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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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82年11月，格莱珉银行的成员增长至28000人，其中将近一半是妇女。我们是如何从1979年的500名乔布拉成员而达成这一飞跃的呢?我们的坦盖尔扩展的成功没有任何奥秘，但是最重要的，肯定是我们的银行工作者和经理们的努力与献身精神。很早我们就认识到挑选富有活力的年轻人来管理分行的重要性。使人吃惊的是，先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最合适做这件事。以前的工作经历会使刚参加工作的人分心，难以专注于格莱珉的理想与独特的操作程式。


　　许多年轻经理都将格莱珉看作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他们喜爱试验与冒险带给人的快感。经理负有建立起当地格莱珉分行的责任，他要为未来办公室选址，并画出那个地区的地图。他要就那个村子的历史、文化、经济与贫困状况等写出报告。为了使格莱珉广为认知，那位经理会将相邻几个村的包括村长在内的人都请来，参加一个“发布会”。会上，一个格莱珉的高级官员详细解释本银行的运作程序，请村民们自由选择是否接受格莱珉及其所有规章，或是拒绝它。如果被拒绝，本银行就保证离开这个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要求我们离开，但我们想从一开始就做得很清楚，即：由他们选择是否接受我们。


　　在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工作是高度专业的，从规划到设计再到实地一对一的接触，件件工作都是如此。访问格莱珉的客人经常问我:“是什么使得格莱珉的员工或经理如此不同于其他年轻人的?他们为什么会乐于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在于对银行雇员们的培训规划，而那一规划就是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在坦盖尔时那些每周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大多数人在谈论有关扶贫规划的培训时，他们的意思是指要教给穷人新的技能。而在格莱珉，如果我们有任何为贷款者的正式培训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我们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他们塑造成反贫困斗士的精英团队。


　　任何有硕士学位，或者至少通过了学士学位所有考试的28岁以下青年，都有资格申请成为我们银行的一名经理。我们在全国性的报纸上登广告，收到了大量的申请。这些申请人中半数都有可能成为格莱珉银行的一流经理。但是由于我们的培训设施有限，对申请人面试之后只能筛选出有限的人选。我们要求入选者到培训机构报到，在那儿接受两天讲解介绍之后，就被分派到各个支行去，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里，在那里继续接受培训。在他们离开以前，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仔细观察一切。你们今后的任务将是，自己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它要处处优于你实习了六个月的那个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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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接受培训者通过观察其他人如何掌管我们的一家分行，来发现并了解格莱珉。我们使每一个新加入的年轻工作者沉浸在格莱珉的文化中，沉浸在穷人的文化中，教给他或她去看重赤贫者那未被开发的潜力。我们的培训课程很简单，但是艰苦严格，大部分是自学自教，没有阅读材料，也没有计算机教程。我们发现，孟加拉的村庄使年轻人对生活得到的了解，比从任何书本都要多得多。在这段时间，我们鼓励他们对所见的一切提出批评，提出任何修改或改进的建议。当重新汇聚在达卡总部的培训部时，他们向同事们讲解自己的改进建议。这些经过一段实地实习的学员们总是会带来清新的空气，还带来敏锐的观察与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的报告里经常会指出，我们神圣的规章被违反了，或是我们钟表般精准的运作正在崩溃。他们的主要计划包括修改运作方式，对违规者进行严惩等建议。在接下来的公开辩论中，这些批评会渐渐的不复那么锋芒毕露，但在他们的报告中，确会有许多真实的东西。我们鼓励这些焕发精神的辩论，因为革新只能出自宽容、多样化和好奇的氛围之中。


　　与我们的经理不同，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硕士学位，他们只受过两年大专教育。如果进入政府机关，他们可能是地位较低的服务生或是办公室的勤杂人员，处于办公机构等级制度的最底层。我们每年都接到成千上万的要求成为银行工作者的求职申请，不幸的是，我们只能接受大约十分之一的申请者。


