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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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岐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地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惟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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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M的故事

    年以前，一个夏天的中午，阵雨之后阳光尤其灿烂，在花园里，一群孩子跳跳唱唱地像往常那样游戏。


    有个七岁的小姑娘，M，正迷恋着写字；她蹲在路旁的水洼边，用手指蘸着雨水，在已经干燥的路面上写她刚刚学会的字。可能是写不好，也可能是写到一半，字迹就让炽热的阳光吸干了，小姑娘有些扫兴。她离开那儿。


    走到树荫下的一道矮墙边，她已经又快乐起来。她爬上矮墙。


    她坐在矮墙上荡着双腿，欣赏她的糖纸，一张张地翻看，把最暗淡的排在最后，在最可心的上面亲一下。可能是那矮墙还有些潮湿，很凉，她想换个姿势蹲着。但这过程中她发现站在矮墙上的感觉其实更好，蹲下了又站起来。高高地站在那矮墙上，没来由地让她兴奋，她喊：“嘿——，看我呀你们！”


    孩子们都驻步看她，向她仰起羡慕的笑脸。大概是这感觉让她有所联想，七岁的小姑娘整理一下衣裙，快乐地宣布：“我是毛主席！”


    孩子们似乎也都激动，仰起着笑脸向她围拢。


    但是，一个个笑脸忽然僵滞，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有个声音说：“M，你反动！”


    整整那一个夏天，M的全家都在担忧。


    尤其傍晚，窗外，院子里，孩子们依旧唱唱跳跳地玩耍；忽不知是谁想起了M，想起了她的“罪行”，或是想起了“声讨”的快乐，于是乎孩子们齐声地喊：“M，反动！M，反动！M，反动……”虽不过是孩子们别出心裁的游戏，M全家却听得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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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惟低头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


    “反动！反动！反动……”那声音随晚风一浪一浪飘进家中，撞上屋中的死寂，一声声都似尖厉，拖着空旷的回音。


    晚饭草草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声讨”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惟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M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草，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拿起笔作刀枪”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是吗？再听听。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无师自通，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每人发一块，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


    爸和妈都不在家。她冲孩子们喊：“喂——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柜顶上。她蹬着椅子，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孩子们围着她，向她仰起笑脸。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里又松一口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样，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


    “还有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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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快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反动”。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


    “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象不是这样——


    “好象不这么简单。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

B老师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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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籽，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象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您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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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一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B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估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象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半点。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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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嘛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B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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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长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长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庄子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也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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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分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地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1918》，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嘎哩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呆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长到一块。


    老屋里阴暗潮湿，我们常坐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干活。某日庄子上学从那小工厂门前过，看见我，已经走过去了又调头回来，扶着我的轮椅叹道：“甭说了哥，这可真他妈不讲理。”确实是甭说了，我无言以答。庄子又说：“找他们去，不能这么就算完了吧？”“都找了，劳动局、知青办，没用。”“操！丫怎么说？”“人家说全须儿全尾儿的还管不过来呢。”“哥，咱打丫的你说行不行？”我说：“你先上学去吧，回头晚了。”他说：“什么晚不晚的，那也叫上学？”大概那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时候。庄子挨着我坐下，从书包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我说：“你小子敢抽这个？”他说：“人家给的，就两根儿了，正好。”我停下手里的活，陪他把烟抽完。烟缕随风飘散，我不记得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站起来，把烟屁一捻，一弹，弹上屋顶，说一声“谁欺负你，哥，你说话”，跳上自行车急慌慌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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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走后，有个影子一歪一拧地凑过来，是粘鱼。粘鱼的大名叫得挺古雅，可惜记不得了，总之那样的名字后头若不跟着“先生”二字，似乎这名字就还没完。粘鱼——这外号起得贴切，他拄着根拐杖四处流窜，影子似的总给人捉不住的感觉，而且此人好崇拜，他要是戴敬谁就整天在谁身边絮叨个没完，粘得很。


    粘鱼说：“怎么着哥们儿，你也认识庄子？”我说是，多年的邻居，“你也认识他？”粘鱼一脸的自豪：“那是，我们哥俩深了。再说了，这一带你打听打听去，庄子！谁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踢踢庄子刚才扔掉的烟盒说：“瞧见没有，什么烟？”我心里一惊：“怎么，庄子他……拿人东西？”“我操，哥们儿你丫想哪儿去了？庄子可不干那事。拂爷（北京土语：小偷）见了庄子，全他妈尿！”“怎么呢？”“这我不能跟你说。”不说拉倒，我故意埋头干活。我知道粘鱼忍不住，不一会他又凑过来：“狂不狂看米黄，瞅见庄子穿的什么裤子没？米黄的毛哔叽！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说就一边儿去！”“嘿别，别介呀。其实告诉你也没事，你跟庄子也是哥们儿，甭老跟别人说就行。”“快说！”“你想呀，三婶哪儿有钱给他买这个？拂爷那儿来的。操你丫真他妈老外！这么说吧，拂爷的钱反正也不是好来的，懂了吧？”我还是没太懂，拂爷的钱凭什么给庄子？“庄子给他们戳着。”“戳着？”“就是帮他们打架。”“跟谁打，警察？”“哥们儿存心是不？不跟你丫说了。”“那你说跟谁打？”“拂爷一个个①头日脑的，想吃他们的人多了。比方说你是拂爷……”“你才是哪！”“操，你丫怎恁爱急呀？我是说比方！比方你是个拂爷，要是有人欺负你跟你要钱呢？不是吹的，你提提庄子的大名就全齐了。”“你是说六庄？”“那还有假？谁不服？不服就找地方儿练练。”“庄子，他能打架？”粘鱼又是一脸的不屑：“那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夫呀？”“咳，俗话说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是看不出来，庄子小时候蔫儿着呢。”“操你丫老说小时候干嘛？小时候你丫知道你丫现在这下场吗？”“我说你嘴里干净点行不？”“我操，我他妈说什么了？”“听着，粘鱼，你的话我信不信还两说着呢。”“嘿，不信你看看庄子脑袋去，这儿，还有这儿，一共七针，不信你问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算了，反正你丫也不信。”“说！”“跟大砖打架留下的。”“大砖是谁？”“唉，看来真得给你丫上一课了。哥们儿什么烟？”“‘北海’的。”“别噎死谁，你丫留着自格儿抽吧。”粘鱼点起一支“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