有多深。包裹下去了，父亲自己空着手上来了。他把翻板盖好，用扫帚把扫去的干沙土又好回原处；他的这些活儿一做完，翻板的进出口就再也看不见了。他们两人又通力合作在沙土面上撒了些麦秸，那个地方便和到处都是麦秸的库房的别的地面一样。

　　他们出去了。

　　在他们轻手轻脚关上库房门的时候，我觉得马西亚好象在他的床铺上动了一下，然后又似乎把头枕到了枕头上似的。

　　马西亚看见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了吗？

　　我不敢问他。现在已经不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在使我窒息了，我已经明白我为什么要害怕。真可怕，我从头到脚都叫冷汗浸湿了。

　　我就这样痴痴呆呆挨过了整整一夜，直到附近的一只鸡用它的啼声向我报晓时我才睡着；然而那是一种昏沉的、心悸的、做着恶梦的睡眠，这些恶梦使我害怕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一阵开锁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们的车门被打开了。我以为是我父亲来告诉我们该是起床的时候了，我闭上眼睛，不想去理他。

　　“是你弟弟，”马西亚对我说，“他让我们自由了，他已经走了。”

　　我们起床。马西亚没有问我睡得好不好，我也没有问他任何问题。他盯着我瞧了半天，我只好把眼睛转开，不去看他。

　　我们回到昨天吃饭的那间屋子，但父亲和母亲都不在那里，只有祖父一动不动地坐在火炉边的他那张扶手椅里，好象从昨天以来他根本没有挪动过地方。那个叫安妮的姐姐在擦桌子，我的大弟阿仑在打扫屋子。

　　我走过去想和他们握手，他们都只顾干他们的活儿，根本不答理我。

　　我向祖父那边走去，但他不让我靠近，象昨天一样，朝我啐了一口，我立刻站住了。

　　“你问问吧，”我对马西亚说，“我今天上午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怎么说马西亚就怎么问。我的祖父听到讲的是英语，变得稍微和气了点，他那呆滞得可怕的脸容有了些松动，开始愿意回答了。

　　“他说些什么？”我问。

　　“说你父亲要出去一整天，你母亲在睡觉，说我们可以去散散步。”

　　“他就说这些吗？”我又问，觉得这段翻译出来的话太短了。

　　马西亚露出一副尴尬的神态。

　　“我不知道是不是听明白了他的其余的话。”他说。

　　“挑你听明白的说吧。”

　　“他好象说，如果我们在城里碰上好机会，就不该放过。他还加了一句：‘记住我的话，我们是靠傻瓜养活的。’这一句话他肯定是说了。”

　　我的祖父大概猜到了马西亚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他在听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用他那只没有瘫痪的手，做着往他的口袋里放什么东西的样子，同时还眨了眨眼睛。

　　“我们出去吧。”我对马西亚说。

　　整整两三个钟头里，我们都在红狮院附近溜达，不敢走远一步，因为我们怕迷路。我发现贝司纳尔格林的白天比它的黑夜还要可怕。你在人们身上看到的，或是在人们住的房子里看到的，都是令人心酸至极的贫穷景象。

　　马西亚和我一路走，一路看，谁也不说话。

　　我们转身往回走，走到了院子的另一头，我们回家了。

　　我的母亲已经离开了她的房间，我从门口看见她的头靠在桌子上。我想她是病了。既然我没法和她说话，我就跑过去拥抱她。

　　我用双臂搂住她，她的头抬起来了，但摇晃着；她眼睛看着我，但肯定没有看见我。我从她嘴里喷出的热气中闻到一股金酒的味道。我退了回来。她的头又栽倒在摊开在桌子上的她的两条胳臂中间。

　　“金酒。”我的祖父说。他冷笑地看着我，又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活，而金酒这个词我是听得懂的。

　　开始，我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似乎失去了知觉一般。几秒钟后，我看了看马西亚，马西亚也看看我，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我向他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人又出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手拉着手，并肩走着，一言不发。我们径直朝前走，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走向什么地方。

　　“你这样走，是想去哪里？”马西亚惴惴不安地问我。

　　“我也不知道。到一个我们可以说话的地方去，我有话要对你说。这里人太多，在人群里，我不能讲话。”

