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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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是干嘛的？”


    “不知道。我爸和我妈从来都不让我问。”


    “唔，我知道了。”


    可是我知道了。镜框中的女人无比安祥，慈善的目光中又似有一缕凄哀。不，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但她的眼神、她的姿态、她的沉静，加上四周白色的纱帘和那一缕淡淡的夕阳，我心中的懵懂又一次被惊动了，虽不如第一次那般强烈，但却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钟声，那歌唱，脚踩落叶的轻响，以及风过树林那一片辽阔的沙沙声……


    “你知道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那你说你知道了？”


    “我就是知道了。不信拉倒。”


    《记忆与印象1》(1-9篇)2001年3月15日完成

第二部分
重病之时

    重病之时，有几行诗样的文字清晰地走进过我的昏睡：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梦里我听见，灵魂


    像一只飞虻


    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


    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


    眺望就是回想。


    重病之时整天是梦。梦见熟悉的人，熟悉的往事，也梦见陌生的人，和完全陌生的景物。偶尔醒来，窗外是无边的暗夜，是恍忽的晴空，是心里的怀疑：


    谁说我没有死过？


    出生以前，太阳


    已无数次起落


    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吞并


    又以我生日的名义


    卷土重来。


    重病之时，寒冷的冬天里有过一个奇迹——我在梦中学会了一支歌。梦中，一群男孩和女孩齐声地唱：生生露生雪，生生雪生水，我们友谊，幸福长存。莫名其妙的歌词，闻所未闻的曲调，醒来竟还会唱，现在也还会。那些孩子，有我认识的，也有的我从未见过，他们就站在我儿时的那个院子里，轻轻地唱，轻轻地摇，四周虚暗，瑞雪霏霏。


    这奇妙的歌，不知是何征兆。


    懂些医道的人说好——“生生”，是说你还要活下去；“生水”嘛，肾主水，你不是肾坏了吗？那是说你的生命之水枯而未竭，或可再度丰沛。


    是吗？不有些牵强？


    不过，我更满意后两句：我们友谊，幸福长存。


    那群如真似幻的孩子，在我昏黑的梦里翩然不去。那清明畅朗的童歌，确如生命之水，在我僵冷的身体里悠然荡漾。


    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任何时候睁开眼，都见她在我身旁。我看她，也像那群孩子中的一个。


    我说：“这一回，恐怕真是要结束了。”


    她说：“不会。”


    我真的又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水涟涟。


    我又能摇着轮椅出去了，走上阳台，走到院子里，在早春的午后，把那几行梦中的诗句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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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出


    往日已归去哪里？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


    在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之中


    生死同一。

八子

    童年的伙伴，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八子。


    几十年来，不止一次，我在梦中又穿过那条细长的小巷去找八子。巷子窄到两个人不能并行，两侧高墙绵延，巷中只一户人家。过了那户人家，出了小巷东口，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宽阔的空地上有一棵枯死了半边的老槐树，有一处公用的自来水，有一座山似的煤堆。八子家就在那儿。梦中我看见八子还在那片空地上疯跑，领一群孩子呐喊着向那山似的煤堆上冲锋，再从煤堆爬上院墙，爬上房顶，偷摘邻居院子里的桑椹。八子穿的还是他姐姐穿剩下的那条碎花裤子。


    八子兄弟姐妹一共十个。一般情况，新衣裳总是一、三、五、七、九先穿，穿小了，由排双数的继承。老七是个姐，故继承一事常让八子烦恼。好在那时无论男女，衣装多是灰、蓝二色，八子所以还能坦然。只那一条碎花裤子让他倍感羞辱。那裤子紫地白花，七子一向珍爱还有点舍不得给，八子心说谢天谢地最好还是你自格儿留着穿。可是母亲不依，冲七子喊：“你穿着小了，不八子穿谁穿？”七、八于是齐声叹气。八子把那裤子穿到学校，同学们都笑他，笑那是女人穿的，是娘们儿穿的，是“臭美妞才穿的呢！”八子羞愧得无地自容，以至蹲在地上用肥大的衣襟盖住双腿，半天不敢起来，光是笑。八子的笑毫无杂质，完全是承认的表情，完全是接受的态度，意思是：没错儿，换了别人我也会笑他的，可惜这回是我。


