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子和刀子

飞雪

    我走在最前边，而且我比所有女生都要高出一个头。我总是边走边把手伸到后颈窝，把校服从头上扒下来。大笼大垮（松松垮垮？）的校服扒下来后，就露出了我那身紧绷绷的皮夹克。我留着短发，短得跟男人的板寸似的，还蹬着陆战靴，走起路来跟巴顿将军一样大步流星。我知道身后有许多男生瞅着我，眼里都要馋出鸟来了。他们说，妈的，看这个假眉假眼（假模假样）的将门千金！


    ……


    不过，这篇作文我始终没能够把它写完，我现在说给你听的，也只是一个大概吧，意思意思，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况且我不知道接下去又该写什么，如果是流水帐，真不晓得要流到何年何月，想起来都很吓人呢。我就把陶陶的《我与我的泡中》全文照抄了一遍，遇“男”就改“女”，逢“他”就变性，居然得了78分。而陶陶本人却只得了64分，气得他拍桌子骂了句妈的×！分析起来，可能是陶陶的字迹混乱，而我的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吧，清楚得就跟小刀子刻在木板上一样的。真的，我的字迹就跟小刀子刻的一样，力透纸背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个缘故，语文老师是个老头子，老单身，老瘪三，肯定看着女孩子更顺眼，看着陶陶牛高马大就莫名其妙不喜欢。我很少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我造谣得不到任何好处，何况是现在。不过，他早已经退休了，在我们离开泡中之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跟死无对证似的。


    *第二部分                               


    还记得我说过的麦麦德吗？沙漠中的英雄麦麦德，白袍、弯刀、单峰骆驼。此外，他还是一个游吟的诗人和哲学家。他比燕子李三更光明正大，比罗宾汉更矫健有力，比我们的政治老师更能讲出伟大的格言。我晓得格言总是很伟大的，不然为什么还叫格言呢？他说过一句格言：经历对有些人是财富，对有些人只是一本流水帐。                                               


第二章 陆战靴，陶陶


    还记得我说过的麦麦德吗？沙漠中的英雄麦麦德，白袍、弯刀、单峰骆驼。此外，他还是一个游吟的诗人和哲学家。他比燕子李三更光明正大，比罗宾汉更矫健有力，比我们的政治老师更能讲出伟大的格言。我晓得格言总是很伟大的，不然为什么还叫格言呢？他说过一句格言：经历对有些人是财富，对有些人只是一本流水帐。麦麦德其实并不总是说格言，他更多的时候是什么也不说，因为这只是一本连环画，话说多了就等于是废话。他说话的时候，往往是画面上空出了一个条形，在沙丘和月亮之间，刚好容得下他的一句话。格言的特点就是一句话，对吧？这一点我还是晓得的。麦麦德总是说得一刀见血，一下子就跟刀子似地把我捅穿了。我的那点经历，就是他说的可怜的流水帐。

飞雪

    哦，你不同意吗？是不同意我呢，还是不同意麦麦德？……我有一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同样的经历对我是流水帐，对别人就成了财富，是不是？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别人是谁呢，反正不是我吧。也许是我不认识的某个人，也许就是你，你可以把我的经历拿去做一本书，真的，随你的便啊。


    如果你真把我的每一天写成流水帐，那么我出了校门该去的地方，就是38路车的公交站。有一些日子，我总是站在站牌下边等陶陶。从西边的街口数过来，站牌正好钉在第十三根泡桐树上。泡中的学生就叫这个站牌“十三根泡桐树”。宋小豆听了，很难得地笑了笑，说你们还是有文化嘛。我们自然莫名其妙，后来伊娃才说清楚，《乱世佳人》里边有个地名，就叫做“十三根橡树”。噢，伊娃，等一等，我会说到伊娃的。高二?一班的故事，怎么会缺了伊娃呢。


