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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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见李云龙突然回来，便都有些傻了，他们呆呆地看着父亲，不知父亲该如何发落他们。李云龙却和颜悦色地走过去，拿过Ｍ－３冲锋枪，熟练地摆弄了几下，拔下弹夹，退出于弹，关上保险盖。他像老师讲课似的说：“这种枪叫Ｍ－３式，美国造，１９４２年开始大批量生产，枪身广泛采用冲压件，这在当时算是枪支生产的一大突破，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每枝只合当时的二十二美金，口径１１．４３毫米，弹容量３０发。哦，那枝是英国造‘斯登’式。你们看，这种枪设计得很有特点，它的弹夹不像别的冲锋枪那样从枪身下部插入，而是从左侧插入，这样就有个优点，卧姿射击时可以把身子卧得很低，减少中弹的危险。这两种枪在抗战后期，根据美国政府的《租借法案》曾大量装备国民党部队，解放战争时，我们缴获了很多。解放后，这两种枪退出现役，只发给民兵使用，因为它无论是射程、杀伤力和精确度都已落后了。你们是从哪里找来的？”


　　??李健见爸爸没生气，胆子便壮了不少，回答说：“是‘红革联’发的，说要拿起枪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很多同学都领了枪，连有的小学生都领了。”李云龙气得火直往脑门上撞，心说这些混蛋造反派们，真是无法无天了，竟然连孩子们的性命也当成儿戏，不收拾他们一下还行？他克制住内心的愤怒，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说：“你们知道刚才李健和赵山的射击方式叫什么方式吗？告诉你们，叫自杀式射击，你们近距离向砖墙连发射击，这样就把自己置于跳弹杀伤的覆盖下，院子里已无任何安全死角，一个长点射七八发子弹，每发子弹的回弹方向都无规律可循，回弹的弹头又撞在别的墙上继续回弹，甚至在三次回弹后仍然具有杀伤力，你们这些笨蛋居然没有人受伤也算个奇迹了。”赵山说：“爸爸，我们记住了，以后不再打了。”


　　??李云龙说：“晤，记住了？现在道理已经和你们讲完了，该谈谈处罚的问题了。”说完他骤然变了脸：“李健、赵山，你们俩都是当哥哥的，同样的错误，当哥哥的就要比当弟弟的多承担责任，因为你们年岁大。今天你们犯的错误很严重，弄些破枪回来在院子里胡打，我要是晚回来还不出人命？所以今天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你们，不然你们永远记不住。”他解下皮带说：“这样吧，当哥哥的每人抽十下，当弟弟的每人五下，女孩子免打改罚站两小时，这还算公平吧？”李健和李康这兄弟俩挨父亲的打有多少次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惹了祸就得挨揍，这是非常正常的。可赵山、赵高、赵水、赵长这兄妹四人从小没挨过打，他们的父亲赵刚从不主张打孩子。于是赵山便壮着胆子抗议道：“打人不对，即使犯了错误也应该说服教育，这是我爸爸说的，他从来没打过我们。”李云龙诧异道：“喂，还真是赵刚的种，才这么大嘴里就一套一套的。我来告诉你，第一，现在我是你爸爸，既然是你爸爸，就有权揍你。第二，如果我不揍你和两个弟弟，那么对李健、李康就不公平了，因为你们都犯了错误，怎么能有的处罚有的不处罚？那不成了见人下菜碟了？我不能把你们兄弟之间分成三六九等。至于赵水，她是女孩子，女孩子是不能挨揍的，犯了错误只能罚站，这叫做尊重妇女，懂吗？第三，你爸爸已经把你们托付给我，就是同意我用自己的方式管教你们，咱家的家规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说服教育’这一条，犯了错误就该挨揍，就算当着你爸爸的面，我也照样揍你。”赵山想了想，觉得还算有道理，便说：“好吧，我认罚。不过事情是我先惹的，弟弟们只管压子弹，他们也怪冤枉的，他们该挨的皮带我替了，行吗？”李云龙绷着脸摇摇头：“不行，我这里赏罚分明，弟弟们犯的是挨五皮带的错误，你和李健犯的是挨十皮带的错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不能替。”赵山没话说了：“爸爸，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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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里响起啪啪的皮带抽在屁股上的声音，五个男孩子咬住牙挨了自己应得的皮带数，谁也没哭，他们已经明白了，在这个家里，作为一个男人，哭总是件丢脸的事。赵水那年十二岁，她在客厅里足足站满两个小时，她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女孩子不能挨打，但可以罚站，这是李家尊重妇女的家规。