    大伙笑一回也就完了，惟一个可怕的孩子不依不饶。（这孩子，姑且叫他k吧；我在《务虚笔记》里写过，他矮小枯瘦但所有的孩子都怕他。他有一种天赋本领，能够准确区分孩子们的性格强弱，并据此经常地给他们排一排座次——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以及我不跟谁好——于是，孩子们便都屈服在他的威势之下。）k平时最怵八子，八子身后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哥；k因此常把八子排在“我第一跟你好”的位置。然而八子独立独行，对k的威势从不在意，对k的拉拢也不领情。如今想来，k一定是对八子记恨在心，但苦于无计可施。这下机会来了——因为那条花裤子，k敏觉到降服八子的时机到了。k最具这方面才能，看见谁的弱点立刻即知怎样利用。拉拢不成就要打击，k生来就懂。比如上体育课时，老师说：“男生站左排，女生站右排。”k就喊：“八子也站右排吧？”引得哄堂大笑，所有的目光一齐射向八子。再比如一群孩子正跟八子玩得火热，k踅步旁观，冷不盯捡其中最懦弱的一个说：“你干嘛不也穿条花裤子呀？”最懦弱的一个发一下懵，便困窘地退到一旁。k再转向次懦弱的一个：“嘿，你早就想跟臭美妞儿一块玩儿了是不是？”次懦弱的一个便也犹犹豫豫地离开了八子。我说过我生性懦弱，我不是那个最，就是那个次。我惶惶然离开八子，向k靠拢，心中竟跳出一个卑鄙的希望：也许，k因此可以把“跟我好”的位置往前排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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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就是这样孤立对手的，拉拢或打击，天生的本事，八子身后再有多少哥也是白搭。你甚至说不清道不白就已败在k的手下。八子所以不曾请他的哥哥们来帮忙，我想，未必是他没有过这念头，而是因为k的手段高超，甚至让你都不知何以申诉。你不得不佩服k。你不得不承认那也是一种天才。那个矮小枯瘦的k，当时才只有十一、二岁！他如今在哪儿？这个我童年的惧怕，这个我一生的迷惑，如今在哪儿？时至今日我也还是弄不大懂，他那恶毒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如今我已年过半百，所经之处仍然常能见到k的影子，所以我在《务虚笔记》中说过：那个可怕的孩子已经长大，长大得到处都在。


    我投靠在k一边，心却追随着八子。所有的孩子也都一样，向k靠拢，但目光却羡慕地投向八子——八子仍在树上快乐地攀爬，在房顶上自由地蹦跳，在那片开阔的空地上风似地飞跑，独自玩得投入。我记得，这时k的脸上全是忌恨，转而恼怒。终于他又喊了：“花裤子！臭美妞！”怯懦的孩子们（我也是一个）于是跟着喊：“花裤子！臭美妞！花裤子！臭美妞！”八子站在高高的煤堆上，脸上的羞惭已不那么纯粹，似乎也有了畏怯，疑虑，或是忧哀。


    因为那条花裤子，我记得，八子也几乎被那个可怕的孩子打倒。


    八子要求母亲把那条裤子染蓝。母亲说：“染什么染？再穿一季，我就拿它做鞋底儿了。”八子说：“这裤子还是让我姐穿吧。”母亲说：“那你呢，光眼子？”八子说：“我穿我六哥那条黑的。”母亲说：“那你六哥呢？”八子说：“您给他做条新的。”母亲说：“嘿这孩子，什么时候挑起穿戴来了？边儿去！”


    一个礼拜日，我避开k，避开所有别的孩子，去找八子。我觉着有愧于八子。穿过那条细长的小巷，绕过那座山似的煤堆，站在那片空地上我喊：“八子！八子——！”“谁呀？”不知八子在哪儿答应。“是我！八子，你在哪儿呢？”“抬头，这儿！”八子悠然地坐在房顶上，随即扔下来一把桑椹：“吃吧，不算甜，好的这会儿都没了。”我暗自庆幸，看来他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给忘了。


    我说：“你下来。”


