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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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

珊珊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那是暑假的末尾，她说一开学就要表演这个节目。


    晌午，院子里很静。各家各户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里伴着自己的鼾声。珊珊换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吱呀”一声推开她家屋门，走到老海棠树下，摆一个姿势，然后轻轻起舞。


    “吱呀”一声我也从屋里溜出来。


    “干什么你？”珊珊停下舞步。


    “不干什么。”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看一圈，然后在南房的阴凉里坐下。


    海棠树下，西蕃莲开得正旺，草茉莉和夜来香无奈地等候着傍晚。蝉声很远，近处是“嗡嗡”的蜂鸣，是盛夏的热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会儿跳进阳光，白色的衣裙灿烂耀眼，一会跳进树影，纷乱的图案在她身上漂移、游动；舞步轻盈，丝毫也不惊动海棠树上入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兴我看她跳，跳到满意时她瞥我一眼，说：“去！”——既高兴我看她，又说“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头去看树上的蜻蜓，一只又一只，翅膀微垂，睡态安详。其中一只通体乌黑，是难得的“老膏药”。我正想着怎么去捉它，珊珊喘吁吁地冲我喊：“嘿快，快看哪你，就要到了。”


    她开始旋转，旋转进明亮，又旋转得满身树影纷乱，闭上眼睛仿佛享受，或者期待，她知道接下来的动作会赢得喝彩。她转得越来越快，连衣裙像降落伞一样张开，飞旋飘舞，紧跟着一蹲，裙裾铺开在海棠树下，圆圆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闪烁的图案。


    “嘿，芭蕾舞！”我说。


    “笨死你，”她说，“这是芭蕾舞呀？”


    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就是芭蕾舞，而且我听得出珊珊其实喜欢我这样说。在一个九岁的男孩看来，芭蕾并非一个舞种，芭蕾就是这样一种动作——旋转，旋转，不停地旋转，让裙子飞起来。那年我可能九岁。如果我九岁，珊珊就是十岁。


    又是“吱呀”一声，小恒家的屋门开了一条缝，小恒蹑手蹑脚地钻出来。


    “有蜻蜓吗？”


    “多着呢！”


    小恒屁也不懂，光知道蜻蜓，他甚至都没注意珊珊在干嘛。


    “都什么呀？”小恒一味地往树上看。


    “至少有一只‘老膏药’！”


    “是吗？”


    小恒又钻回屋里，出来时得意地举着一小团面筋。于是我们就去捉蜻蜓了。一根竹杆，顶端放上那团面筋，竹杆慢慢升上去，对准“老膏药”，接近它时要快要准，要一下子把它粘住。然而可惜，“老膏药”聪明透顶，珊珊跳得如火如荼它且不醒，我的手稍稍一抖它就知道，立刻飞得无影无踪。珊珊幸灾乐祸。珊珊让我们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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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看你就滚一边儿去，到时候我还得上台哪，是正式演出。”


    她说的是“你”，不是“你们”，这话听来怎么让我飘飘然有些欣慰呢？不过我们不走，这地方又不单是你家的！那天也怪，老海棠树上的蜻蜓特别多。珊珊只好自己走开。珊珊到大门洞里去跳，把院门关上。我偶尔朝那儿望一眼，门洞里幽幽暗暗，看不清珊珊高兴还是生气，惟一缕无声的雪白飘上飘下，忽东忽西。


    那个中午出奇地安静。我和小恒全神贯注于树上的蜻蜓。


    忽然，一声尖叫，随即我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了的味。只见珊珊飞似地往家里跑，然后是她的哭声。我跟进去。床上一块黑色的烙铁印，冒着烟。院子里的人都醒了，都跑来看。掀开床单，褥子也糊了，揭开褥子，毡子也黑了。有人赶紧舀一碗水泼在床上。


    “熨什么呢你呀？”


    “裙子，我的连……连衣裙都绉了，”珊珊抽咽着说。


    “咳，熨完就忘了把烙铁拿开了，是不是？”


    珊珊点头，眼巴巴地望着众人，期待或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


    “没事儿你可熨它干嘛？你还不会呀！”


    “一开学我……我就得演出了。”


    “不行了，褥子也许还凑合用，这床单算是完了。”


    珊珊立刻嚎啕。


    “别哭了，哭也没用了。”


    “不怕，回来跟你阿姨说清楚，先给她认个错儿。”


    “不哭了珊珊，不哭了，等你阿姨回来我们大伙帮你说说（情）。”


