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2012年12月21日

     “尽孝”时，日本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相当露骨的相互谩骂。这种现象在对天皇“尽忠”时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们精心安排，使天皇远离喧嚣的尘世生活，将天皇置于圣人的位置。只有这样，天皇才能动员全国上下，一致为国家效命。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虽然父亲在家庭中承担对子女的一切义务，但却“很可能是个不太值得他人尊重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已经被神话成一种对品性高洁、一尘不染的圣父的崇拜。在明治改革初期，日本的政治家去西方各国考察后认为：西方那些国家的历史实际上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的历史，而这是与日本精神不相符合的。回国后，这些政治家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就写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对国务大臣的一切行为均不负任何责任。”天皇只是日本国民团结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行使实际对国家管理权力的国家元首。天皇不行使行政权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了，因此，让天皇继续充当后台主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全体日本国民心中树立起天皇至高无上的绝对崇高地位。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尽忠”主要指的是忠诚与世俗首领和将军。这一漫长的历史使明治政治重新定义“尽忠”的涵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将军既是最高大元帅又是最高执政者，其属下虽然也对他“尽忠”，但试图推翻其统治以至杀害其生命的阴谋仍是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会与对封建君主的忠诚相冲突，而且对老百姓来说，对封建君主的忠诚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诚显得更有紧迫性。毕竟，老百姓明天都要和自己的君主打交道。相形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难免要淡得多。在动乱时期，武士们也经常会逼迫将军退位，然后拥护自己的封建主即位。一百年来，明治维新的先驱们打着“忠于天皇、推翻幕府”的口号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天皇则常年深居九宫，因而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运动就是这种拥王派的胜利，也就是从那时起，即1868年，“尽忠”的对象才从将军转到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天皇”身上。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他仍是将权力下放给自己的“臣下”，自己也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决定内政外交政策，仍然是由一批经过认真挑选的顾问来帮他执掌政务。真正的具有根本性变动的是在精神领域，“尽忠”的对象已经转移到了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神圣首领精神首领天皇身上。
    当然，“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身上，最重要的在于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即皇室都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对此人们深信不疑。但这个传说中涉及的一些神学观点并没有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知识分子也从未对必须忠于天皇这一事实提出过任何疑问。而至于那些认为天皇就是神仙下凡的一般老百姓，他们对这种传说中神学观点的理解也与西方人想像的不同。“神”(カそ)，也就是英文的“god”，在日语中最基本的涵义是“首领”的意思，即等级制的顶峰。与西方人不同，日本人认为在人与神之前并没有特别巨大的鸿沟，他们认为人在死后都将变成神。在封建时代，“尽忠”就是要对等级制中的首领表示忠诚，尽管这些人可能跟神没有任何联系。而后来“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很自然地转移到“天皇”的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尽管西方人一再指责日本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国、德国的都不一样，说它只不过是一个骗局罢了，但这种指责是毫无用处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并且根据这一规则，日本的皇室血脉也“万世长存”了下来。与中国不同，日本在历史上没有经过三十六个王朝的改朝换代。它虽然经历了一些变迁，但日本的社会组织并没有瓦解，其基本轮廓还是一样的。在明治维新前的一百年间，反德川统治的势力也是利用这种“万世一系”的理论，而不是天皇的神裔理论来发动群众的。他们说，既然“尽忠”的对象是等级制中的最高者，那么在现存的等级制下就只能献给天皇。他们把天皇抬到了整个国家牧师的高度，但这种角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要带上什么神学色彩。天皇的这种地位要比简单的神裔理论重要得多。
    近代的日本作了种种努力，使这种“尽忠”的对象慢慢转向具体的人并且在这里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个天皇就是这种努力最直接的后果，在他长期的统治中，自然而然地成了日本国的国体象征。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仅有的几次都伴有隆重的庆典仪式。当群众向天皇行跪拜礼的时候，顿时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正视天皇。二楼以上的所有窗户都全部紧闭，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高处来俯窥天皇。他接见当地官员也纯粹是一些程序性的仪式。因为面见天皇只是少数“阁下”们的特权，当地执政官员平日是根本没有面见天皇的资格的。天皇一般不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他所发的诏书的内容一般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方面的，或者是某件事情解决后再次确认一下以便安抚民心。当天皇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就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跪拜在地为他虔诚地祈祷。
    通过这种方式，天皇成了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纠纷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热爱超越一切政党政治的纠纷一样，在日本天皇的地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人有严格的升、降旗仪式，这种仪式对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然而，日本却充分利用人们对天皇这个最高象征的崇拜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人民可以敬爱天皇，天皇也可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陛下放心”，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日本的文化就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这里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受训时如果不想犯重大的错误的话，他必须深刻提醒自己人的最高义务就是对天皇效忠报恩，而不是爱国。

