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

角落有故事

    “吉姆，”我常这么说，“你也不想引发一场灾难，毁掉你朋友的任期吧，对吗？”


    在前往白宫之前的那一天，我与洛克哈特通了至少4个电话：早上9点45分一次，下午3点45分一次，下午4点30分一次，当天晚上又是一次。“吉姆，这个周末必须完成，我们必须知道结果。”我坚持说。


    联邦住房金融局的不情愿是有历史原因的。它在2008年7月才刚刚成立，是来之不易的改革立法的一个成果。联邦住房金融局和它的前身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OfficeofFederalHousingEnterpriseOversight，同样由洛克哈特领导）都是很弱势的监管者，与它们要监管的企业相比，它们在资源和力量上都处于劣势，而且受限于它们的规章和权力的狭隘性。联邦住房金融局的人习惯于像过去那样根据法定资本要求来评判房利美和房地美，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对资本充足率有高得多的要求。它们依赖于两家公司自身的判断，因为它们不像联储和货币监理署那样有进行独立评估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它们更倾向于先对“两房”提出违规指控，然后在申请法院同意之后再行变革。这种做法力度不够，而且很费时间，而我们并没有这么多时间。


    更麻烦的是，联邦住房金融局最近刚刚表示两家公司状况良好，就因为它们符合那些宽松的法定资本要求。洛克哈特担心，如果我们试图控制房利美和房地美，迫使它们诉诸法庭，结果证明联邦住房金融局曾经说过它们没什么问题，那么这无异于自杀。财政部的首席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也有这样的担心。


    我们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联邦住房金融局以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资本金问题，而且还派去了联储和货币监理署的稽查队伍帮助他们理解问题之所在，把问题细化到每一个美元。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身上看到了巨大的资本缺口，我们要让联邦住房金融局的稽查员们也看到这个缺口。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4）


    洛克哈特已经很富技巧地让他的稽查员们拿出了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但直到星期四，他们依然没有把资本问题搞得足够清楚。我们只得派去更多的帮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贝尔也答应派她最好的人来帮我们。


    最后，洛克哈特终于让他的稽查员们得出了我们想要的结果。要么是这些人已经被吉姆累坏了，要么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要想化解这种危局并保护他们的声誉不受损害，立即接管“两房”是最好的方式。


    星期四晚，吉姆给房利美和房地美的CEO打电话，召集他们于周五下午到联邦住房金融局在G大街（GStreet）的总部开会，伯南克和我也会参加。（吉姆直到星期五的早晨才与马德直面沟通这件事。）我们特意将会议安排在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开始，这样一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市场已经收盘了。我们决定从房利美入手，因为我们认为它更有可能持对抗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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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家公司明显意识到有事将要发生，而我没过多久就开始感受到了抵触情绪。丹·马德在星期五早上给我电话，直奔主题。


    “汉克，”他问，“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做了你所要求的一切。我们很合作。这是怎么回事？”


    “丹，”我说，“如果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不会召集这个会议了。”


    我们已经秘密操作了几个星期，没有泄露一丝消息，这或许创了华盛顿的一个纪录。为了避免曝光，我们在那天下午玩了一点儿小策略。我和我的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凯文·弗罗默和幕僚长吉姆·威尔金森驾车前往联邦住房金融局，为了不被发现，我们没有在路边下车，而是直接进了大楼的停车场。不幸的是，本·伯南克是从正门进去的，结果《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发现了他，随后在报纸的网站上发出了这个消息。


    我们在四楼与队伍的其他人员会合。相比雄伟、宽敞、铺满大理石、墙上挂着一排排名画的美联储和财政部大楼来说，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办公室截然不同。这里单调而又局促，地板上只是铺着一层薄薄的地毯。


    遵照计划，我们早到了几分钟，我一看到洛克哈特就把他拉到一边，给他打了打气。他已经作好了准备，但还是有点摇摆。对他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我们首先在吉姆办公室旁边的一个会议室里与房利美开了第一个会。我们已经要求两个CEO都把他们的主要董事带来。房利美的董事长斯蒂芬·阿什利（StephenAshley）和首席法律顾问贝斯·威尔金森（BethWilkinson）陪同马德前来。马德还带来了公司的外部法律顾问H·罗德金·科恩，他是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知名银行律师，刚刚从纽约急匆匆地飞来。


