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就像没有明天

看书问道

　　白大褂：“杨想怎么没来？”


　　女的：“他有事儿吧。”


　　白大褂：“我看你是自讨苦吃，那么多人追你，你非得去跟他好。”


　　女的：“我也不明白，大概这就是姻缘吧。”


　　白大褂：“记住啊，吃完药还得来检查，打不干净的话还得手术。”


　　女的：“嗯，谢谢你啊。”


　　我还是赶回去陪方文打胎。一通折腾以后，我坐在一家医院的厕所门口，等着方文出来。我百无聊赖，心里对自己，对人类的荒谬道德感到奇怪。方文吞下去的药是叫“息隐”吧，息灭隐患，真形象；我很想知道这个最先把孩子叫做“隐患”的人是谁。如果孩子落地了，你把他杀死，那叫杀婴，如果在它还有几个细胞的时候，或者现在，那叫堕胎。据说还有引产，那时的孩子其实已经很大了。那么界限究竟在哪里？只要在母亲的肚子里把他弄死就不叫杀婴吗？那个孩子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称作是一团细胞，而是一个生命？我悲哀地


想到，就是这样破绽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道德，在我的心里却早已烙下了焦糊的痕迹。


　　她走出来，面色苍白，手里拿着一个试皿。我接过来，两人一起看着。我说：“哟！丫还会游泳呢？到底是杨老二！” 方文说道：“你别那么大声好不好，让人听见了！”


　　我们把已经长到一厘米大的孩子埋在花坛里，我垒了一个小土堆，有十几厘米高。方文默默地站在一边，看着我。我站起来拍拍手，说道：“老二，你安息吧。”


　　方文忽然流泪。


　　我搂住她：“你干吗呀？”


　　她不说话。


　　我抱着她，拍她的肩膀，说道：“别，老婆，别。我们以后会生个孩子的，就叫杨想。我们带他来这里看哥哥。”


　　冬天的街道，荒芜。骑车的人穿着冬衣，带着手套耳套，蚂蚁一样地来去。方文坐在趴耳朵上，我骑车在一边跟着。她的脸像霜一样白，呆呆地看着前方。冷风不断灌进我的衣领，我不断地缩着脖子，恨不得把头缩入腹中。人世的观察者，全能的精神，建议你们从空中俯瞰：这男的骑的自行车，和女的坐的趴耳朵在滚滚的人群车流之中，逐渐变得渺小，随后消失。


　　这种情形不能再持续下去，也没法持续下去。龚主任从各方面向我施加压力，让我没法经营。章肯定是不还给我的，要求公司改名的公函也发过来了，要求召开股东会讨论B大退股事宜的提议也来了，都在催命。公司里的员工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说公司要垮了的有之，说要换总经理的有之，说股东要打官司的也有之。他们这样也可以理解，很多人当初来就是冲着B大的名气来的，如果你不叫B大环科了，而改个什么“宏翔环科”，“创洁环科”的劳什子名字，在他们眼里，跟叫“狗屁环科”也没什么区别了。

看书问道

　　要冷静，这时指望不上归总和陈若愚，全得自己想办法，如果解决不好，别说龚主任能让我干不下去，连归总也没准儿一脚把我踢到一边。躲是躲不开的，我必须面对龚主任。他想要什么呢？200万归总是不给的。但归总说可以拿50万给龚主任本人。归总的意思我明白，200万捐给学校你也不见得领情，我给你50万你好歹总得有点手软吧？就是不知道龚主任会不会接受。


　　我敲响龚主任办公室的红色木门。


　　“请进！” 我走进去，看到龚主任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圆领衫，好整以暇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对不起龚老师，迟了五分钟，路上堵了一下。” 我说。


　　他摆摆手，笑着说：“没事没事，坐。喝水自己倒。”


　　我用纸杯给自己倒了杯凉水，在沙发上坐下来。


　　“怎么样？股东会的事，归总什么时候有时间？” 龚主任说。


　　“龚老师，归总的意思还是，有矛盾大家先沟通沟通，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 我说。


　　“没什么可考虑的。我们这样的高等学府，不会跟他这样的人合作。这样的公司，既不依法行事，又漠视小股东的意见和利益，我身为董事长都无法监控，你说我还做它干吗？想跟B大合作的公司多得是，比他归进东有钱的也不在少数。不过，学历比他低的倒还真是没有！” 他语调平和地说道。


