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子和刀子

飞雪

    这一切都是我们后来才晓得的，他的哥哥比他早三年下山、进城、打工。他生前做过的最后职业是清洁工，清洗玻璃幕墙的清洁工。这个工作要了他的命，当时他的身子正停留在33层的高楼外边，捆住他腰杆的绳子突然断了。金贵的哥哥从33层高的地方飘落下来，他飘落的时候一定就跟纸一样轻盈的。因为物理老师坚持说，物体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中，速度都是一样的，一团棉花，一坨铁，一个人，或者一张纸……都是一模一样的。唉，我但愿金贵的哥哥飘落到地上时，他没有痛苦，也没有血流出来，他仅仅是死了。


    保洁公司的老板，当然是一个屁大屁不大的老板，他提出只要王家不告到法庭去，他可以把金贵接进城来读书、生活、工作。金贵的父亲点了头，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再做清洁工了。


    我们问过金贵，你从小就是左撇子吗？金贵说，我波是左撇子，我波晓得啥子是左撇子。我割草、砍柴，拿牛鞭子……都是左手是顺手。


    金贵的话很少，当然，反正也很少有人来找他说话。他是一个憨头憨脑的的憨子。


    陶陶在公厕大战之后，就成了另外一个憨子。当然他不是真憨，他的憨是沉默寡言的憨，是河流被冰封了，天晓得下边在折腾什么的憨。他除了和阿利还能说几句话以外，对谁都不理不搭了，上课是径直而来，下课是径直而去。他和伊娃的关系也彻底断了，真的是断得彻底，两个人打照面，不是扭头不见，而是视而不见，就像她是一棵树、一把椅子，或者一张缺了腿的课桌。有一回课间休息，我亲眼看见伊娃泪眼汪汪地揪住陶陶的领口，她说，我就算是一张缺了腿的课桌，它也能挡挡你的道啊，或者把你撞一撞啊。我现在算什么，空气，风，还是水？你从我身子里穿了过去，又不留下任何痕迹是不是？


    伊娃的声音不大，实际上她的声音总是很小的，小得刚好能够让全教室里的人听清楚。果然，大家开始窃窃私语，并且用目光又把他们两人绑在了一块。我的脑子总是要比别人少根弦，我没有听出伊娃的弦外之音，只是佩服她真不愧才女的称号。我就对朱朱说，人家当怨妇也当得那么有文采，发牢骚也跟他妈做诗似的。朱朱听了，皱着两条细眉毛沉思了一小会，很认真地问我，她妈妈真是一个诗人吗？我愣了愣才回过神来，哇哇大笑，在她的脸上狠狠拧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假眉假眼的家伙，也学着搞笑了。但朱朱没有笑，好象还在沉思或者期待着什么呢。她说过她喜欢我骂她、拧她，但愿她不是故意说傻话来讨打。谁会认为朱朱是个神经病的女孩呢，她是那么漂亮，招人心疼，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怯生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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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才发现，朱朱恐怕是又装了一回胡涂了。因为包京生给我们提了个问题，伊娃干吗要骂陶陶从她身子里穿过去？我觉得包京生真是蠢到了头，我说骂架就跟打架一样，拣到什么就使什么，石头、刀子、妈的×，哪个还去多想为什么？但是包京生却挤了挤一只眼睛，很坏地笑起来，他说，别看你留板寸、穿皮靴，像个嬉皮士，可你还没长醒啊，你还是个没见过天的青屁股。他朝朱朱撇撇嘴，他说，你说对不对，小美人？


    朱朱没吭声。我看看她，她的脸都红了。我不晓得干什么她的小脸要假眉假眼地红，不就顶多是一句粗话嘛。况且陶陶对这句话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啊。


    那天，陶陶把伊娃的手从自家的领口上扳下来，再把她轻轻一推，她就一屁股跌在了座位上。伊娃就咿咿呀呀地哭起来，她是想用哭声来把陶陶圈住，可陶陶丢下她已经走了，哪管她在哭什么。


