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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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C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章仲子，那是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权威，大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六四”以后逃跑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生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问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截取知县，造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禀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祖更足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三十斤，继而又减到二十四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五十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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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鹤呜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二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二斤。我父亲还说……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九十岁了。  我：九十岁了!  他：啊，九十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九十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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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王鹤呜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呜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体瘦得剩下了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见他我很心酸：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能熬出去吗?我是尊重他的，尊重他显赫的家族，也尊重他的名气，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一种用麦麸皮、枣泥和豆面团成的丸子，小核桃那么大。


    我的情况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夹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


    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十月到十二月了。十月，口粮突然减少到十五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


    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


    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


    ……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日。这天傍晚，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日开始遣返所有在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


    场领导用有线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


    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二十六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则需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病危病号，则要送酒泉劳改医院治疗后才能送走，否则可能死在路途上。


    陈天堂叫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二十六个人。


    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逐屋通知时故意没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


    他们病房已被通知的三个人正在做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二番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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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两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呀。


    他说行呀，我的身体行呀，坐两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


    看他着急，我说，行吗?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


    他说，行吗?


    我说，行呀。


    他说，不跟领导请示吗?


    我说，不用请示，你愿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


    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说，啊，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


    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又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


    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


    他说，不要问，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场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他先拉着我在大门西边修理组的山墙下站了一下，说了句记下这个地方，然后进了杂工大院。杂工大院也很大，有木工房、磨坊、打铁房、农具房、马厩。这个院子里从前要停十几辆马车，两辆汽车，马厩里要拴六七十头大牲畜。还要住近百名干各种工作的杂工。可是自从大队人马去了明水农场之后，这个大院就空空如也了。马厩里的牲口也大都转移到明水去了，留下的几头大牲口和毛驴之类的也都死光了。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调来的酒泉公安团的一个骑兵排的战马拴在马厩里。


    这支骑兵部队调来夹边沟农场，领导也没有宣布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悄悄住进来了。我估计是看到右派们饿急了，纪律也松懈了，偷盗、打架斗殴之风日盛，上级怕右派们暴动吧，是来发挥震慑作用的。1960年的时候，饮马农场和双塔水库都发生过劳改犯暴动的事件。这一排士兵起初一个班驻扎新添墩作业站，两个班驻扎夹边沟场部。新添墩撤销后就都合并到夹边沟场部来了。这些挎着战刀背着步枪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住在场部招待所里，白天不出来，也不设哨兵，只是晚上有流动哨从农业大院和基建大院门口不时走过。马队经常在夜间出动，去追捕逃跑的劳教分子，但从来也没抓回来一个。原因是他们调来的时间短，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王鹤鸣偏偏把我领到马厩门口，说，进去。


    马厩里有三十几匹马，墙上挂着两盏风灯，光线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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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领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看着空旷的马厩里几十匹战马，我疑疑惑惑地说。王鹤鸣却不回答我，往前走去，走到马槽旁站着的第一匹战马前头。他双手合一深深地向嚼草料的战马作了个揖，开口道：


    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


    他顺着马槽走过去，在每一匹战马前都要作个揖，说一声谢谢马大哥，王某向你赔礼了。然后领着我从另一个门口走到院里，站住，把他蓬头垢面的脸和一脸大胡子对着我说：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来看看马大哥了吗?


    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但我没说。他也静了片刻，又拉着我走出杂工院，站在大门口修理组房子的山墙下，说：


    三个月了，我每天夜里在这房子后边藏着，等喂料的战士从招待所走过来，进了院子，从小仓库把马料用桶提上，走进马厩，上完了料又出来；我就很快地跑进马厩去，把牲畜没来得及吃掉的马料一把一把抓进这个袖口里。一定要快，迟了，马料和麦草就混到一起了。我仍然没出声。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五八年初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菜地边走过，拔了几个水萝卜，扔给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王鹤鸣。他竟然不敢拾，他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又要犯错误吗?


    他又说，你光是看见我这两个月有精神，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有精神。


    我和他一起往回走。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的胆子真大呀，你敢偷部队的马料；夹边沟农场就你这么一个贼大胆吧?


    他没回答我，拉着我走回病房。他把自己的皮箱从铺脚拽出来说，这里还有半箱子我存下的马料，都是好麦子，你提过去吃去吧。我过两天就到家了，你暂时可能还回不去。


    我没要他的麦子。我说了句你给其他人吃去吧，就走了出来。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问，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厂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lr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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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h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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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三年吗?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三年去。可是熬了仅仅一年零几个月，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个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共公财务——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r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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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航空”两个字。五六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记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走了，与我的亲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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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五七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吃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问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昆一顿夜问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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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七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农业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问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拐棍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