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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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的是，我们发现有许多借款人丧失房屋赎回权都是出于一个令人吃惊却又非常简单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没有与他们的贷款人沟通。事实上，在住宅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之后，唯一与借款人有沟通的就是那些住宅抵押贷款服务商，也就是负责收集和处理还款的机构。由于害怕丧失房屋赎回权，逾期未还的借款人之中平均只有2%~5%会对服务商们的通知函作出回应，而那些作出回应的人又很难找到正确的人来帮助他们。服务商们无法应付大批借款人重组贷款的要求。


    另外，证券化机制也阻碍了房贷的及时重组：因为房主们不再是与一个单一的贷款人打交道。他们的借款已经被切成一个个碎片，分别出售给了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令重组程序难上加难。


    我要求我的特别助理尼尔·卡什卡里负责解决房屋赎回权丧失的问题。他立刻安排了一系列的会议，包括与贷款人、次贷服务商、咨询机构以及像美国证券化论坛（AmericanSecuritizationForum）和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ortgageBankersAssociation）这样的行业顾问机构的会议，目的在于促进各方的沟通，协调各方的行动，以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悲剧。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不希望听到有任何一个完全可以通过债务重组而被拯救的家庭丧失了房屋的赎回权。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7）


    10月10日，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财政部公布了尼尔的工作成果：希望联盟（HOPENowAlliance）宣告成立，旨在向困境中的借款人伸出援助之手，鼓励他们与顾问和贷款服务商们合作解决问题。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从未有人尝试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计划并不需要政府的任何资助。


    我们有一种泰山压顶般的紧迫感。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但我们知道形势还会继续恶化。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8到2010年，将有大约180万笔次级浮动利率住宅抵押贷款将重设利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尔与美国证券化论坛和大型贷款机构合作以加速贷款的重组。令人吃惊的是，服务商们却声称贷款的重新安排并不是关键问题。有许多借款人是受其他情况的影响而丧失房屋赎回权的，许多人还背负着过多的其他债务，例如车贷和信用卡账单。当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菲尔·斯瓦戈详细审查了贷款的情况，他发现贷款本身往往并不是丧失房屋赎回权的唯一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有太多的借款人并不是拿到了错误的房贷，而是住进了错误的房子。”


    但贷款的重新安排依然是一大要务，我们敦促房贷行业加速进行贷款重组。考虑到问题房贷的庞大数量，贷款机构不可能再一笔一笔地单独处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简洁高效的解决方案。很早就觉察到了赎回权丧失问题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贝尔提议冻结利率浮动。在财政部联合希望联盟和美国证券化论坛制定出了可行的方案之后，我于2007年12月6日宣布，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将在2008和2009年重设利率的次级贷款之中有多达2/3可以通过再融资或重组的方式快捷地转化为借款人负担得起的新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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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声明只是当天白宫的一个发布会的一部分，在那次发布会上，布什总统也公布了一个计划，宣布将那些有条件留住房子的房主的贷款利率冻结5年。总统还解释了我们的服务扩大计划，尽管也犯了一点小错误：在公布咨询热线时，他把“1-888-995-HOPE”说成了“1-800-995-HOPE”。后来才知道，后面这个号码属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基督教家教材料供应商。


    尽管这个开端不那么吉利，但确实有很多人通过拨打热线电话而得到了帮助，保住了他们的房子。但是，就在我们为利率重设问题大费一番周折之后，利率却不再是个问题，因为美联储开始大举降息。到2008年1月末，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8月中旬时的525%砍到了3%。


    希望联盟受到了各方政治人士的批评。保守主义者不喜欢拯救房主这个概念，尽管希望联盟并不动用公共资金。许多民主党人和支持提振房市的人又抱怨说我们做得还不够，但很多（来自立法者的）抱怨只是做做姿态罢了——直到2008年末，国会也没有对斥资预防房屋赎回权丧失现象的计划给予任何支持。


