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样年华

粉晶乖乖

赚了一些钱后，大家手头宽裕了许多，日子也过得奢侈起来。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四合院。东南西北，每个人和自已的女朋友占据一侧小屋，无聊之时，我们就支起桌子打麻将，赌注为一、二、四块，赢的一方请大伙吃饭。


不知不觉地到了元旦，我认识周舟快两年了，很想送一件新年礼物给她，于是在“中友百货”给她买了一件“ＦＵＮ”牌羽绒服，周舟很喜欢。


期末考试在元旦后如期而至，无论我如何厌倦又企图逃脱，它依然来势凶猛地扑向我，让我猝不及防。我已经有过一次“试读”，如果这次考试不及格的科目超过两门，我将会被学校开除，面对如此压力，我不得不有些畏惧，一旦真的被学校开除，我不知道自己除了整日待在家中还能做什么，尽管我曾经有过异常强烈的退学愿望，尽管呆在学校的日子里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但多在学校待一天，就可以晚一天面临社会压力，所以，学校并不使我感到厌倦，我很想留下来。


不被学校开除并非难事，考试通过即可，但只此一点足以让我力不从心。


我在这两年来的多次考试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每次考试总会有几个人不及格，而这些不及格的名额被我和杨阳等几个同学所垄断，轮流作庄，其他同学永远在及格者范畴，所以，当老师说某门考试至少会出现十人不及格时，就预示着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将难逃法网，全军覆没。这学期已经有两位任课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有两门功课在考试前就被赋予了不及格，如若其他科目再稍有闪失，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


办理缓考已不再是对付考试行之有效的方法，学校在这方面查得很严，所有没病找病的伎俩都被校医院的大夫和护士在集体的智慧下一一揭穿，再想办理缓考的话，只有折断自己写字的那只手，可很少会有人这样做，所以大家又在寻思着更上一层楼的办法。


我和杨阳在百思不得其解后毅然决定去饭馆喝酒。


我俩一边喝酒一边讨论着关于考试的事情，杨阳说：“这次悬了，弄不好就玩儿完。”


我说：“是啊，得想点儿办法，自己考是不能及格的，要再能从老师那里找来试卷就好了。咱们把‘机械设计’老师的办公室撬开怎么样？”


旁桌一个吃饭的人向我们这里看了一眼。


杨阳说：“撬开也没用，丫整天把备课本、资料什么的放在书包里，形影不离，卷子肯定在家里。”


“那咱们把他家撬了吧！”


旁桌吃饭的人又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


杨阳说：“别逗了，撬办公室属于品质不好，撬人家的门属于犯法，抓住了就得判刑。”


这时，那个旁桌人对我们说：“不用那么费劲，我就可以搞到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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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看了他一眼，说：“哥们儿，你没事吧，是不是喝高了？”


那人说：“不信算了，你们会后悔的。我是你们‘机设’老师的儿子。”


我和杨阳立即端着酒杯凑过去说：“哥们儿，你没骗我们吧。”


那个人说：“你们的‘机设’老师叫刘大康，他是我爸，我叫刘小康。”


我看了一眼刘小康，感觉他的五官还真是和刘大康颇有些相似，特别是眼眶部位，几乎见不到眉毛，给人一种脑门特大的感觉。我问：“你真能搞到考试题？”


刘小康说：“轻而易举，卷子就放在我家阳台上，我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份。”


杨阳问：“卷子少了你爸会不会发觉？”


刘小康说：“不会的，我妈经常从那一摞卷子中抽出一张擦玻璃。”


杨阳说：“哥们儿，今天这顿饭我们请了，你帮兄弟搞一份卷子。”刘小康从兜里掏出几张叠得皱巴巴的纸说：“这就是卷子。”


我们打开一看，果真如此，我说：“哥们儿，谢了！”


刘小康说：“我这儿还有答案，你们要不要？”


杨阳说：“当然要。”


刘小康说：“你们想请我吃顿饭就把答案也搞到手是不是太容易了？”


杨阳问：“你想怎么办？”


“二百块钱。”刘小康伸出两个手指头说。


杨阳说：“这么贵，我们自己做，不要了。”


刘小康说：“不要也行，我会让我爸不考这份卷子，换一份。”


我说：“如果我们买了答案的话，你能保证一定考这份卷子吗？”


“当然能保证，我爸懒着呢，他才不会轻易更换试卷。”


我说：“二百块钱贵了点儿，我俩也是穷学生，一百块钱怎么样？”