    八子说：“干嘛？”


    是呀，干嘛呢？灵机一动我说：“看电影，去不去？”


    八子回答得干脆：“看个屁，没钱！”


    我心里忽然一片光明。我想起我兜里正好有一毛钱。


    “我有，够咱俩的。”


    八子立刻猫似地从树上下来。我把一毛钱展开给他看。


    “就一毛呀？”八子有些失望。


    我说：“今天礼拜日，说不定有儿童专场，五分一张。”


    八子高兴起来：“那得找张报纸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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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那你想看什么？”


    “我？随便。”但他忽然又有点犹豫：“这行吗？”意思是：花你的钱？


    我说：“这钱是我自己攒的，没人知道。”


    走进他家院门时，八子又拽住我：“可别跟我妈说，听见没有？”


    “那你妈要是问呢？”


    八子想了想：“你就说是学校有事。”


    “什么事？”


    “你丫编一个不得了？你是中队长，我妈信你。”


    好在他妈什么也没问。他妈和他哥、他姐都在案前埋头印花（即在空白的床单、桌布或枕套上印出各种花卉的轮廓，以便随后由别人补上花朵和枝叶）。我记得，除了八子和他的两个弟弟——九儿和石头，当然还有他父亲，他们全家都干这活儿，没早没晚地干，油彩染绿了每个人的手指，染绿了条案，甚至墙和地。


    报纸也找到了，场次也选定了，可意外的事发生了。九儿首先看穿了我们的秘密。八子冲他挥挥拳头：“滚！”可随后石头也明白了：“什么，你们看电影去？我也去！”八子再向石头挥拳头，但已无力。石头说：“我告妈去！”八子说：“你告什么？”“你花人家的钱！”八子垂头丧气。石头不好惹，石头是爹妈的心尖子，石头一哭，从一到九全有罪。


    “可总共就一毛钱！”八子冲石头嚷。


    “那不管，反正你去我也去。”石头抱住八子的腰。


    “行，那就都甭去！”八子拉着我走开。


    但是九儿和石头寸步不离。


    八子说：“我们上学校！”


    九儿和石头说：“我们也上学校。”


    八子笑石头：“你？是我们学校的吗你？”


    石头说：“是！妈说明年我也上你们学校。”


    八子拉着我坐在路边。九儿拉着石头跟我们面对面坐下。


    八子几乎是央求了：“我们上学校真是有事！”


    九儿说：“谁知道你们有什么事？”


    石头说：“没事怎么了，就不能上学校？”


    八子焦急地看着太阳。九儿和石头耐心地盯着八子。


    看看时候不早了，八子说：“行，一块儿去！”


    我说：“可我真的就一毛钱呀！”


    “到那儿再说。”八子冲我使眼色，意思是：瞅机会把他们甩了还不容易？


    横一条胡同，竖一条胡同，八子领着我们崎里拐弯地走。九儿说：“别蒙我们八子，咱这是上哪儿呀？”八子说：“去不去？不去你回家。”石头问我：“你到底有几毛钱？”八子说：“少废话，要不你甭去。”崎里拐弯，崎里拐弯，我看出我们绕了个圈子差不多又回来了。九儿站住了：“我看不对，咱八成真是走错了。”八子不吭声，拉着石头一个劲儿往前走。石头说：“咱抄近道走，是不是八子？”九儿说：“近个屁，没准儿更远了。”八子忽然和蔼起来：“九儿，知道这是哪儿吗？”九儿说：“这不还是北新桥吗？”八子说：“石头，从这儿，你知道怎么回家吗？”石头说：“再往那边不就是你们学校了吗？我都去过好几回了。”“行！”八子夸石头，并且胡噜胡噜他的头发。九儿说：“八子，你想干嘛？”八子吓了一跳，赶紧说：“不干嘛，考考你们。”这下八子放心了，若无其事地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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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只在一瞬间。在一个拐弯处，说时迟那时快，八子一把拽起我钻进了路边的一家院门。我们藏在门背后，紧贴墙，大气不出，听着九儿和石头的脚步声走过门前，听着他们在那儿徘徊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追去。八子探出头瞧瞧，说一声“快”，我们跳出那院门，转身向电影院飞跑。