　　这是事实，我在维泰利斯戏班子里的时候，我和我师傅的流浪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田野上或森林中度过的，这就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从来不在城镇或乡村的街道上讲重要的事情，因为只要有人过来打扰我一下，我的想法、我本来想说的话就会被打乱，而我现在正准备严肃地和马西亚谈一次话，所以应该让自己保持清醒，知道该讲什么和怎么讲。

　　当马西亚问我究竟想去哪里的时候，我们正走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它比我们刚出来时经过的那些小街要宽得多。我仿佛瞥见了街道尽头有着树林，可能快到田野了吧，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去。但根本不是什么田野，而是一个有着宽广的绿色草坪和幼树丛的大公园。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那坐下来同马西亚好好谈一谈的想法可以实现了。

　　我已下了决心。我知道该说什么。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的小马西亚。”当我们选了个僻静隐蔽的角落坐下来后，我马上就对我的同伴讲出了我准备好的第一句话，我接着说下去，“你是知道的，对吗？正是出于友谊，我才要求你陪我来到我的父母家里。你不会怀疑我对你的友谊吧，是吗？”

　　“你真是个傻瓜！”他强装出笑脸回答我。

　　“你想笑，为的是让我坚强起来；但是，如果我变得脆弱了，那也没有关系。除了你，我能向谁去哭诉呢？”

　　我于是扑在他怀里，哭得跟泪人一样了。当我在这广袤的世界中失去了一切，只剩下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我也不会感到现在这般的不幸和痛苦。

　　放声痛哭了一阵之后，我强使自己平静下来。不是为了让马西亚怜悯我，我才把他带到这个公园里来的；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

　　“马西亚，”我对他说，“你应该走，应该回到法国去。”

　　“要我离开你，永远办不到！”

　　“我早知道你会这样回答我的，你说你永远不离开我，这使我感到安慰，感到幸福，请相信我吧。但是，你应该离开我，你应该回到法国、回到意大利去。你去哪里都行，这并不重要，只要不留在英国。”

　　“那你呢，你想去哪儿？你愿意我们去哪儿？”

　　“我！我应该留在这里，留在伦敦，留在我的家里。难道留在我父母的身边不是我的义务吗？把我们剩下的钱带上走吧！”

　　“别说这些了，雷米！如果谁应该离开的话，正相反，应该是你。”

　　“为什么？”

　　“因为……”

　　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两只眼睛避开了我的询问的目光。

　　“马西亚，你应该用真话回答我，要坦率，不要转弯抹角，不用担心我受得了还是受不了，不要害怕，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没有睡着？你都看见了？”

　　他垂下了眼皮，用憋住气的声音说：“我没有睡着。”

　　“你看见什么了？”

　　“都看见了。”

　　“那么你都明白了？”

　　“卖货的那两个人，他们的货色不是买来的。你父亲责怪他们为什么不敲屋子的正门，而去敲库房的门。他们回答说，警察正在注意他们。”

　　“这你就明白了，你应该离开。”我对他说。

　　“如果我该离开，你也同样该离开。我们哪一个留在这里都没有好处。”

　　“我要你陪我来，那是根据巴怕兰妈妈对我说的情况，也根据我自己的梦想和愿望，我原以为我的家庭能使我们俩都受到教育，我们也可以从此不分开；但事实并非如此。梦想……最后还是梦想，我们只好分手了。”

　　“决不分开！”

　　“好好听我说，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不要再加重我的痛苦了。在巴黎，如果我们碰上了伽罗福里，如果他又把你抓在手里了，你当然就不会再愿意我和你待在一起了，不是吗？那么此刻我对你讲的，正是那个时候你会对我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他不回答。

　　“是这样吧？告诉我，是不是这样？”

　　他想了一会儿，说：“该轮到你听听我的了。好好听我说吧。在夏凡侬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家里的人在找你；我听了之后非常痛苦。我本该为了你将找到父母而高兴，可相反，我很不高兴。我没有想到你的快乐和幸福，我只想到我自己。我当时想：你有了兄弟和姐妹，你就会象爱我那样去爱他们，也可能爱他们胜过爱我；但他们有钱，他们有教养，受过好的教育，他们是些长得很漂亮的少爷、小姐，我嫉妒了。明白了吧，这就是你应该知道的，这就是我应该向你承认的真话。我要求你饶恕我，如果对这样自私的感情你也肯饶恕的话。”