2012年12月21日

     “忠”在臣民与天皇的关系问题上构建了一种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直接向天皇效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各种敕令，又是经过天皇、大臣最后层层传到臣民们耳中的。“天皇御旨对人们忠诚的感召力和强制力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罗里(H.Lory)曾描述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平时军事演习中，带队军官下令：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行军的能力，军队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都没有休息一下。在那天的训练中，有二十多个人由于口渴和疲劳而中暑，五人死亡。最后将这些士兵的水壶打开一看，那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尝过。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④
    在民政管理中的大部分，包括从丧葬到税收，都是国民“尽忠”的范围。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者。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对“皇恩”最好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俗习惯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的法律——从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到个人所得税，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在全国激起民愤。联邦法律更由于它对各洲的立法权的干涉而受到双重怀疑，因为人们都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因而人们为了维护、保全自己的自尊心，都会竭力反对这些法律。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都是一帮缺乏民主观念的顺民。因而更切实际的说法是两国国民对彼此自尊心的认识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要干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风俗都各有各自的难处：美国的难处在于，即使颁布一个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民众广泛接受。而日本人的难处在于，人的一生都将处在一种报恩的阴影之下，这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将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也许，在某些场合，每个日本人都有自己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求的办法。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甚至还能容忍一些暴力行为和私人的复仇的行动。然而，尽管有好多人都可以举出这些例子，“尽忠”在日本还是占有支配性的统治地位的。
    1945年8月14日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它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了解日本、对日本深有体会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他们说，幻想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那简直是太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武装部队还从未在局部性的战役中失败过，他们至今仍对自己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确信无疑。在日本本土，到处都是誓死抵抗的顽固者。占领军先头部队的力量如果不是足够大的话，只要一进日本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时刻都有被残杀的危险。“在整个战争中，日本人什么时候都没怕过，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然而，美国的分析家却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只要天皇发了话，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还未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还围住了皇宫，试图阻止天皇通过广播向众人宣布停战诏书。但一旦宣布了，所有的日本人就得无条件的全部接受。不论是满洲里、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还是本土上的顽强抵抗者们都立即停止了战争，准备结束战争。美军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当地人们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自己还是手不离枪，中午时我就把枪收起来了，傍晚时我就悠载悠载地在街上闲逛采购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按天皇的旨意用和平的办法来使‘陛下安心’，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使‘陛下安心’的方法还是：誓死也要奋勇作战，即使是以竹竿为枪也要击退蛮夷呢!”
    如果西方人能够理解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会经常变化的，那么他们也就不会觉得日本人的这种态度是不可思议的了。有些人说如果这样的话，日本民族除了自取灭亡将别无他路；而另一些人则说只有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推翻现任政府，掌握政权，日本民族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从全力以赴、全民支持打赢战争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如果以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来理解日本，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有些西方人士还在预言，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在日本并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因为“日本人还不懂得自己已经被打败了”。这些都只是建立在西方的善恶标准之上的西方人的处世哲学。但是应该记住的一点是日本不是西方。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都会用的最后一招：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的态度来破坏占领军的占领行动。日本有日本自己的方法：在战斗力还未彻底被摧毁以前，人们就把自己无条件投降看作是为了“尽忠”而必须付出的巨额代价。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最终他们还是获得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今天，日本人仍会趾高气扬地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这是一条要求我们投降的命令。但即使是投降，对天皇“尽忠”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律。

