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影像

飞雪

　　是往日德国租界的德明饭店。沉重的德式楼房依旧，门前老树一大蓬绿叶依旧。往日那洋人


　　和中国富豪的饭店，我们只能在门外瞄一眼。现在，我提着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溜又


　　宽又长的楼梯，想起小时候，家住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汉仲去买雪糕。日租界，


　　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流着汗走过五个租界，为的是吃一根汉口最好吃的雪糕


　　。德明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汽车一声不响地在饭店


　　门前停下。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车夫跳下车，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走


　　进那神秘的大楼里去了。


　　江汉饭店白衣短裙的女服务听见我说武汉话，眼睛一亮:你家会说武汉话？ 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 嗯。从美国回来的武汉人，离开三十年了。


　　三十年？你家想吃么司，只管说。面窝、豆皮、武昌鱼。 喜头鱼！


　　她摇摇头。我们只有武昌鱼。  几帖速写


　　东湖的水依然那样子蓝。天上的云依然那样子飘。


　　一个绿衣童子站在夹竹桃下。他转身看见我，突然笑了。火红的夹竹桃在他头上烧起来了，


　　映红了他的脸。 他仍然羞怯怯望着我笑。 真个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


　　*        *


　　一抹青山。一溜垂柳。灰蓝的天。灰蓝的水。无波，无云。水天之间，一条小船。披蓑衣的


　　老翁拉着鱼网，一把一把从水里拉起来。 我在水边跪下，轻轻拍拍水。  *        *


　　*


　　一扇褪色的木门半开着。一个老人坐在门内竹凳子上。他身旁一丛翠绿的叶子，绿滴滴的，


　　滴到老人肩上了。  *        *        *


　　长长的窄巷，灰色的楼房。地上闪着雨水。很静很静。


　　突然，吱──吱──吱──很细很细的叫声，一声声，很肯定，很清晰。我转身寻找。路旁一个破


　　竹篓里，两只嫩黄小鸡吱──吱──又叫起来了。竹篓边上吊着一片青菜，绿得水滴滴的。


　　那两点嫩黄，那一小片水绿，叫我快活了好半天。  黄鹤楼呢？


　　黄鹤楼呢？我站在渡江的轮船上问，望着对岸两三缕烟子在烟囱缭绕。


　　黄鹤楼呢？大江茫茫，到哪儿去找？


　　大江依旧东流去。白云依旧空悠悠。江上的黄鹤楼不见了，我却回来了，和丈夫女儿一起回


　　来了。我一定要到大江上去，我一定要去坐船，和聂家所有的人一起去坐船，一定要从当年


　　父亲灵柩回乡飘着爷爷写的挽幅“魂兮归来”的江汉关上船。现在，两脚踏上船的那一刻，很


　　严肃，很隆重，在我生命中画了个完完整整的圆圈。我向母亲默祷：姆妈，您可安息了。

飞雪

　　船上挤满了人，日正当中。我在老人、孩子、年轻人之间挤来挤去。汗臭，体臭。感到切身


　　的亲，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十年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大江上一起挣扎，一起拚


　　命，一起活过来了。 他们大声说话叫嚷。 Paul问：他们在吵架吗？


　　我笑了：他们就是那样子讲话的。


　　Paul望着天边黑蒙蒙的烟雾说：我想象不出你是在这儿生长的。


　　下午，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大哥、蕙妹两家人说：今天我可要走，走，走，走遍我生活过


　　的地方。愿走的，跟我来！不愿走的，留下来！


　　Paul在爱荷华说过：我要踩着华苓的脚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两个女儿对家中旧事充满好奇。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浩浩荡荡，我们从江汉饭店出发，走上沿江大道。昔日的沿江大道横贯


