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传 （上下册） - 书评

灯下看书

　　美国对纳博科夫来说太重要了：这里是他的避难所，是他最终放弃俄语而改用英语写作的地方；他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新的蝴蝶品种，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他在这里写下了那些著名的文学讲稿，翻译、评注了备受争议的《叶 ...

此主题为自动生成的书评内容贴，书籍链接地址: http://www.dothinking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53

书评内容会自动聚合在本帖中

侯磊

　　他对俄罗斯一往情深：读《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上、下）》
　　侯磊
　　
　　二十世纪重要的现代作家中，纳博科夫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洛丽塔》，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的身世和经历。如果单单从他美国时期的经历来讲，纳博科夫完全可以归入学院派的作家，毕竟他在美国的生活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大学中度过的。那么，他在美国是如何“练就出”《洛丽塔》的呢？只怕其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只能在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纳博科夫传记——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美国时代（上、下）》中去寻找答案了。
　　
　　刚到美国时的纳博科夫，已经是俄国流亡文学圈内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痛苦：放弃他的母语——俄语，并开始用英语来写作。这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是很艰难，甚至很危险的事。幸好，语言天赋过人的纳博科夫度过了这一难关，但是语言的转换从根本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具有俄罗斯血统的纳博科夫在生活上一向认同自己是个美国人，并且一直到晚年移居瑞士以后仍旧以美国人自居。然而在文学上，他却在美国极度地宣扬俄罗斯文学。他对当时公认的众多文学大家的作品都嗤之以鼻，把风头正健的艾略特、托马斯曼、甚至海明威等都比为三流作家，当然，他的名气也是由此而急剧攀升的。在博伊德的传记中，来看看纳博科夫是怎么对待俄罗斯作家的吧。
　　
　　纳博科夫有一天在讲课时，他打开了一盏灯说：“这是普希金。”又打开一盏灯：“这是果戈理。”打开第三盏灯：“这是契诃夫。”最后，他打开窗户，让金色的阳光照耀进来，“看吧，这是托尔斯泰。”
　　        从这一点上，足可以看出他对俄罗斯的一往情深。这就更不难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翻译评注普希金的《叶普塞尼奥涅金》，宁可忍受薪金的微薄也在坚持教授俄语文学了。
　　
　　纳博科夫的人格是分裂的，他极度地理想化，幻想着能够全心地进入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并且在那个世界里担当上帝的角色，然而，他一次次地为谋生发愁，甚至不得不四处搬家，到处打工找活儿干，过着今天“北漂一族”的生活。他认为美国文学甚至英语都是不忍卒读的，可是现在却不得不靠着这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教学、写作来换饭吃。就在这种环境下，纳博科夫逐渐认识到美国中产生活的矛盾与悲哀：它看似十分美好，却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而他自己，仍旧活在果戈理和契诃夫创造的时代中。就在这种状况下，纳博科夫创造了《洛丽塔》。
　　
　　        纳博科夫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的一生都周旋在教师、作家和昆虫学家中间。他想给这个世界一个明确的交代，所以他会像写小说一样创作回忆录《说吧，记忆》。而在《洛丽塔》中，如果我们把眼球都盯在这场不伦之恋中，那我们都会成为纳博科夫所嘲笑的傻瓜。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洛丽塔的故事是最道德的。”诚然，整部《洛丽塔》中，纳博科夫想描写的社会问题有很多，但恰恰不是“中年男子与未成年少女之间的两性关系”。他甚至希望读者都来关注主人公赫伯特对奎尔蒂的谋杀中，但是，读者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他的希望。
　　
　　        在纳博科夫笔下，赫伯特对待洛丽塔的态度就像纳博科夫对待美国的态度一样，忧郁、多疑、不信任，但同时又充满了欲望，以至于离不开她。而赫伯特对奎尔蒂的谋杀，仿佛就是早年纳博科夫的父亲被政治谋杀的翻版，纳博科夫在小说中隐藏了他太多的诉求。不过可以清楚的一点是，有着深厚俄罗斯文化底蕴的纳博科夫迷恋的是美国这个像洛丽塔一样，在悠久的俄罗斯文化面前年幼无知的国家。也就是说，恰恰是美国的生活造就了纳博科夫笔下洛丽塔这个故事，而故事最合适的讲述者，恰恰是这个外来的俄罗斯老头。
　　
　　        不过，当纳博科夫一吐为快地造就了《洛丽塔》以后，他虽然有了可观的版税，但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想必他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和老婆一起，开着车去山谷里抓蝴蝶的生活吧。这种才是他渴望得到的，纯正美国式的生活，这也就是他同时是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的原因了。
　　

