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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苹果公司在1984年推广它那著名的Macintosh电脑的时候，曾经制作了一部后来被媒体誉为近五十年里最出色的电视广告：在背景广播喋喋不休的宣传灌输中，一列长长的，表情呆滞的人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了一个灰暗压抑的大厅。他们的眼神空洞而茫然，呆呆地凝视着在一个巨大屏幕中以不容质疑的语气欢呼“信息净化法案”的“领袖”。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着运动员般的生命活力的少女，不顾后面卫兵阻拦，奋力冲进了大厅，用尽全身力量将手中的大锤掷向屏幕。在屏幕被击碎的同时，一串字幕浮现出来：“在1月24日，苹果电脑将推出Macintosh，那个时候，你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1984，没有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
关于这部向《1984》致敬的广告的具体含义，以及苹果与在这个广告中被影射的IBM间的恩恩怨怨 [1]，笔者在这里不作过多讨论，只是想借此例说明一下这部反乌托邦小说的影响力。自1948年奥威尔完成这部作品以来，它所产生的震动，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意义上的范畴，甚至有评论如是说：“阅读《1984》的人多一个，这个世界就多一分自由的保障“，评价之高令人瞠目结舌。而在本作品中出现的“Big Brother”（“老大哥“）“newspeak”（“新话”）等词语，也被收入了权威的英语词典，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以至于到了苹果发布那个著名广告的1984年，世界许多报纸媒体还纷纷专门发表文章，额手相庆乔治·奥威尔在这部作品中关于未来的预言没有变成事实。虽然我们的世界仍然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那种法西斯式的全面控制一切的极权主义政权，毕竟没有在全球扩散开来，变成全人类共同的梦魇。
二
对于这部受到如此多重视的小说，笔者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它的情节。
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阴暗，压抑的近未来世界，在那个时代，世界已经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他们分别是大洋国（Oceania），欧亚国（Eurasia）以及东亚国（Eastasia）。三个大国在各自的交界地区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战争，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对敌人究竟是哪个国家并不在意，有可能昨天还发表了一篇严辞谴责东亚国暴行的社论，第二天东亚国就变成了“我们可靠的盟友”，而且在所有的记录里也找不到任何同东亚国曾经敌对过的痕迹。它们对战争何时才能有进展也毫不关心，虽然总是在宣传我军不断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战事的结束似乎总如地平线般可望不可即。
故事发生的舞台，是在大洋国“一号空降场”的首都，伦敦。在这里，无数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宣传画张贴在城市的每一处，确保你无时无刻都感觉沐浴在“党”——英社（Ingsoc [2]）的领袖：“老大哥”的坚定目光中。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电幕”（telescreen）安放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宣读着“党“的决定，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人们被划分成了三种成分，核心党员，外围党员，无产者，在老大哥的领导下精确地生活着。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稳定。党甚至还正在试图推广一种新的简化语言“新话”（newspeak）以确保任何“有害”的思想届时已经完全不能通过语言来表达。而政府部门的名称也是那么的令人安心，它们是，真理部，友爱部，富裕部，和平部，分别位于五座白色的，高耸入云的大厦里面，上面用漂亮的字体写着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
奴役即自由
无知即力量“
而我们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却感受到了一丝异样。他在这样的“幸福”生活中，出于他残存的人性本能，察觉受到了种种不可思议的荒谬。他是一名“外围党员“，在真理部从事着根据老大哥讲话修改记录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张同宣传明显矛盾的照片。这令温斯顿困惑不已，他开始怀疑周遭的真实性。为了对抗这样的谎言，他开始写日记，试图记下自己小小的，但是却是真实的“历史”，并能被后人所读到。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裘莉亚，一个用肉体的解放来对抗“党“的道貌岸然的女孩，并从温斯顿的同事，地下组织”兄弟会“的成员奥勃良那里了解到了这个国家的恐怖本质，他们开始尝试反抗。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三
