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就像没有明天

看书问道

　　我的房间是朝南的一个小间，外面是一栋塔楼，采光不是很好，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我白天呆在家里的时候不多。房子装修得很老式，有墙纸，墙裙，木地板。虫子说以前这个四室一厅是个什么小城市的驻京办事处，后来单位分给他父母的。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有时会想，什么人在这里办过公呢？隔壁是虫家贤伉俪的大卧室，有30多平方米，铺了一张红地毯，有一套沙发，一张床，虫师母的钢琴。地毯上沙发上总是扔满了各种衣服和杂物，虫师母不太爱收拾，虫子就更无所谓了。他们的卧室总是拉着厚厚的窗帘，终年不见天日。通过阳台，我们的卧室连在一起，虽然大家从来不跟那儿走，但有些清晨，虫师母如泣如诉的呻吟从阳台绕着弯传过来，那就是两人在莋爱了。


　　虫老师的作息时间是以26小时为单位的，就是每天入睡的时间往后推两小时。这样会让人觉得神出鬼没，有时你半夜起床上厕所，能看见他还在电脑旁边呆着，有时他又早上起来跟你一起吃早饭。让我佩服的不是他，而是虫师母，在身边有这么一个变态老公的情况下，虫师母一如常人地该吃吃，该睡睡，晚饭过后就开始练琴，备课，保持了一个中学音乐老师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时候，我们三个人在家里各干各的，终日无话。


　　我歪在床头，打开电视，一个不知名的省台正在放着一部片子，挺有趣，讲那些在莱特兄弟之前试图实现飞行梦想的人们，不知道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的。只见一个个勇敢者使出各种招数试图飞到空中，有的在身上绑着笨重的木头翅膀，从山坡上猛冲而下，摔得稀里哗啦；有的为了提高速度，骑在自行车上或者让马车拖着出发，当然摔得更惨；有的可能认为飞翔的奥秘在于羽毛，做的翅膀极其逼真，一只超级天鹅，扑腾扑腾地，就是离不了地，羽毛散了一地，像个不幸坠入凡间的天使；有的从树上出发，只来得及在空中扑腾两下，就像一袋马铃薯一样“咚”地落在地上。看得我呵呵地傻乐着。


　　我不知道梦想的意义在于实现还是在于梦想本身，反正怎么说的都有。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我总会有梦想，即使我的梦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一个。你会去见一个跟你约了无数次但从来不出现的女人吗？你会打开电视等一个永远不照着预告出现而且简直就永远不出现的节目吗？我是会的，我跟梦想的关系就是这样。


　　我在B大环科公司的梦想是，挣钱。我要帮归总挣钱，帮他挣很多钱，然后他就会从牙缝里漏给我一些钱，然后我就可以揣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我就可以带着方文去我们的小城住下，做饭莋爱生孩子。我要带着她去新西兰，我打听过那里的牧场，很便宜，带房子的，好几公顷的牧场，才几万美金。我要跟她在那里住下，养牛养羊，挤奶。我不是诗人，我不与世隔绝，我爱上网玩游戏，下棋，我不杀妻不搞三角恋。孩子长大就送去学校，有朋友愿意从国内来玩我也欢迎。我的梦想只是离大家远点，一家几口呆着，了此一生。方文不知道我的梦想，我以后会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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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主任也不知道我的梦想，他有他的梦想，我也不知道。他快退休了，也许还想弄点钱，也许还想再往上爬一爬，搞女人是不太好搞了，身份所限，风险太大。也许他根本就不想搞女人，我觉得这帮官僚最大的乐趣在于搞男人，玩你，搞你，折腾你，折磨你，显示他们手里的控制力。我忽然觉得，这也许就是不让他们随心所欲地搞女人造成的后遗症，他们总得搞点啥吧？看来要理顺高校里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内耗，还必须得让主任们老有所为、老有所搞才行啊。