　　司令部会议室里的会议桌是长方形的，桌面铺着厚厚的绿呢子。会议室正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满了各种颜色的符号和密密麻麻的等高线、等深线。一幅巨大的、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的紫红色丝绒帷幕半开着，露出里面的地图。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南侧，这从来就是１号的位置。政委马天生坐在会议桌的北侧，两人中间隔着足有五米长的会议桌。


　　李云龙抽着烟，他手边摆放着一个黄铜烟灰缸，是用１５２口径的炮弹壳底部做成的。他不停地弹着烟灰，两眼炯炯放光，死死盯着对面的马天生，仿佛想把目光变成一把刀子，狠狠刺过去。马天生安详地喝着茶，用柔和的目光迎住对方满含敌意的逼视，显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涵养和儒雅的神态。这是两个阅历不同、性格迥异的职业军人的第一次交锋，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交锋。两个人谁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按李云龙的想法，这个１９４３年才入伍的新兵蛋子根本没资格和他对话。１９４３年，抗战都打了六年了，他当团长都多少年了，马天生那狗日的还是个新兵，老子打出的子弹头比他吃过的大米粒都多，他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爬到军级的位子上？


　　而马天生对李云龙的评价也不太高：一介武夫。资格老管个屁用？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刘少奇的资格哪个不老？现在怎么样？还不是都进了监狱？和他们比，你李云龙算个什么？就算你能打仗，立过大功，那不也是过去的事了？那个时代早结束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像你这样头脑简单的将军，也该被时代所淘汰了。和马天生这类靠政治起家的军人相比，李云龙的脑子确实简单了些。他的致命错误就是太重资历了，惟独忽视了一点，时代变了，金戈铁马，百战沙场的时代早已结束了，战尘落定后该是个玩儿政治、玩儿权术的时代。“文革”初期党内新倔起的一股政治力量中央文革小组，它的成员中，资历深的人的确不多，即使有也被逐渐淘汰出局了。而大多数成员的资历都不值一提，譬如大名鼎鼎的笔杆子姚文元，他简直就没有革命资历，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权势如日中天。古人有言：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便是这个道理。


　　此时的李云龙正憋着一肚子火，由于马天生的表态，本市两大派组织的矛盾迅速激化，大规模的武斗升级为战争，事情发展到现在，连军队都难以控制了。多方面的情报表明，省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由于公开表态支持“井冈山”，已和野战军部队形同水火，“井冈山”一派的武器几乎全部来自省军区的武器库，省军区部队主动撤掉门岗，暗中派人通知“井冈山”一派前来取武器。还有情报表明，在最近发生的大规模交火中，“井冈山”组织的指挥系统中出现了一些身穿便衣的军事顾问，在协助指挥作战。这些人似乎都是职业军人，在战术指挥、火力配备、工事的构筑和诸兵种协同方面很专业。情况很明朗，省军区已暗中介入了武斗，不但向自己所支持的一派提供了武器弹药，还派出不少作战参谋协助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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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李云龙更为头疼的是，在马天生的默许下，野战军的一些部队也暗中介入了武斗。“红革联”头头杜长海最近成立了一个坦克分队，清一色的５９式，原是军属坦克团的最新装备，不知怎么搞的，全归了“红革联”。是抢走的还是暗中送的？这点他马天生应该心里有数。李云龙刚刚得到来自特种分队的情报，那个一见了炮就头脑发热的前炮兵副团长杜长海，最近正在打军属火箭炮团的主意。这个团是后组建的，装备的是１３０口径的自行火箭炮，那个疯子杜长海要是得到这些火箭炮，对西区来一次齐射，那些爆炸后能产生三千度高温的炮弹会把半个城市淹没在火海中。李云龙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制止这个疯子。长时间的对视终于使李云龙失去了耐心，他很不客气的直呼其名：“马天生，本市武斗打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你应该负主要责任吗？你有什么权力代表野战军表态支持某一派，反对某一派？你难道不懂组织原则？没有经过军党委讨论就敢擅自作主？”


