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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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了很多问题。在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时，内森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它们的收入有2/3来自它们的资产组合，1/3来自证券化业务。”


    听到这句话，我豁然开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原因。”我说。它们的董事会对股东们负有信托责任，有义务拒绝放弃2/3的利润，它们也必然会放弃。


    我的结论是，本届政府如果想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变革，就必须变得更灵活一些。我的对策是，我们可以改善前一年众议院以3∶1的优势通过的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要求建立联邦住房金融局这样一个新的实体，并赋予它像银行业监管者那样的权力，负责监督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组合。


    众议院的这项议案是在两党的共同支持下通过的，但我相信我们还有改善余地，还可以设定更为严格的标准。但是，白宫是完全反对这项议案的。白宫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太过强大，根本就不是它们的主管部门所能控制的，因此希望国会能够以明文法规来对它们的投资资产组合加以限制。政府的想法与参议院的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议案相吻合，这项议案要求设立一个更强大的监管单位，并对两房的投资组合加以上限。但当11月份的中期选举使民主党人一举控制了参众两院，我们很明显需要一点灵活性了。


    幸运的是，我在两党之中都结识了一些好友。其中一位是老牌民主党众议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嗓音沙哑、争强好斗的巴尼不光是华盛顿政界名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也是《奥赖利实情》（TheO


    正文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8）


    我解释了我的立场，提出我们应该愿意就“两房”的问题展开谈判，然后我开始寻求各与会者的意见。哈伯德不置可否，但其他每一个人都坚决反对我的做法。我已经习惯了异议和争论，但我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尝过这种被群起而攻之的滋味了。我感到沮丧之极。他们的原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加以妥协，改革就无法完成。


    我的反应多少有些任性：“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懂。我会给总统一份备忘录。”


    我起草了备忘录，把它发了出去。罗夫强烈反对，他认为这对政府的不妥协立场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提出要利用感恩节的周末帮我重写备忘录。我放下了自尊，接受了他的好意。不管怎么样，罗夫向我保证我会得偿所愿。


    “你一定会赢的，因为总统不会让他的新任财政部长下不了台。”他悄悄地说。


    几天之后，在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前往布什总统的住所参加了一个会议。会末，总统把我叫到一边，将备忘录递还给我，简简单单地对我说：“汉克，这就是我把你带到这儿的原因。你放手去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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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跛脚鸭会期”“跛脚鸭会期”（lameducksession），特指美国在11月（总统和国会）选举后与下年初新任公职人员宣誓就职之间的时期。——编者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当新国会在第二年登场亮相后，巴尼很好地兑现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在5月末我们的谈判进入尾声时，我们已经力促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还远谈不上完美的议案。但我们的努力在参议院依然颗粒无收。新任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正忙于竞选总统，因此出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委员会的重要事务陷于停滞，参议院在两大政府资助企业的问题上毫无作为。


    我们已经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已经向世人宣布：“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我知道这一切必将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那些跳出来搅局的人没有太多的耐心。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通演讲指出一个问题，但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辛勤工作、克服障碍，坦率地说，还要有一点，忍辱负重的精神。


    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决定，如果有必要，我会为完成目标而作出妥协。但这并不是美国首都的文化。直到2008年7月，有意义的政府资助企业改革方案才获得通过。这个时候，一切几乎已经无可挽回。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1）


    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


    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音乐很快就会停止。晚宴中的两个CEO——普林斯和贝尔斯登的吉米·凯恩，很快就会下台，他们的公司也将陷入困境。


    这就是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


    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将这场危机归罪于美国——特别归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


    ■2007年8月9日，星期四


    我预料中的金融市场危机于2007年8月9日骤然降临。它源自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房市，而且它的危害之深和历时之长超出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想象。


    那天早上刚过7点钟，就在驱车前往美联储的路上，我接到了我的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克莱·洛厄里的电话。他告诉我，欧洲市场陷入了混乱。欧洲大陆时间当天更早一些，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停止了三只投资基金的赎回，这三只基金全部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巴黎银行的理由是，“完全枯竭的流动性”已经令其无法“对特定资产的价值作出公允的评估，无论它们的质量或信用评级如何”。