    这一次伊娃哭得细声细气，但又哭得意外的长，绵绵的雨水一样，不能让人惊心动魄，却把人搞得心烦意乱，永无宁日似的。就连上课的时候，她也在抽抽啼啼，没完没了。好在伊娃的哭声掌握得很有分寸，刚好在不干扰教学的范围内。泡中老师的涵养也真的是不一般，他们听见了也就跟没有听见一样。在泡中当老师，蒋副校长曾在广播里说过，第一是要涵养好，第二是要涵养好，第三还是要涵养好，我们泡中的老师，就是涵养最过得硬。这番话，蒋副校长在每年的教师节时都要重复好多遍。既表扬了老师，也讨好了学生。而宋小豆说过一句更为精彩的话，涵养不好早见鬼了。


    这还是陶陶转述给我的，宋小豆骂他，骂着骂着，就先后用双语叹息了这么一句。宋小豆说出来的那个鬼是西方人的鬼，不是我们的鬼，叫个什么蛋，也许是傻蛋或者鸟蛋吧？陶陶也没有搞清楚。陶陶现在再不会给我说什么了，他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陶陶大概想和所有人都把关系了断了，他站在那儿，坐在那儿，就像没鼻没眼、没心没肺，就像一团气。


    但是伊娃是不依不饶的，这个瘸腿女孩的想法总是非凡的。她把她的想法、她的秘密，都记录在了她的《小女子大印象》里，不过她再也不会由谁朗读给我们听了。她除了哭泣，就是埋着头，一个劲地写啊写啊。她的脸色是煞白的，脸颊薄得像一把刀子，鼻尖上的弯勾和鱼钩一样尖锐。我们都想晓得她写了些什么，任主任的侄儿说，愤怒出诗人，伊娃的愤怒肯定更让她妙语连珠吧。但是她不让任何人碰她的《小女子大印象》，她走到哪儿都拿双手把本子抱在胸前，和电影里日本、韩国的女孩子一样，活脱脱成了个假眉假眼的淑女了。不过，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这全都是他妈的假像啊。不然，伊娃如何是伊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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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阿利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伊娃在十三根泡桐树揪住陶陶，扇了他一个耳光。


    我并没有吃惊。我只是问阿利，陶陶也没还手吗？


    阿利软软地吐口气，他说，陶陶没还手。陶陶连什么话都没有说，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可怜的阿利，在公厕大战之后他也连带着给废了，就像挨了一顿黑打的家伙就是他本人。


    公厕大战其实是好事者们瞎叫起来的，哪有什么大战呢？谁都没有挨黑打。如果按麦麦德的说法，一盘棋才刚刚落子，就已经成了残局了。没有谁遭到黑打，也没有谁为此受到警方、校方的惩罚。这种事对泡中来说，说到底，也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它发生在高二?一班，我、陶陶、金贵，还有包京生、朱朱凑巧算是它的当事人，所以它才对我们几个少而又少的人产生了一丁点儿的影响吧。我还是我，我和陶陶的事情早在这场所谓的大战之前就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了解过他。当然，他可能也从没有了解过我吧？管它呢。我失去的仅仅是那把猎刀，十八岁生日的礼物。那天我从粪池边直起身子的时候，猎刀就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也许谁把它拣回去了，也许谁把它一脚踢进粪池了，这和我已经没有了关系了。反正，我手里已经没有这把刀子了。


    有一回麦麦德单刀匹马去劫持一支富商的骆驼队，在格斗中他把刀丢了。把刀丢了，他还在和他们拼命搏杀，他们吓坏了，说，这个人真要命，这个人连刀都不要了！他们就发一声喊，跑了个精光。噢，也许，一个人到了不要命的时候，就连刀都不要了，就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把刀了？这个情节我记得最熟，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弄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劳神费时地想过，该怎么处置剩下的那把刀子，就是那把镶嵌有红宝石、绿宝石的土耳其弯刀。最初我想将它扔进烂肠子一样的南河去，由它在污泥浊水中埋葬吧，让恶心来冲刷恶心。但我终于没有扔，扔了对不起打造这把刀子的师傅了，他一定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年人，披着和麦麦德一样的袍子，有着和麦麦德一样灰色的眼睛，那是像沙漠一样滚烫、柔和的眼睛。他打造刀子的时候，一锤一锤地敲，一刀一刀地刻，才把它做得这么漂亮的，漂亮得就像弯曲的月亮，就像朱朱的眉毛。朱朱的眉毛是不该沾上污泥浊水的啊。因为我想不明白，我反而每天晚上都把弯刀攥在手心里摩挲。我还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一把刀子，过去我是不厌其烦地观赏它，现在我是长久地在黑暗中抚摸着它。就像一双婴儿暖洋洋的手在抚摸着一朵花，直到花也变得暖洋洋的了，盛开了，并且萎靡下去了。


