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就像没有明天

看书问道

　　我又给老头桌上的小功德箱塞了20块钱，走出庙门。老邝和三陪甲三陪乙站在一起，眉飞色舞地聊着。跟他们一碰，发现本求签团还真是大吉大利之团，老邝是上上签，两个三陪一个上上签，一个上签。三陪甲高兴地说，我有贵人相助哎，怪不得最近我碰到的客人都挺好的，杨总邝总，谢谢你们啊，要不是你们带我来，我还不知道自己命这么好呢。我说你还是谢谢老陈吧，他才是贵人。三陪甲说是是，我明年发了财要到这里来还愿。


　　陈处从庙里走出来，脸色阴沉得像拖布。他高大的身躯佝偻着，拖着脚步，走到大理石栏杆边上靠着，看着山下陡直整齐的台阶。这大庙建在几百级台阶的顶端，在形式上就具有了使人愿意为之跋涉的尊严。台阶上一群一群的旅游者正在往上爬，带着帽子的，拿着矿泉水的，抱着小孩的，形态各异的众生。三陪甲不识时务地走过去问道，老公，你抽的什么签啊？陈处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山下。三陪甲讪讪地走回来，悄悄地对我们说，真有别的签吗？我还以为这儿都是上签呢。


　　我走回庙里，对摇签的老僧问道，刚才我那个朋友，大高个儿，灰西装的，喏，就是站那儿那位，他抽了什么签啊？老僧面有难色，说天机不可泄露。我往功德箱里塞了100块钱，说，师傅，我朋友的孩子生病了，我们陪他来求签的，很怕他想不开。老僧叹口气说，天有不测风云，你那位朋友抽了一支下下签，不过解签的时候，会给他指明化解之道。我说，师傅我求你件事，你去跟他说签拿错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又往功德箱里塞了5张100的。老僧为难地说，可是签是他自己摇的呀？我说，你就说签盒拿错了，让他重摇一遍。老僧说，这怎么行呢？我说，你看，他要是就在这儿自杀怎么办？老僧忙说阿弥陀佛。我赶忙又随喜了几张钱。


　　我站在庙门口，看见老僧走到栏杆边上跟陈处说着什么。陈处一边摇头一边摆手，老僧喋喋不休地唠叨着。陈处点头又摇头地，像是感谢又像是拒绝。过了一会儿，老僧无奈地回来了，对我摇摇头，说，你的朋友倒是知道随缘；倒是你这位先生，须知有果就有因，人力有时而穷。我说，谢谢你师傅。


　　一行人下山，一路无话。三陪甲三陪乙和老邝走在前面，我和陈处走在后面。快到停车场时，陈处忽然拍拍我的肩膀说，杨总，谢了。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下山，白天跟晚上不一样，能见度很好，但车比较多，会车的时候要很小心。空气干净，天色透蓝，山上的树像绿色的液体一样几乎可以流动。几句玩笑之后，车里的气氛缓过来了，陈处毕竟是有城府的人，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尽显老鸟本色。我和老邝也是善于烘托气氛之人，另外两个就更不用说了，三陪呢。还没到山脚下，我们的小车里面又是一片欢声笑语了。

看书问道

　　穿越晋中，直奔河北。在某个服务区休息的时候，我和陈处站在在外面抽烟。太阳已经落山，正对面的西边山脊处一片血红。在高速公路上跑久了，不但会丧失距离感，连时间感也会迟钝，只觉得很晚了，看一看表才六七点钟。我看着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汽车，感到有些冷。


　　陈处说道，你现在有盈利了吗？我说，盈利倒没有，但是营业额起来了。他说，有项目吗？我说有一个，跟以色列合作的一个温室鲜切花卉项目。陈处说，多大？我说第一期4 000万吧。他点点头说，你到时候拿过来，还有报表，我帮你看一看。你这种情况申请项目贷款有点难，可以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你能找到担保吗？我说可以找一家上市公司。哪儿的？他问。我说湖南的。他摇摇头说，外地的比较麻烦。你最好找本地的，要是实在不行只能找一家担保公司，让你这个上市公司给它做反担保。我说，我先跑跑看。