    但还是晚了，那个儿童专场已经开演半天了。下一场呢？下一场是成人场，最便宜的也得两毛一位了。我和八子站在售票口前发呆，真想把时钟倒拨，真想把价目牌上的两角改成五分，真想忽然从兜里又摸出几毛钱。


    “要不，就看这场？”


    “那多亏呀？都演过一半了。”


    “那，买明天的？”


    我和八子再到价目牌前仰望：明天，上午没有儿童场，下午呢？还是没有。“干脆就看这场吧？”“行，半场就半场。”但是卖票的老头说：“钱烧的呀你们俩？这场说话就散啦！”


    八子沮丧地倒在电影院前的台阶上，不知从哪儿捡了张报纸，盖住脸。


    我说：“嘿八子，你怎么了？”


    八子说：“没劲！”


    我说：“这一毛钱我肯定不花，留着咱俩看电影。”


    八子说：“九儿和石头这会儿肯定告我妈了。”


    “告什么？”


    “花别人的钱看电影呗。”


    “咱不是没看吗？”


    八子不说话，惟呼吸使脸上的报纸起伏掀动。


    我说：“过几天，没准儿我还能再攒一毛呢，让九儿和石头也看。”


    有那么一会儿，八子脸上的报纸也不动了，一丝都不动。


    我推推他：“嘿，八子？”


    八子掀开报纸说：“就这么不出气儿，你能憋多会儿？”


    我便也就地躺下。八子说“开始”，我们就一齐憋气。憋了一回，八子比我憋得长。又憋了一回，还是八子憋得长。憋了好几回，就一回我比八子憋得长。八子高兴了，坐起来。


    我说：“八成是你那张报纸管用。”


    “报纸？那行，我也不用。”八子把报纸甩掉。


    我说：“甭了，我都快憋死了。”


    八子看看太阳，站起来：“走，回家。”


    我坐着没动。


    八子说：“走哇？”


    我还是没动。


    八子说：“怎么了你？”


    我说：“八子你真的怕k吗？”


    八子说：“操，我还想问你呢。”


    我说：“你怕他吗？”


    八子说：“你呢？”


    我不知怎样回答，或者是不敢。


    八子说：“我瞧那小子，顶他妈不是东西！”


    “没错儿，丫老说你的裤子。”


    “真要是打架，我怕他？”


    “那你怕他什么？”


    “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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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来，那天我和八子真有点儿当年张学良和杨虎成的意思。


    终于八子挑明了。八子说：“都赖你们，一个个全怕他。”


    我赶紧说：“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想跟他好。”


    八子说：“操，那小子有什么可怕的？”


    “可是，那么多人，都想跟他好。”


    “你管他们干嘛？”


    “反正，反正他要是再说你的裤子，我肯定不说。”


    “他不就是不跟咱玩吗？咱自己玩，你敢吗？”


    “咱俩？行！”


    “到时候你又不敢。”


    “敢，这回我敢了。可那得，咱俩谁也不能不跟谁好。”


    “那当然。”


    “拉勾，你干不干？”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搭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他要不跟你好，我跟你好。”


    “我也是，我老跟你好。”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轰”的一声，电影院的门开了，人流如涌，鱼贯而出，大人喊孩子叫。


    我和八子拉起手，随着熙攘的人流回家。现在想起来，我那天的行为是否有点狡滑？甚至丑恶？那算不算是拉拢，像k一样？不过，那肯定算得上是一次阴谋造反！但是那一天，那一天和这件事，忽然让我不再觉得孤单，想起明天也不再觉得惶恐、忧哀，想起小学校的那座庙院也不再觉得那么阴郁和荒凉。


    我和八子手拉着手，过大街，走小巷，又到了北新桥。忽然，一阵炸灌肠的香味儿飘来。我说：“嘿，真香！”八子也说：“嗯，香！”四顾之时，见一家小吃摊就在近前。我们不由地走过去，站在摊前看。大铁铛上“滋啦滋啦”地冒着油烟，一盘盘粉红色的灌肠盛上来，再浇上蒜汁，晶莹剔透煞是诱人。摊主不失时机地吆喝：“热灌肠啊！不贵啦！一毛钱一盘的热灌肠呀！”我想那时我一定是两眼发直，唾液盈口，不由地便去兜里摸那一毛钱了。