    爸爸躺在隔壁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不停地咳嗽，吐痰，起床喝水，上盥洗间……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克制着减少响动，生怕惊扰了我的好梦。他哪里晓得，我有什么好梦，我一直睁大眼睛等待天亮呢。我默数着他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我晓得是他压抑的声音，装得跟小猫一样的脚步，真正使我有了说不出的伤心。我想趴到他的床头上去给他说说话，可我不晓得应该说些什么才好。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趴在爸爸床头说话的时间了，也许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吧。丫丫谷的潮湿和阴暗完全把爸爸给废了，他总是在阳光遍地的天气也叹息关节痛、肌肉痛和皮肤瘙痒。他的军帽、军装就挂在门后的衣钩上，帽徽和中校肩章在闪闪发光。爸爸每天的功课就是擦拭它们，干干净净，保持着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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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好多天没有买过鲜花了。爸爸老是打喷嚏，呼吸急促。爸爸说，他可能是对花粉过敏。他已经被转业办安置到一个信箱工作了。信箱的首长说，老何你还是老本行吧，做做保卫工作，军人嘛，就是这些特长，不卫国了还可以保家，因为这个信箱就近在我们的家门口啊。首长还当即发给爸爸一套崭新的灰色制服，就是那种泡中灰狗子保安的制服，还有一根电筒一样的电警棍，一双大得不得了的白手套，爸爸的手放进去，就像耗子钻进了棉被窝。我问爸爸你是怎么想的呢，爸爸不说话，爸爸只是用使劲的喷嚏和咳嗽来答复我，他把脸咳得通红，眼窝里都要溅出血来了。他摆摆手，我就把桌上那束百合从窗口扔了出去。从此我就没有买过鲜花了。真的，我一次也没有买过了。


    妈妈还没有回来。我不晓得她和爸爸达成了什么协议。反正她没有回来，她给我通过一次电话，说妈妈再咬咬牙多干些，我们就是有钱人了。我冷笑了一声，我这还是第一次对妈妈冷笑呢。我说，我晓得你咬着牙齿在干什么？


    妈妈在电话那头好久都没有吭声，半天才骂了一句，妈的！


    我把电话撩了。我觉得很好笑，我不是妈的是谁的呢。


    昨晚，刮了一夜的东南风，把我们家窗台下的芭蕉都打折了。大树下那些用来搓小麻将的桌椅都在风中乱跑，窗户劈劈啪啪作响，到天亮的时候，我还看见谁家的小裤衩、小内衣一直在天上飘扬呢，就像是粉红色的鸽子和燕子。我心情忽然变得很好，我说爸爸，爸爸，你去割一斤肉、买两个萝卜、再加半斤蒜苗，晚上我给你做回锅肉。


    爸爸用叹息一样的声音答复我，我的好心情使他也有了好心情，他的叹息是高兴的，惶惶不安的，生怕那好心情忽然会被风又吹走了。


    学校操场边的一棵老泡桐树也被吹倒了，树倒下来横在跑道上，一下子把跑道都堵死了。这树也实在是大，倒下来就跟一间房屋坍塌了一样，数不清的枝枝桠桠上还留着肥大的叶子。树冠上还有鸟巢，鸟巢又大又柔软，它摔下来，里边七个鸟蛋居然一个都没有摔烂。


