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就像没有明天

看书问道

　　我已经快三年没有亲过任何一个女人了。从方文离开我以后，我辗转于果儿和小时工之间，我没有吻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不必去探究这里有什么审美价值和形而上意义，没那么复杂，我不过是爱卫生而已。我有一些医学常识，知道牙龈是很容易出血的，唾液也算体液，不要和你不知道名字的女人接吻，尤其不要法国式接吻。


　　法国式？我连蜀国式的吻都已经忘记了。我忘记了任何一种形式的吻，我用进废退，我的嘴唇除了用于干裂以外已经没有别的用处了。当然讲卫生是有好处的，我从来没有中过镖，我的老二还是干净瓷实的。王亡中过镖，他在和我一个学妹上床之后几天发现裤头上有分泌物，撒尿时感到灼热和刺痛，去医院检查是淋病。王亡对我母校破口大骂，其情绪之激烈，用词之恶毒，远远超过一些兄弟院校。


　　王亡小心翼翼地在卫生间里撒尿，像惜水如油的西非灾民，审慎地拧开他的龙头，结果还是难受得嘴里嘘嘘地呼着气，跟吃了辣椒一样。我在卫生间门口张望，哈哈地笑着。


　　你丫少幸灾乐祸，你丫总有这么一天。王亡甩着他余沥不尽的家什，恨恨地说道。


　　“你说，为什么大家不能开诚布公呢？” 五分钟以后，王亡很认真地问道。


　　什么意思？


　　王亡开始很不系统地表达他的观点。说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他在思考，他在反思戏果儿这桩游戏的荒唐之处。真够难得的，要不是丫家什出了毛病，他哪有这功夫？


　　王亡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就是为了搞，偏偏还不能上来就说要搞，而是得先扯别的淡，最有效的淡往往还和电视里NB人物的访谈节目一样的扯法？为什么果儿明明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也知道她不打算让我得逞，她为什么不开始就说清楚，非得等到大家都上了床，老子已经叮昂昂昂，箭在弦上，燃眉之际，才来叫停呢？是何道理？


　　大家不开诚布公的直接后果，就是误会，误会，大大的误会。很多青年才俊，包括王亡，都有这种经历——劳神费力，请女孩子吃了饭，兜了风，回了家，看了电影，准备收获时，才发现原来是个烈女。这种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好像在中关村跟着抱孩子的大姐走了好几公里，钻胡同躲警察，买了几张封面惹火的毛片，拿回家一放却是张学友的演唱会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亡欠缺逻辑思维的脑袋是永远想不明白这个跟不对称信息有关的博弈论问题的，他理想中的男女都开诚布公的大同世界也永远无法来临。


　　我为他难过。


　　我们俩人在他家19层的阳台边上，坐在两张硬硬的明清中式椅子上，在茶几上泡上功夫茶，看着落地窗外血红色的西山。王亡在椅子里面不时扭动着身子换着姿势，为了让他那灼热而刺痛的部件能够有一个合适的休养姿态。我觉得不管王亡如何诋毁我学妹，他的老二还是应该感激她的，为王亡忙乎了20年，终于可以休息一阵了。

看书问道

　　我凑在阳台上那个70倍的单筒望远镜前头，观测着这个庞大的居民小区，望远镜是王亡有一次去塘沽洋货市场买来的。大部分窗口是黑乎乎的，有的开了灯，但没有什么有趣的场景。用望远镜观察别人的生活，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人可以过如此无聊的生活而不自知。你会看见人在客厅和卧室之间晃来晃去，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东看西看，收拾东西，发呆，看电视，换衣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幸好我无法用望远镜观察我自己，不然我会羞愧无地。


　　我拉着一个人的手，行进在黑白色的机耕道上。我对她说，快跑！快跑！不然就不行了！


　　一辆奥拓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司机探出头来，原来是王亡，王亡说上来我捎你们一段！我摇摇头说，不行，人家不让捎！王亡说，那我就没办法了，他“呜”地一溜烟就跑了。


　　我拉着她的手，说快跑！不然就不行了！一个人蹬着趴耳朵从我们身边过去，蹬车的人是周局长。周局长呵呵地笑着说，杨总，上来我捎你们一段！我很生气，说，不是跟你们说了是不让捎的吗？周局长说那我先走了，他就骑着趴耳朵消失了。


