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沃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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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节：电视干扰发射机(2)


　　之前我从未感受过真正的大雪。我所住的地方，有时可能会下点小雪，但从不可能在地上积留，当然更不可能玩雪球了。所以，这是多么让我欣喜若狂！我们立即就到户外打雪仗了。对我而言，这都是新奇的冒险。


　　忘了什么原因，我们在此度过了感恩节。我们大概都认为学生们在假期会有旅游计划，事实上他们没有。所以我们不过在空荡荡的校园里闲逛了几天。一天，我们发现了一座工程大楼，一名巧遇的学生带我们游览了整个大厅，还告诉我们不同部门的位置。他带我们参观了所有工程设备，并向我们讲述州立科罗拉多大学正在进行的工程项目。


　　雪中漫步的两天里，我已深深被这个地方吸引。砖楼很是美丽，它们微微的红色在墨泼似的山脉映衬下更显动人。此处只这一家学院，与自然相伴，距城市有一英里的路程。


　　真是太美了，在雪中漫步大学校园是多么怡然自得啊。这场雪让我决定选择这所大学。以我的水平和成绩，进入这家学院易如反掌——除了化学的770分，其他所有学科和数学考试我均拿到满分800分。只因为这场雪，这家学院就成了我的选择。


　　唯一的问题是父亲觉得州立科罗拉多大学收费太贵，几乎接近新英格兰某些州立大学，对外州生源的收费数目高居全国第二。


　　但最后我们达成共识。父亲提议一年级我去州立科罗拉多大学，二年级则去离家近的De Anza社区学院，三年级再转至更加便宜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因为父母所迫，我也申请了去伯克利，但我尽可能拖延申请。


　　那个夏天，我被州立科罗拉多大学录取，父母为我预付了所有费用，包括住宿费和学费。但后来父亲总是不停催促我到De Anza，因为它既便宜，离家也近。这样他就能够负担，而且还可送我辆车。


　　于是，我入读De Anza，但发现那里的化学班、物理班和微积分班通通人满为患。天啊，简直难以置信。我——高中时的科学和数学天才——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而最需要的三门课却让我吃了闭门羹。


　　真是可怕至极。我打电话给化学老师，他说如果我要去，还是有机会上课的。但我实在没法让这种糟糕的感觉烟消云散，也无法让自己的未来就这样毁于一旦。我几乎感觉到工程学的大门对我就此关闭了，感觉自己的学院生涯刚一开始就触礁。那时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看看州立科罗拉多大学是否仍会接收我。


　　那时学校已经开学，但拨通电话后我发现自己仍能去那儿。我打点好一切，从圣·荷塞机场直飞科罗拉多，次日抵达，刚好赶上第三天的课程。


　　我至今对那个秋天留有印象。九月的科罗拉多婀娜多姿，黄色、橙色和金色的叶子四处飞舞，我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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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是我的室友。进入宿舍，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便是他在墙上粘贴的20多张《花花公子》（Playboy）的插页。噢，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但我觉得迈克是位儒雅的男生，我曾经很喜欢倾听他的故事：军营小子生活、德国的高中生活以及他所有的生活经历。我想在两性问题上他更是老手。有时他会说晚上想独用房间，我心照不宣，满口答应。带着自己的录音机和一盒盒的磁带（Simon Garfunkel那时是我的最爱）到Rich Zenkere的宿舍，直到很晚才回去。还记得有一次，他半夜带回一个姑娘，那时我还在熟睡。他可真是有种！


　　同时，我与公寓里的其他朋友泡在一起，参加橄榄球比赛。我们有个吉祥物，它是只名叫拉尔夫的水牛。在比赛之前，一群牛仔打扮的学生会带它绕场一周。拉尔夫是只真正的水牛。我的朋友Rich Zenkere曾告诉我：20多年前，科罗拉多那时主要的对手空军学院牵走了它。当空军学院队在大赛中现身时，拉夫尔已成为他们的腹中之物。


