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儿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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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十八章 冉蒂里采石场

　　我们走在一条行人熙来攘往的街道上，维泰利斯一直默不作声。不久，我们走进了一条没有人的小街，他在路坎上坐了下来，好几次用手去摸他的前额，这是他为难时的一种习惯。

　　“我说了些仗义的话，听起来也许好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地说，“可是这么一来，我们现在流落在巴黎街头了，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肚里也没填过一片面包。你饿吗？”

　　“除了您早晨给我的一小块面包头外，别的我啥也没有吃过。”

　　“唉！我可怜的孩子，你今晚只得不吃晚饭就睡觉了。不过，我们连到哪里去过夜还不知道呢！”

　　“您本来是打算睡在伽罗福里那儿的吗？”

　　“我是打算让你睡在他那里，你一个冬天在他那儿过，他也许会给我二十来个法郎，这样，我暂时就过得去啦。可是一看他这么虐待孩子，我控制不住自己了。你也不想留在他那里，对吗？”

　　“啊，您太好啦！”

　　“哦，你说的这个老头儿——老流浪汉的胸膛里，也许还保存着一颗直到现在还仍然活着的年轻人的心。不幸的是，这个老流浪汉有过一个计划，却叫那颗年轻的心完全打乱了。现在，我们上哪儿去？”

　　天色已经很晚，白天里已缓和过来的寒冷现在又变得严酷和扎人肌肤。北风呼啸着，夜晚将是难熬的。

　　维泰利斯久久地坐在路坎上，我们——卡比和我——象两尊木偶，立在他面前纹丝不动。他终于直起了身子。

　　“我们上哪儿去？”

　　“去冉蒂里①，设法找个采石场，我过去在那儿睡过。你累吗？”

　　“我在伽罗福里那儿歇过了。”

　　“可惜我没有歇过脚，坚持不下去了，不过应当走呀。走吧，孩子们！”

　　把我和狗叫成他的“孩子”，这是维泰利斯过去心情愉快时说的一句话，但今晚他是怀着愁思说出这句话的。

　　我们在巴黎街头走着，夜漆黑漆黑的，瓦斯灯的火苗在寒风中颤动，照得路面模模糊糊。我们每一步都象是在结冰的小溪上，或者是在冰面的人行道上滑行。维泰利斯拉着我的手，卡比紧紧贴着我们的脚跟。饥饿也在折磨着卡比，它有时落在后面，在垃圾堆中寻找骨头或面包皮充饥。然而，垃圾已冻成一团，因此，它白白寻找了一阵，耷拉着耳朵又追上了我们。

　　我们一刻不停地行走，从大街走到小巷，又从小巷穿过别的大街；那些偶然相遇的行人似乎在惊奇地看我们。是我们的衣服，还是疲倦的神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与我们相遇的警察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我们。

　　维泰利斯弯着腰，一言不发地往前走着。尽管天气这么冷，他的手还是滚烫滚烫的，我觉得他在发抖。他有时停下脚步，在我肩头上趴一会儿。我感到他的全身在抽搐。

　　平时我是不敢多问他的，但这一次我却破了戒；再说，我多么需要告诉他，我爱他，或者至少我想为他做些什么。

　　“您病了！”有一次停下来时我对他说。

　　“我真担心，反正我累得够呛。象我这把年纪，这些天来走路的时间太长了，今晚对我这老骨头来说也太冷，我本该躺在一张舒舒服服的床上，关在房间里围着火炉吃晚饭的。可是，这一切完全是做梦啊！向前走吧，孩子们！”

　　往前走！我们已经出了城，或者至少可以说已经离开了有房屋的地方。我们时而在两旁筑有高墙的路上行走，时而在旷野里快跑，无休止地走着，再也见不到行人，再也看不见城市的警察，再也没有街上的瓦斯灯。在我们头顶的上方，有时可以看到一两扇亮着的窗户，蓝灰色的天空中闪耀着稀稀落落的星星，愈来愈凛冽刺骨的寒风，吹得我们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幸亏风是从背后吹来的。但是我上衣的袖口已开线，风从裂缝里钻进去，顺着胳膊一直凉透我的全身，我怎么也暖和不了。

　　虽然天色昏暗，道路纵横交叉，维泰利斯却如识途的老马，对去向很有把握。因此我跟着他，不必担心迷路，我唯一关心的是我们能否很快到达采石场。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看见一片树林了没有？”他问我。

　　“我啥也没有看见。”

　　“你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东西吗？”

　　在回答之前，我往四周环顾了一番。我们一定是在一片旷野中了，因为我的视线消失在深邃的黑夜里，没有什么障眼的东西，既没有树木，也没有人家，周围是那么空旷，只有从地面刮过的风在一片看不清的树丛中呼叫着。

　　“唉！如果我有你这样的眼力该多好！”维泰利斯说，“可借我看不清，你往那边瞧瞧。”

　　他用手朝前面一指。我不敢说什么也没有看见，所以我没有回答，他又往前走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停住了脚步，再次问我是否看见了树林。当我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刚才那种安全感了．我的说话声因一种隐约的心慌而颤抖着。

　　“是恐惧使你的眼睛发花了。”维泰利斯说。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我没有看见什么树。”

　　“没有大路吗？”

　　“看不见。”

　　“我们走错路了吗？”

　　我没有回答。我既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也不清楚我们将要去什么地方。

　　“再走五分钟看看，要是还看不见树林，我们就返回去，那肯定走错路了。”

　　我现在才明白，我们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没有气力了，维泰利斯拉着我的胳膊。

　　“走吧！”

　　“我走不动了。”

　　“我，你以为我能背得动你吗？我现在还能站得住，那是因为想到我们一坐下来，那就再也起不来了，只有冻死在这里。走吧！”

　　我跟着他。

　　“路上有很深的车辆印子吗？”

　　“根本没有。”

　　“该踩着原来的脚印往回走。”

　　刚才从背后吹来的风现在却凶猛地抽打着我们的脸，我连气也透不过来了，脸上火辣辣的。

　　我们刚才往前走的时候，脚步就不轻快，现在折回来，步履更加艰难了。

　　“你一发现车轮印子就告诉我，”维泰利斯说，“正确的路应当在左边，十字路口有一丛丛灌木林。”

　　我们顶着寒风，在沉寂的夜里足足走了一刻钟，脚步声在冻硬的地面上发出噹噹的响声。尽管我的两条腿已很难一步一步地往前迈开，现在是我在拉着维泰利斯走。我是怀着多么不安的心情在注视着大路左边的方向啊！

　　忽然在黑暗中，有一道微弱的红光在闪耀。

　　“有灯！”我伸出手说。

　　“在什么地方？”

　　维泰利斯瞧了瞧。虽然闪烁的灯光离我们不算太远，他却什么也看不见。我于是明白：他的视力已减退。若在平时，他在夜间的视力本来是可以看得很远的。

　　“半夜三更了，这灯光同我们不相干，”他说，“这大概是什么人正点着灯在干活或者是一个病得快死的人，他床头边的一盏小灯。我们不该去敲这扇门。在乡下，夜里我们可以去求个情，但是巴黎的郊区是不好客的，这里不会有留我们住宿的屋子。咱们走吧！”

　　又走了几分钟之后，我好象看见前面有一条路，切断了我们的去路，路旁有黑糊糊的一片东西，很可能是灌木林。我放开维泰利斯的手，快步往前走去，路上有深深的车轮印子。

　　“这就是小树林！有车轮印子。”

　　“拉着我的手，我们得救啦！采石场离我们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了。你仔细看看，应当看得见树林的。”

　　我仿佛看见一片黑黑的东西，我说我看得出来这是树林。

　　希望增添了我的力量，我的腿轻快了，脚底下的路不那么坚硬了。

　　然而，我觉得维泰利斯所说的五分钟简直是永恒的。

　　“我们在这条正道上已经走了不止五分钟了。”他停下来说。

　　“我也觉得是。”

　　“车轮印子是往哪里去的？”

　　“一直往前的。”

　　“采石场的入口处应当在左边，我们肯定已经从它前面经过，但是没有发现它。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干什么都不容易。可是从车轮印子上看，我们该明白：我们走得太远了。”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车轮印子没有往左拐。”

　　“转口去走回头路吧！”

　　我们又往回走了。

　　“你看见树林了吗？”

　　“看见了，在左边。”

　　“车轮印子呢？”

　　“没有。”

　　“我的眼睛是不是瞎了？”维泰利斯揉了揉眼睛说，“一直往树林那边走过去，你拉着我的手。”

　　“有一道墙。”

　　“那是堆石头。”

　　“不，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是道墙。”

　　墙离我们几步远，要证实我的话是很容易的。维泰利斯不能求助于眼睛，只好走上几步，用手去摸被我称作“墙”而被他叫做“石头堆”的障碍物。

　　“确实是一道堵，是用石头一块块有规则地砌起来的，我还摸到了抹的泥灰呢！入口处在哪儿？你找找车轮印子看。”

　　我弯着腰沿墙壁摸过去，一直走到头也没有发现车轮印子最细小的痕迹。我回到维泰利斯身边，又向相反的方向找了一遍，结果是相同的：处处碰壁。墙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洞口，地上也没有通向入口处的道路或四沟的痕迹。

　　“我摸到的尽是雪。”

　　处境十分可怕，我的师傅很可能迷路了，这儿肯定不是他要寻找的采石场。

　　我对维泰利斯说，我摸到的只是一片积雪而不是车轮印子。他等了等，没有回答我什么，尔后，他再次摸摸墙壁，从这一头摸到那一头，卡比对这一举动感到莫名其妙，不耐烦地狺狺狂吠。

　　我跟在维泰利斯的背后。

　　“需要再往远处找一找吗？”

　　“不用了，采石场用围墙围起来了。”

　　“是围起来了。”

　　“有人把入口处堵住了，没有法子进去。”

　　“那……”

　　“那怎么办，是吗？我一点也不清楚，死在这里啦。”

　　“唉，师傅！”

　　“喔，你不会死的，你还年轻，生命会使你挺得住。来吧，咱们走，你走得动吗？”

　　“您呢？”

　　“当我走不动时，我会象一匹老马似的倒下去的。”

　　“我们上哪儿去？”

　　“回巴黎去。我们一见警察就让他们把我们抓到警察局去，我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不想让你冻死。走吧，我的小雷米，走吧，孩子，勇敢点！”

　　我们顺着原路往回走。什么时候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慢腾腾地走了好长时间，也许已是午夜，也许已是凌晨一点，天空依然是蓝黑色的，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稀疏的星星，显得比通常更加渺小。寒风不止，越刮越猛，一路上卷起满天飞雪，打在我们的脸上。我们路过的人家，大门都紧闭着，屋内没有一丝亮光。我似乎觉得，睡在热被窝里的人，要是知道我们冻得这副模样，一定会为我们打开大门的。

　　我们走得快的话，还可以抵御寒冷。可是维泰利斯气喘吁吁，步履困难，他断断续续地喘着粗气，好象则奔跑了一阵突然停了下来似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应声，只对我吃力地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他已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我们从乡村又回到了市区，也就是说，我们在两道墙中间走着，墙头上稀稀落落的挂着几盏路灯，晃来晃去，发出破铁片的响声。

　　维泰利斯站住了，我知道他真的走不动了。

　　“我去敲人家门好吗？”我问。

　　“别去敲，人家不会给我们开门的，这儿住的都是花农和菜农，这个时候他们才不会起来呢，还是往前走吧！”

　　维泰利斯是力不从心了，他仅仅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我得歇一歇，”他说，“我支持不住了。”

　　刚巧在一道栅栏上有一扇敞开的门，栅栏里堆着一大堆肥料，堆得比栅栏还高，这种景象在菜农家是常见的。风吹着吹着，把覆盖在上面的第一层麦秸吹干了，撒了一地，路上和栅栏脚下堆了厚厚的一层。

　　“我在那儿坐一下。”维泰利斯说。

　　“您以前说过，假如我们坐下来，就会挨冻起不来了。”

　　维泰利斯不回答，他示意我捡起麦秸，堆在门口。与其说他坐下，还不如说他是倒在草垫上了。他的牙齿在咯咯作响，浑身哆嗦。

　　“再拿点麦秸来。”他对我说，“这肥料堆可以给我们挡风。”

　　肥料堆可以挡风，一点不错，但它不能避寒。我把所有能捡来的麦秸堆成一堆，然后走到维泰利斯身边坐下。

　　“紧紧靠在我身上。”他说，“你把卡比放在胸口，它会给你一点热气。”

　　维泰利斯是个有经验的人，他懂得：在我们这种境况下，寒冷可以把人冻死。他之所以敢冒这个风险，一定是因为他已累得筋疲力竭了。

　　他的确累垮了。半个月以来，他每晚都是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躺下的。他因长期的挣扎、缺衣少食和年迈体衰而耗尽了气力。这最后一次的劳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使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下去。

　　维泰利斯对自己的情况了解吗？我压根儿不清楚。当我抱着麦秸回来紧靠他的身子时，我觉察到他贴着我的脸亲我。唉！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吻我。

　　轻微的寒冷会使那些上床睡觉的人打个哆嗦，暂时赶走了他们的睡意；持续的严寒会把露天歇宿的人们冻僵。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因极了，刚把自己的身体靠着维泰利斯蜷缩起来的时候，眼睛就合上了。我想使劲睁开眼睛，但不顶事，只好拼命掐自己的胳膊。可是，我的皮肤已经麻木，尽管我使劲地掐，也只是稍稍感觉有点痛。忽然，我的心头感到一种震动，它使我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知觉。维泰利斯背靠着门，困难而又急促地喘着断断续续地粗气。卡比夹在我的两腿中间，贴着我的胸口，早已睡着了。北风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刮过，把碎麦秸掷捲到我们的身上，好象枯叶从树上坠落下来一样。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近处，远处，四周，都是死一般的沉寂。

　　沉寂使我害怕起来了。我害怕什么呢？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掺杂着哀伤，使我双眼充满泪水，我似乎觉得要死在这里了。

　　一种将要死去的念头，把我带回了夏凡侬。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在死之前再也见不到她了！再也见不到家了！再也见不到我的菜园了！这时候，出现了一种我无法说清楚的奇怪的幻想，我发现自己正在这个菜园里，太阳欢乐地、暖融融地在天空照耀着，长寿花开着金黄色的花朵，树林中的山鸟啁啾婉转，小溪欢唱着在卵石上流过，巴伯兰妈妈正把刚从小溪里洗出来的衣服晾在带刺的篱笆上。

　　突然，我的思绪又离开夏凡侬，飞向天鹅号游船。阿瑟躺在床上，米利根夫人醒着，听着风的呼啸，她正在思忖：象这样的大冷天，雷米会在什么地方呢？

　　尔后，我又合上眼睛，我的心麻木了，我似乎已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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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冉蒂里：巴黎南面的一个小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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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十九章 丽丝

　　当我醒来时，已睡在床上，明亮的火焰照耀着我躺着的房间。

　　我不认识这间屋子。

　　我更不认识我周围的人：一个上身穿着灰色外衣、脚穿黄木鞋的男人和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孩正惊讶地看着我，她那奇异的眼睛好象会说话一样。

　　我坐了起来。

　　他们在我身边忙开了。

　　“维泰利斯呢？”我问道。

　　“他是问他的父亲在哪里。”一位年轻的姑娘解释道，看上去她是这一家的大女儿。

　　“他不是我父亲，是我师傅。他在哪里？卡比在哪里？”

　　维泰利斯如果是我父亲的话，他们一定会用婉转的方式踉我谈起他；可是他既然只是我的师傅，他们就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把事情的真相讲给我听。下面就是他们告诉我的事情的经过。

　　我们原来蜷缩在一个种花人家的门洞口。凌晨两点左右，花农开门去市场，发现我们睡在麦秸堆里。开始，他喊我们起来，好让车子通过。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动，只有卡比汪汪地叫着，护卫我们。他拉拉我们的胳膊，想摇醒我们，我们依然没有动弹。于是他认为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急忙拿来一盏灯，发现维泰利斯已经死了，是冻死的；我比维泰利斯好不了多少。不过，亏得卡比睡在我的怀里，我的胸口还有一点热气，我还有一口气，活下来了。然后，我被抬到花农的家里，他们把一个孩子叫起来，腾出床位，让我睡到他的床上。我几乎象死人一样，整整躺了六个小时，血液循环恢复了，呼吸有力了，刚刚苏醒过来。

　　尽管我的躯体和精神是多么的麻木，我仍然可以清醒地理解我刚才听到的这些话的全部含义，维泰利斯死了！

　　是那个穿衣上衣的男人，也就是那个花农给我讲述这段经过的。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个目光惊讶的小姑娘一刻不停地看着我。当她父亲说到维泰利斯已经死去时，她一定听懂了，并且迅速预感到这噩耗给我带来的打击。她一下子离开她待着的地方，向她父亲走去。她一只手抓住她父亲的胳膊，一只手指着我，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这不是人的语言，而是温柔的、充满同情的叹息。

　　况且，她的动作是那么富有表情，因此无须用言语加以补充。在她的动作和眼神里，我觉察到了她那发自内心的同情，这是我和阿瑟分别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的难以形容的信任和亲切的感情，正象巴伯兰妈妈在亲我之前瞧我的神态一样。维泰利斯已经与世长辞，我是个被遗弃的人。然而我并不感到孤独，维泰利斯好象仍在我的身边。

　　“嗯，是呀，我的小丽丝，”老爹俯身对他女儿说，“这事会使他难过的，不过总得跟他讲实话呀，我们不讲，警察也要告诉他的。”

　　他接着讲下去，把他们怎样去通知警察，维泰利斯又是怎样被他们抬走，以及我被抱在他大儿子亚历克西床上的事，全都告诉了我。

　　“卡比呢？”他一停下来，我就问他。

　　“卡比？”

　　“是呀，就是那一条狗。”

　　“不知道，失踪了吧。”

　　“它跟着担架走的。”一个孩子说。

　　“邦雅曼，你看见了？”

　　“我想是的。卡比耷拉着脑袋，跟在抬担架的人后面，它几次想跳上去。让它下来时，它发出悲哀的叫声，嚎叫着。”

　　可怜的卡比！为了博得观众的一笑，这个杰出的滑稽演员，不知曾有多少次装出一张哭丧着的脸，呜咽着去参加装假死的泽比诺的葬礼，连那些老噘着嘴巴的小孩子，也被它逗得笑疯了。

　　花农和他的孩子让我独自待着，他们走开了。我下了床，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下了床。

　　我的竖琴搁在我躺着的床脚边，我拿起坚琴，斜背在肩上，走进花农和他孩子们的房间。该走了，可是到哪儿去呢？……我心中无数，只觉得应当走……于是我起步走了。

　　刚才当我在床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怎么不舒服，只感到四肢酸痛，头热得不好受。可是一站了起来，我觉得自己马上要摔倒了，不得不扶住椅子。我歇了歇，推开门，站在花农和孩子们的面前。

　　他们围着饭桌，正在喝菜汤。饭桌靠近一个大壁炉，壁炉里燃着柴火。

　　汤的香味沁入我的心肺，我忽然想起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呢。我晃晃悠悠的，差一点昏厥过去，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肯定已经全部反映在我的脸上。

　　“孩子，你不舒服吧？”花农用充满同情的语调问。

　　我回答说，我的身体的确感到难受，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在火炉旁坐一会。

　　然而，我急需的并不是火炉，而是食物。火炉没有使我振作精神，而汤的香味，勺子碰在盘子上发出的响声，吃饭的人的咂嘴声，使我感到更没有力气了。

　　如果我勇敢点，我真想要一盘汤！但是，维泰利斯没有教过我伸手要东西的习惯，天性没有把我造就成乞丐，我宁肯饿死也不会说出“我饿了”之类的话。为什么？我说不清。也许是因为我从来也不曾向人要过我无力归还的东西。

　　那个目光惊讶、缄默不语、她父亲叫她丽丝的小姑娘，就坐在我的对面，她不吃饭，凝神地望着我。她突然从饭桌旁站起来，端上满满一盘汤。送到我面前，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的嗓子已说不出话来，我有气无力地做了个感谢的手势，但她父亲不让我这样做。

　　“拿着，我的孩子，”他说，“丽丝说要给，那就给定了。要是你愿意的话，喝了这一盘后还可以喝一盘。”

　　哪有不愿意的！没有几秒钟，一盘汤就喝完了。丽丝站在我面前，眼睛凝视着我。我放下勺子，她立刻叫了一声，这一次可不是叹息声，而是一种满意的喝彩声。然后，她拿起汤盘，递给她的父亲，请他再盛一盘。等汤加满后，她微笑着又给我端了过来。她笑得那么甜，那么暖人心怀，尽管我当时很饿，一时都没想到马上去接汤盘。

　　跟第一次一样，汤三口两口就喝了个精光。这一回，看我喝汤的孩子们不再是抿着嘴微笑，而是张着嘴放声大笑了。

　　“好样的，我的孩子，”花农说，“你真是个小饭桶。”

　　我一时被弄得面红耳赤。稍停片刻后，我认为说真话比让人笑话我贪食要好得多，所以我回答说，我昨天没有吃晚饭。

　　“中饭吃了吧？”

　　“也没有吃。”

　　“你师傅吃了没有？”

　　“和我一样。”

　　“那他既是冻死也是饿死的。”

　　汤恢复了我的元气，我站起来准备告辞。

　　“你想到哪儿去？”老爹问。

　　“我想走。”

　　“走到哪儿去？”

　　“不知道。”

　　“你在巴黎有亲友吗？”

　　“没有。”

　　“你有老乡吗？”

　　“没有。”

　　“你在哪儿落脚？”

　　“我们是昨天晚上到的，还没有住宿的地方。”

　　“你想做什么？”

　　“弹琴，唱歌，谋生。”

　　“在哪儿？”

　　“巴黎。”

　　“你最好回你家乡去，回到你父母身边。你爸爸妈妈住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父母。”

　　“你刚才说的，那个白胡子老头不是你父亲。”

　　“我没有父亲。”

　　“你母亲呢？”

　　“我也没有母亲。”

　　“你有叔叔、婶婶、堂兄妹吗？总得有个人吧？”

　　“没有，我举目无亲。”

　　“你从哪儿来？”

　　“我是师傅把我从乳母的丈夫那里买过来的……你们待我太好了，我衷心感谢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星期日再回来陪你们跳舞，我可以弹琴助兴。”

　　我一边说，一边朝大门口走去。我刚跨出几步，丽丝追上来了，她拉住我的手，微笑着指指竖琴。

　　我没有猜错。

　　“你要我弹琴？”

　　她点点头，乐呵呵地拍手鼓掌。

　　“好，行！”老爹说，“给我女儿弹点什么吧！”

　　我拿起坚琴，虽然我没有心思去跳舞作乐，我还是弹了一曲华尔兹，即《我心爱的人儿》，那是我的拿手乐曲。啊！我多么想演奏得象维泰利斯那样好，让那个用眼睛来感动我的小姑娘高兴高兴！

　　她先是听着，出神地望着我，然后用脚踏着节拍。不一会儿，她在音乐的吸引下，开始在厨房里旋转起来，她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都静静地坐着。她跳的虽然不是华尔兹，走的也不是通常的步子，但是她旋转得很优美，脸蛋象一朵绽开的花朵。

　　她的父亲坐在壁炉旁，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他好象十分激动，连连拍手叫好。华尔兹舞曲刚刚演奏完，她彬彬有礼地走到我面前，向我行了个漂亮的屈膝礼。紧接着，她用一只手指弹了弹我的竖琴，意思是说“再来一遍吧”！

　　我是乐意整天为她演奏的，可她父亲说“够了”，因为他不愿意让她转累了。

　　于是，我停止弹奏华尔兹或别的舞曲，开始演唱维泰利斯教会我的这支那不勒斯歌曲：

　　哦，虚情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多少次啊，我发出过绝望的叹息；

　　为什么我那烧枯的心哪，

　　象圣殿的蜡烛又燃起摇摆的火焰？

　　哦，美貌无双的关人，只因我耳边又响起你的名字。①

　　这支歌对我来讲，就跟歌剧《魔鬼罗贝尔》中的《祖国的骑士》对于奴里②和歌剧《吉约姆·泰勒》中的《跟我走》对于杜普雷③一样，都是我演唱的最为拿手的节目，一般总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这首歌的调子缠绵伤感，带有某种动人心弦的柔情。

　　当我唱完第一段时，丽丝坐到我对面，眼睛盯着我的眼睛，她的嘴唇在翕动，好象在默诵我唱的歌词。歌的调子渐渐悲哀起来，她慢慢后退了几步，直到我唱完最后一段时，她竟失声痛哭，扑到了她父亲的怀里。

　　“行了！”她父亲说。

　　“真蠢！”她的哥哥邦雅曼说，“一会儿跳，一会儿哭。”

　　“你才是一个笨蛋呢！她懂歌曲的意思。”大姐俯身去吻她的妹妹。

　　当丽丝扑到她父亲的怀里时，我收起竖琴往肩上一挂，朝门口走出。

　　“你往哪儿去？”这个做父亲的问我。

　　“我走啦。”

　　“你决心要干乐师这一行？”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

　　“走江湖你不害怕吗？”

　　“我没有家。”

　　“昨天晚上你遇到的事，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当然啰，我也喜欢一张舒舒服服的床和一个火炉。”

　　“你希望有一只炉子和一张舒适的床，当然你还想劳动，是不是？如果你愿意留下，你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劳动。你是明白的，对吗？我愿意提供给你的，不是财产，更不是游手好闲的生活。如果你接受的话，你得准备吃苦，受苦，你得大清早起床，白天用锄头刨硬土，用汗水润湿你挣来的面包。面包是有保证的，你将不会象昨夜那样露宿野外，不会再有被遗弃和冻死在路旁或者在壕沟里的危险。晚上，你将有铺好的床铺，喝着汤时，你会喝到用劳动换来的热汤而感到满意，我可以肯定，喝起来的味道是鲜美的……还有，假如你是个好小伙子——我脑子里总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你是个好孩子，你将和我们亲如一家人。”

　　丽丝转过身子，眼里含着泪花，微笑地看着我。

　　我对这个建议感到意外，不太明白我所听到的话的意思，一时待在那里不知所措。

　　于是丽丝离开她的父亲，走到我的身边，拉住我的手，把我带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套色版画前，画面上有一个穿羊皮袄的小圣约翰的肖像。

　　她招招手，要她的父亲和哥哥们来欣赏这幅画；同时，又将手伸向我，把我羊皮袄上的羊毛捋平，又指我的头发。我的头发象圣约翰一样，从额角的中间分开，卷曲地垂下来被在肩上。

　　我明白：丽丝认为我和圣约翰相象。不太知道为什么，她的这种感觉使我感到高兴，同时也轻轻地触动着我的心。

　　“真的，”做父亲的说，“他是象圣约翰。”

　　丽丝拍手笑了。

　　“那么，”父亲的话题又回到了他提出的建议上，“就这样，你看行不行呢？孩子？”

　　一个家！

　　我将有一个家啦！我抱有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了不知多少次！巴伯兰妈妈、米利根夫人和维泰利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消失了。

　　那么我将不再孤苦伶仃啦！

　　我的处境是骇人的：和我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几乎是我父亲的那个人刚刚离开人间；同时，我又失去了我的同伴、朋友和我那样热爱的、可爱的卡比。它对我的感情也是那样的深厚。然而，当花农建议我留在他家的时候，他对我的信任坚定了我的信心。

　　一切并没有完全失去，生活可以重新开始。

　　更能打动我的心的，不是人们已经向我保证的面包，而是我在这间屋子里看到的一个如此和睦的家庭，人们答应我可以分享这样的家庭生清。

　　这些男孩将成为我的兄弟。

　　这位漂亮的小丽丝将成为我的妹妹。

　　在我童年的梦想中，不止一次地梦见找到了我的父母双亲，可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什么兄弟姐妹。

　　可现在呢，我的面前却站着这么多兄弟姐妹。

　　当然从血统上讲，他们不是我真正的亲兄弟姐妹，但是他们可以成为我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为此，我只有热爱他们（我时刻准备着）和得到他们的爱，而这是不难做到的，看来他们一个个都是善良的人。

　　我立刻卸下背在肩上的竖琴。

　　“这就是答复了，”老爹笑着说，“而且是个很好的答复，我看你是高高兴兴作出答复的。我的孩子，把竖琴挂在钉上吧，等哪一天你觉得在我们这儿感到不自在了，你再拿起竖琴远走高飞吧！不过，你要象燕子或夜莺那样的仔细谨慎，选好季节再动身。”

　　我和维泰利斯正好摔倒在它门口的那所房子是在巴黎的一个名叫格拉西的地方，住在那里的花农名叫阿根。我被接到屋里来时，家里共有五口人：被人称为皮埃尔老爹的是父亲，两个男孩，即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两个女孩，即大女儿艾蒂奈特和小女儿丽丝。

　　丽丝是个哑巴，但她不是先天性哑女，也就是说，哑症不是由聋症引起的。她咿咿呀呀的说了两年，差不多四岁时，突然丧失了说话的功能。这场灾难出现在一次痉挛之后，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她的智力不但没有受到损害，相反，她的聪明才智显得惊人的早熟。她不但什么都明白，而且能把一切想说的表达得清清楚楚。穷苦人家，甚至许多一般的家庭，都把有残疾的孩子看作遗弃的对象，或者因此而厌恶他，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这种不幸没有发生在丽丝身上。她活泼可爱，温顺善良，这使她免遭厄运。她的哥哥们对她很宽容，从不幸灾乐祸；她父亲的眼里也只有她一个人；她姐姐艾蒂奈特宠爱她。

　　从前在贵族之家，长子有优先的权利；今天在工人之家，长女往往要继承繁重的家务。阿根太太自丽丝出生一年后去世。从此，仅仅比弟弟大两岁的艾蒂奈特成了家庭主妇。她不进学堂，被迫留在家里做饭，替她父亲和弟弟缝补衣服，抱丽丝。人们忘记了她是女孩，她是姐姐，很快就习惯地把她看成是个女佣人，一个招之即来的仆人，人们心里很明白：她决不会生气，也决不会离家出走。

　　艾蒂奈特既要抱丽丝，又要带邦雅曼。她终日干活，起得很早，以便在她父亲去市场之前把汤烧好；她睡得最晚，以便在吃过晚饭后收拾东西并在洗衣槽里搓洗孩子们的衣服；夏天，她一有喘息的功夫，便去烧水；冬天，当严冬骤然降临的时候，她在夜间必须起床去盖好草垫。艾蒂奈特没有儿童时代，没有玩耍和说说笑笑的闲功夫。她才十四岁，心事很重和不爱嬉笑的脸色使她象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小姐。不过，她的脸上仍然流露出温柔和顺从的表情。

　　我在指定的钉子上挂好竖琴，开始讲述我们原来想在冉蒂里采石场过夜，后又怎样被迫从冉蒂里折回受到寒冷和疲劳的袭击的故事，讲了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在开向花房的门上有扒门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凄楚的狗叫声。

　　“是卡比！”我猛地站起来说。

　　可是丽丝抢先朝门口奔去开了门。

　　可怜的卡比纵身一跳便扑到我身上，我把它抱在手里，它舔我的脸，高兴地叫着。它的全身在发抖。

　　“卡比怎么办呢？”我问道。

　　人家懂得我问的意思。

　　“嗯，卡比和你一块儿留下。”

　　卡比似乎听懂了，它跳到地面上，右爪子放在胸口，行了一个礼，逗得孩子们、特别是丽丝哈哈大笑。为了让他们开开心，我想请卡比表演一个传统节目，可它不听话，跳到我的膝盖上，再一次亲吻我。尔后，它跳下来，一个劲地拉我的衣角。

　　“它要我走。”

　　“它想把你带到你师傅那儿去。”

　　把维泰利斯抬走的警察说，他们需要盘问我，等我暖和苏醒过来之后，他们会来找我的。等待他们的时间太长了，真叫人捉摸不定。我急于要了解维泰利斯的消息，他或许还没有象人们认为的那样离开人世吧？我没有死，他说不定也会象我那样死而复生。

