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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后一口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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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
我祖父是个富农,拥有三头骡子。
我父亲在古巴与人合伙贩卖军火,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古巴独立前他回到西班牙。那年他43岁,尚未成亲,回到家乡卡兰达后不久就娶了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才十八岁。我父亲结婚后,就用在古巴赚的钱在家乡广置田产,十分风光。我父母结婚后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我是老大。
1912年,父亲预感欧洲将爆发大战,于是重返古巴,想重操旧业,可从前的合作夥伴排斥拒绝他,只得失意的回到西班牙。后来一战爆发,那些合伙人都赚了几百万。几年后,我父亲有一次在马德里街上无意碰到其中一个,开着敞篷跑车,两人装作不认识,都不打个招呼。
1900年,我四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在萨拉戈萨买了栋大公寓,搬了过去…在萨拉戈萨比有钱,我父亲排得上第四第五。有一次,城里一间银行面临破产,我父亲把他的钱都存过去,那家银行最终才免于倒闭
我从小就对枪感兴趣。有一次我偷了父亲的手枪,跑到乡下练射击,我的好朋友培拉友成了我的靶子。我要他两手张开平举,一手托苹果,一手拎铁罐——我却从来没射中过其中任何一项,包括他
我转学到另一家高级中学,又念了两年,直到17岁通过学士学位考试……顺便一提,在此同时,我也失去了我的童贞,那是在萨拉戈萨一家妓院里头失去的
1909年,我父亲一个朋友提议合伙在西班牙几个大城市开连锁影院,我父亲一口回绝,他对电影没好感,认为不过是另一种马戏玩意。直到1923年去世,他都没看过一部电影。我想,如果他当年接受了朋友建议,我今天会不会已经是全西班牙最大的电影发行商了?
1928年,我跟母亲说要拍电影,她伤心的哭了,好像我在说:“妈,儿要加入马戏班子当小丑去了”。后来,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哄她说拍电影可以赚很多钱…母亲最终勉强同意让我试试看,可惜她到死都没看过她出钱赞助拍的那部片子——《一条安达鲁狗》
我有一个铁胃,我的腹肌坚韧无比,我那时常常躺在地下叫同学们在我肚子上踩来踏去,把胃锻炼的坚挺无比
“布努艾尔还会打拳,自称“卡兰达狮子”,后来在马德里还赢得过轻量级拳击赛冠军”
“布努艾尔喜欢动物。小时候养了一盒子灰老鼠,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去马德里读书,就将它们悉数放出,任其在自家阁楼上奔窜繁殖……拍《比丽迪亚娜》时,有一场将狗绑在马车旁一块奔跑的戏,布努艾尔看着于心不忍,便叫妹妹买了一公斤肉给狗吃,顺便分了些给附近的野狗”
我喜欢老鼠和蛇,在墨西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养了四十多只,后来全部拿到山里放生了
巴黎的咖啡馆天下第一
我生活中离不开马提尼,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鸡尾酒…我可以教你一招做马提尼鸡尾酒的妙法。这是我自己长期实践的成果,保管有效…客人来之前,先把杯子、琴酒、调酒器放到冰箱里冷冻。冰块要放到摄氏零下20度以下冰冻。客人来了,就把冰块取出来,洒一些苦艾酒和柠檬水,然后摇晃一阵,最后倒入琴酒,这种方法调出来的马提尼,滋味十足
1940年有一天我在纽约碰到一个好朋友胡安内格林和他太太。胡安的父亲以前当过西班牙内阁总理,家世相当不错。我们都喜欢泡酒吧,那次碰面我们不约而同兴起开一间酒吧的念头。名字都想好了,叫做“炮弹酒吧”,这将会是全世界最贵的一间酒吧,我们要卖全世界最好最贵的酒。只摆十张桌子,装潢考究舒适,品位高档时尚。门口摆一尊大炮,不论白天晚上,只要有客人消费超过一千块美金,我们就发一炮。这个计划最后当然没实现。
但每每想到这个构想就觉得好玩。想想看,如果真开成这么一间酒吧,也许刚才酒吧隔壁公寓里就住着一对工薪层的夫妇,半夜里被我们的炮声吵醒了,便会狠狠地骂一声:他妈的,又有一个王八蛋花了一千块!