　　从山西回到北京，好消息来了，龚老师终于同意换法人了。这是双方的胜利，在长时间的僵持之后，理智占了上风。拖下去对大家的坏处显而易见：我这边没法经营。龚老师那边，他对公司经营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这帮人在干吗，虽然有老汤做眼线，但是财务方面的事儿，老汤也管不着；他要求开股东会，归总拖着不理；要走法律途径解决，他也有顾忌，对方是下三滥嘛。


　　回北京以后，我三天两头把台阶递到龚老师跟前，执弟子礼，放软话，用知识分子喜欢听的最难听的话诋毁归总。龚老师哼哼哈哈地，最后终于松了口。我再三感谢龚老师的大度和心胸。


　　在换谁做法人的问题上，归总和陈若愚发生了一点分歧。陈若愚的意思是让我做，让我对这个公司真正负起责任。归总坚持让陈若愚做，理由是我是他介绍的，他应该放心。陈若愚明知归总是往他身上又套了一道绳索，但又不能推辞得过于坚决。最终法人代表这块烫手山芋还是落到了陈若愚的头上。他悻悻地对我说，这下你这个总经理算是坐稳了，谁要换你先得把我换了，不然我哪儿放得下心啊。


　　我意气风发，没有束手束脚的牵绊，现在可以真正干点事了。


　　所有事中，最重要的是人事。


　　“他不是个做事的人。学校里那套东西吧，比官场上那套更虚伪，比社会上那套不实用，所以跟你们比，他没戏。”


　　能相信这是老汤对龚老师的评价吗？是啊，他确实就这么说了。不光这么说了，还有更难听的。


　　“总觉得自己是个技术型官员，什么都懂，什么都想发表意见。其实狗屁都不是，听说当初提博导的时候，有个硕士生出来说他抄袭论文，费了好大劲才摆平。总之就是不学无术，然而平步青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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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没办法，学校里就得这样，你必须要站队啊，不然根本没前途。我跟他算是跟错人了。”


　　“悔之晚矣。他在学校里势力也不怎么样，我当初要是跟别人走，早就提教授了，也不用出来瞎混。”


　　我不动声色，“嗯，嗯”地听着老汤痛骂旧主，心里觉得好笑。我并不相信他说的话，而且这个人如此墙头草，足见不是什么角色。但正是对他的蔑视，让我觉得，他这人，作为一个工具，还是可以使用的。毕竟他专业上很有些想法，也有一些资源，就让他当常务副总经理，负责业务。我把主要精力放到资本运作上。


　　我有一个老同学，在中关村干了很多年，什么都干过。最近一两年一直做计算机配件生意，量做得很大。几个月以前我跟他聊过我公司的事儿，最后两人是一拍即合。我的公司不是没业务，没销售额吗？他那儿却是大量的销售额要么因为逃税要么因为是走私货，见不得光，每个月有一大堆烂账要做。我找了几个有关系的公司，让张会计天天拿着支票本穿梭于各银行之间，把B大环科的销售额做了起来。从每个月三五百万到七八百万，这样下来我一年营业额可以到七八千万。把利润做得很少，这样只需要交些增值税和少量附加税，没多少钱。我一年花几十万块钱，就可以把B大环科打扮成一家年营业额近亿、虽然尚未盈利、但前景良好的高科技公司。到一定时候，再让归总拿点钱，把利润做起来，股份制改造完成，公司就可以谋求上市或者整体部分转让了。这些做法并不是我的发明，稍微有点资本市场理想的科技公司老板，要在原则上了解这些做法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你会不会去实施它。


　　虫师母在弹钢琴备课，虫老师和我在边上聊天。虫师母在练习《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翁倩玉唱的，她边弹边唱：“爱是LOVE，爱是AMOUR，爱是RAK，爱是爱心，爱是LOVE……”


　　虫师母唱完一遍回头问虫子：“你帮我找的CD呢？我都跟学生说了！”


　　虫子忙说：“哦，对！”他走到外面客厅拿了一张CD过来，对我晃了晃，“NB吧杨老师


？我让我老婆教小孩儿听SCORPPINGS！蝎子！”


　　“NB啊！” 我说，“学校让教这个吗？”


　　“音乐欣赏可以，”虫师母说，“那帮小孩儿还挺喜欢摇滚乐的，但我不能天天放这个。”


　　“就该天天放！” 虫子说，“什么叫音乐？你们教的那不叫音乐，叫政治。都什么垃圾？”


