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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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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历史的每一瞬间,都有无数的历史蔓展,都有无限的时间延申。我们生来孤单,无数的历史和无限的时间因而破碎成片断。互相埋没的心流,在孤单中祈祷,在破碎处眺望,或可指望在梦中团圆。记忆,所以是一个牢笼。印象是牢笼以外的天空。

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了《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山顶上的传说》等多篇小说。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分别获得1983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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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第一部分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


    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其实,说“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


    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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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那儿。


    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蕃莲。西蕃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他,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他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惟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噗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


    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它们飘进了宇宙,是呀,飘去五十年了。但这是不是说,它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它们依然存在?


    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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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鸽群,两个无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它好象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消逝的钟声

    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琢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象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嘛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叮玲铛琅叮玲铛琅地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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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象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惟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地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好象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晚祈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他!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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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他,我好象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象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我的幼儿园

    五岁,或者六岁,我上了幼儿园。有一天母亲跟奶奶说:“这孩子还是得上幼儿园,要不将来上小学会不适应。”说罢她就跑出去打听,看看哪个幼儿园还招生。用奶奶的话说,她从来就这样,想起一出是一出。很快母亲就打听到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办不久,离家也近。母亲跟奶奶说时,有句话让我纳闷儿:那是两个老姑娘办的。


    母亲带我去报名时天色已晚,幼儿园的大门已闭。母亲敲门时,我从门缝朝里望:一个安静的院子,某一处屋檐下放着两只崭新的木马。两只木马令我心花怒放。母亲问我:“想不想来?”我坚定地点头。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把我们引进一间小屋,小屋里还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做晚饭。小屋里除两张床之外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火炉。母亲让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镜的那个叫孙老师,管另一个瘦些的叫苏老师。


    我很久都弄不懂,为什么单要把这两个老太太叫老姑娘?我问母亲:“奶奶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亲说:“没结过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结过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结婚嘛,不过发几块糖给众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在我想来,女人年轻时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会有“老姑娘”这不伦不类的称呼?我又问母亲:“你给大伙买过糖了吗?”母亲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给大伙买糖?”“那你结过婚吗?”母亲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没结过婚就敢有你了吗?”我越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


    这幼儿园远不如我的期待。四间北屋甚至还住着一户人家,是房东。南屋空着。只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几个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上课时大的喊小的哭,老师喝斥了这个哄那个,基本乱套。上课则永远是讲故事。“上回讲到哪儿啦?”孩子们齐声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举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实已经尿完。一个故事断断续续要讲上好几天。“上回讲到哪儿啦?”“不—听—话—的—小—山—羊—被—吃—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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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下了课一窝蜂都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两个老太太——还是按我的理解叫她们吧——心惊胆战满院子里追着喊:“不兴这样,可不兴这样啊,看摔坏了!看把刘奶奶的花踩了!”刘奶奶,即房东,想不懂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办幼儿园。但“骑马打仗”正是热火朝天,这边战火方歇,那边烽烟又起。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蹦儿,或者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励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压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这时你唯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会发现,这惩罚并不随着她们的制止而结束,这惩罚扩散进所有的时间,扩散到所有孩子的脸上和心里。轻轻的然而是严酷的拒斥,像一种季风,细密无声从白昼吹入夜梦,无从逃脱,无处诉告,且不知其由来,直到它忽然转向,如同莫测的天气,莫测的命运,忽然放开你,调头去捉弄另一个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有鬼魅徘徊。