　　我们有意招收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学员。来面试的应聘者中绝大多数人（男性的85％，女性的97％）以前从没来过达卡。他们的父母常常得要卖掉庄稼、树木、奶牛、羊，或是首饰，来筹集他们应聘之行所需的费用。至少有一半申请人得靠父母借钱筹集旅费，其中许多是从放贷者那里借钱。我们的申请人中多半都是在面试当天到达达卡，因为他们在当地没有亲朋可以借宿，也没钱住旅馆或招待所。


　　几乎我们所有的申请人都是具有强烈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善良的人。大多一天祷告五次，那是一个穆斯林需要做到的。银行的工作艰苦，但入选者都很看重这个工作给予他们的安全感、尊重、自信与机会。他们在格莱珉工作的前景非常美好，虽然我们付的工资只相当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初级工资，但我们发现，那些工资高得多的私有银行很少能够将我们的工作人员挖走。是什么使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此忠诚?是工作本身吗?是培训吗?是他们之间结成的友谊吗?是他们个人迎接挑战的感觉，以及他们从帮助自己的国家而实现的自我价值吗?我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有他或她自己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鼓励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政治与社会状况，而且我们信任他们能够对客观现实做出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在员工中间建立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坚定地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我们的工作是从中挑选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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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我们的工作人员更把自己看作是教师。他们帮助贷款者充分开发其潜力，发现自身的力量，以从未有过的程度扩展他们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确是教师。我也把自己看作一名教师。格莱珉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曾是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学生，他们更把我看作是一个老师，而非老板，这使我很高兴。和老板在一起，一个人必须中规中矩，但和老师在一起，关系就更随便，甚至可以是精神层面的关系。人们可以更自由地讨论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必惧怕引发官方的惩罚。传统的银行官员需要他们的办公室，他们的文件，他们的办公桌，他们的电话，来作为辅助。没有这些道具，他们就会茫然迷失。但是你可以把所有这些东西从一名格莱珉雇员那里拿走，而他或她仍有着一名教师的心态。


　　这是我们格莱珉银行现有12000名雇员中典型的一位员工，与其典型的一天工作安排：


　　1?姓名：阿赫塔·霍桑（Akhtar Hossain）


　　2?年龄：27


　　3?每月薪金（1995年）：2200塔卡（66美元），含住房补贴、医疗补贴和交通补贴


　　4?奖金：一个月工资，在两个Eid节期间付给。


　　早6点：阿赫塔起床，洗漱，祷告，吃早餐。


　　早7点：阿赫塔从分行取了他的自行车、文件与背包，骑车前往一个中心。


　　早7点30分，40名银行贷款人在中心等候阿赫塔。他们按小组分八排坐好，每一个组长拿着五个组员的存折。阿赫塔从每个小组那里收取还款和存款。


　　上午9点30分，阿赫塔骑车到另一个中心参加他的第二个会议。在一周里他要去十个不同的中心，会见他所负责的400名贷款人，收取一般性贷款、季节性贷款和住房贷款的还款，并收取存款。


　　上午11点钟，对贷款者进行家访，并提出建议。这是跟踪了解贷款者需要与问题的重要方法。


　　中午，回到分行办公室，阿赫塔填写所有的报告表格，并将分类账目一一填好，由分行经理签名验收。


　　下午1点30分到两点，阿赫塔和同事们一起吃午饭。


　　下午两点，与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分行经理做贷款分发工作，上午收来的款子都要作为新的贷款在下午发放出去。