　　然后我就睡着了。


　　“我就让他死。从此以后除非他不在B大混，他在学术上等于就是死了！” 龚主任斩钉截铁地说。


　　我带着仰慕的神情看着董事长，说道：“咎由自取，咎由自取。”


　　龚董事长接着说：“是啊。后来他又找到我，说要按学校的规定，该交的还是交，我理


都没理。哪能给你改正的机会？你骗了我，你还想有改正的机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把打印好的董事会决议送到龚主任办公室。走进红砖碧瓦，绿树环绕的科技部仿古小楼，会让人产生一种自己正在从事着高尚的事业的感觉。我、老汤和龚主任愉快地闲聊着，大概是因为这份董事会决议基本上体现了龚主任的意思，他心情不错，就跟我们讲起一个教授，先是争取龚主任支持拿到一个项目，有了效益之后又不按起先的约定向科技部交管理费的事情。龚主任说，那人在B大苦苦撑了两年多终于悄悄地调走了。


　　老汤说：“我最佩服龚老师的就是这点，恩怨分明。”


　　我说：“做人就得这样。”


　　董事会开得异常顺利，两个小时以前结束的，一共只花了半个小时。议题杂七杂八有八九条，归总快刀斩乱麻地首先在第五条“关于B大环科向B大语音实验室项目捐款200万元的议题”上表了态，捐！肯定要捐！马上捐！然后其他的议题就迎刃而解了。董事会一致同意，关于宏翔集团借款2 500万一事，由宏翔集团跟公司补签一个带还款期限但到期可以续签的借款协议，利率同银行利率，这事儿就算完了；B大的技术股份不变，还是35%，此后任何股东不得对此提出重新评估的要求。这条是陈若愚的意见，他私下对归总说，把B大股份评少了干吗呢？咱们当初不就是图它个名吗？说得难听点，龚老师真要把股份降到零的话，着急的是我们。


　　好在龚老师没有计较这些问题。依法经营的大道理他照例讲了几分钟，但大家都很清楚，这就是个过场罢了，实质性问题只要解决了，一切都好说。只在一个问题上他表现了一些原则性，就是我那辆车的议题，被他否了。他说，公司现在已经有两辆车了，都还不差，本着艰苦创业的精神，再买一辆似无必要，而且其他方面，也应该相应地缩减一下固定资产开支。举个例子，我上次去公司，看见所有的电脑显示屏都是十七吋的，这个有必要吗？我看除了设计部门，其他的用十五吋就可以了嘛！杨总汤总，这些事情很小，但是我提醒你们一句，做任何大事，都要从小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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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么一说，别人自然无话。虽然他自始至终没提那辆车的车主是我，好像在说一辆不相干的二手车，但我知道这些话都是说给我听的，让我知道谁在控制。董事会就这样很顺利地开完了。


　　捐款的事，我不知道归总是怎么想的，B大环科现在肯定没法捐这个钱，捐了就空了。要捐的话，得归总从宏翔打过钱来，再用公司的名义捐。他真想捐吗？也许200万根本没放在归总眼里，他每星期要还给别人的利息都是一两百万。


　　捐款200万被写入了决议，我的车将继续被公司的新手们蹂躏。他们能拉着手刹跑四档，还骂这车提速慢；有的走10公里能熄火七八次。我都不忍心再去开它，我怕它像被我卖入娼门的前妻一样，用幽怨的轰鸣在我耳边哭诉：你现在有广本了，有奥迪了，我却被那帮粗人……唉，官人哪！


　　车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意义，远远小于它作为一个财富符号的意义。不错，车是带来一些方便，但也带来很多不方便，光是停车就能烦死你。人们愿意忍受这些麻烦，买车养车，绝不是为了车的物理功能。到最群众的群众舞厅里去勾搭女人，那些可以一巴掌把你俗死的女人张嘴就问：“怎么来的呀？”这时如果你说打车来的，她一般就不说话了；你说开富康捷达来的，她会开始关注你长得精不精神；你要是开奥迪以上的车来的，她根本就不管你精不精神，就算你长得不折不扣是个瓜，她也能马上在你怀里变得柔若无骨。高档一些的社交场合，女人大概不会问：“怎么来的呀？”但是话说来说去，你要是开着宝马来的，和开着本田来的就是不一样。你自己的自信心和气度都会有差别，所以还不能说这种交通工具崇拜全是虚的。车就是一个男人的首饰，可以带在身边，不经意地闪点光，比带一叠钱自然多了。女人眼尖，见光就死。