　　“闭嘴！”虫师母转身弹琴又开始唱“爱是LOVE，爱是AMOUR……”，虫老师就三度五度地在她老婆的声部上乱加和声，听起来倒是别有一番韵味，中学音乐教师及其丈夫的合唱：“爱是LOVE，爱是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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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老师有幽默感，我认为这跟他几乎是个死人有直接的关系。他全无欲望，全无生气，他的惟一理想就是赶快捱过这倒霉的一生。他随时就斜靠在死亡的灰色矮墙边上，面带苦笑地看着自己和别人的人生。除了等死他无所事事，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发现人世的可笑之处。他的视角很独特，是从棺材里面往外看的，这让我越发相信幽默和死亡有内在的联系。在我们大呼小叫地看世界杯的时候，他会走过来说，里瓦尔多的脸怎么长得跟猪腰子一样？他又走开，嘴里嘟哝着说，里瓦尔多的女朋友亲他的时候肯定就跟啃西瓜一样。


　　虫师母备课完毕，起身盖上钢琴，说：“你们出去我换衣服！”


　　我和虫子在客厅里坐着，看着虫师母打扮停当，准备出门。她穿着刚到膝盖的短套裙，丝袜高跟鞋，身姿挺拔，嘴唇红润。“这骚蹄子，你他妈是去上课还是去约会啊？” 虫子骂道。


　　虫师母推门，一边说道：“晚饭你们自己吃吧，我晚上还要上吉他课。” 她“咣”地撞上门出去了。


　　虫老师穿着背心大裤衩斜躺在沙发上，胡子拉茬地，嘴里叼着烟。他的脸四四方方，鼻翼极宽，典型的闽人形象，粗粗一看是个凶神恶煞的大汉。他父亲是个高干，在各地当过官，是个热情精干的老人，却不幸有不肖子若此。看看这个儿子吧，不到三十岁的人，总觉得自己活够了，神经衰弱，厌恶工作、洗澡、运动、莋爱和一切需要动用神经的事，善于躺在熟睡的老婆身边，看着两人的结婚照自慰，完事后还干笑两声。强烈的社交恐惧症患者，不愿意跟任何不熟悉的人和亲戚打交道，被客户欠了钱不知道该怎么要，也就不要；没有任何主动改变生活的欲望，上班的时候就不想失业，失业的时候就不想上班。偏偏只干些没用的事，用电脑打打游戏编个曲什么的，总之他身上惟一还在活动的东西就是那只会拿鼠标的右手了。虫老师是“人生苦长”的坚决鼓吹者，著有打油诗曰：光阴易逝人难逝，青春苦短命苦长。


　　此刻这个“苦长派”——这是与“人生苦短”的正确思想根本对立的反动人生观派别——靠在沙发上，看到烟灰已经很长，左右一看没有烟灰缸，就顺手拿过茶几上一个杯子，把烟灰弹了进去。


　　“咱家还有没做过烟灰缸的杯子吗？” 我说。


　　“应该没有。不过可以算一下概率。咱家至少有10个杯子，假设我每天偶尔往杯子里弹3次烟灰……”虫子说着，被我打断了，我说：“30次。” “就算10次吧，”他说，“那么一年下来……”我说：“3年下来。” “那么两年下来，”他接着说道，“我看看啊，每弹一次，某个特定杯子不被弹到的概率是90%，两年下来一共弹7 000次，那这个杯子不被弹到的概率是90%的7 000次方，再乘以10，就是存在某个杯子尚未被烟灰弹过的概率。差不多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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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得着7 000次方吗，0.9的几十次方就是零了。就是说几天下来，还有杯子是干净的可能性就是零！” 我说道。


　　“也不能这么说，我总不会从碗柜里往外拿杯子往里弹烟灰吧！”虫子说。


　　“靠，你丫真讲卫生！”我打开电视，正好《正大综艺》的主题歌唱到尾巴上，翁倩玉优美的嗓音正在为高超的广告歌曲点题“……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我笑了，说道：“照你那版本，就应该唱，莋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


　　“还真是。还真是奉献，尤其是婚内莋爱。我靠，有时我真不想做！”虫子说。


　　“你什么时候想过？” 我问。


　　“我年轻时候。” 他说道。


　　“你老婆怎么样？最近没说你吗？好像最近没怎么听见她叫你‘洗澡’啊？”我说。


　　“我们好几个月没做过了。”


