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样年华

粉晶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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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电子书·大学生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6-7-31 15:21:00 本章字数:4835





在我快洗完的时候，突然从水房外闯进一名彪悍的中年妇女，她是学校雇来打扫楼道卫生的农家妇女。当时我正面向门口，正好被这个女人看个正着，尚未来得及掩遮，她便退出水房，留下一句：**！


经我分析，这两个字可能包含这样一层意思：**，你丫胯下长了一个什么玩意呀，和俺们村口那头大骡子比起来，你的也能叫作阳物！我就没见过这么小的！


想到自己被人藐视，我心中顿生怒火，接了一满盆凉水，高举过头顶，倾斜盆口，凉水猛地倾注下来，浇遍全身。


我们送给那个农村妇女一个称号，名曰：油任儿妹，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典故。那个妇女的职责是打扫楼道卫生，其内容包括扫地、墩地、冲厕所、倒垃圾。因为她负责冲洗男生宿舍的厕所，男女有别给她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譬如说，她每次进男厕所前都要在门上重重地敲三下问道：“油任儿妹？（有人吗）”如果里面没有人回答，她就拖着一条黑色橡胶皮管而入，开始冲刷厕所，如果里面有人回答：“有！”她就会先做其他工作，过一会儿再来问：“还油任儿妹？”每个学生起床的时间不同，上厕所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往往出现一个人刚出来就又有一个人进去的情况，因此，她会将“油任儿妹”这句话从早晨一直问到中午，到了中午，一些吃过午饭的学生又来厕所排遗，这样一来，她便不得不将本该在早晨完成的工作一直拖延到下午或傍晚，甚至到夜深人静，但仍无法避免起夜的同学将她的工作一误再误到天明，第二天，同样的情况仍会出现，也就是说，她可以不必去冲厕所了，但若这样，就会被楼长扣掉工资，所以，她会乐此不疲地在厕所门上敲三下，然后问道：“油任儿妹？”以此向楼长证明她是何其努力地工作。


“油任儿妹”有时会守在厕所门口，为了冲刷厕所而不让学生进去，但如此一来学生会质问她：“你不让我进去，那我把屎拉在哪里？难道拉你们家炕上不成？”她被这句话吓坏了，便乖乖地退出来让给学生们该撒的撒，该拉的拉。其实，她大可不必为这句话而担心，因为学生们根本不认识她的家，即便认识，学生们也不会真的千里迢迢跑到她家炕上去拉屎的。


我对“油任儿妹”的很多做法深感愤慨，举例来说，她不知道节约用水，每次涮墩布的时候，都会把两个水龙头同时拧到最大流量，任自来水如瀑布般飞流直下，而她却站在一旁哼唱着二人传或黄梅戏，直到从墩布流出的水变成和自来水一个颜色为止。我很想批评油任儿妹，她也许认为自来水同她们村子的河水一样，自有它的发源地，即使不使用，也会流走，无论你怎样挥霍，还会一滴不少地流向下游，在她看来，我们的楼下就相当于河流的下游。我很想给她讲解自来水和河水的不同，告诉她污水处理、过滤、消毒、净化是相当复杂的过程，而且需要花费很多金钱，但恐怕她一时间难以接受，不理解自来水与河水究竟有何不同，枉费我的一片苦心，所以，还是放弃了对她进行说服教育，只好任其放任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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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任儿妹”和学生之间会频频发生口角。一次，齐思新在水房刷牙，“油任儿妹”将涮墩布的水溅到他的嘴里，齐思新当即冲她喊道：“你丫不会轻点儿呀！”


“油任儿妹”毫不示弱，立即用家乡话反击，听得齐思新头晕脑涨，他料定“油任儿妹”听不懂北京俗语，就趁她在疯狂喷吐乡下话的时候说了一句：“傻逼！”


谁料“油任儿妹”不但听懂了这句话，还反唇相讥道：“谁傻逼，你才傻逼呢，你不傻逼怎么考不上清华，傻逼才考这儿呢！”