    南桥的那头有一座小小的古庙，瓦罐寺，透过密密的树荫，能看到一丝儿的红墙。也许，应该就是红色的瓦罐吧。瓦罐虽然很小，却是名扬天下的。据说唐三藏曾经在这里挂过单，朱元璋来这里许过愿，毛主席视察大西南时，还登上藏经楼翻过几片贝叶经呢。听说他老人家一边翻着，一边说，自古瓦罐罐里头出名堂啊。他老人家就最喜欢这么说话，大白话里藏名堂，瓦罐里边有乾坤啊。后边这句话他说的还是我说的？忘了。后来瓦罐寺定为了国家一级文物单位，里边古木参天，青苔遍地，四周被嵌了玻璃幕墙的高楼裹着，它看起来是真的很酷啊，就像是长袍书生站在西装革履的白领中间，嘴角全是孤傲和得意的笑容呢。


    只不过，瓦罐寺的清静也反衬了南桥这边的喧腾。桥上车流滚滚，桥洞子嗡嗡地响，就像闷雷在远远地转，我坐在教室里都感到脚心子在颤抖，椅子在旋转。当然是夸张了，上课不胡思乱想，咋个打发光阴？桥上堵车的时候，桥这边就成了一片停车场，马达声在泡桐树的荫影里轰轰地吼，恍惚是埋伏了什么千军万马。车屁股们排出的废气把树叶子都熏焦了，鸟也不来了，蝉子也不来了，不来也好，来了更加添乱。泡中的隔壁是西部文学杂志社，老主编写过一篇散文《魂断南桥》，讲的是老年人过桥的艰难，好比步步都走在刀尖上。那期杂志刚印出来，他就在过桥的时候被车撞死了。一辆红色奥托在桥上违规掉头，另一辆红色奥托呼啸而来，把他夹在中间把肠子都夹出来了。血倒是没有见着，因为车是红色的，血都被车吸了进去了。所以我等陶陶的时候，总是很有耐心，很有涵养，做得很知书达理的样子，陶陶来得多迟我都不抱怨，我害怕陶陶也被奥托车把血吸走了。

飞雪

    我虽然没有见过陶陶的血，但我晓得陶陶的血一定很多，很酽，很浓，不然，他如何那么高大，如何那么热气腾腾呢！陶陶要挤到塞满了自行车的车棚去取车。车棚又矮又小，上千辆车子绞在一起，就像麻绳绞着麻绳，取出自己的车子比对付一场考试还他妈的艰难。好在是陶陶。陶陶把自己的捷安特从车堆里边拔出来，就举在头上挤出去。陶陶骑着黑色的捷安特，像骑着一匹黑色的马，骏马或者是种马。他骑到我的跟前，我一跃就跃上了后座。陶陶就带着我满城去兜风，下馆子，吃烧烤，压马路，说不完的鸡零狗碎的龙门阵。我蜷起两条长腿，免得它们在地上磕磕跘跘。陶陶的车骑得是真好，捷安特在街灯下发出黑黝黝的光，拐弯的时候，车子跟风一样，斜刷刷地穿过人流和车流，激起一片惊呼呐喊声。我喜欢每天的这个时辰，喜欢陶陶那副疯癫癫的样子。我想，麦麦德骑着骆驼在沙漠中奔跑，大约也就是这个样子吧？陶陶拳头硬、个子高、力气大，他常常一把把我揽进怀里，用热呼呼的气息弄得我心慌意乱。接着他一边用嘴来堵我的嘴，一边拿慌乱的指头撩开我的衣服往里钻。我总是一把将他推开来，我说，他妈的，我不！陶陶气急败坏，他说，他妈的，我要！……最后还是他泄了气。我亲了亲他佛爷一样的的大耳垂，我们就重归于好了。


    我为什么“不”，为什么呢，我现在也常常问自己。我又不为哪个男人守节，为哪个时辰守节，我为什么不呢？你觉得像我这种女孩子，应该“是”才合情合理吧？哦，你的意思是说，没有想到我还这么有原则，有底线。你在夸我，可是你错了，这是我的胡涂，跟原则、底线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能是我啊。


    陶陶也穿着一双陆战靴，这是我拿压岁钱给他买的新年礼物。他已经很高大了，可我喜欢他显得比本人还要高大，我喜欢看宋小豆训他的时候，就像小狐狸在训一头野骆驼。我刚刚给你说过了，宋小豆是我们高二?一班的班主任，也是高中最年轻的英语老师。至于她年轻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准。很多同学都为她的年龄打过赌，赌注是二十串烧烤豆腐皮或者十串鸡屁股，可答案居然在19岁到39岁之间，足足相差了20年！真他妈的搞笑啊。标准答案永远没有公布，谁敢去请教她这个答案呢？