    可是谁都明白，珊珊是躲不过一顿好打了。


    这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故事。“阿姨”者，珊珊的继母。


    珊珊才到这个家一年多。此前好久，就有个又高又肥的秃顶男人总来缠着那个“阿姨”。说缠着，是因为总听见他们在吵架，一宿一宿地吵，吵得院子里的人都睡不好觉。可是，吵着吵着忽然又听说他们要结婚了。这男人就是珊珊的父亲。这男人，听说还是个什么长。这男人我不说他胖而说他肥，是因他实在并不太胖，但在夏夜，他摆两条赤腿在树下乘凉，粉白的肉颤呀颤的，小恒说“就像肉冻”，你自然会想起肥。据说珊珊一年多前离开的，也是继母。离开继母的家，珊珊本来高兴，谁料又来到一个继母的家。我问奶奶：“她亲妈呢？”奶奶说：“小孩儿，甭打听。”“她亲妈死了吗？”“谁说？”“那她干嘛不去找她亲妈？”“你可不许去问珊珊，听见没？”“怎么了？”“要问，我打你。”我嘻皮笑脸，知道奶奶不会打。“你要是问，珊珊可就又得挨打了。”这一说管用，我想那可真是不能问了。我想珊珊的亲妈一定是死了，不然她干嘛不来找珊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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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茉莉开了。夜来香也开了。满院子香风阵阵。下班的人陆续地回来了。炝锅声、炒菜声就像传染，一家挨一家地整个院子都热闹起来。这时有人想起了珊珊。“珊珊呢？”珊珊家烟火未动，门上一把锁。“也不添火也不做饭，这孩子哪儿去了？”“坏了，八成是怕挨打，跑了。”“跑了？她能上哪儿去呢？”“她跟谁说过什么没有？”众人议论纷纷。我看他们既有担心，又有一丝快意——给那个所谓“阿姨”点颜色看，让那个亲爹也上点心吧！


    奶奶跑回来问我：“珊珊上哪儿了你知道不？”


    “我看她是找她亲妈去了。”


    众人都来围着我问：“她跟你说了？”“她是这么跟你说的吗？”“她上哪儿去找她亲妈，她说了吗？”


    “要是我，我就去找我亲妈。”


    奶奶喊：“别瞎说！你倒是知不知道她上哪儿了？”


    我摇头。


    小恒说看见她买菜去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买菜去了？”


    “她天天都去买菜。”


    我说：“你屁都不懂！”


    众人纷纷叹气，又纷纷到院门外去张望，到菜站去问，在附近的胡同里喊。


    我也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去喊珊珊。走过老庙。走过小树林。走过轰轰隆隆的建筑工地。走过护城河，到了城墙边。没有珊珊，没有她的影子。我爬上城墙，喊她，我想这一下她总该听见了。但是晚霞淡下去，只有晚风从城墙外吹过来。不过，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下了城墙往回跑，我相信我这个想法一定不会错。我使劲跑，跑过护城河，跑过工地，跑过树林，跑过老庙，跑过一条又一条胡同，我知道珊珊会上哪儿，我相信没错她肯定在那儿。


    小学校。对了，她果然在那儿。


    操场上空空旷旷，操场旁一点雪白。珊珊坐在花坛边，抱着肩，蜷起腿，下巴搁在膝盖上，晚风吹动她的裙裾。


    “珊珊，”我叫她。


    珊珊毫无反应。也许她没听见？


    “珊珊，我猜你就在这儿。”


    我肯定她听见了。我离她远远地坐下来。


    四周有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蝉鸣却是更加地热烈。


    我说：“珊珊，回家吧。”


    可我还是不敢走近她。我看这时候谁也不敢走近她。就连她的“阿姨”也不敢。就连她亲爹也不敢。我看只有她的亲妈能走近她。


    “珊珊，大伙都在找你哪。”


    在我的印象里，珊珊站起来，走到操场中央，摆一个姿势，翩翩起舞。


    四周已是万家灯火。四周的嘈杂围绕着操场上的寂静、空旷，还有昏暗，惟一缕白裙鲜明，忽东忽西，飞旋、飘舞……


    “珊珊回去吧。”“珊珊你跳得够好了。”“离开学还有好几天哪珊珊你就先回去吧。”我心里这样说着，但是我不敢打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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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爬上来，照耀着白色的珊珊，照耀她不停歇的舞步；月光下的操场如同一个巨大的舞台。在我的愿望里，也许，珊珊你就这么尽情尽意地跳吧，别回去，永远也不回去，但你要跳得开心些，别这么伤感，别这么忧愁，也别害怕。你用不着害怕呀珊珊，因为，因为再过几天你就要上台去表演这个节目了，是正式的……


    但是结尾，是这个故事最为悲惨的地方：那夜珊珊回到家，仍没能躲过一顿暴打。而她不能不回去，不能不回到那个继母的家。因为她无处可去。


    因而在我永远的童年里，那个名叫珊珊的女孩一直都在跳舞。那件雪白的连衣裙已经熨好了，雪白的珊珊所以能够飘转进明亮，飘转进幽暗，飘转进遍地树影或是满天星光……这一段童年似乎永远都不会长大，因为不管何年何月，这世上总是有着无处可去的童年。

小恒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地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罗里罗嗦，顾左右而言它。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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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夹塞儿，要排队。”


    1966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6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末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份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呆，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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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惟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惟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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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老海棠树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象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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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胡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份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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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孙姨和梅娘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57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哀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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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象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致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