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2012年12月21日

    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划分为市、镇和村。一般由本地方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者”推选出一位人选来担当地方领导职务，由他来代表本地区与代表中央的政府或府县公署交涉办事。担任地方领导的这个人必须是村里的老住户，同时要是拥有自己土地的家族成员。当了村长职务后，经济上可能要多少蒙受些损失，但特权却是不少的。他与长者们共同负责村里的财政、卫生和教育。还特别负责管理财产登记和个人档案。居委会是个相当繁忙的部门，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的补助费；征集由本村负担、但数额远远高于国家补助的教育经费、并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管理村子共有财产的使用和租贷情况；管理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活动，以及登记一切财产的买卖情况；财产买卖必须在居委会正式登记后才算合法。另外，居委会还负责登记本村合法居民的住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和收养信息，个人有无犯罪前科以及其他资料。个人的材料可以从日本的任何地方迁到他的户口所在地并记入他的档案。在人们找工作时、受审时或因其他原因需要身份证明时，他就可以通过调函的形式或自己亲自回户口所在地，去办理一份本人材料的副本，再交给有关方面。因而人们对这个档案记录都非常重视，轻易不会让上面留下不好的记录。
    因此，市、镇、村等地方政府承担的公众责任还是很大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出现了一系列全国性的政党。对任何国家而言，这都意味着所有政党都将卷入一场“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激烈斗争之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没有受这股潮流冲击，仍然主要由“长者”们来把持局面。不过，在以下三个领域地方行政机构没有自治权。包括：一切法官均要由国家任命，警官和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由于日本的民事诉讼几乎一直是通过调停或仲裁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倒是警察显得更重要一些，每逢有临时集会，他们都必须到场维护治安。但是，这种任务并不是常有的，多数时间警察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护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为了使警务人员不过多地参与地方事务，政府会常常对警官队伍进行人事变更。学校的教员也常有调动。和法国一样，日本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格，全国上下每个学校在同一天授课内容都是一样的；每天早晨每个学校都在同一时间内都在同一广播的伴奏下，做着同样的广播体操。学校、警察和法院不受市、镇、村等地方行政政府的管辖。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的政府机构和美国的政府机构是迥然不同的。在美国，由民选产生的代表来行使最高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地方的管理工作则主要由地方警察和地方法院来执行。然而，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比起来，日本政府在形式上和他们并没有巨大的差别。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内阁负责起草，国会实际上从未起草过法律。在荷兰，甚至镇长、市长在法律上也是由女王来任免的，因此女王的权力在形式上是直达地方政府的。这点比1940年以前的日本要做的好。虽然这些职务实际上总是由地方来提名，但必须由女王任命才能生效。在荷兰，警察和法院也是直接对君主负责。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地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主要是沿袭法国传统。在荷兰，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的发展事业等都是整个地方政府的任务，而不仅仅只是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2012年12月21日