　　“她不说你？”


　　“她有男人了。”虫子说。


　　“你怎么知道？”


　　“她不会撒谎。五一的时候她说学校出去旅游，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就问她，你给我说老实话，是不是学校出去旅游？她说是啊。我一听就知道了，她这人撒谎都不会，真他妈笨！” 虫子说。


　　“那怎么办？”


　　“她要跟我离婚。”


　　“你们俩不像在闹离婚的样子呀？”我说。


　　“闹完了。闹了好几次了，可能她决心还没定，也可能那边还没搞定。”


　　“那你怎么办？等着她把那边搞定啊？”


　　“我能怎么办？”


　　“你想离婚吗？”


　　“我当然不想。”


　　“那我觉得你应该做点事情改善你们的婚姻。你看你这样子，又脏又没上进心，哪个女人能受得了你？你要是匹种马人家也就认了，偏偏你丫还是个性冷淡。我靠，说得我都想跟你离婚了！” 我义愤填膺地说。


　　“洗澡可以啊，我最近都一周洗一次了！莋爱也可以多做一些，正大无私的奉献！” 虫子说道。


　　“关键是你得让女人觉得跟你生活在一起是有前途的，是有未来的。我跟你说，你去注册一个设计工作室，你当法人兼总经理兼设计师，让你老婆当办公室主任。雇两个小孩儿，出去拉活儿，挣钱，陪客户吃饭洗桑拿，讨债的时候就派你老婆出马，两口子红红火火事业干起来，她就不会跟你离婚了！” 我说。


　　“那还是离婚算了！”虫子说道。


　　“你瞅你这副烂泥不上墙的德行。要不这样，你先把公司注册了，干不干再另说。你把那堆证件拿回来，营业执照正副本、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国税地税登记证、支票本、公章合同章人名章，往你老婆面前一放，丫立马傻眼，至少半年不敢跟你闹离婚！”我说。


　　“真的？”虫子听着来了点儿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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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你想啊，那是国家在帮你说服你老婆呀。国家机器说你有事业了，丫还敢顶嘴？我告诉你女人要的就是符号，那堆东西跟催眠术一样，到时候你就看吧，你老婆眼睛里头，‘事业’两个大字咕咚一声就掉出来。女人最受不了有事业的男人，比春药还管用！”我眉飞色舞地说着。


　　“春药就免了！现在我都受不了还春药。”


　　“你要有了事业，在事业上奉献得多了，在床上就可以奉献得少一点。我忙啊！我累啊！我应酬了一天了！要爱惜虫总身体！至少可以半年不莋爱。”


　　虫子若有所思地点着他硕大的头：“看来还真得注册一个公司。”


　　这时王亡敲门进来了，他拿着一个硕大的黑皮公文包，跟他平时的风格很不协调。但他脚上的敞口布鞋执著地提醒别人，甭管三流四流，老子还是搞艺术的。


　　王亡从公文包里掏出几张图纸，说道：“虫子帮个忙，这儿有一别墅，你给做一下室内设计。”


　　虫子拿过图来，粗粗看了看，说道：“700多平方米哪，还挺大的。”


　　我怀疑地问道：“你买的？”


　　王亡摇摇头说道：“我哪儿买得起？两万一平方米呢。”


　　他说他最近终于傍上了一个投资人，三天两头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转悠。投资人很有钱，但没做过电影电视剧，还需要做工作。王亡最近的主要任务就是先把人家心情给弄舒畅了，再图进取。别墅是投资人刚买的，王亡自告奋勇说有个哥们儿是专业设计师，可以帮他提两个方案，就把图纸拿到虫子这儿来了。


　　“预算呢？总得有个基本预算吧，才好做方案！” 虫子说。


　　“咳，你就朝着NB了做呗，预算应该无所谓！” 王亡说。


　　王亡说道：“给你们说件事儿，挺逗的。前两天我带着投资人和他几个朋友到一家夜总会玩，本来跟几个小演员说好了，到时候去陪陪他们，喝喝酒聊聊天，车马费人家肯定不少给。结果巧了，都到了夜总会，这帮小演员一个一个给我打电话说来不了了，给我急坏了，我跟那几个哥哥都说好了，说一定要让他们尝尝电影学院的妞儿什么滋味儿。我没办法，走到外面大厅里头，看见几个坐台小姐，长的还不错，就上去让她们跟我走，台费按平时两倍算，惟一的要求就是，她们得从头到尾，说自己是电影学院的。你们猜怎么着？几个小姐惊喜地说，你算是找对人了，我们就是电影学院的呀！”