　　??马天生微笑着反驳道：“李军长，你因病住院期间，按我军条令就是暂时停止行使指挥权。我作为这个军的政委当然要主持全部工作了。这点，你应该没有异议吧？”他停顿了一下，又软中带硬地说：“李军长在住院期间大概没看报吧？你恐怕对当前形势缺乏了解，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作为临时主持工作的政治委员，我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何罪之有？支持革命左派不是只用口头上的支持，而是要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来，军队支左的意义是什么？还不是因为军队是握着枪杆子的武装集团？换句话说，就是用枪杆子去支左，革命左派在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时，解放军就不能袖手旁观，就应该坚定地和左派站在一起，打退反革命组织的进攻。不如此，我们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不就是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下令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造成的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呀。最近江青同志也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并做出了重要指示，江青同志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好像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老李呀，你我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了，江青同志是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呀，她的话是代表主席的呀，对毛主席的批示对中央文革的指示抱什么态度，是关系到无产阶级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点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马天生不温不火的、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噎得李云龙半天没说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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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谈政治问题、理论问题，李云龙就处于下风了，他自己脑子也在糊涂着呢，能找出什么话来反驳？马天生说的没错，支持左派和文攻武卫的口号又不是他马天生发明的，他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也没什么不对。李云龙一时说不清楚，但总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得慢慢理出头绪来，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中央军委，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应该是党指挥枪，那么党中央的政治局应该是最高决策机关了，但是且慢，现在又出现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来自这个“小组”。它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人告诉你它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任何文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诺大的一个中国谁能闹清楚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别说李云龙稀里糊涂，当时的中国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谁要是傻乎乎的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呢。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谁会抠着宪法叫劲。


　　??李云龙昏沉沉犹如一盆浆子的脑子里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裂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缝隙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了，不能钻进事物组成的乱麻里去考虑问题，你要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去考虑问题，别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听谁的，不听谁的，什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革命谁反革命，这统统不重要，关键是谁拥有了评判权和解释权，斯大林那句话说的可谓精辟：“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责备的。”想到这里，李云龙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原本很简单，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把原本简单的事弄得复杂化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光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革革文化的命，那么谁愿意革命就革命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头头已经不满足于革文化的命了，他们要搞武装革命，而且动静越闹越大。要动用坦克大炮了。这就触犯丁大多数原本想过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辈子的李云龙终于对革命这个字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胡闹式的革命，尽管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李云龙盯着对面的马天生，突然觉得这家伙挺可怜。他想，就算我李云龙文化低，可我学会了思考，可你狗日的倒是一肚子的学问，讲起革命和理论来头头是道，可那是你思考的结果吗？你顶多是个学舌的鹦鹉罢了。你那些理论哪个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他真的可怜起马天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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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风细雨地说：“老马，咱们应该商量一下，武斗一定要制止，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城市就完了，不知要死多少人呢。你看是否可以这样办，第一，马上和省军区联络，消除对立，联合制止武斗。都是解放军嘛，怎么能自相残杀呢？第二，确保军事禁区、军事机关、军火库的安全。宣布如有冲击上述目标者，格杀勿论。第三，和省军区协同行动，宣布军队不介入地方派性争端，共同收缴两派的武器，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马天生认为今天李云龙提出的几点建议很不像话，他好歹是个军级干部，怎么连原则都不讲了？这已经不是和马天生个人的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文革的行为，难怪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军内也一样，这个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可不少，分明就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此人大不识时务，也早晚要倒霉。