齐思新听后，差点儿七窍出血倒地而亡，他咬着牙说道：“甭管我在哪儿上学，总比你没文化强。”


“油任儿妹”依然游刃有余地应付道：“女子无才便是德！”


齐思新又说：“汝乃山野村妇，吾不与你争论。”


“油任儿妹”气势不减，竟还嘴道：“尔乃皇城根儿一匹夫而已！”


齐思新说他当时连找几个哥们揍她一顿的心都有了，但担心她会叫几个姐们儿用唾沫淹死他。


几天后，全校上下开展除蟑螂活动，那天正好是周末，学校规定北京学生全部回家，外地学生离开宿舍，屋内一律不许留人，学校将派人在各个宿舍内撒放灭蟑螂药，这种药极具刺激性气味，而且会呈烟雾状四处挥发。撒药的任务落在“油任儿妹”的身上，她脚穿雨鞋，手带橡胶手套，嘴上遮着一副白里透黑的口罩，俨然一副日本生化兵的打扮。


齐思新没把学校的通知当回事儿，躺在床上睡大觉，“油任儿妹”用钥匙打开宿舍的门，将灭蟑螂药撒在墙角，屋里顿时弥漫了刺鼻的烟雾。


齐思新从床上跃起，冲“油任儿妹”喊道：“**，你丫长眼睛没有！屋里还有人呢！”


“油任儿妹”说：“楼长说了，有人也放。”说完便退出宿舍，“砰”的一声将门撞上。


齐思新来不及穿好衣服，提着裤子捂着鼻子逃出楼去。


洗完澡后，我给周舟打了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喜极而泣地说：“你快下来！”我照着镜子梳理了头发，跑下楼。周舟正欣喜地站在男生楼前等我，我走上前，周舟一头扎进我怀里。


晚上１１点钟前，我和周舟沉浸在二人世界里面。熄灯前，我把周舟送回宿舍，临进楼门的时候，周舟紧紧地抱住我，深情地与我吻别。


回到宿舍，杨阳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喝酒，于是，我便同杨阳、齐思新和钟风一同来到宿舍楼下的羊肉串摊，我们四人光着膀子围坐一张小酒旁，每个人的屁股下面是一个小马扎，脚下摆着若干瓶啤酒。


我将这次西安之行的全部经历向他们娓娓道来，并一再叮嘱说，千万不要让周舟知道。他们举着酒杯向我保证道：“哥们儿做事儿你放心。”


杨阳问我为何不辞而别，一个人去西安。我说，我感觉学校的生活太压抑了，我们每个人不得不为应付考试而丢掉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理想。我们并没有在为自己生活，而是在毫无目的地混日子，做一天犯人蹲一天监狱。虽然没有面临生存压力，但这种生活却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我感觉自己正置身于水深火热中，忍受着苦苦煎熬，这种状态无异于自杀，而且，我总觉得二十多岁的人应该做点儿什么事情，可我的２２岁却依然在为考试而苦恼，这种生活使我很不适应，我不想再上学，我要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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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说，无论多大岁数，只要你还在上学，考试就应该是你与生活的主要矛盾，如果换成别的，反而不正常。虽然你现在基本上属于一事无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２２年，有２年被用来吃奶，有２年还在穿开裆裤，还有２年被你用来玩撒尿和泥儿、放屁崩坑儿的游戏，剩下的１６年你一直在学校学习，之所以觉得自己毫无所成，是因为你在这２２年里根本没有做其他事情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具备做牛逼事情的素质，说不定毕业后的哪天，你就牛逼起来了，千万不要离开学校，知识就是财富。


