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智慧

角落有故事

　　每当酒香茶热，炉烟袅袅，泉水潺潺，则中国人的心头，将感到莫名的欣悦；而每间隔五百年或当习俗变迁，新势力笼罩之下，他们的创造天才将倍感活跃，或在诗歌的韵律方面，或在瓷器的改良方面，或在园艺的技术上，常有一种新的发明，民族的生命乃复继续蠕动而前进。他们常喜悬拟所谓永生不灭的一种幻想，虽只当它是永远不可知，永远是揣测的一个哑谜。却不妨半真半假，出以游戏三昧的精神，信口闲谈闲聊。用同样的态度，他们揣测着自然界的神秘：雷霆、风雪、闪电、冰雹，以及人体机构之作用，如涎液与饥饿之关系。他们不用试验管和解剖刀。他们有时觉得世间一切可知的知识都给自己的祖宗发掘穷尽了，人类哲理的最后一字已经道出，而书法艺术的最后风韵也已发明。


　　职是之故，他们终生营营，着重于谋生存，过于谋改进。他们耐着无穷痛苦，熬着倦眼欲睡的清宵，所为者，乃专以替自私的庭园花草设计，或则精研烹调鱼翅之法，五味既调，乃出以波斯不可知论诗人奥玛开俨（Omar Khayyam）同等之特别风味而咀嚼之。如是，他们在生活艺术之宫既已升堂入室，而艺术与人生合而为一。他们终能戴上中国文化的皇冕——生活的艺术——这是一切人类智慧的终点。


　　

第五章中国的女性
一女性的从属地位(1)

　　中国人之轻视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他们从未给予妇女以应得之权利，自古已然。阴阳二元的基本观念，始出于《易经》，此书为中国古典籍之一，后经孔子为之润饰而流传于后世者。尊敬妇女、爱护女性，本为上古蛮荒时代图顿民族之特性，这种特性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付之阙如，即如《诗经》所收“国风”时代的歌谣中，已有男女不平等待遇之发见，因为《诗经》“小雅”上记载得很明白：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始诒。


　　（这首歌谣的年代至少早于孔子数百年）


　　但彼时妇女尚未降至臣属地位，束缚妇女之思想，实肇端于文明发达之后。妇女被束缚的程度，实随着孔子学说之进展而与日俱深。


　　原始社会制度本来是母系社会，这一点颇值得吾人的注意，因为这种精神的遗痕，至今犹留存于中国的妇女中。中国妇女在其体质上，一般地说，是优于男性的，故虽在孔教家庭中，吾人仍可见妇女操权的事实。这种妇女操权的痕迹，在周代已可明见，盖彼时一般人之族性，系取自妇人之名字，而个人之名字系所以表明其出生之地点或所居之官职者。通观《诗经》中所收之《国风》，吾人殊未见女人有任何退让隐避之痕迹。女子选择匹偶之自由，如今日犹通行于广西南部生番社会者，古时亦必极为流行，这种方法是天真而自由的，《诗经？郑风》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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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这首诗的意思，表现得何等活泼，何等坦白而明显。《诗经》中还有许多女子偕恋人私奔的例证，婚姻制度当时并未成为女性的严重束缚若后代然者。两性关系在孔子时代其情景类似于罗马衰落时期，尤以上层阶级之风气为然。人伦的悖乱，如儿子与后母的私通，公公与媳妇的和奸，自己的夫人送嫁给邻国的国王，佯托替儿子娶媳妇之名而自行强占，以及卿相与王后通奸，种种放荡卑劣行为，见之《左传》之记载，不一而足。女人，在中国永远是实际上操有权力的，在那时尤为得势，魏国的王后甚至可令魏王尽召国内的美男子，聚之宫中。离婚又至为轻易，而离婚者不禁重嫁娶。妇女贞操的崇拜，并未变成男子的固定理想。