　　那时我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但你永远别想了解Rich。他总能不动声色地嘲弄最严肃的事情，尽管他有点不诚实。我们曾一起为女生公寓清洗盘子，他最终却因伪造记时卡而遭到解雇。


                  第15节：电视干扰发射机(3)


　　我经常去Rich的宿舍，还和他的两个室友兰迪和巴德，一起玩纸牌和桥牌。我觉得兰迪很有趣，因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另外两人总借此发挥，比如他是因为信仰才默不作声。我没有过任何的宗教教育经历，因此，当他告诉我一些基督教知识时，我总是印象深刻，比如他曾给我解释“宽大为怀”和宽恕。我们当然就成了朋友，4人常常打牌至深夜。记忆中，这是我生命里最惬意的一年。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度日的问题——吃什么、穿什么、说什么、上什么课和上多少课。


　　我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新奇人物。桥牌最后成为我的主要活动项目，甚至在期末考试期间，我们也不能罢手。我们4个坐在那里玩，面前没有书，也没有桌子，不像普通桥牌玩家那样。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规定是否出价。我认为桥牌是最复杂的游戏。


　　大多纸牌游戏不过是小把戏，打一张牌，别人跟上，一轮牌谁最大谁就赢。这不过是一种伎俩。在升级（Hearts）中，你则希望缺一种花色的牌：例如，第一轮你所赢得的红心都是你的分数。打锄大地（Spades），首先一轮就要出价，赌就赌在你和搭挡能玩多少把戏——如果是4个人玩，那么坐你对面的就是你的搭档。如果你赌的是5，若达到那么多，你就可得到50分。这一游戏中，黑桃最大。


　　但桥牌则最为绝妙。你不仅要猜出你与搭档有多少分，还要猜出哪一轮出牌对获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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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牌需要将攻守战略运用于一体。同时，根据自己手上的牌来推测他人的牌，这样才能更好地出牌，你必须八面玲珑。刚开始时，我们都不太懂，但都很开心，因为大家同一水平。


　　桥牌的确有趣，我们自以为是桥牌玩家，但却不是专业选手的对手。几年后，我进入惠普，曾想加入部门的桥牌俱乐部，但我甚至不是女同事的对手。我从来都没有清楚地记过规则，最后只能让我的搭档一头雾水。


　　如今，我已是桥牌高手，但这是得益于多年来学习报纸的桥牌专栏，并把所有规则铭记于心。


　　大学时，我遇到了自己有始以来最为喜爱的项目。我把它命名为电视干扰发射机（TV Jammer）。


　　我的一位老朋友亚伦·波美的父亲爱默尔在那个夏天做了一些研究，电视干扰发射机的灵感就来源于此。爱默尔先生是位工程师，他的工作是设计微型电路，包括一个晶体管、一对电阻和一个电容器，以及一卷线圈，它能在电视频率范围输出信号。我边看边想：如果可以接收到信息那多酷啊，就像晶体管收音机可收听一样，只需扭一下调揩钮。所以我做了一些设备，将其对准电视机就可调到相应频段。真棒！


　　在科罗拉多的新生生活中，我觉察到自己该从电视干扰发射机上找到乐趣。我到无线电小屋（Radio Shack）去观察他们所有的晶体管。我发现，他们只有一种50MHz的晶体管可接收电视频段。我买了一个，还买了些小晶体管收音机，这样我就可以运用它们其中的零件，比如一些相当有用的电阻、调谐电容以及用于连接调谐钮的零件。这些让我能在更大范围内调频。


　　我用一些粗电线做出线圈，约有三转，某一转上我还连入了一个电容。整个线圈和我手指差不多大小。我利落地将其连于一节9伏特电池的上方。你知道电池上的小金属片吗？我把它拆了下来，焊接在与电视干扰发射机相连的电路上，然后再连入一个9伏电池。即使9伏电池箱外加电视干扰发射机，我也可携带于无形之中。只有6英寸的电线露了出来，因为它作为天线必须在外传输信息。我将其藏于自己的袖子之中。


　　朋友宿舍有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我在那里试了试自己的杰作。虽是小型电视机，但足以让我试验。