　　马天生拿出一份《解放日报》说：“李军长，这是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念一段，算是咱们共同学习社论吧。你看，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伯。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攻武卫’，我们一方面文攻，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时，我们就给予坚决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进攻……好，咱们就学到这里。老李，我认为你刚才的几点建议是极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不同意。第一，省军区一些负责人属于隐藏在军内的走资派，他们公开支持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并派出作战参谋指挥武斗，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他们的行为已经走向了反面，这笔账早晚是要和他们清算的。第二，有消息表明，近日中央文革要对本市的问题进行表态，将宣布‘红革联’为革命左派，支持革命左派是我们野战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左派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和屠杀时，如果我们坐视不管，那还要我们解放军干什么？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付‘井冈山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应毫不手软地进行反击，绝不可有妇人之仁。城市打平了是小事，将来可以重建，我们不可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现在死几个人是值得的，如果反革命分子得逞，我们干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红色江山就要改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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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龙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吼道：“马天生，你少他娘的卖狗皮膏药，这些狗屁话我听得多了，用不着你来上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中央文革说了算，不管是哪派，只要我李云龙一天在这个位于上，谁敢冲击军事禁区，抢夺武器，谁想毁了这座城市，我就坚决镇压，绝不客气……”他扫了马天生一眼，两眼射出寒光，用鼻子哼了一声：“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哪个狗娘养的想吃里扒外，挑动武斗，想靠这个找台阶向上爬，拿国家财产、军队的荣誉、老百姓的生命当自己晋升的台阶，不管是谁，老子就像宰鸡一样宰了他。”就算马天生再有涵养，也被李云龙粗鲁蛮横的态度深深激怒了，他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地说：“李云龙，你不要太狂妄了，就凭你刚才说过的话，就可以定你个现行反革命，你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李云龙傲慢地把双臂抱在胸前冷笑道：“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的话就没有打算收回去，这条命反正是拣来的，已经白赚了二十多年了，这个脑袋子弹都不怕，还伯你的帽子？你这话也就是吓唬墙窟窿里的耗子。值班参谋。”他大吼道。一个值班参谋进来，立正敬礼，听候指示。


　　李云龙命令道：“通知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今后不管是哪派组织，谁敢冲击军事机关、军事禁区，抢夺武器，一律开枪射击，格杀勿论。我负责任，去执行吧。”“是！”值班参谋转身就走。“回来！”马天生站了起来，正色道，“除了中央文革小组，谁也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宣布，这个命令无效。”李云龙像没听见一样，正用打火机点烟，这是老习惯了，他的命令一经下达，就绝不重复第二遍。值班参谋向马天生敬个礼说：“对不起，马政委，按照我军条令，我只能执行１号首长的命令，请原谅。”参谋再次敬礼转身退下。


　　马天生觉得自己的血压在迅速升高。太阳穴附近的血管被血液冲击得嘣嘣跳动，他脸色发白，手指哆嗦着指着李云龙说：“李云龙，你不要一意孤行，你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要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你这是拥兵自重，对抗中央，这绝没有好下场。”李云龙戴上军帽冷冷地说了句：“请便吧！”


　　       


　　       

第三十七章

　　出乎李云龙的意外，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后，似乎并没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俩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龙就做得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现出来。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野心，凡事总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人之间从没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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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马天生就不同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得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地称“老李”。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娘的，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这他娘的到哪儿去说理？


　　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繁琐，比如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竞累得昏倒在田头。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钉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感动得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询问过家庭情况。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屋子里到深夜还亮着灯光，有好事者扒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


　　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送文件，回来后告诉李云龙，马政委家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连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补钉的，可他有很多书籍，郑波扫了一眼，只记住几本，有《自然辩证法》，有《一八七一公社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书名没看清。郑波是这样评价的：“看得出来，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从藏书上能看出来，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家，孙政委没有藏书，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水平上看，这两个政委是没法比的。”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便阴沉着脸道：“郑秘书，我是不是该和干部部打个招呼，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此话一出口，郑波就住了嘴，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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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那天，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做政治动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在一旁插嘴道：“同志们要正确理解马政委的意思，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艰苦朴素，不许吃好的，你七碟八碗，大鱼大肉，那还能革命吗？告诉你们，修正主义就是这么出的，成天吃他娘的土豆烧牛肉，能不修吗？所以，今年的春节要突出政治，要亿苦思甜，大鱼大肉你们就别想了，各师团要以连队为单位吃忆苦饭，请老贫农、老工人来忆苦，来倒倒苦水，昭，还有件事，各单位的政工干部要严格把关，老贫农、老工人没文化，说着说着脑子就容易糊涂，我听说上次炮团开忆苦会就出了问题，忆了半天硬是忆到六○年去了。这像话吗？幸亏是没文化的老贫农，要是从有文化的马政委嘴里说出来，那还不成了反革命？同志们别笑，这有什么好笑的？针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他娘的磨盘还重，你们还别不信，打个比方说，也许你是个好人，可平常得罪过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可你小子又不长眼，说话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烦，人家不揪你小辫子揪谁？谁让你不长眼？这反革命你不当谁当？要真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当军长的也救不了你。你是活该。好啦，我就说这些，马政委还有什么要说的？”


