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因爱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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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多希望我们也能够做些弥补，这种弥补并不是多回家看望他们，多给他们打打电话，多吃吃他们做的家常菜，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弥补完全是不够的，完全是假的。可是更多的，我们却做不了，我们没有办法使得时间倒流，没有办法在母亲年轻的时候陪她一起逛街，与她讨论衣服搭配，香水口红，他们那时候都还穿着一样颜色的的确良衬衫。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他们的事情太多了，总得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所经历的青春，以及时代中，最精彩的东西告诉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只是听过就算了，他们无法再经历一次了，属于他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第22节：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6)


　　我们现在当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多的陪伴，可以给他们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保证，可以像过去他们哄我们般，哄他们。但是令人难过的是，他们的心永远都是失落的，因为他们总是处于那个被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时代中，他们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他们来说，能够让他们得到安慰的，只时光倒流，而如今，不但这一切不可能实现，他们还需要去面对接下来，难以想象的，漫长的，孤独岁月。





　　我们想靠得他们更紧一些，以不管怎么样的方式，我们想站在他们的身边，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孝心，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以及我们想给与他们的爱与支持，我们知道，亲密对于渐渐老去的他们来说是多么地重要。 所以这一席话，不管是谴责也罢，怨怼也罢，它归根结底，是一次我们希望跨越巨大的沟壑，贴近他们的努力。


第23节：地球太危险了(1)


　　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够把她的恐惧也遗传给我，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这些。





　　地球太危险了





　　文/ 张丛





　　我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出游是在几年前的夏天，我们一起去了青岛，跟料想的一样，整个过程里，我的妈妈始终都在抱怨，手里一直拿着一小罐酒精棉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抗拒与妈妈一起出游，甚至在出门前，我也始终在担心，接下来的那么多天朝夕相处，面面相觑，我们之间并没有像其他母女般的亲密感，我也很久没有与她睡在同一间房子里，所以心里的忐忑和局促让我自己都惊讶。现在想来，这次出游就好像是还了一次多年来的债，让我在剩下的很多时间里可以心里得到些平静--说起来，我终于是陪着妈妈出去玩了一次，陪她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飞机。





　　与妈妈一起出游，是一定要报名旅行团的，在这之前，我已经当过很多年的背包客，住过很多次的青年旅馆，自己攒了机票的钱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欧洲，辗转挤在各种朋友的屋子里用最少的钱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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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知道这些，可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未在她眼前发生过，所以她就只当作不知道。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艰难险阻，太多的欺骗，太多的暴力，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唯有旅行团是安全的，因为那是一个团体，妈妈习惯性地想与团体在一起。但是同时团体也让妈妈厌恶，她看不惯旅行团里的这个人那个人，从内心里来说，她讨厌与太多不认识的人呆在一起，寒暄、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妈妈从进宾馆开始就把她的那一罐酒精棉花捏在手上--为了更舒适，我们已经报了很昂贵的团，住的也是非常好的宾馆，但是她始终坚持她的逻辑，那就是外面的东西是不可以用的，那些浆洗过的毛巾和浴衣她全部都不用，一定要自己把装在塑料袋里的洗漱用品拿出来，她觉得外面的东西很肮脏，她甚至不想用宾馆里的马桶，谁知道之前这里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谁知道是谁用过这里的马桶和浴缸，她带着牙刷，杯子，数不清的纸巾，消毒药水，拖鞋，毛巾，睡衣，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刀枪不入。与她在一起住宾馆，我是绝对不能不穿睡衣就睡觉的，她觉得哪里都是脏的，包括床单，明明白到刺眼，她还是觉得是种威胁。





　　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是在对外面世界的极度不信任中度过的。她的这种不信任其实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只不过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行成了一种既定的秩序，长久以来都照着这样的秩序在运行，我便觉得见怪不怪。比如说，她是绝对不会去银行的ATM机上取钱的，她觉得机器不安全，哪怕是取很小额的钱，她也要跑到银行去，站在柜台前面才行；买东西的时候，她也是绝对不会刷卡的，她还一直跟我唠叨叫我也不要刷卡，她说，你根本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刷走了你多少钱；再或者，家里有三室一厅的房子，她却根本不愿意去请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害怕家里有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她觉得陌生人会威胁到她的安全，她说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也需要时时刻刻地盯着这个人，这只会让她更累。于是我根本就不敢告诉她，当我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我把房子的钥匙都配给了小时工，无非是希望她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才来打扫卫生，这样对我来说才不会是一种打扰。我对外面的世界过分信任，简直是妈妈的极反面。