　　汉口的五个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沿江的大厦，全是洋行和洋


　　人的住宅。江边鹦哥绿的草坪上，摆着木椅子。江边和一溜黑色铁栏杆之间，有一条水门汀


　　的人行道，洋人有的推着婴儿车，有的牵着杀气腾腾的大狼狗，在那儿散步。外国军舰飘着


又饮长江水，1978   爱荷华头天晚上大风大雨。（3）


各自的国旗。租界以外的江上，三三两两的旧木船，都是在大江上讨生活的人。夏天水涨，


　　每天傍晚，我跟着大人去江边看水涨水落，总要紧张一阵子。淹水的时候，遭殃的是租界以


　　外低凹的贫民区。民国二十年大水，我们去了北平。我家三层楼房，两层淹在水中，出去得


　　从顶层在窗口坐划子。民国二十年大水,小时候常常听见大人讲那句话，我想到的是从窗口坐


　　上划子，划着桨去“走人家”。


　　我们一大伙人一走上沿江大道，我一下子怔住了。大道变成了窄道，大江也看不到了。眼前


　　是一道厚实的堤防，是武汉人两手一铲土一铲土筑起来的，现在武汉没有水灾了。江边大楼


　　出出进进的是蓝制服灰制服的工作人员。长长一串板车载着稻草包的货物，一人拖一辆板车


　　走过来了，弯着腰，绳子搭在肩上，很坚定，很吃力，一步一步向前拖──那是一幅永恒不变


　　的中国人雕像，当年我在大江上看到的纤夫，也是那样子拖着粗大的绳子，在峭壁悬崖上，


　　一步一步向前拖。


　　聂家两代人朝圣似的，走过一条一条街。走过我昔日一个一个租界里的家。俄租界的上海理


　　发厅仍然在那三岔路口。理发厅对面白俄女人精致的小店，那个有彩虹小洋伞的小店不见了


　　。再走过去，应该就是我记忆中最早那个家了──汽车从雕花铁门内长长一条车道上一直驶到

飞雪

　　楼前，两根粗大的石柱子顶着宽敞的阳台，从石柱子之间走上台阶，走进一抹宽大的楼梯，


　　迎面大镜里的人对着你走来，你不得不转弯向上走去，突然看到爷爷巨大的身影。


　　我们的家呢？我们的家呢？我站在街头四处寻找儿时的家。


　　这就是我们的家！大哥指着我身后说。


　　原来我正站在我家大门口！我转过身，只见两根石柱子，再看一眼，仍然只有那两根石柱子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大风大浪，我们都活过来了，现在我们一同站在三岔路口，站在两根石


　　柱子之间，一同寻找儿时的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一切的旧恨宿怨都消失了。


　　我们走过英租界的兰陵街，走到一个弄堂口。同福里！我叫了起来。抗战爆发，我们母子寄


　　住这儿，日本飞机来了，母亲把儿女一把拥在怀里，躲在桌子底下。


　　我站在同福里前面。一栋栋小红砖房陈旧得变样了。两个男孩子，手叉在腰间，狠狠盯着我


　　们。 我转身说:走吧。他们好像要武斗的样子。


　　我们也一同寻找甫义里。父亲去后，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那儿过着愁苦的日子。


　　我们又一同走过德租界的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四码头、五码头、六码头，走到日租界


　　我最后一个家，在两条街的岔口，有一抹灰色围墙，一层层楼，一扇扇窄窄的长窗子。墙内


　　园子角一棵梧桐树，夏天知鸟吱──吱──


　　一声声，日子永远就那样子拖下去。改变那单调生活的是父亲的死亡，是家族的明争暗斗，


　　是母亲的悲苦。 国际大团结！薇薇指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诉我。 我向门内看了一眼。几个人坐在天井里的板凳上谈话。


　　这儿本来是三层楼房，一个大园子。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说：日本人占领武汉，美国飞机丢


　　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就炸出了这么一个天井。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回汉口，发


　　现我们家炸成了平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


　　光。我向墙内又瞧了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想要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国人！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就是大灾大难，他也有逆来顺受的道理。


　　80年代，我回乡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大陆。湖北副省长在武汉翠柳村设宴招待我


　　们，大哥夫妇也在座。我请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满口答应。那一年，我们也去了开封大


