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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草木》周宁 著 商务出版社
我与周宁是算是一场邂逅，由文字直达心灵的班车上，我默默倾听他讲故事，传教士之间的，僧人之间的，文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的，中国文化殉道者之间的。这样的讲述更像是周宁在讲述自己的内心。我或许跟此书的编辑丛晓眉女士一样，根本不关心这个学者本身的学术领域，而在关心他所在意的人间草木（他笔下的八个风格各异的奇人）。
那晚入睡前，随着他一起进入了马礼逊的人生旅程。周宁的表述是有力量的，文章的第一篇即牵着我自然滑入他者的人生，传教士马礼逊的人生。马礼逊在伦敦东郊的码头，挥别故人，自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作为马礼逊个人，在那样的年代，作别故土需要何等勇气？当须有斩尽安逸生活的勇气，还须有一种牺牲自我的无畏，一个至死笃信基督教的人在那样历史时刻的举动，是在反衬耶稣之伟大，还是放大个人的强悍意志力呢？对将来生命的不可预知性早早地在这个殉道者头上戴上了“悲剧意义”的冠冕，这样一个警醒之人应该在远途前早已占卜到命运的多舛吧。也正是明知山有虎却偏上虎山行的果敢，更让这个人物透射着伟大和悲壮的意味。周宁为之感动事出当然，而经其恭谨克制的讲述让一路观者为之恻然也是当然了。
述尽马礼逊坎坷却自认幸福的一生，从侧面了解到基督教侵入中华文化之艰难，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怎么从畏惧走到寻常的？之于风起云涌的时代大背景，马礼逊个人的卑微与不足道几可视为历史大河中的一粒小沙砾，终将被沉埋被遗忘。感谢周宁的追根溯源和刨根问底，在大背景下还原出个体生命的光彩，同时还原出一个基督徒身上的神性。理性与感性并峙的学者周宁始终将人物掺入当时的社会历史中，基督教里的悲悯意识始终与英国人的侵略 性冲犯着。马礼逊只愿耶和华的光暖抚照到中华儿女身上，却不愿同船的英国人载着暴虐和凶残登陆。马礼逊的个人诉求始终紧贴着耶和华的意旨不断披荆斩棘勇往向前，但他明眼看到本该受到基督关怀的中华儿女却在本国人的铁蹄下呻吟，这样的身心感验时时在他内心来回拉锯。温柔的马礼逊可能最终只能代表温柔、悲悯和博爱的基督教，却不能代表英国人。
“西方现代扩张最初成就了基督教传教事业，最终也陷害了基督教事业。”这是周宁清醒的表达。历史就是这样，在世人看来高贵的、忍耐的，以传达无私之爱的基督教却始终夹在大炮轰飞，血肉淋漓的厮杀中。看来浑恶不堪的历史中，先行者马礼逊和后来人伯格理似一朵莲花，清白地绽放在脓血烂肉之上。有了马礼逊的“开疆拓土”，伯格理在异国他乡的境况明显地好过了一层，但同样他丝毫不改基督教教义，谦逊、恭谨、平等地爱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尽管这些兄弟姐妹都是中华儿女，更甚是中华儿女中的苗族人。
不同于前贤马礼逊，他将自己的学问一股脑倾囊给了苗人。某种意义上，个人认为他似乎超过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他在石门坎播种文化，除其基督学老本行外还涉及语言学、医药学、体育学等等诸多领域。自此，石门坎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始终如潜流一样隐藏在大文化传播洪流的深暗处，这是传教士的智慧处，还是传教士的“不得已为之”？如今我的乡村，很多不识字的老妇也是基督徒，她们的入教或听从的是“迷信基督教”（听闻某某大病治愈得受耶稣之保佑），或听从“天堂说”（引教者云及上帝带去的天堂如何美幻）。如此种种，总让人感喟基督文化传播者真有见缝插针之功。苗人对伯格理的膜拜原初根本与“基督教”扯不上边，当一帮苗汉子奔突到他面前，第一个要求是“请教我们认字吧”！这大概也曾让伯格理哭笑不得吧，但随着石门坎的学校、医院之等等公共设施的建立，苗人在“被扫盲”之后终于得到了神的洗礼，成为了真正的基督徒。至此，也成就了马格里个人的功勋。