　　后来孔教学说出世，始萌女性须行蛰伏的意识；隔别男女两性的所谓礼教乃为孔门信徒所迅速推行，其限制之严，甚至使已嫁姊妹不得与兄弟同桌而食。这种限制，载于《礼记》。《礼记》上所明定的种种仪式，实际上究能奉行至若何程度，殊未易言，从孔氏学说之整个社会哲学观之，此隐隔女性的意义，固易于了解。孔氏学说竭力主张严格判别尊卑的社会。它主张服从，主张承认家庭权力等于国家政治上的权力，主张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分工合作，它鼓励温柔的女性型的妇女。不消说自必教导这样的妇德像娴静、从顺、温雅、清洁、勤俭以及烹饪缝纫的专精，尊敬丈夫之父母，友爱丈夫之兄弟，对待丈夫的朋友之彬彬有礼，以及其他从男子的观点上认为必要的德性。这样的道德上的训诫既没有过甚的错误，更由于经济地位的依赖性与其爱好社会习俗的特性，女子遂予以同意而接受此等教训。或许女人的原意，是想做好人，或许她们的本意初在取悦于男子。


　　儒家学者觉得这种分别对于社会的和谐是必要的，他们的这种见解也许很相近于真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给予为妻子者以与丈夫平等的身份，不过比较上其地位略形逊色，但仍不失为平等的内助。有如道教象征阴阳之二仪，彼此互为补充。在家庭中，它所给予为母亲者之地位，亦颇崇高。依孔教精神的最精确的见解，男女的分别，并不能解作从属关系，却适为两性关系的调整而使之和谐，那些善于驾驭丈夫的女人倒觉得男女这样的分配法，适为女子操权的最犀利的武器；而那些无力驾驭丈夫的女人，则懦弱不足以提出男女平权的要求。

一女性的从属地位(2)

　　这是孔教学说在未受后代男性学者影响以前对待妇女及其社会地位之态度。它并未有像后世学者态度的那种怪癖而自私的观念，但其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识却是种下了根苗。有一劣迹昭彰的例子可引为证明，即丈夫为妻子服丧只消一年，而妻子为丈夫服丧却要三年。又似通常子女为父母服丧为三年，至已嫁女子倘其公公（丈夫的父亲）犹健在，则为生身父母服丧只一年。典型的妇女德性如服从、贞节，经汉代刘向著为定则，使成为一种女性伦理的近乎不易的法典。此伦理观念与男子的伦理大不相同。至若《女诫》的女著作家班昭竭力辩护女子的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女子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最后一条，当然始终未能实行，盖缘孔教的家庭制度中，母性身份颇为高贵也。当汉代之际，妇女为殉贞节而死，已受建立牌坊或官府表题之褒扬，但妇女仍能再嫁，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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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欲追寻寡妇守节这一种学理的发展过程，常陷于过分重视经典学说的弊病。因为中国人总是实事求是的人民，对于学理，不难一笑置之。因而实践常较学理为落后，直至满清时代，守节的妇德盖犹为仅所期望于士绅之家，意在博取褒扬，非可责之普通庶民之族。即在唐代，古文作家韩愈的女儿，且曾再嫁。唐代公主中，有二十三位再嫁，另有四位公主且三度作新嫁娘。不过这种传统观念早在汉代已经萌芽，经过数百年孕育传播，此早期传统观念终致渐见有力，即男子可以续弦，而女子不可再嫁。


　　后乎此，又来了宋代理学家，他们注定妇女必须过那掩藏的生活，而使妇女的再嫁成为犯罪行为。崇拜贞节——这是理学家在妇女界中竭力鼓吹的——变成心理上的固定的理想，妇女因此须负社会道德上的责任，而男子则对此享着免杀的特权。妇女更须负责以保全名誉而提高品格。这一点，男人家也常热烈予以赞美，盖至此其主眼已从寻常家庭妇德移转于女性的英雄主义与节烈的牺牲精神。早如第九世纪，已有一寡妇深受儒家学者的颂扬，因为她正当文君新寡，当她在陪护丈夫灵枢回籍途中，投宿旅舍，那个旅舍主人见色起意，拉了拉她的臂膀。她认为这条臂膀受了沾污，咬紧牙关把它割掉。这样，受到社会上热烈的赞美。又如元代，另有一个寡妇盛受奖许，因为她在病中拒绝裸显其患有溃疮的乳峰于医生，而英勇地不治而死。


　　到了明朝，这种守寡贞节的道德，递演而成为公家制定的法典，凡寡妇守节起自未满三十岁的任何一年龄，能继续保持达五十岁者，可受政府的褒奖而建立牌坊，她的家族并可蒙其荫庇而享受免除公役的权利。这样，不独妇女本身以其清贞而受赞美，即其亲属中之男子亦同蒙其庥。寡妇的贞节道德，不独受男人和她的亲属的欢迎，同时亦为她本人在名誉上邀取显扬的捷径。而且沾着她们的荣誉光的人，不仅限于她们的亲戚，更可及于整个村庄或部落。由于这种理解，贞节遂成为流行的固定理想，只有极少数的孤立人物偶尔发生一些反感而已。因为这个鼓励寡妇守节的训旨，致令孔教学说在一九一七年文艺革新时代被骂为“食人的宗教”。