　　而妈妈的这种不安全感，一旦脱离了她的生活环境，就被无限放大，她的所有警觉雷达都被打开，时刻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每当导游带着我们去一个景点，若需要买票，妈妈一定反复琢磨，她担心的并非这个景点值得不值得去，而是导游是不是在骗我们的钱，所有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仿佛都存于她的心中，她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安全手册，时刻提醒着那些我所根本看不到的危险。晚上的海鲜大排档更是想都不用去想，妈妈从来不会去那些看起来有点脏的地方吃饭，于是我们终于脱离了团体，我带着她在商业区的马路上游荡，结果居然去吃了一家杭州菜，嗯，她只吃她吃过的东西，对于新鲜的，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她都觉得是危险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去做尝试，那些能够让生活更轻松也更愉快的尝试，她全部不愿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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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地球太危险了(2)


　　我现在想起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有关这个世界的美好，她只是反复地提醒着我，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危险、可怕。马路上任何搭讪的人都是不能理睬的，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只有家里是安全的，只有父母是不会伤害我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的教育，却能够养育出我这样的孩子，大概是因为那些恐惧是她的恐惧，而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从来也不跟我说起这一部分，这也是她的安全措施之一，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文革是怎么样的，因为她觉得这不能说，她觉得对政治感兴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毕业后我去报社工作，她最担心的事情也是，不要跑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条线，不要触碰到政治。我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块阴影，这个世界一定从某种程度上伤害过她，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畏首畏尾，像只蜗牛一样躲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堡垒里。





　　但是我，我从未受到过任何伤害，这个世界一直善待于我，周围的人也都是善良的面孔，所以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她的恐惧，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恐惧，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够把她的恐惧也遗传给我，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这些。





　　有谁不想与自己的妈妈亲密地在一起呢，可是阴影让两个人的距离变得好远。我希望的是，她放下她手里的酒精棉花，与我一起到海边去吃一次海鲜排档，在那些脏兮兮的地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我想告诉她，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快乐，有很多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她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驱散，她心里的那块阴影。





　　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依然会讲起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虽然我们或许根本就忘记了他们曾经也与我们一样，年少，迷惘，因为从我们出生的时候起，他们仿佛就已经是那样的大人了。


第25节：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1)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鲤编辑部整理





　　丁丽洁 出版社编辑





　　陈家渡27号门前的小巷，我的父亲从这里走出去，抱着他的课本，走下几个台阶，去到不远处的小学念书。那所小学是由一座破败的寺庙改建的，尽管简陋，却也有课间餐提供。每天上午两节课后，父亲用搪瓷杯子盛来课间餐的豆浆，小跑着送回家来给他的奶奶，然后再回去继续念书。我父亲三年级的时候拥有了他人生中第一双回力牌网球鞋，十分结实，他很喜欢。比起夏天光脚跑在这条小巷子里要欢呼雀跃得多。在此之前的夏天，他们兄弟好几个人都只能光脚在门口撒野。穿了一个春天的鞋子，光脚触地的时候，是非常疼痛难以继续的，并且有突然暴露的微微羞耻。于是他们就把脚丫子在地上来回蹭上几下，一溜烟就地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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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渡27号的老房子里有一间幽暗的堂屋。每年暑假，返校的早晨，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就会趴在那张乌黑油腻的八仙桌上飞快地补着暑假作业。桌子中间放着一锅泡饭，并放在一脸盆水里。他们少年时代的夏天总是这样匆忙而欢腾。在傍晚时分，家家户户把竹床搬出来乘风凉。他们把竹床首尾连结起来，像表演武侠里的轻功一样在上面追逐打闹。时常跑着跑着，某家的竹床就坍塌了，以沉闷的响声宣告一个夜晚狂欢的结束。





　　周嘉宁 作家





　　前段时间与爸爸通E-mail的时候，他写给我一段话，关于很早很早以前发生在我们家弄堂里的事，我想那时他还是个小孩。我的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现在是个文艺中老年，其实那天我看到他写的这段话的时候，哭了一会儿，他是这样写的：