刘小康说：“你得这么想，如果过不了这门考试，你除了要交好几十块钱的补考费，还得复习，而且补考也不一定能通过，多累呀！你俩一个人一百块钱，把答案买回去一背，想考多少就考多少分，这多牛逼！”


我认为这份答案应该买，即使再贵一倍也会买的，有了它可以免去诸多不必要的麻烦，杨阳也流露出想买的意思，但我俩兜里的钱掏出来加在一起才二百零六块钱，而且这顿饭还没有结账。


刘小康说：“我看你俩也不容易，一百五十，不能再少了。”


我们给了刘小康一百五十块钱。


刘小康把钱装进兜里说：“明天晚上你俩在这家饭馆门口等我，我来送答案。”说完便欲起身离去。


杨阳揪住他说：“你丫别走，想带着我们的钱跑！”


刘小康说：“我已经说过了，明天晚上给你们答案。”


杨阳说：“你要是不来呢，我们***哪儿找你去！”


刘小康说：“你们怀疑我是骗子？”


我说：“咱们最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刘小康说：“你们到前两届的学生中间打听打听，我刘小康的口碑怎么样，他们全是靠我通过了考试，我没骗过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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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刘小康说：“我大学毕业后没事儿干，就卖点儿考题答案什么的。”


我说：“你只卖‘机设’的考题也挣不到什么钱呀，‘机设’半年才考一次。”


刘小康说：“我爸又不是只教这一门课，我妈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她还教三门课，我就是这里毕业的。”


我说：“那我们还是校友，以后有事还得麻烦你。”


刘小康给我们留下手机号，说：“缺什么卷子尽管找我。”


杨阳说：“你挺好的，无本经营，只赚不赔。”


刘小康说：“我的这种经营方式叫作‘守株待兔’，每逢期末考试，我就会出现在糯蟾浇的饭馆里，伺机出售试卷，我知道有许多学习不好的学生会在这个时候来这里喝酒。”


原来，我和杨阳是两只撞到树上的兔子，刘小康就是那个以逸待劳的农夫。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收到刘小康送来的试卷，本想和他坐下来再聊聊，无奈他说还要去另一个地方送一份他妈教的课的试卷和答题，然后便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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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上次偷“材力”试卷的前车之鉴，我和杨阳没有把搞到试卷的事情公之于众，所以，当我俩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不及格者的名单时，引起全班同学的震惊，特别是齐思新，认为自己比我俩复习得好许多，却只考了４１分。


齐思新为了这门考试吃尽苦头，屡考屡折，一年半后，当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候，我看见他依然在苦苦哀求刘大康放他一马。


由于上个学期我没有参加英语四级的考试，这个学期还要继续考试，直到通过为止，否则将无法获得毕业证书。凭我目前的英语水平，即使把及格线降低到３０分，也不一定能通过，但学校要求本科生必须通过四级，面对如此压力，我只好想些办法应付。


办法不能出在试卷方面，因为试卷是密封的，不到考试时间谁也看不到，而且考生的答卷将被送到阅卷中心由电脑评分，老师根本帮不上忙，所以，只能在考试人的方面想主意，譬如说找一个英语成绩不错的同学替我去考试。那么我的同学中究竟有谁可以担此重任呢，就实力而言，只有张超凡和佟小娅具有绝对的把握，他们却不愿意，也不敢冒此风险；就勇气而言，杨阳和齐思新是可以胜任的，可是他们的英语水平极其有限，只能把四级考个６０分多一点儿，但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四级过后他们便卖掉英语书，如今他们的英语水平并不在我之上许多；马杰和赵迪是实力和勇气都不具备的，更不能把他俩考虑在内。这时，我想起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周舟。她的英语水平绝对让我信服，即便在发挥不好的情况下，她扣掉的分数也会比我得到的分数少之又少（我通常只考２０多分），可能周舟会认为这件事情危险系数较大，不会轻易去做，但在我的鼓励下，我想她一定会放下思想包袱走上考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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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午饭的时候，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舟，果然不出我所料，周舟立即放下手中的饭勺，说：“不行，太危险了。”


我说：“没事儿，只要准备工作到位，绝对万无一失。”


“万一被抓到怎么办？”


“你放心，不可能被抓到。”


“怎么不可能，老师要查准考证和学生证，而且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些我早想好了，咱们学校在监考方面漏洞百出。”


