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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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撤下手臂，定定地望着在燃烧的天空，说：“我小的时候，喜欢玩火——喜欢玩火，懂不懂?蛮正常的事情。烧东西。再也没有比烧东西更好玩的事了。有一次，我爸拿来一个扁平的盒子，外面用白纸包着。我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就用火烧。我认为，把盒子烧掉么，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不一定真的不懂，只是极想烧；现在想来，假如肯相信的话，好像也并无不可。于是一盒巧克力被我烧掉了。”他顿一下，接着说：“你想想看，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会露出什么来呢?”


　　说到这里，他看看我，眼睛里没有问询，只有问询以外的一切表情。“很多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很热切地期待揭晓这个谜底：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仍是天空。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是天空，是天空，又是天空，还是天空，总是天空，没完没了地是天空。所以我想，我们一直说宇宙是伟大的、神秘的，其实宇宙是伟大而不神秘。伟大到顶的东西就没有什么谜了。总之天空烧来烧去还是天空，天空背后仍是天空。我们所笃信的常识之类玩意儿，大概只在离地一万米的距离内有效，一万米以外，我们算什么东西，你说?——真烦死人。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真是。”


　　A颓唐地结束了他对天空的一番议论。他再议论，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也弄不清他是比较倾向于烧还是比较倾向于不烧。他的话里有些什么，我也听到了，听听倒好像很有道理，只是越听越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世界末日难道真的要到了吗?


　　我说：“哎，我跟你说呀，我很喜欢走路。”A说：“谁不知道?你要不要印许多广告单去发?”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走路?”“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上海的马路。”A说：“当然了。你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你只要有地方给你荡就可以了。”


　　我问A：“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A说：“我有什么不开心?我不要太开心哦。你看我还一直在笑。”我就不说话了。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知道A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不管是谁，只要站在随便什么地方看看，就会发现没有理由开心。不开心。没劲。


　　我看着燃烧的天空底下，公共汽车怒火冲冠地跑过来，怒火冲冠地跑过去。车里的人自然麻木不仁，不知道车子着火了。实际上整个地球都着火了。灭顶大火灾。我们电影看得太多。未来水世界，火星撞地球，怪兽哥斯拉——电影里越凶险，我们越安全。其实地球真的天天着火，撞车、分班、煤气泄漏——谁是安全的?谁?


　　我找到A的手，暗暗握了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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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后五个月(1)


　　我不知道高考只过去了五个月。算了算才想清楚。想清楚之后，我开心死了。假如时间一直可以这样拉长了过，那有多好。


　　于是我去问A，知不知道高考到现在过去了多少时间。A马上说：“五个月呀。”我说：“襄没城，我恨死你了。”A笑笑说：“我知道，你想时间被拉长了，就让你占到便宜了。你怎么不想已经到年底，要世界末日了?”


　　我说：“骗人的——真的啊?”A似笑非笑，说：“要么我们来验证一次好了。到1999年12月31日一过，就什么都明白了。”我看看A。他穿着一件深蓝和白色镶拼的衣服，好像是Reebok，非常非常好看，怎么也不像马上要世界末日的样子。我想，深蓝和白色放在一起，总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只要放得得当，就洒脱得要命，要飞起来的。我又想，真恐怖，他怎么能穿这么一点点衣服——他不冷吗?


　　在1999年12月31日以前，A在我眼里还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就像神仙一样。我想，一个神仙做了我的男朋友，我有多么幸运啊!我的额骨头触到天花板了(上海话，表示运气极其好。)。于是我扭头看看A，伸出五指捏捏他的胳膊——温暖的。他转过来，对我出示好脾气的笑容。我想：乖乖!(差不多是“天啊”的意思。)


　　1999年12月31日，下午我乘车出发，去找A。出门之前，我在电话里对A说：“哎，我出来了。”他说：“哦，你出来好了。”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等你。我在人民广场等你。”我不由记起，从前我曾经在人民广场给他打过电话——当时我还在心里想着：我们所说的人民广场，到底包含了多大的范围呢?包括延安东路吗?包括西藏路吗?包不包括黄陂路?包不包括威海路?到底有多大呢?