　　老爹见我焦灼不安，大概已猜出了几分原因，就把我带到警察局，那里的人没完没了的向我提问，我只是在确信维泰利斯已经死去的情况下才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知道的事很简单，都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警察局长想知道更多的东西，他久久地打听有关我和维泰利斯的情况。

　　关于我自己，我只能说我没有父母，说维泰利斯事先付了一笔钱，把我从乳母的丈夫那里租用过来的。

　　“现在该怎么办？”局长问我。

　　警察局长的话音刚落，老爹插话了。

　　“如果您愿意把他交给我们的话，我们负责抚养。”

　　局长不但乐于把我交给花农，而且还感谢他做好事。

　　现在该回答有关维泰利斯的问题了，这可难为我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或者说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可是有一件事，我认为很神秘，真想把它讲出来，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演出时，维泰利斯的演唱赢得了那位夫人的赞美和惊叹，还有伽罗福里的威胁。我心里在琢磨：对于这一类问题，我是否应当保持沉默呢？

　　我师傅生前谨慎地隐藏起来的秘密，难道应当在他死后披露出去吗？

　　但是，一个小孩要想对熟悉业务的警察局长隐瞒点什么，那可不容易。这种人有高超的问话技巧，你想回避也不行，他们会很快把你弄得晕头转向。

　　事情正是如此。

　　不到五分钟功夫，局长让我把我想瞒着的、他却很想了解的情况统统讲了出来。

　　“把他带到伽罗福里那边去，”局长对一个警察说，“一走到卢尔辛街，他会认得那所房子的。你和他一块上楼，好好问问伽罗福里。”

　　我们三人——警察、老爹和我——上路了。

　　正如局长说的那样，我很快认出了那幢房子，我们直奔五楼。我没有看见马西亚，他多半已住进医院了。伽罗福里一见警察和我，面如土色，他心里肯定害怕得很。

　　但是，当他从警察的口中弄清我们的来意后，他立刻放心了。

　　“唉！可怜的老头死了！”他说。

　　“您认识他？”

　　“很了解。”

　　“那好，您把您知道的跟我说说。”

　　“很简单。他根本不叫维泰利斯，原名是卡洛·巴尔扎尼。三十五年或四十年前，假如您曾在意大利生活过的话，我只要一说出他的名字，您就知道您现在打听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了。当时，卡洛·巴尔扎尼是全意大利最有名的歌唱家，蜚声于各大舞台。他到处演唱，那不勒斯、罗马、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伦敦和巴黎都有他的足迹，可是有一天，他倒了嗓子，再也不是声乐艺术家之王了，他不愿意让他的名誉在不三不四的舞台上受到损害，于是他改名换姓，维泰利斯的名字取代了卡洛·巴尔扎尼，再也不在他黄金时代认识的人面前露面。当然为了生活，他尝试过好几种职业，都没有获得成功。这样他就一天天沉沦下去，终于成了耍狗把戏的人。但在他潦倒的时候，仍保持着他高傲的气节。他太骄傲了，观众如果获悉当年大名鼎鼎的卡洛·巴尔扎尼已沦落为这个可怜的维泰利斯的话，他会因羞愧而死去的。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知道关于他的这一秘密的。”

　　这个长期使我困惑不解的秘密，现在总算得到了解释。

　　可怜的卡洛·巴尔扎尼！亲爱的维泰利斯！

－－－－－－－－－－－－－－－－－－－－－－－－－－－－－－－－－－

　　①原文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方言。

　　②③奴里（18O2-1839）、杜普雷（18O6-1896）均为法国著名歌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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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二十章 花农

　　第二天是我师傅安葬的日子，老爹同意带我去参加葬礼。

　　可是一到第二天，我起不来了。昨夜我发了一夜的烧，开始是寒颤，后来转为阵热。我的胸口象有一团火在燃烧，和心里美在树上度过雪夜之后病倒的情况一样。

　　果然，我的肺部得了严重的炎症也就是说肺炎，病因是那天晚上我和师傅精疲力竭跌倒在这家人家门口时挨了冻引起的。

　　这场肺炎使我体会到阿根一家的善良心肠，尤其是艾蒂奈特忠厚的品质。

　　平时，穷苦人家生病是很少求医的。我的病势危急吓人，为了我，阿根家打破常规，把医生请来了。医生不用仔细检查，也不用细问病史，他一望而知我得的是什么疾病，并且立即声称必须把我送进济贫医院。

　　进济贫医院当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老爹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孩子既然倒在我的家门而不是在济贫医院的门口，”他说，“那我们就应当把他留下。”

　　医生说尽了好话来反对这种宿命论的推理，但是也没能动摇他的决心。他们应当把我留下，他们把我留下来了。

　　艾蒂奈特操持全部家务。现在又要照看我这样一个重病人，她恰如圣-文森-德-保罗修会的一个修女①，悉心地护理我，从来没有疏忽过，也从来没有不耐烦过。当她必须离开我去操持家务的时候，总由丽丝来代替她。在我发烧的时候，不知有多少次，我看见丽丝待在我的床边，忧心忡忡的大眼睛凝视着我。由谵妄引起的精神混乱使我误认为她是我的护守天神②，因而我同她说话，就好象是在对小天神说话，好象在向天神倾吐我的希望和要求。自从那时候起，我在不知不觉中习惯地把她当作头顶上有着光环的天神。使我惊骇的是，我在这个世俗世界中，看到了我本来以为要到了天堂才能看到的、张开着白色大翅膀的飞翔着的小天神。

　　我患病的时间很长，也很痛苦，病情还有过几次反复，我的病几乎使这一家人失去信心，可是没有使具有耐心和牺牲精神的艾蒂奈特感到厌烦。一连好几夜我需要有人守着，我胸部憋得慌，别人以为我随时都有憋气闷死的可能。亚历克西和邦雅曼轮流守护在我的床头，我的病情终于好转了。然而我是个久病初愈的人，病情又反复无常，因此只好待到春天来临、格拉西的草地泛青的时候才能出门。

　　丽丝是不干活的，她代替艾蒂奈特带我到比埃弗尔河边散步。临近中午阳光最灿烂的时候，我们出发了。我们手拉着手，慢悠悠地走着，卡比跟在后面。这一年的春天是暖洋洋的和美妙的，至少在我回忆起这个春天的时候，我心里是暖洋洋的和美妙的。其实这是一回事。

　　这里是巴黎居民不太熟悉的一个区，位于白屋与格拉西之间。人们只是泛泛地知道，在那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有着一个小小的河谷，但是，既然比埃弗尔河流经那里，人们就相信并传说这个河谷是巴黎郊区最肮脏、最阴暗的一角。其实不然。它实际上比它的名声要好得多。现在人们评价比埃弗尔河，总是因为它流经圣马赛尔这个巴黎郊区因而认为它必然是一条太工业化的河流；而忘记了它曾在流经韦里埃和伦奇这两个市镇时所保持过的一片自然风貌。至少在我说的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当时的河谷两岸，杨柳成荫，绿油油的草地悄悄地一直延伸到庭园遍布的山丘。春天，青草鲜嫩而茂密，雏菊以它的无数白色花朵装点翡翠般的绿色地毯；长出嫩叶的柳树和发芽的杨树都抹着一层层粘稠的树脂；各种小鸟，如乌（春鸟）、莺和燕雀唱着春日之歌，飞来飞去，这一切说明：我们那时仍然置身于乡间而不是在闹市之中。

　　我就这样生活在这块小小的河洲谷地上，从那以后，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可是从我和它接触的那一天起，它就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是画家，我要为它画上一道垂杨的屏幕，连一棵树也不会漏掉：那粗大的柳树和多刺的醋栗，它们植根在腐烂了的树干里，却依然能把枝梢染成一片绿色；那古堡前的缓坡，我们经常用单脚在上面欢乐地滑行；还有鹤鹑岗和它的风车；圣爱莱纳宫殿和它的洗衣女工；制革作坊和被它污染了的河水；还有圣安娜庄园和在庄园里耕作的可怜的疯子，他们经过你身边时一味向你傻笑，晃动四肢，半张着嘴，露出寸把长的舌头，扮着奇丑无比的鬼脸。

　　在我们散步时，丽丝自然不说话。多么奇怪，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四目相视，用眼睛就能很好地猜透对方的心思。因此，我也用不着对她说话了。

　　我慢慢地恢复了气力，觉得可以在园子里干些活儿了，我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急切地要为别人做别人曾为我做过的事，我要尽力为他们于活，报答他们所给予我的一切。但我从来没有干过活，长途旅行固然是辛苦的，然而那不是一种要求毅力和专注不二的连续性劳动。不过我仿佛觉得，我会劳动得很好，起码我会拿我眼前和周围的人做榜样，勤快地劳动。

　　现在是紫罗兰在巴黎上市的季节，阿根老爹那时种植的正是这种花。满园的紫罗兰，红的，白的，紫的，按颜色排列在温室里，看去好象一排排花的行列，这一行全部是白色的，旁边另外一行全都是红的，这确实令人赏心悦目。到了晚上，在温室的玻璃窗重新关闭之前，园子里散发着浓郁的花香。

　　根据我体弱无力的情况，人们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早晨在霜冻过后，将玻璃窗取下；晚上在降霜之前，再将玻璃窗装上；白昼我得盖上褥草，以防强烈的阳光晒伤花卉。这点活儿既不难也不重，但很费时，每天我必须将数百个窗户翻动两遍，并且根据太阳光的强弱，注意开启或遮盖。

　　这一段时期，丽丝待在畜力水车旁，这畜力水车是用来提取灌溉必需的用水的。当戴着皮制眼罩的老马科科德目转圈转累了而放慢脚步时，她便用一根小鞭子轻轻拍它一下，促使它加快步子。她的一个哥哥把水车提上来的水一桶桶倒在畦里；另一个哥哥在畦里做他父亲的助手。大家各尽各职，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

　　在我的家乡，我见过农民劳动的情景，可是对巴黎郊区的花农在劳动中的专注、热忱和强度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日出前早就起床，很晚才上床睡觉，一心扑在种花上，只要有力气，他们就终日辛勤劳作。我也翻过地，但是对庄稼人只能让自己片刻不息地劳动，才能有收获的道理，那是根本不知道的。我现在正是进了阿根老爹的好学堂。

　　我已经复元，他们不再让我老干温室的活了，我高兴地跟着他们种一点东西。更使我心花怒放的，是亲眼看到种植的作物茁壮成长。那是我的杰作、我的财产和我的发明创造！它使我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事实证明，我也是个能干点正经活儿的人。而更使我感到欢快的，是我体会到了辛勤劳动的代价。新的生活虽然给我带来了劳累，然而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勤劳的生活，它和我过去的吉卜赛人式的流浪生活几乎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不用象从前那样四处流浪，也不用艰辛地在大路上徒步奔走。我如今置身在园子的围墙之中，从早到晚辛苦地劳动着，汗流浃背，一手提着喷水壶，光脚走在泥泞的垅畦里。但是在我的周围，人们也都在辛苦地干活。阿根老爹的喷水壶比我的更重，他的衬衫比我们温得更厉害。辛苦中体现出来的平等对我是很大的宽慰，而且我在这里过上了我以为已经永远失去的家庭生活。我不再孤独，我不再是弃儿，我有自己的床铺；在大家围坐的饭桌上也有我的一个座位。白天，亚历克西或邦雅曼偶尔刮了我一个耳光，可是等到一放下手，我已不再记在心上；我倘若还手，他们也同样很快就忘记了。到了晚上，我们围着餐桌，又成了朋友和亲如手足的兄弟。

　　说句实话，我们不光从事劳动，我们不光有劳动带来的疲倦，我们也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当然，这种时间是短暂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休息和娱乐就显得更加欢乐。

　　每逢星期天下午，我们在与屋子相连的葡萄藤绿廊下聚会，我从钉子上取下挂了已经一周的竖琴，请两兄弟和两姐妹跳舞。他们没有学过跳舞，但亚历克西和邦雅曼曾在千柱饭店的一次婚礼宴会上看到过别人跳舞，因而对四组舞还模模糊糊地有点印象，他们就凭这些印象在那里跳着。跳腻了的时候，他们便邀我唱一支我拿手的歌曲，我这支那不勒斯歌曲，总是在丽丝身上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

　　哦，虚请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每当我唱完最后一段的时候，我总发现丽丝的眼睛是湿润的。

　　为了使她开开心，我和卡比总要表演一出滑稽戏。对卡比来说，星期天会使它想起过去的演出，所以演完后，它是非常愿意重新再演的。

　　两年就这样过去了。阿根老爹常常带着我把花拿到市场、花堤、马德莱娜教堂、水塔、或者是花店里去卖。我开始慢慢地熟悉巴黎，并且懂得：如果巴黎不是我意想中用黄金和大理石砌成的都市，那么，它也不是我从夏朗东③初来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座泥泞不堪的城市，摩弗达区④给我留下的印象未免过早了一些。

　　我见到了巴黎的宏伟建筑和它的古迹，我还进去参观过；我沿着河堤在林荫大道上留连忘返；我在卢森堡公园、杜伊勒利花园和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我见到了许多雕像；我常常停下来赞佩地注视我面前潮涌般的人流。对于大都市的存在，我对它的价值已经有了一些认识。

　　但是很幸运，我受到的教育或锻炼，不仅仅是靠着这种参观时候的眼睛、或在巴黎街上散步和为送花而匆忙的走动中偶然完成的。

　　老爹在自己独立经营花卉以前，曾在植物园的苗圃里工作过，同那边的科研人员的接触中他产生了读书和学习的好奇心。一连好几年，他节衣缩食，购置书籍，利用空闲时间阅读书本。在他娶了妻子，生了儿子之后，闲功夫没有那么多了，首先必须挣上每天的面包，书本便被弃置一旁了。不过，书既没有失散，也没有卖掉，只是被收藏在柜子里。我在阿根家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漫长的，园子里的活儿虽还不能说完全停了下来，但至少在这几个月内是减少了不少。为了围着火炉消磨漫长的夜晚，这些旧书又从柜子里翻了出来，分发给大家。有很多关于植物学和植物史的书本，偶尔也有几本游记。亚历克西和邦雅曼没有继承他们父亲的兴趣。每天晚上，他们打开书本看了三、四页就呼呼睡着了。而我并不困倦，兴趣很浓，一直到非睡不可的时候才停止阅读。维泰利斯教我的最初几课没有白费，我睡觉时每当想到这里，便要怀着激动的心情怀念他。

　　我学习的劲头使老爹回忆起往事。那时他为了买书，只化两个苏吃一顿中饭。现在，除了让我读藏在柜子里的书以外，他有时还从巴黎给我带回来几本。但是他老人家对书本的选择只凭偶然的兴趣，或者只根据书名的示意，在他看来，只要它是本书就行了。这些书在我这个缺乏有人指导的头脑里也许会产生一些紊乱，那不要紧，时间一长，紊乱会自己消失，我会把好的留下来，而留下来的便永远是我的了。什么书本都是有用的，这句话真是再正确也没有了。

　　丽丝不识字。当她见我一有空余时间就埋头读书时，她好奇地想了解是什么东西在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起初，她想夺走我的书本，因为一看书，我就不能和她一起玩耍了。后来，看见我抓着书本不放，她就要我读给她听，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小丽丝，她不会说话，她就比谁都更善于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更善于使用她的深藏不露的内在智力；现在她不再关心周围那些细小琐事和别人的无聊的谈话，她要在我的书本中寻找她刚刚尝到一点味道的东西，那就是她所需要的有趣的消遣和她正在渴求的养料。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不知多少小时：她坐在我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朗读。当我遇到不懂的字或段落时，我常常停下来看看她。我们有时候要冥思苦想好久。要是一时找不到答案，她就示意我继续读下去，意思是“将来”再说。我也教她作画，也就是我所谓的作画。这项工作很费时间，也很费劲，但我终于差不多把她教会了。无疑我是个蹩脚的老师，可是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师生间的良好合作常常比才能更加重要。当她能画上几道，而我们又能认出这些道道想表达她的一种什么意思的时候，该是多么欢乐！阿根老爹吻了吻我，笑着说：“嗯，我留下你，算是做了件大蠢事，丽丝将来必定要报答你的。”

　　“将来”，意味着等她会说话的时候，因为医生从来没有放弃要使她恢复说话的希望。他们说，只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必须来一次骤变才有可能。

　　“将来”，也是我在为她歌唱的时候，她作出的一种凄然的表示。她让我教她学竖琴，她的手指很快就习惯于模仿了。当然，她没有可能学习唱歌，她为此大为苦恼。不知有多少回，我看见她的双眼含着晶莹的泪水，向我吐露她的悲伤。可是她本性善良而温柔，悲伤是不会在她心里持续太久的。她擦干眼泪，乖乖地笑了笑，意思说她“将来”会唱歌的。

　　我被阿根老爹收养后，孩子们象自家兄弟一样待我。假如没有突如其来的灾祸再次改变我的生活的话，我是可以永远留在格拉西的。可是命运注定我的好日子不会持久，当我一旦完全恢复健康以后，不听我意志使唤的突变又一次把我抛向了冒险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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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种在济贫医院中担任护理工作的、头戴大白帽的天主教修女，俗称白帽子姆姆。

　　②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每个教徒都有一个护守天神，护守天神背上长有两个翅膀。根据欧洲画圣像画的习惯，长翅膀的护守天神的形象，常常被画成是一个胖胖的小女孩。书中雷米的幻想，就是根据这种圣像画来的。

　　③夏朗东：法国瓦尔德马恩省城市，位于塞纳河与马恩河汇合处。

　　④根据上文看，可能是卢尔辛街的新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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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二一章 流离失所

　　已经有不少日子了，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老是有这样的思想，并暗暗对自己说：“孩子啊，你太幸运了，这种好景是不会长久的。”

　　横祸将怎样落到我的头上，我无法预测。但差不多可以肯定，它迟早要落到我的头上。

　　我为此常常悲观丧气。但也有好的一面。为了避免大祸的到来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尽力干好自己的活儿，因为在我想来，既然这是落在我头上的灾祸，那么它必然是由于我的过错而引起的。

　　但是我弄错了，它根本不是我的过错引起的，虽然如此，它仍然证明我的预见是太正确了。

　　我已经说过，阿根老爹是种植紫罗兰的。这种花的栽培技术并不太难，巴黎郊区的花农都能栽培得非常出色。四、五月份，他们把粗壮的、上下开满了花朵的花枝送到市场上去出售这一事实就是明证。花农种植紫罗兰的唯一技巧，在于选择复瓣花种，因为单瓣花种已经不时髦了。可是，在播下的种子中，单瓣、复瓣往往各占一半。只能留下复瓣植株而不能保留单瓣的，这对一个紫罗兰花农是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的。否则到了第二年你就不得不把精心培育了一年的、开着花的单瓣植株从肥土里拔出来扔掉。因此，播种后的选苗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选苗也叫“拣花苗”。选苗是根据新株的叶子和它的形态特征来进行的，掌握“拣花苗”这一技巧的花农数量不多，因而竟成了某些花农家庭的秘而不宜的传家宝。当一些种植紫罗兰的花农需要选苗时，他们便向精通这一技巧的同行请教，这个同行就象医生或专家一样进城“出诊”。

　　阿根老爹是巴黎最内行的“拣花苗”专家之一，每年到了拣花苗时节，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对我们、尤其对艾蒂奈特来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同行见面从来没有不喝一杯的，有时还要喝上两杯、三杯。在这样转过两、三家之后，再回到家里来，他的脸总是红的，说话总是很费劲，舌头当然也不灵便了，而且两手发抖。

　　父亲不回来，艾蒂奈特是不会去睡觉的，即使回来得很晚，她也等着。

　　如果我本来就醒着，或者被他们的声音吵醒了，我便可以从房间里听到父亲和女儿的对话。

　　“你干嘛不睡？”老爹问。

　　“因为我想看看你还需要什么不。”

　　“原来是这样。宪兵小姐在监视我！”

　　“假使我也睡了，现在还有谁来陪你说话？”

　　“你是想看看我还能不能笔直地走路吧，那好，你瞧吧，我敢打赌，一步不歪，我可以一直走到孩子们的房间不离开这条直线。”

　　东歪西倒的脚步声在厨房里响了一阵，后来静了下来。

　　“丽丝好吗？”他问。

　　“好。她睡着了，你轻一点。”

　　“我没有出声，走得很稳，我必须走得笔直，因为女儿已经责备父亲了。丽丝她没有见我回家吃晚饭，说些什么没有？”

　　“她看看你的坐位。”

　　“啊！她看了我的坐位！”

　　“是的。”

　　“看了好几次吧？是不是看了好几次？”

　　“老看。”

　　“后来呢？”

　　“她的眼睛好象在说：‘你不在。’”

　　“她问你我不在的原因了吧？你回答说我和朋友鬼混了吧？”

　　“不，她啥也没问，我啥也没说，你在什么地方，她心里明白。”

　　“她明白，她明白……她睡得很香吧？”

　　“不，才睡着了一刻多钟。她一直在等你。”

　　“你呢，你想干什么？”

　　“我想不让她看见你回来。”

　　又是一刹那的寂静。

　　“艾蒂奈特，你是个好闺女。你听着：我明天到路易索家去，嗯，我向你发誓，你听见了吗？我一定回来吃晚饭，我不忍心让你等我，我不忍心让丽丝睡觉时心里难过。”

　　然而，许诺、发誓并不总是管用的。只要他在外面又喝上一盅，他一定还是回来得那么晚。在家里，丽丝权力最大；到了外面，丽丝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看，”他常说，“说不喝结果又喝了，总不能谢绝朋友们的好意呀！既然已喝了第一杯，那就再来一杯吧，反正我不喝第三杯，可是因为口渴又再喝了一杯，接着酒兴就上来了。要知道，饮酒可以解愁，一喝酒，再也不去想债主了，眼前一片金光灿烂，似乎离开尘世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所向往的世界去漫游。那就干脆喝个够。总之，就是那么回事。”

　　话也得说回来，象这样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并不经常发生。再说，“拣花苗”季节不长，等到季节一过，没有外出的理由，老爹也就不出门了，他不是那种独自去小酒店消磨时光的懒汉。

　　紫罗兰时节过后，我们准备种植其它花卉。一个花农总是不会让他的园子有一寸白地的，这一茬卖完，另一茬必须马上栽上。

　　花农为市场而劳动的本领就在于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向市场提供花卉，以便卖得出最好的价钱，这个时机就是一年中的几个大的瞻礼日①：圣皮埃尔瞻礼，圣玛丽瞻礼和圣路易瞻礼。本名②叫皮埃尔、玛丽、路易或路易丝的人太多了，因此，这些天售出的盆花或花束的数量是很可观的，这些花都是用来向亲戚朋友祝贺这种节日的。节日的前夜，巴黎满街是花：花店里，市场上，人行道上，马路旁，房屋的台阶上，凡是能放花的地方都放上了花。

　　紫罗兰季节一结束，阿根老爹又为七、八月的重大瞻礼日特别是八月的圣玛丽瞻礼和圣路易瞻礼而辛勤劳动了。我们准备了数以千计的雏菊皇后、倒挂金钟和夹竹桃，只要我们的花房和温室能摆得下多少我们就摆多少。我们还必须让所有的花在预定的日子里开放，既不能早开，也不能迟开。早开了，节日到来之前花已凋谢；迟开了，花赶不上佳节。人们不难理解，这是需要某种技巧的，因为人不是太阳和时间的主人，天气会时好时坏。阿根老爹被视为种花艺术的专家，他种的花，总是不早开也不迟开。这要操多少心！化出多大的劳动代价！

　　我在故事里讲到的那个时刻，正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季节。我们是在八月五日，各种奇花含苞欲放：在园子里，露天生长的雏菊皇后蓓蕾初绽；花房中，在挡阳的、刷上乳白色石灰浆的玻璃窗下，倒挂金钟和夹竹桃含苞待放，它们组成巨大的花丛或者花团锦簇的金字塔，看了使人眼花缭乱。我不时看见老爹心满意足地搓着手。

　　“今年节气肯定不会错。”他对他的儿子们说。

　　他默默地笑着，心里盘算着所有的鲜花售出后给他换来的收入。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经过了多少艰辛的劳动。我们一刻也不休息，星期日也不例外。现在这一切都已待弄妥当。为了犒劳一番，我们决定全家在当天、也就是八月五日这个星期天到阿格伊去，在老爹的一个朋友家吃晚饭，卡比也去。那位朋友和老爹一样，也是花农。这一天，我们决定干到下午三、四点钟就收工，然后收拾收拾，锁上大门，高高兴兴地出发。估计五、六点钟可以到达阿格伊，我们准备在吃完晚饭后马上回家，以便早点上床，好在第二天一早精力充沛地下地干活。

　　一切都按照决定了的做去。下午四点差几分，老爹锁上了大门。

　　“大家出发啦！”他兴奋地说。

　　“向前走，卡比！”

　　我拉着丽丝，撤腿往前奔跑。卡比汪汪地在我们身边快乐地跳着，叫着。也许它以为我们又要长时间地走远路了吧，这对它比憋在家里好，老待在屋里使它厌倦了，我又不可能常常照顾它，而我的照顾，它认为是高于一切的。

　　我们一个个穿着过节的衣服，准备去吃烤肉。路上的行人总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儿。丽丝戴着草帽，穿蓝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灰布高帮鞋。她成了我能见到的最漂亮、最活泼的小姑娘了；她的可爱，表现在她的活泼和清新的神态中；她的眼睛，她的微微翕动的鼻翼，她的肩膀和胳膊，她的一切显示出她那兴奋的心情。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很快过去了。我只知道在晚餐快结束时，我们中间不知是谁发现了西边的天空已经密布乌云。我们是在一棵大接骨树下露天吃着晚饭，所以不难发现暴风雨前的征兆。

　　“孩子们，得赶紧回格拉西去！”

　　一听到这句话，大家嚷开了：“怎么已经要走啦？”

　　丽丝不吭气，不过她做了个表示不乐意和反对的动作。

　　“风一起，”老爹说，“会把花房的窗于掀开的。快上路！”

　　不用争下去了，我们大家都懂得：玻璃窗是花农的命根子，一旦被风刮破，花农会倾家荡产。

　　“我在最前面走，”老爹说，“邦雅曼，你踉着我，亚历克西，你也跟着，我们快走。雷米陪着艾蒂奈特和丽丝在后头走。”

　　二话没说，他们迈开大步往前走了。我们在后面跟着，步子却没有那么快，艾蒂奈特和我还要按照丽丝的脚步不时调整我们的步子。

　　再也没有欢声笑语了，再也不东奔西跑了，再也不连蹦带跳了。

　　天变得越来越黑，起风了，暴风雨来临前的云雾般的漫天尘土在地面上成团成团地呼啸着、滚动着。当我们被这种风的涡流裹了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得停下来，背对着风，用两只手捂住眼睛。我们一张口，就被灌进满嘴沙土。

　　由远处响起的雷声渐渐逼近，时而还夹杂着刺耳的巨响。

　　我和艾蒂奈特拉着丽丝的手，拖着她往前走，因为她很难跟得上，我们比预计的要跑得慢多了。

　　我们能在骤雨下来之前到家吗？

　　老爹、邦雅曼和亚历克西能及时赶到家吗？

　　对我们来说，最多被淋成个落汤鸡；但对他们来说，事关重大。他们必须保护好苗床不让它们遭受损毁，也就是说，必须关好窗子，防止花苗被大风连根掀起，刮个乱七八糟。

　　隆隆的雷声一个紧接一个，密密层层的乌云使天空变得漆黑一片。接着，风撕开乌云，露出一块块古铜色的云层。很明显，这些乌云随时都有泻下倾盆大雨的可能。

　　奇怪得很，在一片雷声之中，我们听到一个可怕的响声，从天上落下来，实在叫人难以理解，犹如兵马骤至，金戈齐鸣。

　　突然间，冰雹僻哩啪啦地下了起来。开始是些小粒子，打在我们的脸上，接着便是真正的冰雹，象雪崩一样倾泻下来。我们不得不躲进一家人家的大门口。

　　于是，最可怕的冰雹降落了。转瞬间，街道象是在严冬季节，铺上了一层白色的雹子，鸽蛋大的雹子落下时发出喧天的响声，掺杂着玻璃被砸的碎裂声。雹子从屋顶上滚下来，滚到街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也跟着纷纷滚下：碎瓦片、墙上的灰泥和打碎的石板瓦。石板瓦在白色的地面上变成一堆堆黑色的东西。

　　“唉！玻璃窗全完了！”艾蒂奈特惊叫了起来。

　　我脑子里也闪过这一可怕的念头。

　　“也许老爹已及时赶到了。”

　　“就算他们在下雹子前赶到，他们也来不及用草席盖好全部窗子，全完蛋了！”

　　“听说雹子只在一个地方下。”

　　“这里离家太近，那边不会不下的。假如雹子象这儿一样落在花房上，那可怜的爸爸会破产的。啊，天主啊，爸爸正指望卖掉这批花，他多么需要这笔钱呀！”

　　我对商品的价格是外行，可我常常听人家说，一百块窗玻璃价值一千五百或一千八百法郎。我立即懂得：假若这场雹子砸碎了我们五、六百块玻璃的话，那么不算花房本身和那些花卉，这场天灾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就已经够惨重的了！

　　我很想问问艾蒂奈特，可是震耳的冰雹声几乎无法使我们互相听清楚。再说，她也没有心思说话，象那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一把火烧掉的人一样，她绝望地瞧着落下的冰雹。

　　这场可怕的雹灾没有持续多久，至多五、六分钟功夫，它骤然而来，又骤然而止。黑云慢慢向巴黎上空移动，我们也从大门口跑了出来。路上，硬邦邦的、圆圆的雹子似海边的鹅卵石，在行人的脚下滚动，那厚厚的冰雹埋没了行人的脚踝。

　　丽丝穿着高帮布鞋，在冰冷的雹子地上寸步难行，我只好把她背上。她去时高高兴兴，这时却愁容满面，泪珠在她的眼睛里滚动。

　　我们不久回到了家，只见大门敞开着，我们径直走进园子。

　　多么凄惨的景象！全砸坏了，砸烂了。玻璃窗、花、碎玻璃片和雹子混杂在一起，杂乱地堆成一堆，早晨还是美丽富饶的园子，一下子成了一种谁也叫不出名字的可怕的碎片残骸。

　　老爹在哪里？我们到处找他，哪里都不见他的影踪。我们一直找到大温室，发现那里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地面上一片碎玻璃碴，他坐在它们中间的一张小凳上，神态沮丧。亚历克西和邦雅曼站在他背后，一动不动。

　　“唉，我可怜的孩子们！”听见我们踏着碎玻璃片的脚步声走近他时，他抬起头叹息道，“唉，我可怜的孩子们！”

　　他紧紧抱着丽丝，哭了。

　　他能说些什么好呢？

　　这是一场灾祸。眼前看到的已经这样可怕，但是比这更可怕得多的，将是它的后果。

　　很快，我从艾蒂奈特和男孩们那里得知，老爹已经明显地陷入了绝境。十年前他买进了这块园地，并在那上面盖了这所房子，卖地皮给他的那个人还借给他一笔贷款，让他购买一个花农所必需的工具和设备，地价和贷款必须在十五年内连本带息地付清。欠了债要还，这是当然的也是躲不开的，但更加躲不开的是这个债主所期望的那个时机，就是说，只要老爹有一次迟付，他就有权收还地皮、房子、花圃设备和工具。至于他已经收到的十年本息则仍归他所有。他在投机，他认为在这十五年内总有一天老爹会还不起欠他的债务。他在这场投机中不冒丝毫风险，他的债务人却没有一天不在冒倾家荡产的风险。

　　亏了这场雹子，债主盼望了已经十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现在，接着要发生的是些什么呢？