　　??身为政委的马天生本来是会议主持者，谁知李云龙一通喧宾夺主，信马由缰的胡扯，把他稀里糊涂变成了旁听者，而李云龙倒成了会议主持者，临了还装模作样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没什么要说的，心说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有什么说的？不是都让你说了吗？马天生清了一下嗓子道：“刚才军长做了指示，我举双手赞成，吃忆苦饭的形式很好，大家要通过这种形式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大家能通过忆苦思甜化作工作上的动力，在新的一年里有个新气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好，我看就这样吧，散会！”李云龙又来了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干部都留下，别的人都快点儿退。”马天生坐着没动，冷眼注视着李云龙，想看看他还要干什么。


　　“大家都往一块儿坐坐，别坐那么散，鲁副主任，你们俩在后面嘀咕什么呢？有话拿到桌面上说，咱这里暂时还没出现阶级敌人，用不着成天琢磨……”李云龙没好气地招呼道。军官们都笑了起来，政治部副主任鲁山涨红了脸申辩道：“军长，我正问忆苦饭的做法呢，没琢磨人……”“你就是琢磨也没关系，你们政治部不就是干这工作的吗？不说这些了，咱们言归正传。今天的亿苦饭，司令部和政治部放在一起，饭后要组织学习，学‘老三篇’，革命化的春节嘛，就得这么过，谁也别想弄上两口忆苦饭就回家吃鱼吃肉，这是欺骗组织，门儿也没有。大家不是都配了对儿吗？笑什么？‘一帮一、一对红’，不是配对儿是什么？别净往歪处想，学习时以对儿为单位，先进的帮落后的，一块儿红起来，不能让落后的把先进的拉下水，成了一个水平，那叫‘爷儿俩比鸡巴——一个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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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官们大笑起来，他们早听惯了军长的粗话，都觉得很生动，一点也不枯燥，只有马天生和鲁山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既然大家都配了对儿，我也不能例外，也要配对儿，找谁配呢？看来只能找马政委了……”下面又是哄堂大笑。因为这种结对子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一般都是先进的主动找落后的结对于，军长显然觉得自己是先进的，而政委却成了落后分子，在这些军官看来，军长和政委才真是“一个鸟样”，谁帮谁呀。马天生没想到李云龙会主动找他结对子，他知道李云龙对自己很有些看法，马天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两人个人之间矛盾越来越深，以至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马天生调来时间不长，根基尚浅，还是很愿意和李云龙缓和一下矛盾。


　　他站起来很诚恳地说：“我愿意和李军长结对子，希望得到李军长帮助，共同进步。”李云龙见马天生同意了，便拍板道：“好，这件事算定了，忆苦饭由我来安排。大家准备好‘老三篇’，学它个通宵，大家有不同意见没有？”“没有！”大家齐声道。心说有意见又怎么样？谁敢说不愿过“革命化的春节”？


　　李云龙找到军部食堂的炊事班长，问道：“会做忆苦饭吗？”“报告军长，那东西好做，弄点麸子，再切点白菜帮子放在一起蒸一下就行了。”“吃这么好的东西还忆个啥苦？旧社会穷人到了灾年能吃上麸子就饿不死啦，不行，你给老子想想，观音土有吗？”“哎哟，这可没地方找去。”“对了，你小子是什么出身？”炊事班长挺起胸道：“雇农，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那你家灾年时都吃过啥？”“听俺爹说，吃过野菜、榆树钱儿，还吃过树皮，对了，军长，你们长征过草地时不是吃过皮带草根吗？吃草您是行家呀，您选几样草，俺那儿还有双破皮鞋呢，把它剁巴剁巴给煮了不就行了。”李云龙往院子里一指：“那都是什么植物？就吃它吧。”炊事班长伸出脖子看了一下，倒吸一口凉气：“老天，那是做麻袋的麻秆，还有向日葵秆和辣根草，还不是新鲜的，都干透了。军长，您不是开玩笑吧，那能吃吗？”“谁说不能吃？你小子不是问我过草地时都吃什么吗？告诉你，就吃这个。就这么办，弄点麻秆、向日葵秆、辣根草剁碎了，再弄点稻壳，加上你那双皮鞋煮它一锅。”李云龙一锤定音。“可是……军长，这成吗？那稻壳根本煮不烂，肯定拉嗓子，还有辣根草，又苦又涩，吃下去还窜稀，还有那麻袋……不，是麻秆……反正今晚要靠这个过年，俺非挨骂不可。”炊事班长惶恐地说。