　　A所说的人民广场又是指哪里?


　　我乘隧道六线去人民广场。车厢里有几百个人，我直挺挺地挤在中间，什么也不用拉。隧道六线有几个驾驶风格极端蛮横的司机，让你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甩出窗外——不过这一个不是的，这一个刹起车来很轻很轻，仿佛一个小孩小心翼翼地牵了牵你大衣的下摆。我的随身听在放杨乃文的歌。我不时抬头，看许许多多手臂挂在三角形拉手上，在我头顶上方荡来荡去。这样几乎是一件相当舒服的事。


　　车子开到靠近隧道人口的地方被塞住了，很久很久没有动。车厢里的人开始有点烦躁，陌生人和陌生人面面相觑，脸上很无辜的样子说，咦，现在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堵车呢?为什么会堵车呢?为什么会呢?……大家热烈而克制地互相询问着，都好像从心底里非常害怕堵车。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也试图冲我转过脸，眼睛里全是温柔的忧愁和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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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瞬间车厢里的大人都变成了小孩面孔，讨论、往窗外看的时候，满脸罩在脆弱易碎的呼吸里。我开始有点警惕：今天这些事有种奇怪的气味。为什么大家对交通堵塞会如此心存不安?为什么都是一副芒刺在背的模样?我自己的身体挤在一堆脆弱的心跳声中间，有点麻木；我的脑袋想不出理由，有点恐怖。


　　我还是在听杨乃文。耳膜四周，音乐飙得很厉害，杨乃文的声音像一把匕首，雪亮的，锋利的，血腥痛苦的。她在唱的一首歌，我记得好像叫“静止”。我不明白歌词，不明白什么叫“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什么意思?!


　　汽车终于重新开始缓慢开动的时候，驾驶员试图告诉乘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难以计数的人和车坚持要从浦东赶往浦西，所以他不能好好休息。说到不能好好休息，他笑了笑，灿若春花，简直让我爱上他。可是不行，没有这个必要，因为A在人民广场等我。


　　接着车子就开进隧道了。我看着路边的护栏从没有到有，随即慢慢地升起来，升起来，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在我头顶上合到一起，一直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了。黑暗先是从脚边蔓延开来，然后就呈环形包围了我们，我。我眼看黑暗汹涌而来，像一条条小泥鳅一样钻进我的毛孔，开始害怕：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开往何方。假如车子开进隧道，再也开不出来了，可怎么办?假如在隧道里遇见世界末日可怎么办?我想起了一个星期以前，A说的关于验证世界末口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海中，世界末日总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人——我一个人默默地悄悄地死去……也不是死去，更确切地说，是消失，就是像一个肥皂泡那样，“噗”，没了。我世界末日了。生命的录像带——一共二十年不到一点——飞快地往回倒过去，一直一直倒过去，到底，卡住了，再也放不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总之我还是看得到A——我看到他在人民广场等我，在车站上走来走去、看来看去，还是那么相信他爱的法拉利、那么相信世界、那么相信他自己的运气。我看到他，可是我不能叫他，不能让他看到我，不能告诉他：我已经消失了，没了。我看着他，看到他把手插到裤袋里，又拿出来，脸上笑眯眯的——突然我哭了。可是我哭不了，我已经到了世界末日，我没有眼泪。证毕。


　　我惶惶不安地伸长脖子朝车窗外面望。外面是黑暗。交错的车子像鬼一样纷纷掠过。汽车通过隧道，发出一种凄厉的呼啸声。车厢里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说话——每次到隧道里，乘客总是会安静下来，四周一张一张昏暗的扁平的晃动的面孔，没有五官的忧心忡忡的面孔。我害怕。我怕当汽车开出隧道的时候，我们发现外面是一片灰白，而我们距离内环线外环线错来错去的那个暗无天日的上海已经无比遥远。我亲爱的上海。我亲爱的亲爱的A。世界末日请不要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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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后五个月(2)


　　汽车开出隧道，驾驶员凭空感叹了一句：做人真是辛苦。车厢里的人都笑起来。我看到头顶上的高架，心一松，也笑了。


　　我在人民广场下车，看见A。他把手插在裤袋里，又马上拿出来，对我招招手。于是我走过去，撞到擦到一个又一个人。我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谢谢世界末日，谢谢它没有那么快就来——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幸运的事，比中福利彩票还要幸运。


　　可是我怎么对A把这一切都说清楚呢?