    这一举动令人不安，但随之而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揪心：由于银行之间开始惜贷，欧洲信贷市场急剧收紧。为此，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它将以4%的官方利率向欧洲的银行提供无限制的资金支持。通常紧随官方利率而动的欧元区隔夜拆借利率则达到了47%。就在欧洲央行作出上述声明后的几个小时内，49家银行已经从欧洲央行借走了令人震惊的948亿欧元，也就是1300亿美元。这比欧洲央行在“9·11”事件之后的贷款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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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快速度驶向美联储，赶赴与本·伯南克的例行早餐会。我急于见到他——由于我刚刚去了一趟中国，我们错过了上一周的早餐会。在来华盛顿之前，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本，但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在我出任财政部长后不久，我们俩就形成了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我又实在是一个积习难改的人，以至于当我到达美联储的时候，一碗燕麦粥外加一杯杯橙汁、冰水和健怡可乐已经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为我摆好了。


    在我担任财长的这一年中，本与我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尽管我们也有一些共同兴趣，比如说对棒球的热爱，但我们的关系有95%是公事层面的。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二人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坦率——把所有的事实都摆在台面，发现我们的不同之处，非常直率地讨论这些不同之处。我会将我的最新见闻告诉本，也将我在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高层银行家们的交谈中所得到的市场信息传递给他，包括基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融资市场在7月份所遭遇的寒流。


    从法律上说，美联储与财政部是相互独立的。尽管我们很注意遵守这种独立性，本、蒂姆·盖特纳和我所凝聚成的那种团队精神却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个危机过程中顺畅地交流，而又不至影响美联储的独立性。


    本永远乐于助人，与他共事是一种乐趣。他绝对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无论口才还是文笔都令人折服。从收入差距到全球化，我认认真真地读过他在各种问题上的讲话稿。他也会在我发表某些讲话之前帮我完善讲稿。他可以将复杂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与他交谈就像是在参加研究生院的一次研讨会。


    同我一样，本对欧洲局势的变化也忧心忡忡。我们约定让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人保持密切联系，我会直接与银行家们交谈，把他们眼中的问题通知本。当天上午，美联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各家银行提供了240亿美元的贷款；星期五，美联储再度追加注资380亿美元，尽管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借出了又一个610亿欧元，也就是834亿美元。


    当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发现整个财政部已经是严阵以待。国内金融事务副部长鲍勃·斯蒂尔就市场状况和可能的后果对我作了简报。基思·亨尼西从白宫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马上拿起电话，开始了解华尔街的反应：雷曼兄弟的迪克·富尔德，美林的斯坦利·奥尼尔，黑石（Blackstone）的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Schwarzman），还有高盛的劳埃德·布兰克芬。这些CEO们个个紧张万分。我还联系了蒂姆·盖特纳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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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我一直与华尔街的CEO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我的团队也在不停地与全球各地的交易商、投资者和银行家沟通。要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走到屏幕上的那些彭博社数据的背后去挖掘真相。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利益集团，但掌握市场实情是至关重要的。


    从那个早上开始，我们就进入了高速运转的状态。我们的首席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要求他的法律部团队开始查阅规章法令和历史案例，看一看财政部（或其他部门）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用来对付市场紧急状况。那个夏天的早些时候我已经要求鲍勃·斯蒂尔开始为住房抵押贷款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将变得那样广泛。现在我要求他加快进度。在一个漫长的周末之后，我和鲍勃于星期一向总统详细汇报了当前的问题，并决定在劳工节之前拿出一个行动方案。


    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市场已经陷入了衰退。那个星期五，刚刚在7月中旬首次突破14000点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重挫近400点，创造了5年来的第2大单日跌幅。我能够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现在回想起来，爆发于2007年8月的这场危机实际上蓄势已久。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分析师们所说的“不平衡”，而正是这种失衡制造了大规模、不稳定的跨境资本流动。简言之，我们是在以一种入不敷出的方式生活着——靠的是借来的钱和借来的时间。