　　随着孔教学理的进展而并行着的，是实际生活的川流不息，其立足点基于社会的习俗与经济的压力，而经济压力的势力尤为大。比之孔教学说的影响更为重要之事实，则为经济权的操于男子之手。因而一方面孔教学说将妇女守节制成为宗教式的典型，而一方面珍珠、宝石却将一部分妇女转化为小老婆，为荡妇。魏晋之际，大氏族之兴起，资产积聚于少数豪贵，加以政治之紊乱，实一面促进女子嫁充妾媵之风，一面加甚父母溺毙女婴之惨剧，因为贫穷的父母无力担负此一笔嫁女妆奁的巨费。那时许多高官豪富还蓄有私家歌伎舞女自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放荡淫佚的生活及女人的温情的服侍，颇足以满足登徒子之迷梦。晋石崇姬妾数十人，常屑沉香末布象床上，使妾践之，无迹者赐珍珠百琲，有迹者即节其饮食，令体轻。总之，女人至此已变成男子的玩物。然中国妇女地位之如此低落，此等珠链作祟之力，超过于孔教学说。其情形无异于古代之罗马与现代之纽约。妇女缠足制度于是乃沿着此种情况的进展而成熟。这妇女缠足制度是男人家的幻想中之最卑劣的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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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的从属地位(3)

　　好像出乎情理之外，却就当这个时代，中国妇女以善妒著名。那些怕老婆的高官显宦，常带着被抓伤的面貌入朝议政，致劳君王降旨以惩罚这些善妒的妻子。晋时刘伯玉尝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得妇如此，吾无憾焉。”妻忿，曰：“君何以善水神而欲轻我？吾死何愁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托梦语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        伯玉寤而觉之，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则虽盛妆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莫不自以为己丑。后世因称此水为“妒妇津”（津在山东省）。


　　妇人善妒的心理乃与蓄妾制度并兴，其理易见。因为悍妒可视作妇女抵抗男子置妾的惟一自卫武器。一个善妒的妻子只要会利用这一种本能的力量，便可以阻止她的丈夫娶妾，即在现代，此等例子仍数见不鲜。倘男子的头脑清楚足以了解婚姻为妇女至高的惟一的任务，他将宽容这种专业性的伦理观念，不问曾经娶妾与否。吾们有一位学者俞正燮在一八三三年早已发明一条原理，谓妒嫉并非为女子之恶德，妇女而失却丈夫之欢心者，其感想仿佛职业界伙计的失却老板的欢心；而不结婚的女子，具有与失业工人同一的感想。男人家在商业场中营业竞争的妒嫉性，其残忍寡慈恰如女人在情场中的妒嫉，而一个小商人当其出发营业之际，他心中之欲望，宛如一商店主妇之目睹丈夫恋识另一女人。这便是女人的经济依赖性的逻辑。讥笑拜金主义的淌白姑娘者，其原因实出于不了解此种逻辑，因为淌白不过为得意商人之女性方面的复印本。她们的头脑应比之她们的姊妹为清楚，她们系抱了商业精神将其货物售卖于出价最高之主顾，卒获如愿以偿。营业成功的商人和淌白姑娘抱着同一目的——金钱——所以他们应该互相钦佩对方的清敏的心灵。


　　

二家庭和婚姻(1)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著者有一次到苏州乡下去游玩一番，却让女人家用藤轿把我抬上山去。这些女轿夫拼命着要把我这臭男子抬上山去，那时我倒有些恧颜，没了主意，只得忸怩地让她们抬了这么一程。因为我想此辈是古代中国女权族长的苗裔，而为南方福建女人的姊妹。福建女人有着笔挺的躯干，堂堂的胸膛，她们扛运着煤块，耕种着农田，黎明即起，盥洗沐发，整理衣裳，把头发梳得清清净净，然后出门工作，间复抽暇回家，把自己的乳水喂哺儿女。她们同样也是那些豪富女人统治着家庭，统治着丈夫者的女同胞。


