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影像

飞雪

　　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以其在国内求学，台湾写作却遭政治迫害，最后在美主持作家工作坊的经历，讲述了自己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思路历程；尤其是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期间，对一大批重要作家思想和交流的记录，生动深刻、富有情趣。

作者简介
　　聂华苓（1925-），美籍华裔女作家。湖北应山（现更名为广水）人。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一九四九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曾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台湾大学、东海大学副教授。一九六四年，由于“《自由中国》停刊”事件，聂华苓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一九六七年和丈夫安格尔创办“国际写作计划”组织，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聂华苓短篇小说集》、《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散文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其他作品《爱荷华札记》、《沈从文评传》、回忆录《三生三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表。其代表作品为《桑青与桃红》，被列入亚洲小说一百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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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回忆录：三生影像 作者：聂华苓


雷青天（1）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摇呀摇 情郎呦你也在我的心海里漂呀漂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 不断地向你倾诉


　　椰子树的长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


　　情郎呦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紫薇唱的绿岛小夜曲,柔情动人。那歌声在20世纪50年代传遍台湾。80年代，从我两位好


　　朋友陈映真和柏杨那儿，才知道唱得那么美丽的绿岛，就是火烧岛。两位作家都在1968年


　　被捕，都在绿岛囚禁多年。


　　1948年秋天，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毕业后，去了北平，结了婚。1949年春又从北平围城出


　　来，左兜右转，到了武汉，立刻拖着母亲弟妹一大家子，经广州6月到了台湾。到达台北


　　那天，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台风呼


　　啸过去之后，嗒嗒的木屐就在街上响起来了。 那木屐声带我回到儿时的汉口日租界。


　　1929年，控制武汉的桂系被中央瓦解。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到汉口日租界。父亲有时突


　　然不见了，又突然回家了，好像捉迷藏，躲得不耐烦了，自己就钻出来了。一天晚上，我


　　一觉醒来，只见浑黄的小灯，黑洞洞的窗子。我大叫姆妈。她踮着脚跑进房来，一面摇手


　　，指指屋顶，弯身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人。我点点头，没有作声，只知道那楼顶上的人不


　　是好人。母亲又低声说：我出去找你爹。我又点点头，破天荒的乖巧，让母亲出去了。我


　　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想着屋顶上的人挂着刺刀，提着盒子炮，两眼四边扫


　　射，眼光在黑暗中格外凶狠锐利。爹回不来了，妈也回不来了。原来那晚父亲躲在一个日


　　本护士家阁楼里。我初尝恐惧滋味。


　　但是，战乱流浪岁月已经过去了。台风已经过去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我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胡适是发行人。我在中学


　　、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用笔名发表过几篇文章。编辑李中直是南京时代的朋友，知


　　道我和文字的这点儿缘分，仿佛灵机一动，告诉我《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正在找个管文


　　稿的人。


　　他带我去见雷震。他在书房写稿。我初出茅庐，怯生生走进他书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吧，你明天来吧。 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开始的头两年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进了大门，在玄关脱了鞋，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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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间小房，就是《自由中国》办公室。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我们一共四个人


　　，挤在一间六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雷先生在他书房工作，偶尔来我们办公室，魁梧的个


　　头在那矮小的榻榻米房间里显得特别高大。他很少和我说话。我工作不久，李中直告诉我


　　，雷先生要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对他说：那个女孩子还不错。我大笑说：你告诉雷先生


　　，那个女孩子马上要做妈妈了。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雷先生要为我介绍


　　的男朋友是谁。


　　我参加《自由中国》不久，就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天，雷先生一进屋就说：


　　我看到你文章了，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又过了一阵子，他说：你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


　　辑委员会吧。


　　那时台湾文坛几乎是清一色的###八股，很难读到###框框以外的纯文学作品。有些以反


　　共作品出名的人把持台湾文坛。《自由中国》决不要###八股。例如郭衣洞的第一篇讽刺


　　小说《幸运的石头》，就是在《自由中国》登出来的，他以柏杨火辣辣的杂文出名是多年


　　以后的事。有心人评50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有时收到清新可喜的作品，我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