    财政部的人、美联储的人、洛克哈特的人再加上房利美的高管，这间由玻璃墙围成的会议室里至少聚集了十多个人，有的围坐在主会议桌旁，有的沿墙而坐。


    洛克哈特首先发言。他给房利美作了一个长长的、详细的演示，指出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违规之处。说实话，这些违规大多数都算不了什么，在整个故事中，它们就像是违章停车罚单那么小儿科。他有一点儿紧张和犹豫，但他的讲话最终指向了要害：他的稽查员们已经判定房利美的资本金不足，这家公司正以一种不安全也不合理的方式经营着，联邦住房金融局已经决定将房利美置于接管程序下。他说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自愿接受，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会强行掌握控制权。我们已经选定了新的CEO，新的团队也已准备就绪。


    在洛克哈特讲话的过程中，我观察着房利美的人。他们怒火中烧。马德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冷笑，有一次还双手抱头，摇晃不止。事实上，我对他也油然而生了一丝同情。他也很不容易。房利美或许有些傲慢，甚至有些浮夸，但马德是在一宗肮脏的财务丑闻之后接任CEO之职的，而且在他尽力清理烂摊子的过程中，他一直是比较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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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洛克哈特之后发言，尽可能简单地表明了我的观点。我说，吉姆已经阐明了房利美严重的资本短缺，我同意他的分析，但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不打算给现在这样的房利美注资一分钱，尽管国会已经授权我这么做。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房利美做的比房地美要好，他们在该年早些时候已经融资74亿美元，而房地美却延误了战机，导致了更大的资本缺口。但是，两家公司现在都已无力获得私募资金。市场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根本就不加以区分。我们也同样如此。我建议采取接管程序，马德必须离开。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会注资。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5）


    “如果你们同意，”我最后说，“我会对所有人说我并不责怪管理层。你们的商业模式并不是你们发明的，而它是有先天缺陷的。监管模式也不是你们发明的，它同样是有缺陷的。”


    至于在他们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会对公众怎么说，我并没有明言。


    本·伯南克第三个出场，他的讲话掷地有声。他说他对我们的提议非常支持。由于资本的不足，房利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面临威胁，而这又威胁到了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这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他最后说。


    尽管处于惊愕和愤怒之中，房利美的团队很快就提出了他们的问题。马德显然认为房利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和他的团队急于把他们的公司和房地美划清界限，他们的表现确实也好于房地美。但我回答说，对投资者们来说，这种区别并不算什么区别——两家公司的投资者看重的都是它们的国会授权和美国政府的隐形担保。在市场眼中，两者毫无区别。这就是问题所在。房利美的高管们问我们打算注入多少资金，整个结构怎么设计。我没有回答，我们根本不急于公布太多细节，因为我们不想在媒体上读到这些细节。


    “丹这个人太客气了，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贝斯·威尔金森说，“但我想说，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凭什么他是唯一一个被炒掉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换掉他？”


    “我不认为你可以做这么激烈的一件事而又不换掉CEO，”我回答说，“除此之外，坦率地说，我会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管理团队。”


    “我的董事会需要好好研究一下。”马德说。他试图反抗。


    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外部法律顾问，阿诺德·波特（Arnold&amporter）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Alexander）回答说：“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些先生们（他指的是洛克哈特、伯南克和我）明天见你们的董事会并不是去交换意见的。”


    “好吧。”罗德金·科恩说。很显然，他明白游戏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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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结束后，我迅速给几个关键的立法者打了电话。自7月份前往国会接受了史无前例的紧急授权，受命稳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来，我已经看清了很多事，但没有一件是好事。我曾经说过，即使立法者们给我一个超级武器（我所要求的是一个“火箭筒”），我也很可能用不上它。但当时我并不清楚两家公司问题的严重性。当我了解了它们的资本缺口时，我又不能在公开场合讨论它，于是政府接管就显得那么突然，纳税人的巨大付出也显得那么突然。我也非常担心会惹恼国会，因为实际上来说，我已经把2009年年底到期的投资于“两房”的临时性权力转化成了对它们的全部债务的永久性担保。


