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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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他的目标是：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从而使他们永远地摆脱贫困生活。
　　这个理想诞生于1976年，那天，他自己拿出27美元借给村子里42个制作竹凳子的农妇。只需要这一点点钱，她们就能够买原材料，从而做起生意。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帮助她们永远摆脱了贫困。
　　尤怒斯坚信，借货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他提出了简单而充满智慧的解决贫困的方案：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尤努斯的理论被实践证实了，格莱珉银行已经向240万个孟加拉农村家庭提供了38亿美元的贷款。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基于格莱珉模式运作着，而格莱珉银行领导着这个以小额贷款消除贫困的席卷全球的运动。

作者简介
　　穆罕默德·尤努斯，1940年６月28日生于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一个宝石加工场主的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并没有因为家境殷实而沾沾自喜，相反，他目睹着本国的愚昧和贫穷，幼小的心灵就埋下了为可怜的同胞们做事的理想——做一名优秀的老师。 曾任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是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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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的银行家　


　　作者：穆罕默德·尤努斯


　　《穷人的银行家》 题记


　　赤贫沙漠上的清泉——译序


　　翻译这本书，缘起于2003年。在商界征战奋斗多年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经过沉重而漫长的思考，我决定，后半生将要为他人、为有需要的穷人做事。于是开始做些公益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穆罕默德·尤努斯，一个陌生的孟加拉人，进入我的视野，打动了我的心。2004年底我终于在纽约的一个书店买到了尤努斯的英文版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与抗击世界性贫穷之战》，读完心中充满激动和崇拜。立即按照书中的地址给尤努斯教授发了电子邮件，做了自我介绍，并表达想将他的自传翻译为中文的愿望。喜出望外的是，第三天即得到了尤努斯教授的肯定回复。我立即投入翻译工作，一口气用两个月完成了初稿，2004年5月初完成，并增加了尤努斯教授亲自提供的附录。


　　授生活回到祖国，他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必须为自己这样做。”回国后尤努斯在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在孟加拉社会具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道主义和宗教的信仰，使他无法漠视人民的饥饿、贫穷。1974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努力寻找解决饥饿的办法，亲自去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方法。1976年的一天，他因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这一点点钱，就能帮助她们摆脱“契约奴隶”的身份，能够自己买生产资料（竹子），把制成的竹凳直接到市场去卖，从而得到尽管是微薄、然而是全部的利润。由此开始，尤努斯开始试验、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七年之后，成立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为穷人的银行。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


　　如今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三百多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原先赤贫的妇女，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99％，所有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并且，银行保持持续赢利。格莱珉银行不仅借钱给穷人，银行自身就是为穷人所拥有的。格莱珉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而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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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已经遍布世界，甚至在中国也有过尝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即在中国云南等地区试验实施，听当初一位参与项目实施的朋友说，后来项目由当地政府接管实施，再后来，似乎无迹可寻了。我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议论的资格，但2004年我去云南禄劝考察，亲眼看到了“小额贷款”的实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区做扶贫工作已经十几年，近几年的一个试验是“贷款”给贫困山寨的农民，平均每户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但要求农民自己管理。如果一个村子的还款率低下，下一年的贷款额就不能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发展委员会，讨论每家每户如何使用贷款（养猪，买化肥、种子，还是增加农具），以及如何保证每家都能按时还款。无担保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在很多村寨都高达100％。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生存能力与民主自治能力也得到开发和提高，那是产生于贫瘠土壤的、没有政治目的的草根民主。


　　在禄劝实施项目的朋友们并非都知道孟加拉的格莱珉，知道尤努斯的就更少。但我个人相信，此类以消除贫困为目的，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的项目，大概基本都是从格莱珉银行的根脉上生发出来的。


　　尤努斯的理想是：看到这个世界摆脱贫困。“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描述为穷人，没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到那时,‘贫困’这个词将不再具有实用的意义，它将只被用来理解过去。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人权，是穷人也应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1997年的世界小额贷款峰会订立的目标是：到2005年，使世界上最穷的一亿个家庭得到小额贷款与其他的金融服务。到2001年在纽约举行第五次小额贷款峰会时，数据显示全世界已有五千多万个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其中包括两千多万个最贫困的家庭。其中，很可能并未计入云南禄劝高山上的那几百、上千个苗彝山民家庭。