　　我们宿舍的主要休息室里，人人都在看着大屏幕黑白电视机。但我一打开电视干扰发射机，它就啪的一下漆黑一片了。我想：哇，这玩笑可真是有趣。一次我展示给朋友Randy Adair看，他说：“你该去试试解放大厅的彩色电视机。”那属于女生宿舍。


                  第16节：电视干扰发射机(4)


　　在那里，我发现许多男孩女孩一起看电视。我躲在暗处，打开电视干扰发射机，希望图像关闭，但最后却只是变得模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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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并无任何计划。我的朋友Randy坐在前排，猛击电视。我很快配合默契，立即让图像清晰。这当然让所有人都认为重击电视起了作用。几分钟后，我故伎重演，图像再次模糊，Randy又开始击打，于是我又让它清晰起来。再过几分钟后，我又重复一次，然后等Randy击打好几次才卓有成效。


　　因此所有旁观者都认为：打得越重，效果越好。他们都觉得电视里必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只有敲打一下才可恢复。这仿佛是一个心理试验，除此之外，我发现，人类比老鼠学得更好。但老鼠学得更快。


　　那晚之后，Randy再未起身敲打电视，但其他人会这样做。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结果。有人敲打电视，然后我让它恢复。哈，一群供我实验的“猪头”。我最希望的莫过于此。两周时间里，我每晚都去那儿看人们敲打电视。当不能起效时，他们就开始调来调去。那时候，电视还是调频的，我在一旁暗暗使用电视干扰发射机，他们一旦调对，电视就可正常工作。


　　然后，如果有人想调到图像慢慢清晰，我也让这生效。但只要他们手一离开，我让图像又变得模糊。直到他们再次接触调频盘。我宛如一位表演者，操纵着活生生的木偶。之后，他们竟怀疑自己所处的位置会影响电视。一次，有3个人试图要修好电视。我就等着好戏上演，看他们如何让图像清晰起来，我还可以玩点鬼把戏，让他们以为自己成功了。其中一人将手放于电视屏幕中央，一只脚踏在椅子上。当他的手偶然停于电视中央时，我打开机关让图像恢复。只听他宣布到：“嗨，图像清楚了。”他们慢慢放松。当前面男生的手离开电视，我让图像又乱了起来。


　　在电视后调节仪器盘的男生说：“让我们返回原地不动，也许就会好了。”


　　前面的男生立即将手放回屏幕中间，我让图像清晰。他试着移开手，我便让图像模糊，再放回去，又变好了。然后，我注意到他的脚离开椅子，站于地面，就让图像模糊；再回到椅子，图像又清晰起来。这让他瞠目结舌。好在我未被逮个正着。


　　他大声对屋内其他学生宣布：“是地面效应。”作为那时的工程系学生，这是必须懂得的术语。即使那个男生的手在屏幕的中间，还是有十几个学生就这样看完了《谍中谍》（Mission Impossible，这里指1966年9月24日首播的英国电视剧，编者注），而且那时的电视屏幕还非常小。


　　唯一的问题是我的确有些过分。接下来的几周，几乎没有人在这里娱乐，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年底，他们又回到这里。所以我又玩这个游戏，自娱自乐。有时他们重重地敲打电视，有时他们让三个人同时站在电视旁——一人敲打，一人调频，最后一人在电视背部调节彩色调盘，调节红色、绿色和蓝色。之后，我也不能调回图像了！因此，修理工应邀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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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工来后，我听到电视旁有人提到修理工认为是天线问题。我再启动了电视干扰发射机，他们怎么做呢？当然，有人取下了折叠式双天线，然后举在头上。那时我就让图像恢复。他一放下，我就让图像模糊。举起，好了。放下，坏了。此后，我又让他不得不举得越来越高。这个男生想要观看某个节目的最后5分钟，就不得不将手伸到天花板上去，真让我捧腹大笑。