　　我们是处于一种对可怕的前途无法预知的不安的心境中，但时间并不长，第二天就是老爹应当用卖花得来的钱偿还这一年度本息的日子，我们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先生从门口走了进来，样子不太礼貌。他交给我们一张贴了印花的纸③，他在空白处还填了几个字。

　　他是个执达员④。

　　从这天起，他三日两头来逼债，因此，他连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雷米，你好！”执达员常常这样打着招呼，“亚历克西，你好！艾蒂奈特小姐，你好吗？”

　　他笑嘻嘻地将印花纸交给我们，如同交给他的朋友一样。

　　“再见，孩子们！”

　　“见鬼去吧！”

　　老爹不能再待在家里，他老在城里奔忙。他到哪儿去了呢？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从前是个有什么讲什么，心里藏不住话的人，可现在再也不说一句话。他常到代理人⑤家去，大概要出庭了。

　　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恐惧。维泰利斯也到过法庭，我知道出庭带来的后果。

　　老爹打的官司要等很长时间才有结果。冬天的一部分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当然不可能把花房修好，连玻璃窗也没有配好。我们只好在花房里种些蔬菜和不需要遮盖的花卉，这卖不了什么大钱。不过，这样总算有一点收入，再说，我们也有活儿干了呀！

　　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比平时更加垂头丧气。

　　“孩子呀！”他说，“全完啦！”

　　我想走出去，因为我懂得严重的情况就要发生。他是在对他的子女们说话，我觉得不应该在旁边听着。

　　可是他招招手，不让我走开。

　　“你难道不是我们家里的人吗？”他说，“你年纪还小，听不大懂我要对你说的。可是你也是尝够了人间的苦难的，你会听懂的。孩子们，我要和你们分别了。”

　　只听到一片惊叹声和悲痛声。

　　丽丝扑到他的怀里，哭着亲他爸爸。

　　“啊！你们都明白：不是我愿意抛弃你们这样的好孩子，抛弃小宝贝丽丝。”

　　他把丽丝紧紧搂在怀里。

　　“他们判我必须还清债务，可是我没有钱，只好变卖家里的所有东西，但这还不够，所以我将蹲五年监牢，我不能用钱偿还，只好用我的肉体、用我的自由来抵偿。”

　　我们全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是的，这是伤心的事！”他说，“可是不能违抗法律，这是法律啊。我的律师对我讲：‘从前的法律更严厉，当债务人无力向债权人还债时，债权人有权将他的肉体剁开，而且要切多少块就切多少块。’我还只是坐牢，大概过几天就得进去，要坐五年。这段时间，你们怎么办呢？多可怕呀！”

　　又是一片沉寂。我不知道别人听了是什么滋味，我反正觉得太可怕了。

　　“你们一定以为我没有把这事深思熟虑过吧，下面是我作出的决定，我进了监狱以后，决不让你们感到孤独，决不让你们被遗弃。”

　　我又有了一线希望。

　　“雷米，你给我的姐姐卡德琳娜·苏里奥写封信，她住在涅夫勒省的德勒齐；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她，请她上这儿来。卡德琳娜头脑冷静，她会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可以同她一起商量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是破天荒第一次写信，真是万事开头难呀！

　　老爹的话说得含糊不清，但里面却含着某种希望。在我们目前落难的情况下，能抱有希望已十分知足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希望呢？

　　我们看不到这种希望，但是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卡德琳娜即将到来，她是位善于处理事务的女人，这使我们这些幼稚无知的孩子觉得有救了。

　　对善于处理事务的人来讲，世上是没有难事的。

　　然而卡德琳娜没有象我们想象中那样来得及时。商务警察，也就是拘捕债务人的警察，比她先来了一步。

　　老爹刚刚出门到他朋友家去。他走到街上，迎面碰上了警察，我当时正陪着他。一秒钟的功夫，我们便被围住了。老爹没有逃走的意思。他脸色变得苍白，好象感到不舒服，用微弱的声音请求警察，允许他和孩子们吻别。

　　“别伤心，”其中二个警察说，“债务监牢并不那么可怕，那里正直的人居多数。”

　　在商务警察的押送下，我们回到了家里。

　　我走到花房，把男孩子一个个找来。

　　当我们回到屋里时，老爹正抱着滚滚地流着热泪的丽丝。

　　一个警察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至于说些什么，我没有听清。

　　“是，”老爹回答道，“你说得有道理，应该这样。”

　　老爹突然站起身来，把丽丝放下，丽丝却抓住不肯松手。

　　于是，他挨个儿亲了亲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

　　我躲在一个角落里，被泪水糊住了眼睛，他喊我了：“你，雷米，你不来亲亲我吗？难道你不是我的孩子吗？”

　　我们每个人当时都处在一种完全狂乱的精神状态中。

　　“你们都待着，”老爹用命令的口吻说，“我命令你们！”

　　他一下子放开丽丝的手，让艾蒂奈特拉着她，随即走了出去。

　　我很想跟着他走，所以也朝大门口走去。可是艾蒂奈特示意我止步。

　　我们大家都待在厨房里失声痛哭，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说什么好呢？！

　　我们知道，拘捕迟早要发生。但是我们满以为卡德琳娜会先到，有了她就有了保护了！

　　可是卡德琳娜不在这儿。

　　卡德琳娜大约是在老爹被带走以后的一小时到达的，她见我们一个个缩在厨房里，大家一声不吭。直到今天一直是我们赖以依靠的艾蒂奈特也被压垮了。她从前是那么坚强，那么勇敢，现在却和我们一样虚弱。她自己也已失去勇气、毅力和主意，正使劲抑制着自己的悲痛忙着安慰丽丝，这当然使她自己更加痛苦，哪里还有力量来顾到我们呢？领航人已落入汪洋大海之中，从此我们这一群孩子没有了掌舵人，没有了指引我们前进的明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导我们驶向港口，我们甚至都不清楚是否还有可以靠岸的港口。我们在生活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在风浪中漂泊，无法行动，也不敢行动，头脑中塞满了恐惧，心里充满了绝望。

　　卡德琳娜姑母是个坚强而富有主见的女人，她曾在巴黎当过奶妈，十年中换了五家。她熟识世间的艰难困苦，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善于随机应变”。

　　她要求我们服从她的安排，听她这样一讲，我们便松了口气，顿时又觉得找到了方向，我们又重新站立了起来。

　　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财产的农家妇女来说，这一家孤儿落在她肩上的负担是够沉重的：最大的不到十六岁，最小的是个哑巴，这种情况使最能干的人也会忧心忡忡。孩子们怎么办？当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时候，人们又怎能承担起额外的负担呢？

　　她奶过的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个公证人，她便去向他求教。全仗这位公证人，全仗他的忠告和关心，我们的命运决定了。然后，她再到监狱找老爹商量。至于她的计划和意图，她事先连一点风声都没向我们透露。去巴黎一周后回来，她把作出的决定通知了我们。

　　因为我们年纪太小，都不能独立工作，所以我们将分头到乐意收留我们的叔叔和姑姑家去居住。

　　丽丝到居住在莫尔旺山区德勒齐的卡德琳娜姑妈家去。

　　亚历克西到塞文省的瓦尔斯当矿工的伯父家去。

　　邦雅曼到圣康坦当花农的另一个伯父家去。

　　艾蒂奈特到另外一个姑妈家去，这位姑妈结婚后住在埃斯南德海边的夏朗德省。

　　我听着安排，等待分配。可是卡德琳娜姑妈不言语了，我上前一步问道：“我呢？”

　　“你？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我以后可以替您干活。”

　　“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您问问亚历克西和邦雅曼，看我有没有劳动的勇气。”

　　“你也有喝汤的勇气，对不对？”

　　“是，是，他是自家人。”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丽丝往前走到她姑妈面前合上双手，这动作比长篇大论更能表达意思。

　　“我可怜的小乖乖，”卡德琳娜姑妈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让他跟你在一块儿。可是，你看看，在生活中，事情是不能样样称心的。你是我的侄女，我们到家时，假如我的男人说三道四，或在餐桌上板面孔，我只要回敬他一句话：‘她是我们家的人，我们不可怜她，谁可怜？’就可以了。这话同样可以对圣康坦和瓦尔斯的叔叔和在埃斯南德的姑妈讲。人家收留亲戚，不收留外人。那薄薄的面包只是供家里人吃的，给所有的人吃就不够了。”

　　我觉得这事已不可挽回，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她说的是大实话，“我不是这一家的人”，我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乞求等于讨饭。然而，倘若我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的话，难道我因此就会比现在更多爱他们一点吗？亚历克西和邦雅曼，难道不是我的兄弟吗？艾蒂奈特和丽丝，难道不是我的姐妹吗？丽丝难道不是象热爱邦雅曼或亚历克西一样地热爱我吗？

　　卡德琳娜姑妈决不推迟她计划的实施，她通知我们：明天就要分手。说完，她打发我们去睡觉。

　　一走进我们的房间，大家就把我团团围住了，丽丝扑到我身上哭了，我立即明白：分别是难过的，他们是想着我、同情我的。我深深感到，我是他们的兄弟。于是，有一种思想突然在我的混乱的头脑中发出了亮光：不是说，在好的中间要想到坏的吗，那么，在坏的中间也要看到好的。我的这种思想，更正确地说，这种启示，它从我的心的深处上升到了我的头脑。

　　“听我讲，”我对他们说，“我有数，你们的亲戚不要我，可你们是把我看作自家人的。”

　　“对了，”他们三人异口同声地说，“你永远是我们的兄弟。”

　　丽丝不会讲话，紧紧握着我的手，表示同意他们的说法，她深情地望着我，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好！对！我将永远是你们的兄弟，我会拿出证据来让你们看。”

　　“你想在哪儿定居？”邦雅曼问。

　　“在贝尔尼家有个地方，明天一早我替你去问问，好吗？”艾蒂奈特说。

　　“我不想定居。一定居，我只好待在巴黎，永远看不见你们了。我想重新穿上羊皮袄，拿上老爹挂在钉子上的竖琴，从圣康坦到瓦尔斯，再从瓦尔斯到埃斯南德，从埃斯南德到德勒齐，一个一个地去看你们，这样你们将通过我永远在一起。我没有忘记唱歌跳舞，我要去谋生。”

　　看着每个人脸上流露出的满意的表情，我知道我的想法反映了大家的愿望，我在悲伤中感到快慰。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别离和我们的聚会，谈论着过去和未来。艾蒂奈特要我们大家上床睡觉，可是这一夜谁也没有睡好，可能我比他们睡得更不踏实。

　　第二天一清早，丽丝把我带到花园，我明白她有话要对我说。

　　“你想跟我谈谈？”

　　她点点头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要分别了，你很难过，你不用说，从你的眼神中就可看出来，我从心里感觉到了。”

　　她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与上面所说的无关。

　　“半个月后，我将在德勒齐了。”

　　她摇摇头。

　　“你要我去德勒齐吗？”

　　一般我是用提问的方式来交流我们之间的想法的，她则用肯定或者否定的方式回答我。

　　她告诉我，她希望能在德勒齐见到我，但她伸出手，朝三个不同的方向指了指，我明白她的意思，即去德勒齐之前，我应当先去看看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你让我先去瓦尔斯、埃斯南德和圣康坦？”

　　她微笑了，因为被人理解而感到高兴。

　　“什么道理？”

　　于是，她用双手，用嘴唇，特别用她传神的眼睛告诉我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我现在将她的解释表述如下：

　　“你应当先去看看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好让我知道他们的消息。你去德勒齐时，把你看到的以及他们对你说的全告诉我。”

　　他们应当早晨八点钟出发。卡德琳娜姑妈租了一辆大马车，先送他们去监狱和父亲告别，然后，各人拿着自己的小包去乘应当乘坐的火车。

　　七点钟，艾蒂奈特也把我叫到花园。

　　“这回要分开了，”她说，“我想送一个小纪念品给你，拿着吧！这是个针线包，里边有针线和剪刀，是我代父⑥送给我的，路上你会用得着的。往后的日子我不在你身边了，不能替你缝缝补补，你用剪刀时会想到我们的。”

　　艾蒂奈特跟我说话时，亚历克西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等她一回到屋里，他马上走到我身边，那时我正待在园子里，情绪十分激动。

　　“我有两枚一百苏的硬币。”亚历克西说道，“你要是愿意接受一枚，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从前在我们五个人当中，要数亚历克西最爱钱，我们常常嘲笑他吝啬。他一个苏一个苏地攒着，当最后终于换成一枚十苏或二十苏的新币时，他会打心眼儿里高兴起来，这种时候，他就把新币放在阳光下照着，放在手里翻来覆去数着，把它们敲出叮叮噹噹的响声。

　　他的提议打动了我的心．我想谢绝，可他哪里肯答应。他把一枚发亮的好看的钱币塞在我手里，我由此体会到他对我的深厚友谊胜过他对小小的财宝的感情。

　　邦雅曼更没有忘记我，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把小刀。作为交换，他要我给他一个苏，因为“刀会把友谊的纽带割断的”。

　　时针滴滴答答地走动着，再有一刻钟，再有五分钟，我们就要分别了。丽丝不会惦记我吗？

　　马车的车轮发出转动的响声，丽丝从卡德琳娜姑妈房间走出来，要我跟她到花园去一趟。

　　“丽丝！”卡德琳娜姑妈叫了一声。

　　丽丝不回答，只顾快步走她的路。

　　在花农和菜农的园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充分利用，供玩赏和消遣的植物是没有它们的地盘的。然而，在我们园子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棵孟加拉湾大玫瑰树，它的一枝一叶都没有被砍掉过。

　　丽丝走到玫瑰树下，从树上折下一截玫瑰枝。技上有两个含蕾欲放的花朵。她转身面对着我，将玫瑰枝一分为二送给我一枝。

　　啊！嘴上吐露的话语与眼睛传送的感情相比实在显得太不足道了！话语和眼神相比，显得多么冷漠和空洞！

　　“丽丝！丽丝！”姑妈叫喊着。

　　行李早已装上马车。

　　我背起竖琴，叫了一声卡比。卡地见到乐器，见到我过去穿戴的服装——这服装没有任何使它惊异的地方，它高兴得跳了起来，心里一定明白：我们将重新上路，它又可以自由地跳跃、奔跑了。对它来说，这比关在屋子里有趣。

　　分别的时刻已到，卡德琳娜姑妈缩短了离别的时间。她让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上车，又吩咐我把丽丝抱到她的膝盖上。

　　看我痴痴地呆着不动，卡德琳娜姑妈轻轻推了我一下，关上了车门。

　　“上路！”她喊了一声。

　　马车走了。

　　在朦胧的泪眼中，我瞥见丽丝的头贴着放下的车窗，她用手给了我一个飞吻。车子在街角急速转了个弯，只见剩下的是一阵阵飞扬的尘土。

　　我偎依在竖琴上，卡比趴在我的脚下，我呆若木鸡似的，久久地望着那飞扬的、又轻轻地散落在地上的尘埃。

　　一位受托给这个园子关上大门并为房主保管钥匙的邻居，使我从沮丧中清醒过来，回到了现实之中。

　　“你留在这儿吗？”

　　“不，我也走。”

　　“你上哪儿去？”

　　“一直往前走。”

　　那位邻居也许起了怜悯心，他向我伸出了手：“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你留下。可是我不能向你作出什么保证，因为你不太结实，往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我谢谢他。

　　“随你的便。我说的是为你好，祝你一路顺风！”

　　他走了。

　　马车早已走远，大门已经锁上。

　　我将竖琴斜背在肩上，我这个从前经常做的动作引起了卡比的注意。它站起来，瞧着我的脸，眼睛闪闪发光。

　　“卡比，走！”

　　卡比懂了，它跳到我的前面，汪汪地叫着。

　　我的视线从这所房子上移开，向前方望去。我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了两年，原先以为将永远在那里生活下去的。

　　太阳已经老高了，蔚蓝色的天空，暖融融的天气，同我当初在寒夜里累倒在墙脚下的光景多么不同。

　　两年只是短暂的一次停息，我必须重新上路。

　　但是这短暂的停息对我是有益的。

　　它给了我力量。

　　比我的四肢觉察到的力量更有价值的，是我心中感受到的友谊。

　　我不是天涯孤子。

　　我现在有了生活的目标：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使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快乐。

　　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我的眼前。

　　往前走！

－－－－－－－－－－－－－－－－－－－－－－－－－－－－－－－－－－

　　①②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按天主教教规，一年中有很多天被定为某一个圣人的纪念日，称某圣人瞻礼日，或简称某圣人瞻礼。又按天主教教规，婴孩生下的第三天必须进教堂领受洗礼，领洗时必须选一个圣人的名宇作为他的教名，也称本名。每一年的这个圣人的瞻礼日便成了这个人的本名瞻礼日或主保圣人瞻礼日。到了这一天，他的亲友要向他送花祝贺。这种天主教化的法国社会习俗，从四十年代开始，已逐渐淡薄。

　　③指贴上印花的文书。文书上贴了印花，才能产生法律效力。这里是指法院送给老花农的关于清偿债务及其期限的裁决。

　　④旧时指给诉讼当事人送传票、判决、裁决、催告等文书的法院办事人员。

　　⑤指专门替委托人办理借贷、清偿、找担保以及在公证处办理公证等商业事务的人。

　　⑥代父，也有称教父的。按天主教习俗，每个教徒在领洗时应在自己的亲友中选定一对夫妇为自己的代父和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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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一章 往前走

　　往前走！

　　现在，在我面前展开着的是一个多么大的世界，东、南、西、北，我可以高兴朝哪个方向走就朝哪个方向走。

　　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一切都要靠我自己来做主。

　　有的孩子好偷偷地对自己说：“啊，倘若能让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倘若没有人来管我，能让我自由自在，能让我自己做主，那该多好！”他们渴望着的幸福，就是有一天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去干些蠢事。

　　我呢，我对自己说：“啊，倘若有人给我一些忠告和指导，那该多好！”

　　这些孩子和我之间存在着的差异，竟大得这样吓人……

　　当他们干了蠢事，总有人在背后等着给他们伸出援助的双手；如果栽了跟斗，就会有人把他们从地上扶起来；我却举目无亲，只要跌倒了，哪怕跌进万丈深渊，也只能靠自己一个人爬起来，当然还必须幸而不跌断手脚才行。

　　我积累了足够的经验，知道自己随时都有跌得爬不起来的可能，所以我承认，我常常提心吊胆。

　　我虽年幼，但已饱尝人间苦难，因此，和同年龄的儿童相比，我比他们更审慎、更小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可宝贵的长处。

　　在走向新的途程之前，我决定先去看望一下在近几年来已经几乎成了我父亲的那个人。卡德琳娜姑妈没有让我同孩子们一起去向他告别，但是现在我可以而且也应该独自一个人去吻他，向他告辞。

　　我虽然从未去过债务监狱，可是这个名字和这个地方在这些日子里已经听得很够了，它并不难找，只要沿着熟悉的马德莱娜街走去，然后再问一下路就行。既然卡德琳娜姑妈和孩子们可以去看望老爹，那么人们或许也会允许我探监，我是或者说我曾经是他的孩子，他爱过我！

　　我不敢让卡比跟着我在巴黎街上乱转，警察要来盘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在我的经验里，没有比警察更吓人的了，我永远也忘不掉在图卢兹发生的那件事。我用一根绳子把卡比拴起来，这对于一条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狗来说，当然严重地伤害了它的自尊心，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牵着它走上了去克里希监狱的那条路。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很凄惨的，人们见了之后会引起阴森可怕的反应。我再没有见到过比牢门更丑恶、更阴森吓人的东西了：它看去比墓穴的门还要使人发抖。封闭在石头里面的死人是没有知觉的，而囚犯是被活着埋葬的死人。

　　在跨进牢狱的大门之前，我的脚步停了下来，我仿佛害怕也被关进去，我担心这扇叫人望而生畏的大门在我身后一合上，便再也不会打开了。

　　按照我原来的想法，进了监狱再想出来是困难的，现在才知道，要把自己的两只脚跨进去也并不容易，这是我这次身临其境之后才得到的体会。

　　但是我既没有碰钉子被赶走，也没有受到别的难堪，便来到了我要看望的人的身边。

　　我被引进接待室。同想象中的完全相反，这里没有木头的也没有铁的栅栏把你同里面的人隔开，老爹很快就出来了，他并没有带上脚镣和手铐。

　　“我一直在等着你，我的小雷米。”他对我说，“卡德琳娜没有带你和孩子们一起来，我责备了她。”

　　从早晨起，我一直感到很憋气、很难过，可是老爹的话一下子使我打起了精神。

　　“卡德琳娜太太不愿收留我。”

　　“她没法收留你，我可怜的孩子。在这世界上，人们不可能样样都很称心。我当然相信你，为了谋生你是会好好工作的，可是我那内弟苏里奥是尼维尔奈运河的船闸管理员，他们那里不可能有你做的工作。你要晓得，船闸管理员是不会雇佣一个花农的。孩子们告诉我，说你想重新靠唱歌谋生，你难道忘记了差点冻死、饿死在我们家大门口的这件事了吗？”

　　“没有，我没有忘掉。”

　　“那时你还不是一个人，有师傅在带着你。我的孩子，象你这样年纪，孤零零一个人到处唱歌流浪，是很危险的。”

　　“还有卡比呢。”

　　卡比听到我提起了它的名字，便象往常一样，用一种我熟悉的吠声向我回答，意思是：到！我就在这里，您要我替您干什么呢？

　　“当然啰，卡比是条好狗，但它毕竟是狗，你怎么谋生呢？”

　　“我唱歌，卡比演戏。”

　　“光靠卡比演不了戏。”

　　“我教它做技巧动作。卡比，我教你啥，你就学啥，对吗？”

　　卡比把爪子捂到胸口上。

　　“得了，孩子，你如果是个听话的孩子，你就找个职业。你已经是个好工人了，这比流浪好得多，那是懒汉干的。”

　　“我可不是懒汉。您是了解我的，您可曾听见我说过半句抱怨活儿累的话吗？在您家里，我真想拼命干，我真想一辈子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可是别人的家里我不愿意去。”

　　大概我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神态有点异样，老爹瞧着我，不再说话了。

　　“你对我们讲过的，”他终于又开口了，“那时你还不晓得维泰利斯是什么人，他对待人的态度和那副上流人物的派头常常使你感到惊讶。你说过，仿佛他自己就是位绅士。你也一样，你的举动、神态似乎也在告诉别人你不是个穷小子。你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去伺候人？那么，孩子，也许你是对的。请相信我，我刚才也只是为你着想，没有别的用意。我爱说大实话，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这是你知道的。我总觉得，你没有父母，我也不能再充当你的父亲了，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主。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倒霉的人是无权发号施令的。”

　　老爹这一番苦口婆心的话，说得我心乱如麻，尤其因为我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虽然说的话不尽相同，但意思是差不多的。

　　是的，孤身一人到处流浪是危险的，我遭受过这种危险的袭击，尝过它的滋味；我经历过我们的狗被狼吃掉的那种夜晚；经历过冉蒂里采石场的那种可怕的黑夜；我曾几次三番从几乎饿死、冻死的大难中又活了过来；在维泰利斯吃官司的时候，我从这个村被赶到那个村，整天也挣不到一个苏。我当然懂得流浪生活带来的风险，也懂得什么叫贫困。这种生活不仅保证不了你有一个明天，就连今天，连现在，它也未必能确保你活得下去。

　　假如我放弃这种生活，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老爹他刚才为我指点的那条路，就是去找一个我不愿意干的职业。我很清楚，处在我目前的地位，我的这种自尊心是很有可能被曲解的，但是我自有我的固定不变的想法，我从前被人卖给了一位师傅，他待我很好，别的师傅我再也不要了。

　　促使我决不再改变主意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放弃这种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我不能对艾蒂奈特、亚历克西、邦雅曼和丽丝不守信用，就是说，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当然，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他们之间没有我也可以书信往来，可是丽丝呢？她不会写信，卡德琳娜姑妈也不会写。假如我不管丽丝，她就会感到极大的失望。她将怎样看待我呢？她唯一的想法将是我不再疼她了。她曾向我表示过深厚的情谊，多亏她我才感到如此的幸福。现在要我改变主意，啊，决不可能。

　　“您不想让我把您孩子们的消息捎给您吗？”我问。

　　“他们已经给我说过了，但是，我刚才建议你抛弃街头艺人的生活时，我想到的不是我们自己，应该首先想到别人而不是自己。”

　　“正是这样，老爹。您看，现在您为我指明了方向。假如我因害怕您讲到的危险而对别人失信，那我想到的就是自己而不是你们和丽丝了。”

　　他又一次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突然握住我的双手：“好啊，孩子，你能讲出这种话，我一定要亲亲你。你的心肠真好，心肠好坏不由年龄来决定，看来是真的。”

　　接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是紧挨着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我扑向他的怀里，因听到他称赞我“心肠好”而感到激动和自豪。

　　“现在，就只剩下一句话要说了，”他接下去说道，“听从天主的安排吧，我亲爱的孩子。”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时针在滴答滴答地走动，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

　　老爹突然用手在他坎肩的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只大银表，银表是用一根细的皮带系在钮扣孔眼上的。

　　“我们快分别了，你不带走我的一件纪念品吗？那怎么行！这是我的一只表，我送给你。它不值几个钱，你也知道，要是值钱的话，我早该把它卖掉了。它走得也不准，有时还得用大拇指按它几下，不过，这是我眼下拥有的全部财产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它送给你。”

　　说着，他把表放到我的手里，看着我不愿意接受这件美好的礼物，他伤心地说：“你知道，我在这儿用不着看时间，时间过得太慢，要计算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愁死的。永别了，我亲爱的小雷米，再吻我一次吧！你是个好孩子，你得记住：要永远做个好孩子。”

　　我记得他当时大概拉着我的手一直把我送到出口处。以后发生的一切和我们之间还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全记不清楚，因为我当时的思想太紊乱、太激动了。

　　每当我重新回忆这次离别的情景时。能记起来的，只是那天我来到街心时候时那种痴呆和沮丧的感觉。

　　我在牢门口一定站了很久，因为拿不定主意是向右还是向左走更好。要不是我的手在口袋里偶然碰到了一个又圆又硬的东西，我或许会一直待到天黑的。

　　我无意地摸了摸这件东西。那是我的一只表！

　　悲伤、不安和忧虑顿时全忘记了，我只想到我有了一只表，一只属于我的表，一只放在口袋里可以看时间的表。于是我把它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想看看是什么时候了：十二点。对于我来说，十二点，十点，或者下午两点，都无关紧要。不过，现在正是十二点，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我说不上来。是的，啊，中午，已是中午了，我能知道现在是中午，那是我的表告诉我的。啊，这只表来得正是时候！我仿佛觉得它是一位密友，我可以向它请教，我可以和它谈心。

　　“我的表朋友，现在几点钟了？”“十二点，我亲爱的雷米。”“啊，十二点了，我该想着点儿，还有一大堆事情呢，对吗？”“当然啰。”“多亏你提醒了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没有你，我会把要办的事忘掉的。”“有我呢，你不会忘掉什么的。”

　　除了卡比，我又有了一只表，现在不怕找不到人说话了。

　　“我的表！”这三个字多带劲！我过去多么盼望有只表，然而我是当然永远也不会有表的！可现在，就在我的口袋里，正装着一只表，它正在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老爹说过，这只表走得不怎么准。其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能走就行。如果需要象老爹说的那样，用大拇指去按它一下，那我就按它一下；需要使劲按，我就使劲按，甚至多按几丁也行，我是不会舍不得的。要是这么那么按还不行，那我就亲手把它拆开，啊，这一下就更有意思了，我会看到那里面装着的是些什么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在使它这样不停地走动的。我会严格地管教它，叫它只能规规矩矩的听我的话。

　　我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没有发现卡比也和我一样兴奋，它牵动我的裤腿，还发出一阵阵尖叫，叫声越来越大，使我从梦中醒了过来。

　　“卡比，你要什么？”

　　它看着我。但我心神不宁，没法猜透它的心思。几秒钟后，它爬到我身上，用前肢摸我的口袋，那个藏有表的口袋。

　　卡比是想知道时间，以便向“贵宾”们报告，象它和维泰利斯一起演戏时那样。

　　我给它看表，它端详了很久，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高兴地摇动着尾巴叫了十二声。啊！它没有忘记！用这只表，我们又可以好好挣钱了！现在我又多了一招，这一招，我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这一切均发生在牢门对面的大街上，有人好奇地看看我们，有的甚至停下了脚步。

　　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真想立即演出一场，可是对警察的恐惧使我只得放弃这个念头。

　　再说，时间已经接近中午，该是我上路的时候了。

　　往前走！

　　我向牢房看了最后一眼。永别了，牢狱！那可怜的老爹被禁闭在大墙后面，而我却可以自由地到我想去的地方去。我牵着卡比上路了。

　　对我的职业最有用的一样东西是一张法国地图。我知道这种东西都是在摆满了绿色的旧书箱的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区①出售的。我决定去买一张，于是我向塞纳河畔走去。

　　路过卡罗赛尔广场时，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杜伊勒利宫的大自鸣钟上，我忽然想起应该看看我的表是不是同这只大自鸣钟走得一样，按理说，它们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我的表是中午十二点半，而大自鸣钟是下午一点。是哪一只走得准呢？我真想拨一下我的表，可是反过来一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的表——我那漂亮而又可爱的表——走慢了。很可能倒是皇宫的钟走得快了。于是，我将表重新放进口袋，对自己说，你在什么时候读干什么，只有你自己的时间才是最合适、最正确的。

　　要找到一张地图是需要花些时间的，尤其是我需要的那一种，也就是说，一种裱糊在布上的折叠式地图，它的价钱不应该超过二十个苏，因为这对于我已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最后我终于在一个书摊上找到了我要的东西，它的颜色虽然已经发黄，但书商只要了我七十五生丁。

　　现在我可以离开巴黎了，我决定立刻就离开。

　　我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经过意大利门走枫丹白露这一条，或者经过蒙特鲁日走奥尔良那一条；走哪一条对我都无所谓，我只是偶然选定了走枫丹白露这一条。

　　我来到了摩弗达街，街名是我刚从蓝色的路牌上见到的，于是它引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伽罗福里、马西亚、里卡尔多、盖子用挂锁锁着的锅子和皮鞭的抽打，最后还有我可怜而又善良的师傅维泰利斯，他因不愿把我租给卢尔辛街上的戏班头而死去。

　　当我走到圣梅达尔教堂时，感到一阵惊异，从一个背靠在教堂墙上的孩子身上，我似乎认出了他就是小马西亚。一点也没有错，有着同马西亚一样的大脑袋，水汪汪的眼睛，富于表情的嘴唇，神态是同样的温顺，样子是同样的可笑。可是有点奇怪，要真是小马西亚，他为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长高。

　　我向他走去，对他仔细地看了又看。再也不用怀疑了，确实是他，他也认出了我，惨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您吗？”他问，“在我进医院之前，您曾和白胡子老头到伽罗福里那儿去过。哎哟！那天我的头实在疼得要命。”

　　“伽罗福里还是您的师傅吗？”

　　马西亚在回答之前，往周围看了一眼，小声说：“他坐班房了。他被捕，是因为他太狠毒，打死了奥尔朗多。”

　　一听说伽罗福里在蹲监牢，我不觉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平生第一次想到：那些使我感到如此恐怖的监狱原来也是有它们的用场的。

　　“孩子们呢？”我问。

　　“喔，我不知道，伽罗福里被捕时我不在场。我出院后，伽罗福里见我不经打，一打就病，就想把我扔掉，他以两年为期、先收租金的条件把我租给了加索马戏团。您知道加索马戏团吗？不知道？喔，那个团不大，是个小团，不过好歹是个马戏团。他们要搞柔体表演，需要一个孩子，伽罗福里便把我租给了加索老爹。我在他那里一直待到上星期一。现在我的头又长大了一点儿，因而不能再钻箱子了，而且我很怕疼，所以他们把我辞退了。我是从马戏团驻地吉索尔来的，要找伽罗福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房门关得紧紧的。我刚才对您说的，都是邻居告诉我的。伽罗福里坐牢了，我只好来到这里，天知道我现在该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干些什么才好。”