　　哥的家。那时他的孩子们才告诉我，大哥曾被打成右派，背上背着牌子：地主的孝子贤孙，


　　做苦工，搬砖头，调石灰。1978年，我们重见时，他还没平反。1980年，在开封大哥家，我

飞雪

　　问起真君。 大嫂说：你大哥的妈死了以后…… 哪一年？我问。 1962年。


　　我妈在台湾也是1962年过世的。 真巧！大哥说。


　　大嫂继续说：爷爷在抗战时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着你大哥的妈住，在武昌。解放以后


　　，我们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养的。她把他们照顾得特好。大哥的妈死了，她


　　来开封跟我们住。她叫我姐姐。我们真像姐妹一样。有一天，组织上叫我去谈话，说真君是


　　我们的丫头，在新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解释说，我们没把她当丫头，她一个人，孤苦伶仃，


　　我们要养她，我们和姐妹一样亲。不行，在新社会，组织会安排她的生活。原来他们要把她


　　嫁给一个模范老工人。我没办法，最后只好答应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对她说：真君，你有


　　个家了。她点点头说：嗯，有。我说：不是这个家，另外一个家。她还是点头：嗯，有。我


　　说不清，只好做手势。我把她几件衣服包起来，放在她手里，牵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说：


　　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来：不，我要姐姐。 （大嫂声音哽住了。）


　　我对她说：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门。我和她一起去郑州。哎，一个老头子


　　，乱七八糟一间小屋子。我对她说：你在这里住，常常回来。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


　　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只好狠心走了。她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们。每次来，都带糖呀、糕呀


　　给孩子们。大约一年多以后，老头死了。组织上对她说不清，拿她没办法。我请了一个星期


　　假，去郑州陪她。她见到我，大哭，要跟我回来，回来住了一个月，还是不能留下来，还是


　　得走。她回去以后，在医院当洗衣工。后来他们又把她嫁了，嫁到乡下去了。“文化大革命”


　　时就失去联络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沿江重访母亲带着几个小儿女，在抗战中艰苦生活过的地方。重庆、


　　万县、三斗坪、宜昌、武汉。最后去开封。湖北应山县外办突然来了，提着一包皮蛋，特地


　　赶来邀请我和华桐去应山。那算是我们老家了，但我母亲这一房人从没去过。父亲死后，在


　　母亲的苦难中，那儿的亲友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和华桐一时也无法改变早已决定的行程


　　。我对大哥说：你去吧。他说：我算什么？他们要你们去呀。


　　我们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


　　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有几条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

飞雪

　　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1960年左右被释放了，但应山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


　　。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


　　，因为劳改，没敢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


　　聂华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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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艾青，1978（1）


1978年，第一次回乡，Paul和两女儿薇薇蓝蓝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寻找艾


　　青。70年代，我在美国读过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诗，也译过他的一些诗，知道他在1957年因为


　　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而被打成大右派，1959年下放到新疆。现在，他在哪儿？他在做什


　　么？仍然写诗吗？我到北京之前，就有个预感：艾青在北京。他1938年写的诗有一行：“而


　　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机会，就说要见艾青。没有回应。我们却巧遇另一诗人蔡其矫。1938年从


　　印尼回中国，他才十九岁，立刻去了延安。1957年“反右”运动，蔡其矫的诗被批判成“脱离


　　政治，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热衷于追求资产阶级趣味和表现资产阶级美学理


　　想，迷恋腐朽的形式主义”。他也沉默了。


　　我在70年代初偶然发现蔡其矫的诗，那正是中国文艺“三突出”时代，就因为蔡其矫的诗没有


　　什么“突出”，我到处找来他的诗读了，并选了几首译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诗都收集在我编译


　　的英文“百花齐放文学”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我对蔡其矫说：我非常想见艾青。他在北京，是吗？ 他点点头，没有说话。