　　“关于监控的问题，确实，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会选举产生的合法领导，有这个责任和权利。这方面我也跟归总交流过，我提出了我的意见，我也认为公司存在大股东直接插手管理的不合理现象。归总说集团公司管理有这个问题，但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其他分公司还算行之有效。不过，考虑到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龚老师的意见，归总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说道。


　　“他能有什么建议？他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这个公司是一家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不是什么宏翔集团的分公司！”龚主任轻蔑地说。


　　“这当然。不过他提到，为了加强龚老师对公司的领导和监控，建议龚老师直接以个人股东的身份进入董事会，或者龚老师指派信得过的人，比如家里人什么的，参股公司。股份可以从宏翔那边转让，至于转让金可以用变通的方式支付。比如，先完成转让，之后一段时间该股东溢价向其他股东出售部分股份，用所得转让金支付原来应付的转让金。剩余的现金部分，50万以下的话，属于该股东应得的溢价收入！” 我一口气说完，当然我毫不怀疑龚老师能听明白。


　　龚老师笑了起来，他把头枕在高高的椅背上，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笑着说道：“他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要是想要钱，手底下那么多公司，我什么时候不能要钱？就算我想问你归进东要钱，用得着等到现在吗？我在你注册的时候问你要好不好？那时候你能不给吗？这帮民营企业家就是这样，他甩钱甩惯了，以为到哪儿都行。我告诉你杨总，我还真不吃这套。不管你们信不信吧，我之所以对B大环科倾注这么多心血，还挂名儿当你这个董事长，真的是想把环保这一块儿做起来，也跟他们电子啦，生物啦比一比。唉，是我当时看错归进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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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瞬间我都快被他感动了，连忙喝口水，定定神。顶住！少听他胡掰，这么多话里面只有一句是真的，就是我们给钱给晚了。大家关系还好的时候你不给，现在都闹成这样了，你拿出50万来，我敢要吗？谁知道你有什么圈套。


　　“是，是。我在跟归总打交道的时候，有时候也觉得难以沟通。” 我说。


　　“杨总，咱们相处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这个人你大概也了解一些。我做事讲究合法，合理，合情。归进东这个人，法，理，情通通不放在眼里，让人怎么跟他合作？说得好好的承诺，白纸黑字的决议，通通不当回事，他把我姓龚的当成什么啦？这还不是第一次啦，你没来的时候，当时刚注册完，他马上要提走2 500万，我说这不行，是抽逃注册资金，他说马上还回来，现在一年多了，还了吗？”龚主任说着说着，也不太控制情绪了，大概看我还算个忠实的传话筒，这些话多半能不走样地传到归总耳朵里。


　　“是，关于这件事，我和陈若愚都婉转地说过归总，就算他不在乎，也不能不考虑别人啊。龚老师是法人，抽逃资金的事儿是归总做的，责任却要龚老师来负，很不合理！” 我说。


　　“我有什么责任？这都是大股东的责任！他休想栽赃到我头上！” 龚主任很生气。


　　“对。但就怕不明内情的人以为法人就该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负责。所以我说句客观点的话，公司闹到现在这个样子，对大家都很不利。从归总的角度，他当然不希望公司变成个烂摊子；从龚老师的角度呢，挂着法人的名字，白白承担了风险，也不是个事儿。我们管理层现在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很希望两位神仙能够停战，给我们一个生存的空间，争取把事儿做下去！”我笑着说。


　　“那你去找他。走到现在这样都是他造成的。我难道希望把我批准成立的公司搞成这样吗？对我有什么好处？” 龚主任说。


　　“是，是。可是跟归总有时没法交流，他是那种从社会底层爬起来的人，什么都干过，什么都敢干，跟我们不是一个思维方式。” 我说。


　　龚主任冷笑：“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着。”


　　“龚老师，您是我的前辈，也算是我的老师，校友，我跟您说句老实话，” 我顿了顿，然后说道，“这个公司我肯定愿意干好，但事情要是实在超出我的能力，我也无所谓，反正到哪儿都是打工。我知道您现在不是针对我，而是归总失信在前，我对此也不好发表什么意见。要是你们的矛盾解决不了，我肯定马上就辞职，跟这个公司也就没什么关系了。不过，我觉得作为晚辈，有些话我应该提醒您。”