2012年12月21日

    ⊙在世界上各种价值观中，日本人的“情义”是最奇特的——它是像利息一样不断增长的欠债、是不愿意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是人们背负的沉重心理负担、是深刻笼罩心头的阴影。
    日语中有句古言：“情义最难接受”。就如同一个人必须报答别人的恩情一样，人们也必须回报别人的“情义”。但是，“情义”所要求的义务和“恩情”所要求的义务是不一样的。在英文中很难找到一个与“情义”对等的词。并且迄今为止，尽管人类学家发现世界每种文化的道德价值观都是很奇特的，但日本文化中的“情义”显然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尽管在具体的概念上有些不同，但“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道德规范，这种普遍的道德观构建了东方各国家庭观的同质性和在价值观上天然的亲和力。而“情义”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与东方的佛教无关。它是日本本土的东西，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情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很难搞清楚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的。日本人在谈及自己行为的动机、对名誉的看法以及个人在本国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境地时，都会经常说到“情义”。
    对西方人来讲，“情义”就是一大堆复杂义务的集合(参阅本书第81～82页表格)：从报答恩人的恩情直到为先人复仇的义务。难怪日本人懒得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海书也很难对这个词有个确切的定义。有一本日语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根据我的翻译)是：“‘情义’就是正道；人做事应该遵循的规则；为了避免世人评论而做自己不太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无法使西方人领会这个词的要领，但“不愿意”这个语却至少指明了“情义”与“义务”的差别。不论“义务”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是如何的苛刻，但至少是个人对他的骨肉近亲、对国家的象征者所应负有的一种责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他爱国情感的体现。这种责任和义务之所以如此牢固，是因为他们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不论人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有多么的“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人们在报答“情义”时似乎内心充满了不快。当“情义”债主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

2012年12月21日

    “情义”可以划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种类。一种我暂且把它称为“对社会的情义”，字面的意思就是“报答情义”，也就是说报答自己同胞的恩情；另一类我把它称为“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的名誉不受任何外界玷污的责任。这点多少是模仿了德国人对“名誉”的作法。就如同“义务”是人们生而具之的责任一样，“对社会的情义”也大致描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性关系。情义”概指人们对自己的亲戚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而“义务”则只包括自己应对直系家属负有的义务。岳父、公公称作“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情义”上的母亲。姐夫（妹夫）、嫂子（弟媳）也被称作“情义”上的兄弟、姐妹。不论是对自己配偶的兄弟姐妹，还是对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这种称呼都是恰当的。当然，在日本，婚姻也是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之间的契约。由于“情义”的关系，这两个家庭终身都会保持这种契约关系，并履行契约性义务。在履行这种契约性义务时，最沉重的恐怕是报答父母双亲的情义，因为是他们安排这桩婚姻。尤其是年轻的儿媳妇感到婆婆的“情义”尤其沉重，因为恰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结婚后儿媳妇就要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开始她新的生活了。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义务可能要不同一些，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当岳父岳母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钱给他们，同时还要履行其他一些契约性的义务。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孝敬自己亲生母亲，这不能称为情义，因为这是出于对自己母亲的爱。”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然而，人们在履行那种由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情义”责任时却从没含糊过。不论代价多大，人们都是认真履行，以免遭到世人谴责说：“这人是个无情无义的东西”。
    如果丈夫是上门到女方家的，也就是人们平日说的“倒插门”，日本人对这种由婚姻产生的“情义关系”的看法就又不一样了。当一个家里只有女儿时，家长们就会为其中的一个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门香火”。女婿要把自己原来的姓在原户籍中消掉，然后改从岳父的姓氏。结婚后他就到妻子的家里生活，在“情义”上要服从岳父岳母的指示，死后也要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做法都和一般妇女出嫁给别家是一样的。之所以要为女儿择婿入赘也许不单单只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更多情况下它也是双方利益的相互需要，即所谓“政治联姻”。有时女方家虽然很穷，但“门第”很高，男方就带过来一笔钱，然后作为回报，男方就可以提高自己在等级制体系中的地位。有时女方家庭富裕，有能力培养女婿上学。于是女婿为了上学，就接受女方入赘的条件。还有时是女婿可能是女方父亲未来生意上的合作者，为了保险，就将女婿赘入女方家庭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情义”代价都是很沉重的。因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家的户口薄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赘入女方的女婿为了证明自己是新家庭中的一员，在战争中必须为岳父竭力而战，即使是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在当代日本的“政治联姻”中，女方会竭其所能地用各种手段造成一种“情义”上的约束力，使女婿和岳父的事业以及这个家族的命运都联系了起来。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但是日本社会普遍上是对入赘的女婿没有什么好感的。日本的老古言常说：“有米三旦，决不入赘。”日本人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由于“情义”的缘故。他们决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说：“这不是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干的事!”。毕竟，人们在履行“情义”的责任时总是带着几分“不愿意”的，觉得“情义”让人很为难，因而“情义”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背负的沉重的心理负担。