    上午第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体育课，体育老师让班长带领同学先把大树清除出去。朱朱喊了声男同学都来呀，但没有一个人应答。风虽然小了，但还在刮着，气温降了许多，我们都没有及时添加衣服，风吹在身上，冷嗖嗖的，我们都缩了脖子、抄着双手在操场上跺脚，谁想做这种破烂事情！可怜的朱朱没法子，就围着树干转了一转又一转，好象一个拳击手在绕着对手兜圈子，真要笑死人了。但是她转着转着，忽然惊叫起来——她成了第一个发现鸟巢和鸟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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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鸟巢和鸟蛋都捧在手心里，就连声音都有点喜极而泣了。是的，是喜极而泣，瘸腿伊娃描写到浪子回家、情人重逢……的时候，她总是会使用这样一个词，“喜极而泣”。朱朱就是喜极而泣的，她差点说不出话来了。她就那么捧着，说，风子风子，七个蛋，七个蛋啊七个蛋。同学们一下子哄笑起来，有个坏家伙摇头晃脑地念起来，朱朱不摸蛋，一摸就是七个蛋。我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我说，妈的×，有你说的！其它男生冲上去把朱朱围起来，嚷着要蛋蛋、要蛋蛋，我们要蛋蛋。


    朱朱在人群中娇滴滴地抵抗着，她说，不要，不要。


    我看了看，只有两个男生站在那儿没动，一个是陶陶，一个是金贵。金贵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油腻腻的，但他已经不是穿西装的金贵了，他穿着红色的校服，和他红扑扑的脸一样的红。他的颧骨高高的，也被风吹红了。在一瞬间，我忽然觉得金贵很像一个人，一个贴在广告画上的印第安男人，头上插着羽毛，手上拿着补肾丸，真是土得不像话。


    我说，金贵，金贵，你还不去护着班长！班长对你那么好。


    金贵犹豫了一下，又看看陶陶，陶陶一点表情也没有。金贵就冲上去，用左手一个一个地揪住男生的衣领，把他们硬邦邦地拉开了。没有一个人试图反抗，都笑嘻嘻地退了几步。金贵的劲他们都知道的，不是狠，是蛮，公厕大战之后，金贵的的金左手曾名噪一时，但慢慢地，班上无架可打，他们就有点把这个乡巴佬忘了。他不说话，不发言，不交朋友，闷头闷脑上学、放学，可现在他一出手，谁都把他的蛮劲记起来了。


    人群散开后，空出一个圆圈来，就朱朱一个人站在那儿捧着鸟巢、鸟蛋，她那么苗条，又那么丰满，又那么可怜兮兮的可爱。她的样子是不知所措的，茫然得让人心疼的。我喊了一声，朱朱，你傻站着做什么呢，交给老师啊。


    体育老师正在一边吸烟，就把烟屁股扔了，还拿脚尖去抹了几抹，他说，我不要。他别过头向着那棵树，很疲倦地说，赶紧把正事做了吧。泡中的体育老师都是这副很疲倦的样子，当然，也都是很酷很想招女孩子喜欢的馋相。


    金贵看了看朱朱，慢吞吞地走到那棵倒下的大树旁。他躬下身子，把左胳膊伸到树干下掂了掂，一使劲，想把树扛到肩上去。但那树千真万确是太沉了，树叶哗哗地一片乱响，树却没动。所有人都望着金贵，静静地，只有风在轻脚轻手从操场上刮过。金贵把红通通的脸都憋得要冒血了，还是不行。他就把左手收回来，两手扶在树干上，拿肩膀静静地推。是静静地推，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的身子都绷直了，两只脚在地上蹬出了两条小沟。树开始慢慢地移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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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陶走过去站到金贵的身边，把肩膀顶住树干，也推了起来。然后是阿利，几个男生。包京生看着我，我说，还看什么呢，你不是大老爷们儿吗？