　　我和虫子哈哈大笑，问道：“真的吗？”


　　王亡说：“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后来几个哥哥都很满意，还跟我说，电影学院的女孩子就是不一样，素质高。”


　　“高，就是高！” 我说。


　　“我昨天还碰到一个有意思的，” 王亡说道，“也是你们B大毕业的。我昨天先是在办公室，跟一个网果儿约好在西直门见面，那网果儿名字叫‘魅力女人’，我在西直门桥下面接上她，给我吓坏了，就没见过那么难看的网果儿。我把音乐开得很大，跟她一句话没说，到了阜城门她就下车走了。”

看书问道

　　“你这么能吃苦的人都觉得难看，那得多难看呀？” 我问道。


　　王亡摇摇头，一副不愿再回忆的表情，他说：“然后又见了一个，跟我回了家死活不让干，又送走。眼看十一点了，我急得不行，正好跟你这个校友聊上了，她叫‘苹果绿了’，我心想这可不是个果儿吗，自己都说了。三句两句约好见面，见面就回空中电影院——”


　　“进电影院就开干？” 我说。


　　“不，还有曲折。我一看是名校出身，长得还挺不错，就想搞点情调。问她看不看电影，喝点什么。没想到她立马就跟我急了，说你想什么我都清楚，那你就直说呀，干吗这么虚伪，喝什么可乐看什么阿巴斯？男人真TM没劲！”


　　我同情地说：“谁让你要找敝校毕业的女人？敝校毕业的女人，有点姿色的都变态你不知道啊？”


　　王亡说：“这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这些以前都是班花系花什么的，本来觉得自己秀外慧中，论长相比同宿舍同班的强，论学识比外头社会上的女人强，都骄傲得不得了。一旦进了社会，发现自己论长相不如那些真正的美女，论学识，谁他妈还看学识？所以一下子失落了，要么就出国，没出国的就心理变态。”


　　王亡点点头：“有理有理，你丫也不早说。她给我一通骂，我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觉得今天点儿也太背了，见了三个都没砸上。然后我就送她回去，走到四通桥下面，她问我，你说我说得对吗，你是不是就是想跟我上床？我说，是。她说，那你绕那么多弯子干吗？我最讨厌虚伪的男人。我问她，你到底什么意思？她就说，我本来以为一进你家，也不用废话，该干吗干吗，没想到你看着挺前卫，结果也跟那帮SB男人一样。我说那怎么着？她说不怎么着。”


　　“不怎么着？那又怎么着？” 我问道。


　　“还能怎么着？就又开车回去呗。这回我吸取教训了，一句废话没有。”


　　王亡平素有一个自封的绰号，叫“女研究生杀手”，用以概括他在搞女研究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据分析，这里的选择权主要在对方而不在他。原因首先在于目标人群的特点，凡女研究生者，生理完全成熟，姿色多不出众，思想往往极端，学校生活的单调平凡又使她们对于外界刺激具有强烈的渴望。女研究生又极清高，虽想搞，但让她去和卖汽配的搞一夜情，她是断断放不下这个身段的。故而跟有教养的成功人士，或者跟没教养的艺术工作者，成了女研究生发展网络xing爱的惟一选择。王亡是个伪装成成功人士的伪艺术工作者，他在女研究生群体中取得巨大的xing爱统计学结果，自然不足为奇。


　　“真不错，你学妹，身材佳来，口才好。我已经把你发给她了！” 王亡对我说。

看书问道

　　“又是‘我有个哥们儿’吧？你丫真他妈烦，那也叫发？我整个儿成为你的性幻想工具！” 我忿忿地说。


　　王亡尴尬地笑着，说道：“也算发了，也算发了。”


　　“发了？你把我电话给她了吗？” 我质问道。


　　王亡笑着，说道：“忘了忘了，我把她电话给你吧。”