    不仅婚姻使人承担了“情义”的责任，甚至对伯父、伯母、外甥、侄女个人也应该承担“情义”的责任。中国和日本在家庭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就是，日本并不把对上面提及的这些近亲的责任也列入孝道的范畴。在中国，上面提到的这些亲属，甚至比这还远的亲属也分享共同的资源。而在日本，这类亲属只是“情义”关系，跟他们只是“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指出，在日本普遍的现象是当有人向这些近亲寻求帮助时，这些近亲们救助他们决非是出于什么个人恩情，而主要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共同祖先的恩情。虽然抚养小孩是父母们应尽的义务，但如果帮助抚养远房亲戚的小孩，并且不得不帮时，人们就会觉得说自己是被“情义”给套住了。
    与婚姻产生的“情义”关系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传统的“情义”关系，比如武士对他的君主及其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的是一个高尚的人对其上级及同伴的忠诚。很多传统的文学作品中都歌颂这种“情义”的义务，将之视为武士的美德。在德川氏还未完全统一日本之前，人们认为这种德行甚至是比“忠”更加崇高的美德，在那时是只对将军们才这样要求的。在十二世纪，源氏将军曾要求自己的一位大名交出藏在他处的一名藩主，那个大名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您如此这番责难我的“情义”使我感到非常愤慨，因此即使是冒着“不忠”的罪名，我也不会背叛情义。对于公务，我个人无能为力。但品行高尚的人都注重一个“义”字，即使是怠慢了将军的权威，我也要竭力保留“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最后，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①这封信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在日本有很多历史故事都是描写古代日本武士崇高的德行的，这些故事一直流传至今。现在，通过对这些故事的润色、改编，他们渐渐地变成了能乐剧、歌舞伎和神乐舞蹈。

2012年12月21日

    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二世纪一位名叫弁庆的豪杰的故事。他力大无敌，是一位没有主君，依靠自己力量谋生的武士。除了一身好武功外他实在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利用。他曾寄宿在一家僧院，没想到所有的僧侣都对他诚惶诚恐。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名封建武士的模样，他拦截所有过往的武士，收缴他们的刀剑，以筹备所需的行装。最后，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没想到这回却遇上了劲敌，两人功夫不相上下。后来，他发现这位青年原来是源氏的后裔，正在积极谋划恢复他们家族的将军地位。这时，弁庆才发现原来这位青年就是大名鼎鼎的英雄源义经。出于“义”字，弁庆立即向源义经俯首称臣，并在战场上为源氏家族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撤退。这群人化装成为一帮为建立寺院而在日本全国化缘的僧侣。为了免生怀疑，弁庆扮装成领队，而源义经则身着僧服装作普通僧侣。沿途每遇敌方布置的关卡，弁庆就拿出早已编造好的一卷寺院募捐簿出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然而，在最后时刻，尽管源义经身着微服，却无法掩饰他透露出的贵族气质，敌方对此很是怀疑。他们立即把大部队叫了过来。这时，为了消除敌方的怀疑，弁庆立即用了一个小计。他当面借口一点小事打了义经一耳光。敌方一见情况，疑团全消了。因为，从常理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位和尚真是义经的话，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这是绝对违背“情义”的。当时，正是弁庆的不敬行为才挽救了这一帮人的性命。一待他们到达安全地方，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源义经也非常慷慨地赦免了他。
    这些老故事中的“情义”发自内心的、没有遭到任何不满玷污的。那个时代对现代日本人来说简直就像白日做梦一样，离他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了。这些故事告诉人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的意思。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情义”是在封建制度的外衣下人们最珍视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最直接的联系。“有情有义”就意味着一个人要终身忠于君主而君主也要照顾好自己的下属。“报答情义”，就是要把生命献给对自己情深义重的君主。
    当然，这只是一种幻想。在日本的封建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都表明在战争中，敌方的大名可以用金钱来收买武士的忠诚。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君主侮辱自己的家臣的话，家臣可以名正言顺地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结。这点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提到。如同日本人津津乐道地谈到捐躯尽忠一样，在谈到报复和复仇时，日本人同样是兴致勃勃。两者都是一个“情义”问题。对君主尽忠是“情义”，而对侮辱自己名誉的人进行复仇同样也是“情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面。