我问杨阳，你认为在学校能够学到知识吗？


杨阳说，当然学不到，但在这里我们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方式，可以掌握更多的学习方法，可以思考许多问题。就拿你来说，上学前还在为考上大学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分数，而现在却产生了退学的念头，这就说明你现在与两年前有了截然不同的观念，你学会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如果当初你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随便找个单位上班的话，那么你现在一定是个惟利是图的小职员，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俗不可耐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绝不会像现在这样，看过许多书，思考过许多问题，你只能终日沉浸于体育彩票、家长理短和奉承上司之中，所以，大学不仅要上，还要上完，毕业的时候我们又会是另一个样子，杨阳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一边给我讲述这些道理。他说，今天我喝高了，话可能多了点儿，但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无论怎样，还是要把大学上下来。


我举起酒杯对他们说：“那咱们就混到毕业吧！”然后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喝到１２点的时候，我们集体上了一次厕所，齐思新带头走进一片小树林，每人来到一棵树下，准备用尿浇灌它们茁壮成长。我率先尿完，环顾四周，见杨阳和钟风摆动着屁股，好像在用尿书写自己的名字，而齐思新却双手自然下垂，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你干嘛呢？”我问。


“撒尿呗！”齐思新感觉我的问题很可笑。


“你的尿呢，我怎么没看见？”


齐思新一低头，发现裤子还系在自己的腰间，而他确实感觉尿已排出体外。这时，钟风指着齐思新的裤裆说：“你丫这里怎么在滴水？”


齐思新如梦初醒，赶紧褪下裤子，可是尿已经一滴未损地浸透在他的裤子上。


虽然尿湿裤子，但丝毫没有影响到齐思新喝酒的高涨情绪，他脱去外裤，穿一条被尿浸湿的小裤衩坐在马扎上继续与我们喝酒，空气中弥漫着臊乎乎的味道，分不清这个气味究竟来于烤羊腰，还是齐思新身上的那条裤衩。


凌晨２点的时候，烤串老板对我们说：“哥儿几个，差不多了吧，我要收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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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说：“您收您的摊，我们再喝会儿。”


老板说：“那你们是不是先把账结了。”


钟风说：“行，你再给我们拿１０瓶啤酒，烤２０个串。”


老板说：“现在到天亮还早着呢，你们多来点儿串吧，我陪你们待到两点钟也不容易。”


钟风说：“不用了，２０个串足够吃了，也许还吃不了呢！”


老板看出钟风是为了喝酒而吃串的那类人，便不再强求。


钟风这类人的显著特点就是，喝一瓶啤酒顶多需要吃一个肉串，这种本事绝非一日之功，是钟风经过严格的训练才由五串练到一串的，钟风说他要把这种功夫练到极至，即只吃一块肉便可喝掉一瓶啤酒。


钟风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让老板烤了六个串却喝掉七瓶啤酒，而且这七瓶啤酒是从超市买来的，一个人占用整张桌子长达两小时之久，使得旁边攥着一大把羊肉串苦于没座位而不得不站着吃的学生不停地向他瞥来白眼，但钟风毫不在乎。老板说，这是我经商以来做过的惟一一次赔本的买卖。更可气的是钟风居然把那几个串让老板反复加热了好几回。那天晚上，老板也喝了许多酒，他涨红着脸，攥着一个空酒瓶，怒不可遏地站在钟风面前，否则钟风还会不知好歹地从书包里掏出另外三瓶啤酒（他在超市买了十瓶），并拿出一个从食堂买的凉花卷让老板放到火上烤一烤。


早上五点钟，宿舍楼门被看门的大爷打开，我们七扭八歪地鱼贯而入。我进了宿舍没有脱鞋便倒在床上，钟风找来一张凉席席地而卧，杨阳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到上铺，拿一条毛巾不停地擦着汗，齐思新脱掉小裤衩，用毛巾被裹住身体，很快，我们便各自睡去。


八点钟的时候，张超凡、马杰、赵迪纷纷起床，并不时地说着害怕、多喝水之类的话。我睁眼一看，马杰正守着两个葡萄糖瓶子往肚子里灌水，一问才知道，原来我们今天要献血。


我问：“我们昨天喝了一夜的酒，不献行吗？”