    美国经济的危险被一种史无前例的房市繁荣掩盖了，这种繁荣部分上是由低利率创造的，而正是这种低利率帮助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袭击之后的低谷中走了出来。房市泡沫的源头是次级信贷的膨胀，信用等级较差（或者说“次级”）的借款人获得了更多的贷款，将房屋拥有率推高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水平。到我在2006年7月就职财政部长的时候，足足有69%的美国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宅，1994年时这个数字还是64%。次级贷款在新增房贷中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5%上升到了2006年7月的20%。


    长期以来，鼓励高房屋拥有率一直是美国国内政策的根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都是如此。人们普遍相信，拥有房屋有助于人们创造财富，能够稳定社区，创造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让正确的人住进正确的房子同样非常重要：购房者要有办法为他们所购买的房子买单，而贷款人要确保购房人会这样做。当繁荣转变为泡沫，这条纪律被抛在了脑后。太多太多的房子是以很低的首付甚或零首付购买的，往往是带有投机目的，或是寄希望于房价会持续上涨。太多太多的房贷是欺诈性的。四处觅食的放贷者和肆无忌惮的经纪商们将越来越复杂的房贷产品推销给天真的购房者，不合格的申请人也能靠谎言来获得他们根本买不起的房子。对于这种乱象，监管者们或者没有看到，或者没能阻止。所有的泡沫都与投机行为、过度举债和冒险、疏忽大意、透明度的缺乏和彻头彻尾的欺诈有关，但说到泡沫破裂的震撼程度，很少有几次能与这一次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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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06年第四季度，房市开始回落。美国次级房贷的违约率直线上升，引发了一波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大潮，也令次贷放贷人损失惨重。2007年2月7日，世界第三大银行，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集团宣布为其持有的美国次贷产品计提106亿美元的坏账准备。同日，美国第二大次贷放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2006年第四季度预计出现亏损。2007年4月2日，该公司倒闭。两星期之后，美国最大的储蓄贷款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承认，它的2170亿美元的贷款资产中有95%是次级贷款，2007年一季度的利润同比下降21%。


    房市，特别是在次级领域，很明显进入了激烈的调整。但危害的范围会有多么大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鲍勃·斯蒂尔组织了各部门间的一系列会议，详细审查了新屋开工率、房屋销售情况和抵押房屋赎回权丧失率。财政部和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问题将愈演愈烈，直到在2008年达到顶峰。在总共5500万笔总额达13万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中，有13%或者说700万笔属于次级贷款，总计约13万亿美元。在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有1/4会成为坏账，也就是3000亿美元左右。考虑到丧失赎回权的房屋的出售收入，实际损失要小得多。这会给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但在一个总量14万亿美元的多样化、健康的经济中，我们认为我们或许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损失。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3）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在2007年4月末在“百人会”（Committeeof100，一个以促进中美关系为宗旨的组织）面前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次级房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又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这种观点。


    当然，今天来看，我可以扇自己一个耳光。我们真是大错特错。与我们持同样观点的也不在少数：在7月中旬，本·伯南克在国会前作证的时候还说，次贷损失预计将达到500亿~1000亿美元。（到2008年早期，次贷损失估计已经达到了2500亿美元。）


    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因为我们忽视了最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那些住房抵押贷款的恶劣质量，而且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次级房贷领域。2005~2007年间的次级浮动利率住宅抵押贷款（ARMs）的违约率远高于以往任何时候。ARMs的规模占次贷总量的一半，占全部住宅抵押贷款的65%，但它们在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案例中占据50%。更糟糕的是，问题爆发的速度也比过去快得多。有些时候，借款人连第一期还款都还不上。


    房主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借款人开始做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当他们发现自己“下了水”，也就是说他们的借款余额超过了他们的房屋的价值，他们就不再还款。在首付款很少或干脆为零，而房价又急剧下跌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这些房主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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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市的下滑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它甚至有可能导致一次衰退——尽管我怀疑这样的衰退会不会像我们稍后将会经历的那场衰退一样严重和持久。但有一件事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后来却给了我们刻骨铭心的教训：那就是住宅抵押贷款的产生和销售方式的变化在当今的新型金融系统中已经令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受到的潜在威胁急剧放大。它将这些企业、整个金融系统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置于了可怕的危险境地。