     不过，古代故事里那种关于忠诚的描述，对现代的日本人来说已经只是一个梦想罢了。现在人们所说的“报答情义”已经不再指的是对自己合法君主的无限忠诚，而是说要履行对各种各样的人的义务。今天人们在谈到“情义”时，往往隐含着不满的意思，是说个人迫于舆论压力而违背自己本意来履行一些义务。人们常说：“完全是出于情义才会有这门亲事”，“仅仅出于情义我才雇佣那个人的”，“出于情义我必须得见他”，如此等等。他们还常常说“受到情义的反复纠缠”。辞典把这句话译成“I am obliged to it”(我被迫这样做)。人们还说“他用情义来强迫我”，“他用情义来逼我”。上述的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习惯用语都是说，某些人凭借以往所施的恩情来迫使讲这类话的人来做他们不愿意做或不想做的事。在农村，在小商小贩的交易中，在大财阀的上层社会里，甚至在日本内阁，人们都“被情义所困”，“为情义所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关系的深浅来给自己未来的岳父施加压力；同理，还有的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取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自己必须答应。他说：“如果我不答应恩人的条件，世人就会说我无情无义。”这些都含有“不情愿”、“只是为了面子”的含义，恰如日语辞典解释的那样:for mere decency‘s sake。

2012年12月21日

    虽然不像摩西十诫规定的那样是一组具体的道德准则，但“情义”也是必须报答的，而且是有严格规定的。当一个人迫于“情义”时，往往会对正义视而不见。人们会常说：“为了情义，我不能坚持正义”。而且，“情义”的准则里没有说过要“对待自己的邻居就像对待自己一样”，它也不要求一个人要真心主动地对人宽容。它只是说：人必须要履行“情义”的义务，他如果不这样做，世人就会说他无情无义，他会在世人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不得不遵守“情义”的原因了。实际上，在英语中“对社会的情义”常常被译为“服从公众的舆论”(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在辞典中的翻译是“我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对世界的‘情义’。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世界不接受其他的方法”。
    如果把“情义领域”中的规矩与美国人关于偿还借款的规则进行一下比较的话，我想这样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美国人如果接到一封信或是接受了别人的小礼品或是别人适时的劝告，他们不会觉得应该立即对这些善义的行为进行回报，至少不会像他们必须要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急迫。在金钱交易中，对没有偿还能力的美国人最严重的惩罚就是宣布他的破产，这是一项非常重的惩罚。然而，日本人却把不能报答情义的人视为破产，而日本人在每次与人的接触中都有可能涉及到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不会想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会一一慎重的对待；意味着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谨慎行事。
    我们还可以把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与美国人的借债还钱思想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这其中有很多相似点。“报答情义”就意味着在量上也是毫厘不差、等量对待的。这一点上与“报恩”是完全不同。“报恩”在量上是毫无止境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报答得了“恩人的恩情”。“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在美国人看来，如何报答恩情主要是看当时别人在给予时的恩情有多重。但日本人对旧恩的态度几乎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架势。美国人对日本人的馈赠习惯也感到很奇怪。譬如，每个家庭每年都会有两次对六个月前收到的礼物准备一些礼品作为答礼；女佣人每年都给以前的东家寄些小礼物来感谢他的雇用之恩。但是，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在收回礼的时候别人的礼物比自己原来送的要贵重许多。他们认为这是很不地道的事情。说得难听一点好像自己是想“用小虾钓大鱼”似的。因而在报答“情义”时在量上是要有明确的划分的。

