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

门下书客

    但是陈小泉拉住了毛驴：“不行不行，我们的车……”


    “怎么，你们也走?”李金钢发现了他们的行李卷。“来，上来吧，今晚到场部，办了手续，明天咱们一块儿……”


    “不，不……我们……”吴建荒脸红了。陈小泉立即说：“我们到连里去。”


    “噢……”李金钢惋惜地说，“那就对不起了。我可就不奉陪了。”他把行李卷儿推下来，抖起了缰绳。


    “你把车给了他，咱们怎么办?”陈小泉埋怨吴建荒。但是吴建荒一句话也不说，看着毛驴车驶去。眼看着毛驴车就要往另一个方向拐了，他突然喊叫起来：“李金钢……”


    “什么事呀!”李金钢回头看着，勒住了毛驴。吴建荒追了上去。


    “你就这么……走啦?”吴建荒喘着气。


    “啊，咋啦?”


    “你不说……一声……”


    “说什么?”李金钢惊奇地睁大眼睛。


    “你不跟王……文英……”他磕巴了，脸红了。


    李金钢一怔，脸腾地红了，回过头去久久地望着戈壁，然后用一种异常的声调说：“不用啦，小兄弟。我想过啦，我想叫她也……但她不会听我的。我又不能不走，我们还是……早点分手……好。你是好心，我知道……但是每人都有自己的路。”说到这里，他把手放在吴建荒的肩上，“再见啦小兄弟，祝你成为画家。听导儿……驾!”毛驴车跑出好远，他又回过头挥着手喊：“我的东西……送给你啦!做个纪……念……”


    “走啦!”吴建荒轻轻地叫了一声，朝着身后的陈小泉。


    “咱们也走吧，天快黑了。”陈小泉说。他俩走过去扛起行李。然而，他们朝去往场部的方向走了不远，脚步就慢了下来。他们听见后面传来奔跑的脚步声。


    “建荒!小泉……”王文英的声音。他俩站住了。


    “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啦?”王文英跑着绕到他们前头，站住了，胸脯一耸一耸地起伏。


    没有回答。


    “你们生我的气啦?”她难过地说。


    行李卷从吴建荒肩头掉下来。陈小泉拧过身去。


    “你就要走了吗?你不是说你要画戈壁，画草原，你画好了吗?”


    吴建荒抬起头来。眼前是一双痛苦的眼睛……他猛地掉过头去，呜咽着说：“李金钢走啦……”  王文英睁大眼睛。  “往场部去了。明天……上火车……”陈小泉转过身来，行李卷也掉了下来。


    “什么?他……说什么来着?”王文英脸自得像一张纸，声音都变了。


    “我叫他跟你说一声。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路。”


    王文英慢慢地坐到地上，双手捂住脸，伤心地哭了。


    陈小泉讷讷地说：“他也许不走……”


    “不会的……”王文英耸动着肩膀，呜呜咽咽地说：“要是不走，他会跟我说的。二流子，这个二流子!我以为他变好了，真的变好了……昨天……晚上……他还说不走的。他说，他不走，一辈子不走，一辈子在这里。他这么说的，我……信了……可是他——回城，回城就可以不干活儿吗?就有山珍海味，就有酒席等着他去吃吗?河西的粮食就不养人吗?走吧!叫他走吧，这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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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英……”吴建荒说。可是王文英打断了他：


    “滚，你们都滚!少叫我，我不愿看见你……们，你们都不是好东西，没一个好人!滚，快滚!”她瞪着他们俩。


    他俩吓坏了，急忙向后退去，他们从没见过王文英这么厉害，远远地看着她。他俩看见王文英先是抽泣，后来就不哭了，躺下来，望着天空，过了一会儿又侧过头去望着南戈壁。


    风还刮着，被尘土染黄了的天空不太明亮。但是，没有了七彩光线的戈壁显得更加深沉，像是深深的海洋，那么广阔……那流动的阵阵沙尘，就像是海洋里奔腾的浪涛。


    王文英躺着。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吹乱了她的衣裙。她静静地长久地躺着，像是雕像一样，她的面孔，她的腿，她的胳膊……


    后来她起来了，拍打拍打裙子上的尘土，匆匆走去。吴建荒看见她走得很快，一会儿就走上了大干渠的高高的渠堤。她在那儿站了一下，抿了抿头发，就突然不见了。


    吴建荒的心猛地一沉，喊了一声：“小泉!”陈小泉不答，两人一起向前跑去。当他们脸色难看地爬上渠堤的时候，发现王文英正在洗脸呢!——她蹲在陡峭的水泥块上，把手伸进无声的湍急的水流中，捧起满满的一捧水洒在脸上……后来，她撩起裙裥，揩揩脸上了渠堤……


    “姐姐!王文英姐姐……”吴建荒的心抖动起来。


    “滚!你滚吧!你们都滚……愿滚哪去就滚哪去，越远越好!”王文英头都不回地走了。


    “建荒，咱们?”