　　王亡在床笫之事方面，乏善可陈，是最正常的那种，绝无创意。他惟一的嗜好是跟我有关的，偶然养成的，我称之为“我有个哥们儿”情结。有次他跟一个果儿上床，大概是因为我那几天一直逼着他给我发果儿，王亡压力太大，结果干着干着就跟人说起来了：“我有个哥们儿，才华横溢，长得也帅……想认识吗？” 那天也巧，碰上的正好是个放得很开的女孩，配合得天衣无缝：“想……啊……怎么认识……啊？”王亡就说：“让他也来……这儿……我们三个……一起……”对方马上提高了二十个分贝热烈响应：“好啊……你让他来……快……”两个狗男女拿我当筹码，浮想联翩，收获颇丰。


　　王亡意外地发现，这么一个简单的意象，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从此以后，他就乐此不疲了，“我有个哥们儿”成了王亡惟一喜好的性幻想，这与他缺乏想像力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件事情也随着次数的日趋频繁，它最初“发果儿”的慈善性质发生了异化，我被王亡无耻地形式化了，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哥们儿的道德价值，而只剩下一些符号学意义。不用想我都知道极度公式化的王亡会如何使用他的哥们儿：那桩事干到一半，他气喘吁吁之时，脑子里某个继电器啪地接通，王亡曰：“我有个哥们儿，才华，啊，横溢，长得，啊，也帅，介绍，啊，给你……” 我绝对相信他连词儿都懒得改的，每次都一样。习惯就是习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只是王亡的习惯未免太多了一些。


　　儿童节是惟一一个我每年都过的节日，我就是有这个习惯。习惯就是习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当然，小时候是大人给我们过节，幼儿园的老师会把我们脸上抹上粉，再在眉心点上一颗红红的圆点，让我们在唱“娃哈哈呀娃哈哈”的时候看起来的确像祖国的花朵。那个圆点有个奇特的名字，叫“妩媚花”，当时我自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叫；我只知道，长长的看不到头的一年之中，只有这么一天，我的额头上可以点上这么一个红点，所以我就很盼望。点上这个“妩媚花”的一天之中，还有很多别的快乐，比如蛋糕，唱歌，做游戏。印


象最深的是把头埋起来，让别的小朋友把你的铃铛藏起来，然后让你去找。藏的时候大家就唱着一首儿歌，是这样的：“小花狗儿睡了，小花狗儿睡了，把他的铃铛藏起来，看他知道不知道……”这首歌绝对拥有我无法理解的魔力，以至于有一次我真的就在小朋友的歌声中睡着了，老师叫我我才醒来。

看书问道

　　“妩媚花”在我的儿童时代一共点了几颗我已经忘了，现在看来，在你是儿童的时候，儿童节一般都是别人安排的；等到你可以安排这个节日的时候，你已经不是一个儿童。我比较变态，这我承认，我每年都要过儿童节。没有妩媚花，但我有别的节目，有时候我要喝两杯，有时候我要打两炮，有时候我要哭两声。是乏味，我知道这很乏味，但是替我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吧，一个老男人应该如何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


　　有意义的咱也不是没过过，读书识字之后，儿童节自然有了意义。我印象最深的是，同学们换上白衬衫蓝裤子，先去烈士陵园扫墓，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到县城惟一的广场参加公判大会。敝人那时小有官职，大概是个中队长，扛了面小旗，右手在前撑着旗杆，左手从背后绕过去抓着旗杆，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扛。可气的是方文那时是敝校的大队长，扛的旗面积更大，更红更猎猎，边上还有仪仗队，女孩子发育早，她还比我高，威风得很，看来我小时候懒得理她是很有道理的。这样的儿童节是否给我们将来的爱情投下了阴影不得而知，但从我们俩在施虐受虐游戏中角色的分配来看，也不能说全无干系。大队长就是大队长，中队长就是中队长，一点儿都含糊不得的。