　　女人在中国曾否真受过压迫？这个疑问常常盘桓于我的脑际。权威盖世的慈禧大后的幻影马上浮上了我的心头，中国女人不是那么容易受人压迫的女性。女人虽曾受到许多不利的待遇，盖如往时妇女不得充任官吏，然她们仍能引用其充分权力以管理一个家——除掉那些荒淫好色之徒的家庭是例外，那里的女子真不过被当作一种玩物看待。即使在这等家庭中，小老婆也往往还能控驭老爷们。更须注意者，女子尝被剥夺一切权利，但她们从未被剥夺结婚的权利。凡生于中国的每一个姑娘，都有一个自己的“家”替她们准备着。社会上坚决的主张，即如奴婢到了相当年龄，也应该使之择偶。婚姻为女子在中国惟一不可动摇的权利，而由于享受这种权利的机会，她们用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作为掌握权力的最优越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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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种情形可使两面观，男子虽无疑的尝以不公平态度对待女子，然有趣的倒是许多女子偏会采取报复手段者。妇女的处于从属地位，乃为一般的认女人为低能的结果，但同时也由于女子的自卑态度，由于她们的缺乏男子所享受的社会利益，由于她们的教育与知识的比较浅薄，由于她们的低廉而艰难与缺乏自由的生活，更由于她们的双重性本位——妻妾。妇女的痛苦，差不多是一种不可明见的隐痛，乃为普遍的把女性认作低能的结果。倘值夫妇之间无爱情可言，或丈夫而残暴独裁，在此场合，妻便没有其他补救的手段，只有逆来顺受。妇女之忍受家庭专制的压迫，如一般中国人民之能耐政治专制的压迫。但无人敢说中国之专制丈夫特别多，而快乐婚姻特别少，其理由下面即可见之。妇女的德行总以不健谈不饶舌为上，又不要东家西家地乱闯闲逛，又不宜在街头路侧昂首观看异性。但是有许多女人却是生来格外饶舌，有许多女人便是喜欢东家西家地乱闯，有许多女人偏不客气地站立街道上观看男人。女子总被期望以保守贞操而男子则否。但这一点并不感觉有甚么困难，因为大部分女人是天生的贞节者，她们缺乏社交的利益，如西洋妇女所享受者。但是中国妇女既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也不甚关心社交的###，而且一年之间，也少不了有相当胜时令节，好让她们露露头面，欣赏一番社会活动的欢娱景象，或则在家庭内举行宴会，也可以尽情畅快一下。总之，她们除了在家庭以内的活动，其他一切都属非主要任务，在家庭中，她们生活行动有她们的快活自由。故肩荷兵器以警卫市街之责任，亦非她们所欲关心者。


　　在家庭中，女人是主脑。现代的男子大概没有人会相信莎士比亚这样说法：“水性杨花啊！你的名字便是女人。”莎翁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所描写的人物李尔王的女孩和克利奥潘曲拉（Cleopatra）所代表者，便否定了上述的说法。倘把中国人的生活再加以更精密的观察，几可否定流行的以妇女为依赖的意识。中国的慈禧太后，竟会统治偌大一个国家，不问咸丰皇帝的生前死后。至今中国仍有许多慈禧太后存在于政治家的及通常平民的家庭中，家庭是她们的皇座，据之以发号施令，或替她儿孙判决种种事务。


　　凡较能熟悉中国人民生活者，则尤能确信所谓压迫妇女乃为西方的一种独断的批判，非产生于了解中国生活者之知识。所谓“被压迫女性”这一个名词，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份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脑。任何人不信吾言，可读读《红楼梦》，这是中国家庭生活的纪事碑。你且看看祖母贾母的地位身份，再看凤姐和她丈夫的关系，或其他夫妇间的关系（如父亲贾政和他的夫人，允称最为正常的典型关系），然后明白治理家庭者究为男人抑或女人。几位欧美的女性读者或许会妒忌老祖母贾老太太的地位，她是阖家至高无上的荣誉人物，受尽恭顺与礼教的待遇。每天早晨，许多媳妇必趋候老太太房中请安，一面请示家庭中最重要事务。那么就是贾母缠了一双足，隐居深闺，有什么关系呢？那些看门的和管家的男性仆役，固天天跑腿，绝非贾母可比。或可细观《野叟曝言》中水夫人的特性，她是深受儒教熏陶的一个主要角色。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为足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模范人物，在全部小说中，她无疑又为地位最崇高的一人。只消一言出口，可令她的身为卿相的儿子下跪于她的面前，而她一方面运用着无穷智慧，很精细的照顾全家事务，有如母鸡之护卫其雏群。她的处理事务用一种敏捷而慈祥的统治权，全体媳妇是她的顺从的臣属。这样的人物或许是描摹过分了一些，但也不能当作完全虚构。不差，阃以内，女子主之。阃以外，男子主之，孔夫子曾经明白地下过这样分工的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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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和婚姻(2)