　　男人跟男人见面也会关心对方的车，跟女人关心对方戴的首饰一样。如果你的车比我好，那我们将来多多合作。如果你是打车来的，我们改天再聊。当然跟官员干部打交道例外，你不用关心他们的车，他们关心你的就够了。他们也许没车，也许低调开着破车，但他们可以决定你这一辈子能买多少辆车，他们可以决定你“怎么来的呀”，也许他们还可以决定你要死的时候是怎么去的。


　　陈处就是这么一位官员，某银行的风险处处长。董事会开完那天，归总照例请吃饭，一帮人分头聚到长安街上一家海鲜酒楼，包间名字很别致，叫“缅甸”，服务员穿着旗袍，条儿都不错。归总、陈若愚、我、龚主任和老汤，还有就是这位陈处，本名叫陈建，是归总相熟的一个地方上的行长介绍的，让我们以后多亲近亲近。陈处40来岁，面带和蔼之色，个子挺高，典型的北方汉子模样。还有一个是财政局的官员，张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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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的过程还是老一套。归总给大家点了些海鲜，给自己点了拍黄瓜和煮花生，就着泡饭填肚子。少不得客套，喝酒，龚主任谈谈国内形势，陈处和归总盘盘道，聊一聊大家在银行里的人脉，每说到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好像感情就近了几分。陈处的银行跟北京的几所高校有一个规模挺大的贷款合作计划，说起来龚主任当初还参与过，都算有缘了。再干几杯下来，大家就跟一家人一样了。按理说，龚主任和归总这样级别的人犯不着跟一个处长这样，之所以屈尊，一来是顺便，二来也有对我扶上马，送一程的意思。


　　“待会儿还有节目啊，龚老师今天不许走。” 归总说。


　　“我就算了。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 龚主任真是海量，全喝白酒，脸上微微有点汗，神态如常。老汤就不行了，喝得红通通的，满桌子狂拍马屁，倒是谁都不计较。我酒量不行，只敢喝点红酒，也有点晕晕乎乎了。陈若愚不喝酒，他有胃病。陈处和财政局的张久经沙场，喝得虽然多了点，谈吐还都不失分寸。


　　“陈处，今后可要多多指点小弟啊！” 我举杯敬陈处。他马上露出很不敢当的样子，举杯道：“杨总客气，杨总客气。指点不敢，有什么事咱们多交流。” “来！” “来！”


　　陈若愚微笑地看着我，不知道是赞许还是嘲讽。他一直说我当孙子的时候不像，他说，你把自己当成孙子，和你认为自己就是孙子，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你不从心底里把自己变成一个孙子，你就还是在装，还是要露马脚。我问他，你也是个千万富翁了，你是孙子吗？他说我当然是，我在归总这样的人面前就是孙子，他比我有钱，给我机会，重用我，我当然就是他的孙子。有时要表现出棱角，那是为了更好地当孙子，当个有用的好孙子，而绝不是要改变你是孙子这个事实，明白了吗？


　　买单是我来的，花了7 000多。站在门厅等着小姐送发票的时候，看见陈处和一个高挑个服务员逗起来。他瞎贫几句，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这方面他们这种人就太菜了。归总带着龚主任、陈处他们分乘几辆车去了东三环一家夜总会。我结账拿了发票，走到高挑个服务员面前，轻轻松松要了她的电话，出门开车离去。


