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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及其分裂：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
一、 新戏剧的诞生与现代人观感
二、 微观部分：单质的善与多元价值
三、 宏观部分：城邦、国家和社会
四、 结语
关键词：一致性 分裂 单质的善 政治哲学
新戏剧的诞生与现代人观感
“我们对希腊人的感受必定和希腊人对苏格拉底的感受一样。几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曾经带着深深的不快试图摆脱希腊人，因为与希腊人相比，一切他们自己的创造、看起来完全是独创的东西、令人真诚钦佩的成就，好像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毫无生气，成了蹩脚的复制品，甚至蜕变为一幅漫画。”
在哲学课之外，我扮演的是一个苏格拉底的信徒；而在哲学课之内，我往往以苏格拉底的批判者出现。相比之下，在哲学带给人类的所有的矛盾中，这个发生在一个哲学初学者身上的矛盾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似乎倾向于自我消失——因为主体在消失。暂时来说，这个矛盾带来的问题大概是，我无法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观察他们，更难以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看他们自己。比如，如果我要在《申辩篇》中选一个角色，我是做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控告者？判他有罪的人？判他无罪的人？被他激怒的人？还是柏拉图？
柏拉图在创造这一新戏剧的时候，就已经给每个人安排好位置，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后来把这个概念阐释为“正义”。可是，柏拉图自然没有给一些人安排好位置，这激怒了那些人，我们不如称那些人为“现代人”，例如尼采和波普尔。当然柏拉图还不知道，对于柏拉图来说，苏格拉底之死标志着雅典旧体制的失败，幕布应该落下，旧的戏剧不能实现善，必然要被新戏剧所取缔。
在旧的戏剧里，命运主导一切，而悲剧之美体现在个人的行动而非思想。“普罗米修斯由于对人类怀有无比巨大的爱，不得不被秃鹫啄食；俄狄浦斯由于过分聪慧，解开了斯芬克司之谜，注定陷入罪恶的深渊——这就是德尔斐神对希腊历史的诠释。” 这些英雄漠视界限，被神与命运设下的界限，从不思考而只凭着自身本能与命运抗争。“注定陷入罪恶的深渊”。罪性源于对德尔斐神谕的违背，后来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是“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的要求。柏拉图用凉水（苏格拉底）把雅典人泼醒，而原来雅典人正沉醉于对痛苦的观照之中——以期让自己得到解救的幻觉。柏拉图的方法是，烧掉了旧戏剧，摆脱了传统老套的爱——智慧——痛苦之路；创制新剧，以爱智慧——幸福为路，苏格拉底对智慧的追寻使自己走上了形而上之路，最终以殉道者的形象面对人类，以弥赛亚的形象面对自己及信徒们。这是希腊戏剧的第一次，第一次悲剧与终极幸福的完美结合，强烈的对本质的乐观主义注入到旧戏剧中，改变了整个希腊。
这种乐观主义，表现为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有着对理性强烈的偏好与无尽的信任，尽管只持有简陋的辩证法，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达到至善的决心。这种偏好的根源，或许已经超出哲学的范畴，沉思中一些逻辑工具的运用使他们更坚定了对理性的信心，在逻辑运算中，一切物件不过化为逻辑符号，在逻辑运算中，世界达到自给自足。
尼采说，乐观主义严重冲淡了希腊人的同情。柏拉图不得不借助一种与旧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新的艺术形式来维持这种同情。柏拉图创制了苏格拉底，如前所说，这是超越时代的悲喜剧，唯有千年后的莎翁戏剧能与之媲美。这一切均源于苏格拉底师徒的一个信念——天鹅从不唱挽歌，天鹅的歌声只为灵魂的永存而响彻云霄。苏格拉底此时作为一个超越常人的存在，不必对未知产生恐惧，不必为命运不公感到悲伤，不必萦怀于生死，更不必羁绊于人世。而柏拉图背着手，站在一旁，轻轻地说，我们需要的不过是理性。
在新戏剧的表现形式下，是新创制的“一致性”(consistency)传统。逻辑上表达为，两个命题是一致的，以两者之一作为前提，不可能推导出另一个是虚假的。古典哲学的表达是：善恶之路分明，幸福就是至善，追寻幸福即是追寻善，一切都行走在智慧之路上。一致性无他，必然是空间上的合一。在希腊的世界，人、神、自然都紧密绑在一起，而这一次，哲学家把绳子换了名字，它不再叫“命运”，而叫”logos”.