　　“请讲。”


　　“归总这个人我比您了解得多一些，他是个无所不用其极的人，您看看，”我从手包里摸出一个微型录音笔，放在办公桌上，“这是归总吩咐的，要是您今天答应要那50万，就有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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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主任拿起那个小小的录音笔，饶有兴味地看着。“哦，那你怎么没用它啊？”他说。


　　“龚老师，我毕竟也是B大出来的人，基本的道德底线还是有的。您说的合法，合理，合情三点，我很赞同。这样做事，就算占了一时便宜，我觉得损失得更多，总会付出代价的。”


　　“嗯。我们从校园里出来的人，还是有自己的精神和价值的！” 龚主任说。


　　“所以我得提醒您，龚老师，有的人是完全漠视游戏规则的，或者说，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这么跟您说吧，归总手下，连刑满释放的杀人犯都有。”


　　“那怎么了？他还能动刀动枪不成？”


　　“那倒不会。但是有一次我跟他聊着聊着他烦了，就说，公司抽逃注册资金的事儿龚老师没签字吗？去夜总会开的发票龚老师没签字吗？给那几个处长送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的发票不是龚老师签的字吗？还有那些公关费都送到谁手里去了？他姓龚的有证据说没有一分钱到他手里了吗？” 我说。


　　“无耻！” 龚老师气得脸色铁青。


　　“龚老师，这些东西，你、我、归总都知道是子虚乌有，捕风捉影的事儿，可是就怕别人拿这个做文章哪！” 我忧心忡忡地说道。


　　“无耻！太无耻了！好，他要这么干，我倒更有兴趣了。我倒想看看，我们的社会，这些无法无天的人究竟能猖狂到什么地步！”


　　“龚老师……” 我刚要张嘴，他伸手拦住了我，说道：“你去跟归总说，我要求按时召开股东会议，讨论注册资金和退股的问题。如果他一再拖延，我们就走法律途径解决。” 他站起来，表示送客，我便告辞出了门。


　　我从科技部那栋红墙绿瓦的小楼出来，被迎面直射的阳光刺得眯起了眼睛，觉得柏油地面亮得很，难以直视。我打开车门，车里烫得吓人，开着空调好一会儿，才渐渐凉了下来。我慢慢地开车往校门驶去，偶尔看到一两个知书达礼的年轻学妹背着包或者骑着车经过，觉得赏心悦目，只可惜隔着车窗她们无法听到我的口哨。


　　关于王亡和他的演员经纪公司，我们最严厉的谴责是：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情况是这样的：他的公司代理了上千名演员，给他们提供中介服务，其中不乏年轻美貌的女演员，每次去他公司翻看那些女演员的档案都让我们垂涎三尺。而王亡，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居然一个都没砸上！他可以天天跟那些长得乱七八糟的网果儿——就是从网上戏的果儿睡觉，但就是没有跟一个公司档案里如花似玉的女演员睡过，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他自己的解释是，跟演员睡觉太麻烦。具体来说，就是你想以一个男人的身份跟演员睡觉太不容易，而以一个导演的身份去和一个演员睡觉的话，不付出一些实际的好处或者不许下一些承诺是不太可能的。NB导演可以什么都不说，他的名声就是女用的伟哥；而像王亡这样的三流导演，又抠又没戏拍，拿什么去当春药？还是回聊天室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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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还是要谴责他，他是一个好逸恶劳的人。如果他对自己一生中惟一的事业——性，都不能努力地去做到最好的话，他还能做什么呢？谈恋爱吗？他没谈过。挣钱吗？没挣着。自慰吗？他是一个不自慰的人。其他业余爱好？无。他是一个除了性欲以外，极度清心寡欲的人。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能够把他嘴里“美女”的标准提高到相貌寻常这个层次，努力去和稍微入眼一些的女人约会，去骗一些稍微不那么好骗的果儿，去说一些稍微不那么容易出口，也许让他这样的人都会脸红的谎话？