吃过午饭，我和周舟按计划行事。她带了一张照片去学生科，对老师说：“我的学生证丢了，能不能补办一个？”


老师说：“带照片了吗？”


“带了。”周舟将照片递给老师。


老师接过照片看也没看，说：“手续费１０块钱。”


周舟掏出１０块钱放到桌子上，老师找出一个崭新的学生证，说；“叫什么？”


“邱飞。”


“邱飞？”


“对。”


“哪个ｆｅｉ？”


“飞翔的飞。”


老师在学生证上抹了许多胶水，贴上周舟的照片，又拿出学校的公章，在照片位置用力一按，说：“好了，以后小心点儿，别再弄丢了。”


周舟说：“嗯，谢谢老师！”


我一直在门外等候周舟，当她满脸笑容地拿着学生证出来的时候，我来不及等她把门关上，接过学生证狂呼道：“牛逼！”


这时，老师在屋里说：“同学，你过来一下。”


我想这下完了，我的忘乎所以暴露了目标，我攥紧周舟的手，示意她要沉着、冷静。


周舟回到屋里，问：“老师，您还有什么事情？”


老师盯住周舟看了几秒钟，说：“你这件羽绒服在哪里买的？”


“中友三层。”


“什么牌子的？”


“ＦＵＮ。”


“哦。”


“您还有事儿吗？”


“没了，谢谢。”


“不客气。”


我站在门外长出一口气。


考四级的这天，我和周舟在食堂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周舟还是避免不了有些紧张，我紧搂着她的肩膀说：“没事儿，就当是你自己的一次平常考试，但千万别写错名字，现在你就叫‘邱飞’了。”


周舟点了点头。


我目送周舟走进考场，坐在那张贴着“邱飞”字条的椅子上。周舟回头向后门望了一眼，我冲她点点头，她对我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我放心地回到宿舍。


张超凡等人都去参加英语六级的考试，周舟今天本来也是应该参加六级考试的，然而却冒着巨大的风险替我去考四级，想到这里，我内疚不已，开始坐立不安，只得又回到考场门口等待考试结束。


周舟满面春风地走出考场，说：“感觉还不错，及格肯定没问题。”


四级成绩颁发的那天，杨阳疯狂跑至我面前说：“你丫也太牛逼了吧，居然考了个优，请客！”根据学校制度，英语四级成绩在８５分以上者，可以获得学校颁发的４００元奖学金。于是，我用这４００块钱请狐朋狗友们大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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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结束，我只有一门功课没有通过，成功地完成了保级任务，系里有两个同学因为再次“试读”被开除，他们离开学校时满面笑容，不知道他们是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还是依然迷惘，满脑子空白。


我和几个同学在放假前进行了一次聚会，主要目的是发泄考试期间积蓄的焦虑和不安，当一瓶瓶啤酒灌进肚子的时候，我感觉舒服了许多，体内的不安被啤酒冲刷得无影无踪。


那天晚上我们又全体喝高了，我醉得不省人事，吐了许多次。


与我们同住一层宿舍楼的还有经济管理系（简称经管）的男生，但我们和他们却宛如生活在两个世界。每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在楼道里晃来晃去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机械系的。经管系的男生没有喝醉酒的理由，他们功课轻松，只需看看书、背背题就能应付考试，经管系又美女如云，不必为资源匮乏而大伤脑筋。所以，我们对他们非常气愤，稍有纠纷，就会动起手来，把愤怒转变成力量，用于拳脚之上，机械系男生擅打是全校闻名的，连校长都说：“机械系的男生也不容易，让他们打去吧！”


寒假到了，我除了准备过新年外还要准备补考，我对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被消耗在考试和补考上面无能为力，新年过后，我将迎来自己的２３岁。


我感觉漫漫人生就像在撒尿，每度过一年的光阴就如同撒出一泡尿，尿的颜色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一个人在这一年中的心情。青年人对待一年时光的态度就像喝过几瓶啤酒后对付一泡尿一样，任意挥霍；而老人却把一年的时间看得尤为珍贵，也像一泡尿，撒一泡少一泡。


我是在厕所中得出以上结论的，我经常在厕所里思考人生哲理，我的心中隐藏着挥之不去的厕所情结。


我的厕所情结始于对文学的热爱。起初，每次大便的时候，我的手里总要捧着一本散文，这样有助于我将排泄工作做得顺利。每当读完一篇散文的时候，我不仅在思想上豁然开朗，身体的某个部位也会畅通无阻，源源不断地将体内废物排泄出来。后来，当我也能够写出散文的时候，散文便不再能够带给我大便时的喜悦，我决定采用其他文体。