　　“啊，马西亚！”

　　“说呀，对我说你饶恕我了。”

　　“我真心真意地原谅你，我早就知道你的痛苦，我没有责怪过你。”

　　“那是因为你太傻，你是个诚实的大傻瓜。应该恨那些心坏的人，过去，我的心就很坏。你所以能原谅我，那是因为你的心太好；我的心不好，所以我不会原谅我自己。我有些想法，你并没有全知道，我曾对自己说，‘我和他一道去英国，先去看看再说，他要是很得意，很神气，在他没有功夫再想到我的时候，嘿，那我就赶紧走，我要一口气跑回卢卡，去拥抱我的克里斯蒂娜。’但是你现在并不富有，并不幸福；你不但没有钱，而且你……就是说，你也并不象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会忘掉我。这样，我就不该走了，我的兄弟，我的好雷米。”

　　说着说着，马西亚抓住了我的手，亲了又亲；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睛，然而，这不再是我刚才所淌出的那种苦涩的和灼痛人的泪水了。

　　我尽管感动得不能自己，但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的想法。

　　“你还是应该走，回法国去，去看望丽丝、阿根老爹和巴伯兰妈妈，去看望我的朋友们。你应该对他们讲，我为什么不能做我一心想为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为什么不能实现我的梦想和诺言。你去解释一下，我的父母并不象原先我们想象的那样富有，这就足可以使大家原谅我了。你说是不是？我的父母并不富有，这就说明了一切，对吗？贫穷并不是一种耻辱。”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富有，你才要我走的，所以，我不走。”

　　“马西亚，我求求你，不要加重我的痛苦了，你看，我已经苦成这个样子了。”

　　“啊！我不强迫你对我明讲那些你认为说了之后会蒙受羞辱的话，我不是那种刁钻的人。但我也不是那种精明的人。我不精明，我的这个东西，”说到这里，马西亚停了下来用手敲敲他的脑袋，“它不灵，对钻到它里面去的东西常常不太明白；但是不要紧，我在这里还有着另外一件东西，”说到这里，马西亚又停了下来；这回，他把手放在他的心口上，“它什么都能感觉到，什么都能察觉出来。现在，你要我直说，那我就直说，并不是因为你父母穷你才要我走开的；也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养活我，因为我并不需要他们负担什么费用，我可以为他们干活。是……是因为你在夜间看到那情景之后，在为我担心。”

　　“马西亚，不要说这些了。”

　　“你害怕我将来也会去剪掉不是花钱买来的东西上的标签。”

　　“啊，别说了！马西亚，我的小马西亚，别说了！”

　　我把羞得通红的脸藏在两只手掌中间。

　　“好了！如果你为我担心，”马西亚继续说，“我也为你担心。所以我对你说：‘我们一起走吧！回到法国去！找巴伯兰妈妈、丽丝和你的朋友们去！’”

　　“办不到！我父母对你来说，可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你也不欠他们什么；而我呢，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应该留下，和他们在一起。”

　　“你的父母！这个瘫痪的老头是你的祖父！这个倒在桌子上睡觉的女人，是你的母亲！”

　　我猛地站了起来，用命令的、不再是恳求的口吻喊道：“住嘴！马西亚，我不许你这样说话！你讲的是我的祖父和母亲，我应该孝敬他们，爱他们。”

　　“假如他们真正是你的父母，那你就应该这么做；但是，他们如果不是你的祖父，也不是你的父母，那你难道也同样去孝敬他们和爱他们吗？”

　　“你没有听见我父亲讲述的那一段经过吗？”

　　“故事能证明什么？他们失掉了一个你这样年龄的孩子，他们在找他，找到了一个年龄一样大的，就是那么回事。”

　　“你忘了，人家把他们的孩子偷走后，扔掉孩子的地方是在勃勒得依街，我恰好是在这条街上被发现的；再加上孩子的丢失、被扔掉和被发现都在同一天。”

　　“为什么同一天就不可能有两个孩子都被人扔在勃勒得依大街上呢？警察局长打发德里斯科尔到夏凡侬去，难道他在这件事情上就肯定不会弄错吗？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荒谬！”