    “八子，要不咱先吃了灌肠再说吧？”


    八子不示赞成，也不反对，意思是：钱是你的。


    一盘灌肠我们俩人吃，面对面，鼻子几乎碰着鼻子。八子脸上又是愧然的笑了，笑得毫无杂质，意思是：等我有了钱吧，现在可让我说什么呢？


    那灌肠真是香啊，人一生很少有机会吃到那么香的东西。

看电影

    我和八子一起去的那家影院，叫“交道口影院”。小时候，我家附近，方圆五、六里内，只这一家影院。此生我看过的电影，多半是在那儿看的。


    “上哪儿呀您？”“交道口。”或者：“您这是干嘛去？”“交道口。”在我家那一带，这样的问答已经足够了，不单问者已经明白，听见的人便都知道，被问者是去看电影的。所以，在我童年一度的印象里，交道口和电影院是同义的。记得有一回在街上，一个人问我：“小孩儿，交道口怎么走？”我指给他：“往前再往右，一座灰楼。”“灰楼？”那人不解。我说：“写着呢，老远就能看见——交道口影院。”那人笑了：“影院干嘛？我去交道口！交道口，知道不？”这下轮到我发懵了。那人着急：“好吧好吧，交道口影院，怎么走？”我再给他指一遍；心说这不结了，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醒悟：那电影院是因地处交道口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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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末这家电影院拆了。这差不多能算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我很少看电影了，一是票价忽然昂贵，二是有了录象和光盘，动听的说法是“家庭影院”。


    但我还是怀念“交道口”，那是我的电影启蒙地。我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神秘的旅伴》，片名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我只记得一个漂亮的女人总在银幕上颠簸，神色慌张，其身型时而非常之大，以至大出银幕，时而又非常之小，小到看不清她的脸。此外就只是些破碎的光影，几张晃动的、丑陋的脸。我仰头看得劳累，大约是太近银幕之故。散场时母亲见我还睁着眼，抱起我，竟有骄傲的表情流露。回到家，她跟奶奶说：“这孩子会看电影了，一点儿都没睡。”我却深以为憾：那儿也能睡吗，怎不早说？奶奶问我：“都看见什么了？”我转而问母亲：“有人要抓那女的？”母亲大喜过望：“对呀！坏人要害小黎英。”我说：“小黎英长得真好看。”奶奶抚掌大笑道：“就怕这孩子长大了没别的出息。”


    通往交道口的路，永远是一条快乐的路。那时的北京蓝天白云，细长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错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闲明澈的阳光。一票在手有如节日，几个伙伴相约一路，可以玩弹球儿，可以玩“骑马打仗”。还可在沿途的老墙和院门上用粉笔画一条连续的波浪，碰上院门开着，便站到门旁的石墩上去，踮着脚尖让那波浪越过门楣，务使其毫不间断。倘若敞开的院门里均无怒吼和随后的追捕，这波浪便可一直能画到影院的台阶上。


    坐在台阶上，等候影院开门，钱多的更可以买一根冰棍骄傲地嘬。大家瞪着眼看他和他的冰棍，看那冰棍迅速地小下去，必有人忍无可忍，说：“喂，开咱一口。”开者嘬也，你就要给他嘬上一口。继续又有人说了：“也开咱一口。”你当然还要给，快乐的日子里做人不能太小气。大家在灿烂的阳光下坐成一排，舒心地等候，小心地嘬——这样的时刻似乎人人都有责任感，谁也不忍一口嘬去太多。


    有部反特片，《徐秋颖案件》，甚是难忘。那是我头一回看露天电影，就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票价二分，故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家长的赞助。晚霞未落，孩子们便一群一伙地出发了，扛个小板凳，或沿途捡两块砖头，希望早早去占个好位置。天黑时，白色的银幕升起来，就挂在操场中央，月亮下面。幕前幕后都坐满了人。有一首流行歌曲怀念过这样的情景，其中一句大意是：如今再也看不到银幕背后的电影了。