    我首先联系的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巴尼这个人绝顶聪明、机智风趣，与他共事是一种乐趣。他富有激情，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讲求实际的立法者，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要求严苛，但言出必践。多德则要稍微难对付一些。我们曾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改革中合作，但他因未能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变得心不在焉，打那之后似乎一蹶不振。尽管他是一个风度翩翩而又知识渊博的人，他却不像巴尼那样始终如一，易于琢磨。而且他的工作要更难一些，因为在参议院中做成一件事要比在众议院难得多。他和他的手下与房利美关系密切，所以我知道，如果房利美要反击，他们一定会求助于他。


    结果，我们沟通得非常顺利。我解释说我们的做法是形势所迫，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我们不得不预防市场恐慌的出现。我也知道他们的这种支持态度可能会改变——在他们了解了所有的情况并观察了公众的反应之后。但我们至少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6）


    接下来，我开始了与房地美的会议。迪克·塞隆带来了他的外部顾问和几名董事，包括杰夫·博伊斯（GeoffBoisi），我当年在高盛的老同事。


    会议的程序与房利美的会议一模一样，但区别也很明显：令马德火冒三丈的事情却令塞隆长舒一口气，他看起来就像获得了解脱。他在房地美董事长的位子上显得沮丧而又疲惫不堪，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作好了履行职责的准备——就像一个挥着手枪鼓励大家往前冲的指挥官。


    他和他的人问的大多是程序上的问题。董事们是不是往这里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是必须亲自前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员工们？


    就像对房利美一样，我们要求屋里的每一个人都严守秘密。（但消息还是瞬间就泄露出去了。）会议结束后，我又给国会山和白宫打了几个电话，也给白宫幕僚长乔舒亚·博尔滕提了个醒儿。我联系的人包括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理查德·谢尔比，还有亚拉巴马州众议员斯潘塞·巴屈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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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一切终于结束，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与妻子温迪简单吃了个晚餐，9点30分就上床睡觉了。（我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我每天必须保证8小时的睡眠。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


    晚上10点30分，家中的电话响起，我拿起了听筒。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某个人打来电话告诉我房利美打算反击。但事实上，我听到的却是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的声音，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汉克，”他上来就说，“你一定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工作像我一样卖力的家伙。”


    他是在路上的某个地方打来的。他听说了我们的行动，想跟我讨论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我跟他根本就不怎么熟。在来到华盛顿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正式职位是高盛的CEO，当时我曾在高盛在芝加哥举行的一个会议上邀请奥巴马来给我们的合伙人演讲。那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的演讲嘉宾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CEO沃伦·巴菲特。


    事实上，我是在接下来的秋季中开始了解奥巴马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与他讨论那场危机，有时候一天讨论数次。我对他印象深刻，他永远是那么博闻强识，头脑清晰，信心十足。他可以以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讨论我正在处理的那些问题。


    那天晚上，他想了解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是怎么做的，又为什么那样做。我给参议员详细解释了我们的想法和策略。他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两房”对稳定市场、保持低成本抵押贷款融资的可用性是那样的关键。他也对我保护纳税人的想法表示了赞赏。


    “这样的救助行动会很不受欢迎。”他指出。


    我回答说，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不是一种救助。普通股和优先股股东的利益都会被清除，我们会把CEO也换掉。


    “这听来像是一剂猛药。”奥巴马说。他很高兴我们会换掉CEO，还问我两家公司是否有任何“金色降落伞”（goldenparachutes）金色降落伞，指公司给被解雇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大笔补偿金。——编者注条款。


    我告诉他我们会注意这一点，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向了有关资本市场和整个经济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问题又究竟有多严重，他想听听我的看法。


    “问题很严重，”我说，“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大概有30分钟。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选择萨拉·佩林为他的竞选伙伴已经令共和党阵营群情激昂，而麦凯恩在民意调查中又风头正劲，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奥巴马与我的接触不像带有什么“政治性”或鬼心眼。纵观整个危机始末，他始终堂堂正正。他看起来真的是想做正确的事情。他不希望他的任何公开或私下的言行破坏我们稳定金融市场和经济全局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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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7）