　　格莱珉模式颠覆了几百年银行业的法典：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同时，能够赢利，可持续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孟加拉以及世界各地的实践证明，在许多国家里，穷人比富人更有信誉。然而，三十年来，格莱珉模式一直在受到来自金融界、政府、媒体，甚至是公益组织的怀疑。近期我还从国内的一个权威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小额贷款的文章，其中说到,“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谈不上建立了可持续的经营机制……”难道，真要等到实现了一亿个贫穷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时，才能承认孟加拉乡村银行（即格莱珉银行）模式具有“可持续的经营机制”吗?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自传、一种伟大精神的阐释，还几乎可以作为参照实践的课本，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实践。中国有很多扶贫组织，可以充分借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地格莱珉模式的经验，也许，更需要充分借鉴以往不成功的经验。如果能够找到在中国可扩展、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实施方法，中国又将会有多少贫困家庭可以从中受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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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英文是自学的，基础薄弱。过去多年使用的商场英语都是简单直接说明白就行，不太讲究语法修辞。只粗读过数量有限的英文原著，更没有翻译经验。可想而知，翻译这本书对我是何等的挑战。我倾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能力，希望不至于有损本书的精髓与作者的光辉。


　　在此，我要感谢徐晓，她承担了包括版权、出版等安排在内的最繁难的任务，过程中变生不测枝节横生，全亏徐晓的把握与坚持。还要感谢本书编辑，用心补拾译文中的诸多粗陋。所有谬误之处，当然是本人的责任。


　　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穷人的银行家》中译本，自然是出于对原著的欣赏。作为译者而能够附骥三联，我深以为荣。


　　吴士宏


　　2005年12月28日


　　序言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饥馑之中。


　　我任教并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大学，位于这个国家的东南端。开始时，那些关于发生在北方遥远村落中的死亡与饥荒的报道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关注，但是随后，瘦骨嶙峋的人们开始出现在首都达卡的火车站与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儿童的样子像老人。


　　政府开设了救济粥棚。但是很快，所有新开的粥棚都没米了。报社向全国提出警告：饥荒将继续蔓延。研究机构搜集数据，分析造成突然向城市移民现象的根源。宗教团体动员起来，将死者的尸体从大街上抬走，以适当的习俗将他们埋葬。但是很快，这种收集死尸的简单工作就变得非常繁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能力。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叨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它慢慢地发生，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生死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以至于让人无法辨别。饿死如同睡眠一样，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发生，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而一切都是源于每餐饭缺少的一把米。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授的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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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遭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我需要从这些理论，从我的课本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乔布拉村（Jobra）恰巧离校园很近。1958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阿尤布·汗（Ayub Khan）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由于对桀骜不驯的学生们的疑惧，他颁布法令，让所有新建的大学都远离市中心。我所任教的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当时被建在吉大港地区的山区，紧邻乔布拉村。


　　紧邻乔布拉村，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学习的绝佳选择。我决定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乔布拉的村民将是我的教授。我发誓要从这个村子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传统大学在其学生与孟加拉的现实生活之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不想再按照传统照本宣科地教书，我想教给我的大学生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我选择以“蚯蚓”的视角（the worm?s eye view），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穷去研究，我会更深切地理解它。


　　通过对吉大港大学周围村落的反复造访，我得到了许多对格莱珉银行的建立至关重要的发现。穷人教会我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我从他们的立场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我做了很多尝试，有些是有效的，而另一些则毫无用处。其中一个尝试很有收效，那就是向人们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自雇谋生（self?employment）。这些贷款提供了一个起点，使那些贷款者可以从事乡村手工业，以及利用他们已有技能的其他方式来挣钱。


　　我从未想象过，我的小额贷款规划（micro?lending program）会成为一个为250万人服务的全国性的“穷人的银行”（bank for the poor）的基础，也没想到它会绵延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国家得到采用。当时，我只是努力想从自己的负疚感中解脱出来，想要实现帮助几个饥民的个人愿望，但结果并未止于只帮助几个人。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会允许我就此止步的。到后来，我也不允许自己就此止步了。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1）