    倒是有两点我们都清楚：一，她住在学校里的单身宿舍楼；二，她的年轻，在于她的小巧。


    是的，宋小豆长得很小巧，是那种狐狸似的精致和小巧。她顶多只有1米55吧，单眼皮，薄嘴唇，鼻尖有点翘，表情就永远有点受惊吓。其实那是一种假像，有什么事情会让她惊吓呢。她才是让别人惊吓的女人呢，脑后拖着一根又长又粗的独辫子，从后颈窝一直歪到右边的屁股上。一上课，满嘴的英语，说得比中文还要快。哦，对了，她说要是换一所学校，她哪用得着说中文呢！因为个子矮，她总是昂着头；知道我们是朽木不可雕，她就干脆自言自语。听说她是北外出身，也有说是复旦的，谁知道呢。我们对学历、学位，还有名牌大学，一向都不敏感。敏感有什么用，泡中的学生就是泡中的学生，就像蚂蚁不用去关心树梢的果子，麻雀不用去张望天上的大雁，管她宋小豆来自何方，又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当然，这倒不是一个布了雷区的秘密。她自己就说过，为什么教泡中？喜欢。为什么喜欢？她没有说。她只是说，什么是最好的职业？！什么是最坏的职业？！宋小豆用坚定的反问，把这个问题回答了。我们，包括一切别人，从此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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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小豆的反问总是有力量。有一天她来上课，看见黑板上写了一行字，——送你一颗小豆子！


    宋小豆用粉笔叩着黑板，黑板像瓷器一样清脆地响着。她说，送你？你是谁？她接着说了一遍英语，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听懂了尾巴上反问的气势，跟老虎的尾巴一样凌厉。她说，你是谁？


    所有人的目光全盯着陶陶，陶陶的脸羞得通红，第一次羞得低下了头。


    宋小豆哦了一下，声音温和了一点点。她说，哦，是你？你就是那个你，是吧？


    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宋小豆很讨厌。


    宋小豆一直留着单眼皮，就像一个女人一直在裸露的部位留着她的胎记。她的单眼皮让我对她有了尊敬。是的，我不喜欢宋小豆，但我尊敬她的单眼皮。教务处的任主任五十多岁了，该算是老太婆或者阿姨的妈妈吧，有一段时间她天天戴着墨镜来上班。教师节那天，阿利去她办公室塞红包，阿利看出来，她是刚刚割了双眼皮。阿利偷偷告诉我，我呸了一口，说，唉，可怜的老女人。


    想起来，我对单眼皮的尊敬，是有点像对恐龙蛋的尊敬。因为世间稀罕，所以它们都是让我有点尊敬的。不过我又想，除了单眼皮，宋小豆还让我尊敬什么呢？我最看不惯宋小豆教训陶陶的样子。她总是把陶陶叫到办公室去听训斥。她舒舒服服地靠在藤椅子里，拿一把亮晶晶的指甲刀修指甲，还小口小口地呷红茶。陶陶牛高马大站在一边，不争气地垂着头。她说得很慢，轻言细语，天晓得在说些什么呢，居然把陶陶的头越说越低，差不多鼻子都要贴住胸膛了。


    陶陶回来后，我就问他，陶陶，你怕宋小豆什么呢，那么窝囊？


    陶陶用陆战靴使劲地踩着地上的小蚂蚁，如果那儿凑巧没有蚂蚁，他就踩着一层灰，反正踩着什么是什么。他说，我怕她什么呢，我才不怕她呢。


    我说，她天天训你，训什么呢？


    陶陶说，老师训学生，还不就是那些废话嘛。


    我不相信她总是说废话。宋小豆那么聪明的女人，就喜欢成天对一个男孩子说废话？有一天我故意跑去给宋小豆补交作业本，可只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她作出的一个结论。她刚刚锉完了指甲，正在把亮晶晶的指甲刀折回去。指甲刀在她手里发出清脆的一响，像终于摁灭了一个金属开关。她说，陶陶，事情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她声音又平又直，好比是冷雨淋湿了一根铁丝。我自然搞不明白，事情就是哪样的？