    包京生说，我凭什么？


    我说，你不是还欠着我吗，就算我帮朱朱。


    包京生说，你也欠我。


    我说，就是欠，也分先后顺序是不是？


    我们都没再说话，两个人走到树的那边，一齐伸出四只手来拖。包京生大概是好久不洗澡了，他站在我身边，汗味刺鼻，很熏人，也很暖人。他真跟一头河马似的，喉咙里头轰轰作响，就像在喊着号子，打着节拍，那树一小会就被我们搬到墙根去了。


    朱朱怀里的鸟巢、鸟蛋后来都被任主任取走了。她把鸟巢扔进纸篓，把七个鸟蛋整整齐齐码了一盘子。盘子是细瓷的，跟婴儿皮肤一样白，鸟蛋放在上边透亮，还微微泛红，就跟朱朱一样，招人怜呢。放学的时候，朱朱厥着嘴巴告诉我，任主任又在盘子里添了一个小鸡蛋，凑成一个“八”，亲自送进了蒋校长的办公室。蒋校长就是从前的蒋副校长，他现在是蒋校长了。蒋校长还住在从前的办公室，四周植物茂密，那屋子还像农庄一样古老、时尚。


    朱朱从牙齿里小声切出几个字，她说，他－鸟－卵－的－！


    *第六部分                               


    更早的时候，伊娃在《大印象》中这样说过，男人和男人可以成为好兄弟，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好朋友，但是女人和女人只能成为生死冤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伊娃说，世界上属于女人的东西太少，到手的怕被别的女人抢走，而要到手的，也只能从别的女人手中去抢。所以女人和女人的关系，就是防范和抢夺的关系，警察和小偷的关系，猫和耗子的关系，冤家和冤家的关系。朱朱听了，笑吟吟地问过她，我和风子也是冤家吗？                                               


第十五章 交换


    蒋副校长之所以成为蒋校长，里边还有两个段子，虽然比不上赵本山和潘长江的精彩，可也让我们快活得半死了。蒋副校长不是演职业小品的演员，他不过是友情串演，四两拨千斤，就把校长的交椅搞定了。


    当然，所谓四两拨千斤，也是他煞费苦心多少年，才一拍脑门子，顿开了茅塞。不过，据伊娃告诉我和朱朱说，其实凭蒋副校长那油光光的脑门子，他到死也不会有长进，还不是有高人当头敲了他一棒，才把他敲醒了。


    朱朱就问，那个高人是谁呢？


    伊娃嘴里叽叽咕咕了一阵，说，还不是那个会说他妈鸟语的女人！


    我们再傻，那人是谁，也自然是清楚了，可我有点吃惊，伊娃的声音里，咋个就夹了那么多的恨意呢？


    更早的时候，伊娃在《大印象》中这样说过，男人和男人可以成为好兄弟，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好朋友，但是女人和女人只能成为生死冤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伊娃说，世界上属于女人的东西太少，到手的怕被别的女人抢走，而要到手的，也只能从别的女人手中去抢。所以女人和女人的关系，就是防范和抢夺的关系，警察和小偷的关系，猫和耗子的关系，冤家和冤家的关系。朱朱听了，笑吟吟地问过她，我和风子也是冤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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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娃也是吟吟一笑，说，不是，你们俩不是冤家。在你眼里，风子还是个女人吗？


    朱朱当做笑话转告给我，我倒也不在意，只说了一句，妈的，我不是女人？！


    已经想不起我和伊娃是怎么摒弃前嫌的。“摒弃前嫌”这四个字是她告诉朱朱的，你现在晓得，这么文绉绉的话我哪说得出来呢。她对朱朱说，被同一个男孩甩了的女孩应该“摒弃前嫌”，而且惺惺相惜，（或者，是心心相印？）。我确实不记得，这话她是在我们摒弃前嫌之前或者之后说的，反正，我们开始说话了，还交流着对那些鸡零狗碎事情的看法。伊娃的《小女子大印象》还在秘密地写着，而她说名称已经改为了《地下室手记》。我很吃惊，朱朱也说，你不是在课堂上写吗，咋个就成了地下室呢？伊娃把她的鹰钩鼻子歪了歪，很宽容地说，这个，你们就不懂了。


