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2012年12月21日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者背后的强制力当然也是相互的，也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义务。自我牺牲的道德地位在日本与在美国截然不同。日本人总是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当把为别人服务看作是对自己的压抑。有位日本人对我说：“当我们做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时，我们觉得是自愿的，或者认为给予是对的。不管实际上我们为别人做了多大牺牲，我们绝不会为自己感到遗憾，我们也不认为，这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认为应当为此得到回报。”像日本人那样以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发现这里面还有什么“自我牺牲”。他们极力推动自己去履行极端的义务，而传统的关于相互义务的强制力，则阻碍他们所持有的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
    美国人要想理解自我修养的习惯在日本的状况，就必须对美国的“自我训练(Self－discipline)”概念施行外科手术。我们得把我们文化中“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的概念周围所纠缠的赘生物割掉。在日本，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他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也是“牺牲”。当然训练是艰苦的，但这是事物本性所导致的。新生婴儿虽然十分“幸福”，却没有能力“体验人生”。只有经过精神训练(“自我修养”)才能有生活得充实的能力，并且有能力去“体验人生”。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Only so can he enjoy life)”。修养能修炼丹田之气(自制力之所在)，从而使人生更加广阔。
    在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的理由，在于它能改善其掌控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人们在修养初期可能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最终他会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放弃修养。这一切正如学徒要在事业上充分地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新媳妇要很快适应婆婆的要求。所以在训练的最初阶段，那些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逃避这种修养，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亲就会教导到：“你希望是什么?要体会人生，接受一些训练是必要的；如果放弃修养，你今后一定不会快乐。如果这些后果发生了，我是不会袒护你不受社会非议的。”用他们经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剑。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道德诫律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的严重压抑，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是能理解这种区别的。桥牌冠军绝不会抱怨为了打好牌而必须做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花费的时间看成是一种“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说当一个人在下大赌注或者争夺冠军时，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切与胃溃疡及身体过度紧张不是没有关联的。日本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过，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养于己有利，使得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容忍的行为。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意其所能胜任的行为，而不像美国人那样为自己找借口。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他人，他们更不会因为达到美国人的所谓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沉湎于自怜自惜当中。他们已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2012年12月21日

    “圆满”是超越了培养“能力”自我修养的更高境界。日本作家的有关著作并不能使西方人很容易理解日本人关于能力修养的技巧，而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专家又往往对它不太重视。有时候，他们称之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在著作中认为，他们完全是“无视常识”，最讲究修养的教派——禅宗是“集严肃和荒谬之大成者”。日本人企图通过这种技巧所要达到的目标却不是不可理解，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阐明日本人的精神控制术。
    在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命名自我修养达到“圆满”者的精神境界。这些词汇有的适用于演员，有的适用于宗教信徒，有的适用于剑客，有的适用于演说家，有的适用于画家和茶道宗师。一般来说，它们的大体含义都是相同的。我仅举其中的“无我” 一词为例，这是在上流阶层中很流行的一个禅宗用语。不管它是世俗的经验，还是宗教的经验，它所表达的“圆满”境界的体验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犹如电流从阳极直接导入阴极。没有达到“圆满”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则仿佛有一块绝缘屏。日本人把这个称作“观我”、“阻我”。经过特别训练消除了这种障碍之后，“圆满”者就完全意识不到“我正在做什么”。就像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一样，这也一点不需用力。这种境界就是“一点(One－pointed)”。该行为所产生的图像与行为者内心所描写的形象完全一致。
      即使最普通的日本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满”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在谈到一位女学生时说：“她来到东京一个著名传教士处，说希望成为基督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想乘飞机。于是传教士就让她说说坐飞机与入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定、遇事不慌乱的心，而这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宗教，因此前来求教。”①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而且他们还能把“镇定、遇事不慌乱”与应考、演讲和政治生涯都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一点”能力对从事任何事业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好处。
    许多文明都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训练的目标与技巧具有完全独特的性质。更加有趣的是，日本的很多修养术都来自印度，在印度它们都被称为瑜伽。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控制感觉的技巧至今仍能显示出与印度修行方法的相近之处。二者都同样重视“空灵（排除杂念）”、“体静(身体静止)”，以及成千上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和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标志。甚至印度的术语在日本也通用。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之外，日本的修养术与印度的修养术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禁欲苦行的教派，它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除了这种解脱(“涅?”)外，人别无其他解救之道，而获得解救的障碍则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忍受饥饿、自取其辱、自我折磨才能消除。人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脱俗入圣，位列仙班，从而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摒弃世俗世界，逃脱无边苦海从而得以解脱的修养方法，同时又是一种控制精神力量的方法。越是极端苦行，就越能尽快实现目标。