    当然，政治总是存在的：就在大选结束之后的那一天，奥巴马突然中止了与我的交流。


    当我在次日清晨醒来，我们要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已经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来到办公室后，我跟同事们讲了我跟奥巴马的谈话，他们有点惶恐。由于我被某些共和党人看成是一个“秘密民主党人”，财政部的人总是害怕我的任何举动会被理解为对奥巴马的支持。所以我们决定，我最好还是给麦凯恩也打一个电话，这事就算扯平了。


    当天上午稍晚些时候，我给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打了一个电话。我跟约翰关系不错，但谈不上特别亲密，也从未讨论过经济问题——到那时为止，我俩之间最深刻的谈话是有关气候变化的。但那一天，麦凯恩热情洋溢，非常友好。佩林的加入显然让他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一开始就说要把我介绍给他的竞选伙伴。接下来，他让佩林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当我解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和原因时，麦凯恩并没有说太多，但佩林州长立即就让我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她张口就称呼我汉克。现在，每个人都叫我汉克。我的助理叫我汉克，我的团队上上下下都叫我汉克。我喜欢这个称呼。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在电话中称呼我汉克的那种方式让我略感不快。


    我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正理解了我所描述的整个形势——或者说是她的某些评论让我怀疑这一点。但她对政治因素的把握却相当快。


    “汉克，”她问，“它们的高管里是否有人有金色降落伞？你会不会炒掉所有你需要炒掉的人？汉克，我们能把他们的薪酬收回一部分吗？”


    打完这个电话，我去与房地美的董事会开了一个长约1小时的午间会议。下午3点左右，轮到了房利美。为了避免曝光，我们把会议地点从联邦住房金融局的总部改到了离拉菲叶广场几个街区远的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FederalHousingFinanceBoard）一楼的一间会议室。


    洛克哈特、伯南克和我重演了前一天下午的剧本：首先由吉姆宣布我们的接管决定，历数资本不足的问题和他们的种种违规之处，然后由我提出我们的条件，最后由本来描述任事态发展下去将引发的灾难。


    一直到周末，我们的团体始终有点战战兢兢，担心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GSE）会奋起抵抗，特别是房利美。但以我在高盛的多年经验，我了解董事会，我感觉他们一定会听从我们的安排。他们对他们的股东负有信托责任，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能拿出最好的办法。我们强调，如果政府不把两家公司置于接管程序下，它们就会面临破产，它们的股东损失会更大。我也知道，这些话直接出自它们的主管部门、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之口，对他们来说会有相当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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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前一天的两个会议一样，与房地美董事会的会议比房利美要容易得多。房利美的董事们就像它的那帮高管一样，总想把他们的公司与房地美区分开来。但我们说得很明白，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在周六和周日给国会领袖和金融界要人们打了很多电话，解释我们的行动和稳定“两房”的重要性。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示支持，甚至是祝贺，但我也记得，当我在星期天第二次致电克里斯·多德时，他有一些不快。


    “你的火箭筒到底是怎么了，汉克？”他问。


    我解释说，我从没想到我真的会用到国会7月份给我的紧急授权，但在那样的形势下，我已经别无选择。尽管如此，我知道我还是需要做做克里斯的工作，好让他感觉舒服一点。


    在房地美的董事会结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早在我意料之中的电话。由于我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通过话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我一直在想，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一定会打电话给我。果不其然，他的电话来了。这让我觉得好笑，但拜登对形势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对我们的强硬手段表示支持。


    正文 第一章 接管“两房”（8）


    星期天上午11点，吉姆·洛克哈特和我正式向媒体发表声明，公布了拯救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我介绍了整个计划的四个关键步骤：首先由联邦住房金融局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然后由政府向两家公司各提供1000亿美元，填补它们的资本缺口，最后由财政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建立一个新的担保信贷实体，并启动一个临时性的计划来购买两家公司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此来刺激房市。


    我想略去所有复杂的财务细节，直指这一计划的核心以及它对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庭的意义。这两家政府资助企业太过庞大，与整个金融系统有太多盘根错节的联系，任何一个的破产都会引发世界范围的灾难。


