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2012年12月21日

    还有一些女学生打算种花，而她居然打算种马铃薯。
    “没有人会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当时给我心灵的冲击，啊，自由之神在叩响我的心扉。”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家的花园中有一块土地是特意让它荒着以保持天然野趣，但也会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细心撒在上面。”
    和刻意营造这样一种天然野趣一样，对杉本夫人来说，日本人也是长时间以来都被教育成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的，然后还用小石块铺底。巨石的布置也要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衬。菊花也都是裁在盆里，时刻准备着参加一年一度的菊展。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肉眼不易察觉的金属线圈定型，以保持其优美的形态。
    当杉本夫人亲自摘掉菊花上的细线圈时，她的心情是欢悦而纯真的。那些经过修剪的菊花，其花瓣一旦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就显现出满心的欢悦。但是，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如果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并怀疑“羞耻”感在社会中的能量，那将无疑会破坏人们生活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人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提出新的观点、构建新的道德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人不能指望着日本人能立即吸收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并把它们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悲观地认为日本永远不可能建立一套比较自由、宽容的伦理体系也是不正确的。在美国生活了“二代”的日本人已经对本国道德方面的知识和实践非常陌生了，他们骨子里也没有必须要遵守父辈们习惯的想法。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
    也有可能形成一种不像过去那样强调自制和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即使不经人工的修剪照样可以秀丽多姿。
    在这种崇尚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还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来保持生活的平稳。其中的一种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日本人喜欢把自己形象地比作一把刀，而“自我负责”的精神就是要自己负责擦净自己“身上的锈”。如同持刀者有保持刀的光洁的责任和义务一样，人们也应该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勇于承认并接受与自己相关的一切后果，这可能是由于他身上固有的缺点所致，也有可能和他的立场不坚定以及做事的力度不够有关。在日本，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要求要远比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刀不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梦想和责任感的比喻。在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品德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儿童教育和处世哲学已经把这种自我负责的品质融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是已经“放下刀”了，投了降了，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他们仍将继续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始终保持洁净的光芒。以日本人的道德观来衡量，即使在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和平的世界里，刀作为日本国一种象征仍然是不能丢弃的。

2012年12月21日

   ⊙日本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但他们还会关注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动态。如果没有失败，日本将再次燃起好战的热情。如果也失败了，日本将汲取教训，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不会带来荣誉。   
    美国人经常以自己在战后日本的社会改造中所起的作用而自豪。1945年8月29日电台颁布了美国国务院通过美国陆军、海军的联合指令，并由麦克阿瑟将军全权负责此项政策的实施情况。然而，由于美国报刊、电台中到处充斥着具有明显党派特征的褒贬不一的评论，因而普通老百姓也对美国为何以此政策引以为荣的原因不是很清楚，只有极少数通晓日本文化的人才能够判断目前美国既定的对日政策是否恰当。
    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盟军对日本占领的性质问题。战胜国对现任政府乃至天皇是应该保留还是应该废弃?是应该由美国的军政官员直接对日本行使县至县、省至省的行政管辖权吗?盟军在占领意大利和德国时采取的方式是在当地建立盟军临时政府（A. M. G)，并将它作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地方事务的行政管理权则掌握在盟军行政官员的手中。那么,在日本投降后,太平洋区域盟军临时政府的负责人希望在日本也采取同样的占领模式。日本方面不知道自己还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职权。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盟国必须对日本领土上部分地区进行有效占领，以此来确保盟军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并彻底清除日本国内残余的煽动日本民众发动世界战争的黑暗势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向麦克阿瑟部队发出命令，要求麦克阿瑟部队严格执行上级对上述各种问题的指示。日本战后的重建和行政管理工作将主要由日本国民自己负责。“最高司令官可以通过日本政府甚至是天皇来实行对各个行政机关的管辖权，但前提条件是这样做有助于美国在日本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日本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对国内事务行使正常的行政管辖权。因而，以麦克阿瑟为核心的对战后日本的改造方式是与盟军对德国或意大利的占领方式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它纯粹是一个对日本各级官僚机构实行自上而下管理的行政机构。最高司令部的通告是直接发给日本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某些县市的居民。它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制定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哪位日本内阁大臣对这个目标持否定意见，他要么提出辞呈，要么说服最高司令部采纳他的意见，并对工作目标进行修改。