聂景朋

　　作为一本文学传记，博伊德对纳博科夫作品的文本分析差不多和作品本身一样精美，足以成为本书的精华。但和所有的传记作者一样，一旦提及传主这个人，就难免发生一系列NC粉症状。这也不是毛病。因为要写好一个人，就必须走到离他足够近的地方，直到他占据你的全部视线为止。这是传记这种东西无法克服的诅咒之一。
　　
　　我不是很喜欢纳博科夫的小说。虽然它们确实很完美。这是一种极为平衡的完美。它的布局谋篇沉着、冷静，结构得体，语言简洁而细节精当，仿佛来自一个富足、丰饶、安宁的世界。昨天刚把裤子送进当铺、正等着笔下这两个印张换饭票的人肯定是写不出来。说《斩首之邀》模仿卡夫卡纯属无稽，而且有比纳博科夫不懂德语更有力的证据：纳博科夫的主题是庸人包围了与众不同的人，并将之置于他们的规则审判之下；而卡夫卡的主题是无论庸人还是天才，都被某种规则和力量主宰，在城堡、法官、权力的面前，一切是平等的。这似乎可视为一种恐惧的不同变种，只是范围和深度有别。那所差的一点，就潜藏在博伊德没有深究的地方：纳博科夫不喜欢弗洛伊德。
　　
　　因为此事无须深究：他是一个健康、乐观、自信的人。而弗洛伊德是给缺少这些东西的人预备的——今天人们常常忘记，那原来是一种医术，用途是治疗病人。它适用的对象是诸如维特根斯坦这种自杀控，或者劳伦斯那样的恋母者。虽说博伊德尽了不少力，让大家相信他的传主也生活坎坷来着，然而纳博科夫的总体情况一切正常。他的父亲是为捍卫民主而献身的英雄，而不是打死了农奴的虐待狂军医。他的母亲温柔而有修养，了解并支持儿子的才华，而不是给儿子穿裙子、起名“玛利亚”的幻想家。于是，他的趣味也是正常的：桑丘怎么可以被打掉两百多颗牙？而打掉这些牙又有什么意思？他所讨厌的作者，是癫痫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度咖啡因中毒+妄想症的巴尔扎克，疑似基友又永远看不出来的托马斯·曼，以及一辈子生活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福克纳。所谓“病人的文学疗程”与他无关。
　　
　　因此，他可以在《防守》中捍卫只为象棋而活的天才，却无力于自己的同性恋弟弟。博伊德承认，纳博科夫不知道拿这个弟弟怎么办才好，他们也很少交流。病况或非主流，在纳博科夫那里是设局的条件，编织故事时的“花样”，而不是发之于发肤的现实。当现实中的“病人”出现时，他选择了躲避，就像他当年必须躲避那个病态世界的降临一般——博伊德特意强调了帕斯捷尔纳克那句不厚道的“嫉妒”玩笑，却没有澄清纳博科夫的“阴谋论”有多么荒诞：帕斯捷尔纳克为这个“圈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确可以在态度上表明自己对病态政权的反对，然而他未必真的懂得如何对待那些被扭曲了的人，包括他身陷布拉格的侄子在内。
　　
　　所以，他总在等待他所说的“理想读者”——有耐心、有修养、乐于细嚼慢咽他精美的文字、感受艺术的“花样”之美的人。遗憾的是，这世上不幸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棉花糖