    这些变化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生的。传统上，美国的储蓄贷款机构和商业银行是住宅抵押贷款的放贷人，它们将每一笔贷款都保留在账上，直到它们被偿清或到期。它们会严密监控这些资产的信用风险，它们赚取的是这些贷款的利息收入和资金（一般都是短期性资金）成本之间的息差。


    但这种“发起并持有”的模式随着证券化时代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证券化是由美国政府国家抵押贷款协会（USGovernmentNationalMortgageAssociation）于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一种金融技术，允许贷款人将一笔笔个别贷款打包组合为一整个贷款篮子，形成一种证券，然后对外出售这种证券的权益。一种新的“发起并分销”模式使银行和专业化贷款机构得以将房贷证券出售给各种各样不同的买家，可能是其他银行，也可能是像养老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


    证券化在20世纪80年代大行其道，扩展到了像信用卡应收款和车贷这样的其他资产类型。到2006年末，住宅和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总余额已经从2002年的42万亿美元上升到了66万亿美元。


    理论上说，这完全是件好事。银行可以通过打包出售贷款资产而赚取费用，如果它们仍想保留房贷资产，它们可以自行持有房贷，或通过购买其他人发行的MBS来实现房贷资产的地域分散化。养老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可以购买那些现金流和风险特征符合它们的特定要求的证券化产品。这些从美国银行流向世界各地投资者的证券化产品扮演了一个缓冲器的角色，因为它们将风险分散到了银行系统之外。


    但这种模式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这些结构性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就连老练的投资者们都难以理解，市场变得晦暗不清了。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s），或者说CDOs，将住宅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工具分割为越来越稀奇古怪的不同成分，或曰“层级”（tranches），不同层级的偿付方式和风险特征各不相同。没过多久，金融工程师们又创造出了CDOs的CDOs——又称CDOs平方（CDOssquared）。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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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们没有能力像传统贷款机构那样对这些证券背后的那些贷款的信用质量作出评估，只好依赖于评级机构来对这些结构性的产品作出评级——而这些评级机构只会作整体的统计学分析，而不是详细地研究每一个借款人。由于投资者们一般来说喜欢评级较高的证券，CDOs的设计者们有时候会求助于那些所谓的债券保险公司（monolineinsurancecompanies），由它们为这些CDOs产品的信用度作出有偿担保，而这些产品有很多正是由次级贷款组合而成的。为了寻求保障，精明的投资者们往往还会从美国国际集团（AIG）这类财大气粗的金融企业那里为他们所持有的CDOs和其他抵押贷款支持类产品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合约。


    随着金融企业争先恐后地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喂养它们的赚钱机器，贷款的标准大大降低了。拼命放贷的冲动，再加上借贷双方之间那种传统审慎关系的断绝，成了致命的陷阱。从选择性浮动利率抵押贷款（optionadjustableratemortgages）到“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贷款（即所谓“忍者”贷款），问题重重的新贷款产品层出不穷。在2006年末，所有新增住宅抵押贷款中有20%属于次级；到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50%。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系统杠杆水平的快速提高和许多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而规避法定资本限制的行为又是火上浇油。过分使用杠杆几乎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象。


    这种杠杆并非仅限于与住宅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场全面的金融泡沫之中。银行和投行正在为规模空前的杠杆收购交易提供资金，贷款条件也越来越宽松。“低门槛”（covenantlite）贷款也出现了，银行放松了条款限制，就为了让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这一类借款人拥有更大的还款灵活性。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2007年6月26日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场有诸多华尔街大银行首脑参加的晚宴。所有人都对市场中的过度冒险行为表示担忧，也都惊诧于证券承销标准的降低。银行家们对他们在竞争压力下被迫推出的低门槛贷款和过桥贷款牢骚满腹。