　　女人家也很明白这些。就在今日上海百货商店里的女售货员，还有着一付妒嫉的眼光侧视那些已经出嫁的女人，瞧着她们手挽肥满的钱袋，深愿自身是买客而不复是售货员。有时她们情愿替婴孩结织绒线衫裤而不复是盘数现金找头、穿着高跟鞋赓续站立八小时之久，那真是太长久而疲倦的工作。其中大多数都能本能地明了什么是比较好的事情。有的甘愿独立，但这所谓独立，在一个男子统治权的社会里存在的事实不多。善于嘲笑的幽默家不免冷笑这样的“独立”。天生的母性欲望——无形、无言、猛厉而有力的欲望，充满了她们的整个躯体。母性的欲望促起化妆的需要，都是那么无辜，那么天然，那么出于本能；她们从仅足以糊口的工薪中积蓄下来，只够买一双她们自己所售卖的丝袜。她们愿意有一个男朋友送些礼物给她们，或许她们会暗示地，羞答答地请求他们，一方面还要保全她们的自重的身份，中国姑娘本质地是贞洁的，为什么不可请求男人家买些礼物送她呢？她们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购买丝袜呢？这是本能告诉她们是爱情上的必需品。人生是一大谜！她们的悟性再清楚没有，她们很愿意终身只有一个人购买礼物给她。她们希望结婚，她们的直觉是对的。那么婚姻上有什么不对，保护母性又有什么不对？


　　结合了家庭，女人们踏进了归宿的窝巢。她们乃安心从事于缝纫与烹调。可是现在江浙中等人家女人倒不事烹调与缝纫，因为男子在她们自己的圈地上打倒了她们，而最好的缝工和司厨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子大概将在其他事业上继续排挤她们，除了结婚是惟一的例外。因为男子在任何方面所可获得的机会、便利远优于女子，只有结婚为否。至于婚姻分内，女子所可获得的便利，优于男子，这一点她们看得很清楚。任何一个国家中，女人的幸福，非依赖乎她们所可能享受的社交机会之众多，却有赖乎跟她们终身作伴的男人的品质。女人的受苦，多出于男人的暴戾粗鲁过于男人的不够公民投票资格。倘男人而天生的讲情理，脾气好，慎思虑，女人便不致受苦。此外，女人常挟有“性”的利器，这对于她们有很广的用途。这差不多是天所予以使她们获得平等的保证。每一个人，上自君王，下至屠夫，烘饼司务，制烛工人，都曾经责骂过他的妻子而亦曾受过妻子的责骂。因为天命注定男人和女人必须以平等身份相互亲密着。人生某种基本关系像夫妇之间的关系，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所差异的程度至微；远非如一般读了游历家的记述所想像的。西洋人很容易想像中国人的妻子当作像驴子样的供丈夫作奴隶。其实普通中国男子是公平的讲情理的人物。而中国人则容易想像认为西洋人因为从未领受过孔子学说思想的洗礼，所以西洋妻子不关怀丈夫的衣服清洁与果腹事宜，终日身穿宽薄衬裤，逍遥海滩之上，或纵乐于不断的跳舞会中。这些天方野乘、异域奇闻，固为双方人民茶余酒后之闲谈资料；而人情之真相反忘怀于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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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实际生活上，女人究并未受男人之压迫。许多男人金屋藏娇，逢着河东狮吼，弄得在女人之间东躲西避，倒才真是可怜虫。此另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的吸引力，使各等亲属的异性之间不致嫌恶过甚，是以女人倒不受丈夫或公公的压迫；至于姑嫂之间，系属平辈，纵令彼此不睦，不能互相欺侮。所剩留的惟一可能事实，是为媳妇之受婆婆虐待，这实在是常遇的事情。中国大家庭中，媳妇的生活，负着许多责任，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婚姻在中国不算是个人的事件，而为一个家族整体的事件，一个男人不是娶妻子，而是娶一房媳妇，习惯语中便是如此说法。至若生了儿子，习惯语中多说是“生了孙子”。一个媳妇是以对翁姑所负的义务较之对丈夫所负者为重大。盛唐诗人王建尝有一首咏新嫁娘绝句，真是足以引起人类共鸣的传神的笔墨：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二家庭和婚姻(3)