    希望联盟并不完美，但我却把它视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就。政府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悲剧也会令整个社区一蹶不振，贬低仍在供房的那些房主们的房产价值，毁掉就业机会，引发一股下行旋涡。希望联盟工程帮助非常多的房主修改了贷款条件或通过再融资而转换成了固定利率贷款——单在2008年的最后3个月就有70万人之多，其中有超过一半是次级借款人。随着希望联盟的壮大，它囊括了手中掌握着90%的次级房贷的大批房贷服务商。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我们无力帮助那些有更严重的经济问题的人——比如失业者。随着信贷危机的延续，我开始担心消费信贷的放缓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的衰退。由于对8月份的信贷风波心有余悸的投资者们不再购买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人们更难获得各种各样的贷款——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或教育贷款。银行在被迫将从前通过资产支持票据融资的那些贷款放到资产负债表上之后，突然之间开始吝啬于发放新的贷款。


    在2007年的整个秋季，市场始终风声鹤唳，前景难料。9月中旬，英国房贷机构北岩银行（NorthernRock）向英格兰银行寻求紧急救援，激发了挤兑风潮。那时候，我刚巧已经安排好了几天之后的一次英法之旅。9月16日，我首先飞往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和他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我注意到，这位法国领导人是从政治角度看待金融市场的。在他看来，政治领袖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恢复公众的信心——而且，他把罪过都推到了评级机构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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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8）


    我不敢苟同。“评级机构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告诉萨科齐，“但很难说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他们。”


    不过我也必须承认萨科齐的正确之处：他意识到了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知道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安抚大众。而且，评级机构确实需要改革。


    总的来说，我所看到的法国总统是一个迷人而又极富幽默感的人。他拿许多曾经为政府工作的高盛领导人开起了玩笑，还说或许几年之后他也应该去高盛找份工作。我很想知道今天的他是怎么想的。


    ***


    在整个夏天，美国大型银行的隐性杠杆所蕴藏的风险令我越来越担心。尽管像SIV这样的实体表面上不在资产负债表之列，但银行往往会通过备用信贷支持等方式与它们保持联系。在遭遇融资困境的时候，SIVs将被迫求助于它们的发起银行，或是廉价甩卖它们所持有的资产，这会大面积地伤害各种各样的市场参与者。


    我要求鲍勃·斯蒂尔、托尼·瑞安和卡尔锡克·拉马纳坦为私人部门拿出一个解决方案。他们所提交的计划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流动性增级管道（MasterLiquidityEnhancementConduit），简称MLEC。（这个名字有点拗口，所以媒体干脆称之为超级SIV。）


    原理非常简单。私人银行要建立一个投资基金，从SIVs那里购买评级高但流动性低的资产。凭借最大型银行的明确支持和财政部的鼓励，MLEC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而融资。有了安稳的融资渠道可用于持有长期性证券，MLEC就可以阻止恐慌性的抛售，帮助市场回归更合理的价格，令现存的SIVs得以有条不紊地停业清算（winddown），继而恢复短期市场的流动性。我们只需将每一个人动员起来。


    行业领袖们对这个计划的反应不尽相同。最终，在2007年10月15日，也就是在首次聚首之后的一个月，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宣布由它们和其他一些银行联手投入不低于750亿美元建立MLEC。但这一宣言却遭遇了媒体的质疑。批评者们预言这个计划永远也没法顺利实施，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银行依旧各自为战地处理自己的问题资产，要么把它们放入资产负债表，要么把它们卖掉。


    坏消息堆积如山。一个接一个的银行公布了第3季度的惨淡业绩，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亏损或是利润的大幅降低，对第4季度作出了令人绝望的预测。在美国，美林是第一个遭受冲击的大银行。10月24日，美林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季度亏损——23亿美元，不到1星期之后，CEO斯坦利·奥尼尔引咎辞职。接下来是花旗银行。11月4日，花旗宣布继上个月的59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之后，本月可能再度面临110亿美元的资产减值，查克·普林斯随即默然下台。（到2007年末，约翰·塞恩将接替奥尼尔，维克拉姆·潘迪特则接替了普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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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也就是11月5日，惠誉评级（FitchRatings）宣布公司正在审查3A级债券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导致市场开始担心由这些公司承保的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证券（有许多以住宅抵押贷款为支持）会遭遇一波降级风潮。假如资产背后的保险不再可靠，那么银行就必然会因为减计这些资产的价值而遭受损失。随着交易者们押注于美联储会进一步猛烈降息的预期，美元贬值，欧元和英镑则创下了新高。


