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就像没有明天

看书问道

　　我的业余生活，和王亡呆在一起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跟他在一起就是戏果儿泡妞。我其实没有太多这种需求，这方面我不过中等偏下罢了。简单地说，跟女人莋爱，王亡需要一天一次，我一周一次，阮质就是一月一次，虫子呢，逢年过节一次？我更多的时候是和虫子，阮质呆在一起的，我们都爱玩《帝国时代》游戏，都爱下围棋，都爱谈论人生和各种无聊的问题。我们会花一个月来讨论如何在不把人弄死的情况下称出一个人脑袋的重量，会半通不通地讨论双生子悖论，唾沫横飞地谈论黑洞和类星体，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


　　下班后，我开车到虫子家，虫师母给我开门。我走进虫子家的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围棋节目。虫子在隔壁玩大战略，一个老掉牙的电脑游戏。虫师母在里屋练琴，当当当当，有时悦耳，有时弹错音。他家四室一厅，很大，是父母的房子。我们三个谁也不理谁，各自呆着。我看看表，6点半了，就叫：“虫子，吃饭吧。”


　　“嗯，” 虫子从书房出来，“老婆，吃饭。” 虫师母就在里屋折腾一阵换了衣服出来。


　　我们三个人就出门。“开你车开我车？” 我问。“随便，” 虫老师照例回答。要是我有兴致，我们就坐上我的车，要是累了，就坐上虫老师脏兮兮灰溜溜的白色富康车，照饭馆而去。


　　“虫师母，民族舞该发了吧。杨老师现在NB了，杨总了！” 我一边开车，一边说。上回我和虫家两口子，还有虫师母一个同事去打网球，我觉得那个女孩还不错，身材很好，简单说就是，一个跳民族舞的发了胖，还胖得都是地方，可不是不得了吗？那会儿我还失业呢，虫师母说没戏，那女孩眼光高着呢。


　　虫师母呵呵直乐：“也是啊，现在肯定有戏了。”


　　“那改天再打一次网球？”我说。“好啊好啊，我叫她出来。”虫师母说。


　　“打网球算了吧，你直接给她打电话嘛！”虫老师说。


　　“干吗？你本来就该锻炼了！”虫师母埋怨道。


　　虫师母是个很正常的女人，希望自己的老公健康，向上，有事业心。而虫老师偏偏就是不健康，向下，没事业心。在虫老师一个月挣一万块的时候，虫师母会用骄傲的语气跟女同事提起；虫老师失业的时候，虫师母会鼓励他去找事儿做。而虫老师总是嘟嘟哝哝地：“我不，我不。”然后没精打采地去工作，去挣钱。甚至连两人的性生活都是如此：虫老师不爱干，宁可趁老婆睡着了在她身边偷偷自己解决，而虫师母有正常的欲望，又不好意思明白地说出来，就只好催虫老师洗澡：“虫子！洗澡！洗澡！”这是因为虫老师洗澡很少，干净的时候不多，好不容易干净了一般两人就会莋爱。久而久之，“洗澡”成了“莋爱”的代名词。虫老师就是这样在虫师母的鞭策中苟延残喘的，每次我一走进那套宽大的四室一厅，耳边就跟幻听似的传来虫师母用美声唱法发出的指示：虫子，洗澡！莋爱！起床！挣钱！吃饭！生活！生活！生活！

看书问道

　　我们在“小土豆”坐下来，点了菜。虫师母叮嘱服务员在每个菜里放辣椒，她是湖南人。然后就瞎聊。


　　“方老师现在干吗呢？” 虫师母问起方文。


　　“她现在真当老师了，一边念研究生，一边教本科生课。” 我说。


　　“你现在不是有事业了吗？干吗不把方老师接回来？”虫师母说。


　　“我也想啊，她不干。她说我们早就吹了，真没良心。”


　　“你们是早就吹了呀！” 虫老师说。“是啊，可是以前又不是没吹过，不是每次都和好了吗？” 我说。“吹了多久啊，这次？” 虫师母问。“一年多了吧。” “那肯定没戏了，她没男朋友吗？” “好像有一个，她不愿意说。”


　　“那你的事儿跟她说吗？” 虫师母问。


　　“什么事儿？” 我说。


　　“戏果儿呀。你在北京戏果儿，方文知道吗？” 虫师母问。


　　“她不问。我猜她知道。”


