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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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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毛水
平静的绝望
◎ 苗炜
每一个文学青年大概都背诵过卡夫卡的这句话——“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我背诵过这句话，并且有点儿偏执的认为，许多写作都出于某种“命运的绝望”，几年前我看到美剧《绝望的主妇》，开头第一句旁白——每一个男人都在平静的绝望中度过一生。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卡佛的小说，平静的绝望。
阅读《卡佛传》，我的出发点就是想知道，卡佛那种绝望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种绝望又怎样促成了他的写作。1954年1月25日，卡佛的家乡，亚基马的《每日共和报》发表文章，通栏标题是——海明威丛林归来，小说家结束环球之旅。报道说，海明威“像他笔下那些胸毛浓密的男主角一样充满危险的生活着。”卡佛说，读那篇报道，就让人陶醉、兴奋和刺激。他曾幻想，并且真的向妻子提出来，去西班牙住几年，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生活并写作，“对于他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过一种海明威似的生活无疑是个幻想，他会牵挂自己的家庭，他的冒险应该在家里进行”。原谅我岔开话题，说到文学青年的一本“圣经”级读物——海明威的《流动的圣节》，他和他年轻的妻子住在巴黎，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写作，这是无数文学青年的白日梦。遗憾的是，卡佛只能呆在家乡，在工厂上班，星期天晚上，打了一天野鹅之后，卡佛坐下来写诗。这样两件事——在荒郊野外游荡，在内心世界巡游找到支撑自己的文字，同时发生在卡佛身上。
卡佛报名参加了好莱坞的帕尔默写作学院所开设的函授课程，支付了首期25美元的学费。卡佛作品的基本长处大多没有超出帕尔默教材第一册的范畴——把读者放在小说人物的位置上，描述简练。卡佛说，“作为小说家的素材，现在打动我的大部分的东西是在我20岁以后出现的，我确实不记得身为人父之前的许多事情。在我年满20岁以及结婚生子之前，我真没觉得我的生活中发生过什么。然后，事情开始发生了。”事情是什么呢？体力劳动，低收入，酗酒的父亲，要养育孩子，太年轻的妻子，卡佛自己也太年轻了，也喜欢喝酒。卡佛的一位学生这样回忆——如果说烈酒是汽油，他的两个孩子则是火柴，有好多年，他的生活都有焚烧一空的危险。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安·柏克在还不到20岁时，就生了两个孩子，他后来在随笔《火》（Fires）中，说两个孩子对他的写作影响最大，“是种沉重而有害的影响。”他用了那样的词。
家庭的负担让卡佛感到沉重，不过他坚信，只要做正确的事情，坚持不懈的做下去，就会有好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好的结果”，从精神层面来说，是打造出完美小说的艺术，从物质层面来说，是把小说卖出去。不过他的第一位写作老师加德纳告诉他，凭借文学写作来赚钱几乎不可能。加德纳还说，宁可使用那些普通词汇也不要使用“貌似富有诗意的”词汇，要认识到言简意赅的重要性。他的第二位协作老师理查德·科尔特斯·戴，在卡佛身上看到了写作的才能，他认为，一个作家需要的是，叙述的意识，用细节建立某种存在的技巧，还有如何表达，“表达是一种真正的才能，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名作家的可靠标志。”他告诉卡佛，为了得到小说素材，他应该更密切地关注家庭，于是卡佛开始描写工人，描写养育着孩子的夫妻。在卡佛的工厂里，有一个叫韦德尔的聋哑人，大家都叫他傻瓜，口袋里装着卫生纸，他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厕所补充手纸，他经常受到大家的戏弄。他把大量时间消磨在工厂的池塘边上，一边喝啤酒一边钓鱼。卡佛根据韦德尔的遭遇写了短篇小说《傻瓜》。
卡萝尔·斯克莱尼卡这本卡佛传记厚达600余页，我疑心，这本书比卡佛所有的小说加起来还要长。在这本传记的头几个章节，作者详细的描述了卡佛所上的写作课，包括阅读书单，讨论和修改的细节，以至于读者像跟随卡佛一起上写作课似的。在卡佛之后，我曾经读过好几位美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不客气的说，我几乎闻到了他们上课时教室里弥漫的那股狐臭味道，没错儿，写作可以讲授，写作也有技巧，但按照那种写作班套路写出来的小说，有一股做作的匠气。还要不客气的说，卡佛小说中有不少平庸之作，那是他的习作，他在写出完美作品之前，进行了大量的练习。这些习作的毛病在于，你看不到想象力，似乎写作只是寻找到生活中那些可以称为“素材”的东西，然后找一个场景，用上足够的细节，把现实生活提炼成一篇小说，你看不到那种穿透生活迷雾的想象力，也许卡佛那种绝望的生活扼杀想象力。卡萝尔这本传记，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她也在扼杀想象，她像大侦探波罗破解谜题一样把卡佛小说一一解释了一番。小说是一个迷人的呈现，好小说让人着迷，读者为作者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表达着迷，就像观看一个魔术师从魔桶里不断变出兔子、鸽子，我们读小说的时候也沉迷于这样的表演，而作家传记多多少少都是专门给人败兴的，把魔桶翻个底儿朝天，告诉你里面暗藏的机关。卡佛这本传记的作者在“败兴”上做得实在是太尽心尽力了，她访问当事人，运用资料，恨不得要告诉你，卡佛的每一个小说都是怎么来的，生活中的哪一段经历构成了他最初的“素材”，他又是怎样裁剪，把那些素材弄成了小说。