　　A说：“怎么那么慢?”我说：“车子在隧道口堵住了。你有没有发现隧道是很吓人的?”A笑起来说：“你真是有空。”“呸，”我说，“我没空。”他总是对我的话缺乏重视。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开始往前走去。也许说往前走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目的地，所以也说不上前后。我们只是开始走路而已，也许是前进，也许是倒退。无所谓。


　　A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喜欢走路?”我说：“不知道呀。不知道呀。为什么呢?唉，知道就好了。”他说：“知道了就可以改了。”我很轻很轻地说：“是的。”


　　好像我和他今天都正好在走路的状态里面，一上来就那么沉重。我说不上这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渐渐偏离了延安东路的轨道，走到旁边的小马路上去。有的人很讨厌高架桥下面的大马路，我倒不是。尤其是每次走在黄浦区的高架下面，我总是会想起71路——它朝外滩开，每次开进黄浦区，总要放一段录音说：您已进入黄浦区，该区正在建设什么什么卫生文明示范区，希望您遵守七不规范。听上去黄浦区是一个有很严重的洁癖的区。不过我知道，A是不喜欢这种大马路的。C总是说，A是一个最最讲究的人。第一次听说时，我还很惊讶地问C何以见得，C看看我，说，那当然。——似乎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


　　我们从黄浦区走到卢湾区。卢湾区有那么多又细又弯的小马路，走得我头晕目眩。A带我在思南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大房子。那都是解放前盖在这里的，里面曾经住着可以整天谈恋爱的有钱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说：“我真是喜欢他们院子里的大树。我最好也有这种树，树上爬着许多毛毛虫。”A说：“那你就去跟主人说，叫他们把树卖给你好了。”我把眼光从灰绿色的墙壁上移开，去看A。一望而知他是多么喜欢这里，这些沉默的忧郁的大房子。我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么，喜欢就喜欢呗。”真滑稽，我居然说“喜欢就喜欢呗”，我说“呗”——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说过“呗”呢?真的没有说过。


　　A说：“要是我有这么一幢房子，我就要订许许多多报纸，每天傍晚回家，一开门，脚下面踩的都是《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申江服务导报》。”我想象着A拿一大把钥匙稀里哗啦地开门，随即报纸像小猫一样涌到他的脚边，他就叹了口气：唉。我想那个时候的A一定非常非常苦恼，像永远生活在更年期那样苦恼。我说：“我还是最喜欢《申江服务导报》。”A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没问题。”什么叫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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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南路上人非常少，既没有节日气氛，也没有世界末日的气氛。


　　后来，我终于和A离开了思南路。我又开始敲打路边的每一棵行道树，就像这样一棵，一棵，一棵……很有节奏地敲打下去。A说：“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闲的啦?”我说：“嗳，是的。我就是的。”A说：“唉。”他苦恼起来的样子有点像小熊维尼：眉头微微地茫然地皱着，两只眼睛靠拢到一起，永远无限靠拢，永远无法合拢。我爱小熊维尼。


　　我们离开思南路的时候，黄昏已经逼近了。1999年还剩不多的几个小时。A说：“让我来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说着拉拉我的手，一笑。


　　A带我去的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呢?是什么好地方，一定要在世界末日到来以前——或者说，在世界末日的这一天——去看呢?总之，既然是有一个地方要去，那么心就很安，知道世界末日不会马上就来——我现在知道，世界末日是不会在半路上来的，它要来，总是早会挑一个大家的手脚都凭空荡下来了的时候。世界末日就是这么好，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东西。


　　A带我去的是一幢非常非常老的房子，典型的解放前外国人住的高级公寓。它站在复兴路上，在它的前面是高架，更前面一点就是复兴公园。可是这幢房子好像对复兴路、高架、复兴公园这些东西统统置之不理。我们站在房子的大门口，肩并肩朝里看着——里面是一个昏暗的门厅，通向一座楼梯，楼梯背后的大窗户衬着铸铁的花样纷繁的栏杆，恍惚间隐隐约约有无数细小的铁屑纷纷落下。我和A依旧静静站在房子外面。A说：“从前这里是法租界。”顿了顿，又十分强调地重复一遍：“法租界噢。”说完，我们就走进门去了。