　　未谙翁食性，先遣小姑尝。


　　一个女人能取悦于一个男子，是一种珍贵的努力，至能取悦于另一女人，不啻为一种英勇的行为，所惜许多是失败的。做儿子的，介乎尽孝于父母与尽爱于妻子二者之间，左右为难，从不敢大胆替妻子辩护。实际上许多虐待女人的残酷故事，都可以寻索其根源系属一种同性间的虐待。不过后来媳妇也有做婆婆的日子，倘她能达到这个久经盼望的高龄，那实在是荣誉而有权力的身份，由一生辛苦中得来的。

三理想中的女性(1)

　　女人的深藏，在吾人的美的理想上，在典型女性的理想上，女人教育的理想上，以至恋爱求婚的形式上都有一种确定不移的势力。


　　对于女性，中国人与欧美人的概念彼此大异。虽双方的概念都以女性为包含娇媚神秘的意识，但其观点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这在艺术园地上所表现者尤为明显。西洋的艺术，把女性的肉体视作灵感的源泉和纯粹调和形象的至善至美。中国艺术则以为女性肉体之美系模拟自然界的调和形象而来。对于一个中国人，像纽约码头上所高耸着的女性人像那样，使许许多多第一步踏进美国的客人第一个触进眼帘的便是裸体女人，应该感觉得骇人听闻。女人家的肉体而可以裸裎于大众，实属无礼之至。倘使他得悉女人在那儿并不代表女性，而是代表自由的观念，尤将使他震骇莫名。为什么自由要用女人来代表？又为什么胜利、公正、和平也要用女人来代表？这种希腊的理想对于他是新奇的。因为在西洋人的拟想中，把女人视为圣洁的象征，奉以精神的微妙的品性，代表一切清净、高贵、美丽和超凡的品质。


　　对于中国人，女人爽脆就是女人，她们是不知道怎样享乐的人类。一个中国男孩子自幼就受父母的告诫，倘使他在挂着女人裤子的裆下走过，便有不能长大的危险。是以崇拜女性有似尊奉于宝座之上和暴裸女人的肉体这种事实为根本上不可能的。由于女子深藏的观念，女性肉体之暴露，在艺术上亦视为无礼之至。因而德勒斯登陈列馆（Dresden Gallery）的几幅西洋画杰作，势将被视为猥亵作品。那些时髦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他们受过西洋的洗礼，虽还不敢这样说，但欧洲的艺术家却坦白地承认一切艺术莫不根源于风流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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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中国人的性的欲望也是存在的，不过被掩盖于另一表现方法之下而已。妇女服装的意象，并非用以表人体之轮廓，却用以模拟自然界之律动。一位西洋艺术家由于习惯了敏感的拟想，或许在升腾的海浪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裸体像来；但中国艺术家却在慈悲菩萨的披肩上看出海浪来。一个女性体格的全部动律美乃取决于垂柳的柔美的线条，好像她的低垂的双肩，她的眸子比拟于杏实，眉毛比拟于新月，眼波比拟于秋水，皓齿比拟于石榴子，腰则拟于细柳，指则拟于春笋，而她的缠了的小脚，又比之于弓弯。这种诗的辞采在欧美未始没有，不过中国艺术的全部精神，尤其是中国妇女装饰的范型，却郑重其事的符合这类辞采的内容。因为女人肉体之原形，中国艺术家倒不感到多大兴趣，吾人在艺术作品中固可见之。中国画在人体写生的技巧上，可谓惨淡地失败了。即使以仕女画享盛名的仇十洲（明代），他所描绘的半身裸体仕女画，很有些像一颗一颗番薯。不谙西洋艺术的中国人，很少有能领会女人的颈项和背部的美的。《杂事秘辛》一书，相传为汉代作品，实出于明人手笔，描写一种很准确而完全的女性人体美，历历如绘，表示其对于人体美的真实爱好，但这差不多是惟一的例外。这样的情形，不能不说是女性遮隐的结果。