    我记得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当时说，这类主要提供给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贷款毫无意义，他的银行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劳埃德·布兰克芬也说高盛不会再进行这种交易。而著名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黑石公司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也承认他所得到的条件实在太过优惠，他没有理由拒绝诱人的钞票。


    花旗集团CEO查克·普林斯（ChuckPrince）问了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监管者们是不是根本没有办法来阻止某些过分冒险的行为。实际上他问的是：“你们就不能做点什么来约束我们不要冒这些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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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不久，普林斯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音乐还没停，你就要站起来继续跳舞。”


    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音乐很快就会停止。晚宴中的两个CEO——普林斯和贝尔斯登的吉米·凯恩（JimmyCayne），很快就会下台，他们的公司也将陷入困境。


    在好时光中，杠杆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形势变坏的时候，杠杆也很容易将损失放大。随着房价的下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成了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因为它们对房贷类证券的杠杆投资损失惨重。到7月末，两只基金均已覆灭。


    美国内外，坏消息接踵而至。惊慌失措的投资者们开始躲避特定种类的房贷类证券，导致流动性干涸，给各类投资工具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已经变得臭名昭著的所谓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investmentvehicle），或曰SIVs。为了便于开展房贷或其他业务，同时将资本金要求最小化，有许多银行设立了SIVs，因为SIVs的资产可以不必进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这些机构在短期资金市场大举借债，用以购买CDOs之类的一般来说期限更长、评级较高的结构性债务类证券。在融资过程中，这些SIVs通常会发行短期商业票据，出售给银行系统之外的投资者。这种票据由SIVs所持有的资产作为担保，尽管SIVs常常被设计为独立实体，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列，但为了让这些所谓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ABCP）的买家们放心，某些SIVs仍然与银行保持着潜在的信用支持关系。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5）


    用短期借款来投资于像房地产这样的低流动性资产的做法向来就是灾难的导火索，正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一样。但到2007年的时候，数十家SIVs所持有的资产已达4000亿美元左右，都是用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于无形的短期资金购买的。而且，这些资金也确实消失于无形了——因为投资者们拒绝再延展贷款，即使这些贷款看似有足额的资产担保。像花旗这样的躲在SIVs背后的银行现在遭了殃，恰恰就在它们疲于应对流动性枯竭的危局之时，它们又遭受了资本耗竭的沉重压力。


    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并非只有SIVs。其他一些投资于债券产品的机构也依赖于这个市场——比如许多缺乏像商业银行那样的零售存款来源的专业性房贷机构。它们都是一种所谓影子银行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市场成长相当快，而且脱离了监管者的视线。到2007年，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余额已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


    这些票据发行人在养老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之中找到了许多心甘情愿的买家，因为这些机构都急于赚取比美国国债这一类最安全的产品稍稍高一点的收益率。但是，当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垮台，而且房贷类证券被评级机构调低了评级，ABCP背后的支持资产看起来已经不再那么安全。投资者们停止了购买，这对那些拥有长期低流动性证券的投资基金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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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7月末，当德国的一家专注于向中型工业企业提供贷款的德国工业银行（IKBDeutscheIndustriebank）所设立的一个SIV无力再延展它的商业票据时，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德国政府出手干预，组织了一次由银行牵头的达35亿欧元（48亿美元）的救援行动。当我们发现以LIBOR为基础的融资市场日渐收紧，我们开始怀疑欧洲银行的境况是否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良好。


    8月6日，随着一家中型房贷机构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AmericanHomeMortgageInvestmentCorporation）因无力卖掉它的商业票据而申请破产，世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美国。市场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当房贷类票据急剧贬值（ABX指数中的这个3A级部分在7月末已经贬值到了面值的45%），当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再也找不到买家，证券化业务慢慢萎缩，就在同一时间，银行也开始彼此惜贷，推高了LIBOR贷款利率。


    部分问题出在这些影子银行市场的特征上：无论是SIV、CDO还是CDO平方，透明度的缺乏使投资者们很难判断这些产品的价值。SIV所持有的4000亿美元的资产或许只有1/3与房贷有关，但投资者们根本没法知道他们所投资的那个SIV到底拥有些什么样的资产。