世外桃源的石门坎的某个晚上，月华皎皎，滋露离离，祷念之后的马格里一定会觉得此生足矣吧。在基督教的传播中，个人的努力和苦难真算不了什么，但容不得轻视和嗤哂，基督教之伟大正来自马礼逊和马格里这样的人的集合。历史在忘却他们的时候，却在周宁心里在基督徒们心上点燃了温暖的圣烛。“兄弟姐妹们”都能安逸躺在上帝的怀中，感受上帝温柔的抚摸和庇护，有信仰的人终是世上的一群幸福人。
周宁在《人间草木》中对比讲述了八个奇人，却直接以这样四个字作了书题，足见他对弘一的眷爱。将苏曼殊与李叔同并提非常有意思，如我眼里此间两人只作“貌似”而非“神合”，周宁分辨得好，联系得也好。论性情，苏曼殊更有一份贴己的温软，弘一自遁世后处处现出了小我之冰凉，让人近不得贴不得。单就生存所带来的疼痛，苏曼殊大概甚于弘一吧。周宁在理解苏的时候时时也带着其人内心的纠结之痛，苏之痛苦来自对世间的洞悉，来自对生之无意义的堪破，准备逃遁时又无限留恋世间之一切幻美。这样的一生注定要在各种极限体验上来回摩擦，来回疼痛。他之迷人处同样源自他的不忍放弃与试图抛离之间的犹疑，一会要做性情中人，一会又要做绝尘之僧。人之真正的苦难，来自内心的断裂和不平衡，苏曼殊一生都在寻求静逸安宁，却始终要忍受与生俱来的歇斯底里和超凡的敏感力带来的痛楚。我仿佛看他始终在佛主给他划定的圈子里不停打转转，一只脚快要踏出界域，另一只脚却粘牢在圈里的地上。半俗半僧的他最终给人模糊混沌的人物印象，清醒时无法安静滚烫的身心，狂躁时却守着死水的心房。周宁在呈现苏曼殊的同时，内心一定浸淫在苏本人的痛苦中，由此见出周宁的“源自心灵直达心灵的痛苦”。
较之苏的举足难前，前后迟疑，弘一的半路出家显出其真正的决绝。一旦生命中出现了神启的灵光，他直奔“神”而去，义无反顾的。弘一对佛教的皈依让人看到其人是个认死理的家伙，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赤身清白的中年的他走到“佛”的面前，全数交出自己的时候，“佛”也许会说：“弘一，你前半段人生算是白活了，应当早入我怀的。”听此言，弘一大概只是颔然一笑吧。遁入空门前的李叔同是个艺术家，文学家，书法家，词作家，综合说是一代大家。入定以后的弘一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字再也难觅从前研习魏碑的狠，早已磨圆了所有的触角，以佛之圆融告示天下“我已遁之”。他之决绝在以后对色相世界的坚决斩断，一切情根拔除后的他对“死”之降临，只说出“悲欣交集”四个字。四个字，显验他对生死真正的堪破。如今，在回顾弘一的一生，大抵都会以“出家”为分水岭，呈现给观者“出家前的李叔同”和“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两种视野。“佛”爱出家前的李叔同是慈悲之怀，“佛”当是更爱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此刻的他已与佛连身合体了。
再听一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再看一眼当年他的茶花女扮相，再看一下练魏碑时精进狠辣的书法，都恨不能世间还给我们一个碌碌的尘世李叔同，不要那一个念佛吃斋的弘一法师。这样的情愿当然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了。对于每个人，生命只来一次，仅有一次。如何挥霍，如何皈依或如何蝇营狗苟，都当是个人的事情。苏曼殊始终在情与理的漩涡中喘息求生，弘一却最终在情理之中找到了安宁，两种有着相似处的人都挥洒出异彩的人生美图。应该说，在他们各自的命途中，周宁与我都与他们的一次擦肩而过，他们焦灼时，我们仿佛也被烫伤，他们冰凉时，最后一抹体温却遗留在我们的手心，有时我们却能跨越时间，被他们的光焰蛰伤，疼痛也许也是一种真心的懂得。
两个僧人的写作并未真正使周宁的心灵磕出血来，他却在后记中这样说：“从盛夏到初秋，那段日子被托尔斯泰的激情与马克思·韦伯的理智折磨着，在午夜的幽暗中醒来，便再也无法入睡。”这样的写作经历表明他曾为托尔斯泰和马克思·韦伯失眠过很多个夜晚，辗转难眠之中思想不断在托尔斯泰与马克思韦伯之间梦游不醒来，可以想象在表述这样两个人后，他也长长嘘出一口气，一时间的精神磨折终于告终，肉身也解脱出来了。