　　太累，他说。最近他和一个网上认识的哥们儿建立了伙伴关系。两人互通有无，互相交换女人的电话，约出来就砸。那哥们儿也是个高手，大概也是无日不欢这种级别的。这倒应了一句老话：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的话，每人只有一个苹果。但是你有一个果儿，我有一个果儿，我们交换的话，每人就有了两个果儿。两人时常在肉欲得售之际，感激地给让自己的戏果儿任务减轻了50%的对方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感叹几句。王亡照例说没意思，不做后悔，做了更后悔；那边就说是啊是啊，人生如梦。两个老男人从来没见过面，但是通过无数个女人的身体作为中介而变得亲密无间。或在月光下，或在电视旁，或在枕上厕上车上，两个老男人以愈用愈进之精神，洞穿了同样的女体，如同聚首在神秘的时空隧道一般。


　　王亡最近又挨打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李哥的男人找到他，伤心地请王亡去喝他孩子的满月酒。说来这事儿跟王亡还有点关系，李哥的女友是王亡公司里面一个叫菲菲的女演员，同居了一两年。菲菲开初因为王亡是公司总经理，跟他还挺近乎，引得李哥误会过几次，揍了王亡一顿，后来不打不成交两人成了朋友。本以为李哥跟菲菲就这么好下去了，结果菲菲傍了个新大款，死活要跟李哥分手；李哥不干，说这两年在菲菲身上少说花了一两百万，她要走的话，除非给他生个孩子。菲菲答应了，她还真是个女中豪杰，生完孩子第三天就消失了。


　　李哥在王亡办公室里哭得鼻涕兮兮的，说，你一定要来喝满月酒啊！王亡满口答应。李哥一走，王亡就给几个圈里的朋友打电话让人去喝酒。过了两天，怒气冲冲的菲菲就找上门来了。


　　你干吗造谣诽谤？菲菲劈头就问。王亡摸不着头脑。他儿子满月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满世界去说？菲菲愤怒地质问王亡。她说，她根本就不是李哥孩子的妈，李哥跟她分了手，怀恨在心，才制造谣言，败坏她的名誉。而王亡就是传播谣言的工具，没脑子的弱智。王亡连连道歉，说马上向各地朋友更正。菲菲哭着说还各地呢，你到底给多少人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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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前脚走，她的新老公老孙就杀上门来了，带着两个保镖，不轻不重地教训了王亡一顿。老孙愤怒地说，菲菲跟我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处女你懂吗？王亡一边用纸巾擦着鼻血，闻到喉头的血腥味儿，一边悻悻地想，妈的，老子还真不太懂什么是处女。


　　王亡无处泄愤，立马就给李哥打电话，所有当事人在王亡公司里面聚齐。李哥老孙剑拔弩张，菲菲不住拉老孙回家，王亡怒斥李哥害人，李哥力承菲菲就是孩子他妈。争持不下，一行人浩浩荡荡，去医院做亲子鉴定。王亡一路都在嘀咕，只听说父子做亲子鉴定的，现在怎么连母子都要做亲子鉴定？而且，这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妈还是个处女？王亡绝望地想，这个世界已经疯掉了。


　　“什么结果，亲子鉴定？” 我问道。


　　“不知道。” 王亡坐在办公桌边上，说道。


　　“什么叫不知道？” 我问。


　　“刚到医院菲菲就不见了。” 他说。


　　“那不就说明她是孩子他妈吗？” 我说。


　　“对啊，妈清楚了。但老孙恶狠狠地给李哥扔下一句话，说这烂货能骗我就能骗你，妈是有了，爸是谁呢？” 王亡说道。


　　“嗯，有理。那老李怎么办？”


　　“老李抱着孩子在医院坐着，死活儿不肯走，我们就都走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老李做没做亲子鉴定。”王亡说。


　　“也没法问啊。”


　　“是啊，那怎么好问？”


　　信仰问题是横亘在我和方文之间的一个大问题。当然，也许她觉得这不是问题，她觉得她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我不能跟她一样短视啊，将来我们要在一起生活，这个问题还有得吵呢。


　　她信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她有个师傅在青城山下，是她师兄介绍她拜师的。她师傅只有小学文化，专门在高等院校发展信徒。开始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只觉得好笑。有一天我看到她在看麻原彰晃写的《身体腾空的艺术》，就是那个往东京地铁里面放毒气的奥姆真理教教主，我就问她，身体能腾空吗？她轻蔑地笑笑说，当然能，只不过这个人的法力太低级了，也好意思写书。我说，身体能腾空还低级？她说，我师傅师兄比他厉害多了。