　　不见艾青，我是不离开北京的。 蔡其矫微笑着。 你可不可以告诉他？ 他仍然微笑着。


　　第二天，蔡其矫告诉我们，他已安排第二天艾青和我们在景山见面。我们全家都很兴奋，将


　　其他节目都取消了。但是，第二天，蔡其矫又告诉我们：艾青不能来了。


　　我以为见不到艾青了。 一天，电话响了！只听见“我是艾青。” 哦！你真是艾青吗？


　　我马上和他约好：6月16日下午4点以后，我们全家去看他。 我也约了蔡其矫去艾青家。


　　汽车在狭窄的胡同口停下。在日暮夕阳的小胡同里，我家四人兴高采烈地走向艾青的家。远


　　远看见一个人站在胡同那一头。只见那人向我们这头盯着眼看。 那就是艾青！


　　Paul和艾青相见拥抱，两人都泪汪汪的。 怎么现在才来？这是艾青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他和高瑛住在小院一间小屋子里，一张双层床和一张单人床占了一半屋子，上层床堆满了书

飞雪

　　。两张小桌子占了另一半，桌上摆满了招待我们的点心。两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的菊花，程十


　　发的少数民族画，还有一张周恩来像，他斜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搭在椅臂上，微笑望着远方


　　。 这张齐白石的画是真的吗？我问艾青。 我这儿的东西全是真的。 好一个回答！我说。


　　Paul说：艾青，今天我们一家人见到你，实在高兴！我读过你许多诗，华苓翻译的。非常佩


　　服。我没想到会见到你。 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 你们住在这儿多久了？我问。


　　三年了。我们在新疆差不多二十年，1959年去新疆。这屋子是一位年轻的写作朋友借给我们


　　住的。


　　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走到房门口，艾青走过去打招呼。他们仿佛是从远方来的，大概是


　　爱诗的人吧，看见我们在那儿，只好走了。 有很多人来看你吗？我问。


　　很多。有很多年轻人。 还有很多编辑来要他的诗。高瑛说。 选以前的诗吗？ 嗯。


　　现在的诗呢？


　　也会发表的。艾青说：我刚有一首诗《红旗》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是我二十年来发表


　　的第一首诗，我收到许多读者的信，高瑛都感动得哭了。


　　高瑛笑笑：信上说：艾青，我们等了你二十年了，找了你二十年了，我们勒紧裤带，省下粮


　　票，去旧书店找你的诗，我们一个个人传着抄你的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坐在双层床上照了几张相。人在下层床一坐，艾青就用手顶着上层床，不断地说：小心


　　！小心！床要垮了，地震震坏的，小心！小心！ 上层床堆的书摇摇欲坠。


　　照完相后，我提议去北海仿膳吃晚饭。


　　我们第一次坐北京的公共汽车，都很兴奋。Paul一上车，就有个年轻人站起让座。


　　Paul说了声谢谢，对那年轻人点点头，坐下后问我：因为我是外国人吗?


　　因为你是老人。我笑了起来。


　　太阳快落下去了。北海的游人也少了。湖上漂浮着一大片荷叶的绿，映着塔尖的白，湖畔的


　　柳条一路飘过去。


　　真美！真美！尤其是和你们几位在这儿。我没想到会见到你们。我对艾青说。


寻找艾青，1978（2）


对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大概是父女一同来逛北海吧，艾青突然站


　　住了。那人也停住了。两人突然走近热烈握手。


　　我的老同学。多少年不见了。艾青告诉我们。 这是你第一次见到北京的朋友吗？


　　艾青点点头。


　　我们继续沿着湖走，走向漪澜堂。湖畔的柳条仍然在微风中飘逸撩人。燕子来回穿梭其间细


　　声地叫。 爱荷华也有燕子。Paul说。 真的吗？我从来没有听见爱荷华的燕子叫。我说。

飞雪

　　Paul大笑：大国沙文主义！爱荷华的燕子当然也叫，而且，叫得一样好听。


　　蔡其矫不多讲话，总是微笑着：中国古典诗里常提到燕子。这些燕子在漪澜堂做窝，每年去


　　了又回来，回到它们的老窝。 艾青，美极了。你应该写首诗。高瑛说。


　　我又不是一条牛！一挤就挤得出奶来！


　　两个女儿一直听着我们谈话，这时突然笑了，望着艾青笑个不停。


　　我说：艾青，你好像还没写过关于燕子的诗，你写过耙地的马，浇地的驴子，为割麦插禾叫


　　唤的布谷鸟。 很对。


　　Paul说：我们离开爱荷华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天。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回去了。见到