    那个电影着实阴森可怖，音乐一惊一乍地令人毛骨悚然，黑白的光影里总好象暗伏杀机。尤其是一个漂亮女人（后来才知是特务），举止温文尔雅，却怎么一颦一笑总显得犹疑，警惕？影片演到一半，夜风忽起，银幕飘飘抖抖更让人难料凶吉。我身上一阵阵地冷，想看又怕看，怕看但还是看着。四周树影沙沙，幕边云移月走，剧中的危惧融入夜空，仿佛满天都是凶险，风中处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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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挨到散场，八子又有建议：“咱玩抓特务吧。”我想回家。八子说不行，人少了怎么玩？月光清清亮亮，操场上只剩了几个放电影的人在收起银幕。谁当特务呢？白天会抢着当的，这会儿没人争取。特务必须独往独来，天黑得透，一个人还是怕。耗子最先有了主意：“瞧，那老头！”八子顺着她的手指看：“那老头？行，就是他！”小不点说：“没错儿，我早注意他了，电影完了他干嘛还不走？”那无辜的老头蹲在小树林边的暗影里抽烟，面目不清，烟火时明时暗。虎子说：“老东西正发暗号呢！”八子压低声音：“瞧瞧去，接暗号的是什么人？”一队人马便潜入小树林。八子说：“这哪儿行？散开！”于是散开，有的贴着墙根走，有的在地上匍匐，有的隐蔽在树后；吹一声口哨或学一声蛐蛐叫，保持联络。四处灯光不少，难说哪一盏与老头有关，如此看来就先包围了他再说吧。四面合围，一齐收紧，逼近那“老东西”。小不点眼尖，最先嗤嗤地笑起来：“虎子，那是你爷爷！”


    几十年后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徐秋颖案件》是根据了一个真实故事，但“徐秋颖”跟虎子他爷爷那夜的遭遇一样，是个冤案。


    模仿电影里的行动，是一切童年必有的乐事。比如现在的电影，多有拳争武斗，孩子们一招一式地学来，个个都像一方帮主。几十年前的电影呢，无非是打仗的，反特的，潜入敌营去侦察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必是胜利大反攻，咱的炮火愤怒而且猛烈，歼敌无数。因而，曾有一代少年由衷地向往那样的烽火硝烟。（“首长，让我们上前线吧，都快把人憋死了！”“怎么，着急了？放心，有你们的仗打。”）是呀，打死敌人你就是英雄，被敌人打死你就还是英雄，这可是多么值得！故而冲锋号一响，银幕上炮火横飞——一批年轻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轻人，一些被怀念的恋人消灭了另一些被怀念的恋人——场内立刻一片欢腾。是嘛，少男少女们花钱买票是为什么来的？开心，兴奋，自由欢叫，激情涌泄。这让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少年狂热古今无异，给他个偶像他就发烧，终于烧到哪儿去就不好说。比如我们这一代，忽然间就烧进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电影是没的看了，电影院全关张了，电影统统地有问题了。电影厂也不再神秘，敞开大门，有请各位帮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报，发现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帮”，看来看去心里怪怪的。“黄世仁”和“穆仁智”一类倒也罢了，可“洪常青”和“许云峰”等等怎么回事？一旦弯在台上挨斗，可还是那般大义凛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员和角色择开，但是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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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院关张了几年，忽有好消息传来：要演《列宁在十月》了，要演《列宁在一九一八》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又响了，这一回给咱送来了什么？人们一遍遍地看（否则看啥），一遍遍复习里面的台词（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赏其中的芭蕾舞片断（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气看瓦西里夫妇亲吻（这两口子胆儿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从这时，国人的审美立场发生着动摇，竭力在炮火狼烟中拾捡温情，在一个执意不肯忘记仇恨的年代里思慕着爱恋。


    《艳阳天》是停顿了若干后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片。该片上演时我已坐上轮椅，而且正打算写点什么。票很难买，电影院门前彻夜有人排队。托了人，总算买到一张票，我记得清楚，是早场5点多的，其它场次要有更强大的“后门”。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惟矇眬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据说这类电影“四人邦”时就有，惟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径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爆，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段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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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话：“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嘛你不写点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