2012年12月21日

    这种哲学在日本属于异类。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的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教义被少数僧侣所接受，但从未对民间思想习俗产生过影响。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作是人的灵魂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礼和诞辰庆典也没有受到过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思想也不是。一般民众对它一无所知，僧侣们也对它进行加工改造甚至使之绝迹。有僧侣学者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即在此时此地，人在松树和野鸟中都能“涅?”。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对死后的世界有任何空想和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从不讲死人的故事。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人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龛中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当一个民族对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它当然是不会追求涅?之类的困难目标的。如果一个人怎样都能成佛，那就不用使肉体终生受苦去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正如该教义在日本是异类一样，肉体与精神也是不相容的。瑜伽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寄于肉体之中。然而日本却没有这种教义，“人情”并非魔鬼，而且感官享受乐趣也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就是感官必须为人生的重大义务做出牺牲。在日本人对待瑜伽的方法方面，这一信条已经在逻辑上扩展到了极端：不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排除了，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也不是禁欲主义的。他们的“悟者”虽然被称为“隐士”并过着隐遁的生活，但一般仍与妻子同住并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生子与超凡入圣没有一丝半点的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未发现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是件容易的事情。顿“悟”者是得自于自我冥想和质朴的生活，而不在于衣衫褴褛、禁绝声色犬马之娱。日本的圣人们整天吟诗作对、品茶对饮、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甚至要求其信徒尽量避免衣不足、食不足和眠不足这“三不足”。
    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在日本也属于另类：因为这是种认为可以把修行者引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境界的神秘主义修行。无论是原始部族的民众、伊斯兰教的阿訇、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还是中世纪的基督徒，虽然其信仰各异，但是推行神秘主义的修行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都体验到“人世所没有的”快乐。日本虽然也有神秘主义修行法，但却没有神秘主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入定，其实他们也能的。但他们不把它称作“超凡入神”，而是把这种境界看作修炼“一点”技能的方法。他国的神秘主义者说，入定时五官会停止活动；禅宗的信众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入定会使“六官”达到极其灵敏状态。通过训练位于心中的第六官，可以使其支配平常的五官，不过，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都要接受特殊的训练才能入定。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是要听足音来准确地跟踪其足迹；或者在三味境界中仍能辨别诱人的美味。嗅、视、听、触、尝都是“辅助的第六器官”，人要在这种境界中学会使“各器官都非常灵敏”。
    对于任何重视超感经验的教派，这都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即使在入定时，参禅者也不想游荡于自身以外而像尼采（Nietzsche）所描述的古代希腊人那样，“保持原状，保留名分”。在许多日本佛法大师的言论中，有很多对这种见解的生动描写。而这其中讲得最精彩的是在十三世纪创立曹洞宗（Soto cult of Zen）的高僧道元，至今该宗仍是禅宗中最强大和最有势力的教派。谈到自己顿悟（satori）时，他说：“我只知道眼睛是在鼻子之上的……(禅的体验)并不神秘。犹如时间自然流逝，太阳东升西落。”②禅学著作也不认为“入定”体验能够给人以力量而不是能培养自我修养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写到：“瑜伽认为通过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但是禅宗不采纳这种荒谬的说法”。③
    瑜伽派以印度教派为基础的各种观点，就这样被日本完全抹杀了。日本人极端喜爱对事物限定，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的修行方法理解为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自我修养方法；还理解为为使人与其行为之间毫无空隙可言，从而达到“圆满”境界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很有效果的自我依靠的训练方式。它的回报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它能够使人们最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只要付出恰到好处的努力它就能使其控制胆大妄为的心，所以无论外来的身体上的危险还是内心的激情，都不会让他慌乱。