    不过，没有过多久，我也亲耳聆听到了宋小豆的教诲。她让朱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朱朱是我们的班长，她总是让朱朱给她叫这个、叫那个。只有陶陶是她自己动手的，她下了课，说，陶陶你来一下，陶陶就做出闷闷不乐的样子，替她捧着书、本子、茶杯，到办公室去了。朱朱叫我的时候，嘀咕着说，可怜的风子，事情闹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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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包京生来了


    包京生是从西藏转学来的新同学。他第一次跨进高二?一班的教室时，我们已经在上课了，前排的同学觉得风声一紧，光线也暗了一暗，抬起头来，包京生正站在门口，把门框塞得严严实实。他显得比陶陶还要魁梧，脑袋又长又大，脸上两团高原红，散发着一股酥油味。宋小豆自然是走在他前边，就像是领航的小艇引导着一艘航空母舰。宋小豆说，高二?一班要进两位新同学，一个是金贵，金贵的手续已经办好了，要晚些才能来。全班轰地一下就笑开了，那时候刚刚上了些阅读教材，什么双喜、喜旺、富贵、金贵，哪一个不是乡巴佬？全是他妈的缺什么说什么。宋小豆也破例跟着我们笑了笑，等我们笑完了，她说，金贵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另一个就是包京生。宋小豆拿一根指头指着包京生的大脑袋，她说，简单介绍一下，包京生，西藏人，随父母内调，转学到泡中。


    包京生用普通话恭恭敬敬叫了声“密斯宋”，他说，密斯宋，我是拉萨人。宋小豆又很难得地笑了笑，用英语说了句“对不起”，又用了英语补充了一句什么，大概就是“拉萨人”的意思吧，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只听得懂“拉萨”两个字怪怪的发音，就像老外在说中文。


    下了课，有人问包京生会不会说藏话，有人问他是不是被老班禅或者小班禅摸顶祝过福？包京生把双手抱在胸前，不置可否，问多了，他就说一句，操，我他妈是北京人！


    这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老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打了包票是生在北京的男人啊。我就想，他的普通话还真他妈的地道，他的舌头还真的卷在嘴里伸不直呢。后来他告诉我们，他们家几代相传的就是那一嘴地道的卷舌音。二十年前，也许是三十年前，他的父母支援大西南，进藏去了一个什么则，对，好象是日过什么则，总之听起来就是很粗犷，很遥远的意思吧。再后来呢？包京生说，操，这不是又回来了吗？有人傻乎乎地问，可你没有回到北京啊。包京生就拿嘴角笑了笑，说，操，你知道什么是曲线救国吗？你知道吗？哥们，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个可怜的家伙还真的是不知道呢，就红了脸，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了。


    陶陶凑近包京生的身子，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别过头来对着我和阿利，他说，我怎么嗅着一股什么味道呢，倒是不酸也不臭。


    包京生瞟了陶陶一眼，也把头撇过来，转到朱朱的方向。他说，姐们，知道这叫什么味道吗？这是酥油的味道。那边有点身份的人，天天都要喝酥油茶的。天冷了，还要往脸上涂一层酥油呢。包京生对着朱朱笑起来，他说，知道什么是酥油吗，就是牛奶汁和羊奶汁的妈妈。他建议朱朱也抹一点，如果她需要他可以送她一大瓷缸，他父母在日过那个则，他们家在拉萨也还有相好，隔三岔五就要送来几缸新鲜的黄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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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朱就问他，北京人也都拿酥油抹脸吗？


    包京生哼了一声，露出不屑，说，乱了乱了，今儿的北京城那还来地道的北京人？


    朱朱有些怕他，就把酥油和北京人都吞了回去。


    包京生是有些让人害怕的，他的体积那么庞大，他说话的时候自然就变得居高临下，有了派头，跟个大人物一样了。第一天，他就把坐前排中间的同学拍到了后边去，他说，得罪了，我眼睛不好使。他坐在前排，就像教室里隆起了一座坟包。第二天，同学们从三楼下来，跑步去做课间操，他在楼梯口把阿利掀了一个趔趄。他说，赶紧赶紧，别磨蹭。第三天，我跟陶陶说，他要扇你的耳光了。陶陶沉了脸，不说话。