　　“也许是吧。我说的和我解释的都可能是荒谬的，但那是因为我说不清楚，解释不清楚；那是因为我的脑子笨，要是换一个人，他就会把事情解释得比我清楚、比我合理了。并不是事情荒谬，是我这个人太笨。总之，就是这么回事。”

　　“唉，不，不是事情没有解释清楚，而是有许多事情你根本没有解释。”

　　“最后，你还应该注意到，你一点也不象你的父亲和母亲，你的头发也同你的兄弟姐妹们的完全不一样，你要注意听着，他们的头发是一模一样的金黄色，而你的为什么不是？另外，还有一点也很奇怪，这样的穷人，怎样花得起那么多钱去找一个孩子？依我看，这些理由都足以说明，你不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我知道，我蠢，人家也常常指着我这么说，说我的脑瓜太笨。但是你不姓德里斯科尔，你不应该和德里斯科尔一家待在一起。如果你对我说的全然不顾，一定要和他们在一起，那我也留下。不过你应该给巴伯兰妈妈写封信，让她确切地告诉我们，包裹你的襁褓是个什么样子。当我们收到她的信之后，你就去问问你那所谓的父亲，那样我们也许就能把事情看得清楚一些。直到那个时候以前，我哪儿也不去，只和你待在一块。如果需要干活，我们就一起去干。”

　　“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敲马西亚的头呢？”

　　他凄然地笑了。

　　“那也不会是最难受的吧，为朋友挨几下接会感到很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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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十五章 卡比遭诱骗

　　整整一天，我们一直在这美丽的公园里散步和聊天，中午只买了块面包充饥，我们回到红狮院的时候，已是日落西山了。

　　我父亲已经回来，母亲的酒也早就醒了。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都没有责备我们在外面玩了这么长的时间，只是在吃过晚饭后，父亲说他有话要对我和马西亚讲，并把我们叫到壁炉前，这理所当然地招致了我祖父的一阵咕噜咕噜的低吼。这个老人，为了守住他的地盘，发出的声音是很凶猛的。

　　“你们讲讲在法国是怎么谋生的？”父亲问。

　　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讲了我和马西亚的经历。

　　“那你们从来不怕饿死吗？”

　　“从来没有怕过。我们不但能自己谋生，而且还挣钱买过一头奶牛。”马西亚用一种拍着胸脯打保票的口气说。

　　这回，轮到马西亚说话了，他把买牛的事情叙述了一遍。

　　“看来你们还有点能耐。”父亲说，“表演给我看看，你们有些什么本事。”

　　我拿起竖琴奏了一曲，当然不是那支丽丝爱听的那不勒斯歌曲。

　　“好，很好。”父亲称赞道，“马西亚会什么？”

　　马西亚先用小提琴拉了一支曲子，又用短号吹了另外一支。

　　短号激起了围在我们四周的孩子们的掌声。

　　“那么卡比呢？”我父亲问，“它演什么？我想你们随身拖着一条狗，总不是光为了解解闷的吧，它起码也应该能自食其力。”

　　我对卡比的技艺一直是感到骄傲的，而且，不仅为它，也为维泰利斯感到骄傲。我要它表演了它的节目中的几套把戏。也和往常一样，它格外受到在场的“小贵宾”们的欢迎。

　　“这狗真是棵摇钱树。”我父亲说。

　　看到我父亲对卡比这样称赞，我就把卡比夸奖了一番，我说我敢保证，它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学会别人教给它的一切，甚至一般的狗不会的，它也会。

　　我父亲把我的话译成英文，他似乎还加了几句我不懂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母亲笑了，孩子们笑了，我祖父也笑了。祖父眨眨眼，连连惊呼“好狗①”，这句英国话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但我发现卡比并没有显出什么得意的样子。

　　“既然如此，”我父亲继续说，“我有个建议，不过马西亚应该先说一下，他愿不愿意留在英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愿意和雷米在一起。”马西亚回答。

　　啊，这个马西亚，他远比他自己说的要机灵，他是如此机灵，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吧！