《1984》作为一部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由于其时间设定在创作时的未来（1984年），所以有的时候会把它归到“科幻小说”的范畴中来。但是如果真的要和人们常常同时提到的另外两部反乌托邦小说（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相比的话，《1984》中的“科幻成分”其实少之又少。所以与其把它归为科幻，不如和奥威尔的另一部作品《动物庄园》一般，认为是一部深刻的政治讽刺小说。其背后蕴含的政治哲学内涵，是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对奥威尔的这部作品作过多的阐释，甚至掩盖了它是首先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存在的本质，同样也是不合适的。借助评论家波斯纳的话来说，《1984》是“一个精彩生动的、悬疑叠生的、气氛渲染的和令人恐怖的（就这一意义而言，它并不带贬义地意味着，它类似于亨利·詹姆斯的著作、甚至哥特式作品的那种恐怖性特征）罗曼蒂克的冒险故事。”[3]，这也是1984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而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要理解《1984》的思想内涵，就必须首先回顾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乔治·奥威尔乃至他那一代“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众所周知，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动荡的一段历史时期，在短短的五十年间，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在这两场战争中，由现代技术力量所武装的屠杀机器，其毁灭生命之高效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类战争的形态已经产生了质的改变。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五十年里，还发生了两次时间几乎重合的两场政治浩劫：德国的纳粹运动和斯大林苏联的大清洗。这两场政治灾难与以往的专制政权不同，也体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悲惨的事件，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令他们对造成灾难的极权政权以及其指导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这些反思后来成为了战后一系列的经典著作的思想起点，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当然，还有乔治·奥威尔的这本《1984》。
正如上文所言，《1984》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如果要对这些内涵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的话，恐远非笔者学力所胜 [4]。在这里，笔者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这部作品的背后的一些内容从局部的角度切入，进行简单的分析与解读。
首先引起笔者关注的是《1984》中的社会阶层划分。在原作中，大洋国被划分成为了三个阶层：核心党员，外围党员，以及无产者。核心党员，相当于一个庞大而封闭的官僚阶层，他们垄断了国家的权力，占据着国家机器的重要地位，如秘密警察，部门长官等。而外围党员，相当于现实中受到一定教育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则是充当维护这个机器正常运转的普通文职人员，技术专家，以及其他职位。而占总人口85%的无产者，文化程度极低，从事着最简单的体力劳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小说里，“党”针对于对于不同的阶层，所采取的统治策略也是不同的。作为垄断权力的官僚阶层而获得舒适生活的核心党员，是这个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党利用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笼络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对于社会金字塔的另一极端，无产者，党则通过愚民宣传彻底麻醉之，令其在庸俗而卑微的贫困线上挣扎，但也未太加控制。
然而，对于中间的外围党员，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通常从事的工作能令他们了解到一些有限的真相（如温斯顿，就在真理部从事改写报纸的工作），而良好的教育又能让他们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这样他们当中必有人发现这个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而这正是党所忌惮的。所以，针对这个阶层的对策，就是全面恐怖：彻底的，无孔不入的严密监控。1984这部小说，其实也是主要围绕着这一批夹缝中的个体在极权主义下的命运的而展开的。关于他们的生命状态，笔者姑且总结为：孤独的囚徒。
四
为了更加清楚的阐述这一观点，笔者需要首先引入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所提出的”圆形监狱“的概念。
1785年，受一所法国军事学校的建筑设计所启发，边沁产生了设计一种以管理人员最少为目的监狱的念头。在他弟弟塞缪尔的帮助下，他最终设计出了“圆形监狱”这个模型：以一个环形的建筑围绕着中央的塔楼。环形建筑被分隔成单间作为囚室，并统一朝向塔楼。塔楼作为狱卒监视囚徒的场所，开有带百叶的窗户。这样，一方面以很少的管理人员即可监督众多的囚犯，另一方面，囚徒又看不到监管者的状态，时刻感觉出于一种被监视的状态之中，从而主动规正自己的行为，达到一种“自我监禁”效果。
边沁在设计这一概念时的目的，最初只是单纯建筑学意义上的，正如他在那本长长的副标题中所说：“它体现全新的建筑原则理念,适用于任何类型机构,能将各色人物均置于监察下，尤其适用于收容所、监狱、工厂、车间、贫民院、制造厂、疯人院、医院和学校：这些地方的管理计划中都适于采用这些原则.“[5]。他的这一思想也的确为之后的监狱设计者所吸收。