悲剧形式保证了神圣性与超越性，而乐观主义的本质足以使苏格拉底成为人类的先知。苏格拉底创制了一条道路，理性及理性的运用最终引领人类走向幸福，理性与幸福的一致性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欲罢不能。苏格拉底恰好作为悲剧中的哲学家，而不是作为喜剧中的哲学家流传于世，造就了哲学诞生之际的神迹宣传最为成功的一次，后无来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大概可以把苏格拉底称为哲学的形象代言人，毕竟他首先展示给世人什么是哲学化的存在。当世人的目光被苏格拉底之死所吸引时，柏拉图悄然站立在旁，可能他已经发现某种似乎有因无果，有果无因的非理性东西的存在，苏格拉底身上散发出来的审慎镇静的气质似乎慢慢消散，取而代之的雅典人对表象层的迷恋。柏拉图必须寻找新的进路，而这条进路传统译为：理想国。
理想国就是一台最宏大的戏剧，实现了柏拉图的一切设想，几乎是一切，除了应用于实践外。这是一部永远不能展开的剧，因为运行中产生的一些非理性因素会对政体的一致性形成干扰，最终导致政体的下降。尽管理论上的一致性不能实践，但在柏拉图的哲学里还是有很多边角料，大多都是在实践层面对非理性因素的控制，比如严格阶级划分，驱逐诗人与文学等等，这些都成为后来者的靶子，但在当时，不过是一种设想。
很吊诡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开端，它的核心内容——关于城邦与社会的合体，关于个人与群体的一致性理念——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余波，反而是一些边角料应用于实践后引起轩然大波，最终遭到全面围剿，以致当今政治哲学已沦为政治哲学史。柏拉图的信念——关于形而上学的理念，从一开始就遭到质疑，并且在其后的数千年中逐渐消散，到今天已无立锥之地。很明显这两者的命运是结合在一起的。
回到第一段的问题，现代人在这剧中还有角色吗？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行动者的身份参与进来。我们对古希腊哲学天然的崇敬（这种崇敬大概与苏格拉底的天然偏好是一样的）已经使我们偏离了现代理性，陷入一种古希腊的浪漫主义中，在科学主义的旗帜下，我们通过对话集，无责任扮演苏格拉底，享受单纯乐观主义带给我们的快乐，却免去了哲学的痛苦。
苏格拉底是头几个走出洞穴的人，作为他的后裔，现代人沐浴在科学之光下，必然认为自己超越了先辈。在这个观念产生的同时，恰恰违背了祖训：没有人有真智慧。我们随时都忘却了自身的无知，而这竟然是苏格拉底科学乐观主义的遗产。现代人创设了一个矛盾体，一方面被苏格拉底的乐观精神感染，爱上了希腊哲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更爱上希腊人的自信，另一方面对苏格拉底自信的根源产生怀疑，骨子里不信苏格拉底对一切人——包括自身的批评，潜意识里对反对死刑——改判无期罢了。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分裂(disruption)，这种分裂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我们还是能够轻易找出它的源头——自然是从一致性的建立开始，我们就必然开始了这个过程。
微观部分：单质的善与多元价值
“当然，与之并存的还有首先在苏格拉底身上体现出来的深刻的妄想，即那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思想依靠因果律的引导，可以深入到存在的至深底蕴，思想不仅能认识存在，甚至能修正存在。”
要维持一致性并不困难，只需要两样东西：对形而上学概念的信任以及对演绎逻辑的熟练掌握。在众多的脱胎于传统的哲学原命题的指引下，希腊哲学家一直掌握着前者；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哲学家也掌握了后者。有了这两样东西，希腊哲学家很容易就可以从单质的本原，简单的宇宙论推导出单质的善。对他们来说，虽然善无处不在，但是却是很简单的，善与一切高贵事物同在，凭借着这些高贵的事物我们就可以抽象出善，并轻易地与恶区分开来。在古典时期，善恶之分从来都不成为一个问题，问题反而是如何向善。
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充满了美好的时代。只有在善恶分明，价值统一的情况下，才有诸多德性的显现。荣誉只有在国家正义的信念下才值得赞扬，勇敢只有在战争正义的信念下才值得赞扬，虔诚只有在神与正义同一的信念下才值得赞扬，而正义也只有在“一个充满正义的地方”才有讨论的空间。不要问我什么是“一个充满正义的地方”，我只能告诉你当今世界并没有这样的地方，而在古典时期，这种地方还存在。我们现在会嘲笑希腊人，你们不过是从对人格神的崇拜转向对非人格神的崇拜；只不过是从对一种幻象的观照转移到对另一种幻象的观照。那希腊人也有权嘲笑我们，虽然他们自己很可笑，但更可笑的莫过于对自身的崇拜——实证主义啊——难道最好的信仰是没有信仰吗？
当然，所谓单质的善和我所说的“很简单的善”并不是字面上的“很简单”。事实上，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存在的时间空间密度都很高，也有很多不同的对“善”的探讨。所谓单质，我认为就是这些哲学家对“善”都有共同信念。古时候的哲学家聪明而老实，不像后来的哲学家一样聪明而狡诈，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从来不会攻击前提（这几乎等于现代辩论赛最笨的辩手了），也从来不会像现代哲学家一样通过取消问题来“解决”问题。这种变化很难说是智力发展的结果，更多的是一种信仰问题在作祟。