　　“您为什么没有回吉索尔去？”

　　“因为我从吉索尔出发徒步来巴黎的那天，马戏团到鲁昂去了。我怎么能去鲁昂呢？路太远，我又没有路费。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连一口饭还没有吃过。”

　　我并不宽裕，但不让这可怜的孩子活活饿死的几个钱我还是有的。当年我流浪到图卢兹郊外挨饿时的情景，同现在马西亚的遭遇多么相似，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一片面包，我不知道会多么感激他。

　　“您不要走开。”我对他说。

　　我快步跑向在马路转角处的面包店。很快我就带着一个大圆面包回来了，我把面包送给他，他一手接过去，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完了。

　　“现在，”我问他，“您想干些什么？”

　　“天知道。”

　　“总得设法干点事。”

　　“您刚才跟我说话时，我正想去把小提琴卖掉。要不是舍不得的话，我早把它卖掉啦。我的提琴，它就是我的欢乐和安慰，每当我伤心的时候，我便独自找个地方，为自己演奏。我就仿佛在天空中看见无数美好的东西，象走马灯似的，比梦幻中的还要迷人。”

　　“您干吗不在街头拉提琴呢？”

　　“拉过，可人家不给我钱。”

　　我是尝够了观众只看戏不摸口袋的滋味的。

　　“您呢？”马西亚问，“您现在干些什么？”

　　我的头脑中忽然出现了一种幼稚的、想吹吹牛的想法。

　　“我是戏班主。”我回答说。

　　我说的是事实，因为我有一个由卡比和我组成的戏班，不过这个事实又几乎同欺骗差不多。

　　“喔！您是否愿意……”马西亚问。

　　“什么？”

　　“让我加入您的戏班。”

　　于是，我只好把老实话说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整个戏班。”我指着卡比说。

　　“依我说，没有什么关系，加上我就是两个了。啊，我恳求您，请您不要嫌弃我。要不然您说我去干什么好呢？我只有等着饿死了。”

　　饿死！听到这种喊声的人，对于饿死是个什么样子，它是什么味道，人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去感觉它的。至于我，它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响是：我懂得饿死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干活，”马西亚继续说，“首先，我会拉小提琴；另外，我会做柔体动作，会跳绳、钻圈和唱歌。您看吧，您要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将成为您的仆人，我服从您，我不向您伸手要钱，只要有饭吃就行。我要是干得不好，您尽可以打我。我们就一言为定吧。我要向您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请您千万不要打我的头，这也一言为定好不好？伽罗福里老打我的头，现在我的头最怕疼。”

　　听着马西亚这样的苦求，我差点儿要哭了。怎么好开口对他讲，我不能收他进戏班呢？饿死！跟着我不同样也要饿死吗？

　　我只好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但他不愿意听下去。

　　“不。”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饿死，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谁有了吃的，大家分享。”

　　他的话一下子使我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定：我现在不是有吃的吗？我应当帮助他。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对他说。

　　他立刻握住我的手吻了又吻。他的举动在轻轻地捣碎我的心，眼泪慢慢地湿润了我的眼睛。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不过您不是仆人而是伙伴。”

　　我把竖琴的背带往肩上一持。

　　“往前走！”我对他说。

　　一刻钟之后，我们走出了巴黎。

　　三月里的干燥的寒风已经吹干了道路，现在走在坚硬的土地上是多么轻快。

　　四月的阳光照耀着万里无云的蓝色晴空，和风吹来是多么舒畅。

　　这同我踏进巴黎之前的那个风雪天是多么不同，这个巴黎，我曾经把它当作一块乐土而渴望过，但又正是到了巴黎之后，我更渴望有块真正的乐土。

　　路边排水沟旁已经长出了青草，新绿的草地上点缀着色彩缤纷的雏菊花和草莓花，它们把自己的花冠向着太阳。

　　我们沿着这些草地百花园前进，看到青葱翠绿的嫩叶丛中，一串串丁香花的伞形花序正在吐红争艳；微风拂过，淡黄色的桂竹香花瓣从饱经风霜的墙顶上飘飘坠下，一直洒落到我们的头上。

　　在我所说的草地百花园内，在路旁新绿的灌木丛中，在树林里，到处听得见小鸟在欢唱，燕子在我们面前倏忽掠过，寻觅着看不见的小虫。

　　我们的旅行有了个良好的开端。我满怀信心地走在大路上，路面上回响着我的坚定的脚步声。解了绳子的卡比在我们四周蹦蹦跳跳，它见了马车，见了小石子堆，见了无论是什么，都要无缘无故地汪汪叫几声，也许它是在向我们表示：它很高兴。

　　马西亚在我身边走着，一声不吭，他也许在考虑什么；我不便打扰他，所以我也默不作声，另外，我自己也有着不少心事要盘算。

　　我们的步子虽是那样从容不迫，但是我们究竟打算走到哪儿去呢？

　　我曾答应过丽丝，在去看她之前，先去看她的两个哥哥和艾蒂奈特。可是我并没有说定先看谁，在邦雅曼、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我可以根据我的选择，先去看这个或那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向塞文走去，也可以向夏朗德或庇卡底走去。

　　如果我向巴黎的南部走去，那么邦雅曼就不可能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目标。但我还应该在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作出选择。

　　我决定朝南方而不朝北方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去看看巴伯兰妈妈。

　　假如我已经好久没有提到过巴伯兰妈妈，那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象个忘恩负义的人那样已经把她忘记了。

　　同样，也不能因为我们分别以来我从未给她写过信而把我说成是个冷漠无情的人。

　　曾经有多少次，我想提笔给她写信，告诉她：我一直在想她，打心眼里爱她。但是，对于巴伯兰的恐惧，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使我只好搁笔了。巴伯兰要是利用我的信去找我，把我抓住，谁说他不会又一次把我卖给另一个不是维泰利斯的维泰利斯呢？而且巴伯兰也许是有权这样做的。这样一想，我情愿让巴伯兰妈妈责备我忘恩负义，也不愿冒重新落到巴伯兰手里的风险。他可能使用养父的权力把我卖掉，也可能要我给他干活，听从他的使唤。我宁肯死，饿死也不愿冒这个危险，我承认，只要一想到这个危险，我就吓软了。

　　如果我没有胆量给巴伯兰妈妈写信的话，那么我似乎觉得象我这样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试着去见她一面的。自从我接受马西亚进“我的戏班”之后，我时常在盘算，觉得这件事办起来也并不一定是太难的。我可以让马西亚走在头里，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进了巴伯兰妈妈的家，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和她攀谈．假如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马西亚可以把实际情况告诉她，然后回来通知我，我就可以回到我度过童年的家，扑向奶我的养母巴伯兰妈妈的怀里；万一相反，巴伯兰在乡下，那马西亚可以请巴伯兰妈妈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和我见面，我可以在那儿拥抱她。

　　一路上，我一直默默地想着这个计划。要考虑一个这么重大的问题，小心谨慎一点，多费点心思，是完全有必要的。

　　事实上，我不仅要判断我是否可以重见巴伯兰妈妈，而且还要考虑我们是否能在路上找到可以挣点钱的城镇和乡村。

　　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请教地图。

　　我们恰巧是在野外，完全可以在小石子堆上坐下来歇歇腿，用不着担心别人的打扰。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对马西亚说，“我们休息一下。”

　　“您是想聊聊天吧？”

　　“您有什么要对我讲吗？”

　　“我请您称呼我时用‘你’。”

　　“好，咱们都用‘你’字吧！”

　　“您可以，我不可以。”

　　“咱们都用‘你’来称呼。我要向你发命令了，你要不服从，我就打你。”

　　“行，打吧，可别打我脑袋。”

　　他笑了起来，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温和，一口洁白的牙齿显露在他黝黑的脸上。

　　我们坐着。我从背包里掏出地图，摊在草地上。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地图上辨认道路和方向，最后我终于划出了一条从科尔贝②经枫丹白露、蒙塔尔吉、吉昂、布尔日、圣阿芒直到蒙吕松的路线，这条路线，看来不仅可以把我们带到夏凡浓，而且，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大概还不至于饿死在半路上。

　　“这是什么玩艺？”马西亚指着我的地图问。

　　我向他解释地图是什么和它的用处，我用的几乎全是维泰利斯给我上第一堂地理课时所用的术语。

　　马西亚听得很用心，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的眼睛。

　　“这样说来，”他问，“还要学会读那上面的字？”

　　“当然。你不识字吗？”

　　“不识字。”

　　“你想学吗？”

　　“哦，我很想。”

　　“好，以后教你。”

　　“在地图上可以找到从吉索尔到巴黎的道路吗？”

　　“可以。这还不容易。”

　　我把路线指给他看。

　　但一开始他根本不相信只要用手指头稍微动一下就已经表明从吉索尔来到了巴黎。

　　“这条路我是徒步走过的，”他说，“比这可要远得多。”

　　我就给他讲解人们在地图上标明距离的方法，他听着，但对我讲的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并没有显出太信服的样子，因为我虽然讲得很费劲，但并不等于讲得很清楚。

　　我的眼光无意地落在那只打开着的背包上，我忽然想到要细细看看里面装着的东西，另外，在马西亚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这在我看来也是很开心的。我便把东西一股脑儿都倒在草地上。

　　我有三件完好无损的布衬衫、三双袜子和五块手绢，还有一双没有穿过多久的皮鞋。

　　“你呢，”我问他，“你有什么？”

　　“一把小提琴，还有现在身上穿的。”

　　“好。”我对他说，“咱们是伙伴，就该平分，你拿两件衬衫，两双袜子，三块手绢。不过这只背包嘛，我看，也可以象所有的东西都平分一样，你先背它一小时，我再背它一小时。”

　　马西亚不肯接受。可是我已经养成了下命令的习惯，我不许他回嘴。应当承认，我感到发号施令是似乎很舒服的。

　　我把艾蒂奈特送给我的那个针线包和一只小盒子放在我的那叠衬衫上面，小盒里装着丽丝送我的玫瑰花。马西亚想打开盒子看看，我不让他这样做，伸手把它取了过来，塞进了背包。

　　“请你永远也别摸这只盒子，”我对他说，“那是件礼物。”

　　“行，”他说，“我向你保证，一定不碰它。”

　　自从我重新披上老羊皮和背上竖琴那天起，有一件东西使我很不方便，那就是我的长裤。我觉得一位艺人是不该穿太长的裤子的，当他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他应当穿短裤和长袜，再在长袜上绕几圈彩色绸带。花农穿长裤才合适，而我现在已经又当上艺人了！……

　　当人们有了一个主意，他又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总是要迫不及待地去实现他的意愿的。我打开艾蒂奈特的针线盒，拿出剪刀。

　　“我把长裤改一改，”我对马西亚说，“你该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拉小提琴的。”

　　“喔，很愿意。”

　　他拿起提琴拉了起来。

　　这时我当机立断，在裤膝盖下面一点的地方，“喀嚓”剪了一刀。

　　这是条漂亮的衣昵长裤，同坎肩和上衣一个颜色，在老爹把它送给我的时候，我是何等高兴，但我不认为这样一剪刀是把长裤糟蹋了，我认为事情恰恰相反。

　　起初，我一面改我的裤子，一面听着马西亚演奏。不到一会儿功夫，我把手里的剪刀和针线都放下了，全神贯注地听了起来。马西亚演奏自如，几乎和维泰利斯难分彼此。

　　“是谁教你小提琴的？”我不禁拍手称好。

　　“谁也没有，也可以说谁都教过。当然，主要靠自己用功。”

　　“谁教会你识乐谱的？”

　　“我不识谱，听人家怎么演奏，我也就怎么演奏。”

　　“以后我教你。”

　　“你什么都懂？”

　　“那是应该的，我是戏班主。”

　　没有一点自尊心就不成其为艺术家。我要向马西亚表明，我也是音乐家。

　　我拿起坚琴，毫不迟疑地立刻唱起了我的拿手歌曲：

　　哦，虚情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象艺人之间惯常的做法一样，马西亚对我说了不少称赞的话，作为我刚才给他的掌声的回报。他才能出众，我也一样，我们两个谁也不比谁差。

　　可是我们总不能老停留在相互的祝贺上，在我们为自己演奏、并欢乐了一阵之后，也应当为自己的食宿想点办法。

　　我扣上背包，这次该轮到马西亚背它了。

　　我们走在黄土飞扬的大路上。我们必须在遇到的第一个村子里停下来演出：雷米戏班要登台问世了。

　　“把你这支歌教给我吧！”马西亚说，“我们以后一起唱，我想我很快就可以用小提琴为你伴奏，演出效果一定会特别好。”

　　当然会特别好。“贵宾”们除非真是铁石心肠，否则一定会掏出大把钱塞满我们腰包的。

　　很幸运，我们没有碰到铁石心肠的“贵宾”。过了维尔茹伊夫城，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准备寻找合适的演出场地。我们经过一个农庄的大门，见到院子里人头簇簇，每个人都穿着节日盛装，几乎每人身上都佩带着一个小小的花束，花束是用彩绸小带扎着的，男的系在上衣前襟的钮扣孔眼上，女的别在上衣的胸前。你再傻也能请到这里是在举行婚礼。

　　我想，他们也许希望有个乐师来给他们演奏，好让他们跳一番舞吧，我立即走进院子，马西亚和卡比跟在我后面。我一手拿着毡帽，向遇到的第一个人深深鞠了一躬，这是维泰利斯的很有气派的施礼方式。

　　站在我前面的是个脸上已经红成了红砖般颜色的胖小伙子，硬梆梆的白领子一直顶到他的耳朵，他有一副和和气气的大孩子般的神色。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发着亮光的漂亮呢子礼服显然妨碍他转身，他只好整个身体直挺挺地朝参加婚礼的人转过去，他把两只手指头塞进嘴里，吹出一声尖厉无比的长哨声，这哨声使卡比吓了一大跳。

　　“喂，你们，你们大伙儿听着！”他喊道，“来点音乐，……大……大伙儿觉得怎样？有几个演员来啦！”

　　“好！好！音乐！音乐！”男的女的都嚷了起来。

　　“准备——跳四对舞！”

　　只几分钟工夫，一组组舞伴在院子中央组成了，那些受惊的鸡呀鹅呀全都使劲扑扇着大翅膀逃开了。

　　“你演奏过四对舞曲吗？”我开始不安起来，悄悄用意大利语问马西亚。

　　“演奏过。”

　　他在试琴声的时候，拉了几个节拍，为我指出了这种曲子中的一支，啊，正巧也是我熟悉的，我们算是得救了。

　　人们从车房里拉出一辆双轮大车，给它装上支撑，让我们上去。

　　尽管我和马西亚从未在一起合奏过，可是我们在演奏四对舞曲上配合得相当默契。当然，幸亏我们是在为那些并不挑剔、耳朵并不灵敏的观众演奏。

　　“你们两人中哪一位会吹短号？”

　　红脸大小伙子问我们。

　　“会，我会。”马西亚说，“可我没有短号。”

　　“我去找一支来。小提琴拉得挺漂亮，就是不够劲。”

　　“你也吹短号？”我照旧用意大利语问马西亚。

　　“从短号到笛子，凡是一切能演奏的乐器，我都会。”

　　他，这个马西亚，确确实实是件神奇的宝物。

　　短号很快拿来了，我们开始演奏四对舞曲、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演奏得最多的还是四对舞曲。

　　我们一直演奏到天黑，舞伴们不让我们有喘息的时间。这对我倒算不了什么，但对马西亚可真是够他受的，因为他在演奏中担负着比我更艰苦的任务，再加上旅途中的忍饥挨饿，他早就感到劳累了。我见他脸色一阵阵发白，好象身体很不舒服，可是他始终演奏着，一个劲地吹着他的短号。

　　幸好发现他脸色苍白的不是我一个人，新娘也发现了。

　　“行了，”她说，“小家伙累得不行了，现在请诸位给演员赏钱。”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从车上跳下来说，“让我们的帐房先生出来收钱吧！”

　　我把帽子扔给卡比，它接过去衔在嘴上。

　　因为卡比懂得怎样向赏钱的客人致谢，因而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但是对我们更有用处的是他们赏了它很多钱。我跟在卡比后面，看着白花花的银币一个个掉进帽子里，新郎是最后一个给钱的人，他在卡比的帽子里放了一个五法郎的银币。

　　多好的运气！可这还不算。他们又请我们饱餐了一顿，把我们安置在谷仓里过夜。第二天，当我们离开这好客的人家时，我们已有二十八法郎的财产。

　　“小马西亚，全靠了你，我们弄到了这么多钱，”我对我的伙伴说，“我一个人是不可能组成一个乐队的。”

　　于是，我想起了当初我开始给丽丝上课时，阿根老爹对我说过的那句话，这句话应验了，做了好事是确实会得到报偿的。我立刻学着阿根老爹的样子对马西亚说：“我还以为把你收进我的戏班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呢！”

　　口袋里有了二十八个法郎，我们真是成了“大财主”了。因此当我们到达科尔贝时，我用不着太精打细算便添置了一些我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首先，我用三法郎在旧铁器商那里买了一支短号。用三法郎买到的短号，当然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很漂亮的，但只要擦擦干净修理一下，它是会使我们满意的；然后，又买了绑袜子用的红绸带；最后我为马西亚买了只军用背包。我认为轮流在肩上背一只沉重的大背包，倒不如把东西分装在两只背包里，每人背一只，走路更轻快些。

　　离开科尔贝时，我们的确各方面都处于最佳状态。在买完东西付清价款之后，我们的钱包里还有三十法郎，因为在科尔贝的演出，一连好几天，每天好几场，收入都很不错。自从有了马西亚这个搭档，我只要调整一下节目，不让它们显得太重复，我们便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好几天。我和马西亚现在象兄弟一样相处得十分融洽。

　　“你要知道，”他有时老爱笑着说，“象你这样一个不打人的戏班主，真是太好了。”

　　“你高兴吗？”

　　“你问我高兴吗？可以这样说，从我离开那个地方以来，现在是我最高兴的时候；说到那个地方嘛，我觉得住济贫医院也比那里强。”

　　这种叫人感到时来运转的好境况，使我产生了一个带点妄想的计划。

　　离开了科尔贝之后，我们朝蒙塔尔吉走去，准备顺道去探望巴伯兰妈妈。

　　我很想在见到巴伯兰妈妈的时候，能多少偿还一点她奶我养我疼我的恩情，但光是去亲她或者拥抱她，这样还债未免还得太少太轻了。

　　我能给她捎点什么东西就好了。

　　现在我阔气了，我应当送她一件礼物。

　　有一样胜过一切的东西，不仅能使她现在而且也能使她晚年过得幸福，那就是一头代替露赛特的奶牛。

　　倘若我能给她买一头奶牛，这对她，对我也一样，将会感到多么高兴！

　　在到达夏凡侬之前，我买上一头奶牛，由马西亚牵着牛绳，把牛带进巴伯兰妈妈的院子。当然巴伯兰不在家。马西亚说：“巴伯兰太太，我替您牵来了一头奶牛。”“一头奶牛？您搞错了吧，我的孩子？”她叹着气。“不，太太，您是夏凡侬的巴伯兰太太吗？那好，王子（童话里就是这样讲的）要我把这头奶牛送给您。”“哪一位王子？”正在这个时候，我出现了，扑到巴伯兰妈妈的怀里。在我们亲够之后，我们便做薄饼和炸糕，我们三个人，当然不包括巴伯兰，我们要象过狂欢节一样好好吃一顿。那回过节我和巴伯兰妈妈都没有吃上，因为正好赶上巴伯兰回来，他推倒了我们的锅，黄油也全叫他放进他的洋葱汤里去了。

　　多么美好的梦想！不过要实现这个美梦，必须买一头奶牛。

　　一头奶牛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也许很贵，非常贵也说不定，但是这些可以先不管。那么，还有呢？

　　还有这头奶牛必须既不太大也不太肥。首先，奶牛越肥，要价也越高；其次，奶牛越大，需要的饲料也越多。我不想使我的礼物成为巴伯兰妈妈的一个负担。

　　目前，要紧的是要了解奶牛的行情，或者说我所需要的那种奶牛的价格。

　　幸好这都是不难打听到的。在我们的流浪生活中，到了晚上住店的时候，我们同牲口贩子和牧人常有见面和说话的机会，向他们打听奶牛的价格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我第一次请教的是个放牛人，他有诚实正派的外表，正是这副外貌，我感到他是信得过的，但在我向他提出问题之后，作为对我的回答，他冲着我的脸哈哈笑了一阵。

　　笑罢以后，放牛人在椅子上把身体往后一仰，用拳头重重地敲了几下桌子，他对着旅店老板喊道：“您知道这位小音乐家问我什么吗？他问一头不太大、一不太肥的好奶牛值多少钱。您看，是不是还要加上一个条件，它必须是头会读书会写字的有学问的奶牛呢？”

　　又是一场哄笑，可是我不甘示弱。

　　“必须是产奶多的，吃得要少。”

　　“还必须象你们的狗一样能用绳子拴着在大路上走，对吗？”

　　在他认为俏皮话已经说够，机智和风趣也已经发挥得很充分以后，他表示愿意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了，甚至愿意商谈我提出的这笔买卖。

　　再巧也没有，他正好有着这样一头奶牛，它温顺得了不得，产奶多而且稠得象奶油，它又几乎不吃东西。我只要把十五个皮斯托尔，换句话说，五十个埃居③往桌子上一放，这头奶牛就是我的了。

　　当初我想请他张嘴说话是多么不易，现在他说得正起劲，我想请他闭上嘴，也同样极难。

　　最后，我们各自回去就寝，我思索着自己从这次谈话中所打听到的一些对我很有用处的东西。

　　十五个皮斯托尔，或者说五十个埃居，折合起来就是一百五十个法郎，而我身上所有的钱离这么一大笔款子，还差得远哩！

　　难道就没有办法挣到这笔钱了吗？我似乎觉得这笔钱是可以挣到的，只要一直象头几天那样走运，我就可以一个苏一个苏地凑足一百五十法郎，当然需要时间。

　　于是我的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我们不要马上去夏凡侬，应该先去瓦尔斯。从我们这里直接插过去，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去过瓦尔斯以后，回来时再去看望巴伯兰妈妈，那时我们定能挣到一百五十法郎，我们就可以演出我的童话剧《王子的奶牛》了。

　　早上，我把想法告诉了马西亚，他一点儿也不反对。

　　“到瓦尔斯去！”他说，“矿山也许是很有趣的，我很想见识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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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巴黎拉丁区圣米歇尔广场南边的旧书摊区，该区沿塞纳河两岸长达数公里。

②科尔贝即科尔贝一埃索纳，在巴黎老城附近。

　　③皮斯托尔、埃居：均为法国古钱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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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二章 一座黑城

　　瓦尔斯煤城坐落在塞文山脉中的一个向着地中海倾斜的山坡上，从蒙塔尔吉到瓦尔斯的直线距离有五、六百公里，但是，我们于的这一行决定了我们必须在沿途寻找城市和较大的集镇来安排可以赚钱的演出，这样，就必须使我们多绕了不少路，而这段距离也就在实际上超过了一千公里。

　　我们花去将近三个月时间才走完了这千里迢迢的路程，在我们到达瓦尔斯郊外的时候，我满心喜悦，因为我发现这段时间并没有白费，在我那皮革制的钱包里竟已有了一百二十八个法郎，也就是说，只差二十二个法郎就可以为巴伯兰妈妈买头奶牛了。

　　我觉得马西亚和我差不多，他对于在这一大笔钱中有着他的一份贡献而表现出来的喜悦，不是一般的得意而是非常的自豪。马西亚的贡献确实太大了，没有他，尤其是没有他的短号，我和卡比是无论如何也挣不来这一百二十八个法郎的。

　　从瓦尔斯到夏凡侬，我们定能挣够还短缺的二十二个法郎。

　　我们来到的这个瓦尔斯城，一百多年以前还只是一个湮没在群山之中的贫穷山村，在那个时候，它的名字也只是因为让·卡瓦利埃①所率领的、穿白衬衫的“上帝的孩子”②经常利用它作为庇护所而才被人知道。它的这种深藏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位置，一方面使它成为“卡米察”③对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作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另一方面，正是这个地理位置，才使它一直处于由闭塞和偏僻造成的贫穷之中。大概在一七五○年，有一位对采矿事业怀有狂热兴趣的老绅士在瓦尔斯发现了煤矿。从那时起，克尔斯就成了煤田。它和阿籁、圣热尔维、贝赛吉这三个煤田一起，成为法国南部的煤炭供应地，并同英国煤炭在地中海市场展开了竞争。当老绅士开始他的挖掘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嘲笑他；当挖掘工作达到一百五十米深而仍一无所获时，人们曾采取过激烈措施，想要把他当疯子关起来；当他的钱财在这荒诞离奇的开采中快要耗尽的时候，他在瓦尔斯地下看到的仍是铁矿而不是煤层；但老绅士并不加以理会，他干脆搬到矿井里住了下来，他吃在里面，睡在里面，不再出来了；在他看来，井下比井上清静，因为到了井下，须要他忍受的，最多也不过是他花钱雇来的工人们的怀疑的目光。在井下，每挖一镐，这些工人就耸耸肩，但他们多少也被吃住都在里面的老板的信念所感动，于是又挖下了第二镐。井越挖越深，终于在二百米深的地方发现了煤层，老绅士不再是疯子了，他成了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一夜之间，身价百倍。

　　今天的瓦尔斯是一座有着巨大工业前景和一万二千居民的城市，瓦尔斯、阿籁、贝赛吉，它们现在是南部法国的希望。

　　瓦尔斯现在的和将来的财富，都在地下而不是在地上，地上的景象确实叫人感到阴沉和荒凉，到处都是石灰岩高原和稀疏的矮灌木丛，也就是说，到处都是不毛之地；要不是总算在这里那里长着些可怜的栗树、桑树和枯瘦的橄榄树，这一片山地就真成了没有树木、没有绿被、只有灰色和白色岩石的荒野了；另外，在较低洼的潮湿处，毕竟还长着些有活力的绿色植物，它们好歹为这荒凉的群山增添了几分快意。

　　这种荒山秃岭很容易造成水灾，下雨时，雨水从光秃秃的山坡上流下，就象从石街上流过一样，平时干枯的小溪里，这时就出现了急湍，它迅猛地向山谷中间的河流冲去，河流的水位便暴涨到三米、四米、五米，甚至更高。

　　瓦尔斯城跨坐在蒂汉纳河上面，这条穿过瓦尔斯城的河流，就是上面说过的那种山谷河流。在瓦尔斯城城内，同时还有着两条小溪沟，即特鲁耶尔溪沟和圣昂多尔溪沟；在平时，它们的涓涓细流都汇进到在城内潺潺流着的蒂汶纳河里。瓦尔斯根本谈不上是座漂亮的城市，既不整洁，又不规则。装载铁矿石和煤炭的矿车，从早到晚在贯穿城市街道的铁轨上驶过，不断把红的和黑的尘粉洒向四处；到下雨天，街上的尘土便变成泥浆，象沼泽地的淤泥一样深；相反，在晴天和刮风的日子，这些尘粉又成了迷眼的滚滚尘土，在城市上空旋转飞扬。所有的房子，从上到下都是黑的，烂泥和尘粉把这些房子从路面一直染黑到房顶；窑炉和高炉冒出的黑烟和烟炱又把它们从房顶到路面再染黑一遍。一切都是黑的：地面、天空、直到蒂汶纳河里流着的河水。然而，在街上湍流不息的人群比他们周围的黑马、黑车和黑树上的黑色树叶还要黑。似乎烟炱的尘雾从早到晚都笼罩着这座城市，或者，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曾经叫沥青淹没过、甚至连房顶也都好象被淹没过似的。城里的所有街道，完全不是为了车马和行人才铺筑的，而是为了铁轨和矿车。在地上，到处都是铁轨和转盘；在人们的头顶上，是天桥、传送带和发出震耳的轰轰响声的传动轴。人们经过高大的地面建筑物时，会觉得房基都在震动。透过这些建筑物的门窗往里瞧，可以看到融化的铁水象巨大的火流星一样在奔流，杵槌在它们周围发射出雨点般的火星，蒸汽机的活塞永远在有规律地上下滑动。广场上没有纪念碑，没有花园，也没有雕像，所有的建筑物看去都十分相象，它们都是按一个式样建筑的，都呈立方形。教堂、法院和学校也都只是按人们的需要、开了几个窗口的立方形建筑罢了。

　　我们到达瓦尔斯郊外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钟，明净的天空闪耀着灿烂的阳光。可是，我们越是往前走，天色也跟着越变越黑，天地之间象隔着一层厚厚的烟云，烟云在缓缓地、笨重地移动，它不断被高耸的烟囱切开，然后又凝聚成一片。一个多钟头以前，我们就已经听见轰隆隆的巨声，象大海在咆哮，中间还夹杂着沉闷的打击声。轰隆隆的声音来自抽风机，沉闷的打击声来自弹簧锤和杵槌。

　　我知道亚历克西的伯父是瓦尔斯的一个矿工，他在特鲁耶尔矿干活，但我知道的就只是这么多。至于他是住在瓦尔斯城里还是郊外，那我就一无所知了。

　　进了瓦尔斯城，我便打听特鲁耶尔矿在哪里，人们让我到蒂汶纳河左岸的一个小山谷里去我，说那里有一条向这条河流去的小溪沟，小溪沟的名字也就是我要找的煤矿的名字：特鲁耶尔。

　　如果说这个城市的外表并不迷人，那么这个山谷的景象就更加阴森可怕。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光秃秃的环形山丘，它搂抱着一大片难看的红土，红土被一条长长的灰色的岩石带切了开来，在东一块西一块的红土上，没有树木，没有花草。在山谷的入口处，有着采矿用的建筑物：车棚、牲口棚、店铺、办公房和好些蒸汽机的大烟囱。此外，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煤炭和石头。

　　当我们走近这些建筑物的时候，一个看来精神失常、披头散发的年轻女人，手里拖着一个小孩，走到我们跟前，叫住了我。

　　“请您告诉我，那条荫凉的路在哪里？”她问。

　　我吃惊地望着她。

　　“请问您，那条有树林和浓荫的路在哪里？路边有小溪在卵石上叮咚、叮咚、叮咚地流着，树林的叶丛里有着唱歌的小鸟儿。”

　　说着，她用口哨吹出几声欢快的调子。

　　她的眼睛明明看着我，但她丝毫也没有看出我已经吓呆了。

　　“您没有碰到过这条路？”她看我不回答，就继续说下去，“真遗憾，那么这条路一定还很远。告诉我吧，我的孩子，我该向右边走还是向左边？我在找，可没有找到。”

　　她接着就换了一种激愤的、语气，声音也随之而变得异乎寻常起来，她对我不再用“您”来称呼了，她的一只手挥动着，另一只手摸着孩子的头，象早已背熟了似的说出了下面的这些话：

　　“我向你问路，因为我相信在那条路上肯定能碰上马利尤斯。你认识马利尤斯吗？不认识，那么，告诉你吧，他就是孩子他爹。他在矿里被瓦斯烧伤以后，就一个人跑到那条荫凉的路上躲了起来，他现在什么都不干，只在这条荫凉的路上散步，这能治好他的烧伤。他能找到这条路，可我找不到，所以我已经六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人们相爱的时候，六个月是多么长！六个月，六个月！……”

　　她转过身去，面对矿区的建筑物，用手狠狠指着那些喷吐滚滚浓烟的蒸汽机的大烟囱。

　　“地底下干活，”她大声喊道，“那是魔鬼干的活！地狱。还我的父亲！还我的兄弟若望！还我的马利尤斯！该死的魔鬼，该死的魔鬼！”

　　然后她又冲着我说：“你不是本地人，对吗？瞧你那老羊皮，瞧你那帽子，你是从远地方来的，到墓地去数数坟头吧，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人全死在井底下了。”