    “回去!”


    第二天清晨。


    王文英去担水。在大干渠高高的堤坝上看见了他俩。吴建荒正在作画，陈小泉在读书。看见她，吴建荒放下画笔捧着画跑过来。


    王文英看他一眼，走下大渠的台阶。


    “还生我的气吗?姐姐!”吴建荒跟着走下。


    王文英摇摇头，打上一桶水，又打上一桶水。


    “你的画。”


    王文英直起腰。这不就是那张画吗?吴建荒画好之后一直没给她。只是，现在画上那昏暗的黄昏已经变成了早晨玫瑰般的云霞。画的下方还新加了一行字：献给亲爱的姐姐。


    王文英捧着画的手哆嗦了。


    “你等我长大……长到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不离开野马滩……”吴建荒仰起赧红的脸盘，看着她的眼睛。


    “扑通!”水桶掉进大渠，沉没了。王文英慢慢地捧起他的头，在他的前额上轻轻亲了一下，喃喃地说：“你哪懂得这个呀……”  渠水湍湍地流……

黑戈壁

    来吧!姑娘让我的篝火为你驱散寒冷请坐在我身边，把你的手给我可你长长的睫毛为什么垂下呢你的眼泪为什么流个不停呢——摘自林染《哦!我的戈壁》


    今年的全国美展按画种不同分别在几个城市展出。我是搞油画的，我和几位老师带着我们西北艺术学院油画专业的学生来到渤海之滨的天津市，参观油画作品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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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车，我们就被人流裹向天桥。踏上天桥的台阶，就根本由不得自己了，前边是脊背，后边是胸脯，左右肩膀挤肩膀，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快不得，也慢不得。


    “有人叫我!”上到一半台阶，我前头的刘老师猛地转过身来，胳膊几乎碰落我的眼镜。


    “走吧走吧，出去再说!”我推他。


    “不是咱的人。像是……”他往后看着。


    “听错了吧。喊别人的。”我说。


    但是走了两步，他又转过身来，神情很激动：“就是有人叫我!”


    “刘志成……”


    是有人叫他。我听见了，是个女人的嗓门。我也回过头看。女人，是个女人。天桥人口处——攒动的人头后边——有个人仰着脸，挺白。


    “一眉!”刘老师叫了一声，声音短促高亢。他的提着水果兜的手举在头顶，摇晃着。


    “志成!”那女人的嘴张了一下，声音尖尖的，也举起一只胳膊摇晃着。


    “你们先走……”刘老师说了一声就从我身边挤下去。我后边隔着几个是张振川老师，还有学生。张老师被他撞得后退，问他干什么去，他说有个熟人，就急急地贴栏杆往下跑。


    走到天桥中间，我扭头看了一下，刘老师穿着浅咖啡色衬衫的身影立在人口处的站台上。他对面离得很近有一个女人，面孔看不清，像是个铁路工作人员，帽子上有个红点儿。


    出站等了几分钟，不见他出来，我们就先走了。住处他知道，天津美院，他进修过。


    我们到美院招待所住下——我和刘老师分在一间屋里，吃过饭，洗了澡，天黑透了，他还没回来。张老师来串门，说：“别是遇见相好的啦。”  “你胡说什么!”我说。  但张老师不服气，说：“我胡说!你知不知道，他在兵团时连里有好多天津知青，你能保证他没女朋友?”