　　"我小时候一直和外婆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对面三楼有一家人，一个白发的老太和两个女儿。老太太每星期天要去做礼拜，听说是礼拜堂唱诗班的。我去三楼晒台晾东西，总看到她坐在摇椅里静静地看书，腿上总是盖一条毛毯，很少看到她出门。她的两个女儿听说都在音乐学院，一个是弹钢琴的，一个是拉小提琴的，我住在亭子间里经常能听到钢琴和小提琴的合奏，真是太好听了，大概是巴赫的音乐吧。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好听的琴声中断了，我知道那个时候巴赫的音乐是不能听的。弄堂里有一阵子气氛很紧张，说要开始抄家了，说来抄家的人都很凶，要砸东西的，要用皮带抽人的，还要挖出藏在地下的金砖。我心里想老太太家不要抄呀，来的话肯定会把钢琴和小提琴砸了，将来就没有好听的音乐了。





　　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的半夜对面三楼动静很大，灯开得很亮，亮得有点吓人。接下来是老太太很凄惨的叫声，造反派的吼声，我想这种叫声整条弄堂都能听到，我还听到两个女儿嘤嘤的哭声。后来一直持续到天亮。第二天半夜，我又被吵醒，是对过三楼的敲门声，很猛烈的，还有叫骂声。我朝上看，对过没有开灯，我看到一条白带从窗口垂了下来，很长的，是用被单布撕开再连接起来的，叫我惊骇的是白发老太太竟从窗口爬了出来，死死地抓住带子朝下移动，我看不下去，心想主会保佑老太太的。





　　几天后在小菜场听几个阿婆说，老太太家给封了，抄出了许多东西，老太太也消失了。"


第26节：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2)


　　李鸣燕 留学生





　　有天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说起了每个人的儿时理想。爸爸说，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顶顶羡慕的是什么人，是邮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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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刚刚学会了骑自行车，每天就盼望能骑着辆车在外面到处兜风。可那个时候家里哪能买得起一辆车呀，三个兄弟个个嘴上不说，可一看到邻居家门口放的那辆二八寸大自行车，就忍不住在附近转来转去。于是我想，要是能当上邮递员，就可以每天骑车送报纸，工作时间就是骑车骑车，这简直是天下最好的工作了。我和妈妈都笑得钻到了桌子底下。然后我问妈妈，那你呢？你小时候想干什么？妈妈想了很久，说，好像根本也没想过，只是觉得，要是能有一台缝纫机，让我每天踩踩，做几件衣服，就不错了。大概过了十年之后，爸爸终于买了他人生第一辆自行车；而妈妈，用她的缝纫机，给我做了所有我童年时代和长大以后依然能记起来的好看衣服。





　　葛希 学生





　　妈妈有好多个兄弟姐妹，他们小的时候住在虹口区四川路的老房子里面，四个女孩挤在亭子间睡上下铺，舅舅作为唯一的男孩睡在外公外婆的房间里。那时候那么多孩子的家庭都过得很不宽裕，所以他们晚上洗脸的时候，只用一个脸盆的水，舅舅第一个洗，然后轮到妈妈时经常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妈妈说那水上都已经浮满灰白色的泡沫；而在她洗完以后，这水还不是就这样倒掉的，他们还要用它来冲马桶。所以在妈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出嫁，可以用干净的水洗脸。





　　Rah 上海小青年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在崇明岛学农。学农的时候很无聊，但是他又有很多荷尔蒙需要释放怎么办？我猜测，打飞机他肯定是打了不少了。但是他有一件我妈妈并不知道的小秘密，就是他小青年时候的恋爱史。





　　他在去崇明的路上认识了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姓沈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比他大了一岁。长得很标致，我估计是发育得比较早吧。我爸爸就三下两下把人家的地址要过来了，要跟人家做笔友什么的。





　　大概我爸爸那个时候的字写得比较好看吧，后来人家小姑娘和他写了好长时间的信，后来有一天，我爸爸实在忍不住，他觉得想要去那个小姑娘所在的农场见见她。就像现在的网友见面一样的。他给那个小姑娘写了信，小姑娘很快就热切地回复说，希望他早日过来。


第27节：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3)


　　我爸爸很起劲地从崇明岛的南面骑自行车骑到崇明岛的北面。他从早上出发，快下午了才到那里。和小姑娘匆匆见了面，和她聊了聊革命友谊（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表述不出来）之后，爸爸就匆匆地骑着自行车回到了他自己的农场。





　　到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的样子了。





　　爸爸说到这里，嘴角露出一丝甜甜的微笑，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很浪漫的。如果能在那里陪那个女孩子一起看日出就更加浪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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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怡薇 作家