我看过一部小电影,片名很具挑逗性,叫《华莎琳修女》。我记得是讲一座修道院里的一个园丁被神父鸡@奸后,在修道院花园里引诱一个修女,当场和她做@爱,我至今记得修女的黑丝袜被扯到膝盖上,极尽挑逗之能事。我跟朋友计划到专门放儿童片的影院,把这部小电影放给小朋友们看看,让他们开开眼界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闹酒。有一次在巴黎,有一位苏联导演,一时想不起他名字了——他到巴黎访问,要我为他办一个法国式小型狂欢酒会。我跑去问阿拉贡——我的超现实主义好基友怎么举办——“亲爱的” 阿拉贡暧昧地对我说“你想被X么?”他在这里用了一个X,这字眼我不好意思写出来——我说不,阿拉贡就劝我不要再提法国式狂欢酒会这档子事了。那位可怜的俄国导演最终无缘体尝这特殊经验,遗憾的回苏联去了
西班牙多年来一直被长枪会创始人李维拉统治着,我们称为他“慈悲的独裁者”。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去卡斯蒂亚咖啡馆,只见那儿被用一块幕布隔成两半,服务生告诉我们“慈悲的独裁者”李维拉和部下待会要来用餐。果真不久他来了,他一进门就叫人把那块布拿掉,他看到了我们,便大叫道“哈罗!年轻人!一块喝一杯吧!”我们这位独裁者不知道他请喝酒的对象正是个左翼份子
我还记得碰到国王阿方索八世(?)的事。
那天我站在宿舍窗口,头发抹了油,还戴着顶硬草帽,看起来很时髦。突然一辆皇家马车停在窗前,车上两个车夫,一个妙女郎,女郎把车帘掀开,国王走出来,他开口向我问路。我那时候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不知怎的,却一时说不出话来,后来才怯怯的给他回话,还叫了他一声“陛下”。等马车离去,我发觉我见到他时竟激动地忘了脱帽致敬。我觉得能够跟国王直接对话,想起来真是莫大一桩荣幸。后来我把这事讲给宿管主任听,他还不信,说我吹牛,最后还问到一位宫廷秘书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当然,这事绝对是真的
我记得达利去参加艺术学院入学面试,考到一半,他突然跳起来叫道“你们没资格考问我,我不考了!”就离场了。后来他父亲从老家跑来跟校长道歉,学院还是不要他
1929年圣诞,我才走到达利家门口,还没敲门,就听到一片怒骂声,大门打开,他父亲把达利扔出门来,两人互骂脏话。他父亲嚷道,再也不要看到这头猪走进家门,说完奋力关上大门。其实,达利父亲的愤怒可以理解,我听说那时候达利在巴塞罗那开画展,他在一幅上面用墨水写上:我很高兴在我母亲的肖像上吐口水
我把剧本寄给达利看,他提供了几个构思给我,其中一个我后来用了——一个人头顶一块石头走过公园,他经过一座雕像,赫然发现石像头上也顶着一块相同的石头。
这部电影我取名叫《黄金时代》,主要在毕朗因尔片厂拍摄,当时爱森斯坦正好在隔壁片场拍《情感罗曼诗》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382740/
我生平第一次当导游,带一团美国人去布拉多郊游,沿途我不断解说风土人情,态度热心严肃,我说戈雅是个斗牛士,他和阿尔巴女公爵有过不可告人的奸情。我又说贝鲁格是个画家,他有一幅画叫Auto-dafe,很了不起,因为里头画了150个人。我告诉他们,一幅画的价值取决于画中人物的多少,美国人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很用心记笔记……可是过了两天就有人去跟校长打小报告,说这次的导游一路上胡说八道,简直是恶搞(译者注:戈雅是画家,贝鲁格是斗牛士)
我不知道我的催眠功力如此神奇,有一次我路过卡莎妓院,恰巧拉菲尔拉发病全身僵硬, 我就试着用我的催眠术给她治,结果真把她治好了,还顺便治好了她的膀胱颈梗阻。说起来难以置信,我自己也觉得惊奇,每次讲给人听,都要费一番唇舌
我到巴黎后不久,就在欧提斯的画室里遇到了毕加索,他那时已经红了。虽然他对人的态度还友善,个性也不坏,可我总觉得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之徒…毕加索有个做陶艺的好朋友叫阿提加斯,他有次和一个画商去巴塞罗那见毕加索的母亲,她请他们一块吃午饭,她说阁楼上有一箱毕加索年轻时候的画,问他们有没有兴趣。那位画商看了之后,有意收藏,谈好价钱,挑了30多幅带回巴黎在画廊展出,毕加索也去看了,一幅一幅看得很仔细,看完之后径直走到警察局,控告阿提加斯和那个画商。阿提加斯气死了,在报上登出毕加索的照片,上面附上一行字:国际大骗子