　　道路通过幼儿园的厕所，我看见几个女老师坐在长木板上，长木板挖出一个一个的圆洞，女老师就坐在圆洞上，屁股白白的露出一截。我觉得有点憋尿，但是脚步没停，我没时间撒尿，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门口的女老师原来就是三百块，她一边大便，一边对我说，你先坐会儿，来，这儿。她拍拍身边的黑黑的圆洞。我生气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你们不知道来不及了吗？


　　我得意地拉着人从三百块身边的圆洞钻了进去，他们肯定猜不到我会从这里跑。我继续在道路上奔跑，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咚咚地。我手里的手越来越重，我觉得拖不动她，我很绝望，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对她说，你快点啊！快点啊！


　　我回头看她，她是方文的母亲。她用鄙夷的神情看着我，手里挥舞着一把剪刀。


　　我从梦中惊醒，或是被隔壁虫师母的呻吟唤醒？我满身大汗，如同虚脱一样，久久不能动弹。我僵直地躺着，努力地呼吸着，等待血液从心脏一点一点地流回我的肢体。我的脑子打着哈欠，费力地记录刚才的梦，我要努力把它记下来。我在不清醒的时候总有一个妄想，我能写一本很好看的小说，而且还不费什么劲，我只要把我做过的几百个梦都记下来，应该就很好看。这个设想是不错的，可是实施起来却很有难度。据我的经验，精彩的梦大多在半夜惊醒之时，这时你很累很困，满身虚汗，要记住故事，并且抗拒再次入睡的疲倦，是很难 的。


　　我好歹记住了一些梦境，我很快发现，人在梦里也不是毫无边界的，翻来覆去就那么些花样。都是黑白的，都是有方文的；只有视觉，没有其他感觉；全是熟人，不会出现陌生人，真没创意。还经常重复，一些最典型的意象三天两头就出现，让我对自己的创造力彻底灰心。我经常梦见一条长长的虫子缠住我的生殖器，我不敢动它，一动它我的生殖器就会疼，但不是真疼，我在梦里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但我能真切地感受那种焦虑：我不能动它，会疼。可是我又不舒服，我又恶心，我又想把它弄掉。可是不行，会疼的。我把T恤衫领子拽开，往下看着那条缠满我生殖器的虫子，绝望得不行，不敢动弹。直到我醒来，我还是僵直地躺在那里，久久不敢动弹。直到醒来，我还一直在心里嘀咕，不能动，不能动，会疼的。

看书问道

　　经常出现的还有排泄物，这真让人丧气。午夜梦回，梦醒时分，脑子里却是一堆大便，真叫人烦。我不能详细地描述它们在我梦里出现的方式，我不喜欢它们出现的方式，但我控制不了。有时我从噩梦中惊醒，觉得做了一个无比曲折，精彩纷呈的梦，不记下来太可惜；我昏头昏脑地拉开台灯，摸到床头的笔，写了些东西就又睡去了。等我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在纸上只写了一个字：屎。


　　阮质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喜欢给人释梦。他那半吊子的解析理论，自然是伪科学，却很有娱乐价值。几天以后在我心情畅快的时候，阮质替我分析了一遍。


　　被追赶，代表焦虑。这还用你分析。


　　王亡要捎我，被拒绝，说明我不认同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和一辆破奥拓一样让我瞧不起。


　　同理，周局长的生活方式也让我瞧不起。


　　幼儿园老师是我从小意淫的对象，代表我想干的女人；三百块是我实际霪乿的对象，代表我能干的女人。


　　排泄物代表黄金，是财富的象征。说明我想钱，爱钱。也有更庸俗的解释说是消化系统不好，没意思，不取。


　　方文母亲的出现跟恋母情结有关。


　　阮质端着啤酒，指着我的梦境，轻蔑地说，你做的梦没别的，就是钱和性。而赚钱也是为了优生，所以也是为了性。你丫什么都没梦到，就梦到了性。


　　是吗？我就梦到了性吗？我的性欲有那么旺盛吗，值得三天两头变着法儿地表现？


　　隔壁虫师母的呻吟从阳台绕过来，忽高忽低，婉转悠扬。离婚症候群让他们性欲勃发，重新变成不知餍足的少年，欢爱不舍昼夜。虫师母横跨三个八度的欢快呻吟，以专业美声训练的穿透力，和解构的激情，让压在我身上的噩梦渐渐地稀释和老去。