　　说完，她抓住了孩子，紧紧地把他搂在身旁，说道：“你想要我的小皮埃尔？你要不到手的，永远也要不到！……水是甜的，水是清凉的。路在哪儿？你不知道？你也象那些当面耻笑我的人一样，是一个傻瓜。你为什么要留住我？马利尤斯在等我呐。”

　　她转过身子，嘴里吹着欢快的曲子，迈着大步走了。

　　我当然明白这是一个因瓦斯爆炸而失去了丈夫的疯女人。那么，井下有着多么可怕的危险！在矿区的入口处，在这荒凉的地方，在这阴森昏暗的天色下面，我们遇见了这个可怜的女人，这个痛苦的疯子，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受，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有人给我指明了加斯巴尔大叔住的地方，他的家就在靠近煤矿不远的一条弯曲陡峭、从山岗通往河边的小街上。

　　我到了那里，看到有个女人正靠在门口和一个靠在另一家门口的女人在说话，我问了她，她说加斯巴尔要六点钟下班后才回来。

　　“您找他有事吗？”她问。

　　“我想看看亚历克西。”

　　她于是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也看了看卡比。

　　“您是雷米吗？”她说，“亚历克西跟我们提起过您，他在等您哪。这是谁？”她指了指马西亚。

　　“我的伙伴。”

　　这个女人当然是亚历克西的婶婶，我还满以为她会招呼我们进屋去休息的，因为我们沾满尘土的双腿和被太阳晒黑的面孔，都在向她表明我们已经走得很累了，但她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连连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等到六点钟再来，就能见到亚历克西，因为他也在井下干活。

　　我不愿意叫她为难。道过谢之后，就赶紧回城里去找面包店，因为我们的肚皮从大清早起还一直没有填进过东西，头天的晚饭也只吃了一片面包。我们太饿了。我也为受到冷遇而感到羞愧，我觉得马西亚也正在寻思这是怎么回事，走这么远的路值得吗？

　　我似乎感觉出马西亚将要对我的那些朋友产生一种不好的看法，在以后我再向他提起丽丝的时候，我怕他不会再那样热情地听着了，而我总是一心想要他在没有见到丽丝之前就对她产生好感和友谊。

　　我们所遭受的冷遇不可能使我们再回到那所房子去，六点钟前我们只好在矿山出口处徘徊，等着亚历克西。

　　特鲁耶尔矿区由三个煤并组成，即圣于连井、圣阿尔封齐纳井和圣邦克拉斯井。根据老习惯，煤矿通常用一个圣人的名字来为它的提升井、通风井和排水井命名，这个圣人的名字一般就是这口井破土那天日历上写着的圣人的名字④。这不仅是为了给这个井取个名宇，也是为了便于记住这口井破土的日子。井虽然是三口，但井口只有一个，它就在矿灯室的隔壁。这就是说，三口井的工人，他们上井下井时走的是一条共同的巷道和一个共同的井口。这条巷道直通井下的第一水平⑤，在那里，人们可以和井上、井下的所有部门联系；通过这个水平，人们希望能够减少一点井下最容易发生的事故，比如缆绳断裂或罐笼被障碍物钩住等，这些事故都有使人跌进两三百米深的井洞的危险；第一水平的另一个好处，是不让机器把工人直接从两百米深的地下一下子举升到地面，而是让他们在这个水平上停下来，自己步行着从总巷道走出井口，这可以使他们避免由气温剧变引起的身体方面的不舒服。地下是恒温，温度高；地面的气温是变化的，地上地下差异太大会引起人们患胸膜炎或胸部肿痛。

　　工人必须通过这条巷道走出来，这是我已在事先打听明白的，所以我和马西亚还有卡比都等候在巷道的出口处。六点钟响过后不久，我发现在漆黑的巷道深处，有好些摇曳的小亮光在迅速增大，那是下班工人拿着矿灯走上地面来了。

　　他们前进得很慢，步子沉重，一个个都好象膝部有毛病似的——这里面的原因，我是直到后来自己走遍了通往最底层的水平的所有台阶和梯子之后才弄明白的——他们的面孔都黑得象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捅烟囱的工人，衣服和帽子沾满了煤屑和煤浆。在经过矿灯室的时候，每个人都走进去把他们的灯挂在钉子上。

　　我留神地注视着，然而我连亚历克西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要不是他跳过来搂住我的脖子，我的天！我怎么才能把他认出来呢？他从头到脚全是黑的，一点也不象从前那个在花圃的小路上奔跑着的我的伙伴了。那时他的衬衣很干净，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半开的衣领露出白净的皮肤。

　　“这是雷米。”他转身对走在他旁边的一个四十上下的人说，这个人的面孔和阿根老爹的一样开朗。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毕竟是亲兄弟。

　　我明白这就是加斯巴尔大叔。

　　“我们早就等你来了。”他对我说，语气和善，态度也诚恳。

　　“从巴黎到瓦尔斯的路程很远。”我说。

　　“你的腿太短了。”他笑着说。

　　卡比一见亚历克西便显出撒疯的样子，它欢蹦乱跳，用咬住老朋友的衣袖不放来向对方表示友情。

　　这时候，我向加斯巴尔大叔介绍说，马西亚是我过去结识的好伙伴、好搭档，而且也是个好孩子，我这次又把他找来做搭档了，他的短号吹得比任何人都好。

　　“喔！卡比先生！”加斯巴尔大叔说，“明天正好星期天，你们歇息好了给我们来一场表演吧！听亚历克西讲过，卡比这条狗比学校的老师和喜剧演员还聪明哩！”

　　在加斯巴尔大婶面前我是那样的局促不安，在加斯巴尔大叔跟前我却感到那样的自在，他作为阿根老爹的亲兄弟，肯定是当之无愧的。

　　“你们两个一起聊聊吧，小伙子们，你们大概有不少话要说吧！我嘛，和这位短号吹得呱呱叫的年轻人谈谈。”

　　一起聊聊！即使聊上整整一个星期也未必够！亚历克西想知道我的流浪生活；而我呢，急于想知道他是怎样习惯新的生活的；我们俩都只忙着互相发问，都没有想到还应该互相回答。

　　我们走得很漫，回家的工人象一条长龙似的挤满了整个街道，他们擦着我们的身体向前走去，没有一个不是浑身上下都如同覆盖在地面上的煤屑一样乌黑。

　　当我们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加斯巴尔大叔走到我跟前对我们说：“孩子们，和我们一道吃晚饭吧！”

　　从未有过这样使我高兴的邀请，刚才我还一边走一边寻思：到了门口我们是否应当分手？因为大婶接待我的那副样子，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希望。

　　“这就是雷米，”他一边进屋一边说，“那是他的朋友。”

　　“我刚才已经见过他们了。”

　　“那太好了。你们已经认识了。一会儿他们和我们一道吃晚饭。”

　　和亚历克西一道吃晚饭，我的确非常高兴，这意味着我可以在他身边度过这个夜晚了。但也应该坦率地承认，能吃上一顿晚饭，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感到非常快慰。自从离开巴黎以来，我们都只是往嘴里胡乱塞点象圆面包或剩面包头之类的东西，就算作是吃饭了，很少正经地坐在椅子上、餐桌旁用汤盘吃过一顿晚饭。其实我们已经挣到的钱是付得起在一个较好的饭店里偶尔去吃一顿较好的饭食的，可我们必须省下钱来买那头王子的奶牛；马西亚的心肠也真好，为了要买这头奶牛，他和我一样，心甘情愿地节衣缩食。

　　但是，这个晚上，我们无福享受丰盛的晚餐。我坐在饭桌前的一张椅子上，没有人端上汤来给我们喝。

　　大部分煤矿公司都设有一种专门为矿工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工人不用付现钱、而且只要付成本费就可以从那里买到他需要的一切东西，商店将在他的半月一发的工资内扣除他应付的钱数。这种按成本记账赊购的方式，它的好处是明显的，因为工人们再也用不着向那些会把他们弄穷的小商贩去赊购东西以致负债累累了。可是这也和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一样，在瓦尔斯，矿工的妻子是没有干家务活的习惯的，男人下井后，她们收拾一下屋子，便互相串门聊天，喝着从矿工商店记帐取来的咖啡或巧克力。既然时间都已经花在串门子和聊天上面了，男人们下班回家吃晚饭时，她们哪里还来得及煮汤烧菜呢，当然只好跑商店去取回点熟肉之类的东西了。我并没有说她们天天都这样，但确实常常是这样。我们晚饭所以喝不上汤，就是因为加斯巴尔大婶白天出去聊天了，她同别的矿工的妻子一样，这是她的一个习惯。我后来从商店的帐单上看到，加斯巴尔大婶经常买的有两类东西：一是咖啡和巧克力，再就是各种熟肉。

　　我发现大叔是个随和的人，他对吃猪肉熟食并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他更喜欢安宁。这天晚上，他也只是稍微提了点意见，语气是极温和的。

　　“多亏我还能自爱，”他举着玻璃杯说，“我居然没有变成酒鬼。明天想法给我们做点汤喝吧。”

　　“哪有时间呢？”

　　“难道地上的时间比地下的短吗？”

　　“那谁来给你们缝呀、补呀、洗呀呢？都赖你们自己！把衣服穿得烂成这个样子。”

　　大叔看了看身上穿着的早该缝补、但并没有缝补的煤行的、破烂的衣服，说：“原来我们穿得象王子一样呢！”

　　我们吃晚饭的时间不长。

　　“孩子，”加斯巴尔大叔对我说，“你和亚历克西一起睡吧。”

　　然后又对马西亚说：“你呢，如果你愿意去面包作坊的话，我们在那里用干草给你搭一个舒服的床铺。”

　　这天晚上，整整大半宿，我和亚历克西只顾讲话，一都忘记了还应该睡觉。

　　加斯巴尔大叔是个挖煤工⑥，他的工作是用镐在井下把煤块刨下来；亚历克西是他的推车工，他把里面已经装满煤块的、也叫“吊斗”的煤车，在井下铁轨上，推着滚着，从工作面⑦一直送到提升井下面，到了那里，吊斗被系在一根缆绳上，由机器把它提升到井上。

　　亚历克西当矿工的时间不算长，但已经爱上了他的矿井，对矿井夸不绝口，说这是瓦尔斯最了不起、最奇特的地方。在他对矿井的描述中，最能使一个从陌生地方来到这里的流浪者听得津津有味的，而且感到重要的，是下面这些情况。

　　首先，人们顺着一条挖在岩石中的巷道前进，十分钟以后，来到一个又直又陡的台阶跟前，台阶下面是一张木制的梯子；然后又是台阶，台阶底下又是木梯子，这时就到了五十米深的第一水平。耍到九十米深的第二水平和二百米深的第三水平，必须通过同样的台阶和木梯子。亚历克西在第三水平干活，下到他那水平的深度，要比登上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所走的路程多出三倍。

　　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再下来并不难，因为钟楼里的梯子是有规则的，光线也明亮。井下可不同，那里的巷道是按岩石的地质不规律性凿成的，时高时低，时宽时窄。再说，除了矿工手里拿着的矿灯所发出那点亮光外，再没有任何别的光线。要知道，井下的煤泥同井上的烂泥一样滑，因为岩层里渗出来的水无时无刻不在滴答滴答地掉下来，有时冰凉的水滴正好掉在你的面孔上。

　　要下到二百米的深度已经够远的了，但这还不算，你还必须通过巷道爬上不同平巷⑧，才能进入你干活的工作面，而特鲁耶尔矿的巷道全长已达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当然，人们毋须走完四十公里的全程，但在井下走路是非常累人的，因为人们有时要在水中前进，而有的巷道里甚至有着由岩石缝里渗出来的水所汇成的小溪；小溪一直流到排水井，抽水机再从那里把它抽到井外。

　　巷道若是从坚硬的岩层通过，那么这样的巷道纯粹是地下隧道；巷道若是从容易崩塌和流动的岩层通过，它的顶部和两侧就要用由斧子砍下的杉树圆木作支架；因为由银子锯出的，会留下导致杉木腐烂的槽口。尽管圆木支架是为了顶住岩层的压力，然而这种压力常常大得使圆木弯曲变形，从而巷道就变窄了，有的地方甚至塌陷了。这种时候，矿工们只匍匐爬行才能通过。在这些圆木支架上，长着蘑菇和一种象棉絮一样轻柔的白毛，它的雪一般白的颜色同四周乌黑的煤层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你在巷道里，可以闻到从腐烂了的木头上发出的一种类似汽油的味道；在蘑菇和不知名的植物以及白色的苔衣上面，可以看到苍蝇、蜘蛛和蝴蝶，它们和你在外面阳光下看到的同类昆虫不太一样。这里也有到处乱窜的老鼠和用爪子倒挂在支架上的蝙蝠。

　　井下有着纵横交错的巷道，就象巴黎有着广场和十字路口一样。宽阔的巷道如同林荫大道；狭窄低矮的则如同圣马赛尔区的小街陋巷。然而整个这座地下城终年都处在黑暗之中，没有路灯和瓦斯灯，只有矿工自带的矿灯。尽管这里有时候连一点亮光也没有，但你能够听到嘈杂的声音，它向你表明这里并不是幽冥地府。在采区⑨，人们可以听到火药的爆炸声，气流会给你送来一阵阵火药味和浓烟；在通往各个工作面的巷道里，人们可以听到被叫作吊斗的煤车的隆隆滚动声；在提升井里，你能听到罐笼起吊时同罐 道摩擦的声音；但最响的是装在第二水平上的蒸汽机的巨大吼声⑩。

　　井下最奇怪的地方是那种叫作“上山眼”⑾的巷道，在那里，人们按煤层倾斜角在斜坡上向上开采，半裸的矿工只能跪着或者侧卧着刨煤，煤块从“上山眼”顺坡落到水平的底板，再从那里被推运到提升井下面。

　　这就是人们在井下工作一天的情景，不过并不是天天都这样，因为也有发生事故的日子。亚历克西到达瓦尔斯两星期后，他亲身经历了一次瓦斯爆炸事故，险些丢了性命。瓦斯是煤层中自然生成的一种气体，一接触火苗立刻就会爆炸。没有比这种爆炸更可怕的了，人们只能把它同一个装满火药的火药桶的爆炸相比。只要矿灯或火柴的火苗碰上了瓦斯，那么巷道里有着瓦斯的地方，也就是所有的巷道，包括提升井和通风井，都会顿时发生爆炸和由爆炸引起的熊熊大火，它摧毁一切，连地面上的通风井井口的房顶也会被掀掉，爆炸和大火在井下引起的高温，可以把煤块烧成焦炭。

　　六个星期前的一次瓦斯爆炸，使十二个矿工丧生，其中一个矿工的遗孀成了疯子。我明白，亚历克西说的这个疯子，就是我在这天下午碰到的带着孩子寻找“萌凉的道路”的那个女人。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故，人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井下不准吸烟，工程师们经常下井检查，让矿工们对着他们的鼻子吹气，看谁违反了禁令；人们使用了达维灯，它是由一位伟大的英国学者达维发明的，灯芯被一种织得很细的金属布罩了起来，不让火苗窜到罩子的外面去，矿灯的灯芯在易爆的气体中燃烧发亮，却不会在它的外面引起爆炸。

　　这天下午，我一到瓦尔斯，就对煤矿产生了好奇心，现在听了亚历克西的这一番描述，我的好奇心更大了，很想下井看看。

　　第二天，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加斯巴尔大叔提了出来，他回答说不可能，因为只有在里面干活的人才能下去。

　　“如果你想当个矿工，”他笑着解释说，“那倒是很容易的，而且你那好奇心也就可从满足了。再说，矿工的活儿也不比其它的活儿坏。你不是害怕雷雨吗？这活儿对你正合适。总之，这比四处流浪卖艺要好得多。你留在亚历克西这里吧。孩子，咱们一言为定怎么样？我们也可以为马西亚找个活儿，当然不是去吹短号。”

　　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留在瓦尔斯，我有着别的事情要做，我还有着别的目的，我不能整天在特鲁耶尔矿的第二水平或第三水平上推车。

　　那么我只好放弃下井看看的念头了。我以为在我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亚历克西给我详细讲述的和加斯巴尔大叔好歹也给我介绍过的一些事情外，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了。然而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终于直接从最大的恐怖、最吓人的惊慌中，懂得了、也感觉到了矿工们会遭受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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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让·卜瓦利埃（1679-1740）：法国基督教加尔文宗教徒。一七○二到一七○年间，他在朗格多克塞文山区率领由加尔文教徒组成的、被人称作“卡米察”的武装抗暴军同法王路易十四的王家军队转战两年，曾击溃法国元帅蒙脱勒凡和维拉斯的军队，一七○四年，他从后者手里接受一笔巨款后，便放下武器，出走英国，在英国的泽西岛任总督至死。

　　②“上帝的孩子”：“卡米察”武装抗暴军的富于宗教煽动性的自称。

　　③“卡米察”：“卡米察”是“卡米梭”的谐音，朗格多克地区方言称衬衫为“卡米梭”。让·卡瓦利埃的军队常在夜间作战，战士多穿白色衬衫以资在黑暗中互相识别，故得名。

　　④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日历上几乎每天都注明这一天是某一个圣人的瞻礼日（纪念日），一般都是这个圣人立圣品或死去的日子。

　　⑤煤矿是分阶段按由上而下的顺序开采的，即分层次开采。其第一层，即第一水平，或称第一生产水平；第二层为第二水平，以下类推。一个水平包括好几个采区，一个采区包括好几个工作面，工作面亦称掌子面。一个水平的煤层可开采十几二十年；一个工作面的煤层一般只够开采几个月到一年。水平本身并不是煤层，但在这个水平上存在着须要开采的煤层，水平是为实现开采这块煤层所需要的“施工”场地。

　　⑥原文中的这个词，一般应译“采煤风镐手”，但书中并无风镐字样，故译“挖煤工”。

　　⑦原文中这个词为“开采点”，但在我国煤矿术语中没有这个词，当系指工作面（即掌子面）。

　　⑧不同平巷：平巷，通常指水平底板上的运输道。不同平巷，当系指不同运物道。

　　⑨采区：亦称采煤区。一个采区包括好几个工作面以及和这些工作面相连的巷道。

　　⑩蒸汽机按常理都在井上，不在井下；但在两个水平之间，由于煤层构造复杂，有时也从上面的水平向下面的水平打一口“暗井”，供提升煤车用。这时就在上面的水平安装蒸汽机，用以开动绞车。但这种情况即使在旧式采煤方法中也属罕见。

　　⑾原文的词是“上升巷”，即我国煤矿术语中的“上山眼”；其倾斜角向下的，称“下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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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三章 推车工

　　干矿工这一行，依我看，丝毫无损于健康。一个矿工，除开由于长期缺乏空气和阳光而会患上贫血等疾病外，他可以象住在空气新鲜的乡下的农民一样健康。在不受恶劣气候的侵袭，在避雨、避寒、进高温等方面，他甚至比农民还要优越。

　　对矿工来说，严重的危险是矿井塌顶、瓦斯爆炸和水灾。当然，由工作上的粗心和不熟练所造成的事故也是危险的。

　　在我预定要离开瓦尔斯的前一天，亚历克西带着一只受伤的手回来了，正是由于操作不熟练，他的右手被一大块煤压着了，半个手指头砸坏了，整只手青肿得很可怕。

　　公司的医生来看了他的伤势，给他包扎过以后说，这是挫伤，不甚要紧，青肿会消退，手指头会长好，但必须休息。

　　加斯巴尔大叔是个不生气、不发愁、听天由命的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叫他一反平时随和的常态，那就是不让他工作。

　　一听说亚历克西要歇好几天，他便大声嚷了起来：“要歇那么多天，那谁来推他的车？”的确没有临时可以代替亚历克西的人。如果干脆换掉他，另外从外面再找一个，那倒是可以的，但仅仅从井下的伙伴中找个人来替几天工，那是找不到人的。井下人手太紧，至少童工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想试试给亚历克西找个临时替工，当晚他就出去着实奔忙了一阵，他回来了，没有找到。

　　于是他开始怨天尤人地抱怨起来。他真是愁死了，因为他自己也只好歇工了，而他的钱袋很可能是不允许他歇工的。

　　我看到了这一切，心里明白他烦恼的原因，我感到在这种情况我应当用自己的方式去报答他这些天来对我们如此好心的款待，这已几乎是我的一种责任，我便问他推车这个活是不是很难。

　　“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只要在铁轨上推推车就行。”

　　“煤车沉吗？”

　　“不太沉，连亚历克西都推得动。”

　　“对了。既然亚历克西推得动，那我也推得动。”

　　“你，一个孩子？”他放声笑了起来，但很快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当然啰，如果你愿意，你是能推的。”

　　“我愿意，因为这样就可以帮你的忙了。”

　　“你是个好孩子。就这样说定了，你明天和我一道下井。这倒是真的，你帮了我的忙，但对你自己可能也是有用的。你要是对干这个活有了兴趣，那可比走江湖要好得多。你在井下也用不着害怕狼。”

　　我下了井，马西亚干什么好呢？我不能让他成为加斯巴尔大叔的负担。

　　我问他肯不肯一个人带着卡比在附近演点节目，他立刻就答应了。

　　“我太高兴了，我要一个人为你挣钱买头奶牛。”

　　自从我们一起生活三个月以来，马西亚一直都在户外活动，他早已不再是那个背靠着圣梅达尔教堂、看来快要饿死的孱弱和忧伤的可怜孩子了；尤其已经完全不象我在伽罗福里的阁楼上第一次看到他时的那副样子，当时他病容满面，发育不良，守着滚沸的汤锅，不时用双手捧着疼痛的脑袋。

　　他的头痛病已经好了，也不再整天害怕整天发愁了，身体也长结实了。卢尔辛街的阁楼使他变得那样苦恼，阳光和新鲜空气给了他健康的身体，也给了他欢乐。

　　在我们一起流浪卖艺的日子里，他是个开心人，爱笑，他看什么都好，玩什么都高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使他高兴半天，他把坏的也都看成是好的。没有了他，叫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不是多少次都被疲乏和忧伤压倒过吗？

　　我们两人间的这种差异，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气质、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的出身和种族的不同而造成的。

　　他是意大利人，生性无忧无虑，和蔼亲切，遇上难事，容易迁就屈从，这种不发脾气、不反抗随遇而安的性格，是我的国家的秉性好斗的人所没有的。

　　“那么什么国家是你的祖国？你有祖国吗？”有人会这样问我。

　　这个问题以后总会有答案的。我现在只是说，马西亚和我之间虽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相处得却非常和好，甚至在我要他用功学习音乐课和阅读课时也是这样。说实在的，他的音乐课一直进展得很顺利，但阅读课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可能会产生别扭的，因为我既没有教书先生所具有的那种耐心，也没有宽宏大量的胸襟。但事实上这种别扭从未产生过，因为即使在我完全不讲道理的时候，马西亚也从不发火。顺便说一下，我那不讲道理的时候是绝不止一次的。

　　事情就这样定了，在我第二天下井干活的时候，马西亚去演奏音乐和表演喜剧，以增加我们两个人的财产。我向卡比解释了我的安排，它好象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亚历克西的工作服给了我。

　　我最后一次叮嘱了马西亚和卡比，要我的这两个伙伴在他们第一次独立作战中多加小心。嘱咐完毕，我就跟着加斯巴尔大叔走向矿井。

　　“注意！”大叔把矿灯交到我手里时说，“踩着我的脚跟走。从木梯上下去的时候，在还没有踩稳下一个梯级前，千万不能挪动脚步踩空。”

　　我们向着巷道的深处走去，他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跟。

　　“你要是在梯子上滑倒的话，”他继续说，“你一定要想法抓住点什么，决不能让自己一个劲儿滑下去。下面又深又硬。”

　　我用不着听这些嘱咐就已经够害怕了，当人们离开阳光进入黑暗，离开地面进入地下的时候，总难免要感到提心吊胆的。我本能地回转身去向后看看，发现我们已经在巷道里前进得很深了，那个在漆黑的、长长的巷道口外面的天空，看去成了个不大的白色的圆球，它象一个远离我们的、悬挂在没有星星的昏暗的天上的月亮。

　　我对自己这种本能的刹那间的恐惧心理感到可耻，立刻赶上了走在前面的加斯巴尔大叔的脚步。

　　“台阶！”他提醒我。

　　我朝下面看去，眼前是一个漆黑的洞穴，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有着一些隐约摇曳的亮光，它们在向前飘浮移动，开头还大一点，后来渐渐缩小；越走越远，越远越小，最后几乎成了豆子般大小的火星。这些都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先下井的工人的矿灯，他们交谈的声音象低沉的耳语，由迎面吹来的暖气流送进我们的耳朵。气流中有着一股我从未嗅到过的气味，好象是乙醚和汽油的混合物。

　　下了台阶便是梯子，梯子之后又是另一个台阶。

　　“现在到了第一水平。”他说。

　　我们是在一个拱形的巷道里。笔直的墙是用砖砌的，拱顶有一人多高，但有的地方要猫着腰才能通过，那是因为拱顶变低或者地面升高的缘故。

　　“这是岩层的压力。”大叔对我说，“因为上面有的地方已被开采过，有着空穴；如果岩层本身不坚固的话，当它承受的压力太大时，它就会下陷，这就有可能造成塌顶，把矿井砸坏。”

　　第一水平的底面上铺着铁轨，边上流着一条小溪。

　　“这都是岩层里渗出来的水，这条小溪同别处巷道里的井下水汇合在一起，流进一个渗井，抽水机每天从这个渗井抽一千或一千二百方水送进蒂汶纳河。机器一停，矿井马上就会被水淹没。再说，我们现在正是在蒂汶纳河底下。”

　　我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他却放声大笑起来。

　　“在五十米深的地下，蒂汶纳河不会淹没脖子的。不用怕。”

　　“万一有个漏洞呢？”

　　“啊，对了，一个漏洞。巷道不下十次在河底穿过来穿过去。有的井怕水灾，但不是这里，这里怕瓦斯爆炸和塌顶。这样的事故，在这里太多了。”

　　当我们来到工作面之后，加斯巴尔大叔就教我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当我们的吊斗装满煤块后，他就和我一起推车，教我怎样从铁轨上把煤运到提升井下面和怎样避让迎面而来的别的推车工。

　　加斯巴尔大叔说得对，推车这个活并不是太难学的。在几个钟头里，虽说我还谈不上熟练，但至少已经可以对付几下了。我缺乏的是灵活和熟练，没有这两样东西，那是不论什么活儿也都干不好的。既然明白自己手脚不熟练，那就只好多拼命、多使劲来弥补这个弱点，我这样做的结果，是活儿出的不多，人却累的够呛。

　　幸好我在这几年所经历的生活里、尤其是在近三个月的流浪卖艺生活中得到了锻炼，使我战胜了疲劳。看到我毫无怨言，加斯巴尔大叔就夸我棒，说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好矿工的。

　　我的确很愿意下井，可我丝毫没有一直留在那里的愿望；我有做矿工的好奇心，却没有愿意做矿工的志向。

　　在地底下干活，必须具备一种我所没有的性格，那就是要爱静、爱孤独，干活的时候还要心思集中；在井下，你只能一个人待在那里自己想自己的心事，你没法找人谈话。你也找不到可以让你玩一玩、解解闷的东西。老实说，我没有这种天性，我过惯了流浪生活，成天赶路和唱歌。我在阴暗的巷道中推着煤车的时候，感到悲伤和忧愁，那里除了我的矿灯外，看不到任何亮光；除了远远的有着煤车的滚动声和溪水流动的汩汩声外，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至于在这儿或那儿发出的井下的爆破声，那只能使这死一般的沉寂变得更加沉闷和凄厉。

　　因为这是一种必须从下井一直干到上井的活儿，所以一天中的整整十二个小时，矿工都得待在井底下，他们不能回到地面在家里吃饭，饭是在采区的地上吃的。

　　在加斯巴尔大叔干活的采区旁边，有着一个也是干推车活儿的矿工，他当然是我的最贴邻的同行了，这个人和我们这些推车工不一样，不是童工，而是个白胡子老头。我说他是白胡子，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应该说只有在星期天这个大洗一番的日子，他的胡子才是白的；因为在整个一周里，星期一白胡子开始变灰，到星期六就完全变黑了。他年近六十，年轻时做过支架工，就是管支撑和维修杉树圆木支架的木工。在一次矿井塌顶中，他被砸断了三个手指头，这样，他就只好放下他的斧子再也干不了木工这一行了。他干活的那个公司给了他一笔小小的抚恤金，以表彰他在这次事故中救出了三个同伴的功绩。他靠这笔抚恤金生活了几年。后来，那家公司破产了，他就成了既无生活来源又无职业的人；为了吃饭，他重返矿井，这个当年干手艺活儿的木工，现在干的是特鲁耶矿的童工的活儿：推车。现在人家都管他叫“老夫子”，换句话说，就是“老师”，因为他知道很多挖煤工、甚至连矿井老师傅也都不懂的东西，也还因为他见了人总爱把他一肚子的学问掏出来讲给对方听，以致在别人眼里显得有点以老卖老的样子。

　　在吃饭的时候，我和他渐渐互相认识了，他很快拿我当朋友看待。我是个出奇的爱问东问西的人，他是个爱天南海北闲聊的人，我们变得形影不离了。在矿井里，矿工一般很少说话，因此他们管我们两个叫“健谈家”。

　　过去，我想知道的事情，亚历克西没有全给我讲过、加斯巴尔大叔的回答同样也不能使我满足，譬如，我问他：“地下的煤是什么东西？”

　　他总是回答我：“就是人们在地下找到的煤。”

　　加斯巴尔大叔关于煤的这种解释以及他给我作的其它类似的解答丝毫不能满足我的要求，而维泰利斯却不允许我在知识上不求甚解。在我向老夫子也提出同样问题时，他给了我完全不同的回答。

　　“煤，”他对我说，“其实就是木炭。我们把现在你看到的木头放在壁炉里一烧，就成了木炭；而煤炭呢，它是生长的古老的森林中的树木，靠自然的力量，变成了煤。我说的自然的力量，就是指火灾、火山爆发、地震等。”

　　我惊异地注视着他。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闲聊了，”他说，“该推车了。明天是星期天，你来找我吧！我在家里给你解释这个问题。我收集了不少煤块和岩石，收集了将近三十年。你明天来看看吧。把你耳朵听到的东西，明天再用眼睛去看看，你就明白它们是什么了。他们爱闹着玩，叫我‘老夫子’，你会看到这个‘老夫子’多少还有点用处。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全靠手，也要靠脑子。我象你这样的年纪，和你一样，也好奇。我生活在矿里，我就喜欢弄明白我每天所看到的东西。在工程师们愿意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我总喜欢向他们问长问短。我也看书。我受伤以后，有的是时间，我就用来学习。人都长着两只眼睛，那是为了看东西的；眼睛不管用，就得戴眼镜；书本就是眼镜，你把它架在眼睛上，你就会看得更清楚，而且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现在我没有很多时间读书，也没有钱买书，但我有眼睛，我的眼睛始终睁开着。明天来吧，我很愿意教会你怎样去观察周围的一切。老话说：‘话落进了肥沃的耳朵里是会萌芽生长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可惜不是个个人都能懂得它。我曾经把一位名叫布隆尼亚的学者带进了贝赛吉矿，在他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谈论，因此我就有了学习的念头，也因此今天我比同伴们懂得稍微多一些。明天见吧！”

　　第二天，我告诉加斯巴尔大叔说，我要去看老夫子。

　　“啊哈！”他笑着说，“你可找到一个陪你聊天的人了。去吧，小家伙，你愿意找他，你就去；你愿意信他，你就信。不过，你当真在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的话，可不要因此自以为了不起。老夫子如不以老卖老的话，倒是个大好人。”