在巴黎,我看的电影比在马德里的时候多,一天看三部也很平常。
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是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直到今天,我还可以深深感受到这部电影当时给我的震撼。多年来,我始终认为《战舰波将金号》是电影史上拍的最美的一部电影,当然,现在就不敢这么肯定了。
茂瑙的《最卑贱的人》也给我同样感受。
然而,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是弗里茨朗的电影,当我看了《三生计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70246/》后,才真正从心里意识到,我也要当导演拍电影。这部电影影响我的不是三段式的故事,而且故事间那段插曲,那个戴黑帽的角色出来,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死神的化身,以及坟场那场戏。这部电影触动了我的内心,拓展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每次看弗里茨朗的电影,都会挑起这种感受,特别是《尼伯龙根》和《大都会》
想拍电影这个想法很迷人。但怎么开始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巴黎,我是个西班牙人,没事写点影评,和电影圈毫无干系,想拍电影谈何容易。
我惟一认知的法国导演是爱泼斯坦,他原来是俄国人。我一听说他开了间表演学校,马上就就跑去报名,去了才知道,所有的学生都是白俄人。他说如果演的好,可以安排一些小角色给我们。
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去片场,我知道他正准备拍下一部片子《莫布拉》,我自告奋勇对他说:“我知道您准备拍一部新片。我非常喜欢电影,可是对拍电影一窍不通,我知道我帮不上什么,您不用付我工钱,我可以扫地打杂什么的,什么杂活我都干,您说好不好?”他居然同意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电影的实际拍摄工作。我就是个打杂小弟,什么事都作,还跑龙套演了里面一个小兵。
《莫布拉》拍完后拍《厄舍古厦的倒塌》,我升为第二副导演,负责内景,工作愉快。
一次难堪相对却毁了我们俩的关系。
那是一天夜里,拍完内景,第二天要搭火车去外地拍外景,制片人正教大家明早如何在车站碰头。爱泼斯坦突然对我说:“路易斯,你和摄影师留下,冈斯等下要来给两个女孩试镜,你留下来帮他忙。”我当时很粗鲁,我说我是他的副导演,又不是冈斯的副导,为什么要帮他试镜?!而且我也不喜欢他拍的《拿破仑》,这个人矫揉造作不敢恭维。这时候,爱泼斯坦发火了,他说:“你算老几?竟敢这样批评一个大导演!”还骂了些不堪入耳的话,让我毕生难忘。接着他就炒了我鱿鱼,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过了一会儿,他冷静下来,开车带我回城——“我想你最好小心点,”他对我说,“我看出来你有超现实主义的倾向,我劝你最好离他们那帮人远一点”
我最终离开了爱泼斯坦
我小时候很爱慕西班牙王后,国王阿方索八世的老婆。我就常常做白日梦跟她相好,幻想着她回到皇宫,仆人帮她宽衣解带,然后上床,等婢女走开,我就偷偷溜进去,在她喝的牛奶里下迷药,等她喝了睡过去,我就开始对她大动手脚
米高梅公司的代表看了《黄金时代》对我说:“老实讲,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片子,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我实在搞不懂它在演什么,但却令我印象深刻。我有一个建议,你去好来污多学些美国电影的技术,我负担你来回的旅费,你在那边待半年,我每个月给你250美元,你什么都不用做,只管在那里好好学拍电影,等你学成回来,到时候再谈怎么办。”