   将日本政府和西欧各国政府作个简要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真正的差异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各自的职能。过去的经历使日本人养成了“服从”的习惯，并且这种习惯已深深的融入了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中。政府可以确定的就是，只要那些“阁下”们还高居其位，他们的特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从心底里拥护他们的政策，而是因为在日本，越过等级特权的界限就是最大的错误。在政府的高层，“公众舆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政府只要得到“国民的实际支持”就行了。当中央政府越俎代庖来对地方事物进行干涉时，出于惯性，地方的司法单位也会对上级的裁决表示尊重。一般美国人主张国家应尽量少地行使其对内职能，而在日本人眼里则不然，他们认为国家几乎是至善至美的，因而政府越关心人民生活越好。
    另外，考虑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日本政府在提到“各得其所”的等级思想时非常谨慎。当政府提出一项议案时，即使这个决议本身是对全体国民都有好处的，但考虑到民意的影响，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推广旧式农耕改良法时，同美国爱达华州的同行们一样，日本国家农业发展署并没有使用行政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进行多次深入的交谈，并对他们的意见给予充分的重视。地方事务需要地方独特的解决方法。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给一定人一定的特权，但同时把这个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更加顺从。因而“上级”们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同时他们的行为又得有度。日本人的座佑铭就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在宗教领域，明治政府却制定了许多古怪离奇的制度。然而，这与日本人的那条格言并不是冲突的。因为一个国家往往把它对宗教信仰的管辖视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象征，而在其他领域则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日本国民的主流信仰是神道教。就如同美国人对国旗特殊的崇敬之情一样，由于神道教与民族象征的特殊联系，它在日本也受到了人们特殊的尊敬。因此，日本政府说神道教只是人们的信仰，而不是宗教。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像美国政府要求凡是美国人都必须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要求全体国民都信奉神道教，但他们说：这并不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授神道教的基本教义而无须担心西方国家的责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教的教义就成了自信奉神以来日本国的历史，成了对“永世的统治者”天皇的盲目崇拜。国家神道教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受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不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礼神道，日本政府都听任日本公民的个人意愿，这点几乎是和美国一样的。宗教上这两种不同领域在行政上甚至是在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教受内务部神职司的管辖，它的神职人员、祭祀活动乃至神社等一切费用开支均由政府承担；世俗神道教、佛教及基督教各派系均由教育部宗教司管理，经费来源主要是教徒的自愿捐赠。
    由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因而人们不能说神道教是个庞大的“国教会”，只可以说它是个庞大的机关。它拥有十一万多座神社，从专门祭祀伊势主神的神社、到祭祀太阳神的寺庙，甚至到一些地方专为特别祭典准备的小神社应有尽有。与全国性政府行政系统一样，供奉的神灵也存在等级结构，从最低层的神灵到各镇、市和府、县的神灵，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灵府邸。与其说供奉这些神官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保持一种信仰，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人们举行仪式、进行祭祀。国家神道教的仪式和我们平常到教堂去做的礼拜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上禁止国家神道教的神职人员宣讲教义，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相反，在众多的祭祀日子里，各个镇、村的正式代表都来参拜神社。他们都站在神官面前，然后神官就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竿子，在他们头上来回地舞动，为他们洁身祛邪。随后，神官就打开神庙弄堂的内门，扯开嗓子大声召唤众神来享用供品。神官不停地祷告，参拜者们则按身份辈分排列，毕恭毕敬地一一献上被视为神圣物的小树枝，树枝上还吊着几根细长的纸条。然后，神官再次尖声大叫地送走众神，再关上神庙弄堂的大门。在神道教特别的大祭日里，天皇会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也休假一天。和地方神社的祭祀和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国家神道教的假日不是老百姓祭祀的节日。前两者都属于国家可以“放任自由”的领域，而国家神道教却是政府必须牢牢控制的范畴。

2012年12月21日

     在那些比较自由的领域，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了各种祭祀活动。目前在日本，佛教仍拥有最多的信徒，其中各个教派的教义和先知还有所不同，宗教活动甚是活跃。即便是神道教，在国家神道教之外，也存在不少教派。有些神道教教派极端推崇民族主义，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还没有采取民族主义政策的时候，他们就大肆宣扬民族主义的思想了。另有一些教派把自己比作“基督教科学”，主要侧重于修身养性。还有一些派别信奉儒家思想和教义。甚至有一些教派只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都不是国家神道教的节日。在这种祭祀日子里，老百姓都蜂拥而至地跑到神庙。每个人都漱口祛邪，然后打铃、击掌召唤神灵的降临。接着，他们恭恭敬敬地一个个依次行礼，礼毕后再次打铃、击掌送回众神。然后，离开神殿前，他们再进行这一天最主要的活动：这就是在小摊贩上购买各种珍品玩物，看相扑、驱魔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的舞蹈。对于日本社会中这种比较自由的部分，一位曾在日本久居的英国人引用诗人威廉姆·布莱克的诗说：
    如果教堂赐我们几杯烈酒，
    再点燃那灵魂的欢乐之火，
    我们将终日唱诗祈祷，
    绝不会诅咒教堂堕落。
    除了极少数献身于宗教的专职神职人员以外，宗教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都不是特别枯燥无味的事。日本人甚至有祭祀朝拜的嗜好，在休闲娱乐的节假日更是如此。