2012年12月21日

    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尝试。从美国的角度看，这个政策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General Hilldring)所说的那样：
    “充分利用日本的本国政府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不让日本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权，那我们势必要亲自统辖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复杂的管理机构，而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是截然不同。通过对日本政府的净化并加以合理的利用，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在让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只需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即可。”
    然而，当华盛顿在准备制定这样一项政策的时候，许多美国人还很担心日本人会采取桀骜和敌对的态度。一个报复心理极强的民族将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用那些关于战败民族政治、经济方面的一般道理是无法解释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理成章地接受这种“善意”的政策。在日本人看来，接受这种政策就意味着要血洗现实战败的耻辱，并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家政策。而日本人之所以能欣然接受，这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的特质文化所形成的特别的国民性格。
    美国人总是在永无休止地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宽还是严，而在于把握好一个度，恰如其分的惩罚不仅能摧毁日本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模式，而且还能帮助他们树立起新的目标。至于最终应选择哪种手段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国民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影射在家庭生活中，而且还深深地扎根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因而对德国限定一定的媾和条件是非常必须的。而在对待日本时，任何明智一点的条款都应该注意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媾和条件上的不同。与日本人不同，德国人从不认为自己欠了社会和历史的债，他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偿还无休无止的债务或恩情，而是为了避免沦为牺牲者。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父亲也是权威的代表，人们常说，父亲就是“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他要是得不到别人的尊敬他就会觉得不舒服。在德国每一代人中，儿子在青年时期都是反对父亲的。然而当他们长大成人后，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们最终还是与父母一样向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屈服了。人生的高潮期毕竟还是性格叛逆的青年时代。
    日本文化中并不存在那种所谓极端的权威主义问题。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是在西方人很少见的。日本小孩认为儿子与父亲亲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们还经常公开地炫耀自己的父亲。因此，只要父亲声调稍有改变，他们就能马上领会父亲的意思。但是，父亲在儿子的心目中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的形象，儿子怕父亲更主要的还是由于青年时期不是反抗父母权威的时期。相反，在世人眼里，青年期应该是一个服从家庭意志并培养家庭责任的时期。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自己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因为父亲作为等级制的代表和特定生活的产物，在这里已经被物化了。

2012年12月21日

    儿童在孩童时代与父亲接触中所养成的这种待人接物的态度现在已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处于等级制上层、倍受他人爱戴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掌握实权；身居高位的官员也并不一定就能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基层官员在决策时都有顾问或其他隐蔽力量在幕后操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超国粹组织的代表黑龙会的领导人在接受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访问时，曾对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作了生动贴切的描述。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的一角被大头针固定住了。”①换句话说，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而大头针在下面则是大家不易察觉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在偏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在反省时，我们发现人们仍在努力使专制和强权继续盖着神秘的面纱，人们仍将一切行动继续说成是出于对国家最高象征的忠诚，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这个象征性的东西早已被排除在实权范围之外了。一旦揭开这种力量源泉的面纱，日本人就会觉得自己这种做法太功利了，太与现行的体制不相称了。这种看法同日本人对高利贷和暴发户的看法如出一辙。
    正是由于日本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社会，因而他们深信不革命也可以改善和消除社会上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他们并不想让整个社会都支离破碎，而是希望在不完全抛弃现有的社会制度的框架下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一次全新的变革，就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为“维新”，即对现状进行改良的意思。日本人从来就不是革命者。一些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日本的形势：他们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有的则过分高估了战时日本地下力量的能力，还指望他们有朝一日也能夺取政权；还有的甚至希望日本战后的激进力量能够在选举中获胜，这些都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保守派代表币原（Shidehara）首相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曾公开发表了以下言论：
    “新的日本政府将继续发扬尊重全体国民的意志的民主传统，……。自古以来，天皇就以全体国民的意志为己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髓。而我们当今的民主政府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美国人看来，上述日本政府对民主所做的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它却给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日本政府打算在与西方意识形态不相同的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来扩大国民的民主权利、改善国民的福利。