　　“你嫖她知道吗？” 虫老师问道。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虫师母粗暴地揉着虫老师的头：“还是我们家虫子好，面瓜一个，见女人就腿发软。” “光是腿发软吗？” 我恶狠狠地问。


　　“你大爷！” 虫子道。


　　“虫师母，你不知道，虫子这样的人反而更危险。你想，像我这样的，什么都见过了，一旦我跟方文结婚，就收山了，不会再出去混，也抵挡得了诱惑。但是虫子这样的人，一旦有点什么诱惑，他可把握不住自己！”我说。


　　“是吗？”虫师母侧头看着虫子，虫子连忙缩着脖子，做出一副猥琐的样子。虫师母呵呵笑起来，摇摇头说，“不会。”


　　“那未必。”


　　虫子瓮声瓮气地说：“我老婆是说，不会有人诱惑我。”


　　“这倒是。”我说。


　　记忆是很奇怪的东西。有什么能证明你确信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发生过呢？你偷偷摸摸的初吻，你踢过的几场球，你住过的狭窄宿舍，你领的第一份工资，你第一次知道离别，有谁能证明它们的确发生过呢？何况，你的记忆肯定会有遗漏，会有错误，会有伪装，你每一天都在遗忘。你为什么如此肯定呢？由此看来，记忆的确可以算做是一种信仰。


　　我有一次回到大学时候住过的宿舍去看了看。门上的房号122还在，但不知已经粉刷过了


多少遍。我敲门进去，对开门的男孩说我以前住这儿，来看看。我看见还是那么拥挤的上下铺，书，衣服，袜子满地满床。墙上贴着时兴的海报，我以前在天花板上贴了一个大胸脯利智的地方空空如也。多了电脑和电视，显得更拥挤了。我用偷来的长木板搁在床头，做书架的地方，现在被一个简易衣柜占据。我在清晨的微光中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上铺，如今睡着一个不知名的男孩，比我高大，比我年轻。我没有看到任何痕迹，任何只言片语的证据，让我确信我不只是梦见过这里而已。

看书问道

　　那么，我为什么认为，在我和方文之间，曾经有过爱情？也许我记错了，我没有爱过她？也许我爱的不是她，是另一个女人？也许她记得，也许她忘了？也许我们从未相识，也许我们从未存在。我们认为像我们紧实的肉体一样确确实实存在过的故事，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思想，也许只是某个更大的存在体内的一阵涟漪？


　　我的故乡是很好的地方，我在那里养病的时候，过着很悠哉游哉的生活。我每天中午起床吃完姐姐做的一大碗猪肝和米饭，就散步出门，沿着小城狭窄的马路走到棋院。无论什么时候那里都有一群一群的人，喝茶赌钱，下棋打牌。在那儿你不会觉得昨天、今天和明天有任何分别，你不会想到外面还有成都、北京、纽约、世界。每天的喧闹都是一样的，每一盘棋都是黑白分明的，输了都要掏钱，赢了就可以收钱的。你拿着棋子，或者捏着扑克的时候，世界对你来说就是一盘棋或一副牌，喜怒哀乐尽在其中；而所谓的人生，不过就是快要到手或失去的5块钱而已。


　　“啪！” 对手的最后一颗棋子落下，我大龙被擒，不甘心地看了许久，只好骂一句妈的，从裤兜里掏出5块钱给对方。“太狠了吧，连宰我三盘了！下盘得让我三颗了！” 我恨恨地说。“你让我的，哈哈！” 对手乐得合不拢嘴，这个骗子，我估计他能让我4个，却偏偏装得跟我差不多，从分先开始下，每盘只赢我一点，让我老觉得差不多，有机会，现在终于不客气开始对我下狠手了。


　　“三子，三子！来！” 我不甘心地叫着。


　　对手对我身后努努嘴：“找你的吧？”我回头，看见方文站在棋院门口，穿着浅粉色的运动套装，犹犹豫豫地往里看，不知道该不该走进这个充斥着烟雾，粗话和污浊男人的地方。


　　“便宜你了！明天来啊！”我扔下棋子，站起身来。“我当然来，就怕你不来，哈哈！” 对手得意地笑。


　　她看到我的时候笑了，说：“你又输了吧？” 我说：“是啊，这帮骗子。这什么呀，这么大包？” 我看见她提着一个大大的背包。“中药，给你开的。” “这么多，你要谋杀亲夫啊？”我把包斜挎在肩上。“要不我来吧，你休息一下！” 方文说。“没事儿，不沉！”我说。