　　除了Randy，在整整一年里我从未告诉其他人。我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人怀疑过这可能是有人在捣乱。真是有趣，几近奇闻。只有一次我曾后悔使用了电视发射干扰机，就是在日间看《肯塔基大赛马》时，我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启动了电视干扰发射机，那些孩子们忍无可忍，怨气爆发，将椅子等等砸向电视。如果对象是人，早就沦为肉酱了。他们是如此狂躁不安，我若是那天被发现，可就是众矢之的了。如果玩笑太过分，就不再有趣而令人惶恐不安，就像这次一样。


                  第17节：电视干扰发射机(5)


　　之后不久，我在科罗拉多参加了一个电脑班。


　　在那时，能上电脑课让人觉得受宠若惊。只有少数大学才开设电脑课程，而且只有毕业班才有。但是一旦进入科罗拉多的工程班，即使只是新生，也可以去听任何课程，甚至包括毕业班的课程。电脑课给人以惊喜，在课上，老师教给我们所有的电脑知识：它们的知识体系、程序语言以及操作系统等等一切。这是一次完完整整的电脑学习。唯一的遗憾是，我们在工程大楼上课，而那里的教室都很小，所以仅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与教授面对面交流，而其余三分之二就只能在教室，通过墙上的4台闭路电视学习。


　　那时我想：太好了，又一个玩玩电视干扰发射机的好机会。但首先我要再做一个更小的，更难以发现的。所以我这次在魔笔里做了一个，我把笔拆开，放进一节电池，在笔的上端放入小螺钉作为开关。


　　有一天上电脑课时我带上了新设备，坐在教室的左后排。我打开电视干扰发射机，企图破坏电视的播放。因为天线藏于笔轴内，我不知道能否破坏电视的播放，也不确定是否可能。毕竟同轴电缆在那时并不寻常，通常都是折叠式双天线。


　　然而，所有电视都出问题了，只是离我最近的电视不是太严重。但那三位助教立即望向我们，其中一人问：“谁有传输器？请关掉它。”哇，我甚至不知道班上还有助教，所以当他们面朝我们说关掉它，你认为我就会就此罢手吗？绝不。


　　我最初的计划只是玩一小会儿，但之后我却不想关掉又不被抓住。


　　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坐在那里，不轻易移动，因为他们如此之近地凝视着我们。我的手甚至不敢靠近它，害怕让图像摇晃不定。我甚至不敢触碰魔笔上端关上它，因为我附近的人可能会听到我按下什么的声音，他会知道我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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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助教们坐了下来，只能一直看着我们，别无他事。电视还没有花得我们看不清教授或是记笔记。因此，即使图像是花的，我们的课程仍可继续。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有个坐在右后排的男生，因为他附近电视是最花的，准备起身收拾离开。我决定在他走出时调整好电视。我情不自禁地这样做，无法反抗。


　　当他离开时，右后排电视图像清晰无比。助教之一指着他说：“嗨，就是他。”


　　恶作剧不过是娱乐和幽默。我不仅搞恶作剧，还将其嫁祸他人，因为老规则是“千万不要被抓住”，我丰富的恶作剧经验也让我学会如何使用这一伎俩。如果你惊讶于我以恶作剧哄骗人们，却还理直气壮，请记住娱乐的基本形式是编造故事，这不过是一场喜剧。


　　我怀疑他们是否处罚了那个男生，但我希望没有。他们不可能人赃并获，因为据我所知，仅我一人拥有电视干扰发射机。


　　那一年，我终于还是麻烦上身。


　　那时我开始编写一些程序，能让计算机自动印纸，以供科罗拉多大学电脑中心所有人使用。这并不算什么。但后来我想：电脑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们用于数字计算。计算也一直是我与电脑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因此我尽力提炼出自己的想法。


　　我编写了7个程序，它们很简单但赋有极其有趣的数学意义。其中之一是解决我所谓的“神奇计算机数字”问题。主要进行2的运算。也就是21等于2，22等于4，23等于8，24等于16。这些都是所有计算机所运用的二进制，所以它们也是计算机数字中最为特别的一组。