2012年12月21日

    因而，明治政府很清楚的区分开了在哪些是国家在政治中的职权范围以及哪些是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权范围。至于在其他领域，人民则享有充分的自由。但需要控制的一点是：当政府领导人发觉其他领域中的某些做法已经危及了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时，政府必须有能力进行干涉和制止。在创建陆海军时，他们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像其他领域一样，明治政府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加彻底。在军队中他们甚至废除了日本人的敬语，虽然实际上一些旧的习惯仍然存在。另外，军官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看个人的实际能力，这种政策执行的彻底程度在其他领域是少见的。正是如此，军队在日本人中才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这种声誉是当之无愧的。这确实是一种使新军队赢得民心的最好办法。另外加之军队的排、连都驻扎在同一地区，在和平时期士兵服兵役的地方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政府有了某种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士兵的关系、老兵和新兵的关系已经大大代表了武士与农民或是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军队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个民主的实体，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大多数国家中，军队往往都是维持现状的工具，而在日本，军队却对小农阶级有着天然的感情，因而在无数次反抗金融巨头和产业巨头的斗争中，军队都是站在农民一边的。
    日本政治家们当初在建立军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他们所采取的一切确保军队在等级制中的最高地位的措施也不是希望军队参与类似的反抗事件。因而，他们在权力高层的安排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写入宪法，但现在公认的惯例就是陆海军大臣不能兼任外务及内政各部大臣。与外务及内政各部大臣不同，陆海军统帅有权直接面见天皇，可以不用事先与内阁成员协商，直接以天皇的名义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对自己不信任的内阁，他们还可以通过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的方法阻止它的成立。若没有这么高的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是无法组成的，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如果军部有任何不满，只需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就会迫使内阁倒台。在军部决策的最高层，军部首脑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他的决定的。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保证，那么可以从宪法中找到一条规定，即如果议会否决政府所提的财政预案的话，前一年度的预算方案将自动执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虽然外交部一再保证，但关东军还是以武力占领了满洲。这充分说明当军部首脑意见与内阁不一致时，军队可以在政府未作出决定之前就采取行动。正如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军部行动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统统由日本国民来承担，这并不是说他们非常赞成军部的意见，而是由于军队在这些问题上享有特权，而日本的文化不允许国民对特权提出任何疑义。
    在发展工业方面，日本所走的是一条与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同的道路。在这个领域，也是由上级来规划产业布局、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不仅要制定企业的发展规划，而且还要成为企业坚强的经济后盾和资金来源。由国家工商总局来对这些企业进行统一管理。日本聘请了外国专家，并派人出国学习先进的技术。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当这些企业组织完善，业务成熟”的时候，政府就把国企卖给这些私人公司了。这些国企最后甚至以“非常低廉的价格”⑥卖给了由政府精心挑选的有名的金融财阀，主要是三井、三菱两家。日本的政治家认为：日本工业的发展是事关日本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不能不负责任的简单地把他们至于市场经济下、听任市场需求法则的指挥。但这种思想又不是说日本就必定会采取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逻辑，最后真正获利的实则是那些日本大财团。日本的指导思想是要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来建立一批它最需要的大型企业。