　　象大部分矿工一样，老夫子也不住在城里，他的住所离城还有一段距离。他住在一个叫做“艾斯贝达格”的贫穷破烂的地方。这地方处在半山腰中，四周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城壑，他住在一个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是个寡妇，丈夫原是个矿工，因矿井塌项被压死了。她把一个象地窖似的窑洞租给了他。他在最干燥的地方放了一张床，可是不等于说这是块十分干燥的地方，因为他的床铺的脚上已长出了几只蘑菇。但是，对一个已经习惯于让自己的两只脚受潮、身上整夭都淋着水滴的矿工来说，这已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在他看来，租这个住所最大的好处是靠近山洞，在那里他可以从事研究，尤其可以随意搜集煤块和有地质或矿物特征的岩石以及化石。

　　我进屋时，他跑到我面前，用兴奋的语调说：“我专门为你做了一份烘栗子。年轻人有眼睛，也有耳朵，同样也有食量。要想成为年轻人的朋友，最好的办法是同时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烘栗子是在白葡萄酒中泡着的烤熟的栗子，是筵席上的讲究食品，在塞文地区是用来招待贵客的。

　　“吃了烘栗子后，”他继续说，“我们就聊天，一边聊，我一边给你看我的收藏品。”

　　他说“我的收藏品”这句话的口气，证明了他的伙伴们对他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一个博物馆馆长的声调，也绝对不会比他更神气了。不过，他的搜集看来确是非常丰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它们占满了整个住处，排列在木板和桌子上的是小样品，堆在地上的是大标本。二十年来，他搜集了他在干活时候感到好奇的一切东西，由于在赛尔河和蒂沃纳河盆地的矿井中，有丰富的植物化石，因此他就有了也许曾经使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都感到过喜出望外的稀有标本。

　　他急于要讲，同样我也急于想听，烘栗子很快就下了肚。

　　“既然你想知道，”他对我说，“煤是怎么回事，听着，我只想用几句话先给你解释个大概，好让你看懂我所收藏的东西，它们会向你解释得比我还清楚，因为即使人家叫我老夫子，我也并不是学者。唉，还差得远哩！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从前远不是今天的样子。一种叫作地壳变迁的力量，使它经历了无数次的变化。在很远很远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是被一种今天只在热带地方才生长的植物覆盖着的，比如象树形蕨类那样的东西。后来经过了一次变迁，这些植物就被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植物代替了；然后又轮到这些植物被另外新的植物所更替；这样经历了数千年、也可能数百万年周而复始的变化之后，这些堆积在一起的植物，慢慢变质，最后形成了煤层。你不要不相信，我一会儿就给你看我搜集的一些煤块，特别要给你看从我们叫做‘墙’或者‘盖层’的地层中取出的大量岩石，它们带有我说过的那些植物的所有印模，就象保存在植物标本图集中的标本一样。我对你说过了，煤是树木和植物堆积形成的，根本不是由于树木的腐烂和互相挤压而形成的。你会问：‘这堆积物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呀，是很难解释的。我相信就是学者们也不一定能解释清楚。因为他们也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认为：这些被海水冲来冲去的树木，在海上形成其大无比的木排，它们被海浪打到这儿或那儿的岸边，就在那里堆积起来；另一些人认为：煤层是由一代植物接着一代植物连续堆积并就在原地被掩埋而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学者们曾进行过演算，简直弄得人晕头转向：他们发现一公顷森林的树木被砍伐后铺在地面上，整个厚度只有八毫米；而这一厚度的树木层变成煤层，就只有二毫米。然而，埋藏在地下的煤层有二十至三十米厚，这些煤层得多少年才能形成呢？你是懂的，对不对？一棵大树不是一天就能长成的。要长成一棵巨树，大约要一百多年时间，要形成三十米厚的煤层，那就要在同一个地方一代接一代长五千棵大树，这就是说，要五十万年，这已经是个惊人的数字了，对吗？但这还不准确，因为这些树并不是如此有规律地一代一代地生长的，它们需要一百多年才能长成巨树，从长成到死去还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而当一种树代替另一种树的时候，还需要一系列的变化和演变，才能使这一层变质的植物去滋养另一代新的植物。这样，五十万年的时间已经算不了什么啦，也许还需要更长的历史。需要多长呢？我不知道，象我这样的人是找不到答案的。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地下煤层的概念罢了，好让你能观察我的收藏品。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吧。”

　　参观一直持续到天黑才结束。对每一块煤和带有植物印模的标本，老夫子都又重新给我作了解释，终于使我开始差不多明白了当初使我如此惊异不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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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四章 水灾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矿井见面了。

　　“怎么样？老夫子，”加斯巴尔大叔问，“这小家伙还能叫你满意吗？”

　　“呵，当然。他很会听。我希望他很快就学会看。”

　　“在等着他学会以前，我倒希望他马上就能有两条有点力气的胳膊。”加斯巴尔大叔说。

　　他让出一块地方，要我过去帮他把一大块被他用镐从底部挖松了的煤从煤层上掰下来。这种时候，挖煤工总是需要推车工帮忙的。

　　在我把煤车第三趟推往圣阿尔封齐纳井的时候，听到从这口井的方向传来一种可怕的声音，是一种吓人的隆隆声，是一种从我下井以来还从未听到过的可怕的声音。是塌顶还是总崩塌？我听着。噼哩啪啦的响声继续在各个角落回响着。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害怕，我想马上奔到梯子那边去逃命，可是，从前别人经常笑我胆小，如今我拔腿就逃，这使我感到难为情，我停了下来。这是井下的一次爆炸还只是有辆煤车在井里掉了下来？也许只不过是溜槽中有些废石块在掉下来也未可知。

　　突然，有一群老鼠从我的两条腿中间擦着窜了过去，它们似乎惊恐万状，就象一队骑兵在逃命。接着，我好象听到有流水在巷道中冲击着地面的奇怪的沙沙声。我站着的地方，地面是干的，这水声实在无法解释。

　　我拿着矿灯到近处的地面上照了照，想看个究竟。

　　这真的是水。它正从井口的方向流来，正在巷道中逐渐升高。那大得吓人的轰隆隆的声音，是因为有瀑布般的大水正从井口向井下倾泻着。

　　我把煤车扔在铁轨上，向采区奔去。

　　“加斯巴尔大叔，矿井进水啦！”

　　“又说假话了。”

　　“蒂汶纳河底下有了漏洞啦！快逃命吧！”

　　“别闹了！”

　　“您听呀！”

　　我的喊声十分激动，加斯巴尔大叔把短镐放下，也认真地听了起来。同样的声音继续响着，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可怕。小家伙没有弄错，确实有水在冲过来。

　　“快跑！”他对我喊道，“矿井进水啦！”

　　加斯巴尔大叔一面抓起矿灯，这永远是一个矿工的第一个动作，一面大声喊着“矿井进水啦！”他在巷道里非常机敏地奔跑着。

　　我还没有走出十步，就看见老夫子也从采区下到了巷道里，想弄明白这使他惊讶的声音。

　　“矿井进水啦！”加斯巴尔大叔喊着。

　　“蒂汶纳河下面有漏洞啦！”我说。

　　“你真是傻瓜！”

　　“快逃吧！”老夫子喊道。

　　水面在巷道中迅速上涨，现在已经没到我们的膝盖，我们跑不快了。

　　老夫子也和我们一起跑了起来。我们三个人在跑过一个个采区的时候，大声喊着：“快逃命吧！矿井进水啦！”

　　水面继续迅猛地上涨，但很幸运，我们离梯子不远，要不然，我想我们这一辈子也休想再够得着它了。老夫子第一个跑到，但他停了下来。

　　“你们先上。”他说，“我最老，再说，我的灵魂很平安①。”

　　现在不是讲谦让的时候，加斯巴尔大叔第一个上，我跟在他后面，老夫子最后上。在他后面隔着相当的距离，又有几个工人跟了上来。

　　我们到了第二水平。现在必须赶紧爬上第一水平。

　　从第二水平到第一水平之间的这段四十米的距离，从来也没有这样迅速地跑完过。但是，在到达最后一个梯级前，一股大水劈头冲了下来，把我们的矿灯扑灭了。这简直是瀑布。

　　“站稳了！”加斯巴尔大叔喊道。

　　他，还有老夫子和我，我们牢牢地抓住梯级不放，可是走在我们后头的人却被卷走了。如果我们象他们一样，还有十多个梯级要爬的话，那肯定也会被冲走的。因为我认为是瀑布的那股大水，其实并不是瀑布，而是正在汹涌地冲下井口的，比瀑布更凶猛的泥石流。

　　到了第一水平了。但是我们还不能算得救，因为还须穿越五十米的距离才能走上地面，而大水已经淹没了这里的巷道。我们又没有照明，矿灯已经熄灭。

　　“我们完了。”老夫子的声音几乎是平静的，“祈祷吧！雷米。”

　　就在这时，巷道中有七、八盏灯火正朝着我们的方向移动。水已没到我们的膝盖，用不着弯腰就能碰到水面。这不是静止的水，而是一股洪流，也不止是洪流，而是能把它所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卷走的一个大漩涡。我看到一段段的木头象羽毛一样在水面上打着旋。

　　我们看到的那些提着矿灯的工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他们想顺着巷道走到梯子跟前去，因为到了梯子跟前，也就上了台阶了。但是在这样的激流面前，这是做不到的；怎么能迎着这股激流前进呢？怎样去顶住激流的冲击和迎面冲来的坑木呢？

　　这些人喊着老夫子喊过的话：“我们完了！”

　　他们来到了我们身边。

　　“对了。从那边过。”老夫子若有所悟地喊道，他似乎是我们中唯一头脑还清醒的人，“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躲一躲，在废井那边。”

　　废井是一个久已废弃的矿井的一部分，除了老夫子以外，谁也没有去过，他在寻找收藏品的时候经常去。

　　“往回走！”他喊道，“给我一盏灯，我给你们带路。”

　　平时他一开口，人们不是当面嘲笑他，就是转过身去耸耸肩。但是，眼下最强壮的人也已失去他们引以自豪的力量，他们在五分钟之前还嘲笑这个老汉，现在一听到他的声音，却只好听从了，他们都本能地把各自的矿灯递了过去。

　　他一手迅速地抓住一盏灯，一手拉着我，走在我们这伙人的前头。由于我们是顺着激流的方向走的，我们行进的速度相当快。

　　我们沿着巷道走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几分还是几秒，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他停了下来。

　　“我们来不及了，”他喊道，“水涨得太快。”

　　水确实在飞快地追赶我们，它已经从我们的膝盖涨到腰部，又从腰部涨到了胸口。

　　“我们应当躲到一个上山眼的工作面上去。”

　　“以后怎么办？”

　　“到了上山眼，可就哪儿都不通了。”

　　到上山眼的工作面里去实际上是死路一条。但是我们没有等待和选择的余地。要么去上山眼工作面，那样我们就还有几分钟可以活下去，也就是说，还有逃生的希望；要么继续沿着巷道跑，那是注定要被水淹没的，几秒钟之内就会被吞没。

　　老夫子在前面领路，我们走进了一个上山眼工作面。但是有两个伙伴不愿跟着我们去，他们继续沿巷道走去，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我们刚一恢复生命的知觉，便听到一种使我们震耳欲聋的响声，这是从我们开始逃命以来还从未听到过的声音：矿井的塌陷声、漩涡的呼啸声、洪水的倾泻声、坑木的断裂声以及被挤压的空气的爆炸声，我们被整个矿井中的这种恐怖的喧啸声吞没了。

　　“这是‘洪水’②！”

　　“世界末日到了！”

　　“天主啊，可怜我们吧！”

　　我们来到这个工作面以后，老夫子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思想不在这些无益的悲叹和诉苦上。

　　“孩子们，”他说，“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累垮了。手脚老这样使劲抓着，连动也不敢动，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精疲力尽的。我们应当在煤层页岩上挖一些放脚的坑。”

　　老夫子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实现起来却有难处，因为我们在逃命的时候都忘了带上短镐，我们现在每人都有一只矿灯，但谁也没有刨坑的工具。

　　“大家用矿灯上的铁钩挖。”老夫子接着说，口气已经近乎是在发命令。

　　于是每个人都着手用矿灯上的铁钩刨地。这工作非常难，工作面又陡又滑，只要一滑下去，就是死亡，这是谁都明白的，正因为这样，大家都产生了机智和力量。不到几分钟功夫，我们每人挖好了一个可以站住脚跟的小坑。

　　坑挖好以后，大家喘了一口气，这才互相认识了。我们一共七个人：老夫子，最靠近他的是我，另外是加斯巴尔大叔和巴契、贡贝鲁、贝关乌这三个挖煤工，还有一个叫卡洛利的推车工。其余的矿工都在巷道中失踪了。

　　笔墨也难以形容的可怕的、强烈的声音继续在矿井中轰隆隆地响着，就是大炮的轰鸣夹杂着霹雳雷鸣和天崩地塌也决不会产生比这更可怕的响声。

　　我们惊恐万状，面面相觑，都想在旁边的人的眼睛里找到在自己脑子里所想不出来的解释。

　　“这是‘洪水’。”一个人重复说。

　　“一场大地震。”

　　“矿井的神明发怒了，是报应吧。”

　　“是矿井中的积水造成的水灾。”

　　“我们头顶的岩层上有了漏洞，这是蒂汶纳河的河水。”

　　最后的这种假设是我想出来的，我坚持我的“漏洞”说。老夫子什么也不说，他挨个儿看了看我们，耸耸肩，那副样子同他在大白天桑树下面吃着洋葱头谈论问题时一样。

　　“这肯定是一场水灾。”他终于最后一个开口说话了。

　　他还刚刚说了这一句，其余的人就都争着重复各自已经说过的话：

“是地震引起的。”

　　“是矿神的旨意。”

　　“从废井来的积水。”

　　“是从我们头顶上的漏洞里灌进来的蒂汶纳河的河水。”

　　“这是一场水灾。”老夫子和大家一样，也重复了他说过的话。

　　“那您就说下去，水是从哪儿来的？”几个声音同时问他。

　　“不知道。说到矿神，这是蠢话；说是废井的水，那它只能淹没第三水平，可现在连第二、第一水平也都淹没了。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水不是从下面涨上来的，它一开始就是从上面泻下来的。”

　　“上面岩层上有了一个漏洞。”

　　“一个漏洞是不会造成这样大的水灾的。”

　　“是地震。”

　　“我不知道。”

　　“那好。常言道：‘您不知道，就免开尊口。’”

　　“我知道是一场水灾，是一场从上面来的水灾。要知道，这是能说明一点儿问题的。”

　　“废话！这也用得着说？水在跟着我们跑哩！”

　　打从我们到了这块干燥的地方以后，我们有了一种安全感，水也不再上涨了，大家也就不愿再听老夫子的了。

　　“别装出那副有学问的样子，你并不比我们懂得更多。”

　　他在危急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果断所给予他的权威已经消失，他默不作声了。

　　为了压住喧啸的声音，我们声嘶力竭地讲活，但是，说也奇怪，我们的声音彼此听起来并不清楚。

　　“说点什么吧。”老夫子对我说。

　　“您要我说些什么呢？”

　　“随便。你讲吧，你现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说了几句话。

　　“好。现在，再说得轻一点儿看看。对。正是这样，很好。”

　　“你丢魂了吧？嗯，老夫子！”巴契说。

　　“你吓疯了吧？”

　　“你以为你死了吗？”

　　“我相信水不会再淹到我们这里来了，如果我们会死，至少不会是淹死。”

　　“你是说……老夫子？”

　　“瞧瞧你的矿灯吧。”

　　“嗯，它在燃着哩！”

　　“象往常一样吗？”

　　“不，火苗很亮，但很短。”

　　“那里面还有瓦斯吗？”有一个人插了一句。

　　“不。”老夫子说，“不用担心没有瓦斯，也不用担心水的威胁，水现在决不会再涨一尺。”

　　“不要再装神弄鬼了。”

　　“我没有装神弄鬼。我们是在一个充满空气的钟型空间里，是压缩的空气阻止了水位的上升。我们是在一个顶端封闭了的工作面中间，就好象在一口潜水钟里一样；被水挤压的空气现在都聚积在这个工作面里，它抵挡着水的上升，把水推开。”

　　听着老夫子的解释，说我们好象在一口潜水钟里，因为空气的阻挡，水才没有涨到我们的位置。有人便嘀嘀咕咕地表示了怀疑。

　　“听听这蠢话！难道水的力量不比什么都大吗？”

　　“对了，如果水在外面随意泛滥的话，那确实是这样；可是，当你把一只杯口向下的玻璃杯，扔到一只盛满了水的桶里去的时候，难道水能一直升到杯子的底部吗？不能，对吗？杯底还有一块空隙。那好，这个空隙是由空气占据着，我们这里也是同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就在杯子底部，水不能淹没我们。”

　　“这个道理，我懂。”加斯巴尔大叔说，“现在我认为你们都错了，你们这些人哪，常常讥笑老夫子，可他懂得我们不懂的东西。”

　　“那我们得救了。”卡洛利说。

　　“得救？我可没这么说。我们不会被淹死，这我能向你们保证。救我们的，是这个封闭着的工作面，因为空气跑不出去。可它既能救我们，也能致我们于死地。它是关闭着的，我们也被关闭在里面了，我们出不去。”

　　“水退了之后可以出去。”

　　“水会退吗？我不知道。要知道这一点，先要知道水是怎么来的，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不是一场水灾吗？”

　　“对，但那又怎么样呢？这确实是场水灾，可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是蒂汶纳河的河水漫到矿里来了吗？是暴雨？还是泉眼裂开了或者是地震？这只有到了外面去看过以后才能弄清楚，不幸的是，我们却关在里面。”

　　“可能连城市都被卷走了吧？”

　　“可能……”

　　接着是片刻的沉寂和恐惧。

　　水声停止了，只是间或可以听到地面上传来的沉闷的轰鸣声，我们有一种被震动的感觉。

　　“矿井大概灌满水了，”老夫子说，“因为水不再往里面涌了。”

　　“唉，马利尤斯！”巴契绝望地喊了起来。

　　马利尤斯是他的儿子，跟他一样是挖煤工，在井下的第三水平干活。直到现在，他因为自身难保，还没有来得及想到他儿子。但老夫子的“矿井大概灌满了”这句话使他惊醒了过来。

　　“马利尤斯！马利尤斯！马利尤斯！”他的声调撕人心肺。

　　没有回答，甚至连回声也没有。在这口潜水钟里，声音减弱了，压低了的声音不可能从水里传出去。

　　“他也会找到一个上山眼工作面的，”老夫子说，“一百五十人都淹死，这简直太可怕了，不会的，仁慈的天主也不愿意啊！”

　　我感到他说这话的声音并不那么自信。至少有一百五十人早上下了矿井，那么有多少人能从井口出去，或者至少能象我们这样找到个藏身之所？我们所有的伙伴，他们失踪了，是全叫大水淹了？是不是全都死了？没有人敢回答哪怕只是一个字。

　　但是，处在象我们这样的情况下，支配我们的心灵和头脑的并不是同情和怜悯。

　　“那么我们呢？”经过片刻沉默后，贝关岛问道，“我们将怎么办呢？”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别人也这样问。

　　“只有等待。”老夫子回答。

　　“等待什么？”

　　“等吧。你想用你矿灯上的铁钩，穿透这四、五十米使我们不见天日的土层吗？”

　　“我们会饿死的。”

　　“饥饿不是最大的威胁。”

　　“你瞧瞧，老夫子，你倒是说呀，你尽吓唬我们。威胁在哪儿？什么是最大的威胁？”

　　“饥饿是对付得了的。我在书本上读到过，有些工人也跟我们一样，意外地被水堵在矿井里，他们在那里待了二十四天没有吃一口东西。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大概是宗教战争年代的故事。可是，要是这是昨天发生的事，那也一样。使我害怕的并不是饥饿。”

　　“那你在担心什么呢？你不是说水不会再涨了吗？”

　　“你们觉得脑袋发沉和耳鸣吗？你们呼吸好受吗？我反正感到不好受。”

　　“我头疼。”

　　“我胸闷。”

　　“我的太阳穴跳得厉害。”

　　“我的脑袋象一盆浆糊，不管事了。”

　　“对了。这就是眼下的危险所在。我们在这样的空气里能生活多久？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无知的人，那我就可以告诉你们了，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在地下四十米深的地方，在我们上面大约有三十五到四十米深的水，这就是说，空气承受着四至五个大气压。人们在这样的压缩空气里，怎样才能活下来，能活多久？这是应当知道的，也许我们能从我们的遭遇中学到这些知识。”

　　我对什么叫压缩空气一无所知，也许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害怕老夫子的那些话；我的同伴对这些话并不懂得比我多，无知也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他们感到非常恐慌。

　　而老夫子呢，在我们绝望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失去理智，尽管他已看出这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危险，可他想的只是该采取什么办法来使我们共同得救。

　　“现在，”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才能安全地待在这里，而不要滚到水里去。”

　　“我们已经有了踩脚的地方。”

　　“那么你以为老是这样在原地站着不动，不会感到疲劳吗？”

　　“你认为我们要在这儿待很久吗？”

　　“我怎么知道！”

　　“人们会来救我们的。”

　　“这当然。但是，人们来救我们之前，首先要想出用什么方法救，这是需要花些时间的。需要多少时间呢？那只有地面上的人才能说清楚。我们在地下，应当好好安排一下，尽可能减少危险。谁要是滑了下去，他只有死。”

　　“我们应当捆在一起。”

　　“那得要有绳子。”

　　“我们应当互相手拉着手。”

　　“我觉得最好是挖一个象两级台阶那样的平台，我们是七个人，挖一个这样的平台，大家就可以都站在上面了。四个人站在第一级上，三个人站在第二级上。”

　　“用什么挖？”

　　“我们可没有镐头。”

　　“软的地方用灯上的铁钩挖，硬的地方用小刀。”

　　“我看永远也挖不成。”

　　“巴契，别这么说。在我们这样的处境下，为了活命，什么都应当干。眼下的情况是：谁只要打个瞌睡，谁就会掉下去再也活不成了。”

　　由于他的冷静和果断，老夫子渐渐在我们中间赢得了威望，他变得非常有威信，他的勇气使他显得高大、完美，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我们都本能地感觉到，他的精神力量正在同灾难较量，而我们的确已被这场灾难所摧毁，因而正需要他的这种力量来拯救我们。

　　现在大家的看法已经一致，我们须要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挖出一个平台，它应该有两级谈不上舒适、但起码能保证我们不掉进面前的深水里去的台阶。我们点亮了四盏矿灯，亮度够了，我们便动手于起来。

　　“找不太难挖的地方动手。”老夫子说。

　　“听着，”加斯巴尔大叔说，“我向大家提个建议。现在，我们中间只有老夫子一个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当我们大家乱成一团时，他却始终保持着冷静的理智；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他心肠也好，他还象我们一样，当过挖煤工，但很多东西他比我们懂得多。我要求他当我们的头，领着我们干。”

　　“老夫子？他！”卡洛利嚷了起来。“他不过是一只畜生那样的玩意儿，拉车的牲口，他除了推煤车那几下子外，还有什么别的本事？我不也象他一样是推车工吗？选推车工当头，他行，我干吗不行？”

　　“听着！畜生！我们选的不是推车工，我们选的是个最了不起的人。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他最能干。”

　　“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

　　“昨天我和你一样，是个笨蛋。我和别人一样，嘲笑过老夫子，不承认他比我们懂得多。今天我要求他来领导我们。暧，老夫子，你想让我干什么？你是知道的，我的胳膊很有劲。还有你们大家呢？”

　　“你瞧，老夫子，大家听你的。”

　　“大家以后都听从你。”

　　“大家听着！”老夫子说，“既然你们要我当头，我愿意当，但有个条件，必须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干。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很长时间，甚至很多天，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象在一个木排上的遇难者，甚至情况比这还严重，因为在木排上，人们至少有空气，还见得到天日，可以呼吸和观看。如果要我做你们的领头人，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得听从我。”

　　“我们以后都听你的。”大家异口同声说。

　　“以后，当你们相信我的话是正确的时候，那你们当然会听从我；如果你们不相信呢？”

　　“大家会相信的。”

　　“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正派人，老夫子。”

　　“一个勇敢的人。”

　　“一个对什么事情都懂得清清楚楚的人。”

　　“老夫子，你可不要把嘲笑你的事往心里去呀！”

　　我当时还远没有我后来所具有的经验，因此，我异常惊讶地看着，这些在几个钟头以前还在用各种各样的玩笑话去羞辱他的人，现在突然间都承认了他的高贵品质，我真不知道，环境竟然能如此迅速地改变某些人的观点和感情。

　　“肯定吗？”老夫子问。

　　“我们起誓！”大家同声回答。

　　于是大家更认真地干了起来。我们所有的人口袋里都有小刀，那是很好的小刀，有结实的柄和锋利的刀口。

　　“三个人，三个最强壮的人挖工作面。”老夫子说，“力气小的人，雷米、卡洛利和我，我们清扫场地。”

　　“不。不用你干。”巨人般的大个子贡贝鲁打断了他的话，“老夫子，你身体不壮实，不该干活；你是工程师，工程师是不干力气活的。”

　　所有的人都支持贡贝鲁的意见，说老夫子既然是我们的工程师，那就不应该干活；大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老夫子的领导作用，因此大家都乐于照顾他，使他避免危险和事故；他是我们的掌舵人哪！

　　如果手头有工具，那干我们这种活是再简单也没有了；但是用小刀挖，那就又难又费时。实际上，我们必须在煤层的页岩上挖出一个相当于有着两级台阶的平台，才能使我们不至于从工作面的斜坡上滚下去，那就需要一个相当宽的平台，在那上面，有一级要容下我们中间的四个人，另一级容下三个人。眼前大家干着的这个活，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两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挖工作面底上的页岩，第三个人把碎岩片扔下去。老夫子一手拿着灯，从这一头到另一头来回忙着。

　　正在挖着的时候，有人发现在碎煤渣中埋着几根坑木，这东西用来挡住我们工作面外沿的填方、不让它们滚到水里去是大有用处的。

　　一刻不停地挖了三个钟头以后，我们终于在这个上高下低的、倾斜的工作面上挖成了一个台阶式的平台，大家可以坐在上面了。

　　“现在够了。”老夫子命令说，“一会儿我们还要把平台加宽一点，让我们能够躺下来；但不应当一次消耗太多的体力，以后还用得着它哩。”

　　大家安顿了下来；老夫子、加斯巴尔大叔、卡洛利和我在这个平台的低的一头；三个挖煤工在平台高的一头。

　　“我们的灯油该省着点用。”老夫子说，“大家把灯都灭了，只留下一盏。”

　　命令一传达下来，立即就执行了，大家正要把多余的灯都灭掉时，老夫子却示意停止。

　　“等一等，”他说，“气流有可能把我们的灯吹灭，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但要以防万一。谁有点灯用的火柴？”

　　尽管在矿井中严禁点火，然而几乎所有工人的口袋里都有火柴；再说，现在也没有检查违章的工程师在场，所以一听到“谁有火柴”的问话时，四个人同时回答说“我有”。

　　“我也有，”老夫子说，“但泡湿了。”

　　别人的也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火柴都放在裤兜里，而水一直淹到我们的胸口，甚至直到肩膀上面。

　　卡洛利在理解力方面，反应比别人迟钝；他的话，出口也总是最慢。他终于也开口了：“我有火柴。”

　　“湿了吗？”

　　“不知道。我是放在帽子里的。”

　　“那把你的帽子递过来。”

　　人家让他把帽子递过去，他没有把他的那只肥大得象集市上土耳其人戴的水獭皮软帽那样的帽子递过去，而只是递过去一盒火柴。我们被水淹的时候，他的火柴盒幸亏是在头顶上，所以没有被泡湿。

　　“现在把灯灭了吧。”老夫子说。

　　只留下一盏点燃着的灯，恰恰够把我们的水牢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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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句话，用在这个场合，意即：即使我不幸遇难，我良心平安，毋用去找神父做临终忏悔。

　　②《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据说在挪亚时代，发生过一次吞没整个世界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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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五章 在工作面里

　　矿井中一片沉寂，听不到任何声音，脚下的水一动也不动，没有波纹，没有响声；就象老夫子所说的，矿井已经灌满了水，水，它淹没了从底部到顶板的整个巷道，我们现在是被围困在一个比用石墙筑成的还要坚固、还要密闭的牢狱里。这沉闷的、难以穿透的、死一般的寂静，比水灌进来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种可怕的喧啸更吓人，更使人惊愕。我们是在一个坟墓里，活活地被埋葬着，似乎有三、四十米厚的土压在我们的心口上。

　　劳动使人忙碌和分心，可是一歇下来，就意识到了我们的处境；所有的人，连老夫子也算上，一时都垂头丧气起来。

　　我突然感到有温热的水滴落在我手上，原来卡洛利在悄悄地哭泣。

　　就在同时，平台高的一头发出几声叹息，有一个声音在喃喃地嘀咕：“马利尤斯！马利尤斯！”

　　是巴契在想他的儿子……

　　空气沉闷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我心口有一种压迫感，耳朵里在嗡嗡作响。

　　老夫子可能不象我们那样感到沮丧和难受，要不就是他强打精神，不让我们灰心丧气，他打破了沉寂的气氛。

　　“现在，”他说，“应该看看我们有些什么吃的东西。”

　　“那么你认为我们要在这里困很久啰？”加斯巴尔大叔插话问。

　　“不。但要有备无患。谁有面包？”

　　没有人回答。

　　“我有。”我说话了，“我口袋里还有块吃剩的面包。”

　　“什么口袋？”

　　“我的裤子口袋。”

　　“你那块面包一定已经变成稀粥了，拿出来看看。”

　　我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去摸，早晨塞进去的是块吃剩的又黄又脆的面包，现在摸出来的是一把面糊。我大失所望，想把它扔掉，老夫子却按住了我的手。

　　“把你的汤留着吧，”他说，“这汤再坏，待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好喝了。”

　　这当然不是一句使人宽心的预言，但我们都没有在意，只是不久之后，当这些话又在我的脑子里重新出现的时候，它们才向我证实老夫子在那个时候就早已知道我们的处境。如果他没有估计到我们将要承受的全部痛苦的话，那么他至少并没有把我们的得救想象得轻而易举。

　　“再没有人有面包了吗？”他问。

　　谁也没有回答。

　　“真糟糕。”他继续说。

　　“你饿了吗？”贡贝鲁问。

　　“不是为了我，而是为雷米和卡洛利，有了面包应该给他们。”

　　“为什么不在我们中间平分呢？”贝关乌说，“这是不公道的，在饥饿面前人人平等。”

　　“看起来，要是有着面包的话，我们就得大吵一场了。可是你们答应过要听从我的。我看你们只能在争吵不下的时候，或者在你们认为我是有道理的时候才肯听从我。”

　　“马上就会听从你的。”

　　“那就是说，还得要先经过一番争吵之后才行。可是，不该争吵。好吧，我现在就给你们解释为什么面包要给雷米和卡洛利。这不是我定出的规矩，是法律。法律说，当几个人同时遇难都濒临死亡的时候，在六十岁以下的人当中，年岁最大的最能幸存；换句话说，雷米和卡洛利，由于年轻，就不如巴契和贡贝鲁能抵抗死神的袭击。”

　　“老夫子，你呢？你可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

　　“喔，我嘛，我不算数。再说，我是习惯于不大吃东西的。”

　　“这样的话，”卡洛利思索了片刻后说，“我要有面包就归我自己啰？”

　　“归你和雷米。”

　　“如果我不愿意给呢？”

　　“那就要没收你的面包了。你不也发了誓要服从我的吗？”

　　他沉思了好久，然后突然从他的软帽中拿出一块圆面包，说：“给，拿去吧！这儿有一小块。”

　　“卡洛利的软帽还真是件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的宝物哩！”

　　“把他的帽子拿过来。”老夫子说。

　　卡洛利不想交出他的帽子，有人用力把它抢了过去，交给了老夫子。

　　老夫子要过了那盏灯，看了看藏在软帽卷边中的东西。尽管现在不是逗笑取乐的时候，但我们毕竟有了短暂的一分钟的轻松。

　　藏在软帽里的东西有：一个烟斗、一包烟丝和一把钥匙、一段香肠、一只核桃做的哨子、羊骨骰子、三个鲜核桃和一个洋葱头。软帽简直是他的食品柜和家具贮藏室。

　　“面包和香肠今晚就分给你和雷米。”