那时候感觉:好来污,整个洛杉矶简直像座天堂。
我走进嘉宝的拍戏片场,一声不响站旁边看,可是嘉宝好像意识到有陌生人在场,她跟一个戴假胡子的家伙招手,耳语几句。那人就走过来问我在这里干什么——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话,但意思很明显,因为还没等我说什么,就被轰出来了。
从那天起,除了去领钱,我再也不去片场了,每天呆在家里。
每个礼拜六卓别林会请我们这帮西班牙人去他家共进晚餐。
有时候爱森斯坦也会来,他那时正准备去墨西哥拍《墨西哥万岁》。
我看见他就会想起当年《战舰波将金号》对我的震撼,但我对他的《情感罗曼诗》大失所望。真不知道他怎么拍出来的,矫揉造作无法忍受。你看他在一片麦田里摆一架巨大白色钢琴,然后在片场池塘里放一群天鹅,四处漂流,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我那时候真有一种冲动,跑到蒙帕那斯一带的咖啡馆里把这片子的导演找出来,给他一大嘴巴子。
后来爱森斯坦对外宣称这片子主要是挂名合导的阿莱克桑德夫所为,骗谁呢?他当年就在我隔壁片场搭景拍的《情感罗曼诗》,我还亲眼看见他导演天鹅在池塘里游来游去那场戏。
这次在好来污看到他,我忘却了对他的不悦印象,我们一起在卓别林的游泳池旁聊天喝酒。
卓别林为人慷慨大方,他在家里为我放映过好几回《一条安达鲁狗》,招待亲朋好友来看。我记得第一次放映,放了一会,后来传来一声巨响,大家回头一看,原来卓别林的中国大管家被电影画面吓昏过去了。
好些年后,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他是卓别林的女婿,有一次告诉我,他老婆小时候不听话,卓别林就会讲一些安达鲁狗的画面来吓唬她。
拉斯赫德斯,是西班牙最穷的一个地方。我对凡杜拉和亚辛讲我很想拍一部关于这个地区的记录片(《无粮的土地》)——“这主意不错,”亚辛说,“我这次买彩票要是中了,我就出钱让你拍”没想到两个月后,亚辛买的彩票真的中了,他履行了他的诺言
1935年,我认识一个刚出道的女演员,长得很漂亮,才18岁。我叫她佩碧妲。
只跟她见过两次面,我就爱上她了。我的年龄比她大两倍,爱她爱的要死。虽然我有性冲动,有时会牵她的手,抱她,亲吻她的脸颊,可我们始终保持着柏拉图式的恋爱。
就在我们相约去爬山的前一天,我的一位电影同行朋友来找我。这家伙个子矮小,相貌平庸。我们谈了一会工作,他突然问我:
“你明天是不是要跟佩碧妲去爬山?”
“你怎么知道?”我奇怪。
“今天早上她在床上告诉我的。”
“今天早上在床上?”
“是啊,在她家。我九点左右走,她说我们明天不能见面,因为她要跟你去爬山。”
我愣了好一会,看样子这小子今天是专程来告诉我这事的,但他说的我不大信。
“不可能吧,”我说,“她和她妈妈住在一起。”
“是啊。但她有自己的房间。”这家伙冷冷的说。
“我还一直以为她是个处女呢!”我喃喃自语。
“是啊,”他平静地说,“跟我在一起之前她确实是处女。”
当天下午佩碧妲来我办公室。我先不跟她提这事,
“佩碧妲,”我说,“我想跟你说件事,我很喜欢你,我想你做我的情人,我每个月给你2000比索,你可以继续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只有一个条件,除了我以外,你不能再跟别的男人睡觉,你说这样好不好?”
她听完有些诧异,但好像也有这想法。我脱光她的衣服,把她搂在怀里,却发现我自己紧张死了。
我说我们一块去跳舞,她穿好衣服,我们上车。但我并没有开往舞厅,我往马德里郊外开。
到了郊外,我停车请她下来。
“佩碧妲,”我说,“我知道你跟别的男人睡觉。不要不承认,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吧!”
我不管她的反应,把车掉头开回了城里去了。
以后我在片场还时常看到她,但我不再跟她说话。
我的这桩爱情事件就这样流产了。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插曲和我当时的行为,就不禁一阵脸红。
在马德里念书时,我和洛尔卡感情最好,情同兄弟。拍《一条安达鲁狗》前,我们之间有些隔阂,他来自安达鲁西亚省,他认为我拍《一条安达鲁狗》是故意给他难堪,他逢人便说:“布努艾尔拍了一部短片,叫《安达鲁西亚之狗》,那条狗就是我!”