　　我父亲猜不透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因而对马西亚的回答表示满意。

　　“既然这样，”他说：“我就来说一说我的建议吧。我们不是有钱人，大家都得干活才有饭吃。你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撂下自己正在忙着的活儿专门赶到我的家门口来买东西的，是不是？所以到了夏天，我们要跑遍英格兰，让孩子们专门跑到一些人的家门口去推销我的商品；可是到了冬天，象现在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大生意好做了；我的意思是，只要我们还在伦敦，雷米和马西亚就应该到小街小巷去演奏，我敢肯定，他们马上就可以每天都挣到大钱，尤其是因为圣诞节和除夕这样的年终节日已经临近，夜间到一家家门口去唱歌的时候快到了，去祝福节日、祝福这些守岁的人吧！去唱‘圣诞之夜’歌和赞美歌吧！这在我们英国叫‘韦茨’②，这正是你们这样能唱会拉的孩子们挣钱的好机会。但是，总不能让摇钱树卡比闲着吧，在这个世界上，浪费是万万要不得的，因此，让阿合和南德带着卡比去表演节目。”

　　“卡比只有跟我搭档才能演好，”我急忙说，“把我和它分开是不合适的。”

　　“阿仑和南德会教它的，你放心，你们这样一分开，大家可以多挣几个钱。”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这样做一点好处也没有。再说，我和马西亚的进帐也会减少。我们和卡比在一起，挣的钱可就多啦。”

　　“我们就说到这里吧。”父亲对我说，“我说该做什么，大家就得做什么，而且要立刻去做，这是家规，我要你也和所有的人一样遵守它。”

　　既然不许可反驳，我只好一句话也不说，但我暗自想道，我为卡比也设想过一些美梦，但它们实现的时候竟也如此悲惨，同我为自己所设想的美梦一样，都落了个可悲的下场。可怜的卡比，我们就要分手了，多么叫我心疼。

　　我们回大车去睡觉。父亲今晚没有把我们反锁在里面。

　　我已经上床躺下了，马西亚脱衣服总是比我慢一点，他过来贴着我的耳朵悄悄说：“你看，被你称作父亲的那个人，不止是要孩子们替他干活，还要狗替他挣钱，这总该叫你睁开眼睛了吧？我们明天就给巴伯兰妈妈写信。”

　　可是，第二天我必须训练卡比。我把它抱在怀里，不时吻吻他的鼻子，向它轻声地、耐心地解释我对它的期望。可怜的狗！它是在用怎样的眼光看着我！在用怎样的神气听着我！

　　我把牵狗的绳子放到阿合手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卡比真是条聪明、温顺的好狗，它跟随我的两个弟弟走了，脸上露出悲哀的样子，然而决没有反抗的意思。

　　我和马西亚呢，我父亲要亲自带我们到一个赚大钱的地方去。我们穿过整个伦敦，来到了这个都市的一个地方，那里尽是带有柱廊的漂亮住宅和两旁有花园的好看的林荫马路；我发现在这些有着宽阔的人行道的漂亮马路上，根本没有衣衫褴褛和面黄肌瘦的穷人，只有服饰艳丽的阔人家的太太和那些车身亮得如同玻璃、由头上扑了粉的魁伟的车夫驾着的、套上骏马的华贵马车。

　　伦敦西区距离贝司纳尔格林很远，因此我们很晚才回到红狮院。当我又见到卡比的时候，我的心放下来了，它虽然满身污泥，但神态是欢乐的。

　　我因重新见到卡比而感到如此高兴，连忙用干草给它擦了又擦，还用羊皮袄把它裹起来，让它睡在我的床上。我们两个谁为了谁而感到这样欣慰，这是不容易说清楚的。

　　就这样一连过了好几天。我和马西亚每天早出晚归，在这个区或那个区演我们的节目，至于卡比，它每天都由阿合和南德带着出去，它有它的节目要演。但是，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对我说，我第二天可以带卡比出去，因为这一天他要把阿仑和南德留在家里。

　　这件事使我们高兴极了，我和马西亚商定，打算第二天靠卡比去好好挣一笔钱，好让父亲从此把卡比永远还给我们。既然这是关系到夺回卡比的大事，我们决定哪怕再辛苦也要把明天的节目演好。

　　早上，我们给卡比认真地打扮了一番；吃罢早饭，我们便向那个由经验告诉我们的、有着最“肯掏钱的贵宾”的区出发。要去那里，我们必须在伦敦作一次自东向西的穿行，也就是说，要经过霍尔本街和牛津街。

