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

角落有故事

    对于如何更好地管理风险并抑制过度的复杂性，我们给出了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是，我们呼吁联邦和州政府当局加强对房贷机构的监管，包括对房贷经纪商制定全国性的行业准入标准。我们还建议改革信用评级程序，特别是对结构性产品的信用评级。我们呼吁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发行者们就他们对背后的支持资产所作的尽职调查作出更为详细的披露。我们还建议对场外衍生品市场作出一系列的全面改善。


    我结束演讲之后便匆匆赶回了财政部大楼。我刚刚踏进办公室，鲍勃·斯蒂尔便冲了进来。鲍勃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典范，几乎永远都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但那一天，他的表情异常冷峻。


    “我今天上午跟罗德金·科恩谈过，”他说。罗德金·科恩就是贝尔斯登的法律顾问，一个杰出的银行业律师。“贝尔斯登有流动性问题。我们正试着了解更多的情况。”


    没等鲍勃说完，我就知道贝尔斯登已经必死无疑。一旦流动性问题传了出去，贝尔斯登的客户们就会撤走资金，融资源泉就会瞬间蒸发。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


    “一切将在几天内结束。”我说。


    我强力克制着惊惧，打起精神。不管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


    危机看似是在一夜之间降临的，但贝尔斯登的困境却并不是什么意外。它是五大投资银行中最小的一个，排在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雷曼兄弟之后。尽管贝尔斯登并没有像其他几个竞争者那样公布巨额的亏损，但它所持有的大量债券和住宅抵押贷款令它异常脆弱。早在上一个夏天，贝尔斯登便被迫关闭了两个大量投资于担保债务凭证的对冲基金，成为金融危机最早的征兆之一。自那以来，贝尔斯登更是每况愈下。


    尽管如此，我也知道贝尔斯登是一家争强好胜、特立独行的公司：1998年时，华尔街上唯有它拒绝帮助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贝尔斯登的人都是生存专家。他们似乎永远都有办法摆脱麻烦。


    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我和鲍勃·斯蒂尔一直在敦促贝尔斯登以及其他许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融资来改善流动性状况。包括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在内，有些银行已经从外国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之类的外部投资者那里融到了数十亿美元。贝尔斯登也与几个投资者谈过，但最终仅仅与中国的中信证券达成了双方相互投资10亿美元的协议。这一交易并不能满足贝尔斯登之需，而且不管怎么说，交易还没有完成。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3）


    在市场压力之下，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加脆弱。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但1929年的大崩盘改变了这一点。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通过控制投机行为和利益冲突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禁止储蓄机构从事当时被视做高风险业务的证券承销业务。此后的许多年中，更为保守的商业银行做的是储蓄和贷款业务，而更具冒险性的投资银行以证券的承销、销售和交易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直到国会于1999年重新允许两者自由涉猎对方的业务。一股并购浪潮由此掀起，在2008年抢尽镜头的这些巨型的金融服务企业随之诞生。

角落有故事

    但监管并没有跟上时事变化的步伐。监管主体太过分散，而且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权力。这正是财政部力求设计一个新的监管结构的原因之一。


    商业银行的安全保障要强于投资银行：当碰到了麻烦，商业银行可以求助于联邦储备系统，也就是它们的最后贷款人。即使这不成功，政府也可能介入，接管银行，把它置于破产管理之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掌握银行资产的控制权，承担银行的债务，循序渐进地停业清算或将银行卖掉，保护整个金融系统。


    相比之下，尽管杠杆水平极高的投资银行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而且遵循着比商业银行更为严格的会计标准，但政府在一家投资银行要倒闭的时候却无能为力——即使这样的倒闭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美联储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让投资银行借以融资，证券交易委员会又不是个贷款机构，无法激发市场的信心。在大型、全球型、盘根错节的金融机构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像贝尔斯登这样的某一家投资银行的倒闭就可能引发一场惊天浩劫。


    ***


    那个星期四的上午，鲍勃·斯蒂尔刚刚离开我的办公室，我便急风骤雨般地打了很多个电话，第一个便打往了白宫。接下来我打给了正焦虑万分的蒂姆·盖特纳，他保证会密切关注贝尔斯登的状况。他问我是否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谈过。