　　下午3点，贷款发放完毕以后，阿赫塔与同事们将新的贷款信息登录入账。


　　下午4点30分，阿赫塔喝茶休息，与同事们聊天。


　　下午5点到6点30分，阿赫塔去一个在贷款方面有问题的中心去，或是为当地的孩子组织课外教育。


　　晚7点，阿赫塔回到办公室，将一些案头工作做完，下班。


　　在坦盖尔扩展期间，我们还开发出一个建立新的分行的程序。每当格莱珉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办分行时，我们都尽量将工作做得缓慢审慎。没有一个分行会在运营的第一年里就试图超过100个贷款者。只有当一家分行的头一百笔贷款成功地得到完全偿还以后，它才能获准加速运作去发展更多的贷款者。我们不是要强迫别人去做任何他们不想做的事，我们的目的是使穷人释放出潜力而为他们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要匆忙呢?格莱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体系，而不是仓促实行一种可能令其借贷者失望的服务。因此，我们将初始规模控制得很小。通常，一位经理与一位副经理来到一个格莱珉已经决定要建立分行的地区，而这位副经理最终将要负责建立起他或她自己的新支行。他们来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引见介绍。他们没有办公室，没有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接头的关系。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述有关这个地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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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们的准备工作为什么如此之少呢?我们是想要他们的出现尽可能地不同于一般的政府官员，那些人通常受到热烈欢迎和盛宴款待，并舒适地下榻在富有的村民家里。格莱珉努力用新鲜的思想与谦虚的形式创建一个新的“官员”品牌。因此，我们的经理和工作人员们住宿必须付费，而且不允许住宿奢费。他们可以在被废弃的空房子、学校招待处，或当地的议会办公处住宿。他们被禁止应邀去富人家赴宴，他们的解释是，这样做违反格莱珉的规定。


　　每一天，新的分行经理与副经理都要步行若干英里会见村民，向他们讲解组成借贷小组的程序，还有我们关于“只接受处于最劣势的人”的政策——指那些住在远离将要设立分行的地点的妇女们。无论下雨还是晴天，他们从不停止访贫。他们不可以通过委任村民做代理，那是政府官员们的一贯做法。最终，是他们的苦干而不是言词，缓和了村民们的态度。


　　而这个过程仍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常见的情况是，村民们根本不相信这些谦恭的访客是银行的官员。往往是当地的教师最先辨认出这些客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但是这些教师都没上过大学，他们简直难以相信任何有硕士学位的人会在如此糟糕的村子里工作，还要每天步行好几英里，与如此穷困的人打交道。新经理们常常受到村子里宗教与政治头脑人物的怀疑。在坦盖尔，我们首次遭遇了保守的宗教人士的大规模反对。那些家伙无数次地宣扬说，妇女从格莱珉接受贷款就是擅入禁止女人进入的邪恶领域，他们试图以此来吓住没有受过教育的村民们。他们警告妇女：如果加入格莱珉就将受到惩罚，死后不得以伊斯兰葬礼安葬——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妇女来说，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还有一些经常在村民之间散播的流言，对格莱珉的工作人员来说极其荒谬可笑，而对于一个贫苦妇女来说就是极其可怕的了。35岁的马哈拉尼·达斯（Maharani Das），来自巴图卡里（Pathuakali）的沿海地区，别人告诉她，和格莱珉接触就会把她变成一个天主教徒。她的家人为了禁止她加入格莱珉打过她好多次。20岁的穆萨玛特·库提·贝格姆（Musammat Kuti Begum）来自福里德布尔（Faridpur），尽管别人警告她格莱珉会把她送到中东卖到奴隶市场，她还是加入了。35岁的莫桑马特·马尼简·比比（Mosammat Manikjan Bibi），来自派帕拉（Paipara），她说:“那些高利贷者和有钱人告诉我，如果加入格莱珉，我就是一个坏穆斯林，那家银行还会把我带到海上再扔到海底。”曼奇拉·卡图恩（Manzira Khatun）38岁，来自拉杰沙希（Rajshahi）地区，她听说，如果加入格莱珉就会受到酷刑，胳膊上被刺上许多刺青，并被卖到妓院去。据说，格莱珉会将妇女转变成天主教徒，使妇女不恪守“遮蔽”的规矩从而摧毁伊斯兰，窃取房屋和财产，拐带妇女贷款者，携带还贷的款子逃走。它还从属于一个国际走私集团，或是一个新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会像两个半世纪以前的英国人那样，使孟加拉重新沦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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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只是其中区区几例，一旦谣言开始传播，局势就可能很快紧张起来。例如在坦盖尔的一个村子，一个宗教领头人威胁要对我们的经理动武。经理看到根本无法和那个毛拉理论，便不声不响地关闭了分行，离开了村子。他告诉那些想要加入格莱珉的人，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只得到邻村去参加预备会议了。一些妇女为了组成小组加入格莱珉，每天都得跋涉到邻村去。但另一些人由于看到格莱珉帮助邻村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受到鼓舞，就走去见那个宗教领头人，和他争辩。