　　但是很不幸，浓雾已经连续两天没有消散了，这对于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性是不利的。这个天，只有伦敦上空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天，是一大片桔黄色的蒸汽般的云层，街上弥漫着灰色的烟雾，几步以外你就看不见东西了；没有人走到街上来，他们宁肯在窗背后听我们演奏，他们几乎看不见卡比。一想到这一天的计划可能要落空，我们感到很恼火，马西亚就骂开了，“这该死的‘雾③’！”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分钟之后，雾给我们帮了大忙。

　　我们走得很快，让卡比紧跟在我们后面；这种时候，最好不要用绳子控它，因为只要向它发一声名熟悉的口哨声，它一定会奔跑着跟上来的，这比用牢固的链子强拉着它快跑要好。我们很快到霍尔本街。大家知道，霍尔本街位于伦敦的繁华的商业区，它在伦敦是行人最多的街道之一。我突然发现后面的卡比不见了。它怎么啦？真奇怪！我走到一条小街的尽头停下来等它。雾很大，能见度很低，所以我只好轻轻吹着它听得懂的口哨。我心里有点担心，生怕别人偷走了卡比。正在这个时候，它奔过来了，嘴里衔着一双羊毛袜子，尾巴摇个不停。它把前肢趴在我身上，把袜子递给我，让我接住。它似乎有点洋洋得意，好象成功地演完了一场难度很大的节目后，来向我请赏似的。

　　这一切全是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发生的，我被弄糊涂了。马西亚一手迅速接过袜子，一手把我拉到小街上。

　　“快走！”他对我说，“但别跑！”

　　过了几分钟，马西亚才向我说明逃走的理由。

　　“刚才我和你一样，正嘀咕这袜子是怎么来的，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小偷在哪里？’这小偷，你知道，就是卡比。没有这场浓雾，我们早已被当作小偷抓起来了。”

　　我完全明白过来了，我惊呆了。他们竟把善良诚实的卡比变成了小偷卡比。

　　“咱们快回家！”我对马西亚说，“你用绳子把卡比拴好。”

　　马西亚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迅速回到了红狮院。

　　父亲、母亲和孩子们正围坐在桌子旁忙着叠布。我把袜子往桌上一扔，阿仓和南德见了高兴得笑了起来。

　　“这是双袜子，”我说，“是卡比刚偷来的；有人把卡比教成了小偷，我希望这不过是为了好玩才这样做的吧！”

　　我讲的时候，人有点发抖，但我的语调从来也没有这个时候那样的坚定。

　　“假如不是为了好玩，”父亲问，“那你又打算怎样呢？我要你把话说清楚。”

　　“我就用绳子把卡比的脖子捆上，尽管我喜欢它，我还是要把它淹死在泰晤士河里；我不愿意让它成为小偷，我自己也不愿意做贼。如果我现在知道，我和卡比总有一天会变成小偷的话，那我这就带着它一块儿去淹死在这条河里。”

　　我父亲死死盯着我的面孔，做了个由激怒引起的、好象要把我掐死的动作，我感到他那双眼睛在烧灼我。然而，我不低头，不闭眼。他的紧绷着的脸慢慢地松开了。

　　“你说得有道理，这不过是个玩笑罢了，”他说，“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情，卡比从今以后只和你一块儿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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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是英语。

　　②原文是英语，“韦茨”是这个词的音译，指圣诞之夜到各家门口去唱歌的歌咏队。

　　③原文是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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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十六章 漂亮襁褓的疑团

　　我想同我的弟弟阿伦和南德亲近，但他们总是用敌意来报答我；我为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他们一概不欢迎。很显然，在他们的眼中，我不是他们的兄弟。

　　在卡比事件发生之后，我和他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就显得更加明显了。我虽然不能方便地使用英语来向他们表达我的意思，但我能使用一种颇为强烈的、也更能反映感情的表意动作，那就是让我的两个拳头来代替我说话。如果他们胆敢碰卡比的一根毫毛，他们就会发现还有我这个人在保护它，我会替它报仇雪耻。

　　弟弟们不认我，但我不是还有两个妹妹吗？可是，那个大的，也就是叫安妮的那个，她对我的感情并不比她的两个弟弟更好些。和他们一样，我亲近她，但我的好心换来的从来不是好报；而且，她总是天天要出点主意来跟我搞些这样那样的恶作剧。正因为这样，我应当说，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姑娘。