    那天中午，好象就是四月底那个有太阳的中午吧，阴黢黢的梅雨总算下到了头，给路上的行人、也给行人的心情辟出了一道亮堂堂的缝隙来。泡桐树上的叶子也被雨水泡得肥嫩肥嫩的，就跟春天的鹅毛一样，看着是让人说不出的安逸。但这时候哪是春天呢，风转了向，变得有些热哄哄的，湿漉漉的，夏天好像跟着就要来了，街上烧烤摊子的生意骤然红火起来了。这真是一座奇怪的城市，天气越热，火上浇油的东西就越是红火。人们把火上浇油的东西，烧烤、火锅、水煮牛肉还有一杯杯的烧酒……都灌进肚子去。城市的每一根毛孔都张开了，在汗腻腻的毛孔里边，有空洞的嘴巴或者是眼睛。那天，包京生真的把手拍到了陶陶的肩膀上。


    他说，哥们，我们去吃烧烤吧。


    陶陶说，好啊好啊。陶陶就叫上我和阿利一起去吃烧烤。烧烤摊摆在校门对面的河堤上，摆成了一条长蛇阵，其实就是一架接着一架的三轮车，铺着饲料槽一样的铁炉子，木炭燃得正红，小贩拿竹签把午餐肉、鸡屁股、猪下水还有豆腐皮、土豆块……都串成了一串串，拿刷子刷了菜油，在木炭上烤出又臭又香的烟雾。我们每个人吃了十串，包京生吃了十八串，全是鸡屁股，还喝了一大瓶百事可乐，750毫升的。包京生说，哥们，今天算你们为我接风，回头我再请哥们。


    我瞟了陶陶一眼，陶陶若无其事地点点头，他说，好啊，好啊。他看了看阿利，阿利就掏出皮夹子，把钱付了。


    第二天，包京生又叫我们去吃烧烤。陶陶对我说，今天他做东，我们干脆多叫两个人。我就叫上了朱朱，陶陶又叫上了他的两个弟兄，都是松松垮垮的那种男生，两眼困得活像懒猫，脸色苍白，眼睛倒是熬得红红的，吃烧烤的时候，也各自抱着《科幻杂志》和《大众软件》在翻弄。翻什么呢，泡时间罢了。人都有很多毛病，成了习惯也就难改了，上课是泡时间，就连吃烧烤、泡吧、泡女孩也都成了泡时间，真是好笑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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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水散发着阴沟里的那种腥味，漂着些烂菜叶子和塑料袋，一艘无人光顾的游艇靠在岸边，在太阳下闪着冷清清的光芒。


    我们吃了好一会，阿利才跑过来。阿利说，密斯宋发了话，教委正在整顿校风、校纪，敢于顶风作案，跑到河边吃烧烤的，罚做一周的大扫除。朱朱嘴里正在嚼土豆，瞪大眼睛，嗯了又嗯，却说不出话来。我说，陶陶，你是宋小豆的老主顾了，你说怎么办吧？陶陶刚吃完一串午餐肉，又在火上取了一串兔腰子，他说，怕个×，吃一串是吃，吃十串也是吃，如果要罚，谁都跑不脱。还不如多吃几串呢，反正今天京生哥们要买单。


    包京生连连点头，他说，密斯宋人不错，也该把她请来跟我们一块吃，咱也多认个姐们呢。包京生还是只认着鸡屁股吃。他满嘴都嚼着烤糊了的鸡屁股，散出一股鸡屎臭。包京生就着炉子吃，就像天冷非得向着火。鸡油、汗水从他的嘴角和脸上淌下来，淌到炭火上，火苗子直溅，噗噗噗地乱响。