    我未置可否。刘志成是叫人猜不透：在事业上他是成功的。他是老三届，在河西走廊的兵团农场待过八九年，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年考入西北艺术学院，毕业后连续三年他的作品人选全国美展。他专攻风景画，画河西走廊风光。前年，他的一幅油画《西北的荒漠》在全国获奖，去年《疏勒河上的胡杨林》又一次获奖。他的对于大西北的荒漠和草原的独特的观察力、特殊的表现方法、作品中表现出的大自然的深厚、质朴的美和深刻的哲理轰动了美坛。有影响的《美术》杂志连续发表了包括著名美学家洪毅宣教授在内的几位美术界前辈的评论，说是我国油画风景画的创作，面临着一次新的崛起，一个具有严峻、深沉和原始的自然美风格的大西北画派正在形成，而这个画派的代表人物是一位三十几岁的青年教师刘志成。今年刘志成人选美展的一幅画叫《黑戈壁》。这幅画，据我院两位美学教授讲，显示着刘志成艺术风格的更加成熟和精到，必将更加引人注目。但是在生活上，刘志成毫无成就可言。兵团知青回城，大都携儿带女，他却孤身一人；上学期间全部精力用在绘画上了，没女朋女；毕业了，成名了，作品印在年历上行销全国，好几个女学生不无爱慕，他像是不明白那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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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十点半钟才回来。我还没睡着，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晚，他说是去朋友家吃饭了。


    “什么朋友?”


    “兵团的。”


    说着，他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看画展。我们是一块儿进展览馆的。学生们拉拉扯扯拽着他，说是先要看他的画，我也跟在后边。画找着了，就挂在第二展厅正对着门的一块隔板上。这真是本展厅最引人注目的一幅画。画不很大，只是比全张白纸宽一点儿。可是画前挤了几十个人，有的看着，有的在小本本上记着什么，还有人在拍照。在那些人的脸上我看见了肃穆、钦佩、欣赏和思索诸种神情。我早就看过他的《黑戈壁》了，但此刻，那种嫉妒、羡慕的情绪还是油然而生。


    他真是胆大。戈壁、草原，人们都是画成横幅的，以便显示广阔。他的画面却竖着。他画的是黄昏的戈壁。画面分两大块，五分之二画着戈壁，其余部分是天空。他用蓝、绿、褐色画戈壁，颜料堆得很厚，近看一堆一堆杂乱无章，远看却是黑压压、乌沉沉、庄严、浑厚。他给戈壁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红色，这又使戈壁显出了骚动与不安，像是有一种巨大的力——大概是岩浆吧——拱着戈壁，戈壁变得像集聚的乌云，像沸腾的大海。天空着色特别薄，只用些淡淡的蓝色、红色、黄色和白色，布纹都显出来了，天空显得恬静、明洁。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是从地平线——戈壁的边缘射出来的看不见的光线把天空照得明亮耀眼。那种只有大西北的天空才有的像是被扫帚扫乱了的一抹一抹的云彩在无限深远的天空飘着。天空与戈壁交界处是一条浅蓝色的带子，是戈壁滩上的蜃气吧，把天空和戈壁巧妙地连接起来，显得朦胧、神秘、悠远。我真是佩服极了，他的大胆，他的把明与暗、冷与暖、动与静、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诸种对立矛盾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本事，整幅画给人以庄严、悠远的感觉，使人久久地注视，陷于深深的思索。我真想和他谈谈我此时的感觉……


    但是，我没找着他，到中午也没看见他，问张老师也说不知道。、倒是一个学生说了，进展览馆不久，一个女人把他叫走了。学生说那女人个子挺高，脸白白的，黄头发。


    “火车站那个!”张老师判断说。


    刘老师七点钟回来的。今天他像是很兴奋：一进屋就喝水，喝完了水又朝我要烟抽。哎，他这是怎么啦?他是不吸烟的。点着烟之后就站在窗前长时间一动不动，像是在看什么又像是在想什么。


    “好好盯着，看他今天往哪儿去。”第二天进展览馆的时候张老师说。但是，一整天刘老师都和我们在一起看画。他认真地看着，还不时地掏出小本本记着。以后几天也是这样，白天看展览，晚J：聊天，他没有单独出去过，也没人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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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最后一天……这天自由活动，谁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我f『J几位老师去了水上公园。路程远，玩得又尽兴，回到招待所已是吃晚饭时问。一个女学生进来说，有个女人找过刘老师。刘老师一听嗵地从床上跳下来：


    “几点钟?”


    “上午，你们刚出去。”


    “说什么?”


    “她等了一会儿，走的时候说，叫你回来上她家去。”


    刘老师脸色变了：“没说别的?”