2012年12月21日

   通过这些办法，日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常的出发点和生产顺序”。⑦日本的企业不是从轻工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开始，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大力兴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大型项目的建设都被赋予优先权，其建设效率是高速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当然，现在这些企业也并没有完全私有化，一些大型的军工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由国家财政特别拨款，进行扶植。
    国家给予特别扶植和支持的产业领域里是不包括民营企业和非官办企业的。这个给予扶植和政策支持的特殊领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信托基金和有官方背景的特权大财阀。在其他领域，日本还是很自由的。这些领域主要是那些投入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由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这些轻工产业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尚能生存，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它们在美国人称的那种“家庭血汗工厂”中工作。一个做小本生意的商人在买进原料后，先交给一个家庭工厂或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厂进行加工，然后将半成品再交给另外的一个小厂加工，如此几经反复，最后把成品卖给消费者或出口商。据统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约有53％的雇员是在不超过五人的小作坊或类似的家庭工厂里工作。⑧这些员工中很多是以学徒的名义招进来的，还有一些是城市中的家庭妇女，他们大都肩背着婴儿在工厂里干着计件的零活。
    就如同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性一样，日本工业的双重性在塑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政治家觉得为了和自己在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地位相匹配，他们必须在金融领域也建立起一种等级文化。因而他们决定创办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挑选一批政治方向正确的商人，以便与他们建立起一种其他形式的等级联系，使双方能“各得其所”。日本的政治家们从未想过要削弱政府与这些在政策保护下获利的财界寡头的联系，相反，政府不仅要给他们利润，而且给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按日本人传统的对金钱的态度，财界贵族是不受民众爱戴与尊敬的。现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在不违反公认的等级思想的框架下来扶植这些财阀。不过，这种努力的结果并不特别令人满意。因为财阀仍不断受到强势军团和农民的攻击。事实上，日本舆论所攻击的对象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就是人们通常指的“暴发户”(nouveau riche)，但这个词并不能确切表达日本人的意思。在美国，“nouveau riche”这个词主要指 “新来者”(newcomers)的意思。人们之所以看不上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土里土气、还缺乏教养。然而，人们却被他们成功故事感动了。因为他们中的很多是从破木屋中起家，有些是从赶骡的小马夫变成身价亿万的油田巨子的。日语中“暴发户”一词起源于日本象棋，意思是说一个棋子从一名小卒一跃而成了帅。它像士一样横冲直撞，神气十足。但若从棋艺的规则上来讲，它是不能这样出牌的。因而，人们都对“暴发户”责难有加，认为它主要是靠诈骗、投机而成功的。这种对投机者的批评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的赞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等级体制中给巨富留下了“一席之地”，并愿意与他建立联盟。但如果这种财富是不易之财的话，日本公众就会猛烈对它进行攻击。

2012年12月21日

    总之，整个日本社会都是按等级思想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人的行为都必须与他的年龄、辈分、性别、阶层相符合。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宗教、军队、实业等其他领域中，人与人之间都存在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自己的权力范围，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要生活沿着“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个轨迹继续下去，日本人就仍会心安理得的活着。他们就会感到安全。当然，他们觉得安全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幸福得到了最好的保护，而是由于他将这种等级思想合法化了。他们信仰等级思想就如同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竞争的生活方式一样。
    但是，当日本试图向外输出这种“安全”模式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日本，由于深受等级思想的影响，国内老百姓很容易就对等级制度产生认同感。只有在日本那个环境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那种思想。但是，要把等级制思想输出可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别的国家都认为日本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实在是狂妄至极，或者说甚至比狂妄还要恶劣。日本军人每占领一个地方，占领区的居民都对他们深恶痛绝。然而，当看到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时，日本的官兵们却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这总是整个等级体系中的一个地位嘛；难道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不想要等级制吗?日本军部曾拍摄了几部反映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题材的影片，痛苦绝望、沦落风尘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和纳粹的征服理论相比，这些的确还不是很离谱，但它同样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日本人不能总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那种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不能强迫所有的国家都接受的。其他国家对这个是不认同的，它是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日本作家们认为这种伦理道德体系是毫无疑问、理所当然的，因此没有过多的对这种思想加以阐述。我们要了解日本和日本人，必须先从了解这种文化着手。

2012年12月21日

    ⊙日本人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恩人就是他的上级。如果得不到天皇的恩典则更无幸福可言……在美国人看来，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非常敏感，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那些染有流氓习气的恶少或患过精神病的人身上。但在日本这却被视为一种美德。
    在讲英语的国家中，过去人们常以“历史的继承者(heirs of the ages)”而自居。虽然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在讲这句话时多多少少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但人们并没有因这种变化而觉得自己就比先人差或是觉得面对历史有所惭愧等等。东方国家与他们则正好相反，人们往往会觉得自己不如先人，觉得自己是历史的负恩者。当西方人说道崇拜祖先时，他们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对祖先的崇拜，而只是一种礼貌性的仪式，以此来表示人们对过去的一切感恩心理。而且，他们不仅从历史中得到了很多恩惠，即使在当今每天与人们的日常接触中他们实际上也是得到了恩惠的。这种人与世界的恩情关系已成为了西方人日常决策和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尽管世界在医疗、教育、物质享受甚至是他们的出生各方面都给了西方人特殊的照顾，但由于他们日常很少思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很少认识到自己实则是从世界里获益的，因此日本人总觉得西方人的动机不纯。与美国人不同，凡是有所涵养的日本人都从不说不欠任何人的恩情。日本人理解的“义”就是要在这个由先人和同龄人编织的巨大的人情世故网中摆正自己的位子。
    用言语来简单描述东西方间的差异并不难，但要真正理解这种差异在实际生活中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也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这种东西方的差异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所熟悉的日本人在战争中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种自我牺牲精神，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在那种我们觉得根本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勃然大怒。从日本人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凡是负恩的人都非常容易动怒，因为他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2012年12月21日