    “这种混乱，”我说，“将会直接对居民的财富产生不利影响：从家庭预算，到房屋的价值，再到子女教育储蓄和退休储蓄，都会受到影响。它们的失败将会影响美国人获得房贷、车贷、其他消费信贷以及商业融资的能力。它们的失败将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这也会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重大的连带影响。在我当天所联系的诸多金融界领袖中，有我的两位中国老朋友，一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有主管中国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把美国的局势及时通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持有巨额的美国证券，包括“两房”所发行的上千亿美元的债券。他们相信我们的承诺，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市场中，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们坚持持有这些债券。幸运的是，我与他们二人很熟，在整个危机前后，我们都可以坦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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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说我们会承担我们的义务，”我提醒王岐山，“我们很重视这些义务。”


    “你做了你能做到的一切。”王岐山说，他表示中国会继续持有这些债券。他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祝贺，但也给我提了一个醒：“我知道你认为这可能会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但这一切也许还没有结束。”


    话虽如此，当我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坐在办公室里连线全球各地的金融领袖们，我还是不禁感受到了一丝轻松。我们刚刚完成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大救援。房利美和房地美没能阻止我们，国会支持我们，而市场似乎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行动。


    我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透过南边正对国家广场的那些巨大的窗户向外望去。我并不天真。我知道金融系统和整个经济中依然荆棘密布，但当我遥望华盛顿纪念碑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有所作为，而我认为，我们刚刚把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拯救于危难之中。


    第二天，雷曼兄弟开始崩溃。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1）


    第二章高盛岁月


    我在那个夏天有一个巨大的成就，那就是向温迪求了婚，8个星期之后我们就结婚了，甚至赶在我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之前。早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我那种直来直去的作风，客户们需要点儿时间才能适应。我希望人们感觉到他们每一次与我见面都能从我身上学到点儿什么。


    要学会说不。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知道埋头傻干的人不会获得成功。


    ■2006年5月28日，星期天


    我的血脉继承自一个又一个的女强人——聪明、独立、直率的女强人。当我母亲听说布什总统打算提名我为财政部长，而且我已经同意接受这份工作时，她并没有跟我客气。


    “你一开始跟的是尼克松，最后却要为布什工作？”她抱怨说，“你怎么能这样？”


    那是2006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星期天。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巴灵顿，在儿时的那间老房子里与母亲在厨房里聊天。我和妻子温迪在旁边也有一栋房子，与这里共享一条私家车道。我们刚刚飞来巴灵顿度周末，为了把事情想想清楚——也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


    总统将要在星期二宣布提名我为财政部长。我准备在当天稍晚些时候返回纽约与高盛董事会沟通，然后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一天会见接任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那天早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教堂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却忘了告诉她我母亲还不知道这件事。等到我来到母亲的住处时，她已经是老泪纵横。


    “你只管去做你想做的事，”她说，“但我希望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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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正午刚过，母亲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木椅子上，透过窗户凝视着洒满阳光的庭院中的一棵美丽的白橡树。我已经不记得前一次见她哭是什么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她如此严厉的批评，平常她一直是一个忠诚、慈爱的母亲，对我的决定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支持。


    母亲与十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大为不同，她的这种情绪就是一个标志。她和父亲都曾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当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加入五角大楼，当我后来追随理查德·尼克松进入白宫，他们都欣喜若狂。但是在水门事件之后，母亲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在父亲于1995年去世之后，她的思想变得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了，尤其是在女性和环境问题上。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令她愤怒。她开始转而支持各类民主党候选人，痛恨伊拉克战争，反对乔治·W·布什。


    我们家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这样。作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学同学和支持者，温迪也强烈反对我接受这份工作。我们的儿子梅里特同样如此。只有我们的女儿阿曼达，也就是全家最自由主义的一个人，理解和支持我的决定。


    “妈妈，我是去为我的祖国服务，”我尽力想让她平静下来，“我义不容辞。”


    “听我说，”她依然沮丧，“你这是上了一条贼船。”


    我搭乘当日下午的一架航班返回了纽约。温迪留下来继续安慰母亲，几天之后才飞回纽约。她至今还记得她当时是如何站在奥黑尔机场的一个电视屏幕前，痛苦万分地看着我在白宫玫瑰园肩并肩地陪着总统，并听到了总统对我的任命。