　　灯火辉煌的夜晚，我开的白色本田裹挟在车河之中。打开音响，传来陌生的粤语歌，可能是因为车被归总的朋友借去两次的缘故。陌生的男声情绪激动地诉说着我不了解的故事，反复地吟唱某个尖利的片断，令人心烦，又懒得关掉它。我的头晕沉沉的，看到路边的街灯连成了平行线，按照透视原理消失在前方，它们规定了方向，车被裹挟往正确的方向驶去。不用考虑，不用思想，只须要按规定动作动手，动脚，你就走在大路上。柏油马路和路灯，和这聒噪的粤语男声，裹挟着半清醒状态的我往一座又一座立交桥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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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车在地下停好，我走上楼梯，那家著名的夜总会就在五星级酒店的一楼。


　　据说这里的小姐有开着宝马来上班的，一年挣几十万轻轻松松。我有个法律系的学妹就在这里坐台，白天当律师，晚上做小姐，姿色谈吐都很出色，她不挣钱谁挣钱？要说这里的小姐漂亮，是事实，但是它之所以价格比别的地方贵，很大原因是被外地到北京做生意的人哄抬起来的。归总就办了些十万八万的贵宾卡，弄得妈咪一见着他就跟见着亲人一样。


　　包间里已经莺莺燕燕，坐下了几个小姐。归总的是一个大连女孩，他的老相好，个子有一米七五，穿着紧身长裙，曲线毕露，明显没戴胸罩，跟归总两人搂着说话。龚主任和老汤为了显示从善如流，也都各自随便叫了一个。没看见陈若愚，大概先撤了。陈处就不客气了，我进去的时候，正在一茬一茬地让妈咪带人进来，眯着眼睛细细地审着。


　　我看怎么也进来一二十个了，说道：“老陈眼光高啊，这么多都瞧不上？”


　　财政局张局说道：“不是。我告诉你们，老陈有个本事，过目不忘。不管进来多少个，只要是看上的，记得清楚着呢。”


　　陈处笑道：“看女人，要欣赏。跟赏花是一个道理。”


　　妈咪着急了：“啊呀，老板，这些小姐都不错的。素质高，又会玩。”


　　陈处说：“没了吗？”


　　妈咪道：“有是有，你们来得也太晚了。”


　　陈处道：“那好吧。你把第二拨右边这个，穿红旗袍那个给我叫过来。”


　　妈咪：“第二拨？是丽丽吗？”


　　我们都想起来了：“就是那个苗条的，头发染了，长得还挺白的。”


　　陈处的记忆力确实惊人，这可能跟银行工作多年，跟数字打交道有些关系。红旗袍长得确实不错，有点古典气息，长长的腿从高开叉露出来，陈处的手立刻就滑了上去。


　　我也不能闲着，叫了一个江苏妞儿。张局的是个四川姑娘，小巧玲珑，放在腿上跟个玩具似的。各自安排停当，小姐们进入角色，点歌、掷骰子、喝酒，闹将起来。归总跟他的大连模特儿一人一个段子在调笑；陈处露出豺狼本色，摸得红旗袍招架不住，连连求饶。龚主任和老汤还有点放不开，龚主任问身边的姑娘为什么要干这行，姑娘一看他这个操行，只好说出来想挣点学费，然后回去读书。龚主任连连点头，说是是，还是要走正道，姑娘便顺竿儿爬说起当小姐的艰辛，龚主任同情不已。老汤和小姐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小姐嗓子不错，好像有点专业功底。


　　江苏妞儿喂我吃了几口西瓜，喝了两杯啤酒，看我只是歪在沙发上出神，就转身点歌唱。她问我要唱歌吗？我说不唱。


　　“五个五！” “六个二！” “六个五” “开！”归总和张局各自带领小姐玩骰子，红酒一杯杯地下肚。包间门打开了，进来一个大胖子和一个小伙子，归总站起来，说道：“老孟怎么这会儿才过来？”大胖子一屁股坐在归总身边，说：“那边几个朋友，先喝了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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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胖子我见过，孟总，陈若愚说他身家跟归总差不多，正在跟归总谈合作作庄的事，他们这趟来北京就是谈这个事。那小伙子可能是他的马仔。老孟跟包间里诸位点点头以后，就跟归总两人对着喝起来。