　　“你干吗要威胁那个格莱珉经理?”他们问道,“格莱珉到我们村来，只是来做好事的。”


　　“你们想下地狱吗?”毛拉回答说,“格莱珉是一个天主教组织!它想破坏‘遮蔽’的规矩。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


　　“那个格莱珉的经理是个穆斯林，他对《古兰经》比你还了解呢!而且，格莱珉允许我们在家工作，不用出门就可以脱粒、织地席，或是做竹凳。银行都开到我们家里来了，那怎么违反‘遮蔽’规矩了?在这儿，唯一违反‘遮蔽’的人就是你，让我们不得不走上好几英里到邻村去你才高兴了。是你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格莱珉。”


　　“去找那个放贷人吧，他是个好穆斯林。”那个不知所措的毛拉回答说。


　　“他要收取10％的利息!如果你不让我们从格莱珉借钱，那你就借我们钱。”


　　“别缠着我。白天黑夜的，你们的骚扰真让我受够了。”


　　“是你不让格莱珉到这儿来，是你骚扰了我们。”那个妇女回答说,“你得让格莱珉进我们村，不然我们就不走。我们每天都来骚扰你。直到你让那个银行进来。”


　　“哦，那好吧，你们都下地狱去吧。如果你们自己想要万劫不复，就加入格莱珉去吧。我反正已经尽力挽救过你们了，谁也不能说我没有尽力警告过你们。滚吧，借钱去吧，找死去吧!”


　　那些大喜过望的妇女急忙结帮成伙跑到邻村，告诉那个格莱珉的经理，她们已经和毛拉谈好了，毛拉不再反对，他现在可以回来了。经理感谢她们为他所做的执著努力，但是他说，只有当那个威胁过他的人本人来请求时他才会返回。他不想有任何误解，也不想自己和格莱珉的同事们受到任何人身安全的威胁。


　　于是那些妇女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又去找她们的毛拉，又开始和他争辩，直到他被整个事情搞得厌恶之极，厌倦不堪，他真希望从来没有卷入过。最终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邀请那个经理再回到他的村子里来。这当然不是特别盛情的邀请，但大家都听到了，那是重要之处。


　　那些最绝望的、没有食物的、被丈夫遗弃的、只能靠乞讨来养活孩子的妇女们，通常是最坚决的，不管谁威胁她们都要加入格莱珉银行。她们别无选择。有时，她们如果不从我们这里借贷，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死去。那些被可怕流言震慑的旁观者很快也发现，格莱珉的经理对于一些宗教问题的理解经常要比那些说他们是反穆斯林的指责者们更为深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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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根本就不是通过小额贷款规划消除贫困的障碍。伊斯兰并不是完全地禁止妇女通过自己谋生而改善其经济状况。1994年，伊朗总统的妇女事务顾问到达卡来访问我，我问她对格莱珉是什么看法，她说:“在伊斯兰教法或《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内容是反对你们事业的。妇女为什么应该饥饿贫穷呢?相反，你们正在做的事太棒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整整一代儿童受到教育。多亏了格莱珉的贷款，妇女才可以在家，而不是到外面去工作。”


　　许多伊斯兰的学者也告诉我们，伊斯兰教法关于禁止收取利息的内容，不能应用于格莱珉，因为格莱珉的贷款者同时也是银行的所有者。宗教禁止收取利息的目的是使穷人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是，在穷人拥有属于自己的银行的情况下，利息完全是付给了他们共同拥有的公司，因而也就是付给了他们本人。