　　我和她沿着环城马路向我们的“家”走去，小城太小，几步就到了田野里。川西平原这个时候是很美的，满地的油菜花金黄金黄地铺开去，在暧昧的阳光底下泛着耀眼的波浪。满地黄花，只让人感受到强烈的生命力。金黄是多么夸张的颜色，每一朵等待授粉的油菜花毫无顾忌地张开花蕊，肆无忌惮地要求交配，如同思春的少女，打扮停当，用最俗艳的衣裙招蜂引蝶，春情四溢。而这是一亿个金黄的少女排在一起啊！

看书问道

　　“美啊！美啊！” 我以前看过一部叫《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电影，里面有个疯子就是整天这么叫着。我觉得这么叫很爽，就喜欢这么叫。叫的要点是尽量从喉咙深处把声音发出来，这样听起来就像一种憨厚的野兽的叫声。“美啊……美啊……美啊……”我对着金黄的原野，张开双臂吼叫着，方文微笑地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看的地方。我将她抱到怀里，吻着她，她用柔软的嘴唇回答我，吻着我吻她的地方。


　　我们漫无目的地溜达。走过糖人摊，我们站在那儿看摊主做活儿。他把黄糖放在锅里用小火熬着，黄糖化成糊状。在大理石板上涂上清油，用一把铜勺舀起黄糖，在石板上画画。细细的糖线在石板上凝结出凤啊龙啊的图案，再粘一根竹签在上面。等糖干了，用小铲轻轻一铲，黄澄澄的糖人儿就立在竹签上。我和方文拿着糖人边吃边走。糖屑粘在她的脸上，我笑着示意她，她用舌头去舔，够不着。我说，我来。就抱着她，替她舔去脸上的糖屑，又送到她嘴边。她摇头表示不要。我们就亲吻。


　　躺在水渠边的草地上，我拨弄着方文的头发。她的头发有点儿自来卷儿，梳好以后，就是好看的大波浪，但现在头发乱了，发际有软软的茸毛。我眯着眼睛转动着脑袋，叫她不许动，让阳光刚刚从她长长的睫毛边上照到我的眼里，这样就在她的睫毛上制造了一道彩虹。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光学游戏，但她柔顺地听从着我，胸脯起伏着。野草就在头顶，往天上看，你会觉得如果自己身高只有20厘米的话，世界会美丽很多，遍地都是森林，所有的野草都能没膝。


　　“咱俩怎么会搞到一块儿的呢？” 我说。


　　“都怪你！” 方文说。她的声音很好听，带着点孩童的嗲气，柔软滑腻，像含吮了片刻的奶糖，从成熟的肉体里面发出来，更逗人喜欢。


　　“咱们可得说好谁也别当真啊。”


　　“好啊！”她说。


　　“我养好病肯定要出去，不是去海南就是回北京。你呢，就在成都呆着了？”


　　“是吧。我也不知道，我家里想让我出国，就是不知道出不出得去！” 方文说。


　　“是吗？那也不错。你肯定出得去，跟我好过的女孩儿全都出国了，你看我以前两个女朋友，现在都在美国。我整个儿就是一个出国预备班。”


　　“谁是你女朋友，我才不是呢。”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我俯下身子亲她。


　　“咱们去学校看看吧？” 她忽然挣开我说道。


　　“干吗？想现场批斗啊？” 我警惕地说。


　　“不是，我想看看那儿现在怎么样，我都好多年没回去过了。”


　　“不许提那件事儿，看看我手上的疤，还没好呢！” 我伸出手臂到她面前。

看书问道

　　“不提就不提，你以为谁关心你那些事儿呢？”方文不屑地说。


　　我们站在空荡荡的的教室窗口，星期天，没有人。我先从窗户上翻了进去，方文在外面说：“小心点，你身体不好。” 然后她也翻了进来，我托着她丰满的臀部，让她落到地上。“不错，我喜欢大屁股。” 我说。她白了我一眼。