　　去年陪母亲回了一次她下乡的地方，由于当年田林地区隶属上海县，所以她的经历算不上大磨难，被分配到了塘湾镇，后来又调去文艺分队。我们坐公车一路颠簸，母亲一直问我，这是第几座桥了？我一顶顶数，但恍然走个神就乱了。我问她："为什么要数桥？"她说，"从塘湾骑自行车，过了十二座桥，就到上海了。"我问她是不是常回去？她说有时两周、有时一个月，屏不住，实在想家。我又问单程要骑多久，她答三四个小时吧。





　　我骑车最远，是从复旦到徐汇的家，那时也是头脑一热，与同学闹着玩的。穿越4个区，一路沿火车站路过最繁华的闹市，哪热闹往哪窜，当时还和同伴说，我们这也能算上"旅游N号线"吧。到家花了4小时，浑身骨头骨脑都散了架。还是走马观花，全无一鼓作气的决心，到后来实在骑不动了，进退两难，总不见得将车撂在路边，只能硬着头皮上。事后想想，再也不敢做这样"浪漫"的事了。





　　上大学之后，我总嫌大学离家太远而赖在学校不想回去。车程不顺利的话要一个半钟头，来回就是三个钟头，苏州都能到了。所以我不怎么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远一定要回去。我全当她是骑车能手，她也一度自嘲自己屁股大，就是插队时骑二八寸大自行车骑出来的。我小的时候，她总是载着我去这去那。我们家门口必经的就是宜山路中山西路那座修了十多年的桥。从前她上坡很轻松，发力起来如风驰电掣一般，有时竟比下坡更有劲。我靠在她身后很少同她聊天，因为她总是很专心，卯着股吹不破的劲，猪突猛进似的。下坡遇到路面不平整处就是实打实吃一只"弹簧屁股"。我坐在这样的主驾身后，没少吃苦头。我想我要是屁股大了，那就是吃"弹簧"吃出来的。





　　宜山一带是我最熟悉的风景，中小学12年都在那里，从不知觉到知觉，生活的艰辛、漫长和无奈，似乎就是这么笨拙地踩踏出的经验。我考上复旦那一年，母亲很兴奋，周周都要送我，还是用她那吃苦耐劳的座驾，经过中山西路那座桥，载我到桥下的轻轨站。大二时的某一天，母亲送我出来，车把上挂着我的包裹，我很熟稔地跳上车，她载我到桥下，忽然停住了，我踮着地，问："怎么了？"母亲说，"你自己上桥好吧"，额上有汗。大二下时，她改用推的，不肯让我背任何包，车篮里、车把上全是我的东西。


第28节：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4)


　　后来我坚决不让她骑车，她送我到小区门口，嘱咐我少走路，坐一站车去坐轻轨，我都满口答应。但我并不坐车，这一站路对我而言实在宝贵，上坡时鼻头会酸，下坡时又会想到弹簧屁股。但那个可以骑过"十二顶桥"回上海的母亲，在我心里，永远是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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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作家





　　我没有办法得到精确的星盘，因为谁也不知道我是几时几分出生的。





　　妈妈讲起我出生时，她进了医院后经过了消毒程序，赤身裸体躺在产床上，被推入了产房，很痛，但我显然还不打算出来，我妈那时就说我很懒。等了很久很久，因为产房里没有钟表，她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只知道很冷，十月天，太阳已经下山了。她很奇怪，这么久都没有医生护士进来。等得越久，她越觉得生产是受罪。





　　得知我妈妈进了医院，我爸爸回家打点住院用的东西，我姐姐当时七岁了，隔壁阿婆帮忙，炖了一锅黑鱼汤，等汤好了，她就坐上我爸爸的自行车后座，手里提着一锅汤。她说，去医院的时候满街还能看到文革时期司空见惯的标语。但回来时只见标语都被游街的人从墙上撕下来，踏在地上。连我七岁的姐姐都记得，那天有活动，满街都是跑来跑去的人，还有新贴的大字报，第一次出现要粉碎"四人帮"的大字标语--当然，这是我爸爸才看得懂的。





　　我妈妈等了很久是因为医护人员倾巢而出、上街表达对粉碎四人帮的激动心情去了，不知道、或是忘记了还有一名产妇在等。或许只是因为游街队伍当时刚好经过那个地段，所以我在妈妈肚子里也很明白，并不是懒--或许我才是最有耐心的人吧。游行走过，人们回医院继续加班，我也顺其自然地出世了。据说，我妈妈流了很多血，浑身冰凉。我有八斤半重，她生得很艰难。