　　在实际上，外表的变迁没有多大关系。妇女的服装可以变迁，其实只要穿在妇女身上，男人家便会有美感而爱悦的可能，而女人呢，只要男人家觉得这个式样美，她便会穿着在身上。从维多利亚时代钢箍扩开之裙变迁而为二十世纪初期纤长的孩童样的装束，再变而至一九三五年的梅蕙丝（Mae West）摹仿热，其间变化相差之程度，实远较中西服式之为异尤为惹人注目。只消穿到女人身上，在男人们的目光中，永远是仙子般的锦绣。倘有人办一个妇女服饰的国际展览会，应该把这一点弄得清清楚楚。不过二十年前中国妇女满街走着的都是短袄长脚裤，现在都穿了颀长的旗袍把脚踝骨都掩没了；而欧美女子虽还穿着长裙，我想宽薄长脚裤随时有流行的可能。这种种变迁的惟一的效果，不过使男子产生一颗满足的心而已。


　　尤为重要者，为妇女遮隐与典型女性之理想的关系，这种理想便是“贤妻良母”，不过这一句成语在现代中国受尽了讥笑，尤其那些摩登女性，她们迫切的要求平等、独立、自由，她们把妻子和母性看作男人们的附庸，是以贤妻良母一语代表道地的混乱思想。


　　

三理想中的女性(2)

　　让我们把两性关系予以适宜之判断。一个女人，当她做了母亲，好像从未把自己的地位看作视男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依赖者。只有当她失去了母亲的身份时才觉得自己是十足的依赖人物。即在西洋，也有一个时期母性和养育子女不为社会所轻视，亦不为女人们自己所轻视，一个母亲好像很适配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那是一个崇高而荣誉的地位。生育小孩，鞠之育之，训之诲之，以其自己的智慧诱导之以达成人，这种任务，在开明的社会里，无论谁何都决非为轻松的工作。为什么她要被视为社会的经济的依赖男人，这种意识真是难于揣测的，因为她能够担负这一桩高贵的任务，而其成绩又优于男子。妇女中亦有才干杰出、不让须眉者，不过这样的才干妇女其数量确乎是比较少的，少于德谟克拉西所能使吾人信服者。对于这些妇女，自我表现精神的重要过于单单生育些孩子。至于寻常女人，其数无量，则宁愿让男人挣了面包回来，养活一家人口，而让自家专管生育孩子。若云自我表现精神，著者盖尝数见许多自私而卑劣的可怜虫，却能发扬转化而为仁慈博爱、富于牺牲精神的母性，她们在儿女的目光中是德行完善的模范。著者又曾见过美丽的姑娘，她们并不结婚，而过了三十岁，额角上早早浮起了皱纹，她们永不达到女性美丽的第二阶段，即其姿容之容光焕发，有如盛秋森林，格外通达人情，格外成熟，复格外辉煌灿烂。这种情况，在已嫁的幸福妇人怀孕三月之后，尤其是常见的。

角落有故事

　　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孔子称述其理想的社会要没有“旷男怨女”。这个理想在中国经由另一种罗曼斯和婚姻的概念而达到了目的。由中国人看来，西洋社会之最大的罪恶为充斥众多之独身女子。这些独身女子，本身无过失可言，除非她们愚昧地真欲留驻娇媚的青春；她们其实无法自我发抒其情愫耳。许多这一类的女子，倒是大人物，像女教育家、女优伶，但他们倘做了母亲，她们的人格当更为伟大。一个女子，倘若爱上了一个无价值的男子而跟他结了婚，那她或许会跌入造物的陷阱，造物的最大关心，固只要她维系种族的传殖而已；可是妇女有时也可以受造物的赏赐而获得一卷发秀美的婴孩，那时她的胜利，她的快乐，比之她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尤为不可思议；她所蒙受的幸福，比之她在舞台上获得隆盛的荣誉时尤为真实。邓肯女士（lsadora Duncan）忠实足以明了这一切。假使造物是残酷的，那么造物正是公平的，他所给予普通女人的，无异乎给予杰出的女人者。他给予了一种安慰，因为享受做母亲的愉快是聪明才智女人和普通女人一样的情绪，造物注定了这样的命运而让男男女女这样的过活下去。


　　