马杰说：“学校规定了，只要化验合格者，必须献血，否则不给毕业证。”然后又抱着葡萄糖瓶子咕咚喝了一大口，可能是实在喝不下去的缘故，他问我们：“你们谁喝？”


没有人理他。


过了一会儿，马杰躺在张超凡的床上说：“憋死我了！”


杨阳从床上跳下来说：“那你丫就尿去，在这儿瞎喊什么！”


马杰说：“不能尿，要不然就白喝了。”


八点半钟，我们来到校医院做血液检验，最后的结果是，张超凡，马杰、赵迪血液合乎标准，而我、杨阳和齐思新却因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许多，被禁止献血。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我走到护士面前，带着口罩的护士皱着眉头在我的身上闻了闻说：“喝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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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昨天晚上喝的。”


“喝了几瓶？”


“说不好，四个人喝了３１瓶。”


“行了，你走吧！下一个！”护士对我身后的杨阳喊道。


杨阳走到护士面前，护士同样闻了闻杨阳，然后说：“喝酒了吧！”


“没有！”


“那怎么这么大酒味？”


“出的汗，一到夏天我身上就有这味儿。”


护士皱紧眉头，用镊子夹起一大块酒精棉球，在杨阳的胳膊上擦来擦去，直到酒精棉球变成黑色，被擦过的部位明显比其他部位白出许多。护士将针头扎入杨阳的胳膊，一拔活塞，殷红的血液从杨阳体内流入针管。


齐思新也因为主动坦白自己喝过酒，节省了化验所需的一针管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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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后，化验结果出来，杨阳的化验单上写道：血液？啤酒！绝对禁止此人献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马杰很羡慕我们，他说：“要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我把葡萄糖换成啤酒多好！”


我问杨阳：“你为什么知道自己的血液不合格还要做检验？”


杨阳说：“我觉得医院缺少我这样的血液，有些嗜酒如命的病人靠输鲜血是得不到治愈的，他们需要向体内注射一些酒精，而我的血液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组合。”


我认为杨阳说的是醉话，他还没有恢复到清醒状态。


不知道是谁传出这样一条信息：一些保存不善受到污染的血液被送往食堂，撒了一些盐后便凝结成血豆腐，成为食堂的原料。


学校食堂因为蜚语的四处流传，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食堂的炒血豆腐和血豆腐麻辣烫在近一个月内没有卖出一份，全部被倒进剩饭缸内，倒是“溜肝尖”这道菜在此期间颇受宠幸，已经屡有猪肝供不应求的情况出现。


周舟第一次从我身边离开就是由我们一起去吃“溜肝尖”引发的。在我们系的学生献过血后的第二天，轮到周舟所在系去校医院献血，周舟献完血后，拉着我同她去饭馆吃溜肝尖。吃完饭结账的时候，我把钱包交给周舟，让她去吧台付款。交过钱周舟又把钱包给我，当时我穿着一条只有屁兜的大裤衩，装钱包很不方便，就让周舟先装着，我们一会儿还要去超市买滋补品。


选购完商品结账时，营业员说我们所买的商品一共是七十八块五毛二，我的钱包里正好有七十八块五的零钱，差两分，营业员死活不肯少收两分钱，我让周舟仔细翻一翻钱包，因为我经常会把几分钱的钢钅崩塞到钱包深层。


就在这个时候，周舟在钱包最里层翻出那张已经被我遗忘的避孕套发票，周舟看到后把它捏成一团，扔在我身上，气愤地跑出超市。我没有顾及那些商品和说我有病的营业员，急忙追出超市，拽住已经跑出超市门口的周舟，问道：“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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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舟看也没看我一眼说：“你说怎么了！”


“你听我解释，我……”


“甭解释，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连试都不考就走了，原来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你。”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


“我想什么了，是你做贼心虚吧！”


“你不了解真实情况。”