    “问咱们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


    刘老师不说话了，坐在床上。这个学生真饶舌，还说了这女人的模样：“高个子，不胖，挺苗条的，皮肤挺白……嘿嘿!”说完抿嘴一笑，看刘老师一眼。


    又是那个女人。学生走了，我去洗脸，回来看见刘老师还坐着发愣。我说：“还没走呀?”  刘老师脸红了。  “走吧走吧，人家都找上门来啦，你也太薄情啦。”我笑着说的。可是刘老师当真了，脸红红的：


    “老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我弄得挺不好意思。我说，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事，我只是说应该去看看，告别一下。他脸上的红色才褪了，过一会儿就出去了。


    可是他很快就回来了，不到半个小时。这速度可太神了。我说：“你真够快呀!”  “我没去，太晚啦。”他说。  这天晚上我们又聊天啦，张老师，还有两位中年教师。我们说起画展，说起这几年美坛的新收获，新人，后来还谈起了各自的经历，经历中的某个事件，某一个感受最深的印象和瞬间，这些后来怎么变成了创作中的灵感。


    “刘老师，”一位中年老师对刘老师说，“说说你的《黑戈壁》吧。”


    “对对，你的灵感是从哪儿得来的。”张老师也说，“你今天怎么啦，一句话不说?”


    是的，刘老师的神情有点异常。聊天，他一句话没说，也没听别人的；我看见他几次走出房去，进来后又坐在床上发呆。听见老师们叫他名字，他怔了一下，说：“你们说你们说……”


    他这是怎么啦?后来老师们走了，我收拾行装，他就那样坐着。我躺下了，听见他长长地叹息一声：“唉……”


    “怎么啦?”我问他。他的叹息这么沉重，充满了怅惘。


    “是该去说一声，告别一下。”他说。


    我一怔。哟，他还惦着那女人的事呢。我说：“去呀，你去说一下呀，早就该去。”


    “晚了……”


    “晚什么呀，才十点多。”


    “不，不……”


    他不去。但是又不睡。他下了床站在窗前，长时间看着外边的街道。看来他是犹豫不定。


    “要不，我陪你去。”我禁不住说了句。


    “你?”他回过头来看我。


    “啊。去不去?去，咱们就走，别磨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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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过头去，停了一会儿，像是在决定去不去，然后才说：“好，走，走一趟!”


    好像有人陪着，胆子就壮一些，唉，这个人呀!我穿了衣服，跟他出了门。


    但是，到了汽车站等车的时候，他在房子里拿定的主意又动摇了。他说：“汽车怎么还不来，别是收车了?”


    “早呢。”我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晚了，是晚了，你看街上没车啦。”


    最后看见汽车来了，他说：“回吧，不去啦!”


    “怎么啦，一会儿去，一会儿又不去?”我拉住他，不叫回，“你看，车来啦!”


    但是，当车驶到跟前停住的时候，他硬是挣脱我的手往回走。对于这种行动我很生气，我又抓住他：“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你别拉我好不好?”他有点发急，“我不去啦，太晚啦!’，


    “晚怕什么?”


    “人家都睡觉啦!”


    “睡觉，谁这么早睡觉?就是睡了又怎么的?咱们去了，敲开门，就告诉一声：明天走啦。不就行了……”


    “不，不，还是不去吧!人家一个女的，爱人又不在……”


    噢，是这么回事，我也犹豫了：“那就回去。”


    我们又走回来。不过，我觉得事情蹊跷。我想起了那天火车站的事，看展览他走了的事，还有他今天不正常的举动。我问他：“老刘，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过去有过那么一会儿……”


    他看我一眼，没出声，紧着走。


    不过，我看出来啦，今晚他是真激动了，也可能是刚才的事折腾的，他的心很不平静。回到招待所，他久久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后来又和我要烟抽。吸了半截烟，他突然问我：“你还不睡?”


    我开玩笑说：“我怕你跳楼。”


    他笑了一下，又吸烟。看起来，他是在思考什么。果然，他把烟头捏碎之后说：“你不睡啦?”