　　你们，艾青，是我们中国之行的高潮。我们在武汉见到华苓三十年没见的家人，今天又和你


　　们在北海散步。这是我们到中国来两个最动人的场面。


　　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你们可以多留几天吗？


　　不行。许多许多事，我们必须回去。我们会再来的。Paul望着落日下的白塔：我在想，我来


　　中国之前，并没打算再来。现在，我真希望再回来，很快地再回来。


　　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许已经搬家了，我来做几样好菜请你们。高瑛说。


　　好！Paul说：我们会来的。我会怀念北京。是人，人，非常精彩的人，叫人兴奋，叫人感动


　　！ 我们一同吃了饭，又一同坐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厦，在我们的房间里继续谈下去。


　　艾青你是南方人吗？Paul问。 嗯，浙江金华。 你在北方的时候多，这会影响你的诗吗？


　　当然。


　　他的诗多半是和北方的土地、河流、原野、人民有关的。他的诗就有北方的雄浑。我说。


　　你在巴黎三年。你受了象征主义诗的影响吗？Paul问。


　　有个时期。但我相信人民，为人民写诗。欧美现在的诗是怎么样的？


　　欧美的现代诗可以说是物象的诗，由具体物象而提示意义。蓝波创始了西方现代诗，他的《


　　醉醺醺的船》就是个好例子。 Le Beteau


　　Ivre。艾青用法文说出了那首诗的题目：我是相信人民的。王震看过我的诗《西湖》。他说


　　：明朝有人写西湖，清朝也有人写西湖。你这首《西湖》有什么不同？西湖只有和人民发生


　　关系，才是不同的。 这话很对。你写叙事诗吗？


　　写。比如，黑鳗，藏枪记，就是叙事诗。我试验用民歌的风格来写叙事诗。


　　希望你有一天到爱荷华去。Paul说。 艾青笑笑：我在1954年去过智利，是聂鲁达（Pablo


　　Neruda）请我去的，庆祝他的生日。我经过莫斯科、维也纳、日内瓦去智利。他请了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作家，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我写的《在智利的海岬上》，就是聂鲁达

飞雪

　　住的地方。对了，我希望要一张你们全家的照片。


　　我们用快照相机照了张照片，送给他和高瑛，也要为他们夫妇照一张。他们俩并排坐着，端


　　端正正。Paul走过去把艾青的手放在高瑛腿上，他连忙缩了回去。


　　Paul大笑：别那么严肃呀！


　　高瑛说：艾青变得这么严肃了。他以前有说有笑，蛮有风趣，蛮轻松的。


　　艾青看见自己的相说：简直像妖怪！


　　高瑛笑着说：又妖又怪，那还得了？快11点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要收班了。咱们走吧！


　　现在就走？后天我们就走了。Paul说。


　　明天是我们在北京最后一天，可不可以再见见你们？我说。 什么时候？高瑛问。


　　明天4点，好吗？ 好，明天4点。对对你的表。艾青笑着指指我的表。


　　艾青是有名的等人的人。他总是早到，等别人。高瑛说。


　　今天你们5点才到。我从2点就跑出跑进，在门口等你们。我说：他们一到中国，就不守时了


　　。 我笑着对艾青说：我不是在电话中说过吗？我们要在4点以后才能到。


　　我不是说过吗？你们要早来，越早越好！  1980年秋天，艾青到了爱荷华。


寻找艾青，1978（3）


林中，炉边，黄昏后 ——丁玲，1981


　　园子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了。小雪飘了一阵，飘在地上就化了。Paul在园子里砍了一截倒