2012年12月21日

    这种训练对僧侣和武士都有相同益处，准确地说，正是日本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很难发现他们会像日本人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如何格斗，而不是用它来追求神秘的体验。在日本，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时起就一直这样。十二世纪日本禅宗的开山鼻祖荣西(Ei－sai)就写了巨著《扬禅保国论》（The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by the Propagation of Zen），而且禅宗还培养了武士、政治家、剑客和学生以实现其非常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所说，在中国，没有任何迹象会使人想到，他日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完全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也许想象得到，这种神秘的教义主张从内心进行直接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的观念，在十二、十三世纪社会动荡的年代，在逃避尘世的僧院中流行起来，但绝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会把它作为生活准则，而实际情况恰恰如此。”④

     日本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Shintoist)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这类神秘修行方法。其中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是上帝恩宠的体现，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助（tariki）”，即靠他人的帮助，亦即仁慈的上帝。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强调“自助（jiriki）”。他们教导人们，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潜力。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作为僧侣，或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施教者——他们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即通过禅宗修行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修禅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在自己身上可以发现光明，根本容不得半点的阻搁。要铲除路上一切妖孽，……遇佛杀佛，逢酋灭酋，遇圣屠圣，只有照此去做才能得救”。⑤
    探索真理的人，不论是佛祖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都不能接受任何间接的经验。“十二篇佛因缘经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研究它虽不能说毫无益处，却不能使顿悟的灵光一闪。有一本禅语对话的书中记载，一个新人求禅僧讲《莲花经》（Lotus of the Good Law）。禅僧讲得头头是道，弟子却失望地说：“这是为什么？我还以为禅僧您蔑视一切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说：“禅并不是一无所知，禅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之外。你并不是来求知的，你只不过是来求解佛经的罢了”。⑥
    为了教给弟子如何“求知”，禅师们所传授的是传统的训练方法。训练既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但不论是哪一种，训练者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取得一定效果。剑客的参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他必须经常练习只属于“能力”范围的基本刺剑动作，但他还必须学会“无我（muga）”。最初，他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撑自己身体的那几平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的地板逐渐升高，直到剑客学会了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像置身庭院之中一样，那时他就得到“真知”了。他的心不再会因为有晕倒的感觉和摔交的危险而背叛自己了。
    日本的这种站柱术只不过把人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Saint Simeon)派的立柱苦行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修养方法。它已经不再是苦行了。无论是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许多风俗习惯，各种身体训练都经过这种改造。潜入冰水和站在山泉瀑布下这类苦行修炼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是为了锻炼身体，有的为了祈求上苍的怜悯，有的则是为了入定。日本人最喜欢的苦行是在天亮之前站或坐在冰凉剌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冰水洗澡三次，但其目的是锻炼自我意识，直到觉不出痛苦。求道者的目的是训练自己能够冥想而不受外界干扰。当他意识不到水的冰冷，在寒冷的清晨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满”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回报。

2012年12月21日

    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恰如其分。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也不会对你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指导”，因为你从自身以外学到的不可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可以和弟子讨论，却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进入新的知识境界。老师越是粗暴，对弟子的帮助就越大。当老师突然打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在这种冲击下，弟子就会像触电般地顿悟，因为这打掉了他的自满。在僧侣们的书中，这类故事比比皆是。
    “公案”是师父们为使弟子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1700多个。禅僧轶事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竟费时七年之久并不足为奇。“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合理的解决。比如“设想一只巴掌怎么能拍响”，或者“思考自己没有出生时母亲分娩时的情景”，以及“背着尸体迎面向我走来的是谁？”，“向我走来的人是谁?”、“万法归于一宗，那一宗又归于什么地方呢?”。在十二、三世纪以前，此类禅语曾在中国使用过。在引进禅宗的同时，日本也引进了这种参禅方法。但在中国，公案没有生存下来；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满”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手册中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含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吞烧红的铁球”的人或“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加倍地努力，横在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终于被除去，犹如一道闪电，“公案”与心融为一体，他就顿“悟”了。