我说不出为什么会喜欢《大教堂》这篇小说，那个盲人在画大教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小说的伟大就在于这种开放和复杂。但是，这本传记会告诉你，有个叫加里格尔的家伙，曾经为一个叫卡里沃的家伙工作，那个叫卡里沃的家伙是个盲人，在西雅图警察局工作过，在纸上画过画儿什么的，然后卡佛结识了他们，写出了初稿，编出来看电视、讨论大教堂之类的情节。小说读者为什么要知道加里格尔和卡里沃是谁呢？为什么要知道《傻瓜》里的韦德尔是谁呢？小说创作是一种魔术，经不起传记作者这样的分析。
卡佛小说的一个独特魅力是情感的浓度，他的学生记录下他说过的一句话：“一个短篇小说、一部长篇或者一首诗应该产生一定次数的感情冲击，你可以从冲击的强度及次数上，来判断这部作品水平如何。”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卡佛传》的情感浓度小了点儿。当然，卡佛的故事并不那么简单，一个贫困的文学青年终于成功，获得教职，获得津贴，能够在一流杂志如《大西洋月刊》、《先生》上发表文章，文学是一个失败者的行业，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最终不过是获得了他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的权利。在卡佛一本成功的小说集要面世的时候，他正因经济纠纷面临审判，他的妻子在法庭上这样辩护——“法官大人，总有那么极少数人，为了真实地切实体验我们大家的感受，他们不得不凝神专注于自己的阴暗面。我的丈夫，就是这些该死儿倒霉的人中的一位，拜这种责任所赐，他既要受苦受难，还得心高气傲。他嗜酒如命，大约一半时间生活在与小说相应的世界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现实世界中辨别是非并据此行事的能力衰退了。”这桩小小的经济纠纷可以看作是作家贫困生活的延续，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哈代说，在文学上，年轻人常常从当法官开始，只有当智慧和经验到来时，他们才终于获得了受审的资格和尊严。卡佛的《请你安静些，好吗？》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给出了高度的赞扬，卡佛终于获得了“受审的资格”。
卡佛继续写他的小说，那种绝望的气氛并没有散去。这本传记堆砌了大量的事实（有点儿淤了的事实），无关紧要的细节，来讲述卡佛的创作生活。这让我想起另一本极其抽象的书，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病症》，哲学家讨论的也是“绝望”，他说，绝望是这样一种病症，得到它是一种上帝所赐之福，从未有过它是最大的不幸。绝望并不是寄希望于一种尘俗的困顿、一种现世的苦难是可能被消除的，绝望的自我是一个承受着的自我，持之以恒的建造空中楼阁，一个处于绝望中的人幻想，他的幻想又去和感情、认识、意志发生着关系。许多人都多少带着一点儿绝望生活，少数人才经由绝望达成精神上的自我。在我看来，《致死的病症》是一本更出色的作家传记，它从精神上阐述问题，你可以用它来解释卡佛。这远比在他的生活漩涡中找出他创作的证据更有意思。
来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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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书匠
也想谈一谈卡佛，雷蒙德·卡佛。
动用五天时间看完他的传记《雷蒙德·卡佛一个作家的一生》，传记大约七十万字。传记我喜欢看长的，最好是巨细糜遗，有点流水账，只要不失严谨。我不喜欢语言过于流畅，叙述过于机巧的传记，因为那会失真。我知道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磕磕巴巴的，与之相对应的文字也应该稍显笨拙。这本传记在这方面可称为典范，传记作者卡萝尔对卡佛用情太深，十年成此一书，简直是把一个失意作家当成拿破仑来写的，饾饤考据卡佛平淡无奇的每个细节，所以这本书进入了以后，会让我觉得我正在过卡佛的一生。这也正是我喜欢看大部头传记的原因。
五天也不光是看传记，同时也根据阅读的推进，将卡佛的小说重新找出来，阅读相关篇目。国内出版的四本卡佛的小说我都有（另有一个八十年代中英对照的版本我没买），传记中提到的重点篇目以前已经读过，现在再次阅读。读着传记，几天内体验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的一生，当然暗呼过瘾；同时，那几本小说集我读不进去。
读不进去的原因其实在于翻译。卡佛的小说应是像是一样，充满节奏、韵律，纵是以极简标签，但那些瘦骨嶙峋的单词在韵律的操控下韵味无穷。卡佛的小说充满了诗性，翻译过来，所有的韵律消失，只剩一摊流水账。这些译本根本配不上卡佛如今在中国的影响。大多数读者还没看过他小说，但已从各种媒体得知卡佛的生平，充满敬仰，带着发掘微言大义的冲动买下卡佛的小说，拼了命地读，想从字里行间读出醍醐灌顶。