    在中文和日文中都有许多词可以来表达英语中的“义务（obligation）”这个词的意思。这些词汇不是简单的同义词，它们隐含的寓意也无法逐字逐字的翻译成英文，因为这些对西方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恩”这个词在日文中主要表示一人所负的所有从大到小的债务、义务（obligation）这个意思。当译成英文时，就变成了一连串的词，从“obligation”(义务)、“loyalty”(忠诚)直到“kindness”(关切)、“love”(爱)不等。但这些词都不免歪曲了其原意。如果“恩”也有“爱”甚至是“义务”的意思，那么日本人就可以说“恩”了，但日本人基本是不可能这么用的。“恩”也不能表示“忠诚”的意思。在日文中，有其他的词来表示“忠诚”的意思，那些词与“恩”不是同义词。“恩”这个词有许多用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表示一个人承受的最大的负重、债务、恩惠。人们一般是从上辈或上级那里受恩，如果不是从上辈、上级那里或者至少是从同辈那里受恩，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卑微感。当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时，隐含的意思实际是说“我对某人有义务”，因而他们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
    “知恩图报”实际上是一种彼此奉献的真实流露。日本小学二年级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题目叫“不忘恩情”，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小故事是日本小学思想品德课中的一段故事：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出生后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那人像疼爱自己的小孩一样疼爱它。慢慢地，它那弱小的身体也强壮了起来。主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它就送他到车站，傍晚下班回家时，它又去车站迎接。
    后来主人去世了。不论知不知道这个现实，哈齐还是每天都在那个车站等待它的主人。每当电车到站时，它就仔细地注视人群，看看自己的主人在不在那里面。

    时光就这样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但人们还是每天都能看到那个已经长大、已经衰老的哈齐在那个老车站前寻找着它的主人。
    　　这个小故事隐含的道德寓意就是：忠诚是爱的另一个代名词。一个孝顺的儿子可以说永不忘母亲的养育之恩，这就像哈齐对主人的一片赤诚一样。然而，“恩”这个词并不单单指他对母亲的爱，更重要的是指母亲对他的恩：在他婴儿时期母亲对他所做的一切、在他孩提时期母亲为他所做的牺牲、在他成年后母亲对他的兴趣所作的支持以及母亲在世时为他做的一切。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所欠恩情有所回报，因而就有爱的意思，但“恩”这个词的最基本的意思是欠债。美国人在想到爱时，会想到是有感而发的，而不是受某种义务约束的。
    当人们受到最好的最大的恩情，也就是通常说的“皇恩”时，“恩”实则蕴涵了一种无限忠诚的意思。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都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度上生存，如果不能得到天皇的恩典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生活、大小万事就将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有史以来，日本人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在不同时代，这个最高统治人物有所不同。他可以是各地的地头、可以是封建领主或大名，现在则是天皇。最重要的，似乎还不在于谁是最高上级，而在于几百年来“不忘恩情”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习性中占有最高地位。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集中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切偏爱都增加了对“皇恩”的感情。战争时期，以天皇名义发给前线部队的每一枝香烟都强调每个士兵所领受的“皇恩”。出征前士兵所领的每一口酒就更加是一种“皇恩”。在他们看来，神风敢死队一系列自杀式的撞机就是在报答皇恩；所有为守卫太平洋上岛屿而捐躯的士兵也是在报答浩荡无边的皇恩。