前文提到了关于苏格拉底对理性的天然偏好，还有反复出现在他耳旁的声音。大多希腊哲学家认为理性是神的礼物，沉思与理性思考是与神相类的活动。种种神秘主义倾向都指出了一种先验信仰的必要性。当世界的一切都追溯回原点，人类期待的是最好的东西，如果不是神也必然是神最优秀的作品。而这个追溯的过程与追寻善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过程。我们祈求与神同在一个空间，分享神的荣耀，在人的身上体现神性——神性与至善往往一体。这几乎指出一致性的本质：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人的上升只有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已经由人类存在的整体性与一致性指出。
而这种一致性从一开始，当柏拉图区分了灵魂与肉体的时候，就开始不断遭到挑战。当柏拉图作此区分的时候，隐含的前提是，人本身就是不一致的，灵魂有灵魂的目标而肉体有肉体的欲望。即使我们承认在形而上层面及价值层面人类都是统一的，都拥有一个每个人都向往的至善目标，但是在事实层面，纠纷与战争是常态。分裂植根于一致性的起源。柏拉图对人类肉体的不信任成为了共识。
肉体的冲撞使人类对自身的不信任从肉体蔓延到灵魂，从事实层面蔓延到价值层面。悲伤的记忆抹杀了善的表象层，人类不断的争斗使我们忘记了人类存在的整体性，最终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唯一敌人是自己。到了今天，大多数的哲学家已经忘了古希腊的一致性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古希腊的景象：对单质善的讨论。实证主义与存在主义的产生意味着，哲学对现代世界的屈服，哲学已经不要求人类存在的整体性与一致性。取而代之的是各人有各人的幸福，记得现代的黎明，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说过：我不要求我像神一样，我只要求我作为人的幸福。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把“多元价值观”作为现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直到这种全球化的“多元价值”在世界的某些地方造成原有价值体系的解体并使当地价值体系复归一元。而此时这一元价值已跟古典单质善扯不上任何关系。比如在消费主义社会，货币成为了价值的标准。背景是当今世界人类解决自身的矛盾主要方式已经不是教育，而是消费主义形式的经济发展。
哲学一致性的分裂和消失，以及一种经济一致性的建立，似乎的确是我描绘的现代图景。我无意评判它们之间的优劣，因为既然选择了，就没有优劣之分了。我突然想到的是，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很多年，在现代性高歌猛进的启蒙时代，竟然有一个人强调苏格拉底的遗训：无知即智慧。此人对美德的狂热以及其修辞的力量使后人都把他当作半个疯子。他断言社会与科学之间巨大的鸿沟，主张废除科学，让智慧回归到对人类德性的考察。
嗯，不错，我讲的是卢梭。我猜测在那时只有卢梭意识到哲学正在建立一种与古典之道相悖的传统，他意识到哲学走向的可能是一个脱离了价值标准的道路，即哲学内无一致性的道路。但他提出的道路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于是哲学就只好继续分裂了。
宏观部分：城邦、国家和社会
“如果没有一个并且唯一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就不会有一个统一体。”
柏拉图时代的哲学家，政治字典里核心对象就只有polis；而到了今天，衍生出的关于人类群体的各种概念复杂地让任何一个企图讨论政治哲学的人都望而却步。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词以及它们的复数形式的出现，特别是两个词之间的长久以来的冲突与相互替代使用，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目光。这至少暗示了一点，政治哲学的基点已经改变。
“文明”一词的前半部(civil)，暗含了精英意识，一部分指人类优秀卓越之意，一部分指少数特权民族或阶层自我标榜之意。这不得不让我想到古希腊意识的遗传，即对一种单质善的追寻。但是很快“文明”一词便衍生出复数，并已经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复数使用，暗示的是，每个文明都与众不同。
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说到，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会让我们感到不太舒服。
“单数形式的文明已然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其权威性。它已不再代表它在19世纪时所似乎体现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
“庆幸的是，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摒弃了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人们难以确定——以什么标准——哪种文明最好。”