    正文 第二章 高盛岁月（2）


    母亲足有24小时没有接电话。直到星期三，当充斥媒体的相关报道普遍作出了积极评价，她才终于开始接电话。幸亏来电话的人说的不是“你那个白痴儿子怎么敢这么做？”他们是来祝贺她的。


    ***


    我母亲的勇气和毅力继承自我的外祖母，凯瑟琳·施密特（KathrynSchmidt）。她在1914年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College），曾经靠着膳食外包生意养活一家人度过了大萧条时期。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


    我母亲玛丽安娜·加洛尔（MariannaGallauer）追随外祖母的足迹去了韦尔斯利学院，1944年毕业。她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女人，一辈子都充满着活力——无论是在社区事务还是体育运动中。她在86岁的高龄还玩高山滑雪，在棒球赛季中，她会一个人开车跑到芝加哥，去里格利球场给芝加哥小熊队捧场。


    她和我父亲亨利·梅里特·保尔森（HenryMerrittPaulson）在1944年结婚。我是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的弟弟迪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比我小两岁，曾在雷曼兄弟公司做债券推销员，后来去了巴克莱银行。我妹妹凯比我小五岁，在科罗拉多州做房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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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也来自中西部地区。他的母亲罗西娜·梅里特（RosinaMerritt）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中长大，是韦斯利·梅里特（WesleyMerritt）的后代。韦斯利·梅里特是南北战争时期的一名将军，曾经做过西点军校的校长。在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罗西娜·梅里特返回威斯康星州做了一名教师。我的祖父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上学只上到八年级，但作为一个挪威移民——来的农场主的儿子——他是一个上进、好学的人。他在芝加哥创立了亨利·保尔森公司，一家成功的手表销售和维修企业。在这家公司的巅峰时期，保尔森家的生活相当殷实：我的祖父母住在芝加哥郊外的埃文斯顿，而且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拥有一栋像模像样的冬季度假屋。


    我父亲只想做一个农民。他热爱野外生活，热爱土地和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我对猛禽的喜爱就是遗传自他。在父亲从伊利诺伊州的普林西庇亚学院（PrincipiaCollege）毕业之后，他说服祖父在佛罗里达的斯图亚特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所大牧场，养起了婆罗门牛（Brahmabulls），那时候“二战”刚刚结束。母亲很不高兴。当我1946年出生于棕榈滩时，我父母就是靠这个牧场为生。


    那一年，受累于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祖父的公司岌岌可危。父亲只好以低得可怜的价格把牧场卖掉，返回伊利诺伊帮祖父管理这家危在旦夕的公司。我们先是在温内特卡的一个小小的车库公寓中住了几天，然后就搬到了巴灵顿的一处75英亩的农场中。巴灵顿是一个小镇，只有3500人左右，距芝加哥市中心足有40英里。对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来说，这个距离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


    我们成日与马、猪、牛、羊和鸡为伴，更别提我那宝贝浣熊和乌鸦了。我经常帮忙料理农场的活计——挤牛奶、打扫畜栏、捆干草等等。我们不仅喝自家的牛产的奶，还自己动手制作黄油。我们杀鸡宰羊，为冬季储存食物。母亲则把菜园里摘来的蔬菜冷藏备用。


    父亲极重职业道德，勤奋而又节俭。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不能睡懒觉，洗澡的时间也不能太长。我们必须早起，辛勤工作，做一个有用的人。


    在我九到十岁那个时候，由于家境拮据，父亲一度决定亲自给我们理发，还邮购了一对大剪刀。只是他的手艺实在太差，以至于我们的头发被剃得参差不齐，这时候他会用炭笔把光秃的地方涂上，还安慰我们说没有人会注意到。练习多次之后他才变得娴熟起来。这让母亲大伤脑筋，但我对我的外表和穿着倒是不怎么在意——缺乏时尚感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有改掉。


    父亲喜欢说，真正的快乐不会来自别人给你的东西或是易于得到的东西，而是来自努力工作的过程和做成事情的结果。你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如果你清理草坪清理得不好，就必须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