　　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是一个有300万人口的商业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业区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hat Road）长大的。大街上有一条刚刚够一辆卡车通过的繁忙的单行车道，将查克太港（Chaktai）与中心作坊市场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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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处在大街上珠宝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们住在20号，是一座两层的小房子，楼下是我父亲的首饰作坊。小时候，我的世界充满了大街上的喧闹声和汽油味道。卡车与手推车永远在我们的街上堵塞着，我整天都能听见司机的争吵、叫喊和鸣笛声，永远是一派狂欢的气氛。夜半时分，街头的小贩，玩杂耍的，和乞丐们的吆喝呼喊声终于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父亲作坊中的锤击声、锉磨声与抛光的声音。


　　我们只占据了楼上的厨房与四个房间：母亲的房间，收音机房间，主房间和餐厅，餐厅一天铺三次地席，供我们全家用餐。平屋顶是我们的游戏场，玩倦的时候，我们经常注视着楼下的顾客与在后房做工的金匠来消磨时间，或者就看着外面那无尽变换的街景。


　　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是父亲在吉大港的第二个商号，第一处商号被一枚日军炸弹炸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它。1943年，日本人入侵邻国的缅甸，并威胁着整个印度。然而吉大港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的空袭，日本飞机扔下的更多是传单。我们很喜欢从房顶上看那些传单像蝴蝶般向城市飘落下来。但是，当我们第二座房子的一面墙被日军的炸弹炸塌后，父亲迅速将我们转移到安全之地——他的家乡巴图亚村（Bathua），我是在战争爆发之初出生在那里的。


　　巴图亚离吉大港大约七英里远。我的祖父在那里拥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农作，但是他对首饰行业更有兴趣。他的长子，我的父亲杜拉·米亚（Dula Mia）也进入了首饰行业，并很快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人。父亲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他很少处罚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有三个铁保险柜，每个都有四英尺高，嵌装在商铺柜台后面的墙壁里。店铺开门时，他让保险柜也敞开着。保险柜厚重的门里面是镜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险柜，而更像是商铺货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祷之前，也就是关门时分，父亲会把这些保险柜的抽屉都关起来。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记起那些没有上油的合叶发出的吱扭声和每个保险柜上的六把锁一一被锁上时所发出的咔嗒声。这些声响刚好给我和哥哥萨拉姆（Salam）足够的时间，丢下手头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飞跑到书本旁。只要父亲看到我们坐在那儿读书，他就会高兴地说:“好孩子，好小伙子。”然后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祷了。


　　父亲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麦加朝圣。他总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宽松裤，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顶白色的祈祷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镜和花白的胡子，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样貌，但他从来就不啃书本。拥有一个大家庭和一个成功的企业，使他没有什么时间来查看我们的功课，他也不喜欢那样做。他将生活分别投入到工作，祈祷，与亲人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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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父亲形成对比，我的母亲索菲亚·卡图恩（Sofia Khatun）是一个有决断的坚强女人。她是家中的纪律执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们就知道，别想试图使她改变主意了。她想要我们都像她一样有条有理。她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母亲十分善良并充满同情心，总是周济从遥远的乡下来看望我们的穷亲戚。是她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了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


　　母亲出身于一个小商贸者之家，家人从缅甸采购货物来贩卖。她的父亲把拥有的土地大部分都租了出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编年史，吃美食。这最后一个爱好最令他的孙儿们与他亲近。早年间，我记得母亲经常穿一件滚着金边的鲜艳纱丽（sari），乌黑的头发总是在前面向右分缝，后面盘成一个饱满的发髻。我非常爱她，我肯定是最经常拽着她的纱丽要求关注的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她讲的故事，她唱的歌，比如关于卡巴拉（Karbala）的悲惨故事。每年在穆哈兰节（Moharram）期间——穆斯林为了纪念卡巴拉举行的仪式，我记得我都要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房子一侧的天空是红色的，而另一边是蓝色的?”


　　“为哈桑（Hassan）而蓝，为侯赛因（Hussein）而红。”她答道。


　　“哈桑和侯赛因是什么人?”