我曾先后尝试过诗歌和小说，诗歌每次都使得我大便不畅，我想这和它的晦涩难懂不无关系，倒是小说治愈了诗歌带给我的大便停滞不前的苦恼，并非小说具有“开塞露”一样润滑利导催便的功效，只因为它的篇幅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刚开始，一部短篇小说可以供我两次大便使用，后来凡是少于２万字的小说都不能使我畅快淋漓，为了每天只此一次就可解决此生理需要，我已改用３万字左右的中篇，久而久之，练就出腿上的坚实功夫，现在我已经能够做到在大便的时候一口气读完《还珠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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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看《永不瞑目》的时候遇见马杰，他跟我打了一个招呼：“拉呢！”我“嗯”了一声，没有更多回应，因为当时我正在对肖童倍受女孩们的青睐艳羡不已。当我随着情节的展开又看了１００多页的时候，马杰又来小便，见我依然捧着书专注地蹲在那里，便说：“你丫吃什么了，怎么又来了？”我抬起头，不悦地说：“我他妈根本就没走！”马杰半信半疑地撒着尿、摇着头。马杰第三次进来的时候，我仍旧保持着大便时的标准姿势，上身放松，重心下沉，双腿分开蹲于便池两侧，此时我并没有擦屁股完事的念头，因为还有６０多页没有看完。马杰张开嘴做出惊讶状：“你不会还在继续吧。”我说：“你先把嘴闭上，别让苍蝇飞进去，如果你再以每半个小时就撒一次尿的频率光临厕所的话，你还会第四次甚至第五次看到我。”马杰撒完尿不忘敬仰地看我一眼，然后把那东西放进裤裆，离开厕所，出门后还诧异地说：“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


我并非每次大便的时候总会一丝不苟地看书，我偶尔也会合上书思考片刻，总结一下刚刚看过的小说的艺术思想，回忆一下它的美学结构，这时我的视线总是停留在我的正前方，也就是小便池的位置，那是一个值得去留意的地方。


由于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小便的形式也不尽相同。首先，根据体内贮存水分的多少，膀胱释放的压力大小不一，这就决定了有些人可以站远些（小便台下面）而有些人却不得不忍受冲洗便池的水溅到鞋上的痛苦，站在小便台上面（如果他想把尿留在便池里面的话）。其次是掏出那东西的动作，这也是因人而宜的，有的人穿运动裤，他只需解开腰间的绳子，将裤子向下一褪，那东西便会自己暴露出来；有的人穿牛仔裤，这样他就要稍微复杂一些，先是拉开文明扣，再弯下腰，向后拱一下屁股，才能把那东西掏出来；有一种人是最方便的，他无需任何动作，只要膀胱发力就可放水，因为他是赤裸着身体，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前面一系准备工作的目的——排放体内的废弃液体。毫无二致，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会腾出一只手来夹住那东西，把它调整到一定高度，否则会浇到自己脚面，大多数人会选择用右手来完成这项工作，这是毫无目的的，仅是习惯而已。我只有一次看到一个学生在放水的时候双手叉腰，一副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事后才知道他是一个喝高了的天津人。


大便时所蹲的位置是观测一个人行小便之事的最佳位置，我可以看到一束水柱从那个人的双腿之间迸射出来，根据气候变化和他在近期内吃水果蔬菜的多少，那股水柱会呈现白和黄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此现象证明了他最近的身体状况。我在此时往往会展开逆向思维，逆那束臊气的液体而上，来想像撒尿人的那东西是何模样，这需要考虑得综合全面，此人的高矮、胖瘦、肤色都是决定那东西规格的重要因素。在释放液体的时候，有的人因为缓解掉腹中压力而兴高采烈，他们嘴里会哼唱着最媚俗的流行歌曲；有的人除了右手夹住那东西外，左手还要夹一根香烟，不时地嘬上一口；有的人会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一次，一个正在撒尿的人回了一下头，见我正注视着他，便对我嫣然一笑，我也冲他抱以微笑，从此以后，我们凡是在校园里遇到都要相互点一下头，以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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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大家都要抖搂抖搂那东西，否则一些意犹未尽的液体会被带到裤头上，造成不卫生，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一次尿完，还要为抖搂而浪费时间。当把那些含有各种毒素和矿物质的液体从体内转移到便池后，大多数人都要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他们会边走边把那东西收回去，免得被人误认为不要脸，还有人会把手在裤子上蹭蹭，此时裤子上便会留下一小片潮湿的痕迹，这是刚才不慎浇到手上的。