2012年12月21日

    在日常的往来中，人们都尽可能地记录相互间的往来明细，不论是劳务往来还是物品往来。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的，有些由工作组的一个具体的人专门保管的，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的。在送葬时人们习惯带“仪份钱”。除此之外，亲戚还要为送葬的幡送各种各样的色布。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房，男的打棺材、挖墓穴。在须惠村，村长有一本账薄专门记录这些事情。对死者家庭来说，这则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因为它记录了左邻右舍都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这样，当其他的村民家里出了事的时候，这户人家也可以根据名册上的记载来还相应的礼。以上的都是些长期的相互礼尚往来的记录。此外，村中还有一些专门记录短期的礼尚往来的账目，如葬礼、庆宴等。丧主要用好的酒食款待那些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而来帮忙的人也要自己带一些大米来答谢丧主的膳食。当然，村长也会对这些大米做上记录。举行庆宴时，客人们也要自带来一些米和酒，作为对这次聚会的部分补偿。无论是生还是死，或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往情况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的回报。
    另外，日本的“情义”还有一点像西方的借债还钱理论。如果逾期还不能还钱的话，利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士谈起了自己与一位日本制造商打交道的经过。这位商人出资让埃克斯坦博士去日本旅游，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国撰写传记，最后把手稿寄给了日本的那位商人。但他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任何来信。博士自然担心起来：是不是书中的什么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于是又发出了好几封信，但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电话说他现在正在美国。不久，他就来拜坊埃克斯坦博士了，还带了几十棵日本的樱花树作为礼物。这份礼品实在太可观了。这位商人盘算着：正是由于这么久都没有给他回信，所以必须得准备贵重点的礼物才行。于是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当然，我知道您也不想我那么早就回报您的情义，对吧!”
    在回报“情义”时，它往往会因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需要偿付的额度。例如，有一个人向一位小商贩求援，而这人恰好就是这个小商贩小学老师的侄子。这位学生由于在年轻时没能报答老师的恩情，因而这种“情义债”就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增加。现在，面对这位老师的侄子，这位商人毫无选择，只有答应帮忙，以此来偿还对老师的恩情。否则的话，人们就会说他是“无情无义之辈”。