　　“你咋不开窍呢？这不是忆苦吗？吃大色大肉能亿苦吗？你们家在旧社会难道净吃大鱼大肉？”“听俺爹说，他给地主扛活赶上麦收时，馒头、肉管够，有时还给酒喝呢。”“胡说！我看你小子在美化地主，小心老子组织人批斗你，快去，就这么做。”炊事班长执行命令还真不含糊，他做的“忆苦饭”比李云龙想象的还要糟糕。除夕之夜，老贫农在台上涕泪交流地诉苦时，李云龙打了个盹，没听见说什么。直到大家按忆苦会惯有的程序唱起“忆苦歌”时才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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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李云龙半合着眼正不搭调地哼着歌，忽然闻到一股怪味直冲鼻子，原来是忆苦饭端来了，他定眼一看，连自己都有点儿傻了，他没想到自己亲自定的食谱竞如此糟糕。应该承认，炊事班的刀功还是蛮过硬的，凡草本植物都剁得很碎，看不出本来的面目，皮鞋切得像萝卜丝大小，最吓人的是稻谷壳，这东西还保持着下锅之前的模样，支楞在碗里，显得很锋利。这是一碗黄不黄、绿不绿、粘粘糊糊，散发着刺鼻怪味的东西。自恃学过野外生存，生吃过无数白蚁、蛇、蚯蚓之类东西的李云龙，肠胃也翻腾起来。


　　大家可能都有同感，因为当忆苦饭一端上来时，凄苦的歌声一下子就零乱起来，连马天生都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眼前的那碗东西在发楞。李云龙刚尝了一口就卡了嗓子，费了很大劲儿才强咽下去，他心里暗暗叫苦，有些后悔这恶作剧玩儿大了些。但事已至此，后路是没有了，硬着头皮吃吧。他若无其事用筷子敲敲碗边道：“嗯，还行，大家都体会体会，旧社会劳动人民就吃这东西，咱们今天吃是为了不忘本。泡在蜜罐里的人，不能总惦着自己享福，还要去解放全人类，让全世界的穷人，都泡在蜜罐里。是不是呀？马政委，我这政治动员还可以吧？”“军长说得对，大家别小看这顿饭的意义，这就是政治，是反修防修最具体的措施。来，大家吃！”马天生端起碗吃了一口。


　　李云龙心一横，狼吞虎咽地把碗里的东西吞下去。军长和政委都吃了，别人自然不好再愣着，大家风卷残云地将自己碗里的东西吞下。李云龙又盛了一碗，嘴里说着：“马政委再来一碗？”马天生面色平静地回答：“没问题，咱们是‘一对红’嘛。”李云龙吃完第二碗抹抹噶，拍拍肚子，似乎意犹未尽：“吃饱啦。”他心里一点儿也不慌，因为早备好了“秘密武器”。当年学习野外生存时，苏联教官传授过，一旦误食了有毒的植物，要马上喝木炭灰水，这是一种催吐剂，能马上引起呕吐，谁知这招现在用上了。等李云龙在厕所里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干净回到会议室时，发现马天生的脸已呈灰白色，头上不住地冒汗，似乎有些坐立不安。


　　“马政委，咱们先学哪篇呀？我建议咱们先学《为人民服务》怎么样？”李云龙春风满面地问。“好啊，我来念……”马天生强忍着不适翻开书。李云龙暗暗吃惊，这家伙还真有点毅力。


　　那天夜里，这“一对红”把“老三篇”读了若干遍，还进行了讨论。李云龙声称和白求恩同志握过手，他独立团的好几个战士都是白求思同志治活的。“你看，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五台山离我们独立团的地盘不太远，重伤号都往那儿送，那次我去送伤员，碰见了白求思同志，高个子、大鼻子、眼珠子好像发蓝……”马天生的话不多，他的脸色很不好，出了很多汗，李云龙隔着宽宽的会议桌都听见马天生腹腔中传来的阵阵肠鸣声。每隔个十几分钟，马天生便猛地扔下书，很不礼貌地中止了李云龙的侃侃而谈，窜进厕所。剧烈的腹泻使马天生的脸色由灰白转为青绿。李云龙似乎没注意这些，他又翻开了书，向马天生征求着意见：“现在咱们是不是该学《愚公移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