如果说“文明”一词多见于历史书中，那不如用我们日常常用的概念：“国家”和“社会”。这两个词曾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今天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维持着这一古老传统。显然，在一个政治哲学史代替政治哲学的年代，在一个批判建构取代建构的年代，对这一古老传统的攻击显然大于对它的同情。这些批判的基点是，国家和社会的目的是不同的：国家的最高目的是创造实现幸福的条件，用哈耶克的话说，排除阻碍人类进步的因素；（公民）社会的目的实现团体的共同利益，而这个团体的组合是自愿的并独立的，即团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每个人的幸福。在此，公共性已经处于一种从属的状态，既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权宜的手段。
在现代社会，一致性原则不仅不是政治生活的原则，更是政治生活——民主制度的敌人。这已经不需要再举例了，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条真理的起源，恰恰也是在古希腊，恰恰也是在那个时间甚至要更早，民主的雏形创立出来了。哲学家与民主主体似是而非的战争在哲学创立时就开始了，就在第一场战役，民众就获得了胜利，预示着一致性原则的失败。
古代的那场战争，民众处死苏格拉底这一事件，如前所说，现代人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苏格拉底是开启民智的祖师，绝对是作为民主之友的角色存在，应该对他的死抱以同情及遗憾；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一致性原则的的确确入侵了雅典的民主，他和他的信徒建立精英政治的这一企图又使他成为雅典民众以及现代民主的敌人。只不过因为不是我们身临其境遭到侵犯，所以我们大多对哲学家们抱以同情。而一些学者，像波普尔，追溯极权主义的根源，往往就查到苏格拉底。哲学家与民众之间最大的对立，从哲学一产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这种对立，很大程度是哲学家的工作需要决定的。其一，哲学家必然要与日常保持一定距离以观察生活，这导致了身份的分裂，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与作为一个哲学家身份的分裂；其二，希腊哲学家不仅要谈论存在，还要修正存在，表现为苏格拉底的行为模式——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质疑；其三，这种质疑是建立在价值标准分离的基础上的。这三条最终归结到三，也就是希腊哲学的本质：寻找最高善的标准，建立新的一致的价值标杆以此达到幸福。柏拉图哲学工作最终成果是，理想国的建立，也即是个人与群体的一致性的建立。
在一致性的善的标准下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理论上是达到至善的最好方案。这个政治体是直接指向幸福的（如果联想到马克思共产主义，我们就不应该嘲笑这个设想），并且在这个政体之内，个人的善服从公共理性——即整个政体的结构设定，从而达到公共的善，按照一致性原则，达到最高善。在这里，政体决定并塑造了社会的性格。在这个终极的目标下，整个政体都染上一种神圣性。神圣性的含义是，政体起源于一致性，并复归于一致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抛弃了个人的欲求，作为一个整体走向幸福。
在理论的层面，我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无可挑剔。但是在实现层面的问题多多，亚里士多德指出关键的一点是，政体是某种在政治上引起分裂的东西。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或许不会，但是在原则上会导致分裂，因为其他地方总会有其他政体，每个政体都宣称自己的是最好的政体，必然产生冲突。人类在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的紧张后，没有人再会怀疑亚里士多德精辟的预言。
返回去看个人与群体的一致性的建立，理论上本身就是一次分裂的结果：哲学家与民众的分裂，并且除了理论似乎毫无建树。这不得不让我们质疑这个理论的合理性。但我们至少看到，柏拉图在攻击对手的时候是一针见血的。
现代学者认为，雅典民主制之间最大的缺失在于独立权的缺失。雅典的民众在很多时候都表现为一群被操纵的暴民，常常放逐或处死一些城邦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创立改良民主制度的人，如克里斯提尼。哲学家对民主制的攻击实肇于此。民众的价值标准处于一种流变的状态，他们只关注善的表象而不理会善的实质。城邦公民在面对一些伪饰表象的高手——训练有素的政治家时不能独立表达意见，而往往被操纵，因而柏拉图才说，民主制往往演变为僭主制。事实上，在城邦民主缺陷的问题上，柏拉图有着与现代学者相近的认识。
这种相近的认识表现为对知识与理性的宣扬，始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尝试教育民众，要放弃原先的流变的善，通过理性（当时仍然是公共理性）考察自己的生活，最终达到最高善。实际上，在这一致性标准建立的同时，我们还能看到独立性的因素的出现：“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的出发点在于：整体由诸异质的存在者构成；有一种存在者的理智异质性，这是我们一直依赖的常识性观念。” 在当时苏格拉底作为智者学派的反面，他对一致性的强调远远超过对独立性可能的暗示，但是毕竟开了一个小口。在此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公共理性逐渐演变为个人理性，最终导致哲学家退出教育角色，民众变成真正的公民，个人理性分裂了一致性。