　　我想，我可爱的老婆，你真逗。我对于各种神秘主义和宗教的东西一概嗤之以鼻。我是基于一种很朴素的理由来拒绝这些东西的，那就是我对所谓真理的厌恶。我从小到大就讨厌自命为真理的任何玩意儿。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关于世界的解释，说说当然无妨，但是你要说你就是对这个世界惟一正确的解释，我立刻就感到反胃。看看这帮刚刚直立行走没多少年的家伙，刚有了一点观察世界的能力，就迫不及待地下各种结论，说这个是这样的，那个是那样的；世界是如何诞生的，人是谁造的，我们跟造物主是什么关系。人怎么就可以这么狂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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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喜欢科学。我老婆就说，科学也是一种信仰。我说，科学是一种信仰的话，它和其他信仰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它永远保持开放，承认自己有可能是错的，承认自己在理论上是可以证伪的，只要你拿出实验证据，我就可以承认我是错的。科学从来不自居为真理，而是谦卑地认为自己只是对世界的一种近似的解释。到了20世纪以来，量子力学出现以后，很多科学家的态度更谦卑了，认为科学只是对于实验结果的一种总结和描述，而对于所谓的客观世界，甚至有没有客观世界，我们什么都说不了。这就是科学和宗教的区别。


　　我对方文说，请问老婆，你的师傅和师兄在我提出什么样的实验事实的情况下，原则上可以承认他们相信的东西，佛啊，神通啊，前生后世啊其实是不存在的呢？


　　方文说，不是我们不承认可能会有错，而是你提不出这样的事实，你提出一个来试试？


　　我说对啊，这就是你们的高明之处。最开始你们有些鲁莽，对世界下了很多可验证的断言，比如说一口咬定地狱在哪儿天堂在哪儿，上帝如何在公元前4004年造了世界，太阳如何绕着地球转，西边住了多少多少个佛。后来你们发现说这些话很容易让自己难堪，就放聪明了，不说这些可以验证的东西，而是把自己的理论武装成完全无法证伪的模式。你一口咬定我有前世，一口咬定我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有宿因，一口咬定你能看到我的肝，我从原则上都无法证明你是错的。


　　方文说，既然你无法证明别人是错的，那你究竟在抨击什么呢？


　　我说，我在抨击你们面对未知的处理方式。面对未知，比如面对“我们是怎么来的？” “我们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我的方式，我承认我不明白，而且这些问题对我可能永远都是未知的。一种是你们的方式，你们不能忍受世界上有未知，就选择了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既无法证明是对的，又无法证明是错的。


　　方文说，这样不比没有解释要好吗？


　　我说，这其实就是个真诚的问题。你师兄真的能够真诚地说，他能看到我的肝吗？你是我的老婆，你能够真诚地说，你相信他能看到我的肝吗？


　　方文说，我相信。


　　这就是我和我老婆经常争论的问题。当然，这种争论永远是没有结果的。随便回顾任何一个晚上，我跟她在床上，莋爱前后不断争吵的东西，我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即便是爱人之间的沟通，都感到更加绝望。看看：第一项议程，关于我是否关心她的问题。她说我不关心她，不会体贴别人，我说我已经比过去好多了，而且还在进步；第二项，从我关于一夫一妻制违背人性的论点，她得出结论说我不忠诚，我说我只是泛论，她说你这么想就会这么做；第三项，关于宗教。我不信，她信。我驳斥她相信的东西，她说我是断灭种姓，自甘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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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我还是认为那是不真诚的。那些相信神佛，相信超自然的法力，相信各种无法证明又无法证伪的事物的人，是既懦弱又狂妄的。懦弱是不敢面对世界上可能永远都有未知，世界可能永远没有解释的事实；狂妄是不承认自己有可能是错误的，不承认自己相信的事物有可能只是一种集体幻觉。


　　我跟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貌和神离。互相伤害的次数也多了起来，而每一次伤害，即便在我们和好以后，也无法彻底遗忘。然而，爱情的惯性如此巨大，我们依然在一起，聚少离多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起来日子就会这么过下去了。