　　“他们是我们的先知——祝他安息——的孙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当她讲完他们被谋杀的故事后，总是指着暮色解释说，房子一边的蓝色是使哈桑死于非命的毒药，而另一边的红色是被害的侯赛因的鲜血。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她所讲述的悲剧故事，与我们伟大的孟加拉史诗 Bishad Shindhu（《悲伤之海》）同样的令人感动。


　　母亲完全占据了我的幼年。每当她在厨房里煎皮塔饼（ pitha），我们总是拥在她身边吵嚷着要求尝一口。当她把第一张皮塔饼从煎锅里拿出来，刚刚要把它吹凉些时，总是被我一把抓过来，全家公议我是母亲厨艺作品的首席品尝师。


　　母亲也制作一些首饰在我家的店铺出售。她经常给耳环和项链加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加上一小段天鹅绒的缎带，小绒球，或是鲜艳的编结丝绦，而我总爱注视着她用纤细的双手制作那些美丽的饰物。她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亲朋或邻居的钱，就是从这些工作上挣来的。


　　母亲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五个早夭。我的大姐莫姆塔兹（Momtaz）比我大八岁，十几岁就嫁人了。我们经常去她在城边的新家看她，大姐就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比我大三岁的萨拉姆是我最亲近的同伴，我们模仿日本机关枪的声音玩打仗，风力合适的时候，我们就用宝石状的纸片和竹竿做起五颜六色的风筝。有一次父亲从大街上买来几个失效的炮弹，我们就帮助母亲将它们改造成花盆，翅在下、大头朝上地摆放在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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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拉姆、我与邻里所有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们，都在附近的拉玛集市（Lamar Bazar）自由小学念书。孟加拉的学校向孩子们灌输良好的价值观念。学校的宗旨不只是要使孩子们学业有成，而且要教给他们作为公民的自豪，精神信仰的重要，对于艺术、音乐、诗歌的欣赏，对于权威与纪律的尊重。小学和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在拉玛集市自由小学每班有大约四十个学生，在那儿，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教师，都讲吉大港方言。好学生能够赢得奖学金，并经常被邀请参加全国性的竞赛。但我的同学大部分很快就辍学了。


　　萨拉姆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们能够到手的任何书籍和杂志。我最喜欢的是侦探惊险小说。12岁时，我甚至写过一个完整的犯罪小说。但是，要满足我们的阅读饥渴并非易事。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萨拉姆和我学会了即兴创作，买，借和偷。例如有一次，我们最喜爱的儿童杂志《舒克塔拉》（ Shuktara）举行年度竞赛，竞赛的优胜者能够得到免费的订阅，名字还能印在杂志上。我随意挑了一个优胜者的名字，给编辑写了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是某某某，是竞赛获胜者。我们已经搬家了。从现在起，请把免费订阅给我的杂志寄到博克瑟哈特大街某某号。


　　我没有写我家的门牌号，而是给了一个邻居的地址，这样就不会被父亲看到那本杂志了。每个月，萨拉姆和我都眼巴巴地等着给我们寄来的免费杂志。那可真是一场成真好梦。


　　我们每天还去我们的家庭医生巴尼克博士（Dr.Banik）的候诊室——拐过街角就是——读他订阅的各种报刊。这种自由阅读使我在多少年中受用无穷。在整个小学与中学期间，我常常是班里拔尖的学生。


　　1947年我七岁时,“巴基斯坦运动”达到了巅峰。在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都在为成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而斗争。我们知道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吉大港肯定会被包括在巴基斯坦之内，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其他地区会被包括在穆斯林孟加拉（Muslim Bengal）之内，也不清楚究竟会如何划定边界。


　　在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亲朋好友们没完没了争论着关于独立的巴基斯坦的未来。我们都意识到它会是一个最奇特的国家，一千多英里的印度疆土将它分为东、西两半。父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许多信印度教的朋友和同事常常到我家来，即便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也能感到那两个宗教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许多有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暴力骚动的报道，令人宽慰的是，这样的事在吉大港很少发生。


　　我父母的立场是坚定支持从印度的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我的小弟弟易卜拉辛（Ibrahim）咿呀学语时，就称他所喜欢的白糖为“真纳糖”（Jinnah Sugar），而称他不喜欢的红糖为“甘地糖”（Gandhi Sugar）。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是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的领袖，而甘地当然是想要保持印度完整。晚上，母亲讲真纳、甘地和君王路易·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故事哄我们睡觉。我的年近十岁的哥哥萨拉姆，很嫉妒邻里那些大男孩，他们举着有白色新月和星星的绿色小旗，在大街上呼喊着“巴基斯坦万岁”（Pakistan Zinbabad）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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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8月14日零时，被英国统治将近两个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宣布独立。我对它的记忆宛如昨日。整个城市挂满了旗帜和绿白两色的彩饰。我听到街上政治演说的响亮声音，经常被“巴基斯坦万岁”的口号呼喊打断。午夜前，大街上挤满了人。我们从屋顶上放焰火，我看到周围邻居们的侧影，他们仰视着洒满夜空的爆竹焰火。整个城市都悸动着激情。