然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戒》中通过 “圆形监狱”隐喻文本的深入阐读，天才地揭示了通过这一隐喻所折射出的现代权力的惩戒本质。在福柯眼里，若仔细考察这一概念，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隐喻的社会学含义所在。边沁在“圆形监狱”所设计的空间关系，实际上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具象化的映射。他所指向的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社会系统的构建，这种构建具有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特点。边沁自豪地表述它为：“一种新的监视形式，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按照边沁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要保证“圆形监狱”这一系统能够良好运转，其核心在于确保“监察者本身的中心性”，即处在“能够看见他人，而他人看不到自己”的状态之下。在这种情况中，囚徒随时都处在（或者，更为重要的，“自认为处在”）监管者的目光之下，受到监管者连续性的规训之中。监管者的这种“貌似显然的无处不在”，令囚徒自身的意志时时刻刻都处在主动压抑的状态中，得不到付诸实践的机会，久而久之，囚徒独立运用意志的能力必将退化，而将组织自己生活的能力完全交给监管者，以寻求“平静与安宁”。
我们很容易看出，“1984“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监狱”。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小说中“电幕”这个设定。按照书中的描述，“电幕“（telescreen）是一种类似于监视器的存在，而同时又具有宣传的功能，随时在向你宣传”党“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同时下达一些重要的通知。例如它可能在宣布了一条粮食全面增产的好消息之后又通知本月居民粮食配额下调，而且丝毫不显得突兀。而它的更重要的功能，就是监视你的一举一动，甚至一点微妙的表情都逃不脱”党“的法眼，从温斯顿的一段独白可以很明显的体现这一点：”在电幕面前你最好保持一副宁静平和的表情，因为这是老大哥希望他的人民所保持的精神状态。“
借助电幕这一技术手段，极权机器将它冰冷的触角，伸到了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几乎彻底消灭了“私密空间“的存在。而这正是极权主义的重要特点。同过去历史上的专制不同，技术的进步，给予了独裁政权一个“全面渗透进公民生活”的有力武器，从而由“专制“走向“极权”。东德的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趣的是，这个特务部门的标语正好是“我们无处不在”（ “WIR SIND BERALL”）。它借助窃听，揭发，告密等手段，全面监控公民的思想动向。在其特务活动的最高峰，在东德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甚至超过了东德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将这种情况稍加推演，一个翻版的“大洋国”就呼之欲出了。这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里面有着生动的表现，可谓是跨越时间，为奥威尔的预见做了一个鲜活的注脚。
在这样的“圆形监狱”中，由于监管者面目的模糊不清，囚徒不得不无休无止的进行自我审查，稍有放松，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小说中温斯顿的邻居派逊斯，是一个毫无头脑的，对“党“崇敬之致的模范公民，就因为在睡梦中喊了一句”打倒老大哥！“被小女儿告密，而被投入友爱部的监狱。在1984中铺天盖地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宣传画，正是想向人们强调这一信息，使人们陷入主动放弃自主思考的境地。通过这种手段，“党”就成功地把无数的“老大哥”植入到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发挥着“威慑”的作用，从而大大地减小了监控的成本。
这样的“圆形监狱”，剥夺的不仅仅是被囚徒的自由，而且，还会令被监禁者彻底丧失“成为自由者的能力”[6]，康德所说的“独立运用自己理性”“从加诸自身的蒙昧状态中脱出”也根本无从谈起。即便是身处其中的个体萌生有反抗意识，他也不可能从“党“灌输给他的行为逻辑中逃脱。当温斯顿和裘莉亚在奥勃良的寓所里起誓，奥勃良问如果向孩子脸上泼镪水也能促进兄弟会的事业的话，他们会不会照办。温斯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讽刺的是，温斯顿正是出于残存的人性，才对”党“产生了反抗的念头，但是当奥勃良诱导他们立下这个灭绝人性的誓言的时候，温斯顿已经没有办法独自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而是从一个恐怖迅速投入到了另一个恐怖的怀抱之中。即便兄弟会不是一个圈套，而真正是一个反抗老大哥的组织，我们从这个誓言所折射出得信息来看，如果它掌权，也不会比老大哥仁慈多少。这不能不说是在这个巨大“圆形监狱”中的囚徒的一个悲哀的怪圈。
五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孤独，是对个体的彻底孤独。