　　阿仑和南德把我推开，安妮处处捉弄我，最后只剩下小卡特一人了。她只有三岁，年纪太小，还不懂得和她的哥哥姐姐们结成一伙。她随意让我亲吻，首先是因为我让卡比给她表演各种把戏；其次是因为他们把卡比还给我以后，我常常给她带回些糖果、糕点和橘子之类的吃头。这些东西是在演出时候由小观众们送给我们的。孩子们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那是给狗吃的。”用橘子喂狗可以说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们，因为这些橘子可以使我获得卡特小姐的好感。

　　当我下船踏上英国国土的时候，我的心中对我的家庭充满了那么多的温存的爱意；而现在，全家中只有小卡特一人允许我爱她。祖父老是在我走近他的时候朝我身边怒气冲冲地吐唾沫；父亲只是在每天晚上跟我算帐要钱的时候才理我；母亲大部分的时间不在家里；阿仑、南德和安妮仇视我；只有当我的口袋里塞满了糖果的时候，卡特才让我亲亲她。

　　我象从高处掉了下来，一跤跌进了万丈深渊。

　　尽管我起初否定了马西亚的假设，然而在一个人独自伤心地寻思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也开始对自己说：如果我真的是这个家庭的孩子，他们给予我的应当是另外一种感情，而不该是现在的这种冷漠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们不应该对我这样无情。

　　马西亚看到我整天愁眉苦脸，便猜透了我的心事，他常常装作自言自语的样子，对我说：“我很好奇，真想早点看到巴伯兰妈妈的回信。”

　　为了取这封“留局待领”的回信，我们改变了每天的路线，不再经西史密斯运动场去霍尔本，而是直接朝着邮政总局走去。也不知扑了多少次空，我们最后终于收到了这封期待已久的复信。

　　邮政总局决不是读信的好地方。我们走进了附近的一条小街，在这条小街中间有一条小夹道，我们走进这条小夹道后便停了下来。我先让自己的心平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巴伯兰妈妈的回信，这封信自然是由夏凡侬的本堂神父代写的。

　　我亲爱的小雷米：

　　我对你信中告诉我的那些情况，感到惊骇和愤慨。因为按照我那可怜的巴伯兰在勃勒得依街把你捡回来以后所经常说的那些话来看；从我和那个找你的人交谈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你的父母的财产状况是富裕的，甚至是极其富裕的。

　　我的这种想法可以从巴伯兰把你带到夏凡侬时你穿戴的样式上得到确证；因为你当时身上穿的是只有富家婴孩才穿得起的婴儿衣服。你要我向你描述当时裹着你的襁褓的样子，这对我是很容易做到的；考虑到当人家来向我讨还孩子的时候，这些婴儿穿的衣服对辨认是有用处的；我又始终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因此，我把它们一直很好地保存到现在。

　　首先应当说的是，你没有什么襁褓。我过去曾经对你提到过襁褓，那是习惯上的说法，因为按照我们本地的习惯，婴儿总是包在襁褓里的；但是，你当时并不是用襁褓包着的，你穿的是衣服，你并没有襁褓。

　　那时穿在你身上的几件衣服是：一只花边软帽，由于它太精致、太漂亮，因而一眼看去就能知道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你身上穿的是件在领子和袖口上都镶着花边的细布内衣；此外，还有法兰绒尿布，白羊毛小袜子，用白毛线结的、带着小丝带的小鞋子，一件白色法兰绒小长袍和一件带着风帽的白色开司米小大衣；风帽的衬里是绸的，外面绣了漂亮的花。

　　你被抱回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所用的那块布的尿布，并不是你原来的尿布，那是因为你原来的那块叫你尿湿了，有人在警察局长那里给你换上了一块布的；原来的那块法兰绒尿布现在我也保存着。

　　最后还得补充一句：这些东西都没有标记，法兰绒尿布和内衣上原来大概都是绣着标志的；按照通常的习惯，标志是绣在衣角上的，但是人们发现在你的内衣上和尿布上，都有一只角被剪掉了，这说明有人耍尽了手腕，想使调查无法进行。

　　我亲爱的雷米，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一切，如果什么时候你需要这些东西，你只要写信告诉我，我给你寄去。