“我不想了解，我还是走吧，省得对你碍手碍脚的。”周舟伸手拦了一辆从身边驶过的出租车，甩开我的手，坐了进去。


我尚未来得及跟着钻进去，车门便“砰”地一声紧紧撞上。


汽车从我身前加速驶去，不知道周舟要坐着它去向哪里。


返回北京前，我在西安的旅馆里仔细检查了东西，把认为和汤珊有关的所有物品全部留在旅馆，特别是那盒没有用完的避孕套，还剩下十几个，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买１０支装的，现在我又不能把剩下的打包带回北京，只好将它们塞到旅馆的枕头下面，供下一位在此房间过夜的男人使用。我本以为高枕无忧，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北京，却万万没有想到，钱包里还埋藏着定时炸弹。


我不能没有周舟。


听郝艾佳说，周舟最近没有住在学校，我整日守在电话旁，不停地拨打周舟家里的电话，然而，从话筒里传来的不是盲音便是周舟妈妈说：“周舟不在家，出去了……”


我失魂落魄地游荡在校园，感觉生活出现了巨大空洞，惶惶不可终日。


暑假来临，乐队排练颇具成效。每日排练后，他们三人全有女朋友陪伴左右，我却形单影只，没有了周舟的我情绪极为低落，又因为没有参加考试，六门功课的成绩全部以零分处理，惨遭“试读”，如果此类情况第二次在我身上发生，我将面临被勒令退学的危险。一时间，所有痛苦的事情向我汹涌而来。


每日排练结束后，我们会去一家饭馆吃饭。佟小娅和齐思新在这个时候已经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杨阳和郝艾佳也不再对对方有秘密可言，两性的话题成为我们互开玩笑的焦点。


一次杨阳喝得面红耳赤仍让服务员拿啤酒来，郝艾佳阻止他说：“别喝了，再喝你身上又该红了。”


我急忙问郝艾佳道：“我们只知道杨阳喝酒脸红却不知道他的身体也会变红，你是怎么知道的？”


郝艾佳脸色绯红，说不出话来。


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杨阳经常会在酒后和郝艾佳乱搞，由此看来，酒能乱性这句话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这种快乐情绪并不能感染我，相反，让我很不舒服，我匆匆吃了两口饭便决定先走一步，他们也知道我为何如此，不再强留。


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忽然想到周舟也许不会再回到我的身边，我们的关系也许就此结束，她成为一个美丽的身影，在我的眼前出现又消失……这时，我想起另一个人——韩露，我们已有半年没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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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后，我决定给韩露打一个电话。我没有看电话本，就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这个号码曾经被我拨打过无数次，无需察看键位，仅凭借手指的方位感觉，便可准确无误地拨通此号码。


“喂！”是韩露的声音。


“我是邱飞。”


“哦，是你呀，在哪儿？”


“我在学校，你从上海回来了，过得怎么样？”


“还行，你怎么样，和女朋友挺好的吧！”


“我们分手了。”


“为什么？”


“说来话长……”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相逢而且又相识。”


“咱们同学最近又聚会了吗？”


“没有，没人组织，大家好像都很忙。”


“你和郑勇、冯凯有联系吗？”


“偶尔打个电话，联系不多。”


“咱们同学都在做什么？”


“不知道，谁也处理不完自己的那一摊事儿。”


“我最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你来找我吧！”


“好，我正想找个人聊聊。”


“什么时候来？”


“明天。”


“几点？”


“上午１０点？”


“好的。”


第二天上午１０点钟，我如约来到韩露家中，在她为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她那张比以前成熟了许多的脸上流淌着心清如水的平静，看来她已将痛苦的往事彻底遗忘。


“坐呀。”韩露把烟灰缸放在我面前，“你抽自己的烟吧，不知道我爸把烟放哪儿了。”


我点上烟，想对韩露说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她看出我的窘态，便说：“你暑假里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我现在的心情一落千丈，什么都不想干，你呢？”


“我打算上一个英语四级辅导班，我感觉这次四级考得不好，你能通过吗？”


“不能，我根本就没去考试。”


“为什么，我记得你高中时英语成绩不错。”