“如果确实有某些本质差异，那么，公共的善和私人的善之间就会有本质差异。” 这一点到现代我们还是承认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争。但这个说法的更换历经了一个如此长的时期，必然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在我看来，就是“公共”与“集体”的区别。我们现在已经普遍认为，集体（团体）是可以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而“公共”显然不能。而到了现代，承认公共的标准——即对一致性的认同，对全人类公共空间的认同已经越来越少，且标准越降越低——几乎已经降到了生存层面。现在我们讲到全人类的问题，讲的最多的是地球环境被破坏，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于是生态伦理成为吊着一致性的唯一一根绳索。我们只有在生存层面谈论一致性，而已经不在生活层面谈论一致性了。
这样看来，个人与群体的一致性，似乎是无路可走的。一致性的产生本身就蕴含了分裂。历史上，任何有关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并产生了无数的恶。反之，尝试分离一致性的工作都非常成功，美国从无到有的政治建构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不由让我想起普罗提诺的一句话：
“事实上，对善的欲求往往会使人陷入恶。”
结语
一致性及其分裂，人自身的价值的一致性及其分裂，个人与群体的一致性及其分裂，这三者根源何在？我前文曾经给了一个答案：悲伤的记忆——也就是尝试的不断失败。施特劳斯也给了一个很有趣的答案：环境的变化，现代公民受教育程度已经超越了以往每个时代知识的总合。我们都认为，我自身就可以建立一个标准。可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涉及了幸福和德性吗？
“富裕治疗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恶。”
我无意陈述对当今社会的观察，因为每个现代公民都有其观察点。但我们必须承认，繁荣是社会的首要目标，因为不繁荣我们很可能都无法生存。对现代政治制度的选择，很大程度是局限于这个目标下的，政治的目标不过是自我保存。当今的社会科学已经承认甚至宣称，它无力证明任何价值判断正确与否。正义仍然是一个话题，也只不过是众多话题之一，在大多情况下，正义与幸福已然不再关联。古典政治哲学期望建立一个在真理和正义上俱是出类拔萃的社会，而古典伦理学期望建立一个保持内外一致性的人，哲学家们指出，这才是通向幸福的途径。而我们已经抛弃了这条道路。
施特劳斯在这个糟糕的境地，依然有着苏格拉底式的乐观：
“然而，只要人的高贵使命尚存，只要人所面临的那些基本难题尚未在它们能被解决的程度上获得解放，人的最高可能性就不可能耗尽。”
最后我只想再强调一下，对于各种道路，我无意褒贬，以免重新引起古老的战争。但若在遣词造句中透露出我的好恶，我必不致歉。
2008-10-26 一稿
参考书目：
[英]卡尔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美]梯利 著，伍德 增补，葛力 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
[英]罗素 著，李约瑟 何兆武 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
[中]刘小枫 选编，田立年 译。《尼采与古典传统续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德]尼采 著， 赵登荣 译。《悲剧的诞生》，漓江出版社，2007。
[古希腊]柏拉图 著， 王太庆 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廖申白 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李真 译。《形而上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中]刘小枫 编，彭磊 丁耘等 译。《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华夏出版社，2008。
[美]尼柯尔斯 著，王双洪 译。《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制〉义疏：一场古老的论争》，华夏出版社，2007。
[德]海德格尔 著，孙周兴 译。《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肖昶等 译。《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英]Betrand Russell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Touchstone Press. 1972
[美]Samuel Enoch Stumpf，James Fieser，A History of Philosophy,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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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2-10-31 18: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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