    是啊，我想，我们都懂了，伊娃如何还是伊娃呢？


    关于蒋副校长当上校长的事情，伊娃是这样说的，他和任主任水火不容已经多年，上边放出话来，如果他们两人不能改善关系，就要一锅端了，再派人来做掌门。他们自然是怕两败俱伤的，就达成妥协，任主任支持蒋副校长扶正，而蒋副校长承诺，让任主任接他的班。但是，教育局长，就是从前泡中的老校长，他对蒋副校长有看法，一次来泡中视察，在饭桌上借着酒劲说蒋“水深。”蒋副校长涨红了脸，还只得傻乎乎地问，怎么叫水深啊？局长就说，深不可测。蒋副校长再要装憨，又害怕局长疑心自己是做秀。


    那个会说鸟语的女人就冷笑，做秀有什么，×××还做秀呢。不怕你做秀，就怕你秀得还不够。她献了一计，蒋副校长听了还不敢相信，他说，仙人指路，也不过如此啊。他就买了很多礼物，自然也就是玉溪、五粮液、龙井之类的东西了，大包小包一大堆，先到教育局分管人事的副局长，也可能是书记的家里走了一遭，面带焦虑，言辞恳切，说听到传闻，局里要让他当校长，这让他惶恐不安，茶饭不思，因为自己才疏学浅，做副校长已经是捉襟见肘，如何做得校长，千万使不得！可怜的副局长，也可能是那个应该绰号憨憨的书记，感动得泪珠子都要掉下来了。他在局里开会时动了情，操着舞台腔作报告，同志们呐，自古只有花钱买官的，哪有送礼辞官的，这样的同志不当校长，谁当校长？！当然，这是后话了。


    蒋副校长接着就去武汉考察“合格学校”的办学经验，在黄鹤楼上分别给局长和老婆各写了一封信，给局长的信是汇报考察所得，条分细缕，头头是道。给老婆的信则声称今天是自己的50岁生日（也可能是55岁的生日），几两白酒下肚，往事涌上心来，就面对滔滔江水，向老婆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说，鲁迅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还不够，应该加上一句，人生得一导师幸甚。我的导师就是老校长，没有他的帮助，哪有我们家的今天。最后的几年，我就是当好副校长，做好未来校长的助手，为老校长分忧。我要这样做，你也要这样想。官场水深，深不可测，但老校长在一天，我就觉得心里舒坦了……。完事之后，他把两封信装错了信封，用口水贴了邮票，走到江边一处邮筒投了进去。信发回去，两千里外，弄得他老婆听了一回汇报，而局长则吃了一次惊吓。局长差点扇了自己的耳光，相处十几年，自己是伯乐不识骏马，昏君不识忠臣啊。第二天他到办公室签任命书，那手都还哆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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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娃说着，还站起来，一瘸一瘸地表演给我们看，于是傲气凌人的宋小豆、老谋深算的蒋校长、老实憨厚的书记还有大权在握的局长，全成了他妈的一窝残疾人。我和朱朱捧着肚子，生怕笑岔了气。我说，你太坏了，你咋个晓得这些么多的秘密呢？你把瞎编的小说当真了。


    伊娃满脸不高兴，她说，现在还有什么是秘密啊！克林顿和莱温斯基被窝里的事，还不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


    是呀，这么说来，可怜的伊娃也许就真的没撒谎。麦麦德说过，世人多昏聩，偏偏聋子能耳听八方，瞎子可以眼观六路。为什么瘸子就不能跑遍旮旮旯旯呢？


    可是那个会说鸟语的可怜人儿，她为什么要给蒋副校长献上锦囊妙计呢？伊娃说，天晓得。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伊娃说，天晓得。