　　我换了一两个工作，期货是干不下去了，我供职的那家期货公司，台湾老板把客户的钱全部卷跑了，总数有一个多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一段时间所有人都在挣钱。客户下什么单都挣，做多挣，做空也挣，整个公司天天就跟过节一样。也有客户怀疑，但账户上天天上涨的数字冲昏了他们的脑子。要说台湾老板真是雄才大略，在卷款潜逃的前几天，还勒令一个对盘房小姐进行性骚扰的客户拿着自己的几百万滚出公司，说公司不为这样低素质的客户服务。那个搂不住火的流氓客户于是成为这桩金融诈骗案中最幸运的一个人。


　　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找到一个工作，为公司开发的两幢商住楼做市场推广。工作不累，没什么压力，公司文化就是打麻将，总经理带头，中午一场，晚上一场，周末就是通宵夜场。方文经常住在学校，也不怎么管我，我渐渐成了一个典型的成都男人。打牌下棋赌钱，为几十块钱殚精竭虑，跟同事一起喝酒吃火锅，唱卡拉OK，我身不由己地生活着。当我从麻将桌上昏头昏脑地回到床上，四肢摊开，睡意矇眬的时候，我就像被卖鱼的小贩狠狠地摔在地上的鱼一样，挺挺肚子打个嗝，左右翻两下，模糊地想，生活就是这样的吧。


　　这个周六中午，我跟同事约好打麻将，到了武侯祠边上一个茶馆。方文在家里，这会儿该出门找同学玩去了。吃饭时候喝了好多啤酒，我有点晕，正准备好好打打醉牌，有个同事却临时来不了了。我很无聊，就给方文打传呼，她没回。给她同学打电话，问她们去哪儿玩，她诧异地说，没这回事儿啊？


　　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在离那栋灰扑扑的居民楼还有几十米的地方下了车。我到街对面呆着，看着我和方文同居的家。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背着背包，穿着一件浅绿的衬衫和牛仔裤。她戴上墨镜，上了一辆趴耳朵。


　　我坐着三轮跟在她背后，绕着一环路走了大概四分之一圈，到了长途汽车站。我看着她下了车，四处张望着。我小心地躲在人群之后，观察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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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上了一辆去都江堰的长途汽车，我连忙走到车站外头，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在那辆汽车后面。


　　坐在减震奇差的奥拓车上，驶过被载重卡车压得路面破裂的公路，我跟踪着我的爱人。我醉意矇眬，摇头晃脑。我的爱人有甜蜜的嘴唇，浅绿的衬衫是掐腰的，她有窈窕的身段。我们在患难中相识，在患难中生活，我们尚未逃离患难。绿色的树木一根根地从车窗掠过，连绵不断，构成强烈的节奏感，但凡有一棵树木缺失，或者某两棵之间距离过大，我就感觉像是心跳受到了打扰一样，说不出的难受，想呕吐。不要啊，不要，树啊树你们给我站好，都他妈给我站好了！我这是在干吗呀？我这是在干吗。


　　世界行到此刻，我希望上帝不要藏着掖着，拿最荒唐的人生来看吧，别把一切弄得跟真的似的。你不就想拿我们的悲欢来就着小酒喝两口，荒淫度日吗？你不就想把人生搞得跟弱智剧作家的作品一样吗？喏，我能不能就关于我的剧本发表一些意见，好让你觉得自己豢养的SB也不是全无用处。听好了，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段儿弄得更前卫一些，更时尚一些，更有年轻人的朝气一些，好不好？


　　地铁里的黑人敲着手鼓，或者你亲自敲也行，我穿着过膝的大背心，头皮刮得锃亮，我载歌载舞，歌颂人生。歌曲风格当然是HIP-HOP，怎么样，上帝？走！


　　我戴墨镜的女友下车啦 / 都江堰已经到了啦 / 带墨镜的女友又上车啦 / 她究竟要往哪儿去呀 / 我神出鬼没地跟着她呀 / 一块钱一公里的小奥拓呀 / 我老婆的屁股扭啊扭啊 / 她究竟要往哪里去呀/


