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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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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岐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地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惟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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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M的故事

    年以前,一个夏天的中午,阵雨之后阳光尤其灿烂,在花园里,一群孩子跳跳唱唱地像往常那样游戏。


    有个七岁的小姑娘,M,正迷恋着写字;她蹲在路旁的水洼边,用手指蘸着雨水,在已经干燥的路面上写她刚刚学会的字。可能是写不好,也可能是写到一半,字迹就让炽热的阳光吸干了,小姑娘有些扫兴。她离开那儿。


    走到树荫下的一道矮墙边,她已经又快乐起来。她爬上矮墙。


    她坐在矮墙上荡着双腿,欣赏她的糖纸,一张张地翻看,把最暗淡的排在最后,在最可心的上面亲一下。可能是那矮墙还有些潮湿,很凉,她想换个姿势蹲着。但这过程中她发现站在矮墙上的感觉其实更好,蹲下了又站起来。高高地站在那矮墙上,没来由地让她兴奋,她喊:“嘿——,看我呀你们!”


    孩子们都驻步看她,向她仰起羡慕的笑脸。大概是这感觉让她有所联想,七岁的小姑娘整理一下衣裙,快乐地宣布:“我是毛主席!”


    孩子们似乎也都激动,仰起着笑脸向她围拢。


    但是,一个个笑脸忽然僵滞,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有个声音说:“M,你反动!”


    整整那一个夏天,M的全家都在担忧。


    尤其傍晚,窗外,院子里,孩子们依旧唱唱跳跳地玩耍;忽不知是谁想起了M,想起了她的“罪行”,或是想起了“声讨”的快乐,于是乎孩子们齐声地喊:“M,反动!M,反动!M,反动……”虽不过是孩子们别出心裁的游戏,M全家却听得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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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全家人惟低头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


    “反动!反动!反动……”那声音随晚风一浪一浪飘进家中,撞上屋中的死寂,一声声都似尖厉,拖着空旷的回音。


    晚饭草草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声讨”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惟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M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草,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拿起笔作刀枪”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是吗?再听听。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无师自通,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每人发一块,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


    爸和妈都不在家。她冲孩子们喊:“喂——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柜顶上。她蹬着椅子,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孩子们围着她,向她仰起笑脸。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里又松一口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样,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


    “还有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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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快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反动”。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


    “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象不是这样——


    “好象不这么简单。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

B老师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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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籽,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象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您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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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一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B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估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象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半点。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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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嘛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B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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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长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长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庄子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也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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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分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地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1918》,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嘎哩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呆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长到一块。


    老屋里阴暗潮湿,我们常坐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干活。某日庄子上学从那小工厂门前过,看见我,已经走过去了又调头回来,扶着我的轮椅叹道:“甭说了哥,这可真他妈不讲理。”确实是甭说了,我无言以答。庄子又说:“找他们去,不能这么就算完了吧?”“都找了,劳动局、知青办,没用。”“操!丫怎么说?”“人家说全须儿全尾儿的还管不过来呢。”“哥,咱打丫的你说行不行?”我说:“你先上学去吧,回头晚了。”他说:“什么晚不晚的,那也叫上学?”大概那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时候。庄子挨着我坐下,从书包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我说:“你小子敢抽这个?”他说:“人家给的,就两根儿了,正好。”我停下手里的活,陪他把烟抽完。烟缕随风飘散,我不记得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站起来,把烟屁一捻,一弹,弹上屋顶,说一声“谁欺负你,哥,你说话”,跳上自行车急慌慌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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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庄子走后,有个影子一歪一拧地凑过来,是粘鱼。粘鱼的大名叫得挺古雅,可惜记不得了,总之那样的名字后头若不跟着“先生”二字,似乎这名字就还没完。粘鱼——这外号起得贴切,他拄着根拐杖四处流窜,影子似的总给人捉不住的感觉,而且此人好崇拜,他要是戴敬谁就整天在谁身边絮叨个没完,粘得很。


    粘鱼说:“怎么着哥们儿,你也认识庄子?”我说是,多年的邻居,“你也认识他?”粘鱼一脸的自豪:“那是,我们哥俩深了。再说了,这一带你打听打听去,庄子!谁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踢踢庄子刚才扔掉的烟盒说:“瞧见没有,什么烟?”我心里一惊:“怎么,庄子他……拿人东西?”“我操,哥们儿你丫想哪儿去了?庄子可不干那事。拂爷(北京土语:小偷)见了庄子,全他妈尿!”“怎么呢?”“这我不能跟你说。”不说拉倒,我故意埋头干活。我知道粘鱼忍不住,不一会他又凑过来:“狂不狂看米黄,瞅见庄子穿的什么裤子没?米黄的毛哔叽!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说就一边儿去!”“嘿别,别介呀。其实告诉你也没事,你跟庄子也是哥们儿,甭老跟别人说就行。”“快说!”“你想呀,三婶哪儿有钱给他买这个?拂爷那儿来的。操你丫真他妈老外!这么说吧,拂爷的钱反正也不是好来的,懂了吧?”我还是没太懂,拂爷的钱凭什么给庄子?“庄子给他们戳着。”“戳着?”“就是帮他们打架。”“跟谁打,警察?”“哥们儿存心是不?不跟你丫说了。”“那你说跟谁打?”“拂爷一个个①头日脑的,想吃他们的人多了。比方说你是拂爷……”“你才是哪!”“操,你丫怎恁爱急呀?我是说比方!比方你是个拂爷,要是有人欺负你跟你要钱呢?不是吹的,你提提庄子的大名就全齐了。”“你是说六庄?”“那还有假?谁不服?不服就找地方儿练练。”“庄子,他能打架?”粘鱼又是一脸的不屑:“那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夫呀?”“咳,俗话说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是看不出来,庄子小时候蔫儿着呢。”“操你丫老说小时候干嘛?小时候你丫知道你丫现在这下场吗?”“我说你嘴里干净点行不?”“我操,我他妈说什么了?”“听着,粘鱼,你的话我信不信还两说着呢。”“嘿,不信你看看庄子脑袋去,这儿,还有这儿,一共七针,不信你问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算了,反正你丫也不信。”“说!”“跟大砖打架留下的。”“大砖是谁?”“唉,看来真得给你丫上一课了。哥们儿什么烟?”“‘北海’的。”“别噎死谁,你丫留着自格儿抽吧。”粘鱼点起一支“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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