　　所以我不知道确切的出生时间。我姐姐不记得，我爸爸也不记得，医生护士和我妈妈都在产房里奋战。那时候的出生证上不写分秒。甚至出生证本身也不知道在哪里了。我只知道，文革彻底结束时我才出生。





　　我得Google才知道，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但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中央宣传部门确实是从14日开始"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而我妈妈巨痛时，消息刚好传到了上海大街小巷，"上海老百姓，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振奋。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


第29节：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1)


　　父辈们少年时代是白纸一张，绝密的爱恨情仇任人填写。





　　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





　　文/熊小默





　　我确实在我的叔伯辈中，发现了一些愿意将他们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浪漫化的人。在他们眼中那十年贫穷却信仰坚定，艰苦却刻骨铭心，甚至在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不禁引为银幕自传。而最容易被这一拨人说烂的四个字，便是"青春无悔"，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见此类诸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忆往昔峥嵘，都有种拉他们去鉴定是否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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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乡绅和旧政府职员的儿子，我爸一直没机会戴上红领巾。这是个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时刻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轻人们有同样的偶像，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综艺节目；被同样的话语鼓动，好恶着同样的事情，乃至同样地盲目同样地虔诚。我们好歹都还是同一批次的思想产品，以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为记，除了我爸。





　　他坐在课堂里，猜测他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条光荣的红领巾，这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圣物。我爸肯定幻想过能有幸拥有这块布的部分边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里。其实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入队宣传也是同样的说辞，可见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换过宣传文案。以致于我产生了和我爸当年一样的，对该产品如此复杂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学生时代的各色兴趣小组一样，我爸的学长们自发组织成各色红卫兵组织，四处抄家。从淮海路旧宅的窗口，爸爸可以看见这些制服少年冲入他的某个同学家，四处搜查，并找到了两把宝剑--雕龙画凤，Made in China的那种。"这是不是日本指挥刀？"红小将愤怒地质问，黑五类百口莫辩。"你是不是汉奸翻译官？你说！"反革命哑口无言。在很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爸爸讲起这段窗台偷窥往事仍然回味无穷。





　　虽然没资格成为任何革命少年组织的成员，但是他至少也没留下污点。没有抄过别人家、没有砸过圣人碑、没有打过校长、没有揭发过别人的牢骚，如果我爸真有什么少年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他才更有资格说"青春无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国宴，转身又来到上海参观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两报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关新闻，而班主任在课堂上对我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念的则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传"的内部学习文件，分析时政要闻的深层含义，大意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总统尼克松眼见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来我国求饶云云。这时候，我爸当堂举手了：


第30节：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2)


　　"报纸上说，他是应我们周总理的邀请才来访问的啊！"





　　大概有三秒钟的时间，班主任什么都没干，只是努力向脸部充血，就像一条被激怒的河豚：





　　"姓熊的，你总有一天要去坐牢！"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只不过在三十多年后，偶尔会被我爸爸讲起，用来炫耀他当初是多么的刻薄，并有足够的天资去实现这种刻薄。这绝对不是一个初中生对政治事件表现出的天真懵懂，而是我们熊家的一种神秘遗传：对现实不满，并伺机挖苦，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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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年，"对现实不满"可是一桩重罪。这种危险的遗传给我爸（以及我）惹了不少麻烦，几乎让他班主任的预言成真。在所有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中，永远漏不了这五个字。十年文革时期，社会虽说混乱归混乱，淮海路上大字报满天飞以至于环卫工人可以天天发横财，但是合法的"对现实不满"只有一种统一的格式：只许火上浇油，不许逆潮流而动。你可以锦上添花，但是切忌别出心裁。你可以是一万个起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别当在平静课堂里举手提问的那个白痴。





　　那年人们口口相传的，是关于曾经的"林副统帅"的消息。这种大规模的信息蔓延，与报纸上的风平浪静相映成趣。我爸说他当时倒无所谓，没明白"亲爱的林副统帅"这一称谓从新闻广播里消失的微妙含义。直到一份编号以"中发1972"开头的秘密文件传达到了他所在的学校，这一问题才开始公开。





　　这份秘密文件从高层干部传达到中层干部，再传达到各级单位，再传达到各个地市的各个党委，一直到某市某区的某所中学。当校长通过大喇叭朗读这份文件的时候，"秘密"二字依然光彩熠熠--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内容早就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但是你将其复述转达给任何其他人都是泄密行为，那真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时代。





