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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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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xx
在当局的严令禁止下,金庸小说尽管未能正式发行,流传不广,却始终或明或暗的发挥着影响力。就实际层面而言,金庸的作品依然在地下流通着,但“金庸”这两个字却等于是被湮灭了。从1959年开始,坊间仍然不时可见到金庸的作品,但是为了规避当局的查禁,书商巧妙地仿照《萍踪侠影录》的故技(指《射雕》因书名牵涉毛诗,1958-1959年莫愁书局不得不将其改题为《萍踪侠影录》印行),以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方式出版;截至1972年金庸洗手归隐为止,除了《白马啸西风》、《鸳鸯刀》之外,其他作品几乎全都曾盗印过,而且发行的数量还不少。
大抵上,其流通时期可以区分为前后两阶段;在1972年以前,流传于台湾的金庸小说,管道多端,除了本土的翻印本之外,有些是由旅客从香港、东南亚等地携入的;而台湾的盗印书也有些是直接取香港版本影印制版,既可以节约排版费,于查缉时也可以规避刑责。此时当局的查缉行动相当严密,想来也曾受过“高人”指点,无论书名如何变换,皆难逃过一劫。
1973年以后,台湾的政治气候丕变,当局将心力完全投入于所谓“党外”政治书刊的监控中,无暇顾及武侠小说;本土出版商遂抓住此一空子,大量出版各种非法的金庸小说。其中,改换作者及署名的盗印方式最为普遍,除《射雕英雄传》外,如《书剑恩仇录》(改名《剑客书生》)、《碧血剑》(改名《碧血染黄沙》)、《倚天屠龙记》(改名《歼情记》)、《连城诀》(改名《漂泊英雄传》)、《笑傲江湖》(改名《一剑光寒四十洲》及《独孤九剑》)、《鹿鼎记》(改名《小白龙》及《神武门》)等皆是;而作者题名,则以“司马翎”最为常见,“古龙”、“翟迅”等偶然一用,只要不标出“金庸”之名,通常都可以苟延残喘于一时。
除了盗印诸书外,金庸小说的伪本,也在此一时期偶尔出现。伪本原有两种情形,一是“纯粹伪作”,将与金庸完全无关的小说,径题为金庸的著作, 以收鱼目混珠之效;如《查禁图书目录》中所列的《江湖三剑闹京华》(疑为梁羽生的《龙虎门京华》),即为一例。不过,此类敢于标明“金庸”之名的书籍,于禁令严格实施之际,罕得一见,盖未有书商胆敢犯禁。反而是另一种托名伪作,于此时颇为流行。托名伪作指的是依据金庸小说的内容加以补充演述,或启其前,或继其后,或取其中人物另起炉灶,这些书多半集矢于《射雕英雄传》,如《射雕前传》、《射雕后传》、《南帝段皇爷》等书即是。这些书应是香港作家所撰,惜已难以查究名姓,台湾书商不过检视现成便宜盗印而已。
此外,台湾犹有仿冒金庸之作流传。仿冒之作,指的是暗中抄袭金庸小说中的部分或重要情节,改为己作出版;本章第二节提到的剽窃诸书,如《寒锋牒》、《至尊刀》、《独臂双流剑》、《傲视武林》、《杀人指》等,皆大篇幅挪移金庸原著。在金庸遭禁的状况下,不肖作者蓄意抄袭,宛然以金庸小说为《武林秘笈》,欺世盗名赚稿费,居然亦能风行一时,足见金庸作品之优秀;而一般读者大众对金庸原著的陌生,亦可略窥一斑。
台湾当局查禁金庸小说,从1957年开始,到1979年为止,一共延续了23年;虽然时松时紧,亦不可不谓是雷厉风行。吊诡的是,金庸小说虽然失去了一般读者市场,却在学术文化圈盛行不衰,尤其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多津津乐道;而政府高官如蒋经国、严家淦、孙科、宋楚瑜等政要名流,据说也无不对金庸小说满怀兴趣、耳熟能详。金庸小说虽受层层压抑,但其魅力犹在,迟早将如旭日东升,划破浑沌的黑暗。
——————摘自《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叶洪生 林保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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