　　我躺在床上，透过窗帘，看到微明的晨光在柔和地显现。碎花窗帘的右下角，是我盖的欢喜佛的图形。我盖着白色的被子，身下是白色的床单，枕套也是白色的，是两年多以前方文到北京来看我的时候，嫌我的床上用品太乱，她去买的。那时她已经跟我“真正”地分手，只是来看一看我而已。她呆了三天，就走了。这床单的角上，我看不见的地方，也有一个欢喜佛，她买来那天我盖上的，现在因为洗了很多次，早已经看不清了，成为一团红色的疑云。


　　我觉得孤独，没有任何指望。我靠在一只枕头上，半躺着，抱着另一只枕头，像女人一样哭泣。我的泪水顺畅地往里往外流着，在枕头上洇出痕迹。我的鼻咽部冷笑一样地抽搐着，和泪腺合二为一，全体湿答答的，不能自己。我和所有善于哭泣的女人一样，把纸巾盒拿到手边，一张又一张地拽出来，擦拭后捏成一团，扔到地板上。我的哭泣没有声音，昏暗的房间里，只有虫师母的呻吟在回荡。

看书问道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等待着。


　　“喂？” 柔软滑腻的声音在耳边传来。


　　“你老公！” 我说道。


　　“你怎么这么早打电话？我才刚刚起床。”


　　“我做了一个梦，挺逗的。我拉着一个人到处跑，急得跟SB似的，结果最后发现我拉的是你妈，给我吓坏了。”


　　“那你又凑了一个了，梦!” 她说。


　　“小说是没戏了，做梦时候觉得挺精彩的，写下来一看什么都不是。”


　　“嗯。”


　　“虫老师跟虫师母在莋爱呢，你能听见吗？” 我把话筒往阳台那边偏了偏。


　　“听不见。”


　　我们在电话里常常会有大段大段的沉默，两人就跟那儿拿着电话，什么也不说。交谈和沉默，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举着话筒，知道她在那边也举着，这就是我惟一能够和她厮守的方式了。


　　“今天是你生日哎，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要办好多手续，事儿挺多的。”


　　“我口渴。我想亲你，方文。”


　　“你怎么啦？”


　　“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快三年没有亲过人了。我跟乱七八糟的女人上床，就是一个都没亲过。要是我们俩真完了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接吻了。也挺惨的啊！”


　　“你应该找个女人结婚。”


　　“我上哪儿找？上酒吧里找？到小广告里找？”


　　“你太绝对了，杨想。其实我觉得没有坏女人，没有哪个女人是坏女人。哪个女人不想结婚呢？哪个女人不想好好过日子呢？”


　　“你想结婚吗？”


　　“我想。”


　　“对啊，你今天就28了。你男朋友对你怎么样？他求婚了吗？”


　　“你别问了，杨想。”


　　“我后来老想啊，我其实很早就爱上你了。其实你在高中班会上唱《又见炊烟》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只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初中的时候看到你在操场上练跳高，我就爱上你了。”


　　“你别说了。”


　　“后来我还想啊，我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我在你家窗口上看到你穿背心躺在床上，我就爱上你了，只是我那时候不知道。我最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不知道我爱你，总是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总是你离开了我才知道。我为什么就这么弱智呢？”


　　“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说这些了？这样我们两个人都没法正常生活，我们应该让这些都结束了。你去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都好好过，好不好？”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就是不能在一起？”


　　“你还不明白吗，杨想？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我想过平凡的生活。我想结婚生孩子，不要折腾，不要大起大落。我不想老是心悬在半空中，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每天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我害怕不确定的生活，我害怕未知的生活。你跟我太不一样了，你总是有各种梦想，总是对现实不满意，你永远都在改变，一刻都停不下来。我觉得很累，我受不了！” 她说道。

看书问道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我能做一个那样的人。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不过，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我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在家做饭，带孩子，我还会拖地，我天天在家陪着你，你写论文我就在边上看书，你看书我就去叠被子放洗澡水，嫁给我吧，方文，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你就是这么极端，我要的不是这些形式，我要的是心里的一种感觉，一种觉得自己的