    我们不停地吃，活像灾民喝政府的救济粥，不喝白不喝。我们一直到把烧烤摊上的东西都洗白了，把地上都扔满了竹签签。陶陶一边拿陆战靴去踩竹签签，一边说，老板都没有良心，这些签签他还想用到哪年哪月。小贩赔着小心，说，这位同学搞笑了，我们买卖小，这点点签子钱还是出得起的。陶陶摇头，说，龙门阵怎么摆都热闹，就是说到钱不亲热。陶陶隔了摊子望着包京生，他说，对不对，哥们？


    包京生说，对对对，就在身上忙不叠地乱掏。他体积大，口袋也多，最少也有十七八个吧，从裤兜一直掏到了裤衩，掏了半天，最后他说，操！荷包没带。阿利，你先垫上，回头我给你。


    阿利一边掏钱包，一边别着头看陶陶。陶陶双手放在裤兜里，就像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样一来，阿利伸进裤兜的手就犹豫着，没有伸出来。


    大家都笑吟吟地望着包京生，要看他如何下台阶。包京生嘿嘿地笑，他说，操，我包京生是什么东西，老天待见我，走到哪儿都能找到好哥们。他拿手背在油嘴上抹了一大把，然后抓住阿利的肩膀，又嘿嘿地笑了两声，他说，阿利地道，阿利就是好兄弟。阿利的脸变得煞白，就连眼睛、鼻子都歪了。我知道包京生下了重手，就看看陶陶，陶陶却还是一脸的漠然。陶陶平时不是这样的，陶陶平时就跟一把伞似的，他遮挡着阿利，谁敢动阿利一根指头呢！有一回放学，就在校门外，当着守门的灰狗子，两个高三的学生找阿利借钱，陶陶说他没钱，我替他付吧。陶陶左手递出十元的钞票，那家伙低头来接的时候，陶陶的右拳朝他下巴兜底一击，嗑地一响，他就在陶陶的手上定住了。剩下的家伙撒腿就跑。陶陶也不追赶，对着源源涌出来的学生，他说，阿利是哪个你晓不晓得？你找他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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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是哪个，那一天泡中的学生都晓得了。不过，最让人难忘的人，却是陶陶。很多人记住了他的镇定，阴狠，还有那兜底的一拳。谁还敢找阿利借钱呢，借阿利的钱就像是偷陶陶口袋里的金子呢。但陶陶的说法是这样的，哪个敢动阿利一指头，就是他妈的扇了我一耳光。


    但是，今天包京生把阿利弄得焦眉烂脸的时候，陶陶怎么就装得像他妈的没看见呢？我瞟了一眼对阿利视而不见的陶陶，我想，哦，他也有下软蛋的时候啊！我忽然觉得心口一酸……我现在也无法跟你说清楚，我怎么心口就酸了。我这是第一次晓得，一个男孩子怎么会让女孩子心口发酸的。我上去一步，照着饲料槽一样的铁炉子，恶狠狠地“呸”了一大口，红通通的木炭腾起一股白灰和一股焦臭的味道，所有的人都“哇”了一声，纷纷后避。


    我说，北京生的大老爷们，你他妈的放开手！


    包京生满脸的无辜，他说，我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的好姐们？


    我走过去，使劲把他的手从阿利的肩上扳下来。包京生的手，就跟蒲扇一样大，跟熊掌一样厚，手背上还长了些黑绒绒的卷曲的毛。包京生呼哧哧地生了气，他冲着我重复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怎么了，姐们！


    我不睬他，在阿利的肩上轻轻地揉。阿利的眼里包满了泪水，我真怕它们不争气地滑出来，就在阿利的招风耳上亲了亲，我说，你乖，别丢人。阿利点点头，“嗯”了一声。我四周看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我们说话，陶陶，可怜的朱朱，还有陶陶带来的两个兄弟，都漠然地看着，没有谁说话。包京生拍着鼓圆的肚皮，他的肚子像一只青蛙的肚皮。我从没有见过这种人，脑袋和嘴巴像河马，可他的肚皮却像一只青蛙。包京生把青蛙般的肚皮拍得“澎、澎”地响，嘴里呼出长气来，说，算了算了，我们回吧，赶紧赶紧，别让密斯宋跟我们急。