　　我编写好后，打印机就可打印出结果，读起来趣味横生。例如，其中一行：1，2。这表示2的1次方是2。如果是2，4，则表示2的2次方是4。你会发现数字变得越来越大。比如，2的8次方是256。2的16次方就是65536。很快，整张纸就被印满了数字。只要纸张足够，你就能看到位数达到一整行的数字，其后，还可多达2行、3行。最后一个数字可能占满整张纸，甚至更多。


　　另一程序是有关斐波那契数列。这一数列的特点是：每一数字都为前两个数字之和，就像1，2，3，5，8，13，21，34……所以这是一个永无终止的数列。我的7个程序都可做此运算——计算出超长数列。


                  第18节：电视干扰发射机(6)


　　有些程序进入循环，不再停止，那是因为程序里有问题，这就叫做死循环，我描述高中的棋子游戏时曾经提及。无论如何，电脑中心都会自动解除运行超过64秒的程序。所以，当我发现自己的计算机能在64秒内打印出60页时，我就将仅打印60页的指令写入程序，而且所有纸张都标有页码。等到下一次我再运行程序，它会从61开始，以此类推。我还让程序留有记录，这样当下次再运行时，就可从上次的结束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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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晨，我步行至电脑中心，运行我的7个程序。然后中午时，整理好所有输出的数据，并再次运行程序。到晚上，我还会再让它们运行一次。每天我去中心三次，打印的数据堆满了我的宿舍。我的室友迈克开始对此感到不安，害怕所有空间都被这些纸张占据。大量的打印纸张堆积在我的宿舍，看起来像座小山。


　　此后，一天下午，我去电脑中心时，没找到我的程序，却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教授要立即见你。


　　到达教授的办公室后，他说：“坐下吧。”同时，他打开一台录音机——按下按钮，开始记录我们的对话。那时我有点害怕了。


　　“你一直在运行这些自己编写的程序。”他说。


　　我回答：“是的。我们曾是编程班的，我曾学习编程。运行时我也输入了自己的学号，我并未试图要隐藏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与你们班无关。”他又说。


　　“这就是FORTRAN语言。”我告诉他。


　　“这不是我们教授的FORTRAN语言，”他说。他是对的，因为我运用了一些手册上的数学小把戏，远远不止编程。


　　他告诉我他用了很长时间研究我的程序用于什么，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问：“你想和我对着干吗？”


　　对着干？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我猜想，也许是越战经历让他极度地不安。“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当时成员众多，但我对政治漠不关心，只加入过大学共和社。其实，我不过是一名温顺的工程系学生，永不可能成为政治极端分子。


　　“和你对着干？”我说，我不知道他所言何物。


　　然后他打电话叫来电脑中心的人：“这些程序……沃兹先生将为这些开支付账。”


　　随后，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我将为上机开支而付费，相当于班级年预算的5倍。我曾以为电脑班学生使用电脑是免费的，但我意识到自己所花费的远远超过了学校预算的经费，我猜他是在借我脱身。我想他们不会真的让我付费，我不过是一名学生，而且是名新生。但我仍然很担心，因为他所谈及的帐目约有数千美元——高过我的学费好几倍。


　　事已至此，我不想父母为此而劳烦，也决定不再试图回到科罗拉多大学。那个学年末，我被指定为滥用电脑，却不想父母得知此事，也不希望他们负担巨款。因此我决定次年回到De Anza社区大学，而我的朋友们仍回到了科罗拉多大学。


　　现在回想，真正让我烦恼的是，他们本不应该对我罚款，而应该对我独立完成的精明程序大加赞赏。


　　而我那门功课也的确得了A。


　　什么是FORTRAN语言？


　　FORTRAN是一种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计算机语言，它运用于科学计算和数字运算长达半世纪之久。名字来源于“Formula Translation”（公式转换）。FORTRAN是一种编译型语言，与BASIC这样的解释型语言相比，它更为迅速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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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转学到De Anza社区大学。我花上大量时间在纸上重复设计电脑，就如我在高中所做的那样。比如，那时我有很多大众的小型电脑手册，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设计书中的电脑，用更少的零件，却能更有效地工作。