　　其实我明白A强调这里过去是法租界的意思，但是那种意思确切到底是什么，我说不出来。


　　门厅里铺着小块马赛克，拼出来好看的几何图形，过了那么久——不知道有多久——还是非常精致好看。铸铁雕花的楼梯，一级一级，爬到香酥的昏暗里。A在我前面走，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一步跨一级。每一个楼梯口装着一个很黯淡的赤膊灯泡，把黄色墙壁照得更加黄澄澄的——除了被它照亮的那一小块空间之外，楼房的大部分都深陷在黑暗里。A说：“这种地方，哪里都可以藏几个鬼魂。”我身上冷起来，说：“屁!”他嘿嘿地笑，说：“不骗你。为什么要骗你?鬼么也没有什么好怕的。鬼要来找你，不过是想问你要点东西。你好好对它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它就会走了。你以为鬼都像你一样不讲道理吗?”我大叫一声，像个皮球一样蹦到A的怀抱里。A伸手摸摸我的头，带我继续往楼上走，笑眯眯地说：“哈哈，阴谋得逞。”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到他在很恶地笑。于是我也很恶地笑起来，说：“屁!你以为我就不是预谋的吗?”他也愣了一下，没话回答，只好叹气道：“啊呀，小姑娘不要总是屁屁屁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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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后五个月(3)


　　A一直带我爬到四楼，打个弯，穿过一条两边两堵黄墙贴得很近的短小走道，来到一个非常宽敞的阳台上。看起来阳台现在是做公用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废物，但还是看得出来非常精致，形状是弯弯的半月形，线条爽朗，好看得不得了。我过去趴在栏杆上，看见楼下的花园，还有花园里的一棵极端修长美丽的连树，不由大声叫唤了起来。


　　我拉直了嗓子说：“襄没城，这是哪里?”A说：“这里就是我说要带你来的好地方。”我扭头看看A。他站在我身后，眼神很柔和很柔和，胸口很温暖很温暖——就像在我背后千年不遇的黄昏。


　　在我们的对面，也是一幢年深月久的公寓楼，带着明黄色水泥拉毛的墙壁。隔着一个小花园，黄昏渐近的阳光撒落在那明艳得幽幽散发出麝香气味的黄色墙垣上，从它表面游离出许许多多金灿灿的粉末，像毒药溶化在空气里，侵入我们的心口，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兜个不停。我紧握着我自己的双手，看啊看啊，看个没完没了。我是如此热爱这里。这里实在可爱——暴灵无比。我爱这里爱得心痛。


　　A说：“怎么样，这里?你来过这里，你就随时随地可以接受世界末日了。”A说：“这里简直就是我的世界末日。”A说：“喂，说话呀。”


　　我笑笑。我深深呼吸，这金色的有毒的空气，这见血封喉的空气。法租界的黄昏——我爱得心烈烈作痛。我说：“襄没城。”A说：“怎么?终于说话了?”我说：“我想划船。”A说：“明天带你去划船。


　　到黄浦江里去划。”我说：“我想看篮球赛。”A说：“我们到美国去看。要么我打给你看，比较简单，也精彩一点。”我说：“我想陈小春。”A气愤地说：“怎么突然想陈小春?为什么不想我?”我看看他，说：“你就在这里，我干什么要想你?”于是我们两个一起笑了起来。


　　在我心底深处，好像养着一只金铃子，一直悄悄潜伏在那里，不响，此一刻突然感到异常温暖，就痛苦嘹亮地叫响了。


　　我和A走出那幢美得仿佛世界末日的公寓，头顶直冒毒气，穿过马路去复兴公园。在路上，A说：“你为什么这样喜欢走路?”我说：“不知道呀。不知道呀。为什么呢?唉，知道就好了。”他说：“知道了就可以改了。”我很轻很轻地说：“是的。”