　　但是，要培训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学会如何克服来自政治与宗教领头的敌对，而不会危及他们自身及其所服务的妇女们的安全，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几年下来，我们学会了，我们应该先从村里的一个小角落悄悄地开展他们的业务。一旦有几个绝望的妇女相信并加入了格莱珉，情形就改变了。她们得到了钱，开始挣到多一点的收入，在她们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其他人也开始表示出兴趣。我们发现，在起初的抵制阶段过后，贷款小组会迅速地组织起来。僵局终于被打破，曾经拒绝我们的那些妇女开始说了:“为什么不呢?我也需要钱。事实上，我比那些已经加入的人更需要钱呢。而且我可以更好地使用它!”人们渐渐地开始接受我们，抵制渐渐消退了。然而，在每一个新开展工作的村子，都会有一场硬仗。


　　在数以千计的村子里重复经历所有这些斗争之后，再听到人们对我们的成就不屑一顾，说什么格莱珉的成功是由于一些无法复制的地域文化方面的因素，真是令人愤怒。为了在孟加拉取得成功，我们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文化做斗争。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去建立一种反传统的文化，珍视妇女的经济贡献，奖励苦干和惩治贪污。格莱珉积极致力于打破付嫁妆的惯例以及对于“遮蔽”习俗过于苛刻的解释。真的，如果谁想找一个最难推行像格莱珉银行这样规划的国家，那么我认为，孟加拉肯定排第一位。当我们看到格莱珉的模式在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南非和玻利维亚——仅列举这几个国家——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一次次使我们回想起来，在我们自己的祖国里，面对缺乏活力的经济，保守的精英阶层，还有频仍的自然灾害，我们曾不得不去克服了多少巨大的障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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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81年底，当我们在坦盖尔的两年试验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央银行要求其会员商业银行的董事经理们对格莱珉的工作做个评估。他们的反应使我困惑：他们把格莱珉的成功归结为一个因素——我本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敬业献身。他们仍然确信，格莱珉的概念是无法扩展的。


　　“格莱珉并不是一家真正的银行，”一个经理说,“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不坐在办公室里按银行家的钟点上班。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到深夜，并且像童子军那样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复制的模式。它过于依赖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质了。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分行都有一个尤努斯。”


　　我很愤怒。凭什么我们努力工作却要受到打击呢?这些总裁们拒不承认格莱珉建立起了一个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的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而是不断地试图把我们的成功归结于我个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这与两年以前我们在乔布拉村进行很小范围的试验时我所听到的反应，一模一样。


　　第六章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穷人的银行家但是这种遁词掩盖着一种更大的忧虑。这些商业银行家宁愿将大笔的钱借给很少数的客户，而相反的，我们以拥有众多贷款者而骄傲。我们的年度报告列出了成千上万笔小额贷款项目，都被用来做各式各样新的生意：从脱粒到做冰淇淋的棍，做黄铜贸易，修理收音机，加工芥末油，或是培育榴莲。


　　环顾着围桌而坐的这些表情严肃的人，我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好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试验扩展到一个很大而分散的地区呢?你们尽可挑选能够找到的最贫穷、最边远的地方吧。要确保地域分散，相隔很远，那样，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了。”


　　我拿起纸笔，当时就画出了一个格莱珉试验的五年扩展规划。我还向中央银行承诺，不会要他们花一分钱。我们从别处筹集实施那一规划所需的资金。


　　自从在吉大港执教时起，在我要求支援时总会有一个国际组织来支持我。这就是福特基金会。林肯·陈（Lincoln Chen），史蒂芬·彼格斯（Stephen Biggs），彼尔·富勒（Bill Fuller），还有其他人，支持了我们的事业。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福特基金会对我们的试验尤其感兴趣，并积极帮助我们消除那些商业银行家的疑虑。当时福特基金会驻孟加拉的代表亚德里安·杰曼（Adrienne Germain）请了两位美国银行家做顾问，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估。玛丽·霍顿（Mary Houghton）与罗恩·格齐文斯基（Ron Grzywinski）都来自芝加哥南岸银行，他们到达卡访问我们，还去了许多村子访问，看到的东西使他们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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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我告诉亚德里安说:“我需要一笔机动的资金，用它来应付我们日常工作中的问题。我还需要给为我们提供资金的商业银行家提供一项担保，这样，他们就不会借口规划扩展风险过大而退出了。”