　　“我坐这儿，你以前坐这儿，你忘了？” 我坐到一张椅子上。奇怪的是，虽然我从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长过个儿，我还是觉得那张椅子，那张桌子那么小，容我不得。


　　方文也坐下来，在我的右前方。


　　“我以前老看你背后的胸罩带子。” 我眯着眼睛，看着方文的背后，试图找回那种忐忑不安的兴奋，没找到。


　　“你才不是看我呢，喏，你要看的在那儿！” 方文指着我初恋情人的位子。


　　“犯规！说了不许提的啊！” 我说。方文不出声了，看着黑板，不知想什么去了。我站起身，走向黑板。“方文，你说你当初怎么天天跟玲子混一块儿呢？” 我问。


　　“我不知道。”


　　我拿起教鞭，说：“我知道，方文同学。因为玲子不好看，你想显你漂亮。”


　　“胡说。”


　　我转头看着黑板，学生的涂鸦和老师的板书混在一起，乱糟糟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第五自然段


　　罗云娟和李鼎亲嘴


　　你妈才亲嘴


　　我眼前出现张老师在讲台上讲课：“矛盾有两种，一种是内部矛盾，一种是外部矛盾。内部矛盾也叫内因，外部矛盾也叫外因……” 张老师在笑。


　　老师变成了我的父亲：“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惟一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必须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才能够无往而不利……” 我的父亲在笑。


　　我的姐姐拿着教鞭出现，她用教鞭指着正在讲课的父亲的脑袋，说道：“脑萎缩是一种常见的老年性疾病，又叫帕金森症；患者的脑功能逐渐退化，最终会丧失意识……”我的姐姐在笑。


　　“杨想！杨想！” 我在方文惊慌的呼叫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晕过去了。我对方文笑笑，说：“没事儿，我想睡个午觉。”


　　方文的脸上浮现出焦急的神色和痛苦。她急急地说：“你不能天天在外面晃了，要注意休息。”


　　“我管不住自己。”


　　“我来管你。”她说。


　　在我们曾经长大的教室里，我躺在地板上，头靠在方文的大腿上。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她的大腿，是那么的丰润结实。她的头发垂下来，有几根拂过我的眼睛和鼻子，痒痒的。窗外已是暮色四合，青绿色的四川盆地在雾霭中模糊不清，小雨无声地落下。


　　雨中，我和方文坐着三轮车离去。雨点打在车夫的雨衣上，又溅进车里，我用手臂挡着水滴。方文说：“你一定要多休息，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许吃肥肉，不许生气发火，中药要按时吃。”

看书问道

　　我问：“下棋行不行？”


　　“最好少下，下棋也耗体力呢。”


　　我又想了想，问道：“三级片能不能看？”


　　她笑，说道：“你真无耻！”


　　三轮车在城乡结合部的公路上无声地行进。这个奇怪的交通工具，带着我和身边的女人，在诞生了木牛流马的蜀道，在菜花和水稻之间冒雨前行。我长大的城镇，和方文长大的城镇，是这同一个城镇。它有4.65平方公里的面积，常住人口2.5万，它有十字交叉的干道，和我童年时滚着铁环经过的小路。它有两所小学，两所中学，有我和方文的家人，有和我们一起长大的朋友。在县城惟一的广场有精神病患者在讲演，有风筝在飞，有聚拢在糖人摊前打架的小孩。阳光照耀的时候人们出来在露天里喝茶，用麻将搓走仿佛没有重量的似水流年；阴雨连绵的时候，他们回家看电视，莋爱，吵架。所有人仿佛都认识所有人，所有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联系。我和她就在这里长大，被不同的母亲怀孕生产，在不同的医院里发出哭叫，一岁一岁地长大。吃饭，读书，嬉戏，睡觉，她成为女人，我成为男人。此刻我们在一起。我喜欢和她，她喜欢和我，在一起。这三轮车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蛛丝马迹的纠结上，拉着两个23岁的青年在行进。车夫快活地哼着叶倩文的歌，这是一个大活儿，他可以挣3块钱。他拉着的两个人，也是快乐的。他们相爱而不肯承认。他们拉着手，看着对方的眼睛，低低地说着笑话。


