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

门下书客

    由田经常犯神经说话没有分寸，人们有时候逗她：你不要吹牛了，你找周总理要钱，你和周总理什么关系，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她撇撇嘴，轻蔑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


    据医学院来的右派讲，由田的精神不正常是反右斗争中受了刺激所致。她已经有几年没见到丈夫了。解放以后中美断交，她丈夫回不来她又出不去。


    有一天我们在田野上翻地，有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又犯神经了，说，你们看，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右派们都笑她：你又犯神经了，吹牛啦!她竟然发火了，说，我吹牛?你们说我吹牛?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我把钱要回来，看你们怎么说。她说着话就气呼呼扔下铁锨走了，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去。我们追上去拉她劝她回来，可是劝不住她，拉也拉不回来，她还是往前走。没办法，那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说由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我们劝不住，你去劝劝吧。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干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臂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哩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她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门下书客

    这孩子很瘦，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偷面粉，偷粮食，给李怀珠做饭吃，叫她每天吃得饱饱的，用她的奶水来喂饱孩子。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到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毛衣，作为满月的礼物。由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孩子。


    满月那天，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组长那秀云说，就叫夹农吧。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话，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59年8月，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场领导突然把我们十九个女右派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我们十九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场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小院来，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但是毕竟我们的小院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难免要出点事：我和那秀英、豆维柯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她相聚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天快亮时他再回到农业队去。1959年春节的时候，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欢庆春节。豆维柯和农业队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天仙配》，结果两人产生了感情。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也给豆维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条件。我们是这样想的：夹边沟的生活太艰苦太压抑了，年轻人有胆量有勇气做个露水夫妻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轻松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导致豆维柯怀孕了，事情暴露了。结果豆维柯被送去酒泉劳改局医院堕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

门下书客

    豆维柯堕胎不久，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


    一调到养猪场，我们就开始挨饿了，因为再也没法偷磨坊的粮食了。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五九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祸事接踵而至。  夹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场部办公室南边二三百公尺处的一片草滩上，是成马蹄形排列的三栋房子围成的小院。总共八间房：东房四问，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两间，北房是仓库放着饲料什么的，南房安装了两口大锅馇猪食。西边没房子。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馇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抬土填圈。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但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就不舒服，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洗完后要用抹布擦干净。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缝补破衣裳，或者聚在一起聊天，逗夹农玩。


    那是十一月下旬一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喂完了中午那顿猪食，擦洗完了食槽，大家凑到两间房子里取暖和说闲话。那天刮大风，天特别冷，我们擦洗完猪食槽手都冻僵了，衣裳也被风刮透了，一千完活就都往那两间房跑。那两间房里有原先喂猪的人砌下的土炉子，有人从馇猪食的房子里抱了些柴去把炉子点着了，房子里有点热气。


    我们进去不久，李怀珠也抱着夹农跑来了。她进了门还说了句话：咱那房子跟冰窖一样，冷得坐不住。


    在磨坊干活的时候，管教干部允许李怀珠两小时回宿舍一趟，给夹农喂奶。到了猪圈就更方便了，听见夹农哭，随时就可以进屋照看一下。每天上班的时候怕夹农醒了乱爬，就在后窗上拴根绳子绑在夹农的腰上，以防掉下炕去。

门下书客

    可能是房子里暖和的原因，李怀珠进来后时间不长，夹农就在她怀里睡着了。这时候我说她：你把夹农放回去吧。你看，睡着了。她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说，咱房子冷，我就这样抱着吧。如果那天那问房子里人少，可能也就不出事了，李怀珠把孩子放炕上就行了，可是那天那间房子里挤了八九个人，炕上坐着人，没处放，她一直抱着孩子站着。于是，过一会儿我又说她：你放回去吧，怕冷你给他盖厚点；你这么抱着不累吗?


    李怀珠就去放孩子了。


    她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但还是抱着孩子。我说她：咳，你这个人，叫你把孩子放下去，怎么又抱回来了?


    李怀珠说我还是抱着吧。


    这时那秀云说话了：你怎么不放下呢，你觉得抱着舒服呀。


    李怀珠说，那你替我放去吧。


    那秀云：为什么叫我放去?你放去怎么啦?


    李怀珠：你放去嘛，你放去嘛，你替我去放一趟嘛。


    李怀珠说话的口气有点可笑的撒娇的样子，那秀云嗔怪地瞪了她一眼，说，好，我放去，我放去。好我的姑奶奶，越伺候越蹬鼻子_j：脸呀，一步路都不想走了。


    那秀云从李怀珠的怀里接过夹农就出去了，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也抱着孩子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说，好你个李怀珠，你骗我，你这么坏呀!


    她说话的口气有点怪，脸色也呈现出异常。


    我觉得奇怪，问，出什么事了?


    那秀云说，哎呀，丑死啦，丑死啦!


    我说，什么事嘛，你说嘛。


    那秀云想说又没说，瞟一眼李怀珠才说：你问她，你问她、、


    我看见李怀珠的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容，就问：怀珠，到底有什么事，你说不说?搞得神秘兮兮的f什么?


    这时候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了。李怀珠被逼不过，说，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r，你自已看去，咱房子闹鬼啦!