    从危机开始的那一天，我就寄希望于银行能通过融资来增强自身在困难时期的防御力，许多银行也采纳了我的建议，开始增发股票并寻找海外投资者。10月份，贝尔斯登与中国的国有投资公司中信证券达成了协议，约定两家公司相互向对方投资10亿美元。这将令中信证券掌握贝尔斯登6%的权益，并赋予它继续增持39%的期权。12月份，摩根士丹利以50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了99%的权益，美林则宣布向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控股（TemasekHoldings）出售价值44亿美元的股权，外加追加购买6亿美元股票的期权。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克己自治。10月份，雷曼兄弟和美国银行以惊人的171亿美元债务融资加上46亿美元过桥股权融资收购了阿齐斯通-史密斯信托公司（Archstone-SmithTrust），一家全国性的公寓楼物业投资和运营商。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9）


    就在这笔虚华的大交易宣告完成的同时，整个经济却在一步步滑向低谷。能源价格一飞冲天，油价逼近每桶100美元的大关，消费者信心与新房销售率和房价一样节节下滑。美国，这台长久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正在耗尽能量。不稳定性将市场完全摧毁了：在11月1日至11月7日之间，道琼斯指数先是下跌362点，5天之后又上涨117点，继而又在最后一天下挫361点，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元的疲软。到11月中旬，美元相对欧元的价值已经比上一年下跌了14%，达到了1欧元兑146美元的水平。


    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将这场危机归罪于美国——特别归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那个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我分别飞往南非开普敦参加了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提振人们对美国的信心。会议在这个时候召开真是恰逢其时。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因为它既包含发达国家，也包含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对于这些占据了全球GDP的近75%的国家，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沟通并打消它们的疑虑。


    在会议中，本和我不厌其烦地向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重申了我们对振兴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决心。同时，我也想澄清一件事：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美元，而在于整个金融系统——席卷全球的“去杠杆化”进程以及它给我们的经济造成的威胁也使金融系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我强调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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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离开开普敦之前，我有幸在我的宾馆房间里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进了早餐，他是我的老朋友，一个迷人、直率的人和坚定的改革者。二十国集团峰会代表们都住在开普敦郊外的一处叫做旺多姆酒店（H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10）


    同时，随着银行越来越不愿意彼此贷款，信贷市场一直在残酷地收紧。一个反映银行之间信心程度的关键指标LIBOR-OIS息差（衡量的是银行间资金拆借的利率水平）开始急剧放大。传统上，这个数字应该维持在10个基点左右，也就是01个百分点。但LIBOR-OIS息差在8月9日一跃升至40个基点，9月中旬时更是攀升到了954个基点之高，直到10月31日才收缩到了略低于43个基点的水平。此后，由于预料到各大银行将在巨额亏损之下被迫抛售资产来改善流动性，市场再度急剧收紧。到11月末，LIBOR-OIS息差已经突破了100个基点。


    面对银行间拆借利率的飙升，美联储在11月15日向银行系统注入了4725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这是美联储自“9·11”事件以来最大的一笔类似注资。在12月，美联储继续采取了一系列超常措施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12月11日，美联储将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双双下调25个基点，分别降至475%和425%。12日，美联储宣布已经与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建立了2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swaplines），目的是提高海外信贷市场上的美元供应。


    次日，美联储推出了定期拍卖工具（TermAuctionFacility，TAF），旨在以各种各样的抵押品为担保向存款机构提供28日至84日之间的短期贷款。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类似计划联合启动的TAF是为了给银行提供除美联储贴现窗口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因为贴现窗口的使用一直带有一些不光彩的烙印：银行担心，如果它们直接从美联储借钱，它们的债主和客户就会认为它们碰到了麻烦。


    2007年12月17日的首个TAF拍掉了200亿美元的28日贷款；3天之后的第二个TAF又提供了200亿美元的35日贷款。银行对这些资金趋之若鹜，美联储在12月21日表示，只要有必要，拍卖就将继续下去。