　　“看三级片还是看我，你只能选一样。”女人说。


　　“那我看你演三级片。”男人说。


　　阮质也必须混饭吃呀，饿死了就没法寻找真理了。虽然说朝闻道，饿死可矣，但阮质尚未闻道，是不甘心便死的。他有时给唱片公司写点文案，有时给广告公司写点东西，饥一顿饱一顿，食欲和性欲都是这样，这三年也过来了。


　　歌写了几十首了，卖了一两首，一首3 000块钱，不是什么好价。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出名，我们都很悲观，惟有当事人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大家坐在这家叫“黑根酒吧”的酒吧里——这话怎么这么别扭，也许NB作家不会这么说话，喝着叫“青岛啤酒”的啤酒，瞎聊着。阮质在这里找到一个卖唱的活儿，每周来唱几次，挣些生活费。黑根酒吧，就是REGGAE BAR，主要特色就是美洲的 REGGAE音乐，鲍勃马雷和NB四十——就是UB40正弥漫在我们周围。虫子最爱给外国乐队起一些亲切的名字，比如Bryan Adams，他不叫布莱恩·亚当斯，而叫不软阿蛋；再比如Aerosmith，就是爱拉屎没屎——你要是听过主唱那凄切的大嗓门的话，就一定知道这个名字有多贴切了。

看书问道

　　“你会唱雷鬼吗？” 王亡问阮质。


　　“我不会。我不用唱那个，我唱点大俗歌儿就行了，也不能一天到晚都是雷鬼啊！” 阮质拿着啤酒，喝了一口。刚从台上下来休息，阮质把辫子解开，头发披散开来。他把黑色的皮筋儿绕了两圈，套在无名指上，像一枚黑色的戒指。


　　虫师母羡慕地看着阮质，转身对虫子说：“看，人家阮老师多帅，戏果儿肯定一戏一个准儿。”


　　“嗯，我看也是。” 虫子嘟哝着说。


　　“对啊，阮质，该你给哥儿几个发果儿了吧，都这么多年了。你看看，虫师母都比你强，给我发一民族舞！” 我说。


　　“怎么样？上了吗？”王亡猴急猴急地，贼眼在眼镜下面闪光。


　　“还没见呢。别打岔，我们这儿说阮质呢！” 我说。


　　“我发不了。我一个唱歌儿的能怎么着？你们指望我带一个女孩回我那一室一厅，皱着眉头跟我干完，然后我跟她说我给你介绍一朋友？她会怎么说？” 阮质说。


　　“她会说，少看不起人！” 虫子说，我们都笑了。


　　“也许她会说，”王亡摆出企盼的眼光，“你的朋友是叫王亡吗？”


　　“少看不起人！” 阮质愤怒地说。然后他站起身，“我得上台了。”


　　我掏出手机拨电话：“请找503的方文。”我看见阮质调了一下弦，叮叮咚咚地弹起来。电话里大妈在喊：“503，503，方文，电话！”烟雾弥漫的空气让小舞台上的阮质看起来比实际要远。音箱里的NB四十的“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渐渐小了，阮质开始唱一首陈升的歌，他唱得还不错，像个老男人。


　　“喂？”


　　“是我。”


　　“啊。”


　　“你还记不记得阮质？上回你来北京他还在卖计算机的？”


　　“嗯，好像记得。”


　　“给你听听他唱的歌！”我把手机举起来，对着舞台的方向。阮质已经唱完了一首歌，稀稀落落的掌声。他对着话筒说道：“谢谢，下面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叫‘REGGAE BAR’，黑根酒吧。把它送给所有今天来到黑根酒吧的人。”吧台里的服务员们就都鼓起掌来。


　　在城市的角落我们最熟悉它 REGGAE BAR


　　你无法找到它透过白天城市的繁华


　　当夜幕降临 它会盛装登场


　　提供五彩缤纷的酒 过时作废的爱


　　REGGAE BAR它的颓废挑逗了城市里最时髦的人


　　REGGAE BAR 哦REGGAE BAR


　　它像个随随便便的亲吻


　　那里的REGGAE REGGAE可以听可以跟着跳舞


　　那里的男人女人可以看可以互相提问


　　当每一个人 都看不清楚自己和别人


　　他们会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REGGAE BAR它的颓废挑逗了城市里最时髦的人