有的人认为读出来了，大声叫好，把卡佛的名声再次传扬；读不出好的就说卡佛的文字真酷，纵是看不懂，但此中定有真义，余生还当努力消化。暗示力量是无穷的，一本书，你随意地翻看，和知悉诸多的评论以再去看，截然不一样。前一种的阅读体验，是自由的过程，读出的好是真好；后一种的阅读体验，是一种放大的过程，读出的好，未必是你自己真心体验到的，而是你揣测着它应该有那么好。这种暗示的作用，也使得书评人大发其财，豆瓣里充斥着水军和五毛党。
说白了，中国读者对卡佛的接受，就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过程。也许译者从原文中体验到某种好，但囿于能力没法翻过来；但更多的人冲着卡佛留诸心头的印象，便也对翻译过来，面目全非的小说大声叫好。这让我想起“北人煮席”的故事。北人到南方吃过笋子觉得好，问那是什么，南方人告诉他是竹子。北人回家就把席子拆了煮……我们读卡佛，就相当于这北方兄弟嚼席子嚼得满口血沫，还要来一句，啧，笋子就是这个味。
认识的一些读解能力非凡的作家朋友，他们对卡佛都是有保留意见的，同时也认定这是翻译的问题。苏童知道译文只是窥豹一斑，想去读原文。他形容说卡佛的小说是“云后面的山峰”，我不知道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有何异同，但我认定他是在说译文犹如云朵遮掩着背后高大的山峰。小说家喜欢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显示自己的感性能力。村上春树见了卡佛，形容这个人像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干了一件错误的事”，乍一听很妙，细加分析却又是放屁，什么都没说。
李洱在公开的场合说卡佛要是没写出《大教堂》，那他就没法成为一流作家。这确实已直抒胸臆了，但在我看来，可能这一篇是卡佛最好译的作品，是我们中文读者最能接受的一篇，不一定就是对雷作品的公论。《大教堂》是卡佛后期作品，这时期他已能脱离编辑利什的影响，按自己的意愿去写去发，所以这一篇相对前期作品而言，骨肉丰满，更接近于传统小说叙事，但离卡佛标志性的极简主义风格较远。众所周知，卡佛的极简主义其实是他和利什搭配干活的结果，他写，利什删，删别人的作品不肉疼，遂得以产生这种风格。
当然，这种话还是要懂原文的评论家说——说好说坏，其实不干我们什么事。因为卡佛的小说靠文字简约韵律出彩名世，应不是可译的。文字简约，还好对应着多译短句，韵律怎么译呢？不可译的作品就是小范围内的事情。其实囿于汉字的独特秉性，汉语的自成一体，中文作品和卡佛的小说一样，应是小范围、母语圈内的事情。因卡佛是美国作家，他所在的小范围就有全球扩散的可能性。中文作品没能力扩张，对于母语圈内的评价又不够尊重。没有自信，又进入不了别人视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同期的理查德·福特也是极简主义，他的作品可译性肯定强于卡佛的作品，在国内作家当中评价很好，但没有引起一般读者大众的重视。我相信眼光确分门道和外行，作家的读解要强于一般读者，如果有人用“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予以反驳，我就只好请他滚蛋。
有必要理会一下一个作家被接受的过程。
恰好卡佛的传记写得很透。卡萝尔纵是对传主用情很深，但也更有一种“史笔如椽”的理解，不虚美，不隐恶，有太史公遗风。卡佛的传记中译本远比卡佛的小说好看（也比卡佛的作品全集更厚），也足以说明卡佛被接受的过程。卡佛虽然穷困一生，其实是个明星级的作家（和影视演员不一样，苦难往往能成为作家身上的光环），在我看来可以和海明威、杜拉斯、沈从文等人划归一类——这些作家的经历已往往更有传播能力，纵是没读到作品，他们的经历已让人耳熟能详，他们身上标签性的东西已经在人头脑中扎下根，接着，其作品才抢滩视野。
卡佛身上的标签够多，他之所以在今天大放异彩，成为可以标志一个年代的明星作家（上一个是昆德拉），在我看来，他其实成为了坚持理想的代名词。在这个理想稀缺的年代，了解卡佛的事绩，你就可以踩在他的肩膀上看到理想的轮廓。
看看他的传记，你就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卡佛一直都被穷困困扰，渴望进入中产，渴望成功。他酗酒、吹牛、胆小怕事、躲避责任，一般人有的毛病他也有。某次他以为他得到某项奖，事先向朋友们张扬，最后落选，他仍会在个人简介中说自己得到某奖；他会用羡慕嫉妒恨的眼光盯着登上报纸头版的作家朋友的巨照，那是他念念不忘的成功标识；他孜孜不倦申请各种奖项和基金，差不多相当于中国作家混体制；他给出版商列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长篇题纲，赚取预付款，却从未交稿；打牌时，他会狠狠地赢取自己学生的钱；他主动申请破产逃避债务，以致他的老婆都觉得他脆弱，不像个男人；他终于赚到钱以后，也像中国人一样，购置多套房产，名车一买两辆，一辆前面开，一辆拴在后头当狗遛……
因其终以天才和大师名世，所以他的这些毛病都被人看成了一种童稚般的顽劣，且能进一步巩固“天才”、“大师”的形象。
如果卡佛可以选择，他应会放弃自己生活。他临死之前已成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终于告别朝不保夕的生活，他戒酒成功，进入高产期，但这时查出癌症。如果他没得癌症，好日子得以持续，也可能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不一定有今天的地位，因为他将失去“文学受难者”的形象。再给他十年生命，他也许会写出十本书，跨入高产高收入作家行列……但那时，我们认识的雷将与现在面目全非。