　　下的核桃树，又劈成短短的柴火，一叠一叠整整齐齐堆在屋檐下，夏天在园子里烤炉上熏鸡


　　熏牛排，冬天在壁炉里生起火来，围炉聊天看书。Paul又在园子里为小鸟、松鼠、兔子、小


　　鹿撒了一把把碎玉米，一面自顾自说：可怜的小家伙，冬天来了，到这儿来吧！


　　丁玲和陈明住在山下五月花公寓里，我们住在山上，散步十分钟就到了。他俩常常突然出现


　　在我家楼梯上，呵呵笑着走上来了。Paul大叫一声：丁玲！双手握她的手。他们在临河长窗


　　前坐下。Paul张罗着泡茶倒茶，还端出一碟五香瓜子，只因为他看见我每晚必躺在床上，一


　　面看书报，一面嗑瓜子。服务完毕，他就回书房去了。丁玲一直笑眯眯看着他。有时他也留


　　下来谈谈话，他们彼此都很好奇。谈到有趣的地方，我、Paul、丁玲大笑，陈明笑眯眯的，


　　偶尔补充一两句。


　　那天小雪之后，我们四个人──丁玲、陈明、Paul和我，从园子走进树林。小雪已停，浑圆橘


　　红的夕阳缓缓沉下去，爱荷华河透着柔润的红，顶空却是明净的蓝──爱荷华河上特有的黄昏


　　风情。


　　我们在鹿园后面林中小路上走。小路铺着厚厚的落叶。丁玲、陈明手牵手，我和Paul手牵手


　　，两对人一前一后，只有脚踩落叶的飒飒声，偶尔一只兔子嗖的一下跑进林中。

飞雪

　　你们这辈子不会分开了。丁玲指着我和Paul说：我们也不会分开了。丁玲微笑着指指她和陈


　　明。


　　我回头向他们点头笑笑。突然想到丁玲的《牛棚小品》和陈明的《三访汤原》，想到他们被


　　关在牛棚时，陈明在纸烟封皮、破火柴盒子、包米叶子、废报纸上偷偷写信给丁玲，她又如


　　何在没人监视的片刻，从心口掏出来抚摸，一再默读。但当她戴上手铐、衣服被脱光搜身的


　　时候，她用生命珍藏的那些情笺，却当作废纸毁弃了。我也想到1967年冬天的凌晨，丁玲被


　　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抓走之后，陈明亡命地四处寻找，在黄昏的街灯下，突然在地上发现丁玲