    幼儿园实在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印象。倒是那两个老太太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一个胖些,一个瘦些,都那么慈祥,都那么忙碌,慌张。她们怕哪个孩子摔了碰了,怕弄坏了房东刘奶奶的花,总是吊着一颗心。但除了这样的怕,我总觉得,在她们心底,在不易觉察的慌张后面,还有另外的怕。另外的怕是什么呢?说不清,但一定更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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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长大以后我有时猜想她们的身世。她们可能是表姐妹,也可能只是自幼的好友。她们一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都弹得一手好风琴,似可证明。我刚到那幼儿园的时候,就总听她们向孩子们许愿:“咱们就要买一架风琴了,幼儿园很快就会有一架风琴了,慢慢儿地幼儿园还会添置很多玩具呢,小朋友们高不高兴呀?”“高——兴!”就在我离开那儿之前不久,风琴果然买回来了。两个老太太视之如珍宝,把它轻轻抬进院门,把它上上下下擦得锃亮,把它安放在教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孩子们围在四周屏住呼吸,然后苏老师和孙老师互相推让,然后孩子们等不及了开始嘁嘁嚓嚓地乱说,然后孙老师在风琴前庄重地坐下,孩子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然后琴声响了孩子们欢呼起来,苏老师微笑着举起一个手指:“嘘——嘘——”满屋子里就又都静下来,孩子们忍住惊叹可是忍不住眼睛里的激动……那天不再讲故事,光是听苏老师和孙老师轮流着弹琴,唱歌。那时我才发觉她们与一般的老太太确有不同,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涌现着天真。那琴声我现在还能听见。现在,每遇天真纯洁的事物,那琴声便似一缕缕飘来,在我眼前,在我心里,幻现出一片阳光,像那琴键一样地跳动。我想她们必是生长在一个很有文化的家庭。我想她们的父母一定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她们就在那样的琴声中长大,虽偶有轻风细雨,但总归晴天朗照。这样的女人,年轻时不可能不对爱情抱着神圣的期待,甚至难免极端,不入时俗。她们窃窃描画未来,相互说些脸红心跳的话。所谓未来,主要是一个即将不知从哪儿向她们走来的男人。这个人已在书中显露端倪,在装祯精良的文学名著里面若隐若现。不会是言情小说中的公子哥。可能会是,比如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但绝不是渥伦斯奇或卡列宁一类。然而,对未来的描画总不能清晰,不断的描画年复一年耗损着她们的青春。用“革命人民”的话说:她们真正是“小布尔乔亚”之极,在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做着与世隔绝的小资产阶级温情梦。大概会是这样。也许就是这样。假定是这样吧,但是忽然!忽然间社会天翻地覆地变化了。那变化具体是怎样侵扰到她们的生活的,很难想象,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过于特别的地方,像所有衰败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小姐们惟惊恐万状、睁大了眼睛发现必须要过另一种日子了。颠沛流离,投亲靠友,节衣缩食,随波逐流,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体会着沉浮与炎凉……然后,有一天时局似乎稳定了,不过未来明显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性地描画。以往的描画如同一叠精心保存的旧钞,虽已无用,但一时还舍不得扔掉,独身主义大约就是在那时从无奈走向了坚定。她们都还收藏着一点儿值钱的东西,但全部集中起来也并不很多,算来算去也算不出什么万全之策,惟知未来的生活全系于此。就这样,现实的严峻联合起往日的浪漫,终于灵机一动:办一所幼儿园吧。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是鼓舞,就是信心和欢乐。幼儿园吗?对,幼儿园!与世无争,安贫乐命,倾余生之全力浇灌并不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吗?两个老姑娘仿佛终于找回了家园,云遮雾障半个多世纪,她们终于听见了命运慷慨的应许。然后她们租了一处房子,简单粉刷一下,买了两块黑板和一对木马,其余的东西都等以后再说吧,当然是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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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回那幼儿园去看过一回。果然,转椅、滑梯、攀登架都有了,教室里桌椅齐备,孩子也比以前多出几倍。房东刘奶奶家已经迁走。一个年轻女老师在北屋的廊下弹着风琴,孩子们在院子里随着琴声排练节目。一间南屋改作厨房,孩子们可以在幼儿园用餐了。那个年轻女老师问我:“你找谁?”我说:“苏老师和孙老师呢?”“她们呀?已经退休了。”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哪是什么退休呀,是她们的出身和阶级成分不适合教育工作。后来“文革”开始了,又听说她们都被遣送回原藉。


    “文革”进行到无可奈何之时,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孙老师。她的头发有些乱,直着眼睛走路,仍然匆忙、慌张。我叫了她一声,她站住,茫然地看我。我说出我的名字,“您不记得我了?”她脸上死了一样,好半天,忽然活过来:“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给冤枉了呀。”我故作惊讶状:“冤枉了?我?”其实我已经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可事后你就不来了。苏老师跟我说,这可真是把那孩子的心伤重了吧?”