    我联系到了身在亚特兰大的考克斯。尽管贝尔斯登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光彩，考克斯依然认为它是一家好公司，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收购目标，而且应该能在30天之内找到买家。他已经与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谈过，施瓦茨表示他还拥有许多无负担的抵押品——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提供抵押贷款的人。


    布什总统很快就打来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贝尔斯登的现状，也分析了贝尔斯登的覆灭可能给市场和整个经济带来的后果。总统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问我是否能为这家倒霉的公司找到一个买家。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我们正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


    “这回要来真的了，”我总结说，“我们有可能看到一家公司倒闭。我们必须拼尽全力了。”


    那天下午，斯蒂尔找到了我，商议之后，我们都认为他应该飞去纽约参加他女儿的21岁生日晚宴。他在纽约也可以工作，而且，纽约也有可能会需要他。事实证明，他前往纽约真是一件意外的幸事。他在下午6点左右抵达，立刻就接到了来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贝尔斯登官员的无数电话，以至于他在威斯切斯特县机场（WestchesterCountyAirport）的一间会议室里打了足足两个小时的电话。他差一点连女儿生日晚宴的饭后甜点都没有赶上。

角落有故事

    当我回到家中，我心中充满了不祥之感。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所以最新一期的《体育画报》已经送到。温迪总是把这本杂志为我留在床头，就在我翻着画报，试图放松一下的时候，电话响了，是鲍勃从威斯切斯特机场打来的。他告诉我，形势危急，我需要于当晚8点左右与本·伯南克、克里斯·考克斯、蒂姆·盖特纳和他们的下属要员开一个电话会议。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4）


    对贝尔斯登来说，那是险恶的一天。他们的贷款人和机构经纪业务客户正在飞快地逃离，以至于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坦言，如果没有解决办法，它只能在次日一早申请破产。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贝尔斯登的破产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把其他一些无力偿债的问题银行也拖下水。但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形势万分紧急，但我们却没有一目了然的答案。


    我们讨论了采取防御性措施的可能性。美联储正在考虑给市场注入充裕的流动性，或者用蒂姆的话说，“给跑道铺上防火泡沫。”但在局势如此脆弱不堪的情况下，我怀疑贝尔斯登一旦轰然倒下，我们是否还有办法去稳定市场。


    我们约定次日一早的第一件事就是再度交换意见。蒂姆说：“我的队伍将通宵工作。”他的人将研究贝尔斯登的倒闭将如何影响金融系统的根基——抵押贷款、衍生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市场，正是这些市场构成了金融市场的那个隐性但却至关重要的“管道系统”。从这一刻开始，直至此后的整个危机过程，美联储（还有财政部）的队伍还将一次次地面临金融系统的生死关头，度过许许多多个不眠之夜。


    我也难以入睡。我心急火燎，焦虑不安，辗转反侧。我无法不去联想贝尔斯登倒闭的后果。我担心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担心CDS市场透明度的缺乏，担心那个盘根错节的每天往来数十亿美元的机构拆借网络在恐慌之下是多么容易土崩瓦解。一幕幕可怕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闪过。


    所有的金融机构都离不开借贷——离不开它们的债权人的责任。如果债权人开始担心一家银行的偿债能力，它们会拒绝贷款，或索求更多的担保品。如果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这样做，金融市场将会瘫痪，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将没有任何信贷可用。经济活动将会紧缩，甚至崩溃。


    近年来，银行的借款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资本充足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导致杠杆水平水涨船高的这些借贷行为有很多是通过回购协议完成的。在回购市场中，银行可以向交易伙伴出售证券以换取现金，并约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以同样的价格将证券买回，并支付这段时间的利息。

角落有故事

    许多商业银行持有大量联邦政府承保的零售存款，可以部分上解决它们的融资需求，但投资银行却更加依赖于回购这一类的融资手段。经纪商们也会使用回购协议来融资建立国债、联邦政府机构债、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各类产品的仓位。金融机构既可以相互之间直接安排回购协议，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媒介，这些媒介扮演的是管理人和借出证券托管人的角色。摩根大通和纽约梅隆银行这两家银行是这种三方回购业务的龙头。


    这个市场已经变得无比庞大——单是三方回购市场在巅峰时期就达到了近275万亿美元的规模。大多数资金都是隔夜拆借的。这意味着那些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尽管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无比复杂而且往往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但依靠的却是有可能在一瞬间撤走的资金。