“哎，别提过去了。”我深吸了一口烟。


“你好像变了许多。”


“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发展的，时间过去了，你被改变了。”


“你好像把一切看得很淡。”


“没有，我一直在认真对待一切，可它们却像愚弄傻子一样，不停地与我开着残酷的玩笑。”


“没你说得那么严重，咱们一起参加四级辅导班吧。”


“还是你报吧，我不想。”


“哪里的辅导班好？”


“清华、北大、北外的都不错。”


“那我明天就去北外报名。”


第二天，我陪韩露到北外报了名，从此她每天便为上课、学英语而忙碌，无暇顾及他事，我每天跟着乐队排练提不起精神。


此时，我们在酒吧获得一些演出机会，这也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入，有时候我们一个晚上在两家酒吧演出，先在第一个酒吧唱六七首歌，然后再赶往下一个酒吧，唱的还是那六七首歌。唱一场乐队会得到１００元左右的报酬，这些钱除了满足乐队开销外，余额被平分到每人手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感觉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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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的机会逐渐增多，我们的排练次数也愈发频繁，但四个人却不能全部准时地出现在排练室，总会有某个人因为某种原因延误排练，而另外三个人却坐在排练室徒劳地等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所以为了加强彼此间的联络和与外界的交往，我们每人配备了一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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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西餐厅的老板从我们常去演出的一家酒吧老板那里打听到我们的手机号，打电话通知我们去他的餐厅试一试，于是我们就带着乐器前往。


我们把那些经常在摇滚酒吧演出的曲目演奏了一遍，老板走上台来，捂着耳朵说：“哥儿几个别演了，太闹，我们这里是西餐厅，乐队应该在客人进餐的时候演奏柔和的音乐，烘托出浪漫的气氛，有烛光、有牛排、有红酒、有柔美的音乐，像你们这么吵，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吃饭呀，来了他也吃不下去。”


杨阳弹着吉他唱了一首“Ｒｉｇｈｔｈｅｒｅｗａｉｔｉｎｇ”，老板听后说：“对，就是这个意思，要柔一点儿的音乐，回头给你穿上西服，带上晚礼帽，打上领结，客人在下面吃，你就在台上唱，你看怎么样？”


杨阳说：“你给多少钱呀？”


老板说：“一个小时５０块钱怎么样？”


杨阳收起吉他，甩下一句话：“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唱！”


乐队排练室的隔壁住着一个年轻女子，那间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内除摆设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双人床外，只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面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进屋前，此女子总要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走进房间，我们不知道她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只对她留有一个爱清洁的印象。


一次排练的间歇，我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屋里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一阵床铺的“吱吱”声，声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致最后连成一片并混合着粗重的喘息声，不绝于耳。上厕所回来后的钟风说，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子的鞋，另一双是擦得锃亮的男式皮鞋。


杨阳说：“她是不是一‘鸡’呀？”


齐思新说：“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两口子大白天也高兴的可能。”


后来，我们又陆续在隔壁房间的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而且新旧程度不同，大小不一。但一成不变的是，每当这些鞋依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双女鞋总是摆在门口，这使我们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鸡”。


一次，一阵暧昧声过后，我们听到一个男子破口大骂道：“哪个孙子这么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８００多块呢！谁拿走了赶紧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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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嚷嚷了半天，并未见小偷站出来，他的鞋也没有出现，便将一腔怒火发泄在那个女人身上，他说：“我花钱上你这儿玩来了，你却让我把鞋脱在外面，现在我的鞋丢了，你该负主要责任！”


女子说道：“是你主动来的，我并没有请你，而且你来那么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里的规矩，谁来都得脱鞋，你穿那么好的鞋来显摆给我看呀，谁稀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我看见过你在菜市场卖鱼，一身腥味儿，上次你走后，给我床上留下好几片鱼鳞。”


男子说：“你等着，我再也不来了，让你没生意做！”


女子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没你我照样活得下去！”