　　各小学中学分块儿站好，前面台子上一干犯人就被押上来了。为了加强教育和震慑效果，所选犯人大多是罪大恶极从重从快的，死刑犯很多。犯人缩着头，被一边一个警察架着，后脖领里插着长长的木头板子，上面用毛笔写着什么什么犯某某某，再用红笔画个大叉。犯人自知末日已到，有的还能强自镇定，有的身体就一直往下滑，完全靠警察举着，脸上红的白的就流下来，裤子也湿一大块。我们就在下面看，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正午天气很热，老师也不怎么管了。我们起劲地讨论什么是弓虽.女干犯，为什么有的弓虽.女干犯要枪毙，有的又不枪毙；为什么男犯人比女犯人多，是今年枪毙的多还是去年枪毙的多。站在“六一”节的广场里，我们的白衬衫和蓝裤子被汗水打湿了，兴高采烈地看着台子上歪歪扭扭的犯人，只觉得天气很热，公判大会很好玩，犯人很奇怪，儿童节很有意义，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值得探究。


　　宣判完了之后就是游街，犯人被押上卡车，在县城里转一圈，然后拉到河滩上去枪毙。我们的儿童节活动就算完了，该回学校的回学校，该回家的回家。这时家长跟法院公安局有点关系的孩子就神气了，他们可以跟着大人，坐着车到河滩上去看枪毙犯人，我们叫“打脑壳”。“打脑壳”是很好看的，因为平时看见打枪的机会就很少，这回还是来真的。去看过“打脑壳”的孩子，第二天回到学校，都是很骄傲的，很有见了世面的风采，对其他小孩儿急切的提问，都是爱理不理的，最多是用不屑的口气回答：打脑壳嘛，有啥子好看的嘛。

看书问道

　　我有没有看过“打脑壳”呢？嗯，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我永远不会告诉你们，你们不用什么都知道。


　　在我和方文谈了四年恋爱之后这一年的儿童节，我们俩在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里面溜达。这里是诗人住过的地方啊，到处拉满了红红绿绿的纸条，大小颜色不一的气球。“欢度六一儿童节”的标语用一个大气球挂在空中，很有号召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欢度。欢度的具体方法就在绿树掩映的公园里，有儿童乐园，有打靶，套圈，骑马照相，猜谜，小吃，折价书。我和方文高高兴兴地往嘴里填着各种吃的，在公园里走来走去，欢度着。


　　我们俩手拉着手游荡，漫无目的，和其他的情侣看来没有什么不同。我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一条牛仔裤，无法复原儿时的模样，只是求个神似而已。方文穿着她那条“一张床单绕一圈在腰上打个结”的长裙子，和她喜欢的那件浅绿色衬衫，看起来跟儿童节没有什么关系，最多是个家长。我们神情亲密，情投意合。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看公判大会？” 我问道。


　　“记得啊！” 她说。


　　“你那时候是大队长啊，NB啊！你妈肯定给你开后门儿了。” 我说。


　　“才没有呢！” 她说。


　　“你去看过打脑壳吗？” 我问。


　　“没有，我不看。” 她说。我们俩躬着身子，穿过几根矮矮的树枝，我拉着她的手。


　　“你说我们都是怎么长大的？能不变态吗？” 我说道。


　　“那是你。别人怎么没变态？”


　　我们在一个照相摊前面停住，她说道：“我们照张相吧。” 我说：“干吗呀？我最烦照相了。”她说：“我们俩还从来没照过相呢。”我说：“毕业照不算吗？”她说：“当然不算。”


　　我们在花前标语下做出姿态，方文用胳膊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对着镜头挤出笑容。方文忽然问道：“北京人是不是都说茄子？”我说：“那是没文化的。有文化的都说SEX。” 于是我们俩人对着镜头说“S——E——X”，把我们的笑容留在了相片上。


　　我把那张一次性照片在空中甩着，看到两个人的影子逐渐在相纸上显现出来。美国茄子比国产的好使多了，我们的笑容看起来非常自然。穿着浅绿衬衫和长裙子的方文紧紧靠在白衣蓝裤的杨想身边，挽着他的胳膊，无比依赖。杨想很NB地直直站着，左边嘴角稍稍上撇地微笑，表现出对于照相和身边女人的宽容。


　　“金童玉女啊！” 我对方文说。


　　“臭美！” 她拿着照片，仔细地看着。她好像在研究一样，像在看着古代人的照片。古代人当然是没有照片的，但她的神情，给我的感觉就是那样，好像那张照片在显影一分钟以后，已经立即风干发黄，成为一件可资考据的文物，具备了一定的民俗学价值。她小心地把那张照片夹在刚买的一本《南怀瑾》里面，放到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