　　REGGAE BAR哦REGGAE BAR

看书问道

　　每晚九点 到次日凌晨


　　“REGGAE爸？还REGGAE妈呢！”虫子嘟哝道。


　　“你在听吗？” 我拿着手机问道。“喂，方文？”


　　手机里传来“嘟……嘟……”的忙音。


　　“杨总，实在抱歉，我待会儿过不来了，我老婆在单位加班，让我去接孩子，我这就得出发了。你看咱们是不是晚上再碰？”


　　我刚从车库里出来，准备去和老汤见面，他的电话来了。


　　“可是晚上我得陪归总啊，他下午刚到。” 我说道。


　　“那怎么办？” 老汤着急地说。


　　“你是开车去接孩子吗？” 我问道。


　　“不是。龚老师一个朋友到北京，车借给他用几天。”


　　“那这样吧，我来送你去学校，咱们路上扯几句，反正也没什么太多东西。”


　　“那，也行。不会太麻烦你了吧？”


　　“没事儿。”


　　今天这个面是必须要见的，我得从老汤嘴里摸一摸龚主任的意思，他为什么要提那2 500万注册资金的事儿。所谓的董事会，除非是某一方存心突然袭击，一般讨价还价的过程在会前就完成了，不会真的到会上再扯。所以我必须心里有底才行，不然归总和龚主任谈崩了，很可能会怪我工作没做好。


　　关于这个会，还有一条议程是跟我直接相关的，就是我那辆车的事儿。本来我是不在乎让公司用的，可是归总开玩笑地说10来万块钱公司买了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我知道他是在试探我，本想大方一点，但转念一想，这种试探也是双重的，一是看我忠不忠心，二呢，如果我在这方面太无私，反而会让人怀疑我是不是所谋者大，肯定要在别的地方狂捞，所以就干脆同意了。我觉得有时候显得抠门一点儿是有必要的。


　　在外头混就是这样，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暗藏机锋，一个应对不当，你自己还浑然不觉，别人那里结论早就下了。


　　我在老汤住的小区门口捎上了他，往他儿子学校开去。


　　“你儿子多大了？”我问道。“8岁，刚上一年学。” “老汤，还是你动作快啊，什么都有了。” “什么呀。杨总，还是你自在，一个人什么都不用操心，潇洒！我告诉你，成一个家，就有三个家要应付，你自己的，还有两边父母的，累啊！”老汤由衷地感叹着。


　　我打了两句哈哈，一时间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说。老汤也不着急，两人就沉默地开了一段。


　　老汤是学环保的，专业方面比较在行，按理说，他其实比我更适合做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不过，因为他是小股东派来的，终究不如我底子硬。我跟他的关系，基本上是龚主任和归总关系的一个缩影，因为大家都不是笨蛋，在短期之内还是能够相安无事。但是我们两人心里清楚，我们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最终总有一个人要出局，只是现在还不清楚那会是谁。

看书问道

　　“议程我都跟归总汇报了，他基本上没什么意见。主要就是那2 500万的事儿，” 干脆单刀直入吧，反正大家都是聪明人，不用绕圈子。我说道，“归总说，注册3 000万，提走2 500万，留500万运作，是跟龚老师当时商量好的，三家股东都同意了的。这个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再讨论？”


　　老汤点了点头，显然并不表示同意，只表示听到我的话了。“这个议题，龚老师也没特别跟我解释，大概就是说，一切按章程办，合理，合法。当时因为公司成立之后，实际上没有真正开展运作，为了资金利用效率，当时是宏翔集团用借款的名义提走，龚老师就同意了。现在公司正式开始运作了，按理说，这笔钱就应该还回来，不然不就成了抽逃注册资金了吗？”


　　扯什么鸟淡？难道最开始你们不知道这就是抽逃注册资金？抽逃注册资金也算个事儿？老汤把大道理搬出来，不肯说真东西。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现在要真的把2 500万都给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用！” 我说道。


　　“那是另一回事。我觉得龚老师有句话说得对，我们公司，应该从开始就走合法经营的道路，不然，路走不远！” 老汤说。


　　我沉默了一阵，然后另辟战场：“对，老汤，还有归总补的那条，关于B大用技术入股的评估问题，龚老师什么意思？”


　　“没问题。龚老师说，可以重新评估，而且应该重新评估。他还说，对于评估结果，他没有任何预设的意见，完全由董事会决定。”