    在2007年之前的好时光中，这在大多数银行家的眼中似乎都不是个问题。回购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市场。从技术上说无非就是证券的买卖交易，与抵押贷款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回购市场一直被视为一个安全的领域，直到形势恶化，市场参与者对担保品或是交易伙伴的可靠性丧失了信心——或是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不管有没有担保，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有可能在第二天就消失的公司做交易。但拒绝与一家公司做生意本身就能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贝尔斯登的失败损害的不仅仅是它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贝尔斯登还有成百上千的交易伙伴——也就是借给它钱或是与它交易股票、债券、抵押贷款或是其他证券的那些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银行、经纪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还是州、城市和大企业的养老基金，它们也有自己的无数交易伙伴。如果贝尔斯登有麻烦，所有这些交易伙伴都将争先恐后地回收它们的贷款或是担保品。为了满足支付要求，首先是贝尔斯登，接下来是其他公司，统统都会被迫在任何可能抛售的市场上抛售任何可能抛售的东西——这会压低资产价格，导致更多损失，引发更多的对补充保证金或担保品的要求。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5）


    已经开始从贝尔斯登回撤资金的那些公司只不过是想率先脱身。这也正是最近的那些银行挤兑事件的起因。


    投资银行明白，一旦它们的偿付能力出现任何疑问，债主们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逃离。这就是为什么一家银行的流动性如此重要的原因。在高盛公司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流动性状况非常关心。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把流动性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手头现金加上可以迅速变卖的无负担资产”。我们关心的是，在最不利的状况下，有多少钱有可能在一天内消失；如果每一个有权回收资金的人都这么做，我们会短缺多少资金，我们如何才能应对我们的债务。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纽约银行留有一个保险箱，里面装满我们永远也不会投出或借出的债券。在我担任高盛CEO的那个时候，单是这样的现金储备就积累了600亿美元。有了这样的缓冲余地，我才能安然入睡。

角落有故事

    这个星期之初，贝尔斯登手中还有大约180亿美元的现金，现在只剩下了2亿美元左右。它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撤资要求。而且当市场在早晨开盘时，没有一个交易伙伴愿意再借钱给贝尔斯登——而是个个都在撤逃资金。这的确是个坏消息，不仅对贝尔斯登，对每一个与贝尔斯登打交道的机构来说都是如此。


    那个晚上我没睡几个小时。此前我从未碰到这样的麻烦，但自此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就开始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困扰我，特别是在9月之后。最困难的那些日子，我往往会在晚上9点半或10点钟才精疲力竭地睡下，但几个小时之后便会醒来，就这样若睡若醒地躺在那里度过漫漫长夜。有时候我的思路在这种时候反而最为清晰，偶尔会爬起来写下些什么。等到报纸于早上6点送达，我可能已经起床一两个小时，往往是在电视机前了解海外市场的动向。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星期五一早，就在我刚刚剃完胡须，准备去冲个澡的时候，电话响了。鲍勃·斯蒂尔告诉我，凌晨5点左右有一个电话会议。还穿着睡觉时穿的拳击短裤和T恤衫，我轻轻跑上三楼的书房，以免吵醒温蒂。参加会议的有联储的蒂姆·盖特纳、本·伯南克、凯文·沃什、唐·科恩，财政部的托尼·瑞安和鲍勃·斯蒂尔，还有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埃里克·西里（ErikSirri）。一开始我们等了一会儿克里斯·考克斯，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就绪，但由于通信问题，他一直没能上线。贝尔斯登的清算银行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也连线了几分钟，他介绍了严峻的形势，强调说贝尔斯登的失败将是市场的灾难，关键就是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


    杰米下线之后，蒂姆提出了他和他的团队想出来的一个可以买来时间的新颖方法。美联储可以借钱给摩根大通，然后由摩根大通借钱给贝尔斯登。要想发挥作用，美联储的贷款必须是不可追索的：贷款将以贝尔斯登提供的担保品为支持，但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都没有还款的义务。


    从法律上说，美联储只有在贷款足够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安排这样的抵押贷款，也就是说，美联储必须确保它遭受损失的概率小之又小。但问题是，如果这笔贷款因任何原因而无法偿还，致使美联储被迫以低于贷款金额的价格出售担保品，那么美联储确实将遭受损失。这样一笔交易对美联储来说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胆举动。


    所以本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只有在财政部提供支持，愿意保护我们不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我才会这么做。”