达利那时写了一本书,叫《达利的神奇世界》,书中把我写成个无神论者,那时候无神论者比共产党还糟,人人喊打。那本书出版后,我在现代美术馆的工作没了。
我那时43岁,无业,又开始流浪街头,该死的坐骨神经痛又开始发作。
有一天我约达利到一家酒吧喝酒,我们点了香槟。
我一边喝一边骂他是个混蛋,他的书毁了我的生活,让我失业。
他若无其事地说:“那本书跟你没关系呀,他们太小题大作了。我写那本书不过是为了把我自己捧成明星,我是主角,你不过是陪衬的配角而已。”
我当时尽量把两手搁在口袋里,以免当场发作揍他一顿。
达利是个幻想狂,多少还带点性虐倾向。我知道他的性生活乏善可陈…直到有一天他把他的童子之身献给加拉…他为此写了洋洋洒洒六大张纸的信给我,跟我报告整个过程的巨枝细节,末了还大叹肉体恋爱之神奇伟大——除了加拉之外,达利这辈子再也没能和别的女人有过任何性爱关系,我知道他曾经勾引过一些女人,但都是请她们到公寓里来,脱光衣服,煎几个蛋请她们吃,吃完蛋就请她们走人
尽管我们年轻时在一起的记忆那么美好,我个人也很欣赏他的大多数画。但每当想起他的自私自利,他的表现狂,他对法西斯党的支持,以及他对友谊的不尊重等等,我就觉得永远也没办法原谅他。记得几年有一次采访,提到达利,我说,我希望死前能跟他在一起喝一杯香槟,后来他读到了那篇文章,他说:“我也很想啊,可惜我已经戒酒了。”
有一天,我开车在路上,看到长达两英里的洛杉矶朋地山垃圾场。
什么垃圾都有,从桔子皮到钢琴,甚至一整幢房子,真是包罗万象。到处烟雾弥漫,在大凹坑底处的垃圾堆里,我居然看到了几幢极小的房子,更绝的是,里头竟然还住着人,我看到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从小房子里钻出来,整个看起来就极为超现实。我和曼雷曾想在这里拍一部电影,拍这里的世界,但筹不到钱,只得作罢。
我最后一个失败的“美国接触”是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他邀请我在片中客串一个角色——我自己,两个工作日,酬劳三万美金,我考虑了一下,结果还是放弃
详情
左衽
布努艾尔的最后一个梦不是《欲望的隐晦目的》,而是他的自传《我的最后一口气》(My Last Breath)。
超现实主义者爱做梦,布努艾尔和达利尤甚,因为他们能够将梦还原为图像,他们的作品比阿拉贡、艾吕雅们的诗行更接近梦的原初形态。虽然布努艾尔早早地退出了超现实主义的圈子,一生对超现实主义群雄也颇有微词,但谁能说他的电影不是超现实的呢?难道《一条安达鲁狗》不是梦境的连缀?难道《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不是梦境与现实的怪异产儿?
走到人生尽头,老布做了他的最后一个梦,请求老搭档卡里埃(Jean-Claude Carriere)将其形诸文字。老布的叙事依旧跳跃,乍看之下不脱一般回忆录按编年体行文的窠臼,实则插入大量的独白、断想、困惑甚至牢骚,写几页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题外话,如无神论、爱情故事之类。在我看来,这些题外话甚至比陈述生平行状的正文更有意思,它们不仅是事实,更是梦中的琐碎呓语。布努艾尔真像他电影中的人物,不知不觉地把观众/读者带入他设定的梦境伏击圈,然后镜头一转,瞬间炸毁梦境与现实的边界。老布这时从银幕/书页后走出来,笑嘻嘻地对观众说:不好意思,刚才那是梦。
假使我们去掉这些至关重要的题外话,书中的一生也的确可称“如梦似幻”了。布努艾尔青年时代就与洛尔加、达利结为好友,毫无预兆地加入超现实主义,又干脆利落地退出。他一生致力于艺术探索,却又当过成功的商业电影制片人,在墨西哥期间甚至为稻粱谋拍过通俗的情节剧。他一生游走于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墨西哥,与艺术界尤其是电影界名流交游甚广。此起彼伏的人生节律,没有换来布努艾尔的一句悲叹,他的语气似乎总是乐观淡定。超越当下存在的世界观,多多少少让他有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相比达利、阿拉贡等老友,老布似乎更像个“超现实主义者”。
做完最后一梦,布努艾尔陷入了长眠。他一定还在做梦吧?只是不知道现在,他是否在某处指挥着摄像班底,把他的梦讲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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