    那是我临上小学前不久的事。在东屋教室门前,一群孩子往里冲,另一群孩子顶住门不让进,并不为什么,只是一种游戏。我在要冲进来的一群中,使劲推门,忽然门缝把我的手指压住了,疼极之下我用力一脚把门踹开,不料把一个女孩儿撞得仰面朝天。女孩儿鼻子流血,头上起了个包,不停地哭。苏老师过来哄她,同时罚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别的孩子们上课,心里委屈,就用蜡笔在糊了白纸的窗棂上乱画,画一个老太太,在旁边注明一个“苏”字。待苏老师发现时,雪白有窗棂已布满一个个老太太和一个个“苏”。苏老师颤抖着嘴唇,只说得出一句话:“那可是我和孙老师俩糊了好几天的呀……”此后我就告别了幼儿园,理由是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其实呢,我是不敢再见那窗棂。


    孙老师并没有太大变化,惟头发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并入慌张。我问:“苏老师呢,她好吗?”孙老师抬眼看我的头顶,揣测我的年龄,然后以对一个成年人的语气轻声对我说:“我们都结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为以我的年龄不合适再问下去,但从此心里常想,那会是怎样的男人和怎样的家呢?譬如说,与她们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与那阳光似的琴声能否和谐?

二姥姥

    由于幼儿园里的那两个老太太,我总想起另一个女人。不不,她们之间从无来往,她与孙老师和苏老师素不相识。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与她们一起出现,仿佛相互的影子。


    这女人,我管她叫“二姥姥”。不知怎么,我一直想写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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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楼主|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可是,真要写了,才发现,关于二姥姥我其实知道的很少。她不过在我的童年中一闪而过。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母亲在世时我应该问过,但早已忘记。母亲去世后,那个名字就永远地熄灭了;那个名字之下的历史,那个名字之下的愿望,都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如同从不存在。我问过父亲:“我叫二姥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想了又想,眼睛盯在半空,总好象马上就要找到了,但终于还是没有。我又问过舅舅,舅舅忘得同样彻底。舅舅惟影影绰绰地人听说过,她死于“文革”期间。舅舅惊讶地看着我:“你还能记得她?”


    这确实有些奇怪。我与她见面,总共也不会超过十次。我甚至记不得她跟我说过什么,记不得她的声音。她是无声的,黑白的,像一道影子。她穿一件素色旗袍,从幽暗中走出来,迈过一道斜阳,走近我,然后摸摸我的头,理一理我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在我的发间穿插,轻轻地颤抖。仅此而已,其余都已经模糊。直到现在,直到我真要写她了,其实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她,以及写她的什么。


    她不会记得我。我是说,如果她还活着,她肯定也早就把我的名字忘了。但她一定会记得我的母亲。她还可能会记得,我的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


    母亲带我去看二姥姥,肯定都是我六岁以前的事,或者更早,因为上幼儿园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她很漂亮吗?算不上很,但还是漂亮,举止娴静,从头到脚一尘不染。她住在北京的哪儿我也记不得了,印象里是个简陋的小院,简陋但是清静,什么地方有棵石榴树,飘落着鲜红的花瓣,她住在院子拐角处的一间小屋。惟近傍晚,阳光才艰难地转进那间小屋,投下一道浅淡的斜阳。她就从那斜阳后面的幽暗中出来,迎着我们。母亲于是说:“叫二姥姥,叫呀?”我叫:“二姥姥。”她便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头。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知道她脸上是微笑,微笑后面是惶恐。那惶恐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从她手上冰凉而沉缓的颤抖中我明白,那惶恐是在更为深隐的地方,或是由于更为悠远的领域。那种颤抖,精致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惟凭孩子浑沌的心可以洞察。


    也许,就是这颤抖,让我记住她。也许,关于她,我能够写的也只有这颤抖。这颤抖是一种诉说,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譬如夜的流动,毫不停歇。这颤抖,随时间之流拓开着一个孩子浑沌的心灵,连接起别人的故事,缠绕进丰富的历史,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恐怕就是这样。所以我记住她。未来,在很多令人颤抖的命运旁边,她的影相总是出现,仿佛由众多无声的灵魂所凝聚,由所有被湮灭的心愿所举荐。于是那纤细的手指历经苍桑总在我的发间穿插、颤动,问我这世间的故事都是什么,故事里面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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