2012年12月21日

    当然，日本也会尝试引进一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是西方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改善世界的神丹妙药，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在日本要推行普选是困难的，而要确立起经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也存在着很多实际问题。当出现这些问题后，日本人却靠着自己不断的摸索、修改和完善，最终也达到了类似美国的民主。因而，现在就有一些美国人愤恨地说这场战争是白打了。美国人一向都是对自己的民主机制深信不疑。但是，在漫长的日本战后重建时期，普选充其量也就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占据次要的位置。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第一次试行选举以来，整个国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那些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在书中记述的传统问题在今后的生活中还会重新出现。
    “在这些甚至会付出个人生命的激烈竞选活动中，其实并没有搀杂什么个人仇恨的因素；人们在议会中的争论不休，有时甚至会出人预料地大打出手也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不和。政治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各党派、利益集团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展开的斗争。而每一个党派或集团的忠诚追随者都会把每次政治变故看成是另外一种的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检验成员忠诚度的战斗。”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村民们在选举投票之前往往会说：“我已做好随时被砍头的准备了。”人们经常会把选举战同过去特权阶级的武士攻击平民的做法进行比较。直至今日，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仍与美国有巨大的差别。不论日本是否采取危险的侵略政策，这种差异都无法弥补。
    日本能否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关键是要看它敢不敢面对现实，敢不敢承认自己过去的行动是“失败的”，同时它能不能很快地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日本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民族，它曾尝试过要以战争的方式使自己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却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只好抛弃这种政策，因为从小到大，日本人一直受到审时度势思想的熏陶。任何一个专制的民族在发动战争时总会借用“主义、原则”的名义，即使在向敌人投降时，他们也会自欺欺人地说：“可悲呀，与我们失败相伴随着的也是正义的消亡。”自尊使他们仍会为下次“正义”的胜利而继续努力，或者，他们会自我惩罚并进行自我忏悔。而日本人则绝不会这么干。在日本投降刚五天，美国大部队都还没有登陆日本的时候，东京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就开始大谈特谈日本的失败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变化了。它说：“然而，这对最终解救日本国民还是大有好处的。”这篇社论一再强调每个人都必须明白日本已经彻底失败了。既然企图单凭武力来谋取日本强势地位的努力已经宣告破产了，那今后日本就必须毫无选择地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另外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说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外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必须抛弃那种不合时宜的陈旧思想，而在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