事实上，卡佛的形象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作家能够达到的范畴，他在人的精神领域得到封圣加冕。在苦难中，他人文合体，道成肉身。
不过他了不起也正在于此，穷困是他想甩却一直甩不脱的命运，如影随形；他不是故意坚守，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办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好。他数十年的痛苦是锥心的痛苦，他戒不掉的酒瘾是拊骨之蛆，而所谓的成功只是他死后的哀荣。因为有了所谓的成功，卡佛以往遭受的苦难在别人看来，都成了为最后那一笔成功作的铺垫。
这其实是对卡佛的不了解，这其实是说风凉话。
如果他不成功呢？如果他不成功，当然也不会为人所知，但知道他事绩的人会把他当傻逼。其实，恰是漠视卡佛苦难钦仰他荣誉的人，会对另一个不成功的殉道者施以冷眼。我知道，为了文学倒霉透顶，最后疯掉的人，每个县都出现过。每个人都认识这样的人，你是否曾将他（她）当成潜在的卡佛并施以一丝敬意？
其实，这真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对于卡佛而言，他的成功正在于他的不成功。在美国，他同样是坚守理想的代名词，在这一光环笼罩下，人们带着朝圣的心情看他的小说。
他没想到过坚守，他只是无奈，却成了坚守的代名词。造化弄人。
我们跟着卡佛的母语读者起哄，确实有些一厢情愿。汤伟译文中“我看见一个巨大的婊子”已广受垢病，我无法揣测他的英文水平，但他可能经常讲不好中国话。
篇目太多，我仅从最能体现他风格的《家门口就有这么水》（和于晓丹的旧译名《离家这么近就有这么多水泊》比一比哩）抽几个句子看看：
“我看他的手，粗壮的指头，关节处长满毛，在动，在点烟，这些昨晚在我身体上到处摸并进入我体内的手指呵”——这一句肯定富含韵律，有女性无奈而忧伤的情绪在里面，但现在除非作考据式的挖掘，常规的阅读还看得出来么？
“我身边的一些事还必须也会变，变得容易了或更难了，这事或那事，但没有一件事会有真正的差别，我信这个”——没有了韵律，这简直成了冗长的废话，令人难受。
“没隔多久他们就决定结婚，但这也已经成为过去，她的过去，在游离她”——真够“游离”的，谁看得懂？
卡佛若知道中国读者读着这样的译文，竟还大声叫好，自以为理解了他——他会不会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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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阵
我猜想，在2010年之前，雷蒙德卡佛---这位擅长短篇小说写作的美国人—-大概还不被许多中国普通读者所熟知，直到他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正式引进出版之后，才在我们读书界中掀起一波“卡佛”热，以致“当我们在谈论××时我们在谈论××”一度成为许多写手最爱借用的标题范式。最有名的一例是知名作家村上春树，他算是卡佛的粉丝，他在一本随笔集题名里就曾移用过这个范式。借助国内这波“卡佛”热，有关他的生平、他的文学创作历程也在读者面前逐一得以披露和呈现。
这或许正暗合了卡佛那纠结尴尬的一生。卡佛短暂的50年人生，前半期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待他在写作事业上声名渐起，开始被文学界承认时，生命却走到了尽头，来不及享受生之辉煌。值得庆幸的是，他终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学遗产。
美国传记作家卡萝尔?斯克莱尼卡所著的《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对他的一生作了详尽的描述。显然，卡佛并不是一位天才，他仅是一名锯木锉工的儿子，童年时，跟随他的家人在美洲大陆上多次迁徙，历尽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他也没有值得炫耀的教育背景，在学校，留给师长和同学们最深印象的是他的木讷、结巴和孤僻；但他的和善、宽厚的性格也让他在一生中获得了不少同道挚友。卡佛不是一个善于生活的人，他常常受困于失业、破产、酗酒窘境，成年后，跟他的家人的关系若即若离，始科难以调和。但他天生有一股对写作的热情和痴爱，他把写作当成了生活的全部，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而让路，为此，他也失去了生活中的许多家庭亲情，最终导致与发妻玛丽安长达二十多年婚姻的破裂。他不是不爱玛丽安，而是他选择了写作—-他一生苦苦坚持的终极目标，他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死，他是他内心文学梦想的殉道者。
卡佛很在意文学界对他努力的评价，这在他与编辑利什的关系上可以一见。作为编辑，利什显得有点独断自信，他时常不顾卡佛的感受想法，大胆删改其提交的作品。这对刚出道且急于想被主流文学圈内接爱的卡佛来说，显然是无奈而又不得不甘服的选择。随着卡佛越来越被接爱和承认，他不甘愿让利什以他的文学领路人和导师自居，他以他内敛的方式婉拒了利什对他此后文学作品的修正，在他身后留下的大量的两人来往信件中，卡佛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这点，而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掩掩藏藏，依他的性格，他是不想也不愿把两人的关系弄僵，事实上，他还是极为看重利什对他文学生涯的益助的。