    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财政部有没有权力、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用来保护美联储不受损失，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回购市场马上就要在早晨7点半左右开盘，我不打算在这个时候找来一大帮律师讨论任何法律细节。

角落有故事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6）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说，“只要有任何机会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就要抓住它。”


    当然，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下线去征求布什总统的意见，确保他同意这一计划。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得到了总统的支持。但这样一来，他也碰到了他的难题。那一天他不仅要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还要接见《华尔街日报》的编委会，而这家报纸正是以自由市场观点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情绪而著称的。


    我告诉他不必担心，正在纽约的斯蒂尔很熟悉贝尔斯登的状况，可以在他抵达之后与他会面。我带着那么一点点黑色幽默再次提醒总统：“总统先生，现在您可以把演讲中的那句‘不会去救援谁’拿掉了。”


    总统修改了讲稿，当他飞抵纽约的时候，斯蒂尔已经在华尔街直升机场等着他了。斯蒂尔跳上总统专车，在前往中城区的路上向总统汇报了贝尔斯登的最新情况。


    我回到电话会议中，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支持。随后，蒂姆和我又单独谈了一会儿。我们的救援计划推进得太快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没有正式批准贷款，我们也还没来得及发布任何声明。但市场即将开盘，我们只能迅速行动。


    我们再一次问自己，贝尔斯登一旦覆灭会怎么样。回想1990年的时候，垃圾债券巨头德崇证券（DrexelBurnhamLambert）的覆灭并没有拖垮市场，但那时候的市场并不像现在这样脆弱，那时候的金融机构也不像现在这样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候的交易伙伴也更容易辨识。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市场会去寻找下一个牺牲品，然后是再下一个，而整个系统都将蒙上巨大的风险。


    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我与蒂姆通话不下20多次。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在这场大风暴中，蒂姆给我们带来了敏锐的分析头脑和一种冷静、有条不紊和成竹在胸的感觉。他是一个意志坚强而且颇具幽默感的人。但是，尽管我们要依赖美联储的力量来处理贝尔斯登的问题，蒂姆面对的也是一片未知领域，也需要依赖我的市场知识和我对华尔街的熟悉。蒂姆知道我对华尔街CEO们的思考方法、优点和弱点一清二楚。我也知道如何与那些董事会和股东打交道。我知道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在没有尽职调查的情况下买下一家公司会有多么难，也知道害怕失去自己的公司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1994年在高盛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巨额交易损失导致许多被吓坏的合伙人撤走了他们的资金。

角落有故事

    蒂姆已经向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解释过政府的计划，但他担心艾伦还没有完全领会这么做的后果。如果没有回报，政府不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而在这个计划中，政府的回报就是贝尔斯登的控制权。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汉克，”我记得蒂姆这样说，“你必须清晰有力地向他摊牌。光听我说还不够，他还需要从你嘴里听到这个结果。”


    当我联系到艾伦，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躁不安，但很明显他已经竭尽全力。我很同情他。他是一个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和一个受到高度认可的企业顾问，只是被卷进了一种令他也无所适从的可怕境地。当我拨通他的电话时，他正在与他的董事会开会，那帮董事已经闹翻了天。


    “艾伦，”我对他说，“你们现在由政府控制。唯一一个其他选择就是破产。”


    “蒂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很紧张，我还以为规则要变了。不用担心。我懂你的意思。”


    早上接近9点的时候，摩根大通宣布将与美联储合作向贝尔斯登提供贷款，初始期限为28天。但公告中并没有指明贷款的具体金额。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7）


    我几乎从来不用讲话稿，写下几个要点和两三段准备使用的关键措辞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但是，面对很快就要召开的一个与各大银行CEO的电话会议，我知道我必须小心谨慎——我无权命令这些银行家做任何事情。但我也必须阐明，如果他们从贝尔斯登那里抽走资金，这家投行就熬不过星期五那一天。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都负有信托责任，但现在的局势非同寻常，政府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


    “你们的监管部门已经协力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要求你们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行事。”我说，“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在思考这个系统。我们的目标是让贝尔斯登继续经营，继续偿债。”


    银行家们围绕联储的紧急支援措施问了大量的问题。蒂姆和我让杰米·戴蒙回答了大部分问题。银行家们都很紧张，但很明显得到了些许安慰，这让我松了一口气，相信贝尔斯登可以熬过那一天。