　　我记得这段对白刚才在哪里说过了。一个人居然会两次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来，真奇怪。


　　公园里有不少人在草坪上放风筝。我们四处转了几圈，因为中了毒，腿脚不稳，只好颓然坐在梧桐树下的长椅上。我对A说，我喜欢公园里的梧桐树，因为不去修剪，所以长得很修长，枝条都尽情舒展开来，一副十分健康优越的样子，那么美丽。A侧耳听着，说，嗯，嗯，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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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问我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书。我说没有，要么《上海电视》也算是书。A说：“我刚才看到长椅上坐着一个人在看《须兰小说选》，想起来寝室里有个人也有这样一本，所以问问你。没什么。”我说：“须兰是谁?”他说：“不是谁。一个写书的人。”我说：“写得好看吗?”他看上去很认真负责地想了一会儿，笑笑说：“一行字比一行字大。一段一段分开来，间隔越来越大。”说着摇摇头，摇头的样子又幽默又谨慎。我想象了一下：一行字比一行字大、一段一段分开来、间隔越来越大的小说是什么样子?可是想不出来——一点点也想不出来。于是我对自己说，A的讲法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们坐在令卢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复兴公园里，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都懒得说。黄昏的风来把冬天的阳光吹走。那阳光是一个脚跟不稳的家伙，身体虚弱，心肠温暖，离开的时候，十个带毛茸茸手套的手指头在梧桐道和草坪之间游游移移。我注视着它，含情脉脉。我知道它要递给我一个不可告人的承诺，虽然我猜不出那是什么。我太笨了。活着的人都那么笨。不远处有个谁在拉手风琴——《桑塔露琪亚》；因为不熟练，所以拉得断断续续，变成像正在逝去的阳光那样游游移移的曲调，始终不肯下来、到我身边来，而在梧桐树光秃秃的高树丫上踮着脚滑来滑去。A悄悄地把手放在我的后颈上——非常温暖，三十八度半那么温暖。


　　亲爱的，我说，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突然之间我成为像《桑塔露琪亚》那样老，老而无用，灵魂滑动在梧桐树的顶端，成天像电车般挂在空中滑来滑去。


　　不知这样过了多久，A在我身旁松了口气，放在我后颈的手也软了下来。他看看我，眼睛深处满满地盛着至少一公升的虚弱。我明白，我也同他一样——我心里的一根弹簧松掉了，永远松掉了。我们相互对视，虚弱地笑着。以前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这样地知根知底、心心相印过——我们甚至可以触摸到彼此呼吸的形状。我久久凝视A——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说：“好了。世界末日不会来了。”


　　证毕。


　　我和A晚上将与B、C他们一帮人在外滩会合。可是，因为世界末日没有来，复兴公园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如此悲伤。未来如此悲伤。我现在不愿意再写下去了。饶了我吧。


高考前十二个月(1)


　　清晨六点半，我们不三不四一大帮人从野营基地走出来的时候，C问我：“昨天联欢会什么最好看?”我说：“你最好看。”他马上往后一跳，手搭在A的肩膀上，一副不敢领教的样子，说：“不要搞呀。”我说：“是的嘛，你是最好看。”A于是对C说：“她一定觉得很没劲，很不开心，很无聊。”我瞪他一眼，说：“呸，我为什么不开心?”他说：“不对。我看你坐在露天里一点表情也没有。一个人如果连坐在露天也没表情，那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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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知道A什么时候看到我一点表情也没有。昨天晚上我拍手拍了那么多，叫了那么多，叽哩呱啦闲话说了那么多，怎么没劲?我说：“呸!你在那里唱那个某某某郊外的晚上时，我一直在给你拍照。”C惊讶地凑过来说：“你都拍下来啦?”我说：“嗯。”