　　同将稿子修改润饰登出。后来几位台湾出名的作家就是那样子当初在《自由中国》发表作


　　品。当年有名的作家，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所有的文章，吴鲁芹的《鸡尾酒会》所有


　　的文章，朱西宁的《铁浆》，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等，都是


　　在《自由中国》发表的。《自由中国》文艺版自成一格。我在台湾文坛上是很孤立的。


雷青天（2）


《自由中国》创办时的发行人是胡适，他那时还住在美国。雷震是《自由中国》实际主持


　　人，编辑委员有十人左右，有学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张佛泉；有国民党官员，如教育


　　部长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血


　　气方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殷海光。宋文明是后来参加的，那时《自由中国》已逐渐孤


　　立了。


　　雷震191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中许多重要职位，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


　　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


　　，1949年到台湾后，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我在南京就见过杭立武。1948年刚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一位父执辈介绍我去见他，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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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是###副部长。你要找工作吗？他问我。我回答：是的。你可以教什么呢？他又问。


　　我说：我不要教书。他笑了：那你要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的回答很简单：不知道。他摇摇


　　头，无可奈何笑笑。在台湾第一次见到杭先生，是在《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上。他一眼


　　就认出我，笑着说：我们早认识了。《自由中国》创刊时，###长杭立武，由###按


　　月贴补经费，后来他出任泰国大使，贴补经费才停止。


　　《自由中国》创办时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组合，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


　　，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


　　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应该不会有严重的冲突。


　　我加入《自由中国》不久，全家就搬到松江路。那时雷先生在台湾政府中还有支持他的朋


　　友，他向台湾省政府要来一栋房子，作为《自由中国》宿舍。我们和殷海光住在一起。他


　　还没结婚，在我家搭伙，饭后常和我们谈到深夜，和我家三代（母亲，女儿以及我）近如


　　家人。他那时就有胃病，一颗一颗饭粒，有一下没一下喂进嘴里，仿佛嚼蜡。他的谈话总


　　是很有趣。他那时就气冲冲地说：雷震！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


　　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没有根本上的差别！


　　我是编辑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


　　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


　　（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


　　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


　　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


　　感激。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


　　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


　　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


　　，只有那么拖下去了。《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雷先生的旧部属刘


　　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福，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


　　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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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号。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一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


　　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后来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去了。皆大欢喜。


　　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雷先生保证


　　他台湾入境，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据刘子英自己所说：我


　　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


　　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


　　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先生听了并不在意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雷青天（3）


，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也据实以告。


　　第一任编辑李中直在《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黄中继任。他是我中央大学同


　　学，高我一年，自称学长。他那个人就和他走路一样，一阵轻风撩来，潇洒自在。他为人


　　谦和宽容，很有亲和力，是排纷解难的那种人，是老中少都喜欢的那种人。他是水，雷先


　　生是火。火要烧起来了，悠悠细水洒来，火就平息了。但他也不是息事宁人，他另有途径


　　，转弯抹角达到目的。他对有问题的文章，细心琢磨，提出稳健的意见，雷先生微笑着同


　　意。他工作八年期间，《自由中国》已在言论上闯了几次大祸了。社论多由殷海光、夏道


　　平、戴杜衡执笔。殷海光锋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稳练。《自由中国》的社论，若是殷海光


　　写的，雷先生看过之后，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后来宋文明也加入《自由中国》编辑


　　委员，他也有缓冲的作用。他们将殷海光才气纵横文章里的利刃尖刺，该拔的拔，该磨的


　　磨，字里行间仍有直言敢谏的气魄。


　　马之1949年在大陆搭船去广州，船过基隆装卸货物，他乘机到台北拜访老师王聿修教授，


　　王教授愿保他入境，并解决食宿问题，他就留下了。后来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


　　来，王教授保释无效，古道热肠的雷先生出面，才保释他出狱，那时的雷先生还和当时的


　　权势有很好的关系。马之，东北人，一个漂亮小生，为人圆和，办事周到，逗人喜欢，雷


　　先生聘他为《自由中国》经理。那就是天真宽厚的雷震，没想到什么“包庇匪谍”之类的事


　　。当然，马之绝不是“匪谍”，但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记录在案了。马之对政治毫没兴趣，一