　　
　　终其一生，纳博科夫都在寻找他的理想读者。他曾这样描述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算得上是纳博科夫的“理想读者”。他与纳博科夫的相遇，始于16岁时的偶然阅读体验，竟一发不可收。初识时那“美妙的一瞬”，绵延十数年，“既钻之弥深又兴趣广泛”，先有以灰狗巴士为旅馆，沉迷于图书馆的研究时光，后有爱屋及乌转而对蝴蝶的痴迷。那浓浓的深情放诸于文字里，自有了《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这本“字里行间满是爱”的传记。
　　
　　在纳博科夫自传《说吧，记忆》的结尾，父母带着年幼的德米特里走在通往码头的路上，前方的世界似乎充满无限惊喜。叙述于此戛然而止。纳博科夫似乎是想告诉我们，世界是一个谜，而谜底就在眼前，生活隐藏着无穷无尽丰饶的奇迹，我们可以被引向发现伟大惊奇的“极乐的震颤”。《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始于这种对未知生活的巨大憧憬。远离了战争的纷扰，作家早年的颠沛流离、去国别家，已成记忆的背景。教学、演讲、写作、翻译，美国时期的生活似乎以其巨大的能量赋予纳博科夫写作的基础。
　　
　　在纳博科夫眼中，世界是潜在的小说。作家就是魔法师，以艺术的直觉解构生活，从司空见惯的现实之中获得美，“使任何虚构世界的细节获得生机”。“棱镜下的巴别”是他用想象力创造出的世界，这世界以微妙的细节呈现于文本之中，句子朦朦胧胧，隐含叙事在其下隐隐浮现。透过棱镜的多重折射，作家完成了一次想象、一次戏仿、一次反讽。博伊德体认到，艺术之为艺术，皆因其始终凌驾于生活的真实之上，因为作家丰富的想象力使之发生了位移、变形，叙述的意境与现实的表象虽早已相去甚远，但细节犹同。如《阿达》中名为“反地球”的星球其实是作家记忆中的俄罗斯的投影，《洛丽塔》里的公路与汽车旅馆是纳博科夫于捕捉蝴蝶路途中所见所闻。生活的真实与想象的虚拟，形成交错参差的互文，于是，想象成为另一种真实，现实反而成了形而上的“想象”。这无疑是一种悖论，也于无形中道出了纳博科夫创作的真义：“科学家的热情和艺术家的精细”，一边是棋局般结构分明的严密逻辑与繁复的细节呈现，一边则任由想象的驰骋奔突，文字如蝶翼般华美，亦有无穷变形，既源于其中，又俨然居于其上，成为一切的主宰。
　　
　　纳博科夫沉醉于细节的迷宫，汲汲于遣词造句的精准贴切，于细微处锱铢必较。因之，对色彩、气味、声音、街道的布局、天气的精确描述，不仅构成他小说文本的外在表征，也构成他的全部生活体验，写作如此，教学、翻译莫不如是。在教授《安娜卡列尼娜》时，纳博科夫关注的不是通常意义上作家的叙事意图，他抛开了寻常的文本分析，关注一切细节的构成，比如一阵风，或者一节列车车厢的布局，甚至于卡列宁夫妇卧室墙纸的图案。他提醒学生注意，在经由细腻繁复的描述之后，文字如何由单个无意义的词汇聚合成作家们记忆里的世界，进而构成了文学史上那些煌煌巨著。
　　
　　穷十四年之力翻译并评注普希金的诗剧《叶普盖尼奥涅金》，数度修改，几易其稿，纳博科夫务求字字贴切。对翻译一事，严复曾有“信、达、雅”之说，纳博科夫于此“信”字苛求完美，刻意求工，自是出于对文字抱有“诗的精确和纯科学的激情”式的严苛标准。从早年的意译转为后期的直译，更反映出纳博科夫对于精准的孜孜以求。我们知道，语言的翻译更在意于深层意义的精确，毕竟在不同语境中，没有从字面到词意上完全相符的一一对应。纳博科夫的译本以忠实原文为第一要义，而用词的考究、语句的灵动，反倒是其次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纳博科夫的一生就是一部色彩丰盈的著作，俄罗斯时期的颠沛流离、美国时期的静水深流，皆是作家本人以生命的真实与厚度一一写就。博伊德不屑于无意义的妄自猜测，在他眼里，似是而非的考据与传记的书写终是无缘，细节与忠实于生命的本真方是对传主最大的尊重。出于对纳博科夫的喜爱，博伊德在叙述中处处满含着发现的愉悦，他以学者的严谨态度、读者的仰视之姿看待纳博科夫的一生，事无巨细地考证，于极细微处落笔，条分缕析地解构纳博科夫生活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于还原纳博科夫生平的同时，想来，自然也领悟到生活之后那“极乐的震颤”吧。
　　
　　纳博科夫说，在穿越死亡的黑幕之后，也许他会见到“愤怒的普希金”，这自然是作家的自嘲，或者不妨看作是某种戏谑。作家对于文字与细节的忠实与坦诚之姿于此显露无遗。无独有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博伊德也做过同样的设想，假设时光流转，与之研究十数年的纳博科夫于某处相遇，他会追问，“您后来又写过什么吗？读过我关于您的论述吗？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如此惶恐，正与纳博科夫的写作态度款曲相通，是基于对精准细节的热爱使然，自然，也不妨看作是对文字最大的敬畏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