    “没法睡，叫你折腾的。”我说。


    “那就别睡了。我给你说说我的经历……今晚上，我是太激动了!”他还没说呢，自己就先激动起来，脸色变了，嘴唇也发灰了，眼睛闪闪发亮，身体筛糠般地哆嗦起来。


    你们不是很多次问我《黑戈壁》的创作灵感怎么来的，它的最初的触发点是什么?我今天就告诉你：它来自一个女孩子，就是今天找我的那个女人。《西北的荒漠》，《疏勒河上的胡杨林》，我所有作品的创作都和她分不开。  我是在兵团认识她的。  你知道，我是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我从小就喜欢美术。我们院里有个搞美术的，是五十年代的中央美院学生，是他影响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大跃进那年，他给街道墙壁上画宣传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叫宣传画呢，我看他画的大炼钢铁的画上，钢水奔流，农民种的玉米比山还高，就觉得他真能，天天跟着他跑，给他端水端颜料。上小学中学，他一直教我学画，把他学了的那点东西都教给我了。上高中的时候他和我说：“你去考美院吧，我教不了你啦。”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当了两年红卫兵，就到西北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去啦。我们那个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叫桥湾农场，编制是兵团一师二团。那是夹在两块戈壁滩中间的一长条草原，疏勒河从那儿流过，沿着疏勒河是一片接一片的原始胡杨林。我们连队紧靠着疏勒河，在一片胡杨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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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两年我们干得特别卖力，开荒，平地，修水渠，汗水都流于了。到了第三年就不行啦，原因我说不清，主要是人们觉得接受再教育没个期限，要成为终身“流放”了，“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那儿从古以来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另外，那些文革前的老知青都二十好几三十岁的人了，还住着地窝子，一月挣二十五元钱。看看他们，想想自己，心就凉了，当然连队就涣散了。涣散起来可不得了，早晨起床号吹了，没人起床出操，连排长挨头挨尾喊。有的人坏，把洗脚盆架在门框上，一推门浇一脑袋水。上班也不排队了，三三两两往地里走，挟着铁锨，活像残兵游勇。到地里也不好好干活，扶锨把站着，给铁锨号脉。再有就是知青们开始谈对象了。谈对象就现在的小青年说是正常事，还没工作呢，俩人就蹈马路了。对当年的兵团知青，这可不是正常的，也不是好事。这说明大家对前途有了幻灭感，想着赶快找个对象结婚凑合着过日子，或者是因为精神上的苦闷寻找刺激和安慰；也说明了知青们对于兵团的纪律不当回事了——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定，知青不许谈对象。谈了?谈了就要挨批评，说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人团入党，重的出了事的要受处分，记大过，开除团籍。


    在爱情问题上，我一开始是冷静的。那时好多人有了女朋友——当然大部分是偷偷谈的。我没有。我是这样想的：在那地方能谈对象吗，能安家吗?每月二十五元钱除了吃饭，连裤子都买不起!再说我还要求进步，我是团员，还想入党。我下了决心：不考虑。


    但是我的决心受到了考验。


    这是因为我有了一间地窝子。是这么回事：兵团农场那时生产搞得不咋样，政治上和部队却一个样。连里每周一次，团里一月一次，搞内务卫生大检查，哪个连队好，就发流动红旗。我呢，有那么一次积极性上来了，挨个儿为每个班的地窝子设计了美化环境加强政治气氛的方案，把全连的政治环境变了个样子，一下子把团里的流动红旗夺来了。连长一高兴就在全连宣布给我一问地窝子，叫我当工作间，并且说我如果能保证我们连的政治环境总拿第一，我就可以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多少时间，在家画画写字，不用下地干活。当时我高兴极了!这是破天荒的待遇呀，只有连级干部才能这样。到兵团两年多，我一直住集体宿舍大通铺，别说画画，就是那股气味早就叫人腻歪了。


    我把这间地窝子布置得简直成了一间很讲究的画室。天窗原先只有洗脸盆大，我一下子就扩大了好几倍，拿石头压上一块塑料薄膜。地窝子里一下子就亮堂了。我找保管要来两块铺板，用木头橛子支起来一块当工作台，另一块睡觉。我还在四壁贴了几幅油画——我自己画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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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间地窝子给我招惹了麻烦，我的不交女朋友的决定动摇了。原先在集体宿舍，女孩子们找我域画，都是说完了就走了，第二天再来取。有了这个单间，她们一来就不走了，等着我画，等着我写。等着的时候又不老实，有的说这说那，有的嘻嘻哈哈……时间一长，熟悉了，就把我的心搅乱了。我明显感觉到有两个女孩子对我有那意思；她们那些日子总往我这儿跑，今天说是画张画，明天叫我写几个字，一来就不走。但是把我的心搅乱了的是另外一个。