心是放在胸腔里头而不是悬在嗓子眼的感觉。这种感觉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你知不知道你在外面通宵打麻将，我一个人躺在家里是什么感觉？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去做B超是什么感觉？你知不知道我在卫生间里一边偷偷地查你的传呼一边哭是什么感觉？你知不知道同事问我脸上的印子是怎么摔的我是什么感觉？你从来没有给过我安全感，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指望不上。你跟我天天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孤零零的，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爱人。这样的日子我却整整过了四年。”


　　她用平静而柔和的声音在我耳边诉说着，仿佛在诉说别人的往事。她从来没有给我说起过这些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我们分手以后也没有。她的声音和她在电台主持晚间节目的时候一样，光滑细腻，讲述着平凡生活中那些不足为奇的小事。我是她的一个听众，在寂静的午夜，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听着她的节目。我听见她放的那首《拇指姑娘》的背景音乐，若隐若现地流淌着，从我们朝夕相处的岁月缓缓地袭来，从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缓缓地袭来。我看见方文就坐在一片树叶上，穿着白衬衫和长裙子，眼神空洞地看着远方。浅浅小溪，流向远方，小小姑娘，顺流而往。树叶是船，她没有桨，水向何方，她向何方。


　　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挂上电话的，窗外天光大亮，隔壁男欢女爱的晨曲也早就停止了。我起床，到卫生间洗脸刷牙，刮胡子。剃须膏用完了，我把香皂抹在脸上，用刀片比画着，好几次碰到了自己的颈动脉。


　　梳洗毕，穿好衣服，出门。车就停在楼门口的路边上，我拿着手包上了车。电话响了，老汤打的，他告诉我几个台湾人要来谈今年的代理合同，我看了看表，跟老汤说我马上就到。


　　从明光村的元大都城墙往北，我开着车上了学院路，正是上班时间，有点堵车。我带上墨镜，开着空调，吹得自己打了几个喷嚏。没有开音响，车里只有空调低低的风声。


　　过蓟门桥，学知口，到了四环边上，我往左并线，到了左转道上，运气不太好，我前面一辆车刚过去，红灯就亮了。


　　我就在路口那儿等着，脚踩着刹车，没有拉手刹。等绿灯一亮，我就可以迅速地左拐，进四环，过大拉槽，到公司去上班。

看书问道

　　但是我的右脚忽然松了，车自然地启动。我的右脚踩到了油门上，踏了下去，双手急打方向盘，车“呜”地一声低吼，我就从几列等待左转和直行的车阵面前驶了过去，右转上了北四环，向东疾驶。


　　我在几条车道之间来回并线，穿花一样地行进，速度很快。不甘心被超被别的车在我身后愤懑地按着喇叭。我从来没有超过这么多的车，从来没有如此蔑视交通规则。朋友们都知道我开车是很面的，连女孩子都说，坐我的车就想睡觉，这当然不是什么夸奖。平时，我经常因为不愿意超车，就跟在大卡车的后面走很长的路，但今天，我体会到了别人说的“雨刷”的感觉。我的车头紧紧贴着前面的车，在它身后左右晃来晃去，像个雨刷一样，稍微逮着机会，就猛踩油门超过去。摁喇叭你就摁吧，老子开的要是坦克早把你压瘪了。


　　从上机场高速到把车停到首都机场的地下停车场，大概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收费站耽误了好一阵。我下了车，从楼梯走到了地面上。


　　大概因为刚刚从地底下钻出来，觉得阳光刺眼，我连忙带上墨镜。地面很烫，往远处看去，路面在热气的扰动下变形扭曲，像是真的被融化了一样。


　　我走进候机大厅，到了柜台前头。最近的一班客机是川航的，图154，我犹豫了一下，买了票。图154给我留下过可怕的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坐飞机回成都，坐的就是图154；刚回家没几天，就从新闻里看到那架飞机在上海附近坠毁了。事实上我没有证据说明坠毁的飞机是不是我坐过的那架，但我强烈地觉得它就是，或者说，它应该是。


　　办完登机手续后我百无聊赖，在小书店里逛起来。四分之三的书是教人如何挣钱的，或者，教人如何获得挣钱的素质和本领，这类书主要是穷人写的。四分之一的书是教人如何莋爱的，这类书主要是女人写的。也许有的穷人通过教人挣钱变成了富人，可是女人通过教人莋爱，能变成什么呢？