　　昨天晚上全班的人都把嗓子给唱没了。可能人人都知道这将是分班前最后一次所谓班级活动，所以大家异常踊跃、积极、热情、兴奋、激动、失去理智、情绪高涨、精神错乱——怎么说都可以。这种火爆场面的确值得一照。这个班级是那么起劲。起劲地走上走下，起劲地唱歌，起劲地哄笑、拍手，拖人上去，喝彩，把喝了一半的啤酒罐头扔来扔去，起劲得异样。我们是在野营基地，在高二暑假的第四天，在露天，可是我们既没有天，也没有地，我们像一群浮游生物一样饱食终日、醉生梦死，我们幸福地唱着啦啦啦，在流光溢彩、充满烤鸭香气的空气里荡来荡去。


　　A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我和B坐在旁边看。我就坐在原地，以同一角度给A拍照。A穿着一件蓝T恤，说不出是一种什么蓝，总之是非常非常蓝的一种蓝，蓝得一点渣滓也没有，蓝得彻心彻肺。我看着A在这种蓝里面，不咀白为什么他在这种蓝里会那么好看。他那个人就像一面蓝色的旗，没有什么分量，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声中迎风招展。B说，哎哎哎，注意点。我说，干什么?她很恶地笑，说，你干什么看着襄没城两眼放光?我说，什么两眼放光，我是目露凶光，我在想把他那件好看的衣服抢过来。B又很恶地笑，说，呸。于是我就不响了——像B那么聪明的人，总是把别人的话不当话。又坐了一会儿，B站起来说，现在我不妨碍你目露凶光了，我也去唱歌，我也唱苏联歌曲。于是她走了。


　　又坐了一会儿，A唱完歌走过来，坐在B刚才坐的那块地方。我故意拍手给他看，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嘲笑我!”然后说：“你是不是无聊?”我诧异地看看他。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三次问这句话了——他凭什么这样认为?我就很凶地说：“屁!”然而A没有嚷嚷什么”哎呀小姑娘不要屁屁屁”，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转过头去欣赏正在大唱特唱的B。我望着他像面蓝旗一般的背，突然发现四周围已经很黑了，真的是极黑极黑——虽然他们在树上挂了灯，但在A这面蓝得没法再蓝的旗的映衬下，周围实在已经很黑了。


　　A一直在欣赏B唱歌，我一直在欣赏A的蓝衣服。他没有回头，突然出其不意地说：“这么垂头垂脑的。”我愣了愣。他转过身，说：“这次集体活动是我筹备的，你这么垂头垂脑，我多没面子!”我听他说话，目瞪口呆。夏夜的风吹到我脸上，可能因为这里人太多，风里也全是人的气味——也有A的气味吧?A的气味应该是蓝兮兮的那么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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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襄没城，你这个人责任感未免太强。”A笑起来，摇头晃脑，得意地说：“你知道吗?这种集体活动筹划起来，人的头要报废的。我这个头——喏，就是这个，”——他指着自己的脑袋——“可以送给这里作纪念，以免它死无葬身之地。我自己留着没有用——已经报废了。”我对他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他问我：“嗳，高考结束那天，要不要也像今天这样玩通宵?”“像今天这样?”我叹气，说，“怎么会像今天一样?”今晚之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各奔东西，一个个决绝地奔赴考场、赛场、竞技场、战场，拼个你死我活——怎么还会像今天一样呢?A没有理睬我，依然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商量过，准备高考结束后组织十个人到敦煌去。人选都定好了，里面也有你。”我有点想笑，但没笑。稍微别了别头，正好F笑得张牙舞爪的面孔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目送她走过去，看见她开始和B一起唱歌了。四周一片喧嚣。


　　我问A：“你跟谁商量的?”他就说，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他说：“去不去，你?”我还是有点想笑——他们说说去敦煌，就像去一趟人民广场那么简单。我说：“能去当然是去的。最好像今天这样，全班一起去。”我直了直腰，看空地上其余的四十几个人在夜幕下唱歌、笑闹、吹牛。这个晚上的确很美，很好玩。


　　A和我坐在一起，没有动。这样坐了很久，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抬起头开始观察天空，一直观察下去。我在旁边没有事做。今天晚上，我非常地安于这种没有事做的状态，真是开心，难得可以理直气壮地没有事做——真开心。我在悲壮地浪费时间，浪费我的年轻的生命。我悲壮地跟A坐在一起。A这个人……这个人。