男子见说不过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脚在地，便语气舒缓下来，说：“你先借我一双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给你送回来。”


女子说：“我这里的鞋你随便挑，哪双适合你你就穿走。”


最后，那个男子趿拉着一双红色绣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几天后，当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排练的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停下手中的乐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问。


“没有，我在隔壁感觉你们的音乐挺好听的，想过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好听。


“进来坐吧。”我请她进来。


“你们练你们的，我随便听听。”


一曲演奏完毕后，女子鼓起掌来，说：“挺好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学生，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齐思新随口问了一句。


女子坦诚地说：“我是做小姐的，真羡慕你们学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有特多烦恼，要不然干嘛用音乐表达。”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北糯蟆！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个歌厅干活的女孩就是你们学校的。”


“是不是叫沈丽？”杨阳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女子很吃惊地问道。


“丫挣过我的钱！”杨阳说话毫不客气。


“其实沈丽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女子说。


“她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挣着钱，两不耽误。”杨阳说。


“你不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她的家庭很困难……”于是，这个女子便给我们讲起关于沈丽的故事：


“两年前，我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沈丽，她坐在我的对面，模样很寒酸，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她只吃了一个苹果，啃了一张大饼，我以为她是来北京打工，可一问才知道，她是来北京上学而且又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只是不在一个村子。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给朋友帮忙做买卖。


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个人出门在外会有很多困难，便把呼机号留给她，让她有什么困难找我。下了火车，我们便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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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的呼机响了，我回了电话，原来是沈丽找我，她约我在你们学校门口见面，说是有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会有什么事情，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沈丽把我拖到没人处说：‘兰姐，’我叫马晓兰，所以沈丽叫我‘兰姐’，她说：‘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块钱？’我听后吓一跳，心想，这个女孩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仅在火车上见过一面就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小姐，能够拿出这些钱，但这些钱我挣得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借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呢，于是我便推托说我的钱全进了货，而货又压在手里，拿不出现金。沈丽险些给我跪下，她哭泣着对我说：‘兰姐，我求求你了，你无论如何也要借给我钱，我在北京只认识你一个人，你不管我谁管我呀！’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借钱的人。”


“那你借钱给她了吗？”杨阳问。


马晓兰看了一眼杨阳，继续说道：


“我问沈丽借钱干什么用，她说是交学费，家里不能给她拿出这么多钱来，接着，她给我讲了自已的故事。沈丽的家中有三个孩子，她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因为家境贫穷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沈丽的爸爸七年前被一辆卡车从腿上压过去，肇事司机开车跑了，把她爸留在血泊之中，是村里人把她爸送到县医院的，人是救过来了，腿却没了，只能整日瘫痪在床。为了给她爸治好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沈丽她妈和她哥的意思是让沈丽念完高中，然后就去县城找份工作，或下地干农活儿，挣些钱养家，但沈丽却背着他们参加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沈丽的心情特别沉重，她把通知书藏在村头的树林里，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如果通知书让她哥哥发现的话，一定会被他们撕掉。


沈丽说，她既不比别人丑又不比别人笨，为什么就没有上学的权力，她觉得生活对自己不公平，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学。没有经过家里的允许，沈丽坐上来北京的火车，车票钱是她在县城洗了一个月的碗挣到的，她说毕业前她是不会回家的。


沈丽把身份证塞到我手里说：‘兰姐，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借钱不还的，这是我的身份证，你拿着，我以后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还你。’我很欣赏沈丽这个女孩，便到取款机取出３０００块钱借给她。”


“所以你为了让她尽早还钱，就拉她下水了？”杨阳问道。


马晓兰没有在意杨阳的态度，又说道：“我并没有打算让沈丽还钱给我，那３０００块钱就算是我资助她的，可是，四个月后的一天，我被朋友介绍到一家歌厅上班的时候，却意外地在那里遇见沈丽，她说她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是按电线杆上面贴的小广告找到这里的，她还说，再过一个星期，她就可以把钱还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