    但是，这些对金融系统有帮助的措施并不能阻止整个经济的持续下滑。当白宫在感恩节之后第一次开始考虑税收刺激计划，我是反对这一想法的。对我来说，这样的刺激计划就如同往天空中撒钱，是一种漫无目的而又目光短浅的做法。但到2007年12月中旬的时候，美国经济很明显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并不是经济学家，但我善于与人沟通，判断时局。在与各方企业高管交谈过之后，我意识到金融服务上的问题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中。12月中旬，我从中国返回后就开始游历全美，力促建立希望联盟。我与地方官员、大小企业交流，也访问了那些丧失房屋赎回权的重灾区，包括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密苏里的堪萨斯城和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我在旅途之中给乔希·博尔滕打电话，请他告诉总统，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显著衰退。很明显，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为了经济原因——也为了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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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2日，我见到了总统，他让我去征寻国会、投资者和企业领袖们的意见，以便我们能在他从8天的海外之旅归来之后作出决策。我与总统已经沟通过多次，明白他想迅速行动起来，而且要两党团结行动，只要我们的计划能立即见效——而这几乎必然意味着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这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总统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他只想尽快见到成效。


    在1月中上旬，我给国会山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打了很多电话，一遍遍地解释说，为了制订一个及时、临时性、简单但却分量足够大的计划，两党方面均需作出妥协。我强调说，这次立法不应被用于推进任何一个党派的长远政策目标。共和党人可以勉强接受一项经济刺激计划，只要我们不去添加诸如提高失业保险这一类的条件，但民主党领袖们却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失业保险和食物券这一类的传统方法来满足我们必须满足的那些需求。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我们能够保持平衡，很渴望达成一项协议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会去控制她的阵营中的那些最自由主义的成员。


    1月18日，星期五，布什总统提出了他的一揽子支出计划，规模相当于GDP的1%，或者说1500亿美元左右，目的是用一次性的退税和旨在鼓励企业购买设备的减税政策来给经济“打一针强心剂”。为了声援总统的决定，我一整天都在接受采访。我知道，那个周末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将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与立法者们的谈判上。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11）


    下一周的星期二，我前往南希·佩洛西的会议室会见了这位众议长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参议员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滕尼·霍耶（StenyHoyer）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伯纳。里德和麦康奈尔同意让众议院主导经济刺激计划，佩洛西也非常积极——在众议长的位子上度过了碌碌无为的第一个年头之后，她很明显渴望实现一个两党的共同成就。她放弃了对失业和食物福利的要求，换取了几乎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缴纳所得税）都能享受到的退税政策。


    每况愈下的金融市场和日益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让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经济形势的恶化促使美联储在1月22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75个基点，降至35%，这是非常罕见的举动，因为这发生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例行会议的间歇期中。（在1月30日的例行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再度决定降息50个基点。）


    1月24日，就在我首次前往国会山斡旋仅仅两天之后，佩洛西、伯纳和我宣布了我们的初步协议：施行15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其中以针对约117亿个美国家庭的1000亿美元退税计划为核心。以收入水平为依据，这一计划将让特定家庭获益1200美元之多，外加对每一个孩子的300美元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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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一计划是两党妥协的结果，我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几个我不喜欢的条件，包括将房利美和房地美在高成本地区的贷款额上限从417000美元提高到729750美元。但是，这一刺激计划仍不啻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和立法成就，在提案以惊人的速度在两星期内通过了参众两院的表决之后，布什总统在2月13日即签署生效。国税局和财政部的金融管理服务局（FinancialManagementService）也完成了起初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壮举：它们在7月份之前就处理完了所有的退税支票。在一个无比紧张的税季中，有些支票在4月末便早早发出。


    我希望这一刺激计划能解决许多经济问题。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场V字型的衰退，美国经济应该能在2008年中期见底。


    市场的困境明显是全球性的。在七国集团（G-7）的秋季华盛顿会议上，我开始对欧洲银行的状况提出质疑；它们使用的是一种比美国银行更为宽松的会计方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掩盖缺点的方法。2008年1月，包括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克莱·洛厄里在内的一组财政部官员前往欧洲考察了欧洲金融部门的情况。在访问了包括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之后，他们发现财政部的怀疑是正确的：欧洲银行的状况并不像官员们所宣称的那样好。


