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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自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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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破月
读胡适《四十自述》
胡适在自序中首先提到了自己的“传记热”：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鼓吹朋友们写自传；而他自己则是开始写《四十自述》[注1]。我不能排除他在写传记文章（还有写日记、书信）时怀有这样的私心：期望借自己的文字维护自身的某种形象，通过对历史与记忆的筛选来完成自己符号化的不朽——因为他自己堂而皇之的说法是“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胡适劝过一些朋友（例如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等等）做自传，然而结果却是遗憾多于感动，因为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使得一个计划搁浅，正如他自己就因为出国而中断了传记的书写——他把四十年的生活划为三段（留学之前 1891-1910，留学期间 1910-1917，归国之后 1917-1931），而《四十自述》仅用六篇文章记叙了第一段的生活，仅用了一篇“附录”附上了“文学革命的开始”——他为“中国传记文学”贡献的这本薄薄的书，我把它列作争鸣学会的参考书目来阅读，最早只是猎奇与求知的意图，至于阅读与写作能带来什么意外，我就先不管了。
（一）
我赞同胡适在“谨严的历史叙述”外的“小说式的文字”的尝试，我赞同作家对于自己创作自由的充分把握；这样的心态使我认为《我的母亲的订婚》这篇“小说式的文字”颇有趣，我甚至认为这篇文字反映出胡适性格中十分可爱的一面——尽管我最不喜欢的一篇文字也是它。
（二）
三岁的胡适认得近一千个字，三岁的胡适失去了父亲，三岁的胡适进入学堂，开始了《九年的家乡教育》。
在这一篇文字里，我们会看到有三种主要的力量参与了胡适的成长：一是儒学的人生信条与伦理传统，主要依据着其父亲所编的两本书与学堂中的儒家经典；二是“笑话书”（即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使他“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与“把文字弄通顺了”；三是他母亲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感谢我的慈母。”
（三）
《从拜神到无神》揭示的是这样的矛盾：程朱理学与神佛迷信；前者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其理”；后者令人迷信神佛地狱，陷入宗教形式而求神灵庇佑。
朱子《小学》“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一段话，《资治通鉴》中记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一段话，让胡适相信：“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范缜与人论辩的话，动摇了胡适家中女眷所传染的“佛教的果报轮回说”。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胡适不再怕地狱与轮回，不再虔诚拜佛拜神，他甚至很大胆地假扮鬼神附身，以开脱自己喝醉酒说疯话的胡闹行为！
（四）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写的是从1904至1908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经历（他在上海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
在梅溪学堂，胡适曾纠正先生的错误：“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根据先生出的题“孝弟说”而“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进学时是第五班）；仅几个月，他从一个全不懂得上海话的“乡下人”升为头班学生，到后来还成了学堂选派去参加上海道衙门考试的四名佼佼者之一。关于这个时期，我还要收为素材的是这几件事：他某次作文被命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煽动革命的思想有很强的号召力，邹容《革命军》被传抄；日俄战争爆发，“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独立”。
在澄衷学堂，他成绩优异，“一年升了四班”（进学时也是第五班）。素材：严复译的《天演论》风行全国，胡适的“适”即是出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梁启超的《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震荡感动”了胡适，后一书留给胡适的“失望”感促使他有了补作中国哲学史的“野心”；第二年，“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发表《论性》演说，驳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用“科学知识”、“地心吸力”知识驳孟子“人性之善也，由水之就下也”），宣扬告子、王阳明的主张：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做了西一斋（第二班）班长，因为同学被开除而向上抗议，被记大过，生去意。
在中国公学。该校由不满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归国的留学生所创办，与革命党关系密切（关键字：《民报》、同盟会、剪辫子），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分执行与评议两部）。胡适加入竞业学会，该学会创办《竞业旬报》；他在报上写白话文，写章回小说（《真如岛》，用意“破除迷信，开通民智”），“自由发表和整理思想”（宣扬无神论、痛论“苟且”的思想、《论继承之不近人情》、无后主义和“社会不朽”思想），最后还成为该报主编。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接触并且痴迷于古体诗歌，“发奋读诗，想要做个诗人”，后来还“颇有少年诗人之名”。
（五）
按时间与事件脉络，《我怎样到外国去》主要记述了从1908到1910年间发生的中国公学学潮事件与考取留美官费一事。前一事简述：中国公学由于种种原因从学生为主体的“共和国家”制度变为董事会主体的制度，学生争取治校权利（组织了“校友会”），遭到压迫，于是一群学生退学而筹办“中国新公学”，但终因为条件艰苦，坚持一年后解散。几个插曲：胡适家中衰败，有破产危机，得机遇而“在新公学做教员”（教英文）；家事败坏，新公学解散，忧愁烦闷时，胡适跟着“浪漫的朋友”“堕落”，曾大醉，打了巡警，进了巡捕房；留美考试国文题《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谈考据，得满分；原名胡洪骍，“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临时改用“胡适”名，考了55名（总70名）。。。。。。
（六）
《四十自述》的最后一篇题为《附录》（大概有对应第一篇《序幕》的意思），副题为《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我认为它是对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注2]中语“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的具体阐述；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当人们都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那之前胡适的争辩、觉悟、困惑、自信、寂寞、失望、试验。
这篇文章主要写的是在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留美学生最先关注的是“中国文字的问题”，例如赵元任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随后，胡适提“要须作诗如作文”而引发“诗国革命”的争辩，经过一轮交流，胡适称自己“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死文学”的历史。他“敢正式承认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适还写到，因为朋友间的“大笔战”，他被“逼上了决心做白话诗的路上去”，写了第一首白话诗也就是著名的《蝴蝶》（原诗名《朋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七）
大段大段地引用文章、日记、书信，这应是胡适行文的一大风格特点——他自己称文章长短处时说的是“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说说自己做读书笔记的长短处：我经常是摘抄而不评论，或者习惯了咬文嚼字、断章取义地引用和化用，导致的结果是，我自认为得到了不少收获，阅读与写作使得自己进步，但是我的读书笔记注定不能取悦于所有读者——就像我的其它的凌乱的文字一样。）
读这本自传，我得到了阅读《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寻胡适历程》时所不曾有过的感受：很显然，这里多的是一种亲近感，多的是切入心路历程（或者说记忆片段）的视角；很顺然，它留给我对于成长、对于思想文化、对于为人处事的启发也最多，（大概还不能清楚向你说出来）；它正好又与我刚读的《约翰穆勒自传》一道提示了我要接着思索环境影响、个人教育、日记书信传记的写作、类似的问题。
历来有“四十不惑”的说法，我可以假想自己现在到了四十岁，我假想自己在这时候也写了一本传记，那么，我变成了什么样子了呢，我的文字里面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注1]《四十自述》 胡适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页数130余。
[注2]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是争鸣学会第八期书目。
——2012-04-30 云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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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2 23: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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