　　心想结婚，带着照相机到处追女孩子。那时候，买个照相机可是件大事。他向我们炫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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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一叠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们为他干着急，他


　　仍然笑眯眯的，不断照相，不断给我们看照片，终于看到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瘦高个


　　头，眉清目秀。现在可只那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了：坐着、站着、微笑、假、凝望、斜视。


　　不久，马之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牵着手，挽着臂，并排坐，相依偎，两人之间没有空间


　　了。结婚请帖到了。在婚礼上，马之神态严肃而满足。


　　雷家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雷先生到台湾后，正如他夫人宋英所说的：房


　　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车，司机用不着了，老瞿就帮他办些杂事，


　　提着他文件包跟他到处走动。雷先生在社里工作时，他就在社里帮忙发行，然后一同搭公


　　共汽车回家。出出进进，如影随形。老瞿是个老好人，实实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


　　生都是大块头大嗓门，一阵阵旋风似的，呼的一下冲进《自由中国》社。有时候，雷先生


　　跑到窗口指着巷口对我们大叫：你看！你看！那几个特务还在那里！坐在吉普车里！看他


　　们再怎么办！说完就开心大笑。又赢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且等下一场了。老瞿有时还为


　　雷先生补充：他们开吉普车追，我们就跳出出租车，跳上公共汽车。他们丢了吉普车，也


　　上了公共汽车。他们从后门上，我们就从前门溜走了。公共汽车开了，我们就向他们招招


　　手。


　　1951年，《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台湾发生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台湾省保安司令


　　部人员设下陷阱圈套，引诱犯罪人上钩。雷先生抵挡不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这些开


　　明分子的愤慨，由夏道平执笔写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


　　力的冲突，也就从那篇社论开始了。保安司令部将该期《自由中国》扣押了，保安司令部


　　副司令彭孟缉竟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幸有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吴国祯发


　　现而制止，才没抓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


　　。胡适因为这事件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他的理由是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


　　没有胡适这个护身符了，雷震一个人顶得住吗？他是否会向权力妥协？那时雷先生还有党


　　内党外开明人士的支持。后来各有各人的遭遇或顾虑，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了。


雷青天（4）


1951年那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闯祸以后，雷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所受的干扰


　　：


　　当时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两个特务向对面人家借了一条长板凳，守在门口，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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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和香蕉皮丢在地上。我家佣人在房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他们全不知道，还有一个特务


　　骑着一辆脚踏车在我住宅四面兜圈子，大概是怕我从后门溜走了。弄得全家人不安，连午


　　饭也无心思吃。自此以后，金山街一巷二号住宅，就有人常监视着。


　　1952年11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明朗化了，至于他对《自由


　　中国》的态度呢？还是个谜。殷海光和少壮编委都很担心，雷先生从没怀疑过胡适对《自


　　由中国》的支持。


　　当时在海外，海峡两岸争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适、钱学森何去何从，非常引人注目。


　　胡适到台湾，当然是件大事，那时《自由中国》正是受到执政当局威胁的时候，胡适可以


　　为《自由中国》撑腰，向当权者讲话，甚至当面抗议。雷先生要热烈欢迎他，同时庆祝杂


　　志创刊三周年，以壮声势。胡适到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还被人描上浪漫色彩。传说一


　　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儿，她就跟到那儿，在门外等，在窗外看。


　　胡适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


　　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那天晚上，雷先生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同仁在家吃饭。我心中七上八下。雷先生和胡先


　　生大概都不高兴我拒绝献花，见面岂不尴尬。我决定不去。殷海光坚持我去。我进门在玄


　　关脱鞋，听见雷先生在客厅大叫：来了！来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就是她不肯给


　　你献花！胡先生“嘿嘿”笑了两声。我走进客厅，他手里正拿着我写的字条。雷先生笑着对


　　我说：我们正在传看呢。


　　《自由中国》欢迎胡适并庆祝三周年的酒会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社会名流、国民党官僚