    这是个瘦长条身材的女孩子。——我身高就可以了，一米七五，她都到我眼睛这儿高，至少也有一米六五。她长得和别人不一样，皮肤白极了，自得跟搽了粉一样，还渗出粉红的颜色来。她的皮肤还特别细，就像是透明一样，一碰就会破的。连里有人说她是菜人。菜人你见过没有，就是一种病态的人，白皮肤，白头发，连眉毛都是白的。其实她不是菜人，菜人的眼睛是蓝色的，蓝得像是镀了一层镍一样发亮：这样的眼睛害怕阳光，在阳光下睁不开，眯着眼睛看东西。她不怕阳光，她的眼睛是黄色的，在太阳下我没见她眯过眼睛。她，黄头发，黄眉毛，就是皮肤像菜人样那么白。


    她叫王一眉，天津知青，那年十九岁。


    她原先是团卫生队的卫生员。刚到河西那年，我去卫生队看病时见过她，还是个黄毛、r头呢。看见她，我还觉得奇怪：哟，外国人也上山下乡!第二年她就下放到我们连了。下放的原因说是她总和卫生队的医生顶撞。那是一个文革前分配到兵团的大学生，我们去的时候已是代理卫生队长。听说他为了找对象，特地从连队里挑了几个长得漂亮的女知青去卫生队工作，王一眉就是他选去的。她为什么恨他，我就不知道了，她只是和我说过：“他特别流氓。”


    刚到连队，她的处境是很凄凉的，人们都看不起她。这一方面是她“名声”不好——人们都知道她是叫人家选美人选到卫生队去的，有的人就公开说：谁知她和卫生队长怎么回事……另一方面还因为她是高干子弟。她父亲原先是天津市委副书记，文革一开始就打倒了，进了监狱——真正的监狱，而不是“牛棚”。她的这个家庭背景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连一百七八十号人都是当过红卫兵的。有的人当面就叫她“崽子”。客气的叫她黄毛。最主要看不起她的原因是嫌她废物。你想想，像她那样的家庭，本来她就是个娇小姐，一身娇气样儿，来到河西，于的又是清闲的卫生员工作，一到连队就要下大田，什么都干，她受得了吗?当时，我们连的女孩子已经干了一年多苦活，练出来了。开荒平地的时候两大筐土摞一起，抬了就走，还跑呢。她呀，抬一筐还龇牙咧嘴，腿软得站不起来。浇水的时候田埂渗水了，她吓得尖叫。浇夜水的时候总是跟在别人后边，一步也不敢离开，说是怕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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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以后，人们对她的看法开始变了。她的肩膀抬得起两筐土了，而且专拣硬活干。


    她也学会了像老农工一样使用铁锨。挖大渠的时候，她可以把土甩得又高又远，锨上还不沾土，在任何位置，任何窄小别扭的地方和空间里她能够自如地挥动铁锨挖土、铲土——她使的是左右锨。


    她也能一个人浇夜水了，不要伙伴。


    那时，农场兴这么一句口号：“晒黑皮肤炼红心，”这是场里针对女孩子们怕丑爱美的资产阶级思想提出来的。好多女孩子刚到河西的时候长得白白净净的，挺秀气，可是过了一年，个个都被河西的太阳晒黑了，脸蛋上有红红的两大块，皮肤也变粗了。为了保护皮肤，她们抹上护肤霜，出工时戴草帽、包上纱巾，就这也不管用，脸还是变黑了。王一眉不是这样，她不抹雪花膏，也不戴草帽，大太阳地里故意晒脸蛋，想改变自己娇气的模样。但是她那皮肤就是怪，夏收——太阳最毒的——日子里，她的脸蛋晒皱了，裂口了，皮肤感染流白水，可是夏收一结束，不几天功夫，脱层皮，脸还是那么白那么细。在那年的夏收总结会上她做自我检查说：“我没有晒黑皮肤炼红心，我还要继续改造世界观……”


    就是这个女孩子把我的心搅乱了。


    说实在话，原先我是没那意思的。这一方面是我不打算交女朋友，另一方面没和她有多的接触，我没过多地注意过她。如果说比对别的女孩子多看过几眼，或者同别人议论过她，那仅仅是出于同情，或者是从绘画的角度出发对一个美的形象的观察。后来，虽然我有了一间地窝子，她当了副班长。(她已经在领导眼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连领导也不说她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了，树她为全连“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团支部把她列为培养对象了。)副班长是管内务卫生的，我们的接触多了，但也是公事公办，没有个人之间的交往。她还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沉静，腼腆，不善交际。她找我画画写字，都是和班长或者其他的女孩子一起来的，来了也不多说话，不咋咋呼呼，不乱翻乱动。她总是安静地站在旁边看我画画、写字，我画好写完了，就拿着走了。有时她帮我扫扫地，看见别人把书画弄乱了，就整理一下，归置整齐，或者对有些爱吵吵的女孩子说：“声音小点，把房顶吵翻啦!”这，我都认为是她的喜安静、爱清洁的性格使然，我从没多想过什么。