     读了这些描写神经紧绷的努力后，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得到的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Nangaku)花了八年时间思索“往我来者何人也?”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即使此地有物，也随即失去(Even when one affirm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hee, one omits the whole)”。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见一斑。
    徒问：“我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曰：“谁使你受到束缚?(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谚语，就是“骑驴找驴”。他们要学的重要的“不是渔网和陷阱，而是那些用工具来捕捉的鱼和兽”。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学的皆与困境无关，这是一个二难推理，其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天目，现有方法即可解决问题。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借助外力，只需自食其力即可。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追求者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日本人如何考虑探索真理，因为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bricks with which to knock upon the door）”。“门”就装在未顿悟的人性的周围墙上，这种人性不但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而且总是幻想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进行褒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有切身体会的“耻感（haji）”。一旦把门敲开，人就进入自由的天地，人就把砖弃之一旁，再也不用去解答什么公案了。功课已经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解脱了。他们拼命钻牛角尖，“为修行”而变成了“咬铁块的蚊子”。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在“义务”与“情义”，“情义”与“人情”以及“正义”与“情义”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并且获得了自由。他们首次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muga）”的境界。他们的“修炼”成功地实现了“圆满”的目标。

2012年12月21日

    禅宗的权威铃木(Suzuki)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入迷境界”(ecstasy with no sense of I am doing it)，“不用力”。⑦“观我”被根除了；人的“失我”，就是指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观察者。铃木说，“随着意识的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事者和观察者。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行事者(真我)要求摆脱(观我者)束缚”。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不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no soul entity as an unknown or unknowable quantity）”，⑧只有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行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如果变换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人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并据以判断自己的行为。他的观我者极易受伤害。一旦进入灵魂的入迷境界，他就根除了这个易受伤害的自我。他已经意识不到“他正在作（he is doing it）”。这时，他就觉得，和习剑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面无惧色一样，自己的心性已修炼好了。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是通过这种类似的训练来达到“无我”境界的。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infinitude）”，而是不受干扰的对有限的美明晰的感觉；或者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到好处的努力，刚好达到目的。

     即使完全没经过训练的人也可能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在欣赏能乐和歌舞伎时，一个人陶醉于剧情之中，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上满是汗水，他感觉这就是“无我的汗”。轰炸机飞行员在接近目标投弹以前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没有了观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瞄准时，他消失在周围的世界里，同样会渗出“无我的汗”并找不到“观我”。凡是身处此种状态的人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都达到了最高境界。
    以上概念有力地证明了，日本人把自我监督和自我监视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说，一旦这种牵制消失，就感到自由并且很有效率。美国人把他们的“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当作是一回事，并以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进入灵魂入迷境界，摆脱自我监视的束缚，才有去除千斤重担之感。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的思想，而日本人则极力辩解：当心理负担消失时，人的意识会有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对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翻译成西方语言，就应该是“活死尸”，在西方任何语言中，这句话都是一种厌恶的表达。我们讲这句话，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去，在人世只空留一具躯体。日本人讲“就像死了一样而活着”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满”的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很容易通过考试了。”在鼓励进行重要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已经死了。”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看不到前方的路时，也常以“权且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参议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Kagawa)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像被恶鬼缠身的人一样，每天他都躲在房间里哭泣。他那火山爆发般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他的挣扎持续了一个半月，最终生命取得了胜利。……他要像已死之人一样……他就当已经死了一样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⑨战争期间，日本士兵说：“我决心就当已经死了，以谢天皇之恩”。这句话蕴涵了一系列的行动，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捧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零”等。

2012年12月21日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体现了“就当已死地活着”。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一切恐惧和警惕。他已经成为死人一样了，也就是说不需再为恰当的行为而考虑了。死者自由了，他们不用再报“恩”了。因此，“我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了一切冲突，意味着“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我的“观我”及其一切恐惧的负担已经不再阻隔在我和我的目标之间了。过去在我奋力追求时，一直困扰我的紧张和消沉也随之消失。现在，对我来说万事皆有可能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就当吾身已死”的状态中已经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扰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标准。这就生动地指明了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的心理差异。我们讲到一个没有良心的美国人，是指他在作恶时不再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一词时，却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和受到困扰。同一个词，在美国指坏人；在日本则指好人，有教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的人，是指能够完成最困难而又需要无私奉献的人。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泯灭，那他就不再能有罪恶感从而变成了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则不同。按照他们的哲学，人的心灵本来都是善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自然而然就会实践德行，并且非常容易。于是，他想努力修炼“圆满”，消灭对“羞耻感”的自我监视。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消除“第六感”的障碍，才能从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中彻底解脱出来。
    如果你脱离了日本人在其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来考察这种自我训练的哲学，这就会成为胡言乱语。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人那种归之于“观我”的“羞耻感”是日本人身上沉重的负担。如果不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很难讲清楚他们的精神控制术的真正哲学意义。在任何文化中，其道德规范总是要代代相传的，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长者对其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国的育儿方式，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是从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观点的，因此研究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将使我们对这些观点有进一步的了解。      