    一开始，贝尔斯登的股票有所反弹，但没过多久，市场便再度走弱。在那个上午，贝尔斯登的股价狂跌近乎一半，收在30美元以下。整个大盘也急剧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接近300点。那一天，美元也跌到了1欧元兑156美元的新低，金价则飙升到了每盎司1009美元的新高。


    即使有摩根大通和美联储作为后盾，贝尔斯登的生存能力依然遭受怀疑。它的客户仍在逃离，令它的资金储备进一步枯竭。我们必须在周日晚之前完成一笔交易，不能等到亚洲市场开盘，否则银行挤兑风潮会波及全球。

角落有故事

    当天下午，在一个有关我们的房市计划的会议上，我问尼尔·卡什卡里他周末是否有时间，因为我们在贝尔斯登的问题上可能会需要帮助。尼尔说：“我觉得我去纽约比跟你一起待在华盛顿更有用。”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在他动身之前我对他调侃说：“我让你去做的是你完全没有资格去做的事，但我只有你可以用了。”我可以随意这样奚落尼尔，因为他是一个极富才华和自信的人。


    “谢谢了。”他笑着说。


    我在下午4点半给杰米·戴蒙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在周末之前完成交易。自信、魅力十足、机智敏锐的杰米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既可以是一位强硬的商人，也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为大局着想而收敛他的竞争本能。他深得董事会的信任，这使他可以快速作出决策并坚持他的决策。他说他的团队会尽可能快地行动，但他也很聪明地没有对我作出任何承诺。


    布什总统已经完成纽约的演讲返回了华盛顿，要求我们立即向他汇报贝尔斯登的情况。摩根大通打算什么时候买下这家公司？他问。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强调这个周末必须有所进展，不然我们会有大麻烦。


    在纽约，蒂姆·盖特纳也忧心日增。在与施瓦茨交谈过之后，他担心这位贝尔斯登的CEO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令他的公司危如累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他说，施瓦茨仍然抱有一种幻想，满以为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出售他的公司。


    蒂姆建议我和他再次致电施瓦茨。“我们两人一起找他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说。我们于下午6点半左右拨通了施瓦茨的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艾伦问。


    “因为你的公司再也撑不下去了，”我解释说，“它会烟消云散。如果你在这个周末之前还达不成什么交易，你连任何可以用来借款的抵押品都剩不下了。”


    在这个艰难的电话之后，蒂姆和我都知道那个晚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约定次日一早再谈。


    那天晚上，温迪和我前往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观看了《上帝鸟》（TheLordGodBird），一部有关象牙啄木鸟的精彩的纪录片——由于这种美丽的鸟常常让人发出“上帝！”的感叹，上帝鸟的名字由此而得。换作平常，我一定会乐在其中，但那一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贝尔斯登的事。每次有某个国家地理协会的朋友向我们走过来，我都对他们恍恍然视若无睹。这令温迪非常不快。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她说，“但这不是对人不礼貌的借口。”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8）

角落有故事

    “我对每个人都很礼貌。”我反驳说。


    “你除了一个‘嗨’之外就没有对他们说过任何话。”


    我向她道了歉，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担心的是这个世界会四分五裂！”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在又一个辗转不安的夜晚之后，我在星期六早晨醒来，仍然满心焦虑地考虑着如何才能在周末之前为贝尔斯登的困境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接替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这个意料之外的电话令我紧张万分。自我加入财政部以来，这是劳埃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电话打到我的家中。劳埃德跟我一起分析了市场形势，以一种典型的严谨而又非常全面的方式概括了时局，但我听得出他声音中的恐惧。他的结论非常悲观。


    市场期待贝尔斯登被拯救。如果到头来没有拯救行动，立刻便会天下大乱，先是从周日晚间的亚洲开始，继而蔓延到星期一的伦敦和纽约。不难想象道指创纪录地狂跌1000点的惨状。


    我很快拨通了蒂姆·盖特纳的电话，与他再度讨论了我们当天的计划。我们必须为贝尔斯登找到一个买家，而摩根大通绝对是我们最好的候选人。我们决定把一整天都用在与杰米·戴蒙和艾伦·施瓦茨的沟通上，力促他们确保自己的董事会积极推进这件事，获得所有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在周日下午之前完成交易。


    在通常情况下，我更愿意选择多个竞标者，至少表面上制造一点竞争的迹象。但我不认为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愿意买下贝尔斯登的人——更别说在36个小时之内就买下了。不过，我们确实考虑了每一个可能的选择。