    2月17日，就在布什总统签署经济刺激法案几天之后，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宣布英国政府将把北岩银行国有化。信贷危机已经将这个大型房贷机构推向了破产边缘。


    在美国，市场仍在持续下滑，深受油价、弱势美元和信贷紧缩之苦。在3月3日至3月7日的那个星期，道指下挫了近乎373点，报收11894点——远低于上一年10月份时的14000点。那个星期四，我前往加利福尼亚出席了旧金山湾区的一系列活动，包括3月7日在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院（StanfordInstitute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的一次讲话。我的讲话以美国房市状况为主题，我也解释了我们通过希望联盟和快捷贷款重组所作出的努力。我指出，超过100万笔住宅抵押贷款已经完成重组，其中有68万笔是次级贷款。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有人问我是否会考虑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进行担保。我回避了这个问题，简单地回答说这两个机构需要改革，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管者。


    现场观众中包括前任财政部长劳瑞·萨默斯，在我讲话之前，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关注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在根据公开数据作了一些研究之后，他开始相信这两家公司可能需要巨额的资本。“它们就是两枚定时炸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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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12）


    尽管我对“两房”的担忧与劳瑞不谋而合，但在我看来，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是那些债券保险公司。它们已经成了信贷危机旋涡中的最新一个受到伤害的金融领域，而它们的麻烦会危及各种各样的债务类产品。


    惠誉公司已经在1月份将第二大债券保险商安巴克金融集团（AmbacFinancialGroup）的评级下调到了AA级。这一举动令市场开始担心其他评级机构也会效而仿之，导致其他债券保险公司丧失它们的高评级。这意味着它们所承保的票据也面临着被降级的命运，包括地方政府所发行的低风险财政债券。一旦发债成本提高，美国的城市就可能被迫削减服务，推迟必要的民生工程。


    债券保险公司的麻烦还扩散到了另一个市场中——那就是拍卖利率债券（auctionratenotes），这是一种长期性、可变利率的证券，利率通过定期性的拍卖来决定。这个市场规模可观，略高于3000亿美元，主要由市政和其他公共部门用于发行债务，或是由封闭式共同基金用于发行优先股。


    绝大多数拍卖利率债券都会采用债券保险或其他形式的信用增级措施。但随着债券保险公司碰到麻烦，投资者纷纷逃离了拍卖利率市场，导致这个市场在2月份彻底冻结，因为有数百笔拍卖因缺乏买家而流拍。通常来说，出售这类证券的经纪公司会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入市买入，但现在它们自己也麻烦缠身，没有心思再去做市。


    尽管债券保险公司并没有联邦级的监管单位，但大多数大型的债券保险公司都在纽约州保险业主管埃里克·迪纳罗（EricDinallo）的管辖之下。他已经开始设计救援计划，我要求托尼·瑞安和鲍勃·斯蒂尔想办法助他一臂之力。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Spitzer）也参与了进来，2月14日，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前就债券保险公司的问题作了证。


    我在斯皮策州长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在2月19日和20日给我打了电话，讨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3月8日，我在于华盛顿特区万丽酒店（RenaissanceWashingtonDCHotel）举行的烧烤俱乐部（GridironClub）年度晚宴上见到了他。


    这一首都政界精英的盛会吸引了大约600人，包括国务卿康蒂·赖斯和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布什总统穿上了他的白色蝴蝶结燕尾服，戴了一顶牛仔帽，还献唱了一曲以纪念他总统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烧烤俱乐部晚宴。


    埃利奥特走过来与温迪和我交谈，我们也很高兴有机会与他聊天。温迪是在她的环保活动中认识他的。他很友好，悠闲自得，当他与我谈起债券保险公司的事并为了鲍勃·斯蒂尔的帮助而向我致谢时，他的样子看起来棒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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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斯皮策当时一定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将在几天之后出现在淫媒集团的客户名单上，他的事业也将走到尽头。但在那个晚上，他潇洒得似乎无所牵挂。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1）


    第五章贝尔斯登的困境


    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


    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


    在整个过程中，市场始终在试探我们的底牌。客户和交易伙伴准备逃离；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贝尔斯登将要土崩瓦解。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对于3月13日那个星期四的早晨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那次演讲，我其实并不期待。