极权主义的统治，就是竭力试图让个体处在一种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状态，几乎与他人建立不起任何稳固的联系，甚至连基于血缘的家庭关系也要想方设法地破坏。这也是为何极权政权是如此钟爱近亲控告，还树立为“大义灭亲”的忠诚典范的原因所在，如在小说中泰晤士报津津有味地报道过的一位偷听自己父母谈话然后检举的“小英雄”，以及温斯顿的邻居，派逊斯自豪地对温斯顿说是他小女儿的告发，才将他送进了监狱。它通过鼓励、胁迫告密的手段，相当于在每个家庭中都安插了它的思想警察，摧毁了最后的伦理底线。每个人都不可信任，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扣下自己脑后扳机的行刑队。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作家的夸张。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斯塔西的资料库也随之解密，可以对外公开查询。这却在东德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冲击。许多人赫然发现，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子，女儿原来这么多年一直在（主动或被迫）向“组织”汇报自己的言论和思想。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经受不起良心的拷问，纷纷选择了自杀。这在当时的东德社会甚至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足见当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家庭的信赖关系被摧毁之后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
而小说中的温斯顿，无疑正是处在这样的孤独状态之中。在遇到裘莉亚之前，他在小说中始终都是孤独地住在这个公寓之中。他有妻子，凯瑟琳，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感情而言，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她即便是在谈到性爱时也要称之为“咱们对党的义务”的那种状态。对他来说，她就像一个空壳一般，除了党灌输的教条之外没有任何鲜活的东西。而他和裘莉亚则不同，他爱她，她爱他，他们之间拥有着一种稳固的联系，这已经是对党的统治逻辑的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也是为何他们把彼此幽会视为是在身体力行地反抗党的统治的原因[7]。
如果一个个体只是社会关系被切断了，我们这时还只能说他是被孤立，而不是孤独。然而，极权主义统治不会满足于此，它要把它的触角一直深入到“你头脑中那可怜的几立方英寸”（温斯顿语）才肯罢休。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之处：它造成的，是人与“自我”[8]的撕裂。这，才是最可怕的孤独。
我们之所以拥有一个自身存在的确信，是因为我们有着关于自身的一系列连续性的体验：对过去的记忆，对生活的常识。这一切都构成了“自我”的内容，藉此，个体得以确定自己。正如温斯顿所说，所谓自由“就是承认二加二等于四。有这个作为基础，一切都迎刃而解。”温斯顿偷偷写日记也是这样，他想给对过去的记忆留下一份自己能够确定的记录。只要过去能够被确定，常识能够被承认，他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出发点来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诞不经。
而党的统治术则恰恰相反，它所要谋求的，正是与“自我”的断裂。在党的统治下，常识是受到权力强暴的，历史是可以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修改的（“谁掌握了现在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历史就掌握了未来”）。这里的历史不仅仅是在宏大叙事框架下的“历史”，而且还包括个体对于过去的私人体验。你真的看见了那三个叛国者参加党的会议的照片了吗？不，你没有，那是你的幻觉，你已经有病了，温斯顿。这是奥勃良对温斯顿的冷酷宣判。你是如何了解过去的呢？记录，照片，书本，很遗憾，这一切都在“党“的掌控之下。它可以轻易地将一个事物，甚至是一个人“存在过”的一切痕迹轻易的抹消掉，或者，按照原文的说法，“化为乌有”。那么，这个时候，你又到何处去寻求对你记忆的确信呢。
将连续性的“私人历史”从个体上剥离，令他永远都只生活在“此刻”这支离破碎的片段之中，陷入连自身的存在都无法确定的惶惑不安，这就是“恐怖”的含义，这就是“自我”的连续性被破坏后，个体所面临的彻底孤独。愈孤独，则愈希望融入到一个集体当中。这就是为何所有的极权主义政权都钟爱“历史必然性”与集体主义的原因，失去了“自我”之后的个体们，在面临“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时，总会产生一种无力感，于是就会主动寻找一种庇护，而在这时，他们是最容易铸造成一个整齐划一的“战斗集体”的。于是，极权主义贯彻其权力意志的最后结晶，也就应运而生了。
六
以上笔者遵循着两条路线，简单分析了在《1984》中的那种无孔不入的极权恐怖状态下，所有遭到戕害的个体的命运：成为“圆形监狱”中的“孤独囚徒”。在1984的结尾，主人公温斯顿怀着对“老大哥”和“党”的无限热爱，被处决掉了。之前的一切，怀疑，爱，反抗，在冰冷的极权机器下都被碾压得粉碎。这应该也是作者悲观态度的反映。不过，现实的验证，要比奥威尔的寓言宽慰不少。《1984》成书64年了，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彻底的极权恐怖政权，即便是后来存在过，如红色高棉等，也被证明是难以长久的。奥威尔构想的独裁者“老大哥”，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他既有人格化的特点，而又实际上只是一个权力阶层所推出的符号，而非真实存在，所以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即是奥威尔在书中所说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但是在现实操作中这种理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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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6 10: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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