    我懵懵懂懂，似乎又真有些懂了。天晓得的意思就是，一，鬼才晓得。二，只有上帝知道。


    就在我们搬运泡桐树的那天，包京生又一次邀请我去泡吧。他已经不止几十百把次地邀请过我了，他说我欺骗他、利用他、开空头支票、许他妈天大的愿，到最后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倒成了人人笑话的傻×！在食堂排队打午餐的时候，他紧紧地靠着我，他身上刺鼻的汗味和蒜苗、大葱、红烧肉的味道混在一起，让我有点窒息，还有点发晕。他站在我后边，他嘴里的热气吹进我的后颈窝，我感到像有小虫子钻进了小背心，一阵比一阵痒得更厉害。我是留板寸的，板寸又短又硬，包京生却居高临下，凑着我耳根子很邪气地笑，他说，姐们，别人都说你的脑袋像刺猬，只有我看得见，你颈窝长着嫩毛毛呢。我气得转过身子，拿起饭盒就朝他脸上扣去。——但我其实根本转不了身，这混账的包京生早就掐算好了，用两只手拉扯着我的衣角，哪容我动弹。他说，乖乖的，乖乖的，啊？


    我买了饭菜，突然恨恨地在他脚尖上踩了一下。可他也跟掐算好了似的，套着高邦的运动鞋，踩上去厚垛垛的，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我端着饭盒到处找座位，包京生就跟狗似地跟着我，弄得我紧张，还能听到心跳。我不是害怕，我怕什么呢，我就是心跳呢。在餐厅里慢慢兜了几圈之后，包京生还跟着我，我就对直朝着最僻静的角落走。角落里只坐着一个人在吃饭，慢条斯理地用左手刨着饭菜，很悠闲地打量着乱糟糟的人群。我走拢去，才发现这个人竟然是金贵。


    金贵见我和包京生在他对面坐下来，脸上的悠闲忽然就没有了，他想招呼一下，但嘴里包满了饭菜，只唔唔了两声，他又想站起来，但桌椅间太窄，他的膝盖只能弯着的。包京生说，得得得，免礼吧。金贵就坐下来，依然用左手拿了筷子，慢慢地刨着，眼睛却放在我们身上，直直地看。朱朱曾说，金贵的两只眼睛隔得很远，一看就带点蠢相。我就往金贵的眼睛多看了看，却看不出名堂来。我忽然笑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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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看起来总有些笨手笨脚的，金贵，左撇子都是天生的吗？对不起，我用惯了右手，我总觉得左撇子都是笨手笨脚的，不好使。


    波，金贵说着，又用左手握着筷子刨一大口饭吞下去。他说，波，我波是左撇子。


    包京生不耐烦，说，哪来这德性，这么多波波波，不右即左，你还能是右撇子？


    波，金贵说，我波是右撇子。


    包京生火了，他说我操，你他妈还能没撇子！


    波，波，波，金贵也急了，但急得很有耐心，他说，我波是说我莫得撇子。金贵慢慢举起他的右手，老年痴呆似地在空气中划了半个圈，他说，我是波晓得我是哪个撇子呀。


    我点点头，我说，你说不清楚我帮说你，你只晓得你的右手不好使，是不是？


    金贵不说话，点点头，很感恩涕零的样子。


    朱朱也端了饭盒凑过来。金贵见了朱朱，就清清楚楚叫了声班长。朱朱嗯了一声，说，金贵好，金贵不讨厌。


    我就对包京生说，你要请我泡吧，就把朱朱和金贵都叫上。朱朱说，金贵不讨厌。


    包京生愣了愣，说，行，行，我也叫个人，叫上阿利跟我们一块去泡红泡沫。


    但是阿利拒绝了。阿利说，我去哪儿都可以，就是不泡吧。我要是泡吧，我爸打断我的腿。


    包京生把手放在阿利的肩膀上，他说，阿利，我诚心诚意跟你做哥们。


    阿利的嘴唇在哆嗦，他乞求似地看看我，他说，风子知道，我真的不泡吧。


    包京生说，不泡吧，我们就不泡吧吧，我们去吃麦当劳。


    我也不吃麦当劳，阿利说，我还有事。阿利看看我，就像在说一句我知道内情的事，他说，陶陶今晚约了我。


    包京生也看了我一眼，好象他在跟我商量。他说，那我们明天吧，我们有耐心，阿利。


    阿利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连声音也发颤了，他说，风子，我们各耍各的吧。


    然而包京生否定了阿利的话。他用手拍拍阿利的头顶，像悠闲地拍拍皮球。他说，七点半，就七点半吧，我们都在麦当劳门口等着你。


    七点半，阿利来了。但我们远远就看见，阿利是和陶陶一起来的。麦当劳的大门开在横跨大街的天桥上，从门口可以望见斜对面瓦罐寺的红墙飞檐，也可以看清脚下蚂蚁般乱窜的人群。阿利和陶陶在桥下放了自行车，就蹬蹬蹬地上来了。正是人流的高峰，他们在人流中侧身穿行着，很急促也很利索的样子。