　　像这样待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他突然伸直手臂兴奋地说：“啊!飞机!”是有一架飞机飞过，在空中画了根对角线。我所看见的其实不是飞机，而是飞机上的几盏灯。我说：“你干吗对飞机那么感兴趣?”A万分神往地目送那几盏不红不绿的灯光远去，消失，一去不返，然后慢吞吞地说：“等哪一天有了钱，我一定要买一架飞机，自己飞到巴黎去玩。”我爱理不理地听他胡说八道，不响——他这种话，有谁会去理他。只是A开始来劲了。他坐在我的身边，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天上有一架飞机，几米开外有许多人在借酒撒疯——他就这么开始说他怎么怎么向往巴黎，巴黎多么多么好，他说他倾家荡产也要到巴黎去一次，又说以后有钱了一定带我到巴黎去。我马上说，好的呀好的呀。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不怀疑他到那时究竟还认不认识我。


高考前十二个月(2)


　　这天晚上，我们班一定还有好多人许下了和A这些屁话同一类型的承诺。这跟我们喝的酒是有关系的。但除酒之外，似乎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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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喝过酒之后，很像老头子，对随便什么事都津津乐道。到最后很多人都睡觉去了，还有一两个人在哇哇大唱；至于A，则依旧坐在原地，手里捏着酒瓶子，喋喋不休。在A的周围，泥土和砖头的小缝隙里，数不胜数的小虫子和他一起喋喋不休。A穿着像一面蓝旗似的T恤、白色长裤、黑漆漆的NIKE鞋子，站起来走了没几步，就又跌坐在地上，手挥来挥去，很像昆虫大王。


　　离开野营基地的湖畔是在清晨六点半。其他人都走得比我快，我一个人拖拖拉拉慢慢吞吞。A和C在大门口等我。汽车发动的时候，绝望抓住了我，扼住我的咽喉，我哭都哭不出来。选物理还是选历史?我有一个暑假的期限来选择。B坐在我旁边，还在唱。A背过身去穷看越来越小的野营基地，大叫：“啊，真是杰作!这次活动实在是杰作!”满车厢的人都跟着他一起叫，C也叫，B也叫，我也叫。我们借着最后一毫升酒劲叫到魂飞魄散。我个人认为大叫是A这一次筹划中最出色的创意。


　　又一次和A一起走在这座城市千万条惹人生厌的马路中的一条上时，A问我他昨天说了些什么。我说：什么?没什么。他不相信，一定要知道。我只好叹口气，老老实实地说：“你说你要到巴黎去，还要带我去。你说香榭丽舍大街两旁可以停飞机。你说你要买一架飞机。你还说，你上次社会实践去学工的那个厂很好玩，你以后要带我去玩。你说那个厂像一个世外桃源，所有工作看上去都舒服得不得了，工人干活慢吞吞、懒洋洋，里里外外都像快要倒闭的样子，可是效益还过得去。你就觉得在里面开心得要死，还说希望下次带我去玩的时候他们不要关门或者整顿，否则多么没劲。你还说高考后要带我去敦煌玩。反正你总是要带我去哪里哪里，好像我这个人带来带去很容易一样。”


　　我说的时候，A一直在笑，到后来笑得连单肩背书包也掉下来了——先掉到手上，然后“啪”掉到地上。我警惕地说：“干什么?”他笑道：“我很崇拜自己呀，干什么。”接着又迫不及待地问我：“我还说什么?”我想了想，告诉他：“你说，天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担心刮风下雨以及会不会塌下来的，地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害怕地震岩浆以及会不会裂开来的，时间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宇宙的。可今天晚上我们五天无地，时间也没有，所以可以非常开心。”A笑了又笑，最后说：“可是这个晚上还是过去了。”


　　后来我们看见路边在拍电影。不知道是什么片子，演员也不认识，只看见水车在喷水，造成下雨状，建筑物上还拉了好几条横幅，上面写着：“庆祝上海解放。”A凑在我耳边说：“看到没有?今天是上海解放，你要注意点。一副苦瓜脸，人家会把你抓起来。”我说：“屁!”A说：“哎呀，说了十万八千遍，不要屁屁屁。”我龇牙咧嘴地笑笑。反正这个晚上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