　　“但是我饿。”卡洛利用痛苦的声音分辨着，“我这会儿就饿了呀！”

　　“到了晚上你会更饿。”

　　“倒霉！这小子的储藏室里没有块表，要不我们就知道钟点了，我的表停了。”

　　“我的表也不走了，叫水泡了。”

　　一想到表，也就想到了活生生的现实。现在几点钟了？我们在这个上山眼里待了多少个钟头了？大家议论了起来，但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有人说是中午，有人猜是晚上六点。就是说，有些人认为我们被困在工作面里已达十多个小时，另外的人则认为还不到五个钟头。我们之间所产生的这种不同的估计，不断被修正后的新的不同估计所代替，最后出现的差距竟大得惊人。

　　但是我们实在没有把空话、废话长时间地说下去的心情，关于时间的讨论结束后，大家便不再说话，各自陷入了沉思。我的同伴们在想些什么？我一无所知，但根据我自己所想的去判断，他们想的不见得是什么高兴的事情。

　　尽管老夫子神色坚定，我却对我们的得救一点也不抱希望。我怕水，怕黑暗，怕死；沉寂使我颓丧，工作面里的看去不牢靠的巷道壁使我感到惴惴不安，好象它的全部重量都已经压在我的身上似的。我难道再也看不见丽丝、艾蒂奈特，再也看不见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了吗？以后，谁来把他们一个个联系在一起呢？我难道再也看不见阿瑟、米利根夫人，再也看不见马西亚了吗？人们难道永远也不会让丽丝明白，我是为她死的吗？还有巴伯兰妈妈，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啊！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想着一件比一件更伤心的事情。我瞧瞧我的伙伴们，本想借以排解我的心事，但我看见他们也在同样受着痛苦的折磨，都和我一样的颓丧，这就使我只好重又回到更加忧郁、更加凄楚的沉思之中。他们，他们都是习惯于矿井生活的，我本来以为他们是不会因缺少空气、阳光和自由而感到痛苦的，地层压在他们身上也不会象压在我身上那样沉重。

　　突然，寂静中响起了加斯巴尔大叔的声音：“我看哪，别人并没来营救我们。”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们什么也听不到啊！”

　　“整个城市都被摧毁了，这是一场地震。”

　　“也可能城里的人以为我们都死了，因而犯不上再来为我们自操心。”

　　“那么，我们算是被抛弃了。”

　　“为什么要把你们的同伴看成是这样的一些人呢？”老夫子打断他们的话说，“指责他们是不公道的。你们明明知道，发生了事故，矿工们是从来也不会互相抛弃的；他们，二十个人也好，一百个人也罢，宁肯自己都死掉也决不会撂下一个受难的同伴不管的。你们懂不懂，唔？”

　　“这倒是真的。”

　　“既然是真的，你们为什么想到别人会抛弃我们呢？”

　　“可我们什么响动也听不见！”

　　“我们确实什么也没听见，但这里能听得见声音吗？谁能回答这个？我反正不知道。还有，即使今后我们会听到一点儿声音，但当我们发现这声音并不能救我们的命，难道就能因此证明别人是把我们抛弃了呢？我们知道这场灾难是怎么来的吗？如果是地震，那么为了那些幸免的人，城里的人有着一大堆事情等着他们去做；如果象我所设想的那样，这不过是场水灾，那么怎样援救，也要看井口的情况。井口可能塌陷了？矿灯室旁边的巷道也可能毁坏了，这样，组织救援就更需要时间了。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得救，但我肯定，人们已经在救我们了。”

　　他说得那样坚定有力，总该说服疑虑最多、最胆怯的人了。

　　但贝关乌反驳说：“如果他们认为我们都死了呢？”

　　“人们还是会来救我们的，你如果不放心，那就使劲敲打这里的巷道壁，告诉他们我们还活着。你们知道，地层是可以传音的。如果上面的人听见了敲打声，他们就知道应当加紧干了；再说我们的响声可以给他们指明方向。”

　　贝关乌穿的是笨重的大皮靴，他开始用力踢工作面上的巷道壁。这种声音，尤其是这种想法，提醒了我们，使我们从无所作为的麻木状态中醒了过来。

　　人们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吗？他们会回答我们吗？

　　“暖，老夫子，”加斯巴尔大叔说，“如果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他们用什么办法来救我们？”

　　“只有两种办法，我相信这两种办法都会用上的，那就是：在这个工作面的上面挖通道，一直通到我们这儿；再就是排水。”

　　“噢！挖通道。”

　　“啊！排水。”

　　这两句插话都没有使老夫子离开话题。

　　“我们是在四十米深的地方，是吧？一天挖六至八米的话，要七、八天才能挖到我们这里。”

　　“一天挖不到六米。”

　　“照通常那样干是这样。但为了救伙伴，有许多事情是能做到的。”

　　“我们绝对活不到第八天的！想想看，老夫子，八天哪！”

　　“还有水呢，水怎么办？怎样把水排出去呢？”

　　“怎么把水排出去，我不清楚。应该先知道灌进矿井的水有多少，二十万立方？三十万立方？我心里没有数。但是，要到我们这里来，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灌进的水都排掉。我们是在第一水平，人们可以同时在三个井口排水，每个井口配备两个吊桶，这就有了六个了；每个的容量是二千五百升，三个井口的吊桶同时开动，一次就能排出一万五千升。你现在明白了吧。依我看，其实事情可以进行得比这还要快。”

　　一场关于什么才是该采用的最佳方案的七嘴八舌的争论开始了。但是争论的结果使我明白：假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的话，我们居然能奇迹般地同上面来的人相会合，即使是这样，大家至少还得在这个坟墓里再蹲上八天。

　　八天哪！老夫子曾对我们说过，有的工人曾被埋在矿井底下长达二十四天，但这毕竟是故事，可现在这是现实！当我的脑子里盘旋着这一念头时，耳朵里听到的只是别人嘴里也在说着的同一个词儿：八天！

　　我不知道在这一想法的重压下，大家一共争论了多少时间，反正争论最后是停止了。

　　“你们听听！”卡洛利叫了起来。我的这个伙伴，他在听觉上确实非常接近于野兽，他有着比我们所有的人发达得多的动物的官能。

　　“听什么？”

　　“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响。”

　　“你把什么石头滚到水里去了吧？”

　　“不。这是一种发闷的声音。”

　　我们都侧耳细听。

　　我的听觉只是在听地面上的和听正常生活中的声音时才十分灵敏，现在我却什么也没听到。我的伙伴们呢，他们听惯了矿井中的声音，所以我看到他们的神色都显得很高兴。

　　“是的。”老夫子说，“水里是发生了点什么。”

　　“是什么，老夫子？”

　　“我不知道。”

　　“水在退。”

　　“不，声音不是连续的。响声是一阵一阵的，它很有规律。”

　　“响声是一阵一阵的，它很有规律！啊，伙计们，我们得救啦！这是吊桶排水的声音。”

　　“吊桶排水啦！”

　　我们几乎是在同时用同一个声调喊出了这句同样的活；我们象遭了电击一下，猛地都站了起来。

　　这一下，我们已感觉不到是在四十米深的地下，空气也不再使我们窒息，巷道壁对我们来说已不再有压迫感了；耳朵再也不嗡嗡作响，呼吸也变得舒畅了；我们的心啊，在每个人的胸膛里怦怦直跳。

　　卡洛利抓住我的手，用力握着。

　　“你是个好小伙子。”他说。

　　“不，你才是好样的。”

　　“我说的是你。”

　　“你是第一个听到吊桶声音的。”

　　他象一个醉汉一样，非要把我说成是个好样的不可。事实上，我们难道不都同他一样，沉醉于绝处逢生的希望之中了吗？

　　唉！这希望对他来说是不会立即实现的，对我们所有的人也是一样。

　　在重见温暖的阳光以前，在听见风吹树叶的飒飒声以前，我们还要度过许多漫长、艰险的日子，我们还须要忍受着各种痛苦，我们还须要焦急地一天天地盼望下去；啊，这个使人想望得如醉似痴的阳光，这个柔和的风吹树叶的音乐般的声音！

　　但是，为了向你们叙述特鲁耶尔矿井这次可怕的惨剧，现在我应该给你们讲讲它是怎样发生的，工程师们又是用什么办法来救我们的。

　　星期一早上我们下井的时候，天空已经布满了乌云，它已经预示着将有一场暴风雨。七点钟的时候，暴风雨发作了，随之而来的是真正的洪水。开始，乌云慢慢地压下来，在弯弯曲曲的蒂汶纳山谷中翻卷，它凝聚在山峰的罅隙中不再升高；接着，这些铺天盖地的沉重的云块，将它们饱含着的大雨向山谷中倾泻，这不是骤雨，是瀑布，是倒悬的飞湍，是洪水。几分钟之内，蒂汶纳河和它的支流的河水便暴涨了。道理很简单，石块地不渗水，雨水只好顺着山坡向河里冲去。只是顷刻间的功夫，蒂汶纳河河水便漫出了陡峭的河床；圣昂多尔和特鲁耶尔这两条原来是小小的沟溪，现在突然成了激流，而且也都漫出了它们的河床。由于蒂汶纳河河水正在疯狂地推涌，特鲁耶尔沟内已经漫开的激流便再也找不到去路，它便漫向矿井所在的地面。河水泛滥虽说是瞬息间的事，但在井外干活的洗煤工，一下暴雨就躲开了，他们没有遭到任何危险。在特鲁耶尔．发生水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里的三个矿井的井口又都在水漫不到的高处，所以人们着急的只是怎样去保护那一堆堆做巷道支架用的木料。

　　煤矿工程师关心的也同样是这些木头。但他突然看到洪水打着漩涡，在向刚冲开的一个洞穴猛灌下去，这个洞穴是在露出地面的一片煤层上。

　　毋须细想便会明白刚刚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洪水正在向井下倾泻，地下的开采水平的底板无疑等于给洪水提供了一个河床，地面的水会退下去，矿井却会很快被淹没、被灌满，井下的工人会被淹死。

　　工程师奔跑到圣于连井井口，命令人们放他下井。但是刚要跨进吊桶，他又突然停住了。人们听见井下响着可怕的嘭嘭声，这是激流在井下震荡的响声。

　　“别下去！”围住他的人想阻止他。

　　但他挣脱了别人的阻拦，从背心里掏出他的表。

　　“拿着！”他把表交给了其中的一个人，说道，“如果我回不来，你把表交给我的女儿。”

　　然后，他向操作吊桶的人说：“下井！”

　　吊桶在下降，他又仰起头来，对拿着他的表的人说：“对我的女儿说，她爸爸亲她。”

　　吊桶到了下面。工程师开始呼叫，有五个矿工向他奔过来。他让他们上了吊桶，自己留下。这五个人被吊上去之后，他重又大声呼叫，但已经毫无用处，他的喊叫声被水声和矿井的塌陷声盖住了。

　　这时水已涌进巷道，正在这个时候，工程师看见了矿灯的亮光。他于是走进没膝深的水里，向亮光处冲去。又接回三个人。吊桶下来了，他把这几个人安置在里面，自己留下来，他想去找找哪里还有灯光。但他被刚救起的几个人拦住了，他们把他拖进了吊桶，发出了上升的信号。真是间不容发，水马上就把整个矿井淹没了。

　　这种救人的办法行不通了，必须另想法子。想什么方法呢？在他的周围，几乎没有人可以商量。早上发出一百五十盏矿灯，即一百五十个矿工下了井，而现在交回来的只有三十盏，就是说还有一百二十个工人困在井下。他们死了还是活着？能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吗？这些问题在工程师的脑子里翻腾着，使他焦虑和恐惧。

　　就在工程师发觉有一百二十人被困在井下的时候，外面有几处地方发出了爆炸声，土块、石头冲天而起，房屋象遇到地震似的摇晃。工程师解释说，被洪水挤压的、憋在上山眼那样的工作面里的瓦斯和空气，它们选择土层压力薄弱的地方，在露头的煤层上面迸发出来，也就是说，它们的压力使地壳爆裂开来，其道理就象锅炉炸开了它的炉壁一样。这就是说，矿井的的确确已经灌满了水，惨剧已经发生。

　　消息很快传遍了瓦尔斯城，工人、爱打听消息的人、被淹矿工的妻子儿女，纷纷从四面八方跑向特鲁耶尔。他们打听消息，寻找亲人，提出要求。由于人们此刻还无从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在自己的着急和悲伤中便掺进了愤怒。“真相被隐瞒了，是工程师的过失。”“打死工程师！打死他！”当人们正准备冲进工程师的办公室的时候，工程师本人却没有听见乱轰轰的喊叫，他正伏在一张矿井平面图上，寻找着矿工可能躲避的地方，考虑救援工作应该从哪儿着手。

　　幸好附近矿井的工程师们，领着他们矿上的工人和城里的工人一同赶来了，他们想阻止愤怒的人群，想向他们解释，但能说些什么呢？一百二十人没有了，这些人在哪儿呢？

　　“我的爸爸呢？”

　　“我的丈夫在哪儿？”

　　“还我儿子！”

　　人们的声音是嘶哑的，因为哭泣和叫喊的时间太长了；人们的问题梗在喉咙里提不出来，因为刚张开口，便又抽噎了。怎样来回答这些孩子、女人和母亲呢？

　　只有一句话，也是工程师们合计好的：“我们去找，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营救工作开始了。能在这一百二十人中找到一个生还者吗？疑团重重，希望渺茫。但这有什么要紧呢？继续干吧！

　　救援工作是如同老夫子所预料的那样组织起来的。排水的吊桶安装在三个井口上，开始日夜不停地排水，而且将一直继续到最后一滴水也被排到蒂汶纳河里去为止。

　　人们同时也开始按通道。向哪个方向挖？谁也不清楚。碰碰运气吧！因为必须这么干。这些完全靠碰运气而控的通道是否有用，工程师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谁也不能肯定地说出那些还活着的人躲起来的地方。我们这个井的工程师希望遇难的人能躲在那些废弃的上山眼工作面里，因为那些地方洪水是淹不到的。他要求立刻开掘，直接向那些废弃的工作面挖下去，即使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也得这么干。

　　为了不浪费时间，通道应该凿得尽量窄些。只要容得下一个挖煤工向前掘进就行。挖下的煤将装在煤筐里，用排队传递的方法陆续运出来。一个挖煤工累了，另一个马上上前去接替。

　　就这样不休息、不松劲，排水和挖通道两项工程同时夜以继日地进行起来了。

　　对那些在外面为营救我们而工作的人来说，如果时间是漫长的话，那对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囚徒来说，那就更漫长更难熬了。我们只有等待，而且并不知道人们会不会很快就把我们救出去。

　　用吊桶排水的声音最初带给我们的那种狂喜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这种反应很快变成了思考。我们没有被抛弃，人们正在救我们，这是有希望的一面；但排水工作进展是否迅速？这是令人焦虑的一面。

　　不幸的是，精神上的苦恼又同肉体上的受折磨联结了起来，我们被迫蜷缩在平台上的那种姿势是最累人的，连舒展一下麻木了的四肢都不可能。头疼和头涨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

　　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数卡洛利的情况还比较好。

　　“我饿了。”他不时地说，“老夫子，我想吃面包。”

　　老夫子终于决定从软帽中拿出一块面包递给卡洛利和我。

　　“不够。”卡洛利说。

　　“这个圆面包得吃很长时间哩！”

　　其余的人当然很想分享我们的面包，但既然已经发誓要听从老夫子，他们只好恪守誓言。

　　“不让我们吃面包，总该让我们喝水吧！”贡贝鲁说。

　　“你想喝就喝吧，我们有的是水。”

　　巴契想下去，但老夫子不让。

　　“你会把边上的横木档头踩塌的，雷米比你轻也比你灵活，让他下去取水。”

　　“拿什么盛水呢？”

　　“盛在我的靴子里。”

　　有人递给我一只靴子，我准备滑到水边去。

　　“等等。”老夫子说，“我拉住你。”

　　“您放心，我掉下去也没关系，我会游水。”

　　“我拉着你。”

　　就在老夫子俯身向前时，不知是没有计算好身体的姿势还是身体长久不动而麻木了，或者是由于他脚下的煤松动的缘故，他顺着工作面的斜坡滑了下去，栽进了黑咕隆略的水里。他手里拿着的那盏替我照明的灯也跟着飞滚了下去，立刻不见了。顿时，我们进入了漆黑的夜里，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叫。

　　幸亏我早已作好下水的准备，一秒钟也没耽误，顺势仰天一躺，我紧跟着老夫子滑到了水里。

　　在和维泰利斯一起旅行的时候，我学会了游泳和扎猛子，在水里，我能跟在坚实的陆地上一样自在。但在这漆黑的洞穴里怎么辨别方向呢？

　　在我顺势滑到水里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当时一心只惦着老夫子快要淹死了，我是凭着一个热心肠人的本能跳进水里的。

　　往哪里找呢？胳膊往哪里伸呢？该采用哪种方法潜下去呢？就在我寻思怎么办的时候，我感到肩膀被一只痉挛的手抓住了，它把我拖到水底。但我只用脚巧妙地、使劲地一踩，我又浮上了水面。抓住我的那只手依然没有松开。

　　“老夫子，您抓住我，紧紧靠着我，把头抬起来，您得救啦！”

　　得救！我们俩谁也不能说已经得救，因为我不知道该往哪边游。我突然灵机一动。

　　“上面的人怎么不吭声哪？”我高声喊。

　　“你在哪儿呢，雷米？”

　　这是加斯巴尔大叔的声音，这声音给我指明了方向，应该朝左面的方向游去。

　　“点盏灯！”

　　即刻有了灯光。原来我离他们并不远，只要一伸胳膊就能够得着平台的边缘。我用一只手扒住一大块煤，使劲拖着老夫子向平台靠去。

　　对他来说可正是时候啊！老夫子喝了几口水，已经开始窒息了。我把他的头托出水面，他很快清醒了。

　　加斯巴尔大叔和卡洛利俯身向我伸出了手。巴契也从他的位置上移下来一点，拿着灯为我们照亮。老夫子一只手被加斯巴尔大叔拉着，另一只手被卡洛利拖着，我使劲在后面推，一直把他推上平台。他上去后，我也爬了上去。

　　他已经完全恢复了知觉。

　　“过来吧，”他对我说，“让我拥抱拥抱你，你救了我的命。”

　　“您已经救了大伙的命了。”

　　“这么一来，”卡洛利说，“我的靴子丢了，我还没有喝到水哩！”他生性就是这样，什么事情也不能感动他，在这种情况下，还念念不忘他个人的小事。

　　“靴子！我给你找去。”

　　可是有人拉住了我。

　　“我不许你去。”老夫子说。

　　“那好，你们给我一只靴子吧，至少我也好用它打水喝。”

　　“我不喝了。”贡贝鲁说。

　　“喝，都喝，为了老夫子的健康！”

　　我又一次滑下去，当然比第一次慢，而且加倍小心。

　　我和老夫子虽然逃脱了淹死的危险，但也遇到了麻烦，我们从头到脚都湿透了。起初我们没有想到这种麻烦，但是，湿透了的、冰冷的衣服很快提醒了我们。

　　“应该递件衣服给雷米。”老夫子说。

　　可是没有人响应这个虽然是向全体发出的、然而也并不是具有强制性的号召。

　　“没有人吭气吗？”

　　“我也冷呀！”卡洛利说。

　　“那么，掉到水里的人反而暖和了。”

　　“你们不该掉到水里去的！”

　　“既然这样，”老夫子说，“让我们抽签吧，中了签的就该拿出一件衣服来。我不需要衣服。我现在要求的是大家应当平等。”

　　我们大家都被水浸湿了，我一直湿到脖子，个子最高的也湿到了腰部。换衣服其实没有多大意思，但老夫子坚持要这样做。抽签后，我得到贡贝鲁的一件上衣。贡贝鲁的两条腿跟我整个身子一样长，他的上衣还是干的。我裹在里面，身子很快就暖和了。

　　这件不愉快的祸事使大家慌张了一阵之后，意志方面的颓丧很快又重新开始了，伴随着它的还有一种不祥的、活不成的想法。

　　这种想法的压力在我同伴的身上无疑比在我身上更为沉重，他们一个个象木头人那样痴呆地醒着，而我却睡着了。

　　我躺卧的位置应该说不比别人的坏，但睡着以后，不小心的话，还是会滚到水里去的。老夫子看到了这种危险，他让我的头枕在他的胳膊上。他虽没有紧紧搂住我，但已足以使我不掉下去，我这时就成了一个躺在母亲膝盖上的孩子。他不但是个头脑清醒的人，而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当我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发麻的胳膊只换了换位置，马上又一动不动了，并低声对我说：“睡吧，小伙子，不用怕，我守着你。睡吧，小家伙。”

　　我深深感到他是不会放开我的。我于是放心地睡着了。

　　时间在流逝，我们始终都能听到吊桶的有规律的排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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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第六章 营救

　　平台实在过于狭窄，使我们无法忍受，大家决定要把它加宽，说干就干，我们用小刀在煤层里刨挖，然后把挖下的煤块扔到水里。

　　因为我们的脚下已经有着吃得住劲的立足点，加宽平台的工作并不太难；在挖掉了很多煤块以后，我们的监牢加宽了。

　　当我们能够伸着腿平躺下去，再也用不着悬腿坐着的时候，我们肢体上的痛苦大大缓解了。

　　虽然卡洛利的大圆面包每次都是按最小分量分到卡洛利和我的手里的，但我们两个人都已亲眼看着它分完。而且，那最后剩下的一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分到我们手里的，那就是：当老夫子最后一次给我们分面包的时候，从几个挖煤工的眼神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下一次再分的时候还依旧没有他们的份儿，那他们是决不会再容忍下去了，幸好往后已经没有面包可分了。

　　这样一来，大家再也没有话好说了。

　　开始被困的时候，我们的话多极了，时间越长，我们变得越不爱说话，说话的内容也越来越简单，永远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人们用什么办法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被关在这里有多久了？

　　但是，连这两个问题，人们也已经感到冷漠了。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说了自己的看法，别人未必就会有反应；即使有，也只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哪怕有谁在一天之内对自己提出的看法颠三倒四地作几次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也决不会引起别人的恼怒或认真的反驳。

　　“好吧，看看吧。”

　　我们困在这里已经有两天或者六天？这只有到了我们获救的时刻才会知道。但这一时刻会到来吗？我很怀疑。

　　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怀疑，有时我的伙伴们偶然流露出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证实他们同我一样，也是满腹疑虑。

　　“如果我死在这里，”贝关乌说，“公司会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一笔抚恤金，他们至少用不着再去要饭，依我看，这也死得安心了。”

　　当然，老夫子作为众人之首，他自认为不仅要保护我们不遭灾难，还要拯救我们于自我绝望之中。所以一旦我们当中有谁表现出自暴自弃，他便马上用好言去宽慰他。

　　“你和我们一样，都不会死在这里的。吊桶在工作，水正在退下去。”

　　“哪儿的水在退？”

　　“井下的水。”

　　“那巷道里的水呢？”

　　“也会退的，但必须等待。”

　　“您说，贝关乌，”这个插话的人是卡洛利，他对于说反话是从不失时机的，而且反应得特别快，“如果这个公司象老夫子从前的那个一样破产了呢？那您的老婆就要被人偷走了。”

　　“少废话，白痴！公司富得很。”

　　“公司有了矿井才有钱！可现在，哈哈，矿井淹在水里了。不过，我嘛，我倒宁可在外面而不愿意困在这里。”

　　“你是说？”

　　“谁叫这些经理先生和工程师先生平时都那么神气？现在正好教训教训他们。我巴不得工程师先生也在井下，那才有趣哩，不是吗？‘工程师先生，您是不是该带上一个罗盘呢？’”

　　“就算工程师也在下面，你这个白痴也还不是照样要憋死在这里，我们也一样。”

　　“啊，你们这些人，告诉你们，我不过拿工程师开开玩笑，你们用不着不好意思。我嘛，我还有别的事等着要干哩，谁能帮个忙去晒晒我的栗子呢？我想劳驾请工程师上去帮这个忙，‘向您致敬，工程师先生！’”

　　老夫子的感情本来就是深藏不露的，卡洛利这个人，他对什么事都不大在乎，现在除了他们这两个人，在我们其余的人的嘴巴里，你不会再听到脱险或得救这样的字眼，因为从我们内心深处涌出来的那些话，几乎句句都带上“死亡”和“被抛弃”这两个词。

　　“老夫子，你说的是废话，吊桶是永远也排不干水的。”

　　“我已经给你计算过不下二十次了，耐心点吧！”

　　“光靠计算是不能把我们从这里救出去的。”巴契思忖着说。

　　“那谁来救我们呢？”

　　“仁慈的天主。”

　　“可能。既然是天主把我们放在这里的，”老夫子回答说，“也只有他才能把我们救出去。”

　　“我只指望天主和圣母来救我们，而不是那些工程师先生。刚才我向圣母祈祷时，感到耳边轻轻吹过一阵微风，好象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如果你将来愿意过一个热心教友的生活，你将得救。’我答应了。”

　　“他和他的圣母都是畜生！”贝关乌站了起来喊道。

　　巴契信天主教，贝关乌信的是基督教加尔文宗。如果说圣母在天主教内受到极高崇敬的话，那她在基督教加尔文宗内却一钱也不值；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圣母，不承认所有位于天主和人之间的中介者，如教皇、诸圣和天神。

　　巴契讲的求圣母保佑的说法，要是在别的地方，那是不会引起争论的。但是，这是在塞文省的中心地带，是在一个曾经在十七世纪发生过宗教武斗的城市里，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一半对一半的居民曾经互相殴斗过。那么现在巴契的话也好，贝关乌的反唇相讥也好，都势必引起一场争纷，这已是无法避免的了。

　　这两个人已经同时从狭窄的平台上站了起来，互相提防着，准备交手。

　　老夫子一只脚踩着加斯巴尔大叔的肩膀，上到平台的高处，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

　　“如果你们想打架，”他说，“等你们出去以后再打。”

　　“要是我们出不去呢？”贝关乌反问道。

　　“那就证明你是对的，巴契是错的。因为巴契在祈祷的时候，他得到了出得去的允诺。”

　　这一回答的好处是能使对立的双方都满意。

　　“我会出去的。”巴契说。

　　“你出不去。”贝关乌回答。

　　“用不着再争论不休，很快就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能出去。”

　　“你出不去。”

　　由于老夫子的调停，争吵幸而平息了，但大家的头脑里却都蒙上了一层再也无法排除的阴影。

　　“我相信我会出去，”巴契沉默片刻之后又说，“当然，我们现在在这里，那是因为我们中间有着天主要惩罚的恶人。”说着，他故意向贝关乌看了一眼。

　　贝关乌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同意他对手的说法。

　　“这是肯定的，”他说，“上帝要给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补过和赎罪的机会。这个人是巴契还是我？我不知道。至于我，我所能说的，就是多亏这些时候我一直是个守规矩的基督教教友，在上帝面前我良心是平安的，我现在祈求上帝宽免我的过失。”说完，他双膝跪下，一下、两下，捶打自己的心口①。

　　“而我呢，”巴契大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灵魂上没有犯过罪②，我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发痛悔’③。但我仁慈的护守天神和我的主保圣人圣若望，他们都知道，我从来没有故意犯过罪，我从未对别人做过亏心事。”

　　我不知道是这阴森的监牢还是对死亡的恐惧，或者是饥饿所造成的虚弱和勉强照亮这古怪场面的矿灯的神秘的火光，使我听了巴契和贝关乌的公开忏悔后，内心也深深地受到震动，也准备跪下来和他们一道忏悔。

　　突然，背后有人发出一声嚎啕，我转过身来，看见高大的贡贝鲁已经跪倒在地上。几个钟点以前，他就离开了平台的高处，下到我们躺坐的地方，占据了卡洛利的一部分位置，紧贴在我的身后。

　　“那个罪人，”他哭喊着，“不是巴契，也不是贝关乌，是我。仁慈的天主惩罚的是我呀！但我痛悔，我痛悔。大家听着！我把事情全盘托出。如果我出去了，我发誓要补赎我犯过的罪，要是出不去，请求你们替我弥补吧！一年前，有人告胡盖特在韦达尔大娘房里偷了一块表，他被判了五年徒刑。胡盖特是无辜的。这事是我干的，表就藏在我床底下，撬开第三块地砖就能找到。”

　　“把他推到水里去！推到水里去！”巴契和贝关乌同时嚷了起来。

　　如果他们俩已经下到我们身边，那肯定会把贡贝鲁推下水潭的，但在他们可能下来之前，老夫子还来得及进行干涉。

　　“你们难道希望他灵魂上带着大罪④去见天主吗？”老夫子喊道，“让他发痛悔吧。”

　　“我痛悔，我痛悔。”贡贝鲁重复着。尽管他力大无穷，他的声音却比一个孩子的声音还要微弱。

　　“把他推到水里去！”巴契和贝关乌还在喊叫不休。

　　“不行！”老夫子也喊了起来。

　　于是他对他们进行劝说，给他们解释关于定罪和宽免的道理。但他们什么也不愿听，始终气势汹汹地要走下来。

　　“把你的手给我。”老夫子走近贡贝鲁。

　　“老夫子，你不要保护他。”

　　“我要保护他。如果你们要把他推到水里去，就把我一块儿推下去。”

　　“不推也行，”他们终于只好让步，“但要有个条件，你让他在角落里待着，谁也不准和他说话，大伙儿都不应该理他。”

　　“这还是公道的，”老夫子说，“他也只配这样。”

　　老夫子说了这番算是给贡贝鲁判决的话以后，加斯巴尔大叔、老夫子和我，我们三人挤了挤，在我们和那个倒在煤块上的可耻的人中间出现了一条空隙。

　　我想，大概有好几个钟头吧，这个人一直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显出痛苦不堪的样子，不时重复着一句话：“我痛悔。”

　　可是巴契和贝关乌还在朝着他嚷嚷：“太晚了。你痛悔是因为你害怕了，胆小鬼！你本该在六个月、一年以前就发痛悔的。”

　　他艰难地喘着气，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只是一个劲地重复：“我痛悔！我痛悔！”

　　他发烧了，或者至少象发着烧一样，整个身子都在发抖，听得见他的上下牙齿在咯咯作响。

　　“我渴，渴死了。”他喃喃地说，“给我靴子。”

　　靴子里没有水了，我站起来想去打水，但巴契吼叫着不让我去，加斯巴尔大叔拉住了我的胳膊。

　　“大家发誓不去管他的。”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连连地叫着口渴；因为看到我们无意给他水喝，他就站起来想自己下去弄水。

　　“他会把平台踩塌的！”巴契喊了起来。

　　“他爱怎么干就让他怎么干吧！”老夫子说。

　　这个快渴死的人，他看到过我是仰着身子滑下去的，因而也想照着去做。但我的身体很轻，他却很笨重；我很灵活，他却臃肿面呆笨；他刚刚仰面躺下，身子下面的煤块就塌了；还没等他叉开双腿重新站起来，这个人便带着两只向空中乱抓的手滚进了漆黑的深水里；被激起的水花一直溅到我们的身上；之后，水面重新合上，再不露一丝缝隙。

　　我正要俯身向前，但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一人抓住了我一只胳膊。

　　“我们得救了！我们会从这里出去了！”巴契和贝关乌同时狂呼起来。

　　我害怕得发抖，身子猛地朝后倒了下去。我完全呆在那里了，动也动不得了，吓成了半死。

　　“他不是个诚实的人。”加斯巴尔大叔说。

　　老夫子没说什么，但马上从牙缝间挤出了这么一句：“再说，他消耗了我们份内的不少氧气。”

　　这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脑袋象被敲了一下，我想了一想后问老夫子，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不道德和自私的心理，孩子，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