　　、党外人士，来宾有一百多人。胡适在台湾作第一次公开讲话。


　　他一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


　　那两句开场白引起久久的一片掌声。


　　胡适接着说：《自由中国》杂志用我的名字作发行人。刚才吴铁城先生说，今天欢迎发行


　　人。我说我是不发行的发行人。我很惭愧，这几年我担任了一个发行人的虚名，事实上我


　　没有负责任。


　　胡适最后公开声明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义。雷先生只有孤军作战了。但那时《自


　　由中国》还没碰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人们还有鼓掌的自由。


　　《自由中国》社从雷家搬到和平东路二段去了。编辑委员每月开会两次，讨论社论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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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受的各种干扰问题，问题越来越多。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


　　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


　　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


　　兄弟不争气，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


　　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


　　雷家因为特务的骚扰，也因为《自由中国》需要经济补助，雷先生夫妇卖掉金山街的大房


　　子，搬到郊外木栅去了。他们常邀请作家朋友们欢聚。在那乡下园子里，我们和吴鲁芹、


　　琦君、林海音、何凡、朱西宁、周弃子、高阳、夏济安、郭衣洞（后改名柏杨）、潘人木


　　、孟瑶、司马中原、段彩华以及其他作家们，度过许多欢乐时光。雷太太雍容大方，亲切


　　可人。她已身为监察委员，但那时我所看到的，是雷先生的贤淑妻子。随着执政当局对《


　　自由中国》不断的威胁迫害，作家的聚会也就烟消云散了。多年以后，事过境迁，我才在


　　朱西宁的文章里知道，他当时因为和《自由中国》的作家关系，也受到一些牵连。


　　1954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的冲突更尖锐化了。由于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雷


　　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蒋介石当选连任总统,《自由中国》批评他和国民党违宪的事实。


雷青天（5）


1955年，国民党发动“党员自清运动”，《自由中国》批评：自清运动要不得！1956年，蒋


　　介石七秩大寿的日子，《自由中国》出了祝寿专号，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


　　轰动一时，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雷震的党籍、官爵、人


　　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


　　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


　　雷先生审稿，约稿，开编辑会议，甚至校对。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校对稿子的情形


　　。每篇稿子都经过雷先生、黄中和我先在《自由中国》社一校再校，然后三人到印刷厂作


　　最后的校对，才交给印刷厂印出。一字之误，可能就惹了大祸，譬如“中央”指示，印成“


　　中共”指示，杂志和印刷厂就遭殃了。我们还绞尽脑汁修改可能出问题的文字，一字一句


　　，常常讨论很久才决定。在特务审查之前，我们自己已经严格审查过了。雷先生有时突然


　　自顾自笑了起来，把文章中一两句一针见血的话读给我们听，三人乐得很。我们就那样子


　　在一起工作两整天。每次校对完毕，天已黑了，三人挤上公共汽车，到沅陵街的新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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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吃一顿盐鸡，吃完各自回家。雷先生挤上回家的公共汽车，站在人堆里向我们招招手。


　　车窗映出他孤立的高大身影。


　　《自由中国》刺痛当局的多半是社论，还有短评和读者投书。社论表达《自由中国》的意


　　见，短评和读者投书却是老百姓的心声，投稿的多半是随国民党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和年


　　轻人。投稿的人担心特务检查，有的人亲自送来稿件，坐下谈谈话，和谁谈都可以，一谈


　　就是几个钟头，谈他们的苦闷，谈军中、机关、学校的政治迫害。有人谈得声泪俱下。雷


　　震成了雷青天。


　　1957年黄中离台赴美。傅正接任。他是江苏人，早在1944年还是个中学生，就参加青年军


　　，1949年就读武汉大学，随部队撤退到台湾，参加国民党的政工干校，1953年9月开始用


　　本名向《自由中国》的读者投书投稿，引起雷先生注意。黄中走后，他顺理成章成了《自


　　由中国》的编辑。那时候，殷海光和夏君璐已结婚，他们从松江路搬到温州街台湾大学的


　　房子，傅正搬来和我家同住。他方方正正，很耿直，很认真，火辣辣的性子。办公室里不


　　是黄中时代的和风细雨了。


　　傅正参加《自由中国》后，办公室可热闹了。他和雷先生两人嗓门都大，一篇批评政府的


　　文章，两人常同声叫好，乐不可支，和孩子一样高兴。读者来诉苦，傅正是知音，他们的


　　苦，他全受过，他和读者也成了朋友。到《自由中国》来伸冤的人更多了。他和雷先生两


　　人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摩拳擦掌，呐喊助威。两人同出同进，谈个不停，一高一矮，有点