2012年12月21日

    西方人注意到了这种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对此也心怀疑虑。但日本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不论是在处理个人人际关系领域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果日本人采取了某种行动而未能达到其设定的目标，那日本人便觉得是自己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了，人们就会马上抛弃以前从事的工作，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不是生来就到世上来接受失败的。日本人常说：“光咬肚脐是没有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人普遍的观点是武力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之一，因而军国主义在日本大肆蔓延，而现在日本人也为他们的这种理论付出了代价。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用他那庄严神圣的音调向世人宣布：日本失败了。因而他们坦然接受了战败的一切后果。这意味着美军将要占领日本，于是日本人就欢迎美军的到来；这意味着日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就主动考虑日本应制定一部摈弃战争的宪法。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了社论，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日本国民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提高自己客观认识事物的能力，才知道应该对以前那种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进行认真坦率的分析……现在，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同时，我们也必须深信日本文化的前途将无限光明。”这就是说，他们曾经试验过一种行动方针已经失败了。今天，他们将试行一种新的和平的处世之道。日本舆论也还在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赢得尊重。”因而，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崭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心声。东京街头以及偏远山村的广大民众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矛死战到底的人。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中包含着许多美国人所排斥的东西，但是，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其他民族的伦理也包含有许多值得赞扬的方面。
    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领导下的美国对日管理当局承认了日本人开始新航程的能力。他没有采用令人屈辱的方法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伦理把这种手段强加给日本，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西方伦理观念，侮辱和惩罚是使做坏事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孽的有效社会手段。这样的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对此则有不同看法。按照他们的伦理观念，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一切过失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后果会使他谨记不再这样去做。这些自然而然的后果也可能是战争全面的失败。但是，日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必须视为屈辱而去憎恶它们。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应该采用诽谤、嘲笑、轻蔑、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光彩的事情等手段。如果日本人认为受到了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美德。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日本人的这种信条，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我克制。这是因为，日本人非常憎恶被嘲笑，他们认为这是投降而带来的必然后果，与解除武装、承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终战胜了一个强国。在敌国最终投降时，日本认为它(指俄国——译者注)并未嘲笑过日本，日本作为战胜者谨慎地避免侮辱遭受失败的敌人。在日本，有一张妇孺皆知的著名照片，它是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Port Arthur）投降时拍的。在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的不同，俄国军队并没有解除武器，仍然佩带着军刀。根据日本人中一个比较广泛流行的版本：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Stoessel）将军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上尉和一名翻译官带着一些食物来到了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的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了。因此，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新鲜的鸡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Nogi）将军的会见定在了第二天。“两位将军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斯提塞尔将军很赞赏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英勇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纯种阿拉伯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他非常希望从将军手中得到这匹马，但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会把这匹马赐给他的。他承诺，如果得到了那匹马，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马那样尽心爱护它。”③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己的住宅前院，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建了一所马厩。据说，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考究，在将军死后，这个马厩就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2012年12月21日

    有人说，日本人的性格在上次俄国投降和占领菲律宾期间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例如，他们在菲律宾的大肆破坏和残忍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对于日本这样随着情况而极端地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首先，在巴丹（Bataan）战役之后敌人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虽然后来菲律宾的日军投降了，日本仍处于战争中。第二，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实行的是“蔑视日本”的政策，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他们对排外法案（Exclusion Act）、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Treaty of Portsmouth）以及在《海军协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反应的。美国在远东经济影响的扩大和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出了日本人行为中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悔辱是一种情况，没有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美国取得的最后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所处的环境。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常情况一样，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以前所坚持的方针。日本人这种独特的伦理道德观，使他们能够自行血洗耻辱忘记过去。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给日本人增加新的耻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属于接受战败“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显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天皇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首先拜访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量的。据说，在建议取消天皇的神性时，天皇曾提出过异议，说让他抛弃他本来没有的东西，这让他感到很为难。他诚恳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道德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人劝他说，西方人对于天皇仍具有神性的看法将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忍辱负重，同意发表否认神性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对此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则可能不理解，天皇对发表了声明一事感到很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使日本人得到了某种满足。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命令上明确写道，“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各个劳动力、工业和农业的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织也重新兴起。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有所收获的最好证明。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现在，日本的罢工与战前日本的农民起义很相似，过去的农民起义常常是因为赋税和徭役过重，并且会妨碍正常的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因为它们没有企图改变社会制度本身。现在，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比较喜欢采取的办法就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照常工作，增加产量，使管理者丢脸”。在三井（Mitsui）财团的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人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并且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了620吨。足尾（Ashio）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④