2012年12月21日

    ⊙由于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他们长大面对社会时会感到严重焦虑，导致日本男人行为的矛盾性……日本人自愿放弃了基本的自由，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而这些自由对美国人来讲，犹如呼吸空气一样必不可少。
    日本人教育子女的方式并不向那些细心的西方人想象的那样。美国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时远不及日本人那样谨慎和严格，而且，美国人也从不会让孩子觉得父母的每个愿望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他们在养小孩时严格地按着规定的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表，在时间未到之前，不管婴儿怎样哭闹也无济于事。如果婴儿吮吸自己的手指或抓自己身上的某个部位，母亲们就会敲敲婴儿的小手来加以制止。而且，母亲也常常不在孩子身边。母亲外出时，婴儿必须得留在家里。在婴儿还不愿吃其他食物时，美国的家长也要让他断奶，如果小孩还习惯用奶瓶，那就不给他奶瓶，让他自己吃。有些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不论孩子喜欢与否，都必须吃。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因而，美国人就会很自然地设想是不是日本的小孩从小就受到更加严格的管制呢？因为只有这样，他们长大后才能学着克制自己的欲望，并在为人处事时也要中规中矩、小心谨慎。
    然而，日本人的作法并非如此。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日本的人生曲线就像一个浅杯一样的U字，非常严格，随着孩子日益成长，父母对孩子的管制会逐渐放宽，当他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并且有了自己的家庭后，他就几乎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决定了。在美国，人生的鼎盛期应该是充满自由和主动性的时期。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日益减退以至成为他人的负担时，这时就又会受到约束了。美国人从未想过要用日本人的那种模式来安排人生，因为对美国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是非常不可理喻的。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人生安排，他们间的共同点就是要在事实上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鼎盛期尽可能多地融入该国的文化。在美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社会给每个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人生鼎盛期自由选择；而在日本，人们则通过最大限度地约束个人的方式来达到使公民更好的融入主流文化的目的。尽管人的青壮年时期是体力最充沛、权利欲望最强的时期，但对日本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你就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日本人深信，只有对个人的约束才能起到修身养性的效果，而过度自由散漫是干不成大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管制之中度过的。往往日本人是在人生的鼎盛时期会受到最大的约束，而在幼年和老年时期则是“自由的领地”。

2012年12月21日

    那些对小孩很溺爱的民族都非常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日本人就是这样。当然，与美国的父母一样，他们要孩子首先是觉得宠着小孩是一种快乐。但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得某种情感上的满足，更主要的是因为如果因为没有小孩而断了家里的香火的话，自己就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每个日本男人至少都得要一个儿子，以便自己死后有人能在厅堂供上自己的灵牌，每天都上香祭拜；使家族的香火能够绵延；能有人来维护家族的名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来也是要作父亲的，但这并不是说从此就撇下父亲不管，而是为了让父亲能更加放心。在一段时间内，父亲仍然是家里“当家的”，等到儿子长大后家里重要的事就是儿子说了算了。如果儿子长大后父亲还把持“当家权”的话，世人就会说是父亲没有摆正自己的角色。正是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使命感才使成年的儿子都不再依靠父亲，因为和西方国家人们的思想一样，依靠父母是可耻的、不体面的。在日本，这种羞耻感的出现可能比美国人还早。
    日本女人也非常想生个儿子，这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同时也是因为妇女只有当了母亲后才有地位。未能给整个家族留下一男半女的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即使没被休掉，也别指望哪天能当上婆婆，对儿子的婚姻指手划脚、或是对儿媳颐指气使。为了家族的香火，她的丈夫可能会收养一个儿子。但按照日本人的观念，不能为丈夫生孩子的妻子仍然是个失败者。日本的妇女都希望能多生小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日本的人口平均出生率是千分之三十一点七，远远高于东欧那些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国家，而美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七点六。日本女人怀小孩的年龄一般都很早，多数是在十九岁就生孩子。
    在日本，分娩与性交一样是非常私人的事情。在分娩时，妇女在产房不能大声尖叫因为这样会让外人知道。母亲要提前给婴儿准备新被褥和小床，因为，新生婴儿睡上新床才会吉利。家庭条件差的人家如果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单和棉絮整理干净，看上去像“新”的一样。小孩的被褥一般都非常轻，而且也不像大人的那样硬。所以，人们都说小孩只有在自己的娃娃床上才会睡得更香，但潜意识里人们让婴儿与大人分床而睡恐怕还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认为一个新的生命应该睡在“新”的床上。婴儿的睡床一般都和母亲的床靠得很近，但婴儿并不和母亲同床睡，只有在小孩长大一点懂得自己要求后他才可以与母亲同床睡。日本人说，一般到小孩满周岁后，他就知道自己伸出双手要大人抱了，这时母亲才会搂着婴儿慢慢入睡。