　　由罗恩和玛丽推荐，福特基金会同意向我们提供80万美元作为保证金。我向他们保证，我们根本不会去动它。“有这笔钱在那儿，就会带来神奇的效果。”我说。


　　它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把那笔资金存在伦敦的一家银行里，从未取用过一镑。


　　我们还从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农业开发基金（IFAD）商贷了340万美元。这笔款项与从孟加拉中央银行贷出的一笔贷款对应，将在之后三年内用于五个地区的格莱珉扩展规划。


　　于是，在1982年，我们启动了覆盖五个互不相连的地区的扩展规划，它们是：位于这个国家中部的达卡地区，东南的吉大港地区，东北的伦格布尔（Rangpur），南部的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和北部的坦盖尔。至1981年底，我们累计发放的贷款总额是1340万美元，而仅在1982年一年，我们贷出的金额又新增了1005万美元。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1）


　　虽然孟加拉人口有一亿两千万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们彼此大多是大学时期的朋友。孟加拉的这种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帮助格莱珉克服一些否则简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碍。举A.M.A.穆希思为例，我在美国教书时，他是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商务参赞，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配合进行游说美国政府的工作，并努力争取赢得美国公众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我们是朋友。


　　1982年，我们又在库米拉的孟加拉乡村发展学院（Bangladesh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见面了。我到那里是要提交一份有关格莱珉银行未来发展规划的报告。当我们在会议厅聚齐时，得到了消息：一场军事政变颠覆了平民政府，军队首领侯赛因·穆罕默德·阿萨德将军（Hussain Muhammad Ershad）夺取了政权并宣布戒严。由于不许我们离开那栋大楼并且禁止任何会议，穆希思和我与所有其他代表都坐在学院的食堂里聊天。


　　当穆希思还是一名行政人员的时候就很仰慕格莱珉，甚至希望在他自己的村里也开展格莱珉试验。困在会议室里，我用了大半天时间向他解释将格莱珉办成一个独立银行的理想，还讲到那些政府里的公仆们与中央银行的官僚体制如何与我作对。这天结束时，军方解除了对公众活动的限制，我们回到了达卡。


　　几天之后，穆希思出人意料地被新政府提名为财务大臣。于是，我在学院“浪费”的那一天工夫就对格莱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几个月以后，我见到了穆希思并请求帮助。他主动建议将格莱珉事宜放在中央银行下个月度会议的日程上。那是个很艰难的会议，穆希思面对的是自所有国有银行的董事经理们暴风雨般的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一打理由说明将格莱珉转变为一个独立银行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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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穆希思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尤努斯，你有耐心吗?”


　　“有，我也只剩下耐心了。”我说。


　　“那好，那就让我来用我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吧。”


　　两个月以后，穆希思又召开了一次由七名董事经理参加的会议，格莱珉试验就是通过这七位经理所在银行的分行进行的。他又一次提出有关格莱珉未来的那个有争议的问题，所有的人又都说，格莱珉的作为使人印象深刻，但如果要将其转变成独立银行就将会是一场灾难。


　　一位董事经理说:“尤努斯将不得不负担许多现在是由我们所承担的管理费用。他还没有意识到他那种贫困银行需要的时间和开销会有多大。”


　　另一位经理说:“尤努斯，您为什么不就在我们银行建立一个部门，通过我们来工作呢?那对于您不是更合适吗?”


　　“不，那不合适，”我说,“那样我就不得不采用贵行的规章与程序了。在坦盖尔我们已经看到那是极为困难、近乎不可能的。”


　　“你们会赔钱的。”另一位董事经理警告说。


　　“它绝对不会成功的。”另一位说。


　　“那些工作人员会欺骗您的。您不知道内部控制是怎么回事，您不是个银行家，从没掌管过一个银行。您是个教授。”