　　几乎所有男人都在抽烟，包间里烟雾弥漫，和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儿混杂在一起。龚主任和小姐继续谈人生，陈处继续把手往红旗袍里面伸，红旗袍一边婉拒，一边看着陈处的脸色。我怀里的江苏妞儿靠在我的肩头唱王菲的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她触手如棉的身上摸着。大家不时互相敬酒，烘托气氛，归总和老孟靠得紧紧的，拉着手，像兄弟一样在说话。


　　龚主任看了看表，欠欠身说要先告辞了。归总赶忙挽留，龚主任说回去晚了家里不好，执意要走。归总不再强留，看着龚主任喝了最后一杯酒，带着老汤走了。我从手包里掏出钱，给两个小姐一人500，把她们打发走了。


　　我看着身边百无聊赖的江苏妞儿，忽然发觉在这个房间里，她跟我是最像的。别人都在兴高采烈地吃喝玩乐，而我们却很游离。她的皮肤很细腻，眉眼还算精致，笑起来眼角弯着，有点喜相。她也许在想怎么会碰见我这么一个客人，或者也许她见多了，根本无所谓。我捏捏她的胳膊，问道：“你多大？” “22，你呢？你不大吧？” “我28。” “你骗人！你肯定没有28。”她兴趣盎然地看着我，很想把这无聊的谈话进行下去，但我又懒得张嘴了。“吃西瓜吗？”她用牙签举着一小片西瓜问我。我摇摇头，她便张开红红的嘴唇把西瓜送进口中。


　　“哎，老孟，你怎么没叫小姐？” 归总忽然大叫起来，“怪不得你他妈老赢！” 他转头掐一把大连妹的脸蛋，“都是你个婊子害我输，婊子！” 大连妹俏声骂道：“讨厌！扔不过人家怪女人！” 老孟哈哈大笑，说道：“你自己技术差，找什么借口？我告诉你，我掷骰子可要几个人来比。”归总说：“我不信，你NB你跟女人玩玩。”老孟说：“行啊，这帮小姐天天玩这个，也不见得是我对手。”归总说：“老子不信。来，让我们杨总老婆陪你玩玩，杨总不介意吧？”我笑了笑，拍拍江苏妞儿，说：“老婆，好好陪孟总玩玩，别给咱家丢脸哦！”江苏妞儿高兴地站起来，说：“那孟总手下留情哦。”


　　老孟坐在方凳上，晃了晃肥实的大肚子，伸出手臂扩扩胸，说：“好，咱们要玩就玩个新鲜的，光扔骰子没意思。”江苏妞儿说：“那您说怎么玩？” “这样，我走到门外头，你把这颗骰子放在桌上，盖好，然后我进来，我对着你这骰盅吹口气，就能知道是几。” 江苏妞儿说：“我不信。” “不信就试试。先说好了，我要说对了，你脱衣服，我要说错了，我脱衣服。” 归总大笑起来：“好玩好玩！婊子脱衣服见多了，倒想看看老孟脱了什么样。” 江苏妞儿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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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歌厅的客人很多喜欢捉弄小姐，他花了钱，就想玩个痛快。老孟这个游戏叫做“猜看瞅来瞧”，需要有个托儿配合，今天肯定就是那个小伙子。他走出门外，自然看不见骰子是几，但托儿看见了，就说“你来猜猜这是几？”表示骰子是一；“你来看看这是几？”表示二；“你来瞅瞅这是几？”，表示三；以此类推。如果是六，托儿就什么都不说。这样把小姐的衣服扒下来，他比直接上床还高兴。


　　江苏妞儿笑着说：“哥，我还是陪您掷骰子吧？” 老孟说：“怎么着？不敢玩了？你不是不信吗？” 江苏妞儿说：“哥，您这个我真不会玩。” 归总在一旁笑道：“靠，我也不信，你就跟他玩！我可是真想看看老孟脱光了什么样。” 归总扭头摸着大连妹光滑白嫩的脊背，说：“你看过老孟脱光吧，啊，宝贝儿？”