　　我坐到了飞机里面，人不是很多，我很方便地在最后一两排找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当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的时候，我的心中幸福安宁，如同福音在歌唱。


　　飞机在平流层上安稳地飞翔，俄制飞机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噪声和颠簸，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拉起小遮光板往外看，云海的景色永远壮丽动人。我小时候爬过家乡附近的山，有一座叫九峰山的，有三千多米高，我在那山上第一次看到了云海，我还记得自己目瞪口呆的模样。任何无边的事物都是美的。


　　我坐飞机老是担心，这跟我的强迫症有关。我习惯于考虑各种极小概率的可能性，并且忧心忡忡。我担心飞机会掉下来，我担心得很。我不愿意靠窗户坐着，觉得那儿比过道危险；我讨人嫌地提醒周围的乘客把手机和一切电子设备都关上；我的安全带从来不解，除非膀胱要炸了，我坚决不上厕所。我老是用手扒拉舷窗周围，担心密封不够严密，担心那两层薄薄的玻璃无法承受飞机内外的压力差，为什么不干脆给封死了得了？还开什么窗户，到底是安全要紧还是看风景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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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每次一上飞机就开始回忆往事，从小想到大。我心潮澎湃，茶饭不思。我含着泪把空中小姐递过来的饭盒推到一边，都什么时候了，还吃？我悲天悯人地看着那些忙忙叨叨，浑然不知大难临头的乘客。你们要死了呀！你们要死了不知道吗？还吃，还拉，还打瞌睡。在飞机真的要坠毁的时候，我还来得及做最后一次自慰吗？据说是不行，据说，在飞机解体或者高速坠落的时候，里面的人都已经昏厥了。就算那时我还清醒，多半已经手脚不听使唤了。呜呼。


　　但是今天很奇怪，我什么都没想，傻呵呵地东看西看，把那本《四川航空》的杂志从头到尾看完，吃了点心，喝饮料，上了两回厕所，还跟一个空姐开了几句玩笑。我放下靠背半躺着，觉得阳光温暖，浑身舒适。


　　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上空盘旋着，缓缓地落了下去。这里当然是阴天，但是温度并不低，地面温度三十二度。我随着人流走出接站口，那么多人举着牌子，急切地望着出来的人们。在我一度曾经有过的幻想之中，他们举的牌子可不像现在这样，写着“冶金部研究院”或者“蓉新泡菜洽谈会”，或者“张大勇的姐夫”，“小健”什么的；在我理想之中，我走出一个人头攒动的甬道，眼前灯火辉煌，看见几个颜色各异的牌子，被面目不清的人举着，上面写着“救赎之地”，“地狱”，或者“如果”，或者“眉毛”，那才是惬意的旅程。


　　已经过了中午，我没有吃饭，上了一辆出租车，往城里驶去。不久，眼前又出现了熟悉的街道，摊贩，市景。飞机这种高速的搬运工具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荒谬感和间离感，想想几个小时以前，我还在北京的街头奔忙，而现在，我已经在几千公里以外的红绿灯下堵车了。我绕着地球表面的测地线，移动了它周长的二十分之一，因为在二十分之一个大圆以外，我要去找人。


　　出租车绕着大学的围墙转了大半圈，经过了我以前常去的茶馆，经过了我和方文吃饭的小饭馆，一起看通宵录像的放映厅，和她一个人喝光了一瓶葡萄酒的酒吧。她好像就躺在酒吧外头午夜的台阶上，怎么拉都拉不起来，嘴里喃喃地说着，我不起来，你对我不好，你对我不好，我不起来。她又坐在录像厅的椅子上，一边看着录像，一边用手揉捏着我的耳朵，让我昏昏欲睡；她还和我手拉着手走进破陋的街边卡拉OK，拿起话筒，对着二十一寸的电视屏幕唱歌，她的歌声明亮清澈。我们在街边的小摊上买菜，她和小贩侃价，我不耐烦地在边上等着；我们在烧菜馆吃了竹笋烧肉，土豆和萝卜汤，心满意足地走出来，牵着手，一人举着一支削好的菠萝，边走边吃。在那些永远窄小杂乱的街道里，我从出租车的窗户往外望去，看见了一对对的情侣，自由自在地游荡。我知道我只要睁大眼睛，就可以看见我和方文的身影，自由自在地在游荡，但是车开得很快，那些身影匆匆就过去了。