卡佛的作品有他自个独特的生活经历印记。他的作品题材并不宽泛，大都描写社会中低阶层人的失意事，常常以一对夫妻为中心，继而展开，把与相关的人的关系裹挟进来，结局大都是灰暗绝望，让你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微光。他的“极简主义”写作风格，有海明崴的遗风，露出的仅是冰山一角，但大部分都在海平面之下，场景白描的不多，背景基本不交待，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推进故事发展。对此，有的人喜欢，有的并不予以认同，但无论怎样，这才是卡佛真正的属性。
相比之卡佛，我本人则更爱同一时期的作家--理查德福特。理查德福特比卡佛出道更早，文学成就也不逊色于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期期间，两个人交往密切，互为益友，相互影响，惺惺相惜，要不卡佛怎会把身后作品的部分处理权委托给他呢。福特的作品也是走极简路线，笔下的人物也常归属于失业者、离婚者、犯罪前科者等底层边缘人之列，不过，他爱用第一人称写作，作品的基调虽呈灰色，但没有把人写死，还是留余一点希望之光，并非绝望到底。因此，福特的故事更好读一些。
无论怎样，卡佛的文学地位是不能否认的，在他50年的短暂人生中，他始终以自已的方式在坚持着，对文学的那分执著，对多难波折一生的价值的追求。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喜爱他的原因，正如上个世纪风靡全美的一部家庭情景喜剧的剧名--《人人都爱雷蒙德》一样，我们都爱雷蒙德，当然，还有卡佛。201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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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文
书评人：潘启雯
酗酒、穷困、破碎的婚姻、肺癌患者，或者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言人、短篇小说大师、气质独特的诗人……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关于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的关键词，也是沉痛人生覆在他身上的某种阴影或光环。
与众多生前潦倒未曾大红大紫、死后又迅速被人遗忘的作家相比，卡佛的“幸运”在于他在人生中的最后时光里享受到了还算显赫的声誉和生活的改善，尽管这幸福来得过迟且又短暂。在《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美国传记作家卡萝尔·斯克莱尼卡在10余年时间里，不厌其烦地征引卡佛尚未公开的笔记和手稿，细致到近乎琐碎地为人们还原了卡佛的传奇一生，把一位短篇小说家的生活拉伸成了一部全景的长篇巨制——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独家史料，斯克莱尼卡对卡佛怀有莫大的敬意，当然也对他沉迷酒精过着无力自拔的毁坏生活“爱恨交加”。
按照斯克莱尼卡的叙述和解读，自称是“失败者”的卡佛，在众多作品中或明或暗地展示着自己的“伤疤”。卡佛也曾自言他就是自己笔下那些人物之一，时常“迷惑的，酩酊大醉的”，就像他小说故事中的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更是“报复”般剔掉了修辞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把文字削到瘦骨嶙峋”。
事实上，卡佛在创作理念上巧妙地遵循了契诃夫及海明威等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文本上则奉行由海明威开创的后现代的“简约主义”，并将其发展到“极简主义”的新的高度，尽管卡佛本人似乎对这一标签不甚认同，因它“多少意味着想象和技巧方面的微弱”。显然，此种形式上的“极简”造成了一种风格：每一篇小说的结尾虽然呈现出一种“开放”，但其实背后是隐藏的“闭合”，即在“我”的美妙感觉中寄托着作家对生命和生活的体悟。
从《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可以看到，成就卡佛的恰恰就在于他所“厌恶的、不想承受也无法摆脱的生活”。他的人生几乎就是“loser”（失意）的代名词，年轻时做过很多很苦的工作，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医院守门人、送货员、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过早的婚姻、20岁之前就有了四口之家的重负以及十几年的酗酒彻底毁灭了他的生活。他很早就热爱写作，对文学有着令人费解的执著，23岁开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可是成名后他在访谈中说，写作并不能给生活带来改变，甚至连一点点改善都没有。“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人们或许感知到清冷的凉意，但在此独有的形式下，有着卡佛的小说创作的情结，隐含脉脉的温情。