　　老孟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江苏妞儿：“你不给面儿是不是？” 江苏妞儿强笑道：“哥，我实在是不会玩。咱们还是掷骰子吧？”老孟把手里的骰盅顿到桌上，眼中生光：“你不是不信吗？啊！你不是不信吗？不信就玩啊，来啊！” 江苏妞儿都快哭出来了，还是挤出笑容，告饶道：“哥，您饶了我吧，我敬您一杯酒，算是妹妹不懂事。” 她举起两杯酒，将其中一杯怯生生地举到老孟身前。


　　老孟接过酒，手一甩，半杯酒齐刷刷泼到江苏妞儿的脸上。老孟骂道：“不识抬举，SB！” 归总和陈处大笑起来，我也笑了。归总笑得喘不过气来。归总和老孟继续喝酒掷骰子，江苏妞儿坐回我身边，脸上带着水迹。


　　尽欢而散啊尽欢而散。江苏妞儿终于敬了老孟一杯酒，老孟也原谅了她的不懂事。500块小费以外，归总吩咐我每人多给了几百，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带我老婆回家，我说不要，太贵。归总说那跟我走吧，江苏妞儿扭捏了一阵，跟归总和大连妹一起走了。我送陈处和张局回家，他们的老婆孩子应该已经熟睡。我把晚饭时那个高个服务员的电话给了陈处，陈处说，哟，杨总有心人哪！


　　这天阮质过来蹭饭，这种时候我们是不指望虫师母的，她从来不会给大家做饭。从小饭馆叫了京酱肉丝和米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阮质吃饭最快，一抹嘴说：“我交了个女朋友。”


　　“什么样儿的？”我问。“一个大小姐，父母都在国外。以前是学唱歌的，现在呆着！” 阮质说。“怎么搞上的？” “是我以前一果儿的朋友。” “那怎么着？准备处一段儿吗


？” “打算试试。” “不嫌你穷吗？” “现在还不嫌。”


　　“虫子最近怎么样啊？” 阮质问。“还不是那样。” “上回不是说有人找你做一项目吗？” “我想想还是算了，太累，我干不了。”虫子是个室内设计师，活儿不错，经常有机会挑头做个项目，整栋楼的装修方案什么的，这样就可以按标的的百分比拿钱，干一两个项目下来，开个设计工作室是很正常的。他的同学好多这么干，也挣了不少了。可是虫子还是一张图一千两千地画着，真没法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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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了，三个人歪在沙发上，一个神经衰弱，一个音乐混混，一个搞环保的。虫师母回来了在里屋弹钢琴，咚咚咚的，老错。外头天已经黑了，卖菜的人收摊儿了。时兴的电视剧从左邻右舍断续地飘进来，能想像出荧光屏前千万张咧嘴哭笑的脸，人们在生活。而在某市前驻京办事处的客厅里，三个快30的老男人又开始咬了，又开始他们日复一日的争论。


　　我说：“我还是认为，真理就是一种幻觉，价值观也是幻觉。你认为某事物‘好’，不过是一种多余理性。你认为好的事物，旁人不一定认为好；你今天认为好的事物，明天不一定还这么认为。这不是幻觉是什么？老虎吃掉瞪羚，好不好？瞪羚被吃了就死了，老虎不吃它就会死。战争中你杀掉对方或者对方杀掉你，好不好？你觉得你杀他好，他觉得他杀你好，双方还都有人喝彩叫好。那究竟什么是好？”


　　阮质说：“如果你说这是幻觉的话，那幻觉是存在的。虽然所谓价值虚无，是很多人的感觉，但这并不能说明价值观不存在。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为自己建立一种自洽的价值体系，人类积累的理性工具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建立这一体系的基础，或者我们没找到。但是，价值虚无就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没有价值判断吗？价值缺乏理性的推理基础，就意味着我们在判断选择时没有大多数人共同的好与不好的取舍吗？


