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

门下书客

    “她今天夜班，不在车站。”


    早晨八点钟，我们就离开了天津。八点钟发车，我们七点半到站，在候车室门前的广场上找到候车的队列，喇叭里就叫了，准备检票。


    旅客队伍站起来了，人们开始准备行装，这时张老师捅了我一下，叫我往边上看。


    我一扭头，发现一个车站服务员站在离我们两三步的地方，看着站在我前头的刘老师。她穿着蓝裤、短袖白衬衫，白色的无檐帽上缀着红色的路徽，帽子下边是往上往里挽起的头发。她的头发黄黄的，脖颈挺白。我的心一震，推推刘老师。


    “什么事?”刘老师说。但是当他一转身的功夫就猛地一怔。“你!你……怎么来啦?”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看看那女人，又看看我和张老师。


    “换了个班。”那女人说，“我猜你就是坐这趟车。”


    “啊啊……”刘老师红着脸，手忙脚乱地说，“这是……我们学校的张老师和……”


    我和张老师向她点头。她也向我们点头，并且微微笑了一下。这一笑，我是永远记在心里了。是的，正像刘老师说的，她的笑是短暂的，淡淡的，甚至说是冷冰冰的，刚刚一笑，笑意就从嘴角上消失了。她的皮肤真像是透明的。不过，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白，有点发灰，发青，就像是冰块的颜色。她的嘴唇上有一抹淡淡的红色。眼睛是黄褐色的，就像黄土的颜色，看不出深浅。


    我以为她要和刘老师说点什么，就拉着张老师走开几步去，但是我一直没看见她说话，一句话也没说。她高高的瘦瘦的身材就那么站着，在两三步远处看着刘老师。她的脸就像是冰雕成的，朝着刘老师，没有任何表情，就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刘老师也没说话，面对面看着她，或者偏过头去看着远处，看远处的时间长，看她的时间短。


    检票了，整个队伍动起来了。我们走过检票口，走上站台，找到了车厢；她一直跟着我们，但没说一句话。当我们在车厢里找到座位往外看的时候发现，她就站在窗外两步远的地方。


    她一直站着，看着车上，看着坐在窗口的刘老师。车开动了，刘老师摇着手说了声“再见”，她还是默默地站着，黄土一样的眼睛看着他。只是在她的身影快要被站台上的人群遮住的时候，我才看见她举起一只手抹着眼睛。


    我敢说，这个女人的模样是我见过的最动人的女人的形象之·354·写作手记(代跋)写作手记(代跋)杨显惠


    1965年至1981年，我在地处河西走廊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农建十一师在其建设发展的历史上接收过省、地、县的许多劳改和劳教农场，而我自己又在兵团内部调动过多次工作单位，所以结识了许多农场移交过来的右派和劳教人员。从他们嘴里我知道酒泉县有过一个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三千名右派。1960年12月，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和西北局共同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夹边沟农场仅有数百人生还。右派们的叙述在我的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事隔多年后的1997年，我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我想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调查进行了三年，每年用二到三个月的时间访问当年的幸存者和管理人员，查阅资料和两次实地考察夹边沟。现在我大致搞明白了：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县东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从酒泉县乘汽车沿酒(泉)金(塔)公路往东北方向行驶，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涉北大河，再北上数公里，可见一片连绵的沙丘，即夹边沟农场。农场西北八公里处有一片草滩叫新添屯，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分场)。

门下书客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原为犯人劳改农场。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1957年的后半年，劳改犯被转移，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专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和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共计二千四百余人(官方数字)在此劳动教养。1960年9月，夹边沟的劳教分子除了瘦弱不堪者之外，全部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三个月后——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


    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遂于1961年10月撤销。


    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省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我们关注前入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