2012年12月21日

    ⊙日本武士必须忍耐饥饿，他们奉命即使饿到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并用牙签剔牙……日本人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得不到的某种满足。
    对日本人来讲，爱惜自己的名声、使它不受到任何玷污就是在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种“情义”涵盖了许多美德。在西欧人看来这些美德中有些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但日本人却认为他们是完全统一的整体。因为这些美德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不是要对别人施恩情况的回报，因而不属于“恩的范畴”。人们在保全自身的名誉时，不需要考虑以往某个人是否对自己有恩。因而，人们要做的只是按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礼仪的要求办事、在困境中表现出充分的忍耐、在专业技能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名声。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意味着消除别人的侮辱和诽谤，因为诽谤会玷污自己名誉的清廉，因而必须雪洗。在必要的时候也许还要对诽谤者进行报复，或者是自己自杀。除了这两种极端的方法外，其实人们还有很多路可以选。但人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这些诽谤淡然一笑、听之任之。
    日本人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来表达我所说的“对名誉的情义”的意思。他们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东西。而这一点正是与“报恩”最大的不同：对世界的“情义”是人们接受了社会的善意和恩惠，因而有回报的义务；而“对名誉的情义”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也包括对他人的报复和复仇。西方人一直纳闷为什么上述的这两种“情义”一种表达的是感激，而另一种表达的却是报复呢？日本人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说：为什么一种德行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污蔑的反应呢？
    在日本，人们在做事时就是这样一分为二的。一个正派的人在接受他人的恩惠时，他对这份恩情是记忆犹新的；而当他受到别人的侮辱时，那种耻辱也将是刻骨铭心的。不论怎样，最后都得有个了解。在对待这两种情义时，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把他们区别成“侵犯性”和“非侵犯”的两种。在日本人看来，只有“情义范围”之外的行为才能被称作侵犯。只要是在“情义”范围之内洗刷污名，那就不能说这个人犯了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帐罢了。日本人认为：只要一天没有对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进行报复或雪恨，“世界就一天不会太平”。一个正派的人必须帮助世界恢复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人性中善的东西，而不是人性中的罪恶。日本人在理解“情义”时往往掺和了感激和忠诚的复杂因素，欧洲历史上，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一直都被视为是一种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情义”曾经盛极一时。在很多方面，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ol（西班牙文的勇敢）和德意志的die Ehre（名誉）颇有相通之处，有些方面甚至还有几分像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行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的其他各国，只要主流文化重视雪洗污点的地方，人们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更加注重那些超越一切物质意义的利益。一个人越是肯为了“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及个人生活，他就越会被人们认为是品德高尚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情义”的定义是符合的，另外它也是这些国家所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单从物质角度讲，这种做法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可以说真是“得不偿失”。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使人们“对名誉的情义”与日益充斥着美国人生活中的剧烈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某些政治或经济交往中，名誉上的占有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物质上谁能获得真正的利益，人们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展开一场激烈的战争。至于肯塔基大山中的居民间为了名誉习俗而械斗的事件，那只不过是一场例外罢了。现在这种为了“对名誉的情义”而战斗的例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2012年12月21日

    不过，这种文化层面的“对名分的情义”以及伴之而生的敌视心理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道德观中所特有的。这不是什么所谓的东方特质。比如中国人就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诽谤都看做是“小人之举”，认为那些都是些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才干的事。而日本人认为：珍视自身的名誉也是高尚品行理想的一部分。在中国的伦理观中，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了他人的侮辱就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这将是大错特错的。人们会对这种如此神经质的行为感到可笑。同样，中国人也不会用任何善良、伟大的手段来证明这种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在暹罗，人们也不会对此种侮辱如此敏感。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当自己受到侮辱时，他们只是认为诽谤者的这种行为非常滑稽可笑，而不认为是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说：“暴露对方卑鄙无耻的最好办法就是容忍和退让。”
    只有当人们把这种“对名分的情义”放到一个非进攻性大背景下去理解时，人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情义”的涵义。在当时特定的场合下，复仇只是这种“情义”所要求的手段之一。除此以外人们还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忍耐和自我克制是任何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对自身的“名誉的情义”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呼小叫，男人面对痛苦和危险不能惊慌失措。当发洪水时，每个日本人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收拾几件必需品，然后朝高地逃跑，而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当狂风暴雨袭卷日本本土，每个日本人也是以同样的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虽然并不是每个日本人最后都能完全做到这样，但它已成为了每个日本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自尊中不太要求自我克制。因而，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了更加深层次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就往往比对庶民要求高。虽然这种要求不是强制性的，但它却构成了一切阶级的生活准则。在这种要求下，武士必须要能忍受非人的肉体折磨，而庶民则要在战争中能够对持刀武士的侵犯表示顺从和容忍。