　　“每天在发生的事实是，我们都认为过马路应该小心躲着汽车好；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好；漂亮女人好。哪里好？鼻子、眼睛、皮肤？其源头不可言说，但存在，我们心里知道。再比如，人无法对自己的好奇心找到价值依据，但至少发现的快感是相同的，至少大多数人认可将事情搞清楚是‘好’的；数学的推理都是同义反复，可又如何呢，它让我们变得清楚了，我们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好’。”


　　我说：“你描述的人脑中关于价值判断的幻觉确实存在，但我认为理性思考的目的就是去除幻觉。我们的区别在于，你肯定你脑中存在的关于价值观的那部分理性思维，并且愿意去完善它；而我则是通过理性思考去除自己脑子里的冗余理性，让自己的理性尽量简洁，无矛盾。为什么我说价值观是冗余理性，是幻觉呢？是因为你用‘价值观话语’描述的那部分生活体验，完全可以用不涉及价值观的方式来更简明地描述。


　　“人的行为方式，无非就是对各种外界刺激产生反应。我承认人身上存在各种倾向，比如我倾向于不被车撞，不得病，倾向于一部分女人，倾向于一部分饭菜。但描述这些倾向完全用不着‘好坏’这样的价值判断。我认为用‘应激机制’或者通俗点说，‘本能’，完全可以描述。本能有两种，一种是天生的，如食欲性欲，一种是后天习得的，是集体无意识和自我教育的结果，这种本能我称为‘习得本能’，比如对于美丑的反应，对于生活方式的感受。这类本能已经固化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以至于你用不着想‘接近漂亮女人是好的’就已经往她那儿走了。至于你事后说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有一个价值体系，里面有‘漂亮女人是好的’这条判断，那不过是你用你的方式来描述这件事，我来描述的话，就是：我去接近这个女人，仅此而已。你的描述在我看来是冗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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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举一例，看见某些艺术作品我们产生欣快感，我描述这件事的方式是：我看见这件作品，我愉悦。再多说一点的话，我可以承认这种愉悦是多年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在我身上固化的应激机制的产物。我还是用不着说‘我觉得它好’。我吃饭不是因为我觉得吃饭好，我吃饭而已；我有好奇心不是因为我觉得把事物弄清楚好，而是我有好奇心而已。用价值话语来描述世界纯属冗余，是幻觉。


　　“描述世界的方式多了。有人愿意用星座和血型来解释人的行为，用各种离奇的理论和宗教来解释世界，有人认为世界就是一只乌龟的背，这只乌龟站在哪儿呢？站在别的乌龟背上。你同意吗？他真是这么想的呀！他还能对你的每一个行为做出解释。你认为，他脑中有这种描述世界的方式，我就必须承认那不是幻觉吗？”


　　虫子说：“你想下什么结论？真理不存在？”


　　我说：“准确点说，我想说，世界上没有真命题。”


　　虫子说：“那你这个命题呢？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


　　我说：“靠！”


　　虫子在我的论断中发现了一个悖论。如果我说世界上没有真命题，那么这个命题本身呢？如果我要坚持我的结论，那么看起来我得承认我这个命题也不是真命题，那我说它干吗？你大爷的！


　　悖论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如果说语言是件衣服，悖论就是衣服上的破洞，无法修补的破洞。最著名的悖论是理发师悖论：村里有个理发师，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他的头发该谁理呢？如果他给自己理发，那么按他的规矩他就不该给自己理；如果他不给自己理，按他的规矩他又该给自己理。怎么办呢？没办法。语言这件衣服摆在那儿，你要么不穿，只要你一穿上，破洞就露出来。还有个最简短的悖论，是“说谎的克里特人”，一个说谎的克里特人说“我这句话是谎话”，那么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呢？悖论构成对数学基础的冲击，大致到20世纪初，由罗素等人用集合论做了解释。他们认为，集合不能包含需要用集合本身来定义的元素，不然就会出现悖论。