    我看着包京生的嘴巴和肚皮，看了又看，突然仰起头哈哈哈地大笑起来。我笑得非常野，人人都被我笑呆了。我笑完之后，伸出一根中指头对着包京生骂道，你也配当宋小豆的乖儿子啊？你这个青蛙一样的臭狗屎！


    包京生先是惊讶，然后满脸胀得通红。他捏紧了两个铅球一样大的拳头，绕过烧烤摊，走到了我的跟前。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了，阿利靠着我，身子都在微微发抖，他的手还攥在我的手里，攥得全是汗水。就连卖烧烤的小贩都退出两步去，一脸的惶恐，却说不出话。是啊，没有一个人说话，陶陶站在我身后，我也不知道他脸上是什么表情。我一动不动，只是望着包京生河马般的大下巴，我说，妈的×！你来试试吧。


    没有人说话，好像沉默了很久，靠岸的游艇忽然屁响屁响地鸣了一声笛，懒洋洋破开污水，朝河的那边移过去……包京生的脸色慢慢暖和下来了，他说，爷们不跟娘们斗。大伙儿回去吧，赶紧赶紧。他跟个校长似地挥挥手，他说，阿利，赶紧赶紧，啊！阿利就哆哆嗦嗦掏出皮夹子，把烧烤的钱付了。包京生笑起来，又和蔼又慈祥，再挥挥手，一拨人就跟在他的屁股后边，磨磨蹭蹭进了那扇嵌了铁花的栅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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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学以后，我还在十三根泡桐树下等陶陶，但是我没有上他的捷安特。我说，陶陶，包京生为什么要收拾阿利，当着你的面收拾阿利？


    收拾，什么叫收拾，陶陶说，包京生开个玩笑罢了。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说，那是包京生打狗欺主，至少也是打草惊蛇，他要试试陶陶到底有好大的能耐，也试试高二?一班到底是水深水浅。那家伙是个狠将，他敢骑到你头上拉屎拉尿呢。


    陶陶低着头，沉默一小会，他说，他不会的。陶陶就像在宽慰我，也更像在宽慰他自己。他说，包京生跟我无怨无仇，为什么要骑到我头上呢？


    我笑起来，我说，陶陶，对我说实话，你怕他？


    陶陶说，哪个在怕他！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我叹口气，我说，你在学着跟宋小豆一样说话了。好了好了，我累得很，我要回去睡觉了。


    公交车来了，我一步就跨了上去。车开出一段路，我回头望望望车站，陶陶还推着捷安特，立在十三根泡桐树下边。四月天湿渍渍的风吹进车窗，把我的眼睛、鼻子都吹酸了，吹红了。真的，四月的风就是这样，一小会的时间，一下子就把你吹得难过极了。


第四章 深浅


    我们家住在东郊工业区的跃进坊。你以为坊就是作坊的坊吧，酱油作坊，豆芽作坊，或者是鞭炮作坊，哦，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坊不是那个坊。我们的坊是大跃进传下来的古老称呼了，一坊就是一处宿舍区。听说我们东郊共有三十六坊，或者是一百零八坊，谁弄得清楚呢。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干巴巴的红砖楼就像废弃的火车厢，乱七八糟地撂在荒地里。这儿是真的安静啊，安静得连红砖墙都长出了成片的蘑菇和青苔。从前，我妈妈说，从前这儿是热气腾腾的地方，成千上万穿蓝装的工人川流不息，厂房连着厂房，就像田坝连着田坝。我到今天也不晓得，为什么工厂的名字都跟密码一样如同天书，123信箱，456信箱，789信箱，隔着嵌花的栅栏，厂区的林荫大道长长地延伸，延伸到一个烟灰色的终点，多么气派和神秘。当然，那是从前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你到了东郊，还以为是到了月球呢，要多么荒凉就多么荒凉。先是烟囱不冒烟了，后来厂门上都吊了一把大铁锁。航车停了，电灯不亮了，机床生了锈，很多人下了岗，人气就散了。就算不是月球吧，东郊也荒凉得像蝗虫篦过的镇子，瓦檐口被雨水和风咬出了蜂窝，楼群见出了出土文物一样的破旧，就差没有人在上边钉个铜牌，标明这曾是哪位名人可怜的故居。名人和屋子都同样的可怜了，不过，屋前屋后还有银杏、梧桐、黄桷、皂荚、桑椹……还有没心没肺的芭蕉，依旧在春夏天里茂盛如旧，亭亭如盖，绿得让人心慌。坊里心野的家伙早就跑出去野了，上新疆淘金子，下海南炒地皮，留下那些趿着拖鞋、抱着茶碗的老头、妇女，在黄桷树下不分昼夜地搓着小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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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麻将不是什么军事术语，小麻将就是输赢只有几毛钱、几分钱的小麻将。输赢小，是因为挣得少。妈妈就说过，哪个不想打大麻将呢，一掷千金，多豪迈啊！可是你和他都下岗了，一个月就只有百把元，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熬干了，也就是百把元啊。你说这个麻将如何不小呢？！