    正如鲍勃·斯蒂尔的那句精辟的评价，这就是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同理，投资者们会躲避一切他们认为已经中了房贷票据之毒的东西。从实务角度上说，这意味着就连那些非常可靠的借款人（比如匹兹堡儿童医院或是新泽西收费公路管理局）也会发现它们往常的融资渠道已经断绝。


    不管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做何努力，市场一直在无情地愈收愈紧。8月15日，美国最大的住宅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国民金融公司（CountrywideFinancialCorporation）也陷入了麻烦。这家公司的融资靠的也是一个隐晦难懂的市场——回购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它的借款实际上是有担保的。但突然之间，它的交易伙伴们开始躲避它。次日，公司宣布115亿美元的银行备用信贷即将耗尽，顿时令市场惶恐不安。一星期之后，美国银行向国民金融公司投资20亿美元，换取了相当于公司16%股权的可转换优先股。（美国银行将于2008年1月同意买下国民金融公司。）


    8月17日，面对市场的困境，美联储将贴现率调低05个百分点，降至575%，以应对信贷收紧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作为一个临时性调整，美联储还宣布将银行借款期限的上限调整为30天，而不是通常的1天，直到美联储认为市场流动性已经改善。


    正文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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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们对那些令他们紧张的产品避之唯恐不及（乃至将30天ABCP的当期收益率从7月中旬的528%一路推高到了6%），并开始购入中长期美国国债——地球上最安全的产品。这种典型的“逃向安全资产”（flighttoquality）的现象几乎导致8月21日的4星期短期国债产品遭遇流拍，因为对政府债券的庞大需求令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变得太过令人迷惑，乃至于一些经销商为了避免损失而停止了竞价，真可谓是一种讽刺。由于这次拍卖的竞标者太少，收益率暴涨，尽管实际市场需求是相当大的。财政部债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卡尔锡克·拉马纳坦不得不向全球投资者们保证，问题的起因是需求量过大，而不是需求不足。最终，财政部以475%的贴现率卖掉了320亿美元的4星期国债，足足比前一日的收盘收益率高了接近2个百分点。


    次日一早，本·伯南克和我应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的要求向他通报了市场的状况。似乎是为了他的总统竞选作秀，多德才提出了这一请求。我还是华盛顿的新人，对这一要求有些反感，我对政府资助企业的改革在那一年中的迟滞也感到不快。


    本和我前往多德在拉塞尔参议院办公大楼（RussellSenateOfficeBuilding）的办公室，与他讨论了市场状况和住房危机。和蔼可亲的多德当时很友好，但事后却在记者面前批评了我，质疑我是否真的明白次贷问题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对房贷市场的关注程度要超过这位参议员的想象。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住房问题已经与金融系统交织在了一起，一场远比现在要可怕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房市的问题纠正得越快，信贷市场的稳定就越快。


    此前，总统已经鼓励我赶在国会在劳工节之后返回之前拿出一个解决房产赎回权丧失问题的计划。在8月31日，布什总统又面对面地叫我同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一起带头作出努力，找出那些困苦的房主，帮助他们留住他们的主要居所。作为初始方案，我们宣布扩展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HousingAdministration）的一项工程，还提出了一个旨在方便房贷重组的税率计划。


    联邦住房管理局的宗旨是尽可能地减少美国人因丧失房产赎回权而遭受的痛苦，同时又不能令那些投机者或是故意不履行还贷义务的人得到便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阻止所有的赎回权丧失案例——毕竟美国每年平均有60万套房子丧失赎回权。但我们力求避免那种我们认为可以避免的情况，为此，我们需要帮助那些还愿意继续供房，而且在某种方式的债务重组之后还有基本的经济能力继续供房的人。从操作上说，这意味着与某些持有次级浮动利率房贷的房主们合作，他们是有能力负担初始的低利率水平的，只是第一次利率重设抬高了利率，将月供金额提高到了一个他们负担不起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