　　我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不能再送给我那些你答应过要送的礼物而难过。在我看来，那头用你省下来的面包钱为我买下的奶牛，已经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最美好的礼物。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奶牛总是那么健壮，产奶量一点也不减。全靠了这头奶牛，我现在生活得很自在。每每看到它，我就想起你，也想起你的小同伴马西亚。

　　给我写信吧，我将高兴地听到你的消息，我希望都是些好消息。象你这样一个温顺可爱的孩子，怎么可能到了家里反而感觉不到幸福呢？这个家里的人不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吗？他们为什么不象你应该得到的那样来疼爱你呢？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我热情地亲吻你。

　　　　　　　　　　　　　　　　　　　 你的乳母巴伯兰寡妇

　　信的结尾使我很伤心。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她始终待我这么好！她疼爱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当象她一样疼爱我！

　　“真是位好大妈，”马西亚说，“她没有忘记我，不过，即使她把我忘了，我也会感谢她写来了这么详细的口信。德里斯科尔老板把你当时被偷走时穿的衣服一件一件讲出来的时候，他是不应该说错的。”

　　“说不定他忘记了。”

　　“别那么说。既然只有衣服才是找到孩子的标记，那怎么可能记不起孩子失踪时穿的衣服呢？”

　　“在我父亲回答之前，你最好不要作什么假设。”

　　“我没有作假设，是你说他可能忘记了。”

　　“好吧，等着瞧吧！”

　　向我父亲询问我被人从他家里偷走时穿的是什么衣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假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天真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对他有怀疑的用意，所以我变得胆怯和犹豫不决了。

　　有一天，因为下了一场冰冷的雨，我们比平日回来得早些，于是我鼓足勇气，在同我父亲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个使我忧虑、苦恼的问题。

　　我还刚开个头，才只说了一两句话，父亲的眼睛便把我死死地盯住了。他肯定是想从我的眼睛里搜寻出一些东西来。平时只要我偶尔在谈话中刺痛了他，他也总是用这样的目光盯着我看的。然而这一回，我顶住了他的目光，比我希望在这一时刻所应有的表现还要坚毅得多、沉着得多。

　　我相信父亲已经被我激怒了，他决不会让这件事情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不安地瞧了一眼马西亚，他正在听我们说话，但又装出一副并不在听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要让马西亚自己明白，他要我冒这样的危险是何等愚蠢。但是，我判断错了，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的一脸怒容很快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微笑，微笑中固然夹杂着冷酷无情和不怀好意的神气，然而微笑总归还是微笑。

　　“我们能够把你找回来，靠的就是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向人说明你被偷走时所穿的小衣服；花边小软帽啦，镶花边的小内衣啦，尿布、法兰线长袍、羊毛袜子、毛线小鞋子、白色开司米绣花连风帽小大衣啦，等等。我一直对绣在你小内衣上的‘弗·德’这个记号寄于很大的希望；‘弗·德’是弗朗西斯·德里斯科尔的缩写，也就是你的姓名的缩写；但是这个姓名编写被偷走你的女人剪掉了。这个女人很细心，希望别人永远找不到你。我不得不向人出示你的洗礼证书，这证件是我在我们本堂区的教堂内抄录下来的；我出示过以后，人们又把它还给了我，现在仍由我妥善地保存着。”

　　说完，他用一种在他身上罕见的殷勤在抽屉里翻寻起来，从里边很快抽出一张盖了几枚图章的大纸。他把那张纸递给了我。

　　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问道：“要是您同意，就让马西亚给我翻译一下。”

　　“好。”

　　马西亚总算好歹把它翻译了出来，那上面写着，我生于八月二日星期四，是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格朗热的儿子。

　　我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然而马西亚并不满足。晚上，当我们回到大车以后，他弯下腰，象他平常有什么秘密要对我说的时候那样，悄悄地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倒是说得天衣无缝，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我的问题。为什么小商贩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格朗热有钱为他们的孩子购买花边帽、镶花边内衣和绣花羊毛大衣？小商小贩不会这么阔气。”

　　“正因为他们是做买卖的，所以他们买衣服比别人便宜。”

　　马西亚摇摇头，轻轻地“嘘”了一声，又一次贴着我的耳朵说：“你愿意让我告诉你一个在我脑袋里刚出现的想法吗？你不是德里斯科尔老板的儿子，而是德里斯科尔老板偷来的孩子！”

　　我想反驳，可是马西亚已上床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