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聚诗存 - 书评

天天向上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自己诗的自选集。风格上接近宋诗杨万里等人。读者希望对钱钟书知人论世，这本诗集是很好的材料。本书由三联书店仿古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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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鱼

　　此書於2001年6月出差上海時所購。該書輯錄錢氏1934年至1991年間所作舊體詩180餘首。繁體豎排，並無標點。錢氏在自序裏說的“多俳諧嘲戲之篇，幾於謔虐”，大概可以算是它的特色吧。然亦多哀傷沉痛之作，如《哀望》、《讀報》、《遣愁》、《斯世》等。集中酬唱及與楊絳諸篇，亦多有趣。　　余讀錢詩，於句法、字法及用韻上最有所得。亦曾步韻為之。現能記得的，一是步《代擬無題七首》之一韻：人在江湖不自由，心為形役更難留。長期得晤先憂別，片語相知轉是愁。小院梧桐搖永夜，滿天風雨鎖沙洲。此情空付長江水，只向東流總未休。二是步《閱世》韻：嚴冬酷暑競相摧，物是人非並可哀。斜日有時臨漢瓦，清風何事掃秦灰。蓬門幽靜肯閑立，黃紙辛勞以病推。欲辨真情惟冷眼，紛紜眾說任來回。看書而喜隨手塗劃，亦讀書人之一大病吧。

沙砾于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钱钟书：《阅世》（1989）
　　
　　
　　
　　新买的一本《槐聚诗存》才翻了几页，钱钟书先生逝世的消息就传到了耳中。怀着一种怅惘的心情，我把书架上与钱先生有关的书（包括钱先生自己的《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围城》《写在人生边上》《石语》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将饮茶》）都找了出来，放到桌上，一本本地翻开来，看着，想着自己阅读这些书的经过，心底里不由得发出了这样一声感慨：当世，再也找不到钱钟书这样的学者了！今后，再也看不到钱先生的新作了！
　　
　　最初接触到钱先生的著作，是在1980年秋天。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对学问虽然一窍不通，却又充满了好奇。有一次，在《文史知识》上看到一篇文章，特别称道《管锥编》这部书的学术水准，我很感兴趣，就到图书馆里去借，结果只借到了四册中的一册，也就是第二册。令我欣喜的是，这一册中有关于《楚辞洪兴祖补注》的十八则札记，而我们当时的古典文学课正上到楚辞部分。于是，我就把钱先生书中的要点摘出来，做成卡片，与课本上的观点及老师的解释相对照。每当发现前者与后者的不同之处时，我总是有一种沾沾自喜之感，似乎是自己提出了新的不同凡响的见解。即使考试的时候，我也宁愿按照钱先生的解释而不是书上或老师讲课中的结论做答案。这些想法和做法，在他人看来，或许是很幼稚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却是尝试着用做学问的态度来读书的一个小小的开端。而钱先生的书，同时也给了我一种学术的尺度，使得我对一些流行的理论产生了疑问。八十年代中期，有人写了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以当代流行的文学理论阐释古人的文学思想，颇得时人好评，被认为是古典文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超越了老学者如郭绍虞等人的研究。当时，我正准备考文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听说这部书已经被列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考试的主要参考书目，就把它找来看了一遍。但是，看来看去，我也没有在书中看出多少学问——更不用说像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学问。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这门课程的复习用书，同时把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著作作为主要参考资料，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做了上百张的卡片，以此作为应考的基础，而没有去背那些流行的理论著作中提供的现成答案。
　　
　　说起来有点可笑，钱钟书先生本来既是个学者，也是个作家，而且是个大作家，可是，我在80年代前期却一直只把他当作学者看待。因为，在我大学时读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上，是找不到钱钟书这个名字的，似乎现代文学老师也没有在课堂上说过；而钱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尽管在80年已出了新版，我却是直到91年才读到的。这时，随着电视连续剧《围城》的上演，社会上出现了"《围城》热"，学界的"钱钟书热"也达到了顶点。"严肃"的学术刊物上，刊登着"钱学"的高头讲章；通俗的报纸杂志上，记载着钱先生的趣闻轶事。就连一向高雅的《读书》《随笔》之什，也颇有些一本正经的幽默文字，为钱先生增光添彩。甚至还有人以"钱钟书与上帝"为题，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把《围城》的叙述人比作《旧约》中的耶和华；也有人把钱钟书称作什么"文化昆仑".......对此，我倒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举动似乎都有将钱先生偶像化的意味；而文化偶像的角色，对于钱钟书先生这样的智者来说是很不合适的，甚至只能说是一种讽刺——对此，钱先生本人在生前就曾多次道及。现在，钱先生过世了，我们更要尊重他的意愿，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对待他，把他作为现代文学和人文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使他的身影既不至于被那些成群结队的二三流文人们挡住，也不至于遮掩了其他名家的光彩。
　　
　　至于对钱先生在近20年产生的特殊影响，则要结合当代的特殊社会文化环境来进行分析，相信结论也是不难作出的。依我之见，这种影响既是钱钟书先生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的综合成就的体现，也是他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学术的文化传统和大家风范在当代人心目中的折射。近二十年来，人们之所以那么仰慕钱钟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活生生地体现了这种不同于当代的传统和风范。而随着钱钟书先生等最后一批现代文化名人的逝世，这种传统和风范恐怕也将渐渐地在现实世界中淡化，甚至完全消失。说到底，钱钟书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一样，并不属于我们所处的这个贫乏的时代，尽管他在这个时代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这个时代作出的，他也仍然是现代文化而不是当代文化的产物，他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也仍然是"客"与"主"的关系——这或许也正是许多现代文化名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实际地位。
　　
　　                                1998-12-25 21:04:56写于临川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