“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46岁时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对女性写作开出的“苛刻”条件。而美国“垮掉派”作家亨利·米勒40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说，他要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也许，类似的遭际才是许多作家的生活常态，“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生存比写小说和写诗要难对付得多”，卡佛的话无奈而又一针见血。然而，卡佛惜墨如金背后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繁重的生存压力让他根本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作。除此之外，喝酒和怎样从喝酒中摆脱出来——这两件事也基本耗费了他的一生最主要的光阴。
诚然，曾经的“职业酒鬼”，因为酗酒而婚姻破裂，妻离子散，还险些丧命。从1976～1977年间，卡佛几次被送进医院进行戒酒治疗，凭着顽强的毅力，他成功地戒了酒。卡佛或许知道自己是无法对生命抱有看破态度，索性投身其中，以碎裂来对待残缺。虽然酗酒的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帮助，但那段日子依然不堪回首：“我不觉得酗酒这段经历有什么意义，它只造成了浪费，带来了痛苦。”遗憾的是，卡佛笔下的大多数酒鬼并不清楚这一点，于是他们继续酩酊大醉，他们也将继续痛苦下去。因此，如何拯救、修复人类自身的精神生态，并借助精神的力量去拯救浮躁社会的生存危机和功利时代的生态恶化？或许正是卡佛小说与《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带给人们的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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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寓泾
“他们希望得到中产阶级的东西——漂亮的汽车，舒适的住宅，醇美的威士忌。妻子每天早起开车去学校上班，卡佛写作并且有了大学的关系，他们甚至还有了一匹马！”这着实颠覆了我们对卡佛的认识。
《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一书给我们描绘出的仿佛是一个双重的卡佛，他不仅仅对中产阶级的东西如此地热衷，更是沉迷于追求作品的成功之中。“数十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向杂志投稿，利用他能想到的各种手段与欣赏他的编辑建立关系。”他幻想他寄出的小说被所有的商业杂志买下。当他参加文学奖争夺时，以为那2000美元的最高奖金就是他的了。当他的小说收入《196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里时，卡佛处于兴奋状态中，“惊呆了”，认为这是他一生里“曾经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他有意无意地向翻阅该书的经纪人和编辑透露，他正在写作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一本“做好了发表准备的”诗集。他把《先生》杂志采用了他的小说的消息告诉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当他在机场里看到他人在翻看那本《196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时，他甚至是情不自禁地向他人介绍自己。这哪里是我们想象中那个有着一双透彻的眼、写尽世间卑贱炎凉的卡佛呢？
也只有到这时，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潦倒的生活给卡佛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以及一个作家是怎样心急如焚地渴望得到承认。作家其实是一项高风险的职业，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才情，还要有机遇的垂青，社会的承认。作家的成功与否不能由自身决定，而总是把恳请的目光投向掌握生杀大权的编辑、功成名就者、以及这个社会，尤其当这个作家以此为谋生职业之时，作家对他们的态度更是会不惜以卑微的面目出现。以写作作为一生事业、甚至是谋生手段的卡佛，他所遇到的境况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一书长达600余页，拿在手中，像块巨大的砖头，如此厚重，卡佛一生的所有作品叠加起来可能也不过就是如此的厚度了。虽然这本传记远远无法与卡佛一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相比，但它胜在采访深入扎实，事无巨细，资料翔实，还原出了一个短篇小说大师坎坷一生，与卡佛那些杰出的作品成为互相映照的文本。相比于虚构的小说，它又胜在真实，提示出一个作家的命运之旅。
很难想像，如果卡佛早年得以顺利成名，不再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屡次破产，丧失了这般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的笔下能否继续流出震憾之作？这似乎是命运与卡佛作出的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换，命运提供坎坷的写作营养给卡佛，而把写作当成终身事业的卡佛就必须接受屡次破产、卖掉汽车、搬出大房子、一度靠做一名维修工勉强度日的生活。