看书问道

　　这栋研究生楼有些奇怪，下面有个简陋的大厅，可能是因为上面有些房间也作招待所用。我径直走到五楼，敲了敲503的门，没人。我看了看表，12∶45。我走到楼下大厅，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长椅正对着楼门，可以看见走进来的人。这时候进出的人很少，午饭的时间应该已经过了。


　　我伸直双腿，把两手靠在扶手和椅背上，找到了一个舒适的姿势。这栋楼里住的主要是女研究生和教师，我看着她们在门口进进出出，就开始照人头数数。这样做的结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我觉得很困。一上午的折腾让我感到很疲乏，我的眼皮变得很重，身子也哆嗦了一下。我连忙晃晃脑袋，使劲眨几下眼睛。


　　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我看见方文和一个女孩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黄色的无袖上衣，和一条白色的裙子，她的胳膊和脖颈露在外面，优美动人。她还是那么健康美丽，和岁月毫无关系。她和同伴的手里都拿着饭盒，可能是去食堂吃饭回来。她们笑着在说话。我在半睡眠状态中看见了她，我无法分辨这是又一次做梦，还是别的什么。于是我就跟自己以前在梦里做过的一样，告诉自己说，无所谓，你就当是真的，反正你又不损失什么。


　　方文最开始并没有看见我，是她的女伴冲她努了努嘴，她才望向我这边。她有些迟疑，好像不太相信，她毕竟已经两年多没有见过我了。等我从椅子上坐起来，准备向她走去的时候，她才对女伴笑着说了句什么，然后两个人飞快地跑上楼梯消失了。


　　我苦笑着摇摇头，她还是这么不讲逻辑。你跑到五楼就能躲开我吗？女人啊。我一步一步地沿着楼梯走上去。


　　门上的帘子肯定是她的，又是一张蜡染的布，靛青色的基调，不明所以的图案。撩起帘子，我敲了敲门。门开了，她站在我面前，眼睛低垂着，脸上有细细的汗珠。她的辫子还是像个问号一样挂在肩膀上，用一根花花绿绿的带子系着。明黄色的无袖薄衫使她的肌肤显得白皙滑润，和我无数次在梦里触摸的一模一样。


　　“生日快乐！” 我说。


　　“你怎么来了？” 她同时说道。


　　她转身走进房间，我也走进去。房间里有两张床，她走到一张床边上坐下。窗户外面光线很好，蝉声阵阵。她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自己的手，无意识地伸展着手指，指关节虽然伸展得超过了一百八十度，但给人的感觉却是直的，很直很直。


　　我把那个蛇环从脖子上解下来，用衣服轻轻地擦拭了一下。两条互相吞噬的小蛇柔美地绕成圆环，热烈地追逐着闭锁的命运。如哽在喉，如人饮水，如胶似漆，银质的躯体有的地方有些发黑了。


　　我把它递给她，说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我说要送给你的。”

看书问道

　　“啊！” 她轻声地叫起来，用手抚摸着那个蛇环，认真地看着。她从来就喜欢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小玩意儿，她和神秘的世界有天然的联系。


　　“你到美国买的吗？” 她问道。


　　“不是。我在贵州买的，是苗族人做的。”


　　“奇怪，怎么会跟印第安人做的一样？” 她皱着眉头，把那个银饰举在空中，对着窗外看着。我不知道她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想到什么，但肯定是跟我不一样的。她绝不会像我一样去想像苗族人和印第安人有什么人类学上的联系，她的脑子是跟我完全不同的。


　　“你要杀我！” 她笑着说道。


　　“对！” 我点点头，将她从床上拽起来，拦腰抱住，去亲吻她。她慌乱地躲闪着，身子向后仰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我的嘴唇还是碰到了她的，碰到了她湿润的嘴唇。我用一个长达三年的吻宣布了我的胜利，她颤抖着停止了反抗，将柔软的舌头交给了我。