　　直至从De Anza大学毕业，在纸上，我反复设计了几乎全部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电脑。我无疑成了专家，因为我对它们的原型进行了无数次重新设计，只是没有真正建造出它们。但我心里从不怀疑它们可以正常工作。我的确可称之为专家——是的，专家，我是指以软件层次而言。我从未真正做出这些电脑，但我迷恋它们，而且对部件轻车熟路，分开任何零件，我都能轻松重组，并做出更加价廉物美的电脑。


                  第19节：“奶油苏打”的日子(1)


　　我没有勇气向器材公司免费索取价值不菲的样品。一年后，我与斯蒂夫·乔布斯相遇，他能与销售商通通电话就得到免费器材，这让我见识到他是多么的勇敢。对我而言，则永远无法做到。我们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刚好互补。其中一人感觉困难，另一人常常可以轻松解决，完全就是黄金搭档。


　　在De Anza时，我的量子物理老师有次说道：“沃兹真是与众不同的名字。我还认识一位叫沃兹的人，他去了凯泰公司（Caltech）。”


　　“那是我父亲。”我回答，“他去了凯泰。”


　　“他可是个很棒的橄榄球运动员。”


　　我告诉他，那就是我父亲，因为他曾是球队的四分卫。


　　“是的，”他说，“我们从不去看橄榄球比赛，但在凯泰公司，我们会去看杰瑞·沃兹踢球。他声名远播。”


　　我认为老爸是凯泰公司有史以来最好的四分卫。洛杉矶公羊队甚至想将他纳入旗下，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优秀到可以成为职业运动员。但我清楚地听到物理老师因父亲的球技而对他印象深刻。我感觉自己正在分享父亲过去的经历。老师甚至给我看了一份那时凯泰的报纸，上面有父亲穿着制服的照片。


　　并非每一门课我都专心致志。在高等数学课上，我就总是心不在焉。我总在思考如何用机器语言为通用数据公司的NOVA小型机编写一种FORTRAN语言编辑器。


　　我在脑中编写好第一行，正试图记住，只听老师说：“沃兹，只要你专心听课，在数学上定有无限潜能。”


　　他当众言之，让我如芒刺在背，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我不过在课堂上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也可能是我感到无聊，因为我是那种看看书就能拿到好成绩的学生，在数学上也是如此。


　　“奶油苏打”的日子


　　19岁时，从电影《五角大楼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里，我了解到越战的真相，思想也发生了彻底转变，并因此与父亲有些不快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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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父亲沉迷于酒精，并不是最有力的争辩者。但我的新发现将更有力地取代先前的想法。我开始崇尚和平，并逐渐意识到政府不惜一切手段博取人们的信任。


　　《五角大楼文件》揭露了中情局和五角大楼人员所知道的真相，总统巧言令色，欺骗了美国人民。他颠倒黑白，诱骗人民支持战争。例如，其中指出“东京湾事件”纯属政府虚构，以及为何每次官方公布越共死亡人数都为我军的10倍，事实上他们无法计算。大多美国人却相信政府的一派胡言，《五角大楼文件》则揭示出这是一个精心设置的骗局。


　　接受这一真相是我此生中最困难的事之一。我在一个倡导民主的国家长大，难以相信在这样的民主下会充满着谎言。美国政府为何与人民为敌，蓄意欺骗我们？欺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我认为，最坏的并非越战本身，而是它带给人们痛苦和压力。因为我已是成年人，有我自己的道德观——深刻关注人民的生活疾苦。我开始寻找生活真谛——如今我仍在这样做——我行事做人只为自己和他人拥有一个快乐人生。


　　即使高中的我并不理解真相的意义，但如果有人更真实地告诉我，我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五角大楼文件》对我的意义就在于此。它指出了我们这片土地的主要规则：即使总统都会受制于军事工业。之后，我决定不再投票，因为那并不重要。我觉得无论谁当选，我的生活都一成不变，我甚至不愿靠近投票站。