    蒂姆询问了私募股权投资人克里斯·弗劳尔斯，他曾表达过对贝尔斯登的兴趣。我与克里斯已经相识多年。在自立门户之前，他曾在高盛负责金融机构银行业务。但我知道以弗劳尔斯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来看，他并没有必要做这样一笔交易，所以我告诉蒂姆，与弗劳尔斯公司接触是浪费时间。德意志银行北美业务主管塞思·沃（SethWaugh）也曾表达过一些兴趣。我说我会联系德意志银行的CEO乔·阿克曼，但我也指出，根据我在过去7个月中与他的多次交谈，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对贝尔斯登有任何兴趣。乔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出生于瑞士的阿克曼是我所认识的最直率的人之一，他是一个充满竞争精神的人，一向善于利用他在对手们身上发现的弱点。当我拨通他的手机，他正走在纽约的麦迪逊大道上。一如既往，他的回答直率到了家。


    “买贝尔斯登？这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爱做的一件事！”他喊道。他还说他对资助贝尔斯登也没有兴趣。目前为止他的资金状况尚可，而且他一直是个良好的企业公民，但他已经不能再这么做了。接下来他问我，德意志银行凭什么要跟一家美国的投资银行做生意。

角落有故事

    这不是有竞争精神的话，而是有点草木皆兵的味道，我对听到这样的悲观论调感到吃惊。我告诉他不必为其他的美国投资银行担心，我们要解决的只是贝尔斯登的问题。


    尼尔·卡什卡里一遍遍地穿梭于隔街相望的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的办公室之间，随时向我通报摩根大通的尽职调查情况。纽约的团队为了促成这笔交易而独自埋头苦干，我则频繁地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我也不断与业内人士沟通以协调各方的步伐。正出差在外的雷曼兄弟CEO迪克·富尔德从印度的一家机场给我打回了电话。他担心自己的公司也会出问题，问我情况是否已经严重到了需要他返回美国的程度。


    “如果是我，现在绝不会待在国外。”我这样对他说。


    他问我是否能帮他弄到飞越俄罗斯领空的权力。我说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但再次强调他应该回来。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9）


    在整个星期六，每当我和蒂姆与杰米·戴蒙通话，他总是这样对我们说：“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很乐观，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其他选择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周六晚，我们终于与杰米有了一次令人振奋的谈话，那时候，他听起来似乎已经决定要买下贝尔斯登——只是在董事会方面还有几件事要解决。


    我们放心地让杰米继续与他的董事们沟通。如果有问题，他会在次日一早的第一时间联系蒂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在周日稍晚些时候再谈。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睡了个好觉。


    ■2008年3月16日，星期天


    次日一早，我准备参加几个预订好的电视谈话节目，回答有关这次拯救行动的问题。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蒂姆。我们两个都没有收到杰米的消息，这是件好事。我在早上7点30分左右动身前往演播室，脑子里默默提醒自己丝毫不要透露整个谈判过程，只是严格地按我精心准备的谈话要点来讲。我首先录制了ABC的《本周》（ThisWeek）节目。主持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Stephanopoulos）直指公众所关心的问题，问我政府有没有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华尔街。


    “我们很清楚道德风险问题，”我说，“我最关心的是我们金融系统的稳定。”


    “还有其他情况类似于贝尔斯登的银行吗？”他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开端？”


    “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银行和投资银行，都很有实力，”我强调说，“我们的市场富有生命力，非常灵活。我很有信心我们能够渡过这一难关。”


    我的话并不违心。回想起来，尽管我对市场状况有所担心，但我根本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很乐观地认为杰米会出手相助，我们能够解决贝尔斯登的问题并让局势平息下来。但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一个接一个地参加那些节目的时候［在《本周》之后，我又接受了CNN的沃尔夫·布利策（WolfBlitzer）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克里斯·华莱士（ChrisWallace）的采访］，局势已经风云突变。尼尔已经致电我的新闻副官布鲁克利·麦克劳克林（BrooklyMcLaughlin），带来了坏消息。陪伴我参加节目的布鲁克利希望我集中精力接受采访，所以直到上午10点之后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她才告诉我出了问题，要我联系尼尔。尼尔说摩根大通不愿意再继续下去。我立刻拨通了蒂姆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