青春期的梦境里大概很少出现死亡，死亡的昭示和阴影多半会在成年后由现实出现转入到梦境中。托尔斯泰也在所难免，在成年后的一次梦境中无限真实的与“死亡”撞了个满怀。醒来时，他将“死亡命题”直接注入了现实思考中，生命与死亡分别置于他思想的天平中，他在“灵魂转向”后的岁月中，心灵的指针始终摇摆在“生命”与“死亡”之间，孰重孰轻？是的，人只有在独自思考“死亡”的时候，死亡才闪现出真实的一面，而此时整个“生命”最终将虚无到“0”。托尔斯泰理性到无法信仰，无法将一己之身作为祭物奉于宗教神殿之上，犹疑左右摇摆不定，生活在丰厚的现实幸福中，伯爵头衔与家财万贯就如同精神毒瘤始终缠附着他。虽然身居华屋，奴仆成群，妻儿团绕，他清醒意识到自己始终是个孤独者。在人生之路上，他似乎最终想寻求一个“同道人”，却始终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独吞自酿的“精神苦果”，抗着无法卸下的“罪恶感”到处乱撞，最终一走了之，一死了之。最终卧死小火车站的结尾，是他一生唯一的“朝圣之路”，这一死亡方式明显带着“自戕”意识，也就是书中所言的具有自虐倾向的俄罗斯精神。他到底是不情愿在安乐中死，自取一条“忧患”的自绝之路。他的优渥现实拥有与精神深处“宁可贫穷无依”的诉求本身充满了矛盾，人往往生活在谬误中，而托尔斯泰更是如此。
托尔斯泰无数次要表达将家族财产都要捐出去的意思，但都遭到妻子的坚决拒绝。他极端想要在自我的一生中以“圣徒”的方式完成自赎，一方面现实总会出现阻拦，更重要的是他的软弱使他不能放弃尘世。软弱与努力坚强之间一直将托尔斯泰拉东扯西，最后的出走在他八十二岁的高龄的作为，东方俗语“寿则多辱”，这时的托尔斯泰终于承受不了生命的羞辱，直接将命运付诸死亡之神。也许在弥留之际，他觉得自己才终于觉得自己的精神“复活”了一次，死前的他总算做了一次圣徒，随着一代文豪的辞世，随后合起的也是一个时代的帷幕。
俄罗斯盛产文学大家，德国却以盛产哲学家闻名世界。托尔斯泰谢世的时候，马克思·韦伯正值中年，精神的病痛与衰老逼近的中年韦伯感到心累越来越承受不住。外表刻板严肃的韦伯掩盖了无限丰富的内心真相。书中说他始终纠缠在理想主义激情与理性主义慎思中，三十三岁时，紧张、压抑将他抛掷到黑暗的无底洞中的经历一度使他梦魇连连。幸福从来大概只造访那些浑噩的肉躯之上，有一层清醒便加一层痛苦，对于从小就受理性训练的韦伯来说毫厘毕现的清醒所带来的深度创伤，他全数领受。一直在思想意识中不断承受冰火两重天的人最终不可能在学术中作为，走出惶惶不可安的精神恍惚的七年后，他似乎也摆脱了对政治的情迷，埋入了清净的书案里，学术成就并未使他最终获得内心的完满。
第一次世界大战弥漫的硝烟还是呛到了坐在书斋里的马克思·韦伯，点燃了他个性深处好斗的火苗，不能为国出力，但站在战场背后的他却仍旧心潮澎湃。他在给母亲的信的末尾表达尽管不能身先士卒，生活总还带来了值得活下去的新东西。这“新东西”是什么？祛魅后的世界，马克思·韦伯似乎带着一丝“东方隐者”的悟道回到寻常生活中了。这个智者不会像书中所说的：“他还以为病只是生命中的一段苦难。”他肯定知道，精神之痛将最终携将一生，只等死亡撕开真面抱住他，他才真正完成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解脱。
两千年前，司马迁如此说死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周宁将此话借喻到梁济和王国维的死亡问题上。儒生梁济在朝代嬗递之时，身心还沉睡于旧国的酣梦中不肯醒来，好不容易睁眼看到的却是民不聊生疯狂混乱的中国。他自觉的使命感催迫自己在朝代转型期中迅速找到位置，而“王已不再”的天下早已秩序大乱纲常颠倒，寻寻觅觅之间，进进退退之后，“活”的信念逐渐被磨尽，“赴死”成为必然选择。四品官梁济自觉肩负人的“责任”，于是他拒绝了“加薪”，于是他思想深处始终认同“民为贵”，于是他为当时的儒生们的满座超然感到忧愤。梁济之死让历史长镜头一直探到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中，而对于梁济本人又何尝不是“内忧外患”吗?这样一种夹缝里的生存状态，吸气难，吐气难，梁济身上缺少“退则独善其身”的油滑，身体里催生出的“向上因子”使他不可能做一个隐士，他总在努力上进试图使一生少缺一点屈辱。
