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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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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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 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识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回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比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


    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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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E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7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夹农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8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七十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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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山西在张掖做买卖的商人，那商人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萃英门——


    ·38·夹农也就是西关什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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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均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5二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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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三月八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问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问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问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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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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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渠的时候一天要挖十五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渠挖到一公尺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十月中旬的天气了，天已经冻冰了，站在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了，根本就不能抡搞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十一月中旬，可是管教干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班，一天围着磨转，还要淘洗粮食，晾晒粮食，搬动面口袋，罗面。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七头毛驴拉磨。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姐妹们照顾她，大部分时间叫她光是看看磨，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  谢天谢地，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那是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冷了一下，因为从昨天傍晚就开始下雪。天亮时雪小了，但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这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夹边沟是没有星期日的，刮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日。这天我什么也没干，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冻手冻脚的。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很急，那秀云的声音喊，开门，快开门!我跳下去开门，那秀云搀着李怀珠走进来。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我吓了一跳，问出什么事了。那秀云说怀珠肚子痛。我知道她要生了，急忙把被褥铺好，把李怀珠扶到炕上躺好。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说这阵儿轻点。那秀云说，我说不叫她干活，叫她坐着，她非要扫磨。我想扫磨就扫磨吧，我罗我的面。我正罗着面听见她哎呀了一声，回头一看，她扶着磨盘蹲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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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那秀云：等会儿才能生吧?


    那秀云：得到夜里了。你把炕烧上吧。


    还在半个月前，梁敬孝在挖排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说，收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媳妇生娃时把炕烧热。毕可成是个真正的书生，大城市长大的，哪会打柴呀，打了两三天，就背回来两小捆碱蓬放在女右派院子里。我看见了又生气又可怜他，说他：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他说那要怎么打?我叫他找工具保管员借了两个耙子，拉了一辆排子车，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教他如何打柴。河西走廊干旱缺雨，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没有硬柴可


    ·46·央农打。小时候见过父亲打柴：每到冬季，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用耙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秆贴着地面捣折，再扒成堆，再用权子叉到牛车上。把车装得高高的，用大绳勒紧，拉回家来。打一车柴要花两天的时间。一个冬季要打十几车，打够一年烧的柴。


    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并且打了一排子车拉回来。后来他就每天收工后打点柴，拉回来堆在我们的小院里。


    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把炕烧上，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她准备的尿布不多，我把自己的几件洗净的旧衣裳撕了，放好。她没准备婴儿枕头。我跑了一趟磨坊要了两碗磨面的豌豆回来，用一块手帕缝了个枕头，里边装上豌豆。这时候那秀云已经向梁队长报告过李怀珠要生孩子了，梁队长打发人把毕可成叫来了。他进来时正遇上李怀珠又一次阵痛发作，呻吟不止。吓得他连声问怎么办?那秀云瞪他说，捏住怀珠的手，安慰安慰她。他还真就坐在炕头上捏住李怀珠的手，连声问还痛吗?李怀珠不说话，轻轻地呻吟着。


    炕烧热了，房子里开始有点热气。半夜里李怀珠生了个男孩。


    生了孩子之后，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原先管我们的是一个人们叫袁干事的管教干部，后来袁干事不见了，宋有义专门管我们。宋有义和梁敬孝同级，可能是科级干部。夹边沟农场原来是科级单位，这时候劳教的右派多了，升为县级农场了。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他还和伙房说了一声，给了李怀珠一斤清油①，二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


    李怀珠身体弱，再加上吃不饱，思想压力又大，生下的孩子瘦极了。我的孩子们出生时都在七斤左右，生下来胖墩墩的，圆胳膊圆腿，皮肤红润，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李怀珠的孩子才四斤重，那个瘦呀，那个难看呀：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许多褶子。哪里像个初生的婴儿呀，简直就是个衰弱的小老头，像只赖猫。哭的时候嗓门细弱还有点沙哑。胳膊腿软软的没力量。

门下书客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不光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有个女右派叫由田，原兰州医学院的讲师，也是兰医讲师团的理论教员。讲师团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全国解放后，各省各地县不都建立了政府吗?不都发展了很多地方干部吗?可是这些新干部，包括一些转业到地方来的部队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理论都是一窍不通，对中央的一些政策也不理解。于是中央和各省从大专院校和政府机关抽调理论水平高政治可靠的干部到中央或省党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再回到各省市或地县辅导地方干部，对各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培训。这个由田，是兰州医学院专讲马列主义的理论教师。这人虽然划成右派了，可是傲气极了。挖排渠休息的时候别人都躺着聊天，她却抱着一块砖头样的书读书。夹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哪见过这样的“犯人”，走过去制止，她竟然嚷了起来：这哪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读书才能改造思想，劳动只能锻炼筋骨!右派们不知她是哪来的右派什么身份，竟然说这样的傻话，便都笑她。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她看到农场太穷，饭也吃不饱，劳教分子每月三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便对大队长梁敬孝说，梁队长，你们给我几天假，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梁队长认为她说疯话，根本就不理她。她又去找场长刘振宇，还是这样说。场长也不理她，并且对人说，不要理她。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骗鬼去吧!于是，农场里传开了，由田装精神病。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由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当她不犯病的时候，她是个安静温和的人，说话很理智。有一段时间女右派都在猪圈干活，喂猪，空闲时间多，也不很累，聊天的时候她曾说起过她的生活，她的历史。她是东北人，“9·18”日本人占领东北，她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到北平，又到大后方的重庆。她是在流亡中上完大学的。他爱人姓宋，也是东北青年，成都大学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她没有出国，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大西北。解放后在兰大做讲师。她有三个孩子，1957年定为右派之后，她把孩子托靠给了邻居，自己来农场劳动教养。她的小儿子那年十四岁，调皮，邻居管不了，送到农场来了。儿子叫宋亚杰，在农业大队劳动。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她们母子一问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