2012年12月21日

    当然，不论管理者的政策具有怎样的好意，战败国的行政工作总是很困难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问题不可避免的十分严重。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势必同样严重。复员军人问题是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保留了日本的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显然减轻了许多，但也不是很容易解决的。日本人是深知这种困难的。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深有同感的语气讲到，对于那些历尽艰辛却战败的日本士兵，战败这杯苦酒实在是太难喝了。报纸恳求他们不要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总体说来，复员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参加了追逐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秘密社团。他们很容易憎恨他们现在的状况。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昔日那种特权。以前，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见时都要行礼的。入伍时村子里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以美酒佳肴招待他们，还有美女歌舞表演助兴，士兵们都是坐在上席的。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过去那种优待了，只有家里人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仅此而已，别无其他。在许多城市和乡镇，他们都受到了冷遇。不难想象，了解到这种骤然变化对日本人是多么痛苦，我们就可以更好理解这些军人多么喜欢与旧日同伴相聚，缅怀过去那种把日本的名誉寄托给军人的时代了。而且，可能他的战友有人告诉他，有些幸运的日本军人已经在爪哇（Java）、山西（Shansi）、满洲（Manchuria）与盟军作战了，为什么要绝望?他也将再次去打仗!以国家主义为目标的秘密社团在日本早就存在，这些团体要“为日本正名”。那些因复仇愿望没有完结，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极有可能参加这种秘密社团。这类社团如黑龙会（Black Dragon）、黑洋社（Black Ocean）等使用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对“名分的情义”，是允许使用的。为了消灭这种暴力的存在，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日本政府必须继续坚持长期的努力，强调“义务”的同时，压抑对名分的“情义”。
    因此，仅仅号召“判断”还不够，还必须重建日本的经济，使目前二、三十岁的日本人有生存的办法，并且“各得其所”。必须改善农民的状况。每当经济出现不景气时，日本人就回到故乡农村去。但是，很多地方土地狭小，加上沉重的债务，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日本的工业也必须开始发展了。反对平分遗产的情绪变得十分强烈，应该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的幼子必须到城市去寻找机会。

     日本人今后无疑有困难而漫长的道路要走。勿容置疑的是，如果国家预算不包括重整军备的费用，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十年间，日本财政的一半都花在购买军备及维持军队上。如果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取自农民的地租，这样的国家是有可能健全经济基础的。如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是耕种者得60％，其余40％用于支付地租和租税。这与同是稻谷种植国的缅甸（Burma）、暹罗（Siam）的情况大不相同。那些国家传统的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的。日本耕种者所交纳的巨额税金归根结底是用来维持战争机器了。

    今后十年间，任何欧洲或亚洲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扩充军备的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这类国家可以用财富来建设健康、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推行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我国不会因国防计划的巨大费用而陷入贫穷之中。我国没有蒙受任何战争灾祸，我们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重大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的大批量生产和机械设备非常完善，若不从事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事业以及研究设施的建设，我们就将失业。资本盈利投资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即使在西欧也很不同。德国尽管要承担巨额赔偿，但因不能重新武装自己，在今后十年时间里，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的政策，那么德国就有可能建立起法国所不能做到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同理，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实行军事化，其野心得到美国支持的。日本的财政预算中如果不包括军事化目标，在不远的将来它就将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商业贸易的主角。日本将把经济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重要的地位，如果美国能积极支持这项计划，对日本将是莫大的帮助。

2012年12月21日

    如果美国做不到用命令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那么任何其他国家也做不到。不论在哪一个被统治的国家，这种办法从来没有成功过。对于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任何外国都不能对其发号施令，强迫其按照外国的模式去生活。任何立法都不能使日本人承认被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也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度中的“各得其所”。任何立法也不能使他们具有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和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激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确认识到需要向这个方向改变。日本投降后，他们的当政者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支配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已开始怀疑“耻”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了，并且希望看到自由在同胞中的新发展，也就是从对“社会”谴责和排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不论其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太多了。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藏个人感情，放弃个人欲望，而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这个社会。日本人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忍受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但是，他们身上的负担实在太沉重了。他们必须高度抑制自己以求得自己更好的待遇。他们不敢要求过那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却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一条不归路。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并且变得鄙视那种道德观念比较宽容的民族。
    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迈出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是一次失败。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赢得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的和平。今后数年间，如果俄国和美国致力于扩充军备，准备相互进攻，日本则将利用它的军事知识参加那场战争。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能让我们怀疑日本成为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因为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反之，它也会成为武装阵营的一员。
    目前，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了。他们还将关注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已经失败。如果没有，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火并展示它能对战争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自身可以证明，它已经吸取了教训，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不是通往荣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