　　的蓝色头巾，又惊又喜地紧紧捏着丁玲肤温犹存的头巾。


　　现在，1981年的初冬，丁玲和陈明竟和我与Paul在轻寒斜阳的爱荷华树林中散步。


　　我们一面谈话，我一面翻译给Paul听。 我又回头看了丁玲、陈明一眼。


　　你看！她总是这样！陈明笑着指点丁玲，不管有人无人，她总是要拉着我的手。


　　亲热嘛！我说。 丁玲笑了起来，头向陈明肩上一靠，开心得像个小女孩。


　　唉！陈明故作痛苦状，仿佛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


　　你那篇《三访汤原》写得实在好。我对陈明说。


　　我的《牛棚小品》就不好啦？丁玲翘起头，小女孩争糖果一样。


　　我哈哈大笑，翻译给Paul听，他也哈哈大笑。


　　我还没来得及说呀。我对丁玲说：常想到你在《牛棚小品》里的几句话：死是比较容易的，


　　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你们俩分离了多久？


　　六年半哟。丁玲说。 我告诉Paul，他摇摇头说：我大概活不下去。


　　我们都关在秦城。我知道她在那儿，她不知道我在那儿。陈明又笑着指点丁玲：我们后来分


　　到两个农场。抓我的那天，也抓了她。我在火车站等车，前面有人上车。我进了车站，两个


　　女兵伸出头来看了一眼，我心里就明白了，丁玲也在火车上。我听见她在另一间房里咳嗽，


　　就知道是她。我也咳嗽，咳嗽。 她知道吗？


　　不知道！陈明指点着丁玲：这个人！她不知道！


　　Paul哈哈笑了一声说：丁玲，我以为你很聪明。


　　丁玲笑得前仰后合，拉着陈明的手，头靠在他胳膊上，指着陈明说：他比我灵，“反右”运动


　　，别人就说，丁玲这个人还可以，就是陈明主意多。


　　幸亏他主意多。没有他，你可活不过来呀。我说。


　　你这么说，他更骄傲了。丁玲指着陈明。 陈明抿着嘴笑，很有把握的神情。


　　你们分别了六年之后，就去了山西，是吗？


　　她先去。他们放我的时候，就告诉我了。陈明说 我都不认识他了。他在牢里剃光了头。

飞雪

　　分别六年！Paul叫了起来。怎么可能！


　　自古以来，中国夫妻久别多年，不是稀奇事。丁玲说。


寻找艾青，1978（4）


你们再见面，是什么滋味呢？我问。 总不会像你和Paul那样，拥抱接吻吧。陈明笑着说。


　　我们不分别也拥抱接吻呀。这树林正是拥抱接吻的好地方。Paul笑着说。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你们哭了吗？我问。 没有。 你们到底是怎么见面的？


　　陈明抿着嘴笑，然后一脸认真的神情：当然，六年多不见，见了面总是高兴的。


　　Paul说：我不懂。受了罪，挨了打，坐了牢，没有一句怨言，还笑得这么开心，好像谈的是


　　别人的事。中国人，中国人，我永远也不了解。Paul看到躺在落叶上的一根树干：啊，橡树


　　，好柴火。他拖起树根。 我们四人拖着橡树根，在林中走了一段，踩着落叶走回屋子。


　　晚饭后，Paul在临河的壁炉烧了一炉火，我泡了一壶西湖龙井。四人坐在火光跳跃的炉边聊


　　天。 丁玲，你是哪一年逃到延安去的？Paul现在才有机会讲话。 1936年。 怎么逃去的？


　　我在南京，他们本来要杀我的呀！丁玲笑了起来，仿佛是说：多么荒谬！现在我却在爱荷华


　　。 听着丁玲的笑声，我也恍恍惚惚的。1936年我在哪儿？汉口市立六小五年级的小女生。


　　后来呢？Paul问丁玲。


　　鲁迅、宋庆龄、罗曼罗兰、史沫特莱，还有其他国际人士抗议，他们才没有杀我。刚到南京


　　的时候，好几个人看守我呀！我真是苦闷，我以为我会死。院子里有些小石头，石头缝之间


　　长着青苔，我就想，有一天，我会葬在那儿。后来，他们看守松一些了。他们把我放在和姚


　　蓬子一个地方。姚蓬子变了呀。我不管它。我就看准一点：我决不认错！我决不屈服！我一


　　定要回到共产党里去！否则我宁可死！他们想办法来套我，张道藩，华苓，你知道张道藩吗


　　？ 知道。几年前在台湾死了。


　　张道藩要写剧本，来跟我说：丁玲呀，我们一道写剧本吧！我说：不写！丁玲头一摆，有一


　　股狠劲。后来，他写了，把剧本拿来，又说：丁玲呀，你看看，帮我修改一下吧。我说：不


　　干！丁玲头又一摆。我要是跟他扯在一起，他们就有凭据来造谣呀。后来，有一天，我上街


　　，那时候，我可以上街了，碰到张天翼，我问他上海左联的情况，他说：上海不行了，周扬


　　到日本去了，冯雪峰到苏区去了。我实在没办法，便想到北平去，我想，那里的人一定和党


　　中央有联络。沈从文的妹妹在南京铁路局做事，我就跟她要了张眷属免费票。一上火车，就


　　碰到一个高级国民党！他的爱人是我朋友，他认得我。我想：糟了，完了。我只好装着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