这本书的出现打破了我们对卡佛的臆想，即使先前曾经有片言只语、零星的文章介绍到他贫困的一生，但那贫困二字仿佛也因此带上了特别的诗意。被平庸生活弄得焦头烂额的我们，总是寄希望于看透世情的作家能够超脱于此，或许这才是我们对作家每每错误臆想的由来吧。特别是当初卡佛妻子的那句保证——“他永远不必在她与他的写作之间作出选择”，让卡佛安心写作，不必为家事烦心，曾引来多少写作者的仰羡，然而生活又岂是能轻易保证，夫妻二人被贫困所压，酗酒出轨，到了卡佛功成名就之时，更是劳燕分飞。
成功后的卡佛，紧张不安并心生疑虑，书中更是认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素材全部写尽。对待卡佛始终没有多少笑脸的命运这一次更是绝情，就在卡佛认为已经戒掉酒瘾，感情也已重新找到归宿——他与一个女诗人相爱，正准备在写作事业上大展一翻鸿图时，却是想不到因为抽了几十年的烟而检查出肺癌，不久就撒手人世。这仿佛是命运在卡佛身上写的一部小说，这是命运在一位作家身上、以他的一生作为的蓝本。
尽管如此，如若真有命运对卡佛提出如此明确的交换时，我依然想象着卡佛肯定会选择写作，这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天性，理应是除了死亡，谁都无法抢下他手中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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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沉沉
很多人已经把卡佛了解得滚瓜烂熟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雷蒙德卡佛？
我的雷蒙德卡佛是个傻大个、缺乏运动。
我的卡佛是个大宽肩、只爱打猎和钓鱼、肉松松垮垮的男人。
我的卡佛从小是个小胖子、爱夸张自己的痛苦、敏感脆弱也不是什么硬汉。
我的卡佛有时候挺像海明威的、也许他想要那个样子、但是我知道他只是个小怂包。
我的卡佛控制不了什么欲望、抽烟喝酒泡妞吹大话一个也不落。
我的卡佛最平凡不过了、局促和不被人理解、看上去有点傻。
我的卡佛可能活得不太自在、当他抱住你的时候、你觉得他有点僵硬。
我的卡佛很会讲故事、他活在故事里、你跟他说的话都会被他写到小说里、不夸张也不加形容词。
我的卡佛和我一样是个小人物、但是你永远都应该爱他、原谅他的任何一次任性。
如果死时可以抱着一本书、那么我一定选卡佛。算是力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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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文
读卡佛
文∕杨昌文
当我一眼看到这本书时，就知道我绕不开它。它是一本传记，传主正是我一直喜欢的美国小说家，被评论界誉为“极简主义小说”之父的雷蒙德卡佛。
我是他的铁杆“粉丝”。
第一次阅读卡佛，约在七八年前。那是一本在旧书摊上买回来的旧杂志——《外国文学》（89年5月），上面刊登了一篇由陈勤先生执笔翻译的卡佛的短篇小说《冷冻》（在最近出版的肖铁译的《大教堂》里被译为《保鲜》）。小说讲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那一系列的麻烦事：“自打三个月前被解雇以来，珊蒂的丈夫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张沙发。三个月前的那天，他回到家时，带着一脸的苍白和恐慌，一只盒子里装着他上班时用的东西。”生活由此而陷入困境，更糟糕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家里唯一的一台冰箱又不合时宜地坏掉了，这一突然降临的厄运，使得这个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失去了保障。卡佛运用简约冷峻的笔触，栩栩如生地描摹了他们的拮据、痛苦、无奈、忧伤以及内心的危机与挣扎，像突然扔进来的一块砖头，一下子砸翻了内心的五味瓶，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此后，我就成了地道的卡佛迷。一篇又一篇地，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阅读卡佛的小说和有关卡佛的一切文字，成了我的一项嗜好。
小说家苏童曾经说过，读卡佛会读出怪事来，不喜欢的人会认为这是个记流水帐的作家，而喜欢他的， “对某种流水账的满腹爱意就像暧昧的心理异常”。他在文章中说：“……由于卡佛的故事大多不成其为故事，更多是一种生活场景的有机串联，人物的心情在这种串联中便像乌云遮盖的山峰一样凸现出来了。所以读卡佛读的不是大朵大朵的云，是云后面一动不动的山峰。读的是一代美国人的心情，可能也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中国人的心情”。卡佛笔下，“到处都是因受伤害而变得敏感的人，到处都是因为敏感而更加不幸的人，到处都是对生活失望的人，到处都是令他人失望的人，到处都是脆弱的融洽和深深的隔阂”。卡佛小说里的这一切，尖锐得令人生畏，这使得苏童有理由认为，卡佛是一个“很复杂的作家”。 （见苏童小说课堂 《流水账里的山峰》）