　　午夜临近时，父亲带领我们下楼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父亲虽然不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但为了表示坚定，他加入了穆斯林团体国家警卫队。那天晚上，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卫制服，还戴上了那很有特征的“真纳帽”。我们甚至带上了两个小弟弟，两岁的易卜拉辛和小婴儿图努（Tunu）。12点正，电闸被关上，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在光明重回的下一刻，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了。高昂的口号声“巴基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响彻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当时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脉中冲动着的民族自豪感。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兹、萨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图努之后，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阿尤布（Ayub），阿扎姆（Azam），贾汗吉尔（Jahangir）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岁时，我热爱的母亲开始常常无缘无故地烦躁，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她比较安静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她会一连几小时地祈祷，读同一页书，或是反复不停地背同一首诗。躁动起来，她就大声地用粗俗的话骂人。有时她会肆意辱骂邻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时候，她会大声斥骂政客们，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时她会在头脑里反击那些假想敌，毫无警示地暴烈起来。她经常在夜里突然喊叫，拳打脚踢，我就得帮助父亲按住她，或是努力护住我年幼的弟妹们免受伤害。这样的危机之后，她经常会重新变回到我们所记得的那个甜美温柔的母亲，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爱，照顾幼小的孩子们。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复原。随着病情恶化，她渐渐不能了解我们上学的情况了。


　　父亲为治愈母亲竭尽了全力，花钱给她做全国最先进的医学检测。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绝望之下，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咒语，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无论如何，这些方法一无收效。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天气预报如何?”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就彼此这样发问。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2号，4号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剧中，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母亲总是在“播音”，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还有“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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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一直是照亮着这令人悲伤时期的光芒。他优雅坚毅地适应着这一人生变局，在母亲的疾病持续的三十三年间，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种情况下，照顾着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个索非亚·卡图恩，当时他只有22岁。直到母亲1982年去世，在他们结婚的五十二年间，他始终对她忠诚不渝，恩爱如初。


　　虽然父亲并不介意在我们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钱，但是他持家简朴，给我们的零花钱很少。上高中时，由于在吉大港地区的竞争奖学金考试中获胜，我每月能得到一点津贴，于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钱，但从来就不够花。我从父亲的零钱抽屉里补足我短缺的部分，这件事父亲根本就没有察觉。除去对书与杂志的兴趣以外，萨拉姆和我还养成了看电影和在外面吃东西的毛病。我们对口味并不讲究。我最喜欢“马铃薯块”，就是一块烤马铃薯塞入煎洋葱，再撒上醋。萨拉姆和我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处那个简陋的茶摊上，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吃这些东西。对于这些外出活动，父亲从不知情。


　　萨拉姆和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个简单的盒式相机，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我们像专业人员一样计划并研究我们的题材：人像，街景，住宅，静物。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同谋是邻里一个名为“神奇之家摄影室”的照相馆主人。他允许我们用他的暗房，将我们的黑白胶卷冲印出来。我们努力想获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给我们的照片上了色。


　　穷人的银行家我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并跟一个商业画家学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里，我把我的画架、画布和彩笔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听到父亲回来的动静时很快就能把它们藏起来。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父亲不相信复制人体形象这类的事。家里一些爱艺术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谋，帮助和鼓励我。


　　作为这些癖好的副产品，萨拉姆和我对图形设计也产生了兴趣。我们还开始集邮，并说服邻里的一个店主，允许我们在他的店铺前展示我们的邮票箱。我们经常与两个叔叔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和好莱坞的电影，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会学校比我的小学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地调任来的政府官员的儿子，这个学校提供的是全国最好的教育。但特别吸引我的是童子军规划，童子军队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学校的男孩子们一起，参加训练，游戏，艺术活动，讨论，在乡间徒步旅行，各种各样的节目和许多的集会。在“挣钱周”里，我们叫卖货物，擦皮鞋，在茶摊上作伙计，以募集钱款。除乐趣以外，童子军活动还教会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并且珍视我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