     在日本，婴儿出生后的头三天是不许吃奶的，因为他们觉得那不是真正的奶汁。三天后，婴儿就可以随时含着奶头了，有时可能是真的在吃奶，有时可能只是因为喜欢这样。日本女人也喜欢给孩子喂奶，她们将哺奶视为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婴儿也最容易感受到母亲的这种乐趣。乳汁不仅能供给小孩营养，同时它还能传递喜悦和快乐。婴儿出生后的头一个月，不是放在小床上睡觉，就是由母亲抱着。只有在满月了以后，才能抱着婴儿去参拜当地神社。拜过神社后小孩的灵魂才与身体合一了，这时才能带着他在外边自由出走。一个月后，母亲就会用一根双重的带子把婴儿背在自己的背上，她们通常是用带子系住孩子的腋下和臀部，然后再绕过双肩，在胸前打个结前来固定。天冷时，母亲就用自己的外罩把孩子全部裹上。家里年龄大点的小孩，不管是哥哥还是姐姐，都要负责看管婴儿，甚至玩垒球或踢石子时也要背着婴儿一起玩。尤其是农民家庭和贫困家庭，多数是靠小孩来看小孩。这样，“由于日本的婴儿从小就生活在孩子圈中，因而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就显得非常聪明、有趣，似乎也能享受那些大孩子玩的游戏的乐趣一样”。①日本人在绑婴儿的时候都是让他们四肢伸开的，这种方式与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流行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非常相似。人们习惯把孩子看成被动的，认为用这种方法包裹婴儿，长大后他们就能够随时随地、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就是这样。但是，日本人在用布带裹婴儿的时候并不是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完全将婴儿至于被动状态的。婴儿“会像小猫一样趴在你的背上，……为了安全起见背上的绷绑也是足够紧的，但婴儿……他们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寻找自己觉得最舒服的姿势；很快，他就能找到一种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而不只是被动地绑在别人肩上。”②
    母亲工作的时候就把婴儿放在他自己的宝宝床上，当要上街外出时就把婴儿背在自己的肩上。母亲会边走边跟婴儿讲话，自己哼着小曲，教他和别人礼貌性地打招呼。如果她自己向别人还礼时，她也会晃着婴儿的小头和小手向别人致意。总之，养小孩是要费很多心思的。每天下午，母亲都要带着婴儿一起洗热水澡，然后抱着他在膝上逗他玩。