卡佛的复杂性，在我读完卡萝尔斯克莱尼卡这本，砖头一样厚重的大著《雷蒙德卡佛》后，终于得到了印证。斯克莱尼卡耗时十年，精研卡佛全部作品，走访近百位相关人物，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这部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卡佛传记，巨细靡遗，忠实地记录了卡佛颠沛流离的一生和他对写作的热爱与坚持。全书以67万余字的篇幅，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鲜活的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的一座小城克拉茨卡尼，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做饭馆招待和零售推销员。他19岁娶妻玛丽安伯克，那一年她16岁，怀孕了。不久，他们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父母，却居无定所，为日常生活所累。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做过一个又一个非技术性的临时工——木材厂打杂工，送货员，加油工，清洁工，看门人，郁金香花采摘工，医院守夜人兼擦地板工，如此等等，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过着不合我身的生活”。 令人敬佩的是，这样极端不安定的状态并没有使他放弃写作，但长期以来写作对他的生活却没有带来一点点改善。1975年10月，当卡佛收到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的校样时，他和妻子刚刚通过一个联邦破产法庭摆脱了他们的债务，那是他们第二次破产。1976年3月，《请你安静些，好吗？》出版后的某一天，卡佛的两位朋友一大早赶到他家里，不是前来祝贺这本书将要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提名，而是开车送他和妻子去县法院出庭，他被指控为获取失业救济金而说谎。同期，卡佛酗酒成瘾，“酒精控制卡佛生活的时间比他愿意承认的还要长”， 从1976年到1977年间，卡佛四次被送进医院进行戒酒治疗，酒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也毁了他的生活：妻子和孩子们离开了他。1977年6月2日，卡佛奇迹般地戒了酒，开始了他所谓的“另一次生命”、“没有错误的生命”，使其“在一长串令人失望的美国酗酒作家中成为少有的例外”。 1977年卡佛的第二部小说集《狂怒的季节》问世。1978年8月，在一次作家宴会上，卡佛结识了女诗人特丝加拉格尔。1979年1月1日，特丝加拉格尔来到埃尔帕素与卡佛同居。1981年，卡佛小说集《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谈什么》出版。1982年10月18日，纽约州奥农多加县高级法院的唐纳德米勒法官准予原告雷蒙德卡佛与被告玛丽安伯克卡佛离婚。1983年，小说集《大教堂》的出版终于使卡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出版之后八个星期即已开始第三次印刷，12家国外的出版社购买了翻译版权，一直穷困潦倒的卡佛，终于可以不必为钱发愁了。但好景不长，造化弄人，抽了一辈子烟和大麻的卡佛，1987年9月发现自己咯血。10月他做了三分之二肺切除手术。在以后的九个月中，卡佛与癌症进行了勇敢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的斗争。1988年3月癌细胞扩散至他的大脑，6月癌细胞再次出现在他肺里。7月17日，卡佛与过去十年里一直陪伴他的特丝加拉格尔举行了婚礼。8月2日，年仅50的卡佛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
卡萝尔斯克莱尼卡怀着对卡佛深切的敬意和同情，全面记叙了卡佛的成长历程，“没有歪曲回避卡佛私人事务中敏感问题”，以其谨严的治学态度，走访、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有关卡佛的史料，并在这本大著中，“解密并分析了大量卡佛小说的创作背景及主要意旨”，读来令人大开眼界，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卡佛小说。我个人感觉，将卡佛小说和这本卡佛传记互相参照着阅读，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卡佛说过，“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写作，只是一个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
（卡萝尔斯克莱尼卡 《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 龙门书局）。
20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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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3 0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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