　　这个技术入股的评估问题，是归总随口说出来的。前几天我在电话里向他汇报董事会议程，说到龚老师要讨论抽逃注册资金的问题，归总就说，可以啊，他要讨论这个，我们就讨论一下B大的技术入股，公司一年多了，B大的技术在哪儿呢？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说好钱是由宏翔出，B大这边，用所谓的“过氧化酶催化”技术，还有一个名字我忘了，两项技术作价入股，占了35%的股份。谁都知道这和宏翔的3 000万一样，不过是个说法而已，空来空去，大家都在玩概念。我发现归总虽然没读过什么书，看问题倒常常是一针见血，你要我把空的钱变成实的，我就让你把空的技术变成实的。


　　龚老师不反对重新评估？这我闹不大懂了。


　　我跟老汤各想各的，谁也没搭理谁，只是在路口的时候，他简单地给我指一下方向。整理一下，跟龚老师有关的议题有三个：注册资金；技术入股评估；捐款200万。在注册资金这件事情上，就算归总把钱还给公司，龚老师也没什么好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至于那套依法经营的大道理，鬼才相信，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第二件事，评估B大的技术入股，一年多了连个技术影子都没见着，那肯定只有把B大的股份往少了评，往没了评的份儿，这对龚老师也没好处。这两件事对他都没什么好处，但是却是他挑起来讨论的，所以，答案应该很明显了。

看书问道

　　“老汤，龚老师说那个语音实验室什么时候开工啊？” 我问道。


　　“具体什么时候不知道，不过龚老师说，好几家等着捐款呢，咱们要捐就得赶紧了，免得让别人抢了先。”


　　我点点头。像B大这样的名牌高校，虽然每年经费不少，但是摊子太大，缺口肯定也是每年都有。所以在学校里，能够引资、拉钱，为学校分忧解难，成了官僚们的一项重要政绩。对于那些在学术上已经无法再有作为的行政官员来说，更是如此。龚老师这个位子，说起来是学校里跟市场经济贴得最近的，在这方面尤其要有所建树，免得别人有话可说。


　　小学到了，放学的孩子叽叽喳喳地从校门里面出来。老汤下了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看见一个穿校服的小男孩扑到他身上。老汤蹲下身子，给小男孩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又拿起孩子的手看了看，训斥了几句，小男孩嬉皮笑脸地跟老汤狡辩着。


　　我忽然觉得很羡慕老汤。


　　“叫杨叔叔，” 老汤领着孩子上了车。“杨叔叔！” 孩子见了生人，就不像在父亲边上那么自在了，一声不吭地呆着。


　　我小心地把车从人堆里开出来，慢慢地往回开。一路上，老汤和儿子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些功课和学校里的事情，跟我就没怎么说话了。


　　晚上我见到了归总和陈若愚，简单汇报了一下。我说，我个人觉得，龚主任提那些议题，主要的目的，无非是想把那200万捐款赶快敲定，只要这条让他满意了，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归总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打自己的电话，每到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停下来，等他打完再接着说。等我说完了，归总说道：“不就是200万吗，给他不就得了。” 他转头对陈若愚说：“待会儿老孟过来。” 陈若愚点点头说：“那你们先谈。” 归总说：“好，我们先谈，然后我给你打电话，你再过来。” 他又对我说道：“行，杨总，先这样吧。”


　　陈若愚把我送到门外，拍拍我肩膀，说道：“他心思现在根本不在你这事儿上头。” 我说嗯。陈若愚又说：“干这么一段时间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还说要跟你好好聊聊呢。” 陈若愚很过意不去地说：“我这段儿真没时间，事儿太多了，下回来北京再说吧。反正你放心，你放手去干，不是什么大事儿。”


　　走到电梯门口，他对我点点头，说道：“我不送你了。” 就转身走了。他敦实的背影很沉稳，脚步虽然不重，但每一下都像是焊在地板上一般。


　　我独自开车回家。


　　我已经搬到虫子家住了。我原来住的地方太远，上班要一个小时，路上还堵车。虫子家就在学院路边上，去中关村很快，我以前在他家也住过，不过那时虫子还是一个人，没有和虫师母结婚，现在我们是一家三口了。我每个月给虫子1 000块钱房租，他都给了他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