　　文件的内容大致是通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贯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事实，以及他们应有的可耻下场。同学们心领神会，偶尔打打瞌睡。是的，不会有任何人产生"啊！天啊，毛主席真是看错了他！"或者"林彪这个反革命怎么可以这么辜负毛主席？"的疑问，因为孩子们都不会质疑。





　　同样性质的事情，我们不也是从小就在做吗？时代不会走得太快，它会留有尾巴，让下一代去踩。我小学时候，旧课桌上甚至还能依稀找到前辈学长镌刻在上面的革命豪言壮语，让我颇受感动，甚至有发现死海卷轴一般恍若隔世的错觉。父辈们少年时代是白纸一张，绝密的爱恨情仇任人填写。





　　嗯，祝你们永远健康。


第31节：他在我到来之前(1)


　　绝望的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哭喊和尖叫着，如果去了，你就不会要我了，也不要爸爸了。





　　他在我到来之前





　　文/刘琪鹏





　　在母亲来北京照顾我的几个月里，我时常幻想着，如果自己换成母亲，是否有勇气跨过往北地图上那一点点的距离，只为了和他见个面。二十年前，那个帅气而挺拔的男子曾站在我面前，当时的我只有五岁，可是小小的我依然能感觉出母亲异样的表情和父亲对他的厌恶。





　　父亲和母亲年龄差距很大，在父亲面前，母亲似乎永远都像一个少女等待着他的照顾与呵护。父亲是南方人，而母亲是北方人，他们俩故乡之间的距离遥远到至今没有直通的火车可以抵达。因此经常有人好奇他们俩为什么会走到一起，每次母亲只是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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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记得是什么缘故，无意中问到母亲的初恋，母亲说其实五岁的时候，他曾来我家拜访过一次。记忆中，那个男人很高大，有黝黑的皮肤和挺拔的鼻子。年幼的我，就很懂得察言观色，看到父亲冷淡的样子，不自觉也表现出对他的憎恶。但很快我似乎就转变了态度，与这个好看的叔叔玩得不亦乐乎。不得不承认，孩子天性中就有以貌取人和健忘的一面。





　　母亲和他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双方父母还是世交。但高中以后，那个男人考上了外地的学校，母亲则留在老家，除了写信便很少见面了。后来，母亲因为外公打成右派，工作也随之调动，一家人从东北搬到了南方的城市，在那个没有手机和E-mail的时代，失去一个人的联系显得那么容易，还身在大学里的男人写了很多信，皆因母亲的地址改变而石沉大海。再后来，母亲遇到父亲，恋爱、结婚、生子。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六个月大的时候，那个男人才从同学口中得知母亲结婚的消息，请了假从北方连夜坐火车赶到南方。那天，他提着行李站在母亲面前，看到母亲微微凸起的肚子，有眼泪滚落下来。只是他很迅速地转过身去，甚至没有和母亲说任何话，就这样离开了。





　　母亲谈起这些，神色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后来呢？我脱口而出，但马上便后悔了，怎么还会有后来呢。无论我表面上有多么的不屑和不情愿，内心里的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母亲的故事如此迷人。母亲从未和我说过关于这个男人的任何细节，也因此我会不断在自己想象里不断地丰富这个故事，想象他们失去联系后那个男人如何打听我的母亲下落，想象那个男人站在怀孕的母亲面前是怎样的百感交集，想象他离开以后的种种……


第32节：他在我到来之前(2)


　　而对母亲，我一直是愧疚的。





　　在知道这个故事后，母亲曾接到过北方同学的电话，邀请她参加同学会。那时的我如此惶恐，我坚定地相信母亲必定是会遇见那个男人的，我用尽各种理由央求母亲不要去。可是母亲的态度很坚决。绝望的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哭喊和尖叫着，如果去了，你就不会要我了，也不要爸爸了。我不知道，孩子的哭喊与泪水对一个母亲来说有多么巨大的杀伤力。一直以来看到母亲落泪，我总是会心疼得要命，唯独那次，母亲的泪水流得如何恣意如何决堤，我都不曾有丝毫的怜悯。看到母亲终于还是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我露出了胜利的笑容，那是一种救世主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挽救了整个家庭，包括我的母亲。





　　自那以后，年幼的我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接到来自北方的电话，如果不是亲人，我都会变得高度警惕。偶尔还会神经质地偷偷翻开母亲的衣柜，想象着也许会有那么一两封那个男人寄来的信件藏在某个角落，可是始终没有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