　　在电视里，失意的议员和妻子住在幽静的湖边。议员对于投入新的生活毫无兴趣，沉湎于回忆之中，妻子苦口破心地劝慰他。他们的屋子外头有个小码头，可以跳到湖中游泳，也可以开着一艘小快艇出航。妻子经常穿着白色的泳衣去游泳，身材姣好，姿态美妙。议员童年时有个暴虐的父亲，和其他俗套的电视剧一样，他父亲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有一天晚上，议员起床，烧了一壶开水，要冲咖啡。但是他却走到了几盆花面前，把开水浇在花上，然后，提着水壶走到了熟睡的妻子跟前。电视剧在这里的处理是比较有趣的，它有两个开放式的结局：一个是，议员用毯子和开水杀死了妻子，把尸体包在毯子里面，放到快艇上，然后驶到黑漆漆的湖面深处，用铁镐凿开了船底，快艇就带着妻子的尸体沉在湖底某个地方，议员再游泳回到了家中；另一个结局是，妻子深夜起床，看到了议员怪异的行为，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坐船逃离，但是风高浪大，快艇翻覆在湖中沉没。追求悬念有些走火入魔的编导还不甘心，变本加厉地告诉我们，议员也许有梦游症，也许记忆紊乱，总之，究竟是他杀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出了事故，议员自己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他手里拿着一枚印第安人的银饰，不知道是妻子忘在家里的，还是他从妻子的身上扯下来的。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议员不知道，编导不知道，观众也不知道，所有活着的人都不知道，只有那两条蛇知道。


　　我陪方文在学校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收拾好东西，呆了两天就出发了。我本来劝她辞职的，但她不，她说她不能相信我。我说你还要这个工作干吗，以后我们就在北京生活了。她说，我们将来在哪里生活，或者我将来在哪里生活，你将来在哪里生活，只有天知道。

看书问道

　　哐当哐当的火车车厢在黑暗中穿越秦岭，一会儿进入隧道，一会儿走过桥梁。我们两人坐在卧铺车厢的上铺，斜斜地靠着。上面空间很小，直不起腰来，我靠在被子上，她靠在我身上，身体随着车厢晃动着。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星星点点的灯火，在落差极大的山谷中间闪亮着。


　　“每次都是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对我好，你都习惯了。不管你对我怎么样，你一找我，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我就感动了，就又跟着你跑了！” 她幽怨地说道。


　　“这次不会了，老婆。这次我要对你无限好，让你受不了，让你烦，让你求我不要对你这么好！” 我说道，一边捏着她的头发，在手指上缠着圈。


　　“哪次不是这么说？每次都是，头几天好得很，过不了两个星期就原形毕露了！” 她说道。


　　“这回不一样，我人生观变了。” 我说。


　　“对，我们俩的信仰还不一样。” 她说道。


　　“咱们家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互不干涉。” 我说道，“还有什么问题，一并提出来！”


　　她笑了，说道：“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你说的这些话都不算数，可我还是要相信呢？”


　　“因为你爱我。”


　　“不是。是因为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是真心的。虽然将来你说另一些话的时候，也是真心的；但是——” 她扭头看着我，黑亮的大眼睛反射着光线，眼波似水，如同月光下的池塘，“但是，我爱你。” 她低声说道。


　　“我们过一辈子！” 我说。


　　我稍微扭扭头就亲到了她的嘴唇，无声地亲吻着。


　　车厢里的灯光都灭了，只剩下一排昏暗的地灯。火车在秦岭中间穿行，哐当哐当的声音催人入眠。从前，人们穿越这些山谷和山峰，需要搭设险要的栈道，在悬崖的腰间盘旋，栈道上长满了青苔，湿滑碧绿，稍不留神就可能摔下万丈深渊。人们扛着各色行囊，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云雾中的人行道上。总是有人不见了，有人在旅途客死驿站，有人擦肩而过未及相认。千尺深的谷底如果可以发掘，总该可以找到几封笔墨洇湿的书信，一两缕没有穿上身的亚麻布片，散碎银两，青花瓷器若干。


　　不，不必，我不必先伤怀才可以感受幸福，那是悲观主义者最后的领地，我犯不着。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谁都知道，此刻我很幸福。我敢于和所有的幸福比较，和所有的幸运儿比较，但又不屑于比较。我老婆躺在我的怀里，有什么可比的？嘁！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