四女子教育

　　中国女性型理想之不同，包含一种不同的教育我们女儿的方法。盖中国家庭之训练女儿，绝然不同于训练男孩子者。施于女儿的管束，可谓远较施于男孩子者为严谨，更以通常女性成熟期的较早，女孩子能服习于此家庭纪律之时期亦为较早，故女孩子跟同年龄的男孩子作比较，其仪态总来得温文而端庄。女孩子无论怎样，其孩子气总比之男孩子为轻。        一到了十四岁以上，她便开始躲藏起来，学习着温柔典型女性的模样儿了。因为中国人的概念很着重于温柔的女性：她清晨起身，比弟兄辈为早，穿衣服比弟兄为整洁，还得帮忙佐理家政，她得下厨房襄助烹饪，得帮助喂哺她的小弟弟的膳食。她少玩弄玩具而多做工作，讲话比较文静，走路比较雅致，坐相比较端正，腿儿总是紧紧并拢。她们牺牲了轻快活泼的精神而竭力装作端庄。那些孩子脾气的开玩笑说废话，她是没有的，而且她从不破口狂笑，却只是微微一哂而已。她重视处女的贞操，所谓童贞。而童贞在古老的中国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切学问艺术来得高贵的一种财产。她轻易不让陌生人瞧她一眼，虽然她自己躲于屏风背后却常偷看人。她培育着一种神秘的，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魔力，越是遮遮掩掩，那么价值尤高。确实，照男人家的心思，一个女子禁闭于中古式堡垒之中，比之你天天可以见面的姑娘来得动人而可爱。她学习着针线刺绣，用她的年轻的目光和犀利的指尖，她做得一手出色的工作，而工作的进行，比较起算三角题来得迅速。刺绣这种工作是可喜的，因为它给予她时间，俾得进入梦的幻境，而年轻人常常是幻梦的。照这样，她便准备着负起贤妻良母的责任的才能。

角落有故事

　　士绅之家的女儿，亦复学习读书写字。中国曾经出了不少女才子，而现代也至少有半打以上的女作家，获得全国推崇的荣誉。两汉之时，有许多著盛名的饱学妇女；后来魏晋之际，也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一位谢道韫多才善辩，往往能替她的夫弟王献之解脱宾客的问难。博学多能，在中国不论男女，总觉得有限得很，但缙绅士族还是不怠慢教其女儿写字读书。此种文学教育的内容，不外乎文章诗词历史和采自孔子经书的人类智慧、道德训诫。女子所学者止乎此。其实男子之所学，其进乎此者，亦极几微。文学、历史、哲学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几种医药上的特殊的知识与政府之法规，不过是人文学识之总和。妇女的教育，则限于更狭义的人文主义。其不同乃在于知识深进之程度而非在于范围之广狭。


　　中国人的见解，殆适与颇普（Alexander Pope）的格言背道而驰。中国人认为：才学过高，对于妇女是危险的，故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诗和绘画的园地上，她们也常参加一些，因为短行诗歌的写作，好像特别适合于妇女的天才。这些诗都是短短数行，辞藻典丽温雅，却缺少魄力。李清照（一○八一——一一四一）为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遗留给我们寥寥几首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词，充满着雨夜烦闷的情绪与失而复得的快乐。中国女诗人的数量虽较男性诗人为少，其传统却一向延续而未尝中断。单单清朝一代，吾们发现差不多上了千数的女诗人，她们都有作品发表于印刷的集子中，其数量亦不可谓少。自从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对女子缠足很尽力的一位诗人），在他的影响之下，树立了女子写诗的新的范型。可是这个新范型引起另一位大学者章实斋的批评，因为这对于女性典型的优良理想是一种损害。其实写作诗文并不侵及做母亲妻子的责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


　　古代中国闺女实际上比之欧美女子缺少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过受了较好家庭教育，则她可以增厚一些培养为良母贤妻的基础。而她的一生也没有旁的事业，只有做做贤妻良母而已。中国男人们现在临到了一个难关，便是他的选择妻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二者之间孰优。最好的标准妻子有人说过：要有新知识而具旧德性的女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的思想上的冲突，需要常识的无情判断（新女子以妻为一独立的不依赖的人格而轻视良母贤妻的说法）。当作者将知识与教育之增进认为一种进步并尤接近女性典型之理想时，敢深信决非谓吾人将求一闻名世界的女子钢琴名手或女大画家。我深信她的调治羹汤，应较其作诗会有益，而她的真正杰作，将为她的雪白肥胖的小宝宝。依著者的愚见，一位典型的女性还该是一位智慧仁慈而坚定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