　　儿滑稽，但很可爱。大概组党的想法就是那样子谈出来的。


　　每期出刊前，雷先生仍然和我们一同去印刷厂作最后一次校对。校对完了，雷先生仍然必


　　请我们去新陶芳吃盐鸡。他们就在那儿谈论如何组党，何时开会，也不避讳我。他们知道


　　实际政治不是我的事，也知道我不会坏他们的事，用不着他们担心。高玉树、李万居、吴


　　三连、郭雨新、夏涛声、齐世英、成舍我，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和雷先生一起筹组中国民主


　　党的人士，都在品尝新陶芳的盐鸡之中听雷先生谈起。


　　傅正和雷震相同的是真和倔。他参加《自由中国》才两年，就和雷震一起关进了铁窗。雷


　　震毕竟是雷震，他是拼了，也有本钱拼。傅正呢？他是鸡蛋撞石头，必定撞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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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九月四日


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刚起床，有人拍大门。女佣打开大门，几个便衣人员一直走到我房门口


　　。 什么事？我问。 他们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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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走到走道另一头去敲傅正的房门。 傅正打开门，也问：什么事？


　　我没听见回答，只见他们径直走进傅正的房。同时一群警察从外面涌进来了，涌进傅正的房


　　就关上了门。我看看窗外，许多便衣人员在矮墙外的巷子里走来走去。


　　我和母亲互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们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用不着说什么。我只知道我必


　　须镇静，不要害怕。九岁的蓝蓝弹起小钢琴，坐在地板上，弹着《我的妈妈》。


　　我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他们是一个个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聂华苓。他们


　　就要来了。我就坐在那儿等吧。 蓝蓝停住了。 弹，弹，蓝蓝，弹下去。我对她说。


　　她又弹下去了，弹着轻快的《银色圣诞》。


　　你们凭什么拿这个？傅正突然在他房里高声叫了起来。


　　只听见一阵争吵，听不清他们争吵什么。然后是一片沉静。


　　蓝蓝反反复复弹着《银色圣诞》，突然停住了问：妈妈，他们在干什么？


　　你别管，蓝蓝，弹琴吧。 蓝蓝又继续弹下去，越弹越没劲了。


　　我望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


　　几个钟头以后，中午时刻，傅正的房门打开了。一大群警察和便衣人员围着他走出来了。我


　　和母亲跑过去。


　　傅正对我和母亲说：聂伯母,我跟他们去了。没关系！这儿是我的钥匙,请为我保存。他把一


　　串钥匙递给母亲。


　　喂，等一等！给我看看！一个警察伸手接过钥匙，看了看，抖了抖，冷冷的铜铁声，没有字


　　条，没有密码，他才让母亲将钥匙接了过去。


　　傅正被抓走了。我去关大门。许多便衣人员仍然在门外走来走去。事情还没了，他们还会回


　　来抓我。 我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下午，一句话也没说。


　　雷先生抓走了！《自由中国》的陈济宽一走进院子就向我的窗口大叫。马之也抓走了！刘子


　　英也抓走了！《自由中国》社抄了！文件稿子全部拿走了！ 殷海光呢？我急急地问。


　　还不知道。 傅正也抓走了。 陈济宽愣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他没进屋就走了。


　　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坐在椅子上等，等了通宵。


　　第二天，《联合报》头条新闻：雷震涉嫌叛乱。


　　我和《自由中国》的人全隔离了。我们成了一个个小孤岛。我家门外日夜仍然有人监视。我


　　只能从《联合报》上看雷案的消息，看殷海光是否被捕了。雷震绝没有叛乱行为，所谓“叛乱


　　”，就是组织###。傅正也不会叛乱，所谓“叛乱”，就是说老实话。但是，马之和刘子英为什


　　么被捕呢？他们和政治毫无关系，也没写过任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