2012年12月21日

     此外，人们也从身份比天皇低的人们那里受恩。比如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父母的恩情。这正是为什么在东方著名的孝道文化中父母一直都处于支配地位的基础的原因。对此的说法是孩子欠了父母的恩，要必须努力偿还。所以，在日本子女必须完全服从父母。这点与德国不同，尽管德国也是一个父母拥有绝对权威的国家，但这种权威往往是家长强加给子女的。日本人对这一东方文明中孝道一词的诠释是非常现实的。在谈到子女对父母的恩情时他们往往会说：只有当子女们自己也做了父母，他们才能知道父母对他们的恩情有多重。这也就是说，父母对儿女的恩情实际上就是日常对儿女的照顾，在大事小事上对儿女的操心。由于日本人对先人的崇拜只包括父母双亲及一些尚在记忆中记忆犹新的祖辈，因而日本人打心底里非常感激那些在年幼时照料过自己的人。当然，任何文化中共通的一点就是小孩子都离不开父母双亲的特别照料，都必须由父母供给衣、食、住，然后才能长大成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日本人强烈地感到美国人在这点上做得不是很好。就如同一位作者所说的那样：“在美国，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实际上就是要对父母好，如此而已。”当然，没有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背上“报恩”的包袱。但是，悉心照料自己孩子就等于是对自己小时候父母养育自己恩情的一种回报。人们像父母当年那样、甚至是更加精心地照顾自己的孩子，这实际上就部分地报答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对子女的义务只不过是从属于“父母养育之恩”的一部分。
    日本人觉得对自己的老师、主人负有一种特殊的恩情。他们都是帮助自己一路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对自己有照顾之恩。将来当老师或主人们身陷困境时，人们应对他们“有求必应”，或是在他们过世后对他们的亲属给予特别照顾。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报恩的义务，而且这种恩情并不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少。相反，时间越长，恩情也就越重，因为它在时间的流逝中形成了一种利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受他人之恩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就像日本人常说的那样：“对于他人的恩情，我们往往是连它的万分之一都难以报答。”这将是一个重负，因而“恩情的力量”常常会超过受恩者的个人喜好和意愿。
    这种报恩的理论能否被顺利地运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能否把自己看作是负恩者，在履行义务时能否真正地无怨无悔。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等级制在日本是如何被严密紧凑地组织起来的。日本人在等级制下养成的服从的习惯使日本人从道德的高度上认识到应该报恩，这点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如果把上级都看作圣人，这种报恩理论是比较容易实施的。在日语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上级对自己的下属经常是充满爱意的。日语中的“爱”，相当于英文中的“love”这个词。在上个世纪，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中的“love”时，认为日语中唯一能表达此意的，只有“爱”这个词。他们在翻译圣经时，也用了这个词来表达上帝对人类普世的爱以及人类对上帝的爱。但是，“爱”这个词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属的“爱”。西方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爱”其实是“庇护”(Paternalism)的意思，但在日语中它的内涵远不只如此，它还有一种崇敬与爱戴的意思。严格的讲，当代日本语中“爱”这个词仍主要表达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心。但可能由于基督教用语的影响，或者是为了迎合官方努力打破等级界限的需要，这个词现在也用来表达同辈之间的一种感情。
    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更易于接受报恩的思想，但在日本，平白无故地接受他人的恩惠仍不是一般人认可的作法。人们不喜欢因为随便接受他人恩惠而欠上人情。当日本人说“托您福”的时候，译成英文最接近的句子就是“imposing upon another”。但在美国，“imposing”有强求别人的意思。而在日本，“托福”则表示给别人一些东西或者帮别人的忙。对日本人来说，最令人讨厌的事情莫过于平白无故地接受陌生人的恩惠。因为他们知道，在与近邻和以前的亲戚朋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接受他人恩惠是一件多么让人烦心的事。如果对方只是个熟人或与自己差不多的同辈，他们又会觉得不舒服。总之，他们宁愿避免卷入由于接受恩惠而带来的一切麻烦。日本人一般都对大街上发生的事视而不见、不大理睬，这并不只是由于缺乏积极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官方警官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这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惠的包袱。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著名的法令就是：“凡遇争端，无关紧要的人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出面帮助，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强迫别人接受恩情，因而人们在遇事时都不主动插手，而是谨慎地对待。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日本人在对自己是否会卷入受惠于他人这件事上都非常谨慎。哪怕只是一支烟，如果与递烟的人过去并无交情的话，那他就会感到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谢意的最礼貌的说法就是“噢，谢谢，但这让我很为难”(日语是“?の毒”，原意是为难的感情、难受之情)。有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样会让你感到为难可能更好些。因为你从未想过要为对方做点什么，因而你也不想接受他的恩惠。”因此，“这让我很为难”(?の毒)。“?の毒”这句话有时译作“Thank you”(谢谢，谢谢您的烟)有时又译作“I am sorry”(很抱歉，很遗憾)，或者译作“I feel like a heel”(承蒙您如此看得起，但实在不好意思)。上面这些意思都有，但又都不是十分的贴切。