    我们的家住在一楼，我的床头正好临窗，那些麻将桌就像摆在我的枕头上。好在搓麻将的人是很少说话的。麻将桌上所有的话都是废话，人人都是凭着肚子在盘算。麻将在桌布上转动的声音，就像陆战靴走在塑料跑道上，屁响屁响的，有时候他们和我心意相同，搓的人心头发紧，听的人就心烦得要吐。


    妈妈又跑边贸去了。她恐怕已经赚了几个小钱了吧。她临走时总要给我留下一大堆方便面，是那种120的康师傅面霸。她做过厂里的会计，计算什么事情都不糊涂，我也就能够根据方便面的数量，知道她要出门多少天。当然了，她还给我留下一摞钱。钱的多少，取决于她心情的好坏。她自己快乐，对女儿的负疚就多，给的钱也多；反过来，她难过，觉得别人都有负于她，她给我的钱就少。屋子里黑洞洞的，从窗外射进来的灯光，把屋子照得更黑了。我懒得开灯，就摸索着给方便面泡上开水。方便面发出一股很干脆、很温暖的香味，很接近把一把干葱烧糊的味道。我喜欢这种味道。喜欢那些在电影电视里大吃方便面的男人，吃得呼噜噜响，满头大汗，鼻子通红，就露出一股霸气来。我又想到了陶陶，陶陶是有霸气的，没有想到他的霸气碰上包京生，一下子就瘪了，跑气了，不见了。


    我是进高中时才认识陶陶的。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吃了一惊，我心里就是那么格登了一下，真的，我听到了胸膛里格登地一响，就像断了一根骨头一样。我对自己说，哇，怎么会是他呢？


    你问他是谁吗？其实我也不认识，我不晓得他是谁。天晓得他是谁？初三毕业后的暑假漫长得无边无际，在我的记忆里，天天都有雨水落下来，落在芭蕉肥大的叶子上，就像古代计时的水漏落在盘子里，无聊得让人揪心又揪肺。我翻出爸爸的望远镜，透过窗户朝外看。望远镜是爸爸买的处理军需品，只有一个镜头还管用，即便做一个玩具，我也嫌它丢我的面子。但是在那个百事无心的时候，望远镜还是给我带来了一点儿的惊喜。越过一片滴水的芭蕉叶，一条坑洼泥泞的水泥路，我看见路口黄色的公用电话亭。在灰蒙蒙的雨幕里，在干巴巴的红砖中，黄色就像油菜花那么惹眼又好看。当然，让我不厌其烦看出去的，并不是小小的电话亭，而是在正午之前匆匆走过望远镜里的一个男人，而电话亭就是他最好的背景。雨不过午，雨水在正午之前总是要歇上一会儿的，他把雨伞夹在腋下，两手抄在裤兜里，背微微地驼着，是那种有意做出来的驼，漫不经心，又从容不迫。他显得总是有心事，但这心事又显得恰到好处，增加了他的分量，却不能够把他压得垮下去。我从没有见过他，在产业工人大本营的东郊生活着这么一个人，也真的算奇迹。事实上，他只是生活在我的镜头里，我一旦把望远镜拿开，他立刻就消失了。我曾经想在正午前跑到电话亭去等他，就近看看他，可是我不敢。为什么不敢？怕自己脸红，也怕他让我失望……谁晓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