　　东京湾事件


　　不是每个人读到此处都会回忆起“东京湾事件”，但它的存在改变了我对越战的看法。


　　1964年美方声称，美军两艘战舰（分别为“马杜克斯号”和“杜恩勒号”）于8月遭致北越战舰袭击，这就是“东京湾事件”。之后的调查显示大多袭击都属虚构。


　　根据《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各方报道，大多袭击皆为林肯·B·约翰逊政府的捏造。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袭击了北越的石油加工厂，但这是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实行的计划，只为把美国卷入此次冲突。


                  第20节：“奶油苏打”的日子(2)


　　但我还是投过几次选票。其中一次投给了乔治·麦戈文，他许诺尽力停止战争。我还投过吉米·卡特，因为他的演讲所表现出的哲学观点与我一致。我们都相信，战争不是首选的解决方法，而是最坏的打算。


　　2000年时我投票给乔治·W·布什，因为我希望一位平常无奇的人主宰白宫，而不是一位英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许有人因此唏嘘，其实这不过是我的玩笑，事实上我将选票投给了拉尔夫·纳德。但自从所谓的权威人士们说选拉尔夫意味着投票给布什，我就告诉人们自己把选票投给了布什，这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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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地说，我仍觉得这个时代带给我极大痛苦。从小到大，父亲给我灌输的是，即使有些不足之处，我们的政府仍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好的政府。这正中政府下怀，让人民变得更易管理。


　　越战期间，自然也有义务服役法，年满18岁则需服役。若为在校大学生，可以缓征，条件是拿到2S证，否则就必须立即服役。如果拿到的是1A证，也就是随时待命，那就会被军方送入新兵训练营。之后的一年内，政府还会进行选拔，有人也可能被免于服役。所以并非每个拿到1A的人都会马上服役。


　　为拿到2S证，我向圣·荷塞征兵局呈交了一份报告卡，但不是政府要求的标准格式，交上去的只是我自己的报告卡而已。


　　几个月后，我接到大大延误的通知：圣·荷塞征兵局以5比3的投票结果发给我1A证。什么？我可是在校大学生！


　　我开始犹豫自己是进监狱还是逃往加拿大，更有可能的是尽力让法官解除服役，不用前往越南。事实上，圣·荷塞的一位帕克罕（Peckham）法官已释放了好几个拒绝服役者，即使他们并非教会成员。


　　被释放的人中有一位曾是我们高中的数学高材生亚伦·斯坦。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有理由相信自己会受到同等礼遇。


　　无论如何，既然拿了1A证，我就休学一年，用于设计电脑和赚取第三年的学费，而且购买了一辆车。


　　后来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美国国会决定抽签征兵，那意味着我们有1A证的人都清楚自己有前往战场的可能性。这其实没有多大随机性。以此方式，你知道自己被选中的几率——我认为这太精彩。它几乎是在帮我计划人生。


　　抽签征兵通过个人的生日来决定参军的顺序。他们会为每个人的生日指定一个号码，从1号到366号。所以，1月1日可能会是66号，1月2日可能是12号，这完全随机。


　　他们宣布结果的前一周，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感觉自己冥冥中受到保护，定会在此次抽签中得到一个很大的数字。我有着超强的第六感，难以解释。我并不迷信，只相信事实、真相和得以证明的事物。但那时我心中却如此肯定这一结果。我骑着自行车四处闲逛，因自己的预感而喜笑颜开、情不自禁。


　　后来我从报上得知自己的号码是325。好数字！它表明我不用从军。不过这事略显灵异，因为抽得好号码竟在意料之中。仿佛一开始我就知道结果似的，我的预感如此之强。


　　但其后不幸却突如其来。


　　得知抽签结果的1周后，我收到来自圣·荷塞征兵局的信，仅有一句话：准予我为缓征应召学生。


　　在我需要时，他们却让我等上几个月，以5比3的投票决定不给予我学生的缓征证，而在此时又告诉我通过，真是糟透了。但更糟的是这意味着1年后他们会第二次给我1A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