　　青城山就要到了啦 / 她她她妈来这里干吗呀 / 这里是余沧海的老家啊 / 老头害得林平之自宫了 / 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呀 / 可是我的老婆没有往上爬 / 她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 我老婆走路最好看啦 / 我唱的RAP很NB吧 / 主要是人生实在太快乐了呀 / 亲亲的肉啊老实疙瘩 / 要搂就要搂我的兰花花 / 你瞅你这傻拉吧叽的德行呀 / 你干吗要相信爱情呢 / 怨不得谁呀怨不得谁呀 / 要不怎么说你脑子里全是屎嘛 / 全是屎嘛 / 全是屎嘛 /


　　方文的鞋子是我买的呀 / 穿牛仔裤就不能穿长统袜 / 谁不会说两句温暖的话嘛 / 可是你要信我有什么办法 / 大腿就是粗小腿就是细嘛 / 反过来的话就不好看了啦 / 哭有什么用不哭又有什么用 / 回家自个儿盖上被子YY去吧 / YY去吧 / YY去吧


　　在方文消失的农家小院门口我拦住一位农民大娘，问她这里是干吗的。她惊异地看着我，大声说道，刘师傅你都不知道？刘师傅天耳天眼，神着呢，你有什么病让刘师傅看看保准好。


　　我无聊地坐在院子外头的石凳上，看着不远处两只茭欢的狗。田野里的风吹着，不远处就是青翠欲滴的山。酒醒了，我的头又胀又痛。我抓起一个石头向狗砸去，狗低吼两声，稍

看书问道

微动了动，并不理睬，兀自行房不止。我站起身离去。


　　我坐在长途汽车站门口的台阶上，不知道坐了多久。我看见方文远远地走了过来。


　　“你怎么在这儿？” 她惊讶地问道。


　　“我倒想问问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


　　“你都知道了？”


　　“我只知道我看见的，别的我不知道。”


　　“那很好。” 她说。


　　“你为什么欺骗我？” 我说。


　　“我没有欺骗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 她说。


　　“你究竟在干吗？”


　　“没干吗，我在练气功。”


　　我们沿着乡间的机耕道走着，我们没有吵架，从头到尾都没吵。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不争吵的阶段，一个濒死的阶段。我还以为，真好啊，我们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了。


　　“你信的究竟是什么？” 我问。“师傅说不能对外人说。” “靠，我是外人？” “从信仰来说是。” “就你们那小学文化的师傅，他能懂什么？” “你不懂不要以为别人都不懂。” “为什么你总相信这些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东西？” “在你看来无法证明，那是因为你是断灭种姓，跟师傅无缘。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你知道你的病怎么好的吗？我师傅师兄一直给你发功呢。”


　　我点点头，说道：“我靠，真谢谢他们。”


　　我们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已经是末班车了，车上人还不少。我看着窗外，方文坐在我身边，两人很久没有说话。一个脏兮兮的小伙子在边上观察了一阵，大概觉得方文是一个人，就悄悄地把手伸进了她放在边上的背包。我伸手抓住他，叫道：“你他妈干吗？”


　　小偷以比我高得多的嗓门愤怒地吼道：“喊啥子喊？没拿到你的就算了撒！你吼啥子吼？快放手！”


　　我说：“你偷东西还有理了？”


　　小偷从皮带后面掏出一把刀，说道：“你想当英雄嗦？成全你！”


　　周围的人纷纷离座，闪得老远，车厢的后半部马上空了出来。方文焦急地在边上喊着：“杨想快跑！”我就跟中了邪一样，拿背包做盾牌跟小偷扭打起来。他好像也不敢很决绝地用匕首来捅我，只是不断地挥舞着，一边拳打脚踢，跟我较量着。


　　过了一会儿，小偷跳到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让司机停车，等车还没停稳就跳了下去。方文忽然尖叫起来：“你的手！”我这才发现我的右手食指几乎从中间被劈成了两半，血正在顺着手往下流着，已经流到了胳膊肘上。


　　这时有几个乘客过来指点说附近就有医院，我和方文下了车，肾上腺素还在起着作用，我根本就感觉不到疼痛。她用手帕帮我把手指缠上，小心地问我松紧是不是合适，松了没法止血，紧了可能会坏死。我不耐烦地说没事儿，走到路边拦车，好几辆车都没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