2012年12月21日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都要用尿布，而且布质非常粗厚。因而日本人常抱怨说他们的罗圈腿是尿布造成的。再大一点，母亲就会教小孩自己撒尿。觉得小孩要上厕所的时候，母亲就把小孩抱出门去，嘴里吹着口哨，等着孩子撒尿。而小孩听到这口哨声就知道该撒尿了。人们都觉得，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婴儿都很早就会学会了如何撒尿。如果婴儿尿床了，有时母亲就会打小孩的屁股，但更多情况下是首先对小孩严厉训斥一番，然后再更加频繁地带他到户外教他撒尿。当婴儿拉不出大便的时候就要给他洗肠，或给他服泻药。母亲们说这样是为了让婴儿舒服些。学会大小便后婴儿就可以不用带那种不舒服的尿布了。这种尿布之所以不舒服，不仅仅是因为它粗厚，更主要的是因为每次尿湿后日本人没有及时给小孩换尿布的习惯。而婴儿还太小，当然不懂得自己学会撒尿与摘除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关系。他们只知道这是每天不能逃避的任务。而且母亲在让小孩撒尿的时候都会尽量让婴儿的身体离得远点，把他抱得紧点。这种从小就必须服从的习惯使日本人长大后更易于接受日本文化中的繁文缛节。③
    日本的婴儿通常都是先讲话，后走路。人们是不鼓励爬的。传统的习惯是，婴儿不满周岁不能叫他站立或走路。以前所有的母亲都不准自己的小孩在未满周岁的时候走路。近十几年来，由于一份官方名叫《母亲杂志》的刊物大力宣传母亲应鼓励婴儿早走路，再加上这份杂志价位低、普及面广，这种思想才逐渐被普及。母亲们一般会在刚刚学走路的小孩的胳膊下系根带子，或者用手扶着婴儿以防他摔交。但是，相对而言，婴儿还是想早点学会说话的。当人们在逗婴儿讲话的时候，他所用的每一个单词其实都在逐渐起着教育的目的了。人们并不是要让婴儿从平日的讲话中模仿谈话，而是教他们单词、语法和敬语，这是小孩和大人们都易于接受的方式。
    日本的小孩在学会走路后，往往就会干出各种恶作剧。例如他们会用手指捅破窗户纸，或者会自己掉到地板中间的火炉里去等等。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大人就夸大室内的危险。在日本，人们认为踩门槛是非常“危险”的，是日本人的禁忌。因为日本的房子没有地下室，主要是靠梁和柱把房子支起来的。小孩踩了门槛，家里人就会很认真地认为整个房屋都会坍塌变形。不仅如此，孩子们不能在两张榻榻米的联接处嬉戏玩耍。榻榻米的尺寸是固定的，房间会按它实际的面积大小分为“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孩子们经常听到这种故事：古代的武士会从铺底下抽出刀剑把坐卧在铺席连接处的人剌死。只有厚厚的、柔软的榻榻米才是最安全的，有间逢的铺席则是危险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感，母亲才会在让自己的小孩不要干某事的时候说“危险”或“不行”。另一个人们在让小孩不要干某事时常用的词语是“脏”。日本人的家庭是以整洁而出名的，因而他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也要求他们要注意整洁。
    日本小孩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以前都一直是不断奶的。近来政府在《母亲杂志》上提倡婴儿最好在八个月以上断奶，少数中等阶级的女性已经在按这种做法办了，而大多数的日本人仍然是保留着过去的传统做法。日本女性打心眼里认为给孩子喂奶是母亲最大的快乐，即使是那些新出现的、缩短孩子哺乳期的母亲们也认为这样做是为孩子的幸福而必须做出的牺牲。她们接受新的理论，认为“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并说那些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放纵，没有自制力。她们批评道：“那些母亲们说没法让孩子断奶，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因为她下不了决心”；“她就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她的奶”；“她就是为了自己愉悦”。正是这样一大批不愿断奶的母亲的存在，八个月断奶的做法当然不可能普及。不能普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在日本还没有一种专门给刚断奶幼儿特制的代替食品。断奶的孩子应该吃些粥状的食品，而在日本大部分都是从吃母奶一下子就转到吃成人普通食品。日本人很少喝牛奶，也没有为婴儿特制的蔬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政府所说的“长时间哺乳对孩子身体不好”的理论是否正确。

     在婴儿能够听懂大人说话以后他就可以断奶了。这时，吃饭的时候母亲就抱着婴儿与全家人一起进餐，边吃边喂给婴儿一点食物。断奶后婴儿的食量开始增加。由于小孩从一出生就没断过奶，因而现在有些孩子还是比较恋奶、不爱吃东西。这时母亲就时不时地给他们一些点心吃，让他不要恋奶。有时母亲们甚至在奶头上涂上胡椒面。但所有的母亲都会嘲弄幼儿说，如果要吃奶，那就永远都只是个小娃娃。她们说：“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哩!他的年纪和你一样小，却不要吃奶”；“瞧!那小孩在笑话你呢。你已经当哥哥了还要吃奶。”两岁、三岁、甚至四岁大还恋奶的小孩们，如果听到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走过来了的话，就会马上放开妈妈的奶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