    但是那年五一前夕，团里又要搞卫生大检查了，我仔细观察了她们班的宿舍，决定写一条“扎根河西，开发河西，建设河西”的大标语贴在她们大通铺后边的土壁上。那次写的字很大，我是用直尺、铅笔写在纸的背面上，四开纸一个字。看见我那么快速地在纸背上写字，她惊奇地叫了一声：  “啊呀，你是反着写呀!”  “啊。怎么啦?”我看她一眼。这是她第一次在我的房子里大声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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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行呀!”她还是那么大声地赞叹。


    “这有什么?”我听了很高兴，“这样写，你们剪下来正面就没有铅笔印儿，干净，好看。”


    “我哥哥写字，都是写在正面，写在报纸上，再用大头针别在纸上剪下来。”


    “你哥哥是干什么的?”


    “出版社，搞美术的。”


    “那不太笨了吗?”我笑着说。


    “是太笨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脸红红的，并且用手掩了一下嘴。


    就是她的不好意思、她的红脸、她当时的神情模样，那种窘态，那一掩嘴的动作，那羞赧的笑，一下子震动了我的心：太美了，美得惊人……


    紧接着——过了不几天，又有一次，那是个星期天，她又到我房间来了。我记不清了，她是为什么来的，只记得是她一个人。在她进来之前，我因为正在画一幅油画，把书呀资料呀都翻出来了，摆得桌子、床上都是。她一进来，看我正在作画，就什么也没说，站在旁边看，过了一会儿，又收拾起我床上的东西。


    “还用吗，这些?”她把床上的书画收起来，准备放进我的箱子里，问我。


    “不用啦。”我说。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坐在油画箱后边的马扎上看着她。美，是真美!她已经不是两年前的黄毛丫头了，长高了。她的腰腿也是年轻人的了，腰细，腿壮，胸脯也鼓起来了  “你看什么呀!”  突然她问了一声。我这才发现她已经收拾完床上的东西，站在床前看我呢，脸上显出惊异的表情。我的脸腾地红了。


    “没，没什么……”我不知说什么好，忙着遮掩窘相，“你看我……这儿，是……太脏啦，弄得这么乱，总叫你来收拾……”


    “没关系，这没关系。”她脸上的神情变得正常了，声音也平静了，“你画你的画吧，弄乱了，我替你收拾。”  “真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我哥哥也是这样，一画画，就把房间弄得又脏又乱，把衣服、床单都弄上颜色。我给你洗洗床单吧。”


    “不，不不。我自己……”我急忙说，脸更红了。我哪能叫她洗床单呢!我们连队刚来的时候是提倡学雷锋做好事，女孩子帮男孩子洗衣裳、被褥，男孩子帮女孩子修房子、上房泥，可是到了这一年，已经不兴这个了；有洗衣裳的，也是那些确定了恋爱关系而又胆大包天的男女，她们不顾忌别人的议论，也不管连里的批评，厚着脸皮在河边洗衣服，女的洗，男的淘。


    但是，她很快撤下了床单，和几件堆在床上的脏衣裳卷在一起。我站起来拦她，她却一闪身跑出去了。出了地窝子，当她噔噔噔地踩着台阶跑上地面的时候回过头来笑了一下，声音又清脆又响亮：  “你就画你的画吧……”  接着，我就听见了她绕着地窝子跑过时踩出的咚咚的脚步声。，  我的心乱了，真正的乱了。是的，我下过决心，不交女朋友，不谈情说爱。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不想交女朋友，不愿意有个女朋友。你没在兵团待过，你不知道，——你在农村插队，一个村子里就那么几个知青，住得又分散，有那么一两个女孩子，也可能不动心。在兵团里，一连一百‘几十人，一半是女孩子，十八九、二十岁，一个个正是青春焕发，含苞欲放的模样，不由你不动心呀。夏季里在河边上，树林里看到一对一对的男女散步幽会，我也是很羡慕的，我也曾幻想过：将来我也要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