    包京生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肥大的巴掌反复地攥紧又放开，关节咕咕地响着。我觉得不自在，要把他的手推下去，推了几下，他却一点没反应，只是看着越来越近的阿利和陶陶。我就让它搁在那儿了，我感到它是需要有个地方搁的，因为它在变得发烫和颤抖。我想让他放松些，就说，爷们，你看陶陶的脸像不像双层的牛肉汉堡啊？

飞雪

    但是包京生就跟没听见似的。阿利和陶陶已经上了天桥了。上了天桥，他们的步子忽然慢下来。天桥上挤满了擦皮鞋的、拉二胡的、跪在地上讨口要饭的。阿利微微斜着身子，既像给陶陶让道，又似乎在听候陶陶的吩咐。陶陶把两手抄在裤兜里，慢吞吞地走过来，眼睛从我们每个人脸上扫一遍，然后落在我们背后那个著名的“m”招牌上。红底黄字的m字就跟一个巨大的屁股似的，全世界的人都想凑过去咬一口。陶陶把那个狗屁的m看了又看，步子几乎都要停下来了。本来就只有几步路，他们硬是让我们等了老半天。我忍不住了，我说，阿利，你带个人来，吃饭呢还是打架呢？


    阿利不说话，看了看陶陶。陶陶把眼光从m上收回来，久久地打量着我的嘴巴。我的嘴巴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大一点罢了，厚一点罢了，这是他用他的嘴巴堵过无数次的嘴巴，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也没有了。我看着陶陶，我好久没有这么平静地，正面地看过他了。他看起来消瘦了，脸上的轮廓变得方正了，皮是皮，骨是骨，没有多余的肉，多余的是上嘴唇有了些脏兮兮的东西了，就像拿锅烟抹了一抹黑。我说，陶陶，你都是长胡子的人了，你就别当傻瓜了。你想打架你就真傻了。你回去吧。


    但是，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来，陶陶已经开口了。他是冲着我的嘴巴，就是他无数次用嘴巴亲热过的地方、那个湿漉漉的地方在说话。他就跟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样，他说，我不是来打架的。为什么要打架呢，陶陶说，各有各的耍法是不是，哪天你们耍腻了，说不定也就放单飞了。也说不定，陶陶说，就又想跑来跟我打堆了，对不对呢？说到后来，陶陶甚至还微笑了起来。他微笑的时候，嘴角和眼角都有了让人吃惊的小皱纹。


    包京生的手关节还在我肩膀上发出咕咕的声音。他笑了一笑说，哥们，还是哥们。他突然伸出手去，一下子就把阿利抓住了。他抓阿利一点不像金贵抓伊娃，他的手臂像陡然长了一长节，一下子就把阿利揽过来了。包京生把我和阿利一左一右揽在怀里，他嘴里不住地说，好哥们，好兄弟，我们今儿好好乐一乐！


    陶陶说，你说得没错，再没比阿利更好的兄弟了，是不是？陶陶顿了顿，他说，我说句话你们不相信，别以为谁该侍候谁，等到砖头掉下来砸了脑门还以为是汉堡呢。他说着，扫了一眼朱朱和金贵。他说，朱朱还是那么漂亮，可惜……


    朱朱婉尔一笑，可惜什么呢？


    陶陶却把目光和话头都岔开了，他看着金贵，说，都是好姐妹，也都是好兄弟。他转过身就走了。


    阿利喊了一声陶陶，但是他哪把陶陶喊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