     在日本，有很多著名的描写武士容忍力的故事。武士们必须能够战胜饥饿。当然，这事可能太小以至于都不值得在这里专门提出来讲了。当武士们都饿得要死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装出刚刚吃饱的样子，并且要用牙签剔牙。俗谚说：“雏燕长鸣就知道他们是在寻找食物了，而武士们口含牙签就表明他们已经饿了”。在这次战争中，这句话成了所有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痛苦屈服。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就像那个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态度：“受伤了？不，报告将军，我被打死了！”即使面临着生命危险，武士也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面对痛苦，他们要毫不畏缩。据传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也出身于武士家庭，从小家境贫寒。有一次他的睾丸被狗咬伤了，被送去医院做手术时，他的父亲用刀戳着他鼻梁骨说：“一声都不许哭；要是哭就再也不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武士了，以后死了也要遭人唾弃。”
    “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人们按照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方式来生活。如果一个人缺少这种“对名誉的情义”，那他也就丧失了自尊的权利。在德川时代，一个自重的人就是要按照社会详细的规定来办事，包括穿什么衣服、买什么东西、用什么用品等等。美国人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制定的法律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在美国，自尊始终是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反对一成不变的法律法规是美国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得知在日本的德川时代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一种洋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给他的小孩买另外一种娃娃时，美国人感到特别震惊，觉得这几乎就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在美国，虽然办事的规则不一样，但结果往往也是一样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如果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该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自尊自重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薪金收入。布娃娃的好坏只是由薪金收入的高低决定的，它并不是对我们道德价值观的亵渎。有钱的人理所当然地可以给孩子买高级布娃娃。而在日本，当一个人特有钱时人们就会怀疑他的行为动机，人只有做和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才是安全的。即使在今天，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人们只有在遵守现有的等级制规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自尊。美国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在自己书的引著中指出了这点。虽然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平等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他仍然只对贵族生活情有独钟。他说：虽然美国有很多它特有的美德，但他却缺乏真正的尊严。所谓真正的尊严就在于搞清自己的身份，不卑不亢。上至王子，下至农夫，皆应如此。”阶级差别本身并不是不体面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托克维尔是能够理解日本人的。

2012年12月21日

    今天，人们在对各种文化进行了客观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同的人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尊严”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像人们如何来定义屈辱一样。有些美国人叫嚷道：“只有日本也推行这种美国式的平等原则，日本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尊。”如果真如这些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确实希望日本是一个自尊的日本，那么首先他们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日本人的自尊的基础。和托克维尔一样，我们也认识到以前的那种贵族制度的“真正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逝。我们相信，另外一种不同的更加优越的尊严正在慢慢形成并最终取而代之。今天的日本也将如此，它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它的自尊。而且，它也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别人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自尊。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提升。
    “对名分的情义”，除了要求每个人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外，它还要求履行其他的义务。借款人在借钱时可以把自己“对名分的情义”抵押给债主。上辈人在借款时一般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没还清债他也不会真的受到公开羞辱，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的惯例。但是，在新年来临之际，借款人必须还清所有债务。否则他只能自杀，以此来“洗刷污名”。至今，仍有一些人会选择在除夕之夜自杀，以此来挽回自己的名誉。
    在所有专业性的工作中都涉及到人们“对自身名誉的情义”。在特定情况下，当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他人责难时，日本人对“情义”的要求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比如，如果一个学校里失了大火，然后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就会集体引咎自尽。其实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是因为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损。还有一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被活活地烧死。他们的死，证明他们是多么珍视“名誉的情义”、证明了他们对天皇是多么的“忠诚”。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是说，有些人在一些非常庄严的场合，如宣读天皇诏书、或是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因为一时口结而偶有读错，最后竟要以自杀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的统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而误把自己的小孩也起名为“裕仁”。由于这是当今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因而最后他只能杀死自己的儿子并自杀，以此谢罪。
    在日本，一个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名誉的“情义”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这种严格却不一定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要保持技术水平上的先进性。教师会说：“为了保全教师的名誉，我不能对我的学生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老师不知道青蛙属于哪类动物，他也必须装作知道。即使一个英语老师他自己本身也只学了几年的基础英语，他也不能容忍别人来订正他的错误。对“教师名誉的情义”指的正是这种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自我防御性。商人也是这样。对“商人名誉的情义”就是说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公司的资金运转不良，也不能向外界宣布公司的某项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出于“情义”的考虑也不能承认自己某项外交方针的失败。这种在专业工作上对“名誉情义”的尊重实际上是把一个人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任何对某人行为或能力的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