有时，在我专心大便的时候会听到隔壁单间里传来“轰”的一声，紧接着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般衔接紧密的声音，大有气吞山河之势，随之而来是一种恶不可闻的气味。虽然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如此事情有失大雅，但也会憋足全身气力回敬他一次，以此来证明我的存在，告诫隔壁不要太放肆，做人还是收敛一些的好，可我每次都是力不从心，无法做到惟妙惟肖，隔壁依旧在气焰嚣张地做着坏事，看着别人在我面前兴风作浪、胡作非为而自己却束手无措，这就是人体功能造就的巨大悲哀，人比人气死人呀！


一个人在完成大便工作后，会收拾一下残局，用水将它们冲掉，它们被水冲走后也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扑嗵”的声音，仿佛一块巨石投入水中，这种声音的主人往往体魄健壮、身材魁梧，他们体育成绩很好；另一种是清脆的“咚”的一声，就像中国选手的跳水，可想而知，水花压得相当小，能够制造出这种声音的人通常弱不禁风，面带菜色，但学习成绩异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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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究意被冲到什么地方我也无从知道，反正它们会变成化肥施在我们吃的粮食上面。人们总是在吃饭时谈便色变，而拉屎时讨论羊肉串与羊板筋的孰劣孰优却异常兴奋。其实将这件事情以一颗平常心对待，问题便迎刃而解，大家都可以像我亲眼目睹过的一个同学那样，左手拿手纸，右手拿油条，在厕所里边吃边擦。


就我所居住的这座宿舍楼的厕所而言，存在着诸多设计上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每层楼只有三间厕所，每间厕所仅有四个蹲坑，也就是说，其最大排泄总量仅可供１２名学生同时使用，而每层楼有５１间宿舍，每间宿舍可容纳６名学生，这１２个蹲坑对３０６名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僧多粥少，所以每天早晨７∶３０－８∶００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四名学生在里面怡然自得地蹲着，十几个手握卫生纸的学生排在厕所的门外焦急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每有学生从蹲坑的小单间起身，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学生便会疯狂奔至单间外，准备时刻进入，此时也不再顾忌那股奇异的味道。也会有蹲坑的学生在完事之前掏出手机给同宿舍的某个同学打电话：“某某，你赶紧过来吧，我快拉完了，中午别忘了请我吃饭呀！噢，对了，带点儿纸来，我刚才出来得急，忘了。”之所以建造如此之少的坑位，我想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宿舍楼始建于１９６０年，那时我国正闹灾荒，没有谁动辄就把肚里仅存的那点儿东西排出去，至少要存五至七天，所以坑位设计多了就是浪费，谁想到，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把我国经济发展得如此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吃的方面，人们已经适应每天至少大便一次的习惯，由此看来，当初的设计师缺乏放眼未来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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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每个单间的挡门均无一例外地被拆掉，这样你在里面的所作所为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虽然没有什么丑陋可言，但毕竟属于隐私范畴，所以每次当我置身其中的时候，总有一种惶惶不安之感。据说这些单间的门原来是存在的，时常有些文采稍好又擅描画的同学在蹲坑的时候会将才华转变成一些图文并茂、内容生动的生理卫生图解置于其上，这些东西被一位来我校视察不幸吃坏肚子的副市长尽收眼底，当即下令，拆除所有的挡门，不给不正之风任何有机可乘之载体。


再次，蹲坑单间内纸篓的位置有碍观瞻，它总是被摆在蹲坑者的面前，蹲坑者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尽管会竭力不去看它，但还是会在无意中瞥到几眼，极大影响到蹲坑者当天的快乐情绪。我们可以随手将它挪开，置于身后，可大家碍于其不卫生，谁也不去管，只好眼不见心不烦。


我的２２岁就这样过去，它已一去不复返，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悲哀。


寒假过后，我们迎来大三的第二学期。学校安排我们到位于昌平的某机床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参观实习。


第一周周一清晨，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睁眼一看，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起床穿衣，刷牙洗脸，并骂骂咧咧地抱怨着学校的凶残施暴，破坏了大家１０点钟起床的惯例，许多同学在半梦半醒之间坐上早班车，飞奔在通往昌平的高速公路上。