梁济与之同时代的很多儒生都曾活在一个稳固的既定框架中，一赶上改朝换代的转型期，个体原来的生存气场与内心价值架构容易受到摧毁。梁济所遇的尚不是明朝代替元朝，也非清朝替代明朝，遇到是封建王朝的整体覆灭，遇到的是五千年文化断裂，遇到的是“新礼崩乐坏”民国初年，厚重的历史文化积聚叠加到梁济的弱肩之上，他个人的垮塌也成自然了。在六年处心积虑的自杀筹备活动中，他难免受到亲情的挽留，难免受到春花秋月四时烟霞的蛊惑，可他最在意的不是这些。改革后的民国并未露出气象更新国泰民安的端倪，这才是杀将他的真枪。若改革并未带来国家和人民真的幸福，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形式主义改良，那缘何声势浩大到改朝换代的地步呢？这样的问题一直盘旋在他死前的脑海中吧。
其实，梁济勤勉清廉为民为天下的为官生涯在当下也给人以反讽的意味。其人死后多年的当下，在人间寻一个貌似梁济的当官者孰是不易，尚不论为官者身上是否承袭了几丝中国儒家的贵气与尊严。看梁济总能看到他身上的舍我之精神，多告天下缄于亲情表白的遗书也正体现着这样动人的精神。人在知人论世之余，总要将自己嵌入其人的生活浪涛中思味的，在对比和换位中自然拉出品格高下视野宽窄之距离，“距离”产生观者内心的崇敬甚至膜拜心理关照。
梁济之死有《梁巨川遗书》以告天下，有其子梁漱溟的播散广化，借于这样的文字表达一个文化殉道者的意义所在。而王静安的自沉所带来的朝野动荡明显高过了梁济一死。对比前者万言遗书，后者徒然十六个字表达了投死的真面。“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间囊括学者王国维，上帝也是爱开玩笑的主儿，将王静安错生年代，早一百年或晚一百年出生的王静安也许可以是一个可以终老的学者。身边老伴也视他脑后的一根辫子觉着好笑，老伴身上的“与时俱进性”反衬王静安身上的执拗之可笑。周宁打的一个妙喻更将这辫子所涵盖的意义澄清了，这辫子只是他是其心灵的天线，联系着自我与三千年伦常和九万里神州，生当一日辫在一日，内心永远无法割舍对旧国旧文化的恩念，就无法一剪子了之。
清醒大智慧之人拥有比常人更细腻敏感的心灵触须，王静安本身情迷叔本华，后又坠入古典诗词中，加之现实中夫人和长子的先辞和与亲家罗振玉交恶等事件的摧折，在天命之年又听到北伐战争的轰隆声，如此剪不断理还乱的肉体与精神的纠缠让之觉得真是“难生”而“易死”。形而上的哲思中换不来安宁的心灵，形而下的生活中也容不下羸弱肉躯。当年身伴王君一步不离的王静安是一个处处以君为上的忠臣，当时的他也身陷政治，随着清朝的气数渐尽，他失掉了“政治生活”，失去了自己的君主，一己之身无处可寄。一介书生的王静安本可万人如海一身藏，静呆在书斋里著说立说，无视于天下黯淡，可个体生命充满了荒诞性，一连串事件后他无厘头地成为了遗老，扛起道义感，最终以自沉了却了“既有操守又念旧恩”的文化殉道者。
梁济也好，王静安也罢，他们的绝路之行都显得异常的从容安定。他们大概也想到自己的死仅仅在某些人的心池里投入了一颗石子儿，最终还是会平静的。与其说他们是随朝代之枯灭而枯灭，不如说他们都是为自己的枯灭而枯灭。他们各自依从自我的生存法则，他们在“新文化”或“新社会”中难以为继之时，世间之大已他们的无立锥之地了，那么“死亡”确实在不远处静候着他们。
读罢《人间草木》，思如潮涌，常在夜里回味周宁写作时的痛苦，仿佛能见到他蹙起的眉头，敬慕的神情。八个人物，路数不一，却总是在浸透血泪的人生旅途中艰难跋涉，在亿万万的人群中总有附着着神性光辉的肉体。这八个人物，肉体与我们一样承受着现实的磨折，但比我们伟大的是他们的“大精神”。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当下，某个时刻当为物质锱铢必较的时候，也正是自甘堕落的时候，无视精神之存在，完全可以饱食无忧以终老一生。却是在片刻中，邂逅这样的九人行（周宁和其笔下的八个人），不免要反观自照，试图在现实里畏“罪”潜逃，逃到几要荒芜的精神国度中，想象也同为人间草木的我们该当如何，如何担当？如何交代？如何奔赴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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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27 2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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