    看她还是不愿说，我就扭身出厂门。我想自己去看看吧，我就不信闹什么鬼。我噔噔噔几步就走到『J口了，推了一下门，可是门没有推开，像是有人用铁锨把顶t了，顶得还很紧。事情还真有点蹊跷，我就不推了。我们房子的门板上有一个节子掉r以后露出的椭圆形的孔，我从孔上往里看了一眼


    一看就把我惊了一跳，我呀地叫_r一声跑了回来。还真足闹鬼了：疆维柯在炕七躺着，全身赤裸，宋有义刚刚从她身上下来，正往她身上拉被子。宋有义也是赤身裸体的。


    我进了门就大骂起来：好个不要脸的豆维柯，大白天……


    全屋的人都惊了，问出什么事了。我说，宋有义和豆维柯搞破鞋啦，真不要脸……


    人们都静了一下，继而嗡的一声像蛤蟆吵坑一样议论起来：


    我早说过豆维柯可不是好东西……

门下书客

    宋有义也不是好东西……  这时站在窗前的张香淑喊起来：你们看呀，宋有义出来了!  有的人往窗前挤过去，更多的人拉开门挤着往外看：宋有义正急急地绕过水井，走到小院外边去。有两个人大声地骂起来：流氓!不要脸!宋有义走到第一个猪圈旁边，他似乎听见骂他的声音1，，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苍白。  宋有义和豆维柯关系异常，我们早就有所觉察。女右派们搬到猪圈以后，工作地点集中了，离其他人远了，来的少了，就宋有义天天剑养猪场来。他一来就扎到我们的宿舍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豆维柯说话。豆维柯馇猪食，他就围着锅转；豆维柯喂猪，他就围着豆维柯管的猪圈转。有时候上着班他就把豆维柯叫走了，洗是叫砭维柯帮他写什么材料。对于这些，我们都没当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豆维柯从初到夹边沟农场就靠拢组织表现积极：写思想汇报，巴结管教干部，在管教干部跟前殷勤极了。这我们是理解的：右派嘛，不就是想早点摘帽吗!可是不久就有这样的话传出来：宋有义叫她都不是去场部的办公室，而是跑到没有人烟的沙窝子里去了。一男一女跑到沙窝子里去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他们的事。宋有义是教导员，权利大，想批?卜谁就批斗谁，谁都害怕。


    但是这次不同了，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豆维柯私通．，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公开地议论他们，把这事在全农场传播歼来……


    结果是风波骤起，大祸临头。


    四五天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刚吃过饭，宋有义打发那个管我们·56·夹农的农业队的带工队长①来通知那秀云，叫她集合全体女右派到场部去开会。我们排着队走到场部时那个农业队的全体劳教分子已经在第一栋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坐好了。我们全组人刚坐下，宋有义就从办公室走出来训起话来。他说，有些右派分子思想反动、反革命立场坚定，从来到农场就不好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还到处造谣，惹是生非，搬弄是非，想把劳教农场搞乱!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领导是不能姑息迁就的，必须严厉惩治!说到这里，他突然喊道：李怀珠，张香淑，你们两个人站起来!李怀珠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张香淑的脸刷地变得惨白，也站了起来。宋有义问她们：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两个人都回答：我ffj是资产阶级右派。宋有义说，我问的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你ff J又犯_『什么罪!李怀珠知道，这是要她承认她造谣惑众了，但她不知怎么说好，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张香淑说话了：宋队长，我不矢订我犯什么罪了，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宋有义大吼一声：不老实，你们两个不老实。给我铐起来!

门下书客

    说着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卜农业队上来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香淑铐起来了。铐的是背铐。背铐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扎，冗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


    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那一年李怀珠二十六岁，张香淑一十三岁——11U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她们的胳脯关节和筋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r这


    ①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分为农业大队和基建大队，大队下边设若干分队，分jj^长由劳教分子担任；此分队长的任务是带领本队劳教分子劳动，故，人称带_1：队K．也叫拐棍。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丫，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耶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卜有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町怜地蜷着，悬在空中。


    宋古义又训r一阵话，然后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和那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什么要铐起李怀珠和张香淑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那秀云散布的多，该把我们两个人铐起来才对，李怀珠和张香淑是两个内阳性格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


    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肓义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顺虑我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月!


    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带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_r。、


    张香淑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她们像是瘫_r一样，躺在地}：动不了，是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她们抬回猪圈来的，然后就在炕上躺着。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郜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淑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_r，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张香淑是南方人，兰州生物制品厂的技术员÷


    头天听了农业队带工队长的话，我和那秀云就很紧张，张香淑一蜕，我们俩的魂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那秀云铐起来。谁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夹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钲走到猪圈来了。他看见我和那秀云，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钲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黄钲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带工队长说的。黄钲青着脸回场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那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她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F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儿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

门下书客

    过了几天，我、那秀云和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夹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_r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问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之后，劳改医院把张湘淑、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那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了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


    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那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月发三十元钱的工资。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二t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又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竞哇哇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二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r，一会儿就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迎她。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

门下书客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她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竟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


    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走着路我在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定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r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她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她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义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儿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几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才二十二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再电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_r，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有个叫苗表的女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日《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七八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精神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由田的丈夫从美国回来了，到央边沟看望由田，把宋哑杰接到宁夏去了。国家把她丈夫安排到宁夏大学当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死了……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史夫有亲属在美国。对_『，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去美闰上学，现在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近六f一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剑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_[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总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门下书客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他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饱食一顿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一旦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I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r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哕里哕嗦，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门下书客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①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②——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  ①土豆，又叫马铃薯。…Q、．萎睦和劳教农场利用劳改犯和劳教分子管理犯人和劳教分子，此“以工代干”者被称为拐棍。


    姓魏的二劳改①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伞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①劳改犯刑满后在劳改农场或劳教农场就业者。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