第一天上午的实习内容很简单，由一名刚毕业分配来此的大学生带领我们参观工厂。此人姓张，与我们并无过大年龄差异，而且颇有共同语言，被我们亲切地称呼为：老张。


中午，老张带我们来到工厂内部饭馆吃饭，饭菜丰盛得有些出乎意料，我和杨阳、齐思新不仅喝了几瓶啤酒，还抽了几根“万宝路”，对此我们受宠若惊。


我问老张：“我们以后每天都到这儿吃饭吗？”


老张嘴里嚼着花生米说：“哪有这种好事，咱们以后都得去食堂吃饭，今天特别。”他指着窗外一间破陋的大房子说，“就那儿。”


窗外，一名女职工正把饭盒里的饭菜倒入门口的大缸，一群黑色的飞虫被惊吓得从缸中飞出。


下午进行了实习分组，我和杨阳被分配到喷漆车间，齐思新被分到锻压车间。


我和杨阳待在车间无事可做，决定去看看其他同学，刚走出喷漆车间，就见齐思新正推着一辆满载砖头的小车艰难地从此经过，我们叫住他，问道：“你推砖干什么？”


齐思新指着锻压车间说：“那帮王八蛋在车间玩牌，叫我出来推砖，真他妈孙子！”


杨阳说：“把车扔一边儿，甭管他们！”


齐思新码了码即将滑落的砖头说：“他们说推不完五车砖就不准我下班！”说完，大吼一声，推起小车向前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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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齐思新累得腰酸背痛，早早地躺在床上休息，并呻吟着说：“明天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齐思新说他在下班的时候看见若干辆满载砖头的卡车正源源不断地驶进工厂。


第二天，齐思新果然没有去工厂实习。一个星期后，同学中已经没有人出现在工厂了。


这几天的实习异常枯燥，大家整日坐在一间硕大的屋里，从早晨开始，等待中午下工铃声的响起，然后拿着饭盒冲向食堂，抢在那些工程师和工人师傅前面买到午饭。吃过中午饭，大家趴在桌上或倚靠墙壁或站立着睡午觉，直到下班铃声响起，背着书包迅速消失。


第二周的某天早晨，北京地区大风降温。我在甜蜜的梦乡中被电话铃声吵醒，睁开眼睛看到齐思新正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装出极困倦的样子叫他去接电话，他躺在床上摇晃着脑袋说：“不去。”


我只好去接电话，可刚掀开被角，就感觉寒气逼人，于是又裹紧棉被，躺在里面期待齐思新熬不住或电话铃声自动消失。


这时，杨阳从上铺探出脑袋，看见我俩睁着眼睛无动于衷地躺着，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


没有人理他，铃声还在继续。


“操，我去接，真他妈懒！”杨阳凭借整日引以为荣的腹肌，没有用手支撑，便以平躺的姿势坐起来，我在下铺感受到从上面传来的剧烈震颤。


“行了，还是我去接吧！”我及时阻止了杨阳，因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伸脚就踩，好几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脸完成下床动作的，而他每次都会在落地平稳后笑着对我说：“哎呀，又没看见。”我十分肯定杨阳的行为绝非无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赶紧用手抱住脑袋，可是肚子却成为他下床的第一落脚点，当时我刚吃完一大碗面条，正准备睡午觉，这一踩险些酿成我的生命危险。事后杨阳说：“本来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么脑袋呀！”所以，为了免遭空袭之苦，我还是主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可够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电话前的这段时间里，铃声又响了不下十声。


“喂，找谁？”这是我们接电话的通用方式，如果对方说要找某个同学，我们从声音判断出此人是学生家长的话，就会语气平和地说：“您稍等。”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吗？”“电话！”“哦。”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接电话。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某某不在宿舍。”对方会感激地说：“谢谢你，喊这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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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塞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他们在车上遭受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儿，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儿鸡毛蒜皮而骂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这些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每日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长发迎风飞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皮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并不时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性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就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


我们对齿轮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做时，我们就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开始她对我们还很热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生产的齿轮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时去找她，她总是半阴着脸，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我们只得不再找她，呆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有时，我们会买几包烟，大家围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里弥漫的烟雾让我们分辨不出彼此。


终于熬到中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饭盒奔向食堂，午饭已成为我们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过午饭，我们会和工人们在操场上踢一会儿足球，他们采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犷型打法，我们惯用稳守反击，经常以柔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