　　“我们靠面包和空气活命，面包我们没有了，空气也越来越少；要知道，我们消耗掉的空气是不能还原的。我方才看见这个人消失了，就说他再也不会消耗我们赖以活命的空气。为了这句话，我这一辈子都要受到良心的责备。”

　　“你说到哪里去了，”加斯巴尔大叔说，“他是罪有应得。”

　　“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巴契说着的时候，用他的两只脚拍打着工作面。

　　如果说，一切并没有象巴契所希望的那样进行得又快又好，那也不是营救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们的过错。

　　已经开始的挖通道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一分钟也没有停顿过，但这个工作变得困难起来了。

　　人们现在碰上了一种被矿工们叫做“咬不烂的硬筋”的煤层，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特别坚硬的煤层。必须打通这个煤层，但是巷道太狭小，只容得下一个挖煤工在里面工作，其余的人只能排着队待在这个人的背后等着，只有第一个于累了的时候，第二个才能上前去接替他干下去，所以不管通道里的挖煤工有多少，也不管大家的积极性有多高，实际上始终只有一把镐头在凿那块“硬筋”。

　　再说，这条巷道的通风也不好，一面往前掘进，一面还要铺设由铁管道，管道的每个接口处又都得用胶泥封住；这都不去说它，最使人感到恼火的是：尽管已经用了一台功效强大的手摇鼓风机往管道里送空气，但矿灯依旧只是在管道口才燃烧发亮。

　　这些困难延误了掘进的速度，在我们被大水吞没的第七天，人们才只挖了二十米深。虽然说这已经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月的掘进深度了，但按眼下所用的方法和所使用的人力来说，这个进度实在算不上快。

　　此外，为了把工程进行下去，还需要工程师具有高尚的顽强精神，因为按一致的看法，继续挖下去是白费功夫。人们认为，所有憋在井里的矿工都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事到如今，用几只吊桶排水就行了，因为你可能找到的既然只能是一堆尸体，那么早点晚点又有什么紧要呢！

　　主管当局和公众都持这种看法，连受难者的妻子和母亲也都已经穿上了丧服，不会有人能从特鲁耶尔的矿井里活着出来了。

　　但是工程师不顾同事和朋友们的反对和批评，他坚持着必须往深挖。就这样，除非工具出现故障，井外的营救工作一直在不间歇地进行着。

　　工程师身上有着一种哥伦布相信能发现新大陆那样的顽强精神。

　　“朋友们，再干一天吧！”他对工人们说，“如果明天我们还没有任何新的发现，那就放弃。为了你们的伙伴，我请求你们坚持；如果换个位置，是你们在里面，我也会为了你们的缘故，向别人提出同样的请求的。”

　　工程师的一片赤心染红了他自己矿里的工人们的心；至于那些城里的工人，他们听到出事的消息后赶来，现在因为敬佩工程师的负责态度，个个都愿意留下来。

　　须要工人们去做的还不止是挖通道，在矿灯室旁边的那条总巷道里，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塌方，工人们正在用坑木把它们重新支撑起来。现在，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工人，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揭开埋藏在这口可怕的矿井里面的秘密，把还活着的受难者救出来。

　　由于工人们的协力同心和全力以赴，通道越挖越深。

　　到了第七天，在一次换班的时候，一个挖煤工刚要动搞，他相信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声音，好象是一阵微弱的打击声。他举着刚要落下的镐头，耳朵贴在煤层上细听。后来，他怕自己弄错了，又招呼了一个同伴上前来也听一听。两个人屏住气听着，一会儿功夫，一阵阵微弱的声音，有节奏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这个消息马上不胫而走地传开了，怀疑的比相信的要多。传到工程师那里后，他立刻急匆匆走下了通道。

　　这一下，他相信可以肯定了，到底还是他对，井下现在还有可以活着救出来的人！

　　好几个人跟在他的后面下了通道，他推开挖煤工，自己用耳朵细听，但是他太激动了，周身哆嗦着，所以什么也没听见。

　　“我怎么听不见呢？”他失望地说。

　　“这是井里的魔鬼在作祟，”一个矿工说，“他想捉弄我们，敲打出声音来好叫我们上当。”

　　但是最早听到声音的两个挖煤工坚持他们没有弄错，他们认为那声音确实是一种回答他们的敲打声。这两个人都是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井下工，他们的说话是有权威的。

　　工程师把尾随在他后面的人，包括那一连串在通道里排着队传递筐子的人都打发到通道外面去，只留下那两个挖煤工在他身边。他们用镐重重地、有间隔地敲打出声音来，然后屏住呼吸将耳朵贴在煤层上细听。

　　等了一会儿功夫，他们心里感到一阵深沉的震动，因为有一阵微弱的、有节奏的、急促的声音在回答他们。

　　“再敲，敲的中间要有间隔，要能肯定那不是你们敲打后反射过来的回声才好。”

　　挖煤工敲了几下。不一会儿，他们又听到了同先前一样的有节奏的声音。不是回声，是回答。就是说，井下有矿工在向他们答话。

　　不必怀疑了，有人还活着，可以把他们救出来。

　　消息象条导火线，全城轰动了。人们纷纷朝特鲁耶尔矿山涌来，人数之多，情绪之激动超出了出事的当天。遇难者的妻子们，孩子们，母亲们，亲友们都来了。他们颤抖着，丧服上闪着希望的光芒。

　　还有多少人活着？也许很多。你们家的也许还活着，我们家的也一定还活着。

　　大家都想拥抱工程师。

　　这个心无旁用、只把心思用在营救工作上的工程师，他面对欢笑，如同面对嘲笑和怀疑时一样，显得镇定如若；为了把家属和那些爱打听消息的人支开，他要来了城防军阻止这些人接近巷道，以保证掘进工作能继续顺利进展。

　　传出来的声音太微弱了，以致不可能肯定这些声音是从哪个确切的地方传来的。但这些声音足以说明，逃避水灾的矿工们一定是在老废井的三个上山眼工作面中的一个里面。只挖掘一条通道未必就能恰巧通到这些“囚徒”的面前，应该挖三条通道分别通到这三个工作面。越往深处挖，声音会听得越真切，那时就可以停止挖掘，集中力量往外排水。

　　大家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了，附近的煤矿公司派了他们最好的掘进手到特鲁耶尔矿山来帮忙。

　　人们原来只把希望寄托在挖通道上面，现在，因为水在退下去，不用多久，人们可以下到第一水平，再从那里的巷道走进牢狱中去救人，看来这也完全是可能的了。

　　当我们在工作面里听到工程师敲打的呼唤声时，我们惊喜的心情同当初听到吊桶落在井里排水的声音时一样。

　　“我们得救了。”

　　这是从我们嘴里冲出来的狂喜的喊叫。不用细想，我们确信人们就要来救我们了。

　　然而，如同刚听到吊桶排水时一样，希望过后又是失望。

　　镐头敲打的声音表明，营救我们的工人离我们还远着哩！可能还有二十米，或者是三十米。打通这么厚的煤层还要多久呢？我们的估计各不相同。一个月，一个星期，或者是六天？我们怎么还能等上一个月、一个星期或者六天呢？我们中间谁还能活六天？我们已经有多少天不吃东西了啊！

　　开始，只有老夫子一个人的说话还那么硬气，但久而久之我们的悲观情绪也感染了他，因为衰弱也渐渐地把他摧垮了。

　　水，我们倒是可以喝个够，但没有吃的，饥饿使我们难以忍受，我们甚至想啃漂在水里的烂木头。

　　我们中间最熬不住肚子饿的是卡洛利，他把剩下的一只靴子割开，不停地嚼着靴子皮。

　　我见到同伴们饿成这个样子，心里不由得害怕了，再加上一些其他使我恐惧的因素，我时刻感到心惊肉跳，紧张得发慌。维泰利斯过去常常给我讲些海上遇险的故事，他经历过的海上旅行，至少和他在陆地上的旅行次数一样多。自从我们被饥饿折磨以来，其中有一个故事不断地在我脑海里盘旋。这个故事说，有一帮水手被困在大海中的一个沙岛上，那里找不到一丁点吃的东西，他们就杀了一个少年见习水手来充饥。听见我的同伴们饿得直叫唤，我不禁想，是否相同的命运会落到我的头上？在我们这个煤岛上，我不会被杀死吃掉吗？我肯定能在老夫子和加斯巴尔大叔那里找到保护，但巴契、贝关乌和卡洛利，这三个人能信得过吗？我对他们可没有丝毫信任，特别是卡洛利，他正在靴子皮上磨快他那雪白的大牙齿。

　　这种害怕也许是十分可笑的，但在我们当时那样的处境下，支配着我们头脑的思维和想象力的，既不是理智也不是冷静的思考能力。

　　更加可怕的是照明没有了。我们矿灯里的油快用尽了。当只剩下最后两盏矿灯的时候，老夫子决定只有在必需照明的情况下才点灯。于是我们就在黑暗中度过漫长的时间。

　　我们的境况不仅是凄惨的，而且也异常危险，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滚落到水里去。

　　贡贝鲁死后，每级平台上只剩下三个人，我们的地方稍微宽敞了些。加斯巴尔大叔占一头，老夫子占另一头，我夹在他们中间。

　　有一段时间，我似睡非睡，非常吃惊地听见老夫子在低声地说话，好象是在说着梦话。

　　我醒了醒，侧耳细听。

　　“天上有着云彩，”他说，“云彩可是极漂亮的东西，有的人不喜欢它，我可喜欢得它要命。啊，啊！刮风了，多好啊，我也喜欢风。”

　　他是在做梦？我摇了摇他的胳膊，他还在说：“如果你愿意给我六个煎鸡蛋……不，八个！干脆放上一打吧！我回去时就把它们吃光。”

　　“你听见了吗？加斯巴尔大叔？”

　　“听见了，他在做梦。”

　　“不，他是醒着的！”

　　“他在说疯话。”

　　“我肯定他是醒着的。”

　　“哎，老夫子！”

　　“你愿意来同我一块儿吃晚饭吗？加斯巴尔？你来一趟吧，我通知你，天上可要刮大风了。”

　　“他昏迷了。”加斯巴尔大叔说，“这是饥饿和高烧引起的。”

　　“不，他死了。”贝关乌说，“这是他的灵魂在说话。老夫子，哪来的风呀？是密史脱拉风⑤吗？”

　　“地狱里没有密史脱拉风，”巴契叫喊道，“老夫子到地狱里去了。我告诉你，你也得去那里，当然，你是不肯相信我的。”

　　他们这是怎么啦？全失去理智了吗？全疯了吗？要是这样，他们会互相厮打、互相残杀的。该怎么办呢？

　　“您想喝水吗，老夫子？”

　　“不，谢谢了，等我吃煎鸡蛋的时候再喝吧。”

　　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三个人一直都在说话，但相互间却谁也不答理谁。在这些语无伦次的自言自语里，总是重复这几个字：吃、喝、出去、天空、风。

　　突然，我想起该把我的矿灯点上。灯和火柴都放在老夫子那头，我把它们拿了过来。

　　火苗刚刚闪动，他们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了。

　　经过片刻的沉寂之后，他们都问发生了什么事，完全象刚从梦中醒过来一样。

　　“你们害上谵妄症了。”加斯巴尔大叔说。

　　“谁？”

　　“你，老夫子。还有巴契和贝关乌。你们都说自己已经到了外面，还说天在刮风。”

　　我们不时地敲打工作面，让营救的人知道我们还活着。我们听到他们的镐头在不停地挖煤，但响声要很慢才增大一点儿，这就是说，他们离这儿还远着哩。

　　灯点燃以后，我下去用靴子打水，发觉水已经退了好几公分。

　　“水在退！”

　　“天主啊！”

　　我们心里又一次燃起了希望。

　　有人想让灯点着，好观察一下水位退下去的情况，但老夫子不许这样做。

　　我马上想到一场争吵又要爆发了。但是老夫子在不讲清道理以前，是从来不会强求别人听从他的。

　　“我们以后还需要灯哩！如果现在就把灯油用尽了，在非它不可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还有，水位的下降是不会一下子明显地让人看出来的，那么，你们现在去看着它，岂不反而会把自己急死吗？我们会得救的，鼓起勇气吧！不该指望水会一下子全退尽。这里还有十三根火柴，到需要用的时候就用得着了。”

　　灯灭掉了。我们都喝了个够，谵妄症也不再纠缠我们了。在漫长的几个小时里，或许是几天吧，我们一动也不动，就靠着听镐头挖巷道的声音和吊桶在井里排水的声音，坚持着活下去。

　　声音不知不觉地愈来愈响，水在退，人们在接近我们。不过他们能及时赶到吗？如果说营救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接近成功的话，我们却变得越来越衰弱、越来越痛苦了，这既是体力上的虚脱，也是精神上的虚脱。从发生水灾的那天起，我的同伴们还没有吃过东西。更加可怕的是，我们唯一能呼吸的，只是一种不能更新的空气，它正变得越来越有害，使我们越来越感到不堪忍受了。幸好水退了，气压也减低了。如果一直是那样的气压，那我们肯定会窒息而死的。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的得救，都是由于营救工作的迅速有效和指挥得当。

　　镐头和吊桶的响声象摆动着的钟摆，完全是有规律的。只要营救工作稍有停顿，我们便立刻感到焦躁不安。他们会抛弃我们吗？是碰上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了吗？在一次这样的停顿中，突然响起了一种非常巨大的声音，一种轰隆隆的、象呼啸着的大风所发出的声音。

　　“水又涌到井里来了！”卡洛利叫了起来。

　　“不是水。”老夫子说。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它不是水。”

　　尽管老夫子的洞察力和他的预感的可靠性都早已提供了足以使我们信服的大量证据，但他的话也只是在有显而易见的道理作依据时；大家才会相信。既然现在连他自己也承认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台涡轮鼓风机在给挖巷道的工人送空气），大家便又象吓疯了似的想到了水灾。

　　“把灯点上。”

　　“没有用。”

　　“点上，点上！”

　　该是老夫子听从别人的时候了，因为所有的声音都不约而同地这样命令着。

　　灯的亮光使我们看清楚了，水不但没有上涨，而且还在退。

　　“你们看清楚了吧。”老夫子说。

　　“水会涨的，这回呀，只有死路一条了。”

　　“那也好，还不如马上就死！我再也受不了啦！”

　　“给我灯，老夫子。我想写张纸条留给我的女人和孩子。”

　　“替我写上两句。”

　　“也替我写上几句。”

　　这是贝关乌在要灯，他打算在临终前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写信，他从胸口掏出一张被他贴肉窝干的小纸片，另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铅笔头，他动笔了。

　　“瞧，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加斯巴尔、巴契、老夫子、卡洛利和雷米，我们都被关在工作面里，很快就要死去了。’”

　　“‘我，贝关乌，请求上帝做寡妇的丈夫和孤儿的父亲。我祝福他们。’”

　　“你呢？加斯巴尔？”

　　“‘加斯巴尔将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他的侄子亚历克西。’”

　　“‘巴契把他的女人和孩子托付给仁慈的天主、圣母和公司。’”

　　“你呢，老夫子？”

　　“我没有亲人。”老夫子伤心地说，“没有人为我哭泣。”

　　“你呢，卡洛利？”

　　“我吗？”卡洛利喊道，“‘我要把我的栗子托付给一个人，请他在栗子还没有变红变黑以前统统卖掉。’”

　　“在我们的遗书上，不该写进这样无聊的蠢话。”

　　“这不是蠢话。”

　　“你难道没有人可拥抱吗？你母亲呢？”

　　“‘我母亲，她将继承我的遗产。’”

　　“那么你呢，雷米？”

　　“‘雷米把他的卡比和坚琴给马西亚；雷米拥抱亚历克西，并要求他去寻找丽丝，拥抱她，把我上衣里一朵干枯的玫瑰还给她。’”

　　“我们大家都来签名吧！”

　　“我，我想画个十字。”巴契说。

　　“现在，”贝关乌说，“大家都在遗书上签名以后，我请求你们让我安静地死去，不要和我说话。永别了，伙伴们。”

　　说完，他离开他在平台上的位置，来到我们这边拥抱了我们三个人。然后又爬上自己原来的位置，去拥抱巴契和卡洛利。他堆起一堆煤屑，将头枕在上面，整个身子平躺着，不再动一动。

　　写遗书所引起的激动和贝关乌的躺倒等死，使我们更为丧气。

　　可是，铁镐的响声变得更清晰了。

　　“可以肯定，人们在接近我们，也许很快就可以到达我们这里了。”老夫子对我们说，看得出来，他是为了给我们一点可以支持下去的力量才这样说的。

　　“他们果真离我们很近的话，那就应该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可我们听不见，不用说他们也不会听见我们的。”

　　“他们可能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了，至于为什么还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可能同他们所要穿过的矿层的传音性能有一关。”

　　“也许是同距离有关吧！”

　　水一直在退，我们马上就找到了证据，因为水位再也够不着巷道的顶板了。

　　我们还听到有种什么东西在工作面的煤壁上抓挠的声音，水上也时而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好象有小煤块掉进去一般。

　　灯点着了，我们看见老鼠在工作面下面乱窜。和我们一样，它们在空气钟里找到了避难所；当水势退了之后，它们离开了躲藏的地方，出来寻找食物。它们能径直窜到我们这里来，说明巷道在它的高度上有些地方已经露出了水面。

　　老鼠找到了我们这个水牢，就象鸽子找到了挪亚方舟；洪水结束了。

　　“贝关乌，”老夫子爬到平台的上部去安慰他，“重新鼓起勇气吧！”

　　他向贝关乌解释，老鼠的出现是我们即将获救的征兆。但贝关乌不为所动。

　　“如果还是从希望到失望，那我宁愿不怀希望。我等待死亡！假如救星即将到来，那就感谢天主吧。”

　　我想下到工作面的底部去看看水退的速度，因为水的退势已经是很显著的了，在巷道顶板和水面之间现在出现了一大块空隙。

　　“给我们逮老鼠吧，”卡洛利向我喊道，“让我们吃它几只。”

　　不过要逮住老鼠，就得有一个比我更敏捷的人。

　　希望在激励着我，巷道顶板下的空间使我翻来覆去地琢磨着一个念头，我又重新爬到了老夫子身边。

　　“老夫子，我有个想法，既然老鼠能在巷道里窜来窜，那么人也能穿行。我想游过去，一直游到梯子那里去喊叫，这样人们就会来找我们；这可能比从挖的通道下来更快点。”

　　“我不许你这么干！”

　　“老夫子，我游泳就象您走路一样，我在水里游动简直象条鳗鱼。”

　　“要是空气有毒呢？”

　　“既然老鼠都过来了，空气对我和对它们是一样的，不会有毒。”

　　“去吧，雷米。”巴契喊道，“我要把我的表送给你。”

　　“加斯巴尔，您的意见呢？”老夫子严肃地问，他的嘴里用了“您”的称呼。

　　“没有意见。如果他认为能游到梯子那里去，就让他去吧。我没有权利阻止他。”

　　“他要是淹死了呢？”

　　“他要是因此而得救，岂不比在这里等死强吗？”

　　老夫子沉思片刻以后，拉着我的手说：“你的心肠真好，孩子，照你想的去做吧，我相信你的尝试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不可能的事有时也会得到成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拥抱我们吧！”

　　我拥抱了他，又拥抱了加斯巴尔大叔，然后脱掉衣服下水。

　　“请你们一直喊着，”我在下水以前说，“你们的声音可以使我知道方向。”

　　我对水面以上、巷道顶板以下的这块空隙的情况，全然无知；巷道壁的凸凹情况怎样；在我前进的水面上，有没有危险的障碍；水面哪里宽哪里狭，它大得够我在里面自由游动吗？这些疑团是我已经下了水才想起来的。

　　我划动了几臂之后，发现必须提防的是千万不要把头碰在什么东西上，但是只要小心点儿慢慢向前游去，这场冒险是可以干到底的。不过到头来，等着我们的究竟是得救还是死呢？

　　我回过头来，看见黑暗的水中映照出一团暗淡发黄的灯光。啊，我有着一座灯塔！

　　“你感觉好吗了？”老夫子在喊。

　　“好！”

　　我小心翼翼地向前游动着。

　　要从我们的工作面游到梯子那边去，最叫我为难的是不知道该朝什么方向游去。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太远，那是一个几条巷道的交叉点。问题是不能在黑暗中弄错了方向，不然就会迷路。要想朝我所想的那个地方游去，单靠摸着巷道壁和它的顶板是不行的。不过，我知道地上肯定有着一个指路的标记，那就是铁轨。只要顺着铁轨往前游，我就肯定能找到梯子。

　　我不时地用脚去探底，碰到铁轨以后，我慢慢地浮上来。铁轨就在我的底下，同伴们的喊声在我后面，我没有迷路。

　　从一边传来的喊声在渐渐变弱，从另一边传来的吊桶排水的声音在渐渐增强，这说明我是在前进。我终于要重见天日了，我的同伴们会因我而得救！想到这里，我又有了力气。

　　我在巷道的中央笔直地向前游去，只要路线是笔直的，就能碰到铁轨。我经常用脚去碰碰它。有一次，我的脚没有碰到铁轨，我就潜到水里用手去摸，但也没有摸到，我从一个巷道口游进了另一条巷道中间，还是什么也没找到。

　　我弄错了。

　　我停下来，定了定神，思索了片刻。从同伴们那里传来的声音已十分微弱，象是一阵阵喃喃的细语，几乎难以觉察。我喘息一阵后，又猛吸一口气，重新钻进水里．可是和第一次同样令人失望，还是找不到铁轨。

　　我走错了巷道而没有觉察，应该退回去才对。

　　该怎么办呢？我的伙伴们不再呼喊了，也许他们还在呼喊，只是我听不见罢了。

　　我在水中停了一段时间，一动也不动，我的四肢象瘫痪了一样，我被一种极端的恐惧感一下子攫住了，吓得软瘫在冰冷的水里。我完全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游去，在这夜一般的漆黑中，在这沉重的顶板下和冰凉的水里，我真的迷了方向。

　　但是喊声又突然响了起来，于是我明白了该朝着那里游回去。

　　用手臂往后划了十几下之后，我潜入水里又摸到了铁轨，这正好是铁轨的分岔处。我寻找转盘，可是没有找到；我本想寻找转盘上的那些出口，因为从这些出口就可以找到去梯子那边的巷道了，可是不管我从右边找还是从左边找，碰到的总是巷道的井壁，铁轨在哪儿呢。

　　我又回到铁轨的分岔处，沿着它一直游到铁轨突然中断的地方。我终于弄明白了，铁轨已被洪水的漩涡掀起来冲走了，给我指向梯子的路标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计划已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再往回游去。

　　我已经游过一趟，知道沿路没有危险，我只想尽可能快地回到工作面，好在有喊声在给我指引方向，我迅速地游着。

　　随着我渐渐地游近工作面，我感觉到在我的伙伴们喊叫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兴奋有力的声调，我似乎察觉出在伙伴们的身上有了新的力量。

　　我游近工作面，向伙伴们喊话。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老夫子回答说。

　　“我没有找到巷道的出口。”

　　“没关系，通道正在向我们这边掘进，他们已经听到我们的喊声，我们也已听见他们的声音，一会儿我们就可以通话了。”

　　我迅速地爬上了工作面，也马上过去听着。

　　确实，手镐的声音响得多了，营救我们的人的喊声传到我们这里时仍然很弱，不过已经清晰可辨了。

　　最初的兴奋过了之后，我发觉自己冻僵了。因为没有干衣服给我更换，他们就把我埋在碎煤堆里，一直埋到我的脖子，煤堆始终是保存着一定的热量的，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还从两边挤着我。于是我就向他们讲述我的探险和找不到铁轨的经过。

　　“你敢潜水？”

　　“为什么不敢？不幸的是我什么也没找到。”

　　现在，正如老夫子说的，没有找到巷道的出口已不甚紧要，因为我们如果不可能从巷道脱险的活，我们可以从上面直接挖下来的这条新的通道得救。

　　喊声变得相当清楚，可以相信很快就能听到说话的声音了。

　　的确，我们很快听见了一句说得很慢的话：“你们是多少人？”

　　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要算加斯巴尔大叔的声音最洪亮、最清晰，大家推他回答：“六个！”

　　接着是一阵沉默。无疑，外面的人本希望我们这里的人数要比这更多一些。

　　“你们快点吧！”加斯巴尔大叔喊道，“我们就剩一口气了。”

　　“你们叫什么名字？”

　　他报着我们的名字：“贝关乌、巴契、老夫子、卡洛利、雷米和加斯巴尔。”

　　在营救我们的工作中，对外面的人来说，这时是最令人揪心的时刻。当知道马上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时，被淹矿工的亲属和朋友都蜂拥而来，士兵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拦在巷道口。

　　当工程师宣布我们只有六个人的时候，失望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每个人还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在这六个人中，可能会找到他们所期待的人。

　　工程师重复了我们的名字。

　　天哪！在一百二十个母亲和妻子里面，仅仅只有四个人能看到她们的希望成为现实。何等痛苦！何等悲惨！

　　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也在想，哪些人已经被救出去了呢？

　　“已经救了多少人哪？”加斯巴尔大叔问道。

　　没有回答的声音。

　　“问问马利尤斯在哪儿？”巴契说。

　　加斯巴尔大叔又问了一次，和第一次一样，仍然没有回答。

　　“他们没有听见。”

　　“还不如说他们不愿意回答。”

　　我一直在琢磨着一个问题。

　　“问问他们，我们在地底下已经多长时间了。”

　　“已经十四天了。”

　　十四天！可我们中间把天数估计得最多的人，也只说是五至六天。

　　“你们现在不会待得太久了，鼓起勇气吧！不要再说话了，不然会影响工作的进度。还有几个钟头就行了。”

　　我认为，这是我们遭难以来最漫长、最痛苦难熬的时候。每一下铁镐的声音，都使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最后的一镐。但是，一声接着一声，一声又接着一声，没完没了。

　　过了不久，又传来了问话：“你们饿吗？”

　　“饿，饿极了。”

　　“你们能等吗？如果你们太虚弱，可以先打个窟窿，给你们送点汤进去，不过这会延迟你们得救的时间。如果你们能够坚持一会儿，你们很快就可以得救。”

　　“我们等，你们赶紧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水一直在有规律地退下去，这当然是因为三个井口的吊桶一刻不停地在运转的缘故。

　　“告诉外面，水在退。”老夫子对加斯巴尔大叔说。

　　“我们知道啦。也许从巷道，也许从通道，我们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了……很快。”

　　手镐的声音变弱了。这显然是人们正在小心地估量着通道被打开时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因为我们已经向他们说明过我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怕引起塌坍，上面的东西会砸在我们头上，硕伤或者砸死我们，甚至连同塌坍物把我们一股脑儿地冲到水里去。

　　老夫子告诉我们，空气的膨胀也是可怕的。洞一打通，膨胀的空气就会象一发出膛的炮弹那样向外射去，把一切都掀倒。我们应该小心提防，就象挖通道的工人正倍加小心提防塌坍一样。

　　由于镐头的震动，一些小的煤块从工作面的高处脱落了下来，顺坡滚进了水里。

　　说也奇怪，愈是快要得救，我们就愈衰弱。我再也支持不住了，躺在碎煤堆里，连用胳膊把自己支撑起来的力气也没有。我不冷，但我在发抖。

　　终于有几块大的煤块掉了下来，它们滚落在我们中间，工作面上部打开了一个口子，我们突然被矿灯的亮光刺得睁不开眼睛。

　　但是，我们立刻又堕入黑暗中。一股气流，一股可怕的气流，犹如一阵龙卷风，它把煤块和各种碎屑都卷了起来，也把我们的矿灯吹灭了。

　　“这是气流，不用害怕。外面有人很快会把灯点上的，稍稍等一会儿。”

　　等！又是等！

　　就在这时候，一个很大的声音从巷道的水面传来，我不由得转过头去，看见一道强光从汩汩作响的水面过来了。

　　“勇敢些！勇敢些！”有人在喊。

　　当有人从通道走下来把手伸向待在平台上的人的时候，从巷道那边来的人也与我们会合了。

　　走在前头的是工程师，他是第一个爬进工作面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被他抱在怀里了。

　　来得正是时候，我的心快停止跳动了。

　　不过，我还能意识到有人把我抱了起来，在我们走出第一水平的巷道之后，又有人用毯子把我包裹起来。

　　我闭上了双眼，但是，我很快又感觉到一股强光迫使我睁开眼睛。

　　这是白昼。我们已经完全在井外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白色的躯体向我扑来，那是卡比。它一跃跳到工程师的胳膊上，舔我的面孔。同时，我也感觉到有人拿起了我的右手，亲吻我。“雷米！”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叫我，这是马西亚的声音。我看了看周围，发现一大群人站成两行，中间让出了一条通路。这黑压压的人群显得异常安静，因为有人嘱咐过，不要大喊大叫地骚扰我们，然而，他们的神态和目光正在代替他们的嘴说话。

　　在第一行，我仿佛看见短白衣⑥和金色的祭披⑦在太阳底下熠熠闪光，这是瓦尔斯城的神父们在矿井的入口处为我们的脱险祈祷。

　　当我们出现的时候，教士们都双膝跪在尘埃里。

　　二十条手臂向我伸过来，可是工程师执意不让人把我抱走，他神采飞扬，为他的成功而感到自豪和幸福。他把我一直抱到办公室，在那里接待我们的床铺已经准备好了。

　　两天以后，我已经跟马西亚、亚历克西和卡比一起，在瓦尔斯的街上散步了，所有的人在我经过的路上都停下来看我一眼。

　　有的人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有的人见了我却背过脸去，他们正穿着丧服呢！他们痛苦地想，为什么他们家里的父亲或儿子的惨不忍睹的尸体，还在矿里一任洪水推涌和颠簸的时候，这个孤儿却偏偏得救了呢？

　　但在招呼我的人中间，也有一些人使我感到很不自在，他们邀请我吃晚饭，或是上咖啡馆去。

　　“给我们说说你在井下的体会吧。”他们说。

　　我觉得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讲我的故事是不值得的，他们满以为用一顿晚餐或一杯啤酒就可以作为酬劳，让我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当然谢绝了。

　　再说，我更喜欢的是听而不是讲，听亚历克西，听马西亚对我讲当时地面上发生的事情。

　　“当我想到你是为我而死的时候，”亚历克西说，“这简直象砍了我的胳膊和腿，因为我想你肯定是死了。”

　　“我呢，我绝对不相信你会死。”马西亚说，“我不知你是否会自己活着出来，还是别人及时赶到救你出来，但我相信你不会让水淹死，只要营救的工作进展迅速，人们就会在某个地方找到你。当亚历克西伤心地为你哭泣的时候，我焦急地对自己说：‘他还没有死，不过也许会死去的。’我逢人就问：‘没东西吃的时候，人可以活多久？水什么时候才能排走？通道什么时候能打穿？’可是没有人回答我。当工程师问到你们的名字，他在叫了卡洛利之后，又大声叫着雷米时，我倒在地上，哭起来了，有人从我身上走过去，踩了我几下，我都没有觉察到，我太高兴了！”

　　马西亚居然对我这样地有信心，他不相信我会死，我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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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跪着捶打自己的心口。这在天主教和加尔文宗基督教内，是教徒忏悔时的一种动作。这种动作，在他们现在的新派教徒内已不被采用。

　　②这里所说的“犯罪”，是属于宗教语言，不仅是指抵触法律的犯罪行为，也指灵魂上（即思想上）的抵触上帝十诫的行为。

　　③发痛悔，是天主教教规上的专词，指把所犯的罪，全部亲口坦白，并表示痛改前非。

　　④这是宗教语言，意即：应该允许有罪的人在他临终前有个忏悔的机会。

　　⑤密史脱拉风：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干早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

　　⑥短白衣：宗教专用词。指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宗教仪式中所穿的、罩在他们黑色长袍外面的、用白色麻纱或细布做成的半长的宽大旱衣。

　　⑦祭披：宗教专词。天主教神父在宗教仪式中担任主要职务时所穿的坎肩式无袖套头绣花或绣金丝的法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