2012年12月21日

     在表达接受他人恩惠的不安心情的时候，日语中有很多类似“Thank you”的说法。其中含义最清楚的，被现代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广泛采用的是“ありがそち”，其本意是“这可太难办了”，在这里表示“谢谢”的意思。日本百货公司在这里这么说，主要是想表达顾客们不辞劳苦地来上门购货，作为商家实际上是受了顾客极大恩惠的，这里是一种恭维的言辞。在接受他人礼物时及其他许多场合中也使用“ありがそち”来表达“谢谢”的意思。另外还有几种表示感谢的词句，如“真过意不去（Kino doku）”，这是表示受恩惠时的为难心情。小店店主经常爱挂在嘴上的是“すみません”。这个词(すみません)的原意是：“对不起，让您费心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意思是：“我受了您的恩惠。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报答您的恩情，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这个词在英语中被译成“Thank you”(谢谢)、“I'm grateful”(十分感谢)或“I’m sorry”(对不起)、“I apologize”(很抱歉)。譬如在大街上，一阵风吹走你的帽子，别人给你拣了回来，在这种场合用这句话是最合适不过了。当那人把帽子递给你时，出于礼貌，同时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在接过帽子时内心的不安：你会说“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现在帮助我、施恩于我，而我却无以报答，对此我深感内疚。因而我只有一直的道歉，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好受一些。‘すみません’（对不起，让您费心了）是日文中使用最多的道谢语。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我受了他的恩，并且接过帽子这一事件并不意味着我俩恩情的结束。但我却没法办，谁让我俩是匆匆而过的陌生人呢？”
    在日本人看来，另一个比‘すみません’能更强烈表示人们负恩心情的词是“かたごけなぃ”（承蒙关照、愧不敢当）。这个词的汉字写作“辱なぃ”（“丢脸”的意思）。在这里则兼有是“受辱”与“感激”双层的意思。所有日文辞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由于自己受到了特别的恩惠，而这个恩惠是自己不配接受的时候，就会感到羞愧和耻辱。用这个词就说明自己承认在受恩时感到特别羞愧，而这种羞愧(耻)感是日本人最难接受的。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作具体的阐述。日本的老板及店员在向顾客道谢时，仍使用“かたじけない”(受之有愧)，顾客买货要求赊账时也说“かたじけない”。这个词在明治以前的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出身卑微的小姑娘被藩主选中为妾时她们会说：“かたじけない”(受之有愧)，意思是说：“我不配受到如此恩宠，对您的仁慈，我真是受宠若惊。”同样，在决斗中被政府当局赦免无罪的武士，也会说“かたじけない”，意思是说“接受您如此浩荡的恩惠，我简直没脸见人了。我十分后悔自己当初不该那么自作自践，在此，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
    以上这些关于词汇用法的陈述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具体生动地说明了“恩惠的力量”。人们在接受恩惠的时候心情往往是很复杂的。在社会公认的人际关系中，人人都受到巨大的责任感的推动，每个人都希望能彻底报答他人的恩情。然而，欠他人人情是很难受的，因而人们很容易就产生反感。在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Botchan》就对这种反感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Botchan是一位自幼在东京长大的青年，他在一个省的小镇上当教员，但很快他就感到自己的同事大多是些平庸之辈，彼此间共同语言很少。幸好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和他的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在他俩一起出去的途中，他的那位新朋友请他喝了一杯冰水，价格是一钱五厘，约相当于零点二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