　　接下来，他们两人去电脑前头玩游戏，我不甘心地拿起笔，开始研究用罗素的结论解决我的尴尬。过一会儿，我大吼一声：“SB，过来！我有说法！” 两人便走过来，笑吟吟地看着我。


　　我说：“结论是这样，我的话之所以产生悖论，是由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本身有缺陷，并不是我的结论不自洽。很简单，悖论是因为出现了用集合本身来定义的元素。‘世界上没有真命题’，就是说‘所有命题都是假命题’。用这个命题去判断自身，就会出现悖论。


　　“集合A定义为：被我判断为假命题的所有命题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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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a定义为：A中对自身进行判断的那个命题。


　　“显然，无论说元素a是否属于集合A都会出现悖论。这就是让我将‘所有命题都是假命题’扩展到自身导致的结果。


　　“现在我说，我可以在脑中判断所有的命题为假，但你若让我做一个对‘所有命题为假’做出真假判断的命题，对不起老子不干。因为这个可能的命题不应当是敝命题集合的元素，它是一个多余的命题，是我们用语言来思考和交流导致的BUG，而并非我原来的真理观有什么缺陷。只是因为我想告诉你，才导致你在我说这件事的工具——语言中抓住了把柄。”


　　虫子和阮质不敢苟同地看着我。


　　阮质说：“先不说你这么弓虽.女干罗素人家干不干，就算你把自己的结论撑住了，我还是要说，世界上是有好坏善恶的，是有真理的。”


　　虫子说：“何必这么故弄玄虚呢？把你那个命题改成‘除了这个命题，其他命题都是假命题’不就完了吗？”


　　我靠在沙发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被这两个人气得说不出话来。


　　左手是理性，右手是女性，是我生活的信条。我的理性用于摧毁我脑中的各种信条，包括它自己，目前暂时没走到那步，但会的。而女性，是我赖在这个破败的世界最后一点借口，是我在烧焦的残垣断壁之中找到的草和花。我的脑子里曾经有过各式各样的房子，有的高耸入云，有的插着小红花，有的壁炉里火光熊熊。我开着推土机把它们全部推倒了，都是狗屁，都是谎言，都是幻觉。我只愿意躲到乳防的怀抱，躲到肉里面，缩成无限小，永不出生。


　　我躺在床上，没开灯。阮质已经走了，虫子在书房上网，虫师母在隔壁睡了。我在回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以为人可以以两种方式活着，在现实中和在记忆中。所谓活着，无非是感受；那么回忆，就是调出那些你曾有的感受，再感受一遍，或者产生新的感受。谁能告诉我活在回忆中和活在现实中有什么区别？对10年前的回忆和对昨天的回忆，和对一小时，一秒钟以前的回忆有什么区别？就像此刻，要说我活在日历上的这一天，我实在不能同意，我明明活在5年以前。


　　我也躺在床上，在我们水渠边的租屋里。我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睡着了。半个小时以前，方文从我的身边坐起来，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洗了洗身体，然后穿上衣服，收好背包，从包里掏出200块钱放在床头。她蹲下身子，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声“我走了啊”，我 “嗯”了一声，她就走出了房门。


　　清晨，我的女朋友方文穿着粉红色的运动套装，背着背包，踩着白色的球鞋，沿着水渠走向环城马路，衣服上有个阿迪达斯的商标，当然是假货。她的耳朵上戴着随身听，放着她喜欢的齐豫，她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跟着齐豫低低地哼了几句。她的身边，金黄色的菜花像床单一样铺满。拖拉机突突地从机耕道上爬过，小孩欢快地趴在拖拉机后厢上，一会儿被司机赶下去，一会儿又爬上来，叽叽喳喳地闹着：“亲家母，慢些走，菜子开花有疯狗；亲家母，慢些走，菜子开花有疯狗……” 方文脚步轻盈地走过她的家，胆怯地瞄了瞄六楼，她不能让父母知道，她悄悄地溜回来和一个面色憔悴的肝病患者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