    我的目的是公布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对金融危机的一项研究成果，并就房贷的产生和证券化、信用评级机构和诸如信用违约掉期之类的场外衍生品等各个领域提出政策建议。我们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直在与巴塞尔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StabilityForum）紧密合作，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金融稳定论坛计划在4月份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公布它的对策。


    但演讲的时机实在是糟糕。在眼前的危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妄谈防范未来危机的措施，似乎为时尚早。尽管我很想取消那次演讲，但我担心一旦演讲取消，市场将会嗅到血腥味道。


    那一天，我心不在焉地匆匆完成了我的简评，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星期。市场状况急转直下，不断下跌的房价继续拖累着房贷类证券的价值，引发了更多的损失和大范围的保证金短缺。金融股一蹶不振，CDS息差（也就是防范投资银行的债券发生违约和降级事件的保险成本）创下了新高。银行不愿彼此拆借。在上一个周末，巴塞尔刚刚举行了一次银行业大会，蒂姆·盖特纳告诉我，欧洲的官员们都担心危机正在加剧。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印证了我从许多欧洲银行家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压力最大的公司是贝尔斯登。从3月3日那个星期一到3月10日的下一个星期一，贝尔斯登的股价从7732美元下跌至623美元，而它的每1000万美元债券的保险成本则从316000美元飙升到619000美元，几乎翻倍。其他投资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同一时期内，同样重仓持有住宅抵押贷款和不动产的倒数第二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目睹它的债券的CDS价格从228000美元上升到了398000美元。就在一年以前，这两家投行的CDS价格还只是现在的一个零头——大约3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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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发表讲话之前的那个星期二，美联储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SecuritiesLendingFacility，TSLF）。根据这一计划，联储可以以联邦政府机构债和3A级房贷支持证券为抵押，将价值2000亿美元之多的国债借给银行，银行继而可以以这些国债为担保进行融资。至关重要的是，美联储将贷款期限从1天延长到了28天，而且这一工具不仅仅适用于商业银行，而是向所有的政府债券一级经销商开放——包括承销财政债券的大投资银行。


    我对美联储的决策感到欣慰，因为这将使银行和投行得以依靠原本没人愿意购买的证券借到钱。我也希望这一大胆的举措能够使市场平静下来。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市场草木皆兵的恐慌情绪下，有些人反而认定这一举动验证了他们最大的担心：形势一定已经变得非常严峻，才让美联储被迫使出了这样史无前例的手段。


    星期四，爆出嫖娼丑闻的埃利奥特·斯皮策在经历了两天两夜的新闻轰炸之后，宣布辞去纽约州州长一职，这让大多数美国人的注意力暂时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我知道华尔街的很多人都对斯皮策的下场拍手相庆，但我只有一种震惊和悲哀的感觉。不久之前烧烤晚宴上的那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斯皮策似乎已经成了永远的过去。


    正文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2）


    我公务缠身，无暇细想斯皮策的不幸。我不仅要准备我自己的讲话，还要帮布什总统准备他的一次演讲。他的演讲安排在星期五，地点是纽约的经济俱乐部（EconomicClub）。总统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政府的坚定决心，提振国人的信心。对于讲话的内容，我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成了一致，除了一个关键点——我建议他不要说出我们“不会去救援谁”这样的字眼。


    总统说，“我们确实不会去救援谁，不是吗？”


    我告诉他我也认为不会，而且救援行动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我补充说：“总统先生，问题在于整个系统太过脆弱，假如某个金融机构面临绝境，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被迫做些什么。”


    ***


    星期四那天，当我于上午10点钟站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讲台上时，我心中非常明白，我们现在的金融系统在过度的杠杆和房市风暴的侵蚀之下已经无力再经受一次沉重的打击。


    面对满满一屋子不知疲倦的记者，我解释了危机的起因。我们都知道直接的导火索是低质量的次级贷款，但我指出，对于蔓延整个企业界和消费信贷市场的标准退化的现象来说，次贷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多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充裕的流动性致使投资者们开始盲目追求高收益，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都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视若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