　　幸运的是，财政部长赛义德扎曼（Syeduzzaman）先生也是格莱珉的朋友。穆希思赢得了他的支持，将我的提案直接呈交总统。作为军事独裁者的总统没有政治合法性，也许他从格莱珉看到了一个获取政治资本的机会。无论他是怎么想的，情况的发展对我们有利。有总统的支持，将提案呈送内阁不过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了。内阁没有提出任何新问题就批准了提案，并责成财政部实施这一规划。


　　我希望新的格莱珉银行百分之百地由贷款者所拥有，在提案中我也始终是如此表达的。但是财政大臣穆希思确信，如果我提出给政府一部分股权的话，提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为了寻求帮助，我去找卡马尔·侯赛因（Kamal Hossain）博士，他是前外交大臣，孟加拉首位总统的高级助手，在孟加拉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侯赛因非常欣赏格莱珉，马上接手了为我们起草法律构架的所有细节工作。他建议，我们主动提出将40％股份给政府，60％留给我们的借贷者。我们经过无数稿的反复，没完没了地详细讨论每一段，每一行，每一个字。最后我们将文稿送呈财政部。


　　穷人的银行家1983年9月末，我正在伦格布尔旅行时接到电话，被告知总统已经签署了公告书，格莱珉银行诞生了。那是欢欣鼓舞的一天。我在乔布拉的小小试验成长为一个正式的金融机构了!但是当我终于回到达卡看到公告书的全文时，我震惊地看到，拥有权的比例被颠倒了——政府保留60％所有权，而只批给贷款者40％。事实上，格莱珉成了一家政府拥有的银行。我感到被出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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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财政大臣打电话。穆希思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他很同情我的立场。“尤努斯，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他开始说,“但是你想要建立一个银行，是不是?这是我能为你做到这件事的唯一途径。”


　　“但是这违背了我所为之奋斗的一切。”我说。


　　“不，并不违背。我为你的银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计划，我不想它被毙掉。如果我用你的方法呈送那份提议，它根本就不会被内阁通过，所以我把它做了变动以便得到内阁的批准。现在你就去着手把这家银行建立起来吧。一旦它建立起来，你可以再来财政部变更所有权的结构。那会容易得多的。我向你保证，一定在两年之内把所有权的比例颠倒过来。我向你承诺。”


　　我不是十分确信，回去和同事们讨论，大家都感到别无选择，不管喜不喜欢，格莱珉银行已经诞生了。我们最好随遇而安，导引它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格莱珉立即展开了作为独立银行的全面运作。我们与所有的商业银行签署了贷款协议，接管我们在其间的债权债务，于1983年10月1日生效。第一个工作日就落在10月2日，我们决定举行一个开业典礼。


　　我们邀请财政大臣穆希思作为我们开业典礼的首要嘉宾，但是，当我们告知财政部官员开业典礼将设在一个村子里的一家分行举行时，他们的答复是那个地点不合适，庆祝活动应该在达卡举行，那样，政要们就能参加了。我努力向他们解释，格莱珉不是开在城市地区的，在一个没有贷款者的地方举行典礼是讲不通的。


　　“如果那个庆典在达卡举行，那就会将我们的贷款者排除在外，而那些人拥有银行40％股份。”我说,“不能只因为政府官员们不想到村子里去就把他们都运送到城里来!”


　　我们立场坚定。我们想要庆典在一个乡村背景中举行——在我们的地方，在我们的借贷者之中，在他们的家的近旁，在他们的村子里。我们是一家乡下人的银行，是为乡下人服务的，我们开业地点的象征性是不会为了任何人迷失的。


　　财政部负责格莱珉银行的官员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坚持在村子里举行开业典礼的话，部长可能不出席。我告诉他，是不是能找到时间，那得由部长决定，但我们的庆典将会如计划进行。僵持不下之际，我给穆希思打了电话，把时间、地点与庆典日程安排告诉了他。他立即表明会出席，并给了我几个也应受到邀请的朋友的名字。现在，我心里很清楚了，根本就不是部长本人，而是一个部里的官员认为庆典应该在城里举行。我向穆希思提起这件事时，他说:“他有毛病。格莱珉（‘乡村的’）银行为什么要在城里举行开业典礼呢?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此荒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